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土地政策；宏观调控；微观规制；房地产；差异

一、引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来进行的。经济政策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为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各种措施和规定。从其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而土地政策是为达到特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的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手段。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作为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大战略举措，于2003年首次提出，目前很多学者也认为土地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国土资源部是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我国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如卢为民（2008）在《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中从土地的生产要素理论、土地的资产理论、土地产权理论和特殊体制背景下的特殊选择等方面阐述了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理论依据，并设计了提高我国土地调控有效性的路径[1]。尹锋（2007）在其论文《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绩效研究》中提到，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应该是：严格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此前提下，根据国民经济冷热的具体情况，适当微调年度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和企业取得土地的成本，以调控投资增长的规模，实现物价稳定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2]。

但从另一个角度，土地作为一种基础而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供给量的有限决定了土地是稀缺资源。而稀缺资源的价值主要由需求决定，而土地的需求又是一种“引致需求”，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调节宏观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来实现对微观主体决策的引导，进而影响到对土地要素的利用，所以宏观经济调控决定了市场对土地生产要素的需求，而我们不可能通过土地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毕竟宏观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众多要素利用的市场行为博弈的结果，土地要素的利用只是其中一个。这两者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二、宏观调控与土地政策的差异分析

1、内涵属性差异

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协调社会成员利益和增加社会福利、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现代社会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理论上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萧条，意味着民众必须付出这段时期的总体社会福利下降的代价[3]。因此，政府在必要时可以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国际经济政策等）去调控经济总量及其运行，以减少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出现时滞而产生的高昂成本。因此宏观调控的内涵是调整宏观经济总量，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才体现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这也是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政策规制的原因。

而土地作为一种基础生产要素，土地政策指为达到一定的目标，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的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政策措施，如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和土地税收政策等。因此土地政策当属于微观市场的范畴，而对于微观市场进行调节或干预属于微观政府规制（Regulation）范畴。从规制的本意来看，是指政府或政府授权的职能部门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目的而实施的矫正和改善“微观市场失灵”的活动，是政府对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进行的限制或制约。因此作为一种基本的微观制度安排，土地政策是对土地及其房地产业的结构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直接的政府规定。

2、政策目标差异

宏观调控的结果会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调整，但宏观调控的对象却并不直接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作为微观市场调节的土地政策的目标却是直接针对具体产业，如政府通过土地的收购、储备并有计划地投放市场，增强其对土地及房地产市场的调节；通过用地结构调整以抑制商品房价过快增长和控制相关产业用地需求。土地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有着重要地位，也就是通常的“地根”，且在土地投资之后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其他投资，如工业用地后的厂房、机器设备投资，商住用地后的房屋建设、设备购置等投资，还有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建设中的大量材料等。同时社会发展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的因素，如地区发展差异、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农民被征土地补偿等问题。国家通过土地政策维护公民权益，加大对廉租、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应量以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居住，这些土地政策都可为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也论及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微观土地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保障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推进社会公平稳定。因此两者的目标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3、实施措施差异

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条件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不足、负的外部效应等所导致的市场宏观失灵。故而在通常的论述中，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产业政策等，这些政策手段要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并且必须把握好政策的时机和力度，这体现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综合性和间接引导性的特点[4]。而实施微观土地政策的经济学依据是由于政府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对稀缺土地资源的过分竞争（招、拍、挂形成“地王”频出）而导致的地价高涨、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开发商市场垄断、流动性充足而带来投资性需求剧增等原因所造成的市场微观失灵。故而微观土地政策主要有土地利用规划、用途管制、供地计划、房地产价格规制、房地产税收调整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直接强制性的特点。

三、宏观调控下土地政策的制定建议

透过以上分析，作为微观规制的土地政策只能作为调节微观市场的工具之一，不能参与代替宏观调控政策。其根本原因表现在：①特有的土地出让制度为地方政府青睐“土地财政”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对“土地财政”过渡依赖，导致地方政府不断突破每年的用地计划，使得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难以落实；②对高GDP增长率的盲目崇拜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清，导致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率盲目崇拜，并采取简单有效的方法―鼓励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这样的过热投资定会引起国民经济的波动；③土地政策的制定依靠突击治理和整顿，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其自由裁量权比较大，往往是某个部门就能随时出台，这样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若要土地政策切实产生作用，为宏观市场运行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微观制度环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1、明确土地政策目标定位

国家的宏观调控有其明确的目标，作为微观范畴的土地政策就是要协助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不是对冲或削弱宏观调控。在土地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中，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主导，而土地政策对宏观调控的作用机制只能是协助。比如早在2006年3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中就指出，“过度投资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等行业产能已经出现明显过剩”。很明显，产业建设生产离不开土地，那么国家有调控政策，并且一些产业用地也已列入禁止供地目录，为什么这么多过剩行业仍能顺利建设投产？直到今年，国家还在调控钢铁、电解铝、焦炭等的产能。可以说明，这么多产能的扩张，土地是先行，而这个闸门如果地方政府能真正严格“把守”，这会对宏观调控是一个促进，反之会削弱宏观调控的效果。

2、把握好土地和房地产政策的力度

市场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政府应尽量少用行政手段和短期强硬手段来压制市场。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的必要干预，可以实现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同时要看到政策的长期效果，尽可能让房地产市场本身发挥调节作用。2006年-2010年的很多政策中均有关于增加居住用地有效供应、明确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数量和比例、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等的论述，而2011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安居工程建设、住房用地供应、税收调整等措施，说明以前的政策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再如违法用地和囤积土地这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然政府明白长期存在但却没能从根本上加以制止，国土资源部近期的严厉约谈才表明整改的力度，显得力度很大，而这却只会给市场造成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打压的不利影响。这里的焦点就在于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想在某个时点通过政策来强制一次性扭转，必定会造成宏观市场的非正常波动。

参考文献

[1] 卢为民.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26.

[2] 尹锋.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绩效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9：10.

第2篇：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执行审计情况；审计和监督分析

一、引言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通过政策调控的手段，从而实现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也在一种重要的行为。但是无论在何种政策，在规划和实施时都存在一定的偏差性。所以国家审计部门也在这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职能除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能够顺利落实，同时也对政策起到了监督管理的作用，即检查政策是否合法，对于政策的可行性以及资金流向进行管控，是否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等等。而笔者将通过本文，就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情况的审计监督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监督审计存在的问题

1.政策制定以及决策存在的问题

对于目前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策的制定以及决策方面，就制定方面而言，一些相关审计部门缺乏一定的长远考虑，而且当前市场经济的情况以及发展趋势不了解，同时又欠缺相关的理论知识，从而导致政策制定方面出现问题；而决策方面，虽然审计是审计部门的主要职责，但是在政府的很多重要项目中，审计部门都是通过实时追踪完成审计，而审计过程也是比较被动的，对于不符合市场规律的问题或者决策时，审计部门只能通过建议的方式减少政府损失，却难以达到督促遏制的作用。

2.对于宏观经济金项目缺乏监督

监督和管理本来就是审计部门的基本职责，但是目前很多审计部门碍于审计风险，从而导致投鼠忌器。对于一般的经济项目能够保证到位的审计监督，例如：一些常见的资金预算、财务税收、采购统计以及投资核算等，而对于政府税收配置、公民住房保证以及政府债务等的决策落实，显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从而导致决策出现问题，甚至与国家政策相悖。

3.在金融政策贷款方面缺少监管

就目前而言，大部分审计部门对于金融行业的政策贷款关注度不高，反而是对企业公司的资本、债务情况以及收支的审计监管频率较高，而对于国家已经规定的项目反而涉及比较少，例如企业本身的流动资金、不良资产等，而且对于本身政策贷款的比例没有进行严格的监管，从而导致一些银行避害趋利，将政策贷款重点投向房地产等发展和收益较好的行业，而对于发展趋势不明显的农业或者小型企业的贷款会被刻意的减少。

三、完善经济政策执行审计监督的措施

1.界定职责，创造审计条件

针对目前审计部门在审计风险以及审计职责范围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政府部门需要修订目前的《审计法》，并且在法规中明确界定国家审计部门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具有监管职能，能够参与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经济项目、国企发展等重要项目的决策和修改，从而为审计部门创造基本的审计条件，保证对于经济政策的审计监管能够有效达成。

2.加强范围，保证全面监管

对于目前审计情况而言，需要对审计部门的审计范围进行扩大，一方面坚持预算审计为中心，同时加强对财政政策方面的审计监管，例如财政税收政策和政府决策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管，同时对于政府方面的债务情况进行审计，保证审计过程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让审计能够更加全面和完善。

3.关注扶助，保证政策落实

对于目前审计存在的问题，审计部门首先需要重点关注一些国家扶助产业的政策落实与监管情况，一方面保证中小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得到推广和落实，让中小企业得到长久的发展，同时普及国家减负政策，让企业坚持按照政策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以及义务，同时对于乱收费现象进行遏制与杜绝，保证审计的质量以及效率。

4.公开流程，接受民众监督

为了保证审计的公平性以及透明化，审计部门应当酌情对审计流程进行筛选，对于涉及到国家机密以及信息安全的流程不予公开，而对于一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或者惠民扶助政策的审计都需要通过公告进行公示，从而让群众对审计的流程和内容都有知情与监督权，也能更好的体现出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就是服务于人民的基础思想。

第3篇：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近半年来宏调的新取向与新风格，正在引导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预期形成方式发生变化，并会对后续改革与长期增长前景产生重要影响。 调整背景下增速减缓

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仍延续过去两年以来调整深化与增速走缓态势，不同宏观指标呈现某种发散情况。具体运行特点可从几组宏观数据指标及其对比关系中得到粗略观察。

一是上半年7.6%经济增速低于年初市场预期。如一季度7.7%增长率低于“朗润预测”8.15%预测值，二季度增速7.5%低于“朗润预测”7.95%预测值，显示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不过货币和融资增长速度不低。上半年M2增速为14%，信贷余额增长率14.2%；社会融资总额增长10.15万亿元，同比多2.38万亿元。据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6月份非金融机构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1%。经济现状与流动性陷阱相距甚远。

二是工业品生产者价格指数增长率为-2.2%，其中生产资料工业品价格指数下降3%，尤其是采掘工业生产者价格下降6.9%，反映对早先资源性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回调。不过生产者价格中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为0.4%，其中衣着生产者价格上涨1.3%。上半年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上升1.5%，居民消费价格上升2.4%。总体而言，宏观经济并非处于通货紧缩状态。 近半年来宏调的新取向与新风格，正在引导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预期形成方式发生变化。

三是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到9.3%相对偏弱水平。工业内部不同行业增速差异较大，如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制造业仅增长2.2%，发电量和原油加工量分别为4.4%和4.1%，但是汽车产量增长15%以上，化工部门、钢材生产、有色金属仍保持在10%及以上增速，产品销售率维持在97.5%较高水平。另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1%，尤其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增速较高，分别为33.5%和23.5%。第二产业投资增速较低为15.6%，显示在目前宏观周期较低位运行阶段，某些工业行业产能闲置率上升并经历去库存化过程。

四是实际消费增速为12.7%。在官方整顿“”与遏制公款高消费取得明显成效情况下，消费这一不俗增速显示尽管城市居民收入增速暂时下降，居民消费增长受自身平滑效应影响并不太大。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增：今年上半年房地产销售面积5.1444亿平方米，比去年同期3.996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8.7%；上半年商品房均价简单均值为6304.2元，比去年同期5620元增长约12.2%。

五是虽然总需求增速偏弱，劳动市场运行尚属平稳。大学生就业等劳动市场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不过非农就业总量仍在增长。人社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725万人，同比增长3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4.6%。今年一季度全国劳动市场求人倍率仍在超过1水平上小幅上升。

2012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增速除去年四季度反弹到7.9%，其余四个季度大体在7.5%上下波动，显示宏观经济仍处在增速较低位盘整阶段，并面临边际下行风险。不过上半年经济增速位于政府7%底线以上，总体仍处于平稳增长区间以及各方大体能接受范围。 双重导向的宏调政策

新领导层就任后，反复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并多方阐述与展现力推改革的理念与决心。与此同时，顶层积极谋划设计长期改革计划，同时在取消审批事项、推进新型城镇化、放宽民营资本市场准入等方面迅速推出改革政策。改革举措完善体制利在长远，不过在目前宏观环境下不少改革政策也有发挥提振需求的短期积极效果。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与这一基本方针相一致，新政府宏观金融政策逐步展现双重求稳导向：一方面短期求稳，即稳增长、守底线，力求让经济运行保持在政策目标范围之内。另一方面长期求稳，即防风险、重稳健，坚持盘活存量和用好增量的稳健货币与金融政策。双重导向凸显新政府宏调政策的新思路和新亮点。

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回落到7.6%，上届政府宏调政策适时转向稳增长。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增长作为2013年基本工作任务之一。4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明确提出：“经济增长动力仍需增强”；“要着力释放内需潜力，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和服务消费”。新政府就任后，继续以稳中有进、稳中有为作为宏观经济管理总基调，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宏调举措。

例如6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棚户区改造，决定今后五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其中2013年改造304万户。又如7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宽带中国”战略，要求年内发放4G牌照，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力争实现今后三年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目标。再如7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免税、贸易便利化、加快西部铁路投资等具有稳增长效果的政策。

为更好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发展作用，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金融十条”，稳增长是重点目标之一。如强调要“提高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要求“力争全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当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同时要求“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

在7月16日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总理集中阐述稳增长与宏调区间管理关系。他强调当经济运行逼近上下限时，宏观政策要侧重稳增长或防通胀，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既不能因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也不能对经济运行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出现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应对准备。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肯定，“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开局是好的。”同时要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积极释放有效需求，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保持合理投资增长，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保增长是近半年来新政府宏调主轴之一。然而新一轮宏调与刺激政策显著不同：稳增长不再走货币放水、信贷扩张、过度依靠扩大负债与政府投资老路。在千方百计稳增长同时，货币金融政策坚持适度稳健与防治风险方针，审慎管理货币信贷总量增长。宏调这方面新取向，集中表现为高层不断强调的盘活货币存量、用好信贷增量的方针。

5月13日总理就指出，“在存量货币较大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6月8日再次要求“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用好增量、盘活存量。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支持“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方针。

坚持货币金融总量稳健前提下，政府有关部门采用多方面措施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例如针对近年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快速扩张存在的问题，3月25日银监会“8号文”规范治理。针对少数行业早先过度扩张导致目前产能过剩以及财务困难与金融风险的问题，政府不再制定行业振兴计划加以救助，而是在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稳健增长前提下，引导企业、地方更多通过市场机制应对与化解。另外针对地方融资平台快速扩张可能存在局部风险聚集情况，政府审计部门8月1日开始对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以求准确摸清情况，体现决策层对金融风险既高度重视又审慎应对的政策立场。 调整阵痛来自何处

经济增速趋缓引发各种要求政府放松货币与刺激经济的诉求。经济增速走低确实带来困难，问题在于目前经济增速趋缓主要不是宏观政策过于严厉与紧缩的结果，而是对早先过度扩张累积高杠杆与风险因素进行必要调整的产物。货币放水与大手刺激虽能暂时舒缓阵痛，然而不能根治并会加剧现有深层矛盾，不利于长期经济回归内生可持续较快增长。

目前宏调政策大体属于中性与温和积极类型，本身并不具有紧缩效果。从财政政策看，今年预算内财政收支赤字规模比去年增长8.56%。中央政府代地方发债与地方自行发债规模增加到3500亿元。从货币金融政策看，上半年广义货币和信贷增长率在14%上下，社会融资总额增速较快，总量关系体现稳健中性特点。上半年房地产“量价齐增”，从一个侧面显示经济整体不存在所谓“钱荒”。政府千方百计稳增长，尤其显示宏调政策温和积极取向。

在正常情况下，这样中性与温和的积极宏调政策，应足以使经济运行接近潜在增速水平。目前经济增速趋缓并非宏调政策过于紧缩所致，而是宏观金融调整规律使然。我国新时期开放景气增长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因种种体制和政策不完善原因，在少数局部领域积累了一些高杆杠与高风险因素。经济扩张阶段“山高月小”，风险似乎不足为虑；经济调整时“水落石出”，问题逐渐呈现出来。

例如地方政府平台债务规模增长偏快蕴含风险。审计署6月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财政需要负责的债务规模审计结果，显示地方债务总量规模仍在较快扩大，已出现一定比例“借新还旧”、土地财政入不敷出等方面风险因素。又如各类理财产品过快扩张与“借短投长”期限错配成为金融风险潜在来源之一。钢贸、光伏等少数行业，先前过度扩张或违规借贷，现已面临风险暴露情况。个别资源型城市在前些年资源景气时期大手花钱上项目，近来相关市场行情重回平淡后，地方财政面临入不敷出困境。

对高杠杆风险以至泡沫因素当然需理性看待。高增长不可能四平八稳，难免出现高杠杆风险因素，不用大惊小怪。不过也应看到过度扩张与累积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它们不仅会增加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还会加大盘活货币存量的困难，如同经济肌体存在的局部病灶不利于经济回归内生快速增长状态。

加强财政金融纪律，主动治理金融风险，是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规律的客观要求。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三次调整与整顿，都是在货币信贷和总需求过度扩张不可持续性显现后，决策层顺应经济规律主动或被动进行调节的过程。虽然历次调整细节得失有待具体分析总结，然而总体上调整整顿是宏观均衡与经济可持续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由此加强的宏观财金纪律作用是经济长期持续高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

目前我国经济仍处于较快成长机遇期，少数局部范围高杠杆高风险因素仍处于可控状态，新领导层直面风险、主动调整、及时防治，无疑是正确而合理的选择。

此外还有两点原因，也对目前经济增速产生抑制作用。一是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仍在经历深度调整，主要发达国家总体上都处于危机后经济增速趋势下降状态，对我国出口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位于10.4%较低位水平，外需动力不足制约国内增长。二是改革滞后和政策扭曲带来抑制增长效应。过去一段时期宏调政策过多依赖产业政策，面对货币扩张带来的宏观偏热与通胀问题，左一道右一道投资管制措施客观上对民营经济投资和创新活力产生抑制作用。对此应通过深化改革与实施贸易便利化等措施加以应对，货币信贷“大水漫灌”并非对症良药。 宏观形势与政策前瞻

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说过：宏观经济领域“所能观察到的真实历史事件总是波长与振幅各异的各个周期性变量（加上当时的各个非周期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当下宏观经济运行特点，显然也由诸多周期与非周期变量共同塑造而成。目前调整不仅是对早先超常刺激措施遗留效果的回应，也是上一轮开放景气扩张所积聚内在张力的后续释放。不仅如此，我国潜在供给增速趋势性走低，主要发达国家陷入增长困境的外部环境特点，我国领导层新老交替对重估政策目标优先顺序带来的机遇，都会对经济运行与宏调政策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粗线条观察与分析，可以对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政策后续走势提出几点推测与展望。

第一，未来除非发生难以想象的情况，中国政府应不大可能再次出台货币信贷宽松的强势刺激政策。新政府近半年宏观调控实践的明确指向，从一个侧面或许可解读为是要提示与说服市场接受这一政策预期。6月“钱荒”事件显示，相反预期甚至博弈策略可能会面临较高政策风险。

第4篇：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 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

(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 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1]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吴一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比较与借鉴[j].学术探索，2004，(10).

[3]王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对策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第5篇：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一、认识新常态

（一）新常态的概念

“新常态”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学界的一个流行词。“新常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意思是指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不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而会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和高失业并存的状态。国内学术界对“新常态”的提法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引入的，是指我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状态。随后，这一概念被官方采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也使用了“新常态”的概念。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此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新常态，并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什么是新常态？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不同于以往的状态，即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二）新常态的时间节点和经济新常态的本质

新常态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的7.8%下降到2014年的7.4%，再到2016年的6.7%，与改革开放前30年GDP每年10%的平均增长率相比落差较大。据此可以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开始的时间节点应该是2012年左右。新常态经济的本质可以简单概括为：提质增效。具体来说就是指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强“幸福感”、“获得感”，稳定物价和就业率，且建立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如同在地方考察时指出的：“政府工作好坏要看普通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这意思是说新常态下的政府要更多关注基层、关注民生。

二、适应新常态

2017年我国GDP总量首超80万亿元，但是增长速度减低到6.9%，相较于以往的7%或以上，呈现下滑趋势，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降为6.7%，引发“增长过缓”的担忧。加上外部环境恶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这引发了人们对2018年及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担忧。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减缓趋势。有迹象表明，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大体维持在6%-7%左右；调结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过去，驱动增长的主要是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主要是冶金、建材、化工、造船等产业。而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来自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则主要是汽车、3D新科技、新能源、金融、通信等产业。过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而在新常态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来自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升；创新成为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过去，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主要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规模经济。在新常态下，企业的竞争力则主要来自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创新活动。跨国投资、全球化经营、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大。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纵观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一时期也是矛盾多发、风险累积的时期。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中国而言，目前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产业结构调整阵痛期、政府刺激政策消化期、不稳定因素增多期的多重因素叠加阶段，使经济运行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宏观调控政策抉择难度明显加大；多种宏观组合政策会出现。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速回落，各类风险重叠。虽然总体可以控制，但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想彻底解决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先前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边际效果在逐渐下降，必须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有效防控各种风险突发。综合而言，新常态时期的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方式会从快速粗放增长型向质量效率增长型转变，经济结构也由增量扩张为主向调整存量兼顾增量的阶段转变，经济发展的主体转向寻求新的增长点。

三、引领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要求对宏观政策做出实时调整。总体思路是必须以提质增效为中心，牢牢把握“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总格局，把保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改善供给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具体要做到如下几点：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时，将“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首先，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虽然在“十二五”期间取得长足发展，甚至一些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但是整体上大而不强。2018年我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日本、德国的40%左右，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制造业处于“工业3.0”（信息化）阶段，“工业4.0”还在示范。因此，党的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在中高端领域做到创新引领”。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立现代供应链、发展共享经济，努力培育新增长点。其次，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产业发展关键在于优化升级，我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布局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优势突出、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同时加强航空、高铁、公路、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使之能够有效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再次，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在于人才。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目前高技术人才的缺乏是短板，因此报告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增长目标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宏观调控新思路。经济进入新常态，追求效益增长和质量提升才是关键，随着经济高速增长30年，期望增速继续保持两位数已不太现实，适时的调低增速目标，更多关注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环境保护才更重要。不唯GDP论，是宏观调控目标的一大进步。不过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提供竞争激励，重启地方竞争，引导政府主动作为。还需要在增强正向激励上下功夫，特别是理顺中央地方权责关系，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保持宏观调控政策定力，稳定和完善宏观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相当一部分人陷入“速度焦虑”，开始怀疑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游说政府出台更大的刺激政策。其实，目前首要做到宏观调控的政策定力，保持基本稳定。其次，围绕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目标转变政策措施，把握好上下限。当经济运行接近下限时，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则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就要实行定向调控，抓住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准发力。近年来，针对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央行实施了采取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措施，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强小微企业、“三农”贷款审批倾向。完善金融监管，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些举措体现了定向调控的政策取向。增强宏观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保持宏观调控定力，不等于僵固不化、故步自封。小幅度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强刺激，而是灵活有效的预调微调。从2014年11月以来，政府连连颁布实施降息、降准、财政赤字规模增加等政策，导致一部分人认为宏观调控已经转向，形成了事实上的强扩张、双刺激。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坦言：“宏观调控没有转向，已出台的政策并非要让经济重回粗放式增长的老路，而是为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寻求更佳平衡。这恰恰是政策定力的体现”。综合而言，宏观调控有定力，也要有活力。在保持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适当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四、深化改革

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深化改革从顶层到底层已经形成了最大共识。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增强供给，有的拉动投资，有的激励出口，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同时通过改革可以强化市场力量，加强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无效供给。过去一段时间，政府重拳出击，改革举措频繁出台。比如行政审批项目的简化和下放，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减少1/3，简政放权有了新的突破。小微企业减免税、民营银行试点迈出新步伐，“沪港通”试点启动，上海自由贸易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增设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这些改革举措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性基础。鉴于改革不仅涉及长远发展，也关乎短期经济增长，接下来，围绕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将成为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

（一）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创新与完善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是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要求，是促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强有力保障。党的报告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基本要求是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做到相机微调，定向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创新有：1.革新宏观调控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首次将宏观调控目标扩展为稳增长、扩就业、防风险、调结构、护环境，统筹各类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2.创造性实施区间调控。放弃西方强刺激的调控模式，实施区间调控，确定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精准调控等新举措。3.重构宏观调控政策新框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近年来央行创新采用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政策工具加大基础货币投放，力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流动性。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中间管控目标，对地方债务融资总额设定上限，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4.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调整财政政策方向，将过去由侧重政府投资转变为减税降负。通过减轻企业负担，保持经济发展后劲。2018年，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由原来的11%和17%各降低一个百分点，并将原来的三档并作两档，预计减轻企业税收负担1.1万亿元以上，极大释放市场活力。财政政策的投资方向也发生转变，更多是加大对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支持力度。此外，国家计划2018年全年发行1.3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使得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二）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新特点、新变化

党的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在对待和运用宏观调控上形成了不少新思路和新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从“点调控”转变为“合理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第二，从由经济形势恶化后被动调控到主动出击，进行前瞻性、预防性、导向性调控。第三，从用简单的一两种政策手段调控到综合应用复杂多样的“组合拳”手段进行调控。第四，从政策的“忽冷忽热”到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配合性和时效性，应用多种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五，从“直接调控”、“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利用“市场机制调控”为主转变。宏观调控要尊重“市场决定论”。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边界和范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防范各种突发风险，实现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第六，从一国“单打独斗”的调控向与国际社会联动协作调控转变。第七，从单纯追求GDP高增长调控向GDP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城乡、环境等综合、全面发展与提升调控转变。第八，从促进国民经济非均衡发展转向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包括体制结构：国有与非国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关系的调节与处理；还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增长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及素质结构等。第九，从用几种简单的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调控向科学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政策手段、行政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第十，宏观调控要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逐步边缘化向回归本位转变。新常态下宏观调控呼吁《资本论》回归，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事实上的回归。宏观调控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第十一，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把反腐进行到底，净化宏观调控的政治与经济生态环境，促进改革开放向纵深扩展，促进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张俊伟.“新常态”下如何完善宏观调控[N].中国经济时报，20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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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晓晶.试论中国宏观调控新常态[J].经济学动态，2015（4）

第6篇：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近期，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Romer）在其最新论文《宏观经济学的麻烦》中，对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盛行的DSGE模型进行了猛烈批判。DSGE模型在RBC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保留了理性预期、技术冲击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同时引入了价格粘性、不完全竞争等凯恩斯主义的元素。目前，DSGE模型已广泛运用于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当中，更是宏观经济学期刊竞相推崇的研究范式。

然而，罗默认为，正是这一广泛运用的模型使宏观经济学研究遭遇了脱离现实的巨大麻烦，他批判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DSGE模型将经济波动归因于某些脱离现实的外生冲击，使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一个重要的表现是，DSGE模型大多忽略或低估了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例如，沃尔克（P. Volcker）就任美联储主席时期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美国的实际利率高于二战后任何时期，导致美国经济在此期间经历了两次萧条，这一案例表明货币政策具有DSGE模型难以解释的巨大作用。第二，DSGE模型至今无法解决模型参数识别难题。罗默指出，DSGE模型引入了众多待估参数，加剧了参数识别难题。目前主流宏观经济学采用的校准或贝叶斯估计等方法不仅无法真正解决识别问题，反而使研究者可以通过调整参数取值或先验分布来达到自身预想的结果。这导致研究结果具有更大的人为操控性，所构建的模型也进一步脱离了现实。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在面对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存在的缺陷时，采取了相互支持和包容的态度。罗默在文中抨击了卢卡斯（R.Lucas）、普雷斯科特（E.Prescott）和萨金特（T.Sargent）三位著名经济学家。他尖锐地指出，卢卡斯为了支持普雷斯科特提出的“货币经济学是琐屑”的观点，不惜发表与他本人在1995年领取诺贝尔奖时不一致的言论。而当萨金特在研究中得到与卢卡斯不同的结论时，也选择对卢卡斯的观点持赞成态度。罗默认为，此类行为是少数宏观经济学家对理论的垄断，阻碍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客观地说，目前DSGE模型的确存在罗默所说的脱离现实以及参数识别困难等问题，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不论从罗默批判的对象、批判的标准，还是从宏观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宏观经济学目前并未遭遇他所谓的大麻烦。

其一，罗默在文中所批判的只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并不能就此认为整个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罗默列举了RBC模型以及斯梅茨（F.Smets）和伍特斯（R.Wouters）在2007年提出的DSGE模型的缺陷，进而说明DSGE模型和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但RBC模型形成于30多年前，斯梅茨和伍特斯模型的提出也早在10年之前。近年来，DSGE模型在不断改进和拓展，而且DSGE模型只是众多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比如，Bewley模型等异质性定量宏观模型在刻画贫富差距等异质性因素时具有较好的表现。又比如，以威廉姆森（S.Williamson）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至今仍使用完全定性化的研究方法，他们以数学形式刻画经济理论，并推导经济理论在定性角度的解释力。因此，罗默所批判的事实上只是RBC模型和某些DSGE模型，并非整个宏观经济学。

其二，罗默批判宏观经济学的标准过于苛刻。罗默认为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主要基于两大标准，一是DSGE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二是DSGE模型无法解决甚至加重了参数识别问题。对于第一个标准，就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理论滞后于现实是常态，不能苛求经济理论能够立即解释当下的现实。例如，世界上最早的奴隶拍卖起源于古罗马时代，但直到1961年维克里（W.Vickrey）才正式提出了拍卖理论。同样，“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理念古已有之，但直到1952年马科维茨（H.Markowitz）才将其模型化，并成为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

对于第二个标准，和参数识别问题类似的是，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内生性问题同样是长期存在的重大难题。对此，计量经济学家相继提出了工具变量法、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实验等方法试图克服内生性的干扰，但这些方法在实践中仍面临较多困难。以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工具变量法为例，合适的工具变量需要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但由于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的适用范围和假设前提均存在局限性，因此在实践中几乎无法找到完全外生的工具变量。所谓完美的工具变量大多只是研究者通过已有的数据构造并用文字加以论证，内生性问题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同样，金融学理论发展至今，也已形成了系统完善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但这些模型在现实中依然无法预测股票价格的剧烈变动。因此，如果宏观经济学确如罗默所言陷入了大麻烦，那么量经济学、金融学等其他经济学分支乃至整个经济学研究可能都将陷入更大的麻烦。

其三，每一次重大事件后，宏观经济学均能在总结现实教训的基础上取得重大理论进步，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不断增强。宏观经济学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大萧条、大通胀、大缓和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等四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取代了早期盛行的市场清算主义，宏观经济学开始重视短期内政府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对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时期，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革命又对早期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使货币政策、预期和通胀目标制对宏观经济的作用逐渐得到重视，货币政策也取代财政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美国经济进入“高就业、低通胀”的大缓和时期，宏观经济学开始意识到政策可信度和通胀目标制对于经济稳定的意义，为日后对预期管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学更加重视金融摩擦对经济危机的加速和放大作用，从而使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一起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长期目标，而宏观审慎政策则是实现金融稳定目标的政策工具。

第7篇：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无论从外在表现形式，还是内在驱动因素来看，第二轮宏观调控都远非“前度刘郎今又来”，其中更隐含着众多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达芬奇密码”。

一、中国宏观调控的路径选择

（一） 宏观调控的压力分析

第一，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居高不下。当前中国宏观调控压力正在加大，一是各国央行正稳步进入加息周期中，货币政策环境正在逐步趋紧；二是国内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偏高。经济增长率偏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金融市场运行“宽货币、宽信贷”的现象比较明显，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外贸顺差等增幅也超出了预期。上半年全国新开工项目多达9.9万个，同比增加1.83万个，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22.2%，其中6月当月新开工项目就达3.14万个。60多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投资增幅超过40%，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冲动依然强劲。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正面临潜在通胀和坏账风险之中。一是过大的投资需求会拉动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下游产品成本增加，容易引发物价过快上涨；二是产能过剩行业再度盲目扩张，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势必会造成一批企业倒闭，增加一批失业，产生一批银行呆坏账。

第二，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现象比较严重。这个问题引起的一些后果在慢慢显现：一是影响短期的经济平衡；二是从国民福利的增加来判断，会引起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下降；三是经济安全问题。我们用低价资源、低环境成本换回不断增多的顺差，取得不断增多的外汇，换回的外汇又不在国内投资，去买了美国的国债。加上我们的外汇储备更多是美元，如果以后美元的国家信誉出了问题，对我们来讲安全隐患非常大。大量出口和引资造成外汇大量流入，增大升值压力，而央行为稳定汇率不得不投放人民币回收外汇，货币投放多了又不得不发行大量票据回笼货币，这些都是被动操作。这就使得中国经济陷于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两个双向依赖和双向循环之中。

第三，今年以来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总体上不理想。因为面对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中国此前的宏观调控效果不佳。在调控政策出台之后，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多个问题，如投资过热、产能过剩、楼价过高等，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尽管政府宏观调控能够使用的工具很多，但有的对市场影响不大，有的因地方政府执行不力而效果弱化。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在实践过程当中障碍很多，中央政策磨损率太高。现在的中性政策，实际上执行下来的结果是扩张政策，搞紧缩型政策，最终的结果也才是中性政策的效果。今年的宏观调控趋于复杂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宏观调控中的地方“失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来自地方的投资快速增长。据统计，6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32.5%。如此高的投资增速，来自地方的投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是地方资金来源出现多元化。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已经不是银行信贷，而是来自自筹、外商投资及其他来源。

三是各级地方力推房地产业发展，“激化”了各方的矛盾。房地产调控一直是近两年调控的重点，但今年出问题最多的还是房地产领域。根源还在于房地产发展与地方经济有着莫大的关系，从土地出让金到房地产税收，都与地方财政直接相关，再加上现有的制度安排，鼓励了地方拼命发展房地产业。

四是对部分过剩行业的调控遇到地方和部门的阻力。产业调控与房地产调控一样，都会动地方政府的“奶酪”，许多受调控的行业，实际上也是不少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在产业调控中，中央目标与地方目标的分歧与冲突，显得尤为突出。在一些地方政府眼中，赶不上投资热这班车，就分不到这杯羹。而停谁的贷款，下马谁的项目，谁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当然要“大干快上”。

第四、从政治背景看今年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蕴含着重要的政治内涵。首先，要防止北京奥运会之后高增长格局出现滑落；其次，为明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做好铺垫。因此，今年的宏观调控不仅要有新的思路，而且要求也愈来愈高。

（二）、下半年宏观调控的手段

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宏观调控的手段将主要以市场化工具为主，行政手段为辅。

下一轮宏观调控中，经济和法律手段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将主要从金融入手。其实，当前宏观经济偏快与金融有很大的关系。地方的投资加剧，很大程度上来自“银政合作”（银行与地方政府结合）。经济过快问题除了地方的投资热情，还有商业银行过度的放贷热情，推动货币信贷的加大。

但要看到中国当下的现实国情，很多项目的投资本身就是靠行政力量在推进，因此，使用行政手段是非常必要的。既要加强对宏观调控措施落实情况的执法监察，督促有关部门严格项目审批管理，又要坚决纠正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违法批地、占地等违反宏观调控政策的行为。其实，我国的宏观调控手段种类繁多，且比较重视行政手段。仅就房地产调控而言，行政手段越用越频繁，如“国十五条”中 “限比例、限面积、限价格”。在强调行政手段的同时，必须考虑建立其他的调控手段和调控体系（如环保、法律）。

（三）、下半年宏观调控的路径选择

从目前的形势来判断，我们预计管理层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向将是集中精力解决“热、剩、高”三个问题，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楼价过高。总体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如果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无从谈起。

笔者认为，今年下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控制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增长；二是抑制信贷过快增长；三是妥善解决顺差过大的矛盾，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面对货币流动性过剩背景下的经济过热，再加上产能过剩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下一步的调控政策无疑将会是一系列的组合拳。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进一步的宏观调控政策将加速推出。

1、紧缩性货币政策继续实施

第一，2006年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预计有望继续提高，截止2006年底存款准备金率可能升至9.5%～10%。

第二，提高存贷款利率。我们认为，如果这次调控效果不明显，预计央行将继续运用加息大棒。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整个金融市场的核心。在国内的金融市场，由于历史与现实之原因，金融市场的利率，特别是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基本上是处于政府严格管制下的利率。在政府管制下，这种利率处于极低的水平上。而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不仅完全扭曲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也造成了国内许多经济关系的错位与扭曲。如在低利率政策下，整个市场的金融资源配置是低效率的。这种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必然会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资本挤出劳动力、居民消费的挤出、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房地产泡沫吹大、资产价格飚升、居民财富制度性转移等等。可以说，目前国内许多经济问题的症结都可归结于低利率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只有增加资金使用的成本，才能改变企业及个人资金使用行为的决策，从而改变资金使用的供求关系。在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中，价格调节是改变企业与个人行为决策最有效的工具，也是地方政府或其他非市场因素对其作用与影响的最小方式。

就一般规律而言，加息也并不是一次性的，多次连续的提升是必然趋势。当前利率维持低位是人为的降低资金成本的做法。从长期看，这不是长久之计，增加利率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认为，通过加息来改变目前的低利率政策，是当前宏观调控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人民币加息幅度受到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制约。我们认为，目前制约央行选择利率手段的主要因素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选择上调利率，将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利率上调会导致更多的热钱和投机资金进入中国。

第三，动用汇率杠杆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允许人民币更多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预计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将加快，人民币汇率的波幅也可能扩大，以增强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对就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

我们认为，人民币将继续保持渐进升值。其实，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会更大。一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后，必然会贬值，这会使外汇市场出现强波震荡，会使人民币信誉下降；二是依靠有控制的市场，通过“试错”达到逐步逼近目标值的目的，这样比较有把握，比较稳妥；三是渐进升值有利于提升人们对人民币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使人民币在周边市场和国际市场上逐步获得结算、支付、交易、价值衡量、储藏等世界货币的职能；四是渐进升值可以稳定外资；五是渐进升值可以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加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强势地位。

当前管理层对人民币汇率最为忧虑的有两大技术问题，一是在不用行政性、一次性的条件下，如何扩大汇率波幅，增加弹性；二是在不用“出其不意”的条件下，如何消除外间的升值预期，既消除风险，又达到稳步升值的目标。

第四，继续实施公开市场操作，加大货币回笼的力度。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引导银行间市场利率等方法可以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达到适度紧缩的目标。发行定向票据就成为了央行目前主要的辅货币调控方式。但是鉴于现在货币市场利率上升，也给央行操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成本压力。

2、 税收政策密切配合

第一，开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课征这种税的好处是，可以按照国家不断更新的国家产业政策和项目经济规模实行差别税率，通过增加过剩领域的投资成本控制其规模的非理性扩张。

第二，调整出口导向的政策，包括降低出口退税率，逐步减少甚至在短期内取消出口退税。现行的出口鼓励政策如果长期搞下去，我们支付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第三，征收物业税，征收房地产转手交易时的资本获益税。

第四，开征资源税和环境税。调整资源和环境的成本格局，从法律上、政绩考核上强调并采取措施提高环境门槛，提高包括外资企业经营在内的资源和环境成本，最直接的办法是增收资源税和环境税。

3、 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将密切配合，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

随着第二轮地根调控的逐步深入，一个以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为核心的土地审批制度改革即将由国土资源部推出。总体来看，这项改革的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审批管制将得以加强；二是严格新增建设用地的审查报批，保障国家重点工程所必需的用地；三是加大审查力度。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正借宏观调控，对地方政府卖地赚钱的行为进行彻底修正。例如国家将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预算，地方政府以前最大头的预算外收入，将全部进入中央的监控范围。此举无疑于对地方政府的“卖地博发展”策略来了个釜底抽薪。

4、 加快发展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的政策，改变银行贷款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和少数行业。

5、 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新的政绩观有望逐步细化与实施，这将对部分地方政府的行为形成一定的约束。

6、 服务类价格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将加速推进。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形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必须深化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使它们的价格能很好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

（四）、 宏观调控的时机

中央在调控时机上，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审时度势，力保中国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的平稳较快增长。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9～10月份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察期。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信贷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继续偏高，管理层将在这个时期加速推出宏观调控的“组合拳”。

（五）、宏观调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

与前一轮宏观调控有所区别的是，此轮调控更侧重“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调整基调，政策进入“微调”、“点调”时代已成手法日益成熟的中国宏观调控的另一大特征。已经发力的二次调控正将中国式宏观调控的微调路线勾勒得更为清晰。实际上，发改委、央行近期密集颁布的几大政策均是“微调”、“点调”。其实，今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宏观经济保持积极稳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宏观调控对资本市场的效应分析

第一，即将推出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将对股票市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不会改变中国股市长期的运行趋势。理由如下：

一是我国股市正处在牛市的起点，趋势已经形成；

二是央行紧缩政策会影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量，但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目前还与银行信贷市场处于分割状态，银行的资金难以直接流入股市；

三是调控手段比较温和，主要是依靠市场化手段来调控。

第二，宏观调控将对债券市场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部分商业银行抛售流动性较好的债券，对债券市场将构成较大的影响，会引发银行间拆借市场各拆借品种的利率上升，与此同时，还会造成银行间债市回购利率上涨。

第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将对资本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从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的国外资金来看，既然其目标直指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差价，就决定了这一部分具有投机性质的资本不太可能投向实业，而变现容易、流动性极高的金融市场将成为这种资本的最好栖息地。国内证券市场必将成为国外资本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压力对资金总量正效应和资金结构正效应将有利于推进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总体价格水平上升。其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培养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同时也会对非出口型企业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到资本市场中的相关行业板块投资机会的变化。

二、 对中国宏观调控的几点思考

（一）、宏观调控需要有清晰的界限

宏观调控出现了微观化的趋势，行政调控、微观管理大行其道。当前，我国宏观调控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在地产调控中，政府也是以结果为标准的，即政府判断开发企业的户型设计、定价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换言之，政府并未区分宏观行为和微观行为，只要政府认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或者符合政府的宏观目标的，即使是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的微观行为，政府仍然将之归类为宏观调控。

我们认为，需要设定宏观调控的行为边界。如果政府的调控行为没有边界，则市场中的行为主体无法对未来建立起明确的预期，这将对市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能再承担无限的责任，因此也就没有任意行事的权力。对政府的限权，其实比对企业的限权重要得多。我们以前笼统地讲宏观调控这个词，而没有界定政府的行为。

（二）、 宏观调控手段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宏观调控本来是对经济总量的控制，通过这种对经济总量的控制来扶平经济增长的波动。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考虑的主要变量是汇率、利率、通胀、失业率、财政赤字等，但一般不涉及具体的行业指导及行政控制政策。但是，在中国，如果只靠央行调整汇率或利率及财政部的预算，可能无法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因此，目前中国宏观调控需要配上各部委共同协调并由国务院出面推出的一系列调控政策。宏观调控的一些具体措施，经过与有关部委协商之后，其大部分政策的效果往往是立竿见影。当遇到一些与宏观调控的真正目的不太相符的措施，管理层会根据反馈回来的实际情况修改宏观调控政策，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

这种宏观调控模式虽然取得了效率方面的成功，但长此以往，容易导致如下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一是市场往往过份看重政府的政策变化，国内外金融机构及企业花大量的精力追踪政府的最新政策动向；

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微观化的趋势，中央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往往是通过具体的宏观及行业政策来体现；

三是全球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长远影响、各部门及行业的市场导向的协调往往被忽略；

四是经济运行在微观基础方面的制度建设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我们认为，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导致了宏观调控缺乏可靠的微观基础。而中国市场在微观基础方面的脆弱可能威胁到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三）、 宏观调控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一，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如果采取歧视性或差别性的政策，这些政策所产生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中国的金融市场尽管有很多不健全的制度，但它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市场的统一性就要求市场的价格水平处于一个非套利的水平上，否则差异的价格就会造成整个市场的套利盛行。同时，这种差异性的价格也容易导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导致政府对市场的主导，从而使得非市场因素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

第二，宏观调控“组合拳”政策可能有利于平衡相关当事人的种种利益关系，但实际上对许多经济决策来说，如果没有舍弃，就既不能够选择好的决策，更容易错过有效决策的时机。如果仅是从总量上来控制与调整，不仅对市场的影响与作用存在很大差异性，也容易为非市场因素对市场的干预与影响创造条件。

第8篇：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循环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视角的产生，源于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思考转变，属于新兴经济发展视角之一。循环经济想要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可持续发展，所以可以将绿色发展与发展过程中的环保程度作为基本指标。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入手，让经济发展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环保观念相互结合，保证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循环经济基本原则

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是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最小化，所以循环经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守“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以及“资源化原则”。

1.减量化原则

减量化原则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为了减少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工作人员必须在生产的源头上考虑如何节省资源，提升资源的整体使用效率。可以通过改造生产技术、实施生产清洁的方式来减少污染物排放。

2.再利用原则

再利用原则属于控制性原则，理念是让生产工作者可以多次使用相同物品，或者让同一物品在多种环境下使用。也可以将再利用原则视为延长产品寿命的一种原则，通过这一模式来减少资源整体使用量以及废弃物品的排放数量。

3.资源化原则

资源化原则属于输出端控制原则，让废弃物变废为宝，转换为可以二次生产的原材料，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产出新的产品，将新产品再次投入到生产或者是市场中，通过资源二次利用的方式来减少废物的排放量[1]。

二、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1.促进经济发展

从循环经济视角的角度入手思考宏观政策可以起到的作用。循环经济模式属于我国经济发展基本模式中的基础性思考模式与追求模式，不仅可以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也可以减少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对经济整体发展态势进行调整与掌控，将二者相互结合，通过循环经济的模式制定宏观发展的经济政策，让经济社会实际情况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实现经济高速发展[2]。

2.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思考宏观经济的作用。循环经济可以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这一要求不仅符合我国当前基本国情，同时也符合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将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相互协调，提升宏观经济政策所需的可持续性，保证社会发展质量[3]。

3.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循环经济可以将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保护相互融合。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认同程度较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很少关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相关从业人员更多的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经济的保护以及节约资源的重要性，减少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4.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式

宏观经济政策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只有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才能保证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指标不会偏离国际整体发展趋势。让循环经济与环保发展理念相互融合，从二者的交集中寻找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方向，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与速度[4]。在 2010 年以后，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扶持经济发展，如表 1 所示。

三、结束语

从目前我国的基本情况入手进行分析可发现，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比较片面，不能对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宏观经济虽然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循环经济的整体目标不够明确，所以采用的政策与手段也与循环经济的基本需求相差甚远，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循环经济这一辅质的政策不能完全融入到宏观经济政策中。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可以推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目标，比如在财政政策上，可以将激励政策与惩罚政策相互协调。比如在产业政策方面，可以纵向的拓展目标，优化产业结构，将其调整为市场行为。对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政策来说，需要转变我国政策偏移力度，多关注环境与资源，形成长久的发展机制。为了保证循环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境及资源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等方面入手，制定政策清单。采取多方相互协调的模式对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林纯萍.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绿色技术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D].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14-16.

[2]赵君.循环经济视角下我国公司环境责任的法制化[D].新疆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05-07.

第9篇：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一、准确定位宏观调控的政策边界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主导经济的惯性思维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管理经验的匮乏，直接导致了我国宏观管理中长期存在宏观调控的常态化和泛化现象。这一现象不仅造成在认识上出现“调控依赖症”“宏观调控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以及宏观调控“万能论”等偏差，而且在实践中经常性地出现将许多“微观”问题宏观化，将宏观调控的任务和手段扩大化、夸大化等问题，在带来一定程度的体制扭曲的同时，也造成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和政府职能的错位与越位。因此，如何准确定位宏观调控的政策边界、地位和作用，就成为我国宏观管理中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些论述不仅将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准确地定位了宏观调控的政策边界。

第一，尽管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职能不同，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由于宏观调控实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某种干预，因此，宏观调控要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基本出发点，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建立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第二，在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中，宏观调控不仅位居五大职能之首，而且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因此，一方面宏观调控不能包办一切，越俎代庖，尤其是要与属于微观范畴的市场管理与规制划清边界；另一方面，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责，地方政府则应履行好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因而如何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和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这两个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这不仅阐释了宏观调控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而且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这就为宏观调控指明了方向。

二、大力拓展宏观调控的内涵和外延

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范式是以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为典型特征的。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宏观调控不仅被严格限定在总量的范畴，而且强调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扩张与收缩来进行需求管理。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宏观管理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调控的内容既包括总量调控，还包括结构性调控，长期存在“双轨并行”的现象。第二，调控的目标不仅关注西方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而且增加了结构调整的目标，还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先后增加了房地产价格、土地、粮食安全、节能减排等目标，形成了兼具长短期目标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第三，调控政策不仅高度重视西方宏观调控中惯常使用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而且注重发挥国家战略与规划、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区域政策、土地政策、贸易政策、环境政策等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第四，调控手段既注重间接调控，也包含直接调控，在注重发挥经济手段作用的同时，还注重发挥行政、法律等手段的辅助作用和协同效应。第五，调控的重点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结合，短期措施和中长期措施并重。

党的十以来，新一届政府又相继实施了“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等创新性宏观调控方式，提出了“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进一步拓展了宏观调控的内涵和外延。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调控内容上，“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的结合体现出“总量+结构”调控并举；“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明“需求+供给”的有机结合。

第二，在调控目标上，《决定》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延续了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双轨并行”的经验，还增加了“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等内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不仅首次将扩大就业列为目标，而且在“总量+结构”目标之外还增加了提高效益、防控风险和保护环境等目标。

第三，在政策体系上，《决定》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十三五规划建议》和《十三五规划纲要》则提出“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

第四，在政策工具上，在发挥结构性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相继推出包括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PSL）、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以及中长期融资债券、PPP等货币政策工具，并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

第五，在调控方式上，由“强刺激”转向“微刺激”，由“一刀切”转向“定向调控”、由“遵循规则”转向“相机调控”、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由“急刹车”改为“点刹”，并注重适时适度的微调预调，提高了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与灵活性。

三、进一步凸显结构性调控的特色

长期以来，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一直是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宏观调控明显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这种区别就体现在中国的宏观调控在坚持总量调控的同时长期坚持了符合自己国情特点的结构性调控。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使得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与西方宏观调控的效果形成鲜明反差，并引起了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宏观政策只关注总量调控而忽视了结构调控，才导致了此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因此，单纯关注总量的宏观调控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经济中的结构性变量和结构性调控措施，而关注结构恰恰与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不谋而合。

结合中国宏观调控的长期实践可以看出，结构性调控具有紧缩性调控与扩张性调控相结合、需求结构调控与供给结构调控相结合以及政策工具多样、调控手段多重等特点。

首先，从调控性质上看，结构性调控也分为紧缩性与扩张性两种类型。在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1993―1997年、2003―2007年五次紧缩性调控中，主要的结构性紧缩措施包括：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需求的增长、压缩信贷规模、实现贷款限额管理、实行价格管理、压缩财政支出结构中的行政管理费支出等；在1987―1991年的宏观调控中，开始了运用结构性财政货币政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强信贷调节等；2003―2007年“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中对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资源耗费严重的“两高一资”行业的重点收缩更是体现了结构性收缩的特点。在1998―2002年、2008―2009年和2010―2014年三次扩张性调控中，主要的结构性扩张措施包括：运用结构性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结构性减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向中西部等转移支付、保障和改进民生、支持科技创新与节能减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货币政策如取消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调整对个人消费信贷政策、支农再贴现和再贷款以及窗口指导、两次定向降准等措施等；注重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

其次，从调控内容上看，结构性调控既有对需求结构的调控，也有对供给结构的调控。其中，对需求结构的调控体现在紧缩性调控中的压缩投资与消费需求，扩张性调控中的扩大内需、鼓励出口等；对供给结构的调控体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城市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小企业与非公有制经济、政府机构改革，新世纪以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以及近年来的简政放权、降低税负、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鼓励创新创业等。

再次，从政策工具上看，结构性调控具有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几乎所有的宏观政策都可以作为结构性调控的政策工具使用，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经济计划、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价格政策、贸易政策、区域政策甚至粮食政策等。虽然西方主流理论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总量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中的结构性调控功能与货币政策中的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明显属于结构性调控的范畴。其他如经济计划、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价格政策等都体现为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策选择，往往通过鼓励和限制等措施来实现不同的结构调整目标。

最后，从调控方式上看，结构性调控综合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综合使用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两种方式。在这里，不能简单地认为与间接调控相对应的是总量调控，而结构性调控对应直接调控和行政手段。事实上，新常态以来以结构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代表的间接调控手段在结构性调控中得到了大量的运用。

可以说，以结构性调控为特色的宏观调控不仅在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常态以来的经济运行中也发挥了良好的调控效果。尽管当前中国遭遇三期叠加效应，经济进入速度换挡、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阶段，但增速依然处于世界前列，增量依旧庞大。从趋势看，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