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商贸经济论文范文

1.1有利于外贸的良性发展电子商务对我国外贸有着关键作用。电子商务为交易两方供应了方便快捷的交流途径，削减了制造方与购买方间的距离，使当下的市场效益数据能够被度量、操作、整合，削弱了对实体的要求，节省了买卖双方的各个能源的开支。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变得频繁起来，多国之间的商业项目也逐渐增多，多国之间的贸易项目也得到了催化。同时电子商务有利于外贸数据交流准时高效，能够彻底合理地对比各个国家企业的强项，在世界市场效益中搜寻最适合的商品，加入各国的任务分配之中，使任务分配的效率逐渐提升。在此基础上，有利于企业不停整改深化，在提升制造效率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强化自身能力水平，推进各个国家贸易的开展进程。

1.2促进经济贸易的结构调整在当下的市场效益中，人们越来越欣赏每个产品的特色，特别是电子商务为人们供应了实现各种要求的途径，商品的特色催化了诸多崭新商业，这类崭新的商业也加入到联盟分配任务之中，不停竞争，推进社会的物竞天择，完善了市场效益体系。与此同时，也强化了能源利用效能、制造效能，削减了开支，完善了各种能源的分配。在效益体系整改的进程中，大规模的公司可以借助电子商务来分析社会的特色强项，不停地强化技能，增添工作室，提升工作水平，进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虽然电子商务可以让各类企业实现网络销售，但是中小型公司只能依照经济趋势，灵活地开展制造，将重点放置于社会对于商品特色的要求上，及时高效地实现社会愿望。大规模地公司和中小规模的公司都运用了电子商务，都是为了在社会中开展竞争，但是营销策划却大相径庭，这为当下市场效益的体系整改提供了关键的借鉴作用。

1.3扩展人民消费方式通过分析雅虎2012年的年度报表，可以发现阿里巴巴2012年总销量达到了一万亿元。众人皆知，阿里巴巴网络交易都是用以实现人民的生活需求，通过分析消费总额可以看出当前外贸交易途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以往依靠于实际商品和店铺的购买途径，转变为当下依靠互联网进行交易的途径，并且电子商务扩大了人们对于商品的选择范围，科学地运用互联网能源对商品的价位和效率展开比较，削减了购买方与供应方的间隔，科学地运用了供应方的各种信息。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运用电子商务购买自己所需或者心仪的商品，通过简易的步骤，就能够浏览诸多产品，商品的各个属性(比如外形、材质、功能等)显而易见，并且不停完善的售后服务保证了人们消费的权益，因此电子商务不只提供了全新的交易手段，同时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标准。人们交易手段的变革、生活标准的提升都标志着市场经济发生了重大变革，也牵动了中国构建小康时代的进程。

2在经济贸易中发展电子商务的策略探索

2.1建立、完善电子商务法律和制度美国、欧盟等电子商务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的建设，我国也不例外。虽然中国已经相继了《计算机信息管理办法》《、电子签名法》等法律规范，但仍然不能满足我国外贸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的需要，我国应该尽快推出操作性强的电子商务税收等法律和相关市场规范，对不适合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法规要尽快进行修改，为推动电子商务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与指导。

2.2提高贸易的信息化水平公司的数字化能力要求公司不停优化电子商务的认知，培养更多的电子商务有关的技术人员并且加大有关技术的应用，保障与全国电子商务之间的交流，加强公司数字化的变革。市场效益中体系的科学配置通常会使效益总体获得巨大利润，完善市场效益体系，各国依照能力和范围来分配任务，整改效益实体中电子商务和实际商务的比重，推进市场效益体系的完善深化。

2.3完善贸易信用体系的建设诚信模式的构建与销售方、供应方的效益紧密相关，不断深化诚信模式可以为销售方、供应方构建和谐、公正的贸易环境。所以，在贸易进程中，销售方、供应方都必须重视自身信用，依法办事；有关机构和部门必须重视领导诚信模式的构建，并开展统计配置；与贸易相关的其他方必须先评估销售方、供应方的诚信。

2.4完善电子商务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和谐的法律氛围可以保障电子商务的安全，此方式不仅为销售方、供应方提供了安全保障，还使销售方、供应方可以遵照法律办事。营造一个优良的法律氛围，要求有关部门不停地观测、分析社会趋势，构建有关的法律制度，保障销售方、供应方的权益；在市场效益中的每一方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使得电子商务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

3结语

第2篇：商贸经济论文范文

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世纪中叶，其目的在于研究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如何对待国际贸易。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建立。其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四个阶段。这四种理论在当时可以解释这样那样的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变化，这些贸易理论也逐渐受到新的贸易理论的挑战。本文主要分析了这四种理论的内容、结论、优势以及局限性，以期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关键词】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源于批判重商主义，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李斯特以及当代的克鲁格曼，杨小凯等人的逐步完善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经济学体系，并不断应用于实际。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程及演进规律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贸易政策从而促进各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典贸易理论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古典经济学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斯密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身利益，对利益的追逐产生物品交换的需要，进而产生劳动的分工，分工使每一种物品的生产都趋向专业化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根据绝对优势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该生产自身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行进行贸易以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绝对优势学说的创立有三个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它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即各国不同的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使各国对同种商品的生产具有不同的绝对成本，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驱使国家间贸易的产生；第二，它指明国际贸易能给参与到其中的国家带来比自给自足更大的利益；第三，它指出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既然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更多的利益，那么就应该最大程度的开展国际贸易，即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由此可见，比较优势学说更能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因为比较优势学说表明，不仅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也可以，为现实中的此类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国家贸易能为所有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那么国际贸易就应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这样，比较优势学说就从理论说明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是比较优势只对国家间贸易的分析是静态的，它只能总结某一时点上国家间贸易的优势所在，无法分析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变化。二是比较优势理论只以生产商品所需劳动时间为依据，忽视了各国的自然禀赋和技术条件等可能会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其他因素。三是比较优势没有说明国际贸易中利益的分配问题，即贸易双方以什么样的比例分配贸易利益。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

199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俄林在书中的分析选用了新的理论基础，即他选用了自然要素禀赋而非生产商品的时间，从新的出发点分析了国际产生的原因。生产要他在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中各个国家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各种商品的生产所需要各种要素的比例也不一样，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可以通过生产以本国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为要素的商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以获取贸易利益。原因在于，以相对丰富的资源为生产要素必然使得该国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低于这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所生产的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利用价格优势获取比国内市场的贸易中更多的利益。显然，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模型在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俄林模型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解释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相对优势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状况的不同。两地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导致商品的生产成本不同，产生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差异，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俄林不仅对某种商品的生产和贸易作出分析，而且从资本、技术等要素出发在宏观层面上说明一个国家的贸易优势和劣势所在。第三，俄林模型解释了国际贸易可能会给一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由于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使用丰裕生产要素的资源并获得高于国内市场的利益，必然使得该种要素的需求量增加，价格上升。反之，需要使用本国相对缺少的资源生产的商品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从而使该类商品生产要素的需求减少，近而使该种商品的价格下降。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会从此类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

三、新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发展迅速，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诺曼、赫尔普曼等经济学家不断尝试把新的理论应用到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来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现象，逐渐形成新贸易理论。其中，对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奠定了新贸易理论发展的基础，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不衰。与俄林选择自然资源禀赋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克鲁格曼改变了对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的基础，他假定厂商的生产是规模报仇递增的，并以此为依据得出使市场实现均衡的两个条件。首先，根据微观经济理论，厂商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需要选择在边际利润为零的点上进行生产，在该点上厂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边际利润为零。其次，厂商可自由进入或推出一个行业的生产，通过经济学的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价格等于平均成本时，进入生产的厂商数量等于退出生产的厂商数量，即生产规模实现均衡。新贸易理论通过解决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瓶颈而把贸易理论的发展推向前进。新贸易理论相比新古典贸易理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现实适用性的提高，它能够揭示经济中更普遍的现象，并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难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即为什么国际贸易的大部分没有发生在要素禀赋相差极大的国家之间。在新贸易理论中，由于商品的多样性及其随经济、科技、市场需求等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而处于变动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所有种类的商品，所以国际间的贸易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至于在生产商品的分工中哪个国家生产哪些商品则由资源占有状况和生产条件等因素确定。新贸易理论当然也是不尽完善的，它的缺陷主要在于对厂商的要求过于严格，严格假设所有的厂商完全相同，忽略了各个厂商之间所存在的领导者才能、资本及技术条件的差异，无法解释行业中厂商数量及规模的变动，或者一些企业在竞争中步步为营，规模和收益不断提高，成为行业中的主导者，而另一些厂商却在竞争中被淘汰，退出竞争。对前人无法解释的难题做出解答是新的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新贸易理论虽然解释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里昂惕夫之谜及相关难题，它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与现实不相吻合。针对这一问题，新贸易理提出了贸易障碍这一概念试图对此做出解释，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变量或参数在模型中做具体的分析，因此这一问题至此并没有得出系统合理的解释每一个理论的局限之处都会成为新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基于对这一难题的解释，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得到了拓展。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创立者是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关键假设是经济中的每个个体都即使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由于每个个人、厂商或者国家都不能囊括所有商品的生产，因此生产者之间存在分工，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进行贸易所需花费的交易成本时，贸易产生。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系统地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原因，该论证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同样适用。由于该理论对分工的论证主要基于内生优势，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被成为内生优势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分工是贸易产生的必要条件，当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时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充分条件。即使所有的人都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差异，也会在后天的分工选择中形成各异的内生比较优势，分工促使贸易的产生，贸易的成本形成交易费用，当交易成本大于分工经济的时候贸易产生的条件消失，各国又会发展封闭式经济，取消国际贸易。所以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是贸易产生的必须条件，二者缺一不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易效率在不断提高，交易所需的成本不断下降，分工经济的优势更加突出，又会返而促进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越活跃，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对多样化商品的需求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从而使福利水平提高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杨小凯教授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深层次完善和补充。他从国际贸易的基本问题即贸易的产生出发，对贸易的起源进行了追本溯源的分析，并对在此基础发生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及各个层次经济体的运行做详尽的阐述，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同时在围观和宏观层面上对贸易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总结。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以内生比较优势为依托，与古典贸易理论的外生比较优势形成对比，但又以之为基础。相比静态的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新兴古典贸易理以专业化经济为基础对贸易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产品和市场的相关问题做了动态分析。世界经济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静态分析却只能描述在某一时点上经济的状态。因此，为了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需要对经济的动态运行进行分析，内生优势的变化就是动态分析的主要因素。动态分析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增加了对现实的适用性和解释能力。其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现实化的理论，它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为衡量标准现实经济的运行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管理者对贸易选择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指导，以在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的矛盾之中找到平衡点，使经济的运行更加稳定和高效。而且说明了国际贸易中经济分工的均衡状态，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再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做了统一分析。认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时，贸易就符合人类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因此自然产生。它突破了新贸易理论的局限，即虽然说明国际贸易的益处，却无法论证为什么国际贸易要由国内贸易发展而来，而不是在贸易产生的时候就被所有的国家所承认并采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起源的统一是该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最大贡献，不仅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也把经济运行的本质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出来，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认知和解释深度，因此也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性指导意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它无法指明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依据什么原则选择出口和进口商品。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者进口存在比较劣势的产品举均能获得比自己生产更多的利益。因此可以根据生产商品的比较成本的高低来确定要出口或进口哪些商品。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对贸易模式问题也给出了明确说明，一国应出口较多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较多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获得更多利益。在新兴国际国际贸易理论中，克鲁格曼指出，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利益是国内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无法对具体应选择哪些产品用于出口或哪些产品需要进口做出具体说明。只能说明一国应出口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可以带来更多交易利益的商品，同时需要进口那些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弱，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的商品。至此，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三大基本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其对现实经济解释力的欠缺。该理论追求形式上的全面性，而无法顾及对经济运行细节的说明，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个宏观的框架，而不致力于对细微现象的解释。为了构建严密的逻辑框架，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且该理论中所涉及的数据无法从现有资料中获取，从而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或运用这一理论对现实状况进行预测。此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更适用于解释长期中的经济现象，而对短期经济现象缺乏解释力，所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在现实中的适用之处极其有限，它在理论上对以往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对以后贸易理论的启示方面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它对现实世界经济运行的解释和对经济发展的预示。即理论意义大于其现实意义。

作者：于彩凤 单位：贵州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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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波，吴平，穆鹏.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演进规律[J].大连大学学报，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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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雷辉.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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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钧浩.全球化经济的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J].世界经济研究，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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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梅妮.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简述[J].甘肃农业，2005，6.

第3篇：商贸经济论文范文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与就业岗位关联度的标准划分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贸易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外贸人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因此成为了我国毕业生收入与就业率双高的专业。不过，随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人数的迅速增长，以及外贸环境日渐复杂多变，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逐渐变成了毕业生收入与就业率双低的专业。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和就业岗位。所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变得多种多样。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也不例外。但是哪些就业岗位属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本对口的就业岗位？哪些就业岗位属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部分对口的就业岗位？哪些就业岗位属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完全不对口的就业岗位？

一般来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是否与所学专业对口，主要与该生所受的专业教育内容密切相关，但由于个人、社会、家庭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不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与其所受的专业教育内容部分相关甚至完全无关。因此，要想搞清楚以上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专业教育的内容。众所周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培养以能在涉外经济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经济与贸易业务、行政管理、调研与策划等工作的复合型、外向型、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的，所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育内容安排自然是围绕着这个人才培养目标来安排。以安徽财经大学为例，目前，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内容包括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限选课、公共限选课和公共任选课等六个模块，其中公共基础课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数据库应用、微积分上、微积分下、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应用基础、体育、英语精读高级上、英语听说高级上、英语精读高级下、英语听说高级下等课程，学科基础课包括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计量经济学等课程，专业必修课包括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操作实验、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函电、国际金融实务、电子商务概论等课程，专业限选课包括中级商务英语、国际金融、国际商务概论、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支付与结算、服务外包、国际企业经营、国际投资学、跨国公司、现代期货贸易、商务网站经营、统计软件、经济法等课程，公共限选课包括世界文化史、汉字文化、欧洲音乐史、广告作品欣赏、中国财政史、会计史、外国经济史、创业经营、商业机会识别等二百多门课程，公共任选课包括合同法、劳动法、法律与生活、网站建设、地方财政管理学、社会学、人力资源管理、跨国公司管理、企业文化、证券投资基金等几百门课程。

根据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育内容，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进入外贸公司、政府商务局或经贸部门，从事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单证员、行政管理等工作，这些工作岗位肯定是属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本对口的就业岗位。进入银行、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其他各种性质的企业，以及政府部门从事信贷业务、证券投资业务、期货业务、财务会计事务、市场营销、英语翻译、电子商务、商贸流通等工作，这些工作岗位就属于部分对口就业岗位，而进入教育业、非营利性行业、农业、政府非商务经贸部门从事教育管理与培训、行政管理、农业生产开发、文字综合管理等工作，这些工作岗位则属于完全不对口就业岗位。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与就业岗位关联状况的调查分析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进入外贸公司、政府商务局或经贸部门，从事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单证员、行政管理等工作，是属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本对口的就业岗位；进入银行、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其他各种性质的企业，以及政府部门从事信贷业务、证券投资业务、期货业务、财务会计事务、市场营销、英语翻译、电子商务、商贸流通等工作，是属于部分对口就业岗位，而进入教育业、非营利性行业、农业、政府非商务经贸部门从事教育管理与培训、行政管理、农业生产开发、文字综合管理等工作，则属于完全不对口就业岗位。

为了便于调查和分析，本文选取安徽财经大学2012届和2013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作为调查和分析的对象。安徽财经大学2012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有6个班，共265人，其中进入外贸公司、政府商务局或经贸部门，从事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单证员、行政管理等工作的毕业生，有63人；进入银行、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其他各种性质的企业，以及政府部门从事信贷业务、证券投资业务、期货业务、财务会计事务、市场营销、英语翻译、电子商务、商贸流通等工作的毕业生，有165人，进入教育业、非营利性行业、农业、政府非商务经贸部门从事教育管理与培训、行政管理、农业生产开发、文字综合管理等工作的毕业生，有9人；另外有28人攻读硕士研究生。2013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有7个班级，共316人，其中进入外贸公司、政府商务局或经贸部门，从事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单证员、行政管理等工作的毕业生，有90人；进入银行、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其他各种性质的企业，以及政府部门从事信贷业务、证券投资业务、期货业务、财务会计事务、市场营销、英语翻译、电子商务、商贸流通等工作的毕业生，有164人，进入教育业、非营利性行业、农业、政府非商务经贸部门从事教育管理与培训、行政管理、农业生产开发、文字综合管理等工作的毕业生，有11人。另外有51人攻读硕士研究生。

通过上述的调查统计，可以明显得出，真正进入外贸公司、政府商务局或经贸部门，从事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单证员、行政管理等工作的毕业生人数远远少于进入银行、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其他各种性质的企业，以及政府部门从事信贷业务、证券投资业务、期货业务、财务会计事务、市场营销、英语翻译、电子商务、商贸流通等工作的毕业生人数。因此，可以说，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和完善，以进一步适应这种就业现状。

三、对策建议

通过对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与就业岗位关联状况的调查和分析，发现当前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还需进行一定的调整和完善，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调整培养目标。前面已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培养以能在涉外经济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经济与贸易业务、行政管理、调研与策划等工作的复合型、外向型、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但是从对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与就业岗位关联状况的调查和分析的情况来看，这个培养目标显然需要调整。在培养能在涉外经济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经济与贸易业务、行政管理、调研与策划等工作的复合型、外向型、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同时，还应培养思想品德优良，具有广泛经济、金融、物流、证券、营销等理论知识，对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广泛涉猎，能够运用计算机及网络从事日常工作和涉外工作，具有良好的沟通、应变、协调、创新和创业能力。

2、完善课程的设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应该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结合，根据社会发展变化完善课程设置。既要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也要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能够拓宽理论知识和更好适应社会需要的课程，比如金融投资、物流管理、市场营销、项目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劳动法、管理心理学等课程。通过以经济学为主，金融学、管理学和人文科学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培养，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提供较为宽厚的学科理论基础。

3、加强实践训练和考核方式改革。学生在课堂里学到的主要是理论知识，很少有实践训炼，这就导致大部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欠缺。而这与培养具有较强综合能力的培养目标来说，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在提升理论素质培养的同时，要加大实践训练，改革考核方式，把实践训练纳入考核内容当中，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巩固理论的学习。

第4篇：商贸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要素商贸条件 出口导向型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引言

纵观上世纪中后期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亚洲各国经济增长的主流方式，上世纪70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后是以我国台湾地区及韩国等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同样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进展，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东南亚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将此类经济增长方式推向了顶峰，并且取得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出现的欧洲债务危机，都给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稳定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大讨论，以出口导向为增长模式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度成为争议话题。

研究意义

其实，本文更关注的是经济内生增长方面的研究，探索内生增长与净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增长与相对价格冲击之间的关系受到比较大的重视，忽略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了更加客观、全面的衡量出口导向型经济中，作为出口部门的技术变化，和国际商品价格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全面引入要素商贸条件。从1997年到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可以发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验与反思，因此，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要素商贸条件变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及影响规模，成为了学术界热门的研究方向，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或增长优化转型模式也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现状

通过我国经济发展研究理论中现有的规律，可以看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离不开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若要实现有效的利用，提高其应用的效率，达到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与要素商贸条件的向好有着直接的关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的增长，可以使该国家有更多的优质资源投入到项目研发上来，技术的改进与革新是商业贸易产品质量提升的必经途径，因此该国可以获取更高的商业贸易出口价格，而更高的出口价格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直接作用于资源的优化升级，形成商业贸易的良性循环。

而经济增长与商业贸易条件之间的显著关系，还可以体现在要素与商品之间，如：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要素与商品（纯粹消费商品、消费与投资兼具的商品）的内生增长关系清晰地显示出商业贸易条件影响的增长，商业贸易条件的高低与消费品的专业化有着直接关系，二者越高，其增长率也会越高，反之则呈负相关关系。当然，短期商业贸易条件的下降会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双下降效应，但长期的商业贸易条件下降，则不会有显著的关系，虽然商业贸易条件对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有正向效应，但是二者之间表现的关系并非是对称或线性的，商业贸易条件的向好对中心国家的积极效应并不表现的比边缘国家显著，甚至更加弱化。并且，在经过对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发现，人均真实的GDP和商业贸易条件之间也联系紧密，并且相互影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小型的开放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商业贸易条件的冲击，如从韩国与日本在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不同表现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端倪。因此，商贸条件稳定并受影响小的国家，其经济增长更为稳定持续，同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范围与力度也会更小。

通过2004年-2008年的五年间，对全球的94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但也有少数的研究认为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关系，无论是单要素商贸条件还是双要素商贸条件，其波动只能是有利于初级产品的出口，但同时会抑制该国的经济增长，我国有部分研究者对1981年-2004年的我国出口导向型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波动和商业贸易条件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甚至提出，虽然我国的商业贸易条件出现恶化的现象，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步伐仍在持续。以上这些没有显著关系的研究，都缺少将技术变化纳入到研究因素中来，仅仅将商贸条件等价于净贸易条件，技术变动的因素没有进行充分考虑。

因此，本文以1997年到2008年亚洲经历的两次金融危机为研究分析的对象，从单要素商贸条件出发，尤其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参考研究指标，分析了其对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作用，研究了其对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影响。因为，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出口型经济模式和投资型经济模式为主要拉动方式，近年来，我国也在探索经济模式的发展转型方式，因此，本文研究要素商贸条件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推动，将对于是否应当坚持要素发展模式，还是进行根本性的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的趋势变化及影响分析

当前我国的要素商贸条件分述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价格贸易条件，或称为净贸易条件，是指该国的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这类商贸条件没有将投入与产出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而只是以出口商品可以换回多少进口商品的价值作为参考，估算比较粗略；其二，收入贸易条件，其考虑的主要是出口对于进口的购买力，计算的方式是出口的数量乘以净贸易条件，这类概念将产出数量考虑进去了，但却忽略了投入数量的变化，也算是对净贸易条件进行了一定的改善；其三，即本文所要论述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其计算方式是以出口中某要素的生产率乘以净贸易条件，其本质不离开净贸易条件，其所体现的是该国的单位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出口商品所能具备的购买力，这一概念比较完善，其所体现的经济内容也更加客观合理，衡量该国出口劳动生产率的效益，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同时，由于技术进步的积极应用与探索，即使该国的净贸易条件下降，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单要素商贸条件的下降，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优势，完全可以抵消净贸易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所以，我国出口价格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单要素商贸条件的下降。

从中可以看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重要性，其对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有效地抵消了净贸易条件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起到了改善二元经济结构的作用。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计算可以体现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但至今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统计研究相对匮乏，转而是以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或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进行评估的。但劳动生产率的评估忽略了其他要素的投入增长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或者可以说高估了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此外，有些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数据虽然被统计出来了，但并不一定是源自该部门的内部数据，有可能是其他部门的投入起到了改善的作用。因此，为了对单要素商贸条件进行修正，可以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取代一般性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可以更加到位地衡量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生产率的真实情况。

全要素生产率一直被行业内的研究专家公认为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参考指标，是衡量技术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除了可以体现该国的投入-产出成本之外，还可以对规模、分配、技术三者的效率进行客观的反映。单要素商贸条件为净贸易条件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乘积，说明当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指数增加时，该国的收入和福利也会相应地增加，同时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全面进步。因此可以知晓，对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依靠技术进步取得，还是依靠要素投入取得，可以用修正后的单要素商贸条件指数来加以确认，并且此类评估方式还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现实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和技术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技术进步可以使得该国在一定投入数量的基础上增加净产出，而要素商贸条件同样如此。反之，当要素商贸条件出现恶化的情况时，会相应的导致该国所获得的净商品的数量出现下降。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已经将技术变动的成分纳入进来，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式可以更加直观地体现技术变动和价格变动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本文结合已有的实证进行综合分析，讨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依据为出口导向型增长假说检验方法，其运用的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已有的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的基础上，对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经济增长进行考察，将出口变量因素纳入进来，而其他一些研究则用商贸条件指数来替换出口变量因素，但考虑其方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上述的函数研究方式忽略了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体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深入影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基于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引入，可以很好地弥补传统的净贸易条件评估中的不足，考察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影响，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因为，其传统的商贸条件并不能完全体现该国的经济发展是否遵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所以，需要引入新的解释变量来衡量经济体的增长关系，即出口与经济体的增长是否呈现正相关关系。由于所研究的对象数据主要是以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对单要素商贸条件变动的影响，衡量此因素对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起到了何种作用。因此，可以将两次金融危机设为虚拟变量来加以考察。

一般可以认为资本的增长与劳动力的深化，对于一个经济体有着积极的正向意义，可以明显地起到深化资本市场的作用，把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经济的作用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经济增长和出口有明显的关系，并且一般情况下表现为正相关关系，间接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通过对1980年至2011年的数据分析，其中的数据计算都以2000年为基准，如出口数据、固定资本形式和人均GDP等，数据来源为世行的数据库，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进行计算，可以得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

要素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研究

从世行已有的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长与物质资本的累积有很大的正相关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样与物质资本的累积呈正相关的关系，这得益于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以往的发展中取得了稳定持续的增长，在此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同样离不开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除了韩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够显著之外，其他亚洲国家的表现都与传统的评价保持高度的一致，而韩国也在整体上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单要素商贸条件体现着技术的进步水平，从亚洲新兴经济体近30年的发展中不难看出，出口导向型中的技术进步对商业贸易条件的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出口水平，进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在亚洲各国的影响表现并不相同，并且有着显著的区别，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菲律宾，其单要素商贸条件每增长1%，能带来0.3%的经济增长；而影响最为微弱的是新加坡，其单要素商贸条件每增长1%，能够带来的经济增长仅为0.02%，二者之间差距超过了15倍。从这些差距可以发现，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虽然可以推动技术的整体进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全面增长，但其增长值有些时候并没有期望的那么高。

从1997年到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来看，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各国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不尽相同，由于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恶化了单要素商贸条件的积极效应，使之对经济增长效应的推动显得较为微弱。在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单要素商贸条件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表现的并不明显。尤其在200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加坡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以马来西亚、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甚至出现了单要素商贸条件严重抑制经济增长的情况发生，金融危机重创了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从1997年与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来对比，后者由于单要素商贸条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前者要小得多，而我国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也是后者要明显好于前者，充分说明了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推动我国的出口型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以上的论述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30多年之间，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已经形成了经济增长的惯性模式，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单纯的依靠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建立短期内难以实现，而是要依靠内需、投资和出口并重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我国经济增长在面对两次金融危机时的表现仍旧可以看出，以技术进步为单要素的商贸条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正数，即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因而，以技术进步为要素的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虽然有很大的争议，但不能否认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国际需求会弱化我国的出口规模，形成消极影响，但要素商贸条件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仍旧可以起到持续发展的作用。

第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保持一致的，即单要素商贸条件是起到了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实效。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来看，主流的表现为：随着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经济增长是与之呈正相关关系的，并且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是起着推动作用的，商业贸易条件的向好，无疑对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研究了以往的亚洲经济发展进程后，更加肯定了这一结论。因此，以技术进步为表现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可以有效的抑制净贸易条件的恶化，可以避免经济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主要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可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其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当中。在30年前亚洲的制造业占总出口比重为78%左右，而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其比重已经明显提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充分说明了技术进步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取得了进步，并同时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第三，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其所标志性的变动即是商业贸易条件的波动，这些变化会传递到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当中，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因而所受到的冲击就更加明显，但受此类冲击时是一般性破坏还是创造性破坏，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析。但在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所受到了经济冲击，其冲击对于单要素商贸条件和出口导向型增长之间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较大的差别。当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价格恶化逐步累积，并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即出口价格恶化的效应超过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就会对经济的增长起到抑制的作用，由于区域的出口价格下降和需求乏力，亚洲经济体的出口转而面向西方发达国家，以应对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我国同样如此，随着出口面向美国和欧盟，经济调整后更加强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继而导致全球的生产与分销体系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亚洲新兴经济体。

整体而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的影响要小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形成的冲击并没有西方世界那么明显，除了出口价格的反弹之外，还与技术进步的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有很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推动，我国经济的出口收益不断取得增长，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收益放缓，但整体的增长趋势并没有停滞。因此，在短期内没有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进行根本转变的需要，这也不符合经济增长稳定持续的现实条件。同时，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全球金融危机既是导致一般性破坏的因素，同样也是造成了创造性的破坏。

结论

两次金融危机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分析。如何严谨、科学地评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引入要素商贸条件的研究理念已经成为业内的焦点方向。

因此，评估要素商贸条件对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对于我国无论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经济转型发展方面的论证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占据我国经济增长的比重依然很大，客观公正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文治，扈涛.FDI导致中国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了吗？―基于微观贸易数据的GMM方法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1

2.贾立敏，王翔宇，孙立祥，周敏.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流量及流向研究[J].商业时代，2012.5（13）

3.杜晓蓉.单要素贸易条件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影响[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6（90）

4.黄顺武，胡敏.贸易条件影响生产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3.1

5.周紫哲，魏冬.要素偏向型出口技术结构与劳动报酬占比关系检验[J].商业时代，2014.4（10）

6.叶李伟.出口导向型经济与福建省产业结构变动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3.10

第5篇：商贸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 老挝 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 贸易开放度 贸易成本

一、引言

1.1 选题的意义

通过对外贸易合作，国与国之间和地区与地区之间可以调剂余缺，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获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也是世界各国普遍乐于接受的形式，易于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实施起来也比较简单容易，便于克服目前存在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障碍。

本文是在经济全球化、老挝正式加入东盟的背景下，研究开放经济系统中对外贸易对老挝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1.2 本文的创新点研究内容的创新

本文研究老挝加入WTO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目前的文献中，系统的论述老挝加入WTO对外贸易结构提升关系还很少。现有的资料只介绍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没有在结构提升的因素中分析到对外贸易的贡献，而且据本人查找的资料来看还没有看到运用系统理论和计量工具研究此问题。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老挝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技术水平落后，资金短缺，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经济改革后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那么，对外贸易是否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实行对外开放是否有利于老挝经济长期发展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老挝加入WTO对老挝外贸结构提升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二、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贸易结构的问题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怎样间小同国家出口小同产品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又应当从哪些国家进口何种产品以增进本国福利，更好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到当代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都在为各国间的贸易活动寻求适当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然而贸易结构优化与优化贸易结构是不同的。前者从静态角度出发，强调利用现存资源，强化现存结构的作用；后者则从发展的角度出发，要求改变现存的结构。

有关学者从老挝国情以及CAFTA建立后的客观情况出发，重点研究老挝与中国在CAFTA合作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共同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并针对两国如何推动经贸发展、加强合作、最终实现共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由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对老挝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解决老挝国内资本不足的问题，并由此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但并未对引进外资后优先发展哪些行业做详细的研究，本文就在对加入WTO的老挝对外贸易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为老挝贸易结构优化与产业发展提出建议。

三、老挝加入WTO前后对外贸易结构分析

老挝经济体制改革前的对外贸易政策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垄断的保护贸易，以高度集中和行政管理为主为主要特征。该贸易体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封锁、资源严重短缺、国民经济函待恢复的种种问题时，传统的社会主义贸易体制有利于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有计划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国内市场，并有效地控制进出口水平。但是随着老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展，国际环境的变化，这种贸易体制的历史使命逐步完成，弊端口益突出，例如，计划经济不利于社会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外贸易经济作用的发挥受到传统体制的严重束缚，并阻碍了对外贸易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因而，老挝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一方面，鼓励出口，利用外商投资涉及到进出口贸易活动，另一方面，利用引进外资和技术，同样需要扩大出口创汇为技术引进规模的扩大提供资金支持，技术引进作为进口贸易的组成部分，势必要求降低对进口贸易的限制程度。对外贸易是其它所有对外经济交流活动的基础，因而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不仅决定着对外贸易发展的规模和水平，而且对其它各项对外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传统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老挝的对外开放包括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技术、对外实行工程承包招标等诸多内容。

四、对策与建议

老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扩大农业生产、鼓励工业发展等措施，基本上保证了经济稳定增长。但是长期以来，老挝的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在东南亚国家中属于较为贫穷的国家，工业相对落后，90%以上的生活制成品和生产资料需要进口，出口贸易也非常落后。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虽然进出口贸易的绝对量都有一定的增长，但贸易结构并未得到很好的优化，出口逆差长期存在。因此，老挝需要对目前实施的对外贸易战略作根本的反思，应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老挝新的对外贸易战略，使老挝的对外贸易战略逐渐从原材料和资源型产品出口贸易转到产品加工贸易的轨道上来。

另一方面，要更多的引进外资，与世界接轨。积极高效的利用外资，不仅可以加速本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促进产品生产和出口，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增加引进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制定相关完善政策，特别是增强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对外资引进的支持力度。如，针对引进外资，培养知识技术型人才；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给予较多的优惠；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提高需要高新技术的工业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并加强实施，为技术贸易创造安全的环境；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益，从提高吸收能力和促进技术扩散两方面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等。

五、结论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加入WTO对老挝外贸结构的提升作用，并对此进行国际比较分析。本文以贸易结构理论和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理论为指导，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对老挝近些年的对外贸易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做了研究。

老挝的主要进出口贸易国都是泰国、老挝和越南，这三个国家与老挝邻国，地理位置相近，但占老挝贸易总量比重过大，不利于老挝扩大世界市场。因此老挝应多申请加入贸易组织，扩大贸易国范围，与贸易国保持良好的国际关系，为贸易市场的扩大打好基础。第三章在对老挝对外贸易产品技术结构分析的过程中，才有用了贸易品技术水平分析法和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分析方法。总体上来看，老挝的进口商品的技术水平要高于其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老挝的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水平也较低，这进一步反映出了老挝工业基础薄弱，且近些年尚未得到良好的发展。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优化老挝贸易技术结构方面，老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老挝政府在一边鼓励出口的同时要大力发展本国工业，提高工业技术，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进而扩大出口，优化出口结构。另一方面要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制度设计增强外商投资的资金技术吸收利用率，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另外，老挝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多培养高科技和经济类人才，增加科技研发的资金投入，为本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服务。

总之，优化对外贸易技术结构有利于老挝外贸市场的扩大、贸易总量的增加和工业品出口创汇能力的增强，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在优化贸易结构的时候也要根据老挝的国情，选择好行业，做好发展规划，提高资本、技术、人力的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Sanjaya Lall， John Weiss and Jinkang Zhang. The‘Sophistication' Of Exports：A New Measure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2005，123（1）.

[2] 祝树金.出口品技术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2010，（4）：28一46.

第6篇：商贸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电子商务；对外经济贸易；问题分析；处理措施

在当今经济社会中，应用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进行经济活动已经逐渐无法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潮流，并且我国传统形式上的对外经济贸易也在经济活动中凸显了诸多的弊端，不利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而在这一时期电子商务的应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作成效，同时也符合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因此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从经济学的发展潮流角度来看，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应用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电子商务的应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中小型商务企业提供了同世界沟通以及了解世界经济的机会。文章针对电子商务的内容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是阐述电子商务的应用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主要影响；其次是阐述传统的商务活动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应用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再次是阐述电子商务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最后阐述在电子商务的影响下，对外经济贸易采取的主要措施。

1 电子商务的应用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主要影响

在我国传统的对外贸易经济活动中，任何一笔交易都要通过相应的固定交易地点进行交易处理，在处理的过程中需要调动很多的资源来完成，例如需要非常多的交易实物单据作为凭证等等。但是电子商务的出现却改变了这种局面，它对对外贸易经济活动的影响和改变不容忽视。首先，电子商务的应用对对外经济贸易活动运作方式的改变。在电子商务应用运行过程中，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主要通过电子商务方式来进行经济活动的处理和交易，再也不需要采用面对面的方式来进行经济活动的处理。目前，对外经济贸易中电子商务的应用类型主要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完全形式的对外经济贸易的电子商务应用模式；第二种是不完全形式的对外经济贸易的电子商务应用模式。上述两种电子商务模式主要的区别在于是否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源来处理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其次，电子商务的应用对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流程的改变。电子商务的应用已经逐渐的摒弃了原有的经济操作流程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高效的操作流程模式。

2 传统的商务活动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应用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2.1 问题一：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在招标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现阶段招投标活动的逐渐增多，招投标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在这一过程中招投标相关的工作量也在相应的增多，大量的相关文件在人工处理的情况下会显得非常困难，同时也降低了工作效率。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处理模式不仅仅严重浪费了企业的人力物力，还对招投标市场的秩序产生了很大的滞后影响，很容易导致经济活动中各种矛盾的产生，并扰乱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

2.2 问题二：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在配额许可证的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海关等监管部门所采用的人工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经济贸易活动进行的难度，导致很多不规范行为的出现而且难以避免，如越权发证、无配额发证、超配额发证、伪造许可证等。另外采用手工方式进行操作，不仅工作周期较长，而且很容易出现差错，难以控制。

3 电子商务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

3.1 安全问题在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应用以及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如何保障电子商务在应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现阶段的经济活动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作为对外经济贸易现阶段的主要应用，电子商务的可靠性以及安全性都显得尤为重要。例如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网络安全通信；经济数据的存储等问题必须在短时间内得到处理或者是加强。我国在这一问题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CA认证并没有确定的归属，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3.2 融资问题在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在电子商务应用的前期，我们需要购置大量的相关设备来支持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应用，这样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电子商务的应用。但是对于一般企业来讲，大量的资金支持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因此最佳的途径就只有进行银行贷款。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最主要的从事企业还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而这些企业的融资途径都比较单一。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企业还没有能力通过证券等相关方式进行融资。面对着银行对贷款安全性以及风险性的进一步重视，中小型企业从银行贷款变得更加困难，从而严重的制约了中小企业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尝试和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电子商务的整体发展速度。

4 在电子商务的影响下对外经济贸易采取的主要措施

4.1 在经济活动中要不断的树立正确的电子商务观念

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要想进一步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应用，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树立正确的电子商务观念和意识，从传统的经济模式中跳离出来，采用电子商务的最新经济模式理念，让企业的经济贸易活动更加的全球化，商业化，提升企业的业务处理能力以及效率，使企业在经济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4.2 在经济活动中要建立健全并且完善相应的安全体系

在安全方面，一是安全认证。电子商务认证系统作为电子商务基础建设的核心，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必须具有可靠的安全保障。二是网络保障。必须确保能够提供24小时服务。三是防黑客袭击。另外，要加速计算机信息系统技术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从而构建好计算机病毒防范系统。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将有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对外经济贸易环境、有利于增强国家对进出口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推进外经贸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参考文献

[1]黄芹.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探究[J].财经界，2009（11）.

[2]曹虹峰.电子商务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南昌大学，2007.

第7篇：商贸经济论文范文

在台湾，研究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的实证和计量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以及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 Skinner 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 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 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

农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央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与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 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 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 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 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 of the Old China Trade: acase study of Manhop's Failure，1828"一文中， 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口交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

从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 见下文"（六）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中央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 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 8 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朱德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朱德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朱德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集刊》7.2（1995.9）：53-75 ：《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 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 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 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朱德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

日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的商业关系，可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 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 ）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 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 ）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 ）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

与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注：《国立大学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的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Export-Lead Growth ory）， 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 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 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 ）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 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 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 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

第8篇：商贸经济论文范文

一、贸易差额思想的起源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封建制度瓦解,代表新兴政治力量的民族国家产生,与此相适应的新的经济力量——商业资本日益兴起。这个时期的商业资本已经成为不断冲击自然经济并因此而发展壮大的力量。重商主义就是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剧烈变化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的反映。

“贸易差额”概念最早出现在1549年的《使英格兰王国繁荣富裕的政策》论文中,当时该文使用的是“贸易剩余”这个词。此后,“贸易差额”一词频繁地出现于17世纪最初几十年,弗朗西斯·培根于1615年使用了这个词。在许多场合,贸易差额代表商品贸易差额。尽管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列出了收支差额所有各项的明细表,但却迟迟没有为此创造出一个新词。1697年,波勒克斯芬才开始使用“账目差额”一词,詹姆斯·斯图尔特于1767年首次使用“收支差额”一词,在此期间,人们在讨论贸易差额时,常常是指“收支差额”。这里面有特殊的原因,按照熊彼特的解释:在当时的情况下,贸易差额是最重要的项目,也是最容易处理的项目,因此,一个实际上关心收支差额的经济学者,很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贸易差额上。

此外,当时的巨商大贾、政府官员、学者都认为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本国商人、制造业和航海业为获得足够多的利润而不断扩大业务的结果是必然地会和其他国家发生经济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军事冲突,政府要维护本国利益,就必须保持国家强大。国家积累财富的途径除了对外掠夺之外就是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则是最可靠、最有效地积累财富的途径。贸易差额的思想由此产生。

二、贸易差额思想的主要观点

早在四百多年前,重商主义者就着重研究了贸易收支问题。他们把研究贸易差额的重点放在金银的输入和输出上,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获取财富的真正源泉,必须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以保持对外贸易顺差。重商主义者首次采用了贸易顺差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财富并不在于保有更多的金银,而在于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有更多的份额,通过贸易差额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白银比新开采出来的同一数量的白银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贸易差额是增加一国在世界财富总额中所占份额的唯一手段。然而,在如何保持顺差问题上,重商主义者们产生了分歧。

以英国的斯塔福德(Stafford)和法国的孟克列钦(Montchrestien)为首的早期重商主义者们认为,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外贸易顺差,因此,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必须使每笔交易和对每个国家都保持顺差,以使金银流入本国;而在顺差中流入本国的金银必须窖藏起来,以通过金银积累实现国家力量的增强。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国力,应阻止本国金银货币外流,禁止金银输出。因此,早期重商主义也称为“货币差额论”。以托马斯·孟(ThomasMun)为代表的晚期重商主义却认为,国内商业只是对外贸易的一种辅助,并不能使国家致富,只有对外贸易才是使国家致富的手段。他说:“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托马斯·孟还进一步提出了贸易差额论。他认为,在对个别国家的贸易中,应该允许贸易收支逆差存在,只要总的贸易差额保持顺差就可以了。为此,他提出了增加本国的商品输出和减少本国对于外货的消费的特殊途径和手段。

三、关于贸易差额思想的一些简评

在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这两大对立的思潮一直贯穿于其中。重商主义是最早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的体现,后者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对贸易差额思想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评价。

(一)李斯特的贸易差额思想

第9篇：商贸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分期

过去学术界一般都把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重商主义思想又被称为重金主义，晚期的思想又被称为重工主义或贸易平衡理论。雅格布·维纳对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思想的区别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是，这种把重商主义思想划分为两个时期的做法是建立在对18世纪上半期重商主义思想研究缺失的基础上的，赫克歇尔在其两卷本的巨著《重商主义》中，虽然把重商主义的时间段定位在中世纪到自由放任时代之间，但赫克歇尔自己也承认，他的研究到1714年为止，没有对以后的重商主义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如果能对这一时段进行研究，会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随着近年来对18世纪上半期重商主义作品研究的深入，这种笼统粗略的分期已经不利于深化对重商主义的认识。

英国重商主义时代大体上从1500年至1750年，横跨两个半世纪。在这么大的时间跨度内，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分期，细化研究，就不能把握英国重商主义思想演进的阶段性变化。把重商主义思想历时性地放在历史时间尺度内，就会看到，其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雏形时期、成熟时期、完善时期，反映了重商主义对经济现象的把握不断深入，对经济语言的运用不断成熟的过程。

一、雏形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1500年到17世纪20年代前，重商主义思想处于初期阶段。为了应对社会转型初期的混乱经济社会秩序，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财政需求，推进市场化的进程，重商主义者从思想上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控制，但此时的重商主义思想还比较粗糙，有时还同政策建议混同在一起。

在16世纪下半期由于英国呢绒出口遭遇危机，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于是爆发了一场经济大讨论。过去重要的思想家都是传教士和社会改革家，现在是商人和政治家；过去表达的典型媒介是布道和文章，现在是更讲究技巧的备忘录或便函；过去检验当时生活的是社会正义，现在是经济私利；过去最大的讨论题目是农业，现在是商业和工业。当时的议会和政府召开了许多调查会，“鼓励并且也训练了人们讨论当时的经济问题，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由此而在整个16世纪得到了很大改进，有时甚至具有‘科学’意义。当时讨论的问题有：圈地、行会、公司、中心市场制度、垄断、税收、通货、关税、济贫、工资、工业管理等许许多多问题。人们就这些问题向各皇家委员会(例如1564年建立的皇家汇兑委员会)作证，发表讲演，递交请愿书，出版小册子。”查理·威尔逊也指出，正是在这种请愿的洪流中，持续不断的讨论中，经济需求和国家需求的妥协中，重商主义思想应运而生。

此次讨论的思想结晶就是重商主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初期形态，反映了资本主义还处在自卫的阶段，早期资产者还需要依靠国家来应对经济波动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控制国内工商业、海外贸易甚至百姓的日常生活，克服难关，同时需要凭借国家授予的垄断权而发家致富。资产者的需求与当时的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的愿望相契合，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不断加强，到伊丽莎白时期终于形成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

对当时重商主义的思想水平，熊彼特作了十分精要的总结。他认为，由于重商主义者讨论的都是新兴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是与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的实际问题，而他们又多借助常识的力量提出自己的论点，这就使得重商主义的“大量文献实质上处于分析前的阶段，不仅如此，而且是粗糙的——是非专业人员的著作，甚或是未受过教育的人的著作，这些人往往缺乏阐明基本原理的技巧”。他们提出论点后，便急忙提出具体建议，虽然讨论的是具体的经济问题，但是他们在新的理论框架内讨论问题，由此发展出的新原则已经触及到了如何获得国民财富这一问题。

从思想内容来说，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的概念意味着差不多等同于相信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的正义和有效”。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者主要有以下思想主张：

第一，只有金银才是一国真正的财富。1530年左右，有重商主义者撰文指出：“农民的工作增加食物的富有，工匠的工作增加货币的富有。”作者心中的理想还是“为了衣食”，要拥有大量的货币和食物。这种观点一次又一次地重现，直到17世纪初，重商主义者仍抱有这种想法：要使本国富有，就要禁止本国货币和金银的输出。他们主张对外贸易的原则是少买多卖，只有出超才能使金银进口，杜绝本国财富外流。早在1381年，铸币局的官员就已经持有这一思想：“务必使我们向外国人购买的货物不超过我们销售给他们的货物，要不然我们就会日趋贫穷，让他们发财致富。”《论法人》的作者指出，“另一条是我们运出去的东西在价钱上要超过运进来的东西，否则将很快造成我们土地贫瘠，人民贫穷。”此时他们追求的是单项交易的入超，而不是整个国家的贸易平衡。重商主义者也主张发展农业，因为这样“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运往国外以换取大笔钱财”。

第二，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国内贸易不会引起货币的外流，对财富无所增减，对外贸易应按照贱买贵卖的原则进行。“首先，我们可以禁止输入我以前讲到的从海外运来的那么许多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并规定只准出售我们自己的商品，不得销售舶来品；其次，我们不能不管未经加工的商品，因为如果把那些商品及时地就地加工后卖到国外去，它们就会在短时期内带来无数的财富了”在这一阶段，马林斯是全面而清楚地了解国际汇兑机制的第一人，这一机制是通过价格水平和金银流动起作用的，在《论英格兰公共福利之积弊》一书中，他巧妙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跌到铸币平价以下因而硬币外流的话，那么该国的物价将下跌，而外国的物价将上涨，因为外国的通货数量将增加，从而外国的货物的价格将上涨。这一分析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贡献”。

第三，提倡保护关税，使用本国的产品，发展本国的加工工业。“我们最好还是付出较高的代价向我们自己人购买那些货物，而不要以低价向外国人购买”，同时，“我特别希望不要使用海外任何以我们的原料如羊毛、兽皮、锡等制造的、返销到这里来的商品”，因为如果本国建立这样的工业，既“可以安排2万人就业”，又可避免货币外流。

第四，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者已经开始要求统一市场，要求经济资源和市场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让人们“有随意销售商品的自由”。在《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中，博士与爵士关于如何让人们投身于种地的对话已经涉及到由市场来调节价格。重商主义者对世界市场的价格、供需等运行机制及市场的利益驱动机制进行了初步考察，并要求人们按照市场规律来开展商业活动。事实上，《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的作者对市场机制的推理已经超越了常识水平，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理论分析。

二、成熟时期

第二阶段，是从17世纪2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力量的增强和对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出现了重商主义思想革命，在英国逐渐形成了“贸易科学"(science of trade)，重商主义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威尔逊把重商主义称作“危机经济学”，有一定的道理。重商主义思想正是在17世纪20年代贸易危机的讨论中成熟起来的。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伴随着30年战争或由此引起的波兰和德国大多数地区货币贬值和汇率变动，这样，英国呢绒价格变得昂贵，失去价格优势，向这些地区的出口锐减，使得许多呢绒商濒临破产的边缘，大量纺工失业，货币短缺。市场的扩展使得经济联系“不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变得不可理解”。当时的议会、枢密院、贸易公司以及相关的商人都围绕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危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国家成立了几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危机的原因，讨论应对的举措。马林斯、孟和米塞尔登都是其中的知名成员，围绕外汇和贸易平衡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以马林斯为代表形成一方，米塞尔登和孟为代表形成另一方，前者想通过直接干预来控制外汇，因此要求恢复皇家汇兑署，后者超越了外汇的概念，认为贸易平衡是贵金属流入和流出的决定性因素，主张按照市场供需规律来开展贸易活动。重商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一块肥沃的土壤里开花结果。虽然许多人的思想可能都是为了维护本利益集团，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完全与维护其利益无关，随着工商业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的思想也愈来愈多地灌输给了社会”。以托马斯·孟为例，他参与了调查贸易危机的几个委员会，是主要发言人，并且起草了几份备忘录。正是在此期间，孟的重商主义理论成熟起来，在后来经过彻底改写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成功超越了他在《贸易论》中为东印度公司辩护的立场，而是站在全局和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表现出对经济问题的深刻洞察力，为最终确立“贸易科学”做出了贡献。为了缓减危机，增加就业，这些委员会以孟的贸易平衡理论为指导，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相当部分建议成为以后实施的重商主义政策，这样，贸易平衡理论渐渐注入17世纪经济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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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场著名的争论中，重商主义者开始使用共同的术语，来处理共同面临的问题，出现了重商主义思想革命。根据马格努松的意见，这种思想革命体现在开始对如何创造和分配财富进行明确的和主要的讨论，并且在讨论中运用了培根式的科学程序和逻辑原则，而且强调这样的争论应该基于具体的事实上，比如，国际贸易状况、支付平衡等等。大多数重商主义思想家对人类和社会做出了“物质的”解释，16世纪的那种道德考虑已经退居幕后，人经常被看作是利己主义者，在许多作品中，出现了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私自利能够服务于社会目标的思想。他们把经济看作一个体系，它拥有自己独立的范畴和独特的规律，把市场过程与经济变量，如价格、工资、利率、货币价值和汇率等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和衰落。重商主义思想革命在于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日益超出人们日常理解范围之外的复杂经济现象，这些理论在此后被用来讨论各种短期和长期的经济问题，不仅贸易平衡理论得到运用，而且经济领域是由供需力量调节的体系这一概念也被不断使用。在17世纪40年代，几位经济学家包括L.罗伯茨、H.鲁滨逊用这一理论框架来主张英国经济多样化发展，以避免经济脆弱性。半个世纪以后，英国经济实现了多样化，工业品生产不断增加，转口贸易、从印度进口和再出口便宜的印花布贸易、殖民地贸易逐渐繁荣，英国的贸易关系已经十分广泛，为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强国迈出了第一步。到了17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理论框架又被用在了讨论荷兰与英国的贸易关系上，这直接导致了英国的航海法案和三次对荷战争。围绕与荷兰的竞争以及货币出口等问题，托马斯·孟的儿子在60年代出版了他父亲在20年就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策制定，有力地支援了反对荷兰的斗争，并成功地废除了货币出口的禁令。到17世纪90年代，围绕铸币、法国的竞争等问题，英国又掀起了一次经济问题的全面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中，许多人努力把以前讨论中使用过的思想、理论和概念整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更为紧密的“贸易论”这一成熟的重商主义思想理论框架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值得关注：

(一)贸易平衡理论是这一时期重商主义思想的核心之一

贸易平衡的观念在16世纪已经很普遍。据考证，最先使用“贸易平衡”这一名词的是米塞尔登，他在《商业循环或贸易平衡》一书，对贸易平衡的含义作了解释，指出出口商品在价值上超过进口商品，是一个国家致富的准则。与米塞尔登处在同一战壕的托马斯·孟赋予贸易平衡或贸易差额理论以较为系统的理论形态，强调指出：“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托马斯·孟从早期重商主义思想对单项交易顺差的关注，转向强调国家整体顺差，从而成功地超越了限制外汇交易和管制货币的思想，主张通过贸易规则的间接手段来增加国内的金银存量。

(二)经济领域有自己的规律，是一个由供需力量调节的体系

这是托马斯·孟等人的主要创新之处。17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对市场机制已相当了解，他们运用供需机制来解释价格形成、工资波动等经济现象。重商主义者的作品表达了一种很普遍的思想，就是通过立法手段不可能影响经济生活的进程。因此，他们主张要利用市场规律开展商业竞争，例如，托马斯·孟就主张用低价战略排挤其他纺织品竞争者巴本认为，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商品的用途，“市场是价值最好的裁判，因为从买方和卖方的汇集能够最清楚地知道商品的数量和它们出售的机会。物品能卖多少钱，它就正好值那么多钱。”诺思指出，“货币的来去和多少，会自行调节，并不需要政治家们帮忙。”

(三)强调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和贸易垄断

巴本反对靠国家干预和限制贸易达到贸易平衡的做法，“任何国家制定禁止一切外国货物的法律，都会使其他国家也制定同样的法律，后果将是毁掉一切对外贸易。”诺思在著作中也反复阐述贸易自由的思想，他说：“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同时，他也指出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达维南特也认为，“贸易本质上是自由的，遵循自己的路线，掌握着自己的进程，所有加诸其身的规章、指示以及限制的法律服务于私人的特殊目的，很少有利于公众。”蔡尔德明确反对市场控制，他列举了一长串妨碍贸易和就业的法律，像禁止出口货币，提高出口价格，降低啤酒价格，垄断收购谷物和其它商品等等。他认为商人会受利润引导，满足市场的需求。一些重商主义作家走得更远，他们极端反对垄断，以至于达到一种类似普世自由主义的态度。代表人物之一就是罗格·科克。他极端反对垄断，要求实现经济自由发展。

三、完善时期

第三阶段，是17世纪90年代到18世纪50年代，重商主义思想又一次经历革命性转变，出现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概念，承认地域分工和专业化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在思想上日益完善，已与亚当·斯密的理论咫尺之遥。

17世纪90年代是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由17世纪20年展出来的重商主义思想进一步成熟，另一方面，又开启了下一世纪的思想转折。因此，蔡尔德、达文南特、巴本、诺思等人既沿袭了许多旧有的命题，又提出了许多理论创见，这些创见被18世纪上半期的重商主义作家进一步发扬光大。土地银行等构想和实践，也为重商主义作者提供了大量的思考素材。约翰·劳的纸币重商主义一方面构成了与重商主义者过去对待贵金属态度的决裂，另一方面，又狂热地相信重商主义的基本货币概念：流通的规模是经济生活的绝对推动力。对作为货币体系的重商主义来说，1689—1720年这段时期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重商主义的主题——渴求货币在流通中增加，得到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运用。另一方面，也切断了货币数量和贵金属数量这两个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前重商主义者从未在实践中对这两者加以区分。当不用实现贵金属进口剩余也能增加货币数量时，重商主义的多数实践结论就不得不改变。

重商主义思想从此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在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作者看来，经济发展是一个经济体制的长期目标，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相互发展来实现，这两个领域是紧密联系的。熊彼特认为，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性修正——这种修正是重商主义作家的主要分析成果”。

第一，形成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概念。传统看法认为重商主义的信条之一就是世界上的经济资源是固定的，一国之所得，必然是另一国之所失。科尔曼也指出，“的确有大量证据表明，在17世纪后期许多作者持有这一信条。”因此，重商主义要求实现贸易顺差，来增进本国的财富。人类的进步只有通过其它国家的损失来实现，赫克歇尔称之为“重商主义的灾难”，也就是一种零和游戏。这实际上是根据对18世纪以前重商主义思想的研究得出的结论。R.C.威利斯通过深入研究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上半期的重商主义作品，认为传统看法与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思想严重不符，在达文南特、迪福、塔克等人的著作中，已经暗示出国际贸易的互利概念。M.波斯特勒维特指出：“没有一个商业民族能够维持与其他人的商业往来，如果他们只希望出售，而不购买任何商品作为回报。”

第二，互利的源泉在于国际贸易的专业化。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已经得出一个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国际劳动分工是国际贸易互利的基础。虽然其表达不够完善，但足以证明过去批评重商主义忽视要素禀赋基础是站不住脚的。熊彼特指出，他们对地域分工的利益作了“技术高超的理论表述，这种表述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十九世纪国际价值理念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以专业化作为贸易的基础。1701年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东印度贸易之考察》描述了专业化的好处：“我们的国内需求可以通过我们航海到其它国家得到供应。只需花费轻松细微的劳动，我们就可以品尝阿拉伯半岛的香料，却从来不用感受培育它们的酷热阳光；我们可以享受丝绸，却从来不用我们的双手去纺织；我们畅饮葡萄酒，却从来不用种植葡萄树；这些矿产财富是我们的，我们却从来没有挖过一锹；我们只是深耕土地，然后收获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果实。”I.杰维斯甚至从专业化的角度出发，讨论了生产资源配置问题，认为不管关税、禁令会给被保护的工业部门带来多大的直接可见的利益，但由于妨碍了最有利的资源配置，因而对整个国家是不利的。因此，重商主义者强调国际合作，合作成为一个普通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这与重商主义的传统解释背道而驰。

第三，其它国家的发展可以是促进本国进步的源泉，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N.福斯特强调了进口的好处：“如果不考虑任何其部门，一个商业部门的实际效用不在于实现了贸易顺差，而在于带来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和有用的东西，使得更多的个人能够分享这种富足。”塔克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拟定一条很少有例外的普遍规律：一个勤奋的民族从来不会因为邻国的工业不断增长而受到伤害。就如天意所定，所有人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和制成品都有强烈的偏爱。……结果是，当这种偏爱得到适当的调节，各民族各自的工业能使他们成为更好的消费者，能促进友好交往，相互都能得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