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态学的理解精选(九篇)

第1篇：对生态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09-02

自从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起来之后，其下所属的二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得以深化和拓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潮之一，在当代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之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

以往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各种派别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并指出各种理论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错误之处。但是为了对各种不同学派形成比较完整有条理的明晰认识，一旦突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间横向研究的框架，纵向比较不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时便会发现，各种流派之间在方法论的框架中呈现出明显的三个维度：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某一种理论结合起来，例如，女权马克思主义是女权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二是用某一种理论去解读或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用结构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解读马克思主义；三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读或改造某一种理论。例如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就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某些精神对传统神学进行了解读和改造。以使神学能够从传统神学中解放出来。成为批判资本主义、争取社会正义的武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属于第一种，他是由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不同理论的有机结合绝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它需要打通原有理论边界，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解决好不同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矛盾，如果只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理论糅合在一起。那这样的理论创新必然会出现许多问题，不是不伦不类，就是很容易走向谬误。由于这一尺度把握起来难度不小，这也最终决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存在的诸多局限。具体笔者将在后文论述。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生态学马克思的生成源于对环境生态问题的关注。那么他的主要理论观点也就集中于探索生态问题的根源、解决生态问题的路径上面。因此从以下两个方面介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首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也产生了多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理论观点，但是普遍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造成今天的生态问题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之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体现在他批判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是“资本”，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所有阻挡其积累和扩大的东西都将被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企业的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现实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他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因此资本主义必然是敌视自然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自然解释为两类：一个是人的外部自然，另一个是人自己的自然。把这一观点进而引入到社会生产中。便可以解释剥削现象。“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才能，使工人变成局部工人”，因此形成了人的异化。

除了资本逻辑本身的批判、生产维度的批判之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的触角延伸到消费领域。马克思在1844年说道“无度和无节制”是货币的真正尺度，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货币的这种本性得以充分展示。商品的使用价值从属于他的交换价值，只要能够实现交换价值，换取货币。即使商品会造成人类和地球的极大破坏也毫无限制地生产出来，并被大量地消费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面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无度的消费需求成为了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如果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停留在理论准备阶段，伴随着当代西方绿色运动的开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将理论付诸实践。形成了其重要思想之一即生态社会主义。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中，有诸多关于生态问题、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误解，误认为马克思将人对自然的现实关系突出地设定在“劳动”、“生产”和“实践”等等平面上，只见人不见自然，人与自然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完全地处于主体地位，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一个自然空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误解做过恰当的解释，本文不多加赘述。类似的关于自然与人类、生态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辩论，同样存在于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当中，形成分别以“生态”或“社会主义”为首要原则的不同代表理论。

以“生态”为首要原则的“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和激进的生态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规划：世界经济与社会都必须是“可持续的”；“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工业经济必须收缩，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国家，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停止人口的增长”等等。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在绿色议题上的优越性分析，这种红绿联盟主张：“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和人本主义的”、“生产和工业本身将不会被拒绝，通过强化生产者的能力和控制力，适应自然而又不会对他造成破坏”

由此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单纯的生态中心主义有着共同的基础和出发点就是要保护生态，但是两者存在根本的区别，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选择自然，而是恢复了人类社会在“自然和社会”这对关系中的地位，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将人类的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尺度。

最后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中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由于哲学的薄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仍未明确清晰，表现得含混摇摆。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福斯特虽然提出要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要抵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这种抵制必须采取观念革命的形式，还有有节制的消费观念等等。这种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观念领域变革的思想，就反映出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哲学上真正弄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及启示

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仍无法给出真正解决方案，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例如在“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些基本价值观层面，还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笔者认为启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生态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或技术问题，而是社会制度问题。从资本出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解决生态问题要从制度人手。但是，社会制度变迁具有漫长性和复杂性，在无法立即改变社会制度的当下，解决生态问题又迫在眉睫，因此，采用一定的经济或技术手段对生态破坏进行修修补补便理所当然：现实中在资本逐利的强大作用力下，经济和技术手段作用愈发强大，以至于在解决生态问题中出现了“金钱万能论”，只要有钱既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例如。通常主流经济学最喜欢的办法就是给自然定价，将自然资源转变为自然资本，纳入市场，这样做的假设是“将市场机制扩展到未定价或低定价的自然资源而带来的效率提高将足以解决环境问题”，碳交易便是很好的一个说明。为了阻止不断增多的碳排放物破坏大气层，碳排放交易成为用经济手段推动环保的国际通行办法，英美国家先后成立碳排放交易所中心，如果某一企业无法降低碳排放量，只要用金钱购买其他企业减少碳排放量的指标，就算是完成了减碳任务。

福斯特认为类似于碳交易之类的行为是“给地球估算成本”。不仅企图按照市场――商品原则来构建整个社会。而且企图按照这一原则来构建整个人类生态系统，这是通过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共用产品，来彻底否定自然本身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建立在如此假设基础之上的，单纯的经济或技术手段，不是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气候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超越经济技术层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转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制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因此，在经济和技术手段不断强化的同时。时刻谨记改变生态环境的责任不可能由于“碳交易”就烟消云散。

第二，发展的根本标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单纯追求不发展或过快发展都不可取。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问题的终结要归功于“发展”的提出，人类也许有增长的极限，但是可以追求“可持续的发展”。但是一直以来，“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也是令人困扰的难题，尤其是在生态问题出现之后，究竟是为了生态环境而放弃发展。还是不顾生态恶化的事实而快速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似乎可以给我们解决“发展与生态”这个问题的方法：“人与自然的和谐”。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发展”问题的出发点确立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范式，但是正如前文提到，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被误解为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如此一来，面临这绝对强势的人类，“自然”必须服从并且为了“人类的发展”而舍弃自身，这种误解是马克思主义被生态中心主义者们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红绿联盟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两分法，即马克思主义立场中“人与自然”只存在一种“择一关系”，而不存在共存关系。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会像其他绿色思潮那样，着重讨论自然本身的存在样态，而忽略了人在整个生态体系中的作用。生态马克思主义借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同时强调“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人在劳动时与自然间的交互作用、和谐共处是发展的唯一标准和根本要义。

[参考文献]

[1]李世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2]黄瑞琪，黄之栋，唯物论下的关系构造：马克思思想的生态轨迹之二[J]，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0，(01)

第2篇：对生态学的理解范文

摘要本文从语言的发展变化出发,重点分析“生态”一词在生态文学中的使用情况,指出“生态”一词的含义在生态文学中是如何被误读的,并找出误读的原因,最后提出消解误读的三种具体措施。

关键词:语言的发展 生态 生态文学 误读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从“言必称生态”说开去

如今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在谈论事物时加上“生态”二字,可谓“言必称生态”的境地,堪与当年的“言必称希腊”相提并论。不仅如此,各种与生态结合而产生的学科门类层出不穷,如在语言类学科中就有新兴的生态文学、生态语言学、生态翻译学等等。

“生态”一词的广泛应用与社会的发展需求分不开,但是如何把握在这一发展变化中生态一词的确切含义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人对新兴学科中生态的含义存在误读现象。各个学科中对生态一词的理解有哪些异同,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并找出解决的办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先从生态一词本身的含义谈起,然后分析其在生态文学中的使用以及误读情况。

二 关于“生态”

1 生态一词的由来和定义

“生态”一词,词源来自希腊语,是由Oikos派生出来的,意思是住所或房子。在19世纪以前,独立的“生态”一词与生态学学科是不存在的。“生态”一词的诞生以及生态学的兴起,首先应归功于德国学者赫克尔,他于1886 年正式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认为生态学是“关于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外部世界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生态是生物在自然界的生存状态。这里的自然界是指野外,即人类居住环境以外的地域除却城镇和村落。生存状态包括适应进化的历史和协调存在的现状格局。

2 生态含义的变化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快,“生态”一词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基本内涵,含义不断丰富、扩大,词义也不断深化。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生态的内涵是指生物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时的主体不包括人类。从6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到必须用系统、整体的观点考虑社会、经济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过程中生态的内涵被不断扩大、深化,开始包含人类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关系,最后一直到人类环境中各种关系的和谐。同时,生态的主体也转为人类。

在生态内涵演化的过程中,“生态”一词的含义也逐渐由单纯生物学的含义向 “综合的、整体的”含义转变,蕴涵了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内容。“生态”一词的词性也由单纯的名词转化为形容词。作为修饰定语,“生态”二字包含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系统”和“整体”的含义,如生态城市、生态建筑、生态社区、生态文明等等。

同时,由于生态一词的含义不断扩大,其与其他各学科的结合也开始变得可能,于是出现了生态文学、生态语言学、生态翻译学、生态文化等等跨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

3 生态含义变化的原因

生态一词的含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发生变化,具体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是促使生态含义扩大的主要原因;(2)就全球而言,环境问题呈现出全球化特点,引起了整个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关注;(3)从个体国家而言,生态环境问题开始于国家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4)整个人类社会呼唤和谐“生态”系统。

三 生态一词的在生态文学中的使用和误读分析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的特点。

1962年,美国女作家卡森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标志着生态文学时代的到来,即作家自觉地表达生态意识、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美、英、法等国家纷纷出现各种体裁的生态文学作品,生态文学批评也相应兴盛起来。中国的生态文学思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80年代中期,内地文学界亦见生态意识的觉醒。近年来,生态文学思潮可谓形成。各级环保部门纷纷疾呼文学家将写作向生态倾斜,专门发表生态作品的文学刊物也已出现,最为可喜的是一些作家走出书斋、走进自然,被称为生态文学家。

当然,生态文学不仅仅是单纯的描写自然,它主要探讨和解释自然与人的关系,特别侧重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也即造成人类特征和掠夺自然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社会根源。有些可以不描写自然景物,但因其深刻发掘导致人类破坏自然的社会原因而出名。

生态文学给人的第一反应是描写生态环境的文学作品,但是生态文学的真正含义并不是指研究生态的文学,或研究文学与生态的关系的文学。从根本上来说,“生态文学”的关键是“生态”,这个限定词的主要含义并不仅仅是指描写生态或描写自然,而是指这类文学是“生态的”――具备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的。

而且,生态文学其实是一种哲学思潮,属于文学流派中的一种,是生态思潮在文学中的反映。更确切地说,生态文学指的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分析。它因生态思潮的流行和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产生,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外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已经过了高潮期,即无论怎么谈论都无法走出原有的分析套路,单纯冠上“生态”的名义并无太多的文学价值。而在国内,尽管生态环境保护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但是由于生态文学批评并没有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这方面的研究也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四 存在误读的原因和解决措施

1 存在误读的原因

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让人们普遍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而在各个领域对生态一词的使用更是成为一种时尚和显示自己符合时展要求的象征。基本上可以说,生态一词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满眼充斥的都是关于生态的名词和术语。这难免会产生对生态一词含义的不同解读,抑或是误读。以下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之所以产生误读的原因。

(1)生态一词自身含义的变化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对生态文学、语言学和翻译学中生态含义的错误解读,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生态一词的内涵。按照生态一词的定义,生态是指生物在自然界的生存状态。其基本内涵是指生物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它的含义已远远超出基本内涵,开始转指人类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甚至是人类环境中各种关系的和谐。主体也从不包括人类变为以人类为主体。

生态的内涵在变化,词义在扩大、丰富,这种趋势必然导致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生态学走出自身的范畴,开始于人文科学结合,并寻找契合点。在文学上以《寂静的春天》为标志开始了对生态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在语言学上,把语言结构系统与生态系统相类比,能够更深入地认识语言的本质,了解语言的发展变化。翻译中,借助生态的观点,出现了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以求通过翻译来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生态含义的变化为生态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成为可能,但是由于人们对生态本身的含义理解不到位,从而导致对交叉学科中生态一词的含义把握不准,出现误读现象。

(2)学科命名带来的概念混淆现象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作为新兴学科的命名,如何体现语言的简洁性和明确性是在为学科命名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目前国际学界在命名与生态学有关的跨学科研究时,大多采用“生态+某学科”的方式,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等。在语言类学科中,采用生态文学、语言学、翻译学来命名着实是一种符合命名学原理的方式,但是这样的术语却带来易让人们误解的弊端。因为同样的命名方法得到的术语应该具有基本一致的含义,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生态文学中的生态和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含义是不一样的,与生态翻译中的生态含义更是大相径庭。

毋庸置疑,每一种理论都有一些特定的术语,是形成这种体系理论的重要标志。换句话说,一种理论往往需要“借助于特定的语言”将“自己特有的认识成果”表达出来。命名一个学科必须寻找一个简短而又明了的术语,生态文学这一术语确实可以把体现生态思潮的文学作品与其他类型的文学形式区别开来,也让人们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但是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并不表示描述生态系统所使用的语言,生态翻译学中的生态也不是指对那些关于生态方面的作品等的翻译活动。所以,这样的命名就在概念上给人带来易于混淆的问题,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误读现象的产生。

(3)人们的认知心理模式

生态一词的含义不断扩大变化,体现了人类认识上的不断深化,也体现出人们认知心理模式的不断深入。关于认知的性质和发展的观点目前非常流行,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就提出了第一个重要的认知发展理论――他把人类认知看成是一个复杂有机体之于复杂环境的一种具体的生物适应方式。像其他形式的生物适应一样,认知总是表现出提示存在而又互补的两个方面,皮亚杰称之为同化和顺化。

根据这一认知理论,人们在认识一个事物时总是进行着同化和顺化两种认知活动。比如,人们一旦掌握了生态文学的含义,就会采用同化的认知方式去认识其他相似的学科如生态语言学和生态翻译学。按照这样的方式,人们就会把生态文学中“生态”一词的含义照搬到生态语言学等类似学科上,从而引起对不同学科“生态”含义的误读。

2 消解误读的措施

针对上述对误读产生原因的分析,笔者试图找出消解对生态一词含义误读的具体措施。

第一,加强对生态一词本身含义的全面深入的了解。只有不断更新对生态含义的解读,才能在此基础上去理解与生态相结合的新兴学科中生态的真正含义。生态一词的含义早已超越生物学的范畴,逐步具有整体观、和谐的思想,所以这就要求人们在理解与生态有关的学科时顾及到生态的真正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生态一词在交叉学科中的含义。

第二,科学合理的为术语命名。不断涌现的学科门类令人眼花缭乱,界定一个含义明确的术语就显得格外重要。笔者认为,不要为了创造一个概念而去命名一个新的概念名称。如生态翻译学的命名就不太科学,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只是从生态学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既然生态翻译学这一术语容易造成误解,那么不妨把它定义为“生态翻译观”,或“翻译生态论”,或许会更容易令人明白。

第三,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转变认知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在不断的更新,人们对语言现象的认识也应该不断提高,不断学习新的认知理论模式,吸收新的认知模型和隐喻理论中的精华,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生态一词被广泛应用后的真正含义,减少或尽量避免对此的误读。

五 结语

生态一词的广泛应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多个学科结合出现新兴的跨学科研究是生态含义不断扩大和学科发展需求相互结合的产物。本文通过对生态一词在生态文学中的应用,借用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发展变化理论,分析了生态一词的真正含义的变化历程和原因,并指出生态一词与文学结合后存在的一些误读现象,归纳出存在误读的三大原因,并在最后提出了几条消解这些误读的措施,以期本文能有助于人们对生态一词含义的准确理解和正确使用,并为跨学科术语的命名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1] Piaget,J.Piaget’s theory.In P.H.Mussen(Ed.),Camichchael’s manual of child psychology[J],1970,vol.1.

[2]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 J・H・弗拉维尔、P・H・米勒、S・A・米勒,邓赐平、刘明译:《认知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宋言奇:《浅析“生态”内涵及主体的演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6期。

第3篇：对生态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动态化； 课堂教学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5－0080－03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教师习惯于单向灌输理论和空洞说教，学生成为被动的接受者，没有质疑，没有反问，没有讨论，更没有辩论、争论。从本质上说，课堂教学是一种双向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动态活动，而不是静态的。正如叶澜教授所说：“教师只要思想上真正顾及了学生多方面成长、顾及了生命活动的多面性和师生共同活动中多种组合和发展方式的可能性，就能发现课堂教学具有动态生成性的特征”。［1］课堂教学的价值就在于每一节课都是不可预设、不可复制的动态生命历程。动态化教学强调发挥教师学生双主体的主动性，通过师生、生生之间多种方式的探讨互动活动，营造民主开放的课堂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及探索学习的自觉性，使学生在掌握教学内容的同时，提高思想认识，增强研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实效性。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动态化课堂教学遵循的原则

1.主体性原则

动态化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求，从教学内容的选择到教学手段、教学评价的运用都要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即学生的主体参与性、选择性和自主性。这就要求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使用上要根据学生思想实际、学生接受特点、接受心理，满足大学生主体性需要。教学方法和手段上，要注重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教学评价上，要采用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提高、自我发展的评价方法。

2．尊重性原则

动态化课堂教学的前提是要求教师平等的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个性和主体地位等。尊重学生的人格，就是平等对待学生，以诚相待，与他们建立相互尊重的朋友关系，在平等交流中引导之、影响之。尊重学生的个性，就是首先承认每一个学生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让学生充分认识个体价值，树立自信心；然后，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施以恰当的教学方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营造平等民主的学习气氛，相信学生，放手让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引导他们自主开展课堂和课外活动，培养他们自我探索、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能力。

3．主动性原则

动态化课堂教学要求教师和学生发挥各自的主动性，互相推动着教学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教师在备课阶段要积极了解掌握学生的思想实际状况、思想动态及存在的问题，在课堂中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在课后积极解答学生疑问和困惑。在学习生活中，学生主动对学习内容或老师教授内容提出质疑或自己的见解，或积极向老师寻求生活、学习经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整个学习生活中。

4.“动态化”原理

动态化课堂教学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项教学活动呈动态化过程，具体包括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实施，教学考评的进行等。以动态的观点对待学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教学目的；根据社会发展的动态，确定贴近社会实际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思想实际、接受特点、接受心理，采用“互动式”、“启发式”、“辩论式”等教学方式；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每位学生，实施动态的多层次的立体考评方式。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动态化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

1．以学生为本的教学观念

以学生的成长发展为中心，满足学生的需求是动态化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首先，了解学生内心需求、兴趣爱好、思想动态，在教学中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合理调整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其次，以学生的成长发展为本，满足学生的合理需求。要把学生看作是发展中的人，他们有不同的个性和需求，要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绝对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排斥和压抑学生的个性，要在可控制的合理范围内，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让学生自由地展示个性风采，追求思想的独立。

2．多层次的教学目标

动态化课堂教学目标要体现其发展性、动态性，随着时代变化和社会要求的改变而改变。首先，教学目标的制定必须贴近社会现实生活，从“高、大、全、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主义的目标定位回落到现实生活中来，把那些脱离实际、缺乏针对性的目标具体化，分阶段、有针对性地提出可操作性的目标。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仅是为国家、为政治服务，也要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因此，要以实事求是的观点对待学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不同需求制定教学目标。最后，社会是有阶层的，学生的个体素质是有差异的，这种阶层性、差异性决定了教学目标的制定要有层次性。［2］因此，要以动态的观点看待每位学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教学目的。

3．贴近实际的教学内容

思想政治理论课动态化课堂教学内容应更加注重学生基本素质的提高，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首先，要努力回答在社会急剧变革进程中大学生所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和深层次问题。其次是要完善教学内容。客观地说，合理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应当是社会需要与人的发展要求的内容的有机结合。一是反映个体心理健康、道德品质、政治观点和思想观念四方面内容有机结合；二是反映社会生活基本知识学习、行为习惯的养成以及认知能力发展三方面内容有机结合；三是使人的发展的知识、民族价值观和人类普遍的道德价值三方面内容的有机结合。［3］

4．动态多样的教学方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动态化课堂教学，应把以前单向“注入式”、“灌输式”变革为师生双向交流的“互动式”、“启发式”，积极采用参与式、讨论式、案例式、体验式、研究式等教学方式。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大学生特点以及不同课程，可采取课堂讨论、专题讲座、演讲、节目表演、辩论、社会调查和参观访问等方法，学生在主动参与体验过程中获得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的能力。

5．动态多层次的考评方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动态化课堂教学，要求打破追求标准答案的静态单一的考评方式，倡导动态的立体多层次的考评方式。通过提问、观察、采访调查、参考作业等方式，加强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评价和考查。确立动态立体的评价体系，把“师评”、“自评”和“互评”各种评价横向对比，将考试成绩与课堂表现、活动表现、平时作业结合起来综合评价，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互结合，多方面、全方位、动态化的评价学生。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动态化教学的实施策略

1.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课程动态化课堂教学界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体现理论发展的动态，培养学生与时俱进的思想意识，提高学生勇于创新理论和实践的能力。《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教学体现时展的动态，激发学生崇高的时代使命感，促使学生自觉树立为祖国人民服务的时代意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体现历史发展的动态，塑造学生博大深沉的历史情怀，激发学生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学习的历史使命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体现生命成长是扬善抑恶、弃恶从善的动态过程，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

2.备课阶段

（1）了解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及学生关心关注的问题 教师在上课前，通过问卷调查、主题座谈会、个别采访等方式，掌握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理想追求、道德品质、学习目的、生活态度、心理素质等状况，了解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及最令学生苦恼的问题。教师根据掌握的学生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准备教学内容。

（2）把握校园动态，加深对学生的了解 校园文化活动、风气等校园动态不仅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认识、道德品质、生活态度等，同时也反映出学生精神面貌、价值观念、人生信念等思想状况。因此，教师通过观察、采访调查、亲身体验等方式，了解校园文化、风气、潮流等校园动态，有利于加深对学生实际状况的了解，从而更加有针对性地教学。

（3）掌握社会发展动态，指引学生健康成长 教师通过政治学习、阅读报纸、收听收看新闻等方式，熟悉了解社会形势，社会热点、重点，特别是在社会急剧变革进程中学生所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和深层次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重点讲解、解答这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教师的授课内容才有吸引力，有针对性，学生才会喜欢，并从中受益。

（4）熟悉时展动态，为学生的发展指点迷津 教师应通过不断地学习和观察，了解时代的主题、历史使命及发展特点，特别是时代变革中令学生困惑的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方面问题，从而为学生顺应时代的发展提供指导。

3.授课阶段

（1）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欲望，鼓励引导学生学习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教学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4］教师的作用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课堂讨论中来。要使得学生具有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应做到以下几方面：首先，教师在讲解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结合学生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以便激发出学生参与到课堂讨论的欲望。其次，教师组织大家对学生关心而又困惑的问题集中讨论。再次，教师提供机会允许学生对教材中的观点及老师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讨论。

（2）营造平等民主气氛，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教师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应营造自由平等民主的和谐氛围，最大限度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使得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应从以下几方面得以体现：首先，上课前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编排和教学方法的实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其次，学生主动就自身存在的或自己关注的问题向老师请教。第三，学生对教材内容及老师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讨论。第四，学生对与课程相关的社会热点、重点问题提出自己看法和见解。第五，课后学生尽快把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老师，以便老师及时改进教学。

（3）教师启发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共同推动着教学活动的深入和延续 在动态化教学中，教师是激发者、引导者，他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引导学生自主自觉地探索学习；学生是检验者、推动者，他们积极主动回应老师的讲解――或赞同，或质疑、反对，然后就有分歧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总之，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动态化教学中，两者围绕问题遵循“讲解――质疑――发问――讨论（辩论）――解惑――总结――讲解”或“质疑――发问――讲解――讨论（辩论）――解惑――总结――质疑”的模式，循环往复，推动课堂以动态化状态延伸。

（4）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保障动态化教学的顺利实施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动态化教学中，适宜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主题探讨法。教师提出课堂主题，然后提出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在探讨争论中寻找答案，最后教师归纳总结。第二，典型案例法。教师运用多媒体等手法将精选个案呈现在学生面前，请学生利用已有知识尝试提出解决方案，随后评价学生方案，设置悬念，然后抓住重、热点作深入分析，最后上升为理论知识。第三，多维思辨法。把现有定论、解决问题的经验方法提供给学生，让学生从多个角度分析，提出完善方案，或有意设置正反两方，在争论中明辨是非，在明辨中寻找最优答案。

4.课外辅导

课外辅导是动态化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深化。教师通过座谈会、谈心会、网上答疑、网上论坛、心灵热线等方式，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和教育。同时，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爱心服务等活动，加深对学生的影响。

（1）座谈会 教师定期召集学生代表参加座谈，倾听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学生在生活学习中的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以便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满足学生的需要和要求。

（2）谈心会 教师不定期地与一些在思想上、心理上存在问题的学生进行谈心，及时了解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给予关怀和指导，帮助学生摆脱思想上的困惑，帮助解决学生影响心理健康的问题，使得学生健康快乐地生活学习。

（3）网上论坛 首先，教师开辟网上论坛，让学生自由发言，倾听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心得体会；其次，教师提出一些学生关心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让学生参加网上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然后教师针对学生的观点有目的性地给予适当的指引。

（4）志愿者活动 教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参加一些献爱心志愿者活动，诸如为贫困山区的孩子捐款，到养老院为孤寡老人服务，到福利院关心孤儿等。

参考文献

［1］ 叶 澜.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论中小学教学改革的深化［J］.教育研究，1997（9）：3-8.

［2］ 彭定光.高校德育的困境与提高德育效力的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2（3）:86-89.

［3］ 杨润叶.新时期增强高校德育实效性的探索［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56-158.

［4］ 第斯多惠.德国教师培训指南［M］.黄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06.

收稿日期：2011－08－14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校教改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方法整合创新研究与实践”（2009317）

第4篇：对生态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社会正义

20世纪下半叶，生态危机在全球化进程中正以燎原之势蔓延开来。20世纪下半叶，生态灾害和能源危机直接引发群众性抗议运动（新社会运动－生态运动）。世界各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与学科出发，对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对策等进行了多元研究。面对日渐严重的生态问题与生态灾难，有识之士纷纷加以思考并提出各种理论阐释与探究以及相应的实践解决方案。一些学者通过对当今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深刻剖析得出如下结论：导致生态灾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生态灾难。此次危机一直到现在不仅没缓解反而加重，为解决危机而产生的生态运动经过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发展，在90年代初达到鼎盛时期。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态政治理论流派并成长起来。

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产生至今像生态运动本身一样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上世纪70年代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阶段，其代表为鲁道夫•巴罗和亚当•沙夫。鲁道夫•巴罗曾是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倡导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他要求建立一个新群众联盟组织，而这个组织应该由绿党和生态运动等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他的代表著作有《从红到绿》《创建绿色运动等》；亚当•沙夫是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波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他也是罗马俱乐部最早的成员之一。以上二人是国际上最早介入生态运动的共产党人之一，与此同时他们也是第一代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这个时期他们强烈主张“从红到绿”。上世纪80年代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安德烈•高兹以及苏联的一些学者。威廉•莱易斯在其代表作《对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中，阐述了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生态危机。本•阿格尔在《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中着重阐述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我国早期较早引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高兹在学术生涯后期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期间发表大量著作，包括《作为政治的生态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经济理性批判》等，主张解决生态危机要停止经济增长。这一阶段，大多数学者主张红绿交融。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期间主要代表人物有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伦德曼、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戴维•佩珀等欧洲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乔治•拉比卡继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短期内发表《生态学与阶级斗争》等论文，重点谈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生态社会主义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文化革命阶段。瑞尼尔•格伦德曼的代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在这本著作里他为马克思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詹姆斯•奥康纳代表作《自然的理由》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关系出发，重点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将资本主义危机总结为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并提出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戴维•佩珀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平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生态环境主义根基》《现代环境主义导论》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佩珀自称“马克思主义左派”，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勾勒出生态运动中的“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轮廓，他认为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可以建设生态文明，并且深化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关系，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生态文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代表作《脆弱的行星———环境的经济简史》《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福斯特在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中有关环境和生态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和历史及现实以及其他绿色理论进行了近十年研究后，指出对社会和自然系统的“彻底生态分析并且要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这是对佩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一阶段大多数学者主张“绿色红化”。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从绿党主张经济零增长的乌托邦理论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从产生到现在经历阶段性的变化，但我认为各阶段理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一直在社会主义的视角下对生态危机解决之道进行理论探索，并意图在实践中予以解决。国内学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始于1982年许崇温先生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但研究开始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料介绍多于理论研究，这种情况在2000年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性著作逐渐被翻译成中文。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逐渐形成规模，并且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本•阿格尔、莱斯、奥康纳、福斯特和高兹等人理论研究较多。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的中译本是在2005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于1993年公开出版，作为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集中体现的一本书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它为我们提供了以体现正义的社会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视角。在这本书中戴维•佩珀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入手。佩珀通过批判绿色运动提出的无政府主义入手，提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可以实现生态文明。这本书不仅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意蕴，批判了西方绿色理论（生态中心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的做法，并且从生态角度梳理了马克思的以“抽象劳动”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社会—自然辩证法与自然异化、人口—资源等思想，而且还系统构建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了到目前为止的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股西方思潮的最高水平。詹姆斯•奥康纳、福斯特、本•阿格尔和高兹等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都从不同视角正面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论、生态价值论，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这一视角考察问题，并着力系统建构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理论，而没有深入地探讨其理论的闪光点问题———社会正义缺失。

佩珀理论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佩珀更加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以及关于社会：自然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对于批判生态主义和解决生态问题的指导作用。正如本书所表明的，他们始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它总是动态的并随着历史进程而发展）适应一个21世纪全球化世界的环境与条件，包括承认现实世界中物质环境的极端重要性，认可经济适度增长，并且强调社会正义或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缺乏是所有环境问题中最为紧迫的。所以，佩珀主张必须从深生态学转向社会正义，与此同时谨防生态帝国主义，才能实现生态文明社会。本书是在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思想理论的，由此，佩珀把理论的着眼点放到了分析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的社会正义内在缺失上，他认为生态运动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走有组织的阶级政治，通过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树立“弱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来解决生态危机这个问题。因此，《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中译本于2005年出版后，国内学界对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关注度也逐渐显露升温之势。书中很多观点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化建设、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这样一个正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大国不可回避的问题。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会破坏环境，要不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如何推进现代化建设，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之一，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推动全球共建生态文明地球村。由此可见，在精神实质上，佩珀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要求深度契合，其将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无启发，也有望对全球生态文明转型产生广泛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列宁选集（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资本论［M］．曾令先，卞彬，金勇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第5篇：对生态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高中生物；教学；生态素养；养成教育

一引言

在新时代要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用爱护眼睛的心态来保护自然环境，用对待生命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生态[1]。在新时代“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生态保护背景下，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对生态文明的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2]。“育才造士，为国之本”，生物教师必须让自己所讲授的生物课与时代要求结合，整合教材中的生态资源和当地生态资源相关知识，让课堂里的“OO后”高中学生们，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理论和当地生态的认知，建立环境保护意识使青山绿水永驻，要做到这些，教育就是一条必经之路。在所有高中课程当中，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课程关系最为紧密，所以环境保护教育应该先从生物学科当中开展教育[3,4]，中学时代是生态素养培育的重要阶段，加强中学生的生态素养教育是值得探讨和有意义的课题。2017最新修订版的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中，选修课程I中的模块2《生物与环境》的教学内容就要求学生理解生物环境、生物污染和环境净化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要建立正确合理的消费行为，重视生物资源[5]；同时要求生物学科的老师善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引领学生们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急迫性和必要性，提升他们对生态保护的关注度和兴趣度[6]，全方位地进行生态保护教育。需要教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重视“生态素养意识”与高中生物教学的有效融合，既要让学生掌握更多的生物知识，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生态素养意识，才能在高中生物教学实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生态文明思想教育。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通过相关书籍和网络，了解国内外对于生物课生态素养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

（二）问卷调查法

通过设计、发放、整理问卷，进行关联分析。

（三）案例教学法

将关于生态实例作为案例引入课堂。

三中学生生态素养现状调查

（一）调查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生物科学师范生利用教育实习期间选取桂西北县城区的东兰县高级中学、环江县第二高级中学、忻城县高级中学、宜州高中。以《学生生态素养培育》为题分别从生态素养知识、意识、行为、教育等四个方面进行抽样调查[7]。调查主要以问卷为主，问卷通过“问卷星”——专业在线问卷调查、测评、投票平台进行，并利用QQ、微信等发给四所学校的相关学生，发放学生问卷共293份，收回有效问卷为287份。其中男生48.2%，女生51.8%，高一学生占63.2%，高二学生占63.2%，高三学生占63.2%，最后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学生生态素养的现状。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问卷调查学生对生态文明素养的反馈

（1）对2017年世界环境日主题调查情况，了解占17.4%，基本了解占27.3%，不了解55.3%；（2）对相关的环保法律问题调查，了解占25.2%，基本了解占23.6%，不了解51.2%；（3）生物多样性为什么会减少原因调查，了解占16.3%，基本了解占19.3%，不了解64.4%；（4）对臭氧层破坏、酸雨、白色污染问题调查，了解占37.5%，基本了解占14.3%，不了解51.8%；（5）对低碳生活、绿色食品的生活方式调查，了解占20.2%，基本了解占17.4%，不了解46.4%；调查表明学生对环境日并不是很关注。关于环保法律，环境生态问题如臭氧层破坏、酸雨、白色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相关的了解程度看出，生态方面知识缺乏，很少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问题。

2.学生日常生态文明素养意识调查

（1）是否赞成使用一次性筷子、纸杯？赞成97.2%，不赞成2.8%；（2）是否赞成自己带购物袋去超市购物？赞成57.6%，不赞成42.4%；（3）是否赞成发展大公交、减少私家车？赞成66.2%，不赞成43.8%；（4）是否在吃自助时按照自己的需要取饭菜？赞成68.2%，不赞成31.8%；（5）是否经常按照分类要求丢弃垃圾？赞成34.2%，不赞成65.8%；（6）是否赞成禁食野生动物？赞成89.2%，不赞成10.8%；（7）在遇到践踏草坪、破坏名胜古迹等行为时，是否会及时制止？赞成16.6%，不赞成83.4%；调查数据表明：我们身边绝大部分同学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高自己的生态文明素养意识，并且自愿为生态文明建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学生对于贴近自身生活的生态文明素养问题表现得比较积极，而对于那些与自己有间接利害关系方面的行为表现得较为消极，在垃圾分类处理这个问题中，数据明确地说明了大多数同学都没能做到，在这七个问题中，当您遇到最后一个问题时，能否勇敢地站出来制止呢？从调查的结果看，有83.4%的同学选择不会去制止，这充分地说明了绝大多数青少年在环境保护意识中还存在缺陷，同时没有做到不留余力地去保护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以上调查说明，把生态文明意识真正转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来转变。

3.教育途径对生态文明素养影响程度

大众传媒39.7%政府宣传教育20.5%法律法规政策14.6%学校课外活动13.2%课程学习12%，调查表明：大众传媒对学生生态文明素养有较好的教育作用，是五种教育途径中最有效的方法，可见互联网、手机、电影电视、报刊广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学生生态文明素养。在生态文明素养教育中影响程度最小的是课程学习，学生并没有过多地接受过生态文明相关的专业课程，因此在课堂上教师应当适当地渗透一些生态素养知识。课程中渗透生态素养知识能对学生产生较多的生态教育作用。生态文明素养教育需要一个渐进和渗透的过程，学校应该分层次、分阶段地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中。

四生物课程应当是生态素养养成教育的主阵地

（一）教材的利用

从2017年版高中生物课本的三个必修内容的很多章节和内容都对生态学的基本概念，环境保护和修复的相关知识有大致介绍。同时，教材之外的一些教学活动，例如实验、实践、研究性活动等，都可以让学生们更加深刻地了解相关知识，从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分析不同的情况，判断不同的环境污染类型，以“手脑”同动的方式完成理论和实践的教育模式，使他们具备搜集信息，解决问题，并且能够实施的一系列能力，而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学生就能形成“热爱生态环境”，理解“人与生态和谐共处”的含义，从而建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这是与最终的教育理念所相符的。《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是多种高中生物教材编写的“金标准”，因为在这一版的教材当中，具有清晰明确的教学课程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规定，是完善生物教育的体现，因此这本教材是高中生物教师手中非常重要的教学工具[8]。我们认为中学生物学科的教师，要把“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贯穿到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在知识、技能方面都要有环境知识的体现，要对学生们进行渗透教育，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有“环境”“生态”教学内容的章节之上，应该也从其他章节，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笔者尝试将高中生物教材渗透环境教育的章节、内容归纳总结如下。环境教育知识点渗透归纳:《必修一》中有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微生物在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发菜的过度采挖；重金属污染、酸雨，水体富营养化、工业污染、淡水资源的匮乏、农田过多使用农药化肥的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环境中的致癌因子等等。《必修二》中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自然选择对基因频率变化的影响。《必修三》中生存环境的改变对生命调节的影响，工业废弃物、除草剂、抗生素对环境的负面效应，群落的结构及其演替、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滥捕乱伐对种群和群落结构的影响、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生活垃圾、三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石漠化治理等。中学生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生阶段，更多的中学生希望是通过切身体会获得人生经验，环境问题不是单一的问题，与经济、社会、人类等方方面面都有联系，所以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议题不能简简单单地用主观意识去判断对与错，而是应该客观地衡量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综上所述，在培养中学生对于生态环境的价值观的培养上，一定要注重“情感体验”。尤其是在生物的教学中“情感体验”的意义更加显著，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要让中学生们切身地体验环境中的动物，植物，环境以及他们所对应的相关图片、文字、视频等，这样可以动静结合，激发中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促进他们形成对环境之美的鉴赏能力；其次，一定要鼓励中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大自然，切身实地地感受生态环境，开展一些活动例如“水体污染观察探讨会”“调查鸟类迁徙情况”“植物保护与持续发展方案比赛”等，这些活动都能够起到激发学生真实情感，促进学生与自然之间的良好关系等[9]。此外，讲课中以学校所在地级市当地动植物资源现状、种类和数量，当地特色动植物内容以及保护级别为素材，介绍学者对其研究的方法。如分类、动植物的生长与繁殖、动植物与环境的关系、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培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充分认识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生态美丽的需求[10]。

（二）区域环境素材的利用

教学中根据本地的生态环境情况引入不同的生态素材，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让学生了解所在地方生活的环境情况，使学生产生环保意识。河池是中国西南典型的喀斯特地区，广西90%的喀斯特地貌在河池，对生物自然环境这一内容老师应重视喀斯特地貌生境特点，环江——桂林世界自然遗产地生境印象，河池的凤山、罗城部级地质公园，环江和罗城县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九万山和木论部级自然保护区境内有许多珍稀名贵的动、植物、特有植物和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我们要热爱生命一样热爱它们，保护这些生物和生境的生态平衡，东兰县波豪湖国家湿地公园和都安高岭湿地公园，河池学院组织专家对坡豪湖及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动、植物、土壤微生物、水质、空气质量的调查和监测工作。广西的90%的野生中草药资源种类在河池有分布，长寿现象在河池，这些地域的素材出现教学中大大提高了对学生和谐生态环保意识的培养。自然保护区中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等知识点时可以在课堂上插入图片和新闻实例增加学生学习该内容的兴趣，让学生意识到目前我国环境的现状和感受自然界的美丽和价值，同时要求学生重视生态保护建设以培养其和谐生态环保意识。除此次之外，我们还可以列举刁江的重金属污染：未经处理而排放的千年选矿废水和尾砂，使刁江河段许多鱼虾绝迹，受污染的农田导致粮食品质下降，对矿区内环境的生态修复；2012年春节前后，广西河池市龙江河段的重金属镉严重污染事件，直接危及下游沿岸群众饮水安全；例如2008年在弄岗部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了弄岗穗鹛新鸟种，引起生物学者、观鸟和摄影爱好者等游客纷至沓来，当地旅游者也红火起来。当地群众大多转向旅游服务业来，日子过得富起来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它告诉人们一个朴实而深刻的道理：生态兴，才可能百业旺。绿水青山既是生态资源，也是发展资源，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良好环境就能成为一方发展的“聚宝盆”。培养高中生的生态素养及对出现的环境问题采取积极的意识。通过以上不同的例子启迪学生思考：遭到破坏的环境与未经污染的环境给人类带来的不同结果以此来养成学生生态素养意识，培养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牢记生态文明素养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校园素材利用

教师适当安排学生进行户外观察活动，例如可带领学生将校园的植物进行观察，并尝试让学生植物的分类，课外观察森林公园里的植物。教师可适时安排户外社会实践，让学生在自然界中观察和了解生物常识,提升生物素养和人文情怀。如果只通过课本知识向学生传播和谐生态环保意识，那么作用会明显不高，所以教师应当在传授课本知识的同时联系学生日常生活实际事物，让学生了解到和谐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例如告诉学生构树、泡桐是天然的吸尘器，夹竹桃具有降污降毒的功能等等。此外从动物之间的捕食关系，例如壁虎可以吃蚊子，猫头鹰可以抓老鼠，青蛙可以除去害虫等等，让学生了解到许多动物是人类建设和谐环境的好帮手，并且需要我们对其进行保护。通过在课堂上加入生活实例不仅可以引起学生的注意还可以提高学生环境保护的知识，使学生了解到我们丰富大自然的同时培养环境保护意识，让学生带着探索和发现的眼光亲近自然、感受自然。

第6篇：对生态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1-0034-02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活动，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关注这一问题的重要流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试图解决人类遇到的生态难题，为人类深刻反思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思想。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使由原来“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这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上。力图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思考，获得一些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有益启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这一著作中，在该著作中，他们对人追求支配和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可以被认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早的表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塞、施密特、弗洛姆、沙夫和鲁道夫・巴罗。其中马尔库塞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在《论解放》和《反革命与造反》中，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论，论证了“解放自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两部著作对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影响极大，几乎所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这两部著作。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在分析批判中借用马克思著作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来批判资本主义，主张人的解放应以自然解放为前提，但在本质上都没有超出马克思。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80年代，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和安德烈・高兹等。这一时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分析了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修正”并“补充”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已经失效，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生态危机，指出资本主义的高生产、高消费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消费异化是直接原因，试图用修正和补充后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出了消费破灭法和稳态经济等解决办法。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完善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福斯特、奥康纳、格伦德曼和佩珀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加成熟，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联系起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他们还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相互影响，彼此促进。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及其缺陷研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力图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原因，探讨危机解决的途径，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

1.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的问题是生态问题，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福利政策，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没有不但没有灭亡，相反却呈现了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生产和消费被当代资本主义所操纵，危机由原来的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领域已经转向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对资本的追逐，导致了生产的扩大和过度的消费，从而造成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所指出的，“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

2.异化消费理论

那么，这种生态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所谓异化消费，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即这种消费并不真正的是人们需要某种商品，而是受到媒体广告和流行时尚的控制，人们用这种获得大量商品的消费来得到人生的乐趣，来表达人们对劳动领域中异化的不满及其反抗。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改变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才能使人去追求人的真实需求，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

3.生态危机解决的途径

对于如何解决生态危机，以莱斯、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该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生态社会主义是以经济生产的分散化以及去官僚化为基础的。所谓分散化，在工业生产中用分散的、小规模的技术取代日益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所谓非官僚化，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而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方式，让工人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决策与管理，成为劳动过程中的主人，从而体会到劳动创造的幸福。

随着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日趋深入，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不会去考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合理，所以这样一种经济合理性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根本无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本质上解决生态危机，从而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缺陷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凸显了一些西方学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生态危机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当代阐释的有益尝试。但是，作为一种与实践脱离的激进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过度抬高了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地位，甚至用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虽然生态危机愈演愈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恰恰是资本的变本加厉才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加剧。

其次，通过实现“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观点是不切合实际的。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以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来实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企图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这种“零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发达国家不可能摧毁已有的现代工业基础和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保持现在的贫穷和落后状态，所以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最后，对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的设想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无论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用小技术取代大规模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和民主化，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还是后来的用“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来建立一种“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空想主义的理想色彩。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流派，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生态危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继承和发展，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确立了正确的理论引导。

启示之一：生态危机理论警示我们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不可能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问题，而实质是人与人的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在解决生态问题时要把重心放在改革社会制度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因此，在加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建立人们分配和利用生态资源中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合理机制，从而建立一种有利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制度。

启示二：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态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势必具有比工业文明更高的生产力。不能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启示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应转变消费观念，提倡绿色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绿色消费的重要性。人们过去只是把异化消费的目光锁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而对我国的消费状况则讳莫如深，其实在当代中国，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早已司空见惯，这股“民间的”异化消费之风正疯狂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传统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乃至道德观念。构建中国生态文明观，一方面，应该尊重正当的消费权益，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意识到生态文明和扩大消费并不矛盾，更不以牺牲消费为前提。另一方面，应该树立健康的消费理念，既不为物质条件所迫，也不为消费文化所累。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第7篇：对生态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 心理健康 生态学取向

心理健康研究中引入生态学取向的必然性

纵观当前心理健康研究的现状，首先呈现出单一学科研究的特点。心理健康是心理学这一学科关注的问题，研究成果众多。但是正如心理学的分裂与破碎一样,心理学内部各派对心理健康标准的分歧也在加剧，每一个心理学派别所界定的只是心理健康标准的某一层次、某一部分。

其次，心理健康研究缺乏宏观的理论深度及微观生活世界的现实性。已有的大多数研究并没有真正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使得既缺乏必须的理论准备,又很难真实反映人的生活状态，缺乏适用于现实生活的有效性。

第三，心理健康的研究西方的多，本土的少。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对西方各心理学派的心理健康观进行甄别、阐释、转述和验证上。基本上在西方标准的框架内，根据西方心理学对心理的界定，以西方心理学研究心理的方式进行心理健康的研究,因此造成心理健康研究混乱不一，同时又不能产生实际效用［1］。

对生态学取向的探讨

随着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科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从生态系统用整合的视角来看待科学问题,这是当今科学发展的共同趋势――生态学取向。生态学取向具体地表现为各个学科纷纷把生态学原理和研究方法应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建立相应的交叉学科。生态学取向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在心理学的社会行为领域。目前,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学倾向有增无减，心理学与生态学的结合形成了新的重要的学科――生态心理学和心理生态学。生态学的方法论和生态的方法是指以生态的或共生的观点、手段和技术来考察、探讨、干预生活世界、生活过程和生活内容。它主张在真实环境中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即研究人的现实行为和自然发生的心理过程，它在方法上采用的技术要求尽量保持心理和行为发生的自然性［2］。

生态学取向对心理健康研究的意义

对心理健康理论研究的意义。如同心理学的分裂与矛盾一样，心理健康的研究也面临分歧与争吵的困境。困境的产生主要缘于心理学内部各学派对心理、心理健康本质理解的片面性、孤立性。生态学的方法论提供整体观、系统观、综合观等，可以带来心理学研究中关于对象或者关于人的心理的理解，关于人的心理与环境的关系的理解，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式的理解上的重大改变。因此，在心理健康研究中引入生态学的方法论，就是要将人的心理健康放在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的整体中进行研究。既考虑到人的心理健康与社会、环境的共生关系，又考虑到心理健康发展的动态历程。这种思路有可能使心理健康研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建立系统、合理的心理健康观。

对心理健康应用研究的意义：首先，对个体的健康与成长的价值。个体的生存价值体现为个人目标的实现,而个人目的实现是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联的。个人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个体的行为,而要了解个体的行为,首先要了解他所处的环境。个体的行为是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发生的,了解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调节和控制个体的行为,使之朝着有利于个体和环境的方向发展。另外,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如果人们有目的地控制行为的环境,有意识地促使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加强对个体行为的正确引导,就会有利于个人目标的实现。只有将促进个体心理成长与改变外界环境有机结合起来,二者相互调适,同步改变,才能收到长远的稳定效果。其次，对社会、环境的价值。人类与环境本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但是,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破坏了人类文明圈的生态环境,引起了人类与环境的冲突,如人炸、能源枯竭、生态恶化等。生态学观点是根据社会与自然的具体可能性,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最优地解决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反映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生态学观点强调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来看待人类与环境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引导我们从一个更深入和更基础的存在的层次来解决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促进人、社会、环境的健康、和谐。

对今后心理健康研究的展望

我国心理健康生态学取向的研究少而散，缺乏系统、有序的研究，因此，今后仍要加大研究力度。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健康的说法，但却包含丰富的心理健康观、心理调整或心理治疗的思想。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进一步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心理健康思想，以指导心理健康的维护及对心理问题的干预。另外，在对传统文化中心理咨询和治疗技术进行分析时，也要用生态系统的观点，进行全面的考察。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从传统文化到心理学化的方法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对传统的东西进行科学化的解释，使传统的理论和方法与当代心理学知识体系有机结合；又要加强传统心理咨询和治疗方法的可操作性，使之能够为人类、为社会、为环境造福。

在对心理健康影响因素进行生态取向的考察时，要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考察的视角包括传统中国文化对心理健康、心理异常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深入探索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应从生态学的视角，将个体置于其所在的生态环境中，综合考虑心理健康可能的影响因素，并深入分析其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第8篇：对生态学的理解范文

中图分类号：B089.2;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1)02-0010-08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是拘泥于思想的表达形式，而是注重思想内容的实际意旨，那么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名字应当与当代解释学哲学理论相关联。福柯就把马克思看成是与尼采、弗洛伊德共同开辟当代解释学道路的三位思想家之一。其他当代西方学者如海德格尔、罗蒂、德里达、利奥塔德、杰姆逊等，也对马克思在这一理论领域中的地位与成就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了高度肯定。而在这方面，我国的研究和发掘相对显得滞后和薄弱。这里，本文试图以马克思哲学活动的线索为背景，特别地说明马克思解释学哲学理论的创立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其不同的解释学范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与转换。

一、马克思当代方法论解释学的创立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最初哲学活动的成果。它显露出一个端倪，即把解释学援入历史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正是这一特征，我们说它标志着马克思先于狄尔泰完成了方法论解释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过渡，创立了当代方法论解释学。解释学融入人生哲学这一特有的方法论，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在论文中对“自我意识”哲学的声称和对“此岸世界”真理的确立而实现的。

马克思这一解释学理论的确立有其自己时代的思想背景。19世纪上半叶，是传统哲学（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形态）衰微、现代哲学形成和确立的时代。马克思在进行自己最初的哲学创造活动时创立历史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从而“拒斥形而上学”和对抗实证科学，已成为当时思想界的旗帜与方向。然而，马克思在接受这样一些背景知识时，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一方面黑格尔哲学“就像一个奸诈的美女”把马克思诱入到她的怀抱，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与黑格尔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目的；一方面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出发，另一方面却表现出与其他“兄弟”成员在观念上的差异。这一情形决定着马克思将锻造出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而这一体系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初具萌芽。

《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了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上的全面对立，粉碎了以往学者认为伊壁鸠鲁哲学是对德谟克利特哲学的简单剽窃的结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方案。马克思强调指出，在理解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运动的三种形式（即直线下落、偏斜运动、排斥）时，必须注意这三种运动在哲学上的意味。由于伊壁鸠鲁设定了原子的偏斜运动，因而赋予了原子一种“纯粹形式”的存在规定性，一种“自我规定”。因此，伊壁鸠鲁实质上标举了这样一种哲学原则，即抽象个体性之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当伊壁鸠鲁把“偶然性”上升到“感性世界”的最高原则时，他实质上也实现了对现实、对感性个体生命存在的最直接的肯定（亦即“此岸世界”真理的确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伊壁鸠鲁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哲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提供了批判的否定的环节，提供了行动自由的可能性；它作为一种社会学的基础，其实践意义便是论证了人的自由。

不难看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这一人文意蕴的揭示，本质地宣誓了自己的解释或理解活动的根本原则，即在理解或解释任何一个“本文”对象时，不能脱离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指向。因为一切知识都以生活的关联为基础，一切哲学理论也都起源于日常生活的关联和个体的自我意识。既然“生活从根本上说，是在科学、艺术、个人生活中全面地显示出来的精神行为的表现”[1]，既然“感性的自然只不过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2](P233)，那么，对世界的理解、对历史的诠释、对某一“本文”对象的说明，就变成了对生活概念和精神概念的揭示。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旨趣是论证个体的自我意识的自由，这种哲学与其说是人生哲学的基础，毋宁说是从原子那里借了话题来的人生哲学的本身。所以在伊壁鸠鲁那里，个别的物理现象的解释成为不经意的东西，观察对象的主体自身才是他注目的焦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哲学的差别不仅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且与他们时代上的差别相关联。德谟克利特生活在古希腊的繁荣时期，个人可以安静地探讨外部世界的问题，因此他的原子论便主要地成为科学理论的原则；伊壁鸠鲁出现在古希腊社会的衰落时期，以往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和个性下面临破灭的危机，为了不致遭到这种毁灭，就应保存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性，因此，他的原子论已经不是纯粹的理论原则，而首先是在破坏着的社会条件下保存个性的生活原则。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解释学的几条基本原则。第一，“解释不应当与感性知觉相矛盾”。这既是伊壁鸠鲁主张的惟一原则，也是马克思认同的解释学原则。这一原则是马克思通过阐发伊壁鸠鲁对“偶然性”的强调和肯定而得到声称的。第二，对一切“本文”的理解，不应当依据实证科学的原则，而应当从历史哲学、特别是从生活哲学出发。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提出，马克思是通过发掘伊壁鸠鲁以偶然性对抗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的思想而得到提升的。第三，对任何一个对象的理解，必须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哲学高度，才有可能求得真正的理解。这一方面的解释学原则，是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的概括而达到的。马克思认为，不能理解伊壁鸠鲁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使以往的理解者对伊壁鸠鲁哲学作了消极理解，而没有发现其中有价值的东西；而正是一个从维柯、赫尔德、康德以来的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的兴起的时代到来，理解伊壁鸠鲁哲学的时候才真正到来[2](P286)。当马克思这样提出理解或解释活动的原则时，他实质地确立了自己的方法论解释学。这一方法论刷新了施莱马尔赫在解释学上所强调的语法解释与技术（心理学）解释的方法论，使解释学踏上了现代之路。

二、马克思本体论解释学的创立

实现解释学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马克思远远先于海德格尔。马克思从方法论解释学转到本体论解释学的这一趋向是与当时整个哲学的重大转型相关联的。所谓哲学的重大转型，指的是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就哲学自身的理论逻辑看，这一转向主要是由于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主客二分论的思维方式无法继续更好地说明和解释对象世界（包括人自身），从而昭示着“认识论中心主义”将要被哲学历史无情地淘汰。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存在论”哲学也就成了19世纪上半叶哲学家们着力寻求的目标。而与之相对待的也就是本体论哲学。传统哲学本体论是一种抽象的“宇宙本体论”，而现代哲学是“人类世界”的本体论。马克思敏锐地把捉到哲学发展的这一趋向。他放弃方法论解释学而转向对本体论解释学的建构，就是他哲学活动中心的转移和目标的调整。按照他自己的话讲，新哲学必须“拒斥形而上学”，“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人自己身上”[3](P161-162)。这是新哲学的一个宣言。

《博士论文》具有发展到本体论观念上的萌芽。马克思在论文中注重对伊氏偶然性思想和观念的阐发，并以偶然性展示出一种新的哲学精神。这种哲学精神就是使偶然性摆脱它作为必然性的附属物的地位，成为与人生活相关的存在的原则和思维的原则。应该指出，马克思在论文中对伊氏的偶然性的哲学意义的阐发与评述，一方面由于自我意识原则本身的抽象性质，另一方面由于他本人尚未真正进入到社会生活领域，因而不免流于空疏贫乏，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博士论文》只是在某种意义上隐含着走向本体论解释学的契机和可能。

马克思后来正是在两个方面的引导下展开自己哲学的全新格局的。这两个方面即是：(1)在现实问题的引导下，使马克思实际进入社会生活；(2)在《博士论文》中所持的自我意识哲学的理论矛盾（自我意识是真正的创造者主体，但自我意识又需与世界相关联、相统一）的引导下，使马克思与“自由人”发生决裂。在经历了“《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之后，马克思先前具有的发展的哲学观念终于滥觞于《巴黎手稿》。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哲学上最大的成就就是在本体论上引发了一场革命。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和实践原则是在这里得到初步的、尽管还不系统但却是最重要最本质的表述。《手稿》中，对实践概念和实践原则的阐述是通过“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原则”的提出和发挥而达到的。从具体的内容看，马克思把“劳动”（“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看作是人的本质的体现，通过分析劳动的历史形态提出“异化劳动”学说，并联系地追问了私有财产的人学本质。这一追问不仅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引发了本体论上的伟大变革，即脱离传统的理智形而上学的束缚，通向现象学的人学，成为对人的生存论本质的探讨。在这里，马克思的研究是把实践（《手稿》中称“劳动”或“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与对人的本质提问结合起来的：一方面实践是在对人的本质提问中确立起自身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对人的本质的提问因其实践的解答而达到本体论的说明。它实际地标示着马克思的解释学哲学理论从方法论进入到了本体论。

《手稿》中有两个重大的思想。第一，由于实践是关于存在与非存在、存在的现实性、自然界与人的现实存在的根本原则，所以，马克思认为，一切理解或解释活动的出发点只能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或“感性的活动”，一切对象都变得抽象而不可理解。在《手稿》中，马克思有一个命题就是“非对象性的存在是非存在”。这一命题的意思是说，离开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一切存在对人来说就变得没有意义，因而对人来说也就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是“非存在”或者“无”。而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解或解释活动不可能是指向一种非现实的东西，而只要是对现实存在的一切（自然、人或“本文”）进行阐释，就又无可回避地牵扯到对作为存在的那个存在（“前概念”、“前知识”）的理解。在这里，作为存在的那个存在就是指人的“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当马克思把实践当作区别于自然本体的人的本体时，他实质上是指证了解释学的本体论意义。第二，既然劳动乃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既然人的本质只能在对象性的活动的产物中得到现实的体现，那么，对劳动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的理解，也就成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客观理解。《手稿》中，马克思特别指证了人的对象性活动之最普遍、最根本的产物就是“工业”——“通常的、物质的工业”。马克思说，尽管工业直接完成着人的非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形式，但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的人的心理学”。这里马克思的意思是，任何理解或解释活动，在说明人的本质时，不能脱离活动的对象性存在；在对某一对象性的存在进行诠释时，又必须看到对象性存在的属人的本质。在这里，马克思以现象学的人学贯穿解释学，正是对解释学的本体论意义的指证。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实践原则的本体论意义被清楚地加以表述。《提纲》中，马克思提出问题；而在《形态》中，马克思则径直把实践本体论展示为生存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本体论解释学在《提纲》和《形态》中进一步得到了深化和确立。其观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为理解—解释活动澄明本体论的前提（即社会实践的前提）。客观说来，马克思在《手稿》中确立自己的本体论哲学时，在理论上借助了两个人的重要思想：一是费尔巴哈关于“感性—对象性”原则；二是德国古典哲学关于“活动”的概念，特别是黑格尔的劳动观。尽管马克思在吸收这两位思想家的观点时表现出了他的批判和超越和向度，但是这种批判的大功告成和完全脱离旧哲学的窠臼，则是在《提纲》和《形态》中才达到的。

《提纲》中，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里，马克思以批判的形式肯定和宣示了自己哲学的态度和纲领：应该把理解或解释活动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看到理解或解释活动规定着实践活动的方向和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要看到，任何一种解释活动都是在实践活动的基地上得以展开和形成的，实践活动对于解释活动具有本体论的优先地位。正是这样一种关系，马克思在《形态》中进一步指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4](P221)因此，是否是从实践出发理解和看待对象，这是旧哲学的本体论与新哲学的本体论在原则上的差别。《提纲》中，马克思这样提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4](P189)这一表述所包含的思想是异常深刻和值得发挥的，因为它正体现着新哲学在哲学史上完成的革命性变革和当代意义。从肯定方面说，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解释学要求把存在物（事物、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从否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解释学反对抽象的物质观念，因为它具有唯心主义性质和倾向。“抽象的物质”实质上分享着唯心主义基地。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抽象的自然界”只不过是“自然界的思想”，那么，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来说，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离开人的经验和存在所谈论的自然，亦是“抽象的物质”。由于这种唯物主义越来越“变得片面了”[3](P163)、“变得敌视人了”[3](P164)，所以，这样一种哲学“必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3](P160)。这种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把“实践”视为一切存在与非存在的本体和最高原则的新的哲学形态。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一般原则，也是他本体论解释学的根本原则。

第二，进一步把理解或解释活动看成是人自身的一种生存方式。“理解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这一命题，不是海德格尔而是马克思最先提出的。马克思在《形态》中表达的思想最明白不过地陈说着这一本体论解释学的命题。

马克思在《形态》中着力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人的几种生存样态。在《形态》的一开头马克思回答了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以什么为前提的问题。他指出，任何历史的记载都应该“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它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5](P42-43)马克思对自己的历史观的这一概括，表征着他对人的存在即“人的实践生活过程”的整个描述，亦即对人生存境遇的整体揭示。按照他的思路，人的整体生存境遇有这样几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生存样式：(1)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样式（“生产生活本身”）；(2)人的政治生存样式（“国家生活”及其一切制度设施）；(3)人的观念生存样式（一切“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6]。

理解或解释活动，作为人们的意识活动、观念存在，作为人本身的一种生存样式，马克思在《形态》中主要是通过对“意识”及“意识形态”的考察分析而揭示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人对自然，人对人从而人对社会的多重对象性关系中，人以自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自己同一般动物直接区别开来。正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才得以通过对象化的活动使自己的存在具有多重对象性关系；同时，也正因为人的存在的对象性关系的多重性，他才得以在总是非完成或非封闭的存在状态中使自己成为有意识的存在物。“意识一开始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5](P34)。人是自己的思想意识的生产者，而且思想意识一旦上升到观念形态，它又“透明”着人的生存样态。马克思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人们的意识活动和观念存在。其一，意识的产生与人的“感性的活动”或“实践”有着发生学意义的关系。作为产生意识的物质（人的大脑）和产生大脑的物质，都不是一般“感性的对象”的物质，而是“感性的活动”的物质；与意识有着某种不解之缘的语言，同样也只是由于“感性的活动”的迫切需要（交往的需要）而产生。其二，科学、哲学、道德、艺术、政治、法律等“纯粹的”理论，不只是人的观念对象的当下影像，更主要地“印证”着“感性活动”的主体的一种认知系统、意念、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这不仅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相当程度的确证，更是人对自己对象的自然、人和社会的多重关系的一种观念把握和文化把握。其三，正是这样一种观念形态，反映着对应的人的自己的多重对象性关系，因而它实际地表征着人在现实世界的各种生存样态。马克思说，从根本上看，意识只可能是社会的、历史的意识，意识的根源乃在于物质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历史活动之中。“意识形态”是由于人的“感性的活动”的发展，确切说是由于分工的发展造成的。

三、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理论活动中的批判解释学

马克思的一生都在思考和解答着他那个时代的课题，即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以及人类如何获得自我解放。这一课题理所当然地与“市民社会的高度发展和完善”有着直接关联。马克思是通过对哲学的批判返归现实，从而解答时代课题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这一系列哲学的批判，不仅使马克思得到了严格的理论锻炼，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认识，更加透彻地理解了近代哲学和哲学本身，而且使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解释学的哲学理论。这里，依据马克思哲学创造活动的历程，可大致把马克思的批判解释学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在《博士论文》阶段，马克思试图通过对“自我意识”哲学的阐明和发挥，特别有效地表现出所谓启蒙、自由、反叛等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的批判解释学哲学理论主要是通过对自我意识哲学的社会批判意义和社会启蒙意义的阐发而得到体现的。首先，自我意识作为“自身肯定的完整性”，反对神（或上帝）的观念。正如伊壁鸠鲁的哲学被特别地理解为“自由的无神论”一样，马克思试图通过这种无神论的自我意识的原则，来与现存社会的理论纲领形成尖锐的对立。其次，自我意识作为自由的精神式样，扬弃柏拉图式的宗教激情，从而确认批判的科学和启蒙精神的结合理性。在马克思看来，现存社会只有通过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启蒙才能燃起“纯洁的理想科学之火”，并且重建“世界历史进程中生气勃勃的精神”。最后，自我意识原则也直接意味着某种社会政治意图（尽管这种意图主要是以否定的方式来体现的）。对马克思说来，既然“自我意识”是一切的基础或源泉，并且仅仅存在于自我运动中，那么历史就不是由最高实体所完成的东西，而是在时间中不断向未来进入和生成的东西。既然这一原则的本质乃是持续的否定性和纯粹的自发性（能动性），那么，以批判为中介的自我意识的实现过程就是一个无限制的发展。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所确立起来的真理，就是“人”（个人）及其“自由”。

2.从《巴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阶段，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学说的提出和对“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批判了私有制特别是当下社会的不合理性，展现了人的理想生存样态和理想的社会图景。

《手稿》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色就是“异化劳动”学说的提出。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认真的批判研究”和“完全经验的分析”，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规定，并初步描述和分析了现实社会的基本方面，即私有财产的现实。异化劳动与私有制是相互表里的，正像异化劳动生产出私有制的基本关系一样，私有制也不断地巩固和再生产出异化劳动的前提和结果。这种本身分裂的、矛盾的和异化的社会经济现实，既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了异化的宗教观念的世俗基础。因此，一方面，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更加深入地接触到了世俗基础本身的矛盾，因而较之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向前迈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大步；另一方面，异化劳动学说是对现存社会的私有制前提的批判，远远超出了国民经济学之不可逾越的界限和障碍，开启了社会理论和社会批判的新方向。

《手稿》的批判立足点是共产主义或“人类社会”。通过对私有财产人学本质的追问，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并进而把这种“自我异化”了解为最终会被得到“扬弃”。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4](P117)在这里，马克思的批判解释学哲学理论“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的维度中去了”。如果说“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的命运”，那么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正是从这一“存在的历史的意义去思此天命”。在这一点上，现象学的胡塞尔和存在主义的萨特都没有达到与马克思在同一维度对话的水平[7]。版权所有

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解释学是马克思在《形态》中提出的。《形态》中，马克思在指证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根源后，进一步对意识形态的特征以及它的根据本身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表明：(1)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本身分裂的结果。只是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分裂，才一方面导致意识形态在表面上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导致了意识形态同生产力、同社会状况发生矛盾的必然性。(2)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3)意识形态具有思辨的目的论和抽象的普遍形式。一方面人们总是爱把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思辨地想像为前一个历史时期的“目的”；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总是赋予自己的私利以普遍性的思想形式。(4)意识形态总是歪曲和颠倒现实的关系。既然意识形态乃是从社会分工和阶级对立中产生的，既然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么，所谓独立性和普遍性的思想，不过表现着“共同利益的幻想”；正是这种幻想，使得现实关系被掩盖起来、被颠倒过来，使得“观念统治着世界”、“观念统治着历史”成为意识形态的普遍特征。因此，马克思说：“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5)必须对意识形态进行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从理论上说，不对意识形态进行理论批判，就不可能揭示意识形态的基础和秘密——现实的社会生活及其内容矛盾和分裂，从而去除意识形态对现实关系的歪曲和对自身的遮蔽。从实践上看，既然意识形态是从现实社会本身的分裂，是从内部对立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那么，对意识形态的实践批判意味着实际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意味着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实际地解构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实质地表述了这样一些批判解释学的哲学观点：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不是用单纯的观念批判去解释历史的变动，而是用现实的历史变动去说明观念的兴衰起落；不仅仅只从理论上解释对象世界，重要的是要从实践（行动）上去改变对象世界。这最后一个意义就是马克思经常提到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当下社会生活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再现了这一社会人的历史的生存（“物化”）的图景。

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主要是通过对商品的分析而达到的。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本来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却表现为商品与商品互相交换，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由于这种转换，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受的物。这种人和物颠倒的幻觉似于宗教迷信，所以称为商品拜物教。与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相联系，马克思还揭示了货币、资本的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马克思认为，“拜物教”只会产生这样两种结果。一方面，物的自然属性被主体化，从而构成了超感觉的、神秘莫测的东西。生产资本会自动产生利润，生息资本会自动产生利息，土地资本会自动提供地租。这些神秘性决不是物的自然属性造成的，而是物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的必然表现。另一方面，人被物化。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不但人成了物、商品、货币、资本、机器和技术的奴隶，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由于变形为物与物的关系而变得晦暗不明。

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实际上只不过说明，批判解释学应该注意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既然这个物质世界是人类的生活世界，那么对这个世界一切“物”的说明解释或对物与物的关系的批判分析，就要透过物的掩盖层面发掘人与人的真实关系或人的真实存在。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不是实用的一种技术，而是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是通过联系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式的伪装，把握历史过程的真实意义。

4.从中年起特别是晚年，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学的深入研究，把自己理论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东方社会”，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从而解构了“欧洲中心主义”。

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中，有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也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马克思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主要是他通过对西欧社会历史的研究而提出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和社会发展形态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主要是他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和在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趋势后，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论断。马克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东方社会由于其自身特殊的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将会表现出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复杂性。既然如此，那么在东方社会的研究中套用西方社会的理论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一结论蕴涵着它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这里，马克思的批判解释学的哲学理论体现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和思想：不存在着抽象的一般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这也就是马克思赞同的黑格尔的真理观，即真理不在开始，也不在结尾，真理在过程之中。既然真理是一个过程，那么对某一对象或“文本”的解释说明，就必须结合这一对象或“文本”特有的历史情境，作出具体的结论。不是照搬或套用一般原则，而是要在解释学中贯彻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原则。逻辑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

透过马克思整个批判解释学的哲学理论我们看到，不论是他的早期阶段，还是他的中晚年，其批判解释学的对象都是直指“元叙事”（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纯思辨理论叙事”和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自由解放叙事”），从而力图揭示“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预见性地阐述资产阶级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这种批判解释学提供的是“整体社会的视界”（杰姆逊语），它表明，对于当代批判理论来说，马克思的批判解释学哲学理论是“不可超越的视界”。

综观马克思的解释学哲学理论，无论是他的方法论解释学，还是他的实践本体论的解释学，甚或是他的批判解释学，一个共同的目的都只在于不断进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本文之间的对话。这其中，他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并始终坚持历史主义的意识。如果按照海德格尔的话说，理解是指一种“筹划”，那么，马克思的整个解释学哲学理论实质上就是表明，人们根据自己的可能性来选择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并进而筹划着自己的未来。我们认为，这样去理解马克思的解释学哲学理论，是比较恰合马克思对“人类解放”怀着深深眷恋的旨趣的。当然即便是这样一种“恰合”，仍须我们认真去领悟。

收稿日期：2000-10-09

【参考文献】

[1]沈真．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7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余源培．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第9篇：对生态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自然观；生态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1-0065-08

Abstract： Aiming at the interrogation of western Green Thoughts towards the anti-ec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ecology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by revealing the lack of theory in ecology centr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logy Marxism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anti-rationalism and anti-technology tendency of ecology centralism， but also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natural value theory and the natural right theory. It believes ecology centralism root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to the personal value and attitude to environment， which is non-historism and idealism. Ecological Marxism also criticizes tha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explores ecological problems only from the view of value， instead of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values are interdependen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insists that nature only has the instrumental value to mankind，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certai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bstract modern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herefore， its pursuit of human overall interests and human long-term interests is only fantasy. The defense of ecology Marx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dheres to the basic stand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identifies the root causes of natural alienation to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dvocating by changing the social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o eliminate the natural alienation and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t also points 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oth the natural dimension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sisting on preexistence and social historical nature， insisting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ality， and always insisting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makes accurate position on the theoretical nature about western Green Thoughts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advocates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onstruc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Key words： view of nature； ecology centrism；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面对全球性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西方绿色思潮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反生态性，他们试图用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以此走出生态困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展开了有力的辩护[1]。本文旨在系统地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及其理论特质。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中心主义以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和奈斯为代表，他们在自然观上坚持自然价值论以及自然权利论，反对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与自然和谐共处[2-4]。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上述主张受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他们不仅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困境，而且揭示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特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探寻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自然价值论面临着如何从事实认知推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难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自然的价值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自然价值的客观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般的伦理关系。基于此，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完全可以从“是”中推导出“应该”来，因为 “实然之道蕴含着它的应然之道”[5]。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生态中心主义者把价值等同于事实，这是他们最根本的理论困境。事实和价值存在着联系，并非截然两分，但是生态中心主义把它们等同起来，是不可取的。不仅如此，生态中心主义必须论证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客观性。为此，生态中心主义者把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价值等同于它们的存在本身，这种论证方法不仅犯了前面所说的把价值论等同于存在论的错误，而且把自然作为评价主体去评价价值的内在属性，这是不可能作出客观评价的。除此之外，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客观性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和严密的推理基础上，而是归结于人的直觉，这种作法很难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除了上述难题外，生态中心主义还需面对如何定义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挑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那里，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在定义自然价值概念时，他们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一种“内在价值”和“客观价值”；要么认为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物的内在结构和属性；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生态系统的创造性。对于什么是自然权利，他们强调非人类存在物具有与人平等的，包括生存权利和自利在内的道德权利，这种道德权利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可见，生态中心主义者把本属于人的价值和权利概念不仅做了宽泛的解释，而且推广到非人类存在物上，但这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认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具有后现代特征。生态中心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使其理论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批判性分析。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反对，具有后现代反主体的特征。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并没有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生态自然放在中心地位，势必会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其一，在对待人类理性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指认生态危机缘起于人类理性的骄横和对自然的控制，提出必须消解人类理性和批判“控制自然”观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强调不能消解理性主义，而是应该探讨如何正确地发展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的优势充分体现；另一方面指出“控制自然”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而是在掌握自然律前提下的有意识的合理控制。其二，在对待科学技术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目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使用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他们反对科学技术，主张放弃技术，使人类退回到前技术时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技术主义倾向，强调应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看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可以说，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根本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这种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方式的危机。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主张。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提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自然价值”和“道德权利”。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即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根本没有看到自然的社会历史性；把生态问题唯心主义地归结为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看不到生态问题背后所隐藏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因此无法真正找到产生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中去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伙同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实施非正义的“生态掠夺”等才是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罪魁祸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探寻，而且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方式。对生态中心主义者来说，未来社会生态问题的解决只需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即用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看待自然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培养一种对大自然的“生态意识”。福斯特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并非改变人类的价值观，而是毫不留情地揭示并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打破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权力关系，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在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制度下，即使个体的生态道德得到明显提升，也无益于生态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同样，戴维・佩珀也认为，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地迷恋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把它们看成是促进社会变革、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动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现有社会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巨大力量才是解决生态问题所面临的巨大阻力。

总之，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抽象地和非历史性地看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因而无法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而且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主要以墨迪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诺顿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6-7]。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都具有鲜明的内在缺陷，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它不仅依然是一种与资本紧密联系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且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如何鼓吹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它依然是抽象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根本无益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坚信“生态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相容的，它有可能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内化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能解决生态危机，而且有可能与资本相结合加剧生态问题的产生。此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有资本全球权力框架中，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打着人类整体利益的旗号，实则维护着以资本为核心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人类整体利益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它是一种裸的地区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不仅如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要求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范围内是无法真正落实于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的。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虚无缥缈，无从实现，而且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问题实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主义”，加剧了生态问题的恶化和社会不公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探寻生态问题需要全球性视野和全球性行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对虚无缥缈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追求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们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只可能是纸上谈兵。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实质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自然问题上，近代机械论明确指出，自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按照客观数学规律运行的冷漠的和无趣的世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认为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认为自然只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完全忽视了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特征。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在对待自然方面仍然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近代机械自然观继承了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认识传统，指认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主客关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人翁地位，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控制自然，但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终究要受到理性思维的制约，否则生态问题随之出现。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利益和需求基础上的，控制与被控制的主仆关系，它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窠臼。在对待科学技术问题上，近代机械自然观十分推崇科学技术的作用，甚至把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同于社会的进步，但是它没有关注到科学技术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注意到了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它坚信只要以人类理性的方式操控自然，在F有制度框架下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就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还是近代机械自然观，他们都是脱离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观念和科学技术的效应问题，根本看不到“控制自然”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与资产阶级“控制人”的观念紧密结合的，因而不能正确地理解“控制自然”的真正内涵，无法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评价，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近代机械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分析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危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一样，缺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它们仅仅从抽象的价值观层面探寻生态问题，忽视了价值观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无法建立科学的生态自然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建立在资本利益之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它在探讨生态问题时，只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另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关系范围内，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的全球权力分工。如果不变革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不打破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权力关系，一切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都只是枉然。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不能离开人类立场，对此，格仑德曼、戴维・佩珀和休斯都作出了分析。格仑德曼认为，人类在分析生态危机和反思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时，绝对不能够放弃“人类的尺度”。 戴维・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8]休斯发现人类中心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断言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9]，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能够为保护自然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指出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抽象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不仅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反而会引发生态危机。人类只有立足于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打破资本全球的权力关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基于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并不是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具有生态意蕴，以此为基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自然概念和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克服自然异化的观点都包含着一种生态学的关注。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现代性的自然概念。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概念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它可以追溯到皮科、培根以及黑格尔，并延伸到尼采。马克思还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对待自然的现代性观点，即把自然看作是具有某种功用性的物体，它可供人类利用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欲求。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控制自然”。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拟人的，它自身没有目的，只是人类将其需要和欲求强加于它，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不是以一种肆意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强调自然概念的现代性，而且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戴维・佩珀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戴维・佩珀看来，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人类通常与自然处于一种统一和斗争状态中，自然往往以一种与人敌对的姿态存在着，人类既依赖于自然生存，又要与自然作斗争。劳动是人类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的中介，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毫无保留地把自身的力量倾注于自然，其Y果是，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人化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相互改造，即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他们自己，即人类的自然。随着我们对自然改造的不断深入，我们开始懂得应该去了解自然规律，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发展了自己的智力。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自然的异化意味着自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自身分离，它被视为一个社会产物的失败，自然的异化其实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异化。要消除自然的异化，就必须消除社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的非理性控制，重新规范自然对整个社会的用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这种对自然异化的观点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关系一元论基础之上的。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自然维度，而且具有文化维度。对此，詹姆斯・奥康纳作出了详细的论述。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要充分重视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自然界的能动性和自主运作性是自然的特性，自然界虽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它具有自身的运动规律，自然本身的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詹姆斯・奥康纳不仅强调自然的自身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强调自然界的自身运动规律和内在属性还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詹姆斯・奥康纳认真考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和文化维度。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而且自然系统的内部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将会对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自然系统的内在发展趋向和内在规律也会影响到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并产生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看，詹姆斯・奥康纳指出，文化在前苏联马克思主义那里只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就直接导致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劳动等概念缺乏一个文化的视角。从文化视角来看，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它们都与一定的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观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不仅是劳动力，而且包括劳动协作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下进行，并受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此外，詹姆斯・奥康纳还考察了社会劳动的自然和文化维度。他指出，人类的生产劳动既受到自然的影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又受到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文化实践。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劳动被赋予了自然的特征，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是社会劳动的建构基础，而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相互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制约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通过社会劳动调节和控制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建立在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辩证联系的基础之上的，以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辩证统一为其理论特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自然界及其自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和意志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及其自然规律具有先在性、客观性、制约性。人类只有不断地认识自然，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才会使自然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通过社会劳动把自然带入到他们的视野。人类不断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而且坚持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人类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10]，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一方面，人类作为拥有生理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像其他所有生物体一样，能够仅仅存在于自然环境中，人类不仅依赖于自然界并且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还可以通过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同样也是社会存在物，他有别于其他生物体，人类通过“有计划的意识”活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而且这种“物质变换”也发生在人类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类不仅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人类与人类之间也会发生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人类的关系始终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著作中，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辩证统一的。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以及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实现了人类-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自然-人类、人类关系的辩证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体现了其鲜明的理论特征。

四、评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和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基于此，他们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并提出用自然和文化维度重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等概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的定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中心主义看作是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绿色思潮，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认为它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性质体现在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科学技术，反对理性主义，主张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等方面；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之所以说是一种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是因为它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类相对立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其自然仍然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方面是因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抽象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科W技术的运用，它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强调生态危机的解决仍然需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立场，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另一方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合理控制”，对自然的控制是建立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人类的利益和需求基础之上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反对经济增长，不主张对工业实行限制，主张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论述与西方绿色思潮的自然观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他们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之上，要么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的制约和限制，要么强调人对生态系统的控制和利用，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根本无法解决人与自然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那里是一个有机体，人类社会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人和自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自然观，主张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所研究的自然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异化产生于人类社会中，具体地说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中。解决自然异化的根本方法在于实现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要打破现存的资本全球权力关系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单纯从价值观维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之道，提出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和非生态性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理论导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方法，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向度，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当展。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建构起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他们不仅突出自然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主张文化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和协作方式，进而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视，把自然、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自然等领域的研究视域，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肯定地说，生态危机与我们忽视自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轻视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建构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于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思考生态危机颇具启发性。

五、结语

总而言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针对的是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其辩护的实质是强调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科学理论工具，以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绿色思潮关于自然观的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然异化的实质，倡导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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