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续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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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游记续编范文

一般快递是不需要邮编的，但是EMS要邮编，其他的快递公司一般会自行根据填写的送货地址写上送货地址的电话区号。

快递单书写要求：

要用正楷字体书写，字迹清晰可辨；填写时要写明自己的地址，电话及姓名；要正确填写收货人的地址，电话及姓名；其他如重量，快递物品等可由快递人员填写。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西游记续编范文

长江是贯通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的水运主动脉。长江干流通江达海，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巨大的航运潜力。三峡蓄水后，由于水沙条件发生改变，使长江航道条件尤其是中游航道条件发生了较大改变。

三峡蓄水后长江中游航道的演变

1、长江中游航道的一般特性

长江中游航道特别是荆江河段，弯道、洲滩众多，历来演变最为复杂，航道问题也最为突出。三峡工程蓄水后，由于水沙条件发生改变，致使一些浅区河段普遍出现了洲滩变形、岸线崩塌等不利于通航条件的变化，使本来复杂多变的中游航道更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长江中游航道按其河型和演变特征，大体可以分为大埠街～藕池口、藕池口～城陵矶和城陵矶～上巢湖三段。其中尤以荆江河段，演变尤为复杂，航道问题突出，是研究的重点。

2、长江中游河段水沙条件的变化

径流量变化：与多年平均相比，个别年份增加，多数年份减少；输沙量变化：大幅减少，一般减少80％―90％；中值粒径粗化；流量、水位变化：坝下河段宜昌、沙市站流量、水位相关关系较好，监利以下相关关系较差。坝下水位虽因河床下切面降低，但因有流量补给，使枯水期宜昌站水位降低不多，而沙市站则有所提高。

3、长江河段航道变化的基本趋势

上荆江分汊河段江心洲头低滩呈冲刷后退之势，航道条件处于向不利方向发展的态势；下荆江弯曲及分汊河段江心滩和边滩继续冲刷后退，浅区段放宽，河槽也向宽浅方向发展，出现槽口众多，多槽争流的格局，对航道维护十分不利；城陵矶至汉口段主要为单一河道和部分受节点控制作用强的分汊河道，河势相对比较稳定。

4、对通航条件的影响

三峡工程蓄水后对航道有利的是增加了枯水期坝下流量，加大航槽冲刷力度，增加了航道水深；对航道不利的方面是增加了航道的不稳定性，下泄流量的陡降或陡增不利于航道自然冲刷，水流不能及时归槽，致使航道水深不足。

长江中游航道维护性疏浚施工方案

1、疏浚船舶的性能及选择

长江中游航道疏浚使用的挖泥船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碇泊式挖泥船，如链斗、吸扬、抓斗等，另一类为自航耙吸挖泥船。前者施工对通航干扰大，后者施工机动灵活。此外，还有吸盘挖泥船可以自航施工，但一般多采取绞进施工。目前最适宜的挖泥船型：主要为500方自航耙和1250方/小时吸盘挖泥船。

2、对枯水期疏浚维护工作量的预测

三峡工程蓄水后，在一定程度上对枯、洪水期上游来水起到调蓄作用，枯水期流量得到补给，航道水深提高，尤其是近年来航道部门对部分浅水道进行了治理，使航道趋向稳定。同时，由于水沙条件的变化致使河床在不断调整和变化，也加剧了一些水道的浅情；另外，航道部门近年来相继调高了部分航段的维护水深，增加了疏浚维护任务。预测今后一个时期内，长江中游航道维护的疏浚量在不利情况下，在一届枯水期内最大约在200万m3左右；在有利的情况下仅为数十万m3；而在一般情况下，则在100万m3上下。综合近几年的总体分析，其平均疏浚工程量略有减少。

3、疏浚船舶的配备

配备的原则。疏浚船舶配备的原则主要是保畅通，追求航运效益最大化。其次是合理安排和使用挖泥船，以降低维护成本。

维护性疏浚要考虑施工时间、地点和工作量等多个不确定因素。每届枯水期需要疏浚的水道、部位、施工方量及施工时间通常都是依据汛后各浅水道航道条件的预测安排的。个别水道则是在枯水期间因发生突变而需要紧急施挖的。所以，在疏浚船舶配备上，每届枯水前除了要根据以往疏浚维护的需要保证重点浅水道疏浚船舶的配备外，对有疏浚要求而施工量不大的浅水道也要考虑配备疏浚船舶，根据情况及时调遣挖泥船驻守现场。对可能需要疏浚的一般浅水道，安排驻守邻近水道的挖泥船兼顾。同时还需安排其它挖泥船作为预备船队在基地待令。

配备的船舶数量和组成。正常情况下，长江中游航道需配备5艘以上船舶，其中荆江段不少于3艘，配备1艘500方耙吸，1艘300方耙吸和1艘1250方/小时吸盘船；城陵矶～上巢湖段配备2艘，500方和800方自航耙各一艘。必要时上述挖泥船可调剂使用。

4、疏浚时机的把握

投入疏浚维护的时间。投入疏浚维护的时间一般在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4月。三峡蓄水前，投入疏浚维护的时间一般在头年的11月至次年的3、4月为一届枯水期。三峡实施175m水位蓄水后，其蓄水量较围堰发电期和运行初期大得多，相应的下泄流量则较原天然状态下的下泄流量减少很多。若按三峡工程初步设计，蓄水时间自9月下旬至10月底，在此过程中，坝下河段将陆续进入枯水期，这比蓄水前大约提前了一个月时间，因此投入枯水航道维护的时间也相应提前了约一个月。 一般情况下，有的浅水道需在10月开始实施疏浚维护，但如果当年入库流量较小，且下泄流量突降，投入疏浚维护的时间可能提前至9月下旬就将开始。

根据水位和航道条件择机施工。对于单一水道，在水位较高时，如果可供航行的水域宽阔，并且航槽较为稳定，可视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疏浚维护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半边通航半边施工，即通过调整标志，适当缩窄现行航槽供船舶通航，而封闭另一部分水域供挖泥船施工，如此交替通航与施工，可保证在水位退落后航槽内有足够的水深。第二种方法是开辟临时航道，通过调整标志适当缩窄并封闭现行航槽，由挖泥船在航槽内施工，而将航道移至现行航槽的一侧，供船舶临时通航，待水位退落到一定程度后，现行航槽可恢复通航。第三种方法是提前另辟新槽，即当预见水位退落后，现行航槽可能发生淤变，需要另辟新槽时，可选择航槽一侧具有发展前途的水域施工，待现行航槽出现浅情时，迅速调标改槽，以保证与上下游航道的衔接。若在分汊河段，主支汊都能通航时，主汊通常是枯水期通航时间较长的一汊，宜在水位较高时先疏浚主汊，而在水位退落后再疏浚支汊。由于汛后退水过程中，航道要经历复杂的冲淤变化，某一汊道往往不只一次施工，施工水域也可能不在同一地段，在这种情况下两汊的施工则要交替进行，以求得一汊施工，另一汊维持通航。

在非通航高峰时段进行疏浚施工作业。长江中游浅险水道航道弯曲狭窄，通航条件较差，多数船舶一般都选择在白天航行，而夜间由于视线不良，船舶通航密度则会减少，自然成了非通航高峰时段，因此，当水道的浅区为单一航槽时，在夜晚进行疏浚施工作业，可以大大减少因施工出现的阻航情况，有利于航道总体效益的发挥。由于夜晚施工条件差，确保疏浚船舶自身的安全是施工作业的首要前提，因此，疏浚船舶除了自身需要熟悉所在水域的航道状况和水文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安全保障措施外，航道管理单位也应予以密切配合，加强实时监测，掌握施工效果，随时调整标志，通航管理单位尤需在事前信息，做好现场管理，防止航行船舶擅自闯入施工区禁航水域。

5、疏浚施工安全技术要求

因势利导，选好挖槽位置。枯水期航道维护性疏浚不应单纯依靠挖泥船挖泥，而应借助水流的力量使河床形成自然冲刷，加深航道。因此，挖泥船疏浚航道的目的，除了是为了搬走航道内一部分淤积碍航的泥沙，同时也是通过疏浚泥沙来改变了水流流态，引导水流归槽，使航槽内的泥沙能得到有效的冲刷。在挖槽选择上还会遇到预备槽（即在现行航槽埂阻之前，事先施挖而留作备用的航槽）的问题，对此，尤其需要根据因势利导的要求，选择好挖槽位置。选好了，就能为未来水位退落后准备好通航条件；否则将适得其反，预备槽和现行航槽还可能同时面临水深不足的尴尬局面。因此，在现行航槽之外选择预备槽开挖时，应当充分研究，慎重选择挖槽位置。

疏浚与整治结合。十多年来，长江中游河段在一些浅险水道陆续进行了一些治理工程，这些工程起到了稳定洲滩的作用，也改善了水流结构，使散乱的水流逐步归槽，或者使淤浅的航槽得到冲刷，从而改善了通航条件，做好疏浚与整治的结合，既能充分发挥整治工程的效益，也能使疏浚施工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

遵循舍宽保深的基本原则。由于枯水期航道的主要问题是水深不足，在浅情严重、维护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通常采取舍宽保深的作法。但这种舍宽保深的作法决不是任意缩窄航宽，而是在规定范围内进行的。

熟悉工作环境，规避安全风险。熟悉工作环境是挖泥船在施工中规避安全风险最基本的要求，对工作环境的了解和熟悉，包括对各项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维护，使之处于良好的适航状态；制定切合该水道实际的施工方案和在紧急情况下的安全预案等等，可使安全风险降至最小限度。

6、施工方法的选择

不同类型浅水道的施工要求：分汊河段施工要远离洲、滩的基脚；过渡河段施工要选好挖槽和排泥区。

提前干预与应急施工两种方法的比选：对历届枯水期某些变化不大的水道可提倡提前挖泥，但需掌握好提前的时间，以中游主力船舶500方自航耙吸挖泥船施工，可考虑在水深7m左右并且水位基本处于稳退的阶段开挖，因为此时施工，耙头与床面可以保持最佳的角度，增加泥浆吸入浓度，提高施工效率。

不同工况条件下的施工方法：当挖槽内水深较小而流速较大时，宜采用边抛的施工方法；当挖槽内水深较大，水位退落速度较慢，且流速较小时，宜采用装舱法施工；大功率吸盘挖泥船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适于航槽的开槽破土。在浅情严重需要突击抢挖时，也可以自航施工，采用边抛法排泥；在槽口变迁，老槽废弃而新槽尚未形成时，若新槽流速较大，使用具有首冲功能的船舶，可以提高施工效率。

7、降低维护成本的基本途径

加强基础工作，根据三峡蓄水后航道的演变，掌握其规律，制定合理有效的维护方案； 引进新技术和新工艺，提高施工效率；采取奖励和约束机制，通过科学的预测和具体测定来制定维护项目的成本计划，确定成本管理目标，依据成本计划进行成本控制。

结语

第3篇：西游记续编范文

一、课前秀，提高学生兴趣

课外阅读可以让学生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只有博览群书才能博识。通过阅读，学生认识了更多有名的人物；对大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激发了他们探索自然的欲望；同学们被各种童话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有的同学还编起了新的童话故事。通过阅读，既激发了学生兴趣，又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于是，在课前，总是根据课文内容，让学生自由上台秀一把，自由发挥，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或表演，或演讲，或评论，或演唱，或游戏，秀出与课文相关的人，事，物……等。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一堂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学白的古诗时，学生有的模仿李白的样子吟诗，有的同学演讲李白的生平，有的同学谈谈自己对学白古诗的见解……

二、课内补，夯实课文内容

课外阅读是课内阅读的补充和延伸，是开启学生智慧的一把金钥匙；是一种巩固学习成果，丰富知识的有效手段。学生阅读课外书的过程便是巩固、积累知识的过程。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让学生通过课外阅读所储存的信息和知识与课文内容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合理的运用于课堂上，夯实课文内容，创建优质高效的课堂效果。如：学生在上，第四自然段时的省略号时，让学生通过课外知识的积累，及时的补白：柿子像一个个红灯笼挂在树上，黄澄澄的玉米棒在风中向我们点头，石榴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这样，学生描述的精美句子，既训练了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更夯实了课文内容，为语文课堂增添精彩。

三、课中品，提升学生品质

巴金说：“我们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他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多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由此可见，学生阅读文本，是一种附含有他们丰富情感的活动，本来具有抽象意义的文字在具体的语境中，唤起了学生不同的情感体验，在与学生的精神融合中，语言具有了丰富的色彩，具有了生命。阅读的过程成了学生展示自己生命力量的过程，精神得到升华的过程。《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不畏艰险，历经磨难，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显示出其文学魅力，给学生美的享受。广泛的阅读不仅能增加学生的学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修养，陶冶学生的情操。在上《神农尝百草时》，神农的科学态度和献身精神感人至深，让学生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带着崇敬的心情朗读课文时，学生的情感和品质都得到升华。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是让文本与学生的智慧和心灵产生对话，使学生进入文本语言形成的意境，同时，又要引导学生走出来，对文本做出创造性的理解，完成个性化的自我建构，从中得到体验与感悟，因而达到了较好的课堂效果。

第4篇：西游记续编范文

在这一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学者徐松可谓功不可没。他的西北史地研究几乎吸纳此前所有有关西北研究的学术资源，在史料搜集、研究规范、学术影响等方面，都将西北史地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他本人也在传播西北知识、培养研究人才等方面多有贡献。本文将通过对学者徐松西北史地的研究成就、他的研究与当时学风的关系及其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向传统史志研究回归的特点等方面的叙述分析，更全面地展现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整体面貌，以期更好地显现学术史的真实、生动与丰富。

一、因边疆方志修撰而成西北史地名家

早在乾隆朝之前，有关西北的著述已有问世，后来随着清朝用兵西北的成功与西北统治的建立，这类著作逐渐增多，或是亲历西北者的记闻之作，或是国家组织编写的国史方略，或为地方官员组织修撰的方志类著作。探究这些著述的写作动因，多是为了适应清朝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管辖治理。当时官修有关西北的书籍，主要有《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大清一统志》、《钦定河源纪略》及《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这些著作的修纂意义不只在于为皇帝歌功颂德，更为后人提供统治的样板。与中央官修西北著作的纂修动因相同，清代新疆的地方官员也组织修纂一些方志类的书籍，这些以佐理政事为目的的著述，因其真实性与实用性而成为后来西北史地研究最直接的渊源，徐松的西北研究也即起始于新疆方志的撰修。

徐松之前，另一位具有国史撰修经历的学人祁韵士曾有机缘编纂新疆方志，他在遣戍伊犁期间，受松筠之请主纂了《西陲总统事略》一书。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被发配新疆时，时任伊犁将军是再次任职新疆的松筠。松筠委请徐松做《西陲总统事略》的增补续修工作，并在嘉庆二十年（1815）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间，安排徐松进行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活动[1]。

徐松以自己的学识优长，又对天山南北之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使得在《西陲总统事略》基础上修成的《新疆识略》更加成熟。相比较来看，《新疆识略》在体例上更加完备，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叙述上更加准确。书中徐松不仅对于《西陲总统事略》的繁琐细目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对其内容的安排做了调整，使之更加合理；他还仿照《文献通考》之例，每门皆立小序，以叙著述之意；为简明起见，徐松还增设了道里、水道、职官姓氏、卡伦、哈萨克世系、布鲁特头人等六表，将各表分附有关门类之后，使图、表与说三者互相参证，尤其是在图表的绘制、地名的考核与事件的详略上都堪称别具匠心，虽然各幅舆图仍是不注经纬，不标比例，但在文字的叙述中，各地的经纬度已有了记录。

徐松在完成《新疆识略》同时也撰写了他的另三部西域史地著作的初稿，即《新疆赋》二卷、《汉

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与《西域水道记》五卷。《新疆赋》前有赋序，后分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二章，仿汉代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的体例，以葱岭大夫、乌孙使者相为问答，分咏天山南北二路地理形势、清代开辟边疆的宏大事业，为一部清朝当代史地著作。正文之外，作者还加有注解。这是徐松著作中篇幅最短、刊刻最早的一部，今可见道光四年（1824）彭邦畴跋本。[2]《汉书西域传》为古来正史西域文献之滥觞，因年代久远，“后世考西域者多未亲历其地，耳食相袭，讹误滋多”[3]。徐松周历天山两路，又在编纂《新疆识略》中接触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考订《汉书西域传》中的古代地名沿革，并以今证古，著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同样在实地调查并广泛参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还撰成了以西域水道为核心的清代新疆地理专书《西域水道记》。此二书的初稿在伊犁时期已完成[4]，但其刊刻时间却较晚，《汉书西域传补注》初刻于道光九年（1829）[5]，而《西域水道记》的刊刻至早也在道光十九年（1839）以后。

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几乎吸纳此前所有有关西北研究的学术资源，在史料搜集与使用、研究规范初步确立及西北史地研究学术影响的扩大等方面，都将西北史地研究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松也被当时史地研究者誉为“巨子”。

徐松不仅在各书刊刻前不断增删，即使印行后他也还是校订不辍。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伊犁期间无法读到的著作与史料都被补充入内；而在《西域水道记》的书稿刻印出版之后，徐松也不断地以新的材料对其进行完善与充实，如此，他的身后才有了《西域水道记校补》的行世。[6]于是，从文献资料的角度来度量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可以说，他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人。

祁韵士西北史地著作中有三种主要的资料支撑：国史官书资料、新疆当地征集资料、以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为主的有关西北的私家著述等[7]，这些在徐松的西北史地著作中无论就质还是量言，都得到了极好的继承。此外，徐松七年的新疆生活、周历南北的实地考察为其西北研究注入了难得的一手材料。而且，传统典籍记载、学界的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几乎令祁韵士望而却步的资料，徐松也都运用得游刃有余。

在徐松的著作中，国史中征引频率最高的几种是《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河源纪略》。在其最早完成刊行的著作《新疆赋》中，徐松在开篇的序文中即提到以上著作。[8]徐松在定义“西域”的地理范围时，采用的即是《西域图志》中天山南北路、安西南北路的四个区域的分法。在《西域水道记》中，对各河流流经地区的建置沿革、典制史实、民族变迁等方面的资料多来自于《平定准噶尔方略》与《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所记内容。徐松的著作中，对于私家笔记类著作资料的吸收也超过了祁韵士，当时的私家著述的典型之作，如梁份《西陲今略》、殷化行《西征纪略》、洪亮吉《天山客话》、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图理琛《异域录》等在《西域水道记》中都屡被征引。

中国传统的典籍中，汉唐以及蒙元的史料与著作中，虽不乏关于西北的丰富记载，但汉唐与蒙元史的研究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深厚的学术底蕴，这一点祁韵士早有认识，但受个人的学识特点所限，他对此也只能点到为止。但在徐松的著作中所引古典文献，自先秦的《山海经》至汉代的《水经》、从新旧唐书到元明清的诸家记述，其种类遍及正史、杂记、地志、金石及道藏、佛经，其征引之广泛是此前的西北史地著作所难以企及的，他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料。在充分吸收学术资源的基础上，西北史地研究更加成熟了。

在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中，还可以看到《西域同文志》史料意义之外的规范意义。《西域同文志》在官修书籍中较早就作为一种统一名称的工具书被使用了，但这主要不是考虑其对学术研究之必要，而是出于满足政治统治之需要。由于生活于西北地区的各民族，多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加之他们又使用着与汉人完全不同的文字语言，于是中原人在了解有关人名、地名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以音译字，易生歧义，如称渥巴锡为乌布沙，舍棱为舍楞等[9]，这些都为用兵西北，实施统治带来不小的麻烦，于是，在乾隆朝官修了《西域同文志》，“示之以纲领，有所遵循，稗无踳驳舛讹之虞”[10]。但直到祁韵士修志时期，并没有将《西域同文志》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书加以使用，于是造成对于南疆三城：喀什噶尔、乌什与库车等地的名称解释与《西域同文志》不同[11]。比祁韵士稍晚些时候，和宁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时纂有《回疆通志》，在书前的例言中，称“人名、地名、山川名系回语、蒙古语或沿袭旧名，或译音讹舛，今遵《同文韵统》更正”[12]。由此可见时人对于《西域同文志》的陌生。

但徐松的著作从最早武英殿付印的《钦定新疆识略》到道光中期才刊刻的《西域水道记》，书中所记名称都一一按照《西域同文志》进行统一，这成为他的诸书刊付印行前的一项必要的工作。据朱玉麒对于《新疆赋》一书的研究，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新疆赋》稿本与今天流传的一般刻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名上，稿本中所言“穆素尔岭”、“喀喇沙尔”[13]，在刻本中都根据《西域同文志》分别改为了“木素尔岭”、“哈喇沙尔”，这与《西域同文志》以及依《西域同文志》而作过统一划定的《西域图志》是一致的。由此看来，在徐松的时代，西北史地研究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研究规范，这就为学人研究之交流与沟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漫漫几十年的“遍检前书”[14]、详证精考过程中，徐松不仅收获了大量的材料，也凝聚了一批的学人。学问之事，贵在于沉潜孤行，也需要相互观摩。正是在徐松与各位同好的师友夹辅中，西北史地研究的影响大增。

徐松著作的修订校勘，显现的不只是徐松一人之力，而是友朋同志的众人之功。徐松增补著作所运用的史料背后，可以列出的是一串的友人名单：校订《华严经音义》的陈潮、撰写《俄罗斯事辑》的俞正燮、从《永乐大典》中画出《元经世大典图》的张穆、以及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研究有关的龚自珍、程同文与董祐诚。据今天的研究结果，《西域水道记》还曾有过沈垚的抄写本或称沈校本。[15]同时在徐松的导引指正之下，不少后学步入了西北史地研究的行列，沈垚即受聘居徐松家中，整理西北文稿之余，阅读了大量有关藏书舆图资料，撰写以《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为代表的西北史地著作。张穆的西北史地研究开始于对乡贤祁韵士著作的校订，自《西域释地》的校刊到《藩部要略》的刻印，其中都贯穿着徐松的指教。[16]

在这样的师友交往中，在研讨西北史地的聚会中，清道光年间，以京城为中心，出现了一批研究西北史地的学人，张穆、沈垚、龚自珍、魏源等人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因而西北史地研究在当时影响大增，“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17]。

二、时代需要与“显学”名家

在“显学”局面的形成中，徐松及其研究著述在传播有关知识、培养研究后学、挖掘有关史料等诸多方面大有影响，徐松也因此被视为“显学”名家。

考察学者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有的学者在有生之年，其学问与著作已为时人所肯定并接受，其学术影响在当时已昭然；也有的学者在世时默默无闻，其学术价值要等待后人的重新审视与发掘。同为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开创者，祁韵士属于后者，自伊犁东还后他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余生。他去世时，其众多著作中，《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仅以抄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外间少见。刊行问世的仅有的《西陲总统事略》一书[18]，但也流传不广。祁儁藻刊印《西域释地》与《西陲要略》时，祁韵士已作古20余年。而徐松自塞外归，文名益噪，成为京中学人交游的中心，他的“西域三种”[19]在作者的有生之年全部刊行，影响一时。二人不同际遇的背后是当时知识界风气的变化所致，非只个人因素所成。徐松的学术成就相应地切合了时代的需要。

嘉道之际，知识界开始以关注现实、批判时政、倡言变革的思潮，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经世思潮。这种情势下，嘉庆二十五年（1820）南疆所发生的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攻边事件，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清代自康熙就断断续续地用兵西北，乾隆朝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之后，也时有动荡局势出现。但这一次张格尔事件，知识界的反应较为激烈，其原因即在于学风的变化，时人因关注时政而关注西北局势变化，因关注西北的形势，而开始了解西北。

因为“穷边绝徼，舟车不通”，“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书缺有间，文献无征”[20]，清人对新疆了解并不多。在当时对西北了解的需要中，祁韵士问世几近20年的《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祁寯藻即是在“道光丙午丁亥间，回疆用兵，寯藻暴直之暇，考求边域，证之家著，始略知端绪”[21]。其中所言“道光丙午丁亥间”即道光六年至七年间（1826-1827），“回疆用兵”即指当时清廷对张格尔的征讨，而“家著”正是指祁韵士的西北著述。

于是，熟悉西北的徐松及其记述西北的著作成为京中士人了解西北的重要窗口之一。张格尔事件发生后不久，刚刚东还的徐松即被新登基的道光皇帝“召见”，“奏对西陲情形”[22]。他主纂的《伊犁总统事略》十三卷也受到道光皇帝的嘉许与赞赏，并为书赐名《新疆识略》，为之御制序文，交付武英殿刊行。龚自珍与魏源均曾从徐松处获得过西北知识。龚自珍对于徐松《新疆识略》中的《哈萨克表》与《布鲁特表》评价很高，称之为“奇作”[23]，魏源也曾与徐松“商论天下形势、西北舆地”[24]。张穆与沈垚曾在徐宅“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25]。在程恩泽的诗句 “指掌河源米聚山，蒲昌葱岭屹中间” 、“两赋已倾耶律博，一编还证小颜疏”、“材官伏地先生笑，勒马天山自打碑”[26]中，可以看到程恩泽不仅阅读过《新疆赋》与《汉书西域传补注》二书，而且有可能目睹徐氏亲手摹拓的《姜行本纪功碑》。何绍基也在与徐松等人“酒光烛影方熊熊，议论飙发开我蒙”[27]的论学中了解着“西域与朔漠”[28]。在徐松好友姚元之的笔下，也记录了不少从徐松处获取的西北知识。[29]徐松也因此在士林中的影响大增，一时间，“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30]。

在传播西北知识的同时，徐松西北著作中服务于边疆治理的撰述旨意、记述西北现实的客观内容也十分切合当时学者讲求经世的阐发点。

徐松在《新疆识略》中处处显现出治边思想。松筠在开篇《凡例》中言“古迹物产无裨政务者，概署不录”[31]，这样的认识尤其表现在徐松对“水”系研究的重视。《西陲总统事略》中山水合叙[32]，只有五页总括性的介绍甚至还不如前此的齐召南《水道提纲》西域诸水能得要领。在《新疆识略》中叙述水道的内容得到增加与扩充，河经流、枝流与伏流，分别列入表中，并以淖尔为归宿，泾渭分明。[33]

中国传统地理学研究中，对于水的意义认识一直较山为重，所谓是“以水志舆地，万古迹不换”[34]，于是“河防水利，自昔为国之大政，言地理学者夙措意焉”[35]，一部成书于汉代的《水经》而后在数千年为历代学者津津乐道，咀嚼再三，这实在不是偶然。中华这样一个孕育于大陆地区的古老民族、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文明国度，其起源与发展基本是在黄河、长江等沿河流域，于是自古以来治水就是国家大政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自西域归入版图之后，为治理这片较之中原更为干旱的地区，清政府曾下令“辟其田使速耕，导其川使速溉”、“武定功成，农政宜举”，“乘时兴屯，开渠灌溉”[36]。继回屯、兵屯之后，又命给惠远、惠宁两城旗兵以肥沃田土屯种，历任将军都因灌溉乏水没有筹办。直到松筠在任期间，才寻找水源，疏通渠道，致使旗屯有成。但西域水道缺乏记载，《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中只简略记有河流名称，而水道源流并不清楚。于是在徐松受命对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中，对当地各河源流的探查是一项重要内容。《西域水道记》的出现既与清代治理新疆实政有关，其本身也对新疆的开发有益。

于是，祁韵士、松筠与徐松等人与新疆方志编撰密切相关的著作，以实地目验、或国史记载中所获知识为依据，通过传输提供当时当世的西北知识，有助益于清代在西北具体治理措施，具有当代史的意义。

这样在深受道光学风濡染的学者士人就常评断徐松著作有经世之特点，彭邦畴即言“才不为世用，乃箸经世书”[37]，邓廷桢在评断《西域水道记》的五种优点时，也提到其具有“实用”与“利涉”的意义。[38]徐松身后的道咸以降，经世致用成为社会之风尚，在这样的认识标准下，徐松及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经世意义也被后人反复强调，张之洞即将徐松列入《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的“经济门”[39]。王国维与梁启超是在“道咸”以来“新学”脉络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在他们的认识里，清道光前后，清代学术发生了转变，王国维归纳为“道咸以降之学新” [40]，梁启超概括为“地理学趋向一变”[41]；在这史地学的学风转变中，其重要表现即是复兴了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即王国维表述为“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42]、梁启超表述为“初期致用精神渐次复活”[43]。

综合考量道光朝学风的转变、清末士人对经世致用之重视、民初学人对清代学术史中求新求变因素之强调等因素，可以看出徐松的时代及徐松后的时代中，种种因缘造就了学术史上嘉道西北史地学的“显学”之声势，也成就了“显学”名家徐松。直至今天研究者往往也会将边疆史学与今文经学、盐业、河工、漕运等并称为当时经世思潮的主要表征。[44]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同为嘉道时期的学人，同治西北史地研究，徐松与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有所不同。徐松的著作在对清代大一统的歌颂中包含的是对清代边疆现实统治的肯定，而龚自珍、魏源及沈垚则以对现实批判为出发点，龚自珍《新疆置行省议》中西域设置行省的主张[45]、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中对“捐西守东”主张的批驳[46]，都在对当时边疆政策的质疑中提出的变革思想；西北研究在徐松那里，是讲求真实性与客观性的知识认识，而到了龚自珍与魏源的西北著述中更多价值判断，对西北知识探求只是手段，由此引伸而来的议政才是目的。徐松的西北研究更具学术意义，而龚自珍与魏源的西北研究更具思想影响。

至此，我们对徐松及当时西北史地研究中的经世意义有了足够的认识。为了更完整地展现学术史的原初面貌，我们应该知道，复兴清初致用精神只是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面相，经世之志也只是徐松西北著述的一个侧面。

但无论徐松所传输的现实西北知识，还是龚自珍与魏源等人对于西北统治的对策，必须直接依赖于第一手的现实材料。没有实地目验这一中国传统地理研究积累第一手材料的支持，也没有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实测的技术支持，就难以对现实中的西北有更充分的了解，由此任何助益于现实统治的对策均可能成为空谈了。徐松东返之后，随其研究渐渐转入沿革地理的考索，其著作中经世色彩在消淡；在后人关注这一研究现象“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同时，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另外一种面相被忽略了，那就是其研究向传统史志研究的回归。

三、 传统史志研究的延伸

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者们回溯自己的治学历史渊源，寻找学术遗传基因时，往往自觉认同于清初学者顾炎武。徐松曾关注顾炎武诗文，并“依年排纂”[47]。但我们今天考察他们的学术根基与资料支持，不难发现，其研究接续于中国传统的史志研究，尤其是舆地学与蒙元史研究。

清代的传统史志研究是伴随考据学的兴盛而推进的。清代史学大家王鸣盛将史学研究任务归纳为四：校勘前史文名讹误、订正其所载事实之矛盾错误、补其遗阙、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于省览。[48] 乾嘉史学的成就除上古史研究而外，传统史志的订补著作也不少。徐松在西赴之前，其学术兴趣与著述活动即属这一理路。

徐松童年曾随时任学政的叔父徐立纲生活于安徽，师于左眉。左眉是为桐城人，为学私淑方苞，学问直接师事姚鼐与刘大櫆，为桐城派传人。徐松后来曾回忆说：“松年八岁，在姑孰使院受书于良与先生。未几，松归京师，未卒业。越十年，嘉庆戊午（1789），秋闱报罢，先生与甥姚伯昂上春明，乃复延先生主于家。”[49]对于桐城派所倡言义理、词章、考据，徐松专意于后者，他向左眉表示“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老（考）据，不复以文词见”[50]。后人刘声木也言：“（松）师事左眉，受古文法，眉属其专心考据，研究经术，尤精于史事，熟于西北舆地”[51]。从中可以看出徐松在中试之前，已经形成一定的学术取向，即专心考据。

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带来学界对于材料文献的重视。梁启超曾将清代朴学正统派学风归纳为十，而其中五条都重讲证据[52]，而证据源于材料，于是文献辑佚工作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四库全书》的修撰产生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而《四库全书》修撰活动最早即开始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徐松自嘉庆十年（1805）中试至嘉庆十六年（1811）外放湖南学政六年间，先后入翰林院，值南书房，为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充文颖馆总纂。在参加史馆《皇清文颖续编》、《钦定授时通考》与《钦定全唐文》的过程中，他得以接触到《永乐大典》，从中辑出一些乾隆朝学者漏辑的著作，主要有《河南志》、《中兴礼书》、《宋会要》[53]及《宋元马政》、《伪齐书》、《四库阙书》[54]。徐松辑录古籍与当时学风相一致，他的成果自然被后人视为清代史学成就之一部份。[55]

徐松受考据学的濡染很深，无论就方法学风，还是师友承传，他都与之有更紧密的联系。以这样的学术根基，徐松注定会成为一个著作丰硕的学者，只是谪戍生活稍稍改变了他学术生涯本来的轨迹。

首先，徐松西北著作的叙事方式与体例安排基本遵从考据学兴盛之时的传统史志研究。

清代考据学家那里，考据家的精力与智慧除集中于经书经义的研究而外，对史地的研究多集中于《禹贡》、《水经注》与《汉书·地理志》等书，其中《水经注》一书还引起了学术界持续一百多年的一桩公案，至民国时等人参葛其中。这些著作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纷争与对立，同时也是学人之间进行学术对话的一个中介与舞台。学人以参与学术争论而走入学术圈之中，他的观点无论被接受或是遭驳斥，都是学术圈对他作为学界一分子的承认。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著作，正是以一种考据学家所常使用的叙事方式来完成，从而也很容易为学术界所认可。

徐松对于新疆水系认识的基本思路是与《水经注》一脉相承的。他认为：“《水经注》以水出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流，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流。中国之海，新疆谓之淖尔，发源注淖尔者，为经流，附他水以入淖尔者为枝流，至其余细水，自行自止，则以地多沙碛，往往渗漏入沙。”[56]叙述时他也仿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注释水经的方法，即简记详释：“记则曰导、曰过、曰合、曰从、曰注；释于经水曰出、曰迳、曰会、曰自、曰入；于枝水曰发、曰经、曰汇。”[57]为志传作校勘补注为清代考据学家所擅长，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从书名到以“补曰”而对正文所作的小字注文形式都与当时考据学家所作的志书校补类的著作没有分别。

于是后人评判《西域水道记》时，很容易为它在传统水道研究的理路中找到一席之地，所谓是“黄宗羲《今水经》、齐次风侍郎谓其南详北略，作《水道提纲》补之，不若徐星伯之专究一方者为足据也”[58]。而《汉书西域传补注》更是对古人注文的超越，即“驳荀之误”、“正颜之疏”[59]，其成就为光绪年间王先谦的集大成之作《汉书补注》所吸收[60]。

其次，徐松的考证方法是对于汉学方法的继承与超越。

清代汉学的考据方法，简单而言，主要是三种：文献与文献的互勘；金石与文字的互证；文字音

韵的推断。考订内容不仅在于解释文本内含，考证史实官制，纠正前人传注之误，同时也很重视对于文本本身脱衍夺漏的研究。

在徐松的西北史地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古典文献从先秦的《山海经》至汉代的史料，从新旧唐书、元明清的诸家记述到清代官书私述及史志著作，其征引之广泛是此前的西北史地著作所难以企及的。在后来返京后的20余年中他还在不断运用新见史料去补充已成著作。在徐松所使用的丰富资料中，有很多是前代人们难以见到的，同时也得益于考据学前贤对于史料的重视，及由些而进行的辑佚与考释工作。如《长春真人西游记》[61]、《元秘史》及《元圣武亲征录》得自钱大昕等人的录副与辑存[62]，《华严经音义》为孙衍、臧镛等人校刻刊行[63]。这些史料的使用均赖前人的积累。

考据学者不但重视文献互勘在考订中运用，而且常常利用金石文字与古文献相印证，清初的顾炎武有《金石文字记》[64]，乾嘉时钱大昕有《金石文字记》[65]，徐松老师辈中翁方纲著有《两汉金石记》，友朋间严可均撰有《铁桥金石跋》，徐松也是“性好钟鼎碑碣文字，谓足资考证”[66]。友人翁树培以唐王仲堪墓志见赠时，他亟命工拓数十纸，分赠海内金石家[67]；视学湖南时，他曾在桂阳州得南汉大宝四年铜钟，并以铭刻文字来印证史料[68]。他的《唐两京城坊考》成书过程中，曾“採集金石传记”[69]，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墓志碑铭。这一特点在他的西域著作中仍得到发挥。他以《汉吴仲山碑》证汉代“翔”与“详”同假借[70]，以《后汉裴岑碑》来释清代镇西府城西北为古之蒲类海[71]以及对于特穆尔图淖尔南岸山中，旧有《张骞碑》的三度寻访都是明证[72]。徐松著作中所收西域碑刻在民国以后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罗振玉的《西陲石刻录》与《西陲石刻后录》即以徐松《西域水道记》所录碑刻为线索[73]；在西方探险家与汉学家斯坦因（Stern）、郭鲁柏(Goloubew)等人也都使用过徐松所录碑刻[74]。

至于以小学之法、音韵之学来解字证误本为清人考据的主要方法之一，徐松虽不以小学名世，但他平日的小学功力之精在其《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中可见一斑。[75]《西域水道记》中也有引《说文解字》与段玉裁注文之处[76]，这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也可以窥斑见豹。

徐松在娴熟运用清代考据方法的同时，对于同时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于考据学成果，吸收之广泛、了解之及时令人惊讶。以《汉书西域传补注》为例，其中征引各书中，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著作、王念孙《读书杂誌》为清代乾嘉史学及校勘学的扛鼎之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清代小学界一大创作。[77]《说文解字注》首刻于嘉庆二十年（1815）[78]，而那时徐松已居伊犁四年，正在筹划着重修志书；王念孙的《读书杂誌》所刻诸部分最早不过嘉庆十七年（1812），最迟至道光十二年（1832）才刊竣[79]，其刊行已是徐松赴西北之后的事情了。仅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一书中，徐松就二十七次引用《读书杂誌》、十一次引用《说文解字注》，在不长的时间内了解并吸收了学术界的最新成果，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个人的学术意识与学术态度，显现着他对于汉学成果的关注。另外，我们也可从中想见他与当时考据学界的密切关系。

在充分吸收乾嘉时期学术养分之后，徐松终于成长为“乾嘉之学精”理路中一代学者，其后期的著作《元史地理志》、《新斠汉书地理志》等即是传统史志研究的代表作。

不过，徐松西北史地著作对于传统考据做了超越。其最大的超越在于为传统考证引入了实地考察验证的方法。徐松的史志研究虽与前人的史志研究一脉相承，但由于实地考察方法的注入，其成就相当突出，可谓是“疏证得自目验”，不为“穿空于故纸堆中旁参互证”[80]。在他的西域三种著作中，随处可见实地验证的例子。

徐松不仅以大量的实地资料来验证清代平定西北、确定建置的情况，还以实地考证的结果来修正前代文献记载的错误。《汉书西域传补注》中几乎所有地方的位置都用清代的距离作有校正，《西域水道记》更是他通过实地调查并广泛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成的，其中对文献的纠误之处也不少。《水经注》曰：“其水（指海都河——引者注）屈而南，迳渠犁国西。”徐松言“余证地形，渠犁为尉犁之误”[81]。《汉书》记：“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徐松“补曰：玉门、阳关在今色尔腾海之东，罗布淖尔在今吐鲁番城西南。自色尔腾海西北至罗布淖尔，相去千余里，不得云三百余里”，并由与《水经注》所记对照，认为此处是“汉书传写夺‘千’字”。[82]《汉书》记：“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对其中所记天山为何处，后人众说纷纭，徐松指出：后人多“指巴里坤南库勒淖尔南之山为天山，盖误于章怀。余往来西域登陟此山，虽云险峻，而只十五里，不足当天山之目上”。而“汉时以今哈喇沙尔城北之博罗图山为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达山以东”[83]。

徐松也以实地目验来纠正前人对于西北知识的缪误。如关于“汗血马”，徐松言“今伊犁马之强健者前髆及脊往往有小疮出血名曰伤气。必在前肩髆者，以用力多也，前贤未目验，故不知其审”[84]。又如胡桐见于《西域传》其丛生之地名胡桐窝，或疑为鸟巢，改为鹉同鸟窠[85]。徐松言“自喀什噶尔城由军台道叶尔羌，至此凡千三百三十里，沿河行仅六百八十余里。……河南岸遍生胡桐，行其间者枝叶交格，谚曰‘树窝’”[86]，又言“其大寒，治口齿，可医马疾”[87]。但是实地考察的资料仅仅被用来证古，确是有些遗憾。

徐松开始于新疆方志编纂的西北研究，在道光初年因张格尔之乱而受到时人的关注，其中所叙述的当代西北内容、所体现的边疆治理思想既满足了当时人们了解西北的现实需求，又切合了当时经世致用之风气，因此，对于徐松及其著作所蕴含的经世意义后人一直都有充分的认识。不过嘉道西北史地研究尚有另外一种面相，即它与此前考据学的联系，这一点通过对徐松的研究将会更为清晰：徐松在运用着考据学的方法，享受着考据学的成果，也在使用着考据学者所发掘出的史料。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考据学的积累，徐松就不可能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的互证对以往考据研究进行超越，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也可能不会在嘉道时期呈现出繁盛之势，而可能会发展成为另外一种面貌。在穷尽材料、博采众说的努力之后，徐松的学问愈益精致与精妙；在遍检前人、古今相证的继承之后，西北史地研究不可避免地回归于传统沿革地理学的理路之中。

[1] 徐松：《新疆赋序》，《新疆赋》卷首，《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北平隆福寺文奎堂馆藏本影印。

[2] 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影印本所依据即为此本。

[3] 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卷一四一《星伯学案》，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

[4]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中言“嘉庆丁丑（1817），谪戍伊犁，与旧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而居，见先生所撰《伊犁总统事略》及《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叹其赅洽。先生又出其《西域水道记》草稿数卷。”《西域水道记》卷首，见《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北平隆福寺文奎堂馆藏本影印。

[5] 今见道光二十二年钱熙祚辑《指海》丛书本、光绪五年王灏辑《畿辅丛书》本均据道光九年张琦序刻本复刻。

[6] 对徐松《西域水道记》的校订研究见于朱玉麒《徐松与研究》（未发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02年博士后出站报告，第98-137页。

[7] 祁韵士：《西陲要略自序》，《西陲要略》卷首，见《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据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民国二十三年编纂本影印。

[8] 徐松：《新疆赋序》。

[9]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六《书〈西域闻见录〉后》中录乾隆三十六年《京报》记。

[10] 傅恒等撰：《西域同文志》卷首上谕，见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三五册。

[11] 见《西域同文志》卷三、祁韵士《西域释地》。

[12] 和宁：《回疆通志例言》，《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民国十四年吴兴沈瑞麟本影印。

[13] 祁韵士分别称之为“穆苏尔达巴罕”、“喀喇沙尔”，见《西域释地》。

[14] 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考汉元帝时期复置戊已校尉时，曾言自己“遍检前书”，见《汉书西域传补注》 。

[15] 朱玉麒：《徐松与研究》第109页。

[16] 《皇朝藩部要略》后附有《皇朝藩部世系表》由徐松重订，见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16页。

[1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88页。

[18] 今见《西陲总统事略》最早的刊本是嘉庆十六年程振甲校刊本，后附有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

[19] 后人常将徐松有关西北的著作《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与《西域水道记》三种合刊，统称为“大兴徐氏三种”。

[20]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西域水道记》卷首。

[21] 见祁韵士著、李广洁整理《万里行程记》（外五种），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

[22] 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嘉庆二十五年记，《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23] 见龚自珍《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龚自珍全集》第318、308页。

[24]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37页。

[25] 张穆：《落颿楼文稿序》，《 斋文集》卷三，《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据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民国二十三年编纂本影印。

[26] 程恩泽：《赠徐星伯前辈》，《程侍郎遗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至二十六年据道光二十七年连筠簃丛编本辑印。

[27]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大钞》卷五，同治六年长沙无园刊本。

[28]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大钞》卷二九。

[29]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78-84、152-172页。

[30] 《畿辅通志》卷二二六《列传》三四《徐松传》，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据清光绪十年刻本影印。

[31] 松筠：《新疆识略凡例》，《新疆识略》卷首，《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光绪甲午积山书局本影印。

[32] 《西陲总统事略》卷三《南北两路山水总叙》。

[33] 《新疆识略》卷一《新疆水道总叙》、《新疆水道表》。

[34] 叶绍本：《题词》，《西域水道记》卷首。

[3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6页。

[36] 祁韵士：《西陲要略》卷三《伊犁兴屯书始》。

[37] 彭邦畴：《西域水道记题词》，《西域水道记》卷首。

[38] 邓廷桢：《西域水道记叙》，《西域水道记》卷首。

[39] 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三联书店，1998年 ，第277页。

[40]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缀林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0页。

[4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8页。

[42]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第720页。

[4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2页。

[44] 见黄爱平《论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思潮》，《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4期；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第五章《道咸年间经世派的史地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45] 龚自珍：《新疆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11页。

[46] 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正编第七十四辑。

[47] 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序》，《 斋文集》卷三。

[4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32-333页。

[49] 徐松：《序》，见左眉《静庵遗集·文集》卷首，同治十三年桐城方氏铅印本。

[50] 徐松：《序》，见左眉《静庵遗集·文集》卷首。

[51] 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四，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179页。

[5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朴学”一节，其中强调为学重证据的五条为：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53] 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嘉庆十四年记。

[54] 分别见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光绪庚子刻本）卷四、《艺风堂藏书再续记》（燕京大学图书馆民国二十九年校印本）所记，其版本流传情况考释见朱玉麒《徐松与研究》中《徐松著作叙录》一节。

[55] 梁启超将徐松《宋会要》与《中兴礼书》列入《史学》中《补各史表志》之下，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2页。

[56] 《新疆识略》卷一《新疆水道表叙》。

[57]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西域水道记》卷首。

[58] 英和：《西域水道记题识》，《西域水道记》卷首。

[59]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四一，《星伯学案》。

[60] 王先谦：《汉书补注》一00卷，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6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题跋三·跋长春真人西游记》记：“（《长春真人西游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钞得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第528页。

[62] 梁启超为记：“钱大昕于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见《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皆开国及太祖时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45页

[63] 缪荃孙撰、孙安邦点校：《云自在龛随笔》卷四中记：“《华严经音义》二卷，徐星伯先生藏北藏本，陈东之校定，属徐远峰刻之。此书自孙渊如辑《仓颉篇》、任幼蕴辑《字林》征引及之，学者始知有是书。臧君东合校西藏、北藏刊行。”见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8页。

[64] 顾炎武辑、郭宗昌著：《金石文字记》，中华书局，1991年。

[65] 钱大昕撰、吴友仁点校：《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37-538页。

[66] 《畿辅通志》卷二二六，《列传》三四《徐松传》。

[67] 朱玉麒：《徐松与研究》附《徐松年谱初编》嘉庆十四年记。

[68] 徐松：《寻阳长公主墓志跋》，《星伯先生小集》，转引自朱玉麒《徐松与研究》第24页。

[69]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序》，徐松撰、张穆补校：《唐两京城坊考》卷首，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70]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

[71]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

[72]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五。

[73] 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序》，清宣统甲寅上虞罗氏刻本。

[74] 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3页；郭鲁柏：《西域考古举要》，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14页。

[75] 徐松：《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丛书集成续编》据光绪二十八年观古堂汇刻本影印。

[76]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记“特穆尔里克岭亘空格斯、哈什两河间，段氏若膺说‘陉’字义云：‘两川之间必有山焉，是为坎象。坎者，陷也。高在下间为陷，故一山在两川间者曰山绝坎，又谓之陉。’特穆尔里克岭正陉之谓矣。”

[7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59页。

[78] 今见嘉庆二十年韵经楼原刻本。

[79] 闵尔昌编：《王石臞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

[80] 程同文：《长春真人西游记跋》，张穆校《长春真人西游记》后附，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新编》据道光二十七年灵石连筠簃丛编本影印。

[81]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

[82] 徐检：《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

[83]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

[84]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

[85]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

第5篇：西游记续编范文

关键词：课外阅读；阅读条件；阅读方法我担任农村小学语文教学已经十几年了，面对语文课堂教学那种几乎固化的模式：学生熟读课文，对文章分段，解剖段落大意，修辞方法……一直感触颇深，内心寻求突破。因为，这种教法学生听起来索然无味，也不能从中得到语文的感悟。前两天看了纪录片《我的人生我的课――寻找语文的魅力》，更是坚定了改变现有教学模式的信念。语文教学效果真正的源泉应该是课外阅读，课外阅读不仅是语文课外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课内阅读的补充和延伸。

长期以来，农村小学生的课外阅读一直处于贫乏和饥饿状态，语文素养一直难以有效提升。因为，老师强迫他们抄抄写写，死记硬背；家长认为读书不如做题，家庭缺乏读书氛围；学校没有开设学生课外阅读的课时，也没有提供学生课外阅读的空间。这些都导致了小学生课外阅读量的严重不足，远远达不到新课标规定的145万字课外阅读总量。为此，我在学校语文教研组的支持下，进行了强化学生课外阅读的教学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把我的一些做法介绍如下。

一、给学生布置课外阅读作业

根据农村小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参考《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确定了各年级学生的课外必读书目，并且规定了下限。一、二年级借助汉语拼音每年完成阅读5万字以上，规定书目有《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要求了解故事情节，读后能把故事讲给别人听，把学到的优美词语抄下来。三、四年级每年完成阅读30万字以上，规定书目有《宝葫芦的秘密》《西游记》等，要求学生边读边积累，除摘抄优美词句、片断外，还能简述文章的主要内容。五、六年级每年完成阅读50万字以上，规定书目有《中华上下五千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要求能适当品评。此外，读有余力的学生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其他不同种类的书籍，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

根据各年级学生的课外必读书目，我设计了家校联系本，每到周五下午就在黑板右上角公布下周推荐课外阅读的书目，让学生抄在联系本上。父母根据联系本上的书目，先自行进行借阅，或者去书店买回必读书本。然后，根据书的字数进行合理安排每天阅读的页数，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利用课外时间督促自己的孩子读完。孩子每天读的页数，由父母在联系本上签字确认，教师也每天根据联系本上的阅读数量进行鼓励或指导。一本书读完后，还要求学生在联系本的周末页上写下所读书的内容简介、阅读收获、主要角色等，以巩固阅读成果。

二、创设学生课外阅读条件

对于农村学生来说，身边没有图书馆可供借阅，也很少有大型书店可以买书，开展课外阅读所需的条件远远没有城区孩子优越。这就需要教师充分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帮助学生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协调，我校的图书室和阅览室由面向老师扩大到了面向全体学生。此外，我还建立了班级图书架，让学生把家里闲置的图书捐赠出来，或把自己的图书委托班级保管，这些图书统一登记后摆在班级图书架上，供学生相互交流阅读。为了广开书源，我还向市图书馆争取了“流动书屋”，班级之间建立了换书机制，提倡学生、教师、家长之间互相借书。这些阅读设施的建立，有效解决了学生阅读书源的问题。

有了图书的资源，还需要给学生提供读书的时间，营造读书的氛围。为此，我每星期安排两名学生做图书管理员。班级图书架随时向学生开放，无论是课间、中午，都可以向管理员借书。根据学校的作息时间，学生中午休息的时间较长，我就利用12点到12点半这段时间设立了课外阅读课。在这段时间里，学生不得做作业或其他事情，必须统一阅读课外书。当然，此课非彼课，学生可以自由进行组合，成立临时的阅读小组；可以三三两两，随意走动；可以尽情讨论，开怀大笑。

三、教给学生课外阅读方法

读书要想有收获，必须讲究一定的方法。对课外阅读刚刚起步的农村小学生来说，只有正确选择自己所需的作品，快速准确地运用阅读方法,做好读书笔记,课外阅读才会有效率,才会有收获。如果听任学生自己盲目阅读，不仅收益甚微，还会使学生养成不良习惯，久而久之，读任何书都马虎了事。阅读有精读、略读和浏览三种。叶圣陶曾经说过：“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可见，课外阅读更多的是以略读和浏览为主。我们要让学生熟练掌握阅读方法,先粗略浏览，看看文章中是否有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然后选择相应的阅读方法。

此外，课外阅读要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要指导学生在看书时随手将好词好句摘记下来，以丰富语言，增长知识，启迪思维，陶冶情操。要让学生读完一本书后及时把内容或提纲写下来，了解作者思路，学习书本的表达方法。要结合生活现实和个人经历写出自己的认识、感想和体会，提高自己分析事物的能力。要能够根据故事情节和故事的发展脉络续编故事，改写故事, 从而发展自己的想象能力培养创新思维。

四、家校配合督促课外阅读

课外阅读是一种习惯。在习惯还没有养成之前，需要由家长和学校密切配合，帮助学生养成自觉读书的习惯。学生在校内生活的时间有限，而且排满了学校的课程，他们的课外阅读更多的是在家中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学生课外阅读的习惯养成直接取决于父母的阅读习惯和家庭的阅读氛围。家庭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我竭力倡导家长与孩子一起买书，一起看课外书，开展家庭亲子阅读。特备是节假日，要求家长一定要多陪孩子看一些推荐书目，并写出相应的读书笔记或读后感。

当然，家长督促孩子进行课外阅读，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一方面，由于家庭亲情的特殊关系，孩子对父母的教导往往没有对老师的话语更加遵从；另一方面，父母对孩子课外阅读重要性的认识和课外阅读指导方法的知识储备也没有教师到位和丰富。所以，教师就要经常性地跟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和指导，及时了解学生的校内外表现，家校形成合力，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指导和督促。为了丰富家长这方面的知识，我利用家长会介绍培养孩子课外阅读习惯的方法，鼓励家庭建立“亲子小书房”，让家长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形成良好的家庭读书气氛。

五、检查学生课外阅读情况

学生有无正常完成必读课外书目，需要教师在校内进行检查反馈。只有通过检查，才能不断地改进课外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学生的阅读才能有所获，有所得。为此，我在每天的清晨自习课上，都会安排十到十五分钟，随机抽两三名学生分享自己课外阅读中的收获和感想, 并让其他同学进行评议。这样，不但能矫正学生课外阅读中的不足之处，还能开阔学生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