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日用化学健康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从介绍健康传播的历史入手，从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主要的学术专着及论文、重要的会议和代表人物等方面论述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指出国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为以下四个方面；媒介的传播效果、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新兴媒体中的健康传播及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国内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实践领域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健康传播史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等。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着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着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着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着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着作是 1984年由着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着是由夏夫（Sharf）所着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着《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着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着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着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着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着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着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着，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着。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着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着，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着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着《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参考文献]

[1] Rogers，Everett M. (1994).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8(2)，pp.208-214.

Carmen R.(2008).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processing health information in narrative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messages. Ph.D.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Riet， J.Van’t.(2010). Investigating predictors of visiting， using， and revisiting an online health-communication program: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Vol.12(3). pp.37.

Lee， Chul-Joo and Hornik， Robert. C. (2009). Physician Trust Moderates the Internet Use and Physician Visi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4(1)，pp.70-76.

Tustin， N. (2010). The Rol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5(1). pp.3-17.

Wang， H. (2010). Selective exposure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 of anti-tobacco campaign messages: the impacts of campaign exposure on selective percep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Vol.25(2). pp.182-190.

Ebina， R. et al.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health education in Kushima， Japan . Global Health Promotion，Vol.17(1)，pp.5-15.

Gazmararian， Julie. A. (2010).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Tool for Health Plan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93-101.

Davis. R.E. (2010).A new audience segmentation tool for African Americans: 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5)，pp.532-554.

[10] Burton， D. (2010). Perceptions of smoking prevalence by youth in countries with and without a tobacco advertising ba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6)，pp.656-664.

[11] McCormack， L. (2010). Measuring Health Literacy: A Pilot Study of a New Skills-Based Instrument.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51-71.

[12] Fairlie， A. M. (2010). Socio demographic，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redictors of Alcohol-Impaired Driving in a Sample of U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218-232.

[13] Larkey. L. K. and Hecht， Michael. (2010). A Model of Effects of Narrative as Culture-Centric Health Promotion .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114-135.

[14] Nan， X. and Zhao， X. (2010). The influence of liking for antismoking PSAs on adolescents‘ smoking-relate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5(5)，pp.459-69.

[15]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 [Zhang Zili (2005). Nine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

[16] 孙晶(2005).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评析.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n Jing (2005). A Review of America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ster’s Dissert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

[17]徐美苓(2007).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传播”主体性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0)，第148—153页. [Xu Meilin (2007).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0)， pp. 148-153.]

[18]陈世敏(2003).健康传播话从头.传播研究简讯（台湾），(1). [Chen Shimin (2003). Brie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wan). (1). ]

第2篇：日用化学健康论文范文

本刊讯（记者通讯员：黄一万）2011年5月21日-23日，第七届中华脊柱健康论坛（原名：中华脊柱医学论坛）将在中国•北京盛大召开。届时将邀请来自国内外的脊柱医学专家和脊柱健康业界代表及病友代表1000余人，相聚北京•温都水城，从一个新的起点、新的观念、新的角度探讨和推动脊柱健康事业的发展未来。

作为脊柱健康行业一年一度的盛事，第七届中华脊柱健康论坛又将以一个全新的理念和活动形式展示在脊柱医学及产业界的同仁乃至更广泛的健康学者面前。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大脊柱医学，大健康产业”。参会者不仅有医学学术界的专家，产业界的朋友及相关领导和学者，还有部分脊柱健康事业的推动者或病友代表。因而，无论在其规模、范围和影响力上都将超过往届。故本届论坛将在延续往届论坛特色的基础上，开创诸多跨越式的亮点。

1 重心转移――脊柱医学向脊柱健康方向转化

中华脊柱医学论坛自2004年至2010年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在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每一届均从不同的视角和观念对脊柱医学的学术理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究，最终完成了脊柱医学的学术理论探讨和学科基本构建。应发展之所需，2010年第六届论坛推出了“学术产业化，产业学术化”的主题，使脊柱医学学术化发展向产业化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故自2011年5月21日的第七届论坛开始，正式更名为“中华脊柱健康论坛”。这预示着以脊柱医学学术探讨为主的重心将转移到围绕“脊柱健康”为中心，从学术、产业等多方面入手，将学术理论成果真正落实到产业发展和为人民的脊柱健康服务上，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探讨出更为全面的脊柱健康学术理论和产业发展模式及规律问题，旨在让脊柱医学更好的惠及人类健康。

同时，随着重心的转移和拓宽，本届论坛邀请到的不仅仅是脊柱医学学术界、脊柱健康产业界的专业人士，还将广泛的邀请部分投融资界、相关行业人士和脊柱病友代表等，让他们一同见证和推动脊柱医学、脊柱健康产业的生机及发展。

2 博纳百川――战略思想高屋建瓴，技术手段百花齐放

在百川的大力推动下，脊柱健康行业已初见端倪，全六届论坛从学术界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产业界的经营谋略和运作手段，无一不在彰显行业各类战略思想的高度和战术的百花齐放。第七届中华脊柱健康论坛将顺应行业的发展所需，以“博纳百川，和而三元”的组织理念，从大家最关注的争议性话题和最感兴趣的热门问题入手，以辩论会、百川论见、投融资洽谈会等多种新颖模式，开启多场“战略思想盛宴”的分场讨论或对话会议。比如，“治病卫生和保养养生哪个对健康更有利”、“技术应用模式和商业运作模式哪个更重要”的辩论；投融资商务洽谈会（资本方与技术方及咨询管理方三方对话现场）；百川论见之“探寻颈肩腰腿痛的解决新思路”，还有类似如MBA的管理课程也将在论坛中呈现……。这些都将从更务实的角度去帮助大家解决技术应用和产业运作上的实际问题。

本届论坛以“让每一位代表都有所获”为目标，从多个角度对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意在从学术技术和管理运作的层面，为与会代表开启不一样的思路观点和事业方向，推动脊柱健康事业迈向更快的旅程！

3 公益“接力”――全民脊柱健康工程总动员

“全民脊柱健康”是社会大众共同的健康梦想，也是中华脊柱健康论坛势必要实现的宏伟目标。前六届脊柱医学论坛，业界同仁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地推动“全民脊柱健康工程”的实施，并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战果”。第七届脊柱健康论坛，将延续往届的公益之旅，将爱心接力，于23日开展大型的全民脊柱健康工程总动员活动。其中包括：现场脊柱健康咨询活动、百名专家免费脊柱健康普查、大型脊柱运动健身操表演以及脊柱健康产业展演展示活动等。

第3篇：日用化学健康论文范文

心理健康教育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健康教育在我国才刚刚起步，足逐渐被认识和受到重视的。此项工作的开展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是教育改革深入到一定阶段对教育的必然要求。

早在1983年，林崇德教授就出版了《中学生心理学》一书，提出了培养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问题。同年，燕国材教授提出了要加强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的问题。1986年，班华教授提出了心育问题。1988年，林崇德教授出版了《品德发展心理学》一书，把心理健康教育与品德培养结合起来研究。1991午，班华教授发表了《心育刍议》论文，系统地阐述了与心育有关的问题，并于1994年出版了心理教育专著――《心育论》。这些书籍的出版，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专家们的呼吁下，全国部分中小学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验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早在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论断指出了我国人才培养的模式。1996年6月27日，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提出：“心理素质的培养要普遍加强。心理健康是青少年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建功立业的重要条件，而健康心理的形成需要精心周到的培养和教育。父母和教师仅仅关心孩子身体健康和学业进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把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作为十分重要的任务。”国家主席也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新一代，没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这个民族就没有力量，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领导的一系列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这是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正式文件中提到心理素质，并且把心理素质与其他各项素质相提并论。这标志着心理素质培养从过去基层学校的教育行为，逐渐转换成为一种政府行为。

199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通过多种方式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健全人格，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于1998年12月24日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要“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要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健康的心理和高尚的情操”。

1999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要“针对新形势下青少年成长的特点，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青少年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为了规范心理健康教育，1999年8月13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意见》对以下三方面内容做了具体的说明：(1)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进行了论述；(2)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任务、途径、方法及基本原则做了规定：(3)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组织领导、师资队伍、条件保障及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要求。《意见》指出：“已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地方和学校，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和深入；目前还未开展的地方，要积极创造条件，从2000年秋季开学起，大中城市有条件的中小学要逐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小城镇及农村的中小学也要从实际出发，逐步创造条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这一切都说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十分重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逐步升温。1998年，心理健康教育被纳入中学思想政治课，利用一学年的时间在初中一年级进行心理品质教育。另外，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教育内容，也引起了各级教育部门的重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选择北京、上海、天津、陕西、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十家试点单位进行先期实验，他们都在大胆实验和积极探索。除此之外，心理健康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展开，心理健康教育的规模和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2000年2月1日，总书记发表了《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一些学生负担很重，结果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不利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他强调说：“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老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个方面都要为人师表。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只有加强综合管理，多管齐下，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年轻一代才能茁壮成长起来。”总书记的讲话为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为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2000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公开发表。《意见》明确指出，“中小学校都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该《意见》同时指出：“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中小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

在国家主席的讲话精神及教育部下发的各种文件精神指导下，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纷纷行动起来。进行师资培训、建立心理辅导中心、开设心理健康活动课、举办各种交流研讨会，与此同时，与之配套的各种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用书、参考用书、指导用书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不断探索的过程当中，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不断增多且日趋成熟。

心理健康教育足以维护心理健康和培养人的良好心理品质为基本目标的教育，包括心理培养、心理训练、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等等。它有两种形式：一是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它是面向全体学生，以提高学生心理素质，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为主要目标的教育形式，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二是消极的心理健康教育，指面向个别学生，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保持其身心健康发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模式很多，如学科渗透模式、课堂教育与训练模式、活动模式、咨询模式等等。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很多，如学习心理、人际心理、生活心理、健康心理、个性心理等等。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很多，如家庭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心理健康教育等等。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也很多，如心理训练法、心理暗示法、心理咨询法等等。总之，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多内容、多途径、多方式、多层次、多模式的系统工程。近年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方法、途径、模式等进行了实验研究，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新时期，新千年，如何培养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乐观、顽强、合作、创新等良好的心理品质，如何指导学生在心理素质方面尽快适应新的要求，如何帮助学生保持心理健康，这些都是教育工作者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

第4篇：日用化学健康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高职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三位一体　健康成才

一、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中国高技能人才需求总量在逐年上升，就业压力大，竞争激烈，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提出，高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必将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入新活力，而高等职业技术人才是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直接动力。高等职业学校的教育有别于中等职业教育，也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从高职人才培养过程来看，目前主要有“产学研结合”模式、“订单式”模式、“就业导向”模式和“双证书制”模式等，它们相对于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无疑是进步的。这些新模式有助于提高人才的实践能力，彰显高职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特色与优势，并且带动高职院校的专业调整，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各种改革。然而，新模式片面强调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忽视学生的后续持续发展能力，在一定程度淡化了高职教育的全面育人功能。

当今中国企业的生产方式以流水线批量生产为主，企业偏重于人才的操作技能，而这种被简化为培养掌握操作技能劳动者的高职教育，是远远无法适应2l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的。如果高职教育只为了填补一线操作技能人员的数量缺口，仅满足于充当缓冲社会就业压力的捷径，而不考虑学生就业的持续性和终身职业发展，不赋予丰富的育人内涵，不能让学生切实体验到实现自我潜能后的个人与社会价值，不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不关心他们的成长，不为学生的后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那么，中国高职教育将难以对抗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扭曲人才观，最终无法赢取广大学生和家长的认同。高职院校并不是单纯的职业培训班，作为学校，首先要培养的是现代化社会需要的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实用人才，而不是培养只会重复劳动的“工具人”。因此，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着培养“以德为先”的全面发展的高职大学生的教育理念，德育是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内容。

二、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不足之处

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用人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学者们对其研究不断地深入，对解决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问题、行为品德问题、心理问题等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随着社会的多样化，经济转轨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宏观背景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高职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例如，生源的质量、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重技能轻理论的学习习惯、社会的偏见、就业压力等，使得高职学生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压力，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可能会产生一些比普通本科大学生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如轻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自控能力差、日常教育管理难度大、学习压力大等。这些特点使他们的依赖性更强，吃苦精神更淡薄，逆反心理也更强。高职学生环境的复杂性、生源的多元性以及思想道德的差异性等，呼唤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准确把握高职生的思想特点，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从目前来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存在着不足，突出体现在：

第一，对普通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得多、范围广，对高职学生研究得少。学者们对普通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理论研究比较成熟，影响力、涵盖面较广，成果较多，但因高职的办学时间不长，许多院校是由中职转办高职的，因而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相对较薄弱。第二，许多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角度仅局限于某一方面、单一问题的研究，缺乏综合性的研究。第三，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存在着课程教育、日常教育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的现象，各部门之间没有进行统一的管理和部署，没有总体的计划和安排，教学之间的交流与研讨甚少。第四，将学生工作处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社科部的课程改革实践与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等大德育资源全方位结合起来的研究几乎没有。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不能满足当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要求，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探索新方向，补充新内容，采用新方法。

三、“三位一体”的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三位一体”的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就是从高职学生的思想和学习实际出发，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及学工处的日常管理工作的改革，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形成完整、系统而又高效的“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促进高职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把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学工处的日常管理等教育资源进行整合，绝不是简单的三者相加，而是一种以心育心，以德育德，以心育德，以德育心，心育、德育一体化的相互渗透、有机整合的教育过程，可以称之为“道德灌输一心理健康一日常管理”的教育模式，这既是我国高职院校德育改革的一种模式，又是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本土化的一个尝试。三者有机整合，才能真正把德育工作的功效发挥到最大化，提高育人水平和能力，更符合人的整体性、教育的整体性思想，更好地提升人的精神世界，更有效地形成和谐健全的人格，更有利于高职生的健康成长与成才。

课堂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的是使高职生成为“知识人”的同时，还要成为合乎需要的“社会人”“现代化的人”，让他们在心理上能正视、融入社会；在知识上能理解、分析社会；在行动上能作用、效力社会。而课堂教学则是对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是用科学的理论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它在培养当代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倡导“尊重的理念”“发展的理念”“成才的理念…服务的理念”，改变传统的“灌输式”“应考式”教学模式，立足于“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一切从学生出发，一切为了学生，使教学始终与高职学生成长成才和职业需要紧密联系。改革创新教学方法，采用学生深度参与的多样化教学方法和手段(如互动教学法、主题讲演法、辩论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实践活动体验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等)，让课堂“活”起来、“动”起来，使教学变成学生参与的“听、看、读、议、写、讲、做”活动，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动腿，动手，动脑，动笔，动口，全身心地投入，教学活动做到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三贴近”，使思想政治课从“意义世界”回到“生活世界”，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使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针对性。心理健康教育是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通过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和讲座等途径，有组织、有目的地针对人们的心理发展施加积极的影响，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提高自我意识水平和自助能力，促进思想和心理上的成熟，培养健全的人格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学习方法教育、环境适应教育、人际交往教育、健康情感教育、恋爱与性健康教育、优化人格教育等。只有构建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基础上的高职院校德育，才是充分有效的高职院校德育。一方面有心理健康教育的高职院校德育，会使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得到更好的加强和改进，结合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德育工作，有助于促进高职院校道德内化，提高德育的实效；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德育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决定着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向，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德育过程是大学生品德的知、情、意、行的心理形成与发展过程。在对高职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时，要按照培养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心理基础、授予广博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并树立起正确的政治思想品格来进行，才能使合理的内化走向理性的外化。 转贴于

日常管理与工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这是学工处的职责。学工处的日常工作，就是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以规范办学为原则，以加强教育管理为手段，以主题活动为载体，从学生的日常生活行为中加强对学生的理想、道德、情操、文明行为、纪律、安全、法制和心理健康教育。通过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思想政治、科技制作、文娱体育等校园文化活动，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之中，活跃校园文化生活，使大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因此，学工处的工作强调的是学生的日常管理和行为规范，为课堂教学提供第一手资料，从而丰富了课堂教学。

(一)突出一个核心，坚持以人为本

整合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资源，突出了德育工作的中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认同高职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体差异性，并以此为基础大力推进每位学生的个性与潜能在职业领域的充分发展，尊重和满足不同个体的教育需求和受教育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内涵来看，实现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全面、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始终是以人为本的高职培养模式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科学改革思路，实践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及学生工作处日常的教育管理工作“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对提高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积极向上和健康成长，构建和谐校园等有推广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四项原则

“三位一体”的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在具体开展的工作中注重坚持四项原则：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与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相结合的原则。既坚持探究课程教学改革创新，又狠抓学生的日常规范管理。二是课堂教学与课后教育工作相结合的原则。既坚持课堂中教学，又注重开展课后教育。三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既看到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共性，更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四是教学改革与实效性等紧密相结合的原则。从共同促进高职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才、创建和谐校园的高度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

(三)“三位一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模式的融会贯通与相互促进

第一，教育对象的一致性。虽然思想政治教学、心理健康教育和学工处的日常管理三者的工作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有相通之处。三者工作面向的对象都是学生，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均要通过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四个方面来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培养学生形成关于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健康和谐的完美人格。在主体性发展、整体性发展、现代素质发展、道德心理能力发展、人格发展等方面，三者在方向上是一致吻合的。培养高职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掌握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形成较为良好的行为方式与创新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从这个意义的层面上看，三者都是以培养符合统治阶级需要、服务和忠诚于统治阶级的国家公民为最终目的，都力图使受教育者成为爱国守法，具有健康心理、健全人格的，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立、自律、自强的，积极进取、有益于社会的人。只有将三者有机结合，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全方位、多渠道育人，才能真正实现这一共同的教育目标，才能使其真正具备社会所需的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

第二，教育内容的相互融合与渗透。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总会碰到各种矛盾，不仅是政治、品质、行为习惯、法制，还包括思想意识、道德品质、心理障碍等。所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看，不是单一的或者孤立的，三者的教育需要融会贯通，相互渗透，涉及高职学生教育的方方面面。

第5篇：日用化学健康论文范文

【关键词】 日常琐事；应激；回归分析；大学生；健康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Hassles and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Xu Guoqing, Li Hui, Xie Guoca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hassles and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examine their interaction. Methods The SRHMS and the revised HASS/Col were used in measuring Health and stress of daily hassles of 153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Frequency of daily hassles in college students significantly predict physical health; the person appraisal of intensity of the stressor and coping processes significantly predict mental health; coping processes significantly predict social health; frequency and coping processes significantly predict gross health scores. Conclus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hassles and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daily hassles can be an effective predictor to health of individuals.

【Key words】 Daily hassles; Stress; Regression analysis;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1 引 言

应激是由各种充满紧张性的刺激物引起的一类非特异性反应状态，包括应激源、个体对紧张的反应和应对过程[1]。应激发生频率高、范围广，对个体的工作或学习都有影响，甚至威胁到人的身心健康，引发机体疾病。根据引发应激的刺激事件强度，可将应激源分为：生活事件(生活中重大的变化)和日常琐事(常见的使人烦恼和气愤的“琐事”)[2]。重大生活事件很容易引发身心疾病[1]。而国外研究发现，日常琐事应激可显著预测心理压力与负性情绪[3,4]。国内也有研究认为，日常琐事应激与个体心理健康的关系密切[5]。Lazarus认为日常琐事与疾病的关系甚至比生活事件与疾病的关系更为密切[3]。因此，可以推测日常琐事应激很可能会成为预测个体身心健康的有效预测源。

国内研究集中于对在校大学生面临的应激性事件和生活压力感受的调查以及量化评定方法的探讨[6,7]。但较少有区分生活事件和日常琐事这两种应激源，并且所有的评定量表在评价应激对个体影响时多从应激频率、认知评价和个体应对等方面入手，但仅侧重其中的某些方面。例如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就缺乏对应激频率的评定[8]。若个体面对的应激频率较高，自身的认知评价也高，且个体应对较差，那么应激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就会累积增加。因此，结合上述三方面因素设计出的应激评定量表会更有效。根据WHO的定义，健康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据此，本文试图探讨日常琐事应激与个体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的关系，并检验日常琐事应激对不同层面健康的预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随机抽取161名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53份。被试平均年龄22岁。

2.2 方法

2.2.1 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评定量表和SCL-90症状自评量表 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评定量表由Sarafino编制，共54项。被试根据过去1个月左右的回忆，对量表中所列事件发生频率、困扰程度和个体应对进行等级评定，等级越高代表应激发生频率越高，通过认知评价带来的困扰程度越大，个体应对的时间越长。各题目项在这三方面的评分分别相加即为分量表得分，各得分之和为日常琐事应激得分。经检验具有良好的信效度[9]。

为排除语言、文化等差异，使用前对该量表进行修订。首先，翻译量表题目，并请英语教师校正；其次，用开放式问卷对5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国内学生还常遇到事情冲突和东西坏掉等日常琐事。最终，修订后的量表包含51个项目。使用后得到3个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3、0.94和0.91。SCL-90症状自评量表包括90个题目项，共10个因子分，可测量心理健康状况，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10]。本研究中作为修订后的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量表的效标。结果表明，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总分与SCL-90总分之间相关值为0.51(P

2.2.2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 自测健康是指个体对其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和期望，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较通用的健康测量方法之一。该量表由许军等人根据WHO的健康定义，采用Delphi法和现场调查法编制，适用于14岁以上人群。SRHMS为自评量表，由10个维度，48个条目组成，包括自测生理健康(1～18)、心理健康(19～34)和社会健康(35～48)3个子量表。评分采用模拟线性方式，各个题目原始分的回答是在一条有两个极端点的10厘米线上画上标记，其中37个题目正向计分，11个题目反向计分，每个题目的理论最高值是10，最小值为0。经测试证明SRHMS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1]。

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1.5软件包中并进行统计处理。

3 结 果

3.1 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的性别与年级差异比较 见表1。

表1中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各维度及总分不存在性别差异；F检验的结果表明，也不存在年级差异。

3.2 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与自测健康之间的关系 见表2。

表2显示，日常琐事应激各维度及总分与健康各维度及总分呈显著负相关。

3.3 健康各维度对应激各维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见表3。

由表3可知，应激频率单独对生理健康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认知评价和个体应对共同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预测作用；个体应对单独对社会健康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应激频率和个体应对共同对总体健康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4 讨 论

研究表明，男女大学生应激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低年级学生应激水平高于高年级[6,7]。而本研究结果未发现日常琐事应激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我们推测日常琐事应激来源广泛，也许更多受人格等因素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大五人格的神经质、尽责性和外倾性与日常琐事应激关系密切[12]。

Selye认为应激发生时，会引发机体心率上升、肌肉紧张度降低等一系列自发的防御性反应即警戒反应，而大多数短暂应激都会在这个阶段得以解决[1]。日常琐事应激事件发生次数越多，个体经历身体的这种变化就更频繁，进而表现为身体健康受损。这可解释日常琐事应激频率对个体生理健康的显著预测作用。

认知评价和个体应对共同预测个体心理健康的结果服从认知交互作用模型的理论预测。该模型把应激看成个体与环境间的交互作用，对事件的认知评价以及个体的应对可预测心理健康。

个体应对单独预测社会健康这表明应对能力差的学生社会健康水平较低。原因可能是这类学生欠缺对社会支持的合理利用，处理日常琐事缺乏灵活性。

总之，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与健康的关系密切，可以作为预测个体身心健康的有效预测源。但日常琐事应激对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的预测有差别，可能是他们发生影响的作用机制不同所致。

第6篇：日用化学健康论文范文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四川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主办的“道秘龙尊·第七届中华养生健康国际论坛暨中国·都江堰第三届长寿文化节”于2013年4月18日至21日在生态的、美丽的、和谐的、开放的都江堰“翰海博雅”爱心培训基地举行。

中华养生健康国际论坛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第一、二届，就是在风景秀丽的、具有世界双文化遗产之称的长寿之乡都江堰市举行的。现在，第七届又在都江堰市隆重举办，这说明都江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宜居的生态环境，吸引着海内外致力于养生健康长寿的人们，更体现了本届论坛主办单位之一的都江堰市人民政府，站在弘扬中华养生文化，极大地关注生态环境与生命科学，造福人类健康的高度，以关爱民生为基点，弘扬养生文化、造就养生产业、打造有养生特色城市的宏图大略。

本次论坛有来自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波、马来西亚、毛里求斯等国家和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及全国各地约四百位养生健康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相关部门领导，论坛将以“健康——生命之本”为主题，本着“弘扬中华养生文化，致力造福人类健康”的宗旨，畅论“生命之道”，共述“养生之术，”展示养生产业发展成果，并以现场体验、交流新的养生方式，展现论坛丰富内容。这是一次传承弘扬中华养生文化，国内外养生专家与养生企业家之间进行学术交流、项目洽谈，产需对接、资源共享的高规格、多层次、广内容的盛会。

本届论坛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对论坛给予了赞许、肯定、鞭策和鼓励；四川省第十一届人大副主任王宇坤亲临大会宣布开幕；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孟俊修致开幕词；论坛大会主席秦琳做了讲话；成都市市长助理、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致欢迎词。许多省级老领导莅临祝贺，代表们热情很高，大会开得隆重热烈。

这次论坛由国内外专家、企业家共聚一堂，是一次养生学术成果的大交流，据有多位专家将对大家关心的“糖尿病的预防与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的预防与治疗”“风湿病的治疗与预防”等进行有学术深度的专题探讨与讲解。还有菌养生、茶养生、水养生、药膳养生、环境养生、舞蹈养生、书画养生、道家佛家功夫养生等多方面内容的交流。这是一次养生学术的大提炼、大学习、大宣传、大交流。

本次论坛由都江堰长寿文化研究会专题开设了“依托中国寿乡品牌，发展养生养老产业”专题分论坛。多篇对都江堰长寿老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翔实有说明力的数据分析的论文，是对长寿之乡经验的大总结，大提高。

第7篇：日用化学健康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学生；心理健康；引导

前言

高职院校主要是以技术型人才培养为主，这种人才只有具备较强的技术水平与能力才能在工作时得心应手，更好地胜任工作，但不少学生在校阶段没有认真学习，进而产生心理担忧，长期以往，心理问题逐渐严重化。而体育教学不仅可以锻炼学生体魄，而且可以释放学生压力，因此利用体育教学正确引导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尤为重要。

一、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首先，难以适应学习新环境。很多高职新生难以适应校园新环境，在高职院校中，无论是学习内容、学习方式还是课程安排、校园文化等都不同于中小学时代。当学生在此环境中碰到一些挫折时，往往会陷入迷茫之中，从而变得情绪紧张、心态不佳等；其次，社会影响。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不断出现各种新思潮，且相互碰撞，而高职学生的思想尚未成熟，易被社会上的一些负面思想所影响，加之家庭环境带来的影响，都会引发一些心理问题；最后，人际关系紧张。高职学生来自不同城市与地区，学生们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处事方式、兴趣爱好，所以在实际人际交往中难以会发生一些问题，加之高职学生缺乏丰富的社会经验，极其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这时他们往往感到孤单，产生恐慌、情绪低落等不健康心理，从而影响身心健康。

二、高职体育教学中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引导策略

1.调节教学内容，增添体育项目

体育教材作为体育教学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所以在挑选教材时体育教师应格外仔细。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体素质与体育基础，教师应在充分了解与掌握不同学生爱好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因材施教，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则需要耐心指导，循序渐进。每个学生的心理问题都存在差异，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看待与处理，而体育运动则可以较好地释放学生压力，学生可以自身实际需求选取适宜自己的体育项目，可见适宜的体育运动较为重要。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选择学生感兴趣的运动，只有学生感兴趣，才能感受到乐趣，减少心理健康压力，对于那些羞于开口的学生而言，更需要多组织他们参与体育活动，从而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提升他们的自信心。此外，高职体育教学的传统项目已经难以满足所有学生需求，所以教师需要依据学生实际需求加以调整，从而更好地发挥体育教学的积极作用。

2.营造和谐校园体育文化

培养学生体育文化和谐的校园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职体育教学中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引导，校园体育文化积累了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品质与情绪都有着决定性影响，使学生在此氛围中体会到体育项目运动的激情，且体育运动过程中所展现的多种精神也会日益深化于学生内心，主要涉及勇敢、坚韧、顽强等精神。另外，高职体育教学涉及多个方面，不是仅局限于体育训练方面，还涉及体育文化培养，在实际教学中，体育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整体素质，也就是说学生素质会随着体育文化的培养而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学生都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与接受能力，所以教师需要将学生爱好特征视作出发点，合理选择体育文化，从而引导学生真正了解体育内涵，消除不健康心理，乐观生活。

3.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思想，强化心理健康知识学习

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在于需要明确了解与掌握高职学生心理不健康的来源，大部分学生的压力都来自于学校、社会，未来的工作与生活等问题易导致学生产生消极情绪，进而造成心理不健康，所以，体育教师需要有效结合体育训练项目和学生日后工作岗位，并以此来设置体育课程，选择一些有利于学生日后工作发展的体育项目。可见，在高职体育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有目的性的提升学生运动技能较为重要，从而减少学生心理压力，提升学生对日后工作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高职学生的思维尚未成熟，但他们的思想也与成人较为接近，因此在体育课上，教师可以适当为学生讲解部分心理健康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心理问题的表现，掌握调节心理问题的方式等，从而提升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

4.创建良好师生关系，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高职体育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学生只能被动学习与接受知识，且需要严格服从教师的管理与吩咐，这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无疑影响了学生学习体育的积极习惯，增加了学生创新意识与良好心态的培养难度。所以，体育教师需要摒弃传统教育理念，注重学生主体，将学生看成独立的人，他们同样具备思想与感情，需要得到尊重与关怀，在体育教学中，教师需要放下身份，平易近人，讲解方式灵活，激励、鼓舞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在批评学生破坏了课堂纪律时，同样需要注意方式方法，耐心指导学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样的体育课程充溢着人文关怀，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尊重他人、关怀他人、信任他人，从而使他们具备健康的心态，提升体育学习积极性，掌握与他人相处方式，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朝着积极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

结论

总而言之，高职体育教学对学生心理健康引导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即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使学生体会到集体的温暖，提升学生信心，树立正确、乐观的生活态度，并引导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知识、掌握调整不健康心理方式等。值的注意的是，心理健康的引导是一个潜移默化地过程，需要注意策略，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教师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调节内容、创建良好师生关系等，从而更好地引导高职学生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1]高阳.高职体育教学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引导[J].改革与开放,2011(20).

第8篇：日用化学健康论文范文

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取向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方位研究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的因素，协调各系统内部及系统间关系，推进系统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交流，从而形成教育合力以提升学生心理素质。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根据生态学理论提出了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初步探索，以论证其可行性。对这些研究进行回顾，发现我国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仍处于理论探索阶段，需要研究者和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不断努力。

关键词:

生态学取向;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实践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倡导，心理健康教育逐渐成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生态学理论对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进行审察发现，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要聚焦少数存在心理问题的个体，更应立足于整体，关注所有学生，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1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来源

1979年，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首次提出了生态系统理论，把成长中的个体看成是受其周围环境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关系系统。根据该系统对人们的影响程度将其从内向外依次分为四个子系统:最内层为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接触的环境;中间系统是第二个层次，指各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外层系统，指个体未直接参与但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环境系统;位于最外层的是宏观系统，指社会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法律制度以及其他文化资源。在这些系统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要研究个体的发展就必须考察个体不同社会生态系统的特征。在生态系统理论的影响下，莫茨等人和帕玛瑞格于1999年提出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定向(ecologicallyoriented)或称生态学理论(thetheoryofecology)。该理论认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要综合考虑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多重影响因素，即不仅需考虑学生的个性特征，还要综合考虑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各因素之间所存在的交互作用。心理健康教育应该突破聚焦有限的个体心理健康问题咨询，从障碍定向治疗观拓展到以增强能力为主的提高定向观上。按照生态学观点，学生心理健康由其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所决定，学生的心理发展变化是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调解后的必然结果。生态系统理论作为心理学的新兴的基本理论，可以给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更全面的指导。

2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

莫茨等人在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理论时就对这一理念的具体含义及实施方法作出了说明。该理论认为，生态学定向包括:(1)对青年学生的干预应该和在环境系统中的变化相联系;(2)在教师、学校、家庭和社区间构建起预防和干预的桥梁;(3)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用交互作用的观点看待学生的个体行为;(4)改变环境系统中多重变化的过程。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现状，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对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进行了探索。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吴曼、吴诗涌(2008)［1］对生态学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李涛(2013)［2］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出了立足于实践的生态学模式。该模式包括:(1)确定目标: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应该以全面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为目标;(2)把握原则:把握好工作主体的全方位原则，工作方式的多途径原则和监控系统的动态化原则;(3)丰富内容: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运用多种形式和内容挖掘学生的潜能;(4)拓展实践途径:从学校、家长、社区、社会等各个层次的生态系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这一模式从多方面构建了生态学取向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在政策、方针和具体实施方法上作了详细说明，但它依旧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需要不断完善。相对中小学而言，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受到了社会各界更多的重视，普及工作更加完善。虽然近两年才开始专门探讨面向大学生的生态学取向模式，但理论成果更加丰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李玲［3］(2015)的模式。她认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模式构建主要包括教育目标、教育管理机制、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资源等五个方面。李永兰［4］(2014)针对高职学生所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学体系是以心理健康教育为框架，从组织管理体系、业务工作体系、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和生态环境体系四个方面运用生态学理论。李玲的模式倾向于一般的教育模式，在宏观的教育模式基础上加入生态化的理念。而李永兰的思路更贴近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思路，体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这些模式主要从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途径等方面提出了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的一般模式，传统模式的框架依旧明显。近几年来对生态学取向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索越来越多，需增加更多的生态学理论指导，以突破原有框架的束缚，实现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更大程度的结合。同时，模式的发展需要针对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的教育环境系统作进一步的细化和个性化的完善。此外，对特殊群体的生态学模式构建也需要引起广大研究者和教育者的关注，比如张庆、陈燕［5］对特殊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学支持系统的建构;李成才［6］在文化生态视野下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等。对这些特殊对象的模式探索虽处于萌芽阶段，却标志着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正在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希望在更多的对象、场合中有效运用。

3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实践分析

在实践中引入新理论前，我们应重新审视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做到个性化、本土化的应用，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着内容不全面、方式不丰富、针对性不强和人员素质不齐等不足，生态化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为这些困境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关文薇［7］和杨峰［8］在教育部相关文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当前心理健康教育现状，提出构建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可以从教育、咨询、管理、队伍建设和理论建设等五方面展开。教育上，他们认为要坚持思想品德教育与心理教育结合，采取必修、选修课程与讲座报告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心理健康的普及教育，组建社团开展各类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自我教育，推动心理自助与互助;咨询方面，强调预防和干预并重，坚持心理测评普查与访谈结合，个案与团体咨询及远程咨询相结合;管理方面，坚持教学、科研与学生管理结合，学生日常管理与预警系统建设紧密联系;队伍建设上，坚持心理学专家、德育工作者、医生相配合，专职与兼职结合，构建心理工作与全员育人的桥梁;理论建设方面，坚持西方心理学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理论与方法结合，理论的应用要符合实践的需求。这些方法都为生态化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二人在实施方法中偏重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然而心理健康教育有其特殊性，在条件允许时尽量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条件不具备时考虑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备选项。具体而言，在管理中，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日常管理的结合，可建立院系年级、班、寝室的学生心理信息系统，及时了解学生心理动态，发现并解决存在的心理问题。队伍建设是体现生态学取向的最明显的方面，我国学校中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数量远不能满足这项工作的需求，需要从各级环境系统中发掘协助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资源。理论建设上，可充分考虑在各级环境系统中影响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

4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研究展望

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取向作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新范式，孕育于21世纪初美国改革学校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热潮。在倡导综合利用社会的所有资源来为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的时代要求下，产生了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生态学取向需要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从了解到干预再到评估都要需要综合的、系统的理念进行指导，尤其是心理健康教育的成效与质量要用社会生态系统的观点来衡量。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起步晚，心理学生态取向的相关研究近十几年才获得关注和重视，近几年来对这一理论的模式研究不断增多。在这些研究中首先值得肯定的是，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以我国的教育模式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引入生态学理论，借鉴国外该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其次，对于模式的探索已经遍及中小学和大学，甚至涉及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等特殊群体。这些都充分表明了生态学理论取向获得了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同时，研究者们参考了我国国情和各级教育体系的差异，有机地结合生态学理论开展研究。我国对于生态化取向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探索虽已初见成果，但实践探索却为数不多。未来，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应是将这些模式因地制宜地运用在各级教育体系中，切实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作为一种教育理念，生态化理论只有落实在教育工作中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价值。为此，需要研究者们更加深入地学习生态学理论全面、系统的取向，充分考虑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深入改革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积极将生态化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运用于实际工作中，让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检验和完善理论。不论是模式构建还是实践分析，我国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仍然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在实践中运用还需要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一线工作者的不断尝试。因此，生态心理健康理论以及教育领域中的普及和应用任重而道远。

作者：蔡婉君 单位：福建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吴曼，吴诗涌．生态学视野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初探［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2(3):41—44．

［2］李涛．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模式初探［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29(20):160—161．

［3］李玲．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模式构建［J］．教育与职业，2015，(7):60—62．

［4］李永兰．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化体系研究［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23(1):70—74．

［5］王金元，何侃．特殊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化支持系统的建构［J］．南京特教学院学报，2008，(3):40—44．

［6］李成才．文化生态视野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3，(11):57—59．

［7］关文薇．新时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谐生态系统研究［D］．西安:西安科技大学，2011．

第9篇：日用化学健康论文范文

关键词：体质健康；体质健康成绩；统计调查

1.目的及意义

本文为了解我校2010级―2013级学生身体素质情况，锻炼程度等基本状况，进行深入了解，从而进行有计划的训练，为开展一些有益身体健康的体育项目做准备。并通过对西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2010级―2013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评价，找出规律并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对全面提高大学生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水平、更新体育教学和健身观念，有效增进大学生的身体健康和身体素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文以西北民族大学文、理科与体育学院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体育学院相比文理科学院人数较少，体育学院的样本我们选取了从2009年到2013年的全部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的综合成绩，并利用excel表格的公式功能计算出平均分；

理科学院我选取了土木工程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学院、电气工程学院与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这四个学院，并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每个学院抽取200人，样本总量共800人。文科学院我选取了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外国语学院与文学院这四个学院，同样随机抽样的方法，每个学院抽取200人，样本总量共800人。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体质健康调查方法的学习和其结果的了解，将对西北民族大学学生的体质健康与其进行对比，看出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2.2.2调查法

a、数理统计：将要用的数据进行统计整合

b、抽样法：分层抽样：针对4个文科学院和4个理科学院于2009～2013年体质健康成绩分别抽取200份样本。

随机抽样：文、理科学院学生成绩随机抽样。

3.结果与分析

3.1不同学院的体质健康测试结果

3.1.1数据的整理与统计

3.1.1.1表格概况

下表1-1是我校2009年至2013年体育学院、理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体质健康测试综合成绩的平均成绩

3.1.1.2目的与作用

用以比较不同学科性质的学院之间体质健康状况的差异，以及各自学院的学生随着年级的增长身体素质状况的变化

3.1.1.3抽样与统计方法

按照上文抽样方法得到的样本量比较大，利用excel公式对样本的平均成绩进行了平均分的计算，得到下表。（注：平均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1-1体育学院、理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体质健康测试综合成绩的平均成绩一览表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体育学院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从2009-2012学年均为83分左右，而2012-2013学年为88分，体育学院的身体素质状况为良好及优秀而文理科学院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均在72-73分左右，身体素质状况为合格。

3.1.2不同学院随着学年增长的身体素质变化的折线图

下图1-2是根据表格1-1制作出体育学院、理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体质健康测试综合成绩平均分随着学年增长的变化图。

1-2不同学院随着学年增长的身体素质变化的折线图

从上图可看出，体育学院学生从2009年到2012年体质健康测试的平均成绩均在83分左右，而2012年到2013年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大幅度提高到88分，而文科学院与理科学院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从2009年到2013年的变化幅度不大，均在72-73分左右。

3.1.2不同学院之间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的对比

下图1-3是根据表格1-1制作出来的从2009年到2013年体育学院与理科学院和文科学院体质健康测试综合成绩的平均分的对比图

1-3不同学院之间体质健康测试平均成绩的条形图

由上图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从2009年到2013年这四个学年的体质健康测试的平均成绩，体育学院远远高于理科学院与文科学院，而文科学院与理科学院的平均成绩相差不大，身体素质基本相同。

4.结论与建议

4.1调查研究结论：

根据对2009-2013学年不同学院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的统计对比和分析，以及对于2012-2013学年不同学院男女生跳远成绩的对比分析结果来看，非体育专业学生的身体素质远不如体育专业的学生，身体素质状况仅为合格，而体育专业学生身体素质为良好及优秀，说明经常性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魄，提高身体素质，我们要提高非体育专业学生的身体素质，加强体育锻炼。

4.2对于增强非体育专业学生身体素质的一些建议：

4.2.1从学校层次来说

（一）加大身体素质练习在教学时间上的比例

以我校来说，体育课为每周一次，而且只有大学一二年级开展体育课程，三四年级没有体育课程，在一二年级的体育课程中，一年级为基础的体育素质锻炼，二年级为按兴趣选择体育项目进行训练，在二年级的课程中身体素质练习相对较少，因此可以延长体育课程的学年时间，延长至大学三年级，而且加大身体素质练习在教学时间上的比例。

（二）多开展趣味性的体育竞技类的比赛

学校应该鼓励开展体育竞技类的比赛，增强同学凝聚力，培养活力，强身健体，而体育竞技多枯燥劳累，应该增强比赛的趣味性，打破原来单一的跑步、跳远、跳高等传统项目，加入如老汉推车，三人两脚等普及性高，趣味性强，参与度高的项目比赛活动。

（二）加强体育场馆等基本设施建设

拿我校来说，现在建有体育场、篮球馆、篮球排球场、后操场、舞体馆、羽乒馆，基本设施建设基本完备，只是场地的开放时间有限，场地的容纳量有限，而我校学生数量庞大，建议延长各体育活动场馆的开放时间，并提供体育器材（如网球拍、羽毛拍等）的租借服务。

4.2.2从学生个人来说

保持合理的饮食，养成健康的生活作息规律。

大学生进入大学以来，心智年龄各方面趋于成熟，由于距离家较远，受到父母的管制和约束较少，大学的管理模式也不像中学时代的严格和苛刻，不少学生喜欢喝酒吸烟，饮食不规律，熬夜打游戏，上网，唱歌等，不合理的作息习惯和规律对于身体体质的危害较大，我们学生自己要自觉养成合理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和健康的早睡早起生活作息规律。

（二）加强体育锻炼，积极参加户外运动

由于现在交通通讯工具的发达，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大量的“宅男”“宅女”，他们吃饭叫外卖，有些外卖甚至可以送到寝室宿舍里，购物靠淘宝，终日呆在屋内不进行运动与锻炼，导致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作为中国新一代的大学生我们要有蓬勃的气质和活力，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加强体育锻炼，如每天跑步，和同伴打球，爬山踏青等户外活动，提高自身身体素质。（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徐坚，刘立清，韩飞.中美两国学校体质健康研究现状的比较[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4）：86.88硕士学位论文

[2]翁永良.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是高校体育课改效应的检验指标川.’湖北体育科技.2005（2）：124-126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