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法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商标法论文范文

药品名称同时又是注册商标，他人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药品上使用该药品名称的，不构成商标侵权行为，但前提是不能突出使用该批准备案的药品名称。其理由是：第一，药品名称与药品注册商标发生冲突是我国药品管理制度与商标注册制度之间的不协调造成的，作为当事人来说，主观上没有任何过错。第二，允许将药品名称作为商标进行注册，会造成药品生产者对该药品的垄断，是不公平的，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通用名称对注册商标或非注册商标的抗辩

（一）通用名称的认定

区分通用名称还是商标的关键是功能区分：其功能是区分不同商品还是区分相同商品来源。认定通用名称要把握如下几点：

1、在先权问题；2、使用者是否为恶意：实践中考察名称是否为突出实用；

3、判决商标侵权是否会造成双方巨大利益失衡；4、相关行业协会态度；5、相关公众：是否为相关公众即相关消费者、生产者、销售者都需要使用的产品名称；6、通用名称是否在使用中出现第二含义即具备了作为商标的显著性，如果有一个企业长期使用的某个商品和服务的专用名称，尽管属于我国《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能用作商标的标志范围，但是经过长期使用，产生所谓的第二含义，或者说通过使用产生了显著性，符合了商标注册的条件，就可能被核准注册；7、我国有关部门制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行业产品或商品目录、《国家药典》中规定的产品名称。

（二）通用名称抗辩具体理由：

1、通用名称使用中没有获得显著性；

2、是约定俗成的商品通用名称，且使用地域范围广泛

海南澄迈万昌苦丁茶场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评委”)、第三人海南省茶业协会商标争议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商评委撤销“兰贵人”商标用于茶叶商品的裁定。法院认为：万昌茶场标题为“椰仙兰贵人———藏不住的美丽”的广告中提到，“椰仙兰贵人”茶属于多种具有保健功效植物拼配而成的现代茶饮，该证据显示了万昌茶场将“椰仙”作为区别他人生产的如康加牌、致合牌“兰贵人”茶的标识来使用，万昌茶场未对此事作出合理解释。如按万昌茶场所称，“椰仙兰贵人”是标识，其茶品名称便不得而知，故可以认定万昌茶场也系将“兰贵人”作为茶的品名使用。

法院还认为，“兰贵人”茶品的流通地域范围明确在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五省，且以这五省为主，并非全国。但对通用名称广泛性事实的认定不能脱离事物发展的本源，“兰贵人”茶品作为一种较为新型的茶品，发端于台湾及福建，流行于南方特别是沿海诸省，符合其自有的流传特性，这与“兰贵人”茶品与生俱来的地方性特色相关联，“兰贵人”因而在沿海各省获得广泛认可，且时间持续已达，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名称存在的持久性及使用的广泛性。据此，法院认为应当认定南方五省茶叶行业使用“兰贵人”情况满足了其广泛性的事实构成，虽未及全国，但属于至少南方五省茶叶行业普遍共同使用的茶品名称。

3、作为商标组成部分的通用名称，构成正当使用

北京汇成酒业技术开发公司诉北京市华都酿酒食品工业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中，汇成公司系“甑流”商标注册人，该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第33类“含酒精的饮料（啤酒除外）”。被告华都公司擅自将与“甑流”商标相同的文字使用在其生产的白酒产品上，称为“北京甑流酒”，并在市场上长期、公开、大量销售，侵犯了原告的商标权。汇成公司于2006年4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品的通用名称，通常是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或者本行业中约定俗成的名称，包括全称、简称、缩写、俗称等。《北京市志稿》已经确切表明，净流（或称甑流、甑馏）是一种特定白酒的通用名称，此称谓通行于北京乃至华北地区，且积年已久。汇成公司虽对“甑流”文字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但无权禁止他人在自己的产品及宣传中将“甑流”作为特定产品的通用名称加以使用，华都公司为说明产品的性质及特点而使用“北京甑流酒”字样属于正当使用，这种使用并非商标意义上的使用。

注册商标含有商品通用名称，在该商标的有效期内，他人使用该商品通用名称，是否侵犯该商标的专用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观点是，商品通用名称被申请为注册商标或者注册商标的一部分后，商标权人虽然对该商标享有专用权，但不得限制他人对该商品通用名称的使用。

4、含通用名称的商标权人无权阻止其他人也将通用名称作为商标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用。

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的木糖醇无糖口香糖构成对自己生产的乐天木糖醇无糖口香糖的不正当竞争。法院认为，“木糖醇”是一种甜味食品添加剂的名称，是“木糖醇”这种商品所具有的通用名称，消费者对“木糖醇”的理解仍是“木糖醇”系一种甜味食品添加剂，“木糖醇”并不是乐天公司经营的“乐天牌”“木糖醇无糖口香糖”商品特有的名称。而好丽友公司在自己制造的木糖醇无糖口香糖上加注的“好丽友牌”及其三条色带标志与乐天公司的“乐天牌”及其三条色带标志是不同的，具有识别性，消费者不会造成混淆。法院分析中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和无糖的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木糖醇”并列使用的两个标识，消费者能否将其区别开来。

三、销售商、普通贴牌加工方、商标标志印制方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我国《商标法》第56条规定了作为商标侵权被告的抗辩理由，即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而目前外贸“贴牌加工”引发的商标侵权纠纷，对于构成商标侵权的情形，应当结合加工方是否尽到必要的审查注意义务，合理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

其中有“不知道”即主管无过错。那么，“不知”如何来确定？司法实践中，对于“不知”通常按照正常人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是否能发现侵权行为。销售商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必须证明自己销售侵权商品已经尽到合理的谨慎审查。即如销售商能证明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即可免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上述“正常人标准”不能误解为“普通人标准”，一般来说，法庭只考虑一个业内的正常人应当怎样做，而非一般的普通人实际是怎样做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判断，一般基于法官的理性、内心确认，依照现有经验、生活常识，结合损害发生的概率、严重程度、排除损害风险的困难程度、被告行为的可能意图、被告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

四、特殊贴牌加工抗辩（国外权利人委托国内企业代加工后直接出口国外

举个例子，中国企业A在中国申请注册了某商标，B国企业B在B国申请了同样的商标，即A、B企业在各自国家分属相同商标的权利人。B之后授权国内企业C生产带有该商标的产品，之后直接销售到B国，而没有任何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行为。

本案例涉及知识产权的地域性问题，即在一个国家申请的商标只能在这个国家区域内受到保护。但具体到上述案件，工商局一旦接受举报或发现生产就查处，海关肯定会禁止出口甚至扣押、没收，人民法院如何审理，各地法院观点不同。福建法院认为不构成侵权，北京法院也认为不构成侵权，但是浙江法院就认定是侵权。

我们讲，商标的主要作用是区分商品来源，只有构成消费者混淆，才构成侵权。既然国内企业只是加工，没有在国内销售、流通，就当然不会导致国内消费者混淆，当然不构成侵权。所以，本案例在理论是不构成侵权，但实践中工商、海关、公安都有可能认定侵权查处。

五、对在先企业名称、中华老字号的正当使用

商标和企业名称均属于商业标志的范畴，但分属不同法律保护、调整范畴。应当按照诚实信用、维护公平、利益平衡和保护在先权利、是否产生消费者混淆、被侵权商标知名度等原则予以处理。

企业名称未突出使用、未造成市场混淆、清楚标注生产厂家及厂址的，不应按照商标侵权行为处理。特别是对于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注册商标与企业名称的权利冲突，当事人不具有恶意的，应当视案件具体情况，在考虑历史因素和使用现状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解决冲突，不宜简单地认定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对于权属已经清晰的老字号等商业标识纠纷，要尊重历史和维护已形成的法律秩序。对于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已实际具有商号作用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企业或者企业名称的简称，视为企业名称并给予制止不正当竞争的保护。因使用企业名称而构成侵犯商标权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令停止使用，或者对该企业名称的使用方式、使用范围作出限制。

对于原告以商标侵权或不正当竞争为由，请求撤销被告企业字号、变更字号的诉求，一般来讲，企业字号如已经连续使用超过5年，则具备了市场稳定性，一般不宜支持撤销、变更诉求。同时，应当区分权利取得行为和权利行使行为。权利的授予是否合法属于相关法定机关的行政职权，消除由行政授权而引发的知识产权权利本身的冲突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管辖范围，对于要求确认某申请或注册行为违法及要求撤销或无效某项行政授予的权利的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因行使权利而引发的行为层面的权利冲突纠纷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管辖范围，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并对权利的行使作出规范或限制或禁止。

同时，在处理标识类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纠纷时，虽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但双方标识的存在可能会导致混淆误认的，法院有可能会根据案情判决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标注区别性标志、公告或声明等消除冲突状态。

六、注册商标未实际商业化使用

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未实际投入商业使用的，确定民事责任时可将责令停止侵权行为作为主要方式，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可以酌情考虑未实际使用的事实，除为维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外，如果确无实际损失和其他损害，一般不根据被控侵权人的获利确定赔偿；注册人或者受让人并无实际使用意图，仅将注册商标作为索赔工具的，可以不予赔偿；注册商标已构成商标法规定的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情形的，可以不支持其损害赔偿请求。

七、被告为自主品牌商标，构成近似的程度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精神，对于自主品牌的商标，确实没有造成市场混淆，同时以技术对比形式考查商品类似和商标近似程度、考虑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的显著程度和市场知名度。

八、停止有关行为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重大利益失衡或有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实际上无法执行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精神，如果停止有关行为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重大利益失衡，或者有悖社会的共利益，或者实际上无法执行，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利益衡量，不判决停止行为，而采取更充分的赔偿或者经济补偿等替代性措施了断纠纷。权利人长期放任侵权、怠于维权，在其请求停止侵害时，倘若责令停止有关行为会在当事人之间造成较大的利益不平衡，可以审慎地考虑不再责令停止行为。

针对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的抗辩，具体来讲，停止侵害应以侵害行为的违法性和侵害行为正在进行或仍在延续中为适用条件，符合上述条件者原则上应判令停止侵害。但在特殊情况下是否应判令停止某种行为，则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合理平衡当事人之间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来确定。如果权利人受到的损害并非难以弥补，停止有关行为会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的极大失衡，或者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实际上难以执行，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利益衡量，在采取充分切实的全面赔偿或者支付经济补偿等替代性措施的前提下，可不判决停止某种行为，在具体执行中，可能有些出入，但大体一直。比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适用停止侵害责任要满足行为的不法性、责任的限度性和符合利益平衡原则三个条件。

九、对于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诉讼请求的适用条件及抗辩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法院在审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件中，可以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根据该规定，赔礼道歉不是商标侵权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虽然如此，但不少法院仍会判决赔礼道歉，关键在于，赔礼道歉与消除影响的责任最终承担基本都是登报，最终责任形式过于近似。

消除影响的适用条件是公民、法人人格权受到不法侵害、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或者社会评价降低。消除影响的范围应当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范围相一致。为消除影响所采取的措施（如登报声明）应当是公开的，以在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中消除不良影响。

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如果商标权人诉求公开登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法院判决无疑应当支持公开登报声明以消除影响。如果商标权人诉求公开登报赔礼道歉，其本意仍然是以此清除商标侵权行为对商标信誉造成的不良影响，只是商标权人分不清消除影响与赔礼道歉这两种民事责任之间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判决登报声明以清除影响；当然，如果法院经释明已明确告知恰当的诉讼请求应当是公开登报声明消除影响，而商标权人仍坚持其诉讼请求是公开登报赔礼道歉，而不是公开登报声明消除影响，则法院就不应再判决公开登报声明消除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很确，商标权人诉求的不是消除影响而是赔礼道歉，由于赔礼道歉不是商标侵权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故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承担，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认为，侵害知识产权主要还是一种对财产的损害，要严格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民事责任的适用条件。而吴汉东教授则认为要把握住三点，“一是不限制适用范围，二是要做原则性规定，三是供当事人选择”。

十、对注册商标的其他合理性、正当使用

我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此条对于有第二含义的含有县级以上地名的商标，允许注册，如“红河”

商标等。但又实际上限制了商标权人的部分权利，即他人产品上将注册商标作为地名合理性使用。

同时，商标的价值可以分为商标作为文字、标识本身所具有的符号价值和经营者通过经营行为附加的能够将商标与商品以及商品的生产者之间建立联系的区别价值。商标专用权的禁止权的范围，应该排除掉那些正当地使用商标权人的商标的基础符号价值的部分。一般来讲，抗辩人对商标的正当使用应符合以下条件：1、抗辩人主观上善意；2、对商品仅做叙述性使用和指示性使用；3、并非作为商标或包装装潢等使用；4、不会造成相关公众混淆或误认。

十一、诉讼时效的超期

诉讼时效超期，一般是被告的绝对抗辩事由。对于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的侵权及赔偿，原告必须证明被告侵权的持续状态。在此前提下，可以判决被告侵权成立，但是赔偿数额则由之日起向前倒推两年为限计算原告的损失或被告的获利情况。

十二、关于域名构成商标侵权的抗辩事由

对于原告要求撤销、转让、注销、停止使用与其商标相同或近似（包括拼音）域名的诉求，一般依据《关于审理因域名注册、使用而引起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若干指导意见》中“被告域名或其主要部分构成对原告驰名商标的复制、模仿、翻译或音译；或者与原告的注册商标、域名等相同或近似，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误认。”条款予以抗辩，即原告商标必须证明构成驰名商标，而被告不认为原告商标构成驰名商标。

其次，被告也可证明其对该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享有权益，或有注册、使用该域名的正当理由。

同时，ICANN的《统一域名争端解决规则》规定，被诉人在收到投诉通知后，如能举证证明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即可证明其对域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从而有效对抗投诉人的投诉：“A、域名注册人在收到投诉通知之前已经出于善意在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或者证明准备使用域名或者某个与域名相对应的名称；B、域名注册人(不论其为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因该域名而为公众所知，虽然域名注册人并未获得相应的商标权；C、域名注册人出于合法目的使用域名或者属于合理使用，并非为谋求商业利益而误导性地吸引消费者或者贬损有关商标的声誉。”

第2篇：商标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商标淡化立法体现完善思路

一、商标淡化概述

(一)商标淡化理论产生的背景。

商标最初的原始功能是区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我国北宋时期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白兔”商标，就已经具备了商标标识商品出处的原始功能。商标的作用在于避免混淆、误认和欺骗。当商品或服务一旦卖出，商标的使命就完成了。当非商标权人未经商标权人的许可，将商标使用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时，非商标权人的商品与商标权人的商品发生了混淆，影响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选购，商标权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此时传统的商标“混淆理论”对商标权人的利益进行保护。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之间加强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原来的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商品制造商通过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追加广告宣传等投资，精心培育仑业的良好信誉，此时的商标已凝聚了企业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承载着企业的商誉，彰显着一种品质、风格和地位。消费者对企业的品牌产生了消费信赖心理，在商标与特定商品之问建立了独特的联系，商标从此拥有了独立的经济价值。因此，任何对驰名商标价值的损坏行为都应当禁止。

商标淡化行为正是随着商标特别是驰名商标的经济功能及表彰功能的崛起，逐步产生、发展起来了。当侵权人将商标权人的驰名商标非法使用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上，表面上看并没有发生商品来源上的混淆，也不影响消费者的选购，但会使人们产生联想，联想到商标权人的商标，并将商标权人的商品或服务的良好商誉转移到侵权人的商品和服务上来，加大了侵权人的产品销售力，提高了侵权人的经济效益，却侵害了商标权人的利益。此时，传统的混淆理论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无能为力，“而商标淡化理论则成为一把金钥匙”。

商标淡化现象在商业领域中并不少见。早在1923年德国联邦法院关于禁止一家污水处理公司在其抽粪车上使用著名香水制造商的香水商标“4711”的判决，是迄今最早适用商标淡化理论对驰名商标提供法律保护的典型司法判例。而“淡化概念”学界通常认为源于1927年美国法学家富兰克·斯科特在《哈佛法学评论》中发表的《商标保护的理论基础》一文。虽然文中并没有明确地使用“淡化”一词，但是斯科特在文中指出：“商标权人不仅应当禁止他人将他的商标使用于相互竞争的商品上，而且应当禁止使用在非竞争性的商品上。”至此，淡化的概念逐渐被学者们了解并接受。

此后，商标淡化理论随着司法判例的丰富，学者们进一步地探讨，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多数学者认为，驰名商标蕴含着企业深刻的文化内涵，具有不可估量的企业无形资产价值，任何可能弱化、丑化甚至玷污该商标的显著性的不良行为，都会给商标权人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法律应予禁止。不久，随着淡化理论研究的深入，立法界也作出了必然的回应。如美国制定了专门的反商标淡化法，德国、法国、希腊等各国在各自的法律中修正了关于反商标淡化的条款，《巴黎公约》、《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国际条约中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商标淡化的理论，但某些适用条文不够明确、具体，有待完善。

(二商标淡化的概念。

商标淡化的法学概念至今在我国立法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学界对商标淡化的理解莫衷一是。美国《1995年联邦商标淡化法案》(TheFederalTrademarkDilutionActof1995)将“淡化”定义为：“减少、削弱驰名商标对其商品或服务的识别性和显著性能力的行为，不管在驰名商标所有人与他人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或者存在混淆和误解或欺骗的可能性。”此定义较具代表性。笔者认为，商标淡化是一种特殊的商标侵权行为，是指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将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文字图形及其组合在其他不相同或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或者在其他领域使用的行为，从而玷污、削弱了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和识别性的行为。

(三)商标淡化的性质。

1．淡化商标行为构成了商标侵权。

商标淡化侵害的是商标的显著性和商誉，商标显著性是一种正当权益。在商标领域中，商标的显著性充分体现在：商标权人或商标设计者通过智慧、知识和技术的投入，获得了具有显著性的商标。如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历经6年之久，耗资100多万美元，设计出与众不同的“艾索”(ESSO)商标。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那样，“每一个人在其劳动中拥有的财产，正如它是所有其他财产的最初根源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商标显著性作为一种正当权益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商标的商誉可体现为一种财产权益。如英国法学家指出，“商誉是一种享受业已确定了的商业联系的所有好处的权利。……这是一种如此确定的财产，以至于必须考虑对其价值予以征税。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因为只有商誉的转让人才承担尊重它的义务。的确，不能限制任何的第三人以降低该商誉价值的方式进行交易。不过，作为一种可交换的客体，必须将商誉作为财产来对待。”

综上所述，淡化商标的显著性和商誉的行为，实质上就是对商标权的侵犯。

2．淡化商标行为具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的今天，淡化驰名商标行为人借助驰名商标的良好信誉，吸引消费者，提高淡化商标行为人的市场占有率，扩大其销售量，非法获取利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竞争中的不正当行为。若淡化商标行为人长期搭驰名商标之“便车”，会逐渐地破坏了消费者心目中的驰名商标与特定商品或服务之间的信赖关系。因此，淡化商标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对于与淡化商标行为人处于同一竞争领域的其他竞争者来说，由于驰名商标淡化行为导致他们一开始就处于竞争劣势，最终会造成有失公平的不合理竞争。因此，驰名商标淡化行为侵犯了商标权人的利益，侵犯了消费者和其他竞争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秩序，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商标淡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般说来，商标淡化行为分为弱化、玷污、使用于企业名称、使用于域名，等等。

所谓弱化，指非权利人将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用于与驰名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非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从而使该驰名商标与其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之间的特定联系削弱的行为。所谓玷污，又称丑化。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于质量低劣的商品或服务上，或者用于非法的或者不道德的领域中，玷污驰名商标的信誉。所谓将该商标用于企业名称，是指以与他人的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作为自己的企业名称使用，使消费者误认为驰名商标的产品就是该相同名称的企业生产的。所谓使用于域名，是指将他人的驰名商标抢注为域名，从而利用了驰名商标的商誉或剥夺了驰名商标所有人在网络域名中使用自己商标的权利。

二、商标淡化行为法律规制的国外模式比较

“商标淡化”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德国，1923年，德国一地方法院在一判决中禁止一家污水处理公司在其抽粪车上使用“4711”香水商标。一年后，另一地方法院在判决中又禁止刀剪行业使用“ODOL”的牙膏商标。这两个将商标保护范围由相同或相似商品扩大到不相类似商品的地方法院判例，后来都得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确认。⑧德国学者把这种将驰名商标扩大保护的立法基础称为“商标吸引力受冲淡之虞”，商标淡化理论由此而生。商标淡化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得益于美国的司法实践，世界第一部专门针对商标淡化的反淡化法是在美国产生的(即《兰哈姆法》)。

美国驰名商标保护的基础理论是淡化，所以即使美国联邦商标淡化法对于淡化只有短短的一句话：降低著名商标识别、区别商品或服务的能力，无论下列情况是否存：(1)著名商标的所有人与他方之间有竞争关系，或(2)混淆、误认或欺骗的可能。”

但这一规定却从理论上概括了淡化的概念，而且我们认为行为的表现形式并不重要，只要这种行为“降低著名商标识别、区别商品或服务的能力”就可能被认定为淡化，被联邦商标淡化法所禁止。然而由于美国联邦商标反淡化法在措辞上的简略与模糊，美国的各个巡回法院对于如何证明淡化存在较大的分歧，并通过各个案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目前，各法院一般认为证明淡化应考虑下列五个因素：在先商标著名；在先商标具有显著性；在后使用必须是在商业活动中的商业使用；在后使用必须是在在先商标著名后的使用；导致在先商标显著性的淡化。凹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原告Pepper—idgeFarm公司诉被告的金色鱼形饼干构成了《兰哈姆法》下的商标侵权及联邦商标淡化法下的商标淡化案件，第二巡回法院在审理该案时依上述淡化的相关要素对该案进行了审理。

日本在这个领域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其特殊性在法律条文中是这样体现的：日本《商标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十九项，如果注册商标的申请人出于不正当的目的，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上注册了与他人的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有关的商标注册无包括获取不正当利润，对他人的驰名商标造成损害，以及其他的不正当日的。依据《商标法逐条解释》，“对他人的驰名商标造成损害”，具体所指就是对于他人驰名商标的淡化。

三、对我国商标淡化行为法律规制的分析

我国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起步比较晚，源于1985年加入《巴黎公约》。在国内商标立法中，对淡化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一些条文中体现出了淡化的相关理念。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以行政规章的形式确定了与驰名商标淡化相关的部分问题。我国地方性法规《上海市著名商标认定与保护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一次使用了“淡化”概念，其规定：“禁止他人以各种方式淡化、丑化、贬低上海市著名商标行为。”然而，上述有关立法毕竟体现于行政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其法律效力有限。

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对其他商标淡化驰名商标的行为进行规范。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2008年11月至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其中有条文规定：“足以使相关公众对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经营者之间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的，属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容易导致混淆’。”很明显，此条文扩充了商标法第十三条“容易导致混淆”的内容，这是我国司法实践对驰名商标淡化内容的一个补充，为保护驰名商标提供了法律依据。

《征求意见稿》中有条文规定：“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属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该条文在文字表述上使用了“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字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商标淡化行为的不正当性及其危害，这无疑是我国现行立法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的一大突破。

关于域名对驰名商标的淡化，200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四条、第五条规定，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以及200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的相关条款，都为解决域名与驰名商标的冲突提供了法律依据，使驰名商标得以保护。

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第三项规定了不正当竞争行为，条款中明显包含了保护竞争者承载有商誉的特定商业标记，防止他人不当利用造成商业标记的区别性特征和广告价值降低的立法目的。但上述规定是以存在竞争为适用前提的，对非竞争行业利用他人商业成就，对驰名商标进行淡化未作规定，这与商标淡化理论之问还有一定的差距。

四、完善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的构想

对照各国商标淡化理论的研究，现阶段我们应立足本国国情，重新检视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着眼于以下思路进一步完善我国商标淡化立法：

(一)明确统一商标淡化行为的性质。

现行法律中虽然已经设置了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但人们只能从这些法律后果中推断出商标淡化行为的侵权性质。商标法中如果明确规定“将未经驰名商标注册人许可，将其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图形等可视类标志另类使用的”也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既解决了对商标淡化行为性质的统一评判问题，又明确了商标淡化行为性质评判的法律结论。因此，立法者应当明确把商标淡化行为归位于商标侵权。

(二)将商标淡化立法纳入《商标法》。

我国理论界对商标淡化立法体例的主张概括起来有三种：有学者主张将之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规范；有学者主张单独立法；还有学者主张修改《商标法》，将之纳入《商标法》加以规范。鉴于我国的立法实践，笔者认为，我国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应当确立以《商标法》保护为主体，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为补充的法律保护体系。

倘若我们一味照搬国外的反淡化法，盲目单独立法，这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首先，现阶段我国对于商标淡化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许多问题都是在仿照国外成例，没有针对我国国情研究、凝炼出相应的理论，难以为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其次，现阶段我国要大力实施品牌战略，鼓励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来发展本国经济，壮大民族经济实力。“我国自1985年3月开展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工作以来，至今年4月以来，我国通过行政认定给予驰名商标保护的商标仅为1624件。”可见，国内品牌的实力并不足以抗衡国际品牌，在如此状况下，若采用驰名商标淡化单独立法的模式，只会削弱国内民族品牌的实力，不利于国内经济的整体发展。

同样，将商标淡化立法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其局限性。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而商标淡化法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和其上负载的商誉。所以，采用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体例不适合我国现状。

驰名商标是商标的一种，符合《商标法》的保护对象的要求，应该被纳入到法律的保护之中，而反淡化保护作为驰名商标保护方式不可或缺的一种，也应该在《商标法》中加以特殊规定。按照《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的规定，加强对国内外驰名商标的保护，既是履行国际义务，也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和贸易环境。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和发展趋势日益凸显。驰名商标保护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国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立法应该采用纳入《商标法》加以规范的做法。

(三)科学界定商标淡化的法律概念。

如前所述，商标淡化的概念在理论上众说纷纭，尚未统一，而在立法上也未有一部法律对其进行界定。商标淡化理论所言的“淡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了弱化、丑化等一系列的淡化行为。因而，为了防止歧义、造成混乱，立法上应对商标淡化进行科学的界定。

第3篇：商标法论文范文

【关键字】驰名商标异化司法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赋予人民法院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权力。自此，我国驰名商标认定结束行政认定单轨制模式，形成驰名商标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并存的双轨制模式。自2001年7月至2005年10月，人民法院共认定了71件驰名商标。[1]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已经成为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热点。本文拟结合审判实践探讨我国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并针对当前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评述

（一）正确界定驰名商标的内涵

对一般公众而言，“驰名商标”（well-knownmarks）从字面上理解，无非就是知名度很高的商标，但这只是字面上的理解，人们却很难看到关于“驰名商标”的标准定义。在国际层面上，非但最早规定驰名商标的《巴黎公约》第6条之2没有给出驰名商标的定义，就是代表着驰名商标制度最新发展成果、由“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大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于1999年9月通过的《关于保护驰名商标的规定的联合建议》（包括国际局编拟的解释性说明）也根本未提及“驰名商标”的定义；就国家层面上，我们也很少见到在商标立法中对驰名商标进行定义的。不论在国际条约还是国内立法中，人们更常见到的则是“主管机关”在认定驰名商标时应考虑的各种因素。这就意味着，对于“什么是驰名商标”这样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至今尚无明确答案。[2]因此，从法学概念的角度而言，准确定义驰名商标的确非常困难。[3]下面，从比较法的角度探讨有关国际公约及主要国家对驰名商标概念的界定。

1、有关国际公约中对驰名商标概念的界定

第一次提出驰名商标这一词语的国际公约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起初《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并未提及驰名商标，直到1925年海牙大会上，该公约才增补了保护驰名商标的第六条之二。[4]但是该增补条款主要规定了驰名商标的保护，并未给出驰名商标的定义，对于驰名商标的定义公约有意留给各成员国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自行界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相比，进一步扩大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明确将服务商标纳入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规定了较为具体的驰名商标认定标准，但仍然没有明确界定驰名商标的概念。[5]

《关于保护驰名商标的联合建议》就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范围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与前两个国际公约相比，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但是该建议仍然没有明确驰名商标的概念。[6]一些地区性国际条约，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及《卡塔赫那协定》，对认定驰名商标应考虑的因素作出规定，但都未对驰名商标的概念作出明确规定。

可见，目前关于驰名商标保护的主要国际公约均回避了驰名商标的定义，大多从认定驰名商标应考虑的因素及驰名商标保护的角度对驰名商标进行间接的表述。

2、主要国家对驰名商标概念的界定

美国制定法没有明确的驰名商标的概念，无论是在商标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都没有给出驰名商标的定义，其对驰名商标的界定，主要是通过具体的判例来体现。美国对驰名商标概念的大致理解，即在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声誉的商标，该商标不以在美国实际使用为条件。

《日本商标法》第四条第一款第10、11、15、19项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等对驰名商标驰名的范围规定为"在需要者之间广泛知晓"，明确了驰名商标知晓范围是"相关公众"。在1999年日本特许厅公布的《关于周知商标、著名商标的保护的审查标准》中，内容同时涉及到了保护驰名商标不以注册为前提，以及该驰名商标的认定不以本国驰名为必须条件。[7]

德国、法国、希腊通过本国的商标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对驰名商标进行保护，对驰名商标的概念也都没有作出界定。但是，通过这几个国家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来看，这些国家法律对驰名商标界定为在相关公众范围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

3、我国对驰名商标概念的界定

2001年10月27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未对驰名商标进行定义，但该法第十四条规定了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的因素。这一作法与主要国际公约和各主要国家的作法是一致的。2003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2条将驰名商标定义为：“本规定中的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

虽然实定法上鲜有驰名商标的准确定义，但学者们对驰名商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阐述。法国学者Y·st-Gal认为，驰名商标是指广为广大公众所共知且享有卓越声誉的商标。[8]日本学者纹谷畅男认为，驰名商标是作为特定人业务有关的标志，已在交易者或消费者中间为公众所知悉的商标。[9]张俊浩先生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驰名商标是指公众所知的享有卓越声誉的商标。[10]高卢麟先生认为，驰名商标是指某商标经过在贸易中长期使用，为广大公众所知晓，知名度高，且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11]可见，虽然目前对驰名商标还未有统一而权威的定义，但无论从判例的积分、实定法的规定、国际公约的约定，还是学者的研究的角度，驰名商标均应具备两个基本内涵，一是为相关公众所知悉，二是具有较高的声誉。司法实践中对驰名商标的理解可参照《驰名商标认定保护规定》给出的定义。

（二）驰名商标认定的历史沿革

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规范到逐步规范，从行政认定单轨制到行政认定、司法认定双轨制的发展历程。

1、驰名商标行政认定单轨制阶段

1985年我国加入《巴黎公约》之后，开始承担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1987年8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在商标异议案中，认定美国必胜客国际有限公司的“PIZZAHUT”的商标及屋顶图形商标为驰名商标，并对澳大利亚鸿图公司在相同商品上强注的相同商标不予注册。[12]这是中国加入《巴黎公约》后认定的第一件驰名商标。1989年，北京市药材公司发现其“同仁堂”商标在日本被抢注。该公司遂以“同仁堂”系驰名商标为由，请求日本特许厅撤销该不当注册的商标，日本要求提交“同仁堂”系我国驰名商标的证明文件。为了保护我国商标在他国的合法权益，商标局在作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之后，于1989年11月18日正式认定“同仁堂”商标为我国驰名商标。[13]“PIZZAHUT”和“同仁堂”两例驰名商标的认定开创了我国驰名商标认定的先河。此后，我国在实践中对巴黎公约成员国的驰名商标，如“JEEP”“FREON”“山特”等商标进行了认定和保护。[14]截至1996年，全国共认定了不足20件驰名商标。

1996年8月14日，国家工商局颁布《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确立了驰名商标认定“主动认定为主，被动保护为辅”的原则，并规定国家工商局商标局是唯一有权认定驰名商标的机关。此后，我国开始对驰名商标进行批量认定，驰名商标认定的数量也逐级增加，例如1999年一年认定的驰名商标就有100件左右，相当于1987年到1996年9年认定驰名商标的5倍。

2、驰名商标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双轨制阶段

2001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赋予人民法院依法认定驰名商标的权力。其后，2002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司法认定驰名商标作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初步确立了法院对驰名商标进行司法保护的审判机制。自2001年7月至2005年10月，人民法院共依法认定了71件驰名商标，其中涉及权利人为外国人的驰名商标有6例。

200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同时废止《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暂行规定》。新规定改变以前批量认定驰名商标的做法，采用了“被动认定”、“个案认定”的原则，突出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淡化了对驰名商标的管理。2004年，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共认定了153件驰名商标，其中包括外国企业的商标28件。

至此，我国现在已经形成了驰名商标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并存的格局。

（三）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案件类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驰名商标认定的两个司法解释，目前仅有以下三类知识产权民事或行政案件中存在认定驰名商标的情形。

1、复制、模仿、翻译或者音译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作为计算机域名使用的侵权案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域名注册也成了冲击驰名商标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一些知名企业的字号、驰名商标等陆续被他人注册为域名，如长虹、同仁堂、全聚德、红塔山等。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驰名商标的不断增多，围绕驰名商标恶意抢注域名的不正当行为不断出现。[15]瑞士的劳力士钟表有限公司诉北京国网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是此类案件的典型代表。[16]审理该案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瑞士的劳力士公司的“Rolex"商标和以该商标所代表的产品品质在中国和世界各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可认定该商标为驰名商标。国网公司无正当理由将与劳力士公司注册商标及企业字号相同的“Rolex"注册为自己的域名且并不实际使用,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2、复制、模仿、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不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的侵权案件

北京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与涂汉桥商标侵权纠纷案就是此类案件的典型代表。涂汉桥于2003年12月成立武汉市江汉区国之美百货店。同月,涂汉桥在《武汉晚报》上以江汉区国美百货的名义刊登招聘启事,并在其经营场所悬挂“国de美百货"的标识。湖北省武汉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国美电器有限公司的″国美电器″符合认定为驰名商标的条件。涂汉桥的上述行为,是在不相类似的服务上摹仿驰名商标“国美电器",误导公众,构成商标侵权。[17]由于驰名商标经过长期使用，具有良好的信誉，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已成为商标所有人的重要无形资产，因此法律对驰名商标给予了跨类别的特殊保护。

3、复制、模仿、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不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的侵权案件

蒙牛集团诉董建军、白雪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是此类案件的典型代表。原告蒙牛乳业公司从2000年起在其生产的乳饮料上突出、广泛的使用“酸酸乳”商标，且已持续使用近六年时间。虽然该商标中带有“酸”和“乳”等表明产品特征和主要原料的词，但经原告对该商标的持续使用和对其宣传、推广费用投入的逐年增加，该商标已在实际使用中获得了较强的显著性。产品在相关消费者中广为知晓，而且该产品的销售收入也逐年显著上升，销售网络遍及全国范围，使原告“酸酸乳”乳饮料产品以其酸甜口味和优良品质成为被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知名商品。原告的“酸酸乳”商标，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程度，并享有了较高的声誉。虽然其商标注册申请尚未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但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的驰名商标的认定条件，应当被认定为驰名商标。这一类型的案件为未注册的驰名商标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护。

（四）司法实践中审查商标是否驰名的标准

2001年10月修订后的《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了审查商标是否驰名应当考虑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决定商标是否驰名的实质要件。司法实践中只有准确把握驰名商标的实质要件，才能保证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才能保证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权威性，才能保证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审判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结合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审判实践，审查商标是否驰名的标准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正确界定“相关公众”的范围

正确界定商标所标示的商品或服务的“相关公众”是认定商标“知晓程度”的前提，也是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相关公众”范围界定的过于狭窄和过于宽泛都不利于准确认定商标是否驰名，也会直接损害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我国《商标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对如何确定“相关公众”的范围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大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关于驰名商标保护规定的联合建议》规定，该部分公众（即相关公众）应当包括，但不局限于：（1）使用该商标的那一类商品和（或）服务的经销渠道中所涉及的人员；（2）经营使用该商标的那一类商品和（或）服务的商业界。就地域范围而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指南》指出，TRIPS成员要考虑有关部门的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包括在有关成员域内因宣传该商标而达到的知晓程度。《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规定》第2条第2款指出：“相关公众包括与使用商标所标示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生产前述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其他经营者以及经销渠道中所涉及的销售者和相关人员等”。《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规定》中有关“相关公众”的界定已达到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的要求。判定商标是否驰名的主体范围应以相关公众为标准，相关公众在商标的近似性和显著性多人大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我国《商标法》未对“相关公众”作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执行法释【2002】32号第8条的规定，把“相关公众”控制在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或服务有关的消费者或与前述商品或服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

2、关于“知晓程度”的正确把握

《商标法》第十四条将相关公众对商标的“知晓程度”作为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的首要因素，因此“知晓程度”是确定商标是否驰名的关键因素。我国《商标法》没有具体规定确定商标知晓程度的标准，但是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及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上述因素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商标的驰名程度。因此，应该对《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五种考虑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从总体上把握确定相关公众“知晓程度”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对《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不明确的因素，可以参照《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规定》第三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包括：证明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知晓程度的有关材料；证明该商标使用持续时间的有关材料，包括该商标使用、注册的历史和范围的有关材料；证明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的有关材料，包括广告宣传和促销活动的方式、地域范围、宣传媒体的种类以及广告投放量等有关材料；证明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记录的有关材料，包括该商标曾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有关材料；证明该商标驰名的其他证据材料，包括使用该商标的主要商品近三年的产量、销售量、销售收入、利税、销售区域等有关材料。商标在相关公众中驰名程度是认定某一商标是否驰名的关键，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某一商标是否驰名往往具有一定难度。

至于具体操作中，“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程度可通过消费者调查或民意测验确定，也可以通过对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程度及地域等因素的考察来证明。[18]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驰名商标案件，就采用了对消费者进行调查的方法来作为判定是否驰名的证据之一。[19]青岛中院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司法实务届的广泛好评。对商标是否驰名进行综合考量时，五个认定因素中，第一个是“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其余四个都是证明“知晓程度”的相关因素。但是，认定驰名商标时并不需要五个因素都同时具备，只要其中的几个能证明“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就可以作为认定驰名商标的有力依据。上述《规定》根据《商标法》第14条的有关规定，对相关内容做了更具体的表述，有利于实践中的操作。

二、被异化的中国驰名商标

在我国，驰名商标这一词汇几乎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详，但是驰名商标制度在我国已经被严重的异化，具体表现为：

（一）驰名商标是一种荣誉称号

驰名商标制度的初衷在于为驰名商标提供特殊的法律保护，而不在于授予某商标“驰名商标”的荣誉称号。从严格意义上说，商标法上并不存在“驰名商标”与“普通商标”这样的分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驰名商标并不是商标法上的一种特殊商标，而是法律为所有商标提供的一种可能的保护“。[20]我国驰名商标法律制度起始于工商行政部门，从驰名商标制度构建的开始就产生一种误导，无论是企业还是一般公众都认为驰名商标是政府授予的一种荣誉称号。[21]一旦某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则使用该商标作为无形资产的价值瞬间剧增，一些地方政府从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被评定为驰名商标的企业予以高额奖励，并在税收等方面予以照顾。保护驰名商标不是评定驰名商标，不是授予称号。因为我们现在保护的是正在创立中的驰名商标，是初级阶段的驰名商标。准确的说是保护创立驰名商标的环境和程序，不可以将一些商标由于被侵权的“低门槛”而认定的驰名商标捧到不适当的位置，更不能已政府名义向消费者不恰当的“官方信息”。这样，政府就在帮助某个企业促销。参与企业间不正当竞争，也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22]而在目前，驰名商标无疑是每个品牌经营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所以许多企业不惜代价，千辛万苦去取得驰名商标的认定，并且往往以为取得驰名商标的称号就好比是有了护身符，成为金刚不破之躯，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知名度可以越来越好，市场可以越来越强，品牌的保护力度可以越来越大。[23]可见，驰名商标在我国已经广泛的被认为是一种荣誉称号，这种对驰名商标的误读既不利于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也直不利于我国驰名商标认定制度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驰名商标是推销产品或服务的工具

从法律规定的角度看，我国现行的驰名商标制度放弃了由商标局主动认定的体制，转而采纳了“被动认定”、“个案有效”的国际通行的作法。目前，无论是经商标局或商标评审委员会行政认定，还是经人民法院司法认定的驰名商标，其效力仅对该个案有效，并不必然对其后的案件自动具有拘束力。但是目前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广大企业似乎对“被动认定、个案有效”无动于衷，纷纷对所获得的驰名商标进行大力宣传，其形式有召开新闻会、在报纸、电视上作广告。而且，在宣传驰名商标时，有些企业并不标明其驰名商标的使用范围，而是笼统的标明“某某商标――中国驰名商标”。这些企业似乎不知驰名商标是一动态事实，而想当然的认为一旦驰名商标被认定，那么当然可以对其商标标以“驰名商标”的标签进行大力的宣传。在我国，当“中国驰名商标”作为一种荣誉称号出现在商品上或广告中，企业将争创“中国驰名商标”作为其“品牌战略”的目标时，国际上通行的驰名商标制度在中国事实上已经被“异化”了。[24]这一现实表明，我国某些企业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主要动机似乎不在于保护其商标不被侵权，这与驰名商标认定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现行法律中没有对驰名商标所有人滥用商标权的行为予以限制的有关规定，设定某些驰名商标所有人滥用驰名商标。[25]当大多数公众对驰名商标认定的效力还不甚清楚的时候，这种宣传可能能够取得一定的商业效果，但长此以往，不但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也会给商标所有人带来负面影响，甚者毁了自己的品牌。

（三）司法认定是获取驰名商标的捷径

驰名商标属于商标中的稀缺资源，对绝大多数商标而言，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一些商标所有人认为，通过行政程序认定驰名商标需耗费较长时间，由地方工商局层层上报到国家工商总局，至少一至两年才能申请下来。相比之下，司法认定就比较简单，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是六个月，一场官司下来，一般需半年到一年就有结果。所以，相比之下企业更热衷于“司法认驰”。[26]从而认为，人民法院通过司法途径认定驰名商标，较行政认定驰名商标“来得既快捷又省事”。于是，一些商标所有人把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当作获得驰名商标的终南捷径。

三、当前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必须注意的问题

（一）准确把握驰名商标认定标准，确保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一定要切实严格把握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坚决避免降低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使不具备驰名商标法定条件的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驰名商标是客观存在的，商标驰名与否同该商标是否经过法律程序认定无关。一个实际上已经驰名的商标，即使未经法律认定，也丝毫不损害它的驰名程度。相反，一个与驰名商标认定标准相距甚远的商标，即使勉强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它的声誉也不会有多大的提高，反而有拔苗助长的之嫌，甚至损害自身的信誉。[27]当前，个别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商标不被消费者所认可的现状就是例证。因此，人民法院审理与认定驰名商标有关的案件时，应该严格把握认定标准，既不降低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的门槛，也不刻意鼓励认定或者任意扩大认定范围，从而保障人民法院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严格审查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坚决避免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或“虚构诉讼”的方式获得驰名商标的认定

随着越来越多的商标通过司法认定的方式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一时间，通过司法途径认定驰名商标成为了企业界的热点话题。与此同时，人们也对其中可能出现的“设局”行为提出了担忧，认为有可能导致认定的“驰名商标”名不符实，降低驰名商标的“含金量”。民事诉讼中的驰名商标认定与普通民事诉讼有不同之处，普通民事诉讼中较少涉及案外人乃至社会公众的利益，基本上只涉及涉案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由于驰名商标具有强大的保护力，驰名商标的认定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同行业的竞争者。因此通过原被告合谋而导致的驰名商标的认定不仅对同业竞争者是不公平的，也将最终影响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进而从根本上危害市场秩序，也违背了知识产权制度创立的目的，即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28]因此在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实践中，法院必须加强对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的审查，坚决避免有关当事人通过“虚构诉讼”的方式获得驰名商标认定。

（三）严格依照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审理涉及认定驰名商标的案件，只有确有必要时才可以认定驰名商标

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认定驰名商标不是案件的终极目的，认定驰名商标只是确定侵权的前提条件。因此，司法实践中，只有确有必要认定驰名商标时，法院才可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进行认定，要防止不当认定损害驰名商标制度的公信力。例如，某一已审结的案件中，法院认定某商标为驰名商标，但是原告没有在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明确要求法院认定驰名商标，法院判决书也没有表明是根据原告的申请作出的认定，倒好像是法院为了增加判决的可信力，主动认定某商标为驰名商标。这种判决内容违反了驰名商标认定的被动认定原则。[29]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因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他人注册商标而到法院的案件，本来可以直接依照普通商标侵权案件确定侵权的规则进行审理即可以判定侵权行为的成立，没有必要通过认定驰名商标来确定侵权的成立，法院对此类案件也不应作出驰名商标的认定。[30]法院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进行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有画蛇添足之嫌，也违背了驰名商标制度的根本宗旨，在司法实践中应坚决予以杜绝。

结语

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在我国已走过了近五年的历程，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了近百件驰名商标，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工作在健康而有序的开展，广大公众也逐渐认可人民法院司法认定的驰名商标。

注释：

[1]《我国加大对驰名商标司法保护力度》，载2005年11月

[2]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612－613页。

[3]近年来，知识产权专著如雨后春笋，学者们对驰名商标也作出了定义，但也有学者置疑，认为对驰名商标的上位概念，即“知识产权”这一概念一般也是采用列举式表述。更有学者置疑“知识产权”这一概念，认为知识产权目前还不是法学概念。理由是：概念是总结认识成果、反映对象特有属性的逻辑形式，概念都有其内涵和外延。然而迄今为止，法学连知识产权的客体一般都尚未搞清，又遑论其内涵和外延。因此知识产权的客体一般并不存在，知识产权难以界定其内涵和外延，不足以成为法学概念，而只能作为指称一组相关权利的词语来使用。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1页。因此，上位概念尚不能准确定义，下位概念难以定义也属自然。

[4]《保护知识产权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二规定：“商标注册国或使用国注册机关认为一个商标在该国已成为驰名商标，另一商标构成对此驰名商标的复制、伪造或翻译，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易于造成混乱时，成员国应依职权或应有关当事人的请求，拒绝或取消另一商标的注册并禁止使用。在注册之日起至少5年内，应允许提出取消这种商标的要求。允许提出禁止使用的期限，可由本同盟各成员国规定。对于以不诚实手段取得注册或使用的商标提出取消注册或禁止使用的要求，不应受规定时间限制”。

[5]该协议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主要体现在第十六条上。该条规定：

[6]《关于保护驰名商标的联合建议》通过于1999年，它的出台背景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各国保护驰名商标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适应工业产权发展而首次确立了保护驰名商标国际协调的共同标准。该建议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各成员国和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各成员国不具强制性约束力，但却有着较强的导向作用。

[7]雷光程《驰名商标概念分析》，载《中国知识产权报·商标专刊》，2006年2月24日。

[8]Y·st-Gal:protectionetvalorizationdesmarqnedefabriqnedecornnerceoudeservice.转引自盛杰民：《关于驰名商标特殊保护的法律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第108页。

[9]【日】纹谷畅男：《商标法50讲》，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转引自盛杰民：《关于驰名商标特殊保护的法律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第108页。

[10]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页。

[11]高卢麟主编：《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12]《驰名商标保护通览》，载2006年4月5日

[13]王瑜：《驰名商标概要》，载2006年3月26日

[14]吴汉东、刘剑文等著：《知识产权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二版，第297页，转引自阎春光：《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与特殊保护》，载2006年5月8日

[15]施志源：《试论驰名商标在网络领域的法律保护》，载《社科纵横》，2006年1月第1期，第59页。

[16]田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十起“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案例》，载2006年3月21日

[17][17]田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十起“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案例》，载2006年3月21日

[18]李祥俊：《论入世后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6月第17卷第3期。

[19]阎春光：《从白雪商标侵权案看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载《电子知识产权》，2005年第4期，第43－44页。

[20]唐广良、董炳和：《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

[21]一旦某商标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定为驰名商标，驰名商标行政认定的主管机关要为该商标颁发“中国驰名商标”的牌匾，更有甚者，个别司法认定驰名商标案件中，认定驰名商标的中级法院也竟然为被认定的驰名商标颁发过类似的牌匾。

[22]董保霖：《正确认识保护驰名商标法律制度》，载2004年12月10日

[23]谷东燕：《创立驰名商标保护驰名商标》，《中国知识产权报》，2006年4月26日。

[24]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613页。

[25]刘宁微：《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载《前沿》2006年第1期，第106页。

[26]吴木銮：《半数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泉州“司法认驰”热引来热议》，载2006年5月11日，

[27]《驰名商标概念·实例·特征》，载2006年3月20日

[28]冯兵：《驰名商标的司法保护》，载2006年4月25日

第4篇：商标法论文范文

驰名商标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依据就是《商标法》，第十三、十四条作了专门规定。驰名商标为相关公众所知晓，知名度较高，特别容易受到他人的复制、募仿或者翻译等形式的侵害，其所有人利益更容易受到损害，按一般保护注册商标的法律规定不足以有效地保护驰名商标，因此需要一些特殊的方法实施保护。驰名商标的功能，就是对其实施特殊保护。为此，根据企业的申请予以认定驰名商标。这是驰名商标的本来面目。

驰名商标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是先于有权机关的认定而存在的，对商标驰名的认定，是一种判断和确认而不是一种评选、评定。根据《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在商标注册、评审和使用中，企业可以请求认定其商标驰名，并对侵权的商标不予注册、禁止使用。国家工商总局《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对其认定及保护方法作了细化和具体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运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从这些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出，认定驰名商标是按照世界通行的“被动保护、个案认定”的原则进行的。可见，在商标相关的争议中，按相关当事人的请求，有权机关予以认定商标驰名与否，而认定驰名的直接法律效力只存在于当时的个案，个案结束后该商标并不当然的成为驰名商标，只能在下一次的个案中起到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到保护的记录这么一个间接的法律效力。因此个案结束后任何单位和个人笼统而不细致地宣称驰名商标本质上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驰名商标虽然是有权机关认定，但它并不与商品服务的质量高低有直接的紧密联系，并不必然表明商品服务的优良。驰名商标的核心要素是相关公众对其知晓程度，《商标法》没有将商品服务质量的高低作为认定驰名商标的考虑因素。虽然国家工商总局《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将驰名商标定义为“在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要求驰名商标享有较高声誉是值得商榷的。驰名商标仅是对其进行特殊保护，而不是对声誉、质量的认定。而《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三条所列举的要求企业提交证明商标驰名的材料就没有一项是用以证明商标声誉、商品服务质量的。因驰名商标认定仅是个案有效，加之并不反映商品服务质量，即使商品服务出了质量问题，有权机关不能撤销其驰名商标的认定。可见，将驰名商标与商品服务质量直接挂钩的观念是对驰名商标功能的泛化，掩盖了驰名商标的本来面目。

现实中使用“驰名商标”这一概念极少，而使用极多的是“中国驰名商标”这一概念。可是中国驰名商标却是一个假概念。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中并没有“中国驰名商标”的提法，而仅仅是“驰名商标”，将“中国”与“驰名商标”联系在一起是这样描述的：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本规定中的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人们望文生义，将前面的描述凝结成“中国驰名商标”这么一个假概念。“中国驰名商标”表明什么呢？是中国的商标吗？不是，外国商标照样可以依法申请认定。是在中国注册的商标吗？不是，没有注册的商标也可以申请认定。是在全中国都驰名的商标吗？不是，只要相关公众知晓就有可能被认定驰名，相关公众并没有地域上的要求，不需要全国公众知晓。中国驰名商标，只能说明是中国的有权机关认定的，外国认定并不能为中国当然承认，因为商标权作为知识产权，是有地域性的，驰名商标需要中国的有权机关认定。中国驰名商标的称谓实为多此一举，频繁的使用已经严重误导了公众，造成混淆，掩盖了驰名商标的本来面目。

与中国驰名商标相对应的是地方有关部门认定的著名商标，称之以“某省著某市（指地级市，下同）著名商标”。著名商标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没有法律依据，它只是根据中国驰名商标这个假概念推想衍生出来。认定地方著名商标本身是不科学的。其一，商标的驰名没有国家之内的地域等级限制。即使是地方法院依法认定驰名商标，也不能说其认定的是某省某市的驰名商标。商标的使用，相关公众对其了解知晓并不会局限于一个省、一个市，市场经济中，在一个省或一个市来认定的商标著名与否，不尽合理。其二，著名商标的认定并没有实质意义。认定著名商标的初衷是对其进行特殊保护，而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按照法律规定，任何注册商标都是受到我国法律保护的，只因一般保护无法保护驰名商标才使其受到特殊保护，这里面暗含权利对等原则。地方部门所称的著名商标可以在字号、名称包装装璜、商标侵权等方面受到特殊保护，其实并没有特殊之处。即使是普通的注册商标也可以得到《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的保护。如果被认定的著名商标受到特殊保护，那只能说明普通的注册商标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法律保护。地方著名商标的认定缺少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也掩盖了驰名商标的本来面目。

第5篇：商标法论文范文

我们在引用他人的研究内容时不能把别人论点都写出来，只要在引用的地方做上标注，最后在论文的末尾依次列出来即可，这样节省的篇幅也使文章内容不那么繁琐。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商法案例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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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商标法论文范文

商标转让，是商标权人依法行使其对商标处分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受让方继受取得商标权利的方式之一。通过商标转让，原商标人不再享有商标权，该商标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受让方以继受取得方式承继。较商标权的原始取得即申请取得而言，商标权继受取得具有程序简便、审批时限短、权利稳定等优势。 然而，基于我国现行《商标法》第39条和《商标法实施条例》第25条“商标转让”的相关条款存在诸多立法瑕疵且商标确权机关的管理程式不透明亦多为业内人士诟病，为在更大限度内保护权利人的商标权益，笔者结合自身从业经验，根据现行法律框架内寻求诸多法律救济途径，以求教于业内友人。 一、商标转让的申请和核准程序概述 依据现行商标法律规定及官方业务流程，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在商标局制备的固定书式《转让申请/注册商标申请书》加盖公章或签字，然后由受让人以转让商标申请手续办理人的身份一并向商标局提交受让人的身份证明（包括营业执照、身份证等）、商标委托书等材料，同时缴纳商标转让申请费。按照现行注册商标转让程序的要求，办理商标转让申请暂不需要提交转让人与受让人共同签署的商标转让合同，唯一能体现转让人意思表示的法律文件就是《转让申请/注册商标申请书》上转让人的公章或签字。 受理商标转让申请后，商标局根据相对性条款和绝对性条款主要针对“转让人的主体资格”、“商标权权利状态”、“一并转让”、“不良影响”等要点进行审查。注册商标转让符合法律规定的，商标局将依法予以核准，并通过官方定期刊物《商标公告》进行公告的同时向受让人核发《核准转让注册商标证明》。未确权的商标申请权转让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商标局将在核准后直接对商标名义人进行变更。自商标局核准之日起，受让人享有商标权。 此外，鉴于目前“盗卖他人商标现象愈演愈烈，商标局将从严审查商标转让”，为有效遏制非法转让他人商标的猖獗现象，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2009年11月出台新措施完善程序从严审核商标转让，将重点审查商标转让申请书及商标转让协议书上的印章和签名，采取的措施具体包括：一、将商标转让申请书上转让人使用的印章或签字，与办理商标注册申请时使用的印章或签字进行核对；二、对印章明显不符的，要求转让人必须说明印章变更情况，提供印章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并提供转让人的经年检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章戳）和转让双方申请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三、对签字明显不符的，要求转让人必须说明情况，并提供转让人的有效证件（签字）和转让双方申请人签订的转让协议；四、对印章或签字明显不符的向申请人发出《转让申请补正通知书》，要求申请人必须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不含往返邮程）按有关要求补正，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的，商标局将视为申请人放弃补正，驳回其转让申请。 根据商标局于2009年2月6日的《自然人办理商标注册申请注意事项》的相关规定，以自然人名义办理商标转让申请事宜，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受让人提出商标转让申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应以其在营业执照或有关登记文件核准的经营范围为限，或者以其自营的农副产品为限。 二、商标权利非法转让的形态 自2001年《商标法》第二次修改以来，基于种种原因，盗卖、非法转让他人商标现象愈演愈烈，层出不迭，令人瞠目，尤其以如下形态最为典型：1、商标在法院已查封冻结的情况下被私下办理许可使用，如“爱多”、“IDALL”等商标；2、在企业破产清算前被原企业职员违反《破产法》私下转让给第三者；3、违反双方协议私下将商标转让给第三者，有的企业是“内鬼”作怪，股东私下将商标转让给自已另立的公司；4、国有或集体企业破产注销登记后，原企业负责人成立同名企业冒名顶替将商标转让给自己或第三者；5、未经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同意，擅自将著名商标低价转让给第三者；6、合资人将另一合资方的商标私下转让到自已或者关联企业名下；7、双方签订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并在商标局备案后，被许可人私下又将商标转让到自己的名下；8、经销商私下将被人的商标转让到自己的公司名下；9、出口商私下将被人的商标在国外抢注，并转让给外国的公司，禁止国内被人的产品再销往外国，并引发涉外诉讼；10、私下将他人在国外注册的商标转让到自己国内公司名下，并禁止国内原商标权利人的产品再销往该国。 三、可供选择的法律救济模式 商标转让是商标局基于商标转让人和出让人的转让共同意思表示而依法作出核准 商标转让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前述商标权利非法转让形态的性质可概括为商标局根据并非商标权利人真实意思表示而作出的错误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基于请求权基础和案件性质的不同，相关商标转让纠纷案件的性质有可能是民事案件，也可能是行政案件（以及伴随产生的国家赔偿），甚至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具体而言，商标权利人因其商标被非法转让而遭受侵害后可供选择的法律救济模式主要包括： （一）民事救济模式——追究侵权人民事责任；申请和建议人民法院对侵权人予以民事制裁 法理探析：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前序明文规定并要求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承认知识产权是私权”。商标权作为知识产权项下一个民事权利，转让人享有合法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或商标申请权是其实施商标转让行为的前提，只有商标专用权人或商标申请人才能从事处分商标权的转让行为。商标转让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亦应遵循《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当事人主体资格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合同标的及内容、形式合法等规定。据此，商标实务中常见的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非法转让商标的行为无疑剥夺了商标权利人自由处分的权能，割裂了商标权人与商标之间的权属关系，本质上都是对商标权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属于民事侵权行为，无论商标局是否已经核准转让，原商标权人都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并可追究其侵权责任。 相关诉求： 商标权利人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第1款之规定，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此外，鉴于非法转让他人商标权利的主观恶意一般都较为明显，商标权利人还可以根据该条第3款和1994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通知》以及1998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关精神，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申请和建议人民法院对侵权人予以民事制裁。 相关策略和技巧： 1、被告的确定和选择 一般而言，商标权利非法转让案件的受让人为侵权人较为普遍。而鉴于商标业务较为专业和复杂，当事人一般均委托商标组织参与商标程序，而非法参与转让他人商标的行为主体的主观恶意违法性较为容易识别和判断。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3款和67条之规定，为便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充分保障权益，笔者建议当事人可将侵权人及其商标组织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其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2、管辖法院的确定 鉴于商标非法转让的侵权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均在商标局所在地，为减少诉讼成本，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和审判结果在后续程序的顺利执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9条和北京法院增设三个知识产权审判庭 等相关规定，笔者建议当事人可以优先选择商标局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为受理商标权利非法转让案件的民事管辖法院。 3、诉讼程序——建议当事人积极申请诉前禁令或证据保全 鉴于人民法院的民事司法程序和商标局的商标核准转让行政程序是两套并行且性质截然不同的程序，为避免当事人的诉累，防止和限制涉案商标在诉讼期间被转让、注销、许可他人使用、被质押，笔者建议当事人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2条和93条、《商标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诉前禁令或证据保全，由人民法院向商标局先行向商标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和《民事裁定书》，中止商标局的核准转让行政程序，一俟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生效后再视情由商标局进行后续行政程序。 典型案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2）一中民初字第7331号民事判决书“英国连德尔大药厂有限公司（W.J.RENDELL LTD.）诉万年贸易公司（MAN NIN TRADING CO.）确认商标转让行为无效纠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初字第24345号民事判决书“孙铭蔚诉董文惠、第三人北京金佰瀚国际商务会馆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6）一中民初字第10203号民事判决书“任立忠诉北京五谷道场食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商标申请权权属纠纷”。 （二）行政救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 赔偿 法理探析： 我国《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规定的商标局系国家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其核准行为针对的具体事项是商标转让申请，针对的主体是商标转让行为的当事人，即商标转让人和受让人，核准行为也仅对商标转让人和受让人生效。究其性质和特点，商标局核准商标转让的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到商标权利非法转让的行政核准程序，若商标局在核准商标转让申请的过程中，没有尽责审查就核准了转让申请，将会给商标转让当事人尤其是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因此，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若认为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不服商标局核准商标转让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应有权依法向有关机关（具体的受理机关分别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法规司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若当事人仍然不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法规司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其既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4条之规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还可以就该行政复议决定向国务院（具体受理和经办机关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申请行政最终裁决。 此外，一旦原商标权利人有证据证明商标局核准商标转让的行为给其带来经济损失，其还有权根据《国家赔偿法》第9条的规定，依照法定程序请求赔偿义务机关予以确认并要求行政赔偿。若赔偿义务机关拒不确认致害行为违法，赔偿请求人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该赔偿请求还可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法规司提起的行政复议程序中一并提出。 相关诉求： 请求撤销商标局作出的相关核准转让决定；确认商标局的核准商标转让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赔偿。 相关问题的提出： 除了商标实务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以外，商标转让行政诉讼在相关法律程序方面与其他常规行政诉讼或复议案件比较而言并无显著差异。但需要提请业内人士注意的是，与商标局核准转让注册商标的程序不同，针对未确权的商标转让申请，商标局将在核准后直接对商标名义人进行变更，并不通过官方定期刊物进行公告，也不向受让人核发相关《核准转让证明》。前已述及，商标确权机关的管理程式不透明，一旦商标被非法转让，真正的商标权利人对其权利被侵犯的事实尚无从知晓 ，其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期限的起始日亦不能准确确定。该问题涉及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一旦丧失相关程序权利，制止商标权利非法转让的维权程序更将复杂化。 典型媒体报道和案例： 法国老人头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诉商标局商标核准转让行为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27日以“商标局未审查商标转让协议，未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为由，撤销了商标局核准第905413号图形商标转让的违法行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行初字第197号“广州名人路皮业有限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第三人赵金飞商标行政纠纷案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行初字第267号行政判决书“桦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第三人上海环邦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上海环茂工贸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 （三）刑事救济——追究刑事责任 法理探析： 有关人士曾认为非法转让他人商标权利属于商标“窃权”行为，是以非法占有他人智慧劳动成果为目的，乘人不备，采取类似于偷盗的手段，将本来应当属于他人享有的商标专用权窃为己有，而且现行《商标法》对其所称的商标“窃权”行为及惩处并未明文规定，而商标法规范的缺失，导致该行为严重破坏了商标确权领域的法律严肃性，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 该观点旗帜鲜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标权利非法转让的危害性。但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现有的刑法典体系下，非法转让他人商标并不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罪。鉴于擅自转让他人商标尤其是注册商标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商标权人的合法财产权益，而且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从事商标权利非法转让的违法行为主体应当承担刑法意义上的法律责任。根据《刑法》第264条和第280条第2款之规定，非法转让他人商标尤其是注册商标仍可以构成盗窃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基于其侵害的犯罪客体不同，非法转让他人注册商标构成前述两项罪名亦可数罪并罚，构成单位犯罪或者共同犯罪的，还可按照相关刑事处罚原则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追究相关行为 人刑事责任并不必然免除当事人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当事人可以另行通过前述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等法律救济途径要求责任人承担相应责任。

第7篇：商标法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商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在开拓市场、刺激消费、创造企业财富等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商标，作为商品的标志，其名称的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以费米尔的目的论为理论指导，从功能派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商标翻译过程中所选用的翻译方法及其目的性，指出了商标翻译是一个有目的、复杂的选择过程。而目的论对商标翻译中所呈现出的各种复杂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因此本文认为在商标翻译中，应推行目的论指导下的灵活的翻译策略。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在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各个国家的很多大公司都不遗余力地要把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推向国际市场，各种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现代企业的竞争不再仅仅是商品品质的竞争，而逐步变成了品牌的竞争。因此，商标作为商品的标志，其翻译的成败对于一个企业及其产品能否成功进入国际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致力于商标翻译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绩。但是，这些学者的视角大多是从语言或文化角度对商标翻译进行探索和研究的，从翻译理论上对商标翻译的研究不多。本文以费米尔的目的论为理论指导，将从功能派理论的角度分析商标翻译过程中所选用的翻译方法及其目的性，具体分析商标翻译这一有目的、复杂的翻译策略选择过程。

一、商标和商标翻译

商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演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商业性标志。那么，什么是商标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对商标的定义是：“商标是用来区别某一工业或商业企业或这种企业集团的商品的标志。（贺川生，1997：2）”具体来说，所谓商标，就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为了使自己生产或销售的商品或服务在市场上同其他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相区别而使用的一种标记。这种标记通常由文字或图形单独或组合而成。一般说来，商标在识别产品、刺激消费、提供产品信息等方面具有其特殊的功能。

商标翻译，作为一种应用翻译，有其自身的要求和特点。我们不能用传统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来衡量商标翻译的成败。因此，基于商标的功能，商标翻译应具有创造性，应顺应翻译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从而凸显商标刺激消费的功能。

二、目的论与商标翻译方法

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汉斯·威米尔创立了功能派的核心理论：翻译目的论。根据目的论，“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所有的翻译活动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目的原则”（Nord，2001：27）。同时，威米尔也指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数不应是“对等”理论中所注重的原文及其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期望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

商标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使消费者接受并购买该产品，因此，在进行商标翻译时，必须把商标的功能、商标翻译的目的和翻译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目的论对商标翻译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目的论突破了传统的“等效”和“等值”理论，为译者灵活地进行商标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商标翻译中，译者可根据不同情况和需求灵活地选用恰当的翻译方法来翻译商标。

1.文化认同和音译。音译就是在不违背译入语语言规范和不引起错误联想的前提下，按其发音，将商标用与之语音相接近的字、词进行翻译的方法。例如：长虹（TV set）——Chang Hong，“娃哈哈”——Wahaha，“托普”软件——Top，Kodak（camera）——柯达，Dell（computer）——戴尔。

2.文化对等和直译。在中西文化对等的情况下，在译语中可以选用与源语对等的词语进行翻译。例如：Crown（automobile）——皇冠，英雄（pen）——Hero，水晶（glass）——Crystal，永久（bicycle）——Forever。

3.文化冲突和意译。意译也叫创造性翻译。在中西文化产生冲突时，它旨在保留商标原有的意义。例如：Rejoice（shampoo）——飘柔，comfort（washing detergent）——金纺，Energize（battery）——劲量。

三、商标翻译中的文化顺应

在商标翻译中，译者要考虑很多可能对商标翻译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从而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其中，文化是影响商标翻译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真正的翻译，文化间的相互转换比语言间的转换更为重要（Nida，1993：110）。为了实现商标的功能，使翻译过的商标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商标翻译一定要遵循文化顺应原则。这样，商标翻译才能达到它的目的。

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Taylor，1971：33）。由于商标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商标翻译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文化的影响。由于商标的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必须符合商品目标与国家文化，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必须考虑中西文化差异。

例如国家地理位置的不同会引起文化上的差异。在西方文化中，Zephyr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西风之神。由于英国西临大西洋，东面是欧洲大陆，西风从大西洋吹来，总是温暖、和煦的。因此，英国的汽车用Zephyr（西风）作商标很容易被英国国内的消费者所接受（车丽娟、贾秀海，2007：135）。相反，在中国西风送来的不是温暖而是寒冷，西风总是和凄凉、悲伤的情感相联系。所以，若将Zephyr译为“西风”会使中国的消费者产生消极联想，而翻译成“和风”才更符合原商标的内涵和神韵。

另外，在翻译中也应照顾到读者价值观的差异。有一种法国香水的商标名为POISON。以其张扬叛逆、另类的个性迎合了众多西方女性的青睐。若把这个商标直译为“毒药”又有谁来问津呢？所以，在它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根据词的发音译成了“百爱神”，巧妙地回避了原商标的另类美，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产品的文化内涵。

结语

商标翻译曾经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商标翻译的重要性。

商标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多领域、多学科的实用翻译，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仅是语言上的转换，还是文化、市场，甚至法律知识的交融。本文探讨的目的论对商标翻译中所呈现出的各种复杂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在商标翻译中，人们应以目的论为指导，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有目的地选择翻译方法，并对各种影响商标翻译的因素作出必要的调整，实现商标翻译的目的，使商标在目标市场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参考文献

［1］车丽娟，贾秀海.商务英语翻译教程［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2］贺川生.商标英语［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7.

［3］Nord，Christiane.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第8篇：商标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商标淡化　立法体现　完善思路

一、商标淡化概述

(一)商标淡化理论产生的背景。

商标最初的原始功能是区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我国北宋时期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白兔”商标，就已经具备了商标标识商品出处的原始功能。商标的作用在于避免混淆、误认和欺骗。当商品或服务一旦卖出，商标的使命就完成了。当非商标权人未经商标权人的许可，将商标使用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时，非商标权人的商品与商标权人的商品发生了混淆，影响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选购，商标权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此时传统的商标“混淆理论”对商标权人的利益进行保护。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之间加强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原来的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商品制造商通过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追加广告宣传等投资，精心培育仑业的良好信誉，此时的商标已凝聚了企业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承载着企业的商誉，彰显着一种品质、风格和地位。消费者对企业的品牌产生了消费信赖心理，在商标与特定商品之问建立了独特的联系，商标从此拥有了独立的经济价值。因此，任何对驰名商标价值的损坏行为都应当禁止。

商标淡化行为正是随着商标特别是驰名商标的经济功能及表彰功能的崛起，逐步产生、发展起来了。当侵权人将商标权人的驰名商标非法使用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上，表面上看并没有发生商品来源上的混淆，也不影响消费者的选购，但会使人们产生联想，联想到商标权人的商标，并将商标权人的商品或服务的良好商誉转移到侵权人的商品和服务上来，加大了侵权人的产品销售力，提高了侵权人的经济效益，却侵害了商标权人的利益。此时，传统的混淆理论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无能为力，“而商标淡化理论则成为一把金钥匙”。

商标淡化现象在商业领域中并不少见。早在1923年德国联邦法院关于禁止一家污水处理公司在其抽粪车上使用著名香水制造商的香水商标“4711”的判决，是迄今最早适用商标淡化理论对驰名商标提供法律保护的典型司法判例。而“淡化概念”学界通常认为源于1927年美国法学家富兰克·斯科特在《哈佛法学评论》中发表的《商标保护的理论基础》一文。虽然文中并没有明确地使用“淡化”一词，但是斯科特在文中指出：“商标权人不仅应当禁止他人将他的商标使用于相互竞争的商品上，而且应当禁止使用在非竞争性的商品上。”至此，淡化的概念逐渐被学者们了解并接受。

此后，商标淡化理论随着司法判例的丰富，学者们进一步地探讨，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多数学者认为，驰名商标蕴含着企业深刻的文化内涵，具有不可估量的企业无形资产价值，任何可能弱化、丑化甚至玷污该商标的显著性的不良行为，都会给商标权人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法律应予禁止。不久，随着淡化理论研究的深入，立法界也作出了必然的回应。如美国制定了专门的反商标淡化法，德国、法国、希腊等各国在各自的法律中修正了关于反商标淡化的条款，《巴黎公约》、《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国际条约中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商标淡化的理论，但某些适用条文不够明确、具体，有待完善。

(二商标淡化的概念。

商标淡化的法学概念至今在我国立法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学界对商标淡化的理解莫衷一是。美国《1995年联邦商标淡化法案》(TheFederalTrademarkDilutionActof1995)将“淡化”定义为：“减少、削弱驰名商标对其商品或服务的识别性和显著性能力的行为，不管在驰名商标所有人与他人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或者存在混淆和误解或欺骗的可能性。”此定义较具代表性。笔者认为，商标淡化是一种特殊的商标侵权行为，是指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将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文字图形及其组合在其他不相同或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或者在其他领域使用的行为，从而玷污、削弱了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和识别性的行为。

(三)商标淡化的性质。

第9篇：商标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商标翻译；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67-02

一、引言

商标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为使自己生产、销售的商品区别于其他商品而使用的一种标志，除具有识别产品、提品信息的功能外，还承载着广告宣传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朱亚军，2003：31）。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外许多商标涌入了中国，而中国不少的驰名商标也走向了世界。因此，为了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需要好的商标翻译，即能够迎合不同消费者心理并能激发其购买欲望的译标。

商标的翻译不仅涉及两种语言的差异，而且涉及不同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知识结构、消费心理、文化风俗及审美价值等的差异。但是，传统翻译理论把“忠实”或“对等”看作衡量译文质量的绝对标准，与翻译实践脱节，缺乏实际指导作用。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摆脱了对等理论的束缚，以文本功能、翻译行为和目的法则为主要研究对象，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为翻译活动的诠释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将讨论在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商标翻译这一具体的翻译行为可采取的具体翻译策略和方法。

二、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形成及重要思想

现代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基本以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为主流，其先导人物是赖斯，她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提出功能派思想的雏形。在认同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论的同时，她在实践中发现有些等值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有些等值是不应追求的。翻译应有具体的翻译要求，在要求译文与原文应具有不同功能的情况下，译者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非对等原则。因此，她将德国心理学家Karl Buhler有关语言功能的观点，将“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Nord，2001：37）移植于翻译，把文本类型、功能和翻译方法联系起来提出了三大功能文本类型，即信息型、表达型和诱导型。赖斯的这种分类有助于译者根据文本类型的交际功能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

后来，赖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在1984年与其合著的《普通翻译理论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目的论。目的论关注的是译者的目的，这个目的决定了译者需要采用何种翻译方法和策略，才能产生功能上可满足需要的结果，即译文（Munday，2007：112）。翻译目的论者从行为主义理论出发，认为翻译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交际行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翻译策略必须根据翻译目的来确定（贾文波，2004：46）。在这一原则下，原文在翻译中只是信息提供源，为适应新的交际环境和译文读者的需求，更有效地实现译文的功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再考虑对等理论，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期待达到的交际功能（许钧穆雷，2009：83）。目的论强调了译者应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此外，目的论还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应遵循三个总体法则，即目的法则（skopos rule）、连贯法则（coherence rule）和忠实法则（fidelity rule）（Nord，2001：32）。它们的关系是：忠实法则从属于连贯法则；而连贯法则又从属于目的法则。由此看出，目的论对原文地位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贬低（叶苗，2009：17）。因此，所有翻译应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换言之，整个翻译过程，包括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是由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的。连贯法指译文需符合篇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的要求，即译文文本对译入语文化的读者必须有意义，读者能够理解；忠实法指译文与原文之间需符合篇际连贯（inter-textual coherence）的要求，即译入语文本与源语文本有某种对应关系，近似于通常所说的译文应忠实于原文的说法，所不同的是“忠实法则”必须首先服从“目的法则”和“连贯法则”。目的论影响深远，功能学派因此有时也被称为目的论学派。

在弗米尔的“目的论”之后，曼塔利以交际理论和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她的“翻译行为”这一概念。翻译行为理论把翻译看作是有目的所驱动、以结果为中心的交际活动，该理论关注翻译的过程，把翻译过程看作是涉及文化转换的“信息传递综合体”（Munday，2007：109），进一步拓展了功能翻译理论的研究领域。

德国功能翻译学派最后一位主导人物是诺德，她不仅对本学派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而且还针对其不足提出了翻译的“忠诚原则”（loyalty principle）作为弥补，她的功能主义方法论建立在两大基石之上：功能加忠诚。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在目标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指的是译者、原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使译者双向地忠于源语文本与译入语两方面”（Nord，2005：9）。根据文本功能和翻译目的的关系，诺德还提出了“纪实翻译”和“工具翻译”两大翻译方法，进一步完善了功能翻译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