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现状调研报告精选(九篇)

第1篇：当前农村现状调研报告范文

调研报告

可行性报告

市场调查报告

社会调查报告

关于《导演自我培养计划可行性分析报告》的反方论证

关于母亲教育问题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教育现状及农村教师心态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小学现状的调研报告

广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调研报告

关于《导演自我培养计划可行性分析报告》的反方论证

关于母亲教育问题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教育现状及农村教师心态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小学现状的调研报告

广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调研报告

关于三年级教育教学调研报告

关于修建旱冰场的可行性报告

关于青春交际舞协会的可行性报告

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中学高中英语课程改革调研报告

高校调研报告之外联篇

高校调研报告之人力资源部

赴北京朝阳区东风乡辛庄村调研报告

甘肃西部农村教育现状调研报告

服装市场调研报告

对宿迁医改调研报告“十点质疑”之回应

锣鼓书目前的传承机制

整治学校周边环境调研报告

下乡期间调研报告

导演自我培养计划可行性分析报告

当代城市中学生社会人格状况调查报告

德钦县奔子栏之行调研报告

大学生学车调研报告之调查方案

大学生食品消费市场调研报告

资源与环境学院大学生暑假社会调查报告

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调查开题报告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调查报告

大学生劳尔的故事之劳尔的社会调查报告

北京图书市场调研报告

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上）

安阳师范美术学习实习教学调研报告

关于火眼晶睛的调研报告

关于二十岁之前废掉处男的可行性报告

《大学生生活质量调研报告》评介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我国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少儿读经解经点评录》可行性报告

“三下乡”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第2篇：当前农村现状调研报告范文

闽赣两省调查材料所反映的土地占有状况，如果放到更广大的东南地区加以考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关于1920—1940年代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20世纪上半叶有众多的调查资料，其中，阶级划分方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不少调查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调查以纯客观的姿态进行，以地主、自耕农、佃农作为中心概念，将农户以占有田亩大小而不是以阶级进行类别划分，根据他们的调查，东南地区各类农户所有田亩基本状况如表4（括号内为占地百分比）。

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嘉兴县政府，1936年印行，附录第13页；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121页；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29页，由于该书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编印《浙江省农村调查》书名重复，后凡引该书者均在书名后注（农复会本）。

说明：*包括5亩以下农户。

**此为20亩以上所有农户数。

***该列为占地数据。

将上述数据和前述闽赣两省的调查结果相比，两者间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即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户占农村中的大多数，缺地少地问题不容忽视，拥有较大规模土地的农户数量很少，土地集中程度有限，自耕农占优势的状况相当明显。事实上，当时关于东南地区自耕农比例的专门调查数据也显示了自耕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浙西75村中，自耕农占32.9%，自耕农兼佃农占30.4%，佃农占36.7%.（注：韩德章：《浙西农村之租佃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第1期，1934年3月。）南京汤山自耕农占61.4%，自耕农兼佃农占29.7%，佃农占8.9%.（注：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江苏句容自耕农占57.2%，佃农占15.79%，自耕农兼佃农占26.98%.（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20页。）

以农户占有田亩多少为依据考察农村土地占有关系，虽然避开了阶级这一被当时有些人认为存在主观倾向的概念，但确实也存在一些未能克服的问题。一是普遍没有注意村外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而村外地主在许多地区土地占有中拥有着不可忽视的份额；二是以农户而不是以人口为标准在当时家庭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不能完全准确反映人均土地占有情况，同时忽略农民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也不能对其与土地的关系作出准确说明。因此，客观地看，1930—1950年代初，根据阶级分析方法所做的一系列调查值得重视，尤其是1950年代前后中共土地改革部门为配合土地改革而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更具全面性、客观性，下列数据基本取自于这样一些调查材料。（注：1950年代前后中共土地改革部门所做调查的可靠性与其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掌握的资源、调动的力量、调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共有关部门关于土地问题的大规模调查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在相当严谨的要求下展开，北岳区为进行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调查动员人数达到17000余人，3名区级以上干部因进行调查而被敌包围牺牲。（参见郑天翔：《北岳区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资料》，《行程纪略》，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页）这些确实使其在土地和阶级关系的判断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当然，中共这些调查也存在不足，一是对农村生活、农村社会重视不够；二是“对地主占地往往有所夸大”。（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但前者基本不影响本文论述，后者则与本文论点呈反向关系，恰可为本文论证留有余地。）

资料来源：《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临泉县农村经济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4—5、36—37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人口总数及比例根据第355—363页有关表格计算，土地占有比例见第128—130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78—179页；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0页，人口数据参照第31页及第202—206页计算（以下引用该书注为《江苏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江阴县农村经济概况》、《无锡县云林乡农村经济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29—30、107页。

说明：*关于这一时期土地占有状况有相当多的数据，为更具代表性，本表选取已经过严格选样、且规模相对较大的调查成果。

**浙江是村外地主比较多的地区，如果考虑到村外地主的因素，该列数据应和实际占地情况应有一定差距。根据1952年编印的《浙江省农村调查》提供的材料，加上村外地主占地，浙江省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常常达到50%左右，但这些统计都在总田亩中忽略了公田的数据，极有可能是将公田算在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内，而浙江是公田发达地区（平均达到16.35%），这使该省有关调查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从上列数据看，地主、富农占地在30%—40%间的乡村占大多数。不过，在土地集中地区，也有部分村庄地主、富农占地在60%左右，如常熟7村地主、富农占地达59.52%；被认为“可代表徽州专区土地集中的部分地区情况”的安徽屯溪隆新乡徐村，地主占地56.56%，富农为6.54%，两者占地总数为63.1%.（注：《屯溪市隆新乡徐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28页。）不过，即使是这样的集中区，地主、富农占地总量也没有达到80%.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江南地区普遍存在公田占有制，（注：根据1950年初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统计，福建公堂土地达29.36%，浙江为16.35%，安徽为4.17%，苏南为5.9%，独立统计的南京、上海分别为8.58%、9.91%.（《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第4—5页）江西也属公田发达地区，该省抽样调查中，公田占总田亩面积的12.8%.（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加上中农阶层在这里发育良好，这两者占地比例一般在40%以上，再加上贫农及农村中其他一些非主流的社会阶层占地，地主、富农在江南农村普遍占地比例应不超过40%.当然，在具体调查中，地主、富农大比例占地的个案确实存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对浙江龙游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县为浙江土地集中区（所调查4县中最集中者），在其选样调查的8村305户中，土地占有集中程度十分严重，占户数13.21%的地主、富农占地高达82.63%.（注：《龙游八村村户所有田亩分配表（B ）》，《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20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其对龙游全县3.3万余户村民的调查，发现有田千亩以上者5户，500—1000亩者20户，200—500亩者约20户；而在选样调查的305户中，有田千亩以上及500—1000亩者各有1户，200—500亩者有4户，选样调查户数不到全县总户数的1%，而大地主户数占到全县13%，显然选样调查中的大地主户数比例要大大高于全县的比例，这必然要影响到调查的代表性。因为，在同一地区，土地集中情况往往会存在很大差距。同样是浙江龙游，1950年该省土地部门的调查显示，这里既有地主、富农占有田亩高达82.95%的村庄，也有全村554口人中没有地主、仅有富农占地13.22%的村庄。（注：《龙游县农村经济情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63—64页。）因此，如果在个案调查中选样出现偏差，很难保证其能代表该地区的实况。因此，集中的、大规模的统计资料对正确认识土地占有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表6所列材料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资料来源：《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土地改革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第4、2页；《苏南农村土地制度初步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5页；《建德专区寿昌、分水、桐庐、遂安四县及建德城关区淳安港口镇占有土地统计表》，《浙江省农村调查》，第35页。

说明：*该调查涉及37万多人。

从表6提供的数据看，其调查规模都比较大，而其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地主、富农占地普遍在35%左右（最高39.87%、最低27.43%）；中农占地数量和地主、富农占地数接近，但人口比例大大高于前者，一般达到30%左右；贫农人口最多，接近总人口的一半，但占地很少，在15%—20%之间，由于上述数据有广泛调查作背景，且与个案调查中的多数结果可相互印证，应该有相当的可信性。

综合多种调查材料看，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土地占有不如学界普遍描绘的那样畸形，（注：东南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代表的江南地区向被认为是土地集中程度和租佃率最高的地区，这一判断在近期的有关研究成果中仍然得到坚持，卢晖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及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均持此种看法，本文无意质疑这一观点本身，但对支持其观点的具体数据不表认同。由于以往对全国土地集中状况普遍高估，江南土地集中状况的估计也往往因而水涨船高。）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有些村落甚至没有地主。上海南汇“整个东祝宅没有一个地主……邻近几个村也没地主批斗”；（注：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专题访谈·王楼村祝永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0页。）福建崇安“阶级划分亦不甚显著”，“官埠头、官庄、黄龙洲三个村落到1952年土地改革时，均没有村民被评上‘地主’或‘富农’成分的”；（注：王日根：《清代前期福建地域间基层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江西瑞金象湖镇黄埠头“八百口人，没有地主，有两家富农”。（注：孙淑芸访问黄易稼记录，江西瑞金，2004年5月31日。应予说明的是，这些无地主村反映的是自耕农占绝对优势的状况，而不是另一种“无地主村”显示的不在村地主集中占地状况。此外，在东南大部分地区，小地主占绝对多数。江西5个土改重点乡2879户中，被定为大地主的有17户，占地数量仅为百亩以上。而占地50亩以下的小地主占到地主总数的70.8%.（《五个一类乡调查情况综合》，江西省土委调研科，1952年编印，第1页））

肯定这一地区土地集中的有限性，并不等于从总体上否认这一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严重不平衡现象。有意思的是，当时来自各方面的报告都提供了现在常被认为是土地集中并不十分严重的数据，但调查者往往都得出土地分配非常不均的结论。（注：如一份关于常熟的调查报告发现这里“有五亩及十亩以下者，占全农户百分之七十一，而所得耕地仅百分之四十四，在四十亩以上的农户，仅占百分之三，所得耕地反占百分之十九”，对此，作者认为“其分配非常不均”。（余觐如：《常熟农村现状调查》，上海《大晚报》1934年10月10日））在被一些片面的、夸大的宣传数字误导多年后，也许当时的实际数字已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会被作为相反观点的论据。其实，应该说，在这些更符合农村实际状况的数据后面，体现着的仍是农村占地的不平衡局面。这一点，从各阶层人均占有土地数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反映。

由表7可见，地主人均占地一般为贫农的10—30倍，少数地主、富农占地极不集中地区这一比例在10倍以下。福安南塘保贫雇农人均占地0.39亩，地主为5.81亩，后者是前者的14.9倍，这在闽赣两省农村中被认为是属于一般集中程度的，是较多出现的比例。当然，还有许多地区远远高出这一比例，安徽屯溪隆新乡徐村地主人均占地25.21亩，是贫农人均0.28亩的90倍。（注：《屯溪市隆新乡徐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28页。）江苏无锡堰桥乡两个村地主人均占地21.59亩，贫农人均0.08亩，地主是贫农的270倍。（注：《无锡县农村经济概况》，《江苏省农村调查》，第65页。）浙江松阳县望松乡8个村的调查更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地主、富农占地高达87.5%，地主人均占地42.33亩，贫农人均0.11亩，前者是后者的384.8倍。这一调查中，甚至地主和富农间人均占地也有很大差异，富农人均占地仅1.85亩，地主是富农的22.88倍。（注：《松阳县望松乡8个村各阶层占有土地统计表》，《浙江省农村调查》，第77页。）

资料来源：《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土地改革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改革成果统计》，第4、2页；《南平专区土地、赋元情况调查》，《福建日报》1950年12月13日；《鳝樟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福建省农村调查》，第23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75页。

说明：*为贫雇农综合计算数。

多种调查材料显示的地主与贫农间人均占有土地的差距，隐含了土地革命的可能。可以看到，在东南地区大多数调查中，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1亩，安徽芜湖十里区杨埠村贫农人均甚至只有0.05亩土地。（注：《芜湖县十里区杨埠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68页。）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占地数量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而如果以人口均分土地，当时东南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勉强可在正常年景维持温饱。因此，当土地革命以平分土地相号召时，其对多数农民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人口膨胀、战争、政府政策及国际环境影响形成的生活困窘，更埋下了农民求变情绪的根芽。

三

说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说，中国农村中，东南地区自然条件较好，农民生活压力相对较小。根据江苏句容1930年代的统计，这里3%为富裕农户，23%为小康农户，34%为自给农户，贫穷农户为40%，（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83页。）能够维持温饱的农户占相当比重。即使是井冈山根据地中心的宁冈，中共有关报告也谈道：“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8—19页。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下的天下太平其背景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端匮乏，所谓安定是在极低极简单的生活水平下实现的。）不过从总体看，1920—1940年代东南农村的贫困局面，可以得到许多调查材料的证明，这其中既有中共影响下的调查，也有超越政治立场的各种调查。

在大量关于农民困苦生活状况的材料中，农户普遍的负债情形最能直接显示农民的经济状况。1950年代初调查显示，1940年代末负债农民占据相当比例（见表8）。

资料来源：《上海县马桥区租佃、借贷关系调查》、《昆山县太平乡农村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08、155页；《建德县庵口乡顾家村、黄家坪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74—175页；《宣城县东里村农村调查》、《芜湖十里区杨埠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51、171—172页；《湖南桂阳县樟市乡解放前的政治经济情况调查》，《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40页；《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8页；《土地革命至解放前夕的刘坑乡》，《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08页。

说明：*该列数据为地主，富农等之外普通农民负债数，因地主、富农户数有限，总数据应略低一些，但不会有太大偏离。

从表8看，农户负债比例在30%—50%者居多，考虑到有些赤贫户丧失了举债能力，有近一半的农户实际处于不得不依靠举债维持生存的状态，（注：1930年代的调查显示的数据和这一结果相近。农复会对浙江的调查报告提到：“浙江农民中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负债的。”（《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0页）江苏句容调查显示，农户借粮户为66.69%，借钱户达72.48%.（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53页）借债用途主要是维持生产和基本生活。上海县马桥乡二村的调查显示，为买肥料、农具、耕牛欠债的约占50%，由于交不起租而由租转债的约占30%，为办理婚丧事借债的约占20%.（《上海县马桥区租佃、借贷关系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08页））而这一局面又是处于高利压力背景下。江苏句容农户借债月利平均达2.7%，（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53页。）浙江嘉兴有60.36%的私人借款月利为2%，（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60页。）赣闽边区农村现金借贷年利多在20%—30%间，（注：参见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二十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这样的利息水平在当时尚属正常。粮食借贷利息更高于借款，根据1933年12月的调查，苏、皖、鄂、湘、赣、浙、闽7省平均月利达6.34%（全国平均7.1%），（注：《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借贷一年，归还时要增加近80%.在农村普遍陷于困窘的背景下，负债户涉及农村的各个阶层。浙江兰溪调查的2045户中，负债1168户，占57.11%，放款160户，占7.82%.其中，地主兼自耕农负债户数比例较低，但也达到32.52%，佃农最高，为77.8%.（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1935年编印，第128—129页。）包括地主、地主兼自耕农、自耕农、佃农等在内的各类农户中只有地主兼自耕农有盈余。（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第123页。）安徽铜陵玉峰区东家店村负债户为38.82%，其中地主负债户为36.36%，富农为68.42%，贫农为52.99%.（注：《铜陵玉峰区东家店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17页。）

近一半农户不得不忍受高利盘剥借债，这和农民低收入有直接关系。从江西看，1932年，“每田一亩，收谷一担半至两担之谱，以刻下谷价计，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价。耕种工价约一元二三角，收获工价为七角至一元，种子约二三角，肥料约五角上下，田赋及捐税约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资约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项开支外，所得无几。”（注：《中国农村衰落之原因与其救济方法》，《申报月刊》第1卷第4号，1932年10月15日。）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农民也困难重重，苏州一家富农，“五个人的家庭种了30亩田……总计一年胼手胝足的收入是690元。至于支出方面，每天吃米五升，合五角，伙食、零用二角，牛料二角，一年合计324元。田里用的肥料，每亩每年五元，30亩是150元，修理房屋农具船只，每年100元，一起加上去是574元。”（注：俞志远：《苏州的农民》，《益世报》1936年8月15日。）这样一年下来只有百余元剩余，还不包括日常生活用度及缴纳赋税、应付摊派的各种费用。

从各种数据看，一般农民难以维持温饱状态。以1930年代初的成本核算，江苏常熟一五口之家租入土地20亩，需缴纳地租33元，其他生活生产、捐税等费用73.9元，总计支出106.9元，而收入只有102元，入不敷出4.9元。（注：谢敏道：《江苏省邳县、启东、常熟、盐城四县农民耕种成本计算》，《中国经济》第1卷第8期，1933年11月。）福建莆田“佃农通常能耕三亩田。每亩在莆田好的年可收七担（平常的只有六担）谷，交地主租三担，余四担可卖十六元（好价时）。每亩肥料要四元。耕牛犁田二元二角，种子一元八角，其余外每亩只能剩七元，耕三亩田可得二十一元，这是最好的收获。天年不好，水旱来时，或患着疾病，那就要亏本了。”（注：《巡视莆田的报告》，1929年1月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5页。）浙江嘉兴的调查也表明，包括自耕农（自耕农中的大经营者一般可对应为地主）、半自耕农及佃农在内的各类农户支出均大于收入，农户饮食费占到生活费总数的68.99%.（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214页。）在这种状况下，大多数农民生活相当困窘，福建莆田盐田农民“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注：《巡视莆田的报告》，1929年1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第43页。）福建福安南塘保1950年春调查，337户人家中有4户出卖儿女，15人出租妻子。（注：《福安县南塘保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65页。）江西瑞金陶朱甲94户人家中，一年中缺粮3—5个月的达到76户，吃用无虞的只有6户。（注：《瑞金人民革命史资料》，第7页，瑞金市档案馆藏档，28—10—8.）满铁的调查报告也表示了对农民恶劣生存状况的惊异：“他们忍受这种贫穷还能生活，但是他们将来还能忍受这种贫穷吗？”（注：伊藤武雄：《冀东地区内二十五个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1936年印行，第388页。）

可以表征农民生存状况恶劣的并不仅仅是普通农民的困窘，事实上，作为农村富裕阶层的地主、富农也每况愈下。无锡农村地主、富农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39.98元，1936年为305.83元、134.47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104.32元。（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两者收入都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地主降幅高达47.58%.地主、富农的收入下降，和农村经济遭受整体破坏有直接关系。江苏句容“按租钱与地价的比例论，地主投资买地每年所得的利息，不到八厘。完粮纳税须得费去二厘，收入净数不过六厘，有些时候连这点微利也收不到”。（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88页。）南京汤山调查发现，“照常理说，兼佃农及纯佃农之农场支出，应比自耕农之农场为巨，因彼等须缴一部分田地或全部分田地之租金也。此次调查则以自耕农之农场支出为最巨。盖自耕农之田赋及工资支出，占农场支出之一大部分，而兼佃农及纯佃农之租入田地，因天旱歉收，多不能照约缴租，故每亩之支出减少。”（注：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由于农民收入下降，地主租佃收入越来越难保障，而税赋却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6页。）当时不少人都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放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4页。）即使是真正的财主，为维持财产，也多不敢豪奢，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盐主庄国宗拥有400多坎盐田，“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注：《惠安县后楼村盐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79页。）浙江衢县白渡乡上埠头村抗战前有8户地主，战后因“苛捐杂税、抓丁派夫，货币贬值等故”，“破产二户，财产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六户”。（注：《衢县白渡乡农村经济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7页。）对此，费孝通曾有精当的描述：“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注：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不断加重的农村负担对地主、富农收入冲击最大最直接。清末以来，由于内外环境恶化遭遇的财政经济压力及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农村负担明显加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正税基本保持稳定的同时，各种附加税和摊派又大大增加，农民负担继续加重。以江苏武进为例，1926年该县田赋契税附加总计188963元，1929年猛增到485342元，1933年更高达749085元，7年内增加近4倍。（注：万国鼎等：《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101—102页。）19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政府财政对农村的依赖和榨取日甚一日，赋税及各种摊派继续增加，农民负担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论者指出，1946—1948年间，江南一带田赋比1933年增加了170%.（注：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6—468页。）由于田赋及一些捐税是以田亩为单位征收，在赋、捐不断增加情况下，占有田亩较多的地主、富农负担相应增加。浙江崇德摊派公债“均以有田五亩以上为标准”；（注：《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48—149页。）江西兴国在决定缴纳摊派款时也强调应“首由富户认定，继分甲乙丙丁等级摊派”。（注：《兴国县第三区崇贤乡召集保长及妇女保队长和各士绅会议议事录》，1939年7月20日，江西兴国县档案馆藏档，131/2—11—1/97.）

除应付必需的各种支出外，在社会不靖的情况下，地主、富农还要承担许多额外的开支：“有队伍来时，保长带人来，还要交一点。我们（指普通农民——引者注）交得很少，地主、富农交得多……都是土匪队伍来收。”（注：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专题访谈·王楼村祝永良》，第500页。）不少调查材料都证明了地主、富农承受的压力：浙江丽水城区第四行政街1940年代末各阶层收入总数410373斤谷，各项捐税负担总数77871斤，平均负担额为18.97%，其中地主25.9%，富农9%，中农26%，贫农15%，雇农2%.（注：《丽水县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87页。）江苏武进县梅港乡第二保田赋及捐税的负担情况是，地主、富农平均每人负担0.95石（折米），每亩负担0.238石；中农平均每人负担0.455石（折米），每亩负担0.32石；贫农平均每人负担0.288石（折米），每亩负担0.343石。（注：《武进县梅港乡农村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37—138页。本文根据调查提供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合并的重新计算。）地主、富农相比其收入的实际负担要低于中、贫农，但是，人均负担则远高于中、贫农。在土地革命兴起、政府军队活动频繁地区，地主更是不堪重负，军队“要饷要粮草要伕子，都取之豪绅地主，不如意的打骂随之，甚至把做土劣惩办”。（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7—18页。）不断恶化的处境，使有些地区地主对土地的兴趣大大下降，江西万载中下等田，“地主企图摆脱粮税捐款，只欲收一两元代价，即可成交，然亦无人顾问也”；（注：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上海：申报月刊社，1935年第4版，第26页。）南昌“下等之地，其地主有愿倒贴数元出卖以图避免捐税者……许多地主宁愿放弃土地不肯登记”；（注：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2种，第84988页。）闽北也有报告：“有田之人，多以田产为累，且繁重的租税与低下的农田收益，再复增长其势，故购置田地这一观念，在一般农民中并不发生作用。”（注：徐天眙：《闽北农村社会分化之一形态》，《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414页。该文作者认为农民对购置土地缺乏热情有利于地主的土地集中，其立足点是地主可以避免普通农民应该承受的负担，但实际上除一部分拥有政治权力的地主外，许多资料显示，大部分地主在这方面所具有的能力是有限的。该文呈现的事实和其由此推理得出的结论间难以统一，显得牵强。曾任浙江省主席，本身家庭也是地主的黄绍竑就谈道：“民国以后，政治军事上得势的地主，他们得来的钱，大都在商业上谋发展，或存放在外国银行里，因为那时地租的收入有限，在地方上发展已成末路了。”（黄绍竑：《李宗仁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页））

当然，在肯定当时调查材料对农民状况描述总体上可信的同时，也应注意对一些调查数据作客观分析。如浙江大学对兰溪2045户农户负债情况调查结果是，放款56736元，负债210908元，负债比放款高出15多万元。（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第127—128页。）浙江嘉兴5113户的调查负债总额为712167元，放款总额为20524元，负债额为放款额的30多倍。（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58页。）在农村金融不发达、农户间借放款主要为相互借贷的格局下，（注：浙江嘉兴借款中，私人借款占到52%，店账（实际也具私人性质）30.5%，合作社借款仅为3‰。（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59页）全国范围的调查也显示，私人借款占到62.4%，合作社借款仅为1.3%.（《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这样大的借放款差距难以令人置信。由于农民对调查目的不了解：“疑为收捐之整备”，（注：《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239页。）在调查中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往往“收入项隐瞒不肯实报，支出项目大部实在情况”，（注：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江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1941年印行，第115页。这种状况张闻天在其1940年代初主持的调查中也有注意：“照例农民们关于自己的收获量总要说得少，关于自己的消费量总要说得大，以证明其‘不够吃’，生活很‘凄惶’。”（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页））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到对农民收支情况的真实了解。客观地看，1920—1940年代农民的困窘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遭遇大的自然或人为灾害的情况下，农民整体已经无法维持生活。通常，在土地收入难以维持生计时，贫穷农户会设法通过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据调查，江苏无锡一般贫苦农民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25%左右；（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315页。）而浙江嘉兴塘江乡贫农的副业收入高的达到其总收入的76%，一般的家庭也在20%左右，远高于全乡平均数6.8%；（注：《浙江嘉兴塘江乡农村经济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9—130页。）江西赣县七鲤乡的调查也注意到：“一般农民能以劳力争取自己自足”。（注：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第115页。）此外，生存法则还迫使农民作出如溺婴这样一些堪称残忍的行为，“穷人家是用溺婴来减少和避免贫穷的压力，所以溺婴在村坊上也是不遭指责的事……做娘的心里是舍不得的，但她晓得，孩子留下来反正也没条件供她吃饱穿暖，养不活还不如死了的好。”（注：李友梅：《江村家庭经济的组织与社会环境》，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0页。）

四

由于江西、福建乃至整个东南地区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影响，1920—1940年代这里土地占有及农民生存状况的具体展现，关涉甚大，提供了几个颇有意味且不容忽视的论题。

其一，东南地区虽然是土地革命集中爆发地区，但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著认为的那样严重，最具影响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闽、赣两省在江南更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注：1950年江西28村的调查显示，原苏区12村地主、富农占地21.16%，贫农29.35%；游击区9村地主、富农占地31.96%，贫农占地17.6%；白区7村地主、富农占地37.95%，贫农占地19.5%.（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固然，土地革命给苏区村土地占有比例以一定影响，但根据多方面材料，其在江西影响较小，一般不应超过5%.）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似乎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注：以湖北黄、麻地区为例，有关报告提到，黄安东南部大地主较多，“更易推行改良政策”，“已有办到减租减息，甚至有不敢而且不愿回乡的大地主把土地、房屋几乎送给自己的雇农、佃农，名义上是请他们代为管理着，但实际已经从没有过收租、收息的一回事了”；相反，黄、麻其余地区“都系中小地主，最缺乏改良政策的物质根据”。（《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页）上海南汇横港村龚野囡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横港村龚野囡》，第369页））从贯穿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贫穷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世纪初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东南乃至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注：根据30年代中期的统计，江西借钱、借粮的比率是57%、52%，福建为55%、49%，均与全国平均数56%、48%接近。（《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因此，虽然东南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尚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

其二，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土地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要理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如上文所指出的，东南地区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40%，而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20%左右。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普遍在10倍以上，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而由于这一地区复杂的地权结构，尤其是公田的大量存在，一半左右的农民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和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承受着40%—50%的租佃负担。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注：《CY湘南特委××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7月20日。）李六如描绘：“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过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眯眯的催促。“（注：李六如：《各苏区土地问题——1944年3月在延安杨家岭学习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出版时间不详]，第13页。）早期中共土地革命领导人大都意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注：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27—1930年春）》，《黄麻起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注：《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38页。）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

其三，在传统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常态下往往通过阶层的提升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确实也提供了这种可能。（注：传统社会有所谓“千年田八百主”之说，江苏金坛民谣云：“穷人不是穷到底，富人不是生啥根，百年风水轮流转，十年田地换三村”（钱静人：《江苏南部歌谣简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26页）。黄宗智提供的材料则显示，第一代被调查的19个富户中，只有3户仍能在第三代得以保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4—78页）地权流转，贫富变化，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贫富之间心理上的对立。）但是，20世纪上半叶，随着地主与农民关系的不断紧张，这种渴望的方向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费孝通、薛暮桥所注意到的，农村中各社会阶层间还保留着宗法社会关系的遗存，无锡礼社春荒时节，“某大地主向农民银行抵借六百元，免利贷米，贫农每户借米一斗八升，方能勉强维持”。（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7页。）从1930年代农民离村原因调查看，因灾害、贫穷、农村经济破产而被迫离村谋生的占大多数，而因捐税重、租佃率高离村的分别只占1.6%、0.5%，（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892页。）农民和地主关系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尚在可以忍受范围内。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展开前后，在江南农村（无论是苏区或非苏区）确实出现了地主与农民间关系不断恶化的种种迹象。20世纪上半叶农村经济衰落和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加紧榨取，其受害者不仅仅是普通农民，地主、富农也深受其害。作为农村拥有较多支配权和主动权的阶层，地主、富农面对困境时趋利避害的做法往往是设法将负担转嫁到佃农和普通农民身上，并由此导致双方冲突加剧。如当时调查所说：“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迨薛氏（指地主——引者注）衰落，地主与农民间之关系乃由亲而疏，民国十六年后更日趋恶化。在此末日穷途之中，地主即不得不加紧剥削，苟延残喘，农民亦忍无可忍，蠢然欲动。”（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7页。）农村经济的衰落，迫使地主竭力从农民身上追求最大利益，而这又进一步造成农民处境的恶化，加深其与地主间的矛盾，为土地革命对地主的剥夺准备了心理基础。

其四，农民与地主关系的恶化，使农民革命成为20世纪上半叶革命的主题之一，而革命潮流又使双方间的对立变得无可选择。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期间展开的轰轰烈烈打土豪农民运动就已使地主与普通农民间关系严重紧张，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开始后，对地主的打击进一步加剧，地主与农民间形成强烈对立关系。当时有人观察到土地革命前后农民的心理变化：“昔时黄安甚为闭塞，故农民对于有势有钱者，极为崇拜，供奉为天人。匪祸后大不然，对有势有钱者常露悻悻不平之色。”（注：张思曾：《一个匪区农况变迁之描述》，《益世报》1934年11月24日。）国民党方面不少人则注意到，主要由地主、富农等组成的“各地保卫团痛恨匪共每每肆意烧杀以图报复”；（注：郭汝栋：《国民革命军第廿军剿匪部队注意事项》，转见冰澈：《对于白军“剿共”的研究》，[出版者不详]，1931年编印，附录，第83页。）“难民等各村逃出来的人……他们没有纪律，加以报仇心切，所到之处，随意烧杀”。（注：戴岳：《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转见冰澈：《对于白军“剿共”的研究》，附录，第12页。）农民和地主间的冲突及地主的复仇行为使地主和占据农村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尖锐对立，这种对立甚至超过了土地分配的影响：“皖西土地分配得一塌糊涂，最坏的是商城，商城的土地没收了来，每人分一斗田，剩下的让他荒废下去……商城分土地如此错误，农民还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而且在皖西区数第一……商城农民受亲区民团首领顾敬芝等蹂躏太甚了。”（注：《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地主的报复使农民除继续跟随中共进行土地革命外别无选择。

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也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土地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注：《罗明致福建临时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1年编印，第320页。当时，这一点是被作为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的：“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直到1940年代末，中共在土改初期也往往依赖这一办法。茹志鹃记载：“浮财多，对工作是有不可否认的帮助，但主要是为了分地。浮财也是为了通过它，而来唤起群众对地的热情……对群众说来是应该通过这来组织，来加强，穷坑要用田来填。”（茹志鹃：《日记》，1947年11月19日，《十月》2000年第4期））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注：《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8月2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第127—128页。）“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注：《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120页。）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注：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土地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嗯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看自己分的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注：《两个农民积极分子的思想发展·杨春生自述》，《农村调查资料之一·奉天屯的调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1947年编印，第20页。这段调查虽然出自东北土改时期，但农民卷入土地革命的心态具有普遍意义。）

其五，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中国农村的土地革命和政治力量的影响、推动密不可分，对多数农民而言，“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替他创造出幸福来，双手送给他，自己参加斗争是太危险了，不划算”。（注：《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35页。为推动农民革命，中共初期在某些地区的暴动中甚至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如负责人说同志及群众的房屋烧了，没有屋住了，便会出来革命。”（《夏尺冰关于平铜农村党的概况的报告》，1928年9月5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领导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开展这样的斗争之条件是否成熟，又成为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闽、赣两省成长为土地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注：参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50页。）江西、福建作为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势力相当薄弱的地区，（注：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倒是不管的好‘“。（《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9页））最为符合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而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土地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这里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主要原因。

第3篇：当前农村现状调研报告范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兴国县各有关规划，按照以人为本、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分期实施原则，扎实推进我县农村自来水工程规划工作。通过科学规划编制农村自来水工程，促进我县农村自来水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实现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配置，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保障我县城乡供水安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工作任务

通过资料收集和调查研究，摸清我县规划范围内的人口分布、水资源状况、自来水工程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照新时期城乡“三化”统筹和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要求，明确自来水工程建设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研究并提出总体思路布局与实施意见，为县政府研究部署农村自来水工程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并在年月底以前完成我县农村自来水工程规划报告编制。

三、编制内容和责任分工

1、基础资料收集调查。资料收集内容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水资源及开发利用状况、自来水工程现状等其他有关资料（含年各种规划报告）。

责任分工具体如下：

各乡镇和县城建局负责按附表一格式收集调查年县城自来水和农村自来水供给基本状况;

县发改委提供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县统计局提供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县国土局提供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县水利局提供县水资源综合规划和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

县环保局提供县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

县城建局城市饮用水供水设施改造和建设规划和县总体规划;

县扶贫和移民办提供县农村扶贫开发规划和县移民搬迁规划;

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供县工业园区等园区建设规划;

县委农工部提供新农村建设规划;

县卫生局和疾控中心提供年城市和农村自来水工程水质检测结果汇总材料;

县教育局提供年各学校基本情况汇总材料;

县财政局负责解决编制工作经费;

各乡镇提供乡镇总体规划;

县水利局还负责其它一些基础资料收集调查。

本次规划现状水平年为年。各收集调查的资料于年3月底汇总到县水利局。

2、规划编制。按发改农经字]46号文件及县级农村自来水工程规划报告编写提纲要求编制。

责任分工：由县水利局会同发改委组织编制，各乡镇和有关部门做好配合。

四、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健全机构。我县成立以县政府县长为组长，副县长为常务副组长，主任、局长为副组长，县委农工部、财政局、城建局、卫生局、国土局、工信局、环保局、教育局、农粮局、林业局、扶贫和移民办、统计局、疾控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为成员的规划编制领导小组，负责农村自来水规划编制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水利局，由县水利局局长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2、创新思路，健全机制。根据政府引导、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建设、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用水户参与的新思路，切实加强政府引导，研究制定农村自来水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加强农村自来水工程运行管理，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保障工程的良性运行和持续发展。

3、统筹兼顾，优化整合。要根据城乡“三化”统筹和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要求，给本地区的农村人口分布、水资源条件等实际情况，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立足当前，兼顾长远。整合农村饮水安全十二五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城镇发展规划、移民搬迁规划等有关规划，统筹水源和人口分布，确定农村自来水工程覆盖县、乡、村的供水范围，推行“一县一网、一乡一网、多乡一网”等区域性规模化集中供水工程。

第4篇：当前农村现状调研报告范文

一、指导思想

本次社会实践(调查)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以教材第一章第五节《科学发展观》和第十一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内容为中心，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调查)，加强和完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概论)课的实践教学。

二、目的意义

社会实践(调查)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我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整合与利用研究》成果大实践模式的尝试和具体应用。

通过社会实践(调查)，使学生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加深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的理解，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还可以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长才干、关注民情、服务基层、奉献社会，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育创新精神，使同学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三、实施过程

1、本学期理论课结束之前，16-18周，任课老师按要求对所教班级学生进行布置;讲清楚本次调查报告的格式和题目，组织形式和具体要求。

2、暑期老师对自己所代学生进行及时辅导、沟通和交流。

3、本次调查报告的收集：下学期开学后的第1-2周，各位老师收齐自己教学班的社会调查信息反馈表和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进行批改并评定成绩。

四、组织形式

本次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活动采用学校统一组织和个人自主结合的方式进行，大多数同学可通过自主方式完成课程实践活动。学校统一组织的社会实践(调查)有两种形式：

一是学校组织的校级学生实践团队。

二是各学院组织的专业考察、科技下乡等社会实践小分队，由学院团委组织、专业教师带队指导。

以上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调查)，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将概论课社会实践(调查)与专业考察、科技下乡结合进行，并按要求撰写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五、具体要求

1、全员参与。全校20XX级本科生必须人人参与本次社会实践(调查)活动。

2、就近就地进行。除了学校和各院系统一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外，自主社会实践(调查)的同学，建议结合家乡所在的市县镇村相关实际情况进行调查。

3、社会实践(调查)要眼睛向下，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利用所掌握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以及专业理论知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分析，创造性地提出思考和建议。

4、调查对象必须真实、具体。为了反映本次社会调查的真实性，要求将本次调查的对象(被调查的单位、个人及地点)用图片及相关证明材料(须签字盖章)表现出来，调查报告须插入自己的实践图片，相关证明材料(须签字盖章)请填写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学生社会调查信息反馈表(格式见附件一)里。

5、自主实践的同学应及时通过电子信箱、电话加强与指导教师的交流。指导教师选取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较为集中的地区进行走访指导。

6、本次社会实践(调查)活动时间一般1-3周，活动结束撰写报告，报告的撰写要明确一个主题，以事实为根据，尽量做到内容详实，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论述(报告题目可参考下面所提供的参考选题)，篇幅3000字左右，下学期开学第12周提交指导教师(任课教师)。

7、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注意事项：

(1)封面、正文、封底使用相同格式，报告用WORD文档打印，可插入能够反映自己实践活动的照片，格式要规范。(封面、封底等格式见附件二)

(2)封面上需注明调查题目、个人信息、报告撰写日期等。

(3)除封面外，报告应包括内容摘要、正文、结语等。

(4)理论联系实际、观点明确、材料详实、逻辑严密、语言流畅、论据确凿、论证合理。

(5)严禁以各种方式抄袭或剽窃，一经发现该报告判零分，不给予补考机会。

8、对于未参加实践活动、未提交调查报告的学生，按旷考处理并参加下一届重修。

六、参考选题

本次社会实践(调查)主要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参考选题如下：

1、科学发展观与我的家乡建设。

2、对你居住地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和认识情况的调查。

3、当地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举措。

4、对你居住地农村或企业实践科学发展观存在的问题的调查。

5、对你居住地企业职工收入情况进行调查。

6、对你居住地企业以人为本理念贯彻情况的调查。

7、当地如何发展自身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8、当地如何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9、调查分析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0、当地农民收入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相关性分析。

11、农村社会保障现状调研。

12、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调研。

13、新形势下当地低收入群众生活保障问题的调研。

14、当地政府在正确处理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关系中采取了哪些基本措施?

15、家电下乡情况调研。

16、当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有哪些重大举措?

17、调查分析某个村镇(社区)构建和谐村镇(社区)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18、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有哪些特色变化。

19、当地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

20、调查所在地区社会治安状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成因?

21、当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新特点新变化的调查。(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能力、鉴赏水平、趋势等)

22、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构成变化的过程和现状。

23、当地如何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解决三农问题。

24、当地如何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其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

25、对你居住地企业节能减排情况的调查。

26、调查当地耕地保护情况(基本农田的保护情况)。

27、对当地农村的医疗合作制度调查。(参与方式、建立情况、运行情况)

28、对所在地环境保护情况的调查。

29、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调查。(金融服务机构服务类型、服务职能等)

30、农村产业化经营状况调查。(当地的主导产业、农产品基地、管理制度、龙头企业、利益机制等)

31、你所在的村镇龙头企业发展情况及带动效果调查。

32、记载本地致富带头人的发展历程。

33、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调查。(农村道路、通讯、水电气、水利及基本农田改造、环境设施等现状与建设投资总量及结构，当地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等)

34、农业科技服务机构及队伍情况调查。(机构的数量、经费来源、科技人才数量、结构、工资水平等)

35、当地农民被征地的补偿标准调查。

36、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调查。

37、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或下岗失业人员就业状况调查。(从事的产业、行业、职业和岗位、收入等情况)

38、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解决思路调查。

39、80后员工的职业特点及有效管理

40、80后农民工职业需求与工作满意度的调查

41、当地就业服务机构发展状况调查。(中介机构、社会劳动就业保障局等)

42、当地对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的措施及实施情况调查。

43、你所在乡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情况调查。(校舍、师资、经费保障、学杂费等)

44、当地适龄儿童入学率、失学率、辍学率情况调查。

45、当地中小学学生学习负担情况调查。(现状及改造)

46、当地农村师资水平及工资待遇情况调查。

47、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情况调查。

48、当地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发展情况调查。

49、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及发展情况调查。

50、对你所居住地的文化建设设施(社区或农村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等)现状以及发展状况(国家投资、规模等)的调查。

51、对你所居住地民间文化社团(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曲艺、文学、摄影、戏剧等)的调查。

52、对你所居住地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情况的调查(数量、服务内容、典型事例、群众反映等)。

53、对你所居住地居民健身情况(人数、频率、设施数量、群众反映等)的调查。

54、本村矿产资源、水能资源、生物资源、特色农产品、旅游资源、特色民俗资源的开发现状及潜力评估。

55、农村环境污染类型和发展趋势及污染治理情况调查。

56、你所居住地生活环境和村容村貌改善情况调查。

57、你所在居住地人口素质情况调查。

58、调查你家乡的公民对我国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情况。(比如：选举方式、对选举的态度、参加情况、当选人员情况等方面。)

59、你所在居住地居民的宗教信仰情况调查。(包括信仰哪些宗教、比例如何、信仰程度、信仰内容等)

60、调查你家乡乡镇机构改革情况(人员构成情况、工资发放情况、办事效率情况)

61、调查村民和村干部发生矛盾(比如，土地承包过程、宅基地发放、提留征收、教育经费、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解决的途径

62、调查当地公民权利保障情况(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

63、调查你所在地的厂务公开情况(哪些方面公开、落实情况、职工满意度、需要改进的方面)

64、调查当地村务公开情况(哪些方面公开、落实情况、老百姓满意度、需要改进的方面)

65、你所居住地的基层自治组织(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情况的调查。(产生、成员构成情况、有哪些职责、作用、重大事情的决定、是否定期召开代表大会?了解基层自治组织政策和法律法规情况)

66、当地法院制度建设情况调查(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巡回审判、简易程序使用等)

67、当地群众打官司诉讼费用情况调查(诉讼费用收取、支付律师费用、仲裁收费、诉讼费的减免等)

68、当地居民学法用法守法情况调查(最关注哪些方面的法律、了解相关法律知识的途径、利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身边法律遵守情况)

69、家乡家庭收入情况调查。(家庭收入有哪些、基本的收入、家庭成员中收入高和收入低的差距)

70、当地工资情况调查。(最低工资制度标准、当地收入高的职业、中等收入水平、农民增收减负机制、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71、当地社会保障体系调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机构)

72、当地养老情况调查(养老方式、养老院建设、老年生活状况、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73、调查当地对困难群众救助情况(城市低保、农村五保供养、特困户救助、灾民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

74、当地社会福利情况调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方面)

75、当地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情况调查。(涉及的范围、执行情况、改进方面)

76、当地城镇职工住房情况调查。(居住面积、购房的承受力、困难、希望和要求)

77、创新公民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服务型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

78、城乡为群众和基层提供快捷优质服务的方面的调查。(服务型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创新管理制度等)

79、在着力解决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涉法涉诉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如何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方面的调查。

80、对你居住地(城镇)房价及销售情况的调查。

81、在着力解决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涉法涉诉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如何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方面的调查。

82、关于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有效应对各种风险的调查。(统一高效的应急信息平台的建立、精干实用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应急预案体系的健全，应急管理法律法规的完善，应急管理宣传教育的加强，公共参与自救能力的提高，社会预警、社会动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整体联动的实现程度等)

83、关于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责任制的调查。(关于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宣传教育、关于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健全和完善;关于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严格管理、强化监督的责任制到位情况等)

84、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调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整治社会治安、扫除黄、赌、毒;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加强对流浪儿童、服刑人员子女的关心教育，强化吸毒人员感化和管理，改进刑事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加强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院等基层基础建设;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确保政法队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等)

85、家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调查。

86、当地中小学生暑假学习及生活状况调查。

87、当地社会教育机构运行及管理情况调查。

88、调查当地如何运用邓小平科技教育思想为指导、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89、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村貌维护和管理的具体措施。

90、新农村建设中乡风文明建设有哪些举措。

91、农民对科技致富的认识、态度和投入程度如何。

92、当地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调研分析。

93、当地政府在带动农民科技致富方面的有哪些措施。

94、新农村建设中各项惠农政策(如种粮补贴、养猪补贴等)的落实情况调查。

95、当地企业发展如何实践科学发展观。

96、我看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变化。

97、企业员工的住房、工资待遇情况如何。

98、企业员工的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保险状况如何。

99、对你居住地人们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调查。

100、对你居住地促进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情况的调查。

第5篇：当前农村现状调研报告范文

一、环绕稳粮增收，增强人大农业监视任务。

“三农”问题的中心，是农人增收；增收的路子是财产开展。各级人大常委会该当每年都环绕“培养财产开展，促进农人增收”这个中心，听取和审议当局相关专题报告请示、展开法律反省和代表观察等运动。

一是监视狠抓农业项目建立。要紧紧抓住项目这个农业开展的“牛鼻子”，每年听取一次当局关于全市农业项目任务状况的报告请示。经过审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分结实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开展的理念，紧紧抓住国度出台一系列强农惠民政策的大好时机，把争夺项目和施行项目作为头号大事来抓，以项目建立推进乡村各项任务；经过项目标施行，既为农业和乡村经济开展供应了有力支撑，还也改善民生，改善乡村根底设备前提。

二是监视狠抓特征农业，促进农业财产化运营。各级人大常委会要继续监视全市特征农业开展任务。促进各级人民当局进一步完美开展规划，建立特征财产园区；培养龙头企业，加强辐射带动才能；打造特征品牌，提拔市场竞争才能；强化政策搀扶，进步效劳保证程度；搞活市场流畅，提拔财产化运营程度。特殊是要容身资本优势，确定重点抓好优质粮油、茶叶、食用菌、中药材、桑蚕、干果等优质特征栽种业，鼎力开展生猪为重点、南江黄羊为特征的畜牧业，依照良种化、规划化、专业化为规范的要求，建立优质特征农产物出产基地。鼎力搀扶培养重点龙头企业，标准开展乡村专合组织。

三是监视狠抓农产物平安质量。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高度注重农产物平安质量。要组织了对全市农产物平安质量状况的专题调研，依据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调研组要构成查询申报送交党委，惹起党委注重，实在做好全市农业规范化出产，增强农产物质量查验系统建立，确保农产物质量平安。

二、环绕改善民生，增强人大农业监视任务。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仔细贯彻落实科学开展观，促进民生保证系统建立，处理人民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环绕健全完美“十大民生工程”，加大监视力度。

一是催促处理“四难”。要经过组织展开法律反省、听取和审议当局专项报告请示、专题调研等多种方式，实在促进处理群众行路难、饮水难、看病难、上学难“四难”问题。

二是重点催促落实党和国度惠民政策。近年来，中心出台了退耕还林，税费变革，粮食直补等一系列关于减轻农人担负的文件和办法，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沛看法中心关于“三农”问题和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文件精力的严重意义，实在把落实中心惠民政策作为关怀农人的大事来抓。要明察暗访，发现问题，实时传递，限时整改，合时听取当局相关任务状况报告请示，催促当局加大监管力度，强化任务办法，确保中心惠农政策落实不走样，实在维护农人群众好处。

三、环绕灾后重建，增强人大农业监视任务。

5.12汶川特大地动，使我市蒙受严重损掉，很多房子坍毁，农田被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需在“两个加速”上有所作为，加大了对灾后重建的监视任务。一是催促全市各级当局尽快制订完美灾后重建的规划；二是加大对灾后重建资金的分派、运用状况的监视。要求各级当局增强对灾后重建资金的治理，增强对资金运用状况的审计、确保工程质量，确保强力推进灾后重建任务顺畅进行。

四、环绕乡村变革，增强人大农业调研任务

第6篇：当前农村现状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三农” 传播研究 媒介接触 话语权

国外对农村传播问题的研究始于1962年,美国社会学家在对农村中新事物(新农药、新良种等)的采纳和普及过程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研究报告《创新和普及》。这次研究报告发展了传播学的两级传播的观点。在有着8亿农民人口的我国,对“三农”传播问题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三农”是国家的重要战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传媒对“三农”的关注程度也大大提高。同时学术界对“三农”传播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零散的论文形式,著作并不多。其中方晓红的《大众传媒与农村》比较具有代表性,这一成果是方晓红带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200余名师生进行了江苏农村受众调查、江苏媒介调查、苏南农村入户访谈以及南京市城市受众调查等四项调查的结果。作者提出了“农村的变革是媒介发展的动力”、“大众媒介构建了农村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等观点,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如果仍以传统观念面对现在的农村与农民,它失去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受众市场”等看法,这些对于农村媒介的发展兼具现实意义与前瞻性。(《大众传媒与农村》,方晓红著,中华书局,2002年11月第一版)。另外一本代表性的著作是李红艳的《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该书从历史脉络中梳理乡村传播与发展的事件、研究观点、追溯不同时期媒体信息报道内容的变化和报道倾向的不同,力图呈现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研究的全貌。

现基于《2006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对“三农”传播研究进行简单梳理。学者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的媒介接触情况

很多研究人员调查了农民的媒介接触及信息接收情况。曹刚和方晓红的《苏南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中通过问卷调查得出大众传媒在农村中的传播效应并不高的结论,很多技术经济信息并不是通过大众媒介让农民接受的,农民更倾向于传统的人际传播,也就是说大众媒介在促进农村的技术变革经济发展方面起到的效用并不高①。进行此类调查还有刘仁圣、叶伏华的《江西农村三地传播状况的调查》,方晓红的《对农村受众选择电视节目倾向的研究》等。

二、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介“三农”报道研究

在中国知网(CNKI)键入“三农报道”关键词,搜出109篇论文。很多研究者指出了“三农”报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报道中的主要问题是“三农”报道的边缘化,深层原因则是媒体从业人员为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了消费水平相对低下的农民②。这需要媒体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还有很多研究者在业务层提出了如何更好地进行“三农”报道的建议,提醒传媒在报道中应注意生活性、贴近性等原则。如肖大顺《创新“三农”报道的启示》(载于《新闻前哨》),李杰《关于“三农”报道的几个关键问题》(载于《新闻采编》),这些文章大多是经验性的业务总结。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性的理论文章。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形象的塑造

相对于一直处在传媒报道中心地位的城市与城市市民,农民在传媒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很少有机会接近媒介,缺乏参与媒介的能力与条件,更没有机会主动利用媒介放大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城市人也缺少亲身接触农民的机会,他们对农民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结论。如有研究者指出媒体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单一,正面典型缺失,媒体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也有学者以《生存之民工》《民工》两部电视剧为分析样本,认为两部电视剧力求原生态地展现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况和真实形象。③

2、农民“不在场”

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三农”问题一直是近几年来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有研究者注意到,“三农”报道热的背后隐含的却是“三农”报道的边缘化。媒体关注多是对农业农村政策的解读,农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领导成为报道的主角。政府和媒体都在谈论农民,农民却只是被谈论的对象,自己不在场,不关心。④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媒体报道中的“官本位”意识,缺少对农民的真正关心。

3、农民话语权

农民在面对媒体时的弱势地位及在媒体报道中被边缘化的状况,使得农民成为普遍“失语”的群体。有学者针对该问题提出农民话语权问题,指出媒体要树立农民受众意识,为农民说话,多让农民说话。同时政府和媒体也要积极实施受众教育,培养他们运用和争取媒介话语权的主动意识⑤。

三、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

面对当下信息传播在农村失衡的现状,提高农民的媒介素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学者根据我国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这一事实,提出了提高农民媒介素养的重要性并给出了一些建议。指出政府应大力推进媒介环境建设,积极尝试在农村开展媒介素养教育⑥。还有学者力图考察农民与媒体的关系状态,使农村受众更好地使用大众传媒、参与传播活动。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是伴随着全国性的媒介素养问题的研究而展开的,事实上,由于学者更多的关注城市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对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一度被忽略,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

四、城乡之间的“信息沟”

在“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的时代,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在城市的普及,农村受众无法获得与城市人同样的信息与知识。有学者对河南农村受众接触大众媒体的行为进行了实地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受众接触媒体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对平面媒体的接触仍然不如电子媒体,这种现象反映出我国农村受众的教育水平仍然不高。有学者则调查了甘肃数个县的情况,发现大众传播“知沟”现象在西部农村的社会生活中越发严重⑦。

总之,对“三农”传播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经验介绍,政策的宣传解释方面,理论上少有大的突破,对解决农村信息传播失衡的现状也缺乏建设性的建议。同时,在各个研究方向上,对“三农”传播问题的研究的关注度不够,这与市场经济下媒体对农村市场的不够重视有关。■

参考文献

①曹刚、方晓红:《苏南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新闻记者》,2002年第1期

②罗阳富,《“三农”报道存在的问题及思考》,《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23期

③方晓红、贾冰,《论〈人民日报〉“农民形象”塑造――兼议衡量媒介三农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新闻界》,2005年第4期

④胡友笋、陈秀杰,《异曲同工,共造双赢》,《新闻知识》,2005年第8期

⑤周春霞:《论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⑥郑智彬、樊国宝,《论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基于安西镇调查的视角》《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⑦汪霞,《信息时代西部农村“知沟”现象及对策》,《新闻界》,2004年第4期

第7篇：当前农村现状调研报告范文

根据市委的部署要求，今天，我们召开解放思想实践科学发展观转段动员大会，主要是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对下一阶段决策部署和分析检查工作作出安排。下面，我讲两个问题。

一、前一阶段工作情况

在讨论调研阶段，我们以开展“三学三比”活动为载体，精心组织，扎实开展各项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加强领导，活动开展扎实有序

我们切实加强对活动开展的组织领导，落实主要领导第一责任人责任，把两项活动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注重强化政治责任，领导班子亲自谋划、亲自动员、亲自牵头。明确工作目标，进行深入发动，带动广大党员干部统一思想，把讨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进入学习调研阶段后，我局召开专题会议，全面布置调研阶段的各项工作。制定了工作日程表，将每项工作细化量化，明确责任科室、负责人和完成时间，确保各项工作按时保质完成。将活动开展的动态通过我局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网页和党建工作信息简报及时，加强工作交流。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出版了党建工作信息13期，在专题网页上信息15条。其中向市实践办报送信息13条，被采用1条。同时，加强对下属单位开展活动的督促检查。4月13日和16日，我局派出督查组，由局领导带队，对市农技中心、农科中心、疫控中心、生物所、种子所、蕉菜所、农检所7个下属单位进行督促检查，听取各单位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一阶段工作汇报，对学习调研阶段工作进行指导，并针对各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有效促进了活动的有序开展。

（二）精学深思，思想认识切实提高

理论学习是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水平、增强理论修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我们把抓好理论学习摆在此阶段各项工作的首位，多形式认真组织学习，把学习贯穿活动始终。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在我市经济社会双转型时期，要进一步推动xx农业大发展，就必须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深刻领会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推进xx农业发展的正确选择。要结合农业部门和自身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是精学重点内容。我们坚持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重点学习《邓小平论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xx市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辅导资料》等读本，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央、省、市开展试点工作的有关文件，以及各级领导的有关讲话精神。党组理论中心组于4月7日召开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学习会。同时，我们将《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等辅导资料发到各科室，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自学，深刻领会，做好学习笔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实践科学发展观上来。

二是抓好专题辅导。为促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深入开展，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近期提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优化调整第二产业，精细发展第一产业”的发展思路，于4月15日在会议大厦举办了精细发展农业专题报告会，邀请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必良教授作专题辅导。局系统各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各镇街农办和农技中心主要负责人共350多人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立足xx农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科学分析了“精细发展第一产业”的深刻内涵，对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践科学发展观，探索新形势下“三农”工作新思路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三是抓活学习交流。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党员领导干部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思考，带头撰写了19篇学习心得体会文章。局主要领导还围绕xx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问题在《xx日报》上谈思路、谈观点，发表笔谈文章。同时，我们采取征文的形式，征集局系统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学习心得，装订成册，发放到各单位互相学习。各党小组也通过小组会议，召开了8场学习交流会，交流学习心得。

（三）树立标杆，主题实践积极主动

树立标杆，向标杆学习，是我市学习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举措。一方面，我们认真组织学习市委树立的市财政局、文广新局、长安镇、中堂镇、潢涌村、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5个典型标杆。另一方面，我们把市农资办确立为本系统的先进典型，号召全系统向农资办学习。通过标杆带动，激发了全系统各单位和全体党员的实践活力，全系统党员干部主动对照学、对比学，进一步深刻领会和把握科学发展的要求，积极找差距、理思路、学经验，明确努力方向，形成了学习先进、赶超先进、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通过对照分析，初步发现我局在内部管理上与市的标杆存在差距。主要问题是我们各科室内部一些岗位职责不够明晰，人员分工够不合理，对干部职工的考评方式不够科学，导致个别工作人员苦乐不均、干好干坏一个样，存在个别干部职工不思进取、不求上进的情况。目前，我们已针对这些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力争在近期出台一套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岗位绩效管理办法，进一步改进机关作风，提高机关工作效能。局系统各单位也主动向标杆学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扎实加强管理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管理工作水平。

（四）广征意见，突出问题全面理清

我们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了“我为xx农业农村经济科学发展建言献策”活动，采取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接访基层群众等形式，利用“三农”热线电话、局长信箱、机关网站等各种渠道，就影响和制约xx农业农村经济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广泛征求意见。我们将《征求意见表》发放到局机关全体人员、下属单位负责人、镇街农办和农技中心负责人以及市有关单位代表。共发出调查表250份，收回238份，回收率达到95％。通过认真梳理总结，影响和制约xx农业农村经济科学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香蕉产区农民收入下降、农村集体分配过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仍需加强等6个突出问题。

（五）深入调研，思路对策有效明晰

我们根据市委确定的19个重大调研课题，结合单位工作实际，确定了促进香蕉产区农民增收、推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改革集体福利分配方式及深化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生猪养殖业现状调查4个重点调研课题和6个与当前工作密切相关的调研课题。成立了各专题调研组，由局相关领导牵头组织调研。采取市内调查与市外考察、面上了解与深入基层相结合的办法，广泛深入市内农村一线，对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进行了考察学习，通过座谈会、研讨会、实地考察、发放调查表等形式，认真调查研究，深入思考探索。我们于4月18日召开了调研交流会，对“农业产业园建设”、“推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土地集约经营生产”等课题进行交流分析。5月12日召开了调研成果汇报会，局领导及各调研课题负责人畅谈调研活动的心得体会，广泛交流经验，总结调研成果。调研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选题贴近民生。我们紧紧围绕市委确定的重点调研课题，结合农业部门实际，及时查找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重点就解决农村区域协调发展、农村集体福利分配、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开展调研，力求为破解“三农”难题献计献策。

二是调查贴近基层。各调研组不辞辛劳，在3天内走访考察了周边4个城市，多次奔赴基层单位和田间地头，与基层农业工作者和农民进行直接交流，听取宝贵意见。如“促进香蕉产区农民增收”调研组深入沙田、麻涌等香蕉主产镇，广泛听取当地农业干部意见和建议，实地了解蕉农改种意愿和存在困难。“生猪养殖业现状”调研组先后到石碣、茶山、寮步、谢岗、虎门、横沥等镇开展调查。约见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并组织镇街农办、畜牧兽医站负责人和村委会、养猪户代表进行座谈，广泛听取他们对当前生猪养殖业形势的分析和对生猪养殖业政策的建议和意见。

三是思路贴近实际。如“推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调研组经过深入调查，初步构思了解决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新对策，提出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市新一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工作，应在科学合理地重新界定欠发达镇村、继续加大组织统筹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基础上，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造血”与“减负”相结合、发展经济与发展社会事业相结合、重点突出与统筹兼顾相结合的原则，努力在强化统筹意识、减轻公共负担、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等9个方面落实新举措、取得新突破。

在学习调研阶段，我们学习更加深入，认识进一步提高，各项工作进一步落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还不够到位，理论学习的主动性不够。二是虽然“规定动作”完成较好，但“自选动作”不多，特别是具有农业部门特色的活动不多，形式不够丰富。三是部分调研课题涉及问题比较复杂，所需时间较长，还未完成调研报告。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及时整改，查漏补缺，认真加以解决。

二、下一阶段工作意见

接下来，我局解放思想学习讨论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分别转入决策部署阶段、分析检查阶段。这一阶段从5月9日开始，到5月底结束，主要工作以开展“两会一评一公开”为载体进行分析检查，提出科学合理又切实可行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这一阶段工作，重点是“五个抓好”：

（一）抓好思想认识的深化

分析检查阶段是学习实践活动从思想层面进入实践层面的重要阶段，主要任务是检查分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状况，进而查找出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突出问题，深刻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明确科学发展思路。只有把状况分析清楚，才能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动力；只有把存在问题找准，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只有把主客观原因弄清，才能为创新体制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只有把经验教训总结好，才能准确把握科学发展的规律，形成符合科学发展的举措。因此，我们要继续抓好深入学习，认真学习中央《邓小平论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等读本，把学习贯穿始终，更加系统、深刻地认识科学发展观，提高自我教育、自我发现问题、自我解决问题的自觉性，以学习的不断深入，促进认识的不断提高和深化。

（二）抓好分析报告的形成

以领导班子名义写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分析报告，是分析检查阶段的中心任务，也是下来解决问题和完善机制的主要依据。我们要切实把起草好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符合单位发展和工作实际的分析报告作为本阶段的中心任务来抓，认真完成分析报告的起草。根据市委的要求，分析报告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简要总结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效和经验；二是具体查摆影响和制约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突出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三是全面剖析问题的根源；四是明确科学发展的思路和具体措施。我们要严格起草分析报告的步骤：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前，要形成分析报告的初稿；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后，在广泛听取党员、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充实完善分析报告；最后由领导班子集体审定。

（三）抓好规定动作的开展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党员会议、组织群众评议、公开分析报告等“四个环节”，是开展分析检查工作的“规定动作”。我们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按照市委的部署，结合单位的实际，切实抓好“四个环节”的开展。

一是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好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是做好分析检查的关键环节，也是形成科学发展共识、提高科学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我们一定要紧密联系实际，认真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我局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安排在5月16日召开，主要是联系单位和个人实际，着力分析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突出问题，查找原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思想认识，理清解决问题的思路。

二是开好党员大会。开好党员大会是党内评议的主要形式。我局党员大会安排在5月26日召开，主要是向全体党员通报领导班子分析报告的主要内容，组织党员分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并对报告进行集中表决评议。

三是广泛组织群众评议。除组织好党内评议外，我们还要组织群众评议活动，通过开门搞评议，鼓励群众建言献策，贡献才智。我局的群众评议活动安排在5月下旬，主要通过会议评议、书面评议、网络评议三种方式进行。

四是及时公开分析报告。评议活动结束后，对群众的评议意见进行汇总分析，进一步充实完善分析报告。报告正式定稿后，将通过印发给单位全体党员、部分参加评议的群众代表和在局机关网站张贴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四）抓好调研成果的完善

前一阶段，我们已组织开展了四项重点课题调研，并组织到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进行精细发展农业调研，取得了一定成果，受到了很好启发。但是，这些仅仅是阶段性成果，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研，进一步弄清一些关键问题，进一步对调研成果进行补充完善。一要拓宽调研领域。在完善四个重点课题调研的基础上，对照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我局今年调研方案的要求，进一步拓宽调研领域，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继续开展调研。当前，我们要抓紧完成精细发展农业的专题调研，及早形成调研报告。二要挖掘调研深度。解放思想，就是要敢于思想、善于思想。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确定的各项专题调研，特别是针对前期调研中发现的值得研究的问题继续进行深入调研，挖掘调研深度，提高调研报告所提建议的质量。三要加快形成意见。调研的目的在于转化为决策，解决实际问题。要尽快把前期形成的调研报告向市政府汇报，争取使调研成果转化为决策，真正把讨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成果体现到科学决策上。

（五）抓好边查边改的落实

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是我市整个试点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标志。我们要根据市委的总体要求，突出实践特色，坚持边查边改，切实解决突出问题，尽早启动创新体制机制工作。

一是明确精细发展农业思路。在全面总结我市农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土地、环境、资金、产业结构等方面深入分析面临的有利因素和不利条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加快研究提出我市农业发展的方向、定位、目标和发展模式。深入探索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精细发展农业。

二是促进香蕉产区农民增收。加强对香蕉产区农民增收工作的调研，提出切实可行措施，引导香蕉产区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加强技术指导和政策引导，鼓励农民转种甜玉米、蔬菜、木瓜等作物，发展多种经营，提高综合效益，当前要重点加强对麻涌漳澎3000亩蕉田改种玉米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大力开展香蕉黄叶病的防治研究和试验示范，推广抗病品种和适当轮作的种植方式，减少病害影响。同时，积极探索增加种粮补贴、实行转种其它作物补贴、扩大农机补贴范围的办法，完善资金补贴机制，促进香蕉产区农民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

三是加快制订完善新一轮扶贫政策。进一步深化对农村扶贫工作的调研，深入分析我市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扶贫工作新举措。要在科学合理地重新界定欠发达镇村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思路、探寻新途径，完善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减轻欠发达地区负担、推行生态补偿、实施税收返还、倾斜用地政策、改善民生设施等方面的新机制，研究论证具体措施，加快出台新一轮扶贫政策，进一步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四是深化农村股份合作合作制改革。深入摸清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后我市集体分配情况，对直接分配过度、公益开支过重、福利开支过滥、分配方式守旧等问题进行全面剖析，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措施。进一步建立健全分配重大事项审查制度、责任追究和考核制度等约束机制，加强改制后的跟进指导和跟踪监管，引导集体经济组织按章分配。在集体经济组织稳定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管理体制，推动村社分帐核算，逐步使股份经济组织与村（居）自治组织脱钩。进一步完善农村股份制改革，重点在深化产权制度、强化股权管理、健全法人治理等方面着力，为新型分配机制全面落实奠定基础。

第8篇：当前农村现状调研报告范文

一、充分肯定这次政协资政会取得的成果

（一）选题准确。这次资政会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选题，充分体现了政协工作中心意识、大局意识。我市新农村建设工作开展已有一段时日，十镇百村试点工作也开展了两个多月，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在实践中也有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通过组织政协委员到基层调研，有助于我们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更好地推进我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

（二）调研比较充分。虽然我没有听各位常委的大会发言，但认真我阅读了所有的调研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大家围绕新农村建设，深入基层、走访群众，采取多种方式，广泛收集大量生动的第一手资料，调研结束后，认真梳理，既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又提出比较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形势，找准症结，对症下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成效比较明显。22篇调研报告份量重，含金量高，有现象、有建议，突出重点，切中要害，充分体现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可贵品质，也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客观依据。总结这次的调研报告，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全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五句话，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主等各个方面，22篇调研报告都有涉及，并体现了由点及面、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的特点。由点及面：这次的调研报告分成多个专题，这些专题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我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状。由近及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涵非常丰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现在做的只是第一个阶段。大家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报告中充分体现了由近及远的内容，不仅仅反映了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发展、规划设计、村容村貌整治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涉及到文化、医疗、教育等社会发展方面比较长远的内容。由表及里：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要靠广大农民群众。农民是新农村的建设的主体。有多篇报告提及农民的素质问题，并对如何提高农民素质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二是深刻。调研报告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分析比较透彻，尤其是对存在问题的剖析比较深刻，提出的建议切实可行。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市直有关部门将要认真吸纳，并将根据轻重缓急，分步实施。三是有效。调研报告没有停留在表面上，对解决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可以说是既号脉诊断，又开方抓药。

总之，这次调研的成果对××的新农村建设将起到较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我代表市委对各位同志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市委、市政府将会充分吸纳这次资政会的调研成果，进一步推进全市新农村建设。

二、大力推进全市农村综合改革工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我市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就是农村综合改革。年初，国务院提出了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综合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如果没有进行农村综合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很难见成效。我市农村综合改革起步早，基础较好，可以说，是抢占了制高点。

下面一些数据，有助于大家全面了解农村综合改革，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信心。我市的农村综合改革先是一个县试点，然后向三县一区推行。农村综合改革有以下几个环节：（1）调胖规模。全市乡镇总数由原来的101个调到70个，乡镇规模增大，平均人口上升到6.12万人，国土面积124.80平方公里。（2）调瘦机构。乡镇内设机构由原来的10多个改为三大块：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业办公室，领导职数核定为9人之内，人员编制只减不增，党政领导实现了交叉任职。（3）深化改革。乡镇职能重新认定，公益事业进一步加强，是政府管理的回归政府，该推向市场的推向市场。事业单位实现了全员聘用，工资与技术和绩效相挂钩。通过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全市乡镇事业单位编制数由原来的4991名精简为3237名，减幅达28%；机构总数由原来的634个精简为336个，减幅达47%。庐江县乡镇事业机构数由原来的140个减少到84个，减少了40%，编制数由1149名减少到818名，减幅达28.8%；无为县由原来的237个减少到98个，减少了58.6%，编制数由1338名减少到867名，减幅达35.2%。（4）扩大村级规模。全市村级总数由1755个减少到1007个（包括城镇社区），减少了43%；平均人口由2597人增加到4526人，增加了74.28%。并村带来的效果主要表现在：（1）村干部素质能力更高更强了，一大批年富力强、学历较高的村干部脱颖而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领头雁。（2）小村并大村，激活了基层的动力，增强了基层的活力。并大村后的农村转移支付基本上可以保证基层组织正常运转，并有一定节余，这就进一步减轻了农民负担。下一步，农村综合改革还要进一步深化，主要是在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工作新机制上下功夫。

农村基层工作新机制包括以下内容：（1）为民服务全程机制。每个乡镇设立一厅一室两个窗口，即一个服务大厅、一个室、一个办理窗口、一个窗口，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全权服务。（2）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机制。村务管理做到指标化、制度化、正常化，并建立健全新的考核机制。（3）以钱养事服务农民机制。进一步推动事业单位改革，真正确立以钱养事、利民便民的服务制度。（4）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新机制。这个机制是4个机制中最关键、最基础的，也是最难办的，它对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市的211个专业合作组织很多是松散型的，大多组织化程度不高，功能也不够完善。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政府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鼓励和推进。当前211个组织中还有87个没注册。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翻一番，达到400个完善的组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是农村综合改革。农村综合改革我们已经先行了一步，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为我市新农村建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标志着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并以此来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

第9篇：当前农村现状调研报告范文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de an in-depth and meticulous research on rural adolescents' physique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conclusion i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the physique of rural youth has also been improved， bu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dolescents. However， rural adolescents have advantages in some index. Regional economy，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launching of the rural school sports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youth sports development.

关键词： 农村；青少年；体育

Key words： rural area；adolescents；sports

中图分类号：Q9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7-0009-03

0 引言

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农村人口在我国仍占50.32%以上。因此农村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青少年高素质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农村青少年的体育开展现状以及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找出制约农村青少年体育发展的瓶颈所在，针砭时弊，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对农村青少年体育发展目标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反映我国农村青少年的体质状况指标及其影响因素指标。

2 研究内容

2.1 当前农村青少年体质现状与特点

2.1.1 农村青少年与城市青少年在身体机能和素质方面的差异

孟欢欢（2011）对城乡青少年身体形态和身体机能方面的研究中显示，我国城市男生的身高、体重、胸围普遍“高、重、宽”于农村学生，部分农村女生在1985-1995年的平均体重和胸围的数值高于城市女生，但到了2000年，城市女生的体重、胸围数值超越了农村女生。城乡学生身高差距逐渐缩小，而体重、胸围的城乡差异有加大趋势。1985-2005年城市学生的身体机能优于农村学生，且大部分年龄段学生的身体机能差异呈缩小趋势。由表1可以看出，城市每个年龄段学生的肺活量都要优于农村学生，体能方面农村学生只有在耐力和男生上肢爆发力及女生腰腹肌力上优于城市学生。

2.1.2 2005与2010两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城乡学生对比分析

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对城乡学生身体素质的对比研究中发现：第一，农村学生的耐力素质（男生7～12岁为50m×8往返跑，13～18岁为1000m跑；女生7～12岁为50m×8往返跑，13～18岁为800m跑）均高于城市学生，并且13～18岁城乡学生的耐力素质差值在整体上呈逐渐加大趋势，男生之间的最高差值达到9.21s，女生之间的最高差值达到11.79s；第二，城乡学生的速度素质（50m跑）在7～11岁基本上相差不大，而12～18岁的城市男、女生的速度素质明显要优于农村学生；第三，在爆发力素质方面，2005年只有部分年龄段农村男生立定跳远成绩优于城市学生，其他年龄段均为城市男生的立定跳远成绩优于农村学生，而且城市男生的立定跳远成绩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优于农村男生，城乡差距在逐渐缩小，大部分年龄段农村女生的立定跳远成绩优于城市女生，城乡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但是城市男生的上肢爆发力（7～12岁为斜身引体，13～18岁为引体向上）和女生的腰腹肌力量（1min仰卧起坐）均差于农村学生。

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2010）表明：①形态发育水平继续提高，我国城乡学生的身高、体重和胸围等生长发育水平继续呈增长趋势。城市学生的身高、体重和胸围仍然“高、重、宽”于农村学生，但农村学生各项指标的增长值要大于城市学生，差距逐渐在缩小。②肺活量水平出现上升拐点，在城乡学生肺活量提高程度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城市学生的水平仍然优于农村学生。③中小学生身体素质下滑趋势开始得到遏制。1）与2005年相比，反映下肢爆发力的立定跳远成绩有所提高，城市学生爆发力的增长值明显高于农村学生，部分年龄段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相比，优势将不复存在，甚至被超越。2）耐力素质的测试指标调研结果显示，与2005年相比，7～12岁小学城乡男生50米×8往返跑成绩基本持平，城市女生、农村女生50米×8往返跑成绩分别平均提高了0.05、0.20秒，该年龄段农村学生耐力素质与城市学生相比仍具有优势。13～15岁初中城市男生、城市女生耐力跑成绩分别平均提高了3.03、3.58秒，农村男女生耐力跑成绩与2005年基本持平，该年龄段的农村男生已经没有优势，而农村女生的优势也逐渐在降低。16～18岁高中城市男生、城市女生、农村男生、农村女生耐力跑成绩分别平均提高了0.48、0.46、0.34、0.91秒，该年龄段的农村学生仍具有一定的优势。

2.1.3 发达与欠发达地区13～18岁农村学生的体质状况比较分析

刘健（2005）对发达与欠发达地区13～18岁农村学生的体质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分别对经济发达沿海城市——宁波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内陆城市——陕西汉中市的广大农村学生的体质进行了测试调查，目的是为改善广大农村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提供决策依据。调查显示：①经济发达的宁波市农村学生的身高、体重、胸围普遍“高、重、宽”于汉中市农村学生。②肺活量指标，经检验，男生14岁、15岁、16岁年龄组差异不显著（P>0.05），男生13岁和女生18岁年龄组差异显著（P

2.2 影响农村青少年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的研究

农村青少年体育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农村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农村家庭状况和农村学校体育的开展状况是影响农村青少年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以下文献具体地说明了影响农村青少年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曲宗湖（1999）调查表明，制约西部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因素，第一位是师资缺乏，第二位是器材缺乏，第三位是场地缺乏，第四位是观念和管理不到位。

樊临虎（2001）调查结果表明，在影响农村中学正常进行体育教学的因素中，排在前3位的依次是“追求升学率的影响”、“体育教师地位待遇低”和“领导不重视”（表2）。当前，农村学校部分领导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对体育教育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对农村学校体育功能缺乏全面的认识，导致对体育教学重视不够，体育教师的待遇普遍低于主课教师。《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对体育教师的职务聘任、工资待遇应当与其他任课教师同等对

待……”一方面，在农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体育课程可有可无，可开可不开，使得体育教师的政治地位与经济收入与《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要求差距很大，这是造成体育师资队伍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体育课程中器材的消耗和场地的要求是学校支出中重要的一部分，决策者的观念起着决定性作用。严格执行《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摆正学校体育工作的位置，是提高农村中学办学育人整体效益，提高体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

目前，全国留守儿童的人数约为5800万，其中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超过4000万。留守儿童占全部农村儿童总数的28.29%，占全国少年儿童总数的21%，平均每5个少年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张敏（2011）对皖北农村留守青少年学生体质的成因进行了分析。①地域和家庭原因。艰苦的生活条件和物质匮乏限制了农村留守孩子的生长发育水平。另外家庭消费对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将产生正面影响，如果家庭收入不高，对孩子日常生活的投入就会减少，仅仅是吃饱就好，不会考虑营养全面的问题。农村中学生对奶及奶制品的摄入量严重低于全国标准，奶及奶制品摄入不足或严重不足，将直接导致青少年钙缺乏，影响骨骼的发育，使青少年儿童身高发育不完全，从而导致了身高偏低。在父母缺位的情况下，留守青少年的营养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②学校教育和体育参与性。农村中学受到经济条件限制，普遍存在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差、学校硬件设备不达标等问题。体育锻炼常用器材十分匮乏，好多学校连一块标准的田径场都没有，平时学校很少开展和组织大型的体育活动。③社会关注和监管。各地政府对文体卫生的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是对农村中小学体育教育的认识不足，间接影响了农村青少年体质的健康发展。青少年体质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齐抓共管，共同促进。

3 结论

3.1 近些年农村青少年的身体形态、机能和素质等指标各年龄段学生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农村学生在身高、体重、胸围、肺活量指标方面明显低于城市青少年，但这种差距逐年在缩小；农村青少年的耐力素质、上肢爆发力、女生腰腹肌力量优于城市青少年，而速度素质和下肢爆发力处于劣势；沿海发达地区农村青少年在身体形态、机能、身体素质等方面要优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农村青少年，而不发达地区青少年只有在耐力素质上存在着优势。

3.2 地域经济和家庭状况的差异，包括家庭中父母的收入、文化程度、营养知识和卫生条件等直接影响着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育运动的开展；经济条件的限制，包括师资力量薄弱，器材、场地缺乏，领导者的观念和管理不到位，是农村学校体育开展的最大阻力，也是影响农村青少年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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