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钱了作文精选(九篇)

第1篇：我有钱了作文范文

假如我有钱了，我会做许多有意义的事情，我会让我的家人过上快乐幸福的日子，我会让。。。

假如我有钱了，我会资助贫困学生上学，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名叫小华的男孩子，他从小便被父母抛弃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善良的收破烂的老人好心的收留了他，只可惜那位老人因为疾病而去世了。于是男孩只能一个人生活在破烂的房子里，男孩到了读书的年龄，可是他由于没钱读书，所以直到十岁了才认识几个字，最后通过好心人的帮助，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读书梦。这个男孩的梦想是如此的小呀！看到这个场景我的双眼不知为何有点湿润，是呀大家都为她庆幸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有钱了，自己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那些可怜的贫困学生。

假如我有钱了，我会好好的孝敬父母，让父母过上快乐的日子，我会买一套很好的房子来报答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其实我经常惹父母生气，虽然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对，但还是要和父母吵架。所以了如果有一天我有钱了，我一定让父母天天的笑，爷爷是我最喜欢的人，而且从来都不会说我对也不会说我错，从来就对我很好，所以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爷爷。

不过嘛，假如我有钱了只不过是一个幻想，因为真正的有钱人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赚取的。

第2篇：我有钱了作文范文

钱多了并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办成，但没有一点钱什么事儿也别想办成。

我是一名小学生，或许你会问，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又能做什么事儿？下面就让我告诉你吧。

如果我有钱了，我要去资助许许多多因为家庭贫困而上不了学的和我一样大的学生，我要为他们建一所小学。为他们设立基金，帮助他们上完小学、中学、大学。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国家的栋梁。

如果我有钱了，我要去为残疾人设立基金。去资助他们，让他们能和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建造一个科学研究院，我要造出仪器，让盲人能看到色彩，让聋人能听到声音，让哑人能说出话来，让肢体残疾人能重新站起来，拿起东西来。

如果我有钱了，我要设立了个“感动世界”奖，奖励为了世界；为了国家；为了父母亲人而奉献自己的人。

第3篇：我有钱了作文范文

最近常听人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但是，事实上是，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自己对金钱的渴望，和幻想过自己有钱以后的日子。

假如我有钱以后，我一定买一所自己喜欢的大房子，装修成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装门有一间房子，放许多自己喜欢的书籍。

假如我有钱以后，我一定给爸妈买一大套房子，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而不用每天为了生活而犯愁。

假如我有钱以后，我一定给某人买辆好车，告诉他，他所喜欢的东西，我一直都记挂在心。就像我对他的爱，从未变过。

假如我有钱以后，我一定去好多好多地方去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精彩。精彩中又有多少的无奈。

第4篇：我有钱了作文范文

提携后进，有求必应

一个有上进心的、热爱写作的年轻人，无论他是从事文学创作，还是从事学术研究，都会得到钱老师的关怀和扶持。许多仅有一面之缘的人，甚至未曾谋面的人，到了要出版处女作的时候，只要向他提出写序的要求，钱老师基本上都会答应。

有一次，上海某出版社一位没见过钱老师的编辑，希望请钱老师为一本中学生读物写序，托我出面联系。我说，让我出面反倒没把握，你直接跟钱老师打电话，就说该书作者是个基层的年轻人，想请钱老师提携提携，他肯定会答应。后来那位编辑告诉我，我教的方法果然有用。

前不久年轻学人韩立勇说，他要出版一本谈论《水浒传》的书，名叫《宋江是怎样当上老大的》，想请钱老师写序，又担心钱老师太忙，问我怎么办？我说，钱老师对你印象很深刻，肯定会写的。后来韩立勇果然求序成功。他仅仅在电话里表达了这个愿望，没等他催促，钱老师已经将写好的序言打印出来，寄到了韩立勇的单位。

最近十几年，钱老师还为一批富于探索精神的中学语文教师，写过一大批序言。他说，这些基层教师，基本上没有话语权，可是他们对于语文教育实际上最有发言权，应该把他们推到前台来。钱老师为他们写序常常全力以赴，往往一写就是两万字。

钱老师学术工作特别多，应该惜时如金啊，哪有那么多时间给别人写序？可是他把扶持年轻人当做他应尽的职责，当做学术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再辛苦也不敢推辞。有时他嘲笑自己是写序专家，可是自嘲中明显带有奉献者的豪情。

面对期盼，每信必复

钱老师还有一个特点是给所有来信者回信。八十年代是文学最受追捧的年代，似乎人人都是文学爱好者。钱老师作为北大的教师，又是最有文学气质的文学研究者，向他投书的人想来不在少数。后来文学不再受关注了，可是钱理群作为思想者、启蒙者、批判者的名声越来越大，许多关心民族前途的、为个人命运不平的、在思想上颇有探索精神的各色人等，都爱给他写信。

钱理群把每一封来信都看作一个嘱托，一份期盼，每信必复。许多当年被打成分子的人，不但给他写信，还把自己的材料或者著作送给他。钱老师认真对待每一份材料，仔细研究，还为这些一时不可能出版的文字写序言。十几年下来，单是为这些人写的序言，已经攒成一本书稿了。

前些年有一位外地读书人跟我说，他给钱老师写过一封信，不见答复，不知钱老师收到没有，托我方便时问问。我跟钱老师提起此事，钱老师说，他每过几个月就花几天时间集中回信，过一阵那个人肯定会收到回信，凡是来信他没有不回的。

第5篇：我有钱了作文范文

我们知道,汉代摇钱树主要出土于四川、重庆、陕南等地,而尤以四川的涪江流域与岷江流域崖墓中出土为多。何志国在四川文博战线工作之际,就对摇钱树上造型各异的图像与神秘内涵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了对摇钱树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陆续发表了20余篇研究摇钱树的学术文章。到大学工作后,有了更多的研究时间,也有了申报课题的机遇。何志国教授正是在长期研究的坚实基础上,获得了申报课题的批准,开始了对摇钱树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其间他曾多次赴川、渝、陕做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并认真整理,潜心钻研,积数年之功,终于完成了这部50多万字的专着。《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是一部值得称赞的厚积薄发之作,作者对摇钱树资料的搜集和钻研长达二十多年,花费的精力和心血以及持之以恒的毅力都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这种厚积薄发,毫无愧色地奠定了这部学术专着的精彩和厚重。《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也是一部汉魏时期专题美术考古研究的精心之作,书中涉及的领域并不仅仅限于摇钱树,在对摇钱树的起源、分布区域、年代分期、造型风格、图像内涵作深入研究之外,还对当时的丧葬习俗、社会观念、宗教考古、佛像传播与中外文化交流等作了论述。书中不仅资料丰富,论述精妙,而且图文并茂,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作为文博考古界和学术研究领域的同行,读到此书,不仅为作者锲而不舍的学术钻研精神而深感敬佩,而且有很多引起学术共鸣的地方,也确实是很令人开心的一件事情。统观全书,《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大致有以下一些显着特色:

一、潜心搜集,资料翔实

出土资料是考古研究的基础,尤其对专题考古研究来说,资料的详尽和完备是非常重要的。《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中对各地出土的摇钱树作了全面的统计,以一座墓葬为一个统计单位编号,共计有189座之多。书中对这些摇钱树的出土地点、尺寸大小、形制特色、收藏单位、资料发表情况,都作了系统的整理。从附录的“摇钱树出土、收藏一览表”可知,作者在出土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做的工作是非常细致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长期收集的摇钱树资料图片就达2000余幅,为鉴赏研究和深入分析图像内涵提供了一个丰富而坚实的资料基础。作者不仅在全面搜集资料方面不遗余力花足了功夫,而且特别强调了资料的科学性。譬如对摇钱树的年代分析,作者就是以科学发掘、出土摇钱树的纪年墓作为年代标尺,并与考古学类型分析相结合,从而建立了摇钱树的年代序列和考古学分期。由于依据的充分,深入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当然是真实可信的。在对汉代墓葬出土资料的梳理上,作者还特别注意对考古信息的分析和恢复。譬如过去一些粗放式的田野考古往往漠视对汉墓考古信息的收集和披露,发表的简报或考古报告对摇钱树的叙述往往过于简单,对摇钱树在墓葬中的位置也大多语焉不详,而实际上这些信息对认识摇钱树的功能是有重要意义的;还有随葬摇钱树墓葬的类型与规格,对认识墓主人的族属、身份、地位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因为有鉴于此,所以作者在引用这些考古资料并加以分析论述时,便尽可能地注意了对相关细节的补充。这种对考古资料科学性的高度重视,以及细致深入的研究方法,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作为一部很有份量的美术考古研究专着,作者在文献资料方面也涉猎甚宽,具有广征博引的特点。首先是传统的文史典籍,从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类到地方志书《华阳国志》等,以及汉魏时期文人着述中的相关史料,作者都有很好的梳理,并将这些文献史料同出土资料相互参照印证,体现了用双重证据法来研究历史文物的良好思路。其次是历年来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从学者们的专着到发表在各类刊物上的文章,作者也作了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对涉及摇钱树研究领域的各种观点和见解可谓了如指掌。这种长期的阅读,既是学习也是对研究思考的碰撞。对有些学者的观点,作者并不赞同,而有些学者的见解则对作者起到了启发的作用,作者对此都坦率地作了分析论述,在引用他人的论述时,并一一注明了出处。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和严谨的学风也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二、发掘内涵,深入研究

我们知道,摇钱树的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的,摇钱树所反映的当时人们的崇尚观念、社会风尚、丧葬习俗、佛像流传等,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从“考古篇”、“文化篇”、“宗教篇”三个方面着手,对摇钱树的文化内涵作了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在“考古篇”中,作者以西南地区出土的汉魏摇钱树为例,从造型特点和铸钱技术探讨了摇钱树的起源时间,并侧重对摇钱树的分布、年代和分期作了论述。从考古发现看,摇钱树主要出土于汉代墓葬,其中尤以东汉墓葬出土较多,而有些墓葬的年代则晚至魏蜀吴三国时期,所以本书定名为“汉魏摇钱树”是很有道理的。对摇钱树流行的时期,书中划分为东汉早、中、晚期、三国四个时期,也提出了很好的见解。对摇钱树考古学年代的判断和划分,是过去很多研究文章关注不够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正是有鉴于此,在这方面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在“文化篇”中,作者用三个章节分别探讨了摇钱树的艺术风格、汉魏摇钱树的格套化与商品化、摇钱树的内涵及其来源。其中,不仅对摇钱树的构图形式、艺术手法作了细致的分析,而且将其同汉代画像的关系也作了横向对比研究。通过对大量出土摇钱树造型与图像的对比,作者认为当时摇钱树作为一种随葬明器,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格套化与商品化倾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升仙思想和祈求富贵吉祥的观念。而这种随葬明器的商品化倾向,与东汉庄园经济发展和厚葬习俗显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对揭示巴蜀地区的经商传统与追逐财富之风也有重要意义。关于摇钱树内涵,作者也通过综合性的对比研究,作了很好的分析,认为摇钱树既是当 时人们心目中的生产财富和吉祥之树,又是追求长生不老的升天神树、祈祷丰收的社祭之树、祈求生殖的原始崇拜之树。这种细致而深入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在“宗教篇”中,作者着重对摇钱树上西王母图像的特点与内涵、摇钱树上的佛像模式与中外文化交流作了探讨。关于西王母图像,在汉代画像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曾是从事神话研究和美术考古研究的热门话题。作者对此并没有泛泛而谈,而是根据一些典型的出土图像材料,分析了四川西王母图像的起源,论述了西王母图像的两个系统,文字简洁,但观点鲜明。关于摇钱树上的佛像,属于我国最早的佛像实物,对研究佛教艺术和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资料价值。作者在这方面的探讨系统而又深入,可谓全书之重。作者认为佛教初传中国可能存在两个传播系统,一个是译经传教系统,一个是民间佛像传播系统。作者通过佛像风格对比研究发现,摇钱树佛像直接受到了印度早期佛像的影响,其传播途径很可能是通过南丝路而传入我国西南地区的。对于摇钱树佛像与道教造像的关系,有学者曾有“仙佛模式”之说,作者对此也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认为此说并不准确,实际上佛教初入中土时有一个佛像被汉地老百姓视为神灵而顶礼膜拜的过程,因此称作“佛神模式”更为恰当。正是这种特殊的形式,使佛像赢得了信众,为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民间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我觉得作者的论述既有新意又非常客观,是很有见地的一家之言。

三、图文并茂,论证严密

图文并茂是考古学着作的基本要素,更是美术考古专着的一大特色。《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书中引用的插图有360多幅,可谓丰富多彩。作者收集的摇钱树图片很多,书中用图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些插图以出土实物照片与拓片为主,不仅有非常宝贵的资料价值,而且有很高的观赏性。作者认为使用插图时尽可能选择相对客观的照片和拓片,尽量少选主观色彩较浓的线绘图,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照片与拓片都最大限度地再现了资料的真实性。而通过学术研究,客观地认识和揭示历史事物的真相,正是作者在书中所强调和追求的一个目标。

第6篇：我有钱了作文范文

在近日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何为当代中国文化”论坛主持人洪晃表达了她的困惑。对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说：“很多年轻人认为当代文化就是一个钱，我觉得特别能够理解。”中国最近三十年的文化思路从来没有被质疑过，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口号有内在的逻辑错误，“不能把经济当作目的，把文化当作手段”，这个被倒置的错误才导致了很多奇怪的文化现象。

我们的文化圈向来不乏文化热点事件。例如，此前有四座城市争夺潘金莲、西门庆的故乡，但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人还不好说，怎么能够说有故乡？譬如各种形式的名人故里之争、申遗，为凸显文化底蕴争相改地名、历史街区大规模改造、文化创意产业纷纷上马等等。从名城名镇名街，到名人名居名墓，乃至各类文化遗产等，这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只留下躯壳，滥加改造；一边是荒诞不经和无中生有的伪造——这便成了当今国人眼中的历史文化。事实上，许多地方正是因为没有资源，这才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利用所有手段来赚钱。

还有经典翻拍、名著改编，这是文娱圈中常见的文艺样式，而且这种现象，被称作是文化啃老，即在利益的驱动之下，文化没有创造力表现，而只靠稀释或颠覆经典，来吸引大众的眼球，其泛娱乐化的形式，商业化的炒作，市场化的倾向，已受到人们严重诟病。

还有，从面子工程到城市审美，也充斥着拜金主义的风气，“土豪文化”、“土豪”审美趣味风行泛滥，这样的文化已经变成了赚钱的工具

抨击“当代文化就是一个钱”，这既是对一部分人的以金钱和商业为核心价值的文化观的批评，也严肃地击中了当下的以“钱”为驱动力的种种文化现象。这种真诚而严肃表达的对当下一些文化遭遇的关注，表达的对文化命运的忧虑，令人警醒。

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正在迅猛发展，体制改革解放了文化生产力，这是一件好事情，但还要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在有些地方，发展文化基本上是商业的眼光，商业的指标，这就有些问题了，问题在于文化并不仅仅是商业。

我们知道，文化是非功利性的探求，是对高雅、深刻和创造性的追求；文化崇拜真善美，对心灵的培养永远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文化的基本要义。但是，当我们的文化艺术产品，把市场、把商业利益放在首位，怎会期望那些具有时代标记和注释的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出现？更遑论让我们看到那些思想烛照、闪电划破夜空般穿透人们心灵的力作了！

第7篇：我有钱了作文范文

自中央决策高层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后，“国学”一词颇为流行。有些人把“国学宗师”的称号不负责任地奉送给某些学者。但是，即使像季羡林这样的学术通人也不敢接受“国学宗师”这顶桂冠。其实，20世纪中国能够称之为“国学宗师”的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人：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郭沫若、陈寅恪、顾颉刚、钱穆等，谈何容易！对前边的八位国学宗师，新时期到来后，几乎人尽皆知，而对于钱穆，知道他的人却不很多。然而，钱穆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国学宗师。周育华撰著的《从无锡七房桥走出的文化大家——君子儒钱穆评传》（凤凰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回答了钱穆缘何成了国学大师这么一个大问题。

钱穆（1895—1990），出生在江苏省无锡鸿声（后改名鸿山）七房桥。他是吴越王钱镠的后裔。十八世祖钱心梅，于明末由浙江临安迁来无锡定居。钱镠善于治水，在钱塘江口修筑工程，降伏了大海对杭州城的生态威胁，被民众称为“海龙王”。时隔三十四代的钱穆绵延了这种“达则兼善天下”的文化秉性。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鸿山墓群挖掘出土了“玉飞凤”，这是将图腾玄鸟和展翅凤凰糅合而成的一种独特艺术造型，后于2008年被推选为无锡市徽标。据考察，在鸿声（鸿山）毗邻的三个村子半个世纪里就产生了七位“院士”。周育华认为，国学宗师钱穆在无锡鸿山七房桥出现，绝非偶然，“是玉飞凤的观照和预言？还是吴地优秀文化千年积淀的结果？有待我们追寻”。他以此为开端，对钱穆何以成为国学大师这个大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追寻。

父母对钱穆的严格教育，是钱穆后来成为国学宗师的一个重要原因。钱穆父亲钱承沛，勤奋好学，寒暑不辍，夏夜蚊虫叮咬难耐，便将双足浸于酒瓮中习读，16岁时便中了“秀才”。他对儿子钱挚（钱穆长兄）、钱穆要求很严。钱穆天生异禀，记忆力过人，9岁时便能背诵《三国演义》。有次叔伯客友问钱穆：本文由收集整理“听说你能背诵《三国演义》？”钱穆点点头。一客说：“我来命题，来段《诸葛亮舌战群儒》。”钱穆当即背诵还加表演，全段背得滴水不漏，无一差错，众客友拍手叫好。钱穆也很自得。第二天晚上，父子路经一桥，父亲问他：“识桥字否？”钱穆回答：“识。”“桥字何旁？”“木字旁。”“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识，是骄字。”父亲又问：“骄字何义，知否？”“知。”父亲这时对儿子说：“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钱穆听闻大惊，低头不再吭声。从此铭记父亲的这次谈话。很可惜，钱穆父亲因体弱过早去世。父亲离世后，母亲每每闲谈，多以告诉钱穆哥俩父亲的遗言遗行为主。钱穆说：“兄弟日常以听到父亲的遗言遗行为乐事。”“我妈妈是一个只上过小学的人，大字不识几个”；但“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品质是我们很多文化人都不具备的，她拥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那是一个民族的美德。她相夫教子，甘于奉献，在家忍辱负重，拉扯着我们七个孩子长大成人”。

步入中小学，钱穆又幸遇明师，他们对钱穆的厚爱、提携，也是钱穆后来成为国学宗师的一个潜因。钱穆7岁上私塾，10岁进入一所新式小学。在校教师学养渊博，宅心仁厚。钱穆作文成绩优秀，国文老师华山先生奖赏他《修学篇》一书。该书系日本人所作，蒋方震翻译，书中网罗了西欧各国数十人，未经学校正规学习，全靠苦学而成为突出成就的学者。钱穆自中学肄业后再没有进过学堂，自己有信心和毅力苦学，全受此书影响。钱穆在果育学校读书时，顾子重老师对钱穆作文评价很高，说他已学得几分欧阳修的神韵，他日有长进，定能学得韩愈。钱穆听闻后眼睛一亮，从此就把“韩愈”装在心中，立志学韩愈。钱穆13岁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后，监督屠元博对钱家兄弟俩视同己出，关爱有加。另一位老师吕思勉，口才绝佳，常有“鸿仪创论”。其后，吕思勉写出了《白话本国史》，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教国文的童斐（字伯章）老师，多才多艺，不仅会表演，还精通许多曲艺乐器。钱穆从伯章师学习昆曲，伯章师均能一一传授。钱穆唱《长生殿》剧中的郭子仪，形态神貌惟妙惟肖。可以说，钱穆就读小学、中学时的老师都是名师、能师、贤师。他们不只为钱穆打下了坚实的学习基础，而且更以自身的德行和言行身教，潜移默化地教育钱穆：学问该怎么做？人该怎么立？

钱穆既没有很高的学历，也没有到国外留过学，但他却以许多部学术含金量奇高的皇皇巨著，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一致通过为“院士”。他高中还没有毕业，即为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当起了小学教师，后来又担任了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还在小学执教时，他就开始了国学研究。他的学术处女作《论语文解》，1918年由上海印书馆出版。1919年冬，他撰写《爱与欲》和《古希腊哲学大家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两文，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以“大一号字”刊出。1922年，他的《论语要略》，纳入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小丛书》问世。同年，他的《国学概论》由他的老师吕思勉推荐出书。1929年，顾颉刚见到钱穆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大为赞赏，以为钱穆的学养宜去大学讲坛教授文史。先是举荐钱穆去燕京大学任教，后又向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推荐：“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顾颉刚向胡适如此举荐钱穆，尤其难得。因为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在学术观点上是直接与顾相左的。钱穆对康有为力倡的刘向、刘歆伪造《左传》、《周官》以助王莽篡汉之说，进行了28处无可辩驳的批评。而在钱穆眼里有着28处疮孔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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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顾颉刚“古史辨伪”的重要理论根据。但顾颉刚不以为忤，反而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刊于他主编的《燕京学报》的显要位置，这是何等的学术胸襟，又是何等的学术气量！在顾颉刚的举荐和胡适的支持下，钱穆由一名普通中学教员转身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再一下子站上了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坛，任副教授。此后，钱穆名闻高教界，先后在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昆明五华学院、云南大学任教授；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在广州华侨大学任教授。他就像展翅大鹏一飞冲天，在广阔的学术天空中自由翱翔了。有次教育部召开学术研讨会，钱穆填表，学历一栏填“无”，专长填的是本文由收集整理“经、史、子、集”，这符合钱穆的国学研究实际。

促成钱穆成为国学宗师的是他的巨著《国史大纲》，这是钱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当时即享有盛誉，后来影响深远，治文史者都以这部著作为必读书。该书成形于他在国立北京大学的“中国通史”讲座。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浩大缜密的学术工程，倾注了钱穆许多年的精力与心血，是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力作。1940年出版。周育华认为该书“以30万字概括了中国史的全部，就史体而论，是时代所需要的新通史，既采近代的新史体，又承传统的纲目法，是钱穆新通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其内容不仅侧重于政治史的叙述，也重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论述”。

钱穆笃于友情，知恩感恩。顾颉刚对他的知遇，他固然铭记在心；就是友人对他的某一重要的学术建议，他也永远感激。他的学友陈梦家曾先后两次提醒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为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及今闻梦家已作古人，握笔追思，岂胜怅惘”。《国史大纲》是中华民族危急时刻的历史见证，也是策划者与铸造者崇高友谊的倾情见证。陈梦家，著名的考古学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一开始即受到迫害、侮辱，1966年9月3日自缢而亡，年仅55岁。钱穆得悉挚友的悲惨命运，沉重的心绪全部凝聚在八个字中：“握笔追思，岂胜怅惘！”

钱穆的国学研究，以儒家为主，史学为主，但却几乎涵盖了国学的方方面面。他对道家的研究有《庄老通辨》，对墨子的研究有《墨辩碎诂》、《墨子惠施公孙龙庄子纂笺》等，对学术史的研究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十）》、《中国学术通义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等。研究中国文化的有《中国文化史导论 中国历史精神》、《文化与教育》、《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研究地理的有《史记地名考》、《古史地理论丛》等。研究文学的有《中国文学论丛》、《理学六家诗钞 灵魂与心》等，此外，还有《湖上闲思录 人生十论》、《双溪独语》、《晚学育言》以及回忆录等诸多著作。《钱宾四先生全集》达五十四册，一千几百万字。说钱穆是国学宗师，的确是实至名归！

钱穆虽然一生研究儒学，致力弘扬儒学中的优良传统，但钱穆也清醒看到了儒家思想的三大缺陷。他在《文化史导论》里明确指出儒家思想的缺点：一是他们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于人类中心、人类本位而忽略了四周的物界与自然。二是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小我自由。三是因为儒家太看重社会大群的文化生活，因此使他们容易偏陷于外面的虚华与浮文，而忽略了内部素朴与真实。钱穆对儒家思想缺点的揭橥，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綮，这和某些国学研究者一味称颂儒学，是有严格区别的。

钱穆是“君子儒”，始终把国家、大局放在第一位，绝不计较个人的一时被误解、曲解。新中国成立前夕，新华社发表评论，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钱穆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时，钱穆感到茫然不解。胡适当过驻美国大使，说过“当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的话；傅斯年当过参政员，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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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长。而他只是一介书生、一名教授，既不参政，又未议政。钱穆被点名，可能和他在校长为美国人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教过一年书，与司徒雷登交往过有关。既然被点了名，他就远去香港创办亚洲文学院（后改名新亚学院），继续做弘扬中华文化的工作。后来去日本、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多所大学访问、讲学，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文化大革命”狂飙刮起后，他从香港到台北定居。新时期到来，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蒸蒸日上。1986年，钱穆发表对国运和世局的识见，谓和平统一是中国的大前途、大希望、大理想、大原则，表达了他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明确态度。大陆《人民日报》随即予以摘转刊登。钱穆不计前事，爱国之心昭然，体现了“君子儒”的可敬可亲的形象。1990年8月30日，钱穆于台北寓所逝世，享年96岁。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第8篇：我有钱了作文范文

一、 自查自纠工作开展情况及自查内容

（1）自查自纠工作开展基本情况

此次自查自纠，我公司总经理担任组长，通过对文件的学习，使公司员工认识到为什么要开展反洗钱工作，以及它的重要性和意义。利用各种培训、工作会议等机会、采取各种形式深入开展反洗钱知识、反洗钱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宣传，认真组织开展反洗钱宣传活动，普及反洗钱知识，提升公司广大员工、保险人和社会公众的反洗钱意识。

（2）自查内容自查情况

 1、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工作。严格按照客户身份识别制度识别客户身份，了解被保险人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登记客户身份基本信息，并留存有效身份证件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或者影印件。

2、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划分。了解客户身份、业务和交易信息，结合客户洗钱风险分类，客观、审慎评定洗钱风险等级，持续进行客户风险等级跟踪评价。除此之外，提高客户交易的检查频率，根据不同客户分类级别采取措施对客户进行识别，并就此对客户风险等级划分进行管理。

3、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识别报告工作开展情况。严格执行大额和可疑报告制度并根据实际制定了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4、反洗钱内控制度执行情况和其他基础工作情况。我司按照上级要求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小组组长，将反洗钱工作职责落实到岗、落实到人；并结合公司实际制定了反洗钱内控制度，在工作会议上向公司员工及合作伙伴进行了宣导，保证了制度的执行效果。

5、按照上级公司的要求定期登录公司反洗钱监控报送系统，对总公司提取的可疑交易待确认数据及时进行分析确认，确保数据质量。

（3）反洗钱培训和宣传工作

按照分公司在全辖开展“反洗钱宣传月活动”的相关要求，我司工作人员对前来投保的客户发放返洗钱宣传资料。

二、对发现问题的整改计划

本次反洗钱自查自纠工作覆盖到各险种、自查时间为**年*月*日-**年*月4日，自查时间跨度**年*月*日-**年*月*日。**年*月*日经报表调取系统内的所有已决案件(剔除农险)共计***件：其中机动车辆保险***件、健康险***件、企业财产险**件、意外险**件、责任险**件，针对上述案件进行自查发现：内控制度有漏报现象、公司员工的反洗钱综合水平有待提高。整改措施：1、完善反洗钱内控制度，杜绝再次出现内控制度漏报现象；2、我中心支公司加强对员工进行反洗钱培训，将反洗钱知识测试以及实际工作中反洗钱操作结合在一起，纳入年终考核中。

三、下一步反洗钱工作开展

***年*月*日以后的案件严格按照反洗钱方案执行，今后我们将继续把发洗钱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来抓，严格执行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加大反洗钱宣传培训的力度，确保全体员工树立应有的反洗钱意识，掌握必要的反洗钱技能，增强反洗钱工作的紧迫感、主动性；在工作中，严格履行反洗钱义务，切实打击洗钱活动。

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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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我有钱了作文范文

一、中国古钱与书法的关系

关于币面的纹饰，对于设计者有几点要求：一是美观，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乐于接受，美不胜收。钱币本身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又是物物交换的媒介，而钱币的美感可以增添人们求索的欲望；二是清晰明了，使人们一目了然，一望便知；三是时代感和地域性，以区别于其它钱币；四是防伪，使伪造者不易仿制，人们容易辩识。西方钱币上的图纹和东方钱币上的书法，都具有这样的效果，它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分别被选作为钱币币面的主要修饰。在中国书画诞生的时候，书和画之间本来没有明显的区别，它们本是同根，出于同宗，现在我们看到的早期的象形文字，如：日书作“”、贝书作、鱼书作、可见当时书画之间并无严格界限。

中国书法蕴涵着东方神韵的艺术魅力，书法给人以美的享受。方孔圆形的钱型，加上简单明了的钱文，使人一目了然，即可断定它是中国的钱币、东方的钱币。不同时期的不同书体，不同作者的不同手法，既有强烈的时代感，又充满着变幻莫测的个性特征。每一个钱文的神韵气息，使伪造者犯难，无法完全做到形似，更难以真正做到神似，从而，为人们的有效识别，为钱币的防伪，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正是因为这些缘故，书法艺术伴随着中国古钱的发展足迹，形影不离，钱文书法成为古钱文化最突出的代表。同时，古钱上钱文书法的变化，也成为中国书法艺术演变和发展的一个缩影。

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钱币上的文字是当时流行的大篆书体，它们既保留着商周甲骨文、钟鼎文的遗风，还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民间的实用书体。特别是战国钱币上的文字，又体现了战国七雄，不同地区的不同书写方法(图1)。

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后，又统一文字的书法为小篆书体(即秦篆，亦称李篆)。随即又统一了货币，不仅统一了钱文的内容，还统一了钱文的书法，即以小篆书体来书写钱文(图2、3)。汉(公元前206年)继秦制，钱文仍为篆书。新莽时期(公元9―24年)，王莽对钱币的铸造非常重视，钱文的书法更为考究，钱文采用铁线篆，亦称悬针篆，是小篆的一种特别的书体，笔道上粗下细，用笔刚劲有力，艺术性、装饰性极强(图4)。南北朝时期，钱文的篆法多有创新。南朝刘宋(420―479年)铸钱钱文采用薤叶篆，如“孝建四铢”、“永光”等(图5)；北朝后周(557―581年)铸钱钱文则用玉箸篆，如“五行大布”、“布泉”等(图6)。

隶书在钱币上出现，最早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成汉李寿汉兴年间(338―343年)铸的汉兴钱，钱文“汉兴”两字有两种排列方式，两种不同的书体。一种是传统的左右横列篆书书体，一种是上下竖列的隶书书体(图7)。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隶书钱文，则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行“开元通宝”钱(图8)以后的事情。

宋朝(960―1279年)是中国古钱铸造的顶峰时期。由于铸造技术的成熟，可以保证书法艺术在钱币上的充分反映，宋钱上的钱文几乎包括了真、草、行、隶、篆各类书体(图9)。尤其是在推行“对钱”制度(日本泉界称之为符合钱)的时期(990―1180年)，每一种钱都会采用两种以上不同书体的钱文同时铸造。宋朝的皇帝有不少是书法家，他们亲自书写钱文，被称之为御书钱(图10)，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书法艺术在钱币上的应用和再创造。各种书体在宋钱钱文上争奇斗艳，甚至出现了九叠篆的钱文(图11)。九叠篆书体一般用于官方的印玺，由于篆文复杂难读，民间很少使用，把它用来书写钱文成为宋钱的一个特例。

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以后，宋钱钱文的书法逐步统一为宋体字，此后的钱文书法比较注重实用性，一般都采用楷书书体(图12)。元、清两朝，钱币上的文字除了汉字外，还出现了蒙文、满文、维吾尔文等民族文字，体现了多民族国家多种文字并存的特色(图13)。

中国古钱上的钱文，多数是出自书法名家之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诸如：唐欧阳询书写隶书“开元通宝”，南唐徐弦书写篆书“开元通宝”(图14)，宋太宗赵光义书写真、行、草三体“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宋徽宗赵佶书写瘦金体“崇宁通宝”、“大观通宝”，金党怀英书写篆书“泰和重宝”(图15)，元周伯琦书写楷书“至正之宝”(图16)，清戴熙书写“咸丰通宝”、“咸丰重宝”(图17)等等。其实，秦汉以降，钱币上的文字应该都是书法家的作品，西汉的“五铢”钱，王莽的六泉十布，钱文都非常考究，自然都是由书法家所书，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而已。先秦的钱币，因为铸造工艺原始，只能“一范一钱”铸造，所以先秦钱币上的钱文变化无常，几乎找不到书写完全一致的文字，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先秦钱币上的钱文不是由专门的书法家所为，但它们也是由长于刀笔文字，或者说工于刀笔文字的专门的匠人所作，其笔锋之犀利，运刀之娴熟，钱文疏密繁简之布局，决不是随心所欲的随意之作。

二、中国古钱与篆刻的关系

中国古钱的铸造，采用浇铸工艺。这种工艺需要先刻制模具，早期称之为“钱范”，即用刻有钱币外型的阴纹范模来浇铸钱币(图18)。钱范分有陶范、石范、铜范等等，就性质而言又可分为母范、子范。铸造钱币时，钱币的模型和钱币上的文字，都直接刻制在由土坯或石板制作的原范上，或者是刻在最初制作的母范上。唐宋以后，改为翻砂法铸钱，钱模被称之为母钱，即用母钱为模在沙盘上印制钱腔，浇铸钱币。最初的母钱又被称为“雕母”(图19)，是用铜、木(硬质杂木)等材料直接雕制而成的。无论是钱范的雕刻，还是母钱的雕刻，都和篆刻技术有着不解之缘。更有甚者，在钱币制造过程中，也曾经直接使用过印戳。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楚国金版上的文字，如“郢再(爰)”、“陈再(爰)”、“邴”等，便是在金版浇铸成型后，趁尚未完全冷却时，由专门的字戳钤印上去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1960年曾经购得一枚“郢再”戳印，戳印呈圆槌形，长106mm，戳印方框的边长为13.5mm，尾端圆形的直径约为42.5mm，据说是在安徽寿县出土的。所以旧时古钱界也称楚金版为“印子金”(图20)。后来在方孔圆钱的制造过程中，偶尔也会借用钤印技术，如唐朝的会昌(841―846年)开元钱(图 21)，并没有雕制专门的母钱，而是以盛唐时期标准的开元通宝钱为模，在沙盘上印制，其钱背的文字，则是由专门的单字印戳，加盖到沙盘上的。这样的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也不是孤证。总之，中国古钱的铸造，和篆刻的关系密切，古钱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受篆刻技术高低的制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元(1279―1368年)、明(1368―1644年)以后，篆刻家在研究篆刻技术，篆刻历史的时候，都十分注重“印外求印”，其中自然会包括有关古钱和书法、篆刻的关系。篆刻家邓散木在他的《篆刻学》一书中，提出了泉文(即钱文)“足为治印之助”的主张，并把王莽钱币的拓本收入书中作为证明。方孔圆钱，外圆内方，文字布置其间，如何布局，确有值得研究的地方，程邃(1605―1691年)、赵之谦(1829―1884年)等篆刻家都曾治过古钱形的印章，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效果(图22)。

三、书法篆刻艺术是中国古钱文化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