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江深精选(九篇)

第1篇：黄埔江深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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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黄埔江深范文

[关键词]广州;黄埔古港;海上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92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0-0022-03

广州海外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先秦两汉时期，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到了汉代，广州已成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都会之一。到了唐代，广州成为中外商人云集的世界贸易大港，中国最早主管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市舶使院”首先在广州成立，并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广州的贸易地位在元代虽然曾被泉州短暂代替，但从明代开始广州又再次恢复海外贸易第一大港的繁荣景象。到了清代，广州更是成为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同时也铸就了黄埔古港的辉煌。

一、广州历史悠久的海外贸易

（一）海外贸易的兴起

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个港口。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广州的海外贸易，对秦王朝的财政收入起着重要作用。因海外贸易的兴起，秦代的航海业和造船技术已十分发达。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x瑁、果、布之凑。”① 南越国主要通过南海进行海外贸易和文化交往。

《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表明，番禺早在西汉时期已是海产和珍稀物品聚散的都会。汉朝，由于统一的封建王朝国力强盛，对外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外国政府经常派遣贸易使团到中国朝贡，而东南亚诸国来中国朝贡多是由水路至广州登陆。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 ②汉朝政府也多次派出商业使团到各国交往。《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 ③

东汉政权崩溃后，中国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岭南属吴国势力范围。孙吴政权非常重视开发东南沿海地区，孙吴政权与南海诸国商务交通亦随之发展。《三国志・西戎传・魏略》：“（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来者希到其国中。”④ 由此广州逐步成为孙吴政权的一个重要造船基地、军事基地和外贸基地。

（二）海外贸易的兴盛

进入两晋南北朝，广州海外贸易随着新航路的出现，朝贡贸易日益增长、货物品种大量增加、往来南海商人也大幅度增多等。南海神庙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广州的重要历史见证，它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唐代，国力空前强盛，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外友好交往也空前活跃，我国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唐）刘恂《岭表录异》：“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贸易……交趾回，乃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⑤广州是从南海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登陆点，是阿拉伯人由海道到达中国的第一个停泊港口。这是一条中西交通史上著名的航线，亚非各国海船经常沿此线航行。沿着这条航线，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商船往返不绝。《旧唐书・王方庆传》：“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⑥由于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频繁，引起了唐朝政府对对外贸易的重视。“蕃坊”是唐朝政府划给波斯、阿拉伯等来华蕃商聚居的地方（今光塔路一带）。唐朝政府实行奖励对外贸易的政策，积极发展外贸，并在广州创立了第一个市舶使，制定管理市舶的初级条例。据《册府元龟》记载，唐开元二年（714）已在广州设市舶使，为最早专门负责外贸的官员。《新唐书・柳泽传》：“开元中，（柳泽）转殿中侍御史，时市舶使、右威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⑦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对外贸易依然繁荣，刘应麟撰《南汉春秋》记载了当时的海外贸易情况。

宋朝政府沿袭唐朝的旧制，于开宝四年（971）在广州设立市舶司，这是宋代设置的第一个管理外贸的机构。《宋史・食货志》记载，开宝四年（971），宋太祖下令在广州设立市舶司，这是我国历史上继唐市舶使院后设置的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宋朱《萍洲可谈》：“广州市舶司，旧制，师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时谓之市舶使……三方唯广最盛。”⑧据《萍洲可谈》记载，广州海船已使用指南针。这是世界上关于指南导航的最早记录。宋代，陶瓷器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

（三）海外贸易的兴替

元代，广州仍是一个国际性大港口，主要表现为对海外交通航线的延伸及贸易地区的扩大，主要航线有六条：广州至占城（今越南中部地区）、广州至真腊（今柬埔寨）、广州至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广州至爪哇、广州至印度半岛、广州至波斯湾。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大食》：“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去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皆大食诸国至此博易。”⑨广州的贸易地位在元代曾被泉州短暂代替，《元史・食货志・市舶》记载：“至治二年，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提举司，申严市舶之禁。三年，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泰定元年，诸海舶至者，止令行抽分。其大略如此。” ⑩但从明代开始广州再次恢复了海外贸易第一大港的繁荣景象。清阮元《广东通志》卷7《前事略・明》记载：“成祖永乐元年八月，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置市舶提举司。”11清李福泰修、史澄等纂《番禺县志》卷23《古迹》：“明市舶提举司署，在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故址，明洪武初建。”12《明史》卷81《食货志》：“正德四年，暹罗船有飘至广东者，市舶中官熊宣与守城议税其物。”13梅州杨炳南据同乡谢清高的经历写成的《海录》是我国较早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著作，其中记述了广州对外交往的情况。

（四）海外贸易的鼎盛

广州作为我国海外贸易重要港口，历朝都是海防重镇。由于广州的地理优势，各国商人多来广州贸易，广州外贸又再次繁荣发展。黄佛颐纂《广州城坊志》卷5《怀远驿》：“顺治十年，暹罗国有番舶至广州，表请入贡。是年，复有荷兰国番船至澳门，恳求进贡……仍修明市舶司馆地而厚给其廪饩，招纳远人焉。”14到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设置海关来代替历代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务。这是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上的进步，也是我国海关制度的正式开始。粤海关在建立之初，关址设在伍仙门内。粤海关的首要职能是征收关税。为防止走私漏税，粤海关在十三行的珠江边设行后税馆查验。后来，清政府发现外国人向东北方向进行贸易活动对国防不利。为了加强防范，巩固海防，乾隆二十年（1755）冬，撤销明州、泉州、上海三处的通商口岸，限定广州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规定所有蕃商归并黄埔一港，每年夏秋，由虎门入口，总汇黄埔一地。这种广州一口贸易体制，一直实行到鸦片战争前期。鸦片战争前，英商来广州贸易，被规定在十三行进行。

清代，广州在中西方交往中的地位尤显重要。由于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成为我国海上唯一合法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海外贸易获得空前发展，并且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而经久不衰。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诸番贡物》：“诸番之直广东者，曰婆利，曰古麻刺，曰狼牙修，曰占城，曰爪哇……佛朗机诸国，则未尝入贡懋迁有无者也。”15乾隆至道光二十年（1757～1840）后，粤海关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海上口岸海关。在此期间，广州十三行垄断着全国的外贸市场。嘉靖三十四年（1555），官府在广州设立垄断贸易的广州、徽州、泉州的十三家商号，经营对外贸易和代替市舶司收取入口税。十三行行商代表朝廷管理外商事务，具有半官方性质。另外，代表清廷约束管理外商的职责，所谓“以官制商，以商制夷”。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到广州的外国商人与日俱增，西方国家开始在广州设置十三家商馆。珠江南岸的海幢寺是清代在广州城的外国人获准每月规定的三天唯一可以游览的寺庙，海幢寺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还承担着接待外国使团的任务。外国人在广州死亡后，清政府指定在黄埔挂号口对岸的长洲岛和深井岛为安葬的墓地。

二、黄埔古港是世界贸易的中转站

（一）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

清代黄埔古港位于番禺县茭塘司（今广东市海珠区琶洲街黄埔村），受近代西方思潮影响，黄埔村人文荟萃。黄埔古港百年辉煌历史在清代的对外贸易交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口通商”后，黄埔古港迅速崛起，当时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使珠江之滨呈现出一派商贸繁荣的景象。

由于我国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广州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的中心市场，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关闭江、浙、闽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贸易之后，黄埔古港于是成为我国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清《番禺县志》记载：“洋楼虽于省岸，市舶皆聚于黄埔。”16黄埔古港是广州港出海的必经港口，因此也成为中外商船的必经之港。梁廷编《粤海关志・夷商》：“洋船到日，海防衙门报给引水之人，引入虎门，湾泊黄埔。”17黄埔挂号口设在清代番禺县黄埔村，设有税馆、夷务馆、买办馆和永靖营等机构管理对外贸易。清政府规定，凡外国商船进入广州贸易，均须停泊黄埔古港，办理纳税等手续后，才可进行货物贸易。外国商船进入黄埔港前均须在粤海关澳门关部行台领取牌照，然后再由中国引水导入黄埔港停泊。广东海关监督御史祖秉圭在雍正八年十一月一日（1730年12月10日）的《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中：“本年五月二十九日以后，海外各洋的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的大小商船十三艘陆续来航，已停泊于黄浦的就有十一艘。”18

（二）商船云集的黄埔古港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近代革命策源地，也是岭南文化中心地、改革开放前沿地，更是千年商都。黄埔古港所在地今属“琶洲街”。近年来，这里因广交会而享誉全球。其实早在200多年前，这里就已是千帆竞发的繁华商港。美国学者威廉・C・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记载：“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公司船队集结在黄埔的那种景象更好看的了。各船的进口货已起卸完毕，每艘船排成优美的行列，等待装运茶叶。”19

当时，历经长途航行到达中国的外国商船，绝大部分都在黄埔港登岸，船上的货物再从广州输送到全国。我国的陶瓷、丝绸、茶叶等特产也从这里走向世界。黄启臣著《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记载：“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西方国家来中国江、浙、闽、粤四海关贸易的商船共有312艘，其中到黄埔港者为279艘，占总数的89%。嘉庆二十三年（1818）从黄埔港进口的商品货值占广州进口商品总货值的87%。中国出海贸易的商船也是绝大部分必经黄埔港，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4～1757），从中国开往中国日本贸易的商船共3017艘，其中相当大部分是经黄埔古港起航出海的。”20 1845年，由于海外贸易和航运业的需要，大批商船等待检修维护再次出港。英国人约翰・柯拜在黄埔古港的对岸长洲岛兴建了“柯拜船坞”。 据《黄埔港史》记载，从1757年到1837年，也就是广州作为“一口通商”外贸口岸的80余年间，停泊在黄埔古港的外国商船计有5107艘。

（三）黄埔古港对广州的贡献

黄埔古港是明清广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代以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港口。广州地处南海之滨的珠江口，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海上贸易的枢纽，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黄埔古港早在明代就成为广州的外港。清康熙年间，这里为外国商船停泊处，粤海关的挂号口，有驳船直达十三行。作为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唯一的通商口岸，清政府曾规定“凡载洋货入口之外国商船，不得沿江湾泊，必须下锚于黄埔”。古港作为广州的外贸港口存在了170余年，其中有83年更是全国唯一通商口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鸦片战争后，由于码头锚地逐渐淤塞，不能停泊海船，港口先迁往长洲岛，后迁往渔珠、乌涌口一带，但仍然沿用黄埔港之名。

广州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口、国际贸易大港、大都会。当时，中国的商品对推动贸易全球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到1820年左右，我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之一，而广州正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中国的国内市场，在范围上或许不小于欧洲所有国家市场的总和。”21当时来黄埔港停泊的商船数量之多令外国人为之惊叹。1769年，英国人威廉・希克感叹：“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直到1820年，中国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当时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当时大部分外销商品都是在黄埔古港装载上船运往世界各地。

三、黄埔古港对当前“一带一路”发展的启示

黄埔古港作为当时中外贸易商船唯一停泊地，在辉煌时期，广州城市经济也高度发展。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增。18、19世纪的广州是全世界最大的通商口岸，1700～18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居世界前列，这一个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世界从黄埔港进入中国，中国从这里走向世界。外贸同时对经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使广州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西文化荟萃之都，并巩固了它岭南文化中心的地位。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为商品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对外贸易繁盛的景象。1830年前后，广州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广州自唐代以来就是对外贸易重镇，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占全世界经济比重大，广州尤其是黄埔古港在世界贸易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清政府重开海禁后，广州黄埔古港因濒临南海，在此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下，奠定了它作为清代“一口通商”的第一大港的地位，使得它在全国对外进出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认识和了解黄埔古港，对挖掘黄埔古港的深厚历史文化沉淀，进一步弘扬和继承先辈遗留的灿烂历史遗产，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推动当前广州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和今后长远战略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 释]

①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②汉・班固：《汉书・地理志》。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

④ 晋・陈寿：《三国志・西戎传・魏略》。

⑤ 唐・刘恂：《岭表录异》。

⑥后晋・刘d：《旧唐书・王方庆传》。

⑦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柳泽传》。

⑧宋・朱：《萍洲可谈》。

⑨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大食》。

⑩明・宋濂：《元史・食货志・市舶》。

11清・阮元：《广东通志》卷7《前事略・明》。

12清・李福泰修、史澄等纂：《番禺县志》卷23《古迹》。

13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81《食货志》。

14清・黄佛颐纂：《广州城坊志》卷5《怀远驿》。

1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诸番贡物》。

16清《番禺县志》。

17清・梁廷编：《粤海关志・夷商》。

18清《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19〔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

第3篇：黄埔江深范文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云南海外联谊会会长黄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在致辞中说，在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中，黄埔军校师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在寸土寸血的攻坚战中，在充满艰险的缅北崇山密林中，奋勇杀敌，血染疆场，用鲜血和生命铸写着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为黄埔军校赢得了荣誉，并与所有在远征军入缅作战和抗日战争中流血牺牲的英烈们一起，永远为中国人民所尊敬与怀念。

林上元指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领下，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国共两党再度联手，为民族的救亡图存形成跨越党派、阶层的全民族合作并做出重大牺牲所取得的。透过历史思考现实和未来，抗战精神、黄埔军魂仍然能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的前辈们在危难关头，救祖国于危亡，扶大厦于将倾。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传承，今天，我们海峡两岸的黄埔同学在这里共同纪念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就是要激励我们从那段历史中汲取走向光明与胜利的动力,并将其转化为我们的行动,共同传承和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共同致力于深化两岸的交流交往,为消除对峙、增进互信而身体力行。

第4篇：黄埔江深范文

陈宇：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黄埔军校是一座新型军校。它是辛亥革命封建王朝后由政党组建的新式军校，也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第一所军校。那时，正值国民革命政府初创时期，各政党、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特别严重，军事、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由此也可想象经济状况异常艰难。这些困难，在黄埔军校筹建之初就显露出来，几乎陷军校筹备工作于夭折。但是，军校创办工作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共产党人的积极合作下，终于成功完成了军校从筹备到开学的艰辛开拓工作。

（1）军校筹备处从居无定所到安营扎寨

办军校，除师资力量等条件外，选择和确定校址是头等大事，尤其是军校不同于一般学校，对校园地点和规模都有着特殊的要求。当初，校址虽然拟定在广州市东郊的黄埔岛，但开始筹建黄埔军校时的办公地点，却并不在黄埔岛。那时，黄埔岛上虽然有几处房屋，但因年久失修，已是败瓦颓垣，且由于远离市区，水陆交通皆艰难，不便到岛上办公。

1924年1月，黄埔军校筹备处在开始工作后的近半个月里，根本没有固定地方可安置办公室。孙中山只好把乘坐的“大南洋”号船停靠在江边，作为临时军校筹备处的办公地点。“大南洋”号船上的孙中山和国民政府要员为筹备军校殚精竭虑，彻夜不眠，招集教官及招生章程等许多文件都是在这艘大船上拟定并首先发出的。

军校筹备处漂泊于珠江上“大南洋”号船上，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在船上船下地忙碌。随着招生工作的迅速进展，在船上接待外地来的师生已经显得很不方便，必须在陆地上设置地址相对固定的军校筹备处。后在多方努力下，在广州市区南堤2号（今沿江中路239号对面）寻找到一座西欧古罗马圆柱式小楼房，年租金200元白银。这座古建筑，矗立于珠江岸边，南瞰滔滔江水，后临八旗二马路，全楼高约15米，是一幢3间3层、后进2层的西式楼房，建筑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当时，这里是市区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赌馆、妓院比比皆是，几家著名的百货公司大楼林立于附近。

2月6日，黄埔军校筹备处由“大南洋”号船开始迁移南堤2号古楼。2月8日，在此正式开展筹建军校的工作。筹备处启用军校筹备委员会的名义，从此不断出现在广州的报刊上。

军校筹备委员会登岸入住南堤2号古楼后，在门前挂起了筹备委员会办事处的名匾，张贴出了第1期招生公告，公开打起了创建军校的旗帜。南堤2号古楼最早卷动了黄埔军校的历史风云，自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驻节这里开始，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军校同学会都曾在这里办公。因此，这里又被称作是黄埔军校的祖宗之圣地。

南堤2号古楼2楼中间会议室的会议，在广州早春的和风中一个接着一个地开，晚间楼内灯火通明。在筹备会开张初期，会议由主持，后由廖仲恺代行其责。参加会议的除大元帅府任命的原大本营高级参谋王伯龄、原粤军第8师师长兼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原粤军西江讲武堂总教练林振雄以及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6名正式委员外，还有经王伯龄刚从粤军第6旅邀请来的原参谋长、粤军骁将邓演达以及营长严重、原保定军校炮兵队长钱大钧、建国粤军军部参议刘峙、原东路讨贼军总部副官顾祝同等。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决定有关军校开办事宜，实施各项创校工作的进行。

这一时期，由筹委会委员长主席讨论决议的各种工作繁多，初步安排的主要工作有8项：订定校章，修理校舍，任免教职员，招考学员，审查员生资格，决定第1期学员教练计划，决定全校员生须加入本党，决定服装、教材书籍之样式种类及购置办法。在筹备军校体制过程中，初定设立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5个部，由各筹备委员暂行分工主管。先期各级办事人员则从各军军事学校在职人员中选拔，经严格挑选后再通过考试择优录用。并规定全校员生必须加入。

黄埔军校以造就革命军干部为目的，所以筹备处先期特别注意各级官长的人选，以作为学员的楷模。筹委会规定，凡是由各方举荐的人员，先填写履历表，再经过详细考察，然后任用。3月24日，军校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内举行下级干部考试，对各方举荐人员严格考察。各学员队分队长、副分队长则从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和西江讲武堂毕业生中挑选。筹委会负责人在对下级干部考试中讲话，赞扬他们来校为党牺牲的决心，要求本校教职员必须明了党纪、军纪及自己的地位和责任。建校筹备工作至4月1日基本结束。

筹备处自2月8日到南堤2号古楼办公，至5月9日本校开课，军校办事机构在黄埔岛正式开张，南堤筹委会改为军校驻省办事处。筹委会在南堤历时3个多月，共开筹备会议32次。这一时期，在筹委会仅工作了很短的时间，许多重大事情是廖仲恺负责筹划的。

（2）校长的难产和难缠的校长

筹备军校的各项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自然也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校长的人选。本来军校校长是由孙中山本人兼任的，但是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等原因，不适宜做具体的校务工作，于是最初决定让程潜担任校长一职，而以、李济深为副校长。谁知不愿在程潜之下，对孙中山的这一安排大为不满。本来原由孙中山任校长，无话可说，但当孙中山透露出不兼任校长之职时，则对校长一职志在必得，他耍起了政客的惯用手段。

1924年2月21日，未经孙中山和廖仲恺的同意，就宣布军校不办了，并擅自发给教职员离职津贴，企图解散筹委会。他写了一份辞职书，说“筹备处已移交廖仲恺先生代为交卸”，便不辞而别。孙中山与廖仲恺对的行为十分不满。廖仲恺当即对筹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

辞去军校筹备委员长职务后，擅自离开广州，跑到上海消极对抗。他给廖仲恺的信中托词说明他为什么要离广州回上海的原因：一是对孙中山的政绩不满，二是对廖仲恺的财政不满，三是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不信任。另一方面，又委托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明言他想当这个校长。

孙中山在的辞职书上批复：“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为了不影响军校筹备工作的进程，2月23日，孙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恺兼理筹委会委员长之职，同时邀请邓演达、等一道办理招生建校工作。廖仲恺忠心耿耿，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同时竭力催促回广州复职。孙中山后又电催回粤复职，责问：“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廖仲恺也电催南归，责令“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3月14日，复函廖仲恺，表示不相信国共始终合作。对的如此要挟，孙中山和廖仲恺仍是苦口婆心地劝说，3月16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孙总理勉励同志文》，再次阐述联俄、联共的必要性。

为切实作好招生工作，孙中山指示军校筹备委员会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仍公布以为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等9人为委员，经孙中山批准于3月21日成立。因当时离职，指定李济深为委员长。

军校筹备工作日益繁忙，却逍遥地由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老家。这一期间，廖仲恺连日电催南归，3月26日询问：“归否？俾得自决。”表示作最后通知。3月30日致电廖仲恺，借口怀疑军校经费不足，表示对军校失去信心。廖仲恺复电表示，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学，惟请即来。然而，未达目的，哪肯罢休，仍以种种理由不归，暗中也在四处探听孙中山对校长一职的安排。为了革命大业，孙中山委曲求全，又特派许崇智专程到奉化劝说回校，并说明如果再不回广州，军校之责就只好另请别人了。4月21日，在感到再拖下去恐怕凶多吉少的情况下，这才重返广州。

不顾大局，闹个人意见，孙中山欲想换人，但权衡之下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于是想出了一个妥协而又明智的巧妙办法：决定让出校长一职给，另设军校总理一职由自己亲任，仍位驾于校长之上，并设校党代表由廖仲恺担任，以制约校长。5月2日，签署了“特任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任命；5月9日，签署了“特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代表”的任命。

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这是由多种因素组合造成的历史必然。首先是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先期要求出使苏俄，造成了先入为主、舍其无人的态势，从而迫使孙中山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

（3）军校师生几乎断炊，廖仲恺四处奔波筹措经费

经费问题是军校筹建时期遇到的大问题。

当时的广东还没有统一，新建立的广东革命政府有其名无其实，尤其在财政上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底。广东虽然是一个很富庶的省份，可就是在这样的省份，军校筹备费的开支却得不到保证。那时，广东革命政府地处广州一隅，陈炯明残部盘踞惠州，邓本殷军阀霸占南路，广州地区则有滇桂军阀掣肘。这些军阀横征暴敛还截留税款，广东革命政府财政收入有限，经济十分困难。经费没有来源，黄埔军校的筹建和运作总是捉襟见肘，筹款难以为继，甚至连工作人员的一日三餐伙食都不能保障。

廖仲恺作为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受孙中山的委托，一直参与军校的筹备工作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多方为军校筹措经费。廖仲恺虽然身兼党政要职，是的绝对核心人物，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黄埔军校开始筹备，他就极力运筹。在不辞而别离开广州后，廖仲恺只好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在校务筹备会上，廖仲恺向全体人员提出要求，他说：“创办本党军官学校，近日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获一致通过。这次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各项政策。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到了，军官学校的筹办，将是涌于潮头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浪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已经提请两党同志回去后在全国各地为本校招生。我们一定要把那些优秀的、忠实于本党主义的人才集合到本党的旗帜下。现在，这里各项筹备工作要抓紧，加快落实。南堤2号，现已经成了全国关注的中心，诸位一定要不辱使命”。

廖仲恺是著名的革命家，正气凛然，可是为了解决军校开办经费，提供师生们衣食住行所需款项，不能断炊，他只好与滇桂军阀周旋，蒙受委屈，常常不得不以极大耐心同控制了广东财政收入的西南军阀交涉。经常求助于当地军阀，甚至常常要在夜里到滇系军阀杨希闵的鸦片床前耐心做工作，等他签字，然后才能够从他们霸占的税收中得到一点拨款，领到解决师生吃饭问题的款项，连夜送到军校。

有一天，廖仲恺忙到凌晨4点才回家，夫人何香凝不免有些意见。廖仲恺含泪说：“我晚上在杨希闵家，等他抽完大烟才拿到这几千元，不然黄埔师生再过两天便无米食了！”堂堂大员就为了黄埔军校真的是忍辱负重，连尊严都放弃了。如果款项不够，廖仲恺还拿出自家积蓄，实在不行了甚至四处借贷。但只要军校经费告急，他却总是说：“经费由我负责，你们一心搞好学习和训练就行了”。

在未正式下达校长命令前，回到广州后对筹委会的工作有意见，他在筹措办校经费上质问廖仲恺：军校费用“是否另有指定？”廖仲恺为使蒋放心，对他说：“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

廖仲恺之于黄埔，一如黄埔之于其学子。廖仲恺在大会上对黄埔第1期学员讲，这几天大家能够开饭，是何香凝把自己的首饰拿去抵押，才能在东堤粮店买到数百担大米。何香凝的一颗钻石戒指值数万元，所以抵押后能买数百担大米。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记载说：“当初我们在那小岛上面第1期学生500多人，都是各省各地的热血青年，然而可怜得很……我们的教育器材是不够的，武器弹药是不够的，马是没有的。这还不讲，就是一天三餐的伙食，还是有了早上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同我们讲起筹款时种种困难的时候，他几乎落下泪来。他晓得本校明天的伙食没有了，今天就会四出奔跑设法，一直到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得到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军阀的公馆里面去”。

为了培养革命军队的骨干，廖仲恺经常到军校亲自任课、讲演。他语重心长地向学员们讲述进军校学习不是为了做官的道理，说：“大家要晓得为什么进这个学校，并不是为做官，为拿指挥刀才来进这个学校。如果为国家出力，或者做官也是有的。不然，若专为做官而来当本校的学员，纵使毕业出去，当了一个司令、军长，难道就算革命成功了么？穿了一身军装。拿了一把指挥刀，就算革命成功了么？要是革命不成功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有穿有吃也是糟。”廖仲恺先生不仅是这样教育学员，而且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身居高位，不摆架子，为办好军校，不辞劳苦，做了许多工作。

廖仲恺扶持军校的苦心，使师生深为感动，誉称他为“黄埔慈母”。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大家没有饭吃的时候，就由他去筹划，所以我们想到当时的这种情形，廖仲恺先生真是‘黄埔的慈母’。”同时参与军校筹备工作的后来就此事评价说：“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1956年11月10日《文汇报》）

记者：当时报考黄埔军校的条件是什么？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生和录取情况怎样？

陈宇：南堤2号门前自挂出了黄埔军校筹备处的牌子后，门里门外开始忙碌起来，人群络绎不绝。与此同时，市内的大街小巷也贴出了黄埔军校的第一个《招生简章》。

（1）名额分配、报考条件和招生工作

关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生和生源，军校筹委会决定在全国19个省进行招考。1924年2月10日，拟定招生名额为324人。分配各省区招考学员名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每省12人，计168人；东三省、热河、察哈尔计50人；湘、粤、滇、豫、桂军5个军各15人，计75人；先烈家属20人；留有9个人的名额作为机动。另招备取生30人至50人。

关于考生要求，军校筹委会最初拟定的简章，要求学生必须“明白主义”，学历上要求中学或相当于中学毕业，而身体则要“强健”、无眼病、无肺病和性病。考试要笔试口试，考的内容是作文、政治和数学。

黄埔军校招生虽说是全国性的，但实行起来困难很大。在有一定影响的几个省份和地区，可以在《民国日报》上登几则启事。但在军阀盘踞的多数省份，却不能公开招生，甚至有的省份的军阀竟下令学生不得出省一步。那时的组织松散，对全国招生如何进行无能为力。眼看着各地报考工作要落空，孙中山焦急万分，廖仲恺急忙找到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召集在中任职的中共党员谭平山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决定以中共中央和名义向各地组织发电，冲破军阀障碍、挑选优秀分子赴广州应试。

黄埔军校招生消息传出后，各地有志青年报考十分踊跃。因为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军事学校，招考的第1期学员采用秘密招生方式。为了保证学员政治质量，每一名学员录取时要有两名担保人。当时除在广州可以公开进行外，其余各省因都在军阀统治下，不能在这些地区公开招生，因之委托出席“一大”的各省代表回原籍后代为秘密物色选拔考生来校应考。

由于当时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发出第7号报告，称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拟派三、四名同志赴考，预备在将来参加军人运动。共产党人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1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当时，、恽代英负责上海的招生工作。

时年31岁的，精力过人，胆大心细，他倾全力帮助黄埔军校招收各地英才。查阅《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第一至第四队详细调查表》，可见在学员亲笔填写的“入校介绍人”一栏中，有5名湖南学员的入校介绍人中都有的名字，这5人是：新田县的蒋先云，耒阳县的伍文生和李汉藩，衡山县的赵楠，醴陵县的张际春（非后来的第2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两人同名同姓同乡，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的张际春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在苏联学习两年回国后到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曾担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1933年病逝）。1924年3月，由出面在军阀孙传芳的眼皮底下，在上海秘密组织了一个黄埔军校分考场。所谓分考场是指整个长江流域各省份的考生先到这里集中，经过筛选，再赴广州参加总考。在这里给许多人发放了路费和证明，送他们登上南下的火车和轮船，多年后这些热血青年还记得，在送别的时刻，都会说一句“让我们相约在广州”，都记得在码头上那清瘦的身影和真诚的祝愿。

（2）各地优秀青年云集广州参加考试

军校的入学考试是严格的，标准要求也很高。

报考者一般要经过3关，第一步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基本程序是，全国19个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如当时即在上海负责初试工作，初试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军队也是如此，东路军总部及其所辖各部队之下的军官数十人报考军校，东路军总部为慎重起见，先在本部预考，合格者再送军校复试。从总体上看，报考青年的文化水准也比较高，约有1/3是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报考人数至3月27日已达1200余人，超过计划招生人数3倍多。

在报考军校的过程中，也避免不了有鱼目混珠者。有些人把报考军校作为追名逐利的捷径，想通过不正当办法进入军校。为保证学员质量，军校试验委员会于4月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公开启事，谢绝各方推荐函件，郑重声明坚决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新生。

投考黄埔军校的第一步是他在《新青年》看到了《招生简章》。这个因为在学堂上大讲雪耻救国故事而被迫辞职的小学教师，从此立下宏愿，要到黄埔军校去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悄悄约上几个同乡白龙亭、孔昭林、赵荣忠、郭树棫等，从山西来到上海，在环龙路一号进行了初考，在被录取后，又从上海直奔广州。

出身书香门第的杜聿明和他的要好同学阎揆要、关麟徵、张耀明等，也是从《新青年》杂志上得知黄埔军校招生的，便从陕西匆匆赶来。然而，考期已过，多亏了陕西同乡、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举荐，才获准补考。否则，在后来的中国人民将军方阵里就会少一位阎揆要中将；在后来的长城抗战中，国民革命军里也就少了一位关麟徵师长，昆仑关大战则会少了一位杜聿明军长。

陈赓、宋希濂等报考黄埔军校，则是属于现代职场中的“跳槽”行为。他们原先报考的是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程潜主办的“湘军讲武学校”，被录取后于1924年1月到广州入校学习。3月，当黄埔军校招生的布告贴出后，陈赓、宋希濂等在沿珠江长堤散步时看到了招生简章，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一面仔细地研读，一面在心中琢磨：“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陈赓《我的自传》，见《陈赓日记》，第229页）他们当即议定：退出讲武学校，报考黄埔。陈赓、宋希濂在入学考试后被顺利录取。他们的这一行动，也带动了原讲武学校的其他学员如左权等坚决要求转学到黄埔军校，由此有了半年后的集体大“跳槽”，原讲武学校停办，却为黄埔军校平增了150多名学员。

在这第1期考生中，以后成为著名将领的胡宗南则是哭进黄埔军校的。胡出生于浙东宁波镇海陈华埔朱家塘村一户小药店主之家，聪慧好学，读小学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毕业，读中学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窘迫，他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被迫回到孝丰县立高等小学堂担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除教书外，他把大多数时间用来阅读古代史学名著，了解天下大事。1921年暑假，他游历了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随后他便断言10年后，中日必然发生战争，恰好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凭他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他在黄埔军校读书时被公认为“预言家”。

广东黄埔军校在上海秘密招生时，胡宗南决心报名投考。黄埔军校在华南控制地区是公开招生的，但是在北洋政府控制的地区只能由和共产党在地下秘密主持进行。先是在上海初试，合格者再去广东复试。上海初试的主考官是。胡宗南十分容易地通过了初试，然后发给路费。学员们分期分批被秘密送往广东。

广东的复试特别严格，首先是资格审查，按黄埔军校《招生简章》第4条第1项规定，投考者“年龄18岁以上，25岁以内”，而胡宗南当时已经是29岁，根本就不符合条件，但可以在报名册上做一下手脚。接下来便是按照黄埔军校《招生简章》第5条的规定，进行身高、肺量、视力、听力、体重等项的检查，军校考试委员会把身高放在了体检的第一位。

考官先让考生排成一队，这一下胡宗南的身高弱势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长长的队伍里，他这个不足1.60米的个子差不多比别人矮了一头还多，身体又较弱。考官当即把胡从队伍里拉了出来，并且毫不客气地说：“你根本不是当兵的材料。”这也就是说，胡宗南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这一结果对胡宗南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他看着教官那张严肃的脸，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再想到自己有家不可回，上海的生意又欠债累累，就放声大哭起来。举目无亲，找不出一个朋友或熟悉的人来帮忙，他真的是已步入人生的绝境了。

哭了一会儿后，胡宗南猛然间站了起来，他真是火冒三丈，慷慨陈词，责问把他拎出来的教官：“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义务！个子矮怎么了？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不一样驰骋疆场？校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个子也只有1.68米，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更矮嘛！国民革命怎能以相貌取人呢？”那个教官见状惊得目瞪口呆，可胡宗南的嗓门越来越大，他大喊了起来：“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为什么得不到实现，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让许多热血青年报国无门！”考场上这么大的动静，惊动了正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的廖仲恺。

廖仲恺出门一看，就乐了，他对着胡宗南也大声喊道：“这位同学，我批准你参加考试。”接着转身回到房间内，写了一张字条交给胡宗南。字条上书：“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也是应该录取的。”凭着廖仲恺的字条，胡宗南被特许参加了接下来的文化考试。整一个月后，黄埔一期学员入学考试发榜，胡宗南被列在备取生一栏中。那时的廖仲恺当然不会想到，这个姓胡的小个子后来成了肩扛3颗金星的上将。

（3）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录取和开学

1924年3月27日，黄埔军校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试场，举行第1期新生入学考试。第一门考作文，题目是要求考生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还有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试。各地投考的学员共1200余人，3天试毕，因考生学识较佳者颇多，故酌量多取。4月28日发榜，经严格考试，第1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还有说360人或372人），备取生120人（还有说117人或100余人）。在第1期录取生中，约有共产党员近60人，占学员总数的1/8。

当时负责筹建军校和招生工作的张申府回忆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完全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孙中山请来几名苏联教官作为军事顾问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他们中间有人讲英语、德语，由我给校长当翻译。那时我一面在广东大学教书，一面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具体负责第1期学员的报名、入学考试和录取工作，并负责安排课程表。不久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招生简章在报上登出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学员十分踊跃。初试合格的各地学员需要到广州再通过复试才能最后被录取。第1期学员的试题，是我同几位苏联顾问事先商定的。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我主要负责学员的口试，同时还兼管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录取揭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

5月5日和7日，经过考试选拔的400多名第1期学员正式入校上课。编为4个队接受新兵训练。正取生编为第1、第2、第3队，备取生编为第4队，分别以吕梦熊、茅延桢、金佛庄、李伟章为各队队长（其中茅、金是共产党员）。

孙中山在这时急于抓军队，急需办军校培养人才，来广州报考军校的又多是热血青年，所以，能录取的尽量录取。这第一期来报名的青年以南方人居多，从北方来的青年较少。为此，军校在招生别注意招收来自北方的青年，从山西来的等10多名考生，还有从陕西来的阎揆要、关麟徵、张耀明、杜聿明等10多名考生在于右任的保荐下，都被录取了。

招收的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于1924年5月入学，陆续到黄埔长洲岛入校报到。岛上的原旧军校校址因年久失修，荒草遍地，军校组织力量进行大扫除，维修校舍，披荆斩棘，除秽去污，使这片从前的蛇鼠聚众的废墟，“一变而为跃马谈兵之地”。

第1期学生，学期规定半年，均为步兵科，组成学员总队。邓演达为学员总队长，后严重接任。初期为4个队共470人，11月底毕业，及格者456人。后由湘军讲武学堂合并到军校的158人及四川送来的21人编成的第6队学员也归入第1期，因此这期毕业生实际为635人。

第5篇：黄埔江深范文

对于南方物流而言，2012年的发展重点，无疑是电商物流。为了近距离了解南方物流的最新动态，本刊记者来到了广州市黄埔区“广东状元谷电子商务产业园”，这个由南方物流负责承建的项目，已成为众多电子商务巨头争相落户的地点。

黄埔的电商蓝图

2012年5月，广州市黄埔区被国家商务部确定为全国34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之一，成为广东省（单列市深圳除外）唯一的首批基地后，黄埔区电子商务产业迎来发展中的春天。牵手黄埔区发展电子商务，正是南方物流在未来版图上的重要布局之一。据南方物流相关负责人介绍，之所以能与黄埔区政府达成深度合作，双方理念一致是关键。“在广州几个新兴的经济区域，黄埔区在电子商务的步伐上是最快的。”

在电子商务产业规划上，黄埔按照一基地多园区的方式进行规划，一个基地即“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三个园区即“状元谷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广州云埔电子商务园区”及“南岗电子商务发展园区”。

状元谷电子商务产业园区（以下简称“状元谷”）——状元谷因状元山而得名（状元山主要源自于清代乾隆年间这里出了位庄有恭状元，故称状元山）。“状元”代表才智和领先，“谷”有洼地和汇聚的意思，状元谷处于广州中间圈和东部发展战略桥头堡位置，周边交通非常便利，辐射范围广。这是黄埔区最重要的电子商务产业园。

广州云埔电子商务园区——云埔地块是广州有名的工业区，由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云区、黄埔区人民政府共同开发。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园区转型升级、拓展发展空间的要求已显得十分迫切。而广州云埔电子商务园区的建设正是其中的关键，黄埔区将以此为契机，把黄埔片打造成为集高端制造、研发中心、中试基地、采购中心、营销中心、结算中心为一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园。

南岗电子商务园区——一直以来，南岗地块被视为发展储备园区。当前，黄埔区正致力于把南岗电子商务园区规划成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园区之一。同时，南岗电子商务园区也被纳入黄埔区正在编制的黄埔滨江新城城市设计范围内。届时，滨江新城城市设计和规划将充分结合高端电子商务示范园区的发展诉求共同开发。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黄埔区政府牵手南方物流，共同建设区域内最重要的基地——状元谷电子商务产业园区。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示范基地将采取“实”“虚”结合的模式进行创建。 “实”是指产业园区以及区内入驻实体企业；“虚”是指通过网络将华南钢材物流网、广东鱼珠国际木材网、广化交易中心网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资源以虚拟整合方式加入示范基地。

“状元谷”的野心

“状元谷”因状元山而得名，对于状元山的选址，威亭整体家居连锁机构总经理、设计总监钟炬曾作此评价：“园区头枕状元山，面朝广饶的内陆大地，地处一种独特而意味深长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之中，可谓‘形胜福地，神与形配’。”

当记者来到状元谷，其一期工程占地100亩已基本完工。据南方物流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由黄埔区政府支持，南方物流出资建设开发管理，从2012年春节打地基开工，到2012年6月封顶，9月A栋仓库建成交付亚马逊使用，再到2013年春节前一期项目基本完成，建设速度可谓惊人。一期工程包括两栋单层面积8万平方米，总共5层的立体化仓库，以及一栋员工宿舍及员工生活区。二期工程马上开工，占地300亩，主要建筑为立体化仓库与电子商务配套产业园，三期工程占地100亩，主要建筑包括孵化基地、展销中心等配套设施，整体项目预计在5年内建成投产。

作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核心园区，状元谷规划构建一核多区、轴线串联的核心区功能结构的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将结合商务服务、企业孵化、生态绿核，着力打造园区核心区，并构建活力核心功能轴线，串联接待服务区、会议展示区、核心服务区，协同发挥电子商务凝聚效应；加上利用状元谷独有的环境优势，形成电商物流区、科技研发区、高端总部区，打造黄埔新的经济增长极。

对于状元谷未来的定位，南方物流的负责人表示，园区的建设只是项目实体展示的部分，园区的公共服务平台也在紧锣密鼓建设当中。该平台包括公共智能管理平台、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公共配套服务平台，同时应用3G技术，建设3G智能信息管理平台，以“智慧物流”“智慧园区”“智能管理”为核心，打造全国一流的现代智能化电子商务示范园区。

战略合作亚马逊

状元谷迎来的第一个进驻者，便是全球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亚马逊与南方物流的合作，超越了一般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记者在亚马逊的仓库内看到，现场的操作人员，有大部分是南方物流聘请的员工。

据了解，状元谷一期项目，几乎完全为亚马逊所设计使用，类似于物流园区开发过程的客户定制，库房设计由双方统一协调商定，南方物流负责园区部分，而亚马逊则负责投资内部的硬件设施，而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因为南方物流本身仓储管理的能力也非常强，所以现场的运营管理亚马逊基本是外包给南方物流。这种同气连枝的开发模式，在国内都是比较罕见的。

在亚马逊的中国版图里，状元谷亚马逊中国广州运营中心项目投资约3.1亿元人民币，用地面积为178.22亩，是继北京、苏州后，亚马逊中国在国内设立的第三大运营中心。主要负责图书、数码、食品等28大类，超过260万种产品的销售结算、厂商收货、仓储、库存管理、订单发货、调拨发货、商品质量安全等服务，未来还将考虑设立客服中心、研发项目等。

而对于南方物流来说，牵手亚马逊只是部署电子商务战略的第一步。去年，除了状元谷项目之外，南方物流本身还有一个重要的计划——将总部迁回东莞，并在东莞设立电子商务配送中心。

南方物流常务副总经理陈少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方物流希望克隆亚马逊的物流模式，通过建立供应链管理的体系，从物流环节出发，通过电子标签、整体监控、信息管理等方式，提升整个电子商务交易中大部分环节的诚信度，减少诚信问题的发生频率。为此，南方物流计划建立全自动仓储，直接连接制造商与终端消费者。“这是集团接下来的一个重点，要形成辐射整个珠三角的电子商务配送中心。”陈少鹏说。

第6篇：黄埔江深范文

，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一生说山西话，爱吃山西饭，平生没有官气，平常话不多，生活简朴，不讲究吃穿，给人的印象比较“土气”，人称“布衣元帅”。这位“布衣元帅”的革命生涯就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二、元帅

于1897年4月28日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炮科。毕业后他投奔孙中山领导下的“援闽”粤军，开始踏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1924年5月，黄埔军校建立，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讲课深入浅出，善于把深奥的道理讲得通俗明白，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当年同在军校执教的聂荣臻称是“军校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三、聂荣臻元帅

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读中学期间，他因带头大闹，受到当局和校方的迫害，遂离川去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中旬，聂荣臻到达广州，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还兼任政治教官。聂荣臻正是从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投身中国革命的洪流，从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位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的。

四、“红军之鹰”

18岁时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

五、“黄埔三杰”之陈赓

陈赓被称为“黄埔三杰”（另两人为蒋先云和贺衷寒）之一。陈赓在第二次东征中救过的命，曾被委以副官重任。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六、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指挥员左权

左权当年是被陈赓带进黄埔的，后来军职却又在陈赓之上，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在山西十字岭牺牲，是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指挥员。

七、“黄埔三杰”之蒋先云

蒋先云考进黄埔时是第一名，毕业时又是第一名。黄埔三杰中，以他为首。蒋先云的入党介绍人是，可见其人分量。对他赏识无比，以极大的耐心等他回头。国共分裂时曾许诺只要蒋先云过来就能当师长，然而蒋先云铁了心跟共产党，终于不辞而别。1927年5月28日，蒋先云在河南临颍与奉军张学良部作战时牺牲，时年25岁。

八、因“中山舰事件”名扬中外的李之龙

在考进黄埔之前，李之龙就已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政治秘书，资历是很老的。李之龙和蒋先云并列为黄埔中的左派学生领袖，也因此被学生痛恨。1926年3月，制造“中山舰事件”，将李之龙逮捕，“无罪释放”后被免职。大革命失败后，李之龙先后流亡广州、日本。1928年2月6日，李之龙返回广州，当日即被逮捕，8日遇害于黄花岗。

九、红军第四号人物王尔琢

王尔琢考黄埔时已是最后一批报名，幸好，他和同乡黄鳌、郑洞国一起被录取。王尔琢在南昌起义时不过是团参谋长，因为部队的主要军官都逃散了，便成了仅次于、的第三号人物。后来上了井冈山，又成了红军的第四号人物。王尔琢打仗以勇猛著称，曾发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胡子，当他牺牲在叛徒枪下时，一捧长髯，飘散胸前。

第7篇：黄埔江深范文

高语罕（1887—1947），安徽寿县正阳关人，中共建党建团建军的参与者，曾参与策划南昌起义，起草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 高语罕（后排右二）与（前排右一）等人合影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以左派领袖自居的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支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继续实施国共合作，并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向中共中央要人到广州工作，恰巧在德国留学的高语罕刚回国准备参加二大，中共中央遂派高语罕到广东。

陈延年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高语罕同他早年曾在上海愚园一起组织安徽旅沪同学会。高语罕同陈独秀是安徽同乡，辛亥革命后，安徽独立时，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高语罕任青年军秘书长。

1926年1月，二大在广州召开。高语罕奉命和及中共早期党员、时任黄埔军校秘书长的邵力子一起起草大会宣言。当时，高语罕频频在大会上发言，引起的注意。在随后的二大一次全会上，高语罕与夫人陈璧君等五人当选中央监察常委，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里唯一的共产党员。

作为中央监察常委，高语罕直爽、尽职。有一次开会，吩咐在桌上摆了许多精美点心。高语罕当面批评说，开会又不是请客，何必如此浪费，弄得下不了台。

在二大上，高语罕因共产党员加入问题同反对者进行坚决斗争，与、、于树德被称作“四金刚”，其后又加了恽代英，被称为“五虎将”。在召开的第十三次中央常委会上，被任命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高语罕被任命为政治训练主任。 “黄埔四凶”

二大闭幕后，被任命为改组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校长，邓演达被任命为教育长，高语罕被任命为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

黄埔军校第一、二、三期学生都是各地热血青年直接投考进校的。到了第四期学生入校时，黄埔军校为打牢军事教育基础，便在本校两团学生之外，另设立入伍生部。要求凡考取军校的，先须到入伍生部受基本军事训练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入黄埔军校本校受训。

入伍生部的编制是一个师，包括三个团。部长是方鼎英。司令部设在广州长堤，高语罕每个星期大概有三天要到入伍生部办公，其他时间在黄埔军校讲课。每次高语罕从广州市区到黄埔军校讲课，或是离开黄埔军校到入伍生部办公，邓演达都亲自安排船只接送。

黄埔军校初创时，邓演达是孙中山亲自指定的七名筹备委员之一；黄埔军校成立后，邓演达任教练部主任。后邓演达辞职赴德国求学，与时在德国留学的高语罕感情颇笃，堪称密友。此外，在黄埔军校，高语罕同张治中是安徽同乡，私交甚好；同共产党员恽代英在安徽时同为中学教员，早就熟识。高语罕和邓演达、张治中、恽代英交往密切，四人深受黄埔军校里共产党员和左派学员拥戴，同时也受到的仇视和攻击，称他们为“黄埔四凶”。 亲历中山舰事件

二大后，身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三大要职，直接控制党政军大权。他同苏联顾问保持密切联系，靠近共产党。

此时任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他把正在蓬勃兴起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着手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限制苏联顾问、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1926年2月26日，突然扣留亲近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二天将他押送出境，改派亲信刘峙担任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师长。汪、蒋之间矛盾加剧。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蜂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去苏联。

3月19日下午，高语罕从黄埔军校坐电船到广州过夜。当天下午，要方鼎英和黄埔军校秘书陈立夫陪他到沙面。将到沙面时，陈立夫问：“不去上海，没有别的办法吗？”沉默一会儿，告诉司机：“好！开回去。”

3月20日凌晨，下令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等共产党员，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监视邓演达住处，并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3月20日早上，高语罕到入伍生部和方鼎英谈事情，觉得入伍生部的气氛在沉静中流露出紧张。两人在晒台上聊天，方鼎英显得心不在焉，似有心事。

那天是星期天，没有办公。高语罕便到中山大学一个同乡女生彭漪兰那里去了。彭漪兰一见高语罕便跳了起来，叫道：“不得了！高先生！你怎么还没事的一样！我真急得不得了，埋怨阿陈、阿王他们，要他们分头去找高先生的下落。昨天晚上，风声就不好。今天天不亮，海军党代表李之龙被抓了去了！听说，高先生！你，你也在数呢！还不赶快躲了起来！” 中国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中山舰

高语罕随即去找陈延年，陈延年告诉他：“近来有人到蒋校长面前说，共产党有阴谋，并说邓演达调中山舰开赴黄埔，准备异动。邓演达是军校教育长，兼任黄埔要塞司令，而你和严重（即严立三，曾任黄埔军校一、二、三期学生总队长）、张治中皆有与邓同谋嫌疑。昨天晚上，蒋先生手令军校卫队，你们四人不许出校门，否则格杀勿论。乱子闹得这样大，你还在这儿耍么？”

高语罕出来，即找地方给邓演达打电话，邓演达告诉他不要回黄埔军校。到了下午，高语罕又打电话给邓演达，邓演达说可以回去了。到黄埔军校见了邓演达，高语罕问他为什么现在又可以回来了。邓演达说：“第四军军长李任潮（即李济深）先生，向蒋校长极力担保。”

过了一会儿，邓演达约高语罕和严重一起去见。这时的是黄埔军校总党代表（接替不久前被刺杀的廖仲恺）。何香凝等也在那里。正卧病在床，状颇痛苦。

邓演达于是拉何香凝去见。何香凝质问派军队到处，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

过了一刻，同他们二人来到住处，大家都相对无言。高语罕打破沉默：“我等对于校长始终拥护。此次不幸事件，实出误会，望校长不必介意。”只轻轻地说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何香凝把高语罕拉到一边埋怨道：“你说话太不谨慎。听人说，你在总理纪念周上，当着几千个学生公开批评学校行政，又在公宴席上与某一部青年军人（分子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发生言语上的争辩。”

高语罕答道：“我刚从欧洲归国，满怀革命热情，不晓得顾忌，又丝毫没有政治经验，横冲直撞。”

中山舰事件后，称病不再视事，随后被迫赴欧洲“考察”。苏联顾问被迫回国，中共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各军军长如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由在和之间中立观望转而支持。中央决定由谭延闿、分别取代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林伯渠、甘乃光代替照管中央日常工作。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和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 “打倒南方的段祺瑞”

中山舰事件后，高语罕辞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职务，搬到广州城内去住。

此时，北京刚刚发生了“三一八惨案”。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以武力镇压等发动的群众运动，当场死亡47人，伤亡200余人。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

一天”。

一天早上，高语罕去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碰见林伯渠。林伯渠让他到广州大学“反段（祺瑞）示威运动大会”去作演讲。两人一起来到会场，由于高语罕不会说广东话，林伯渠指定广州大学一位青年学生作翻译。高语罕即兴打开话匣子：“现在袁世凯虽死，而产生袁世凯的社会制度并未消除，将来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袁世凯继之而起，以至于生生不已。今天大家开会，反对段祺瑞，我依然要做这种分析。所以我们不但要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并且要打倒产生北洋军阀的社会制度。”

次日，高语罕的演讲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我们不但要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并且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见报，恨死了高语罕，遂下令驱逐他出广州。

4月7日晚，陈延年安排高语罕乘“列宁”号离开广州。当夜船经过黄埔军校，高语罕放下正在翻看的《离骚》，踱到船舷上，只见明月当空，江水粼粼，对面岸上是生活了三个月的黄埔军校，一水之隔，咫尺天涯，这时恰响起夜深休息的军号，勾起旧愁新感，感触万端，写了两首绝句。其中一首是：

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

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 《一封公开信—致先生》

1926年4月20日，在宴请退出第一军的党代表及官长席上特别指出，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在黄埔军校里“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诋毁本校不革命的言论是公开的，大家知道，不必我说了。”“他的用心，先暗示一班同志，对我失了信仰。”

5月15日，召开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不能担任中央各部部长；加入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

5月25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发表整理党务宣言，中央秘书处书记长刘伯垂、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长、农民部长林伯渠辞职。

同日，高语罕在上海奉陈独秀命发表《一封公开信——致先生》

曾记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我在先生家会见先生，当时很诚恳的对先生表示我们始终信服先生的态度，先生若果真以同志相待，应该开导我或者是见我有什么不对，更应当声色俱厉的责罚我，使我好晓得改过，先生却很平和的轻轻的答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现在竟加我以“诋毁中伤”“有旁的用意”的罪名？

先生！老子娘生下我来，就是这副骨头！性子憨直，心直口快，但是我却有一个好处：晓得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革命党人，若是自己不能受人批评，不能公开的承认自己的过失，甚至还去文过饰非，那便是自绝他的政治生命，所以无论何人，凡于人家批评我，指摘我的，我都很乐于接受。

总而言之，我不但没有诋毁中伤先生，此后凡遇其他同志有欲诋毁先生、中伤先生的，语罕忝属中央监察委员，定当严加弹劾，以肃本党纪律而森严革命的壁垒。

6月4日，陈独秀致信替高语罕解脱：

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对此亦公开回应：

我在党代表宴会席上的讲演，曾经再三声明。三月十八号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我绝不承认三月十八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陈独秀同志以前同我的主张也完全相同，他曾于三月二十日以前给我一个电报和几封信，所论的意见大体相同，所以今天，我可以明白：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他又来为高语罕辩护。高语罕在本校的言行，是不是与他所辩护及高之本人所声明的一样，这是不待我讲，各位就可明白的。

此事并且当时我曾声明：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

现在所见到的1926年3月19日日记有多种版本。

手稿本所记为：

上午，往访季新兄（注：）。回寓会客，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自容，不胜愤恨。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想为何必欲私行，予人口实，志气何存！故决回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粹尽矣。终夜议事。四时往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陷我也。权利可以放弃，名位可以不顾，气节岂可丧失乎？故余决心不走。

《年谱初稿》所记为：

上午，往晤汪兆铭（注：）。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至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

3月20日日记比较简单：“下午五时往晤汪兆铭。”这与高语罕回忆的情况是吻合的。 高语罕部分著作

1927年初，高语罕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在发动四一二之前，即发表《“反对”与“打倒”》《这叫做“亲善”》等社论，列举制造南昌、九江、安庆惨案罪行，猛烈抨击，呼吁打倒，被誉为“武汉反蒋的三尊大炮”之一。

此后，因反对南京政府，同时反对“假容共、真”，并参与策划南昌起义，高语罕遭到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双重通缉，长期隐居上海。1928年高语罕参加陈独秀的“脱派”组织，并于1929年被中共。抗战后同陈独秀移居重庆江津，坚持信仰埋头著译。他先后编译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辩证法经典》《理论与实践——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以及《康德的辩证法》、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和费希特《知识论》《费希特的辩证法》等著作三十余种。

第8篇：黄埔江深范文

关键词：广深沿江高速；施工期间；交通影响评估

一、概述

1.1 项目背景

广深沿江高速公路双沙高架桥位于黄埔区黄埔东路（文船路至信华路段），项目一期工程已于2012年1月18日建成通车。但双沙起点高架桥段因其他工程影响，至今未能实施至黄埔东路。

本项目存在的特殊性是双沙高架桥、地铁13号线文园站将同一时间相邻位置交叉施工问题，增加了施工期间交通疏解的复杂程度，加大了周边地区道路的交通压力。因此开展广深沿江高速双沙高架桥施工期间交通影响评估分析研究，对施工期间的周边交通进行全面分析，正确评价两者施工对地区交通产生的影响，统筹安排施工时序，完善交通疏解方案，协调施工与城市交通的关系，合理、有效地组织施工期间的地区交通，在确保施工建设顺利进行的前提下，以期将施工对地区交通的影响降到最低。

1.2 研究目标

根据地区交通状况及具体的交通疏解方案，本次研究侧重于双沙高架桥、地铁文园站施工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分析，拟采用交通规划模型软件进行仿真评估分析，辩明施工围蔽与城市交通之间的关系。具体的研究目标有以下几点：

1）评估现状周边交通运作情况，定性分析现状交通情况；

2）提出施工期间地区交通组织改善的策略及交通疏解方案等；

3）评价施工期间周边交通运作情况，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及建议。

1.3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通过对周边现状交通调查的基础上，以业主提供的工程方案设计、施工组织计划、施工方法等相关资料为基础，结合实际情况和相关部门的意见，从“面”及“点”多层次综合分析施工造成的影响，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

二、交通疏解方案

交通疏解方案综合考虑了双沙高架桥、地铁站施工和保证黄埔东路双向通行的要求。高架桥和地铁站主体大部分可以一次围蔽施工，局部位置如路口和施工重合段采用分阶段倒边施工。道路两侧通过征地、借地等方式新建足够的临时便道，与现有道路车道数保持一致。

三、交通影响评估

（1）路网饱和度

饱和度是评价路段运行的重要指标，从交通疏解第1阶段分析结果来看，东西向道路仅有广园快速路、黄埔东路两条，从而承担大量的过境交通。其中，广园快速路东向西方向饱和度高达0.92，服务水平为E，交通压力极重；黄埔东路东向西方向交通压力不小，饱和度0.68，服务水平为C，施工区域的道路饱和度偏高。

交通疏解第2、3阶段黄埔东路局部路段双向通行能力因道路线位的改变而减少，导致该路段饱和度明显提高，与黄埔东路平行的广园快速路双向流量也有超过200pcu/h的增长。可见，本阶段施工对区域交通产生整体性的影响。

交通疏解第4、5阶段是施工期间道路受影响最小的阶段，因此整体路网运行状况与现状相差甚小，黄埔东路东向西服务水平从上两个阶段的E级上升至D级，西向东保持B级；广园快速路高峰小时流量较现状有轻微提升。

（2）施工路段

该路段东向西方向通行能力不受施工影响，与现状一致为3180pcu/h；西向东方向因线位变化，即使车道数从3条增加至4条，其通行能力依然下降到2500pcu/h。

从预测结果可见，东向西方向与现状基本一致，仅高峰小时流量有100pcu/h左右的下降，服务水平不变为C级；西向东方向流量相对较少，但与现状相比变化不大，路段饱和度从0.53增加至0.6以上，服务水平从B级下降至C级。总体而言，路段双向饱和度均不至过高，受施工影响也在较小的一个区间。

（3）主要路口评价分析

仿真预测结果显示，因路段受施工影响而减少的东西向流量，黄埔东路-石化路路口东西进口道高峰小时流量较大，路口平均延误较大，服务水平维持在D级；黄埔东路-信华路路口是受施工直接影响的路口，由于道路线位的变化，路口通行能力有所下降，导致路口延误明显提升，路口服务水平下降至E级，受施工影响较大。

根据上述对施工期间交通疏解方案进行评估分析可知，双沙高架桥施工对周边道路虽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处于可接受水平，但由于道路交通系统是一个动态变化、影响因素众多的整体系统，需在施工过程中随时关注道路及节点的交通变化趋势，对其作出相应的改善措施。并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1）落实施工围蔽方案，尽可能减少对道路的侵占，确保施工期间相关路段及路口的通行能力不变。

（2）在路段和主要节点增设诱导信息，引导车流分流；内部道路充分利用现有道路资源，改善局部地区的交通组织，减少车流进入云城西路、黄园路等施工区域。

（3）进一步完善有关施工期间行人交通组织方案，尽可能设置较充足的行人通道，确保行人通行安全、顺畅。

第9篇：黄埔江深范文

1927年，近代中国腥风血雨的一年，、相继发动反革命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左派领袖邓演达被迫逃亡海外。

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人。曾担任过孙中山警卫营警卫、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武昌攻城司令等，带兵作战，身先士卒，指挥过许多硬仗、大仗，攻城略地，与黄埔系学生和军人有密切接触，在军中威望很高。在苏联莫斯科，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等人，遥望风雨如磐的故国，黯然泪下。他们联合发表声明，愤怒谴责蒋汪的倒行逆施，表示要继承孙中山总理的遗志，坚决同新旧军阀作斗争。1930年5月，邓演达从欧洲归来，在上海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邓演达流亡海外期间，他的一批志同道合者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尊邓为领袖，密谋政权。邓演达一回国，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立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中国农工的前身)，邓任第三党中央领导机构――干部会的总干事，具体领导第三党的事务。第三党成立后，一度发展很快，先后在南京、北京、广东等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第三党的基层组织。

根据以往与斗争的经验，邓演达和临委的黄琪翔、彭泽民都始终认定，要其反革命统治，除了政治上进行活动外，主要依靠军事斗争，因此提出了“军事第一”的口号，准备在江西发动武装起义，构成对南京政府直接的威胁。邓演达还利用各种关系派人打入军队，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甚至手下的一员大将陈诚也被“临委”发展为秘密党员。一向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其武装基干，邓演达也提出要“造成一支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革命军”，他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积极发展黄埔军校的进步同学加盟，吸引了的嫡系组织“黄埔同学会”中的许多人。

得知邓演达秘密回国的消息，既大为恐慌，又恨之入骨。倒不怕邓演达闹革命，投共产党，他怕的就是邓演达挖他的墙脚，将他的黄埔系军人、学生拉过去，这样他就失去其立身之本了。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让他整日坐卧不安。

这天，又召戴笠前来询问邓演达的活动。

“雨农，我听说择生又组织了什么黄埔革命同学会，可我晓得，他的目的是拉拢我手创的黄埔同学会的同学，与我唱对台戏。”

“委座，据卑职消息，黄埔革命同学会发展很快，他们吸收和联系的黄埔学生已经有六千人……”

大惊：“什么?那就是说，全国黄埔系军人共一万两千名，他邓择生已经掌握一半了?不可能，不可能!”

面对邓演达如此大的动作，再也按捺不住了，一狠狠吐了一口气：“悬赏三十万元，无论如何要捉拿到邓演达，限你一个月时间。不过，行动千万要保密，以免麻烦。”

上海是邓演达和临委的主要活动地，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接获的密令后，不敢怠慢，除派特务侦缉队设法缉拿邓演达外，还发函至租界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要求“饬捕协缉”。当时的上海存在着“国中之国”的英法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巡捕)。许多进步人士就是利用其特殊地位，在租界从事革命活动，以躲避特务的秘密逮捕，万一被捕，也有一个回旋余地，可以在租界的法庭上进行斗争。

在上海租界被捕

8月17日，邓演达到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出席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式。结业式上，正当邓演达言辞激烈地抨击政府时，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警探和租界巡捕房的包探们包围了会场。下午4时，警探和租界的包探们冲了进来，狂叫：“共产党在这儿开会，搞暴动，要进行搜捕”，“要搜捕共产党邓演达。”邓挺身而出说：“我就是邓演达，不要连累别人!”那些家伙哪里肯听，将邓演达和在场的其他11人全部带走。当晚，又逮捕了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两名；深夜，黄埔革命同学会20余名负责人亦遭逮捕。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和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邓演达等人被捕后，先被关在静安寺英租界巡捕房的临时囚室。邓演达说：“耶稣十三个门徒中有一个人告密，我们也是有一个人告密。”事后查明，此次出事确系叛徒陈敬斋告密所致。陈敬斋原是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地方组织的成员之一，因贪生怕死，悄悄地向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告了密，然后又假装积极，一再向邓演达要求停课。这天，他仍混在干部训练班听邓演达演讲，见时机差不多了，旋谎称腹痛出去买药，逃之夭夭。解放后，叛徒陈敬斋被人民政府缉拿归案，判处死刑，在北京处决。

演达道自已的身份已经暴露，因此索性进行分开斗争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中亲笔写下自述，简略叙述了他的革命经历，并表明他“始终站在左派的立场”，“反对　石的军事独载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班、政府及独立的国家”。此件珍贵的自述，目前尚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里。

18日上午九时，租界当局将邓演达等人押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进行审讯，下面是审讯时的一段对话

审判长宋沅问：你赴愚园坊20号做什么?

邓演达答：与朋友们聚会。

问：你们不是正开会吗?

答：在谈话。我对经济学是有相当研究的。昨日在讲中国的经济问题就被捕了。

问：政府方面说你有反动行为，事实怎样?

答：批评现政府则有之。至于积极的反对，目前还没有举动。

问：警备司令部要移提你，有话讲吗?

答：我想，站在大多数民众的立场去批评现政府，是好意的。集会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大中华民国应显法治精神，贵院有权裁判，何必到什么司令部去。

询问以后，邓演达仍被寄押在静安寺巡捕房的临时监狱。深夜，一同被捕的罗任一问邓：“如果他们使用软化诱惑呢?”邓演达斩钉截铁地回答道：“那他拿刀子来好了!政治主张、革命态度，决不变更!”

转押南京

邓演达此次被捕，完全是出于的旨意，因此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与租界当局约定，要将他押回进行秘密审讯。律师向租界当局抗辩说，邓的问题纯属政治问题，且发生在租界内，不应该向南京方面引渡。但英国领事坚持说，“愚园路是越界筑路，中国政府有权管理在那里发生的事。这一番话，自然都是推托之词。不管邓演达和律师如何抗辩，19日邓演达还是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探员带走，关到上海西门白云观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牢房。21日，邓演达被转移至南京，关押在三元巷军政部军法司内“优待室”。

人是抓到南京了，却顾虑重重、不敢公开审讯，怕黄埔系军人闹事，因此只是不断派人劝说邓演达，千方百

计以诱骗方法使他就范。开出的条件，只要邓演达公开声明取消临时行动委员会，肯与他合作，即委任邓为“剿匪”副总司令，但均遭邓的严词拒绝。他说：“我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他留下了两句诗：“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从来未舜留。”表达了他乐观进取的人生观。

还亲自找邓演达谈话。谈话时，蒋首先谈了九一八事变的情况，然后问邓演达对日本侵略有什么感想?邓答复说：“要谈感想当然是有的，要不是你叛变孙中山的遗教，连年内战，排斥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样猖狂吗?”这一席话，说得哑口无言，更加怀恨在心。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大肆入侵中国东北，政权遭到朝野一致谴责，各地反蒋活动风起云涌，要求释放邓演达的呼声四起。既要考虑下野的问题，又面临着释放邓演达的压力。戴季陶献计说：“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又说：“为今自己，对邓演达处置应严，对学生处置则应从宽。”这一席话，使暗暗动了杀机。这时候，又发生黄埔军校毕业生联名保释邓演达的事情，更让怒火中烧，他没有想到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威望如此之高，如果自己一旦下野，弄不好，邓演达会成为黄埔系的主帅，出来收拾残局。为了消灭以后东山再起时的一大障碍，下野前夕，密令自己的卫士长王世和负责杀害邓演达。

营救计划的失败

邓演达被捕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积极进行营救活动，临时行动委员会和黄埔系的许多军人，都愿意冒险营救邓演达出狱。负责看押白云观监狱的侦缉队中，有一个班长，广东人，有点革命思想，尤其敬重邓的为人。一天夜晚，李班长用广东话悄悄对邓演达说：“邓先生，南京已经有消息过来，要将你解往南京，此去凶多吉少，从这里到法租界不过两里路距离，不如我们一起逃吧!”他表示，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盗窃钥匙，打开牢门，与邓演达一起逃走。邓也不知道此人的底细，稍加考虑后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婉言谢绝了这一主张。

两天后，邓演达果然被押解去南京。南京虽在的眼皮底下，但黄埔系的学生也最多。邓演达关押南京期间，南京教导总队的黄埔生邓克敏，曾自发地组织了武装营救队准备劫狱，不幸被军统特务发觉。事情暴露后，极为震怒，下令通缉。在三元巷看管邓演达的士兵中，有一个排是黄埔学生许沅圃的部下，他提出了营救邓演达出狱的具体计划。许说：“那个排里有一个班长，是我的亲信，每星期天夜间值班，可以救邓出狱'但要先筹措5万元，将全班士兵的家属迁到上海安顿，然后才能行动。”临时行动委员会经过商议，觉得计划可行。经第三党的暗中活动，花了五万元用作士兵家眷的转移隐蔽，一切办理妥当后，朱蕴山亲赴南京实施营救计划。

朱蕴山住在临河的水西门旅馆，准备接应，一旦邓脱险，便由此乘船逃离南京。可就在这时，下令将邓演达转移到富贵山炮台废址的一处空房子中关押，这一营救计划也失败了。

11月29日深夜，王世和奉之命，谎称要将邓转移至汤山囚禁，他带着一排卫士将邓演达押上汽车，向着汤山方向疾驶。半路上，车子停了下来，邓被带下车，“到了?”邓感觉有些不对头，问了一句。王世和恶狠狠地回答：“到了!”旋即枪声响起，就在黎明前漆黑的深夜里，邓演达的身影显得特别高大，慢慢地倒在麒麟门外沙子岗一处事先挖好的土坑里。这一年，邓演达年仅36岁。1931年7月，邓演达在一首散文诗中写道：“我们都是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荒沙漠漠的长途，而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只有工作是安慰罢了。”无疑，这是邓演达光辉一生最真实的自我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