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学者邀请信精选(九篇)

第1篇：访问学者邀请信范文

一、时间安排

二、具体抓手落实方式

采取个别访谈（采访）、小组访谈（采访）、现场访谈（采访）、录播访谈等方式在媒体开辟“科学发展观”专栏、专题访谈等宣传栏目。

三、落实内容

围绕我们党开展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重大意义的认识，我县正在开展的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所取得的成效，我县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广大人群众所关心的又是我们县委、县人民政府正在着手解决的民生问题，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的新转变，新气象，我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先进典型、经验等。

四、主要工作

在广播站、电视台、政府网开辟“科学发展观专题访谈”栏目。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等5个类别邀请特邀评议员代表以个别访谈、小组访谈等方式参加“科学发展观专题访谈”栏目不同档期的节目。

1、节目形式：专家学者、教授就有关问题进行专题课堂演讲并现场回答观众的提问；个别邀请特邀评议员就有关问题与主持人交流；几位邀请特邀评议员与主持人交流有关问题。

2、播出时间：电视台每周五晚20：40，次日中午12：40重播；广播站每周日上午12：30播出；政府网每天滚动播出。

五、工作要求

1、要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宣传组具体负责活动的指导、协调、督促、检查等工作，确保推进宣传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进展情况和工作成效，全面展示学习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新思路、新举措、新经验，宣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把活动引向深入。

2、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要为特邀评议员撰写文章及到广播站、电视台、网络进行专题访谈活动给予大力支持。

第2篇：访问学者邀请信范文

16年前的4月，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我当时想写有关中美关系的硕士论文。当我在当地档案馆查找档案时，得知美国乒乓球队的口述历史就收藏在这里，于是我便开始认真阅读当年亲身经历了那场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当事人珍贵的回忆。

美国乒乓球队队员在访华后留下的口述历史，不仅为人们描述了当时他们在日本受到邀请前后的历史真实画面，同时还让人们了解到中国乒乓球队员在次年访问美国是如何成行的。

在无窗屋中发出正式邀请

1971年3月，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世界50个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汇集在日本第四大城市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有25名成员。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是斯廷霍文先生。美国乒乓球队全团共25人，队员是根据个人在美国国内比赛中排名先后和自愿报名基础上选出的。队员中有大学生，有联合国工作人员。所有赴日参赛队员全部是自费(有些技术更好的因付不起费用而不能参赛)。

在比赛开始之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在国际乒乓球协会组织的会议上有非正式接触。根据《新闻周刊》驻日本代表费伊・威利4月8日发回的一份电文，在第31届世乒赛开始前两天，即3月26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简称国际乒联)在名古屋的国际饭店召开预备委员会会议。当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与美国乒乓球协会驻世乒协代表拉福德・哈里森坐的位置非常近并进行了交谈。谈话间哈里森对宋中说，“年轻的队员们真的想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已经取消了去中国旅游的禁令。如果你们给我们签证，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去中国访问。”在尔后于3月30日和4月5日召开的两次国际乒联会议上，哈里森又有所表示，但宋中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

另外，美国乒协官员在国际乒联召开的会议上的表现也使中国官员看到，美国人对他们是友好的。在一次讨论是否接纳台湾进入国际乒联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反对南越代表提议接纳台湾入会的提案，指责这一提案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阴谋”。斯廷霍文对中国人的发言没有任何反感，反而认为，如果他是中国人的话，他也会做出同样的回答。在会议休息时，斯廷霍文发现站在他身后的是中国官员。当时一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闪过：“我可以对他们做出友好表示”。他于是便走过去，闲聊了几句，并把随身带的一枚刻有肯尼迪总统头像的半美元硬币作为小礼品送给中国官员。中国官员也欣然接受了。斯廷霍文后来回忆说，他当时那样做，是为了使中国官员了解到，他是理解中国人在会上讲的那番话的。

此外，在那次讨论是否接纳已是亚洲乒乓球协会成员的台湾为国际乒联成员的会上，哈里森表示，收纳一个乒乓球协会就足够了(意在承认一个中国)，并且没在乒乓球组织入会的文件上签字。

在第31届世乒赛接近尾声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邀请英国、加拿大、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四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4月6日世乒赛结束的头一天，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提出非正式的访华邀请。这是在宋中和哈里森的一次非正式会面时，宋中在一家旅馆的大厅中向哈里森提出的。宋中当时问哈里森：“你们会对邀请你们的球员和随员到中国访问作何反应?”哈里森随后把此邀请转告了斯廷霍文。此外，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还曾向美乒乓球队领队杰克・霍华德询问，如果他们得到邀请的话，有多少美国队员愿意到中国去。霍华德随即打电话把此事告诉了斯廷霍文。但这一次也不是正式邀请。

斯廷霍文当时知道有四个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接到访问中国的邀请，而且自己队里也有人想访问中国。此外他也知道美国政府已经允许美国人到中国旅游。他当机立断决定去中国访问，并且与美国驻日使馆联系，要求他们把护照上写的“不许去大陆中国”的话删掉。当他打电话到美驻日使馆时，只得到来自国务院的威廉・卡宁汉家里的电话，因当晚他值班。他们相互取得联系之后，斯廷霍文告诉卡宁汉，美国乒乓球队队员“很可能会被邀请去中国访问”，美国乒乓球队队员想找人把“大陆中国”的字样从自己的护照上去掉。卡宁汉答应了。斯廷霍文把准备去中国访问的队员的护照收集在一起，随即乘火车赶往东京，第二天清晨来到卡宁汉家中。

斯廷霍文在与卡宁汉的交谈中，询问了他们可以带什么东西作为礼品去中国，卡宁汉说可以送他们圆珠笔，并给了斯廷霍文一些圆珠笔。他还给斯廷霍文看了一份电传电报，内容是美国务卿就美乒乓球队访华答记者问。谈话间斯廷霍文说：“我想邀请中国人回访，你能帮什么忙吗?你能给他们签证吗?”卡宁汉说：“可以。我们会迅速签发签证的。”斯廷霍文还希望卡宁汉能帮助找到财源，使中国人能回访美国。卡宁汉当时没有答复斯廷霍文，而只是给他看了两页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就是查尔斯・W・布雷4月7日在国务院新闻会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美国设想在为中国队提供签证方面“是不会有困难的”。

斯廷霍文从东京回到名古屋之后，与宋中和他的翻译在体育馆的一个锦标存放室里开了个秘密会议，与会的美国人还有哈里森、蒂姆・博根、杰克・霍华德。为了避开新闻界，他们特意选了这间没有窗户的屋子开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队员访问中国。中国方面指出，美国的新闻记者不能随他们访华。美国队访华的路费、机票及交通等一系列问题，全部由中方承担和负责。在访华日程安排上，由于应日本人之邀，美国队在世乒赛结束后还要在日本待几天，因此中国方面答应他们9日启程赴中国。

打开友好交往的大门

美国乒乓球队一行15人4月9日离开日本赴香港。他们成了西方新闻记者追逐报道的新闻人物。不少新闻记者向他们不断地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不断地为他们拍照。更有意思的是，在美国队接受中方邀请时，中方曾提出不能有新闻记者随访，于是便出现了除带队的斯廷霍文以外，几乎所有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都受聘成为美国新闻机构和报刊的记者的现象。然而，当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香港时，中国政府已允许3名美国记者入境，但是只能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进行报道。这3名记者是美联社的约翰・罗德里克，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里奇和杰克・雷诺兹，他们都在东京工作。而约翰・罗德里克和约翰・里奇在40年代曾到过中国。罗德里克是美联社驻中国记者(1945―48年)，1946年到延安采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报道中国解放区情况的第一批美国记者之一。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香港后，斯廷霍文在他下榻的饭店里意外地收到了―份电报，电报是由一个他不知道的美国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来的，美国时间9日发出，内容如下：

急件：美国领馆转美国乒乓球队

理解您考虑拟邀请中国体育代表团进行回访。如果您的邀请被接受的话，一个专门致力于美中关系的全国性的委员会期望自己可以为使中国队访美而进行筹款。这个委员会是个非党派的、教育性机构，用大基金会和私人捐款运作，旨在教育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我们委员会的董事会包括密歇根大学的亚历山大・艾克斯坦教授和哈佛的费正清教授，以及全国教会委员会的大卫・亨特，赫埃德温・赖肖尔大使和企业家约翰．迪博尔德、罗伯特・鲁萨以及其他很多人。欢迎您在返美后与我们联系。祝您好运。

斯廷霍文感到奇怪，这一机构怎么会知道他要邀请中国人回访一事呢?

原来，当他告诉卡宁汉这一想法后，美《新闻周刊》驻日办事处的代表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美发回一份电报，讲“美国队想邀请中国队回访，但没有钱，需要一个非官方性的资助人”。该刊记者费伊・威利看到电文后脑子里立刻“闪出一个想法，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是一个理想的候选人，因为它是由有名望的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而且与一些基金会有联系”。于是他便给该委员会打电话，讲了上述想法，并建议：“如果贵委员会对此事有兴趣的话，应该通过美驻香港领馆，在美国队到中国之前与他们取得联系，因为他们要途经香港。”

接电话的是道格拉斯・默里先生（根据本文作者1985年3月31日电话采访道格拉斯・默里的记录）。默里便马上打电话给在密执安大学执教的该委员会主席亚利山大・艾克斯坦先生。

艾克斯坦后来与鲍大可先生等分散在美各地的委员会主要成员纷纷取得联系后，在弄清了美国务院对邀请中国队回访没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召开了一个全国电话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筹措资金为请中国人回访提供帮助。该委员会从听到此消息到作出决定一共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他们以开全国电话会议的方式讨论并作出决定，在70年代初的美国也是不多见的。第二天一早，委员会的决定便以电报方式发给了美驻香港领馆，并转给了斯廷霍文。

看到电文的斯廷霍文此时心情比较矛盾。一是拿不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个什么组织；二是不知道中国人是否会接受邀请。因此，没有告诉团里其他人这一电文的内容。

4月10日晚，斯廷霍文带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飞抵北京。访问的高潮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同时还有到访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和尼利日亚乒乓球代表团。刚到大会堂时，他们中的有些人感到“有些紧张和局促不安”，蒂姆・博根在写给《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说，他们围坐成一圈，的机敏、精明和松弛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在中美两国敌对20年之后第一次可以会面并相互交谈。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讲，“你们应邀访问中国，打开了两国人民间友好交往的大门。我们相信，这种友好交往将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同和支持”。

当杰克・霍华德(队长)告诉他希望一个中国体育代表团能访问美国时，回答说，这取决于斯廷霍文先生。这时，斯廷霍文才透露，中国乒乓球队已受到邀请。为什么没有直接回答霍华德的问题，而马上把问题转给斯廷霍文。原来当斯廷霍文一到北京之后，就悄悄地让一位中国陪同向中国上层领导转达他对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邀请。显然是了解他提出邀请一事的，否则不会让斯廷霍文来回答这一问题，而且当霍华德提出邀请时并没有表现出诧异。

会见美国乒乓球队一事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极大关注。他们评论说，“对于尼克松政府讲，对美国队的热情接待和关于‘打开了新的一页’的讲话说明(对来访)极为满意。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它们表明这是中国人对尼克松政府上台之后一系列表示的最有意义的反响”。“这些也可构成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成就――这一成就可以在大选之年大肆宣传一番”。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中国时，中方送给斯廷霍文一部记录了他们访华内容的20分钟的电视纪录片，作为他们访华的礼物。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回国时，先在夏威夷停留，在那儿他们意想不到地受到了民众热烈的欢迎。美国政府没有公告之类的新闻对他们表示欢迎，而只派了国务院的代表在机场迎候他们。但是在加州，斯廷霍文等人受到了国务院代表弗雷德里克・欧文的欢迎，同时还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新闻机构和各类报刊异常兴奋，并急于了解第一个美国队访华的经历和观感。斯廷霍文抵达底特律，便被接到当地电视台接受采访。当他第二天到布里格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人事部门的办公室上班时，他的办公室“已被装饰得如同中国的花园一样，室内挂着灯笼，窗户上挂着写满各种祝福话的贺卡”。

几天之后，应尼克松总统之邀，斯廷霍文到白宫作秘密拜访。为了保密和躲开新闻界的追踪报道，他用自己哥哥的名字订了机票。尼克松接见他时，在座的还有基辛格。斯廷霍文谈了他的访华观感。临走前，他还把中国乒乓球队队员给他的中国制造的乒乓球送给了尼克松总统。斯廷霍文后来回忆说，“那次会见是有助益的、愉快的，尽管没有人授予我国会勋章或类似的勋章”。总统“对了解第―手材料非常感兴趣”。（1985年4月1日作者在密歇安州安阿巴采访斯廷霍文时的记录。）

5月初的一天，斯廷霍文收到尼克松总统发给他的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这是为了表达我对你最近访问白宫时友善地送我中国乒乓球的感谢。我很高兴拥有这些使人回想起美国乒乓球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纪念物。

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斯廷霍文把访华的电视纪录片复制了一份，送给了尼克松总统。

为中国队回访作准备

斯廷霍文回到公司上班后，马上给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设在高地公园的总部打了电话，请求他们协助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这件事。与此同时，他请美国乒乓球队协会的一位法律顾问与总部设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系，商讨如何请中国乒乓球队回访一事，同时了解该委员会的背景。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是由一批教授建立的。这些教授包括罗伯特・斯卡拉宾诺、亚历山大・艾克斯坦、鲍大可、卢西恩・派伊、约翰．林德贝克和其他一些人。委员会的资金来源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其他私人捐赠。这是个非党派、非政治性、非政府性的机构，致力于改善美国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委员会的成员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持左、中、右观点的权威人士。他们可以提供合法讨论美中关系的气氛。

当斯廷霍文了解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背景之后，非常高兴并称该委员会是“有声望的组织”，“是个优秀的组织”。美国乒乓球协会不久便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负责接待中国乒乓球队回访事宜。斯廷霍文和艾克斯坦担任该联合委员会的负责人。联合委员会的工作分工是，美国乒乓球协会负责计划回访日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负责事务性工作和筹集款项。筹款委员会主席是卡尔・F・斯托弗先生。

美国乒乓球协会认为，请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是为了回报他们在中国受到的友好款待，从广义上讲，是为了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则认为这是对美国人民进行广泛教育的极好机会。双方都认为，中国队的回访是非商业性的和非政治性的。他们还强调要“坚持这是一个人民对人民之间的国际活动的精神和调子这一宗旨。使这一活动没有政党政治的介入，没有商业利益的介入”。

开了几次会后，联合委员会便以斯廷霍文的名义向宋中发了第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进一步确认我们两周前的谈话，我已公开声明您和您的同事已接受我代表美国乒协发出的邀请，要来这个国家进行乒乓球友谊赛。请尽快打电报告知你们抵达的大概日期，你们球队来访人数，以及你们想在旅行中访问的城市和观光点的名称。我可以保证，你们到本国的旅费和在本国旅行的费用及生活费都将由朋友承担。这笔款项来源于私人机构和个人。目的在于改善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我对在你们国家受到的亲切友好的款待，使我高兴地希望在这里以同样的精神来接待你们。

美乒协主席

格雷厄姆・斯廷霍文

美国人等了很久才从中方得到回复。第一个回复是罗纳德・奇格勒从总理那儿得到的。回复是，乒乓球队将在春天“当鲜花盛开时”到美国访问。后来他们又得知，可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取得联系。由于中方要求接待中方乒乓球队的主人只能是美国乒乓球协会，于是，由美乒协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便改名为“接待来访政策小组”。

在与中方密切联系的同时，筹款工作也在迅速、大规模地进行。筹款工作是异常艰难的。经过商讨，美乒协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首先把筹款重点定在中国队来访问的几个城市，如底特律、华盛顿、纽约、孟菲斯、洛杉矶和旧金山。筹款活动是以给当地著名人士和机构发信、打电话、上门拜访和召开会议的形式展开的。同时在这些城市还成立了筹款委员会。不少个人和公司、基金会参予了这一地区性筹款活动。泛美航空公司准备提供中国队在美访问期间的飞机航运、乘务员服务，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支付燃料费。其他一些公司负责一些具体活动，或向中国人提供礼品，或提供减价的服务费等。另外筹款委员会也不是不分对象地接收一切捐赠。他们接收捐赠的标准十分明确，首先，他们自己不想从中发财，其次不许别人乘机发商业财。当联合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时，他们已筹集到10．7万美元。全部筹款金额达到15万美元左右。（1985年4月21日采访白利娟女士记录）

1972年2月下旬和3月初期间，为中国乒乓球队选翻译的工作开始了。这些翻译全部是经推荐后通过讨论选出的。其中有一位来自密执安州的安阿巴地区，是译员中唯一一位华裔译员。

接待来访政策小组最后终于收到宋中的来信。中国队将于1972年4月10日抵美，美国政府对中国乒乓球队的回访予以极大关注。在中国队到美之前，尼克松总统给斯廷霍文发出一封信，他在信中对美国乒协和美中关系委员会为迎接中国乒乓球队所做的准备工作表示赞赏，并指出：

“我知道，美国人民能够看到中国运动员展示他们精湛的球艺和良好的运动员风格。您以及您的球队在1971年4月作为第一批美国人参予了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人民对人民的交往，而且表现得极好。我可以肯定，您在做东招待中国队回访的活动中会表现得同样的出色。”“为表达我个人对这次中美两国人民之间重要的文化交流的关注，我已指派总统特别顾问约翰・斯卡利先生作为我的个人代表，来迎接我们来自人民中国的伟大客人并协助您和美中关系委员会使他们的旅行舒适、便利。”“我知道您和所有的美国人将会给予来访的乒乓球队友好的和好客的接待，这种接待将如同您的乒乓球队和我们的官方代表团去年在中国访问时所受到的接待一样。”

“您的组织和美国人民将在这次促进中美两国人民间的理解所作的努力中担任大使的职务。”

此外，除了尼克松委派的个人代表随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外，美国国务院还委派里查德・H・所罗门先生(因其当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并与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先生私交甚密)协助组织这次访问（摘自1985年4月1日里查德・H・所罗门先生写给作者的信）。美国家安全部门为确保安全，也派出人员参与接待。

鲜花盛开之时

1972年4月12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美国“乒乓外交之乡”（1985年4月1作者采访斯廷霍文先生时，他说：由于他作为美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时的团长，同时又来自底特律，因此底特律被美国人称为“乒乓外交之乡”）。

在底特律地区，中国乒乓球队参观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他们在那里与工人们一起打球，共同进餐。他们在底特律进行了比赛，而美乒协所售的票价仅为1美元、2美元和3美元一张。这样使很多人都能付得起票费去体育馆看比赛。

在参观位于安阿巴的密歇根大学时，中国队员意外地受到该校学汉语的学生的欢迎，并在一个很大的学生食堂与美国学生共同进餐。由于食堂大，学生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以自助形式就餐，因此中国队队员可以和年轻的学生们随意交谈。“他们(指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种非正式的、不拘礼节的交往形式”。美国人民的友好给中国乒乓球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队员在美访问的高潮是在白宫接受尼克松总统的接见。尼克松与代表团每个人都握了手并讲了几句话。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美国的访问非常成功，美国人民的友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称美国人非常“慷慨大方”。陪同中国人访问的美国人成为中国人的朋友，当中国人离开美国前向美国主人致谢和告别时，双方不少人都流泪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艾克斯坦也不例外。

第3篇：访问学者邀请信范文

正式邀请，既要讲究礼仪，又要设法使被邀请者备忘，囚此，它多采用书面的形式。

非正式邀请，通常是以口头形式来表现的，相对而言，它要显得随便些。

正式邀请有请柬邀请、书信邀请、传真邀请、便条邀请等具体形式，它适用于正式的交往中。

在正式邀诗的诸形式中，档次最高、也最为各界人士所常用的当属诗束邀诗。

请束又称请帖，它一般由正文、封套两部分组成。无论是购买印刷好的成品，还是自行制作，在格式与行文上都应遵守成规。请束的形状、样式不同，大小也不等，邀请者可根据请束的内容自行设计。

封面通常讲究采用红色，并标有请束两字。诗束内侧，可以是红色，也可以是其他颜色，但不可用黄色与黑色。在请束上亲笔书写正文时，应采用钢笔或毛笔，并选用黑色或蓝色的墨水或墨汁。红色、紫色、绿色、黄色以及其他颜色鲜艳的墨水，最好不要使用。

在诗束的行文里，通常必须包括活动形式、活动内容、活动时间、活动地点、活动要求、联络方式以及邀请人等项内容。中文请束行文不用标点符号，所提到的人名、单位、节日名称等都应用全称。

请束信封上被邀请人的姓名、职务要书写准确。所举办活动如对服装有要求，应注明是正式服装还是便服。如已排好座次，应在诗束信封下角注明。

请束一般提前1-2周发出，以便被邀诗人及早安排。已经口头约好的活动，补送诗束时，要在请束的右上方或下方写上备忘字样。需要安排座位的活动，请束上一般写上请答复的字样;如果只需要不出席者答复，则可写上囚故不能出席者请答复。

关于请束礼仪，这里边也是大有学问的，下面来说说请束的格式和内容该如何安排。

请束，俗称请帖，是专为邀请客人而发的书面通知，是一种简易明了的书信。是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尊敬而使用的一种帖式。

现在的请束，用硬质的卡片纸制作，分封面、内文两部分。

.封面格式邀请是约诗亲友、同事或有关单位、个人前来参加本人或本单位某个礼仪活动或进行会面的商定性通知。

邀请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请人协助。可以是参与某项礼仪活动。可以是商议合作，可以是研讨问题，可以是洽谈生意，也可以是礼貌性的会见、拜访、回访等。

邀请比约会更具礼节性质。一个人或一个单位，要举行某项礼仪活动，应当考虑得更周到、全面。只要是有些关系的，应当尽量邀请到，即使明知对方不能前来，也可以邀请，因为邀请具有礼节意义，用邀谕书通知一下对方，也会知道你在举行什么活动。使对方感到你对他的礼貌和尊重。有利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正中间用大字醒目地写上请束或请帖二字。字体可用毛笔手写。也可用美术字书写。有的在上端用小字写上活动内容，如XXX纪念会，联欢晚会，生日晚会等。

.内文格式第一行项格写被邀请人的姓名和称谓，也可以不写。

中间空两格写活动内容、时间、地点等。

结尾写祝颂语或祈求语。

最后署邀谕单位名称或个人的姓名和发出请束的时间。

请束的要求诗束既然是一种对客人表示礼貌的帖式，所以在制作时，应尽量精致，以表现出郑重的态度，一般要求是：封面注重款式设计，要美观、大方，使客人收到后感到亲切、快乐。

内文的文字，既要准确、简明，又要措辞文雅，感情浓重，语言谦逊、真挚。如果使用文言，一定要弄懂原意。

送请束不要过早或过晚，免得对方忘记或措手不及。

如果是请人观看演出，应将入场券附上。

非正式邀请非正式邀请也称作口头邀请。有当面邀诗、托人邀请以及打电话邀请等不同形式。它多适用于非正式的接触之中。

口头邀请的方式比较自然，常用于相互比较熟悉的亲朋好友。邀诗可以在休息时间或平时的晚上到被邀请者家中亲自邀诗，以示郑重。也可打电话邀请，这种方式比较灵活，既可节省时间，又可马上知道对方的意见。

非正式邀请也要说明邀请的时间、地点和活动。真诚表示邀请对方参加。

邀请的禁忌：

第4篇：访问学者邀请信范文

拒绝英国的访问邀请

时至1943年，英国政府对于继续纵容日本为所欲为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开始清醒起来。他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单纯从英国的利害关系考虑，其恶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丘吉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致电罗斯福，表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

英王力邀宋美龄赴英国做国事访问，正是英国政府希望与盟邦中国加强友谊关系的一种姿态和行动。宋美龄应罗斯福总统邀请访问美国，美国政府已给了宋美龄非常隆重的接待，而她在各处的演讲更是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不论是从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这一角度考虑，还是从宋美龄在中国的地位来看，宋美龄出访英国，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国与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但是宋美龄对于是否访英，却迟迟未作决定。因为宋美龄虽然喜欢英国文学，但对于日本侵华以来英国的表现一直感到失望，所以对英国人没有信心。

经过几番考虑之后，宋美龄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邀请。拒绝与丘吉尔在华盛顿会晤

同年5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并且带来了100多位重要将领及官员，其中包括在印度的陆海空军司令长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宋美龄立即告知这一消息。

主张会见丘吉尔，对宋美龄说：“丘吉尔既到华府，如能与英相见面，则于公于私均有益。此正吾人政治家应有之风度，不必计较其个人过去之态度，更不必心存意气，但亦必须不失吾人之荣誉与立场。此事或可由顾维钧与哈里法克斯先行接洽，而后由罗斯福总统为之介绍。如与文兄出席会议时，请预商文兄，应请其代表发言，而吾爱竭力协助之，如其言有遗漏之处，则再由吾爱代其补充说明之可也。”

遵照夫妇的指示，顾维钧大使开始积极活动，以安排丘吉尔与宋美龄会面。事实上，顾维钧自从听到丘吉尔到美的消息后，就认为二人会见是个好主意，对中、英关系能有重大影响。与宋美龄同行的孔令伟认为：“蒋夫人是一位女士，丘吉尔前来拜访比较合适。”

5月15日，顾维钧找到哈里法克斯说，丘吉尔与宋美龄有极好的见面机会。丘吉尔尽管行程紧张，可是他也希望能与宋美龄谈谈，这对于英、中合作和远东局势没有坏处。于是就由罗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以图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罗斯福请宋美龄在5月23日去白宫参加午宴。可是，宋美龄接到罗斯福夫人的电话邀请后，以身体“不适远行”为由拒绝。罗斯福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这只不过是托词，但他认为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因此，又建议改在5月26日，以便宋美龄能“不误医生约定打针的时间”。宋美龄并不理会罗斯福总统的安排，拒绝赴华盛顿（当时宋在纽约）会见丘吉尔。

在这件事情上，宋子文也曾劝其妹妹以大局为重，并为其妹妹安排了与丘吉尔会晤的时间，但还是被宋美龄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宋子文认为她更应该去华盛顿，当罗斯福总统有意在微妙的局势中提供解决办法的时候，谢绝邀请是很不礼貌的。

可是孔令伟还是坚持：“作为妇女，应由丘吉尔来拜会，现在中国对日战争不很顺利，蒋夫人不应该显得过分迁就，不然的话，他们会爬到你头上的。因此，蒋夫人一定要比以往更坚定，保持尊严。”

宋美龄再次拒绝了邀请。对于这件事，她在见到顾维钧时作了解释：“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和个人关系中，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无论如何我在政治上没有外交部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一些。”结果，宋美龄因为“尊严”未到华盛顿，丘吉尔因为“事太忙”不能到纽约，双方终未能见面。两人直到参加开罗会议才第一次相见。

顾维钧分析宋美龄不接受访英邀请与不愿意去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可能是因为“妇女往往比较主观，或许蒋夫人在这件事上又比较感情用事”。顾维钧很为这件事惋惜。他认为：“英王邀请她做国事访问，肯定是一种表示深切友谊的姿态。这是给中国的荣誉，很少给别的国家。”

宋美龄的做法却有其道理。如前所述，英国战时在远东的表现的确令人失望，一直是一种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与架势，即使在成为盟国后亦无多大改观。

但是宋美龄拒绝在华盛顿会见丘吉尔，拒绝去英国，伤了英国人的面子。克里浦斯爵士认为这“非常不幸……恐怕即使蒋夫人现在要来英国，英王、英后和首相也不欢迎了”。

第5篇：访问学者邀请信范文

很抱歉，过了长达一星期的时间女儿才给您回信，让您久等了!

首先让女儿向您汇报一下这个星期的生活状况吧，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我感觉很充实很快乐，记得跟您说过我进入学校的职业发展协会当成员，这是个专管学校就业问题的协会，在其中工作学习我感到很受益匪浅。上个学期我们主要是参加企业的招聘会，双选会，以及相关的与企业交流的活动，这个学期则重在高端访问，企业冠名，举行职业活动等方面，女儿在其中参加了高端访问这个项目，目标就是邀请谷歌前CEO李开复先生来我们学校进行一次针对大学生的演讲活动，我的任务则是收集李开复到过的学校以及演讲的主题内容。这个星期基本每天晚上我们高端访问小组的同学都聚在一块商讨邀请李开复的前期准备，如打电话给他的助理以及写邀请信的相关问题，并且看了很多他的演讲视频，女儿不仅学到了邀请大人物的一系列流程，并且在视频中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如李开复关于《成长中的十个启发》这个演讲对我们青少年的学习成长就很有帮助。在加入协会半个学期多的时间内，女儿学会了怎么写通讯稿，主持稿，策划书，以及学习了报纸编辑出版的软件。总之，在这个励志的团体里，女儿收获不少，并且以后我会继续的学习下去。

另一件让女儿忙碌的事情就是乐队的演出，由于昨天晚上校广播电台的周年庆邀请我们乐队作为嘉宾参与演出，于是这个星期的排练歌曲成了女儿课余时间必不可少的事情，结果昨天的演出很成功，我们演奏了三首歌曲，有时间女儿传视频给爸爸看。并且女儿和乐队的成员以及一部分音乐爱好者成立了一个音乐社团，目前申请已经提交给学校通过了，在一段时间的准备后社团就能正式成立，相信女儿以后的业余时间会更加的丰富多彩。

父亲在信中提到了利比亚战争这一军事时局问题，这场主要是西方趁着利比亚本身内部分裂，以及争夺石油利益等原因发动的侵略战争。其实仔细想想，虽然说每个人都在倡导建立一个和谐太平的社会，可是这也只是一种期望，战争，仇恨，是很难停止的。现在的世界，石油冲突，文化冲突，信仰宗教冲突，地域冲突，种族歧视，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若干的人都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只能愿生活的世界能安定一些，毕竟，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关于文学概论的学习，女儿很诚实的跟您交代，在老师上课时我没有办法能够坚持听到最后，这是门硬着头皮都很难学懂的课，对于耐性不足的我来说，这门理论课程确实比较难学。不过女儿在寝室有时间时都翻着里面的部分理论概念进行背诵，因为怎么说都是专业课，所以女儿会坚持学下去的！

最近爸爸的书法培训班怎么样？希望爸爸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别太劳累。好了，信就写到这了，祝爸爸每天都有好心情！

第6篇：访问学者邀请信范文

很多领导人都喜欢和作家交朋友，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1.与张恨水谈了两个多小时“如何书写爱情”

张恨水以写小说驰名，作品数量多得惊人，拥有的读者群也相当广。鲁迅的母亲就是他的忠实读者。但很少有人知道，也读他的小说。

1944年5月，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因为张恨水那时也在《新民报》，与赵超构比较熟悉。一天晚上，与坐在一起看戏时，赵超构谈起张恨水写的《水浒新传》，一听便说：“这本《水浒新传》写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

第二年秋，到重庆谈判。张恨水接到秘书打来的电话，说第二天下午有个活动请他务必参加。一见面，就笑着告诉他：“张先生，要单独见你，我都不能陪呀！”正在写东西的一见张恨水进来，忙站起来和他握手。

笑着说：“你的名气并不比我小呢，我不仅看过你的书，也常在报纸上看你的连载小说。”

多年以后，张恨水女儿张明明曾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张恨水说：“主席说的是关于怎么写爱情的问题。”

1955年春节，在全国政协团拜会上，见到了张恨水，问他：“现在有很多有关工农兵的作品，为什么不见你的新作？”张恨水说：“一来生病多年，二来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恐怕难以胜任。”此后不久，工作人员便向张恨水转达了的意见：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

1956年1月，张恨水出席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又有了与见面的机会。茅盾向介绍：“这是张恨水。”连连说：“当然记得，我们是老朋友。”

2.老舍感慨“最了解我、最信任我”

与老舍结识于抗战之初，自此相识、相知而结交。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中共在武汉酝酿成立抗战文艺团体“抗敌文协”。选谁当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这个人既要有相当高的文艺水平，又要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考虑再三，决定请老舍出山。那时老舍在冯玉祥出资办的《抗到底》杂志当编辑。找冯玉祥商量，冯玉祥一口答应放人。老舍久慕的英名，欣然从命，担任“抗敌文协”总务部主任。

“抗敌文协”成立后，向延安发了一份电报，向报告，说他将邀请老舍访问延安，希望能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老舍。接着，又亲自巧妙安排，送老舍西行。老舍出鄂入陕，跋涉数千里，最后在西安搭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卡车，抵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在窑洞里会见了老舍，亲切地说：“你是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为了抗战，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1946年，老舍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去美国讲学，一去就是三年。1949年春，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汇聚北平的大好形势，满怀深情地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一个人了，请他快回来吧！”

根据的提议，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等30多位文艺界名人联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于1949年10月辗转送到大洋彼岸、定居美国纽约的老舍手中。老舍接到信，万分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彻夜难眠。那时老舍动手术不久，尚未痊愈，但他再也躺不住了，积极准备行装，动身回国。老舍回国后，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曾说：“最了解我，最信任我，我应该多写文章。”

1950年和1958年，老舍先后创作了话剧剧本《龙须沟》《茶馆》。这两部大手笔的杰作，最初遭到抵制，险些被“枪毙”，幸亏站出来讲话，给予充分的肯定，才得以搬上舞台，同广大观众见面。

1950年7月14日中午，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老舍，用家乡菜红烧狮子头、霉干菜烧肉、虾仁煮干丝和黄桥烧饼招待。席间，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写作高手，希望多为人民写作，写自己熟悉的北京，写出北京的新变化，相信你能写出好作品。”后来，经专门向推荐，《龙须沟》成了进城后观看的第一部大型话剧。

3.金庸拜访，邓小平已经等在门口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金庸先生。这是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内地。

1981年，金庸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请他访问内地。接到邀请后，金庸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内地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

金庸先生曾经对记者说，去北京，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钦佩他刚强不屈的性格。

这一信息很快就传至邓小平处。邓小平对金庸先生的要求立即作出了回应。他在一份有关金庸来访的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系笔名）。

得知邓小平将会见自己的消息，金庸十分高兴。7月18日上午，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金庸来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已经等在福建厅门口，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邓小平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金庸回答：“我一直对邓先生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深感荣幸！”邓小平笑着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那天，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衣，而金庸则按照香港的礼节穿着西装。邓小平对金庸说：今天北京天气很热，请查先生除了外衣，咱们不用拘礼。

现场气氛一下子就融洽了许多。那天，两人的话题很广泛。他们谈到了中美关系，对的评价，谈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谈到了人才的培养。会谈中，邓小平给金庸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分手时，又将抽剩的烟都给了金庸。“这是邓先生的一份礼物，我收下了。”谈及这一细节，金庸记忆犹新。

会谈结束，金庸告辞。邓小平亲自把他送到福建厅门外。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要常回来，最好每年来一次，到处去看看。”

金庸先生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同志专寄了一套由香港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有一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也就是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至今依然。

4.与王统照，文坛挚友30年后久别重逢

1923年10月，22岁的从故乡四川来到古都北京，进入中法大学陆谟克学院读书。在这里，他有了充裕的时间和环境重温旧梦，向往着做一个文学家。

1924年初秋的一天，同学、文友金满城匆匆地找到，不容分说地拖着他就走，急着问：“干啥子去？”金满城只报以诡谲的微笑，闭口不答。两人进城后，来到一家报社门前，金满城掏出一封信，对报馆门房说：“贵报王统照先生托鄙人引见这位陈先生。”愣了，王统照是当代知名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读过他不少作品。这样一位文坛名将，会约见无名之辈？

原来，王统照当时任《晨报・文学旬刊》编辑，金满城翻译的法国小说《阿佰衣女》（法郎士著）投寄该刊后，得到王统照的赏识。一星期前，他曾约见金满城。见面时，金满城向他推荐了，说1920年就开始新文学创作。金满城没有想到，很快接到了王统照来信，信中要他得便邀请进城一见。金满城熟知有不肯攀附名人的脾气，怕不肯来，所以才事先不露一丝口风。

其实，当时王统照只是一个比长4岁的山东青年，质朴、和善，没有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一见面，他对说：“听金君介绍，君有志于新文学，咱们彼此同怀此心，交个朋友吧。”交谈之间，王统照诚恳地希望他俩写稿，他一再向约稿：“我的铺子一切都要的。”

此后，有时带稿子登门请教，王统照偶尔也到香山来相聚，你来我往，两人成了知心好友。有一次，当面评说王统照的作品有雕琢的缺点，王统照不仅不见怪，反而更加喜欢他快人快语的豪放性格。

1925年初秋，党组织需要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1926年8月，奉命回到四川，不久就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数十年驰骋疆场，南征北战。王统照则于1927年3月回山东诸城为母奔丧，随之，举家又迁居青岛，之后又去东北、上海，一直艰难地战斗在文学这个阵地上。、王统照两位文坛挚友长期天各一方。

1954年夏天，两位老友在泉城重逢。时年53岁的已是赫赫有名坐镇华东的统帅，而文坛宿将王统照时任山东省文化局长、省文联主席。30年的离情别绪，使两人分外激动。王统照含泪紧握着的双手，一时说不出话来。说：“今天咱们重逢泉城，我请你一同观赏这个古城的风光吧？”接着，他还鼓励年近花甲的王统照，再拿出新的著述回报人民。

第7篇：访问学者邀请信范文

特邀监察员是市行政监察机关根据行政监察工作需要，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派成员、工商联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成员及其他社会各界代表性人士和部分党政机关干部中，根据特邀监察员的条件，经有关组织推荐，本人自愿应聘，监察机关考核审定后聘请的兼职监察人员。对聘任的特邀监察员由监察机关发给聘书和特邀监察员证，聘期届满未续聘的，特邀监察员证由监察机关收回。市于年6月开始从社会各界聘请特邀监察员。年7月，市监察局召开第七届特邀监察员聘任会，从社会各界中聘请了16名特邀监察员，聘期三年。其中，中共党员5名，各派10名，工商联1名；人大代表2名，政协委员7名；50岁以下的10名，51-60岁的5名，60岁以上的1名；各县（市）区监察局也都开展了特邀监察员工作，共聘请特邀监察员159名。全市聘请特邀监察员共计175人。

从总体情况看,这批特邀监察员具有人员结构多元化、素质高、接触面宽、工作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特点,在群众中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以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入工作,发挥了很好的民主监督作用，成为我市纪检监察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开展特邀监察员工作主要做法及成效

1、加强组织领导，着力调动特邀监察员的积极性。

市监察局把特邀监察员工作列入行政监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有总结。在组织开展各反腐倡廉专项检查、执法监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等项工作时，都请特邀监察员参与。及时召开特邀监察员会议，讲评工作、总结经验、布置任务。采取定期或不定期，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及时通报有关情况，提供监察信息。还为每位特邀监察员订阅《中国纪检监察报》，定期寄送《中国监察》、《纠风简报》等有关材料，组织业务培训，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条件。

2、围绕反腐倡廉，充分发挥特邀监察员的作用。

一是组织开展专项检查监督。如年12月，市监察局邀请部分特邀监察员对市直单位纠风专项治理工作进行点评，对纠风专项治理工作牵头单位或参与单位所承担的涉及17个专项治理项目，重点是9个新项目的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并将结果向受检单位反馈。年6月以来，邀请部分特邀监察员参加对市林业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市环保局依法行政情况检查等执法监察工作。各县（市）区监察局也充分发挥特邀监察员的作用，如年8—9月，连江县监察局针对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等不正之风，组织特邀监察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百名患者大回访”活动，对发现的收受“红包”、开单提成等问题，责令卫生局和相关医院进行查处。

二是组织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各级监察机关和政府纠风办每年都组织特邀监察员参与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定期开展明查暗访活动，深入基层听民声、访民意，了解群众的呼声和意愿。年，特邀监察员及民主评议政风行风代表共参加纠风办组织的明察暗访215人次，给有关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218条，对政风行风建设工作提出意见建议36条。特邀监察员加强同市直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聘请的监督员和民评代表之间的交流，形成信息共享，相互合作，监督有力的社会监督队伍，年共参加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组织的会议405人次、与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监督员一起参与明察暗访323人次、向参评部门和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509条，并对有关部门和单位政风行风建设的薄弱环节和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将整改结果及时反馈并提出整改意见。

三是引导特邀监察员积极纳言献策。特邀监察员有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一些群众遇到困难和问题,愿意向他们反映，特邀监察员对有关问题进行收集整理，为改进纪检监察工作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年以来，连江县监察局特邀监察员根据掌握、了解的情况，共向县委、县政府、县纪委提出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等方面的意见建议70多条。有的特邀监察员作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还积极向人大、政协提出议案，如针对困难群众的法律服务问题，市监察局特邀监察员丁萍提出了《建立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衔接机制，确实维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的建议》，积极纳言献策，发挥了参谋咨询作用。

3、健全规章制度，保证特邀监察员工作有序开展。

制度建设是特邀监察员有效履行监督职能的重要保证，市监察局根据工作实际，制定了《市监察局特邀监察员工作规定》，对特邀监察员的聘任条件和任期、职责权利和义务、工作程序和要求、工作的组织与服务管理进行了规定；建立特邀监察员列席会议制度，邀请他们参加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大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参加执法监察和纠风等专项治理检查监督，让特邀监察员全面了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更好地提出工作建议；建立联系沟通制度，加强特邀监察员与市直有关部门工作联系,参加联系单位开展的与监督工作有关的活动，对联系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等。同时，市监察局向特邀监察员统一颁发聘书和证件，以增强他们监督的权威性。逐步形成了规范有序、运转良好，利于特邀监察员参政议政的工作机制，使他们的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

三、存在的问题及意见建议

特邀监督员在参谋咨询、民主监督和提高拒腐防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全市各县(市)区开展特邀监察员工作还不平衡,特邀监察员工作范围不够宽、监督力度不够大、工作思路还不够宽、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缺乏激励机制、缺乏理论探讨;平时组织特邀监察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经验和开展业务培训不够,培训形式简单,专业性不够强,缺乏具体指导帮助;特邀监察员开展工作经费比较缺乏等。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对特邀监察员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改进和加强特邀监督员工作，不断健全和完善特邀监察员制度。

1、深化认识，切实加强对特邀监察员工作的领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要高度重视特邀监察员工作，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保证特邀监察员工作正常开展。同时要主动向党委和政府汇报工作，取得党委、政府以及各级党委统战部门对这项工作的指导和各派、社会团体的支持，搞好各方面的协调配合。

2、结合实际，充分发挥特邀监察员的作用。一要突出工作重点，当前，要针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组织特邀监察员开展调查研究，进行政策法律咨询，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参加纠风专项治理、执法监察、效能建设、源头治理等适合特邀监察员特点的工作。二要讲求工作方法。根据特邀监察员兼职的特点，要安排一些周期较短、有弹性的工作，尽量避免与特邀监察员的本职工作相冲突。发挥他们在本部门、本行业的专长，真正起到桥梁纽带、参谋助手的作用。三要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要及时向特邀监察员传达有关文件精神，并按规定及时送发有关文件、刊物及学习资料。要为特邀监察员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证，对特邀监察员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办理，要有规定的程序来保证接受、办理、回复、反馈等工作环节的落实。

3、完善制度，抓好特邀监察员工作规范化管理。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一些规章制度，如特邀监察员的聘任制度、联系工作制度，要在工作中继续认真执行，并从实际出发，进行修订完善。还要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对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和做法，逐步统一规范，形成工作制度。

4、严格要求，加强特邀监察员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加强队伍的思想建设，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另一方面，要加强队伍的业务建设，注意做好特邀监察员的监察业务培训，帮助他们提高业务能力。在工作中要做好对特邀监察员的考核奖励工作，及时发现典型，大力表彰先进，特别要宣传那些在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同志，扩大特邀监察员的影响，树立特邀监察员的良好形象。

四、下一步工作思路

1、进一步提高对推进特邀监察员工作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切实加强对特邀监察员工作的领导,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特邀监察员工作深入开展。

2、创新特邀监察员的活动形式和工作方法,合理设计安排好特邀监察员工作，围绕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各项任务开展活动。

第8篇：访问学者邀请信范文

【关键词】“乒乓外交”；“乒乓模式”； 中美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李洪山，美国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研究。

1971年4月11日，刚在日本名古屋参加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包括九名运动员、四名官员及二位随行家属，从香港经罗湖桥进入深圳，开始为时一周的中国之旅。一年以后，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从而完成了两国之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正式文化交流。“乒乓外交”也从此作为中美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而载入史册。

对于“乒乓外交”这一历史现象，各界的关注与研究经久不衰。从新闻记者的采访与报道，到政府官员的评论与回忆，再到专家学者的研究与分析，林林总总，既丰富多彩，又细致入微[1]。但这些报道与研究一般倾向于仅将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视为中美领导人为改进两国外交关系而使用的一个工具，从而忽视了“乒乓外交”作为中美之间自1949年以后第一次文化交流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意义，及其在恢复与发展两国文化关系中所起的实质性作用。

本文主要依据政府文献、个人回忆及其他原始资料，试图从中美两国文化关系的角度对“乒乓外交”做一初步探讨。

中美双方在朝鲜兵戎相见的同时，开始进行文化上的遏制、隔绝与对抗，既文化冷战。乒乓外交的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为尼克松的访华铺平道路，而在于打破两国之间为时二十余年的文化上的隔绝与对抗，开启结束文化冷战，重建文化关系的历史新阶段。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实质性历史意义，才使得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艰难决定。而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不仅打开了中美两国关闭了二十余年的文化教育交流的大门，并且为1970年代的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提供了一个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具有较大局限性，但仍在中美文化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为最终结束中美文化冷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艰难的决定

基辛格在1970年代末出版的自传中提到“乒乓外交”时，曾十分肯定地写道，中国同美国运动员在名古屋的友好互动和美国队所接到的访华邀请，都是总理事先精心安排的。他坚持认为，中国运动员们在赴日之前都曾接到对美国人友好的严格指示，而他们又都具有将“精心的计划表现成率性而为的才能”[2]。但新近公开的中文资料足以证明，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不论对或者而言，都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使这一决定如此难作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间为时二十余年的文化隔绝和对抗，而这种文化隔绝和对抗的局面又是很大程度上在和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的。

面临着初期国内外的困难局面，中国领导人从1960年代末开始，争取在国内恢复秩序，同时在国际上扩大接触。为了扩大国际交往，中国政府在的直接参与下，于1971年2月1日同日本乒乓球协会签订协议，同意参加次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由于这是中国在开始后第一次派队参加国际性体育比赛，对参赛的准备和训练都给予高度重视。意识到在赛事中会有同美国队接触的可能性，于3月11日同外交部和体育运动委员会有关人员举行专门会议，指出：这次派乒乓球队出去，“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也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会包括美国队”。他认为，“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同他们接触的”。他还表示，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可以和美国队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他最后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体育代表团可以去西德和日本，“那么美国能不能去？”尽管根据逻辑推理，答案应该是清楚的。但谨慎的并没有将显而易见的答案挑明，他只是要求与会者动动脑筋，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3]。

尽管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协议已经签订，但通往名古屋之路仍布满荆棘。不仅党内极左势力竭力阻挠，北朝鲜和柬埔寨流亡政府也都要求中国队不要参赛。面对压力，不得不于3月14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国队到日本参赛是否是不突出政治。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人，甚至包括在内，都可能因所谓的“不突出政治”而导致政治上的灾难。由于巨大的政治风险，会上无人敢明确表态。无奈之中，让与会人员立即把中国乒乓球队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从睡梦中唤醒，凌晨开会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大多数运动员认为，出于政治考虑中国队不应参加本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又重新召开有关干部会议，经长时间讨论，终于达成了中国队应去日本参赛的一致意见。会后，将结果以亲笔信形式报告给[4]。

很快批准了的建议。但与此同时，他还圈阅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关于参加31届锦标赛准备工作的报告。该报告明确规定，同美国代表团官员相遇时，不主动交谈和寒暄。同美国队进行比赛时，赛前不交换队旗，但可握手致意。可能正是由于这些由乒乓球队提出并经批准的严格规定，在启程前一天晚上接见代表团时，对中美关系避而不谈。不过，他仍鼓励大家在各个战场都要争取友谊，提醒代表团在对外宣传上不要强加于人，并建议大家研究一下到日本下飞机时是否每人手里都要拿一本《语录》。遵照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比赛期间，在公开场合都没有人人手持一本“红宝书”。这不仅有利于改进中国代表团的形象，而且也为中外运动员互动提供了方便。

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中美乒乓球运动员和乒协官员首次发生接触。尽管中国运动员和官员都严格遵守规定，不主动同美国运动员和官员寒暄，但在美国人首先打过招呼后，他们并没有拒绝同美国人互动。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宋中于3月30日同美国代表团团长格兰姆?史丁赫文（Graham Steenhoven）有过二次短时间交谈。在交谈中，史丁赫文告诉宋中美国政府已于3月15日取消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旅行禁令，并对美国运动员因旅行禁令未能参加196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深表遗憾。他希望美国队将来能有机会到中国参加比赛。中国代表团官员不仅将同美国代表团的所有互动每日数次及时上报北京，而且还经过分析得出结论：美国代表团想访问中国。他们于3月30日要求北京就此给予明确指示[5]。

中国政府的最初反应是负面的。外交部和国家体委于4月4日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报告》。其主要理由是“美左派和有影响的人物均尚未访华，由乒乓球队打头阵，政治上不很有利”。根据数月前同埃得加?斯诺的谈话，外交部已制定计划将首先邀请美国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和政治领袖访华。对外交部的考量心知肚明，因此，对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报告“拟同意”，并报请审批。但他同时在报告中加进一段话，要求留下美国代表团的地址，并对美国首席代表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和“”原则立场[6]。显然，一方面在尽力保留今后邀请美国运动员访华的机会，另一方面采取谨慎措施证明自己坚持中国对美一贯政策的立场，不给自己的政治对手任何可乘之机。

即使对一言九鼎的，是否邀请美国队访华也是一个罕见的难题。他在收到报告后反复考虑了两天，直到4月6日晚才圈阅批准，退回外交部照办。其间，他十分关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名古屋同美国运动员的互动，要求代表团将电话汇报由每日三次增加到每日五次。他在看到庄则栋同美国运动员格兰?柯恩（Glenn Cowen）交谈并互赠礼品的报道后，称赞庄则栋不仅会打球，而且懂外交。但在当晚服用过安眠药后，突然要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立即通知外交部邀请美国队访华。由于同身边工作人员事先有约定，用药后作出的决定不算数，因此，吴旭君等再次催问并明确表示他的最新决定有效后，才将他的指示于半夜时分传达给外交部。外交部在把的决定报告给后，立即通知乒乓球代表团，邀请美国队回国时顺访中国[7]。

所表现出来的极度慎重和一日之内对自己所做决定的，证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对这两位领导人都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决定。为什么这个决定如此难做？为什么最后只有一人能够就派遣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比赛和邀请美国代表团来华访问之事拍板？要想得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必要对中美两国在冷战中的特殊经历，以及和在这一特殊经历的形成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进行简要回顾和分析。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之间进行的不以战争为手段的全球性斗争。双方的对抗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1950年代中期以后，更是以扩大文化、教育、艺术等方面的交流和渗透作为斗争的重要手段。中美之间的冷战经历则大相径庭。双方不仅在朝鲜和越南兵戎相见，而且在文化教育战线互相遏制、孤立与对抗。中美两国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对抗比双方血腥的军事较量为时更长，也更彻底。这无疑是中美冷战的特殊性之所在。

中美两国在文化上的对抗与在朝鲜的军事交锋同时展开。1950年10月26日，也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发起第一战役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这一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经和亲自修改批准的文件，明确规定了宣传的内容、方法、重点与目的。其基本内容有两个：一是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是使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8]。同年11月12日，北京市委就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向提交报告，建议把肃清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影响，肃清部分群众中的崇美和恐美心理，孤立打击亲美分子作为继续推动运动发展的中心。当日即将该报告转发全党，并亲自加上批语，明确指出北京市委的报告是正确的，并要求各地“照着这个方向去做”[9]。1951年2月28日又亲自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将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列为八项要点中的第二点。要求全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10]。

在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反对美国文化侵略，清除美国对华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各方面影响的群众性运动。不仅所有美国教会和私人团体在华开办的学校、医院、教堂、慈善机构等全部被接管，而且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留美经历的学生和学者，都被迫参加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大、小会议上的批评和批判，以及“洗澡”“过关”等各种方式，彻底清除美国文化对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教学、科研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本人还亲自于1951年9月29日在天津给京津高校知识分子代表作报告，结合个人亲身经历，阐释知识分子改变思想，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1]。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全力推动下，全国性的思想改造运动迅速走向高潮。很快，几乎所有美国传教士、教师、医生，学生、商人等都被迫返国。美国的电影、广播、报刊、书籍、音乐等文化媒介几乎一夜之间从中国消失。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采取类似行。它一方面下令禁止教会、慈善及其他组织给在中国的学校和医院等机构汇款。另一方面拒绝让在美国学习科技、工程和医药的中国学生回国。从此，中美两国间的文化教育关系被完全切断，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上相互隔绝，对抗与攻击[12]。

虽然中美双方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于1953年7月正式停止，但中共领导人对彻底清除美国对华文化影响的努力不但没有终止，反而不断加强。在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从批判胡风，到反右运动，再到，都无不以扫除美国影响，防止“和平演变”为主要目标。无数知识分子或因在美国留过学，或因同美国教育科研机构有过某种工作关系，或因工作和生活方式被指受美国影响而在历次运动中惨遭打击和迫害。到1970年代初，美国及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媒介等，都早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危险的。甚至连在处理有关美国的问题时都不得不格外谨慎小心。只有，因其无与伦比的声望与地位，在处理中美关系事务中享有最大的决断权。因此，凡是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决策，都必须由最后拍板。

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的武装边境冲突，以及此后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界的大规模兵力集结，迫使重新调整同美国的关系，以改变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当美国政府于1969年12月提出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时，和立即积极响应，指示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拖塞尔（Walter Stoessel），于1970年1月和2月在华沙分别进行第135和136次大使级会谈。在136次大使级会谈中，中方就美方在前次会谈中提出的“高层会谈”建议做出回应。根据的指示，中方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商谈，中国政府愿意接待[13]。虽然，中美大使级会谈因柬埔寨和美国入侵柬埔寨而中断，并未放弃中美高层会谈的可能。他于1970年夏邀请著名记者斯诺访华。在12月18日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他愿意同尼克松当面谈，并对现行的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的政策是否正确表示怀疑和否定。他要求外交部研究一下，请左中右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到中国来。为了促使尼克松访华，还同意不将解决作为先决条件[14]。遵照的指示，外交部于1971年2月拟定了一个邀请美国人的名单，先以左派和中派为主，后又增加人士。很明显，不论还是外交部的官员，对邀请美国各派政治人物、外交官员和新闻记者访华都已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未曾考虑到的是邀请普通美国民众，包括体育运动员访华。

从理论上来讲，邀请美国运动员访华不应该有任何问题，因为运动员代表美国人民而非政府，而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要把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区别开来。1971年12月2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不仅在头版刊登了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幅照片，而且还在右上角摘引了一段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并未认真执行这一政策。相反，在反对美国文化和教育侵略的口号下，几乎所有在华进行文化教育活动的美国人都被迫离开中国，尽管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民众。因此恢复中美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直到1971年春都不在中国领导人的战略考虑之中。在对美国文化的批判与围剿达到登峰造极的中，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自然成为摆在和面前的一道难题，因为美国运动员的到访将意味着对中美之间持续了二十余年的文化隔绝与对抗的否定，而和正是这种隔绝与对抗的始作俑者。

二、历史性转折

以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为开端的两国间自1949年以来首次文化交流，随着中国乒乓球队对美国的成功访问而圆满完成。由于双方参加互访的人数十分有限，互访的时间也较为短暂，因此，“乒乓外交”只是中美两国为恢复文化关系所迈出的一小步。但是，这一步标志着中美文化关系史上又一重大转折的开始。正是通过对乒乓球运动员的接待安排，中美两国政府开始扫除各种阻挡文化交流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给两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们公开修正长期推行的文化隔绝和对抗政策，并表明各自不再把对方的文化或民众视为洪水猛兽而完全拒之门外。

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友好接待是中美文化关系的转折点，而这一转折的实现确实是在精心组织和安排下完成的。美国代表团尚未过罗湖桥，就通过秘书要求负责接待的中国对外友好协会负责人陪美国客人吃晚餐。当晚，又通知要安排美国运动员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二天，他特意吩咐负责主持中美友谊赛的丁西林，在同美国队比赛时，“要预先通知［观众］，应该鼓掌的还是要鼓掌”。他还强调：“和美国队比赛，不要光是我们赢。”在电台和电视台实况转播中美乒乓球赛前，仔细审阅并批准了广播稿，其中包括“长期以来，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是友好的，这次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我国，将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等热情友好的字句[15]。除了参加表演赛外，美国运动员在华期间还参观了天安门、颐和园、长城、清华大学、工业博物馆、等。正是在的亲自组织安排下，美国运动员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让他们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高潮是1971年4月14日同的会见。尽管这次会见相对短暂，但在同运动员的交谈中传送了许多重要信息，清晰地反映了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性转折。首先，一开始就热情地对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16]。他是在用这句“中国古语”向客人明确表示，美国运动员和人民是中国的朋友。然后，他告诉客人，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只是开始，将来更多美国人，包括记者，会有机会访问中国。还在会见中清楚地表明了对美国文化的开放态度。当柯恩问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运动有何评论和看法时，告诉柯恩，他认为这是青年人“寻求真理”的一种形式，他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因此，他赞成青年有探讨真理的要求。最后，对1949年以前中美两国文化关系做了较为客观的回顾与评估。他指出：“中美两国人民过去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在这里他既没有使用标准的官方说法，把中美文化交流称为美国对华文化侵略，也没有谈及谁应该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中断负责任。显然，他是想放弃对历史恩怨的纠缠，尽快恢复中美文化交流。因此，他称赞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并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17]。

在向美国客人传达上述信息的同时，没有忘记让中国乒乓球队明确接到回访美国的邀请。尽管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从一开始就表示欢迎中国朋友访问美国，但他的表述并未使感到是对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的明确邀请，尽管美国队在访华前就为中国队的回访找到了资助单位。美国队领队杰克?霍华德（Jack Howard）出来补场，他对清晰地表示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在最近的将来访问美国。为了保证该邀请的有效，细心的坚持要从团长斯廷霍文那里得到确认，直到他十分肯定地说“同意”，才满意地结束会见[18]。显而易见，是想通过乒乓外交打开双向文化交流的大门。

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访华及同的会见促使美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为中国乒乓球队的回访提供法律上的保障。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早在1970年1月18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欢迎同中国进行包括学生、医生、记者等在内的人员交流[19]。在同年2月举行的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也表达了开始文化交流的愿望。尼克松总统更是在2月25日提交给国会的年度外交政策报告中，明确表示“将仔细研究究竟应采取何种步骤为中美民众之间的接触提供更多的机会，并为实现这些机会扫除那些毫无必要的障碍”[20]。但是直到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美国政府并未就保证中国人合法入境采取任何具体措施。在会见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当天，尼克松才发表声明，公开表示美国将尽快为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者办理签证，并允许中国使用美元[21]。尼克松的这些命令终于为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访问美国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在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之前，尼克松总统完成了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尽管尼克松在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访华，但其计划、沟通和安排从1970年秋就已开始。早在1970年10月，尼克松就分别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罕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转告北京，他希望改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并愿派一特使访问北京。在11月21日答复，如果美方真有解决的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商谈”[22]。1971年4月，代表再次向尼克松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总统本人。尼克松接受了中方邀请，并派基辛格于1971年7月秘密访问北京，为他的中国之行作前期准备。

尼克松的访华不仅使中美双方为实现“高层会谈”所进行的为时二年的努力有了圆满结果，而且对保持“乒乓外交”的势头，扩大两国文化交往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在1972年1月6日同由亚力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率领的先遣队举行会议时，请白宫新闻发言人让?齐格勒（Ron Ziegler），转告美国乒乓球协会，中国代表团希望能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访问美国[23]。美国乒乓球协会和白宫都为长期没有听到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信息而担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通知终于让他们都松了一口气。在尼克松1972年2月的中国之行中，虽然台湾、越南和苏联问题是中美领导人会谈的主题，但两国之间的人员交流以及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也在他们的视野之中。在2月21日同尼克松的会见中，回顾了中美关系自1949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不仅承认了中美两国怪得很，在过去二十二年里总是谈不拢的事实，而且罕见地代表中国政府作了自我批评。他自称在过去十几年里拒绝美方提出的人员来往，坚持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的做法不对。“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于是打乒乓球”[24]。由此可见，打乒乓球虽是一件小事，但它标志着对由他本人参与制定的针对美国的文化对抗政策的否定。

对两国乒乓球运动员互动的支持，不仅导致了中国对美文化政策的巨变，而且对尼克松访华的成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了准备同美国领导人的会谈，于1971年5月就在中共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个《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提出了同美国谈判的八项原则。前四项都同有关，但没有一项提及人员交流。因此，在中方为中美联合声明提供的初稿中，只有一句话用含糊的字眼提到文化和贸易关系。不过，当美方坚持要在联合声明中就文化交流加进一个实质性段落时，中方并没有提出异议，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对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表示了明朗积极的态度。因此，在1972年2月27日于上海公开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在列举了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原则立场后，明确表示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两国共同的意愿，并承诺将采取措施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领域的接触与交流[25]。因此，同两国政府在台湾等问题上的巨大分歧相比，中美双方在发展文化关系上达成的共识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大亮点。

尼克松把同中国政府达成发展文化关系的共识视为其中国之行的最大成就，并决心兑现自己所做的承诺。在欢送他回国的仪式上，尼克松发表讲话告诉美国公众，他并没有带回任何成文或不成文的保证和平的协议，但是，他宣布在几个领域有了必要和重要的开端。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我们已就扩大中美两国人民在文化、教育和新闻方面的接触达成了协议”[26]。为了落实有关交流的承诺，尼克松于1972年3月9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如何执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新闻等方面的交流做一个研究报告[27]。相反，对于中美高峰会谈的重点——，尼克松则一直等到1974年3月，整整二年之后，才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如何调整，而非减少美国在事力量[28]。

为确保中国乒乓球队回访顺利，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中国之行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基辛格在3月中旬亲自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官员，确保该委员会为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准备的资金已经到位。3月20日，专门负责接待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尼克松的私人代表约翰?斯卡力（John Scali）同基辛格的助手理查德?索罗门（Richard Soloman）一道，与由美国乒乓球协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开会，商讨中国队在美行程。 正是由于白宫的直接干预，不仅打破了美国右翼组织邀请台湾乒乓球代表团同时访美的企图，而且最终迫使国务院同意为中国乒乓球队提供安保服务[29]。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终于在1972年4月12日开始对美国的回访。对于乒乓球代表团的美国之行，中方同样做了精心准备。不仅亲自审批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回访加拿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告，而且建议在男女运动员中换入几位知名队员，以表重视，并有利于扩大影响[30]。作为1949年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国团体，代表团的行程包括底特律、威廉斯堡、华盛顿和洛杉矶等地。几乎每到一地，他们都到大、中学校参观，并同当地学生进行友谊比赛。4月18日，代表团应邀访问白宫并会见尼克松。在欢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讲话中，尼克松承认在乒乓球比赛中会有输赢，但他指出“由你们开启的两国民众之间的接触有一个最大赢家，那就是美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两个伟大人民之间的友谊”，他强调道：“将意味着为世界和平带来更好的前景。”[31]

尼克松之所以能够如期在白宫会见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完全是再次亲自干预的结果。从1972年4月初开始，美国扩大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4月16日，河内、海防等北越主要城市再次被炸。应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的要求，于4月18日凌晨召集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否应按原计划会见尼克松。会后，报告拟根据会议讨论结果通知在美人员因美国对北越的轰炸，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将取消4月18日同尼克松的会见。立即会见，指出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访美是非官方性质，美国运动员去年访华时同中国领导人见了面，如果中国队拒绝同美国总统见面会给美国民众留下不讲礼貌的印象。因此，他决定中国乒乓球队原定行程不变。遵照的决定，修改了发往美国的口头指示，中国乒乓球队终于得以按原计划会见尼克松并参观白宫[32]。正是由于的及时决定，中美之间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文化交流才得以圆满完成，两国文化关系史上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才得以正式开始。

三、“乒乓模式”

乒乓球运动员的成功互访不仅为中美两国重建文化关系打开了大门，而且为此后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基本模式。“乒乓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民间实施，短期交流。从1971年到1979年，数以千计的科学、技术、教育、医药、体育、艺术等各界人士以个人或团体的方式横跨太平洋，成为恢复中美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尽管参加交流的人员众多，领域广泛，但他们所仿照的都是同一个基本模式，那就是“乒乓模式”。有些美国学者，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前主任玛丽.布拉克（Mary Bullock）认为，中美早期文化交流的架构是在美苏、美台和美港等各种不同交流模式影响下形成的[33]。此说虽较能反映美方的设想，但同运作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尽管“乒乓模式” 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兼顾了双方的立场，而且明白易行，因此为两国间文化交流的迅速恢复和扩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为最终结束中美之间以隔绝和对抗为标志的文化冷战奠定了基础。

“乒乓模式”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其“非官方”性质。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中方就坚持中美文化交流必须以民间方式进行，以避免在美国尚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造成“两个中国”的印象。因此，尽管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最终由做出，但出面向他们发出正式邀请的是中国乒乓球协会。此后，美国科学、技术、教育、医学、体育和艺术团体的访华，也都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及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等所谓非官方机构负责邀请和接待。中国代表团访美也按此原则安排。外交部和中国科学院在1972年夏向国务院提交的一个有关派遣科学家代表团出访美国的联合报告中，就明确建议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义组团，并强调作为非官方代表团，在美国将尽量避免同政府部门打交道，同政府官员接触时将尤其小心，以表示对建交国与非建交国的区别对待[34]。

以非官方形式进行文化交流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美国民间团体的要求。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接到访问中国的邀请，就立即着手从其他民间团体寻求财政资助。他们在踏入中国的前一天，终于收到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电报，承诺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支付所有费用。正是有了该委员会的承诺，美国乒乓球协会才能够在会见时正式邀请中国队回访美国[35]。在完成接待中国乒乓球队的工作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立即分别向白宫提交了立场陈述书。它们建议应采取措施为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后即将开始的文化、教育交流做准备，并要求美国政府在进行有关谈判时顾及民间组织的立场。它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寻求同中国建立关系的个人与团体具有不同的动机与利益，因此交流的形式与内容不应由在巴黎进行的双方大使级谈判来决定，而应由实际参与交流的非政府机构来掌握。它们还提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流与联系不应被任一官方或私人机构所垄断[36]。

基辛格对上述两个团体的立场和建议表示同意。他在给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亚力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的回信中，承诺让他手下参与中美文化交流工作的官员熟悉艾克斯坦的想法。他同艾克斯坦分享了白宫的看法：中国将会以缓慢而又稳健的方式开展同美国的文化交流。他还告诉艾克斯坦中国领导人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都有所了解，部分原因是因为前者在接待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后者在安排中国医学代表团访美中所起的作用。他希望这两个组织都能在以后的中美文化教育交流中，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保持密切联系[37]。基辛格的希望得到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等参与交流的民间组织的响应。虽然这些组织在确定交流项目和选择交流人员上都保持独立性，但都同美国政府密切合作，并经常通过国务卿和其他外交官员向中方陈述各自的交流计划和所关心的问题[38]。

尽管两国文化交流的具体组织与实施民间团体负责，但战略性决策和全局性协调仍由政府掌握。这是“乒乓模式”的另一大特征。为保持和扩大中美文化交流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后的势头，美方于1972年11月通过巴黎渠道向中方提出 1973年的交流设想。然后双方外交官员利用基辛格率团访华的机会，于1973年2月17日在北京举行专题会谈。代表美方与会的是国务院中蒙事务主任阿尔弗利德?柬肯斯（Alfred Jenkins），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理查德?肯尼迪（Richard Kennedy）和所罗门。中方则由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率助手和译员参加。在会谈中双方就交流项目的数目、内容、时间、顺序、特殊要求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沟通。最后，双方不仅就近期交流项目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同意在文化交流的组织安排上实行“双轨制”的同时，寻求两国政府间原则上的一致[39]。两国政府都积极干预文化交流，但它们各自的影响力相差甚大。美国政府在取消了对中国的旅行限制后，对各界人士组织具体文化交流项目的影响比较有限，只能通过同中国政府的谈判尽可能地帮助民间团体和个人实现他们的交流计划，同时也争取达到自己预想的政治目标[40]。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对中美文化交流的影响和控制要全面和严格许多。它不仅对中方所有交流项目和人员握有绝对控制权，而且还通过对签证的发放，访问团体的审批，旅行接待的安排等方面的严密掌控，对美方提出的交流项目也拥有较大的决定权。因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弗郎克?普莱斯（Frank Press），在1970年代中期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抱怨道：“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来访者有很高的选择性，美方试图建立平衡且能反映美国利益的交流计划的努力并不成功。”[41]

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对中美文化交流的控制和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对交流的内容和方式的规范与限制上。在恢复文化关系的初期，美国学术界期望能够在中美之间建立全面、对等的交流，以满足各界不同的需求。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1972年6月访华时就直接向建议中国派留学生到美国学习英语。美国官员在1973年2月同中方的谈判中，又转达了哥伦比亚大学提出的接受中国语言学生的计划，并建议中国学者到美国进行多方面的科研合作[42]。在1973年11月11日于北京举行的中美两国政府有关文化交流和经济关系的会谈中，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阿瑟?哈穆尔（Arthur Hummel）更明确表示，华盛顿希望除了接待中国小型代表团讨论科技问题外，还希望看到更多能够面对美国大众的艺术表演团体 。对美方提出的选派学者和学生到美国研究和学习的建议，中方一再以尚未解决，中美仍未建交为由而加以拒绝[43]。虽然中方同意在1974年选派武术代表团访美，但在同年派往美国访问的其余九个代表团都来自科学、技术、农业和商业等领域 。正是在中方的坚持下，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在1978年底以前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和医学等领域，而且只能以二到六周短期“学术旅游”的形式进行 。这是“乒乓模式”的第三个特征。

仿照“乒乓模式”进行的中美文化交流，一方面打破了中美两国之间二十余年来的文化隔绝与对抗的局面，开始了文化关系的重建，另一方面，又由于中美尚未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和中国的影响而表现出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在中美1979年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前，有一万多名美国各界人士和近千名中国各界人士，参与了中美文化交流。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一个机构就组织和接待了七十多个中美学术交流团体。其中，自然科学占绝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交流团体屈指可数，而且都是美方在经过艰难争取后才得以成行[44]。虽然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于1973年9月成功访华，但于11月18日在已经批准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同时她还同、一道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的运动[45]。曾经试图借助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李政道等的影响力，根据他们的建议要求科学院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并指示教育部门允许部分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甚至选派研究生到美国进一步深造。但他的努力也都因遭到党内极左势力的抵制和攻击而无一成功，他本人也在1973年底更因所谓处理对美关系失当而在党内受到批判[46]。因此，中美文化交流在1978年底以前始终无法超出“乒乓模式”的局限。

尽管“乒乓模式”具有严重历史局限性，但它仍然为中美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通过乒乓球运动员互访后长达数年的文化交流，官方和民间的沟通渠道都已疏通，组织和协调交流的机构都已建立，双方负责交流的单位和个人相互有了一定的了解。随着的去世，“”的被捕，中国的结束，以及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终于得到正式恢复，文化交流也很快进入了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关于向美国大量派遣留学人员的决定，就是通过1978年6月到访的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普莱斯直接通知美方的。最先得到消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立即按照普莱斯的建议开始筹划中美大规模教育交流，并邀请多所大学负责人开会商讨接受中国留学人员事宜[47]。第一批50名由中国政府派遣与资助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于当年12月底到达美国，开始为期一年或更长时间的研究与学习。中美文化交流的“乒乓模式”从此被打破。1979年初，中美两国政府在建交后立即正式签订了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协定。当年中国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就超过了1300人，1980年则跃升至4300余人，远超1949年前最高人数[48]。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恢复了同中国的富布莱特计划。十一位美国学者和六位中国学者于1980年参加了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富布莱特交流[49]。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推动下，双方文化交流的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了几乎所有领域，其中包括曾经是的人文、社科、艺术、电影、电视、广播等 。到1988年，中国留美学生已近三万人，美国成为接受中国学生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学生也开始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50]。至此，中美之间的文化冷战终于成为历史，而文化交流则重新成为两国关系中发展最快，影响最深，且最富韧性的纽带。

“乒乓模式”在1970年代末因不再能满足双方文化交流发展的需要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乒乓外交”作为中美关系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页将永远载于史册。中美乒乓球运动员在四十年前的互访，不仅打破了两国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文化隔绝和对抗，而且为恢复和重建双方文化关系，最终结束文化冷战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中美之间自乒乓外交开始的重建文化关系的经历清楚地证明，在具有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进行文化交流不仅可行，而且有益。长期的文化隔绝和对抗同军事战争一样会给国家、民众和社会带来惨重的破坏和损失。对前者所造成的破坏的修复和重建往往要比后者更为困难和艰巨。为因应中美文化冷战，或以因应文化冷战为名而建立的政府和执政党对思想、文化、教育、艺术等的全面控制并没有因中美文化冷战的结束而终止，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乒乓外交”开启了恢复和重建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新阶段，并最终迎来了文化冷战的结束，但要彻底医治由文化冷战所造成的创伤，还需要比“乒乓外交”更大的智慧和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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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Henry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钱江：《“乒乓外交”始末》，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Xu Guoqi，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Henry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p. 709.

[3][5][15]钱 江：《“乒乓外交”始末》第15-22、60-61，88-93、152-158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949－1976）》下卷第443-4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钱 江：《“乒乓外交”始末》第68-73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6][13]程远行：《新中国外交斗争追忆》第106-108、122-1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7]林 克、吴旭均等：《历史的诚实：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第126页，[香港]荔文出版社1995年版。

[8]《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4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文稿》（第1卷）第6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集》（第6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何东昌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1卷）第119-122页，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12] Hongshan Li，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 State， Societ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05-1950，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69-175.

[14]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外交文选》第592-594、595-5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16][17][1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外交文选》第469、470-474、471页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9]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News Conference， January 18， 1971，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uary 1971， p. 153.

[20]Richard Nixon， “Annual Foreign Policy Report”， March 22， 1971， ibid.， p. 334.

[21]“President Nixon Eases Restrictions on Mainland China Trade and Travel，” April 14， 1971， ibid.， p. 567.

[22][23][30][32][34][45][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5、509、515-516、519-520、557、633、4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25]“Text of Joint Communiqué， Issued at Shanghai， February 27，”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March 20， 1972， pp. 435-438.

[26]“Remarks by President Nixon， February 28， 1972， “ March 20， 1972， ibid.， p. 434.

[27]“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8” March 9， 1972，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Institutional Files， Box H-207，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Yuba Linda， California.

[28]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48” March 14， 1974， ibid.

[29]Xu Guoqi， Olympic Dreams， pp.152-155.

[31]“Remarks by President Nixon， April 18， 1972，”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April 17， 1972， p. 498.

[33]Mary Brown Bullock， “Scholarly Exchange and American China Studies”，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3， pp. 282-284.

[35] Xu Guoqi， Olympic Dreams， pp.148-150.

[36]“Memorandum for Henry Kissinger from John Holdridge，” August 29， 1972，”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Subject Files， FO Box 5，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Yuba Linda， California.

[37]“Letter from Henry Kissinger to Alexander Eckstein，” September 6， 1972， ibid.

[38]Mary Brown Bullock， “Mission Accomplished: The Influence of CSUPRC on Educational Relations with China，” Cheng Li， ed.， Bridging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2003，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5， pp. 62。

[3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Chang Wen-chin and Alfred Jenkins， February 17， 1973，”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 Henry A. Kissinger Files， Country Files—Far East， Box 86，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Yuba Linda， California.

[40]Mary Brown Bullock， “Scholarly Exchange and American China Studies，” p. 287.

[41]Frank Press， “Scholarly Exchang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cent Experience，” John K. Fairbank， ed.， Our China Prospects: A Symposium，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007， p. 40.

[4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Chang Wen-chin and Alfred Jenkins， February 17， 1973，”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 Box 86.

[4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Chang Wen-chin and Alfred Jenkins， February 17， 1973，” ibid.

[44]Mary Brown Bullock， “Mission Accomplished，” pp. 51-53.

[47]Mary Brown Bullock， “Mission Accomplished，” pp. 54-55.

[48]Leo A. Orleans，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Policies， Issues， and Number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8， p. 88.

第9篇：访问学者邀请信范文

目前国内行业期刊组建理事会的操作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自理，二是，三是自理+。由于期刊经营资源的局限性，有时单靠刊社的力量难以获得预期的经营效果，必要时可借助社会资源，采取多元化的经营方式和经营手段，推行理事单位制，实施借势经营[2]。在组建理事会的操作方式上，《生物产业技术》选择了“自理+”模式。选择理事单位商应综合考虑公司的实力，特别要选择熟悉行业、能够熟练进行理事会运作的商。经过认真遴选，编辑部选择与一家商进行合作。考虑到理事会组建前部分企事业单位与期刊联系紧密，在与商签订合作合同时，约定保护名单，商需借助自身经营渠道，向行业内单位或组织发出邀请，培育和开发新客户。发展理事单位，在依托商的同时，需增强编辑人员的市场化运作意识，提高其市场化运作能力，丰富其市场化运作手段，并与理事会工作紧密衔接。行业期刊经营者要打破传统的坐等机会的思维模式，应该视野广阔，积极地走出去寻找与潜在客户交流的机会[3]。利用参加一些行业会议与会展的机会，发展理事单位；通过走访以及邮寄杂志、编委通讯、生物产业前沿信息和最新行业资讯等方式，与企业研发机构或具体项目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和沟通，建立和扩大期刊理事单位的储备库。

2薄利多销的广告策略，扩大理事单位规模

在理事会组建和运营过程中，可以深入到行业生产制造企业和科研院所，选择与期刊联系紧密的企事业单位，从无到有，由少到多，根据“薄利多销、广覆盖”的原则，在实行年度广告费用最低额度机制上，尽量给出优惠价格，并将期刊版面与网络空间进行组合，推出网刊组合的网刊套餐广告形式，在网站上提品信息、企业新闻等免费服务，以吸引更多企业申请加入理事会。《生物产业技术》理事会模式运作4年来，理事单位由最初的几家发展到目前的25家；随着理事单位数量的增加，刊物的广告宣传信息量也大幅增加，由理事会成立之初的每期刊登不足6版广告宣传页，增加到目前每期刊登20余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做好理事单位的宣传、推广工作

理事单位加入理事会是对刊物的信任和支持，刊物应积极回报理事单位的信任，发挥刊物的媒介窗口作用，为各理事单位提供切实有效的宣传策划方案。4年来，《生物产业技术》编辑部主动与理事单位取得联系，为理事单位设计、制作彩页并在优质版位刊登宣传。当然，单纯的广告对企业的宣传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应适时提供其他有创造性的后续服务和增值服务，如为各理事单位提供新产品、新技术的宣传，通过采访、报道来推广理事单位的成功经验、发展愿景、创新理念等。编辑部在具体策划、组稿、采访及编辑过程中需更多地考虑理事单位的需求，将刊物的内容策划与理事单位的需求紧密联系起来。近年来，《生物产业技术》针对理事单位的需求开辟了人物访谈及企业战略类栏目；人物访谈类栏目对企业的负责人进行采访，主要围绕负责人发展企业的创新理念、先进做法等进行探讨和介绍；企业战略类栏目图文并茂地介绍和报道企业发展历程、发展愿景以及各项成果等内容，从而使宣传更有感染力和渗透力。这些理念和举措得到了理事单位的信任和好评，《生物产业技术》理事单位的续签率达70%左右，成功实现了经营的可持续。

4通过行业会议与理事单位共谋行业发展

定期组织召开行业交流会议，邀请理事单位参与，共同研讨行业发展问题。理事单位参加《生物产业技术》定期组织和召开的国际国内会议、国际交流和高层研讨活动，优先获得行业及各成员单位的有关信息，了解行业最新动态，为本单位的决策与发展提供有效信息。《生物产业技术》搭建的高端技术交流平台——“生物产业技术研讨会”，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形成了自己的会议品牌，会议邀请政府科技主管部门以及行业主管领导、行业知名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作行业发展战略和学术专题报告，理事会组建4年来，该系列会议邀请理事单位如杜邦工业应用生物科技事业部、无锡新和源生物制造有限公司等10余家企业的技术主管或总监作技术推介和交流，共同探讨我国生物产业发展中涉及的深层次问题以及企业在行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和共性的问题，推进生物产业发展。

5积极促成理事单位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

行业期刊还可以积极为理事单位搭建与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的桥梁。行业科技期刊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肩负着连接、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平台和桥梁的责任[4]。企业存在的技术难题、研发壁垒需要通过与科研院所及行业专家共同解决，而科研院所更多的科研成果需及时地通过企业实现转化，行业期刊理应搭建这方面的平台，积极引导理事单位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如《生物产业技术》以理事单位的科研内容为选题，不仅助推了科研成果的转化，而且使企业在科技研发、拓展经营、把握市场等方面获得更多的科技信息支持和品牌传播等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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