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现状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双减政策的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地方政府；企业；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博弈模型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012-04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十二五”规划也已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立为基本方略。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过程最为关键的环节，政策执行不力或不完全，都将导致公共政策的失败。政府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利益的保障者，应更多地追求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节能减排政策执行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地方政府把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传递给企业的过程，而企业作为利益主体，他的个体理性追求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与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集体理性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政府和企业各自作为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问题，应该加以重视。

一、地方政府与企业博弈关系产生的必然性

（一）政策执行中政府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博弈双方之所以产生博弈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博弈中拥有信息的参与人被称为“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被称为“委托人”。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关系就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于其排污状况和所排放污染物的危害等方面的信息的了解要比地方政府全面很多，但企业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将这些信息隐瞒甚或篡改，不公示所排放废物的信息、不按照安全的标准进行生产，提供虚假的排放物种类信息。因此，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的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是有信息劣势的委托人，而企业则处于人的地位。在节能减排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政企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理性的企业可能会利用其在信息方面的优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就会有发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风险。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政企关系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于资源的分配有着绝对的控制权，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具有类似于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隶属关系。由于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行政控制能力很强，企业对于地方政府所出台的各项政策，一般都会迅速做出市场反应，采取行动配合地方政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化很大，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政企关系正在向着契约化和交易化的方向发展。现在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企业的利益倾向，否则，交易就无法实现，政策目标也不能完成。

（三）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政策中价值目标的不一致

在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考虑的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而企业所关注的是企业自身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环境是一个动态的经济社会。环境不断提供地方政府和企业各自所需要的信息，博弈双方的战略选择的调整也会对对方的利益支付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和企业双方都会通过各自所拥有的信息资源，选择最适合自身的策略组合，所以形成了双方的博弈关系。

（四）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力方面的缺陷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不足也是导致地方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发生博弈的原因之一。由于节能减排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地方政府的各级管理部门缺乏相应的政策执行技能和理论方法的指导，导致企业有机会逃避政府监督。并且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以“GDP”为指标的绩效考核体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政府各部门在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执行时可能发生凝聚力不强，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偏差的可能。

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分析

（一）一般模型假设

在对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弈模型进行讨论之前，根据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定位和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对该模型作出如下假设：

第一，地方政府可以对有效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企业进行奖励，例如降低税收或对企业发放补贴，也可以对污染环境的企业予以罚款。地方政府获取信息，对企业进行检查时要付出相应的成本；第二，企业的策略集为冒着政府罚款的危险直接排污，或者忠实地执行政策并获得地方政府的奖励。另外，企业的排污行为被地方政府查到的影响除了经济损失之外，还有其社会形象和品牌的受损，这也会对其利益造成伤害；第三，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是衡量企业是否有效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唯一标准，地方政府只能通过检查企业的排污状况，来决定对企业实施惩罚或是给予奖励；第四，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集分别为：在上述的条件设定下，地方政府的策略集是：检查或不检查；企业的策略集是：执行政策或不执行政策。

（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关系分析

1、博弈模型建立

设a表示企业执行政策，给环境带来收益；a′表示企业执行政策，企业所能获得的收益；b代表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所需付出的成本；b′代表企业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所付出成本；c表示企业排污对社会环境造成的损失；d代表企业不执行政策时，地方政府检查后对企业给予罚款导致企业所承受的损失。根据相应的得益，可以得出相应的博弈矩阵如图1所示。

2、博弈模型分析

我们首先考虑信息完全的情况，信息完全包括两种设定：第一，企业和地方政府对于采取每一种策略后所产生的利益完全了解；第二，每一方拥有的所有策略选择对方都完全清楚。信息完全的假设可以把一些复杂的情况剔除，将博弈双方的选择精确化，便于得出有效的结论。

第一，当d-b

a’-b’>0时，利益矩阵如图2所示。

从图2的利益矩阵可以得出，这种情况下的博弈纯策略均衡是：地方政府不查，企业执行政策。

-d

a′-b′

第二，当d-b>-c时，此时无法直接得出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选择，通过划线法分析后，相应的得益矩阵如下：

a′-b′>0时，此时博弈的均衡策略选择是：地方政府不查，企业执行政策。

a′-b′

-d

通过分析，这种情况下没有纯策略。设地方政府检查的概率为q1，不检查的概率为q2；企业选择执行政策概率为p1，不执行政策的概率为p2。此时，企业选择执行政策和不执行政策的概率p1、p2，一定要让地方政府检查或不检查的利益支付相等，同样，地方政府检查和不查的概率q1、q2，也要使企业执行政策和不执行政策的利益支付相等。可以得出：

p1（a-b）+P2（d-b）=p1a-p2c

q1（a′-b′）+q2（a′-b′）=-q1d

p1+P2=1，q1+q2=1

通过以上分析计算，可以得出企业执行政策的概率p1=1-b/（d+c），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概率为q1=（b′-a′）/d。当Эq1/Эb′=1/d>0，企业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所付出的成本越大，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概率也越大。此时，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当检查的成本较大，同时地方政府对企业检查的几率较小这种情况下，企业将很有可能为省掉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成本而污染环境。而地方政府出于利益的最大化的考虑，将会有更大的几率选择检查这种策略。当Эq1/Эa′=-1/d0，Эq1/Эd=-1/d2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博弈模型中，当地方政府对不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企业的处罚加大时，短时间内企业的排污行为会减少，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但时间一长却只能使执法人员增加不检查概率，对排污企业偷排偷放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善。而当地方政府的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技术落后，检查成本过高的话，企业选择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几率也会变小，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提高检测技术上作出努力。所以，从长期来看，只有让企业在执行政策后得到的收益加大才是避免污染事故的主要措施。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起企业执行政策的主动积极性。

以上讨论的是基于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对彼此的策略空间以及策略选择的收益都完全了解的环境，可是在现实中的政策执行中完全信息的情况几乎是不会出现的。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生产技术和排放状况不能完全了解，而地方政府有效检查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能力和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监督的成本有多高，这也是企业无法掌控的。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可能为了自身小集体的某种利益，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对企业的超标排放不作为。企业也可能出于地方政府不会检查的侥幸，偷排偷放。所以，在信息不完全的环境下，可能出现下面几种情况：第一，地方政府对企业不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惩罚偏低，d不够高，甚至比企业治理污染所付出成本还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无视政府的处罚污染环境，而没有执行政策的动力。第二，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治污成本不了解，给予的奖励不高，企业执行政策所获得的奖励不足以弥补其所消耗的成本。如果企业执行政策只会增加自身的成本负担外，企业当然不可能主动进行节能减排。第三，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成本过高，检查威胁不置信。地方政府的检查和罚款对企业来说，有很大的警示作用，是促使企业执行政策的一个有力保障。但如果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成本过高，a′-b′

三、提升地方政府和企业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力的路径

（一）建立以绿色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比较单一，一般来说都是把GDP当做主要的考核标准，这种考核方式可能促使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快速发展，漠视生态建设，甚至不惜以生态遭受破坏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各级地方政府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时，可能会忽视质量的提高而只考虑GDP数据的增长，从而出现执行偏差，因此就产生了高消耗、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不协调、难循环等经济发展的缺点。从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执行出发，虽然整顿或关闭那些对当地经济做出较大贡献，但却污染严重的企业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必然会有损失，降低经济发展的绝对速度，但却可以让地方政府节省投入环境治理、环境保护中的成本，有效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质量。

因此，单一的GDP评价指标对于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无法做出有效的判断，因而地方政府缺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动力。所以，首先必须要对绩效考核的评价指标体系作出调整，建立以生态效益为导向的“绿色GDP”综合评价体系，力求将资源利用率、环境保护效果、人居环境指数等因素引进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中，使地方政府可以有动力来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其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发挥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在地方政府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的作用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效的信息流通过程。信息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资源，是防止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条件，政策信息的不对称或沟通渠道受阻，都将严重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首先，政府要创建环境信息网络，建立绿色服务中心，加强对绿色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与公众的有效沟通。其次，地方政府应构建一个完全信息的环境质量平台，建立信息反馈机制，鼓励公众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及时了解企业动态，打破信息沟通和反馈的壁垒，降低群众与政府部门沟通的门槛。强化企业“声誉”市场，建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实现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下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稳定增长。最后，提高公民的政策参与度，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新闻媒体拥有非强制性的监督功能并代表着广大的舆论，他们对企业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情况的报道以及对生态环境热点问题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快信息公开的进程，也便于及时反映与表达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应根据企业排污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状况和可能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将其告知企业和受影响的群众，并制定执行“谁污染谁负责”的惩处机制，加强群众环保意识和保护自身利益意识，发动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企业进行监督。

（三）切实提高企业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积极性

第2篇：双减政策的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降温效应非常明显,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面回落: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6月份的16%迅速下降到2008年12月份的5.7%,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由6月份的8.8%迅速下降到12月份的-1.1%,当月出口额同比增速由6月份的17.2%下降到12月份的-2.8%,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也由2008年第二季度未的10.4%下降到第四季度未的9%。面对经济急速下滑的严峻形势,国务院迅速作出调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由2008年初的“防通胀、防过热”转为“保增长,促内需”,财政货币政策也由年初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微调为七月份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再到十一月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可见,宏观决策层对此次危机及其对我国经济影响程度认识明确,措施出台迅速及时,意义重大。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认为,社会的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水平,存在失业或者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国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这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影响。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模式

(1)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发展不景气,出现萧条,同时又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应对经济萧条;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2)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采取“双紧”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等方式压缩社会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缓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

(3)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财政赤字较多而民间投资不够旺盛时,可以采用这种模式。紧缩性财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压缩财政赤字;扩张性货币政策促使银根松驰,刺激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

(4)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经济严重衰退、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采取“双松”政策,在财政减收增支的同时,抑制利率上升,扩大信贷,刺激企业投资,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缓和衰退,刺激经济复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

二、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1、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举措

(1)在财政收入方面,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2008年实施的税费减免措施主要包括实施企业所得税新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费用标准、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税收负担、多次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等。在此基础上,2009年又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新的举措,这些政策全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以上。

(2)在财政支出方面,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此带动和引导投资与消费需求。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拟增加政府公共投资1.18万亿元,加上带动的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约4万亿元。此外,通过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贴和生活补助标准、对困难群体直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等途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有五点。一是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二是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三是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出口信贷的规模,探索在出口信贷中提供人民币中长期融资。四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力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五是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金融服务。

三、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保增长,促内需”,为此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手段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运用过程中积极财政政策可以达到收入效应和扩张效应。从收入效应来看,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如减税、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费等举措,既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拉动居民消费,又减轻企业负担,如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减轻企业负担,还刺激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换代,长时间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转移性支出,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大力促进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如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等。还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政策,将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消费者,有效衔接和动态追踪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直接拉动我国农村的消费,扩大内需。从扩张效应来看,增加政府投资不仅能直接、迅速地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具有促进全社会投资的扩张效应,能带动企业和民间投资。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质上就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进一步活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扩张效应和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从扩张效应来看,一方面是直接的资金供应扩张,自2008年9月份以来,连续多次下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货币信贷扩张趋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融资的机会和便利。包括加快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促进股票市场平衡健康发展,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展示平台。从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来看,通过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资金投向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国家重点扶持行业,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3、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分析

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 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的效应已逐步显现。宏观经济急速下滑的趋势已得到抑制,总体来看,经济运行呈现出筑底回升的态势,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已显现出积极效应。从社会发展来看,民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性支出,社会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得以提高,通过政府公共投资性支出,社会就业形势得以好转,社会稳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产生大的变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总之,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我国及时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了“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积极效应。

四、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综合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防止挤出效应的发生

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挤其他经济主体进入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2009年以来,地价高涨,国企频当地王就是一个例证。美联物业根据北京土地储备中心公布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12月17日,北京合计拍卖涉及住宅类地块为69块,其中有30块地为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获得,占市场总比例43%。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国企高价拿地频繁,明显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在下半年北京成交的30块住宅地块中更有18块由国企拍得,占到了市场的60%。地王的频繁出现与楼市过火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国企地王过多的情况,与今年4万亿的投资不无关系。还有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银行大量配套的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大客户集中,小城市、城镇、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匮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2、“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天量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但与银行放开信贷闸门“结伴而行”的是,A股市场牛气冲天,截至2009年9月30日,沪指上涨幅度最高超过90%;还有在北京、上海等全国不少大中城市,房地产商们纷纷斥巨资“跑马圈地”,地价、房价走出低谷,向上攀升。中国社科院金融专家彭兴韵指出:“这说明,新增信贷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未能进入实体经济,而悄悄进入了股市、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推动了这些领域的‘虚热’。”因此,相关部门要严查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确保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以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而不是助推虚拟经济的火热。

3、“双松”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在本轮财政货币政策运作之前,我国国内刚刚经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全年上涨4.8%,2008年前三个季度CPI同比上涨7.0%,经济过热、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变、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出现重大问题的背景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再次发生。当经济复苏,走出萧条的阴影时,就要考虑“双松”政策的逐步调整,如果担心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可以对“双松”政策进行微调,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以确保扩内需、调结构。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则要微调,如果担心利率上调加重企业负担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则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来回收流动性,以预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赵红梅、李景霞: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 郭庆旺: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潘正彦:如何协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J].财会研究,2009(1).

[4] 马洪范: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选择[J].中国金融,2008(24).

第3篇：双减政策的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 国际收支 双顺差 经常账户 资本与金融账户

一、引言

国际收支账户衡量国际收支状态具体是否与国内经济相适应，集中地反映一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特点和地位及其国际金融活动的内容和范围。我国国际收支账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除1998年为逆差其余皆为顺差，且最大的特点就是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双顺差。这种持续的双顺差使我国外汇市场的供给失衡，加之由经常账户顺差导致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热线的流入，加大了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和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

二、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大多保持贸易账户、经常账户逆差与金融账户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但是从我国近十几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很容易发现，我国国际收支保持着持续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与金融账户的“双顺差”——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同时保持顺差的状态（除1998年收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资本与金融账户为逆差外）。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正在更大程度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但是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持续顺差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正逐渐凸现出来，我国外部经济失衡日益严重。

三、双顺差的危害及其产生原因

1.双顺差的危害

首先，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我国是实际资源的输出国。仔细分析货物贸易就可以发现，我国输出的是以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为主的。这些与我国目前的政策是不相符的。目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还十分注重它的可持续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发展的口号。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出口我国的自然资源是得不偿失的，这样所带来的效益是短期的而且比较微小，但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无法估计的。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是我国的优势，引进外资充分利用该优势也是对的，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可以看到外国厂商只是把我国当成一个具有低廉成本的产品加工车间，他们把技术全面封锁，我们得到的是十分少的加工费用，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绝大部分的利润都被外商获得。

其次，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说明我国在大量的从国外借钱。这种外债的增加一方面增加了资本的不稳定性随时都有外流的可能，另一方面使增加我国支付给债权国的投资收益。从1994年开始我国的投资收益账户一直都是逆差，而且逆差额逐年增加。巨大的投资收益逆差抵消了货物贸易账户顺差的很大一部分。如果这种状况继续持续，总会有一天贸易顺差支能够用以抵销投资收益账户的逆差。我国输出实际资源获得的利润将全部被外国投资者占有，这时外资的存在将不再是我国经济的动力，而是一个巨大的包袱，阻止我国经济的发展。

再次，双顺差导致巨额的外汇储备，储备资产的机会成本巨大。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么大的外汇储备量对我国而言是得不偿失的，其实质在双顺差下以高成本获得的资金又通过购买美国低收益的债券或在美国银行增加美国存款的形式将资本以很低的价格返还给美国，支援美国的经济发展。

最后，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使得国内宏观政策调控具有很大难度。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新增的顺差只能通过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来消解，这就给中央银行带来巨额外汇占款压力。为了保持货币供给不变，中央银行采取冲销干预，外汇占款因此挤占了国内信贷的投放量，这就会对国内的经济产生紧缩的效应，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失去了相对独立性。

2.双顺差的产生原因分析

(1)宏观因素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就已经提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观念，但实际上没有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也缺乏整体战略把握，依旧延续改革开放初期所制定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和机制，鼓励资本流入，进而加重了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具体到部门和地方来讲，他们之间缺乏对国际收支平衡状态的协调和考虑。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统一的部门考虑涉外经济、金融的平衡也就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整个涉外经济和金融在部门间缺乏协调。我国外汇及其相关管理措施是产生双顺差的另一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汇率固定缺乏弹性。在人民币升值强烈而不能变为现实的情况下，大量国际资金流入我国进行无风险套利，加剧了顺差状况。

(2)结售汇制度引起的问题

目前的结售汇制度是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确立的。当时我国的外汇短缺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外汇的集中管理、统一使用。但外汇形势发生变化后，制度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人民币供给持续增长，政府调节力度小，结果导致所有的外汇必然集中到中央银行成为外汇储备，进而就形成了我国超越日本成为当今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的局面。再次是外汇账户的管理。我国规定企业开立境内外汇账户需要国家外汇局的核准，同时账户有限额规定，不能突破。原来来企业外汇可以留存外汇的限额比较小，现在做出了调整，放宽了限额标准，但大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使企业并不太在意这些。目前虽然允许企业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可以保留需要的外汇，但不允许企业不同账户之间资金融通使用。这就更加限制了企业对外汇的保留，进而增加了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

四、解决双顺差问题的对策

从现在的形势看，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在短期内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对汇率进行调节等手段，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增加人民币弹性，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调节对外经济失衡问题。

具体而言从金融方面将首先要使利率和汇率手段双管齐下，合力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在流入的大量外国资本中有一部分是进行无风险套利活动的国际游资，即所谓的热钱。他们涌入我国资本市场就是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我国存款利率与国际其他国家相比偏高。在今后注意保持人民币的存款贷款利率水平不似当前这样。一方面不但可以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增加企业竞争能力使之与外资企业进行抗衡，不处于被动地位；而且也能促进外资机构在境内更多的使用人民币，减少外汇的占用。另一方面，较低的利率可以减少套利的机会，在减少国际游资涌入的同时也有利于汇率机制的改革。调整利率的同时可以让人民币小幅升值。此举也可减少热钱的大量涌入，而且可以抵消较低利率所带来的影响。由于低利率能刺激信贷和消费增加需求，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导致人民币贬值，但因利率反向操作，二者就可相互抵消了。其次，要使人民币逐渐国际化，要提高人民币国际信誉，成为世界通用货币，扩大人民币结算范围，扩大国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机构范围。再次，减弱对资金流出的限制，加强资金流入的控制；放宽各种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进行投资和经营的条件；控制短期外债规模和结汇；限制境外上市公司外汇资金的结汇。同时还要加强对账户资金流向的管理。

从大的经济政策方面讲，我国要尽快实现由外向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首先，要调整对外经济政策。第一，调整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现在应当逐步取消对外国资本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营造一个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外资的加工贸易政策应转化到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上来，发挥外资对国内产业的带动和技术引领作用。第二，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近几年我国的年出口量都居世界前列，国际货物贸易已连续多年出现巨额顺差。与此同时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在不断上升，由此带来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因此要尽快调整对贸易出口的优惠政策。这样既可以抑制出口的过快增长，降低由出口依存度的过快增长所带来的风险，也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目标。其次，实行促进国内资本政策。目前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已有了很大改变，2006年外汇储备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28.7万亿元，其中储蓄存款14.1万亿元。但在现行投资项目的行政批制度下，很大程度上资源配置仍掌握在政府手中， 民营企业很难进入金融、电信等重要行业，国有金融体系仍向国有部门企业倾斜。民营经济得到的金融支持与其对经济的贡献很不相称。造成了银行有钱贷不出民营企业没钱却又贷不到款的供求脱钩现象。因此要立足国内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建立系统的促进国内资本投资的政策；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和优化金融结构，促进直接融资和中小企业融资。

参考文献：

[1]杨柳勇:国际收支研究:理论模式、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现实的分析[m].中国金融出社,2003

第4篇：双减政策的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 自愿性会计政策 寻租理论 博弈分析

一、寻租理论

寻租是由美国经济学教授克鲁格在1974年提出的，寻租理论应用的领域很广，将它运用在会计中则称之为会计寻租，而在我国用寻租理论来解释会计问题始于2000年。会计寻租的定义为：在社会总财富水平和企业真实业绩（即经济收益）并未改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会计信息（即财务报告收益数字）或者影响行业规范来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从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一种非生产性寻求利益的活动。

会计天然地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变更就天然地具有寻租功能。即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通过改变会计的确认和计量的方法，就可以改变会计信息，进而改变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决策结果。企业寻租通常是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以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各种手段干预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引导或促进会计准则朝着有利于该企业的方向发展，在默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既有权力的前提下，寻租者可能寻求的则是准则具体事项中有利于自己的规定；二是企业管理当局以经济人的身份，通过具体的会计政策的选择最大限度地降低或减缓新准则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后者即被可以看作是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寻租行为。

会计活动与相关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从理论上讲，企业就有适应环境变化而重新选择会计政策的必要性，这也就是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本质要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可以选择通过这种自愿性会计政策的变更改变其真实收益以取得不应得的资源或财富。

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企业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真正动因是否如准则中规定的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不得而知，但鉴于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所具有的寻租功能，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应是极易发生盈余管理的领域，企业管理者会通过变更会计政策改变财务报告收益来达到其寻租的目的，实现财富的非生产性转移。

二、博弈分析

在经济学上博弈论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与传统经济理论研究的不同点在于博弈论中，个人的效用函数除了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还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

1.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博弈的前提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人们之间的行为是相互影响的，一个人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对方的几种可能性的反应，此时所做出的决策可能比单独思考自己的需求更具有价值。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市场中买卖双方各自拥有不同的信息，双方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就会采取不同的手段来为自己谋利，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博弈过程。

2.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博弈的要素

（1）博弈双方――政府作为博弈甲方，上市公司经营者作为博弈乙方。

（2）博弈规则――会计规范体系。

（3）裁判――注册会计师。裁判是一个中立的角色，他通过接受委托服务于博弈的一方，公正的做出评判。

3.博弈过程分析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在其公开信息时，就要了解政府在此信息公开后会做出的反应及对策。而政府在做出决策时，也需要考虑上市公司通过机会主义会计政策变更实现歪曲披露会计信息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博弈分析中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一过程：如表1的博弈矩阵 ：

其中：E――上市公司不采取机会主义会计政策变更

O――上市公司采取机会主义会计政策变更

A――政府采纳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

U――政府不采纳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

表中各组数据代表政府及上市公司分别在不同情况下所得的好处。那么首先我们分析AE（9,6），看它是不是均衡点。如果政府选择采纳（A）的策略，则上市公司通过比较（E）与（O）的好处就会选择（O）点，去获得最大的利益8，也就是会采取机会主义的会计政策变更，所以AE（9,6）显然不是均衡点。同样，我们对AO（4,8）及UE（4,3）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都不是均衡点。而在UO（5,4）的情况下，政府采纳（U）的策略，上市公司通过比较（E）与（O）的好处就会选择（O）点，去获得最大的利益4，也就是会采取机会主义的会计政策变更，歪曲披露会计信息；另一方面，当上市公司采纳（O）的策略，政府通过比较（A）与（U）的好处就会选择（U）点，去获得最大的利益5，就是会做出不采纳的决策，从而该博弈的均衡点为UO（5,4）。

这种双方都采取消极方式对待问题的僵局的出现，显然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我们要制定出相关的规章制度，要求上市公司适度公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既要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相关性，又要以不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等不可公开的信息为限，这便是博弈的一个新的“均衡点”。这样上述博弈均衡点持续发展下去的唯一结局就是最终会导致上市公司采取机会主义会计政策变更下所得好处减少为零，我们重新得到一个新的均衡点AE（9,6），即上市公司采取效率型的会计政策，真实公开财务信息，而政府据此做出采纳的决定。如表2所示：

以上我们简单的探讨了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中存在的博弈现象。其实如果想真正地运用好博弈论，就不仅仅是接受这一均衡的结果，而是通过了解这一均衡的形成过程来创造条件达到这一均衡。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一理想的均衡状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是必须经过“多次博弈”才能达到的。就好比会计中各种准则、制度、契约就是在不同的博弈各方多次博弈之后逐步形成的。其具体表现为：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若有了破绽和漏洞，市场主体就会利用机会谋取利益，政府一旦发现后便会完善旧准则或制定新准则加以堵截和防范，政府和市场主体随即便展开新一轮的社会博弈。一轮博弈结束后，会计准则便达到了一时的均衡状态，但随着社会整体经济环境的发展和变化，旧的准则规范又不能涵盖新的会计业务，就会再次引发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其结果就是达到新的均衡。博弈次数越多，程度越完善，博弈各方之间的关系便越接近“纳什均衡状态”。在纳什均衡状态下，各种会计准则、制度、契约就会成为整个社会普遍接纳的“市场规则”，任何市场主体若为了暂时的收益而违反规则，必然会在其他方面付出更大的代价。

由于目前我国对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公开还没有达到既能披露更多真实、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同时又不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等不可公开的信息的双重要求，说明我国的各种会计准则、制度、契约仍处于博弈的初级阶段，要想达到“纳什均衡”还需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在这长时间的博弈过程中我们要正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机会主义问题，积极地创造条件使得政府、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多次博弈的结果能够兼顾各方的利益，达到双赢的局面。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最终达到一个理想的“纳什均衡”状态。

参考文献：

[1] 杨久利.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企业价值及股东、经理人利益分配的影响[J]．财会月刊（理论），2008，（5）

第5篇：双减政策的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环境税；“双赢”效应；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4—0005—06

一、环境税的“双赢”效应

环境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环境税是指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以所有者的身份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个税种；广义的环境税是指所有能够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各种税收的总称，既包括为实现环保目的而专门征收的税收，也包括其他并非以环保为主要目的，但却对环境起到保护作用的税收。本文的环境税指广义概念。征收环境税是防治污染、改善环境的经济手段，是利用价值规律，通过征收适当税额，给损害环境的单位或个^以外在的经济压力，促使其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减少或消除环境损害，达到保护环境和持续发展的目的。近年来国外对环境税的研究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环境税的“双赢”效应，即在制定和实施环境税中考虑生态环境受益的同时，必须考虑环境税对就业、投资、消费水平等的影响。

（一）环境税“双赢”效应的涵义

西方经济学家对环境税效应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即本文前面提到的以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为代表，研究重点集中在环境税对负外部性的矫正方面，强调环境税的环境改善功能。庇古认为由于自然环境提供的服务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所以市场机制无法对市场主体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起作用，从而带来“负外部性”。为了克服“负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政府应当对污染者的每单位产出征收与其所造成的边际损害等值的税，通过支付与污染行为相应的价格，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从而达到控制污染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环境质量改善的目的。

第二阶段的研究以Pearce和Bovenberg为代表，研究重点侧重于关注环境税对税制效率、社会福利和就业的影响。Pearce提出对污染行为征税取得的收入，应当被用来减轻社会福利税费的负担，通过这种税收转移可能以零福利成本或负福利成本获得环境收益，实现环境改善和福利成本降低的“双赢”效应。Bovenberg则对环境税“双赢”效应进行了更全面和深入的阐释。Bovenberg认为征收环境税除了会产生更低的污染外部性，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绿色红利”外，环境税增加的收入还可被用来减少其他已存在的税收扭曲，弱化税制对劳动和资本的负效应，促进就业的增加和税制效率的提高。

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环境税“双赢”效应的涵义描述为：环境税的开征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污染，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而且还可以通过税收转移，减轻社会福利成本或降低扭曲性税收的比重，改变税制对资本和劳动的扭曲现象，形成更多的社会就业和国民生产总值，获得非环境受益。对非环境受益的解释目前有三种观点，即弱“双赢”效应、强“双赢”效应和就业“双赢”效应。弱“双赢”效应是指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对资本和劳动征税，可以降低原有税收的扭曲性，改进税制效率；强“双赢”效应是指征收环境税取得的收入可以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减少社会成员承担的福利成本，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就业“双赢”效应是指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可以弥补因减少对资本和劳动课税而带来的“税收损失”，对资本和劳动课税的减少会促进就业的增加。

环境税的税收收入可以降低所得税，或降低与劳动力有关的其他税种的税率，也就是说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用来弥补减少的扭曲性税收收入，从而实现“双赢”效应。换言之，要想获得环境税的“双赢”效应，就应该在征收环境税引起的经济损失和税收收入循环收益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因此，环境税改革的效应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社会总体的税负负担不会增加，即由环境税产生的财政收入由其他税种税率的减少来平衡社会纳税人的总体负担；第二是税负在劳动力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问的转移和再分配。只有这两个因素很好的结合，才会降低劳动力税负和获得预期经济效应。

据学者Carraro的研究发现，其一，从长期看，环境税收的收入会有所减少，但由于社会累积总需求的变化，就业方面的良性效应会一直出现，就业中有高的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可以产生环境税预期的宏观经济效应。其二，由于征收环境税，如能源税引起的生产因素价格的增长而带来的通货膨胀。从这个方面来说，实施清洁生产的公司，即不用支付环境税的公司和那些支付环境税的公司相比，他们的产品竞争地位和竞争优势会有所提高。这也就提出了清洁生产这个概念，它对环境质量改善和节约资源特别有利。

（二）OECD国家的实践检验

环境税“双赢”效应理论的提出，引起了OECD国家决策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以这一理论为指导进行了环境税制改革。表1列举了部分OECD国家环境税“双赢”效应的实践措施。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各个国家在环境税制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同，但都体现了“双赢”效应的核心思想：即开征环境税，促进污染企业外部性成本内在化的同时，降低所得税以减少税收的扭曲性，并将环境税收收入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减少社会的福利成本。那么，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环境税制改革是否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呢？学者Bosquet收集了大量数据，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OECD国家环境税制改革后“双赢”效应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为：在环境税实施地区，CO2减少量非常明显，短期与长期记录的就业有所增加，环境税“双赢”效应存在。

表2例举了Bosquet收集的部分研究数据。从表2以看出：

（1）CO2排放量减少明显，说明环境税的实施促使能源消耗企业调整了产品结构或转向使用更为清洁的能源，实现了外部性成本的内在化，达到了环境保护的目标。

（2）当政府把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用于替代和劳动相关的税收或社会保险支出时，雇主的劳动力雇佣成本降低，促进了就业的增加。

（3）从短期看，环境税加重了企业的成本，企业投资有所下降；但从长期看，环境税的开征为人们提供了更洁净的自然环境，间接提高了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质量，促进了投资的增加。

二、OECD国家环境税政策的弊端

虽然环境税的征收在OECD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在考察OECD国家对能源产品征收环境税的现状及具体税制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与环保目标相悖的“怪现象”，这在我们普遍认为的“发达国家以改善环境为目标来设计环境税”这一前提下无法得到解答。

（一）在大多数国家，无铅汽油税率明显高于柴油税率

如图2所示，除了澳大利亚、瑞士、冰岛、英国和美国外，其他国家的无铅汽油税率均高于柴油税率。2007年，OECD国家无铅汽油税率平均高于柴油税率的比例为43.51%，特别是在比利时、荷兰、法国，前者超过后者甚至高达80%以上。从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这有些奇怪，因为柴油的使用具有更强的污染性，根据所排放的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即使是“清洁”质量的柴油都比无铅汽油的污染程度要大。

在OECD国家，以能源产品为税基所带来的收入在整个环境税收入中占重要份额，以2004年为例，在30个OECD国家中能源产品税在环境税收人中的平均比重为71.65%，在墨西哥、澳大利亚、德国、卢森堡、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比重甚至分别高达82.31%、88.28%、86.16%、96.44%、91.89%。因此，柴油和汽油税率现状很重要，能反映OECD国家环境税征收中的典型问题和主要矛盾。各国普遍对柴油征收低税率，结果导致污染较重的柴油交通工具数目的持续增长和道路运输业的过度发展，在欧盟柴油燃料已占到30%—61%的比例。

（二）并没有纯粹环保意义上的碳税

丹麦、芬兰、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典引入了所谓“碳税”或“二氧化碳税”，虽然这些税的税基通常覆盖了化石燃料，并且税率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被征税燃料的碳含量而不同，但这种征收并不是纯粹的碳税。比如煤炭和焦炭具有严重污染性而且是碳密集度最高的，但煤炭和焦炭税对环境税总收入的贡献很小，焦炭所产生的税收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图3所示）。实际上，只有上述几个国家对煤炭和焦炭征税，而且有很多免税项目。比如在挪威，如果煤炭和焦炭作为还原剂在工业过程中使用或用来生产水泥和建筑用陶粒就可以免税。燃烧煤炭和焦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其中99%的部分都获得了减免。对于在挪威造纸、生产纸浆或鱼粉的企业，他们所使用的矿产品仅需缴纳标准二氧化碳税额的一半。又如在瑞典，当燃料用于制造业和温室栽培时，可以免除79%的能源税（除汽油外）和二氧化碳税，减免后应纳税额仍超过公司营业额的0.8%，则仅需支付剩余部分24%的二氧化碳税额。

虽然绿色税收有时被贴上“碳税”的标签，但很难反映不同燃料的碳含量。一些OECD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对电消费征税，但对用来发电的主要燃料的碳含量不征税。这些现象反映了碳税征收并未充分考虑环保目标，体现了环境税政策对部门竞争力或收入分配的考虑。

（三）对电征税显现出环保低效益的特点

如图3所示，在OECD国家，对电力消费征税所取得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对电力生产征税所取得的收入，这是由于用来发电和配电的能源通常是免税的，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有丹麦、芬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显然，下游电税（对消费电力产品征收）与上游电税（对投入燃料征收）相比是低环境效益的，虽有利于筹集财政收入，但不能刺激企业采用更低或不含碳的燃料，对环境问题治标不治本。即使在电力消费环节，有很多产业部门也获得了税收豁免，如大多数情形下，制造业或任何工业部门不需要缴纳电消费税。如果税收的确覆盖了这些部门，通常其税率也比其他部门要低，这些部门可获得重要的税收返还或税款缴纳上限的规定（如表3所示）。

（四）存在大量出于产业竞争目的考虑的减免项目

OECD成员国在制定环境政策时服从政治压力的程度当然是一个实证问题，但有丰富的非直接证据，比如许多利益集团成功获得免税和特殊待遇。值得注意的有两种类型的减免：其一是对能源密集型产业、高能耗部门的税收优待；其二是鼓励环境危害溢出的减免。如丹麦、挪威和美国对在境外水域工作的商业捕鱼船所使用的能源产品免税。这两类减免不仅损害环境而且具有强烈的政策扭曲效应，通过环境税政策促进环境改善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分析框架，假设政治家追求公共产品，假定公共部门制定环境政策的唯一目的即是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将环境税政策作为矫正市场体系扭曲的方法。但这并不是典型社会政策形成的过程，在现实中能够佐证传统理论的实证证据非常缺乏，而如前所述的种种“怪现象”却频频出现，这也促使学者另辟蹊径，寻找能描述社会政策决策的实质模型，以求更现实地解释环境税政策的制定过程。在众多研究视角中，政治经济学分析逐步显现出对现实问题较强的解释力，有助于探寻环境税政策制定“黑箱”的真相。

四、对我国环境税税制改革的启示

（一）环境税“双赢”效应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问题同样凸现，特征表现在：一是粗放式的经济结构和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使得资源利用率低，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这种浪费型发展模式使煤、电、油、运“荒”声一片。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落后，高能耗、重污染型企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增长迅猛，严重地污染了大气、土壤和水源；二是过度采伐、放牧，破坏了植被资源，造成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近年来北京等地的沙尘暴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

尽管环境税的“双赢”效应观点在理论研究和国外实施的数据分析上都有很大的可行性，然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行税制结构和目前的环境污染收费来看，环境税的这种“双赢”效应在我国的适用性受到了限制。

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来看，流转税在我国的税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重很低；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都在60%以上，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西方经济学者所称的扭曲性税收在我国的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现行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性也不是很大，可以说在我国尚不存在通过单纯降低所得税来降低超额税收负担的客观环境；此外，由于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小，属于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对劳动力征税，税收的替代效应也不大，因而环境税降低扭曲性税收、提高劳动积极性和增加就业的“双赢”效应在我国并不十分明显。

从环境角度来观察我国的现行税制，我国的现行税制绿色化程度不高，大部分税种的税目、税基和税率都没有从环境角度和可持续发展来考虑。我国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收入占总的税收收入比例1997年2004年分别为7%和9.6%，而在环境税实施比较成熟的国家丹麦环境税收收人占总税收收入比例1997年就达到了10.03%；2002年排污费收入总额67.43亿元，同年的治理废水费用和废气费用分别为71.5亿元、69.8亿元。这些都说明我国现行税制还有待绿色化，重新认识现行税制结构，调整税制设计思想，将环境税放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认识，设计出合理的环境税种是新时期税制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我国现行环境税制基本上缺位，税制设计中基本没有考虑到环境税收思想的现实，我国环境税收改革的主要工作就是应将环境税收思想贯彻到税制改革中去。

虽然环境税“双赢”效应论对我国适用范围有限，但它却为我国环境税制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即根据我国国情，把环境税的设计与整体税制改革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既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又有利于整体税制改革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的“双赢”效应。

首先，我国正处在由“费”向“税”的转化阶段，环境税改革应遵循这个基本思想：“最终将税负从对劳动和资本的征收转移到对资源和污染的征收。这样对能源、其他自然资源如土地和污染的高税收，会使工业、贸易和消费者产生一种强烈的经济需求，即减少对这些因素的消费。相反，相应数量的税负、社会保障成本等会从劳动和资本中退出，以鼓励企业家精神，并大大减少促使劳动力合理化的经济压力。收入中的税收改革将保持使对企业的总体财政负担不变”。把环境税纳入到国家的税收管理和征收体制中，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其次，在保持现行税负水平不变的前提下，逐步开征一些新的环境税种，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可以通过改变纳税^经济行为的方式改善环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由于排污收费与税收手段相比有一定的缺陷，因而将排污费改为污染税是一个方向。排污税的税基应该主要以污染的排放浓度和数量为标准，税率要根据特定地区的环境目标及环境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即随着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的变化，税率也应做一定的调整。适当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燃油税可减少对这些产品的使用；噪音税可以用隔音设备投资，或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城镇居民的垃圾税可以弥补日益增长的城市垃圾的处理成本支出。

第三，对现有税制进行一些调整。对不同产品根据其环境友好的程度，设计差别税率的消费税，调节消费者的使用方向。这样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出口，提高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刺激民间投资。

（二）对我国环境税制设计的建议

OECD国家环境税制改革的成功，为“双赢”效应理论提供了实践例证。虽然我国和OECD国家在税制结构、福利制度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预期“双赢”效应能够在我国取得与OECD国家相同的效果。但是“双赢”效应理论的思想及OECD国家的实践经验却为我国环境税制设计提供了思路，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环境税制的设计应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从宏观角度来说，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适当降低其他税收，保持现有宏观税负基本不变；从微观角度来说，环境税的税基选择和税率确定应模拟现实条件反复检验，尽可能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降低环境税本身的扭曲性，减少环境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

其次，环境税制的设计应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立法宗旨，以能否取得良好的环境质量作为税制是否优化的主要衡量标准，确保环境税保护环境功能的实现。同时，充分考虑我国就业压力巨大的实际国情，创造条件促进环境税就业“双赢”效应的实现。

最后，环境税制的设计应强调环保部门的配合。因为环境税的课征需要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对污染排放量的确定则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对污染企业进行定期监测，并将各种监测信息及时提供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依据这些信息才能完成环境税的课征。强调环保部门配合的意义在于提高环境税制的可操作性。

另外，环境税政策的决策过程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是正常的，但是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被某一个或几个集团所俘获而制定出符合他们利益的“扭曲性”政策则是具有很大危害的，这不仅会影响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也易使国家进入俘获经济恶性循环的怪圈。因此，采取措施避免特殊利益集团俘获政治家是增强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有效措施。

第一，健全听证会制度，实行环境税行政决策公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这一原则性要求意味着，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决策过程将更加透明。对此，可以建立健全听证会制度，使公共利益成为环境政策制定的基点，避免政策被单方面的利益所左右。

第6篇：双减政策的现状分析范文

摘要：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对中美双方来说，还是对世界贸易来说，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取得了显著发展，然而，与国际贸易相随的贸易摩擦发生的频率也在加快，中美贸易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存在严重的贸易不平衡，即美对华贸易逆差。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差额过大的问题，已成为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关注的核心。

关键词：贸易差额；统计方法；贸易摩擦；出口管制

一、中美贸易现状分析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济贸易合作不断加大。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2 年中国和美国双边贸易总额为484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5%。中国出口总计3517亿美元，同比上升7.41%；进口总计1330亿美元，同比上升7.95%；中方顺差2189亿美元，同比上升8.2%。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电话机、存储设备、玩具、鞋类、复印机及传真机、集装箱、箱包等。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大豆、 飞机、载人机动车辆、未梳棉花、铜废碎料、处理器及控制器、放大器、玉米、废纸浆等。

二、中美贸易差额的原因

1.美国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严格管制政策

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之多，体系之繁琐，叹为罕见。美国国务院负责有关军事用途的产品、服务和相关技术数据的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控制军民两用物资、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美国财政部管制禁运国家和禁运交易等。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主要在军品、军民两用品、雷达、芯片、软件、无线等高科技领域。

2.国际产业转移

中国的大部分加工贸易都是90年展起来的。加工贸易都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如香港、台湾、日本等通过转移劳动密集型低端加工产业，目的是减少人工成本、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竞争力。通过在中国大陆新建的工厂加工、组装，出口香港继而转口到欧美市场。中国从上述几国进口机器设备、零配件、半成品等，在中国工厂加工组装成成品，继而出口到欧美市场的贸易方式，使得欧美等国认定中国为这些产品的出口国。2008 、2009 和2010 年，经香港转口导致的统计差异分别为255.5 亿美元、211.1 亿美元和204.7 亿美元。

3. 中美双方比较优势不同造成的贸易顺差

美国在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如航空航天技术、清洁能源技术、核反应堆等等高端产业，但是对此类产品出口中国进行严格管制。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如纺织品、玩具、机电产品等低附加值产业。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部分集中在这些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行业。

4.中美两国的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结果

中国统计数据显示，1979-1992年的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始终是逆差，1993年中美双边贸易中方出现顺差；美国统计数据显示，1979—1982年美国是顺差，1983年开始中美双边贸易美方出现逆差。双方贸易统计数据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统计辖区、运输时滞、中国在出口等存在差异而产生的。

5.非跨境服务数据的未计入影响了统计结果

美国服务贸易出口被低估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最主要一点是美国非跨境服务贸易未统计在内。美国的很多跨国公司在我国从事零售、金融等行业，他们生产的产品在销售给中国内地消费者的同时，也出口返销至母国，并且提供相应的服务。当前，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从事的服务贸易没有统计在中美贸易中，所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没有显示这部分内容。

三、减小中美贸易差额的对策

1.大力发展内需型经济

出口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短期确实可以快速地拉动经济增长，但是过度依靠出口贸易会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通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仅仅依靠世界市场，忽视国内消费需求这一部分，会使国内经济增长十分依赖世界市场，造成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失衡。如果世界经济或他国市场出现一些波动或低迷，就会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内需经济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足稳定发展，改善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形。

2.形成出口市场的多元化

目前我国的出口市场仍然针对美国，使得中国商品十分依赖美国市场。改变我国的出口市场过度依赖某几个国家的现状，为了使我国出口贸易的长足、稳定发展。我国应该快速发展新兴市场，加大与东南亚、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往来，加快推进自贸区的建立。

3.改革我国既有的国际贸易战略，实施新战略

长久以来，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我国的宏观政策始终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当代的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低产品附加值、处于价值链低端、以量取胜的策略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要求。努力提高出口效率、质量，形成品牌效应，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是我国外贸的改革与发展方向。

4.推动美国减少出口中国商品种类的限制，减小中美双边贸易的差额

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加大了美国对中国的逆差，制约了美国比较优势的发挥。美国应淡化意识形态的对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减少对中国出口高科技、高技术产品，扩大卫星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超级计算机等产品对华出口，有利于改善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继而减少中国在劳动密集性产品上对美国的大量顺差，减少美国的赤字，使中美两个大国的经贸关系更加融洽、和谐。中美双方应共同努力，实采取一系列积极政策手段，扩大双方的贸易品种。中美双方应通过协商谈判积极处理贸易纠纷，实现共享世界经济繁荣。

5.推动企业跨国经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美国投资

中国赴美投资带来的益处很明显。这不仅仅有助于改善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也会给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而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各方面的产品供给更有保障，从食品到能源、再到高科技制造品等等。据商务部统计，2008、2009、2010年，中国对美投资金额同比增幅分别达135.7%、96.7%和43.9%。截至2011年上半年，中国对美累计投资53.1亿美元，在美设立企业1600多家，中国对美投资涵盖多个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批发零售、商务服务、金融、科研/技术服务和地勘等5个行业。政府要大力扶持企业尤其工业企业到美国进行直接投资，同时为企业提供好咨询信息服务，提供宏观指导。直接投资不仅可以规避贸易壁垒，而且减少贸易摩擦，同时学习到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商务部：《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额研究第二阶段报告》 2012.12

[2]黄莹；高泽金：《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原因及对策》，《科技创业月刊》2012.3.

[3]邓小华：《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5期.

[4]王红艳：《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与对策分析》，《商场现代化》2010.3.

第7篇：双减政策的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就业结构 高技能人才

2008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广东省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当年广东实现生产总值35696.46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增幅比上年低4.6个百分点,但高于年初政府预期目标(9%)1.1个百分点。由于政府及时引导实施“双转移”政策,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更加优化。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逐渐显现,外需不振,多重因素叠加,部分企业运作艰难,企业用工需求呈明显下降趋势,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居民财产性收入受影响较大,社会保障领域面临更多挑战。

一、广东就业面临的形势

2009年,随着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均进入减速通道,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均不利于广东就业形势改善,广东就业形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就业形势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变化趋势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就业问题将成为广东以及国内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减弱;以及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特别是纺织服装、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难较大,对就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再加上部分外贸出口型企业由于对外依存度高,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出口的减速将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2009年第一季度份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下滑,广东进出口总额1154.8亿美元,下降了23.1%,可以预见,2009年新增就业人数和用工需求将会呈下降趋势,农民工失业人数、退保人数将继续呈平缓增加态势,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将渐趋平衡,普工与技工“双短缺”状况仍然存在,困难群体与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双困难”情况进一步显现,促进就业的压力和难度进一步加大。

二、广东产业结构演变与技能人才需求规律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区域产业分工与布局等等都与人力资源的区域与产业配置,以及技能人才需求密切关联。国内外经验表明,技能提升就业。为破解国际金融危机和产业升级调整带来的广东就业难题,我们从广东产业结构演变与技能人才需求规律、“双转移”与技能人才需求关系等方面着手,研究广东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高技能人才的相关性问题,试图探讨通过“双转移”解决“双短缺”和“双困难”问题。

1.从业人员就业构成初步形成了与产业结构同步变化

从产业结构看,2001年呈现一个新的转折点,那就是第一产业GDP所占比重从2001年开始降到10%以下,为9.4%;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从2000年开始占比达50.4%以上,2004年高达55.4%,2005年由于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有所回落,但从2006年开始,随着广东工业适度向重型化发展,机械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得到较快发展,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稳定在50%以上。2007年,三次产业结构已经调整为5.7:52.0:42.3;从就业结构看,2001-2007年广东第一产业人员从业人员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交替上升,并于2006年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达到30.8%。2007年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29.0%、39.5%、31.5%。从业人员就业构成初步形成了与产业结构相同的“二、三、一”格局。

2.三大产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逐年大幅增长

2008年,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和新劳动合同法颁发,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等因素影响,三大产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量大幅减少,第二产业第一季度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量为124.67万人;二季度下降为120.31万人,比一季度减少-8.32%;三季度进一步下降到116.54万人,比二季度减少-12.53%。第四季度全省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为391.7万人次,比第三季度减少1.6万人,但比2007年同期则减少24.9万人次。受金融危机影响较直接的制造行业、加工贸易企业用人需求比重下降较为明显,制造业用人需求为99.9万人次,占市场总需求的比重为49.9%,与第三季度比,下降了1.3个百分点。(详见表1)。

注:根据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历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整理。

3.产业结构升级对高级技师需求量不断增加,求人倍率逐年升高, 预计2009年高技能人才仍然供不应求

自2003年开始,高技能人才的总需求人数大于总求职人数,2003年～2007年高级工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67、1.88、1.73、2.19、1.78;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2.90、2.32、1.87、2.31、1.88;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2.38、2.21、2.63、3.36、2.59。2008年1～3季度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有所降低,主要原因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以及原材料价格波动、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等因素影响。但是,广东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和产业转移工作较早起步,2008年第一～第三季度,高级工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71、1.57、1.79;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98、2.39、1.98;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2.28、2.39、1.33(详见表2)。预计2009年广东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仍然供不应求。

注:根据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历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整理。

三、对策建议

1.在指导思想和行动上走通过技能提升就业,加快技能人才培养使用的根本之路

2009年广东经济发展面对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在“保增长”、“促就业”、“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这多目标中取得均衡;必须把推进“双转移”政策与增加就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的多重任务结合来加以解决;必须把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供给结合起来加以解决;应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还必须考虑一些应急对策,将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相结合,还必须在指导思想和行动上走通过技能提升就业,加快技能人才培养的根本之路。

2.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长效对策

广东目前已具备了加快结构升级的资金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不具备高技能人才条件,多年来广东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高达接近2. 4倍,使广东企业不得不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过度竞争。高技能人才问题不解决,将很难从这次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必须通过政府的宣传引导、政策鼓励、资金支持,改善各类高职高专等专科学校的办学条件,将其与大学一视同仁,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政府应引导企业在工资待遇导向上向高技能人才倾斜,使其在职称上有最大上升空间。

3.加大就业和创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采取针对性更强、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发展,更多吸纳就业。积极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强化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改善创业环境,提高创业的稳定性。真正抓好小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个体经营者收费优惠、发展旅游业扩大就业、资金管理使用等五个配套文件的落实,对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大力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有力支持。短期内解决就业的对策包括,一是通过减税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稳定就业;二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创业,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带动就业;三是正视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现实,号召全社会团结一心,共度时艰,应鼓励全社会学习国有大企业的做法,降低员工工资,高层管理人员带头降薪,而尽量减少裁人,这样做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4.重新审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由政府主导企业改革分配体制

国际金融危机这次之所以能对中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根源在于我国长期奉行的高积累低收入政策导致内部结构失衡,消费疲软,从而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对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只适合特定时期,而不能长期奉行。广东是外贸出口大省,从这一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对广东的出口企业造成了很大打击广东经济的问题根子还在自身,是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而结构的问题又在于分配体制。因此,重新审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由政府主导企业改革分配体制正合时宜。改革分配体制,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速度,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国家更多的公共服务;二是在收入分配上,扭转目前劳动力过于廉价的局面,提升劳动力的价格水平。这是解决广东以及全国经济下滑,同时也是维护农民工权益、提高农民工待遇的根本办法。

参考文献:

[1]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1994年～2008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

第8篇：双减政策的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granger检验

[中图分类号]f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096-06

饶璐(1989—),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

(四)居民物价满意度及通货膨胀预期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09年我国cpi出现回落,可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感觉到价格的上涨超过cpi显示的上涨幅度。根据

(五)外汇储备的不断攀升,加大通货膨胀压力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除国家规定的外汇账户可以保留外,企业和个人手上的外汇须卖给指定银行,而央行则需要不断购买这些被卖出的外汇放入外汇储备。随着我国长年来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2009年4月,我国的外汇储备突破2万亿美元,2009年末达到2.39万亿美元。央行购买这些外汇意味着基础货币的大量释放,大量货币涌入市场,将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2009年7月触底后连续上涨,随着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投资需求和消费品需求的膨胀,外汇储备的不断攀升,加上人们对物价的担忧以及对未来物价预期的看涨,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大大增加,应引起重视。

三、1992—1995年的通货膨胀

当前我国的通胀预期和1992—1995年我国发生的通货膨胀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本部分将通过分析1992—1995年的通胀成因及其治理措施,希望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和经验借鉴。

(一)1992—1995年通胀成因分析

为了抵御1988年货币扩张政策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市场销售低迷。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市场的信心恢复,加上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该年2季度开始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的选取

通过对我国1992—1995年通胀成因的定性分析,对比当前经济状况,可以发现,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1992—1995年经济状况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后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刺激计划背景下发生,存在货币供给量过大、投资需求膨胀、外汇储备和财政支出大幅增加等共性特征, 因此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外汇储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六个变量,分别用cpi、ms、gdp、expd、fc、sfi、pw表示,运用granger检验法对这六个变量与通货膨胀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具体数据样本空间为:cpi、ms、gdp、expd、fc、sfi均取自1990—2009年的20个数据;pw:1990—2008年的19个数据。

(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基于这些因素,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运用单位根检验法进行处理,得到lnd_expd、lnd_fc、lnd_gdp、lnd_ms、lnd_sfi、lnd_pw,分别代表财政支出、外汇储备、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应、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取对数后再做一阶差分得到的平稳数据。

利用granger检验法对上述得到的平稳数据进行检验,得到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的结果如下:

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财政支出的扩大、外汇储备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长均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具有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一般性原因,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变动对我国通胀的影响不显著。

五 、结论与建议

与1992—1995年的通货膨胀情况相比,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更加复杂。针对货币供应、财政支出、外汇储备以及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原因,并考虑公众的预期通胀因素,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

(一)有效控制货币投放,提高资金利用率

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控制,在短期内会对我国经济有影响,因此有必要在银行信贷质量上把关,推动信贷模式改革,提高贷款评估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资金利用率。减少对高消耗、高排放企业的信贷量,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改善信贷额向国有企业集中而中小民营企业却难以贷款的状况,充分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实现民富国富。一方面要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通过该项措施促进民营企业的增长活力,刺激内需,保增长;另一方面采取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保证货币量合理供应,以防御严重通货膨胀的出现。

(二)有效分配政府财政支出,缩减行政费用

高茵对财政支出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力开展实证分析,指出“短期内财政政策对通胀直接影响最小,但是却能够起到积极的公众预期引导的作用。”一方面,每次的通货膨胀总是伴随着食品类物价的大幅上涨,其中粮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2009年我国粮食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攀升,甚至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下降的月份仍保持上涨。粮食是百姓生活的首要必需品,该类物价的持续上涨将引发公众通胀预期的不断上升,必须给予充分重视。国家可以通过对农民实施有效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提高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鼓励部分富有体力的劳动力留在农村,利用新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提高农产品的生产率。在研发和水利建设上给予财政支持和鼓励新粮食品种的研发,增强农田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推动农业机械化,增加农田单位面积产出,从根本上保证粮食供给。另一方面,通过缩减行政费用减少财政支出,不但可以向公众展示稳定经济发展的决心,引导公众预期,还可以通过需求的减少减轻通胀压力。

(三)严格把关投资项目,加大监管力度

为应对此次经济危机,我国实施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加强对这些投资资金的监管并透明化,增加对我国基础产业的建设,严格把关新开工项目,对市场销路好,经济效益高且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企业和项目给予减税等政策优惠。严格监控投资资金流向,防止大量资金和热钱涌向股市、房地产市场,取缔并制裁投机倒把行为。

(四)完善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银行结售汇制度

1994年实施结售汇制度后,我国的外汇储备量大幅度提升,提高了我国宏观调控的能力和在国际上的信誉。可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国际收支长期的“双顺差”,外汇储备的日益增多,由于我国实行的银行外汇结售汇制,央行需要巨额货币量来购买这些外汇,这意味着大量基础货币的投放,从而加大了我国的通胀压力。为了保证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和合理,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收这些放出的资金,又提升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因此,除了思索如何将这部分外汇进行有效利用和投资增值外,还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当前的结售汇制度。

注释:

①由于自2009年3季度起,整理

[参考文献]

第9篇：双减政策的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医药企业 增值税 纳税筹划 决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1 企业增值税纳税筹划的理论概述

1.1增值税的定义

增值税是我国境内的商业企业或者加工制造企业，就其经济增值环节，取得销售额，并实行税款抵扣的一种流转税。[1]在企业众多税种中，增值税是最大的税源，税率高，范围广，因而增值税纳税筹划在企业减轻税负的过程中占重要地位。[1]

1.2增值税纳税筹划的概念

根据纳税筹划的含义，可以将概念归纳为：利用起征点、减免税等，通过对其经营活动合法合理规划，以延缓或者减轻企业的税负。企业的税负降低了，税后利润也提高了，目的就是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2]为了更好地减轻企业负担，营改增自2016年4月全面实施，这更加体现了增值税纳税筹划的深远意义。

增值税纳税筹划方案要具体经营活动具体分析设计，筹划本身就是双方博弈的过程。在投资、筹资、经营过程中，要从增值税起征点、减免税、国家政策等因素出发设计出多种方案，从中找出方案中的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者现金流入最大的方案就是最优方案。

2 企业增值税纳税筹划的思路

2.1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筹划

增值税纳税人的身份分两种，一是企业制度不健全，公司经济规模比较小的小规模纳税人，二是企业制度健全，公司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的一般纳税人。其殊的是一般纳税人可以实施税款扣制，即货物的进项税额减去货物的销售额的余额。相比较，税款抵扣制是不适应小规模纳税人的。而是根据销售额和征收率的3%计算税额，简易征税，小规模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可以达到减少税款的目的。

2.2通过分立或者分散经营进行增值税筹划

不管公司大小，只要制度齐全，就可以利用不同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分开进行单独核算税务，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对于营改增的运输部门，可以单独设立核算部门，小规模纳税人营业额月收入不超过3万、季度不超过9万可以免征增值税，还有税金及附加免征。

2.3通过合并进行增值税筹划

合并筹划。小规模纳税人可以从增长率出发，如果增长率不高并且客户主要为一般纳税人，可以通过与若干相似的小规模纳税人合并，使规模扩大为一般纳税人，有利于减轻税负。小型微利企业按简易征收制度纳税，不享有进销项抵扣制度，但是通过合并经营成为一般纳税人，可以享受进销项抵扣制度，增长率高且客户主要为一般纳税人，企业的销项税和进项税相抵扣，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也就减少。[5]

2.4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涉及各种税收优惠政策，要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税负。当进行经营活动时，可以先了解考虑相关优惠政策，充分利用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最大限度缩小成本，最小化风险。现行的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逐渐延伸，国家大力扶持的小型微利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业、环保业等都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利用这些优惠政策结合企业战略目标，在合理合法的环境内减轻税负。

3 制药企业增值税纳税筹划的实证分析

3.1 EW制药公司简介

EW制药有限公司建于1946年，是专门研究制造药品的制药企业，在制药领域享有领先地位，是我国药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

公司资产总额达35亿，公司规模逐年扩大，现有员工6000余人，销售收入每年超过20亿元。公司拥有全国首屈一指的企业技术中心――医药工业设计院、研究院、质量检测控制中心、计算中心等部门，能够与外国公司直接洽谈。公司主要生产比较常见的药品的原料以及稀少又强效的药品。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营销网遍布全球。

3.2 EW制药公司增值税纳税筹划现状分析

3.2.1 EW制药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在众多行业中，制药行业是国际化产业之一，是世界产值增长最快的朝阳行业之一。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WTO，国内医药市场也开始蓬勃发展。EW制药公司具有以下特征：产品结构（分配）较为简单，没有过于复杂的工艺过程，但对专利（配方）有较强的依赖性。销售一般采用分销模式，这是一种有效的销售方式，销售范围广，不过产品销售比较没规律。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消费者层面广，企业受到社会经济波动不大。

3.2.2 EW公司现行增值税纳税筹划方案分析

纳税筹划可以针对公司经营活动的不同方面，将增值税纳税筹划的战略思想与EW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相结合，制定出最适度的增值税纳税筹划方案，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采购业务的增值税纳税筹划：EW公司为生产中草药，每年需要采购大量的中药材原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初级农产品。这在EW公司的基础生产中尤为突出，为此应尽可能利用免税政策，在采购环节筹划，选择合理的采购对象。

营销活拥脑鲋邓澳伤俺锘：税负转嫁是企业最常使用的方法，通过降低销售价格，减少销项税。但是减少收入，利润也会减少。在销售环节若保证利润不减少，最有效的方式即降低销售费用，转嫁给买家。税负转嫁，是一种有效的方法，EW公司可以把销售费用转嫁给买方，同时利润也同样转嫁给了买方，主要的方案有：

运输等价外费用的税务纳税筹划：EW公司每年有占总营业额相当比例的代垫运费等价外费用，如果将其外包成单独运输公司，这就极大地转嫁了费用，降低负税，节约成本。

代销方式的增值税纳税筹划：EW公司的销售方式中，不同代销方式结算方式不同，那么缴纳的增值税和附加税也不同，合理设计代销方案，比如委托各大中小商分别经营代销药品，这种选择是不影响税后利润的情况下的代销方式。增值税纳税筹划可以从代销这点出发。各大医药企业都会有强大的经销商，EW公司也与各地医药的商家合作，由公司采用代销方式，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5%。收取手续费代销方式普遍是：一是直接打折；二是买一送一。采用不同的促销方式，其计税依据是不同的。

3.3 EW制药增值税纳税筹划的最优方案设计

通过具体分析各种方案，还有结合目前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可以针对EW制药公司当前的纳税筹划现状设计几种增值税纳税完善方案，具体如下：

3.3.1 采购业务的增值税纳税筹划方案及其最优决策

EW公司每年为生产某中药成分别在河南、陕西、湖北等地农村收购初加工的甲、乙、丙三种药材。据市场预测，该药需求量近几年内将呈现持续增长，采购这些药品原材料也就更加迫切增长。

纳税人购进农户生产的初加工的农业成品，可按收据证明的金额的13%计税。EW公司在各地收购的农家手里的初加工药材，由于国家惠农政策，经过加工后的中药不属于初加工的农业产品，在账务处理时不能做进项税抵扣。EW制药可以改变策略，直接购进原料由公司内部进行初加工，可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享受税收优惠，具体方案可以收购一台筛选机，即可凭收购凭证所列金额抵扣13%的进项税额，如表1所示。

根据上述方案预测的采购数及金额如表2所示。

各方案比较及预测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如果公司采用方案（二），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应纳税额，公司每年的收入也会增长，每年因采购销售税款抵扣66.43万元，可以减少纳税20.55万元，增加利润82.22万元。企业成功地借助税收优惠，减少税务财本，解决了进行税额抵扣的问题。

3.3.2 销售业务中运输等价外费用的纳税筹划方案及其最优决策

EW公司2016年收入为22189万元，为了促销，公司负责运送并收费等。每年收取运输费等共计778万元，运输费等属于价外费用，应并入销售额缴纳增值税，且无对应的进项税额。公司在不影响销售的情况下，运用分批计算等技术，注册全资储运子公司――ENJ储运公司。由于营改增政策，负责EW公司的所有的运输业务，然后收取运输等费用，另外核算。ENJ储运公司属于物流公司，适用11%的增值税。据此分析，公司设计的运输费用纳税筹划方案如表4。

各方案比较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如果公司采用方案（二），每年少承担税负27.9元，税负降低了24.4%。当然，设立子公司，成本费用也会增加，则要考虑设立成本问题。因为EW制药价外费用占收入比重相对较高，成本增加也相对较小，方案（二）是可行的，设立子公司进行独立核算，享受政策。

3.3.3 销售结算方式的增值税纳税筹划方案及其最优决策

我国医药品市场销售款的收回有几种情况：按提货结算时间长的方式结算货款，可以推迟纳税；提货后近期内结算货款方式，加快纳税；还有定期方式结算医药品，销售后结算货款方式等。结算时间的长短影响缴纳税款的发生时间也不同，造成缴款的税额相同，而资金时间价值不同。时间价值是大企业的重要财务政策，因此结算方式的筹划就是根据货物以销售的时间很短，一般很快就会资金回笼，则合同最好采取直接收款方式；若对方公司经营的资金周转情况不太好，货物提货后一般无法不较快回笼，甚至出现坏账，当双方签订合同时，应首要考虑资金能否尽快收回，尽可能采用分期收款方式，将纳税义务向后推移。

3.3.4 代销方式的纳税筹划方案及其最优决策

EW公司开发的新药，分销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经销商和商，主要有支付手续费和视同买断两种方式，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是代销清单时间，但如果价格不同，就会造成手续费的处理方式不同，那么税款也不同。有关的资料如表6所示。

各方案比较如表7所示。

从两种方案可以看出，EW公司可以减少7.65万元的税款，相应地，附加税减少0.67万。运用扣除技术，减少了应纳税额。

3.3.5促销方式选择的纳税筹划方案及其最优决策

在经济的激烈竞争下，通常各种庆祝促销活动都是大型药店热衷的，某大型药店邀请EW公司参加。活动方式有折扣销售和买一赠一两种参与方式。采用买一赠一方式销售，计税依据就是赠送商品价值和销售商品价值的总和；采用这种销售方式，就可以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按折扣后的余额计税。EW公司有营业额为每天20万元（含税），利润率为30%。筹划方案可以具体设计如下，依据促销方式，预测的资料如表8所示（暂不考虑城建税及教育附加）。

各方案比较如表9所示。

由两种方案比较可知，采用I一赠一收入增加，税款也增加，利润也减少，采用折扣销售，收入少，税款少，税后利润较高。因此，选择折扣销售方式的方案较优。

总之，增值税是制药企业最大的税负，税率高，范围广。增值税纳税筹划是税收双方博弈的过程，理性选择最优的纳税筹划方案，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统筹规划、减轻税负，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设计合理的纳税筹划方案，让更多的医药企业寻求适用于自身的纳税筹划方案，减轻增值税纳税负担，从而减轻行业税负，这将更有利于医药行业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