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精选(九篇)

第1篇：资本积累范文

资本积累，是把剩余价值积累起来进行资本化，主要从价值角度考察资本大量的增加；资本集中，则是指把分散、众多的中小资本汇聚成一体，形成大资本。

可见，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但是两者又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资本积聚的概念，是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角度来考察资本总量的增大。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资本积累范文

关键词:资本积累　市场经济　制度缺陷　产权界定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职称论文。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　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4]/effrey 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转轨[m],经济学,2003

[5]陈志武,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m],经济观察报,2008

第3篇：资本积累范文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借用技术；代工生产；资本积累；增长质量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8-0014-06

一、引言

有学者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都下降了。很多人据此认为，2002年以来中国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的质量低下，是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是粗放型增长，不可持续。这种观点在2006年以前相当盛行。之后，很多学者根据中国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发现，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很高，企业盈利水平超过日本企业，逼近美国企业。换句话说，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的质量其实很高，有其微观基础。

那么，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质量到底是高还是低呢?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与良好的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否可以共存?中国最近一些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比率的相对下降，是有其历史阶段必然性，还是表明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经济增长质量的判断标准，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企业资本回报率呢?

二、无形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克鲁格曼在1994年发表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中，以当代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低下而断定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质量低下，不可持续。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似乎验证了克鲁格曼的说法。对此，郑玉歆(1999，2007)以及易纲、樊纲、李岩(2003)和林毅夫、任若恩(2006)等国内著名学者，对于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的不合理性作出了深入的探讨。他们明确指出，不考虑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本身就是不合适的。

通常而言，全要素生产率是通过计算索洛剩余的方法求出来的。在最简单的经济增长核算中，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率-资本产出弹性×资本增长率-劳动产出弹性×劳动增长率。从表面上看来，索洛剩余似乎是产出减去所有要素投入后的剩余。

但实际上，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索洛剩余本质上是那些无形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需要企业、个人与全社会付出成本。当索洛等人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他们往往只是计算了有形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即有形的劳动投入与有形资本的投入，其索洛剩余中包含了大量无形资本投入的贡献，例如研发投入、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工人在岗培训投入、广告投入等。对整个经济体来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的提高，主要是表明教育、研发、卫生、制度变革等方面无形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比率的上升。约根森和格里利歇(1967)指出，作为索洛剩余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只是一种计算上的误差，这个误差来自于对投入要素衡量的不准确，或者是因为某些对生产有贡献的要素没有被包括在生产函数中，如果把各种投入要素都包括在内并准确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就会变为零。

根据刘遵义等(2004)的一项研究，由于1980年代以来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迅速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与新加坡三个经济体增长中的贡献比率大为上升，但是如果在增长核算中考虑研发投入的贡献，1995年之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率就会接近于零。而西方发达国家在扣除研发投入的贡献后还有剩余，存在全要素生产率所表示的“技术进步”，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无形投入除了研发支出外，还包括品牌建设、商业方法研究、软件研究、管理研究等方面的无形资本投资。正是这些研发投入之外的无形资本投资产生了西方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所表示的“技术进步”。

三、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与全要素生产率

由于索洛剩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无形资本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因此并不能够主要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无形的投入仍然是投入，仍然需要付出成本。对于企业来说，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是资金回报率，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总体运行，从宏观上来说主要就是经济平稳、快速地增长，从微观上来说主要就是企业盈利状况良好。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增长的较早阶段，把有限的资金大量投入到研发当中，无疑会提高该国无形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但是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必然会降低该国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济增长率，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最终反而会降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质量。

根据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布拉莫维茨(1993)和速水佑次郎等人(1999)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史的研究，两国在其现代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都经历了一个主要依靠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有形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不大。只有等到经济进入了成熟阶段，教育、研发等无形资本投入取代有形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在实现这种转变之前，在资本一劳动比率急剧上升的快速工业化时期，由于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两国甚至都还经历过一个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均产出增长贡献比率下降的快速经济增长阶段。

一般而言，一国快速工业化时期，往往也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占GDP比例相当高的时期，这些建设需要大量的有形资本积累。由于这一部分有形资本积累对于产出增加的影响是长期的，其短期产出增长效应不大，造成产出一资本比例的下降，这必然也会导致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的下降。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全要素生产率对人均产出增长贡献比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美国大量投资于铁路等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紧密相关。这一阶段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为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在以后的时期，美国就可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研发、卫生等无形资本的积累方面，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从1890年以后，学校教育、研发等无形投入就取代了有形资本积累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超过了三分之二。

四、借用技术与全要素生产率

类似的历史经历在作为工业化后来者的日本表现得更加明显。当日本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人均资本非常低，有形资本积累对于日本的经济增长显得更为重要。劳均资本占有的快速增长对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超过了80％。在工业化快速进行、劳均资本快速增长的20世纪最初的20年，日本同样也经历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均产出增长贡献比率相对下降的时期。

当美国在19世纪进行工业化的时候，美国与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差距不大，有很多技术是美国自己研发出来的，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在美国早期工业化时期劳均产出增加中的贡献比率仍然较高。而当日本快速进行工业化的时候，日本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相当大，日本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体现技术的机器设备的进口，其技术进步主要依靠有形资本的积累来获得，自主创新的成分相当稀少。尽管日本的技术水平在快速进步，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十分低下。

从1920年到1937年，日本快速的工业化渐进尾声，日本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大为缩短，本国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培养起来，依靠体现技术进步的机器设备的进口来获得技术进步的重要性降低。到了这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就达到了一半左右。

在自主创新获得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研发活动的无形资本投入的贡献不被计算到资本的贡献当中，而是被划归到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当中，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在依靠进口技术获得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尤其是在通过进口体现技术的机器设备的条件下，为获得技术进步的设备购买投入被划归到资本生产要素的贡献，导致了追赶型工业化国家实际的快速技术进步与衡量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份额低下并存的情形。正因为这样，当代东亚四小龙在其快速经济追赶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而被克鲁格曼看作是依靠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和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

对于那些依靠引进技术来获得技术进步的追赶型经济体来说，他们从发达国家所引进的机器设备往往是根据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创造设计的，往往是高度资本密集型而劳动节约型的，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难以完全发挥这些机器设备的效能，并且造成劳均资本占有的过快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就必然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㈣

对于曾经的日本、东亚四小龙与当前中国这样的追赶型高速发展经济体来说，快速的资本设备更新也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低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这些东亚经济体追求快速的技术进步，很多机器设备在尚未完全发挥其经济作用的情况下就被淘汰了，通过边干边学熟悉机器设备运行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远未得到有效利用，资本设备的利用不足，必然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下降。这种情况在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地区这两个城市经济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艾尔文・扬(1992)的一项研究，由于新加坡政府追求技术的快速升级，很多先进设备尚未完全发挥作用就被淘汰，结果导致技术升级更为迅速的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十分低下，接近于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如中国香港地区。

根据林毅夫和苏剑的研究，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考察该国经济增长的期初阶段的人均GDP成正比。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成1990年美元，人均GDP每增加1000美元，平均而言，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就增加2个百分点。

不过这个回归主要是考虑了横向对比。事实上，对于那些追赶型现代化国家来说，即便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由于存在更加富有的技术领先国家，他们仍然是技术进口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比较低下。例如，日本在1958-197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按收入水平来说已经进入到成熟经济的阶段，但由于日本与美国之间存在很大技术差距，日本需要大量进口外国先进技术，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对日本经济的贡献仍然不是很高，TFP对于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为54％，远低于1855―1915年英国的73％。

综上所述，速水佑次郎认为，对于那些主要依靠借用技术获得快速技术进步的追赶型后进国家来说，资本积累型的经济增长表现得更加典型，也更加持久。只有等到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依靠借用技术获得技术进步的收益下降，这些国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研发来获得技术进步，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会成为最主要的部分。

五、当前关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争论

如前所述，很多研究认为，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相对下降了，低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尽管最近几年有所回升。因而很多人据此认为2002年以来新一轮快速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粗放型增长。随着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的公布，微观上发现我国企业盈利状况大幅度改善，宏观上GDP总量不仅没有如外界所猜测的被高估，反而是被低估，学术界的导向开始改变。王小鲁等人最近根据调整以后的数据重新进行了研究，认为1989-2007年扣除了人力资本改善后的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没有低于1978-1988年水平(平均为2.66％)，反而更高。即便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资本积累的贡献比率有不小的上升，导致1999-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平均为3.63％)，也仍然与1989-1998年水平(平均为3.74％)相差无几。

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假定资本的收入份额不变。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有很大差距。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者收入的份额有所上升，进入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劳动者收入的份额不断下降，资本的份额不断上升，表现为企业留存利润的比例不断上升。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实际收入份额相对较低，采用统一的资本收入份额，例如说50％，就会导致资本增长贡献比率的高估，全要素生产率的低估。而进入199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收入份额大幅度上升，仍然采用原来的资本收入份额，就会造成资本增长贡献比率的低估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估。

这一点很容易根据最简单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推导出来。TFP=产出增长比率一资本收入份额×资本增长比率-人力资本收入份额×人力资本增长率，由于资本增长率在我国总是大幅度地高于人力资本增长率，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造成“资本收入份额×资本增长比率”这一项的扩大幅度，超过“人力资本收入份额×人力资本增长率”这一部分的下降幅度，从而造成TFP的下降。

事实上，在美国19世纪后期、日本20世纪早期快速资本积累加速工业化的时期，两国资本收入份额都上升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上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了。考虑到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情形，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制度变革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制度改革红利的逐步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会逐步降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断下降。加上前述资本收入份额上升、资本积累速度加快的影响，当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属于正常的，完全可以和同一时期企业微观经营效率上升并存。

六、对下一阶段我国TFP发展变化的展望

很多人认为，当前资本积累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我国压低资本价格实施低利率政策的结果，造

成企业大量使用资本，而不是追求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代表的技术进步。正如林毅夫和苏剑所指出的，资金价格的下降，造成的主要是劳动与资金相对价格的改变，导致企业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其后果主要是导致劳动使用型经济增长被资本使用型经济增长所取代，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增长被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所取代。

当前中国依靠有形资本积累来获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很高，并且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效益是长期的，短期内产出效益相对于资本投入的比率较低，必然会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当然，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偏低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主要通过引进技术而不是通过自主研发来获得技术进步。这就导致我国快速技术进步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却较低，被人们认为是缺少技术进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也与我国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处的地位紧密相关。根据弗农所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当一种产品处于初创阶段的时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生产，其产品的特征是人力资本密集与研发密集型，无形投入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较大。等到产品进入到标准化的成熟阶段，产品的生产逐渐进入到技术后进国家。产品到了成熟阶段以后，就成为了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产品，厂房与机器设备的重要性上升，使用熟练劳动力进行生产，产品研发与设计等无形投入的重要性下降，产品成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由于技术后进国家集中于标准化成熟产品的生产，因而有形资本积累对于技术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变得非常重要，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较低。

第4篇：资本积累范文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区域差异；GMM

中图分类号：F207；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049-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被认为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人力资本所起的作用却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发明显。为此，探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及区域差异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大量文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Mincer[1]和Schultz[2]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术、能力、健康等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并探讨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Arrow[3]建立了“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把从事生产的人获得知识的过程内生于模型，认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来自行动，经验的积累就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Romer[4]通过建立竞争均衡模型将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内生化，系统地分析了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研究与开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实际价值。Romer[5]的进一步研究证实了人力资本积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观点。Lucas[6]用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来解释技术进步，并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Mankiw等[7]将人力资本要素引入到Solow模型中，从理论与实证角度证实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此外，不少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明显[8～9]。

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孙超 、余长林、高远东等学者[10～12]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骆永民[13]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在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贡献的同时，还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和门限效应。朱承亮等[14]考察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当期作用不明显，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并且人力资本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汪曲和杜紫嫣[15]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TFP具有直接和间接双重效应。已有文献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绝大多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文献没有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使模型估计结果存在偏误。此外，大多数研究都是以我国省级数据作为样本，人力资本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的研究则鲜有涉及。基于现有文献的不足，本研究以我国31个省（市、区）199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重点考察人力资本积累对我国经济增长及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并分别探讨其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供启示与借鉴。

二、理论模型设定及初步的经验观察

（一）理论模型

为综合考虑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对Mankiw等[7]的模型进行修正，将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引入到模型中，因此，生产函数可以进一步转化为：

Y=K（t）αH（t）β（OP）γ（A（t）L（t））1--β（1）

其中，L为劳动投入量，K为资本使用量，Y为总产出或总收入，t表示时间，H表示人力资本，OP 表示对外开放，A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又称“索洛剩余”。

（二）初步的经验观察

在实证研究之前，本文首先对人力资本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初步的经验观察。经济增长率用各地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来表示，并以1990为基期利用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指数平减，用avg表示。人力资本用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与当地人口总数的比例（hr）来表示。图1描绘了我国31个省（市、区）1990～2010年面板数据的人力资本（横坐标）与经济增长（纵坐标）关系变动的线性趋势图。如图1所示，人力资本与我国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分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采用以下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地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吉林和黑龙江8个地区，剩下12个省份为西部地区，下同。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均呈正相关，但三条曲线的斜率明显不同（详见图2、图3、图4）。具体来看，西部地区曲线的斜率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东部地区，表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效果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三、计量模型设定

（一）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积累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式（1），并结合动态面板模型的特点，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Yit=A+β1Lit+β2Kit+β3HRit+β4OPit+ui+εit（2）

相应地，考虑内生性的动态面板模型可设定为：

Yit=A+β1Yi，t-1+β2Lit+β3Kit+β4HRit+β5OPit+ui+εit（3）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下标i代表省际截面单元，t表示年份，L、K、HR、OP为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ui用于控制不同省份的固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ε为随机扰动项，βi为待估参数。

（二）变量定义

我国幅员辽阔，各省域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等总量指标存在较大差距，为使不同地区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选取的指标以相对指标为主。

1.被解释变量。由于文中使用的解释变量均为相对指标，因此本文用各地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并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指数平减。

2.劳动力的数量和固定资产投资是实现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投入用各地区就业人员与当地总人口之比表示，预计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投资用各省（市、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用于度量地区经济发展对投资的依赖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也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里用人力资本积累来反映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常用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用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与当地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表示，二是用各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本文采用前一种方法进行度量。对外开放用各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由于进出口贸易总额是用美元表示的，本文根据美元兑换人民币年平均汇率进行折算得到。

（三）数据来源说明

本研究以1990～2010年我国省级层面数据为样本，面板数据包括31个截面单元2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共计651个样本观测值。为保持样本数据的一致性，如无特别说明，文中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文中的所有数据处理均在STATA.11软件中完成。

（一）初步估计结果

表2给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初步估计结果。根据Hausman检验，表2中4个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1为仅考虑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2、模型3、模型4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资本、劳动、对外开放等变量。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在所有回归方程中系数均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考虑内生性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内生性是宏观经济研究中较为常见且棘手的问题，内生性的存在会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发生偏误。这里采用常用的Durbin-Wu-Hausman检验方法对模型中的内生性进行检验，其原假设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都是外

下同

生的。Durbin-Wu-Hausman检验统计量为39.3，应该拒绝原假设，表明本文所设定的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再估计，并将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其工具变量，以尽可能地减少模型估计误差。表3中最后三行报告了GMM估计有效性的检验结果，AR（2）和Sargan检验值的伴随概率值均大于0.1，表明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扰动项也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说明表3中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是有效性的。

模型1仅考察了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并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2将对外开放变量引入到模型中来，结果显示，对外开放变量系数为负，并通过10%显著性水平上的检验，表明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模型3将人力资本变量引入到模型中，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变量系数为257.7，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而言，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与当地人口总数的比例提高0.01个单位，将促进人均实际GDP增加2.577。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系数显著为3.017，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0.01个单位，将促进人均实际GDP增加0.0302。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劳动力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比较表3中模型3和表2中模型4可知，表3中人力资本变量系数变小了，说明内生性问题导致静态面板模型估计产生了明显的向上偏倚，即高估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呈现出的较大差异，为使模型估计结果更具稳健性，本部分将分别检验人力资本积累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由于将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变量作为其工具变量，加上分区域回归模型中样本量本来就较少（如中部地区只有8个省际单元），所以分区域回归采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详见表4。

回归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回归结果中，人力资本变量系数分别为202.7、504.4和619.3，并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力资本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这与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相一致，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差异。具体来看，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变量系数最大，中部地区次之，最后是东部地区，表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最小。从分区域的回归结果可知，积极引导人力资本在我国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引导高端人才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由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因此这种人力资本的转移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缩小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1990～201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在控制劳动、资本、对外开放等因素后，通过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别检验了人力资本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这与已有文献的大多数研究结论相一致。此结论的实际意义在于：为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增加教育支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关键。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

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这与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相一致，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差异。具体来看，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变量系数最大，中部地区次之，最后是东部地区，表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最小。此结论的实际意义在于：高端人才的跨区域转移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缩小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国家宏观政策上也提供了诸多便利，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此背景下，政府应当给予中西部地区更为宽松和优越的人才政策，通过实行差别化的人才政策，引导高端人才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逐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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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骆永民.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四种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0（11）：15-22.

第5篇：资本积累范文

【关键词】资本积累 失业 相对过剩人口 经济改革

一、马克思的就业理论

马克思的就业理论与资本积累理论联系紧密。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单单分析就业问题，而是将就业问题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整体框架，把它与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下降以及经济危机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就能从深层次把握资本主义经济中就业问题的实质，并对其长期变动和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一）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马克思分别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与剩余价值资本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性，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在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会不断地进行技术的革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资本的有机构成在资本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不断提高，可变资本的增长落后于总资本增长。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剩余人口的出现，马克思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直接推导出过剩人口的必然性，揭示了生产资本的发展所造成的两种相互矛盾的人口变动趋势，深刻论证了这种人口过剩的相对性质。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积累的实质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关于失业类型的研究

马克思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包括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流动的形式就是指短期的失业，他们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潜在的过剩人口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占领了农业导致大批农民被排斥，这些过剩人口需要流入城市寻找工作，但在存在转移障碍时，只能停留在农村，因而称为潜在的形式。停滞的形式是指长期失业，这些劳动力“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

二、运用马克思就业理论对我国当前失业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就业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就业形势也尤为严峻。而近几年沿海地区招工困难等现象的出现也暴露出我国就业问题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上的问题，结构性失业问题较为严重。我国严重的失业问题与就业结构问题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要解决国内目前的失业问题，就必须的分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竞争机制的引入

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不断完善与发展。坚持市场经济，就难以离开产权与竞争等问题。产权明晰也就意味着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即我国企业处于市场中要面临竞争，其必然在完成其社会职责遵守法律的同时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些条件和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人口的出现分析所用到的条件具有很多相似性，“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力的杠杆”。市场经济中资本积累过程中也存在这样的时刻，当劳动价格的提高使得利润变得迟钝时，资本的有机构成便会随之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相对过剩人口出现，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使得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率开始上升。

（二）我国人口基数大，劳动人口多的基本国情

与其他经济资源相比较，我国劳动力是相对过剩的。因此，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下，过多的劳动供给和相对不足的劳动需求一直是重要的矛盾。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矛盾由于保障性的就业体制，处于隐蔽状态，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因为竞争与效率等的存在而暴露得更为明显了。

我国农村人口多，剩余劳动人口不断增加，随着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村土地不断流转，户籍管理制度的不断松动，这部分劳动者也将加速向城镇转移。这种转移虽然是城镇化过程中必经的，但是依然会使得城镇中从事脏苦累工作的工人自愿失业。反观城镇就业人数，虽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其绝对规模在扩大，再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城镇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失业人口的增多也难以避免。此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分流下岗的部分劳动者也仍旧没有实现再就业。

（三）我国就业体制的转变

我国的保障性就业体制向效率性就业体制的转变则造成了工作岗位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就业需求的需要。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保障性就业体制逐步转变为效率性就业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及企业管理的需要。实行保障性就业体制能保证劳动者全员就业，但是保障性就业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竞争与效率的要求相互矛盾。在市场经济中，追求效率成为企业配置资源的原则，保障性就业体制不得不向效率性就业体制进行转变。而正是这种转变，使得失业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产物。

（四）就业的结构性问题

马克思曾指出分工的不断发展使得劳动者长期从事单一的局部的劳动，技能逐渐单一与弱化，一旦失业后便很难找到新的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也不断地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向集约型转变。部分行业与地区出现对劳动力的供需不均衡，使得部分行业出现劳动力短缺或供给过量，从而在部分产业与部分区域内产生就业缺口，而另外一部分过剩的人口又无法在产业间进行转移，从而使得结构性失业问题更为严重。

三、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我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要解决就业问题，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基础，在经济不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还要从建立完备的失业保障体制，健全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方面来加以努力。

（一）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增加就业的根本途径就是经济增长。然而扩大就业不仅仅依赖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还取决于增长模式的战略取向。我们应首先选择就业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盲目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含量，还应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的产业，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促进第三产业的合理发展。农村的相对过剩人口因土地流转与生产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增加，也要采取适当措施增加农村的工作机会。

（二）建立健全失业保障制度

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下，效率性就业体制条件下，失业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健全失业保障制度，当前完善失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应当是：继续保持失业保险作为基本失业保障制度的模式不变，加快推进下岗保障与失业保险并轨，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积极拓展筹资渠道，不断壮大基金实力，在此基础上，加强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接，调整失业保险基金使用方向，逐步将保障重心从生活救济向就业服务转移。

（三）健全劳动力市场，扩展就业信息渠道

健全劳动力市场是完善再就业的关键和中心环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实质是劳动力的市场化，而我国劳动力市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逐步建立的，至今仍存在较大的问题，市场在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还难以充分发挥。我们要健全劳动市场需要从劳动力市场的健全与扩展就业信息渠道两方面入手，培育和发展多层次、多形式、多类型的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信息服务、职业咨询、就业指导、劳动协作等业务一条龙系列化服务体系。

（四）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素质，降低劳动者失业的转换成本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不断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也不断提高，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失业。这类失业主要是由于这部分劳动者缺乏专业的技能。几年来我国人才结构越来越跟不上经济结构的变化，人才结构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提高我国的人才储备与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同时使得劳动中能够适应当前工作对工作技能等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第6篇：资本积累范文

关键词：农业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人力资本；VAR模型；协整方程；

作者简介：刘晗(1989-)，男，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

作者简介：曹祖文(1988-)，女，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增长。按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在1978-2010年这段时期内由1117.6亿元增长到6910.3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8.74%，其中，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有9年，农业增长为负的年份有4年，农业发展总体态势良好。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农业发展并不稳定，不同年份的农业增长水平差别较大。由于农业生产易受自然和经济双重风险的影响，未来的农业发展将会面临来自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农业主要依靠追加土地、化肥等物质资本的投入量来提高农业产量。从长期来看，通过这些短期影响因素的促进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探寻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寻找农业发展的源动力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并减轻贫困。Binswanger等(1993)[1]、Mamatzakism(2003)[2]、Romeo和Kurada(2005)[3]分别对印度、希腊、菲律宾三个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获得比人口增长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减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促进农业的增长。基础设施具有间接生产性，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来说更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鞠晴江和庞敏(2005)[4]采用双对数C-D函数模型分析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发展对农业生产增长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史明霞和陆迁(2007)[5]对1985-2004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从长期看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陈灿煌(2009)[6]研究了1980-2005年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关系，发现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可见，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源泉。Schultz(1961)[7]批判了传统增长理论的观点，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强调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Uzawa(1965)[8]建立物质和人力资本两部门生产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源泉。Lucas(1988)[9]通过研究得出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源自于人力投资水平差异的结论。Romer(1900)[10]提出人力资本较为富集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Mankiw等(1992)[11]、Caballe和Santos(1993)[12]、Barro(2001)[13]、Bloom等(2004)[14]通过将人力资本引入生产模型中，对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国外研究经验来看，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在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是否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对农村地区来说，人力资本积累是否也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孙敬水和董亚娟(2006)[15]利用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农村人力资本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黄振华(2008)[16]估算了1985-2005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剔除人力资本因素后，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近30%，由此提出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杜江和刘渝(2010)[17]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了1997-2007年间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结果表明除土地、物质资本等重要影响因素外，人力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的农村地区来说，人力资本积累确实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证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确实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少有研究者把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两个因素同时纳入模型进行研究。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费用基本上是靠国家财政资金的投入，对任一方面资金投入量的增加必然降低另一方面资金的投入量，因而必须找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合理的财政支出配比以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用。有鉴于此，本文将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两者同时纳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为今后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提供参考，以期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二、理论模型

国内外的研究经验表明，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但考虑到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家庭资本投入对于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同时就现阶段农业发展水平而言，不应该忽视物质资本的重要作用，因而本文将私人资本投入也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分析。为了研究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各因素的作用，先将农业生产部门简化为一个超大型的企业，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同时借鉴Agenor(2008)[18]的做法，构建一个包含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的农业部门生产函数模型：

其中，Y表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G表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E表示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Kp表示农村私人资本的投入；α，β，γ∈(0，1)分别表示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以及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λ∈(0，1)表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总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比例。

假定原始的劳动力(L)不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对于农业生产没有促进作用，属于“剩余劳动力”，原始劳动力必须经过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才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为此，需要构造一个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在Agenor(2008)[19]所构造模型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的积累看作是教育质量、教师以及尚未经过人力资本开发的劳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E表示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量，Q表示农村的教育质量，L表示未经过人力资本开发的原始劳动力的数量，(1-λ)E是未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人力资本，也就是农村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数量，且κ(0，1)。由于原始的劳动力不可能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原始劳动力的数量必然要大于人力资本的数量，为了方便分析，把原始劳动力数目设置为人力资本数目的一个倍数：

对于教育质量Q来说，一般认为对教育部门投入的资金越多，越能够提高教育的质量，同时，教师的工资越高，也越能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严格督促学生学习，从而提高教育的质量。因此，参照张望(2011)[20]的方法，假定农村的教育质量是农村教育资金投入与教师人数比例的一个增函数，那么农村的教育质量可以表示为：

其中，IE表示对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量，同时ω(0，1)。

把(3)式和(4)式带入(2)式中可以得到：

经过化简整理，(5)式可以变为：

对(6)式两边同时除以E，经过计算和整理，可以得到一个E与IE的等式：

把(7)式带入(1)式中可以得到：

对(8)式进行化简，同时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

把设为常数项C，最终得到的理论模型方程式为：

其中，因变量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自变量除了常数项以外，包括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以及农村私人资本的投入。上述理论模型反映出农业经济的增长受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教育资金投入以及农村私人资本投入等因素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方法选用

研究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就是考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属于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中最普遍的做法是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但是，使用OLS法的前提是各变量必须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否则采用OLS法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极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从而降低实证结果的可信度。为此，本文将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总产出的影响。VAR模型不建立在任何经济理论基础之上，而是用模型的当期内生变量对模型中的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中全部内生变量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VAR的优势在于在估计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假设的约束和限制，相比传统的OLS法而言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二)指标选取、模型设计及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和实证模型设计。

根据前述的理论模型，为了衡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G)、教育资金投入(IE)以及私人资本投入(Kp)对农业经济总产出(Y)的影响，需要设定相应的指标。农业经济总产出(Y)用农业总产值来衡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G)用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来衡量，采用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投入量主要是因为由于公共品有非排他的特性，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是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同样的道理，农村教育也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并且农村教育的资金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因此选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来反映教育资金的投入(IE)。对于农业生产来说，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产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高效率，固定资产投资的多少是衡量农业生产水平发展的重要标准，所以，采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来反映私人资本投入(Kp)。因此，本文最终建立以下形式的实证模型：

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5-2010年，共计26年的年度数据。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从2007年开始财政部报表制度调整，因而2007-201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由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乘以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得到。由于没有直接反映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的统计数据，所以用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乘以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反映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直接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获得。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所有数据均以1985年的不变价格进行价格平减，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同时根据模型要求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大多是非平稳的，因而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先要检验变量是否是平稳的序列变量，如果变量是平稳的，则可以直接使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就应该使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在1981年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ADF检验的检验模型由AIC和SC准则共同确定，各变量的ADF单位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LNY、LNG、LNIE、LNKP这四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变量，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取变量的一阶差分值，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通过了检验，都是平稳变量，表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VAR模型的确定

由于各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而这些变量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反映变量间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为此，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在协整检验之前，必须要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前述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要求，本文采用带有截距项而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另外，为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首先选择VAR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再应用LR、AIC、SC、HQ、FPE等统计量来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结果来看，除AIC准则认为最优滞后阶数为3以外，其余四项评价准则均认为最优滞后阶数应为2，因此，最终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

(三)协整检验

尽管各变量都属于非平稳的序列变量，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为此，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法来检验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上述检验含有常数项，不带趋势项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来看，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LNY、LNG、LNIE、LNKP等四个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以得到如下的均衡向量：

β'=(1.000000，0.071578，-0.375777，-0.477432，-4.395207)

LNY、LNG、LNIE、LNKP这四个变量的协整方程为：

协整方程的似然比统计量为121.89，各变量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从(12)式中可以看出，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各变量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衡量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为负，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LNY)将下降0.071578%，这与鞠晴江和庞敏(2005)[4]、史明霞和陆迁(2007)[5]、陈灿煌(2009)[6]的研究结论相反。一般认为对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越大，越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但也应该注意到，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将会对其他如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不仅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还可能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抑制作用，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张海燕和邓刚(2012)[21]、李强和郑江淮(2012)[22]的研究结论中得到佐证。因此，本文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会对其他生产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会阻碍农业经济的增长。以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衡量的农村教育资金投入对农业总产值(LNY)有正向作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每增加1%的投入，农业总产值(LNY)将提高0.375777%，表明教育资金的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作用，这与孙敬水和董亚娟(2006)[15]、杜江和刘渝(2010)[16]、黄振华(2008)[17]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以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衡量的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总产值(LNY)同样有正向作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每增加1%的投入，农业总产值(LNY)将提高0.477432%，资本投入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杨丽和陈莹(2009)[23]、曹跃群等(2011)[24]、魏勇等(2012)[25]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研究的范围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教育资金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另外，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比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更能促进农业总产值的提高，表明物质资本投入仍然是带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李宪印和陈万明(2008)[26]、闫俊强和李大胜(2009)[27]、左伟和张夏妍(2010)[28]的研究结果也都证实了物质资本投入确实要比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大。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在证实了各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后，可以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刻画各变量间的短期波动关系。在VECM模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以及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的滞后1期和滞后2期系数也都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短期内各因素对于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很小。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物质资本的投入都属于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因而短期内这些因素影响农业总产值的可能性较小，只有在长期内这些影响因素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

(五)方差分解

协整检验只能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不能反映出这种关系的强度。所以，本文在前面确定的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方差分解，全面了解各方程信息对模型内所有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农业总产值(LNY)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农业总产值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总体上在滞后5期内，各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都不是太大。从滞后6期开始，各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开始显现，并且影响力在不断增大，各变量在滞后10期时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共计达到了75.32%。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在滞后6期内先上升后下降，从滞后7期开始影响力逐渐增强，最高时达到8.71%。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在滞后5期内缓慢上升，从滞后6期开始影响力显著提高，最高时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达到了40.14%。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长幅度不大，最高时影响力为26.47%。方差分解的结果同时验证了前述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各变量与农业总产值间不存在短期波动关系的结论，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私人资本投入都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短期内不会对农业总产值产生影响，其中教育资金投入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私人资本投入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较小。可见，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7篇：资本积累范文

关键词: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SVAR

理论综述

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及社会生产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重要途径。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分析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其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如D.W.Jorgenson&B.M.Fraumeni(1992),TomKrebs(2003),杨建芳等(2006),刘长生、简玉峰(2009)等。然而,在追求“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单纯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免显得单薄。本文重点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同社会生产效率改进之间的动态关系。

国内学者许和连、亓朋、祝树金(2006)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下,通过一个用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及其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直接,它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作用于经济增长。李志俊、郭剑雄(2007)分析发现,1995年以后农业技术效率低下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瓶颈,而改变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与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是提升农业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而提高技术效率的重要途径。

国外学者Huffman(1985)认为教育是一种提升知识和信息获取能力的锻炼过程,而这些知识和能力是在一个变化中的经济和物质环境下做出决策所必须的。S.E.Stefanou&SwatiSaxena(1988)提出一个包含直接影响效率水平的人力资本因素的无边界利润函数方法估计配置效率,并将其运用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奶制品市场,结果显示教育和经验都对效率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同时通过优化教育和经验的组合配置,相对效率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M.M.Salinas-Jimenezet.(2006)采用生产边界分析方法,将欧洲1980-1997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效率改进、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结果表明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欧洲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现有文献都只是局限于人力资本水平本身同生产效率的关系分析,对于人力资本水平积累自身的形成路径与深化显然还分析不够。

理论模型

本文在Lucas(1988)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进一步加入政府教育投资因素,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政府教育投资对社会生产效率改进的传导机制。

(1)

其中,Y代表社会总产出;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投入量;为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进一步假设,人力资本是全社会财政教育投资等因素的函数,函数设定成指数形式,其中η0为常数。

(2)

将(2)式代入(1)式,则最终的社会生产函数形式可以写成:

(3)

根据Solow()的社会生产效率推导过程,可以得到:

(4)

其中:和分别表示生产技术或技术进步、产出、实物资本、劳动力、单位人力资本、教育投入规模,以及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非教育因素的增长率。、、、、、、分别为各自对时间t的导数,表示变量的时间变化度。最后将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效率的传导机制表示为:(5)

指标、数据与技术方法

(一)数据与指标选取

本文的计量分析基于我国1979-2008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除特殊说明以外,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所有的绝对量数据均采用1979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消胀处理。文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tfpch)通过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得到,为当年社会生产效率相对于上一年度的环比增长指数。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以社会年度劳动投入(本文年度三大产业社会从业总人数,以年初从业人数和年末从业人数的平均值计算得到。),资本存量为投入变量,本文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度量,其基本公式如下:,其中和为第t年合第t-1年的资本存量,为资本折旧率,为第t年净投资量。对资本存量测度关键在于确定四个变量:基年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率、当年净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本文以1978年为基年,其数据来源于孙敬水、董亚娟(2007)。将每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通过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折算到基年作为当年净投资量,资本折现率为王小鲁(2000)给出的5%。;以年度不变价生产总值为产出,采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法求解得到,各变量都进行对数化处理。

预算内各项财政支出的规模大小,代表政府对社会该方面事务支持的力度。本文财政教育支出指标采用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统计口径,未包括教育费附加。笔者认为,这种规范性的确切的统计口径能够保证文章分析结论的可信度。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笔者采用Barro&Lee(1993,1996,2000)提出的受教育年限法,该方法先将劳动力分类,然后按照不同类别人力资本的人数和不同权重,对其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此方法计算简明扼要,而且数据具有可得性和精确性,不足之处在于其忽略了知识积累效应。但是通过比较所有计算人力资本方法的优缺点,使用“受教育年限法”计算的人力资本存量比其他方法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因此,本文采用该方法估计人力资本存量。结合我国既有的统计数据特点,采用以下公式计算:Ht=htlt,其中ht表示第t年年末的平均受教育年限,lt表示第t年年末的从业人员数。为了反映该年度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量情况,采用Humant=Ht-Ht-1的方法计算得出第t年度人力资本的社会积累增量。

(二)技术方法

简化形式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结构,它仅仅是总结数据动态特征的一个工具,如果不考虑特定的结构,就很难理解这种简化形式的VAR模型(Cooley&LeRoy,1985)。同时,VAR模型中变量间的当期关系被隐藏在误差项相关关系结构中,并存在参数过多问题,Sims(1980,1986)、Ber-nanke(1986)、Shapiro&Watson(1988)提出结构向量自回归的SVAR模型,在包含变量之间当期关系的同时,通过对参数空间施加约束条件减少所估计的参数。对这类模型的识别主要集中在残差系统,残差系统可以解释为外生冲击或者外生冲击的线性组合。本文建立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效率的三元AB-型的SVAR(3)模型,它既反映内生变量之间的同期关系,又可以反映模型系统对独立随机扰动ut冲击的响应,模型形式如下:

,t=1,2,...,T

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为:

(i=1,2,3)

Educatt、Humant和TFPcht分别表示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效率序列,ε1t、ε2t和ε3t分别是作用在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效率增长指数上的结构式冲击,即结构扰动项,εt为协方差为单位矩阵的随机向量。

实证结果分析

建立SVAR模型前,首先对年度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进步均为一阶差分平稳,需要对模型包含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验证模型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各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各内生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同时,被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所以整个模型是稳定的。

模型中有3个内生变量,需要施加k(k-1)/2=3个约束才能使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根据经济理论和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可以作出如下的三个假设,作为模型的约束条件:

当期的社会生产效率改进对本期的教育财政支出无直接影响,即:b13=0;

当期的社会生产效率对本期的人力资本积累无影响,即:b23=0;

关于当期政府财政教育支出转化成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假定,假定激励系数为2.9108,本文采用我国1981-2008年的年度数据对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得形成弹性进行测度,为了避免大多数时间序列分析中都存在的序列相关性问题,加入滞后项得到:dlnhuman=-0.3044+2.9108dlneducat-0.4402AR(1),R2=0.8430,DW值=2.0818,模型中各变量都显著地通过检验。,即b21=2.9108。

在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下,本文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方法(FIML)估计得到SVAR模型所有未知参数,从而得到矩阵及和的线性组合估计结果:

本文选取滞后长度为10年,通过具体计算可以得到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对财政教育支出,社会生产效率改进对财政教育支出和人力资本积累冲击的响应轨迹。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基于SVAR模型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改进的脉冲响应轨迹。图中的横坐标表示冲击发生后的时间间隔,纵坐标表示对冲击的反应程度。

图1反映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对财政教育投入增长冲击的响应,模型中冲击效应在13期以内冲击强劲,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冲击效应逐渐减弱,同时冲击的效应也是波动的,而并非正向或者负向的单一效应。表明在现阶段我国的经济状况下,财政教育投入的增长并不能稳定有效的激励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图2是社会生产效率改进对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冲击的响应,同样模型中的冲击效应在前期表现强劲,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冲击效应减弱。在前四期内,冲击响应迅速的从负效应转变为正的效应,并在后期迅速收敛。方差分解通过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分析各个变量对系统的影响大小,方差分解的结果如表1所示。

结果显示,社会生产效率提高是带来其自身波动的主要原因所在,但是随着时间推进,其自身的贡献程度逐渐减小;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的冲击对生产效率提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其贡献程度远大于由财政教育支出所带来的贡献。结合人力资本增加的方差分解结果,即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其自身的冲击作用非常显著,同时,财政教育支出增长对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具有重要的冲击作用,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财政教育支出更多的是通过形成人力资本的形式,并最终由人力资本激励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改进。

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财政教育支出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具有重要贡献作用,同时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是带来社会生产效率改进的重要因素;在现阶段,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对财政教育投入增长只具有短时期内的激励效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激励效应迅速衰减,同时冲击的效应也是波动的,非完全有效。因此,财政教育投入的增长并不能稳定有效的激励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社会生产效率改进对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冲击的响应,同样在前期表现强劲,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冲击效应减弱。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对社会生产效率改进的冲击只具有短期的激励效应,并且这种激励性具有不可持续性和不稳定性。

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扩大财政教育支出规模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实现生产效率提高和生产技术改进;此外,政府提高财政教育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激励,进而实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1.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6(5)

2.Barro.,Robert.JandJong-WhaLee.InternationalDataonEducationalAttainment:UpdatesandImplications[J].CenterofInternationalDevelopmenting,2000

第8篇：资本积累范文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we find that the writing of Das Kapital, in particular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economic writing, the deep creative spirit of the writer comple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reasonabl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spirit of humane care, so the Das Kapital with cultural form give birth to the factors of a variety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the poetic field with content and form, and show the writing features with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en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writing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way.

关键词： 写作学；资本论；文化书写

Key words: writing；Das Kapital；cultural writing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5-0153-01

0 引言

就经济学的视角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就哲学的视角而言，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写作学的视角而言，它也是一种文化文本的独特书写形态，是人类文明成果的诗性表达。

1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的必要性

当前的诸多文化现象和事实已经充分地说明，资本及其原始积累活动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坚持文化研究的态度，从宏观的文化维度进一步研究和认识《资本论》中资本原始积累的文化书写的意义，从而推进这一文本在其他学科的接受和研究的进程。从写作学的角度看，无论就创作思想表达方式，还是创作的人文精神而言，对《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都是十分必要的。

统揽学术界六十年的研究轨迹，从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对《资本论》只做单一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容易造成对该著在当下中国语境所谓时过境迁意义上的判断失误。为此，我们以经济学和写作学的复合视点为切入，揭示作为文化文本形态而存在的《资本论》的书写特色，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科学地把握蕴藏于《资本论》的创作思想和书写特点。

2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的可行性

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书写所涉及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的表达，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劳动者个体私有制的表达，对于租地农场主的表述，无不饱含对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关照。因此，我们以此为逻辑起点而对其进行的写作学透视便具有相当程度的现实可行性。

正基于此，从写作学与经济学的相结点出发，正如鲁迅将历史著作《史记》解读为无韵的文学文本《离骚》一般，参照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在把握了文本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点上，就可以把《资本论》的写作理解为由准备、加工、总合三个阶段构成的创作过程，可以理解为由思想理论体系、写作思维、表达形式等多个层面构成的文化文本，亦可理解为由现实、作家、文本、接受等四个要素所构成的文化活动，更可以理解为以前三个方面为基础的由内容（在人文关怀精神统辖下的理论建构）和形式（以理性的结构分析为手段的文本书写）相统一文化信息的合成体。

3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的写作特点

3.1 基于将《资本论》视为文化形态的文本的理解，从写作方法上来看，作者――马克思首先从理论和事实相统一的角度，将人的生存问题设置为理论书写的参照。他说，“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1]作者以神学中的创世说来类比原始积累，奠定了整篇文章的写作基调。作为全文的统领，此处关于人的诞生问题的引入建构了作者创作意识中人文关怀精神的生长点。把人的生存问题设立为理论书写的参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马克思理论书写的文化维度。马克思进一步写到，“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他从文学书写的“典型塑造”的角度来引出对于英国资本主义书写的写作学意义，这样的写作方法既直指经济写作的主旨又完全符合一般写作的规律。

3.2 马克思的写作风格总体上讲是在质朴的写实中进行诗性还原，却不是滑向一般意义上呆板的经济写作[2]。淡化和疏导了读者感受资本之恶的郁结，客观上起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谓“卡塔西斯”的审美净化作用。为了延伸这种审美作用，以简洁的语言，形象地刻画了农村田园生活的突变；既强化了形式层面的画面感，也承载了内容表达上的厚重感。从被引用的意义上讲，萨默斯的话语已经被转化成了《资本论》的文本语言，增强了对于主体创作精神多元化表达的效果，从而凸现出对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分析中的诗意表达。

3.3 在内容与形式的相互生成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将对于人的关怀意识置于创作精神的圆心，进而辐射到下层社会的每个角落里的每一群体，既增加了思想的深度（质料因），又完善了写作的结构（形式因）[3]。马克思通过对亨利时期“法律对于人的规训和惩罚”（福柯语）的陈述，揭示出了资本的主体性形成所造成人的消亡的惨状。从主体介入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如同进行着对资本的考古研究，以旁观的、零度书写的角度，还原了“资本自从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事实；从文本结构来看，《资本论》的表层结构(一般论述性结构）和深层结构（观念和话语的组织与传达的构造）是相统一的，具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出的文本结构的完整性。

4 结语

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深入的进程中，马克思理论文献的文本研究逐渐地变得重要起来了。《资本论》作为文化的文本，其宏大而又非形而上学的写作实践和审美视野大大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挖掘寓含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方法中的思想资源，对于指导年轻一代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探讨其文本写作特色，对于纠正当前学术文章枯燥的思辨文风也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3][德]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75：173，462.

第9篇：资本积累范文

编者按 当前，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美好地球家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应该义不容辞地履行环境责任，实现绿色发展。本文作者从认清责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用先进的环境理念武装企业，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企业发展等方面，论述了我国企业要积极发展绿色经济，打造绿色企业。本版今日特刊此文，以飨读者。 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过程中，伴随着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美好地球家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应该如何发展，成为广大经济学家和环保专家研究的重点。最近，在学习科学发展观和中央领导一系列讲话活动中，也探讨了企业如何实现绿色发展的问题，提出了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要义不容辞地履行环境责任。因此，用先进的环境理念武装企业，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企业，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环境标准建设企业，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改造企业，用循环经济发展企业，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当前，我们应该积极发展绿色经济，打造绿色企业。只有创造出绿色的经济价值、绿色的经济财富，积累生态资本，企业才有希望，人类才有希望。 认清责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阅读提示 企业要认清自己在保护地球家园中的责任，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从发展观念、内容上做出调整和改变，否则就跟不上时展、形势需求，就会落伍掉队甚至被淘汰。要坚决支持国家向全世界做出的承诺，努力尽职尽责，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下决心保护好环境，把碳排放降下来。 企业要认清自己在保护地球家园中的责任。无疑，企业要创造利润，发展经济，积蓄财富，以获得更大的发展，但发达国家沿着这条追逐利润的道路走过200多年后，给地球带来了巨大的债务，致使“碳山压顶”。回顾人类走过的碳排放足迹和对地球气候变暖产生的影响，人类发展工业的模式和现有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是在渐进式地破坏自然环境，在渐进式地毁坏地球家园。在全球，有成千上万的人因土地荒漠化、草地沙化而流离失所、流浪他乡。 在人们一浪高过一浪的保护地球呼声中，企业家群体开始觉悟。尤其是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他们的代表参加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没有迟疑，在金钱与环保的天平上没有失衡，他们发表了环保声明，呼吁全球企业家联手减碳保护地球，肩负起历史使命。他们给自己的重新定位和重新定向是: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创造绿色的经济价值、绿色的经济财富和生态资本。在为他们这种觉醒感到高兴之际，我们注意到，仍有一些企业在创造黑色经济价值、污染的财富。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老板赚钱、企业污染、百姓受害、政府埋单的现象。因此，我国企业必须树立起全新的经济责任和经济价值观。 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企业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境界，影响着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经济文明、文化文明、道德文明等，最核心的文明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文明。当今，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由于人类过度向自然掠夺，使自然受到严重伤害，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如气温升高、冰川融化、土地沙化、森林锐减、农业减产等，都在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发展，同时给地球带来严重创伤。生命依环境而生存，环境因生命而美丽。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保护健康和美丽的地球家园，既是人类的责任，也是企业的责任。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后，国家责任、企业责任都要从发展观念、内容上做出调整和改变，否则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形势的需求，就会落伍掉队，甚至被淘汰。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向世界承诺，中国节能减排的决心不变，结合中国的国情最大努力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到2020年中国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单位GDP减排40％~45％。我们中国人、中国企业要坚决支持国家向世界做出的承诺，努力尽职尽责，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下决心保护好环境，把碳排放降下来。 用先进的环境理念武装企业 ■阅读提示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用先进的环境理念武装企业、建设企业、管理企业，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