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论学精选(九篇)

第1篇：孔孟论学范文

摘要：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他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孔子 孟子 诠释 美学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孟子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曾子和孔子嫡孙子思先后担当起了继承与传播儒学思想的重任。如果说，孔子在他的时代，用“舍我其谁”的自信来巩固宗法制度下的一整套观念体系，那么同样可以说，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儒学思想也需要适应时展的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诠释体系。处于战国时期的孟子，在儒学思想史上，就承担起了发展儒家思想的重任。

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使儒家思想保持了自身的活力。他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以下只注篇名）自诩，从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和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角度，强化了孔子“仁”的理论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生存价值的一种理想与信念。因此，他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孔子的思想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但却与之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在客观上起了丰富、开拓和深化儒家理论见解作用。本文着重就孟子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做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从孔子解诗到孟子解诗

在儒学传统中，《诗经》是重要的文献典籍，相传孔子曾对《诗经》做了整理，《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他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运用于教学活动中，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的。

把《诗经》作为教材来要求学生学习和理解，体现出孔子对《诗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一般说来，后世学者把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当作孔子论诗的纲领，但对这句话的理解，事实上是存在分歧的。近人匡亚明说：“‘思无邪’，本是《鲁颂·?》一诗中形容牧马人吆喝着叫马不要乱跑的意思（‘思’系虚词，吆喝声，‘邪’同斜，合起来即‘呕唷！不要乱跑！’）却被用为比喻思想正派。”[1]而把“思无邪”理解为“思想感情的诚正”，也只能看作是后来的学者用自己的观念去对孔子的话作符合自己思想观念的解释，这里姑不详论。在《论语》中，多处专门论述到《诗》，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诗》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作综合地论述；另一种是对《诗》里的具体诗句的理解和阐述。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在社会政治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几乎可以说，他是把《诗经》当作立身之本来看待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认为，学诗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仁人君子的必备条件或先决条件，从学《诗》起步（即“兴”），然后才能进一步学习“礼”和“乐”。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就是对学《诗》的具体作用的阐述。朱熹对“兴”的解释是“感发志意”，也是从《诗》对人的正确健康的情感和思想的形成，产生启发、诱导、陶冶等作用来加以解说的。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教诲的：“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他还对儿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孔子是从维护“礼”的目的出发，来教育学生和自己的儿子的，在他看来，用《诗经》里的诗句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其对个人的素养而言，是“不学《诗》，无以言”，即可以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时说话有所依据，显示出符合“礼”的修养；而学习《诗》里面所提供的经验、原则，又可以作为政治活动中的决策依据，增加自己的施政经验，增强自己的施政能力，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所以，在孔子的理论中，《诗经》的价值是很具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也就是说，他把《诗经》里的诗歌，当作“仁”的教本和“礼”的规范，让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孔子从这一原则出发，可以把《诗》里的许多诗句都往“礼”与“仁”的思想观念上去解说，对那些借《诗》里的诗句，能够举一反三地加以理解的学生，也就倍加赞赏。“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论语·学而》）“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在一般人看来，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都只是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现象的描述，可是到了孔子的眼里，就都带有强烈的“礼”与“仁”的色彩，而且他的那些得意门生，居然也能够顺着他的思路，从普通的诗句里找到了“礼”与“仁”的深刻内涵。

这种解诗的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来说，可以是一种理论预设，他们在孔子的仁学思想的前提下，借助于《诗》的素材，演绎出无所不在的“礼”与“仁”的观念，丛强化了“礼”与“仁”的无所不在。但孔子对《诗》的这些零散的解说，只是一些即兴的发挥，有时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比如说，从子贡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到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再到《诗》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中间的联系在哪里呢？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孔子从“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的原则出发，来解释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正是达到这种“和”的境界的一种途径。这样的解诗方法，在一般人看来，确有些匪夷所思，但又自有其牵想妙得的合理性的一面。

而正是孟子，才从孔子的那些一言半语中看到了儒家诗学见解的闪光，并且把它上升为一般的美学原则来加以推导与总结，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诗学理论。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肯定，孟子是否正是从子贡和子夏的颖悟中看出了儒学思想的精髓，因为他曾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尽心下》）而子贡和子夏对《诗》的理解，正表明了他们具有“言近而指远”、“守约而施博”的过人的智慧，他们都能够从《诗》里面所描述的极其浅近的小事中，引伸出对“礼”与“仁”的深刻领会，并进而理解其中所包含的至大至深的“道”。

对孔子的这种解《诗》的方法，孟子做出了这样的理论上的概括：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

在孟子看来，对诗句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对字面意义上，根据诗句里的片言只字，就望文生义地作机械的理解，从而损害诗的含义。而是需要用自己的领会和感悟，去探求诗的真正的蕴涵，才能把握住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读诗与解诗的人的这种领会和感悟，是从自身的理解出发的，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说的：“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孟子依据孔子解《诗》的实践提出的这一理论主张，实际上包含着现代解释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理解的“前结构”理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2]以子贡和子夏对《诗》的理解而论，他们都是从“礼”与“仁”的“前结构”出发来给定了，是以儒家“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的“礼”与“仁”的理论作为前提的。至于他们得出的结论，又可以看作是《诗》的特定视界（即“志”）和解《诗》者的特定视界（即“意”）这两个不同的视界的相互融合。

孟子的“以意逆志”这一解《诗》理论，在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不是单纯从对诗的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解释诗的精蕴，而是把孔子解诗原则和方法，理解成为一种教育手段，以《诗》作为一种教育的素材，强化人们对孔子“礼”与“仁”的理解，显示出了那种思想教育功能的无所不在。

事实上，孟子对《诗》的解说，同孔子所持的方法有着十分相似之处。比如，他在与公孙丑的一段对话中，就讨论了对《小雅·小弁》的理解：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者，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笑谈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 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告子上》）

传说《小雅·小弁》这首诗，是被周幽王废立了的太子宜臼的老师写的，以此来抒发宜臼的哀伤和怨恨。孟子从宜臼的怨恨中看到的是“亲亲”（热爱亲人），而既然是热爱亲人，那就是一种“仁”的表现。宜臼的怨恨为什么又会是出于对亲人的热爱呢？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从孔子的“仁”的观点看来，是因为宜臼对其父周幽王不合“礼”制的行为有怨恨，而发抒出这种怨恨，正是出于对其父王的爱戴。孟子不也是转弯抹角地“以意（己意）”揣摩（“逆”）了《小弁》作者的“志”吗？

内在的人格之美的升华

孔子从“仁”的思想出发，想努力塑造出一种完善的儒者的人格，以挽救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颓势。他对人的内在精神的美做出过许多论述，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以“仁”和“义”来武装。他以“松柏”来做比喻：“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赞扬了在社会大变迁的过程中，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顽强挺立，不屈不挠，从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经典性的精神意象。

对君子人格上、精神上的美的形成，孔子就以“仁”为核心，做了这样的概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其中“义”是最本质的精神；在实行这种“义”的时候，需要符合“礼”的要求；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则应当表现出谦逊的态度；而诚实守信则是他成熟的标志。在《论语·颜渊》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在他看来，“义”是和正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义”，就有了做人的根本，因此，他还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他把内在的正直和仁义作为君子内在所固有的品质，认为这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即使在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的处境和条件下，孔子也特别推崇那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他对自己的精神境界做了这样的描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因此，他也特别推崇他的得意弟子颜渊：“贤者，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者，回也！”（《论语·雍也》）从“仁”出发，在“礼”的制约下，达到“义”，于是一切行为就会都符合了道德的规范。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种以仁义来塑造“君子”形象的思想，他把孔子提出的“仁义”是人的内在本质的人格之美的理论，进一步上升到了生命的价值的高度，作出了形象的发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这样一来，“义”就成为人的行为的最高的规范，据此，他就说出了这样掷地有声的话：“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在他看来，“仁”是天下最宽广的住宅；“礼”是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义”是天下最广阔的“大道”，有了这几样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说孔子是从人与外在社会的联系中应当保持的态度出发，来阐述一个君子对不仁不义的行为应当采取的立场，从而保持自身的纯洁，那么也不难看出，孟子则是把孔子“仁义”的思想，从个人的道德修养的角度作了生动形象的发挥，使它成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从而强化了君子的人格主体的内在力量。他不是被动地应对，去抵制客观世界里违背“仁义”的事对自己的诱惑，而是主动的排拒这种诱惑，让它根本不可能对自己产生诱惑。这样做，不是就可以像孔子所说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了吗？

而这种“义”的力量又是无所不在的，在孔子看来，一个能够称得上“君子”的人，需要十分重视人的内在精神的培养，使他的人格力量在言行的正派中表现出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他强调了正派的品格、高尚的道德是可以具有感染力和召唤力的，有了这样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就形成了他的人格的魅力。有了这种正气，就可以做到无所忧虑，无所畏惧：“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他还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他把刚强、坚定、质朴和说话谨慎都列入“仁”的精神内涵。这种人，就可以做到“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至于怎样才能达到“正”和“刚”呢？孟子从人的自身修养的角度，用“浩然之气”来加以概括：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上》）

在这里，孟子对人格之美的形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君子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只能来源于自身的正气，也就是“浩然之气”，它要靠自身的正直去培养，把它与“义”和“道”结合起来，在长期的修养中获得，而不能靠一蹴而就。他用这种“浩然之气”，把孔子所说的道德的感染力和召唤力，转化成为人的自身的情感意志和内在动力，从而进一步造就了无所畏惧的批判力和战斗力。

他甚至指出，一个人的人格精神的培养，离不开艰难困苦的磨练：“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这样，他就把孔子对颜渊的个人品德的赞美，提升到了人格的培养和锻炼成长的意义上，论述了艰难困苦的环境和外在条件，对崇高人格的形成，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就把孔子对“仁义”的内修学说扩展到了外练的层次，从而拓宽了孔子所提出的人格规范的狭义范畴，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楷模，从对君子、伟人的要求，扩展到了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也如同他在《滕文公上》中引述的颜渊的话：“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亦即他所肯定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的意思。这样，孟子就把孔子的“仁义”的理论和他所树立的圣人的典范，转化成为从普通人到君子、再到最高典范的圣人这几个不同层次人格美的，使孔子对人格之美的赞颂与渴求，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与达到的人格美的目标。

从内在的美到外在的美

孔子已经注意到了“美”和“善”的区别：“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与此同时，孔子也注意到“质”与“文”的区别：“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但是，孔子又是很注重一个君子的外在形象的，《论语·颜渊》中记录了一段孔门弟子与棘子城关于外在形态之美的争论：“棘子城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犹犬羊之?也。’”子贡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不同意棘子城对“文”的价值的否定，认为如果没有“文”与“质”的区别，就好像把虎豹的色彩斑斓的毛色去掉以后，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也就没有区别了。刘向《说苑》还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可见孔子自己也是很重视外表的美的。

从人作为生命个体所具有的人格之美来看，孔子的评价，表现为对“美”与“善”或“文”与“质”这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形成的内在统一的关系上，一方面是内在的“质”或“善”，另一方面是外在的“文”或“美”。孔子看到了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没有了外在的美的形式，内在的“质”就显得粗俗、粗鄙；相反，只有外表经过文饰的华丽，也会显得虚夸浮饰。他的得意弟子子贡充分理解了他的意思，就把这两个方面概括为“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把“质”与“文”的内在统一的关系表达得更加清楚了。

孟子在他们的理论的基础上，发挥了他对这种“质”与“文”统一的关系的理解，也就是说，他是在人们的感性形态上，对这种统一做出一个具体的描述：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孟子甚至撇开了孔子对子桑伯子那种 “不衣冠而处”所呈现的“其质美而无文”的狭隘理解，从人自身的品质着眼，强调了一个君子，如果有“仁义礼智根于心”，就会在自己的外在形体上表露出他的高尚：面色红润、身躯高大、动作得体。在他看来，这些才是“文”或“美”的本质的表现。

另外，他又说：

存乎人者，莫良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焉。听其言，观其眸子，人焉?C哉。（《离娄上》）

这里，他更进一步强调，一个君子有了“仁义”作为内在的品格，又会在他的眼神里表现出来，胸中藏有仁义（“正”），眼睛看起来就是清澈而明亮；相反，胸中没有“仁义”作内蕴（“不正”），眼睛就会暗淡无光。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只要看着他的眼睛，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推断出他的内在品格，这是无法隐藏的。

对这种人格之美，孔子树立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最高的人格典范，那就是尧。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大”，颇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伟大”，这种“大”，是对尧的内在精神和外表气度上所表现出的完美所作的最高的概括，因此，也就是接近于他在评价《韶》乐时所说的既“尽善”，又“尽美”。在孔子看来，尧作为最完美的人格主体，既具有内在的仁义品格（即“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又具有与之相称的外在的容貌、举止、风度的美（即“焕乎！其有文章”），从而达到了高度地完美地统一，也就符合了他所说的“文质彬彬”的“君子”的典范。

而孟子则融合了孔子所说的“善”、“美”、“文”、“质”、“大”这几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形成了他所特有的美的观念体系：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尽心下》）

孟子在这里所取的标准是“仁义”，也是人格美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出发，他把人格美分为六个等级：善、信、美、大、圣、神，形成了梯级上升的人格美的不同层次。在他看来，第一层次是“善”，就是指一个人必须能够只追求符合仁义的东西（“可欲”）；第二层次是“信”，就是指不但能够从行为上追求“善”，而且还要把它内化为自身内在的行为准则，而且决不背离这一原则（“有诸己”），这也就是他在《离娄下》中所论述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的意思；由此出发，又进一步把仁义的原则扩大到自己的全部人格，就可以达到“充实”，这样就不仅具备了善与信的品格，而且连外部的容貌、举止、风度也都能体现出仁义的原则，那就可以上升到了第三层次——“美”的高度；如果更进一步要求，再使自己的容貌、举止、风度做到光彩照人，气象非凡（“充实而有光辉”），那就可以说是“大”了，这是第四个层次。而更高的第五和第六层次，则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了：如果还能够用这种“光辉”的气象去感化万物，就可以称之为“圣”，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像“天”那样可以化育万物；而这样的“圣”人，又是妙不可知，不是一般人所能完全理解的，即孔子所说的“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这样的人就达到了“神”的境界。这六个层次的人格美，既是常人可以企及的，又是常人不可企及的，既是现实的目标，又是理想的高度。正因为如此，孟子才会说：“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离娄下》）这样一种美，已经超越了孔子所说的外在的表面的文饰的美，而是把孔子所说的“焕乎！其有文章”的意思，从具象的层次上升到了意象的层次，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的美。

对这种人格之美，孟子又并不是把它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地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调节的过程。他说：

“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离娄下》）

这里，孟子显然不是强调西子形貌之美的重要，而是强调了即使是最美貌的人，也需要具有良好的道德精神，如果受到肮脏东西的污染，人们也会另眼相看，甚至会掩着鼻子走过她（他）的身边。与此相反，那种外貌丑陋之人，只要诚心诚意地斋戒沐浴，具有良好的品德修养，也照样可以去做祭祀上帝这样圣洁的事。由此可见，人的内在的美是更重要的美。

在中国思想史上，素来是把孔、孟并提的，把孟子抬到“亚圣”的地位，也不是哪个人的随意之举，这正是因为孟子在深刻地理解了孔子的“仁”的学说的基础上，融进了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诠释体系，使孔子的思想更容易被社会的每一个人所接受，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和美学原则。

《韩非子·显学》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取舍相反不同，……皆自谓真”，基本上承认儒家思想是处于发展的状态的。但是到了荀子就不同了，他对思孟学派抱有十分浓厚的成见，认为他们背离了孔子的儒家思想而自立新说：“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日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荀子·非十二子》）他抓住“五行”学说这一点，试图全盘否定孟子，认为他的那一套理论都是“造说”出来的歪门邪道，不是正统的孔门思想，缺少儒学理论的依据，应该说是很片面的。

注释：

第2篇：孔孟论学范文

在人的存在问题上，虽然孔子和孟子既试图确立个体性的自主自律，又极力实现社会性的仁爱理想，但由于他们把血亲情理视为儒家思潮的基本精神，不仅赋予它以本原根据的意义、而且赋予它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个体性和社会性都应该依附并从属于血亲团体性，甚至认为在三者出现对立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为了维护血亲团体性而否定个体性和社会性，结果就导致儒家思潮在本质上呈现出血亲团体性的特征。

关 键 词 孔孟儒学 血亲情理 团体性

目前，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见解，认为儒家思潮十分重视人的社会性存在，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群体主义）的价值观；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更进一步主张：儒家思潮也很强调人的个体性存在，充分肯定了人的独立品格和自主自律。本文试图依据《论语》和《孟子》的文本，通过分析孔子和孟子的有关思想，说明：虽然孔子和孟子在人的存在问题上的确是既肯定了人的个体性、也肯定了人的社会性，但由于他们坚持把"血亲情理"作为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最终却使儒家思潮在本质上呈现出了血亲团体性的特征。

一

从《论语》和《孟子》的文本看，孔子和孟子都没有根本否定人的个体性存在，相反有时候还十分重视。这里所谓人的个体性存在，主要是指一个人在与自身的个别性关系中拥有的存在。例如，孔子曾明确主张："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孟子也反复强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孟子·公孙丑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很明显，这些命题都明确要求：人们应该在学问道德和人生志向上保持积极的自主自律，从而在与自身的个别性关系中努力确立自己作为个体（"己"、"我"）的独立存在。

另一方面，孔子和孟子又有力地强调了人的社会性（群体性）存在。这里所谓人的社会性存在，主要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的普遍性关系中拥有的存在。孔子和孟子提出的"仁者爱人"观念，集中体现了他们对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这种积极肯定，因为这一观念明确要求：人们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努力实现对于其他人的普遍性仁爱，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显然，在人与他人的这种普遍性仁爱关系中，一个人的社会性存在无疑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比较而言，孔子和孟子对于人的社会性的肯定，明显又超过了他们对于人的个体性的肯定。事实上，他们肯定的个体性本来就是与社会性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总是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性仁爱理想的活动中确立个体性的自主自律，强调个体性的学问道德和人生志向应该以社会性的仁义礼智信和治国平天下作为内容和目标，从而将人与自身的个别性关系融入到人与他人的普遍性关系之中。例如，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就是要求人们通过自己的自觉努力，在道德修养活动中把自己造就成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以实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的社会性理想，也就是他所说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主张"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也是要求人们通过自己的自觉努力，将人人皆有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扩而充之"，从而能够以"舍我其谁也"的浩然之气，承担"平治天下"的社会性使命（《孟子·公孙丑下》）。尤其是在二者出现对立冲突的情况下，他们还坚持把社会性的理想置于个体性的价值之上，甚至明确主张"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以取义"（《孟子·告子上》），要求人们应该不惜牺牲个体性的生命存在，以求实现社会性的仁义理想。从这一点看，在孔子和孟子那里，人的个体性存在实际上是从属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主要就是出于这一原因，学术界才会形成这样一种流行的见解，即认为儒家思潮在本质上呈现出了社会性的特征，表现出了一种集体主义（群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由此看来，在人的存在问题上，孔子和孟子可以说是既肯定了个体性、也肯定了社会性，同时还强调应该使个体性的自主存在从属于社会性的仁爱理想。不过，下面我们却会看到：由于孔子和孟子把本根至上的"血亲情理"视为儒家思潮的基本精神，他们肯定的这种个体性和社会性，最终又不得不依附并从属于血亲团体性。

二

所谓"血亲情理"精神，是指把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血亲情感看成是人们从事各种行为活动的本原根据，并且由此出发论证人的行为活动的正当合理。作为先秦儒学的两位主要代表，孔子和孟子深刻地阐发了这种"血亲情理"的原则，并且把它明白确立为儒家思潮的基本精神。

例如，宰我曾经针对"三年之丧"提出质疑，认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孔子对此的回答则是："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在这里，孔子首先就诉诸于"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血缘关系，把它看成是子女应该"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的本原根据，认为"三年之丧"的举动之所以正当合理，就是因为它能够符合父母子女之间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血亲情感（父慈子孝），所以应该坚持实行；而"短丧"的举动由于违背了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亲情，所以就是"不仁"、不应从事。

孔子不仅把血缘亲情看成是人们应该坚持"三年之丧"的原因理由，而且进一步把它看成是人们从事一切正当合理的行为活动（其中既包括那些"为仁由己"的个体性活动、也包括那些"天下归仁"的社会性活动）的原因理由，要求人们应该以血亲情理作为本原根据，努力实现自己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存在。例如，他曾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明确主张人们应该从实行"孝弟"出发，一方面确立自己"谨而信"的个体性存在，另一方面实现"泛爱众"的社会性理想。他还指出："《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强调人们应该把"孝友"的血缘亲情直接推行到社会的政治活动中，由此达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的目的。他的弟子有若对于这一点深有领悟，因而曾经明确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很明显，这个命题实际上就是把"为仁"植根于"孝弟"之中，以血缘亲情作为实现天下归仁的本原根据（"本"）。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血亲情理精神，并且明确把它说成是儒家思潮的"一本"。在批评墨家弟子夷子主张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观念时，他曾指出："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孟子·滕文公上》）在这里，孟子就是以"人之亲其兄之子"的"血亲"情感远远高于"亲其邻之赤子"的"兼爱"情感为理由，认为墨家思潮主张以人与人的兼爱情感为本根、再从中推演出父慈子孝的血亲情感，是在"亲情"的本根之外又确立了另一个"兼爱"的本根，因此是所谓的"二本"，并且针锋相对地强调了儒家思潮坚持的与"天之生物"相一致的"一本"原则，认为"孝子仁人"应该以血缘亲情作为从事一切行为活动的唯一本原根据。

从这种"一本"原则出发，孟子不仅把儒家思潮提倡的基本伦理规范--"仁义礼智"的实质内容全都归结为"事亲从兄"的血缘亲情，主张"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而且还提出了著名的"推恩"原则，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于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很明显，孟子的这些见解就是要求人们以父慈子孝、事亲从兄的血缘亲情作为唯一的本原根据，一方面通过扩充"我固有之"的"仁义礼智"规范，在个体性方面成为"至大至刚"的"大丈夫"，另一方面通过"善推其所为"的途径，在社会性方面实现"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的普遍性仁爱理想。

由此看来，孔子和孟子都是把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存在植根于"血亲情理"之中，强调血缘亲情是人们的一切行为活动能够成为正当合理的根本原因，从而赋予了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血亲情感以"本原根据"的意义。

三

孔子和孟子不仅赋予了"血亲情理"以"本原根据"的意义，而且还进一步赋予了它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试图将它置于人们的行为活动应该遵循的其他一切准则之上，使之成为其他一切准则都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最高原则。

孔子已经开始通过一些具体的命题，指认血亲情理所具有的至上地位。例如，他曾明确指出："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本来，面对当时"天下之无道也久矣"的历史现实，孔子毕生都在孜孜以求地力图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目标；因此，要求人们在一切情况下都能够自觉地选择和坚守"人间正道"，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然而，为了强调血亲情理精神不仅具有本根的意义、而且具有至上的地位，他却认为人们可以不必考虑"父之道"究竟是"正道"还是"非道"的问题，仅仅为了实现血亲情理之"孝"，就无条件地做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宋代儒家学者在解释这一命题时曾明白指出："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转引自朱熹：《论语集注·学而注》）换句话说，即便"父之道"属于"非道"，"孝子"也应该出于父子亲情，至少在三年之内始终坚守"父之道"。这种看法显然是将"孝子之心有所不忍"的血缘亲情置于孔子自己也明确认可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目标之上，认为按照血亲情理的原则，"父之道"可以高于"天下有道"。

再如，孔子曾针对叶公说的"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提出异议，指出："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本来，孔子很为重视"诚实正直"的普遍规范，甚至批评微生高在他人借醋的时候有意隐瞒真相的做法为"不直"（参见《论语·公冶长》）；因此，要求人们在一切事情上（包括在攘羊这件比借醋严重得多的事情上）都能够做到"证之"而"直躬"，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然而，为了强调血亲情理精神不仅具有本根的意义、而且具有至上的地位，他却明确主张"诚实正直"的普遍准则并不适用于父子之间的血亲关系，从而将"父子相隐"的血亲规范置于"诚实正直"的普遍准则之上。

孟子也曾通过一些具体的命题，明确肯定了血亲情理所具有的至上地位。例如，他曾公开主张"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甚至认为"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本来，孟子十分强调"性善"、"为善"对于一切人的重要意义，并且指出"责善，朋友之道也"（《孟子·离娄下》）；因此，要求父子之间也能通过"责善"的途径扩展充实人人固有的"性善"之端，应该说是顺理成章。不过，为了强调血亲情理精神不仅具有本根的意义、而且具有至上的地位，他却明确主张父子之间不应该"责善"，以免贼害血缘亲情之"恩"。这种看法显然是将"父子有亲"的血亲情理置于孟子自己也明确认可的"责善"准则之上，认为"父子有亲"的血亲情理可以高于"性善"、"为善"。

再如，孟子曾明确指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从而把这两位圣贤主要视为"事亲从兄"的最高典范，并且尤其推崇舜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氛围中依然能够"尽事亲之道"，成为"大孝"的"人伦之至"。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还举出两件事情作为例证。第一个事例就是：面对"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的局面，舜可以根据"父子有亲"的血亲情理，"视弃天下犹弃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第二个事例则是：对于"至不仁"的弟弟象，舜可以根据"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的血亲情理，对他加以提拔任用、"封之有庳"，公开宣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万章上》）。本来，舜身为天子、又是圣贤，理应以身作则地坚持遵守法律、任人唯贤的普遍准则，由此在"平治天下"中实现"王道仁政"的社会性理想目标；然而，在这两个事例中，他却是要么将"父子有亲"的血亲情理置于遵守法律的普遍准则之上、以致不惜徇情枉法，要么将"兄弟有爱"的血亲情理置于任人唯贤的普遍准则之上、以致不惜任人唯亲。至于孟子对舜的这些做法的积极认同，显然也是为了强调血亲情理精神不仅具有本根的意义、而且具有至上的地位。

进一步看，孟子甚至没有满足于仅仅通过一些具体命题或是特殊事例指认血亲情理的至上地位，而是还试图运用一般原理的形式，强调血亲情理可以凌驾于人们的其他一切行为准则之上，成为人的存在的最高原则。他所说的"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就明确肯定了对于"孝子"来说，没有其他任何行为规范可以凌架于血亲情理的"尊亲"原则之上，因为只有后者才能具有至高无上的终极地位（"为大"）。事实上，他之所以抨击夷子有关"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主张、强调"人之亲其兄之子"的"血亲"情感远远高于"亲其邻之赤子"的"兼爱"情感，正是旨在凸显血缘亲情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并由此确立了儒家思潮始终坚持的"爱有差等"、"爱莫大于爱亲"的原则。结果，在孟子看来，只要能够符合血亲情理的"事亲为大"原则，哪怕"孝子"的举动违背了人类行为的其他一切规范，依然可以说是正当合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孔子赞同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还是孟子主张的"父子之间不责善"，或是孟子认同的舜的徇情枉法和任人唯亲等做法，都是"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的血亲情理精神的具体体现；因为只有把血亲情理视为至高无上的最高原则，这些明显违背了孔子和孟子自己也明确认可的各种准则的做法，才会成为正当合理的行为举动。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墨家、道家、法家等其他思潮也没有完全否认父慈子孝的血缘亲情对于人的存在所具有的意义；不过，如后所述，它们并没有把血亲情理视为至高无上的唯一本根，而是主张它应该在本质上从属于其他某种更高的主导原则。结果，以血亲情理作为本根至上的最高原则，便构成了儒家思潮区别于先秦墨家、道家、法家等其他思潮的独特之处，成为儒家思潮所特有的基本精神；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基本精神，使儒家思潮在本质上呈现出鲜明的血亲团体性特征。

四

如果说人的个体性存在主要是指一个人在与自身的个别性关系中拥有的存在，而人的社会性存在主要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的普遍性关系中拥有的存在，那么，这里所谓人的团体性存在，则主要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的特殊性关系中拥有的存在。例如，如果说孔子和孟子肯定的"为仁由己"、"至大至刚"强调的是一个人应该在与自身的个别性关系中把自己造就成个体性的"志士仁人"，而他们肯定的"天下归仁"、"仁者爱人"强调的是一个人应该在与其他所有人的普遍性关系中实现社会性的"泛爱众"的话，那么，他们肯定的"父慈子孝"、"事亲从兄"，显然就是强调一个人应该在与其他某些人（即那些与自己保持着血缘关联的人）的特殊性关系中履行血缘亲情的原则规范，从而实现自己的血亲团体性存在。当然，在人的存在中，除了这种父母子女（血缘）的团体性因素外，还包含着其他建立在特殊性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团体性因素，诸如丈夫妻子（姻缘）、朋友熟人（友缘）、同乡邻人（地缘）、领导下属（治缘）、同事同行（业缘）、师生同窗（学缘）等种种团体性的因素。

显而易见，对于人的整体性存在来说，个体性、团体性、社会性（群体性）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并且，只有当这三种因素能够达到内在和谐的有机统一时，人的整体性存在才能够获得完美的实现。事实上，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许多理论学说，都曾试图提出某种能够使三者保持和谐统一的原则或途径。儒家思潮便是如此。如上所述，孔子和孟子特别强调血亲情理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具有本根至上的地位意义，就是要求人们从血亲团体性的"父慈子孝"、"事亲从兄"出发，一方面通过"求诸己"确立个体性的"为仁由己"、"至大至刚"，另一方面通过"泛爱众"实现社会性的"天下归仁"、"平治天下"，在个体性、团体性、社会性的和谐统一中实现人的整体性存在的全面正常发展。

然而，问题在于，由于孔子和孟子把血亲情理视为至高无上的唯一本原根据，结果就事与愿违地导致了人的整体性存在发展受到扭曲，以致最终陷入血亲团体性的片面性之中。这一点具体表现在：在血亲团体性与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不存在对立冲突的情况下，他们的有关主张必然会迫使个体性和社会性依附并从属于血亲团体性，甚至导致个体性和社会性受到后者的约束限制而无法获得充分的发展；而在血亲团体性与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出现了对立冲突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血缘亲情的本根至上地位，他们的有关主张更是会迫使个体性和社会性否定甚至消解自身，以致人的整体性存在仅仅被归结为血亲团体性的存在。这里先来讨论第一种情况。

本来，在血亲团体性与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不存在对立冲突的情况下，它们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可以保持一种自然而然的统一关系，实现素朴和谐的正常发展。然而，由于孔子和孟子不仅主张把个体性和社会性植根于血亲团体性之中，而且要求赋予血亲团体性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果就使父母子女之间的特殊性血缘关系成为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内容，从而导致个体性和社会性不得不依附并从属于血亲团体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压抑限制。这一点在儒家思潮特别重视的政治和伦理领域内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般而言，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并不具有主导性的意义。然而，孔子为了强调血亲情理在政治生活中的本根至上地位，却明确认为把"孝友"的血亲规范"施于有政"就是"为政"，并且在"齐景公问政"时简明扼要地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朱熹在解释孔子的这一回答时也曾明白指出："此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也"（《论语集注·颜渊注》）。换句话说，在孔子和朱熹看来，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血亲性团体关系实际上就构成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大经"和"根本"；相比之下，除了"君臣上下"的宗法性团体关系之外，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其他各种因素，包括人们在各种政治法律关系中拥有的那些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因素，与这种"大经"和"根本"相对照，则只能是处于一种依附从属的次要地位，必须接受这种"大经"和"根本"的统辖控制。

一般而言，在人类的伦理生活中，个别性的个人己德、特殊性的团体私德和普遍性的社会公德往往构成了三大基本要素。然而，孟子为了强调血亲情理在伦理生活中的本根至上地位，却把"人之大伦"仅仅归结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与此相近，《中庸》也强调指出：所谓的"天下之达道五"就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换句话说，在孟子和《中庸》看来，人类伦理生活的根本内容，主要就是人在与他人的特殊性关系中拥有的团体私德；相比之下，人在与自身的个别性关系中拥有的个人己德和在与他人的普遍性关系中拥有的社会公德，包括孔子和孟子自己也明确认可的"求诸己"、"大丈夫"、"天下归仁"、"仁者爱人"等等伦理规范在内，由于受到了前者的压抑，反倒无法在"人之大伦"和"天下之达道"中占据一席之地。

其实，一旦肯定了血亲情理的本根至上地位，一旦认同了"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的原则，不仅在政治和伦理生活中、而且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血亲团体性的存在势必就会占据主导性的统治地位；而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存在则只能是处于一种依附性的状态，甚至还必须在本质上从属于至高无上的血亲团体性存在。例如，在孔子那里，"天下有道"的社会性理想和"为仁由己"的个体性志向就都是从属于"父慈子孝"的团体性血缘亲情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孝子"都应该首先坚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然后才能进一步去考虑如何坚持"为仁由己"、实现"天下有道"的问题。尤其是人的个体性存在，不仅应该从属于人的社会性存在，而且还应该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从属于血亲团体性的存在。所以，孔子在肯定"为己"、"由己"的同时，便特别强调"克己"，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而在这里对于个体性存在起着规范限定作用的"礼"，又首先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礼制。结果，他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虽然也包含着通过克制个体性发展而实现社会性仁爱的因素，但在本质上却首先是强调：在家庭生活中，人们应该依据血缘亲情克制自己的个体性发展，以求维护父权制家族的既定秩序；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应该依据君臣义情克制自己的个体性发展，以求维护宗法式礼制的政治结构。于是，人的个体性存在便会处处受到血亲团体性和宗法团体性的束缚压抑，难以充分展开自身的正常发展。

因此，如果说在个体性与社会性二者的关系上，孔子和孟子由于赋予了社会性以更高的地位而要求个体性必须从属于社会性、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社会性特征的话，那么，在人的整体性存在的问题上，他们由于赋予了血亲团体性以至高无上的根本地位，就进一步要求个体性和社会性都必须从属于血亲团体性，允许凭借血亲团体性来约束限制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充分发展，从而最终在本质上呈现出血亲团体性的特征。

五

在血亲团体性与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不存在对立冲突的情况下，虽然孔子和孟子坚持的血亲情理精神必然会导致个体性和社会性受到血亲团体性的约束限制而无法获得充分的发展，但它们毕竟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自己的存在，构成人的整体性存在的必要因素。然而，一旦在血亲团体性与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出现了对立冲突，那么，依据孔子和孟子坚持的血亲情理精神，为了维护血亲团体性的至高无上地位，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存在就不得不否定甚至消解自身，以致人的整体性存在仅仅被归结为血亲团体性的存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表现得最为鲜明。

本来，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个体性、团体性、社会性三者不存在任何对立冲突的情况，只能说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因为由于自身性质和涉及范围的不同，它们之间必然会存在着种种矛盾张力，甚至常常导致对立冲突。因此，人类思想史上的那些试图肯定三者和谐统一的理论学说，都曾试图提出某种能够克服三者对立冲突的原则或途径。儒家思潮也是如此。事实上，孔子和孟子特别强调血亲情理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具有本根至上的地位意义，就是要求人们在个体性、团体性、社会性出现对立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依据血亲情理的最高原则来克服三者之间的对立冲突，实现人的整体性存在的全面正常发展。然而，问题在于，按照孔子和孟子的主张，由于血亲情理具有本根至上的最高地位，可以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统辖制约，更不应该受到其他任何因素的否定消解，结果，人们在依据血亲情理原则克服三者之间的对立冲突时，就只能够通过否定个体性和社会性来确保血亲团体性的至高无上地位，从而导致自己的整体性存在仅仅剩下血亲团体性这一种因素。

例如，在"父之道"并非"正道"的情况下，血亲团体性的"父之道"与个体性的"为仁由己"和社会性的"天下归仁"必然会存在着对立冲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人们出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忍"的血亲情理原则而依然坚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那么，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们就必然是既无法确立"不可夺志"的个体性志向，又无法达到"天下有道"的社会性理想，而最终只能是使自己的存在仅仅落入到"父慈子孝"的血亲团体性情网之中。

再如，在父亲做了诸如"攘羊"之类的事情的情况下，倘若人们出于"父慈子孝"的血亲情理原则而依然坚持"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尽管的确可以大大加强父子之间的团体性和谐融洽，但这种做法显然既无助于确立他们"求诸己"的个体性存在，也无助于实现他们"泛爱众"的社会性存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父子两人不仅都会失去诚实正直的个体性品格，而且也会失去尊纪守法的社会性公德。

又如，在父子两人并没有达到纯善无恶的理想境界的情况下，倘若人们出于"事亲为大"的血亲情理原则而依然坚持"父子之间不责善"，尽管的确可以大大加强父子之间的团体性血亲恩情，但这种做法显然既无助于确立他们实现"人性本善"的个体性存在，也无助于他们实现"仁者爱人"的社会性存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父子两人不仅都会失去在道德修养中进行相互批评、相互帮助的重要契机，而且也有可能纵容自身的缺点错误进一步恶性膨胀。

最后，倘若舜出于"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的血亲情理原则，在瞽瞍杀人后依然将其"窃负而逃"，在象"至不仁"的情况下依然将其提拔任用，这些做法尽管的确能够使他达到"尽事亲之道"的极致境界，但显然不仅会使他失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个体性浩然之气，变成"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的"孝弟而已"，而且也会使他放弃"博施于民"、"平治天下"的社会性崇高职责，变成"视弃天下犹弃敝?"的"孝子之至"，结果是仅仅落入徇情枉法和任人唯亲的血亲团体性之中。

第3篇：孔孟论学范文

关键词：孔子 孟子 诠释 美学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孟子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曾子和孔子嫡孙子思先后担当起了继承与传播儒学思想的重任。如果说，孔子在他的时代，用“舍我其谁”的自信来巩固宗法制度下的一整套观念体系，那么同样可以说，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儒学思想也需要适应时展的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诠释体系。处于战国时期的孟子，在儒学思想史上，就承担起了发展儒家思想的重任。

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使儒家思想保持了自身的活力。他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以下只注篇名）自诩，从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和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角度，强化了孔子“仁”的理论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生存价值的一种理想与信念。因此，他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孔子的思想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但却与之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在客观上起了丰富、开拓和深化儒家理论见解作用。本文着重就孟子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做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在儒学传统中，《诗经》是重要的文献典籍，相传孔子曾对《诗经》做了整理，《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他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运用于教学活动中，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的。

把《诗经》作为教材来要求学生学习和理解，体现出孔子对《诗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一般说来，后世学者把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当作孔子论诗的纲领，但对这句话的理解，事实上是存在分歧的。近人匡亚明说：“‘思无邪’，本是《鲁颂·駉》一诗中形容牧马人吆喝着叫马不要乱跑的意思（‘思’系虚词，吆喝声，‘邪’同斜，合起来即‘呕唷！不要乱跑！’）却被用为比喻思想正派。”[1]而把“思无邪”理解为“思想感情的诚正”，也只能看作是后来的学者用自己的观念去对孔子的话作符合自己思想观念的解释，这里姑不详论。在《论语》中，多处专门论述到《诗》，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诗》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作综合地论述；另一种是对《诗》里的具体诗句的理解和阐述。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在社会政治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几乎可以说，他是把《诗经》当作立身之本来看待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认为，学诗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仁人君子的必备条件或先决条件，从学《诗》起步（即“兴”），然后才能进一步学习“礼”和“乐”。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就是对学《诗》的具体作用的阐述。朱熹对“兴”的解释是“感发志意”，也是从《诗》对人的正确健康的情感和思想的形成，产生启发、诱导、陶冶等作用来加以解说的。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教诲的：“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他还对儿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孔子是从维护“礼”的目的出发，来教育学生和自己的儿子的，在他看来，用《诗经》里的诗句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其对个人的素养而言，是“不学《诗》，无以言”，即可以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时说话有所依据，显示出符合“礼”的修养；而学习《诗》里面所提供的经验、原则，又可以作为政治活动中的决策依据，增加自己的施政经验，增强自己的施政能力，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所以，在孔子的理论中，《诗经》的价值是很具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也就是说，他把《诗经》里的诗歌，当作“仁”的教本和“礼”的规范，让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孔子从这一原则出发，可以把《诗》里的许多诗句都往“礼”与“仁”的思想观念上去解说，对那些借《诗》里的诗句，能够举一反三地加以理解的学生，也就倍加赞赏。“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论语·学而》）“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在一般人看来，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都只是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现象的描述，可是到了孔子的眼里，就都带有强烈的“礼”与“仁”的色彩，而且他的那些得意门生，居然也能够顺着他的思路，从普通的诗句里找到了“礼”与“仁”的深刻内涵。

这种解诗的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来说，可以是一种理论预设，他们在孔子的仁学思想的前提下，借助于《诗》的素材，演绎出无所不在的“礼”与“仁”的观念，丛强化了“礼”与“仁”的无所不在。但孔子对《诗》的这些零散的解说，只是一些即兴的发挥，有时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比如说，从子贡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到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再到《诗》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中间的联系在哪里呢？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孔子从“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的原则出发，来解释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正是达到这种“和”的境界的一种途径。这样的解诗方法，在一般人看来，确有些匪夷所思，但又自有其牵想妙得的合理性的一面。

而正是孟子，才从孔子的那些一言半语中看到了儒家诗学见解的闪光，并且把它上升为一般的美学原则来加以推导与总结，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诗学理论。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肯定，孟子是否正是从子贡和子夏的颖悟中看出了儒学思想的精髓，因为他曾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尽心下》）而子贡和子夏对《诗》的理解，正表明了他们具有“言近而指远”、“守约而施博”的过人的智慧，他们都能够从《诗》里面所描述的极其浅近的小事中，引伸出对“礼”与“仁”的深刻领会，并进而理解其中所包含的至大至深的“道”。

对孔子的这种解《诗》的方法，孟子做出了这样的理论上的概括：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

在孟子看来，对诗句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对字面意义上，根据诗句里的片言只字，就望文生义地作机械的理解，从而损害诗的含义。而是需要用自己的领会和感悟，去探求诗的真正的蕴涵，才能把握住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读诗与解诗的人的这种领会和感悟，是从自身的理解出发的，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说的：“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孟子依据孔子解《诗》的实践提出的这一理论主张，实际上包含着现代解释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理解的“前结构”理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2]以子贡和子夏对《诗》的理解而论，他们都是从“礼”与“仁”的“前结构”出发来给定了，是以儒家“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的“礼”与“仁”的理论作为前提的。至于他们得出的结论，又可以看作是《诗》的特定视界（即“志”）和解《诗》者的特定视界（即“意”）这两个不同的视界的相互融合。

孟子的“以意逆志”这一解《诗》理论，在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不是单纯从对诗的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解释诗的精蕴，而是把孔子解诗原则和方法，理解成为一种教育手段，以《诗》作为一种教育的素材，强化人们对孔子“礼”与“仁”的理解，显示出了那种思想教育功能的无所不在。

事实上，孟子对《诗》的解说，同孔子所持的方法有着十分相似之处。比如，他在与公孙丑的一段对话中，就讨论了对《小雅·小弁》的理解：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者，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笑谈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 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告子上》）

传说《小雅·小弁》这首诗，是被周幽王废立了的太子宜臼的老师写的，以此来抒发宜臼的哀伤和怨恨。孟子从宜臼的怨恨中看到的是“亲亲”（热爱亲人），而既然是热爱亲人，那就是一种“仁”的表现。宜臼的怨恨为什么又会是出于对亲人的热爱呢？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从孔子的“仁”的观点看来，是因为宜臼对其父周幽王不合“礼”制的行为有怨恨，而发抒出这种怨恨，正是出于对其父王的爱戴。孟子不也是转弯抹角地“以意（己意）”揣摩（“逆”）了《小弁》作者的“志”吗？

孔子从“仁”的思想出发，想努力塑造出一种完善的儒者的人格，以挽救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颓势。他对人的内在精神的美做出过许多论述，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以“仁”和“义”来武装。他以“松柏”来做比喻：“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赞扬了在社会大变迁的过程中，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顽强挺立，不屈不挠，从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经典性的精神意象。

对君子人格上、精神上的美的形成，孔子就以“仁”为核心，做了这样的概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其中“义”是最本质的精神；在实行这种“义”的时候，需要符合“礼”的要求；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则应当表现出谦逊的态度；而诚实守信则是他成熟的标志。在《论语·颜渊》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在他看来，“义”是和正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义”，就有了做人的根本，因此，他还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他把内在的正直和仁义作为君子内在所固有的品质，认为这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即使在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的处境和条件下，孔子也特别推崇那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他对自己的精神境界做了这样的描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因此，他也特别推崇他的得意弟子颜渊：“贤者，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者，回也！”（《论语·雍也》）从“仁”出发，在“礼”的制约下，达到“义”，于是一切行为就会都符合了道德的规范。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种以仁义来塑造“君子”形象的思想，他把孔子提出的“仁义”是人的内在本质的人格之美的理论，进一步上升到了生命的价值的高度，作出了形象的发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这样一来，“义”就成为人的行为的最高的规范，据此，他就说出了这样掷地有声的话：“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在他看来，“仁”是天下最宽广的住宅；“礼”是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义”是天下最广阔的“大道”，有了这几样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说孔子是从人与外在社会的联系中应当保持的态度出发，来阐述一个君子对不仁不义的行为应当采取的立场，从而保持自身的纯洁，那么也不难看出，孟子则是把孔子“仁义”的思想，从个人的道德修养的角度作了生动形象的发挥，使它成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从而强化了君子的人格主体的内在力量。他不是被动地应对，去抵制客观世界里违背“仁义”的事对自己的诱惑，而是主动的排拒这种诱惑，让它根本不可能对自己产生诱惑。这样做，不是就可以像孔子所说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了吗？

而这种“义”的力量又是无所不在的，在孔子看来，一个能够称得上“君子”的人，需要十分重视人的内在精神的培养，使他的人格力量在言行的正派中表现出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他强调了正派的品格、高尚的道德是可以具有感染力和召唤力的，有了这样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就形成了他的人格的魅力。有了这种正气，就可以做到无所忧虑，无所畏惧：“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他还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他把刚强、坚定、质朴和说话谨慎都列入“仁”的精神内涵。这种人，就可以做到“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至于怎样才能达到“正”和“刚”呢？孟子从人的自身修养的角度，用“浩然之气”来加以概括：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上》）

在这里，孟子对人格之美的形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君子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只能来源于自身的正气，也就是“浩然之气”，它要靠自身的正直去培养，把它与“义”和“道”结合起来，在长期的修养中获得，而不能靠一蹴而就。他用这种“浩然之气”，把孔子所说的道德的感染力和召唤力，转化成为人的自身的情感意志和内在动力，从而进一步造就了无所畏惧的批判力和战斗力。

他甚至指出，一个人的人格精神的培养，离不开艰难困苦的磨练：“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这样，他就把孔子对颜渊的个人品德的赞美，提升到了人格的培养和锻炼成长的意义上，论述了艰难困苦的环境和外在条件，对崇高人格的形成，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就把孔子对“仁义”的内修学说扩展到了外练的层次，从而拓宽了孔子所提出的人格规范的狭义范畴，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楷模，从对君子、伟人的要求，扩展到了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也如同他在《滕文公上》中引述的颜渊的话：“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亦即他所肯定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的意思。这样，孟子就把孔子的“仁义”的理论和他所树立的圣人的典范，转化成为从普通人到君子、再到最高典范的圣人这几个不同层次人格美的，使孔子对人格之美的赞颂与渴求，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与达到的人格美的目标。

孔子已经注意到了“美”和“善”的区别：“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与此同时，孔子也注意到“质”与“文”的区别：“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但是，孔子又是很注重一个君子的外在形象的，《论语·颜渊》中记录了一段孔门弟子与棘子城关于外在形态之美的争论：“棘子城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也。’”子贡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不同意棘子城对“文”的价值的否定，认为如果没有“文”与“质”的区别，就好像把虎豹的色彩斑斓的毛色去掉以后，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也就没有区别了。刘向《说苑》还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可见孔子自己也是很重视外表的美的。

从人作为生命个体所具有的人格之美来看，孔子的评价，表现为对“美”与“善”或“文”与“质”这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形成的内在统一的关系上，一方面是内在的“质”或“善”，另一方面是外在的“文”或“美”。孔子看到了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没有了外在的美的形式，内在的“质”就显得粗俗、粗鄙；相反，只有外表经过文饰的华丽，也会显得虚夸浮饰。他的得意弟子子贡充分理解了他的意思，就把这两个方面概括为“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把“质”与“文”的内在统一的关系表达得更加清楚了。

孟子在他们的理论的基础上，发挥了他对这种“质”与“文”统一的关系的理解，也就是说，他是在人们的感性形态上，对这种统一做出一个具体的描述：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孟子甚至撇开了孔子对子桑伯子那种 “不衣冠而处”所呈现的“其质美而无文”的狭隘理解，从人自身的品质着眼，强调了一个君子，如果有“仁义礼智根于心”，就会在自己的外在形体上表露出他的高尚：面色红润、身躯高大、动作得体。在他看来，这些才是“文”或“美”的本质的表现。

另外，他又说：

存乎人者，莫良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观其眸子，人焉廋哉。（《离娄上》）

这里，他更进一步强调，一个君子有了“仁义”作为内在的品格，又会在他的眼神里表现出来，胸中藏有仁义（“正”），眼睛看起来就是清澈而明亮；相反，胸中没有“仁义”作内蕴（“不正”），眼睛就会暗淡无光。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只要看着他的眼睛，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推断出他的内在品格，这是无法隐藏的。

对这种人格之美，孔子树立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最高的人格典范，那就是尧。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大”，颇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伟大”，这种“大”，是对尧的内在精神和外表气度上所表现出的完美所作的最高的概括，因此，也就是接近于他在评价《韶》乐时所说的既“尽善”，又“尽美”。在孔子看来，尧作为最完美的人格主体，既具有内在的仁义品格（即“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又具有与之相称的外在的容貌、举止、风度的美（即“焕乎！其有文章”），从而达到了高度地完美地统一，也就符合了他所说的“文质彬彬”的“君子”的典范。

而孟子则融合了孔子所说的“善”、“美”、“文”、“质”、“大”这几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形成了他所特有的美的观念体系：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尽心下》）

孟子在这里所取的标准是“仁义”，也是人格美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出发，他把人格美分为六个等级：善、信、美、大、圣、神，形成了梯级上升的人格美的不同层次。在他看来，第一层次是“善”，就是指一个人必须能够只追求符合仁义的东西（“可欲”）；第二层次是“信”，就是指不但能够从行为上追求“善”，而且还要把它内化为自身内在的行为准则，而且决不背离这一原则（“有诸己”），这也就是他在《离娄下》中所论述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的意思；由此出发，又进一步把仁义的原则扩大到自己的全部人格，就可以达到“充实”，这样就不仅具备了善与信的品格，而且连外部的容貌、举止、风度也都能体现出仁义的原则，那就可以上升到了第三层次——“美”的高度；如果更进一步要求，再使自己的容貌、举止、风度做到光彩照人，气象非凡（“充实而有光辉”），那就可以说是“大”了，这是第四个层次。而更高的第五和第六层次，则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了：如果还能够用这种“光辉”的气象去感化万物，就可以称之为“圣”，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像“天”那样可以化育万物；而这样的“圣”人，又是妙不可知，不是一般人所能完全理解的，即孔子所说的“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这样的人就达到了“神”的境界。这六个层次的人格美，既是常人可以企及的，又是常人不可企及的，既是现实的目标，又是理想的高度。正因为如此，孟子才会说：“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离娄下》）这样一种美，已经超越了孔子所说的外在的表面的文饰的美，而是把孔子所说的“焕乎！其有文章”的意思，从具象的层次上升到了意象的层次，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的美。

对这种人格之美，孟子又并不是把它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地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调节的过程。他说：

“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离娄下》）

这里，孟子显然不是强调西子形貌之美的重要，而是强调了即使是最美貌的人，也需要具有良好的道德精神，如果受到肮脏东西的污染，人们也会另眼相看，甚至会掩着鼻子走过她（他）的身边。与此相反，那种外貌丑陋之人，只要诚心诚意地斋戒沐浴，具有良好的品德修养，也照样可以去做祭祀上帝这样圣洁的事。由此可见，人的内在的美是更重要的美。

在中国思想史上，素来是把孔、孟并提的，把孟子抬到“亚圣”的地位，也不是哪个人的随意之举，这正是因为孟子在深刻地理解了孔子的“仁”的学说的基础上，融进了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诠释体系，使孔子的思想更容易被社会的每一个人所接受，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和美学原则。

第4篇：孔孟论学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孔子；孟子

一、由孔子学说到儒家学派的建立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1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出身低下。孔子说：“吾少贱也。”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并且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冲破了上周以来学在官府的格局。孔子把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教育活动。他还在教育方面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面对春秋时期社会的动荡，孔子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孔子的思想学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与礼，仁与礼是孔子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春秋前期人们把尊老爱幼，众庶，等行为都看做是仁的表现。孔子对于仁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春秋前期思想家的认识，孔子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了较系统的“仁学”。

孔子所说的“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仁”的含义就是“爱人为仁”。孔子认为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社会的各个等级之间都应该相互仁爱。统治阶级更应该爱人。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

孔子认为通过仁爱在社会建立起各等级之间充满人情味儿的伦理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仁”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克制自己的私欲，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方可为仁，这里“仁”是指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孔子在提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要符合道德规范。他曾说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良好的道德品质主要来源于个人的道德自觉。每个人都会从生活中的小事中表现出自己的道德水平。然而遵守礼的规范则是优良道德品质在人们行为方面的表现。

二、孔子学说的著作

孔子的主要思想内容都记录在《春秋》《论语》《易经》《仪孔》等书中。《春秋》一本中主要记载了古代中国一贯奉行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基本上以《春秋》为最高标准。《春秋》一书中要求人们尊重有序，各守本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应明确自己的位置。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良好社会秩序。

《论语》普遍被认为是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一本书，不是孔子本人编纂的一本书，也有人提出《论语》不足以概括孔子学说的全貌。但是《论语》中许多孔子的思想就在其与弟子的交流中体现出来，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易经》主要记录孔子的哲学思想。《仪礼》主要记录一些礼仪制度。以上几本书不仅记录了孔子的思想，也是孔子学说的集中表现。

三、由孟子学说到儒家学说的发展

孟子，名轲，出生于山东邹城。生卒年代不详，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人们尊称为“亚圣”。受业于子思的门人，继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又发展了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进一步完善。

孟子的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性善伦和仁政学说。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有许多相近之处但也有很多区别，不仅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而且他们本人对人性的观点和对“仁”的侧重点也不同。孟子认为“善”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可见孟子与孔子的观点相近。孟子还认为后天环境对一个人的修养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孟母三迁”中看出环境对一个人成长有着重要影响，这一观点在孟子心中的分量。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实施仁政，他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常。”可以看出孟子以为仁政是治国的基本原则，能不能行仁政是决定一个国家成败得失的关键。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兴亡根本原因是统治者能不能实行仁政。同时也认为仁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在《孟子·离娄上》上提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家亩；士庶不仁，不保四体。”在如何实施仁政上孟子有一些个人的具体想法。他认为首先应先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即“制民之产”。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注重经济问题，在古代小农经济是经济基础，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不仅利于百姓生活也利于帝王统治。孟子在治民之产的基础上提出平均赋税。因为在古代帝王专制下，赋税是民众最为沉重的负担。人们的生产力不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每年赋税使人民生活艰苦。孟子认为应建立固定的税法均齐赋税，减少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同时使政治更得民心，利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在孟子实行的仁政学说中孟子一再注重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断提出对经济的管理方法。孟子认为国家应该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自古以来工商业都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即：“工商食官”。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的变迁，私人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其中关税就是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最大问题。孟子认为应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免除关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税收也应免除，即：“关讥而不征”使当时工商业自由发展。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孟子的思想大体上是要求统治阶级不与民众争利，多为人民利益考虑。但并不具备民主性的学说。

四、孔子与孟子的异同之处

孟子虽然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却在此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所以孟子与孔子的思想有很多不同之处。孟子与孔子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主张“仁”，在人性的培养上都一致认为后天的环境对人性的形成与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但在对待人性的问题上，孔子主张“仁”为根本，而孟子主张“义”为首要。在孔子的《春秋》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注重名分，坚守本分，要求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以“三纲五常”为标准的去生活，而孟子却主张：“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不受周礼的束缚，站在人民的角度上解决问题。孟子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

读孔子思想能让人看到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的宏伟蓝图；读孟子则能让人感受到行侠仗义的浩气。孔子与孟子的思想没有优劣之分，他们的思想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人们道德的修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在学习孔孟之道时也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使孔孟的思想更加适用于当今世界的发展。

注释：

[1]《论语·子罕》.

[2]《论语·阳货》.

[3]《论语·颜渊》.

第5篇：孔孟论学范文

我们先来看狩野直喜的孔子观（5）。要了解孔子的思想与人格，他认为最可靠的资料是论语。

这里我们略去他对论语的精细的文本考证，仅就其对孔子的思想人格的态度作一简要的论述。

对孔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儒教的精髓换一种说法即孔子的教义”（6），这里的“教”当然不是宗教的教，而是教养、教导的教。他特别反对将孔子之教视为一种宗教，以孔子为其教祖而将种种神怪的传说加在孔子身上的某些公羊学者的观点。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儒教以外的庄·列·韩非之徒为驳击儒教而肆意捏造的事实和谗诬材料。如《礼记·檀弓》中“孔子出妻”、“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等不可信之处甚多。他主张读论语一方面要怀着敬意，如古人所言，将自己假定为孔子的门人，接受孔子之教，这样来读将受益更大。如果仅就德性的涵养而论，读论语比五经更为有效。这一点伊藤仁斋先生早就有所区别，认为论语之理高于六经之上。另一方面要“学术地理解论语”，即对论语和孔子又要有客观的研究者的心态。这种研究也不仅仅是本本主义的本文研究，强调同时要“照之以情理”。这还不够，还需要仔细吟味欣赏其文辞之妙处。正因为这样，他对于当时东京的学者们组织用现代日语翻译汉籍（7）颇有微辞，认为其用心劳苦固然可嘉，然而能否达到目的他表示怀疑。认为论语的文辞气势之妙趣是难以靠翻译来表达的。因此他认为欲通过论语得孔子之教训以接近其人格，毕竟为翻译所不能，必需以原文为依据。狩野直喜对于孔子的认识可以说要比近代日本种种西化论者和保守论者的孔子观（8）更加平实、贴切和公允。他谈自己读论语的感受常用婴儿敲梵钟的比喻。虽是自谦，但就读经典而言，随着读者的阅历器量而收益反响不同，确是如此。另外他说论语所见孔子之言，极富常识性与实践性，谁都可学可教。可是刚有如涉浅濑之感，忽然不觉之中又有陷入千寻深渊之叹。下面以他对孔子的战争观（9）的分析为例来看他的孔子认识。

论语宪问篇曰:“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同一事实左传所述稍异:“孔丘三日斋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这是孔子唯一一次热心主张战争。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德治主义和礼乐主义，反对法治主义和武力主义。然而对于作为武力政治的手段的战争，他并不象后来墨子那样主张兼爱非攻、是极端的和平论者。孔子不绝对否认战争，唯不轻言之而已。狩野直喜解释孔子这一次主张战争的理由有三个方面。其一，从理论上说，按春秋之法陈成子乃为弑君之贼，乱臣贼子人可得而诛之。由于当时周室衰微而无力以命诸侯，孔子请伐齐在此意义上乃是正当的。其二，从现实上考虑，不得不比较齐鲁两国的国力。狩野直喜认为即便以伐乱臣贼子的堂而皇之的名义，若伐齐而败北反而使鲁国更加衰弱怎么办？孔子作为鲁国的臣子，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如左传所言“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正因为有此胜算，孔子才以如此秋霜列日之气象主战。在这一点上狩野直喜极力批判宋儒否认左传之言，对程子所谓“至于所以胜齐者。孔子之余事也。岂计鲁人之众寡哉。”“诚若此言。是以力不以义也。”等纯粹以道德动机立论而不顾现实成败的论调给予了强烈的反驳:“孔子讨齐而预测其成败何恶之有？尽管没有道理不可动兵,同时没有任何胜利的成算亦不可妄动。圣人岂会出如此无谋之举,进一步而言,如果讨齐无胜负之预算,亦犹非讨之不可乎？当然如果陈恒为鲁之臣而弑鲁君，鲁人不顾成败利钝未尝不可，而此事发生在邻国齐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乱臣贼子之恶而做拿本国的命运作赌注的事。”孔子之伐齐与“宋之学者不顾克金之方法，唯主张主战论而已者大相径庭。”（10）其三，认为孔子伐齐,其目标不在其之陈氏，而在本国鲁之季氏。当时鲁之国情与齐之国情大相类似。如能讨陈氏弑君之罪，亦可抑制鲁国季氏之横暴。因而讨齐之举与其说是对外不如说是出于对内的考虑。狩野直喜的分析完全是站在当时的客观的历史现实的基础之上，因此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把孔子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不但无损于孔子的形象，相反，圣人的大勇气大谋略更加真实可感。孔子之勇气与谋略未见用于当世而成就其功业，诚然遗憾。然而所谓功业不过限于一时、一国之事，其人死而忽逝。孔子因不得志于当世，而删定六经，祖述尧舜以来圣人之道，广教门徒，使此道传之后世。朱子所谓“盖尧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数万世，尧舜之道，非得孔子，则后世亦何所据哉。”狩野直喜感叹此可谓“至言”。（11）

概而言之，狩野直喜认为创儒学之教以垂后世的孔子不是什么“黑帝之子”，而是生于周代为周之立法者周公的子孙的封地即鲁国之臣子。孔子之教一方面因为其所说为为人之道而具有不为一时代一国家所局限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其生于封建时代，其教亦是基于对封建时代的长短得失有充分的认识，从而发为种种君臣之教。但是，其中，特别是其教如何适应后世封建制的变化，亦有其难明之处。在中国周代之后已经不存在象周代那样完全的封建制度。相反，他认为日本德川时代为经学尤其兴盛的时代，学者们也认为当时的国情与周代的封建之有许多类似之点。因此在儒学的某些方面倒是对孔子之教能够有充分的理解，而且实际上也恰切地打动了当时的人心。（12）他强调“无论中国的儒教如何发展，在日本不仅要愈益保存好它，而且必需阐明它以资世道人心。”（13）这里想要顺便指出的是，在近代日本，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孔子之教在中国虽流传两千几百年，但多流于一种形式，所传仅为其“型”，而日本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事实上能够推行孔子之道，认为孔子之道实际上在日本才得以实现。（14）虽然不能说狩野直喜完全支持这种观点，但他毕竟是近代日本的儒学家，把他的言论放到当时的历史和思想环境中去，会更好理解一些。

再来看他的孟子观。

他认为孟子明孔子之大道，与汉唐以后的经师的解释唯经典是从相异,而是能领会孔子学术之真意且使之发展。即对孔子所未言或未详言之处能深入阐明。如孔子说仁，孟子仁义并称;孔子未明言性之善恶，孟子则倡性善说等，其他如知言养气四端良知良能之说均为孔子所未言之处，不能不承认对于儒学的发展其功之大。（15）孟子的价值得到普遍认可是宋代以后的事。（16）西汉文帝时虽一度立为学官，因起异议而废。北宋神宗之时，王安石改革科举，将孟子与论语一同定为通经或叫兼经。孟子为宋儒所好，被列入道统，狩野直喜认为是在于其思想的唯心论等倾向正好与宋儒的思想合拍。即:

“孟子的思想倾向

唯心论 直觉主义 非功利主义 严肃主义

仁 humanism之确立

义 个人的确立”（17）

这主要是从伦理思想方面即道德方面立言，狩野直喜认为孟子的道德论可视为其政治论的一部分。如孟子主张性善论决非以议论性善论本身为究极目的。人君治民与个人道德两方面结合起来才可以称为完全的仁义。由此狩野直喜认为孟子的“王霸之别归于诚伪二字”，“君主的政治方法即指其道德态度而言。而未必一定为王者方可行王道。”（18）在对周室的态度上，孔孟思想之差,毕竟是由于时势不同的缘故。孟子在周室与人民之间更强调济民。不论何人只要行王道，便可辅之。王道政治发于仁义之德，然而徒具所谓仁义之德而不能达致以为人民谋幸福的实际效果，即“仁闻而民不被其泽”,则此德全无价值。“徒善不足以为政”（离娄上）。相反，即使有堂皇的业绩，也能与人民以幸福的实效，但如果这一切非出自人君之德即“不忍人之心”，也决不能称为王道。狩野直喜在这里也是强调道德态度与政治效果的统一的重要意义。

对孟子的政治思想，狩野直喜特别指出其民本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特点。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指出孟子提出民本主义的时代背景，是当时的君主唯以人民充当满足自己欲望野心的工具，从而警告他们如果这样下去，不图人民的安宁幸福，怠于人主的责任，则不可一日保其位。而决非认为人臣可以在道德上背离君主。除汤武放伐这样特殊的情况之外，只要君臣关系尚在，即使君行如何不道之事，在孟子而言也绝无容许臣背叛君的道理。误解孟子对君主所说的民本主义，以为他唯民权是重，如君主违背民意即可直接废除之，这是非常错误的。其二，指出孟子的民本主义换言之即尊重民意主义。尊重民意并不是说民意在政治上具有绝对的权力，并不意味着民意所在，不论何事，不论其当否，君主必需无条件服从。其三，指出孟子的民本主义虽强调君主为民而存在，政治为民而行政，然而并非说政治由人民决定。天子乃受命于天，而非由人民选择。所以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时，孟子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那么，“舜有天下也。谁与之。”孟子告诉他说“天与之。”狩野直喜强调尽管人君或国家是为民而实行社会政策，但要实现孟子的理想，如果没有超越于人民之上，不受其掣肘的巩固的君主，其事业到底不能实行。（19）狩野直喜对君主的态度在前面其伦常表现中已有论述。

此外，狩野直喜认为孟子是和平论者，反对所有为扩大疆土而使他国服从的战争。“至少他决不是军国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朋友。”（20）而且孟子热心于井田制，指出其“政治思想中颇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即“土地为国家所有，而平分给人民。换言之，即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应该为了弱者而抑制强者，为了贫者而抑制富者。”（21）狩野直喜这方面的思想为小岛?马所继承和发展。

注释：

1、 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岩波书店，1953年，第4页。

2、 《先学を?る??狩野直喜博士??》，《东方学》第42辑，1971年。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的谈话。第142、145页。

3、 《观堂集林》卷二十四。

4、 1923年进讲《尚书尧典首节》、1927年讲《古昔支那儒学の政治に?する理想》、1929年讲《我国における儒学の?溥wについて》、1932年讲《儒学の政治原理》。这些收入《御进讲?》（みすず??浚?984年）一书中。

5、 狩野直喜关于孔子和论语的专门论述除《论语孟子研究》、《中国哲学史》中的相关章节之外，还有《关于论语研究的方法》、《孔子与管仲》、《关于孔子传记》、《关于孔子传的一节》（以上文章收入《支那学文薮》）、《孔子》（收入《读书篡余》）等。

6、 同前《论语孟子研究》，第3页。

7、 1910年开始出版《和译汉文丛书》（12册，田冈领云等译注），玄黄社。1912年至诚堂开始出版《新译汉文丛书》等等。

8、 参见拙搞《近代日本的孔子观》，《孔孟月刊》（台湾），第39卷第3期，2000年11月。

9、 据其1914年11月在仙台孔子会上的讲演《关于孔子的传记》及《论语孟子研究》中“论语所见孔子的事迹?二十”。1935年5月北村佳逸出版了《孔子教的战争理论》（南郊社）一书。

10、 同前《论语孟子研究》，第93页。

11、 同前《支那学文薮》，第399页。

12、 同前《御进讲录》，第119页。

13、 同前《支那学文薮》，第422页。

14、 三宅雄二郎《日本的孔子教》。孔子祭典会编《诸名家孔子观》，博文馆，1910年。

15、 同前《中国哲学史》，第152页。

16、 宋以后除程朱学派尊崇孟子之外，也有站在与之相反的立场驳斥孟子的学者，如司马光的《疑孟》、李觏的《常语》、郑叔友的《艺圃折衷》。对此，余允文著《尊孟辨》反驳，朱子亦著《读尊孟辨》以补之。以上诸说见《朱子文集》卷七十三。狩野直喜在注释中对此有详细说明。见《中国哲学史》，第165页。

17、 同前《读书篡余》，第245页。

18、 同前《论语孟子研究》，第225页。

19、 同上，第231-234页。

第6篇：孔孟论学范文

虽同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不同时代特征下的孔子和孟子在各自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理想人格的构想，建构出自己的教育目的论。从孔子到孟子理想人格的承变，其中既有相似又有各自的特点。

关键词：

孔子；孟子；理想人格；承变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6008402

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史上，各学派根据各自的理论提出了欲培养的理想人格，形成了各自的教育目的论，其中孔孟的理想人格理论影响最为深远，他们对各自理想人格的构想具有相似又各有特点，直至今日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1 孔孟理想人格

1.1 孔子的理想人格：圣人与君子

孔子出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当时的社会诸侯僭越，民生凋敝，礼崩乐坏，他期望通过理想的伦理道德，构建出和谐的社会秩序。

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孔子将现实中人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和圣人，其中圣人是理想人格中的至高人格。在“圣人”理想人格构成因素中，既有“仁”也有“智”，但与较低一级的君子中的“仁”和“智”相比，“仁”更为宏大，“智”则不思而得，不虑而能。《孔子家语・五仪解》中“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始终，协庶品之自然。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赌者不识其邻。此则圣人也”，也将“德”作为圣人的基本因素，但这里的“德”与天地相合，“智”与日月同明并精悉万物始末。孔子将其塑造出的意义是为世人提供值得效法的最高典范，并不期望有世人能够达到，在现世中“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以”（《论语・述而》）。

君子人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君子形象，质指内在道德品质，文指文化修养和风度礼仪等，质胜于文虽朴实但略显贫乏，文胜于质则华而不实，两者搭配得当才能称之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但是“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可见君子的品格主要体现在智与仁这两个方面。“智”是理想人格的前提条件，在于善识人，知人善恶。“仁”是孔子理想人格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家主要思想。孔子谈“仁”有时指心，有时指道，有时指德。谓之心，指为人着想，推己及人；谓之道，是“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于德，即由“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仁之本质在于爱人，即善爱人民，以人为本，悲天悯人。

1.2 孟子的理想人格：圣人与大丈夫

孟子沿袭孔子将理想人格分层的做法，但对其“圣人”和“君子”的理想人格进行调整，形成“圣人”和“大丈夫”的理想人格构想。

孟子所提出的“圣人”与孔子的“圣人”有所不同，虽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却将圣人具体化。孟子基于性善论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仁、义、礼、智人生来就有，只需要引出来，“圣人”并非那么遥不可及，因此提出了“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为使其圣人形象更为具体以及真实，她提出了更具操作规范的“大丈夫”。

“大丈夫”与孔子的“君子”人格相比两者在本质上大体相似，都注重品德修养，恪守社会规范。不过，孟子意识到孔子的君子人格固然可敬，但恐与现实改造难能济事，便极力推出一位天能将大任于其身的顶天立地、威武不屈的“大丈夫”作为他所想象的理想人格。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对大丈夫人格总论道：“居天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其对大丈夫这一理想人格的论述中，孟子对孔子理想人格的“仁、智、勇发展成为大丈夫理想人格中的仁政，知言与浩然之气。他认为将统治者的仁者爱人之人格推己及人便是仁政；只有人格理想之人，才能知言知人知世，做到不惑，不为利益所动，便是智；而“浩然之气”是从具有正义与道德的个体中的一股正气，它并非偶然得到而是通过积攒培养起来的，也就因此有了“我素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2 孔孟理想人格承变

2.1 内圣与外王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其中的“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指的是个人的人格理想，即要人们在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上以圣人为目标。“外王”则在自身的内在修养基础之上，将内在的“圣”推而广之，及于社会，建立理想的“王道”政治。

孔子和孟子在对其理想人格的建构中，对“内圣”与“外王”有所提及，比如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与孟子的“修其身而平天下”（《孟子・尽心下》），但两者对其关系的界定与侧重各有不同。孔子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问题相当严重，究其原因是人心的麻痹与堕落，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从个人修养上入手，注重“仁”的培养，所以孔子的学说和对其理想人格的塑造更偏向于“克己”，并通过“修己以安百姓”不难看出，他将“修己”作为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安百姓”。

对比孔子的对“仁”的重视，孟子在对个人的“内圣”上则强调了“仁”与“义”这者组成的“浩然之气”。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社会虽得到了发展，但依然战乱频繁，民生动荡，只把“仁”作为理想人格的主要内涵已经不够了，因此需要“义”这一外在行为标准约束人的行为，可见对比孔子的“修己”，孟子的这种“由仁及义”的“内圣”之道更具有现实的实践性。孟子认为“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应当做到“穷的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孟子・公孙丑》中，“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不难看出孟子积极地入世心态，如果说孔子较为重视“内圣”，那么对于孟子来说则是在重视“内圣”的基础上，逐渐向“外王”有所转移。究其原因，除去与两所处与社会情况有关以外，与两者对于成人的看法也有一定关系。

2.2 成人与成人之次

对于“成人”一词的理解，作为名词理解即是生理或人格意义上的成年人，不过孔孟极力阐发是其动词意义。因此，这里的“成人”在孔孟理想人格构想下便是成为最为理想的人，即圣人。

孔子认为圣人是理想人格的最终目标，其高度之高即使尧、舜也不能达到，现实生活中更难找，因此孔子便承认有“成人之次”，即君子，认为这是世人通过一定的努力，虽然艰难但仍可能达到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他更重视“内圣”的培养，因为尚且尧、舜这样君主都无法做到“内圣”与“外王”完美统一的圣人之境，所以世人只能期望“修身”进行内在的道德的培养，以望有朝一日能行“王者”之道。对比孔子略带悲观的“成人之次”的看法，孟子并不承认有“成人之次”，这与他性善论的观点是紧密相关的。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四心”，因此只需将其引出即可，所以他认为圣人与我们也一样，只是将我辈固有之本性大而化之而已，因此他认为不仅尧、舜是圣人，孔子也是圣人，他甚至进一步扩充了圣人的阵营只是这些“圣人”虽然目前有了面孔，但是仍然缺乏具体的标准，与是他才提出了更有助于践行的“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它并非是“成人之次”，而是更具现实意义的“成人”。因此在与孔子一样重视“内圣”的基础上，他认为“圣人”与我同类，我们同样也可达到“内圣”与“外王”的完美统一。

理想人格根植于各家各派的理论思想中，为其教育思想与目的指明了道路。孔子和孟子虽都是儒家代表人物，其理想人格的构想虽大体一致却各有不同。这种“变”的思想是被他们所处不同时代所赋予的，也是他们对世人的美好希冀与鼓励。

参考文献

[1]于述胜，于建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326.

[2]杨钦英，姚丹.论孟子仁智勇统一的大丈夫人格[J].学理论，2009，（6）.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高学文，靳琪.孔子的理想人格及其意义[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3）.

第7篇：孔孟论学范文

「唐韩愈始提倡孟子，至宋代王安石特尊孟，奉之入孔子庙。而同时如李觏之常语，司马光之疑孟，皆犹於孟子肆意反对。然自宋以下，始以孔孟称，与汉唐儒之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思想史上一绝大转变，此风虽始於韩愈，而实成於宋儒。①

纵观两宋儒学之发展，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北宋前半期，儒学者大致株守汉学，正如王应麟所说：「自汉儒至於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②第二，自宋仁宗庆时始，各个新的儒学流派纷纷著书立说，甚至疑经惑古，出现了学思想的活跃。第三，自宋神宗时始，王安石的王学据此後六、七十年的支配地位。王学的支配地位经历宋哲宗元时与北宋末至南宋初两次动摇，直到力主王学的秦桧病死，王学遂一蹶不振。与此同时，程学原为影响不大的儒学流派，至南宋初期，管受秦桧的压制，却逐渐兴盛。第四，宋孝宗时，因朱熹著书立说，大力倡导，理学在民间大盛。第五，宋理宗时大力扶植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始据尔後七百年的支配地位。

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的确立，始於王安石，成於朱熹，与王学、程朱理学两个最大的儒学流派先後各领，有密切的关。

宋朝官修编年史实录中之王安石传，今保存於《琬琰集删存》卷3，此传说：

「安石早有盛名，其学以孟轲自许，荀况、韩愈不道也。

宋人罗从彦说：

「王安石以高明之学，卓绝之行，前无古人，其意盖以孟子自待。自世俗观之，可谓名世之士矣。③

这些评论决非无根之言，今以王安石本人之诗为证，《王文公文集》卷38《扬雄三首》，其一曰： 「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 。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欧阳修《赠王介甫》诗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後来谁与子争先。④王安石答诗说：「欲传道义心虽壮，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⑤欧阳修

①《朱子学提纲》第13页。

②《困学纪闻》卷8。

③《罗豫章先生集》卷6《遵尧录》六《韩琦》。

④《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7。

⑤《王文公文集》卷55《奉酬永叔见赠》。

1

称誉王安石诗如李白，文比韩愈（一说为谢 ）。王安石的答诗说自己「学作文章力已穷，「终身何敢望韩公，但「传道义之壮心，仍期望能有「窥孟子之成就。其《孟子》诗：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①简直就将孟子引为千古知己了。宋初至庆时，儒学者治经，但不认为《孟子》是儒家之经典。王安石执政时，熙宁四年（1071）二月，始以《孟子》和《论语》作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②实际上是将两书升格为与《易经》、《诗经》等相近的儒学经典的地位。王安石罢政後，深受王学影响的宋神宗，於元丰六年（1083）十月，「诏封孟轲为邹国公。③翌年五月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於兖国公（颜回）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於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④孟子为公，荀子等三人为伯，孟子「配食，其他三位「从祀，於是孟子的亚圣地位事实上便得以确立。

管如此，宋儒中非议孟子者，仍不乏人，北宋有李觏、司马光、晁说之等人，南宋有适等人。刘安世在门人所辑《元城语录》卷上说：

「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略同（先生呼温公则曰老先生，呼荆公则曰金陵）。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职为意，是所同也。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尔。宋哲宗元初，司马光为反对科场改革而上奏说：

「神宗皇帝深鉴其失，於是悉罢赋诗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又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此其失也。

司马光此段议论的宗旨有二。一是指责王安石不当以《三经义》等「一家私学，强制儒学者们接受，作为「科场程试中取黜的标准。二是指责王安石不当在「科场程试中，「黜《春秋》而进《孟子》。所谓「废六艺而尊百家，实乃大其辞。「废六艺其实只是指《春秋》不列入「科场程试，「尊百家其实只是指尊《孟子》。他在此奏中建议：

「《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⑤

司马光的主张遭到纯仁的反对，他说：「《孟子》恐不可轻，犹黜六经之《春秋》矣，更乞裁度。据说司马光对纯仁之说「欣纳之。⑥

宋哲宗亲政後，变法派重新上台，王学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提高。宋徽宗崇宁时大力推崇王学，当时所颁《故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诏》说：

①《王文公文集》卷73。

②《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

③《长编》卷340元丰六年十月戊子。

④《长编》卷345元丰七年五月壬戌。

⑤《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4《起请科场子》。

⑥《长编》卷371元元年三月壬戌。

2

「道裂於百家，俗学弊於千载。士以传之习，汩乱其聪明，不见天地之纯全，古人之大体，斯已久矣。故荆国公王安石，由先觉之智，传圣人之经，阐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训释奥义，开明士心，总其万殊，会于一理。於是学者廓然如睹日月，咸知六经之为尊，有功于孔子至矣。……内圣外王，无乎不备，盖天降大任，以兴斯文，孟轲以来，一人而已。①

褒词评价如此之高，确乎实现了王安石生前「窥孟子的宿，将他尊奉为孔孟之後的又一圣人。王安石一时成为继孟子之後，又一个得到「配享孔子地位的儒学大师。

孔孟称，业已得到大多数儒学家之公认，而晁说之在《孔孟》一文中仍提出异议，他说：

「孔孟之称，谁倡之者？汉儒犹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欤？其学卒杂於异端，而以为孔子之俪者，亦不一人也，岂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称，荀卿诋孟子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统，闭约而不解，未免为诸子之徒，尚何配圣哉。②

南宋初，晁说之「告老，宋高宗说：「是尝著论非孟子者，孟子发明正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③

程颢和程颐兄弟之学，原是北宋一个较小的儒学流派，其影响最初远不能与王安石之王学相比。程颢和程颐反对王安石变法，程颐本人又受司马光的举荐和提拔，但他们尊崇孟子，却与司马光迥异。

程颢、程颐与王安石同样尊崇孟子，但对孟子以後道统的继承，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释。

前面说过，王学的信奉者是将王安石尊奉为孔孟後的又一圣人。程朱理学对孟子以後道统的继承，在宋朝各代又有不同的说法。最初，程颐为其兄程颢写行状说：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於诸家，出入於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後得之。……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④

《河南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墓表》由程颐撰写，太师致仕文彦博题写，墓表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传之学於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正如邓广铭先生《关於周颐的师承和传授》一文中所作的精辟论述，程颢和程颐虽曾从

①《宋大诏令集》卷156。

②《嵩山文集》卷13。

③《要录》卷19建炎三年正月戊戌。

④《河南程氏文集》卷11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伊洛渊源录》卷2。

3

学於周颐，①「决非周颐的学业的传人，「後来之成为理学家（道学家），与周颐无丝毫干涉。②程颐强调孟子死後一千四百年，方有其兄「得不传之学於遗经， 而非从周颐学「得不传之学。程颢门人刘立之也说：

「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於千载之後，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阈者盖鲜，况堂奥乎！③

按以上说法，自孟子後，道统中断，得孔孟真传者，唯程颢而已。程颐死後六年，其子程端中为父亲八卷遗文写序说：

「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圣人虑後世不足以知之，载之六经，丁宁教告，纤悉具备，宜若人人见而知之，然自秦汉以下，泯没无传。惟伊川先生以出类之才，独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学士大夫翕然宗师之，圣人之道蔽 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复明。④

程端中此处强调其父得圣人之真传，甚至没有提及伯父。在程门弟子中，受学於程颐者最後更盛於程颢。南宋前期，有陈公辅上奏攻击「伊川学说：

「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

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程颐，颐死无传焉。⑤

撇开其攻击之词，此奏无非是反映到南宋初年，理学已成为颇有影响的学派，但学者们所宗师者主要是程颐，「谓之伊川学。他们对儒学道统的解释是「孟轲传之程颐，颐死无传焉，这与前引程颐和刘立之之说有异。「颐死无传焉，说明当时伊川学派仍处於群龙无首的状态。

吕稽中撰程氏门人尹 墓铭也说：

「吾闻之先生矣，昔者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殁，圣人之道不传。从千馀载之後，得不传之学者，伊川程夫子也。⑥

尹 死於南宋初，比陈公辅上奏时间稍晚，但上引两段文字的一致之处，正是有程颐而无①关於周颐的名字，《宋史》卷427《周敦颐传》作「敦颐，《伊洛渊源录》卷1周颐《事状》说：「姓周氏，名实，字茂叔，後避英宗旧名，改颐。《贵耳集》卷上说：

「周濂溪以舅官出仕，两改名。先名宗实，因英庙旧名改，後名颐，又以光宗御名改。以上两说稍异，应以《贵耳集》之说为。按周宗实改名周颐，乃他生前自改，而周颐改名周敦颐，乃南宋人为避宋光宗赵名而改，元人修《宋史》显然沿用宋讳，而未加考订。

②《邓广铭学论著自选集》第311棧常保惨场?/P>

③《伊洛渊源录》卷2。

④《河南程氏文集》目录。

⑤《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己未，《道命录》卷3《陈公辅论伊川之学惑乱天下乞屏

绝》。

⑥《和靖尹先生文集》卷10。

4

程颢。与正统程氏门人之说不同者，则是胡安国、朱震等人。胡安国上奏说：

「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颐发明之，而後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自嘉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於荀、扬之列。①

胡安国在二程之外，又提出了邵雍和张载。朱震上奏说：

「孔子之道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之後无传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颢程颐传其道於千有馀岁之後，学者负笈抠衣，亲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隐或见，莫能尽纪。②

《宋史》卷435《朱震传》载其《汉上易解》说：

「陈抟以《先天图》传　 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颐，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於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颐作《通书》，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等〕篇。③

胡安国与朱震非程门弟子，他们所说孟子以後的道统，却被作为程门三传弟子的朱熹所吸收。朱熹著《伊洛渊源录》，就是为确立孟子以後的道统，合计有周颐、程颢、程颐、邵雍和张载五人，但他本人就学於程门再传弟子李侗，所以仍以程颢与程颐兄弟作为孟子以後的道统正宗，《朱子语类》卷93说：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後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後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

孟子後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今看来汉唐以下诸儒说道理见在史策者，便直是说梦。只有个韩文公依稀说得略似耳。

但他也极口称赞周颐的《太极图》和张载的《西铭》，说：「自《孟子》已後，方见有此两篇文章。④

宋朝理学大盛，是始於宋孝宗时，这主要应归功於朱熹，他的学成就超迈前人，是个集大成的儒学大师。适对当时理学的兴盛有生动的描述：

「昔周、张、二程考古圣贤微义，达於人心，以求学之要。世以其非笺传旧本， 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①《要录》卷108绍兴七年正月癸酉，《道命录》卷3《胡文定乞封爵邵张二程先生列於从

祀》。

②《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辛卯，《道命录》卷3《朱内翰论孔孟之学传於二程》。

③以《汉上易集传》表参校。

④《朱子语类》卷94。

5

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①

由於朱熹对理学发展有着最杰出的贡献，他身後自然也被列入理学的道统，按其门人黄所说：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②

朱熹不仅从理学道统上推崇孟子，他所撰的《四书集注》，无疑是对崇扬孟子学说的最大贡献，「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於学官。③他强调说：

「《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

「《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④

明确了学习《四书》是通经的捷径。宋宁宗时，理学一度被贬为「伪学，到宋理宗时，始尊崇理学，於宝庆三年（1227）下诏说：

「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

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⑤

淳元年（1241），宋理宗又下诏说：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後不得其传，至我朝周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

接着，宋理宗「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封周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四人为伯，御「《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⑥王安石在北宋末已由「配享降为「从祀，至此被逐出孔庙。⑦王学和程朱理学是宋代两个影响最大的儒学流派，互争雄长，至此以王学的完全失败而告终。在两大学派消长的过程中，孟子在儒学中的地位却不断地提高，因为两大学派都尊崇孟子，以孟子的後继者自命。宋代两位最大的崇孟功臣正是王安石和朱熹，管其学观点是互相排斥的。自宋以下，只有明太祖对孟子民贵君轻，杀暴君如诛匹夫一类言论极度反感，他一度撤去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命令儒臣删定《孟子节文》。但到明成祖时，又重新尊崇孟子。

孟子在新的时代件下，大力阐发孔子学说，以孔孟称，对孟子可谓当之无愧，也是宋

①《水心文集》卷13《郭府君墓铭》。

②《宋史》卷429《朱熹传》。

③《宋史》卷429《朱熹传》。

④《朱子语类》卷19。

⑤《宋史》卷41《理宗纪》。

⑥《宋史》卷42《理宗纪》。

⑦《宋史》卷105《礼志》。

6

儒对中国经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当然，因孟子与 孔子时代不同，有个别说法不尽一致，也因而遭到若干宋儒的非议。但是，此类非议毕竟以偏概全，不可能，也不应当动摇孟子亚圣地位之确立。

孔子倡导「仁，孟子在「仁的基础上，大力阐发「义说。由於宋朝政治、经济等背景，义利之辨，後来成为宋儒争辩的一大命题。管宋儒对义、利的含义及其相互关，持说各异，但推崇孟子之「义说，确是时代之需求。这是崇孟的重要背景。

两宋时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兴盛期，名儒辈出，群星灿烂。当然，任何时代都不免有假借某种学说，包括孔孟学说，以欺世盗名者。但是，两宋时期也确有一批又一批通经宿儒，他们在孔孟学说的熏陶和教诲下，怀抱经世济时之宏大志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特别在民族危难之际，不惜以身殉国，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孟子曾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无疑是一个极高的道德标准，而不少宋儒也确是身体力行。南宋末年，「辛苦遭逢起一经①的文天祥有绝命词说：

「孔曰成仁，孟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後，庶几无愧。②古代的「圣贤书，其中包括《孟子》，对中华民族的发展，精神文明的进步，确实曾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却又是多灾多难的民族。近百馀年来，业已落伍了的中华民族饱受，其优秀儿女为着本民族的进步，支付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的史实证明，中国人决不甘心永居他人之後，中国也决不会永居他国之後，不管前进之路如何艰难，中华民族完全复兴的日子终将到来。

橥民主和科学两面大 ，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但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免失之偏颇。

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份。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华民族处於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於落後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应当废弃的历史文化传统反而极度膨胀，恶性泛滥。

既不要自傲，更不能自卑，这就是中庸之道。在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包括孔孟学说的精华，必将以其久远而顽强的生命力起着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蒙已故刘子健先生教正，作了若干修改，谨怀念之情）

第8篇：孔孟论学范文

【关键词】孟子政治论 心性论

一、孟子生平简介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汉族，山东邹城人。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地位仅次于孔子。

二、孟子思想探究

（一）政治论

1.民本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所谓民本思想是全国人民思想政治本体论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关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学说。孟子指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民为贵”，孟子充分认识到人的重要性，只有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才可以得到天下。国家首先要保证老百姓的权益，君王要以百姓利益为主要执政方向。因此， 君心思想在民间，而不是君主，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2.法先王

法后王就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比较讲究实际，不泥古，当时推崇尧舜之道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孟子主张仁政与“王道”， 古代圣王是心目中所效仿的楷模。在孟子看来，为政必须“遵先王之法”，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就可以人神共诛之。

3.仁政与王道

王道是孟子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学说， 孟子主张君王要施行仁政，，仁者爱人。先有仁心然后才能很好的施仁政。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之心”， 乃有“不忍人之政”， 孟子的思想在当时来说有一种革命性在里面。施仁政惠民天下，这样才能长治久安，国泰民安。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政权。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被人民。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仁政的最终目的就是百姓能安乐， 既要实行王道， 又要“尊贤使能”知人善任。

4.德治观念

孔子论“仁”， 是自觉的道德； 孟子的“仁”， 则兼具教化的功能。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嫉俗。君主应培养出德性， 这是施行仁政的条件， 故主张“有德者执政”。在孟子看来，实施仁政是历史的经验总结，关系到国之兴亡。他极力推崇王道，反对霸道，主张以王道统一中国。

5.反对霸政

孟子一向主张实行“王道”政治， 反对“霸道”横行。孟子对“王道”和“霸道”作了如下界定：“以德行仁者王”， 即以德服人， 实行仁政就是王道；“以力假仁者霸”[1]52， 即假借仁义名义为号召， 凭借武力征伐就是霸道。“制民恒产”， 这是孟子构想的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 也是孟子主张实行王道政治的重要施政纲领。

（二）心性论

孟子“善说”主要是发挥孔子“仁”的概念。孔子“仁”缺乏理论基础尚未解释清楚，“道德价值观根”的问题，因此，孔子建立了“意识的道德价值观“。善良是人类的基本意识，这种意识是表示同情，羞恶，辞让和非四端。”四端“，描述了意识的道德价值观是与生俱来的。这可以补充孔子“仁”的理论缺陷。

孟子认为“四端”是内在于自觉心的，属于人的“本质”，即所谓人的“性”。人之性，必有异于禽兽之处，这种“异于禽兽”的性，便是“善端”。其名言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三）性善论

孟子力主人本性善，“性善论”是他的人格美育思想的理论基石。孟子认为，人性本来是善良的，只是受后天物欲和环境的污染，只要能够找回自己善良的本性，即“道德理义”，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发现自己善良本性和道德理义的过程就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审美过程。孟子所谓“理义之悦我心”，就是指这样一种愉悦的美育感受过程。

孟子学说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性善说”。他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有些人变恶，是因为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没有保持和发扬本性中的善。告子却认为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或恶，环境和教育才使一个人成为善人或恶人。

告子认为人性像湍水一样，无“东西”之分，没有方向，人性善与不善是由外力决定的。它是从现象的可能性上来断定事物的是非曲直。孟子则抓住事物的本质，以水性喻人性，他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以事物本质必然性而论，则是“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的性是有定向的。水是向下的，人是向善的。孟子以上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性善论。注意是人性向善，不是人性本善。

三、对社会秩序的启示

孟子思想的出发点是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关注， 建立社会秩序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在建立社会秩序的途径方面，孟子重视内在途径。认为社会秩序建立的途径应该是礼。孟子从性善论出发， 提出了心性理论， 认为遵守“礼”是人的良知， 是人类自发自觉的群体行为。

他认为“四端”之心是人的本性，生而俱有。所以，在个人修养上强调“养心”、“寡欲”；在社会交往中强调“忠恕之道”和“反求诸己”，以消除冲突和矛盾；在政治上主张德政、仁政、教化，反对刑法。

参考文献：

[1]王兴业.孟子研究论文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4

第9篇：孔孟论学范文

1、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宋人抽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配合，至南宋淳熙间，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由此而定。此后，“四书”始终是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教育的必读书和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2、几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

3、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经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曾子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

4、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曾参、子思，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