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的知识精选(九篇)

第1篇：关于通讯的知识范文

【关键词】 信息基础设施 知识市场 协整模型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明确提出通过市场来交换创新知识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研究任务。知识交易的场所就是知识市场,知识通过市场交易和流通,转化为经济价值。但是,目前知识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区域层面的知识市场研究寥寥无几,张林(2007)提及区域知识市场是区域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未涉及到知识市场的具体分析。虽然中国于1999年提出了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但龚荒、王元地(2008)却发现,中国专利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本文认为忽视市场对知识流通与交易作用是主要原因。知识市场可以依托物理场所和虚拟场所。物理场所指那些能够使各节点企业进行面对面交流的场所,如会议室、实验室等;虚拟场所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起来的知识交易平台,它主要由知识仓库、知识搜索引擎、知识传递系统以及虚拟交流社区等部分组成。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虚拟知识市场的必要条件,也是知识市场发展不可忽视的基础。Karel Davids和Larry Stewart(2008)总结知识的稀缺是知识经济形成的基础,知识的扩散才是知识经济形成的根本,而且着重指出信息基础设备作为知识市场的物理条件,更是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决定因素。

以上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到知识市场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但缺乏二者具体的实证研究分析。本文将采用协整模型,利用(1990―2007年)数据对中国知识市场的发展与现代通信基础建设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定量研究,意在说明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对于知识市场发展的影响程度,以期针对提高知识市场流通性,促进创新和知识市场发展提出有效建议。

二、变量构造和数据处理

对于知识市场的发育程度,用技术市场交易额来衡量,而信息基础设备建设利用历年中国邮电通讯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来表征。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8年)和《中国交通年鉴》(1991―2003年),由于统计年鉴在2003年后对邮电通讯业分开统计,划分为邮政业、电信及传输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等。为了统一口径,2003年后基本建设投资取两者固定投资之和;为了消除物价影响,将邮电通讯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技术市场交易额这两个变量分别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处理;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数据分别取对数。

三、实证检验

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基本思路是: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而基于协整理论的误差修正模型,把长期均衡关系引入动态方程,用长期均衡误差作为短期波动修正项。这种设定对许多经济模型是非常合适的。目前,误差修正模型已在计量经济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其基本步骤如下。

1、单位根检验。即检验变量是否为平稳的过程,本文使用ADF 法检验变量平稳性,进行如下回归:

Yt=α+?茁t+?啄yt-1+?撞?姿jyt-j+ut

其中:?琢为常数,t 为时间趋势,0

该检验的原假设是H0:?啄=0。接受H0意味着时间序列{yt}含有单位根,即序列{yt}非平稳。实证分析结果与结论见表1,邮电通讯基本建设投资额与技术市场成交额的水平值都为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及二阶差分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两者可以进一步作协整分析。i表示邮电通讯业的基本建设投资,kmv表示技术市场交易额。

2、协整检验。协整关系检验目前有许多模型,如Engle- Granger 两步法、Johansen 极大似然法。对单方程系统,只需用OLS 估计,操作简单明了。具体操作为先用OLS 法建立模型,然后对残差作平衡性检验,若残差是平稳的,则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否则就不存在。OLS 法实证结果如下:

LN(kmv)=1.041459?鄢LN(i)(1)

(注:表中Li表示邮电通讯业基本建设投资取对数,同方程(1)中LN(i)。R2值为0.581977,D.W.值为0.509176,Prob(F-statistic)为0.000000。)

方程中各变量t 检验值在5%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说明邮电通讯基本建设投资对知识市场交易额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从系数估计值来看,邮电通讯基本建设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技术市场交易额就要上升1.041459个百分点。为了识别是否有长期影响,还需进行进一步协整检验。记方程(1)的回归残差序列为e,对e作单位根检验,对回归残差序列做平稳性检验,选取模型e=kmv-kmvf(kmvf为变量kmv的拟合值),检验结果如表3,e的水平值(ADF检验对应阶数为I(0))是平稳的,证明了方程(1)表述了邮电通讯基本建设投资与知识市场交易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误差修正模型。协整关系表述的是一种“长期均衡”,但实际数据却是由“非均衡过程”生成的。因此,建模时需要用数据动态非均衡过程来逼近经济理论的长期均衡过程。最一般的模型是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即一个内生变量Yt,被表示成同一时点的外生变量Xt 的函数,且每个变量的滞后也出现在模型之中,这就是ADL 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LN(kmv)=0.158168+0.067957?鄢LN(i)-0.247992?鄢LN(iT-1)-0.162531?鄢LN(iT-2)-0.091160?鄢LN(iT-3)+0.253142?鄢LN(kmvT-2)-0.301010?鄢ET-1(2)

(注:表中L即表示取对数,同方程(2)中LN;表中括号中数字表示滞后期数。R2值为0.894319,D.W.值为2.219963,Prob(F-statistic)为0.000479。)

如表4,方程(2)中各变量t 检验值在5%水平下是显著的(除LN(i)在10%水平下是基本显著的)。在误差修正模型方程(2)中,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影响,如(0.067957?鄢LN(i)),即表示基期当年的邮电通讯基本建设投资的波动对于基期技术市场交易额的波动幅度的影响系数为(0.067957)。误差修正项ET-1的系数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其对应的系数估计值看,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模型将以(-0.301010)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即调整力度很明显。

由此模型(1)、(2)就构成了邮电通讯基本建设投资(i)和知识市场交易额(kmv)的协整模型。从短期来看,邮电通讯基建投资对知识市场的效率的短期提高作用是很明显的,知识市场交易额随着邮电通讯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而增长;从长期来看,方程(2)的每个变量t检验值都是合格的,即方程中的每个变量与知识市场交易量都有着关系(变量对应的系数正负皆可)。综合起来,可以说邮电基本建设投资与知识市场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4、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上文中协整检验表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其基本思路为:在预测Y的回归模型中,引入X的过去观测值作为独立变量应该在统计上显著地增加模型解释能力,并且Y预测X在统计上不显著。实证分析及结果如下。

在滞后一期(滞后期=原有数据组数-Obs数,一年为一期)时,技术市场交易额(kmv)对于邮电通讯基建投资(i)在10%的显著性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如表5),说明技术市场交易额的改变能够在一年之后影响邮电通讯基建投资的规模。在滞后四期,邮电通讯基本建设投资(i)对技术市场交易额(kmv)在显著性为5%时,有显著性的单向因果关系(如表6),说明邮电通讯基建投资对技术市场的发展影响要经过4年的滞后期才能表现出来。换言之,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明确知识市场的发展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正相关,但是这种双向关系的作用时间却不同步。当基期知识市场规模变大(变小),翌年的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也会变大(变小);但知识市场要在4年之后才能反映出基期信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改变,这主要是由于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长,转化成可用知识传递信道所需时间长。

四、对策及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信息基础设备建设对于知识市场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知识市场起作用的周期过长,造成知识转化效率低。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的建议如下。

1、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邮电通讯基本建设对知识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正面影响,所以中国要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方便快捷的通讯方式能够更好地用于信息的流通和传播,促进知识市场的发展,夯实中国的创新能力。

2、增强利用信息技术的能力。由于技术设施建设对知识市场作用在4年后才充分体现。因此,中国必须强化利用信息技术来促进知识市场的发展的能力,用以减短受益的滞后期,提高中国的创新能力。

3、合理地规范知识经济的虚拟市场规则。目前,信息技术对知识市场的促进作用并不高,而通过网络进行知识交易还面临着国家科技平台、区域技术平台、专利数据库网络整合的问题以及知识网络交易规则不完善等问题。实践证明,合理而规范的规则可以保证私人知识合理合法的转化为公共知识,还可以提高信息技术对知识市场的促进作用。

(注:本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8BJL

006)。)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R].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6.

[2] 张林:区域知识管理的原则、目标与方式研究[J].人文地理,2007(1).

[3] 龚荒、王元地:中国专利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08(1).

[4] 张慧涛、张旭梅:知识市场――实现供应链知识共享的新视角[J].科学管理研究,2007(10).

第2篇：关于通讯的知识范文

关键词：建构主义；即时通讯技术；教与学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7)07－0050－02

收稿日期：[HTSS]2006-11-06

作者简介：柳延东(1967-)，男，广西贺州人，讲师，从事多媒体教学研究。

信息时代的教育将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即时通讯(Instantmessaging)技术作为网络技术中最活跃的技术之一，将会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思想、观念、内容和方法，改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对我们的学习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一、即时通讯综述

即时通讯是一个终端服务，它允许两人或多人利用网络对文本、语音、视频等多种形式的信息进行即时交流。即时通讯软件整合了电话的简单、即时和电子邮件的图文精确的特点，并且具备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短信传送、视频对话、文件共享、影音播放等诸多功能。它具有六大特点：交流活动的实时性、间接性、自由性、主动性；交流角色的平等性；交流方式的灵活多样性；交流对象的多样性；交流通道的独立性、可拓展性；信息呈现的多媒体性和易保存性。即时通讯技术的诸多特点使它对现代学习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即时通讯技术对现代教学的影响

即时通讯技术在现代教育教学中是以学习的工具、学习的对象、学习的环境等多种角色面貌出现的，它冲击着传统的教育和学习方式，从多方面影响着传统的学习行为、教育模式和培养方式。即时通讯技术的出现使主动建构的、探索式的、协作式的、个性化的学习成为可能。

1．学习模式的转变。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外界信息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知识不是学来的，而是学习者按自己的需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自主建构完成的。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由于教学手段的限制，教学活动主要是在教师、学生、课本、教学环境间进行的，教学信息的传递方式比较单一和迟缓，学生提问和教师答复都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学信息量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学生根本就没有进行信息选择的余地，只能被动接受。课堂上，往往是教师“主动讲”，学生“被动听”，学习模式以接受式学习为主，学习者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很难实现。将即时通讯技术引入教学，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交互性环境，可以帮助学生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习者讨论交流，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可广泛地接触不同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接受各种不同思想文化的启发；将即时通讯技术引入教学，可以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思路，提高教学效率;将即时通讯技术引入教学，为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协商式、合作式、探究式学习模式成为主要的学习模式。这些，都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自主建构。

2．学习方式的转变。在传统学习中，知识呈线性排列，计算机技术使知识呈非线性的立体式网状结构排列，这种信息组织，是由结点和表达结点之间关系的链组成的网，可分成不同的关系和思维单元，符合人类认识记忆的规律。学习的方式也从线性转向非线性。学习者利用即时通讯技术在进行浏览、查询、注释等操作时，不必按教材原有的模式进行，可以任意组合、跳转，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自主学习方式。

3．学习环境的转变。即时通讯技术为个别化学习提供了更宽松的环境。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讲求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因材施教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话。即时通讯技术支持下的教学能够充分照顾个体的个性差异，以学习者为中心，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自主学习环境，实行比较彻底的“异步教学”。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兴趣、能力和水平确定学习进度。他们就像走进了“自助式餐厅”――要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全由自己掌握。学习者完全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他们不再是教学内容的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的学习的主人。

4．学习时空的转变。在传统教学中，学习时空受到很大的限制，互动与交流活动常常局限于一个班级教室内，交互活动的人数及地域都受到限制，很难进行有效的协作学习。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基础好的学生去帮助和指导基础较差的学生，而基础较好的学生很难有机会从基础较差的学生那里获得帮助。因此，这种“互相帮助”、“协作学习”、“合作学习”，是以优等生的片面奉献为特征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协作、互助与合作，学生的协作热情必须在教师的不断要求和刻意鼓励下才能得以维持。即时通讯技术被引入教学后，学习的交互活动不仅仅局限在一间教室里，甚至不局限在一所学校、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内，只要网络连通的地方，都可以成为学习与交互的场所。交互对象不受人数、地域和身份的限制，交互对象可以是教师群体、学生群体以及其他的网络访问者。互学习可以在同学―同学、同学―教师、同学―在线专家、同学―课件、同学―资源库等之间展开，在这个平台上的学习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助的、协作的、多向互动的、自发的、开放的，也是高效的学习。

5．角色的转变。传统教学是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教”的行为展开的。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统治者、主宰者，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在即时通讯环境中，交流的角色是平等的，QQ、MSN等群里的教师和学生之间是平等关系，两者间不再有义务、责任等的约束，也不再有身份的差别，对于同一个问题，两者是本着共同探讨的态度进行讨论的。教学由“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化，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的角色将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和平等的学习伙伴。教师的任务主要是为学生的自主建构提供各种支持。在这里，每个学习者既可以是学生，也可以同时是其他学习者的老师。或者说，在这里，已经没有了学生和老师的区分，每个学习者都具有多重的身份，即既是知识和信息的分享者，又是知识与信息的提供者。

6．交互方式的转变。传播学中有一个“沉默的螺旋”的概念，其含义是人们为了避免成为异类，陷入孤独，往往在大众媒体或舆论活跃分子发表了意见之后，不再表达自己与之不同的观点。在传统教学中，交互活动共用一个交互通道，学习者必须按顺序发言，同步交互，交互活动是完全公开的。这必然使一些“胆小者”为避免人前出丑而尽可能逃避发表与众不同的言论，导致“沉默的螺旋”现象的出现。这正是传统教学中学生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创造性思维、创造能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不能得到很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即时通讯环境下，交互活动具有多样性、间接性、隐蔽性、自由性等特点，交互通道具有独立性和可拓展性。即时通讯环境中的交流活动多数是点对点的对等通讯(Peer To Peer)。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自主地选择交互的方式和时间，交互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可以是同步的实时的也可以是异步的延时的，它使人与人的沟通突破了时空极限、等级极限、环境极限、心理极限……交流环境是宽松的，允许和鼓励“不同声音”的存在。在即时通讯环境下，每个学习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而不相互干扰，可以很好地避免“沉默的螺旋”现象的出现，这样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

7．学习体验的转变。学习应该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学习过程应该是一种快乐的体验。然而，由于传统教学手段单一、教学模式僵化、教学环境封闭等原因，致使许多学生存在厌学的心理，在他们看来，学习是枯燥的、令人厌恶的和让人恐惧的。即时通讯技术支持非线性实时多向交流活动，即时通讯中的交流具有实时性，信息呈现具有多媒体性和易保存性的特点。它不仅能传递文字信息，还能够传递语音、图片以及视频等，信息内容逼真、形象、丰富而完整。信息还原程度高，更具有真实感，可以为学生的自主建构提供真实、丰富和复杂的情境，可充分调动学习者的各种感官把一些抽象的东西具体化、生动化，使对信息的接受和理解更容易，记忆更深刻，而且所有的信息数据都可以保存下来，为以后的复习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即时通讯技术真正地实现了寓教于乐，使学习变得更轻松，更有趣。

三、反思

近年来，我国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已成为我国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之一。作为一种学习的哲学，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是不能传递的”，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以自己喜欢的方式通过意义建构而获得的。建构主义者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既强调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他们认为，教师应该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非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或被灌输的对象。基于这种观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出了以下教学原则：（1）科学知识的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这是建构主义关于教学本质的明确表达，他们强调自主的意义建构是学习者知识形成的唯一途径；(2)科学探究是学生建构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强调让学生自主寻找用于解决问题的信息与方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知识；(3）重视学生的原有知识经验在学习中的重要性，强调依靠背景知识进行自主建构；（4）重视提供真实复杂的情境，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建构知识；(5)提倡合作与互助学习，为知识的社会建构提供机会；(6)重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必须为学生的知识建构提供支持条件。然而在传统教学条件下，建构主义的这些教学主张是很难实现的。要想实现建构主义学习论所要求的教学环境，推行建构主义学习论所提出的教学原则，必须引入新的教育技术手段。

即时通讯技术之所以能够被引入教学，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支持。同时，即时通讯技术的诸多特点也恰好可以满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教与学的要求，反过来支持了建构主义所推崇的教学原则，在客观上推动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支持下，即时通讯技术被引入教育教学领域后，使教学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学习知识的途径及学习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时通讯技术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所倡导的理想的学习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建构主义关于教与学的主张的实现成为可能，使主动建构的、探索式的、协作式的、个性化的学习成为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验证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优越性，对我们培养学生的合作与交流能力、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创造性思维力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我们的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钟启泉.信息化社会与教学技术现代化［J］．上海教育，1997(8).

［2］陈琦.对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几点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5)．

［3］李秋洪.电脑网络：新生活的开始［J］．百科知识，1999(1)．

［4］钟志贤.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新思考［J］．中小学电教，2000．(5)．

［5］王松涛.论网络学习［J］．教育研究，2000(3)．

第3篇：关于通讯的知识范文

当代21世纪的教育核心理念就是“素养”与“能力”的教育。根据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2003）所提出的报告指出，理想中21世纪的学生应具备的“素养”与“能力”应该有二个部份，第一是“知识”的向度，包括了语言、艺术、科学和数学等核心科目（core subjects）以及全球意识、公民素养、健康素养和环境素养等议题能力（themes）；其次是“技能”的向度，包括了学习与创新、资讯媒体与科技以及生活与事业的技能等，其中又分别涵盖了创造和创新、批判思考、问题解决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另外也纳入了资讯素养和媒体素养（如表1所示）。

此外，由于现代传播媒体的日益发达，学生们的学习管道其实已经不再局限于制式环境的学校教室，相反地，媒体传播（包括网路、电视、新闻、报纸、广播等）的各种讯息已经成为学生各类学习的重要管道之一，媒体其实已经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学校（invisible school），能够提供学生在学校以外的各种学习内容。就科学教育的情境而言，透过科技新闻的接触来提升学生的科学知识水准以及科学本质观可以视为是提升科学素养的一种取径，本文将以此概念架构为主，尝试分析科技新闻批判阅读的重要性。

二、资讯、媒体与科技的技能：

1科技新闻与科学传播

在现代的科技社会中，科技相关知识传播的方式有许多种，举凡学校教育、电视传媒、杂志…等。就一般社会大众而言，在脱离了校园环境后，要再学习到科技知识的机会也相对减少；科技相关的新闻报导可以看成是一般大众在走出校园后仍能持续接收科技知识与接收科学讯息的重要管道与来源(黄俊儒、简妙如，2006；Norris, Phillips & Korpan,2003)。然而对非科学相关背景的民众而言，科技相关的知识通常是艰涩与难以亲近的，所以必须藉由传播媒体的力量，将科技的内容与知识转化成大众熟悉的传播符号，包括文字、影音以及图像等表征形式才能方便社会大众的学习与理解(关尚仁，2006)。

所谓的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可以是多面向的概念，以科学领域而言，科学传播是将科学讯息传播于科学家或相关技术人员；以传播领域而言，科学传播是将科学讯息透过传媒传播给一般大众(谢灜春，2006)。科学传播的路径通常分为两种，其一是学校的正规科学教育课程，其二是一般的大众传播媒体；前者目的在于传承人类文化中的科学知识，提升大众的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而后者的目的则在于确保一般大众在离开学校教育体系之后，仍可获得相关的重要科技知识。事实上，一则好的科技新闻报导可以帮助大众了解现在科学家在做什么或是能理解科技知识的内容，增加自身的科学素养，进而能理性地辨别或评论相关科学议题；相反地，一则不适切的科技新闻报导，则容易造成大众对科学认知的误解，也会增加大众和科学之间的距离。就报导内容而言，科技相关的文教类节目，因为涉及科技知识与专业面，所需成本比较高，因此电视业者投资也较少，所以一般社会大众主要只能藉由西方节目，如Discovery频道、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s International，NGCI)或是相关的科技新闻来吸收科学知识。但有时常因为编译的错误及记者科学素养的薄弱而造成知识传递上的谬误(曾国峰、徐美苓，2004)。此外，若仔细分析科技新闻报导的过程，可以发现其报导的手法常以”印象”来取代“内容”，忽略完整的科技研发与知识产生的过程，而仅以广泛甚至夸大的报导来满足一般人的好奇心(Nelkin，1995)。更有研究发现，学生在阅读科技新闻的时候，普遍对于科学发展的社会脉络、科学报导知识的内容、新闻背后的相关讯息以及相关的价值关怀等面向都有认识不足的现象，也因此有可能造成对科技议题认识上的简化、难以进行有意义的论证、无法对讯息做出判断以及忽略个人公民角色等缺陷(黄俊儒，2008)。

2科学教育与传播媒体

近年来，世界各国科学教育的目标都在强调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希望学生在经过学校的科学教育之后，可以“体会到明了和理解自然世界后所带来的丰富感受和兴奋心情”、能够“运用适当的科学过程和原则做出个人的决定”、更可以有能力”智慧地投入有关科学与技术事物的公开论述和辩论”，最后，进而可以“运用以科学素养所带来的知识、理解和技能来增加经济的产出力”（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6）。其实“科学素养”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概念，会因为在不同的情境脉络下而衍生出其他新的内涵。例如Shamos（1995）就曾指出科学素养包含了“文化性”、 “功能性”以及“真实性”等三种层面，其中“文化性科学素养”（cultural scientific literacy）就认为一般人对于在社会沟通过程中常用到的科学名词都应该有基本的认识，因此民众可以阅读报纸及杂志中有关的科技资讯内容，甚至能参与公众议题的讨论；Millar（2006）就提到资讯时代中具备科学素养的人，应该具备相关的阅读能力，可以阅读和理解传播媒体或新闻报导中有关科学事务的讯息，而且可以针对这些相关资讯进行批判的反思（reflect critically），以辨认出报导中所包含的资讯，甚至是报导中忽略的讯息。Jarman 和McClune（2007）更将新闻中的科学成份（science in the news）同时看成是资讯时代提升科学素养的必要条件，也是表现科学素养的一种平台。

一般而言，所谓的素养（literacy）就是指语言或文字的听、说、读、写等基本能力，但是在现代科技的媒体环境中，素养的概念内容必须加入一些必要的元素。诚如美国媒体素养联盟（Alliance for a media literate America, AMLA）所提出的概念指出，“媒体素养是一系列的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ies），包含对于各类型式的印制（print）与非印制（non-print）资讯，具备取得（access）、分析（analyze）、评价（evaluate）以及沟通（communicate）的能力”（AMLA, 2004）；媒体素养也是一种能够运用不同形式去获取（accessing）、分析（analyzing）、评估（evaluating）以及沟通（communicating）讯息的技能（Hobbs, 1998）。具备媒体素养的人可以同时是图像（images）、语言（language）和声音（sound）等讯息的批判思考者（critical thinker），也是一位创意的产制者（creative producer），所以媒体素养就是一种在媒体与科技讯息环境中的技能性应用能力（skillful application），能够理解一些具有批判观点的问题，例如媒体中呈现了哪些说服的讯息? 为什么媒体要有特定的呈现形式? 谁可以从这些讯息中获利? 我们会如何受到媒体的影响? 以及应该如何改善媒体系统或环境等，而这些反思能力正应该是媒体素养或是资讯素养中的重要元素。

Malamitsa、Kokkotas和Kasoutas(2008)曾经提到，在现今教育研究上，普遍接受批判思考是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且，教育是让世界发展与和平的希望，也是批判思考最好发挥的环境(Handford,1993)。许多研究者在谈及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定义时，也会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如表2所示)。根据表2之内容整理，研究者主张，批判思考就是对于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所关心的人、事、物等对象，经由一系列的观察、假设、存疑、评估及判断等过程来解决问题的历程。

台湾自1993年7月后，多数家庭开始安装有线电视，且陆续有许多传播业者加入有线电视的行列，之后随着电脑与网路系统逐次兴盛，对一般民众来说，现今取得各类资讯的方便性已经大为增加，随手打开电视、开启网路，映入眼帘地尽是各种不同的讯息资源(李明哲、唐志宏，2002)。但随着广播、电视频道的林立，以及网路的普及性提高，衍生出的问题也非常多，例如，所呈现之内容趋向以商业利益为导向，逐渐地对社会不同的面向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冲击和影响；节目内容常常都是宣传广告与灌输等谈话性的娱乐节目；记者报导或主持人言论易有个人主观意见或偏见以及节目内容充斥着虚实不分的资讯等(余佳贞，2007；李明哲、唐志宏，2002；关尚仁，2006)。在这样的情形下，一般社会大众渐渐地缺少了想像与思考的空间，甚至在教育现场，部份学生为了贪图方便，直接采用网路上所查询到之相关资料并照单全收，而不加以选择或思考；或是常因媒体传播或网路资讯所提供的资讯而受到误导，甚至受骗(洪敏怡、黄万居、彭彦璟，2008；苏明勇，2003)。这表示出一般社会公民或学生对于传播资讯的内容无法有正确的判断能力，也缺乏批判思考的能力，更显示出批判思考的能力培养将是现代教育工作的重要课题(沈家平、陈文典，2006)。

3科技新闻的批判阅读

要让社会大众都能了解科学与技术相关的议题，所需注意的重点是要让大家有机会接触这些领域的内容或相关资讯。Miller(1998)就曾指出，一般大众接触科学相关行业的经验，相较于其他领域来说是比较少的。透过新闻媒体来传播科学，就可以让一般大众比较有机会接触科学，因此新闻媒体可以成为科学传播的主要通道，而科技新闻的报导也自然地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关尚仁，2006)。但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大众传播的过程中会牵涉到许多元素，例如公众(public)、媒体(media)、决策制定者(decision makers)以及社会与政治机构(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等，不仅这些元素的整体互动形成了一个大众传播迴路(circuit of mass media)，其实各个元素之间彼此也会有不同层次的互动关係，因此媒体传播的过程必然会出现调节(mediation)的现象，也就是说所有的资讯呈现都是经过选择的结果，阅听大众必须了解到，“科学传播不会有一个中立(neutral)或客观(objective)的方法，只有追求真相(truth)与精确(accuracy)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Miller, 1999)。

若就传播资讯的价值性来看，科学家与记者的观点几乎完全不同。科学家社群认为有价值的传播资讯应该是要完整地传达科学研究的过程，其研究结果应该要有教育的功能，可以为科学事业进行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 PR)的经营，报导的内容应以事实为主(factual orientation)，强调理性的诉求(rational appeal)；而新闻记者社群则认为传播报导的资讯必须要有新闻性，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吸引到最多的阅听众，报导的内容则偏向个人喜好(personal orientation)，强调感性的诉求(emotional appeal)( Fjæstad, 2007)。台湾近年的研究也同时指出类似的结果，首先是新闻记者比科学家更认同新闻的正向功能；其次是科学家比记者更认为科学新闻偏向戏剧化且过于简化，甚至容易让民众产生误解；最后则是科学家认为科学新闻报导的正确性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则，但是记者却不如此认为，反而认为科学家应该设法多去了解新闻媒体(陈忆宁，2011)。姑且不论这二种专业人士对于科学传播的内容看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仅就阅听大众知的权利而言，显然对于科技新闻的报导内容抱持着一种批判思考的阅读态度已经是现代社会公民在面对媒体资讯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的能力，也是一种必要的素养。

参考文献：

[1] Alliance for a Media Literate America. (2004). What is media literacy? 2010年12月9日，取自省略/medialit/index.php

[2] Bailin, S., Case, R., Coombs, J. R., & Daniels, L. B. (1999). Common misconceptions of critical thinking.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31(3), 269-283.

[3] Ennis, R. H. (1996). Critical thinking. Upper Saddle River,N. J.: Prentice-Hall.

[4] Fjæstad, B (2007). Why journalists report science as they do. In Martin W. Bauer, Massimiano Bucchi., eds. Journ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Scien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ews and Public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5] Hanford, G. H.(1993). How to save the world: Through Critical Thinking.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370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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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arman, R., & McClune, B. (2007). Developing scientific literacy: Using news media in the classroom. Berkshire,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8] Malamitsa, K., Kokkotas, P. & Kasoutas, M.(2008).Graph/Chart Interpretation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Scienc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19(4),371-384.

[9] Mayfield, M. (1997). Thinking for yourself: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hrough reading and writing.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0] Millar, R. (2006) Twenty First Century Science: Insights from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scientific literacy approach in school sc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8 (13). pp. 1499-1521

[11] Miller, J. D. (1998). The measurement of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7, 20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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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6). The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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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关于通讯的知识范文

关键词图书资讯学 硕士教育 课程设置 台湾地区

1.引言

我国台湾地区的图书资讯学与大陆地区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同根同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成立。1949年后，两岸图书资讯学发展模式各异，大陆地区参照苏联模式，而台湾地区受美国影响颇深。1955年，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设立图书馆学组，标志台湾图书馆学教育的开端。通过20世纪60-70年代的经验积累，台湾的图书资讯学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经过了60余年的发展，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教育具备了扎实的根基。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变化，人们对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但从文献检索结果来看，国内专门研讨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文章并不多见。邱均平等从培养目标、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师资力量、继续教育5个方面对海峡两岸的图书情报学教育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周莉娜对台湾开设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大学课程仿照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图书情报学课程模块设置，建立课程分类框架分析得出台湾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特色及启示。张华姿从学科专业体系、课程设置、师生情况、教学设备、继续教育等方面对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各阶段的教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梳理。张云瑾介绍了台湾高等院校图书资讯学教育发展历程及现况，简析办学特色以及面临的问题。宋安莉从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三方面介绍了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教育的现状、特点以及专业课程设置情况。杨美华等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相关标准和数字学习的认证方面，探讨了台湾图书馆学课程设置的规划和教学策略的创新。从内容上看，现有的研究多偏向于对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的教育现状进行整体性概括介绍，具体涉及到硕士阶段课程设置模块分析欠缺；从时间上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2010年之前，这对于反映当下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现状与动向缺乏新鲜的信息；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多数研究以文献调查法、案例分析法等定性研究为主，通过实际调研获得全面而准确数据的定量研究相对罕见。文章以我国台湾地区目前设有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7所高校为调查对象，对其课程设置进行定性与定量综合分析，进一步结合师资建设、培养目标以及教学方式等对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展开比较分析，从而得出启示，以期为我国图书情报学硕士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2.调查对象与数据搜集

通过访问我国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官方资讯网，进入大学院校一览表及硕/博士班概况检索系统（http：//ulist.moe.gov.tw/），确定台湾地区现开设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7所高校系所，分别是：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中兴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辅仁大学图书资讯学系以及世新大学资讯传播学系。调查时间上以最新的时间为准，搜集2016年我国台湾地区7所高校开设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最新动态以及各校在2016年的即时官方网页信息。在数据搜集上注重数据的新颖性和权威性，以真实地反映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现状。

3.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课程设置分析

通过网络调查的方法，直接访问台湾地区拥有图书资讯学硕士招生资格的7所高校系所官方网站，获得课程设置相关数据。根据课程的不同性质，参考王知津等学者提出的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课程分类框架体系，结合我国台湾地区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将课程归入四个一级类目，分别是：专业课、专题课、讨论课以及实习课。为使归类课程合理，对所有多元课程进行拆分，例如将多元课程“资讯搜集与组织”拆分成“资讯搜集”与“资讯组织”两个课程小类归入不同类目。

3.1专业课课程模块

通过在一级类目专业课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二级类目和三级类目，形成表1。根据表1所示内容分析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专业课课程设置的特点。

3.1.1较重视图书资讯学基础理论与方法课程

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把一般理论与方法的专业课设置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第一要点，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第一，对于大学阶段非图书资讯学类专业毕业的学生要求先修部分专业课程，帮助学生获得专业核心知识，为研修更加深入的专业知识奠下基础。如：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要求先修参考资源与服务、资讯搜集与组织、图书资讯学等课程；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要求补修资讯征集与组织、资讯资源与服务2门课程；中兴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要求学习读者服务研究前应先修完参考资源与服务，学习技术服务研究前应先修完资讯搜集与组织，学习图书资讯学研究前应先修完图书资讯学导论。第二，图书资讯学专门理论类别下具体课程体现了课程设置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特性，如包括学术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医学图书馆等专门理论课程，注重对特定信息机构的研究。第三，台湾地区7所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高校皆开设研究方法的相关课程，且种类齐全。如包括统计方法、计量方法、质性研究、引文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思维的逻辑性与严谨性。

3.1.2设置了实践性强、技术性强的课程

由表1可知，7所高校系所皆开设资讯资源管理、资讯技术/系统与网络、组织/管理与环境的相关课程，且课程开设数量众多，这些课程正是图书资讯学专业领域与实践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如：7所高校系所共开设191门专业课课程，二级类目资讯资源管理下开设课程数量最多，共43门课程，占专业课课程总数的23%，在其资讯搜集类目下，开设的资讯资源类课程涉及到的领域V泛，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科技、生物医学、商情资源以及专利资讯等；二级类目下开设课程数量第二的为资讯技术/系统与网络类目，共41门课程，占专业课课程总数的21%，其资讯技术类课程不仅开设院校比例为100%，且包含26门相关课程，是专业课中课程开设最多的三级类目，资讯技术的掌握可以更好地促进资讯系统、资讯网络以及数字图书馆的开发与建设，促进图书资讯学的发展。此外，资讯服务业作为21世纪的热门行业，各级图书馆与资讯服务单位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之大显而易见。以三级类目资讯服务为例，其课程设置服务对象包括儿童、青少年、健康资讯、文化创意等，其服务方式既包括线上参考服务又包括线下读者服务。课程设置分类之细、程度之深、涉及之广，旨在满足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对图书资讯学专业人才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要求。

3.1.3忽略了资讯检索、素养与数字图书馆等课程

由表1可知，7所高校系所专业课设置较少的课程模块主要集中在资讯检索、资讯网络、数字图书馆、资讯素养与教育4个三级类目下。在开设院校数量上，仅有2所高校开设资讯检索类课程，而资讯网络、数字图书馆、资讯素养与教育也仅只有3所高校开设相关课程，而这些相关课程知识的培养也正是当下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需予以重视加强的地方。其原因显而易见：首先，具备扎实有效的资讯检索能力是图书资讯学专业学生不可或缺的职业竞争力以及个人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其次，在动态且复杂的网络环境下，资讯网络技术与网络安全对于图书资讯学高级人才教育的重要性已不容忽视；再者，只有具备高资讯素养的学生，才能更好地与资讯社会、资讯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资讯社会的发展；最后，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大众需求的不断专深，使数字图书馆建设作为一个时代的智慧成果应运而生，成为图书资讯学发展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因此，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向纵深方向发展必须加强以上薄弱环节的专业课程建设。

3.2专题课课程模块

专题课课程归类所参照的分类体系与专业课课程分类框架相同，台湾地区7所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高校的专题课课程设置如表2所示。由于专题课自身特点是对某一专门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因此，专题课数量相比于专业课明显减少，在实际分类中个别三级类目下由于未开设相关课程而没有列入表格之中。

3.2.1保持与专业课设置要点的一致性

专业课课程设置重视图书资讯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同样这也是专题课课程设置的基本要点。如表2所示，专题课课程设置涉及到图书资讯学理论与方法、资讯资源管理、资讯用户与服务、资讯技术/系统与网络、组织/管理与环境、相关专业以及其它专业课各个方面。其中，图书资讯学理论与方法的课程开设院校的数量为7，即开设率为100%，且图书资讯学理论与方法的类目下共开设了11门专题课课程，在所有二级类目中课程开设数量最多。这两项数据从侧面反映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发展并没有忽视加强教育学生对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理解，重在坚持图书资讯学学科专业研究的根本。如以图书资讯学专门理论为例，其专题课程就包括我国传统的目录学专题、四库学专题，以专题课课程深入的互动形式，加深学生对我国传统图书资讯学学科理论的学习兴趣与研究认识。

3.2.2设置既有深度又有代表性的专题内容

专题课是对专门主题展开深入研究，旨在加强学生的研究力度与深度，培养其能够深入研究该领域精髓部分的能力。一方面，设置具有深度的专题课程内容。如表2可见，在三级类目资讯服务下根据不同服务对象分别设置了读者资讯服务、技术资讯服务、工商资讯服务、图书馆电子资讯服务、图书馆数位典藏与服务、书目疗法等8门专题课程，强调对特定用户群的研究。另一方面，设置具有代表性的专题课程内容。由表2可知，各个二级类目下皆开设了具有代表性的专题课程，资讯技术类目下设置热门的研究领域课程，如数位学习与图书馆、人机互动等专题课程；资讯用户类目下设置代表性的多媒体读者专题、资讯使用专题以及资讯行为专题。这些专题课程设置正体现了iSchool确立的核心要素，即以“信息、技术和人”的关系为研究中心。此外，部分高校对于专题课的开设不拘一格，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体现在其不局限于本学科领域内的专题，还拓展相关学科、其他学科主题的专题研究，开设跨学科的专题内容。如档案学、出版发行、教育学等，既扩宽图书资讯学硕士的知识面，也促使学生广泛汲取各领域的知识。

3.3论课课程模块

讨论课的形式活泼生动，不刻板的追求知识点的讲解，而更多的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思想价值的传递，培养学生的自由表述能力，激发学生的思维活跃力。7所高校的硕士讨论课与实习课的设置情况如表3所示。

讨论课课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讨论课设置范围宽、形式多。讨论课的课程设置涉及到图书资讯学理论与方法、资讯资源管理、资讯用户与服务以及组织/管理与环境四大二级类目，从对本学科基础理论的讨论到对专业技能的讨论，涉及到图书资讯学众多研究领域与热点内容。各高校讨论课的形式多样，这既能使学生们在轻松的气氛下吸收知识要点，又能鼓励他们进行思想的交流和传递，同时还能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二，讨论课课题的设置以时下研究热点或具有争议的学术话题为主要讨论对象，如当代技术服务规范专题研讨、当代图书馆问题研讨等讨论课，激发学生密切关注专业动态，掌握最新资讯，与时俱进。

3.4实习课课程模块

在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开设的实习课，不是作为实践环节，而是纳入课程学分之中，作为课程模块中的一项内容，其实习课包含科研实习和教学实习两种类型。由表3可知，总体上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专门的实习课开设院校相对较少，大部分院校提供给硕士的实习类型是工作实习，但也有少量院校给学生提供了教学实习的机会。其中，工作实习以图书馆单位实习为主。在工作实习中，学校主要安排学生去各种类型的信息机构实习，如档案馆、学校图书馆媒体中心、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及其它的专门图书馆或信息组织机构。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各高校还比较注重学生在技术领域的实践机会，例如，学校为学生安排关于管理系统、数字图书馆等方面的实习内容。通过与校外专业单位合作开设实习课程，增进学生的实务能力。各校合作对象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图书文献馆、出版社、书店、信息服务公司以及其他各类型企业、组织等。

4.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启示

4.1聚焦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师资国际化水平

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台湾地区7所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高校系所除了聘任学有专长的专任教师外，也特别聘请图书馆实务界、产业界专家以及学界名誉教授担任兼任教师，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首先，各高校系所师资建设不仅注重师资的高素质水平，同时也重视师资学科背景的多样化。如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拥有最多的专任师资，其中，教师博士学历占比100%，教师海外学历背景占比71%；辅仁大学图书资讯学系拥有最多的兼任师资，其聘用的教师专业背景涵盖图书馆学、管理学、信息科学、信息安全、多媒体技术、数字化学习、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其次，各高校系所师资的海外教育背景众多。如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高校系所中，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作为台湾地区第一所通过iSchool联盟认证的成员学校，其海外背景的教师数量最多，比例达76%；而根据大陆地区的相关统计显示，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的海外背景教师数量最多，但其比例仅为25%，二者相差甚大。因此，大陆地区相关高校系所应当进一步加强师资的海外背景建设，把握学科前沿、培育创新型人才、增强国际影响力。

4.2切中时代脉搏与学科特色，培育需求导向型人才

首先，从整体上看，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各高校系所硕士培养目标相同之处在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设置多元的培养目标。如武汉大学硕士培养目标为：能从事图书馆学和编辑出版学教学与研究，并担负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编辑出版发行及其他信息管理和咨询工作的高层次、宽口径、复合型专业人才；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培养目标为：知识服务机构经营管理人才、学习资源中心经营管理人才、企业知识管理人才、数字内容管理人才以及图书资讯教学及研究人才。其次，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大陆地区的图书情报学硕士培养属于兼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综合教育，如注重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强调社会主义觉悟；而我国台湾地区的高校系所中则鲜有强调通识教育，更加强调专业教育。最后，从个体上看，不同于大陆地区高校趋同化的培养目标，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高校系所结合教师研究的细分化、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化以及本校与所在区域的发展情况，确立了各具特色的培养目标，体现出各高校不同的培育倾向与侧重点。如政治大学培养目标中强调图书资讯学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融合，培育数位资讯时代的高科技专才；中兴大学强化培育学生行政与领导能力等。

4.3注重课程设置的多样化与模块化，培养专业竞争力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硕士课程设置方面相比较主要呈现两大特点。第一，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专业课程内容皆设有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两大模块。我国台湾地区的课程总数量最多的是辅仁大学图书资讯学系，共有73门课程，其专业选修课占总课程数量的比例达90%。据有关调查，我国大陆专业选修课比例最大的为武汉大学，比例达68%，二者相差较大；而在ischool院校中，课程总数量最多的是伊利诺伊大学，共有194门课程；选修课占总课程数量比例最高的是匹兹堡大学，共有63门课程，比例达92.6%，5所学校中比例最低的也达到77.8%。可见，同ischool院校的数据相比，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应当丰富专业选修课程的多样化设置。第二，在课程体系规划方面，我国大陆图书情报学硕士课程相对独立，而我国台湾地区课程规划之特色在于其更加具体、详细的模块化设计，每一模块下设围绕某一主题紧密相联的若干课程，并说明该模块的核心培养目标，形成一个有机的课程体系。如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的专业核心课程模块下规划资讯组织领域、资讯资源与服务领域、资讯管理领域、资讯传播科技领域以及资讯与文献学研究议题五个下属模块，五个模块下共包括50门课程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求进行选修，从而构建和调整个人知识结构，培育个人专业核心技能。

4.4依托“四位一体”的多元化教学方式，驱动教学全过程

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是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共同特点。第一，专业课程教学方面，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专业课课程结构体系比较接近，但具体课程内容各有侧重。如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理论/方法与资讯技术/系统/网络二者课程数量之比例为0.75：1；根据相关调查计算得出，我国大陆地区的相应比例为1.19：1。第二，专题课程教学方面，我国台湾地区专题课结构体系同大陆相比体现了差异，我国台湾地区另外开设了组织/管理/h境、相关专业课以及其它专业课的专题课程。第三，我国台湾地区受美国教育的影响设有讨论课，而大陆则是特别设置前沿课，作为我国大陆图书情报学硕士教育特有的教学课程类型。第四，实习课程教学方面，大陆和台湾地区皆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我国大陆自2010年起设置图书情报学专业硕士学位，以专业实践为导向，注重实践和应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训练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实行图书情报学学术型硕士和专业硕士并行培养的方式；而我国台湾地区则是主要采取加强学生实习的广度与深度的方式，如世新大学资讯传播系自2012年起与日本鹤见大学图书、档案与资讯学学系固定举办海外实习课程；同时与多家资讯传播媒体建立产学合作关系，邀请业界专才至课堂与老师共同授课交流，让同学课上即可知晓最新产业动态与技能发展。

第5篇：关于通讯的知识范文

知识积累

成功的CFO往往不仅是专才，更是通才。

“在CFO岗位上，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对我日常工作的影响最大，其中专业知识包括与会计相关的知识，管理知识包括一般的管理知识、战略、营销等方面。”威高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崔谨介绍，他当年从学校毕业后，先在“四大”工作了几年，之后转战进企业财务，从基层慢慢升至CFO岗位，这样的发展路径，对他目前的工作帮助非常大。

北京鹏龙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龙行”）副总经理、CFO萧枭向记者介绍，“拿我现在的工作来讲，我所在的鹏龙行虽然现在主营的是汽车贸易，但未来要打造成汽车零售商集团，要投资建设上百家的汽车4S店。因此，我眼下所关注的不能仅仅停留在企业的销售经营方面，在企业快速发展阶段还得关注投资、项目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由于之前有过房地产工程管理、合同预算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经历，这些经验在投建4S店时就能发挥作用。CFO只有成为懂业务的财务管理人员、成为业务人员的伙伴，才能在与业务部门沟通交流时提出一些更有依据的要求和建议，沟通的障碍也会减少。”

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各种资讯轮番轰炸的当下，获取知识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低。然而，如何在盘根错节的知识网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捷径”，往往比获取知识本身更具考验。谈到获取知识的渠道，有着20多年财务工作经验的河南瑞贝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武俊安称：“现在我的工作中用到的最基础的知识是在学校时学到的，其次是后来参加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资格考试时学到的。在工作中，我也经常参加各种培训活动，包括财政部门组织的针对高级会计师的培训、会计领军人才的培训、国家会计学院的培训等。另外，我平时还喜欢看专业类杂志，如《财务与会计》、《财会研究》、《会计通讯》等，喜欢上诸如中国会计视野这样的专业类网站。通过这些方面的学习，我的专业理论和实践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

除了书籍、论坛等渠道以外，崔谨格外注重微信这一社交工具。“我觉得微信比门户网站对我的帮助更大一些，我会在微信上关注很多专业群，也会关注微信的一些公共网址等等。另外，我也比较重视我的同学群，我的很多同学都在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与他们交流对我自己能力的提升帮助很大。”崔谨说。

萧枭学习知识的方式可以归纳为干、看、听、教等四个方面。“‘干’是CFO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在‘干’中所学到的是带着问题和方案的刻骨铭心的经验和知识；‘看’也必不可少，除了看专业书籍、财经杂志获取资讯和知识外，看别的企业、专家经验和观点，提炼和借鉴也能使自身和企业得到提升。”萧枭表示。

萧枭养成了开车听广播的习惯，听广播不仅可以帮他消磨堵车等待的时间，也为他提供了难得的“听”的机会，让他捕捉有用的讯息。“我听广播时常听经济信息联播，有时听到一个敏感的点，就会默默记下来，之后在网络上详细查阅。”萧枭说。在20多年工作中，他没有停止过对自己“充电”，会时常参加一些培训班，并重视与高校的联系、交流，他相信，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尤其是作为寓于实践的“教中学”比单纯的自我学习不仅来得全面而且更为深刻。获取知识、经验的关键在于切磋、交流和积累，这样，对于财务工作的开展会非常有效。

讯息筛选

任何知识、讯息，都有真伪之分，在讯息爆棚时代，如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提高效率，这对于需要不断“充电”、不断处理海量讯息的CFO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

“对于各种知识和讯息，真和伪确实比较难辨别，这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去判断。而且，即便是有用的知识和讯息，是否适合自己，也要打上一个问号。比如现在关于管理会计的运用，如平衡计分卡、作业成本法等很多方法和手段，对其在不同企业中的运用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在选择运用这些管理方式之前，应了解公司自身的状况，然后再将这些获取的知识与企业实际情况进行有机结合，加以实施，这样不仅效率高，效果也不错。另外，作为CFO，一定要有意识提高自己的职业敏感度和专业敏感度，有些商机稍纵即逝，不容迟疑。”萧枭说。

崔谨在处理讯息时，非常注重效率。“现在网上的各类资讯确实比较多、比较杂，我的空闲时间也有限，所以，我会尽量将自己有限的业余时间用来浏览与工作和专业有关的讯息。”

完善的渠道能够帮助CFO在处理资讯、“充电”时更有效率，不仅对CFO个人的成长大有裨益，还能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价值。一位不愿具名的国企总会计师告诉记者，“我关注了正和岛的微信，上面定期会一些国内最顶尖的企业家发表的一些管理、投资方面的帖子，潜移默化中使我的管理能力不断提高，我感觉现在我在日常管理中，相比之前，效率明显提高，效果也更好了。不用说，这样的提升也给我们公司带来了价值的增长。”

可见，目前CFO获取知识的渠道大致包括互联网、电视节目、广播、书籍、杂志、培训活动等。不同的渠道在内容、时效性及感官接收上有所差别。

第6篇：关于通讯的知识范文

通讯员的特点铁路企业由于其性质和特点，决定了通讯员大多工作生活在基层一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专业性比较强，工作比较忙。他们的文化水平与过去的通讯员相比有了明显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对新知识也有着强烈的追求愿望。基层一线的工作、生活，使他们养成了豪爽的性格特点。他们参加新闻培训积极性都很高，恨不得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把新闻采写知识全学完、学会，今天参加了新闻培训，明天就想在报纸上发表作品。鉴于通讯员以上的特点，我们对基层通讯员的培训应当采取灵活的培训方法，以取得较好的培训效果。

培训内容要挤去水分――讲“干货”新闻专业有《新闻理论》、《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等20多门课程，大学里也要学好几年。因此，对于培训时间相对较短的基层通讯员来说，我们就要选择他们最需要、最重要的内容来讲。《内蒙古铁道》报社对通讯员的培训，采取把新闻理论分成采访、消息、通讯、言论、摄影等10余个专题分块进行讲解的方法，把新闻理论与实际采写相结合，通过培训使学员知道了什么是新闻、怎样寻找新闻、在采写新闻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为提高通讯员的新闻写作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讲解要通俗化新闻理论是丰富的、深奥的。对通讯员的培训应该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通俗化，用具体的、通俗的语言来说明深奥的、抽象的理念。《铁路新闻教程》中对新闻价值的定义表述为：“新闻价值指的是新闻在社会上的传播价值，也是新闻取舍和衡量的标准。”这一定义比较抽象，不易理解。在培训通讯员的过程中，我们把它表述为“新闻后所产生的社会效果”，通俗易懂，便于理解。同时，在培训过程中，讲课的老师还结合具体的文章穿插了采写过程中活生生的事例，加深了通讯员对新闻理论的理解，使学员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理论学习和作品分析要结合在对通讯员的培训过程中，除了要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新闻学深奥的理论外，还要与分析作品结合起来，以加深他们对新闻理论知识的理解。在讲解通讯写作课时，讲课的老师结合具体的作品给学员讲什么是通讯？怎样挖掘、提炼主题？通讯和消息有哪些区别？并结合文章进行分析和讲解，加深了通讯员对通讯的理解，巩固了所学的理论知识。除分析文章以理解新闻学理论外，我们还组织通讯员分析自己的作品存在着什么问题，通过认真比较来查找差距，提高了学员新闻写作水平。

理论学习和实践要结合人类认识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直至提高。这一规律对基层通讯员的培训也同样适用。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运用理论，并丰富理论、完善理论。特别是新闻采访、新闻写作以及标题的制作实践性很强，与实践是分不开的。一周的新闻理论课后，我们让通讯员回到各自的单位进行采访，让他们将所学的新闻理论融化到实际采写中。再由辅导老师带领他们深入基层站段进行采访，组织学员对采写的稿件进行分析、修改，通过具体的实践，使通讯员体会到新闻写作的技巧，增强了搞好新闻写作的信心。

第7篇：关于通讯的知识范文

为有效遏制通讯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切实减少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经镇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在全镇范围内集中开展防范通讯网络诈骗犯罪宣传活动。为确保宣传活动取得实效，结合我镇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专群结合，按照以防为主、部门联动、齐抓共管、重在治本的工作原则，开展多层次、多样式、多角度的防范通讯网络诈骗犯罪宣传活动，全面动员，深入基层，把防范通讯网络诈骗犯罪防范知识普及到千家万户，营造浓厚宣传氛围，有效减少通讯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最大限度的减少人民群众财产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二、工作目标

扩大人民群众对打击治理通讯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知晓度，揭露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和有关企业遵纪守法，增强识骗、防骗能力，提高人民群众和有关企业防范通讯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能力，预防和减少通讯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

三、组织实施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阶段(5月14日至5月18日)。镇党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防范通讯网络诈骗犯罪宣传活动工作方案，制定并下发文件，召开动员大会，将相关精神传达到村级和镇属各单位，同时，提高镇、村两级干部对防范通讯网络诈骗宣传工作的认识，让他们掌握宣传方法与技巧，明确宣传工作目标与任务。

第二阶段:深入宣传阶段(5月17日至5月31日)。总体要求：镇、村干部将防范通讯网络诈骗宣传资料发放到每村每户，派出所民(辅)警深入企业等部门开展宣传，做到人人知晓。主要宣传途径如下：

一是通过发放宣传单、张贴通告、悬挂横幅等形式，民警、辅警以及镇、村干部深入到村庄、学校、医院、企业等人员密集区，与辖区群众面对面讲解反诈知识，详细介绍通讯网络诈骗犯罪分子的惯用手法、作案方式、通讯网络诈骗的种类和危害，介绍防骗、识骗技巧和被骗后的紧急补救措施。

同时呼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反诈行动，将反诈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

二是利用流动音响循环播放音频的方式加深群众印象。

主要由村干部录取简明扼要、朗朗上口的防范通讯网络诈骗常识语音，在群众中广泛播放，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坚决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

三是“线上”扩大宣传面。

全镇一大群，各村一小群。通过镇、村各群、各村小组群等微信群各类防范通讯网络诈骗知识，转发各种揭秘新型犯罪手法、警方支招等内容，扩大群众知晓面，切实做到宣传工作全覆盖。

第三阶段:检查验收阶段(6月1日至6月10日)。组织相关部门对防范通讯网络诈骗宣传的落实情况及效果进行督察，按各村委会区城进行划分，对于宣传活动开展落后，通讯网络诈骗案件仍然高发的后三名落实宣传不力的村委会和单位进行全镇通报批评，并将督察情况纳入单位年度平安建设(综治工作)考评。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精心组织实施。

防范通讯网络诈骗犯罪宣传工作是有效减少案件发生、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各村和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研究细化活动方案，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二）落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

各村党支部和单位要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立足本职岗位，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做到宣传全覆盖，切实做好防范通讯网络诈骗教育和预防工作。

第8篇：关于通讯的知识范文

网络式组织这个名词常让人搞混，把它和架装了电脑网路，使用电脑媒体通讯的组织混在一起，分不清楚，为了把这两个观念区分出来，我则称后者为网路化组织，前者与企业组织型态有关，我以「网络称之，后者则与企业生产工具有关，我以「网路称之，为什么人们却那么容易将之混淆？是因为企业资讯化的同时往往也伴随著组织型态的网络化，两者常相伴而来，所以人们也会一个不察就用了一个名词指称两个概念。本文就是要解释为什么网络式组织会随著组织电脑网路化而来，何以两者高度相关，存在著怎样的逻辑？

关键字：资讯化组织、网络式组织、企业再造工程、资讯传播、知识工人

（一）组织网路化是为了因应知识工人的知识性工作而有的组织，而知识工人独立性强，专业能力高，一如WayneBaker所言，对待专精人才，控制不管用了，要授权他们才行，所以新组织不再合适于以命令及规章来管理的科层式控制，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控制为主的网络式管理。

（二）组织网路化是为了增加知识流传的效率与效能，在一个以知识工作为主的知识性组织内，在一个以技术创新为决胜关键的市场内，资讯化是组织生存必要的一步，而众多传播理论则已证实，网络式的结构，不管是公司外部网络较之于公司间相互独立的市场关系，亦或内部网络较之科层组织，都具备资讯流传的竞争优势，所以为了知识流传效率与效能，追求组织资讯化的同时亦追求组织网络化。

（三）与组织网路化同步展开的是企业再造工程，以企业流程为经，工作团队为纬，求取企业的弹性化以快速满足顾客多变的要求。首先，企业再造要建构顾客网络，因为它要顾客加入生产决策之中。其二，企业再造要建构经销商网络，因为它要随时获得市场情报的反馈。其三，企业再造要让组织内部以工作团队为结构单位，亦即内部网络化，以增加生产的弹性。其四，企业再造要建构亲密的供应商关系，以建立即时供货系统，并保障供货品质。最后，企业再造要建构一张稳定的外包网，以保证多样化生产中，各式各样外购零组件能即时供应。追求弹性生产的组织资讯化得到的必然是网络式组织。

网络式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这个名词常让人搞混，把它和架装了电脑网路，使用电脑媒体通讯（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简称CMC）的组织混在一起，分不清楚，为了把这两个观念区分出来，我则称后者为网路化组织，前者与企业组织型态有关，我以「网络称之，后者则与企业生产工具有关，我以「网路称之，两者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却那么容易将之混淆？究其实，一是因为Network这个字本身就字义混淆，它通常意指电脑网路，比如它加在国家之前，NetworkNation，就是指有了「资讯高速公路的网路化国家（NohriaandEccles，1992），但是它加在了Organization之前，却变成网络型态的组织，词义如何能不混淆？其次是因为企业资讯化的同时往往也伴随著组织型态的网络化，两者常相伴而来，所以人们也会一个不察就用了一个名词指称两个概念。本文就是要解释为什么网络式组织会随著组织网路化而来，何以两者高度相关，存在著怎样的逻辑使它们相关？

一、网路化组织之特质

把资讯科技加入生产组织之中，以求取生产弹性化、多样化，满足顾客多样多变的口味，并以一条鞭式的企业流程，从行销到售后服务，完全满足顾客的需要，以达成全面品质管理（TQM，TotalQualityManagement），是企业资讯化追求的目标，也是九零年代一个企业努力的方向(WysockiandDeMichiell，1997)。为了达成这些目标，管理学界自八零年代以来，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管理改造运动，「减肥(downsizing)与「重构(restructuring)在九零年代到来之前忽然成为企业界的一时风潮，「企业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HammerandChampy，1993;HammerandStanton，1994)则在九零年代独领管理学风骚，「企业再造之父Hammer宣称资讯科技可以把过去在科层式组织中分布在各功能部门的企业流程，重新缝合起来成为一条鞭，一气呵成，能够直接而快速的反应顾客当即的需要，不再破破碎碎的，在各部门间踢皮球，以致于对市场反应太慢。再造后的企业，有人称之为「知识性组织（Knowledge-BasedOrganization，Drucker，1993）或「资讯化组织（Information-BasedOrganization，Drucker，1989），强调新型组织以知识为生产工具，并以资讯科技串连知识性工作的特性。也有人称之为「虚拟企业组织（virtualcorporation，DavidowandMalone，1992），强调其快速弹性的市场反应能力，可以生产虚拟产品。还有人称之为「变形虫组织，强调它结构的弹性与可变性。更有人称之为酢浆草组织（Handy，1990），著眼于它有著核心与外包的结构，既有专精的核心业务，又有周边的弹性动员机制。有人则称之为「学习型组织（Senge，1990），看重新组织能够自我学习新知识以自我成长的能力。不管这种新组织怎么被称呼，资讯化都是其核心，以资讯科技完成组织知识化与弹性化的目标。在网路兴起的今日，组织的资讯化不免就是网路化，也难怪有人望networkorganization一词，而以为是资讯化组织的意思。在这些对资讯化组织的理论探讨中，组织网路化（或资讯化）之后，会有什么特质呢？或者问，为什么组织要网路化呢？

（一）知识工人与「交响乐团型组织

第一个探讨组织资讯化的就是彼得杜拉卡（PeterDrucker）。他注意到二次大战后的工业经济产生了一个新的现象－－即所谓的「知识工人的兴起(1969)。1950年美国只有百分之十五的高等教育人口，到了1975年，这数字己经变成百分之五十二。柯林顿更宣称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美国要作到想念大学的人百分之百就学。当工人的本质完全改变之后，组织工人分工合作的组织结构也必须彻底改造。随著知识工人的「闹独立、「搞自主，不肯再作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拒绝作精细分工后完全看不到成品与自己工作成果的工作，而要求工作自主性，工作有尊严，弹性的工作时间，有乐趣的工作内容，有成就感的工作成果，甚至要求在家上班，分包工作，并发展自己的事业，或在公司内「创业，或成为完全独立的外包商。

PeterDrucker就指出这种知识工人组成的组织必然不同于以往各司其责、统筹监督的「棒球队型科层组织，而有类于交响乐团，一个乐团成员都是某一乐器的专家，乐团指挥在相关领域上别说指导控制，他甚至毫无置喙的余地。乐师们在演奏时各自发挥，却在一张乐谱与指挥的棒下，协调合作，一起奏出美妙的合鸣。医院则是另一个典型的「知识性组织，医院内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受过长期训练的一方专才，大家凭著专业训练的素养，共同的救人理念以及医院的作业准则，不需要监督控制就可以自动自发地作好份内工作，并整合分工成为完整的医疗流程（1993）。WayneBaker则称这样的组织为「圆桌武士型，以别于科层组织的军队型态，一群圆桌武士各怀绝技，在亚瑟王的卓越领导下，为一个共同目标自动自发地一起奋斗，而不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的蚂蚁雄兵（1994）。

但是要如何整合这些独立不受监控的知识工人的工作呢？拜资讯科技之赐，使得这种组织逐渐成真。未来的知识工人可能不会是一个拥有一份工作，固定到一个地方准时上下班的工人，而是一个拥有一份「工作目录－－一张能作的工作的「菜单，自已在市场上寻求买主的「小头家(Handy，1990)。自六零年代以来，全美的营业单位自1958年的一千零五十万个扩充成为1980年的一千六百八十万个，远远快过人口成长率，在九千六百万个家计单位中，六个美国家庭中就有一个是作「头家的(InternalRevenueService，StatisticsofIncome)。这些企业单位中大多数是一、二人的小公司，九百万是一人公司，一百万是合夥事业，百分之七十是年营收在五万美金以下的小企业，有五百六十万家公司的办公室就在家伫(Birch，1987)。另外，美国在九零年代初己经有三百七十万的SOHO族（在家上班者），在八百七十万的兼差者中又有三分之一在家工作（Deming，1994），到了本世纪末据估计，会有一千万至两千万人成为SOHO族（Robbins，1989）。靠著网路串连他们的工作，自雇者与SOHO族成长速度惊人。过去的通讯科技以及未来的资讯科技，是找到他们、连络他们并整合他们的工具，网路化的组织最能适合他们的工作型态。

资讯化组织的第一个特色就是专业人才之交响乐团型组织的特质，为了满足知识工人的心声－－独立作业或工作外包，工作必须被重新设计，企业再造应运而生，要把过去过份细密的分工，只能在生产线上整合的工作设计，重新缝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个案型、适于外包的「整合型企业流程（IntegratedBusinessProcess，HammerandChampy，1993）。

（二）企业再造工程与企业流程

九零年代兴起的企业再造工程，强调要把原本破破碎碎分散在各功能部门的企业流程重新整合起来，不止是因为整合的流程适于知识工人的工作需要，也是为了因应破碎而多变的市场，满足消费者多样又快变的需求，只有整合后的企业流程才能把消费者纳入生产流程中，从消费者下定单，到消费者获得满意，所有生产加服务变成一条鞭式，使顾客获得一对一量身订做，迅捷又全面的服务，提高顾客满意度。然而串连这个流程成为一条鞭者正是资讯科技，少了它，企业流程一定又是行销、研发、生产、会计、顾客服务各部门各自为政，断断续续难以一气呵成。转贴于 快变又不稳定的市场以及要求愈来愈多的消费者是促使企业再造的原因。在资讯社会中，不单是产品的生命短、变化多，企业组织的兴衰起落，也一样地多变，竞争已死，不是因为竞争不存在了，而是因为竞争无所不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什么产业中出现劲敌，击败王安的，不是它生产小型电脑的死敌迪吉多或HP，而是一度被当作只是儿童游戏的苹果个人电脑。不同产业间不断产生各式各样联盟，新产品不断推陈出新，MCI国际电话公司和西北航空公司可以结盟相互促销，和信还可以找上太电联合起来抢食电讯自由化大饼，异业联合使得竞争规则全变，人人都是可能的合作伙伴，但人人也都是可能的敌人。产品渐渐变得无法规划，因为新产品来的太多、太快，且竞争产品不知从处何而来，消费者口味也变得太多元、太多变，以致无法事先掌握。以美国纺织业为例，以往一款产品从规划、推销到货要66周，但配不上今天的快速脚步，结果有些产品三分之二会变成存货，要靠著折扣促销来出清。米利根公司（Milliken）因此改采「快速反应（QR，QuickResponse）的配销方式，经销商收到定单才电子邮寄给米利根公司，再立刻下去制造，用快递寄给顾客，结果零售成本降低了13％，顾客也更加满意（HammerandChampy，1993）。

如何适应这样多元多变的市场？Toffler（1980）曾经在八零年代初描述未来的成衣业，可以由个人自行设计服装，再将设计图电传进入制衣工作坊的电脑之中，电脑则将设计图转成控制码，控制裁缝机器，剪裁出独一无二的个人风味。这时，分众生产可以细分而成「个人生产，在成本上仍有竞争力，一个手工生产、因人订制的时代重新回来，只是这只「手是电脑而不是人手。这就是Davidow与Malone在「虚拟企业（VisualCoporation，1992）一书中所说的虚拟产品，因为产品已经不存在于真实之中，产品样本或由公司设计好放在电脑网路上，任由顾客挑，或由顾客自行设计，再由电脑网路传输给公司，接到定单，制造商才即时生产，即时快递产品到顾客手上。米利根公司的「快速反应配销方式已经开始了制造虚拟产品的第一步，托佛勒的预言即将实现。虚拟产品的兴起是因为它最适合这个多变又快速的时代，当产品规划永远赶不上市场变化时，不再向顾客促销已生产好的产品，反其道而行，让顾客来参予产品规划，就成了最佳产品规划的方式。

快速反应模式，生产虚拟产品，要靠整合成一条鞭的企业流程，也要靠资讯科技力量，所以企业再造工程的另一同义词就是组织资讯化。举销售流程的再造工程为例，TACOBELL公司就是以一套有类于POS的系统连结了各分店与地区供应站，使得销售人员的销售情况可以即时被掌握，而中心供货仓库则依即时情报随时补货，在关键时点上支援前方的销售人员（HammerandChampy，1993）。联邦快递公司则同时改造了它的销售流程、顾客服务流程及货运监控流程，其关键在于两套电脑软体。一套被称为COSMOS的「顾客、营运、管理及服务资料库，任何包裹只要在递送途中到一个转接点，一换手，包裹上的条码就被扫描一次，把行程输入电脑，以时时监控行程，好在错误发生之前就察觉。另一套软体是被称为PowerShip的客户端服务软体，装在顾客电脑内，可以自动印出标签、发票及计算运费，并连上COSMOS追踪客户自己包裹的运送行程(Tapscott，1996)。靠著PowerShip，顾客可以自己在线上与联邦快递作交易，印出标签，追纵行程，并送出发票。如此一来，它一变顾客而成为联邦快递的一份子，不但帮助公司作品质管制，可以及时纠正错误，而且透过双向沟通，顾客十分放心，因此满意度大为提高。

靠著资讯科技，破碎的企业流程可以被缝合在一起，资讯化组织的第二特色就是以企业流程为工作设计，以执行流程的工作团队为组织单位，可以一条鞭地连续作业，以快速地满足顾客多样又多变的口味，迅捷地反应破碎又不稳的市场。

（三）知识传播与管理

PeterDrucker(1989)直言道出资讯社会的特色，就是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以往生产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本与劳力，而现在则主要是知识。以往的产业是劳力密集产业，要靠剥削劳工取得利润，或是资本密集产业，要靠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获取利润，而今天，主要产业都是技术密集产业，只有知识创新才能赚到利润。以往的产业分类只有农矿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如今已有学者加入第四个分类－－知识产业，而且估计此一产业占了美国全国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三（谢清俊，1996）。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主要的「资本是知识，而不是金融资本，现在美国一年投资在知识累积的经费占了全国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而一年的资本累积则仅仅GNP的百分之五、六(Drucker，1993)。

知识已然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是企业羸得市场、累积财富的关键，美国近期新富的十亿级富豪中，十分之七是白手以知识起家的电脑软体业者，各领先企业如HP、Intel、Microsoft、Netscape等等几乎都是因为知识技术领先而在相关产业中独领风骚。知识作为生产工具最大特质就是它是无限的。土地资源是固定的，用一分少一分，石油危机以来，人们终于发觉地球即将被开发殆尽了。劳力资源成长的极慢，在工业先进国内甚至是负成长。资本资源累积的虽然较快，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富裕社会，然而资本的创造也受到了人力、土地资源枯竭的限制，而且消费主义当道的先进国家内，资本累积率已低到GNP的百分之四、五而已。争夺这些有形资源都是零和游戏，我有则你无，你有则我无，所以竞争惨烈。然而知识资源却是可以无限复制的，在美国，半导体的知识使一屋子的真空管变成小小一片矽晶片，节省了99％矿产与资本，而相同的知识复制到台湾，也节省了99％的有形资源，却不会让美国有所损失。所以知识流传，相互学习、组织学习就成了创造资源，节省成本，组织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一再鼓吹「学习型组织的PeterSenge（1990）就指出，过去的管理哲学是围绕著如何低廉地开采资源（土地、劳力与资本），以降低成本为竞争关键，但未来的组织则置重点于如何管理人们的知识创造力。Intel的竞争策略就是不断地淘汰自己的产品，在386如日中天时却推出486，386先降价再停产，486、petium也受到相同待遇，不断地在CPU的CISC技术上自我超越，成为竞争厂商跨越不了的进入门槛（虞有澄，1995）。组织资讯化自然是为了提高资讯管理的效率，database之于资讯储存与搜寻，CMC之于人际沟通、资讯交换，群组CAD／CAM之于团队同步研发，专家系统之于经验与专业的相互支援，都是大量提高知识传播与管理的工具。在电脑网路普及的时代伫，知识的复制与传播可以十分便宜便利，组织的经济资源更可以便宜地被创造出来，而变得极为丰沛。

二、网络式组织之特质

一如工业时代的代表性组织是垂直整合、多部门、多功能的大型科层组织，资讯社会的代表性企业组织将是网络式组织（Drucker，1993;Castells，1996)。不管上述探讨资讯化组织的学者如何称呼这种新组织，实际上这是一个以合作代替竞争，以社会控制代替公司内权威控制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企业网络化。不但资讯社会伫的企业会在公司外部寻找联盟，建构企业网络，也会在公司内部以网络组织原则取代科层组织原则，从内到外彻底的网络化。科层式组织过时了，网络式组织兴起，「企业网络管理（Baker，1994）更变为一时显学，为什么资讯社会的特质迫使许多产业的厂商纷纷「网络化？下面我以既有的理论提出观察。

（一）网络式组织的兴起

二十世纪开始于生产方式泰勒化的风潮中，此一风潮在五零年代达到了高峰，造就了大企业为主体的「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capitalism，Chandler，1992），至1977年，美国大企业的力量达于巅峰，五百大的销售加总可达全国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六十二（TheStateofSmallBusiness:AReportofthePresident，1977）。1982年，日本的十六大企业集团（六家keirtsu加上十家垂直整合型财团）的销售相当全国生产总值62.6％的财货与服务（Hamilton，Zeile，andKim，1990：表一），平均一个keirtsu财团的核心企业有一百一十二家公司，平均一家公司有三千名以上的员工。毫无疑义地，二十世纪是大企业组织的天下，韦伯则认为科层制是现代经济理性的表现，美国知名社会学者Chandler则称其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在操控整个经济生活与经济秩序的运行。他认为随著市场范围的扩大，操控全国甚至全球的企业巨人应运而兴，企业向前整合与向后整合的结果带来多部门、多功能式组织（Chandler，1977），政经权力向跨国性大组织集中，而经理人则是新的「贵族阶级，分享著组织权力扩充的辉煌战果（Chandler，1992）。 然而曾几何时，肇因于消费环境的变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时代为之结束，大型科层式组织也失去了它昔日的光彩（PioreandSabel，1984）。资讯社会劳动力的主流－－知识工人－－不同于蓝领工人，不再是整齐化一的普罗大众，他们追求个性化的消费，个性化的生活，这使得「消费个性化在需求面上成为可能。Baudrillard直指出资讯社会的特质就是生产过剩而过度富裕，因富裕而使得人们追求消费多样化，人们的消费欲望中，实用价值已经落居次要地位，符号价值却日渐重要，大家追求的是「符号性消费（Barthes，1983;罗家德，1997a）。生产者间的剧烈竞争使消费者主权得以高举，Baudrillard因此标示出新时代的消费行为的特色而直呼之为「消费社会（consumersociety，JeanBaudrillard，1988）。消费者要求个性化消费，市场变得破碎而多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时代因之结束，适合大量生产方式的科层组织也因此随之式微。

大科层组织的没落在八零年代已见端倪，美国五百大的销售加总到了一九八九年只占全国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四十二(Case，1992)，十二年间影响力下滑达16％。据美国经济学家JohnCase的研究，新高科技产业、未来产业竟是中小企业的天下，它们靠著策略结盟，合纵连横，形成网络，抢占新市场(1992）。以生物科技产业为例，1989年美国有1939家相关厂商，其中27％是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另有16％是专事研究发展的学校或研究机构的工作团队，他们必须靠著与其他公司或医院结盟，才能完成新产品的测试、通过检验与上市，所以他们结成了3441个策略联盟，使生物科技产业成为网络式组织的天下（Barley等，1992）。

依照传统经济学观点，大组织的好处是它有能力作研究发展，新高科技该是他们的囊中物才是，但事实上，高科技产业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无数的小公司抓住市场利基（Niche），在几年之间成长数十倍，如Dell，Microsoft，Apple，Norvell和Netscape等，短短几年可以从零变成数十亿美金营业的大企业。也有无数的已成型的大公司一夜之间被市场淘汰，王安宣布破产了，Wordstar公司如今变的微不足道，昨日的超级新星Wordperfect也因为跟不上视窗的新趋势而丢掉了大片的市场。在矽谷伫，年有数以百计的新厂家成立，但也以百分之五十的高倒闭率接受市场无情的洗礼（RogersandJudith，1984)。早在八零年代一开始，Toffler（1980)就观察到后工业化时代的组织有从金字塔式的科层制走向扁平化的趋势。通用电子（GE）就率先精简组织，因此在80年末期很多大公司亏损累累时，一支独秀地保持高利润，而成为企业再造的标竿（TichyandSherman，1993）。惠普公司（HP）虽然是资讯产业中和IBM鼎足而立的大公司，但八十年代未，也在企业再造上急起直追（Zell，1997），保持著有机性的扁平组织，同样设计一项新产品，它比IBM少了八层管理关卡，结果新产品源源而出，因此惠普的市场总值从IBM的十分之一跃升成为今日IBM的三分之二。相反的，通用汽车则丢不掉庞大身驱的包袱，层层节制下设计一款新车要耗时四年，在汽车市场战国时期的七零、八零年代伫，它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由百分之四十九掉落至百分之三十六。「企业再造成了大企业的求生之道，细密分工，层层整合，分层负责的科层组织原则成了改造的对向，网络组织原则因此大行其道。

垂直整合上、下游、多部门、多功能、层级分明的「肥企业已走完它的辉煌岁月，正逐步让宝座于弹性而专精的企业，以及能够整合大、中、小企业于一炉的网络式组织。网络式组织之所以兴起，正在于它弹性专精的特质，可以因应快速、不稳定、多变且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二）网络式组织专精而弹性的特质

一如Piore和Sabel（1984）以及Perrow（1992）等人所预测的，破碎而多变的市场适合于网络式组织的发展。Piore和Sabel(1984）直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以后研究小企业以及网络式组织的学者泰半将小企业的竞争力归功于弹性专精，Perrow（1992）就整理了各家各派的说法综合成几点意见：

a）小企业贴近于市场，所以对市场的反应特别敏感。

b）小企业群有更广泛的人才，人事结构也较有弹性，可以较快速地「重构技术人力的结构。

c）分权的结构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以及交易延迟。

d）小企业船小好掉头，可以随时因市场需要改变产品内容。

e）小企业可以调动一群人，尤其是小老板，的积极性。

f）小企业的走动式管理使得概念得以立刻变成行动。

总之小企业的好就好在它的结构有弹性，技术有弹性，所以市场一变就可以马上反应。另外弹性专精学派的衍生学派「科层组织失败说就指出，大公司的失败就失败在它的结构僵硬，比如，工资结构僵硬性便留不住一流的工程人才，势力庞大的工会抬高了蓝领工人的薪水，层层领导的科层制又为工程博士之上叠床架屋地安插了好多企管硕士，升迁管道又受限于年资排队，当薪资结构受到工会政治力量，层级结构与年资制度地重重扭曲，不能弹性地反应员工的生产力时（Stymne，1989)，有创意的人才得不到对创意合理的报酬，自然纷纷出走。矽谷就创造了一个小公司网络与工程师创业的楷模，Jobs（苹果电脑创始人）、Noyce（Intel创始人）成了矽谷人心目中的英雄，寻求发明、创业、致富三部曲，自力救济，自己找回合理的报酬（RogersandLarsen，1984)。

小公司除了弹性之外，另一个优势就是专精。而让小企业专精生产的则是网络式组织，靠著网络提供了前连锁、后连锁，小企业只需要集中注意力在整个生产、行销过程的一小段而已，矽谷的网络式组织造就了矽谷成为SiliconGraphics执行长McCracken口中的「标准化与模组化新趋势的中心（取自Saxienian，1994：143)，大多数的厂商只要专精于一项技术，其他的技术都有模组化的零配件可以支援，以共同组成一个成品，比如，某家厂商强于绘图卡，它就可以找到前、后连锁组装出绘图功能特强的电脑，而不必须自己生产磁碟机、主机板、CPU....等等数以百计的零件。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也显示，网络式劳力过程特别容易鼓励中小型企业的投入，因为只要有限的资本与技术，生产整个产品的生产／销售流程的一部分，就可以创业，其他的都可以在企业网络中寻找到上、下连锁（Luo，1997）。过去美国东岸的电脑产业环境就无此便利，AnnaLeeSaxenian即观察到，几乎所有东岸的系统制造商如IBM、DEC、王安等都倾向从头生产到脚，它们也自豪于自己的独立自主，但是想要专精生产的中、小企业却很难找到前、后连锁而生存下来，大公司则备多力分，捉不住市场快速变化的趋势，这正是美国东岸大电脑公司输给矽谷的主要原因（Saxienian，1994)。

专精而弹性说明了小企业的特色，只是小企业无能力完成系统整合型的大成品，网络式组织则补足了这个缺点，而且网络式组织本身也是变形虫式组织，可以随时改动结构，纳入不同专精的企业，重新组合，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企业流程再造后的工作，正好适合这种随时拆解，又随时组合的型态，使得网络式组织得以弹性地应付市场的千变万化。当资讯社会的消费者追求个性化消费，市场变得破碎而不稳定时，大工厂的规模经济在分众消费伫不再享有竞争优势，反而是小组织的小批量专精生产最符合分众市场口味，而网络式组织的弹性则较易适应多变又不稳定的市场，技术的快速变迁更让专精者才能保持技术优势，这就是为什么Piore和Sabel预测未来是弹性专精生产方式的天下，而网络式组织则是最适于弹性专精生产的组织型态。

（三）网络式组织的型态

形容新组织型态的书很多，我以CharlesHandy（1990）的描述来说明网络式组织，不过他称之为酢浆草组织。这种组织有三片叶瓣，核心叶瓣是一群专业的专职工作者，他／她负责掌控组织的核心技术，设计工作流程，分配外包业务，并管理经营组织网络。他／她们享有高待遇、好福利以及分红机会，但也是不折不扣的「组织人，全心奉献，高度认同，并让自己的命运与组织的荣枯生死息息相关。第二层叶瓣是一群外包商，不论是组织或是自雇者，它／他／她们与组织核心维持著外包关系，接受外包工作的委托，论件计酬。第三层叶瓣则是一群自雇者、在家工作者、非全职工作者或兼差者，他／她们是组织的临时外包工，有著他／她们自己的人生规划，只是偶而与某一组织相遇并结合。外包商的组织则是另一片酢浆草，也有著自己的三片叶瓣－－核心、外包商与临时外包工。整个经济体就是这样的酢浆草式网络所构成，一个核心会有好些外包商，一个外包商也会有好些上游，相互牵扯剪不断，网网相连到天边。 组织型态改变了，公司的空间规划也跟著变化。在过去，一栋矗立在纽约曼哈顿的花旗银行大厦或克莱斯勒大厦，高及百层，进出员工数以万计，象徵著科层式大企业的无比权力。然而对酢浆草组织而言，这却是无比浪费。外包商有自己的办公室，临时外包工在家上班，核心成员人数不多，又分散各地，甚至也是在家上班，所以办公室也必须采取分散化设计，公司有好多分支，各处楼层不多，也不必为所有员工准备办公桌，有一间会议室供大家并面就够了，办公室则大家共用，因为办公桌就在大家的手提电脑伫。IBM就为它的业务员执行此一规划，一人一套「手提办公室，到了公司，那伫有空桌子就那伫办公，不必再人一间办公室地浪费房屋资源了。

理想上的网络式组织是有机性、扁平化的组织，层级较少而功能较专精，各种内部作业整合成任务小组式的单位，随时可以独立出去单独作业，也随时能够为了新的商机而整合新的功能小组进组织内，共同执行新的任务。它的结构是易于改变的，所以也被称作变型虫组织。这种组织是动态的，可塑性高，适应性强，易于调整结构以吸收外部的资源，好加胖也易减肥，所以特别能够适应多变的环境。大科层生产组识像是一部金字塔型的大机器，内部零件环环相扣，结合在一齐源源吐出标准化、规格化的产品。网络式组织则像乐高积木，功能小组有机地整合起来，可加可减以适应多变的外在环境。社会学大师韦伯理想中的科层组织是正式化的，非人性化的组织，制度规章明确，各职位权力义务清楚，权力集中，层层节制，所有交易都形诸笔墨，留下记录。虽然韦伯理想中的科层组织从未实现，但二十世纪确是朝著韦伯所说的「理念范型在走，直到八零年代网络式组织的兴起。网络组织的原则刚好相反，从集权化而为分权化，从层级化而为扁平化，从法律、制度控制而为社会控制与分享愿景的「思想控制，从精细分工而为易于外包的企业流程分工，从机械式的功能部门组合而为有机式的工作团队组合。

HP公司就是「再造最成功的大企业之一，充份利用了网络组织原则以取代科层组织原则，它不但区分了公司各部门为成本中心，充分授权以分权化，而且让它们到市场上去争生意，以保持竞争力，更开放公司内部的交易到市场上去（Zell，1997），比如，公司的记忆晶片部门不能靠著总经理的训令就为HP的工作站生产晶片，取得生意，而要到市场上与别人竞争，抢回HP自己的业务（Saxienian，1994）。这就是Miles和Snow所说的「内部网络（internalnetwork，1992），说实在的，这己经不太像一家「公司，因为它完全违反了组织经济学家OliverWilliamson所谓的「层级（hierachies，1981）的观念，反倒像是一群独立的公司，靠著网络串连在一起而已。

新的分工方式也改造了家户经济，外包式生产使得家计单位不但争回了劳动自主权、生产决策权，甚至争回了投资决策权，自己决定如何投资资本财，以取得生产设备（Luo，forthcoming）。除了日渐增多的小业主与自雇者外，外包部份业务回家去作也变得逐渐普及，这些都使得家计单位有了资本财的需求，因此，消费者与投资者的界线在资讯社会中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小额投资已改变了很多家计单位的储蓄行为，产消合一者往往也是消费／投资合一者，资本家与无产劳工再也区分不开，家计单位与企业单位也变得界线不清，新的家庭经济生活正天旋地转地在改变。即使在金融体系完整，银行自由竞争的美国，小额投资的资金需求也非借贷可以满足，依据Evans和Jovanovic（1989）的估计，美国的创业小额贷款不超过业主原有资产的一点五倍，如果创业资金需要的多，也只有由业主自己储蓄而来。所以小额个人投资即使在美国也是与家庭储蓄分不开来的，这些人的储蓄行为都会受到其资本投资的影响，人数之多，以今日美国为例，占了六分之一的家计单位，台湾则一向以小头家之多著称，1996年据行政院估计22.3％的劳动人口为自雇者或小老板（约三分之一的家计单位，Luo，forthcoming），令我们很难忽视他们。所以未来的家计单位中，投资与消费是分不开来的。家庭即工厂绝对不是口号，也不是落伍的小型手工业，而是真真确确未来人类的生活方式。只是资讯社会的家户经济绝对不是独立生产，自己消费，它仍然是属于组织的，要靠著网路化并网络化后的组织来整合他们专业分工的工作成果。成千上万员工坐在生产线前，作著重覆而标准的操作，把工作分到极细密，一人加一个小零件，最终整条生产线完成标准化、规格化、大批量的产品，这种生产与分工的方式已逐渐式微。起而代之的是，一家「核心公司把工作的蓝图设计出来，然后切割成其他厂家能作的整合型流程外包出去，外包商可能作一部份，再把另一部份也外包出去，如此层层转包，再层层整合。这种企业可以随时改变外包组合，以弹性化地生产出不同的产品。为了适应这种弹性专精的外包式生产，企业组织也必须调整它的组织型态成为网络式组织，不但小企业合纵连横结成企业网络，大企业自组外包体系，企业内也纷纷以网络组织原则取代科层原则以进行「再造，企业网络化已成资讯社会的时代趋势。

三、组织网路化与网络化

（一）生产流程改造与组织网络化

产生资讯化组织的企业改造工程就是生产流程再造，它一方面要将资讯科技设计进人工作之中，一方面要将原本对市场反应迟钝且结构僵化的科层组织一改而为以企业流程为工作设计的弹性化组织。此一组织最大的特色，如前所述，就是它能快速地反应市场上多变的需求，而快速弹性生产的最高境界就是生产虚拟产品。当市场变化太快，产品规划赶不上流行速度时，亦如前面所讨论的，让顾客自行设计，下了定单才开始生产的虚拟产品便应运而生。所以企业再造工程的最高表现就是实现虚拟企业。但这种企业可不像托佛勒那样的轻描淡写，好像一套电脑加上自动控制机器就可以成就，它需要对现有的组织方式作全盘改变，简单地说，就是上一节所说的组织全面网络化，内部网络化，外部也网络化，以追求弹性化、专精化的生产方式。为什么？总合Davidow与Malone(1992)的见解，可归纳成下列数项：

首先，虚拟企业要建构顾客网络，因为它要顾客加入生产决策之中。Davidow与Malone指出虚拟产品是订作设计与即时运送，这或多或少已经是一种服务。美国策略规划协会的研究人员发现，产品品质不由设计与效率决定，而是由顾客的认知来决定，让顾客感到满意，产品服务的价值就高，所以和顾客建立良好的关系，既是服务，也能探知顾客的真实需求，作出高「品质的产品，让顾客继续下单订作。

其二，虚拟企业要建构经销商网络，因为它要随时获得市场情报的反馈。Davidow与Malone曾比较丰田与通用汽车的成败兴衰，发现市场资讯的取得决定了两者的胜败，而经销商在这伫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丰田把经销商当作伙伴，所以经销商会定期挨家挨户地拜访客户，随时探询客户的新需要，所以为丰田建立了市场讯息双向反馈的系统。而通用则把经销商当对手，常常让畅销车强搭滞销车一起配销，经销商才懒得为通用收集市场情报呢。这说明了为什么丰田车能满足消费者的新需要，而通用却办不到。米利根公司的「快速反应配销方式，经销商就是关键的一环，所以建立良好的经销商关系网络是构建虚拟企业的第一步。

其三，虚拟企业要让组织内部网络化，以增加生产的弹性。虚拟企业是雇用专精人才从事弹性生产的企业，所以一如WayneBaker（1994）所言，对待专精人才，控制（control）不管用了，要授权（empower）他们才行，科层式管理把人当螺丝钉行不通了，要网络式组织把人当独立行动者才行。Davidow与Malone也引用相关研究报告指出：「...建立弹性组织有几个前题。第一个前题是管理当局必须视公司为一个由人组成的网络组织。...弹性是人的作为。「...人员整合制造的内涵，80％属文化层次，只有20％属科技层次。除非组织结构做好万全准备，否则整合作业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通用汽车失败的例子已经告诉我们，买一大堆机器人是无法弹性生产的，企业必须先有组织的重构与管理哲学的改造，才有弹性化的生产。

其四，虚拟企业要建构亲密的供应商关系，以建立即时供货系统，并保障供货品质。定单一来，即时制造，需要即时供应的高品质零组件，这有赖与供应商的亲蜜关系，才能取得供应商的密切合作。Davidow与Malone就论及：「供应商排斥及时供应制度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担心一旦供应零尽件的品质或数量有问题，会遭到制造商的怪罪，另外他会也担心制造商把存货责任转移到供应商身上。为此，某些聪明的制造商想出一些方法，如资讯共享、提供训练机会，甚至投资供应商，以加强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不消说，上述建立共同目标及共同参予产品开发的行动，是创造虚拟企业的先决条件。 最后，虚拟企业要建构一张稳定的外包网络，以保证多样化生产中，各式各样外购零组件能即时供应。Davidow与Malone指出：「虚拟企业比现有组织更稳定，更不易变动，这是因为合夥关系的本质。...简言之，就近处观察，虚拟企业就像变形虫一样，不断改变形状；从高处鸟瞰，虚拟企业就像一张牢固的网，经久耐用不说，更不会变形。虚拟企业一方面要像变形虫，随时改变组合方式以适应特定需要，但另一方面，为了提供多样化产品，它又要维系一群外包供应商的关系，随时准备好，以便与他们结合，满足各式各样的客户需要。因此虚拟企业必须有一张坚稳的外包网。

虚拟企业要建立顾客网络，好让顾客加入生产决策，要建立经销商网络，以掌握市场资讯与快速反应配销方式，要建立供应商网络，以保证即时而弹性的供货。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内部组织网络，以御用知识工人执行弹性生产，知识工人或为独立外包商，或组成工作团队独立作业，都不是科层管理原则所能监督控制，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管理方式。组织资讯化的企业再造工程，追根究底，企业流程与工作团队都需要组织网络化加以整合。新的分工方式需要新的整合方式，这新的整合方式就是网络化－－外部网络化以建构外包系统，内部亦网络化以御用知识工人。

（二）知识性组织与网络化

除了弹性之外，知识的共享是网络式组织另一个竞争优势。技术合作原本就是公司间结成网络的重要原因，日本的「父母公司往往会协助协力厂商改良生产方式，节省制造成本，研发新的技术。矽谷的策略联盟除了外包生产之外，也常常包涵了知识共享与技术互换。知识移转不像货物移转，不是一个我有你无的零和游戏，而可以让双方共同享有，是一个双赢策略。知识的交换可以节省大笔的研发费用，透过联盟，一家公司可以取得它的关键技术而不必投入大量资源，在技术密集产业内，对成本的节省尤其重要。但是技术又往往是商场决胜的关键，是企业刻意保护的资源，没有足够的信任又怎么敢保证大家会开诚布公精诚合作，而不是各怀鬼胎互偷技术呢？所以长期的商业互动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是知识共享的基础。

企管学者JosephBadaracco在「知识联盟（KnowledgeLink，1991）一书中强调知识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可移动的知识，像是课本上的公式、设计的蓝图、专利或零组件（知识已经变成产品）。另一种是潜藏式的知识，像是一个人累积很多知识才有的「经验，或一个工作团队经过长期互动而有的合作「模式或决策「风格，又或是更抽象的一个公司独有的「公司文化。前者可以在市场上买的到，学校伫成套学来，或是自行模仿而得。后者则复杂许多，往往要靠长期互动中的时时观察、日日学习才能获得。创新发明不只需要前者，后者有时也扮演者关键的角色。所以依照Badaracco的见解，潜藏式知识的移转最好的方式就是依靠策略联盟。兼并亦是获得长期互动的一途，只是兼并的风险高，而且兼并过程有时会造成人员求去，团队解散，或公司文化遭破坏，破坏了这种潜藏式知识。

网络式组织除了让成员享有技术交流的好处外，也往往带来一个有利技术扩散的良好总体环境，造成一个地区常保技术领先优势。美国社会学家MarkGranovetter（1973）就曾指出如果人与人的弱连带多，则讯息传播快速，反之一小群人如果自成团体，团体与团体间缺乏沟通桥梁，则讯息传递会处处障碍，传播不广。美国传播理论家EverettRogers（1995）也指出，新发明常常是在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管道中流传，人际传播网络（diffusionnetwork）的结构会影响新发明获得采用的速度。网络式组织的相互连带往往提供了新技术流通的传播网络，使得相关专业的人们，跨公司而互相认识，不但在公司联合研发的过程中交换新知，在日常社交谈话之中也不经意地让新知扩散。美国矽谷的高科技，英国剑桥的软体产业，德国Baden-Wuerttemberg的工具机械（PioreandSabel，1984)，义大利Prato和Modena的时髦服饰(Lazerson，1993)，都是社区人际网络、产业组织网络以及新知传播网络密不可分的例子。在这种空气中充满新知的地方，一次谈天，一个演讲，一场座谈都是创意的来源，人们在不经意的交谈中就迸出智慧的火花。AnnaLeeSaxenian（1994）就观察到矽谷因为公司间联盟带来丰沛的同业间人脉，使得矽谷同业间的社交生活十分活络，造成了一个知识相当开放的环境，一场公司演讲，往往当地的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一齐参予，反观波士顿128公路区，公司独立而保守，造成当地的社交活动以亲朋教友为主，话题自然是足球、篮球、东家长西家短，而不会是高科技的未来了。两地知识传播网络结构的不同，说明了为什么矽谷新知传播快速，市场敏锐度高，而128公路区却瞠乎落于其后了(罗家德，1997b）。

资讯的流通速度也影响著交易成本的高低。资讯的收集与欺诈的防制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愈在资讯不完整的市场上，欺诈发生的可能性就愈高，市场上的风险也愈高，信任关系则变得愈重要（Granovetter，1985）。为了减少错误决策，讯息的收集是商业交易中重要的一环，可是讯息管道的隔离会阻碍讯息自由流通，厂商也会在异质产品竞争中「留一手，以保持竞争优势，所以讯息是很宝贵的资源，也需要花很高的交易成本去取得它，愈是「机密的讯息，就需要愈多的成本去获得，或需要愈强的信任关系才能交流，这时信任关系就显得愈重要。古早以来，人们就知道结成联盟，以取得可靠的讯息，至今这还是取得「机密最有效的方法。美国知名人类学家Geertz在研究摩洛哥的一个以物易物市场时，就发觉在商人漫天要价，隐慝行情，而极度缺乏讯息的情况下，交易者需要一家一家商店探询货物，然后一次一次讨价还价，才能了解市场行情，这过程耗时费力，使得交易极无效率。于是，交易者学会利用结盟，有了信任关系，走进市场几分钟就可能完成交易，而不是花一整天去收集讯息（Geertz，1992）。

知识性产业的任何一笔交易往往包涵了大量的讯息，复杂技术的背后有著极多的「机密，使收集讯息成本极高，而快速变动的技术，不稳定的市场与多样化的生产也使讯息量加大，欺诈更易产生，此时网络式组织中的结盟关系在防制欺诈与收集讯息上就能发挥作用，使交易成本大为降低，增加了结盟厂商的竞争优势。为了使讯息传播快速，组织不但要网路化以增加物理性资讯传播的效率，也同时要网络化以增加社会性资讯传播的效率，更可以借此降低讯息交换的交易成本，对一个以知识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知识性组织而言，网络型态结构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

（三）网路化与网络化的互补关系

如前面所说的，电脑网路的使用是促成网络式组织的一大功臣，一方面网路使在家上班者与外包商增多，网络式组织是有效运用这种劳动力的组织结构，另一方面网路使分权化、分散各地的组织较容易沟通，所以网络式组织能有效率地管理。再加上资讯科技带来的经济环境－－符号导向的消费，快速变迁又不稳定的市场以及分众化的生产，也使得网络式组织得到发展的温床。少了网路，网络式组织既少了左手右臂，也少了用武之地。

但是若说，可以用电脑网路就架构出网络式组织，那就大错特错了，至少在目前的资讯技术底下，这是不可能的，网络式组织仍然需要面对面的交谈以建构信任关系，网路可以增加沟通的效率，但却不是网络化的充分条件。美国哈佛大学的管理学者Nohria和Eccles（1992）就作一些相关的研究发现，网路上的人际沟通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取代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因为后者才有社会情境的情境感受，对互动者的互动符号也才能全盘掌握，包对方的眼神、姿势、肢体语言或身体接触，一个人的情感悸动往往因此而十分明显。网路上的沟通就缺少了社会情境，也只能传达讯息，所以传播知识有余，但引发情感不足。在肃穆的法庭上，面对铁面无私的法官眼神，一个人不由得神情紧张起来，而这些如果出现在电脑萤幕上，往往人们不会有相同的情绪。因此Nohria和Eccles总结了四种情况是不利于网路互动的。

（1）需要快速地认证对方的角色和身分时。往往在有可能产生欺诈的情境下，这种认证是十分迫切需要的。

（2）面对一个不确定又十分模糊的议题需要协商时。

（3）需要协调一群人一起快速行动以掌握商机时，也就是鼓动一群人的情绪采取集体行动时。

（4）需要坚强而有适应力的人际关系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信任关系时。

刚好这些需求正是一个网络式组织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尤其网络式组织更是需要信任关系才能有有效的社会控制。所以网路上互动只可以取代公司内讯息明确，例行性的沟通，却无法提供协商、争辩、集体决策、集体行动、防制欺诈以及非例行性沟通所亟需的社会情境与信任关系。Culnan和Markus的研究也指出使用网路沟通频繁的一群人，打电话、传真的机会减少了，但并面或写信的机会却增加了。简单的说，工具性关系的社会资本，只要大家有了弱连带（Granovetter，1973），以后靠电脑网路布建情报网，互通消息，就能有效地管理运用这种人际关系资源。但是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强连带是要在长期面对面互动中慢慢建立的，对方的一颦一笑，一句体己话，一声同哀，一次把臂，才触动心灵深处一场悸动，友情越来越厚，信任越来越强，强到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时，才是事业好伙伴。 所以网路固然可以连通千里，但网络式组织的维系仍然需要人与人面对面的互动，这就是为什么Mr.FieldCookies的首席执行长DebbieFields说，她一年要飞三十五万哩去与员工会面，而不只在网路上下命令。英国石油公司的主席RobertB.Horton就警告「网路只是通讯的支援工具，而不是人际互动的替代品。一家美国软碟制造商也在员工次发电子邮件时，都会在萤幕上出现警语「这封信真的要用电子邮件吗？组织网路化与网络式组织常常相伴而来，但两者并无因果关系，网路化绝对不是网络化的因，因为网路化并不会自动带来网络式组织，而只是后者的一项互补工具而已。

结语

如上所述的，我们发觉组织网路化是为了应运知识工人的工作型态、多样又多变的市场需求，以及知识作为生产工具，其创造与传播的需要而产生。资讯科技在外包式生产关系、企业再造工程以及知识性组织中确实是关键因素。网络式组织则是组合外包生产及工作团队而成的酢浆草组织，因为弹性专精的特质而成为强调符号消费的「消费社会伫主要的组织型态，再加上它在知识传播上的优势，所以正好也是最适合组织知识化、流程化的结构方式。因此，知识工人的兴起、多变又破碎的市场，以及知识变为主要生产工具就是组织网路化与组织网络化的三项前置变项（antecedentvariables）。因为这三项时代的变化，而使得组织既需要网路化，也需要网络化，两者常常相伴而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把networkorganization一词同时指涉两个概念，而易于混淆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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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关于通讯的知识范文

这种自我认知方面的错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即社会遗传因素。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五千年的“人治史”，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当然地给警察们输送着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的给养。从近代主流政治理论上看，警察、军队、法庭是三大国家机器，这一切养成了警察在审讯工作中“权力需要服从，权威需要尊崇”的错误观念，从而形成刑讯逼供的心理动因之一。

从目前得到的先秦和秦代具体审案的史料来看，在一些情况下，审案者是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先认定案情的是非曲直，然后获取口供，从而加以证实，而获取口供的捷径就是刑讯[1]，这也许是有罪推定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关键一直延续到今天，受“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大多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其对侵犯攻击对象的认知有着一些错误：一是将犯罪嫌疑人等同于罪犯，认为他们是事实上的有罪者，因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对其在审讯中能做的无罪辩解一律视为有罪者为了逃避罪责的托辞，是其主观恶性较重的标志，甚至将律师的辩护理解为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二是将犯罪嫌疑人客体化，认为其只是警察的工作对象，是刑事诉讼的客体而非主体，因而认为犯罪嫌疑人在审讯过程中会有“供认不诲”的义务而无其应有的权利 [2]，要求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受警察的指挥和调控，其在立法中的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第93条有关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提出的问题应当如实回答的相关规定。

受传统的纠问式诉讼观念和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警察总是将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化，而使本应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的说服失去了应有的心理基础，[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警察个体与犯罪嫌疑人之间] 讯问失去了其“信息传播——交流——说服”的科学过程特征，而成了警察单方面寻求“命令——服从”的权威满足的过程。虽说由于警察与犯罪嫌疑人在法律地位、审讯活动的行为目标等方面有其固有的对立，双方身份有明显的差异，但这全都是角色差异的表层现象，从更深层面上分析，警察与犯罪嫌疑人都是个体的人，具有普通个体所应具有的个性特征，从而在这一层面上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沟通和交流的可能。倘若将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绝对化，在审讯中警察保持单方面的强势，刑讯逼供的结果就是一种必然。

《刑法》247条规定刑讯逼供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假说，该法条的存在必然对意欲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形成心理上的强制而起到一种预防作用。但是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有时即使其内心认为其在审讯中的刑讯逼供行为虽然不合法，但是却合理。心理学理论认为当个人可以推卸其行为的责任时，内在和外来的遏制力降低，产生侵略行为的概率升高[3]。具体地分析，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基于有罪推定的罪刑报应。罪刑报应因其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良好契合而深入人心，警察在刑讯逼供中的思维过程表现为“犯罪嫌疑人有罪——有罪当受到报应——我正在使有罪者受到报应”这一模式，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刑罚”与“刑具”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刑讯逼供行为合法化归因的法文化基础。

2、基于实体正义的错误归因。不枉不纵是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的理想价值目标，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实体正义一直以来就是处于上位，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最高目标。刑讯逼供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实现实体正义。对实体正义的偏爱和对程序正义的忽视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该行为合理化归因的价值基础。

挫折是个人从事有目的的活动时，由于遇到障碍和干挠，其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的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4]。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J多拉德等五人在研究了人在遇到挫折的行为反应后，在《挫折与侵犯》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认为：攻击行为是挫折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存在为先决条件的，同时，挫折的存在也总是要导致某些形式的攻击行为[5]。尽管此说因过于绝对而备受诘难，但针对人们的诘难，米勒于1941年在《挫折——侵犯假说》一文中写道：“挫折产生一系列不同类型反应的刺激，其中之一是引起某种形式的侵犯刺激。”对该假说进行了修正。刑讯逼供是一种发生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的主体之间的侵犯攻击行为，符合“挫折——攻击假说”的情境预设，用该理论对刑讯逼供行为进行分析，对于洞察刑讯逼供行为主体的心理动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想的审讯过程预设是“提问——如实回答”，这种模式既能满足警察的工作需要，又能满足警察对权力的被服从，权威受尊崇的心理需求。但实际审讯过程很难按照这一理想预设进行。

1、审讯工具的缺乏或失效。审讯是一个说服过程，需要警察具有相关的说服工具，也就是一种审讯技巧。要求警察具备这样一些能力：与审讯及案件有关的法律知识、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观察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而刑讯逼供者大多在这些能力方面存在重大欠缺，或不能正确运用所掌握的审讯工具而导致审讯工具失效。

2、审讯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审讯是个双向的信息交流和说服过程，要求审讯人员掌控审讯节奏的同时能很好的调动审讯对象——供述积极性。但自我中心使其忽略了这一点，刑讯逼供者大多不去充分地了解审讯对象的具体情况，包括其犯罪的主观原因和客观过程，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及归案后的认识态度等。即使掌握了一定的审讯工具也不能加以正确利用。

3、错误的心理预期。由于刑讯逼供行为人角色认知方面的错误，使其对审讯抱有一种错误的预期，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权力和权威之下会如实回答其提问。但人的趋利避害本能使犯罪嫌疑人总是想方设法寻求反审讯的对策，而使审讯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行为人总是将案件取得突破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或设想从口供中获取查找其它证据的线索，因此对审讯的预期目标表现出主观性的特征，当审讯结果与其主观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差异时，挫折感就产生了。

刑讯逼供行为人在审讯受挫之后，不是积极检讨自我方面的不足，如审讯技巧，策略等的缺乏，或及时地调整对审讯的自我心理预期，改变错误的认知观念；也不是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防卫，而更多的是觉得其作为一个执法者、专政者的权力在审讯中没有得到服从，权威没有得到尊崇，目标就在眼前，但是却无法实现。当行为人受挫时愈接近目标，其感受到的挫折也就越为强烈，由此引发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当挫折感突破某种限度时，就会发生现实的侵犯攻击行为，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发泄行为人内心挫折感，保持行为人心里平衡的一种方式[6]。

“工作应激是指工作需求超过个人成功应对的能力”[7]当工作要求在过短的时间内完成过多的工作时，就存在工作超负荷现象，这就会改变个体正常的心理或生理功能。心理学家特瑞彼和约翰牛芒的研究结论认为，工作应激产生三个消极的个体后果，即心理健康受损、生理健康受损和行为表现症状异常。

工作应激是客观工作环境对工作要求相匹配的技能及个体对其的感知之间相互影响。与前文对刑讯逼供行为所作的“挫折——攻击假说”所分析的一致，个体的挫折感也是导致其工作应激的内部感知的重要因素，而引起个体工作应激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一下几种：

1、工作条件因素。第一，警力资源及其它侦查资源的供给不足所导致的警察工作超负荷是引发警察工作应激的重要因素。警察超负荷工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警察的苦衷是，一边是不断的新发案件急待侦破，一边是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的案件需要他们去审讯，去进一步收集和完善证据体系，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公安机关实行并案侦查后体现得尤为突出，这可以称之为数量工作的超载。第二，粗糙的前期侦查及落后的技术手段使众多的案件缺乏起诉所需的证据材料，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终结、提起诉讼、法庭判决三个诉讼阶段一致的证据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目前对警察来说是个“太高”的工作质量要求。要达到这一要求，警察就必须付出很艰苦的努力和代价，有时甚至是牺牲，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质量工作的超载。第三，公安机关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领导人通常以个人的主观意愿来为具体办案人员决定工作方案或目标，如定破案数量指标，定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时间限制等，有时甚至给出“加大力度”等暗示。对刑讯逼供行为人来说，领导的指令给其施加的压力，尤其是针对条件不好的案件，真是不敢怒又不敢言，其结果是烦恼和紧张程度增加。

2、角色因素。警察在审讯中是多重角色的复合体。一方面，警察是执法者，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以及做为执法者带来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和专政意识；另一层面，警察做为个体人，具有个体的种种特征，如情绪的愤怒等。执法者的角色需要警察公正、冷静、客观；而做为个体人的角色上，警察有时也有其难以驾驭的情绪或性格。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导致的是个体内心焦虑和恐惧感的增加。

3、社会环境因素。不理想的工作和社会支持体系容易导致个体的压力增大。对于警察而言，社会治安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工作负荷的情况，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警察工作压力大，而且有时还会遭到人民的白眼。近年来，对刑事犯罪的“严打”不再是一种阶段性的行动，而是一种日常性的工作，从而给警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社会环境失去缓和的特征，而代之以紧张。

另外，还有职业发展因素，包括并职、降职、工作安全性等及家庭工作相互影响的因素，如夫妻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都可能给警察心理上造成压力。研究表明，工作应激在行为个体上表现为工作破坏、冒险行为增加、侵犯攻击行为增加等异常现象。警察在审讯中因前述诸应激因素而承受巨大的压力，引起情绪的紧张和焦虑，部分警察为了达到渲泄的目的而对审讯对象发生刑讯逼供的攻击行为。 转贴于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要遏制警察刑讯逼供的行为，从警察个体的角度来说，对警察心理状态的调适相当重要。

预防警察刑讯逼供的第一道防线是把好公安机关招警关，即在招警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其文化素质、智力状况、业务素质等，还要考察其情绪特点，性格特征，看其有无不良的行为习惯，看其心理健康程度等方面是否适合警察工作，尤其对于刑事警察来说，其心理素质尤为重要。这个问题近年来已经在一些省市逐步得到重视，在招警过程中已经开始进行心理测试，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使用心理测试常用的“人格量表”进行心理测试；二是通过对报考公安机关（院校）的人进行测试，由心理学专业人员向其提一些问题，进行心理测评，从而考察其心理素质情况。对于心理素质明显不适应公安工作者，一律不予录用。

传统的警察认知理念以“专政”为主导，尤其是刑事警察更是如此，要减少警察在审讯过程中的挫折感，除了要加强警察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之外，更主要的是心理素质的加强，但心理素质的加强与其认知理念的调整是分不开的。

1、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是警察整体联系认知的转变，这已形成了一种共识，但这一共识在刑事警察认知体系中仍然还未形成，仍然有很多人认为社会稳定是通过打击犯罪来实现的，仍然把刑警的职能定位在打击犯罪的着眼点上而忽视保护人权（包括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的人权）的一面。把打击犯罪当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唯一手段，而没有认识到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在于消除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根源，增加消除或减少犯罪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将警察过高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降低到适当程度，从避免由于不当的角色意识、权利意识而形成的挫折感，跳出“挫折——攻击”的心理假说。

2、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转变。在“有罪推定”的认知理念之下，警察对每次的审讯希望得到的都是审讯对象的有罪供述，而对审讯对象的无罪辩解无法接受，认为审讯对象是在对权力和权威进行挑战。

3、从“执法者”到“守法者”的角色认知转变。警察在生活中也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但其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却常常出现偏差，在审讯中对自我角色的认知通常是对“执法者”的角色认知，而忽视了作为普通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守法者”的角色认知，只有完成这种角色认知的转变才有可能培养在侦查过程中的正当程序观念，才能使其严格地依据刑事诉讼法规范审讯行为，从而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

工作中的应激导致的情绪紧张、失控、焦虑状态、压力增大等是诱发警察在审讯中刑讯逼供的重要因素，要减少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有必要减少警察工作中的应激源。

1、增加警力资源配给。这对于减少警察工作时间，缓解身心疲劳，有利于减少工作应激的发生。

2、科学决策，减少人为施加的主观压力。目前我国警察队伍的管理体制决定警务行为在运作过程中的浓厚的行政等级色彩，警察工作应激源之一便是一些政府部门或领导常常随意决策，如限期破案、定任务、下指标，而不讲究决策的科学性。其结果是使警察在工作中背负着太大的压力，形成人为的工作应激。例如，领导要求天亮前取得口供，但拿不下来怎么办？领导施加的压力就会转移到犯罪嫌疑人身上，便发生刑讯逼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