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欧洲经济论文范文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源于欧洲的文化观念、制度模式已广泛而深入地植根于全球各地，同各地本土文化汇通交融，形成一种你中有我，你我难分的格局。这也即是从五百年前欧洲文艺复兴发端的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今天看来，在这一现代化潮流面前，不仅世界各种文化概莫能外，而且伴随以网络通讯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普及，这一进程空前加快。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自身的历史定位应该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传统的悠久文明古国，一方面也是世界现代文明潮流中的重要一员。这有助于提醒我们在讨论欧洲或者西方是否衰落的问题时，至少在部分意义上也是在讨论中国本身的衰落或者兴起的问题，因为我们当今赖以生存的无论是物质还是观念环境，从政治、经济、科技到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均已经深深植入源于欧洲的现代潮流。从这一意义上，讨论欧洲就是讨论我们自己，反思欧洲就是反思中国本身。鉴于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古代长期与欧洲迥异的文明演进道路，中国不乏创新文明的方式，引领文化潮流，超越欧洲、超越西方的可能，但这种创新，这种超越只能是在对欧洲、西方的文化精神、制度文明积极融会与批判吸纳之后才是可能的。

一、文化衰落还是实力衰落？

谈到欧洲的衰落，人们会立即想到德国的斯宾格勒。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德国保守思想家斯宾格勒即推出《西方的没落》一书。斯氏当年对包括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阿拉伯、欧洲等世界文化形态进行分梳比较，认为文化如生命有机体一样，有着从童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演化过程。断言20世纪的西方正处于其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衰落已无可逆转。毫无疑问，斯氏当年西方衰亡的悲观预言如今并未兑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欧洲起伏跌宕，无论是在经济力还是在世界地缘政治上的地位都有明显的变动，但是如斯宾格勒这种文明兴衰意义上的西方衰落看来仍不是触手可及。

比较吊诡的是尽管斯氏预言看来既无历史依据又被实践证伪，但斯氏的这一深沉的欧洲文化哀声却如洪钟大吕，悠远绵长，代代相传。据研究者统计，此书出版后的十年间，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文字，销量达十万册之多。此书之后，斯氏曾有多种著述问世，但无论是在销量还是在影响上都不能同《西方的没落》同日而语。然而，在当时的学术界，斯氏的观点却完全不被接受。文明兴衰如何可以同草木枯荣类比？

实际上，斯氏一书问世仅仅两年之后，法国地理人口学家德曼融（Albert Demangeon）即有《欧洲的衰落》一书问世。相比之下，德氏这本书却颇得学界好评。这是一本逻辑严谨，论证精密的“科学”著述，作者依据人口学、经济学等数据，以实证比较等学术方法，系统论证了欧洲一战之后在世界上实力的衰落及其发展前景。不仅如此，当年的德曼融慧眼独具，在他看来，尽管欧洲衰落值得忧虑，但欧洲的衰落乃属相对衰落。这一相对衰落乃是由于美国与日本的崛起所致。在他看来，此后欧洲也并非命定走向衰落，欧洲通过奋斗，也可能焕发青春；世界其他地缘板块，也可能随着时光流逝走向颓势。现在看来，地理学家德曼融的判断应该更加合乎今天的现实。一战之后的欧洲虽然并没有能够扭转逆势，并在经历了19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走向一场更加惨烈的世界大战。然而，二战之后的欧洲痛定思痛，决心告别战争，以欧洲联合缔造和平并从此寻找人类组织的新的替代方案。当年德曼融的思路和判断，不仅更加符合欧洲正统的理性精神，也为欧洲的前景提供了乐观的前瞻。不过，在今天，不用说这一乐观的理性的欧洲预言没有能够超越边界，被业已接受了“人定胜天”的唯意志论的中国人听到，而且早已被欧洲人以及自己的同胞所淡忘。

命运何以如此不公平地对待这两位预言家？对于“理性”的德曼融来说，他的被淡忘应该归咎于理性的胜利。德曼融的《欧洲的衰落》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衰落，那只是对欧洲当年危机的警示，是对一战灾难过后欧洲现况的清醒分析，是对欧洲人乐观进取面对未来的呼唤。换言之，这种警示，这种呼唤，欧洲代不绝人，早已注入欧洲的文化血液，汇入欧洲批判创新的思想巨流之中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德曼融的声音被淡忘，正是由于欧洲无论是学界还是大众舆论，均不缺乏这种声音的缘故。

斯宾格勒则不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先天和命定的。他的衰落论并非要唤起世人的自觉，从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改变历史的进程。在他看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渐渐成长为具有压倒之势的对于进步观念的信仰，对于科学的盲从，对于历史发展遵循既定轨道的线性思维的认同均是近代浅薄的物质主义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文明的发展并非按照线性规律直线向前。在此之前，世界众多的文明如日月循环、如草木枯荣，兴衰有序，生死天定，西方文明概莫能外。在欧洲，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均已经完成其生死周期。斯宾格勒表达的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大悲大恸，是深藏若虚的西方文明中的终结性忧虑。斯宾格勒当年受到学界的抵制，不仅仅是因其命定论与理性主义的冲突，也因为其预言生不逢时。一战之后的欧洲，虽然金瓯玉碎，疮痍遍地，但欧洲人远没有从科学万能与工业霸权的梦呓中苏醒。战争之后不是深切反思，而是企图东山再起，重决雌雄。斯氏的预言搅乱了学界的氛围，冲击了仍在上升时期的唯物与进步历史观。而在大众心理层面，斯宾格勒却迎合了欧洲战后人们寻找对战争原因的解释的需求，具有抚慰德国民族在战争失败后沮丧颓废的心理的功能。他的命定的神秘的文明生死观将欧洲参战各方汇入西方文明的整体命运，也从某种程度上为受战争蹂躏的心灵提供了些许慰藉。

不过，战后特殊的时代心态自然不是其声音长久回荡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他至今仍未兑现的预言的持久魅力在于其源于欧洲精神的另一种传统，怀疑的传统，悲剧的传统。这种传统，也许比理性本身更为根本，更能够代表欧洲的精神气质。这一怀疑传统，既源于理性主义内部，又源于对理性主义本身的怀疑和批判。怀疑是批判的前提。质疑一切，否定一切，否定之后再被否定，法国思想家莫兰正是将这种“否定性”称作欧洲文化的最为根本的特点和欧洲文明演进的基本动力 。我们今天无法知晓斯宾格勒本人是否意识到他的衰落论能否弥久而不衰，但我们却可以看到他对欧洲文明的悲观论断的睿智之处。在今日欧洲，历史线性论已经失去了市场，社会进步观也广受质疑，科学万能论也已成为过去的神话。欧洲文明当然没有如斯氏所言已经死亡，但是再不会有人以历史规律来批判斯宾格勒衰落论的荒诞。

二、经济衰落还是竞争转移？

从公众舆论层面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欧洲关于欧洲衰落的议论甚嚣尘上。2008年夏季，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罗伯特•伏吉尔（Robert Fogel）在法国南部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会上表示：“欧洲经济已经死亡”。这一宣告是这一波较受注目的关于欧洲衰落论的起始。此后，从经济上宣判欧洲衰落的声音此伏彼起，不绝于耳。刚刚推出《中国傲慢》 一书的法国著名经济评论人伊茨拉勒维奇（Eric Izraelewicz）在2010年写道：欧洲的衰落在经济危机之前已经显而易见，但危机大大加速了欧洲衰落的进程。伊茨拉勒维奇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源于美国或美中经济的不平衡，但危机对于亚洲几乎没有影响，对于美国影响次之，却对欧洲伤害最大。这一事实表明欧洲经济的脆弱，无力承受打击。伊茨拉勒维奇认为，欧洲衰落的原因可用三个D来概括。他所说的三个D分别是Demography 人口，Division分裂，和 deficits赤字。目前，欧洲联盟27国总人口为5亿，2009年增长率仅为千分之一强（中国同年人口增长率略低于千分之七）。所谓分裂，是欧洲在经济上虽有统一市场，但经济缺乏整合，各国在经济战略上各自为政。至于财政赤字则正是目前欧盟债务危机的主因。伊茨拉勒维奇的观点自成一体，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他仅仅从经济论经济，并不触及社会甚至地缘政治实力的变化。

今年三月，曾经因提出中美同体（Chimerica）而名噪一时的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推出新作《文明：西方与非西方》 一书。作者指出，如果1411年你有可能在全球旅行的话，你可以发现中华文明帝国正在兴建紫禁城，而此时的英格兰正受到瘟疫、饥荒、战争的多重蹂躏。然而，在这一世纪其后的五百年间，西方却一直强势统治世界。欧洲何以能够超越当时看似强盛的东方帝国呢？佛格森认为，个中原因是西方掌握了六样秘密武器：竞争、科学、民主、医学、消费主义以及工作伦理。按照这一论断，今天的欧洲是否衰落的问题也就转化为西方是否还能垄断这六大武器的问题。同斯宾格勒不同，佛格森并不认为文明会遵循诞生、上升、衰落的周期，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是从童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演化过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依据，佛格森认为，西方的衰落也许不是一般人们所想象的是渐进而慢速的，很可能是突发性的。佛格森更以历史上16世纪西班牙霸权的衰落，18世纪法国王权的被，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覆灭以及苏联的崩溃为例，指出这些历史强权均是由于沉重的债务危机所导致。

佛格森的论断也许过于武断，但他的论断却很及时。放眼今天的世界，他所谓西方曾经拥有专利的六大武器显然已经普及于全世界。不过，分析当今有可能取西方而代之的各新兴经济体，并非各个国家都全数掌握了这六样武器。佛格森忧虑西方强势的迅速崩溃，但他却拒绝任何命定的前景。实际上，即使假设今天非西方世界各国均全部掌握了西方近代创立的全套制度文明，是否就意味着西方败局已定呢？笔者目前还无足够的论据作出这一结论。相反，如果假设欧洲仍有可能战胜危机、扭转逆势，倒不难找到依据。最简单的办法是从佛格森本身的论述中寻找论据。佛格森举出了世界史上帝国崩溃的例证来论证西方的衰落。但只要换一个角度，欧洲的历史波澜也可以同样论证欧洲文明内部衰落与新生的起伏交替。希腊文明衰落了，罗马文明代之而起。西班牙帝国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是荷兰低地国家资本主义手工业与商业的兴盛。法国王权的被，为现代共和体制在欧陆的扎根扫除了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佛格森将竞争放在六大武器之首，可谓别具匠心。五百年前的欧洲得以崛起，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是基本动力之一。当今世界，竞争的场域发生了转移。如果将已经全球化了的今天的世界看作是一个放大的欧洲，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或者欧洲、美国、中国、印度等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应该正是决定今后各大经济体在世界上谁执牛耳的关键性因素。15世纪开始的竞争，由于西方找到了新式武器，将其他文明远远抛在后面。而今天的竞争，应该是旗鼓相当的竞争。不过既然是竞争，当然胜负待决。实力消涨潮起潮落，危机与兴盛循环往复。今天的欧洲陷入危机，不等于明日不会东山再起。欧洲的历史本身峰回路转、大起大落，中世纪的宗教愚昧孕育了辉煌的文艺复兴，凯歌行进的近代科学也会结出摧毁人类的核子武器。欧洲曾沉浸于殖民扩张的霸权之梦，又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自我毁灭。但是，战后的欧洲，凤凰涅，依然迈向了政治统合之路。相对于欧洲，中国文明史也充满着夷夏交融，王朝更迭，天下分合的大起大落。但是近代以来，自华夏文明遇到西洋文明之后，却历尽艰辛，无法突围。在欧洲面对危机，诘问衰落之时，中国是否也在反省叩问呢？历史真地到了转折时刻吗？

三、唱衰西方还是叩问制度？

不过，佛格森所列举的六大武器也许过于强调制度，强调硬件，而忽视了精神与思想层面的武器。包括上述斯宾格勒、德曼融以及佛格森本人在内的对欧洲地位的忧思，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本身即构成西方文明中一件极其强大的秘密武器。有法国学者将欧洲精神归纳为批判精神，一部欧洲思想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怀疑、批判、创新，再怀疑的思想批判史。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从上帝束缚中解脱，欧洲高扬批判大旗，社会标新立异。思想创新成为欧洲超越其他文明的基本推进剂之一。直至今日，从精神自由、思想开新的角度，欧洲仍然充满了活力。仅仅从衰落这一主题切入，欧洲文明史给我们展开的是代代不绝的这种“唱衰”的咏叹。不必追溯至欧洲对罗马帝国崩溃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仅从当代欧洲对社会制度反思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欧洲的这一强大文化脉动。

粗略说来，跨过1990年代东西冷战后的短暂欢欣之后，欧洲社会意义的危机凸显。对立的共产主义阵营骤然消失，以民主、经济自由为框架的西方社会突然失重。先有“历史终结论”不胫而走，继有“文明冲突论”后来居上。2001年的“9•11”事件更如晴天霹雳，给予赢得冷战后自信的西方一记猛掌。2008年以来，受美国信贷危机的冲击，欧洲经济一蹶不振。危机使欧洲悲观论者如虎添翼，也使更多的人加入了质疑和批判欧洲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文化体系的行列。一时间，关于欧洲衰落，西方陷入深重危机的声音此伏彼起，形成了多元主义环境下西方特有的“唱衰西方”音乐会。这种所谓“唱衰”的音乐会在欧洲深陷经济困境的时候尤其引人注目，但却既非昙花一现的绚丽烟花，也非随波逐流的应时之作。所谓“唱衰”，更多的是叩问，是批判，是质疑，尤其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叩问。

法国哲学家达瓦洛（Pierre-Henri Tavoillot）最近总结说：“9•11”事件可以被解读为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政治基准――民主制度的全盘反抗；美国信贷危机不仅象征着美国霸权衰落的开始，也意味着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败象；而2011年3月11日由于海啸引起的日本核电危机则预示着整个现代物质文明的根本发生动摇，人类不仅最终难以驾驭自然，甚至也无法控制自身的科学发明。换句话说，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体系的三大基石：民主、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受到全方位挑战。笔者并不赞同将“9•11”事件看成是对民主的严峻挑战的论点。不过，这一事件的确强化了西方思想界对民主制度本身的质疑和叩问。

从现象上看，在政治层面，全球化的加速使得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减弱，传统左右政党之间的张力缩小，政党轮替缺乏活力，选民看不到选举的作用，社会动员乏力，政治冷感滋生，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仇外排外情绪蔓延。伴随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则是利己主义的膨胀，私域对公域的蚕食，个体对公权力的不信任。

在社会层面，由于长期的繁荣与和平，民主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渐渐难以支撑越来越大的福利开支，贫富差距出现积重难返之势。对环境破坏与能源枯竭的忧虑加上经济危机的持续，使得民众对无论是英美式的占有大量资源的市场主义和德法式的福利国家模式的信心均发生动摇。同时，网络的迅速普及，不仅打破了社会原有的表达和参政格局，使得原有的民主机制无法满足民众对参政的新需求。

面对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挑战，欧洲应该如何应对？对此，法兰西学院教授罗奘瓦龙提出民主的双重性的命题。所谓民主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民主具有对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庄严承诺，一方面又具有一种总是不能完全达到目的的不可兑现性。换句话说，民主机制从其降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一种内在紧张。罗奘瓦龙认为，今天的民主，已不再是古典的强调制度化的民主形式可以概括。民主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三权分立、定期选举、多党执政等等虽然仍然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硬件，但民主对公民的参与、议政，对社会层面的民主要求日益苛刻。民主制度下的社会必须找到更多的方式和制度安排去加强民主与公民的联系，动员公民的认同，将讨论、议政、质疑、批判纳入民主框架。如果联系到今天欧盟架构下民主合法性欠缺的情况，如何为民主寻求新的活力源是对当今欧洲社会的严峻挑战。

四、欧洲的衰落还是文明的共同挑战？

承认欧洲文化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传统和思想开新的活力，并非为了遮掩欧洲存在走向衰落的前景。相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欧洲衰落的内涵和衰落的紧迫性。如果说，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后来居上，使欧洲处于一种相对衰落的态势的话，那么欧洲还必须应对更为根本的制度衰落。政治动员力不足，民主代表性减弱，对于未来的信心危机等问题，即是难以以数字来计量的根本问题。上述法国哲学家达瓦洛所指的民主、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三个方面与英国历史学家佛格森的六样秘密武器的说法虽不同，但均提醒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源于欧洲的整套现代文明制度。而这一整套制度在今天已不再是局限于欧洲或者西方的狭隘的区域性制度。竞争、科学、民主武器曾经使西方在世界独占鳌头，但现在已为非西方世界程度不同地移植、接受甚至光大。换句话说，西方失去了制度文明的垄断权，也成功地将制度困境转嫁给了非西方国家。从现代文明制度角度，欧洲的危机也是普世的危机，欧洲的衰落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衰落。

诚然，世界各文明区域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都有进行制度创新的独特文化资源。但是，创新只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只能是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的创新。从比较眼光出发，对西方制度文明的创新，关键在于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曾经被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是不是西方模式的一种替代方案？19世纪的欧洲曾经提出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但在其本土并没有结出令人满意的果实。这一方案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如苏联东欧虽曾有过貌似辉煌的表现，但终于不能经受时间的检验。

按照今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人类必须面对共同的环境约束。这一约束，即使并非斯宾格勒式的人类文明生死有命的衰落，也意味着人类必须彻底转换生活方式。养育我们人类的地球的空间和乳汁是有限的，由于人类的肆意榨取，从气候到空气，从海洋到冰川，从河流到森林，地球均已超载运行。仅仅从这个角度，以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显然已经走到尽头，此次日本核电灾难也以悲剧形式宣告了人类以科学控制自然的近代神话的终结。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对近代以来的生产方式与制度文明进行反思，以经济增长为指标的现代人类社会是注定要衰落的，区别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因此，在我们讨论欧洲衰落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确意识到这一讨论对中国的意义。笔者在此不惜篇幅回顾西方对其本身衰落与否的反思，也是希望我们将西方的反思化为我们自身反思的养料，纳入我们自己的反思之中。

第2篇：欧洲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现代性；连续性；联系性；《白银资本》；《大分流》

一、《白银资本》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刘禾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对《白银资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统的说明。她说，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到马丁·伯纳尔(MatinBe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第四，《白银资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弗兰克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他说《白银资本》"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他强调：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弗兰克甘冒得罪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危险，指责：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弗兰克并非不重历史证据，但他认为历史证据并不能取论建构，世界历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个理论取向上的根本转型。他说："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弗兰克充分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各种理论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他申明："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

二、《白银资本》的合理内核与缺陷

《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

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这一点，中外学者已经给予充分的肯定，前文已作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也因这一点而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普遍历史的强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历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历史的必然；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对历史的连续性（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的偏爱而看不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社会质变"、"社会进化"）等等。不过，弗兰克的理论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炮制出一个万能的理论出来。弗兰克在强调一种研究取向的时候可能正是针对另一种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设定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世界史象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有经济、文化和社会。因此，应研究整个世界史。整体世界史影响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了解比较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真正比较。中国史不是各省历史的总和，即使部分的历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弗兰克征引约瑟夫·弗莱彻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学、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采，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为了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性，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17世纪，日本、、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研究部分的历史容易，研究总体的历史难。诚如保罗·科斯特洛所言："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兰克辩解道："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

三、《大分流》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加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是彭慕兰对世界经济史重估的最新著述之一。获2000年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第一，《大分流》的全球发展理论

彭慕兰认为，三十年前，中西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彭慕兰对此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彭慕兰强调，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因此，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要解释东西方的差异，我们需要观察在欧洲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这就牵涉到技术创新的问题。既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资源，它就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然而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缓土地的限制并在1750至1850年间带来成长。而且，如果没有煤及新大陆以节省土地（亦即劳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见发明的焦点会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重新注意过去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煤、帝国、英国例外情况、以及工业革命的不连续性。

第二，《大分流》的东亚发展理论

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东西方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相似之处，由于它们太相似，以至18世纪的东西方看起来实际上是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一个世界，而不是19世纪以后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的分离。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统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现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如欧洲的英格兰，中国的江南和岭南，日本的畿内，曾经各自独立地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人口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还有引起争议的"内卷"与"勤劳革命"。惟一的例外是英国煤矿有着幸运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既使英格兰获得了充足的动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推广。无论是从农业、手工业、消费、市场发展水平上比较，还是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太大的差距和差异。大分岔主要发生在随后的世纪。使西欧最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国煤炭的采掘及其有利的蕴藏位置引发了动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陆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缓解了欧洲在生态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农业技术、生活状况还是人口条件角度来看，欧洲与亚洲在1750年左右都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作者由此推论说，西欧在此时期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相似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在19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

第三，《大分流》的基本学术取向

《大分岔》的基本学术取向，是从全球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经济的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学术取向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传统的提问方式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彭慕兰认为，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所谓"标新立异"，也不是仅仅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具有经验（从历史的原点出发，不轻易地套用历史的必然性预设，从而遮蔽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和规范（符合比较研究方法中的交互比较原则）的双重意义，譬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样的提问蕴涵的预设是英格兰是"标准答案"，即英格兰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则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而以江南的发展为常态。《大分流》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重构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史，彭慕兰在中国和欧洲都看到了动力和危机的存在，而不是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和危机。中国和欧洲具有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而不是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有发展，而在另一部分只有停滞。

第四，《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

关于《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全球联系性的视角；二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全球联系性的视角出发，《大分流》对欧洲的工业化启动的研究不是从欧洲内部的特殊性回溯，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从全球比较和全球互动的视野来进行新的探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探险之旅"。由于他审慎地选取了比较单位与比较目标，因而，他的"探险"有独特的"收获"——1800年左右的"世界历史大分流"之说被构建出来。

其次就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吴承明在《〈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一文里谈得很透彻。我在前文研究转述过了，此处再概括一下。彭慕兰对比较方法论的贡献在于对世界经济史比较目标和比较单位的创新。彭慕兰没有以传统研究中的生产水平或消费水平或GDP的增速为比较目标，而是以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比较目标，看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看哪一方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在比较单位方面，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四、《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

彭慕兰自己对《大分流》的评价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我认为，彭慕兰对自己的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从学术界对《大分流》的研究来看，《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都被充分地展示，相对《白银资本》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有所淡化。我们可以期待对《大分流》有更深入的学术评价。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可以从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来评估：

其一，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方面。《大分流》认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此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以此为基础，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并非如"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亚洲是停滞的，甚至数千年以来就是停滞的，而欧洲则在不断地发展。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发展几乎是欧洲自己的启动，与其它地方没有干系。是欧洲特殊的制度、文化与理性开拓了欧洲现代化的征途。彭慕兰并不否认欧洲制度、文化与理性有其特殊性，但是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联系性视角来观察，即要高度重视外因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作用）。彭慕兰认为欧洲和亚洲在1800以前都呈现"斯密式的发展"（不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而这种发展最终会受到资源和生态（尤其是土地）的限制，从而堕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的压迫，资源和生态受人口膨胀的制约，形成一个发展的"瓶颈"）。西方（主要是英国）是怎样跃过这个"陷阱"的呢？彭慕兰认为，解除生态制约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者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过去对现代化的解释长期忽视从欧洲之外去寻找机缘。彭慕兰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诚如王家范所言：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

其二，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彭慕兰强调历史研究（无论什么历史研

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视野，而要做到这一点，比较研究方法是其中的关键。因此，他特别强调"比较单位"（如何选取"比较单位"？）和"交互比较"（如何选取"比较坐标"？）。他说他与王国斌教授（彭慕兰承认王国斌在比较方法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都主张"所用的比较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和"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互为比较的参照物）"。

（1）从单位的可比性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2）从选取比较坐标来看，"交互式比较"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国斌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史建云强调，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欧也就成为史学界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理所当然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欧洲史学家最经常的是以中国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大分流》倡导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权衡中国历史，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去触摸那一扇扇曾经打开或者未曾打开的门，体会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曾经有过的众多可能性和偶然性。尽可能避免决定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确实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彭慕兰倡导现代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的结合，而反对以现代经济分析取代历史分析的经济学取向。他说，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的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应、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明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本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远远大于实际生活在18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总之，《大分流》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传统，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传统，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方法运用到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我们重构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分流》在理论、视野、方法方面给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有益的启示。

第二，《大分流》的内在缺陷。

文献方面的缺陷：恰如史建云所言：彭慕兰征引的多达600余部各国文献中，中文文献仅有40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过70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进行论述。与作者分析西欧中心论时广征博引，对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加以讨论的做法相比，关于中国的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

逻辑方面的缺陷：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书中对中国的很多论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这些推理看上去相当精巧，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观愿望影响，推理过程及其结果有时显得不够合理。

九、比较

弗兰克和彭慕兰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诸方面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不少的差异。这两位坚决拒斥"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以看作是同一思潮或流派（加州学派）下的极有个性的两大学术领军人物（加上王国斌是三位）。

第一，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方面，都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提倡从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视角去重构世界历史。尽管他们都树起反西欧中心主义的旗帜，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特色。贡德·弗兰是个激烈派，他的确如张芝联所言："以典型的反偶像战士的姿态从古反到今，一反到底"。弗兰克企图建立一套"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横向一体化宏观历史"。由此，他以"全球学"的视野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体系理论——5000年世界体系论，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他不主张把欧洲从全球孤立开来，去寻找纯粹的"现代性"，他也不认为由于欧洲的"特殊性"而成为现代化的策源地。他并没有取消"现代性"，但却取消了"现代性"由欧洲独霸的局面（强调"历史的横向联系性"），也取消了认为"现代性"完全由传统断裂而来的思维（强调"历史的纵向连续性"）。他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体系决不是1500年以后才由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的，它的根基可追溯到5000年前，其中心是亚洲——非洲，然后逐渐扩大，欧洲到1500年以新世界的白银为资本加入进来。把持了两个世纪，以后又转到了亚洲。彭慕兰则着重研究了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从全球比较视野出发，锁定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为"交互比较"的核心区域和有效的比较单位，认为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对于弗兰克和彭慕兰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的评估，诚如王家范所言，他们的主张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第二，虽然都是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但《白银资本》偏重的是商业，尤其贸易和货币，而《大分流》却是侧重对农业的探讨。正如张家炎所认为的，它们的总基调都是认为18世纪前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经济并无大的不同。但《白银资本》完全没有涉及农业，而《大分流》则以农业为重点，且比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体得多，他不仅利用了不少有根据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战不少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见解：江南农业并不比英格兰农业更劳力集约。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挑战"欧洲中心主义"更有说服力的是《大分流》。当然，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白银资本》的挑战最为彻底。

第三，《白银资本》和《大分流》都结合了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尤其是能够相对熟练地运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学者指出弗兰克没有经过历史学方法的艰苦训练，大量使用的是二手的参考文献，在这方面，甚至身为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彭慕兰也受到相当指责，但正如刘北成和刘禾所言，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甚至是不着边际的。其实弗兰克和彭慕兰尽可能地运用了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从而避免了进行更多的简单的重复劳动，也避免了走向研究的岔道）。弗兰克受过正规的经济学训练，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又在各大学进行过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在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方面有较深刻的方法论体验。彭慕兰则长期从事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从耶鲁大学博士论文开始），在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史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弗兰克倡导"全球学"（普遍联系史观或全球史观）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主张对历史部分和片段的分析不能取代对历史的整体分析，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或综合。部分也不是整体的分割。正如中国各省的历史相加并不就是中国的历史。整体就是整体，整体研究与部分研究不能相互取代。他主张研究"世界体系"。彭慕兰则偏爱全球比较史观和比较研究方法（强调对"比较单位"和"比较参照物"的审慎选择，提倡"交互比较"）。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反对拘泥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单位。诚然，从"现代民族国家"出发，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结论

《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对人文社会科学弥漫的"欧洲中心史观"（"欧洲特殊论"与"欧洲普世论"的一体）都进行了解构。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经济）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或者说，针对）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断裂）与空间上的地域性（"现代性"仅仅起源于欧洲），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断裂"只是一个"世界体系"内部的"中心"转移）和空间上的联系性（所谓"欧洲的崛起"是与""的亚洲、美洲、非洲等世界的其它地方分不开的）。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整体史观和"交互比较"（或者说，"换位思考"）。

第3篇：欧洲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欧债危机；欧洲一体化；欧元；欧盟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01

一、欧洲一体化的内涵及意义

欧洲一体化是指欧洲各国为打破国家藩篱寻求地区融合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欧洲一体化已经走过60多个年头，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先后取得了关税同盟、统一大市场、经济货币联盟等成果，且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总结，欧盟终于成为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联合体，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的最大的区域组织，也是世界上最成熟、最成功的地区一体化组织。

我们知道，1648年欧洲国家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民族国家开始成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正式登上国际舞台，此后数百年间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深受民族国家这一组织形式的影响。而欧洲一体化则又重新开启了一段历史，民族国家之间开始跨越国界和的藩篱而相互融合，开辟出了超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新篇章。民族国家是否会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没有民族国家的国际社会和人类社会将来会如何运行？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赖于欧洲一体化的探索和经验。

二、欧债危机对欧洲一体化的威胁

（一）欧债危机威胁欧洲一体化已有成果

1.对欧元区的威胁。欧元区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成果之一。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过程中，先后有各种分裂现有一体化进程的声音出现，如有的欧洲政客在私下曾说应把希腊踢出欧元区或欧盟，清除害群之马；法德国内有人主张退出欧元区，“好学生”自己玩，不跟一大群差生一起玩了；还有人说欧元最初就是一个错误，欧元应该废除。

2.对欧盟的威胁。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则警告说，欧债危机也可能导致欧盟解体。①未加入欧元区的英国国内也出现要求“退出”欧盟的呼声，一份由保守党议员提出的议案，要求政府在2013年5月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退出欧洲联盟的动议。

（二）欧债危机侵蚀欧洲一体化的根基

维系欧洲一体化存在的基础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上面提到的动力因素，即欧洲人民对统一欧洲的向往和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二是维护欧洲一体化的压力因素——欧洲一体化倒退甚至瓦解带来的巨大成本，对于欧元区的生存，最有力的保障正是解体的成本，但这还不够。②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正承受着欧债危机的巨大考验，欧债危机带来的复杂经济和政治形势使更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统一欧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欧债危机后各国与希腊等不良经济体的快速切割使有些人开始相信欧元区失去希腊甚至欧元区瓦解的成本已不再是不可承受。而实现欧洲团结的另一关键因素——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也在欧债危机中被不断消磨，危机中各成员国囿于传统的观念和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只愿自身得利，不愿贡献与牺牲，为欧债危机的解决和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抹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三、欧债危机威胁下欧洲一体化的前景

（一）欧洲一体化不会有大的倒退

虽然欧盟内部围绕欧债危机进行大量的争论和辩论，虽然有以上各种分裂声音的出现，但是放弃欧元，解散欧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正式选项被政治家们摆上欧洲桌面讨论，英国退出欧盟的议案也在英国国会遭到否决，而各国争论的焦点都是如何救欧元，救希腊。因为欧元解体不符合欧盟任何国家的利益。一旦欧元崩溃解体，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这些问题国自然受到的打击最大，同时对德法等的经济上的打击也是灾难性的。除了经济影响外，欧元区以失败告终将意味着欧洲战后半个多世纪联合的最重大倒退。其他一体化成果，如统一大市场也可能不保。

（二）欧债危机为欧洲一体化突破瓶颈带来机遇

我们国内经常说，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要用加深改革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怀疑改革，放弃改革。套用这一句式，欧盟一体化中遇到的问题也要用加强一体化的方式解决，而不能往回走退路，走向分裂。

1.欧元区国家让渡财税。如果欧洲国家说为市场、资本、人力、技术开放国界是为欧洲一体化让渡了“低级”的话，而欧洲一体化走到现在，是时候需要各国放弃财政、税收这些国家中的“高级”了。从另一个角度看，此次危机还可能正好是进一步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机遇。要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欧洲国家还是要加强政治联盟，走财政联盟的道路，实现货币一体化与财政联盟两条腿协调前进。实际上，欧洲人也正这样做。虽然由于英国的反对，在去年的欧盟峰会上最终未能成功修改《里斯本条约》，但是德法等达成了一个新的政府间条约。新条约的宗旨是逐步收回成员国的预算、财政决定权，如果有成员国违反了规定，由欧盟机构来审查和监督以及实施处罚。③

2.欧盟机构扩大权力与职责。从逻辑上说，在欧盟权力的架构中，一端是成员国让渡，则另一端自然是欧盟机构扩大权力。而事实也正如此，欧盟各机构在危机中或得到越来越多的授权，或悄悄壮大自身的实力，这一趋势也正是欧洲一体化深入的体现。

结语

世界形势总是云诡波谲，欧债危机究竟将如何收场，欧洲一体化的将走向何方，我们谁也无法准确预知，但是，这场危机的意义十分重大。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资中筠先生在2011年的一次年会中所说：“欧盟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如果这一关危机能成功地化解，那么一百年后回头看，欧洲又对制度创新做出了新的贡献。原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现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定程度，又可以联合起来。如果成功，是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如果这次危机过不去，可以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仍然留下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④

注释：

①索罗斯：欧债危机可能导致欧盟瓦解

④资中筠：跨过新门槛

参考文献：

[1]于津平，张雨，张一兵，陈晓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与机制[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3.

[2]房乐宪.欧洲政治一体化：理论与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

第4篇：欧洲经济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欧洲一体化，东亚一体化，欧盟的历史经验

 

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前身是欧洲共同体。1965年4月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三个机构合并，组成一个统一的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 1991年12月9日，12月10日，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了欧共体第46次会议，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11月11日，《马约》正式生效，欧共体正式更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消除历史恩怨，并促进各国经济和政治互动，实现超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融合，开创了一条区域一体化的新道路，其中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学习总结。

一、欧洲一体化的经验总结

1、坚定的合作理念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从欧盟的最初舒曼计划开始，相互合作的理念就存在于各成员国之间。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发表演讲时就呼吁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欧盟的历史经验，他指出“补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恢复欧洲民族大家庭……，同时使这个大家庭在一个能够自由、安全、和平地生活的制度下进行重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1]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阿登纳强调“欧洲的联合绝对是迫切需要的。没有政治上的一致，欧洲各国人民将会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2]戴高乐也非常赞同建立一个联合的欧洲，他指出“我们希望成立一个西欧集团，它的动脉可能是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和莱茵河。”[3]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欧大大衰落，各国意识到只有抛弃恩怨，加强合作才是实现复兴的最好方法。随着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欧洲一体化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紧接着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关税同盟等的纷纷建立最终促成了欧盟的成立。加入欧盟的成员国都愿意并且能够承担欧盟所制定的共同责任，这种合作和参与的态度是一体化顺利发展的观念基础。[4]

2、共同的利益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区域一体化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动力的推动作用，对动力的共同认知构成了区域一体化的内在基础。欧洲一体化能够不断深入发展的奥秘就在于一体化进程中每一次的选择都符合各国的利益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可以说欧盟之所以在深化和夸大的道路上不断推进，是由一体化带来的巨大利益产生的吸引力。从欧洲一体化最初的舒曼计划到欧洲没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再到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共同货币体系、科技共同体直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每一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都伴随着利益的调整。而正是这种利益的调整符合了欧盟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符合了各国实际的利益，成功的推动了欧盟的一体化进程。

3、支援落后地区，实现互利共赢。欧盟成员国众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西欧多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成员国中也有经济较落后的国家，随着成员国的日益扩大，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突出，成员国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和差距已成为客观事实。欧盟从一开始就有针对性地逐步采取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协调，特别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关键的薄弱领域和环节，诸如农业、农民、地区发展、社会保障、就业等实行资源优化配置和收入再分配等宏观调节。为了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欧盟利用各种政策措施大大缓解了地区差距问题，如推行共同农业政策、共同结构政策、设立结构基金和凝聚基金等。这些举措大大地调动了相对落后国家的积极性，缩小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

二、从欧洲一体化的经验看东亚区域一体化

1、增进政治互信、强化合作理念。互信与合作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基础，欧洲一体化之所以能顺利的进行正是得益于这种政治上的互信和强烈的合作理念。而东亚国家复杂的历史背景导致了各国之间明显的防备心理并缺乏必要的政治互信。日本与中、韩等国对待历史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日本不能正视侵略事实，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章等引起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东亚各国之间还有着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及领土争端，与此同时，东亚各国产业结构单一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工业制成品上，相互间竞争激烈，摩擦不断。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了各国之间缺少必要的政治互信。如何协调好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的相互关系欧盟的历史经验，摒弃前嫌，互信互利，合作共赢是东亚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首要问题。法国和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轴心国家，法德联盟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础和原动力，而东盟的合作轴心则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归根到底就在于各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中国、日本、韩国三方如果能抛弃前嫌加强合作就能产生历史上法德联盟所产生的作用，然而它们至今缺乏足够的信任，在现实中还对对方加以防范和遏制，这就使未来东亚自由贸易区内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核心。因此，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要极力的推动政治互信，强化合作理念。

2、共同利益的正确选择是东亚经济一体化顺利发展的保障。[5]欧洲一体化是在战后欧洲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个历史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虽然仍然是国际政治的重要舞台，但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了，二战使欧洲大国全部沦为二流国家，战前由欧洲国家占据的世界经济政治中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各国普遍陷入经济凋敝、政治危机、社会动乱等诸多困难之中。西欧各国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消除战争的威胁才能更好的恢复和发展经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各国选择了联合起来解决问题，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正是欧洲一体化的动力所在。

同欧洲一体化一样，东亚在一体化进程中也需要寻找共同利益来作为一体化进程的推动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东亚国家合作的共同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东亚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各国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和加强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东亚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能更方便地获得信息和新的科技成果，甚至有可能使经济出现一种超越式、跨越式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各种挑战乃至风险也会显现，区域一体化有利于以集体的力量来抵御风险。其次，在全球化积极因素的作用下，东亚各主要国家的经济相继起飞，特别是冷战的结束进一步打破了市场的分割，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东亚各国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地区共同利益。最后，东亚一体化还有助于对付日益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跨国的恐怖主义、金融犯罪、毒品走私以及网络恐怖袭击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上升，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传统的安全威胁。东亚各国的合作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6]

3、加强制度建设欧盟的历史经验，寻找符合东亚具体情况的合作模式。一体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的模式、道路都是全新的，没有先例可循。欧洲一体化的每一项实践都可以说是创造，而最大的创造就是它的制度。事实上，欧洲一体化进程可以看作是制度一体化，该制度的建设水平，为欧洲一体化进一步整合和扩展方向，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可以说，没有一系列的制度，就没有欧洲一体化的辉煌成就。目前，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出现了多种合作模式，反映了该区域各国在探索新的合作路径的强烈愿望。东南亚经融危机以来，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国家都已经认识到了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台了诸多方案，如，“10+3”、“10+1”、新加坡—日本自由贸易区等。但是，这些机制仅限于为协商和讨论问题提供平台，统一的、稳固的、有约束力的制度远未形成。总的来说东亚各国具体的合作模式仍然在探索阶段，东亚合作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它是在三个轮子的推动下进行的：第一个轮子是“10+3”，即整个东亚范围的合作；第二个轮子是“10+1”，指的是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之间的合作；第三个轮子是东盟自身的合作和中日韩之间的合作。[7]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区域化最终必然整合于一个统一的区域合作框架之中，从而才能真正提高东亚地区的合作水平。如何在三种合作机制中探索出一条可行的模式是东亚一体化的关键所在。此外，欧洲在一体化过程中还有大量的规则、条约、指令、判例等作为制度保障，欧盟的所有行为都按照跳跃的规定进行，使得各方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东亚各国的合作则缺少这方面的制度保障，由于历史原因、现实争端以及对主权的过度保护致使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制度规范，遇到问题各国更认同以协商一致的原则解决，这样就没法保障一体化进程顺利高效的进行。

4、抛弃恩怨，携手共创未来。法德矛盾由来已久，几百年来为了争夺领土和欧洲霸权结怨颇深。为了这个统一的欧洲，法德意识到必须抛弃历史恩怨联合起来，彼此间只有最大限度地协调一致才能有效地恢复经济保障和平。德国主动承认错误，作出必要的让步让欧洲各国人民在心里逐渐接受法国，法国也积极配合把两国矛盾的焦点鲁尔和萨尔的争夺通过煤钢共管联营的方式把联邦德国联合起来。正是两国长远的眼光欧盟的历史经验，能够抛弃恩怨重新联合才使得欧洲一体化能够顺利进行。东亚国家在这方面与欧洲有着相类似的地方。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东南亚各国积怨颇深，在历史问题、岛屿归属问题、能源问题等各方面都有矛盾，如何协调矛盾，增进互信成了棘手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法德的例子、正确处理历史恩怨，化干戈为玉帛，捐弃前嫌向前看。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东亚各国应该相互谅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为东亚一体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注释：

[1]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页

[2]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页

[3]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649页

[4]张海冰：《欧洲一体化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5]张海冰：《欧洲一体化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6]赵怀普：《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若干启示》，外交学院学报第81期

[7]张海冰：《欧洲一体化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参考文献：

[1]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1945-2004[M].彭殊炜陈志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张海冰：《欧洲一体化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胡瑾宋全成李巍：《欧洲当代一体化思想与实践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4]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白鹤主编：《国际关系实用手册》，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社，2008.

[6]刘强董庆安黎峰：《东亚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基础与理性思维—基于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3期.

[7]赵怀普：《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若干启示》[J]，《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81期.

[8]卢新华：《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2007年第6期.

第5篇：欧洲经济论文范文

论文提要：近代欧洲国家间联系较为紧密，国家间竞争较为激烈，这种国家竞争给近代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并促使它们采取进取策略，在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通过创新和互相学习不断取得进步，社会快速发展，并最终使得适应更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各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得以确立。而中国自秦以后，这种国家竞争压力大大减弱，这使得封建统治者偏向于采取保守策略，社会发展只能完全依靠自身因素的缓慢累积。

中国较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却未出现在中国，而是出现在欧洲。通过对近代欧洲与中

国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对比，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相对落后的原因，并有益于防止中国再次落后于世界。

一、1700年前后的中、俄政策对比及本文观点的提出

地跨欧洲的俄国，17世纪初险些被波兰和瑞典瓜分。1700年彼得一世为夺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向瑞典发动战争，战争初期的失败，使俄国社会的落后暴露无遗，也使得彼得一世痛下决心，通过学习借鉴欧洲的经验，对国家军事、政治、经济等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鼓励工商业发展和商品出口，引进大量国外技术专家，派遣大批留学生，最终使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欧洲强国。

同时期的中国处在清康熙帝时期，他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粉碎噶尔丹的分裂，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军事功绩不可谓不大;国内农业、工商业也有所发展，治国不可谓无能;任用比利时人南怀仁任钦天监正，制造天文仪器，监制大炮百尊，思想不可谓不开明。但“重本抑末”、“闭关自守”政策未有根本变化，在其统治后期更趋于保守，为“不生事端”，将开矿改为禁矿，变开海为禁海。

中、俄对比，都是强大的王权统治国家，在位的都是有所作为的帝王，在国家基本政策上，特别是经济政策上，选择却是如此不同。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没有俄国所面临的强大的国家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维持既有封建经济基础，保证国家内部稳定，就能实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因此，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仍能安心于重本抑末，闭关自守，这个政策在当时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而俄国所受到的来自欧洲国家的强大竞争压力，则迫使它只能加快经济发展而不能停滞，这也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否则将使国家灭亡，政权垮台。而当时加快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发展更具效率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二、国家竞争作用在欧洲国家发展和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历史实证

1、欧洲各国国家规模普遍不大，地理联系较紧密。相对于当时东方的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欧洲国家普遍规模较小，人口较少，地理分布相对集中。以1600年为例，欧洲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约1亿，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俄国除外)中，法国面积55万平方公里，人口1，050万，德意志面积36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欧洲国家的“小而散”，以及地理分布相对集中，便利于当时交通水平条件下欧洲国家间的交流，有利于国家竞争格局的形成和保持。

2、各国政治、经济联系较为紧密。中世纪晚期开始，欧洲各国王权统一本国，民族国家普遍出现，各国国内市场也逐步统一。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和其后的新航路的开辟，使得欧洲国家共同面对着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经济上既有竞争关系，又有合作关系。以16世纪尼德兰南部的安特卫普为例，它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信贷业中心。有不少满载美洲金银和商品的西班牙船首先在这里停泊，然后将货物转运欧洲各地，欧洲各国的出口商品也大都在这里集散。

3、军事竞争与近代军事文明进步。近代，特别是近代早期，欧洲国家间战争频繁。通过对欧洲近代早期(1492～1647年)150多年间的战争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看出如下事实:在欧洲近代早期的94次战争中，其中国家间的战争达62次，最重要的战争原因是领土问题和霸权(征服)问题，其次是宗教、争夺权力、民族、商业(航海)、争夺殖民地、政权自主生存、安全(均势)等问题。其中，有些国家间的战争持续时间较长，涉及国家众多，如30年战争。

频繁的国家间战争，一方面具有破坏性，给一些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和负担;另一方面它又有积极意义。通过国家间战争这种极端的“交流”方式，没有哪个国家敢忽视军事文明的进步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

三、国家竞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影响的历史实证

1、战国:国家竞争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中国曾有过较为充分的“国家竞争”，这对于推动当时中原地区的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较早地实现了领主制经济向地主制经济的过渡，而正是这一社会经济形态的重大转变，令封建时代的中国长期居于世界文明前列。这就是中国的战国时期。战国初年各国进行的变法活动，正是顺应当时经济变化而出现的政治改革。

2、秦以后:国家竞争的缺失与社会发展缓慢。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形成了“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民族国家，这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新阶段。随着国家竞争压力的减弱乃至消失，中国在改革领主制经济后，再也没有大的社会经济制度改革，社会发展也趋于平缓，没能快速跨出封建社会。通过对当时旅行家游记中所记载的中国社会状况与此前500年前马可波罗的记载进行比较，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经济学名著《国富论》中认为，中国经济许久以来就似乎处于静止状态。

四、国家竞争、进取策略与欧洲发展、资本主义出现的理论分析

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近代欧洲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结果，表明了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后，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逐渐被一种更有效率的新制度所替代。“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要掌握的实质性要点是，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研究一个发展过程。”分析一个事物，不应只关注事物本身，还应注意其环境和背景。这正如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革命时提出的，有必要对法国以外情况作出分析，否则无法理解法国革命一样。因此，当我们通过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肯定近代以来欧洲发展较快的同时，有必要找出其外部原因，或者说外部环境。而这种外部原因或环境，正是欧洲国家间的激烈竞争，是它推动了近代以来欧洲国家以较中国更快的速度发展，从而导致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

第6篇：欧洲经济论文范文

自2000年《大分流》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围绕它展开的激烈争论不仅在美国的中国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对中国的史学界的震动不小。该书被公认为是“对西欧中心论的新颠覆”。“中国经济史论坛”曾专门邀请国内史学界的专家讨论如何评价彭慕兰及其加州学派。学界虽说好评如潮，针锋相对者却也不乏其人。弗兰克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评论说，它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最重要的贡献。《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这本书“每一页都新见迭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黄宗智，他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61卷第2期）发表长篇书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回应彭著观点并阐述自己观点，彭亦予长篇回应。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与艾仁民从中国与西欧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James Lee）、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他们人口史某些观点的解释。（发表的文章与下述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相同）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研究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与会者达百余人。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Arth Wolf）、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讨论会激起剧烈论战。黄宗智的发言有《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 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译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有《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中译文发表于《史林》2003年第2期）；黄宗智又有《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有《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彭慕兰又有《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杰克·戈德斯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黄宗智还有《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有农业革命而英格兰没有？》；武雅士有《晚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吗？》；李中清、康文林、王丰有《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张家炎先生现场观察，此次论争双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识，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各自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观点的分歧更鲜明、对立。[i]

一、学术界关于《大分流》的整体研究状况

虽然有《白银资本》在前，《大分流》的出现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这一前一后解构“欧洲中心论”的著作，在欧美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则刮起了学术飓风。或许，正如周武所言：“围绕《大分岔》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已成为世纪之初美国的中国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重大学术事件”[ii]。尤其是在彭慕兰和黄宗智之间关于“大分流”与“内卷化”的论战使得有关《大分流》的讨论进入白炽化的程度。在中国大陆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iii]主要有：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信息沙龙上的演讲 》（《近代中国研究》网2004年6月17日）；《〈大分流〉带来的启示》（《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7月2日）；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iv]（《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对于围绕〈大分流〉之争论的补正》（《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吴承明《〈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王家范《〈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文汇报学林》2003年2月9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学林》2004年5月16日），《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清史译丛》（第一辑））；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子余《〈大分流〉与“分水岭”》（《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7期）；仲伟民《“大分流”与“内卷化”：欧美学界对前近代中国评价的分歧》（《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3年9月30日）；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马开伦《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莱斯利豪纳《关于〈大分流〉的争论》（《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陈昆亭《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东省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论文）；黄祥春《彭慕兰新作引起中国学界关注》（《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2月14日）；郭慧英《评〈大分岔〉》（《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1月28日）；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2月18日）；陈君静《全球范式与欧洲中心范式——评彭慕兰〈大分流〉及西方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会议（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彭慕兰〈大分流〉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环球时报》2004年1月12日）。与《白银资本》一样，关于《大分流》的研究和评价也是见仁见智。本文从缺陷和贡献两方面来介绍学术界对《大分流》的主要观点。

二、主要从缺陷方面进行的研究

黄宗智从“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没有认真对待西方主要学术成就”、“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等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美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乍看起来，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不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v]

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文章《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主要从理解经济体的结构方面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英格兰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而同期江南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流。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同时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彭的观 点。[vi]

葛以嘉从研究框架（“中心——边缘框架”）方面提出批评。他认为，彭慕兰关于中心及边缘关系的简明、精妙的论述，虽然对倾向于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中心论是个很有价值的矫正，但它并非无可挑剔。中心——边缘框架，从总体上来说，低估了国家、军队、以及由经济和政治精英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和制度。彭慕兰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着重论述这些论题的第四章，他经常提及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差异存在。例如，中华帝国，当时非常热衷于发展海外及远程贸易，但绝不会支持，至少不会推动殖民地的建立。那些愿意选择永远定居在远离国土的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方的帝国子民，被视为不忠与背叛，而不是对帝国的延伸与扩张。在中国很难找到例如欧洲海盗商人、东印度公司这样受国家允可，混合了军事及商业活动的组织团体。总的来说，在李鸿章之前，中国军队一直不能实现经济上的充分自足，更不用说获取利润了。因此，彭慕兰虽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欧洲的海外贸易商永远不可能预测到他们所霸占的这些地区在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同时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没有特定的国家制度及政策，这个所谓的“大分流”则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vii]

张家炎主要从学风（“标新立异”）和史料（“依赖二手文献”）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激发学者们去寻找其根源，而东亚研究又与其经济发展有微妙的关系，上世纪中后期当日本经济已走向世界前列时，有学者开始认为日本19世纪甚至更早就与西方一样了，所以它能成为非西方社会中唯一成功西化的国家。现在中国经济地位日益强大，也有人开始认为中国与西方原来其实也没有大差别。而标新立异、以提出新的理论为胜更是典型的美国学风，正是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至少在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面）新人辈出、新说纷呈，从冲击说到内卷化到分岔论代表了不同的阶段，然而越来越偏向理论的趋势却未能与重视生产条件更好地结合，所以引发大量对基本史实及由此派生出的解释的质疑。就学术发展而言，质疑、争论是好事。这也是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前提。彭慕兰对江南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因而出现被黄宗智认为属于无稽的硬伤，这些错误本不该出现。不过，彭慕兰其实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考察，进行这种欧亚大陆的大跨度比较也许只能主要依赖二手文献，或者因为研究者的某些个人原因而难以进行必要的一手调查而不得不选择依赖二手文献。[viii]

史建云主要从论证方式方面进行了批评。她认为，尽管我没有看到能全面驳倒彭慕兰观点的批评，但并不等于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彭慕兰的逻辑，在我看来是存在问题的。他论证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颇有道理。他把西欧中心论的种种因素拿出来进行比较，凡是其他地方也有的，就不能算是西欧独有的内生优势，因而不是西欧能够独自优先现代化的原因。他的逻辑是，如果你具备的条件我也具备，这个条件就不是你独有，你成功了我失败了，这个条件就不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假如英格兰的所有优势，江南也都具备，这种逻辑自然可以成立。但问题在于，他的比较并不限于英格兰和江南。他的比较方法是，首先拿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假如英格兰的某个先进因素江南不具备，就与日本比较，日本也不具备，就去看印度、东南亚甚至非洲。拿英格兰与全世界这样比较的结果，英格兰就一项内生优势也没有了。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18世纪的英国具备了最多的优势、最多的促进现代化的条件，江南略次于英国，日本更少，印度，非洲等只具备一两项。即使英国一个自己独有的内生的因素都没有，它的现代化仍然是顺理成章的。江南所不具备的那些优势很可能并不重要，单独看没有什么决定性可言，但与其他因素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英格兰的真正的优势。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英国具备了最多的条件这件事本身，视为英国独有的内生优势。当然，煤矿和新大陆的确是江南不具备的因素，把它们当作大分流的主要原因（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原因）也有道理，就这一点来说，彭慕兰的观点目前尚不能动摇。但它们能够起重大作用，是与其他因素（包括江南同样具备的那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分不开的。最后要说一点，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史著作，彭慕兰的比较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里面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文化背景、社会观念等。[ix]

王家范主要从缺乏制度分析进行批评，他认为，很多人都疏忽了一点：彭慕兰不仅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半截子“革命家”，而且还是个“假革命家”。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时限只断到18世纪，19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下停滞不前的“落后者”。此其一。其二，19世纪的中国，据说才是亚当·斯密式道地的“过密化经济”典型。因此他与黄宗智的争论，只是在时段的选定上，而从来没有放弃亚当公式和“过密化”是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铁定“范式”。从对19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方法和结论来说，彭慕兰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坚持者。该书再明显不过的弱点，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无论是对西欧、还是中国，坚持的是纯经济学的分析，大量使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尽管对中国，那种计量分析的数据大成问题），却把经济内外环境的制度背景视之为可有可无的“因素”，声称它们并非是必要的条件。由此，我对同行忽视这一点特别感到不解。[x]假若“反欧洲中心主义”变成了否定中西历史比较的必要，就是矫枉过正。中西比较是必要的，而且不仅仅是经济的比较，还必须进行整体历史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比较。以谁为“中心”这话本来就不妥，但相对的强弱优劣，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是随时而变。我对《大分流》不满意的地方，也在这里。[xi]

陈昆亭分析了在英国和中国的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十分类似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英国爆发。在建立的农业和工业两部门模型中，将文化制度的影响体现在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上，从而改变了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通过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文化制度是导致“大分流”的原因之一。[xii]

三、主要从贡献方面进行的研究

黄宗智主要从增进不同领域学术对话的角度对《大分流》作了一定的认可。他认为，彭慕兰做出了有用的贡献。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颇为艰巨的目标，要与两大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对话，不把英国——欧洲或中国化约为一个理论抽象。他这样做有助于提出迄今为止尚被忽视的问题，而且也促使了欧洲专家关注中国经济、中国研究学者关注欧洲经验。此外，中国研究学者绝不会否定他“去中心化”欧洲、“中心化”中国的努力。我们都会认可这些很好的目标，也能体会到充分掌握两个领域的困难。他的书中的许多错误和弱点都可以因此谅解。至于将来的研究，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依赖跨领域的合作，并同时要严谨地对待经验研究。[xiii]

葛以嘉从学术旨趣、学术视野、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肯定。他认为，在一本只有300页的薄薄的小册子里，彭慕兰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简直是属于赫拉克勒斯[xiv]的任务。彭慕兰努力阐释了——大约是正确的——欧洲及亚洲的（主要是中国的）两条经济发展道路什么时候及怎样开始分道扬镳的。如此艰巨的任务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彭慕兰似乎早已做好充足的准备，先饱飨了一顿大餐，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史都成了他餐桌上量大惊人的大菜，而印度与日本经济史则是两道份量也相当大的小菜。毫无疑问，彭慕兰对这个领域的一个巨大贡献是用视野广阔的知识将欧洲与亚洲的经济史联系到了一起，使那些典型的持欧洲中心论的经济史家也开始关注于此。《大分流》一书充满了对比，其中许多都相当精巧，它们都得自对略微细小的数据的处理。但是这些特定的对比本身的严谨性可能不如把它们组织起来的大框架那样恰当、充分。这是彭慕兰的最大贡献，可能也正是他的某种缺点。当绝大多历史学家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攻击工业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为什么英国成功了而丹麦或中国失败了？）或是在总体上讨论各洲及区域之间区别时（为什么欧洲式的制度会胜过亚洲的？），彭慕兰却把分析集中于差异，进而比较各中心地带及其地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引导他得出了他的核心假设：即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美洲所提供的额外土地资源，以及此区域由于疾病所带来的人口减少和通过奴隶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再生都为英国的中心地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地带。通常来说，“旧世界”地带经济的发展经常会夹杂着一个逐渐从土地集约型生产向类似中心地带的、增值生产的行业（譬如手工业）转变的过程。这种劳动集约型的道路意味着随着边缘地区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们开始用一些他们自己的原材料进行增值生产并且减少从中心地区进口加工好的成品。但这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那种或是有利可图或是可能带来发展的情况。工业资本主义总是依靠一个具备如下条件的地带：1、能提供充足的土地集约型投资(如美国南部的棉花为英国兰开夏地区的工厂提供原料)；2、一个规模庞大、依赖性强的能消费中心地带生产成品的市场（如种植园制统治下的美国南部及十九世纪中晚期的印度）。美洲，或多或少有点偶然性的，结束了给欧洲中心地区充当这种标准的区域时，反而推动了这种体制从土地的限制中摆脱出来。这转而使英国中心地带能充分利用它的第二个具有偶然性的优势条件，不易自燃但易富含水份并且位置临近的煤矿的存在，推动了对打破能源限制起着关键作用的蒸汽机的发明。当然，以上的这种论述可能对彭慕兰的关于煤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作了非常蹩脚的、过分简单化的浓缩。彭慕兰在恰如其分地评价他所处理的一系列历史学家的著作时也是非常出色的。此外，他还充分地意识到了在亚洲与欧洲经济之间的一种历史性的互动作用，指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通过提供大量的奢侈商品及刺激白银需求的市场，在许多方面深深地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轨道。[xv]

马开伦主要从反对“目的论”式的思考的角度对《大分流》作了肯定。他认为，任何人如果目睹某些西方学者的傲慢无知，或者对上个世纪东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有所了解，他就会同情那些对旧的“欧洲奇迹”理论的攻击。为什么中国和日本没有、而欧洲的知识系统却能够在1200到1800年这段时期发生革命，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很容易导致各种令人不愉快的解释。它会鼓励“目的论”式的思考，似乎西方是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命中注定要高人一等。它也会鼓励某种准种族主义，好像西方人更能发明、更富独创精神、更加有天份、更具创造性等等。从消极方面，往往又导致人们把中国、日本这么伟大的文明视作是停滞不前、向后看的、压抑型的等等。随着对这些文明了解的增多，我们觉得以上观点都站不住脚。中国和日本几百上千年以来也都是趋于多元、有创造力、向前进的，但却没有发生知识革命。所以，我们怎么能想出一种理论方法论，它既离弃了目的论，又不将我们置于纯然的偶然和机遇的领地；它既承认达·芬奇、伽利略、牛顿是改变了世界，又不将根本原因归为他们比中国或日本的同行更有天赋。如果我们不赞成目的论的解释，看不出有什么设计或目的，那么，是什么情况促成如此重要的事件呢?而且，我们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物质原因，说是世界的某一部分地区具有特殊的经济或生态资源，我们也同样也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某种更高的合理性或者某种更加丰富的文化。[xvi]

杰克·戈德斯通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同意加州学派的观点。认为，在18世纪，至迟到1750年，中国经济与欧洲相当或更先进，其核心区领先于英国。针对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所论19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率高因而导向工业化，而中国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停滞和内涵化，戈德斯通从人口增长趋势、生活水平与贫困现象、生产率水平与趋势等方面对英国与江南进行了比较。[xvii]

莱斯利豪纳（Leislie Horner）认为，《大分流》对历史领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彭慕兰从欧洲和中国的学术成果中综合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并且提出了激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但是，总体而言，彭慕兰的论证确实是有缺陷的，而这些批评也确实对彭慕兰的论据和结论提出了有力的质疑。[xviii]

吴承明主要从方法论创新的角度对《大分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彭慕兰的最大贡献是在方法论的创新上。他对方法论的贡献有两个：一是对中西研究中比较目标的创新，二是比较方法的创新。通常我们是以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作为比较的目标。由于中西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不同，这种比较难得共同的标准。麦迪森统一用GDP的增速来衡量，而十八世纪的GDP，他自己也说只是guestimate(俚语“瞎猜”)。又，这种比较是一个时间点的静态比较，不能反映某个经济体系的实力和前景，并会因双方所处景气周期的相位不同而失衡。对此，彭慕兰提出了另一种目标。既然十八世纪以前双方都是属于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他以极大的力量考察了双方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垄断、行会和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他认为江南略有优势的判断就是从这种比较中得来的。斯密型增长有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因人口增加而土地资源有限，将会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生产的劳动密集化或内卷化，终致陷入马尔萨斯危机。因而彭慕兰十分重视生态问题。他强调美洲殖民地供给棉、木材、食品等土地生产品的作用，即因这等于是欧洲把劳动密集化生产转移到海外，解除自己的生态瓶颈。而中国江南须从遥远地方取得能源，实际是加重了自身的生态失衡。彭慕兰估计，到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和江南都面临着大体相等的生态制约和走向内卷化的危险。于此，他提出又一个比较的目标，即看哪一方更接近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原则。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更接近于这个原则，就意味着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这主要是在欧洲十七世纪的原始工业化地区和清代江南农民家内纺织业之间进行比较的，彭慕兰还为此作出成本和收益估算。他指出，江南小农并不是在边际收益递减下劳动，江南妇女的纺织劳动也并非是零机会成本。他的结论是：英国和江南都远未达到新古典主义劳动原则，但江南比较更接近一些。以上是方法论中关于比较目标的创新，再看关于比较方法方面。这里，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王国斌在比较中西政治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彭慕兰将它们用于经济史，并有实质性的发展。历史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发展过程中的“异”，又要找出“同”，对之作出评价。由于没有一个独立于双方的客观标准，一般是以西欧经济发展的道路为标准。这样，凡是偏离于西欧道路的即属异端，而不管双方的同。这样做出的评价必有偏颇。新的双向比较方法则要求：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历史，另方面用中国的经验评价欧洲发生的事情，从“交互偏离”中做出比较(不是绝对)客观的评价。彭慕兰用这种方法评价十九世纪欧洲的巨大发展即工业化，认为它并不是根本性的变革，而是历史的一种断裂，因为它并没有解除生态制约，反而加重了生态失衡，产生了日趋严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反观迟到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式的工业化，或许能够。至少是期望能够，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人们对于历史的解释，通常是就已出现的重大事件回溯其所以发生的条件和动力，展现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回溯分析是必需的，例如工业革命，只能在它出现以后才能进行研究。但回溯分析是从结果推论原因，很容易陷入决定论或目的论。例如欧洲传统文化优越论，就是在回溯分析欧洲工业化这个巨大成就中形成的。彭慕兰还指出，所谓十八世纪欧洲的“农业革命”，实际是从十九世纪的农业大发展成果中推论出来的。为弥补这个缺点，应当将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前瞻分析是指在重大事件开始的时间点上，设想几种可能发展的情况，是一种开放性思维，承认历史上常有的偶然性。例如十七世纪欧洲的原始工业化，就当时的条件分析，它可能是城市大工业的先驱，而更有可能的是使本地区走向内卷化。这样，在对十九世纪西欧巨大的工业化成果作回溯分析时，就有理由相信它主要是由两个非历史必然的原因造成的，即新大陆的发现和煤与蒸汽机的利用。[xix]

张芝联从重视生态环境和地理因素的学术取向和利用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史料敏感性方面对《大分流》作了认同。他认为，《大分流》在对比中国和欧洲（主要指西北欧）经济发展道路时，特别重视生态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以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不大注意到的。另外，彭慕兰相当重视地理因素，譬如英国的工业发展地区恰好与煤矿所在地邻近，而中国的煤矿则远离核心地区，运输困难，因而造成严重的生态不平衡。另一个例子是殖民地的金银，如果西欧国家没有从拉美获得这两种宝藏，它们能拿什么与东方贸易，来购买中国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呢？因此，棉花、木料、蔗糖、煤、金银等等促进了西欧工业商业的发展，于是出现了金融垄断机构和贸易公司（各国东印度公司），加上民族国家的支持（虽然彭氏对这方面写得不多），使西欧，特别是英国、荷兰，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起，大踏步向前迈进。所谓“大分流”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西方逐渐走上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把东方甩在后面。在彭氏看来，殖民地对西欧来说是关键因素，其他（如煤矿的地理位置）则带有偶然性。彭著所列参考书目是相当惊人的，虽然没有多少第一手史料，但确实利用了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无力判断他所举的关于中国人民衣食住行及生活消费的数字的准确性，只能感叹当代经济史研究的巨大发展。但无论如何，这些数字用来说明直至1750年或更晚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西欧最发达地区，则是绰绰有余的。[xx]

王家范虽然并不认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打破了欧洲中心论，但还是肯定了他们在解构欧洲中心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认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认为，世界史学一直被一种叫做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占据着。我也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是从欧洲历史的归纳中抽象出来的。在这种抽象的过程中，欧洲历史的因果关系变成了一切国家都必须这样而不那样发展的普遍公式。这种多少有点霸权主义色彩的理论，致命的弱点便是舍弃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多元发展的复杂性。现在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历史，有许多就是跟那些教条不符合的。历史上，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从来不缺乏经济理性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成见；但这种经济发展在制度环境方面受到的制约也是明显的，因此虽不断有发展，但发展是有限度，而且充满隐患的。[xxi]

史建云主要从比较研究方法和创新性思维方面进行肯定。她认为，在我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最经常的一种感觉就是震惊：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研究的，原来东西方是可以这样比较的，原来问题是可以这样提出的，原来事物是可以这样解释的……从来没有一本书如此刺激我的评论欲望，借用吴承明先生的话：《大分流》是“近代史上中西比较研究的新贡献”，是“研究中西比较史最值得通读的一本书”。[xxii]《大分流》的结论固然惊世骇俗，但最有价值的却是对东西方的各种比较，在一系列因素的比较过程中，作者对中国和西欧历史上很多经济及政治现象提出了与学术界(不仅是中国学术界，也包括国际学术界)传统观念不同的看法，极具启发性，一些比较方法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xxiii]

崔之元主要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对《大分流》坚持的“生态缓解”(ecological relief)理论作了充分的肯定，对《大分流》的研究方法也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大分流》一书是西方史学界继弗兰克《白银资本》之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部力作。针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学说的困境，肯尼斯·波梅兰兹（即彭慕兰）别辟新径，指出“生态缓解”而非原始积累，才是英国从海外奴隶贸易中获得的最大收益。英国从海外殖民地中得到的“生态缓解”，要比“原始积累”更为重要。因此，“原始积累”对英国工业化的资本形式的数量贡献不大的事实，并不能否定海外殖民地对英国工业化的关键作用。为了更充分地讨论这一点，波梅兰兹考察了技术革新对于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化的作用，发现在没有“生态缓解”的情况下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美洲新大陆提供的“生态缓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波梅兰茨进一步考察了“生态缓解”的制度基础－－奴隶制。他注意到，中国江南也从东北等地输入粗棉，大豆等有“生态缓解”作用的产品，并对它们输出纺织品。但由于中国劳动制度不是奴隶制，东北等地在自身人口压力下可以进行进口替代，发展本地的纺织业。徐光启已经注意到江南纺织品对直隶的输出因后者的进口替代而减少。而美洲新大陆的棉花和糖的生产完全以奴隶制为基础，进口替代无从谈起，因而“核心”（英国）和“边缘”（美洲殖民地）的分工得以固定。一方面，英国需要棉花和糖的进口以缓解生态压力，另一方面，奴隶没有自给自足的生产，必需依靠进口英国的制成品。这也些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奴隶制（而不是农奴制）才成为美洲殖民地的制度形式——因为在东欧农奴制下，农奴仍有一部分自给自足的生产，不完全依靠进口制成品。至此，我们看到，波梅兰茨关于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内在联系的论述，比弗兰克深入、有趣的多。在今日史学分工日益精细的时代，波梅兰茨发挥了综合文献的作用，提出大胆新设想，是难能可贵的。[xxiv]

周武主要从《大分流》对“欧洲中心史观”的强烈批判性（强烈的“去中心化”的倾向）方面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彭慕兰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他对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的西方流行思路很不以为然，在他的书中以大量的史实批驳了琼斯所谓的欧洲在政治制度、生产力、生态等方面全面优于亚洲的看法，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去中心化”的倾向。他认为，我们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内卷的趋向。当然，他的许多具体论证也并不都十分有力，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很有启发性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xxv]

乔新华主要深化历史研究的角度进行肯定。他认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所展开的有关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争论，无疑也会深化中国史的研究。该书不是把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而是把所有的比较对象（英国、西欧、日本、印度）都进行互相对照。[xxvi]

仲伟民主要从“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和“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两方面作了肯定。他认为，彭慕兰从欧洲和中国的学术成果中综合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并且提出了激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大分流》一书中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传统的比较研究大多比较笼统，尤其在涉及东西方比较的时候更是如此，学者多采用“中国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等表达方式，仔细推敲，这样的比较都是很成问题的。《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尽管英格兰与中国江南的比较是本书的重点，但作者强调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因为英格兰与中国江南这两个区域的命运之所以大异其趣，是由于各自与它们息息相关的大区域有着密切的关系。[xxvii]

综上所述，学术界主要从“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反对‘目的论’式的思考”、“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创造性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目标和比较方法的创新”）、深化历史研究（“重视生态环境和地理因素”、“增进不同领域学术对话”）等方面对《大分流》作了充分的肯定。但对它“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忽视制度分析与文化分析”、“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的基本看法是：《大分流》是实证的经济史著作，更应该看作经济发展理论著作。因此，既要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研究它，更应该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认识它。伴随着西方现代化向更高一层次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进展，尤其是东亚地区现代化的提速，发展理论将会向更复杂更深刻的方向迈进。《大分流》（《白银资本》也一样）可以视为其中的一个尝试。

注释：

[i] 参考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近代中国研究》网2004年6月17日；黄祥春：《彭慕兰新作引起中国学界关注》，《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3年2月14日；《彭慕兰〈大分流〉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环球时报》2004年1月12日。

[ii] 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iii] 关于《大分流》，有较集中讨论的学术期刊和学术网站有《中国学术》、《清史译丛》（第一辑）、《近代中国研究》网、《中国经济史论坛》网等。

[iv] 该文最早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年5月号，是对二十年来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统的评述。

[v]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vi]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vii] 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徐兰君译，《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

[viii] 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ix]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 王家范：《“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学林》2004年5月16日。

[xi] 王家范：《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 日。

[xii] 陈昆亭：《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东省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论文。

[xiii]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xiv]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据说神勇无敌。然而，鉴于他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分析，所以这里恰当的神话人物可能应是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巨神——原编者注。

[xv] 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徐兰君译，《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

[xvi] 参考马开伦：《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王湘云译，《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xvii]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viii] [美]莱斯利豪纳《关于〈大分流〉的争论》，田嵩燕译，《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xix] 吴承明：《〈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xx] 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

[xxi] 王家范：《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 日。

[xxii] 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xxiii] 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或史建云：《〈大分流〉带来的启示》，《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7月2日。

[xxiv] 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清史译丛》（第一辑）。

[xxv] 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第7篇：欧洲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分流；明清时期；现代性；文明史观

一、问题的背景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其《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提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1](序言，P1)这项结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极其丰富和富有启发力的一系列分析自发表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都参照这一成果重新思考中国16世纪以来的历史过程与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历史过程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思考无疑为解释中国16世纪以来的历史宏观运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本文意在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大分流”说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其核心观点是，这种解释模式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许多解释模式一样，既深化丁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同时也制造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为了使讨论稍微具体，这里先提出一个看去似乎是与“大分流”概念针锋相对的说法，即：在由西欧率先发动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前，中国与西欧的历史，或者社会体系，或者文明运动从来也没有“合流”，因而其后的“分流”是并不存在的；反倒是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化在内的西欧的世界性扩张导致了19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社会体制趋同的倾向；这种趋向使中国的社会历史运动、社会组织体系乃至文明形态与西欧具有了巨大的相似性和可融和性。但并没有使之同一化。说这“似乎”是一个反命题，是因为这里的讨论和许多看去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一样，只是部分上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大分流”说是以经济命运为核心尺度展开的，本文则采用了文明史的概念和视角。这种概念方面的局部的差异并不抹杀两个命题的相关性，因为双方都不限于几个核心概念的定义，都构成对更宏观的也是更具有同一性的历史现象的解释。而且，正是文明史的视角方便了我们对“大分流”说某些局限的分析。

在直接讨论“大分流”说之前，有必要就稍早出现的几个相关的框架做简要的回顾。这些理论各自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但都包含了对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与西欧历史的关系做出说明的倾向。

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围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长期的讨论。这次讨论大体上是一个“求证”的过程。问题本身的前提假设夸大了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严格统一性，更具体地说是夸大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普遍性和严格性①。因为要论证一种没有历史地发生的现象之发生的必然性，这种讨论陷于实证和逻辑的双重困境。在具体的方面，经常可以看到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作为普遍趋势的资本主义过于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的情况。但是在这场长期的讨论中，明清时代甚至更早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观念的许多具体特征却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从而为后来其他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争鸣时期，不承认中国受到近代西方冲击以前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意味着认为中国历史是“停滞”的，或者是某种“古代东方”式的，同时意味着在哲学上采取了一种“外因论”；承认在西方人冲击中国之前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就要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中找出符合西方资本主义概念的要素来，同时要解释这种萌芽为什么没有成长起来。这一方面从一开始就落人了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始终没有达到经验证据充分的程度。这种困境使许多历史研究者在立足于资本主义萌芽说来描绘和解释明清时代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时，左右无法摆脱中国历史的“非正常”发展的阴影。

如果说资本主义萌芽说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阴影，战后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者费正清教授在上一世纪50年代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则包含着更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②。根据这一模式，在西方直接对中国社会形成猛烈冲击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基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归结为“发展”的；而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参照西方的“冲击”，在反应中被动地形成的。在这一框架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与日本比较中显示为极其迟缓和被动的状况。而这种被动性的原因主要被归结为中国文化的特质。美国学者柯文在80年代对这个模式的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主张从中国自身的角度而不是西方人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在中国发现历史”③。在柯文提出批评之后，“冲击一一反应”模式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分流”说是柯文提倡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一项有成效的尝试。不过，“冲击——反应”模式并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框架，更不是毫无认识能力的方法。无论如何，1840年以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有力的冲击，中国在此后发生的许多大的变化的确是在这种冲击的震撼下，参照西欧的全球扩张展开的，因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运动大大加快了节奏。剔除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后的“冲击——反应”模式在社会、文明历史考察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提出的“内卷”化的理论在提出的顺序角度可以被看作是个承前启后的体系④。它已经在尽力摆脱欧洲中心的假设而在中国历史本身中找寻其宏观运动的线索。根据这一理论，17世纪前后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和农业土地资源的缺乏导致了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通过过密的劳动投入造成的经济增长并不带来人均生产价值的增加，因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经济模式的形成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的困境和不发展。并直接成为19世纪中国与西方关系格局的背景。这一理论虽然在许多概念上与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构成了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共同问题的解释⑤。“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主要围绕生产关系，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来考察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内卷化理论则以增长能力为要素的经济体制类型为核心来考察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对资源与人口的关系给予了比以往更充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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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五种社会形态次递进的理论是斯大林提出的。有关其提出的源流及其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关系，参看赵轶峰、杜文君“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图式探源”，《时代论评》，1989：1；以及赵轶峰等著《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第一部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费正清阐述和运用这一模式的主要著作是他与邓嗣禹合作编写的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等。

③ 柯文的主要著作是在198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④ 黄宗智的有关著述，参看他的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两部著作都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了中译本。

⑤ 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的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中有100多页的内容讨论“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挤发展”(页203-319)。虽然使用的概念不同，但在问题结构和基本观点上与黄宗智先生的理论有相似处。

1998年，德裔加拿大学者贡德．弗兰克出版了他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作为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弗兰克提出了更为彻底的非西方中心论主张。他认为从1400年到1800年间，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而且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的衰落也是暂时的，“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2](前言，P19，20，21)。这里无法对这部相当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做充分的评论，只是需要指出三点：第一，弗兰克已经把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推到了“反其意而用之”的程度，这直接影响了彭慕兰的方法论；第二，弗兰克的论述包含强烈的“中国”、“东方”、“欧洲”、“西方”等区域单位竞争的观念。这种冲突概念的使用覆盖了从15世纪直到今天的历史，从而使19、20世纪世界格局变动中的融和与全球化趋势问题实际被取消了；第三，弗兰克对于最近的世界经济趋势的观察强烈地影响着他对于过去几个世纪世界历史的分析。

“大分流”说是在弗兰克等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针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提出使美国加洲大学尔湾分校学者为主流的“加洲学派”俨然成为当今主流学派之一。

二、“大分流”说的意义与盲点

意义和盲点需要结合在一起来讨论，原因是在许多情况下同一认识既是有意义的同时也会造成一些盲点。

“大分流”说肯定地将对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点的历史观的批评推到了更彻底的程度。它在研究的方法上主张进行交互的比较．从而把问题颠倒了过来：“问的是为什么欧洲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欧洲。”[1](序言，p2)根据这一理论，在现代欧洲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之前，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包括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是繁荣的；“内卷”说所指出的那种与人口密集相关的中国的生态学灾难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发生；而欧洲的突发的现代性就如同突然出现在房间里的一只大象，是偶然的结果，其关键性的促成因素是获得海外的资源和在利用地下能源方面取得了成就，而后者部分上依赖于欧洲地理上的好运气；英国没有发生后来长江三角洲一样的劳动密集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其“原有的道路发生了重要的断裂”，断裂的基础是发生了对矿物燃料的利用和出现了新大陆的资源；1500年到1800年间东亚人口的增长是一个可以与工业化媲美的奇迹。而不是“发展”的病态。这些以前也曾经有人分别提出的看法以及“大分流”理论中其他一些有关的看法在经这个理论整合以后对作为整体历史观的欧洲中心论的缺点构成了颠覆性的批判。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就“中心”问题再做进一步的思考了。从弗兰克到彭慕兰，虽然都小心地回避了“中国中心论”，但都采取了一种把问题“颠倒”过来的提问方式。他们都大量依赖先前经济史家的成果，但却认为以前关于世界经济的总认识出现了颠倒性的错误。对这样的理论，无论如何需要持谨慎的态度。

“大分流”说提出了比较研究中的区域研究与可比性问题。它认为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合理的比较对象，也就是说，它主张以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为单位进行比较，而不是比较两个大洲，或者用中国与欧洲相比较。正是在这样的比较视野下，“大分流”说得出19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核心区与欧洲的经济核心区在发展水平上并没有大的差别的结论。自此说出，学术界对这种对比方式持相当一致的肯定意见，但是这个方法其实大有问题。中国史学界此前的确出现过大量将中国与欧洲或者西欧作为比较两极的研究。其中大多缺乏对比较对称性的谨慎考究。欧洲或者西欧，如彭慕兰教授指出的那样，有极大的内部差异，而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单位，也有极大的区域性差异。况且，欧洲包含许多国家，用之与中国一个国家比较，等于假定欧洲会像一个国家一样发生整体的运动，这是简率的。但是用经济最发达的两个核心区来比较只是弱化了比较不对称性问题，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英国是欧洲一个大洲的核心区，而江南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核心区；英国无论如何具有国家的整体行为能力，江南却是个自然形成的经济区，连与地方行政区也没有严格重合，何况地方行政区也没有独立的经济行为权利，如不能制定赋税和海外移民政策等，而且其大量资源要服从中央政府的调配。如果从静态的发展水平状态角度对这两个单位进行比较是可行的，两者的动态发展趋势却根本没有可比性。况且，对核心区的比较只能说明核心区之间的关系，而“大分流”说实际上毕竟还是以中国与西欧的历史道路问题为基本参照系的。这又造成了以局部解释整体的问题。

与“内卷”说一样，“大分流”说是以经济学为基础来分析历史现象的研究。这与现代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结合的许多研究一样，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诸多十分有用的分析概念，却也同时强化了使历史服从于理论的倾向。这些社会科学比历史学更倾向于演绎的逻辑，更普遍地从核心概念的定义开始展开分析，对于历史现象中的历时性的注重远不如历史学本身。韦伯的“理想化”方法，即将研究的问题经过逻辑的处理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室状态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偏重纯经济学的考察方法可能需要假定国家体制、文化观念等对经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使对问题的讨论保持集中而不必关照太多的复杂的相关因素。但是其结果可能与历史的实际差距极大。“大分流”说的一个核心概念是GDP，以“持续的人均增长”为中心来判断经济体系的性质，进而来概括历史的趋势。GDP相当于一种“经济后果”[1](序言，P3)。不同的经济体制可能导致相似的GDP或者“繁荣”程度“后果”，尤其是将考察的区域限在较小范围时更是这样。而基于不同经济条件而形成的类似的“经济后果”的经济前景会有很大的差异。17到19世纪中国江南地区的繁荣与同一时期英国的繁荣就是在不同的经济条件，包括体制条件和资源条件下出现的，其前景也大不相同。如果用南宋江南地区的繁荣程度、GDP与15到18世纪的英国比较，前者的“发展水平”也不会低到哪里去，但其前景却显然和工业资本主义或者“现代性”没有关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经济不是单独运行的，工业资本主义也不单单是一个纯经济体系。加洲学派学者大多倾向于不把工业资本主义看作是由西欧的内生因素造成的。这仍然是出发于避免欧洲中心论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普遍忽视欧洲历史的连续性和经济以外因素在欧洲近代以来发展中的角色。在同类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对于区域化的经济类型的详细比较，但是无论这些类型如何相似或者不同，都不足以解释16到19世纪西欧和中国历史命运的差异，因为财富的积累并不会自动导致“工业化一一资本主义”之类的“现代性”，历史趋势并不是从某一时期的经济状况中自然生长起来的。

“大分流”说主张注重海外资源对西欧经济现代性的突发形成的意义，反对过分地把这种转变的原因内在化。这不仅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于承认西方模式以外其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更是重要的。但是，西欧海外资源的获得是海外殖民运动的结果，而这场运动显然是自15世纪就开始的一个自觉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爆发的。那么，19世纪以前300多年的殖民地经营带来的至关重要的海外资源与作为其结果的西方工业化的“突发”性说法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其实，愈是强调海外资源的意义，就愈是使西欧资本主义化或者工业化的发生学问题成为一个历时性的问题。与这个历时性问题相关的是依附论学者早就提出的工业化的欧洲对殖民地的剥削作为其发展的条件的问题。如果海外殖民是当时濒临了困境的欧洲突发性地形成经济现代性的条件之一[1](p10)，那么，逻辑上我们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老问题：同一时期早就具备了技术条件的中国为什么缺乏海外殖民的动机和动力?或者用“大分流”说使用的方式把问题倒过来：为什么偏偏是西欧要进行海外殖民?从两面提出的问题都要求更长时段的历史关照。我们讨论的是长时段的大历史现象．而虽然偶然性常常发生作用，但迄今为止已经发生的大历史现象的成因都不是微妙的。

“大分流”说的认识价值和局限都不限于此。但是就明清时期的历史趋势而盲，经济学或者其他单一的学科都会遇到解释中的困难。我们不妨从另一端，就是把问题放到很大。尝试用文明史的观念来进行解释，看一看可能会提出一些怎样的命题。

三、文明史观下的明清时期历史趋势问题

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到“大分流”说，把这种种各自有特殊的关注要点的理论联系到一起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理解和描述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对于这样一个历时长久的大历史现象可以提出许多种解释，从文明史研究的立场提出的看法可以是其中之一。

文明作为一个概念已经有太多的定义，为了不纠缠于语言上的分歧．这里先简单地做出一个大致的约定：一个文明是指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精神，并完成了复杂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创造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中持续存在的，具有较大规模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基于这种定义，每一个文明都是独特的。在世界文明史的层面，在特定的时期和范围之内，某些文明拥有主导性的地位，比如中国文明长期影响了周边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西欧文明在殖民化时代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但是在历史上并没有哪一种文明占据着永恒的实力中心或者价值中心。因而，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是不符合文明历史实际的。从这个立场出发，西欧文明与中国文明在形成持续性的直接接触和相互影响之前，具体地说在19世纪之前，包括在它们某些区域的GDP水平接近的时候，相当完整地保持着各自的价值、信仰、国家和社会组织体系，以及差异极大的文化特色．它们不曾“合流”。进而，虽然它们在19世纪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处境和趋势，但是它们却真正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和相互作用，接下来无可否认地出现了中国参照西方来改造自己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的自觉运动，两者的差异在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成了一定程度的趋同过程的推动力。中国在这个长期过程的大部分时间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是一个无须回避的事实。承认这样的事实，并不需要抹杀中国历史自身的内在活力和发展，只是中国的活力和整体状况曾经并不适应当时的国际竞争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1840年并非如“大分流”说所断定的那样“极为不重要”[1](序言．P6)，而是极为重要。因为它先是“突发”性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接下来使中国发生急速的贫困化，同时激发起了中国基于内部条件并参照外部的条件进行自我改造的能力，终于走向形成一种非西方的现代文明模式的过程。

在1840年以后的中国具有了日益增多的“现代性”的意义上说，中国与西欧可以说在那以后是在逐渐走向“合流”。当然从中国最发达的“核心区”的GDP与英国的GDP比较的角度说，这场“合流”的开始发生要晚得多，其先有差距扩大的很长一个时期。其实被翻译成“分流”的英文原文“Divergence”语意是“分歧”，强调状态的差异，没有中文“流”字可能暗示的动态趋势连续性的意思。所以这个理论说明趋势的意向可能在中文表达中被扩大了。GDP这种可量化的指标之间可以达到同一水平，但那并不意味着经济状况是同一性的，更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文化精神是同一的。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与欧洲的“分流”还是“合流”，都至多是局部的。

一个文明的变化总是带有整体的性质，两个文明的关系更是整体性的。因此，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与“大分流”说的主张相反，对经济最发达的“核心区”之间的比较意义不大。这就涉及了比较研究中的单位问题。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就16至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期而言。把西欧文明与中国文明比较是适宜的。西欧虽然包含诸多民族国家，但是却在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价值体系、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方式、文化特征，以及自我认同方面构成了共同的和其他地区的区别，在国际关系中也具有行为方式上的同一性。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但是在以上的几个要素方面自成体系，也与其他地区构成明显和持续性的差别。两者都具有内部的差异性，因而内部的差异性并不构成比较根本不成立的基础。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大范围的和持续性的发展，在文明史上一定是某种长期运动的结果。比如中国江南18世纪的繁荣既继承了唐、宋、元、明时期的基础，也与清朝前期的国家制度以及清朝统治造成的全国整体稳定局面有密切的关系．把宗教和一般思想意识等比较微妙的因素放到一边，人们的经济思想、消费观念肯定都是经济现象的条件之一。只要承认经济状况要受经济结构的外部环境的制约，那么。关于经济运动的解释就必须是以该经济体系的大生态环境为参照的，这个大环境在我们讨论的话题中，应该是文明而不仅是资源。中国的任何区域，尤其是其“核心”区域的经济命运是和中国的国家命运密不可分而且一致的。

文明也有其大环境，这就是它的外部限制。像在对一个经济体系的考察中不能不考虑到其地理和资源的极限一样，文明活动的外部极限，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地理大发现”突然扩大了西方人的视野和活动空间之后，人类文明活动迅速达到了其空间极限，因为在有限空间内活动，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拥有“现代性”的西欧文明在扩张中显示出相对于其他文明和地区的巨大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其他文明失去了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外部条件，生存竞争的压力使处于被动的非西方文明不得不采用诸多西方的方式，这就进一步同时是永久性地改变了它们自己。正是这种现象使现代人产生了“现代性”等于“西方的”的观念。于是，原生的“现代”西方文明是在放大了的空间和增长了的资源的条件下发展的；而次生的“现代”非西方文明则大都在缩小了的空间和减少了的资源条件下挣扎；可能仅有的例外是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和在西方冲击下突如其来地崛起的岛国日本。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要伴随着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义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俄国和日本也不例外。这种外部空间关系变化因为已经触及了空间的极限，所以具有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最先取得了优势地位的文明的主导地位是很难被取代的。所以次生性的“现代”文明会长期缺乏原发性的“现代”文明那种主动地位。现代文明历史上的中国属于这种次生的形态。它在全球文明关系格局中的被动地位正是在被看作“大分流”前夕的16到18世纪形成的。19世纪中国与西方直接接触时的被动局面已经是带有强烈必然性的结果了。

“大分流”说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重新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无论这个说法怎样会使反对西欧中心论的读者在心理上觉得安慰，从文明史观的角度看，这是含糊不清和割断历史的。这个世界至今是多元的，还没有哪个文明的主导地位达到了把所有其他文明的独立性都淘汰的程度；但是就一个文明的内在成分所造成的全球影响程度和范围而言，西欧和稍后的美国组成的西方文明还是在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当然如弗兰克所说，欧洲在某个时期的主导地位应该被看作是暂时的。1800年以前的西欧已经占据了南美洲、北美洲、印度次大陆、太平洋上的大批岛屿，扩大了非洲人口的奴隶化，压制住了阿拉伯地区，促使俄国进行改革，除了鞭长莫及的东亚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口密集的地区没有按照西欧的方式重新改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了。那时的西欧的确不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因为东亚还没有被纳入它的经济体系，也因为西欧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上推行不同于在本国的政策，还因为西欧国家之间存在强烈的竞争。但是西欧主导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经济和社会命运的局面已经形成，西欧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按照西欧的面貌重新塑造这个世界。按照“繁荣”程度来衡量，西方不是世界上唯一繁荣的地方，但是它的“内生”的优势和来自海外的优势一起还是构成了总体的优势。而这一切都是16世纪以来长期积累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与西欧GDP水平相同的一个或者几个地区能说明什么呢?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的中国江南地区和当时的英国相比，“分歧”是巨大和显而易见的。从后来的历史去反省，中国人在17、18世纪没有对西欧的动向给予充分的关注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但当时中国对其他的如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的情况，乃至俄国和日本的情况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却并不构成巨大的失误，现代历史学家也不觉得需要追问其原因。这是因为。西欧以外的其他那几个文明和中国没有根本的“分歧”，而西欧则凭借着和中国的“分歧”正在向中国走来。

因为西欧长期地主导了这个世界，现代史学家都把中国与西欧的比较看作最有意义和最自然不过的工作。但是在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比较同样重要。比如在大致同一时期，阿拉伯世界为什么会失去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印度为什么会迅速地成为西欧国家的殖民地?18世纪日本的繁荣与中国、英国的繁荣的经济内涵各有什么区别?彼得大帝时期俄国的强大与西欧的强大有什么区别?以及其他许多可以关照这一时期中国的情况来思考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助于理解16到19世纪西欧经济发展现象和其他地区的经济“繁荣”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在本质上说，18世纪，世界上没有哪个其他的经济体系和西欧的是同一性质的。

14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明朝面临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当时的较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都还是区域性的。中国与欧洲的联系主要经过阿拉伯世界的民间贸易活动间接地来进行。美洲广大地区与欧亚大陆和非洲的文明没有接触。中国15世纪举行的从东亚到非洲东海岸的多次对于当时说来极为遥远的探险．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这个世界上存在任何严重的。即使是潜在性的。挑战的印象。这使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在管理着巨大地理空间的中国政府更加倾向于保持传统的内向的、关注生存的方针。接下来便有16世纪的带有区域不平衡性的繁荣。在这种繁荣中，明朝国家正在遵循以往的周期性规律失去行政有效性。在稍后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精英群体总体上忽略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17世纪的自然灾害、战争、改朝换代吸引了中国人的主要注意力。18世纪的中国则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个成就和15世纪的远洋探险一样带来的是新的安全感和对更大外部世界的忽略。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繁荣增强了这种心理倾向。与西方局部接触的中断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19世纪的中国又开始了国家行政效率严重降低的危机，而国际贸易带来收益的局面和周边地区的相对安宁使正在失去活力的中国精英阶层对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更为麻痹。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鸦片战争和接踵而来的民族危机和在民族危机刺激下更尖锐起来的国内矛盾。这时候中国人除了学习西方别无选择。在学习西方，改造自己的过程中，中国人传统的生存方式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发生了突出的作用，大体上是在重新组织国家体系方面倾注了最大的力量。清朝的结束也是中国文明．现代性”的一次嬗变。中国虽然失去了按照自己的传统逻辑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使那种前景的具体情状成为了永远的迷。但是还是保持了较多的往日的遗产和民族的特色。当中国的经济再次出现持续性的繁荣的时候，人们才开始严肃地思考，西方的模式是不是发展的惟一道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江南从来没有独自的危机和独自的前途．因而。把这个“核心区”的发展与英国的相比只有纯经济学的理论意义，没有历史理解方面的意义。

从“内卷”说到“大分流”说，都是以“发展”为核心概念的。这种发展都是从经济技术角度着眼的，因而可以用增长指数来衡量，其中包含了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的假设，又因为经济发展是具有规律性的。所以可能作为参照的前景仍然是欧洲式的经济—社会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理论忽略了对与“现代化”理论相联系的发展观的检讨，虽然采取了“颠倒”提问的方式，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走出欧洲中心论。文明史视野下关于发展的观念更多地、保持不变地涉及价值，它与经济学的决定论的发展观念有所不同．这个在更根本的层面与“大分流”等理论有关的问题有待将来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加]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Great Divergence” or “Great Mergence”:

a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a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第8篇：欧洲经济论文范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即以和平、合作、共同体为主的欧洲新文化理念。这些新的文化理念既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产生与发展，又推动、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使欧洲社会发展呈现出与以往历史时期所不同的表现形式，加深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使宿敌和世仇找到相互信任的基点，化解矛盾，加强合作。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影响、带动着国际社会力求通过协商合作解决各种全球问题的努力，使协商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影响、带动着世界范围内地区合作的发展，使和平与合作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诉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欧洲从反思战争及其危害的实际出发，逐渐形成了以制度合作的形式制约战争，从而内化为和平理念，使和平成为规范;以合作为手段以防止战争，逐渐使合作成为制度，并使人们得以遵守，从而将合作作为共有理念得以内化。

 

一、欧洲政治文化的进化与转型

 

“大多数一体化理论家强调，国际层次上的一体化进程得到了各参与方的同意，共同的规范、价值、利益或目标的形成为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基础。”欧洲思想意识在漫长历史的长期形成和演进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内在力量，孕育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建设欧洲认同的核心力量。战后在欧洲发育成长的妥协精神、和平主义、合作主义是欧洲政治文化的新表现特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则催生了这种表现形式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成熟，具体表现为一种具有欧洲特色的政治文化，成为欧洲新文化理念的基础，和平意识、合作意识、共同体意识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体化理论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一个过程，它使一部分人在某一领土内得到一种足够强烈的共同体感、制度感和实践感，从而使居民形成一种长期可靠的和平预期。”正是基于共同的政治文化，尽管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充满了斗争，遭遇到多次的坎坷曲折，甚至挫折，但是从未中断，在兼顾各方利益、协调矛盾过程中达成共识。半个世纪以来，不仅法德这样的“世仇”国家实现了和解与合作，而且成员国之间未发生过武装冲突，合作进一步加强，在某些领域已形成了超国家的性质。正如前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Delors)所说：“欧共体不单单是冷战的产物，因而它肯定不会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死亡。它甚至是上个世纪已存在的思想的结晶。”

 

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文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行为观念和方式的基础，它造就了政治领域的结构和含义，保持了政治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对于集体来说，政治文化又提供了系统的价值结构和系统的理性思维结构，从而保证了机构和组织行为的延续性。”政治文化不仅能够建构行为体的身份，而且为行为体处理问题提供一种意识模式;不仅制约着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且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因此，以欧盟国家为核心的欧洲政治文化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影响着一体化的发展。

 

欧洲政治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如民主平等、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法律至上、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等，这是欧洲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的表现，也是欧洲一体化得以推进的前提条件，在欧洲战后局势的催生下，使得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作用及影响。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摧毁了欧洲的同时，也摧毁了欧洲长期以来靠强权和均势外交维持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平意识、合作意识、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也是基于人们对欧洲巨大灾难反思的情感体现，防止战争悲剧在欧洲的重演成为了人们的追求。

 

二、欧洲新文化理念的制度保障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可以减缓无政府状态，通过提供信息促进合作，节省交换成本，有助于解决帅突，更重要的是减少欺骗的可能性。欧洲一体化开始于煤钢领域，煤钢共同体的实现，使得成员国将煤钢领域的部分经济管理权让渡给了共同体机构。此后一体化迅速向外延展，很快向农业、关税和贸易领域扩展，并“溢出”到整个经济领域，诞生了欧洲内部统一的大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必然带来政治一体化的要求，以确保经济一体化的成果，国家主权让渡的同时，也提出了制度化的要求，即对欧共体与成员国之间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做出制度性的规范与约束，以保障成员国让渡出的权利不被滥用。欧共体正是在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对话而非对抗的基础上发展为尊重各国差异性的欧洲联盟。每一个希望联合的国家，在联合中看到了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欧洲联合的机制得以建立。

 

“合作是否具有约束性以及约束程度和制度化程度是一体化能否取胜的关键。”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法律在欧洲一体化中的突出地位，每一步都首先表现为相应的法律成果，并通过法律得以巩固。为了获得国家利益，成员国行使国际法主权，彼此订立了各种条约，欧盟拥有多种根据具体情况形成的基础条约，以及依据基础条约形成的独特法律体系，主要指：具有“欧洲宪法”之称的基础条约，部长理事会、欧洲议会、执委会做出的条例、决定、指令，欧洲法院的判例。通过这些条约和法律，使得欧洲一体化按照制度化的趋势发展，这些制度的确立，又内化为欧洲社会共享的文化。

 

在运行机制上，欧盟具有其独特的民主制衡机构。欧盟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的构成遵循国家代表原则，是政策制定的中枢，主要决策和立法机构;欧盟委员会(Commission of EU)又称执行委员会，是政策执行的主体，拥有立法倡议权、行政执行权;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是欧盟机构框架中真正具有民主色彩的重要机构，被认为是成员国全体民众的代表，不受其政府和国内议会一致的左右;欧洲法院(European Count ofJustice)是拥有较大权力并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法律发展的重要机构。欧盟各个机构相互分离而又彼此制衡，在确保欧盟的权威性的同时保障成员国的权利和利益，防止出现“小国对中小国家让出主权后便两手空空”局面的出现。

 

总结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看出，欧洲一体化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成员国的自主权，但是也使得成员

 

国获得了单凭自身难以获得的力量，以抵御本国与区域以外世界的威胁与压力。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欧洲人已把一体化看作是实现国家和解与繁荣幸福、确保欧洲和平的唯一途径。从20世纪50年代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到21世纪初欧盟的巩固和扩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一体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欧洲一体化在曲折中前行，在争论中壮大，在妥协中成熟，尽管以后的道路还很漫长、艰难，但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和平意识、合作意识、共同体意识已经内化为欧洲的行动，成为欧洲政治文化新的表现形式，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被物化。这一切又与欧盟各成员国的利益相结合，使得欧洲一体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并将影响着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的和解与合作，为确保世界范围的和平奠定了基础。欧盟委员会主席罗曼诺，普罗迪(RomanoProdi)带着自豪感谈到，“在欧洲，法律的统治已经取代了粗野的权力互动……强权政治已丧失其影响力。”他相信“成功的一体化，我们正向世界展示，创造一种获得和平的手段是有可能的”。

 

三、欧洲新文化理念的内化与发展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政治文化。当各国的预期合作利益大于单独行动的利益时，合作就会产生，一体化进程由此开始。当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参与各国的利益逐渐融合、趋同，并且逐步产生认同感时，一体化也因获得各国的普遍支持而不断深化与发展。

 

长期以来，欧洲各国的历史无不打上为争夺统治权和势力范围进行斗争的烙印，而欧洲各国在文化、经济和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共性却长期被忽视。两次世界大战在给欧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促使他们进行思考，使他们逐步确立了这样的信念：人类已不再容许以暴力作为解决国家之间所存在问题的手段，需要各国之间更多的协作、协商，谈判应当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手段。同时，欧洲各国深感欧洲分裂为众多的民族国家乃是爆发战争的根源。战争削弱了欧洲在国际上的地位，欧洲各国必须联合起来，通过欧洲的统一谋求生存与发展。在这样的信念的驱动下，促成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和平、合作、共同体理念的确立及其实践使得欧洲的一体化成为现实，欧洲一体化使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彼此的利益变得难分难解，从而有效地抑制了欧洲内部冲突的发生，使欧洲一体化不断地深化。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指出的。“软权力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这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它可以通过说服他人遵从或使他们同意那些能够产生预期行为的准则或制度来发挥作用。”“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自己的力量被他国视为合法，并建立促使他国以和谐的方式确定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它未必需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耗费昂贵的传统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

 

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欧洲人已将一体化作为实现国家和解、确保欧洲和平的惟一有效途径，和平、合作、共同体意识不仅物化为具体的组织——欧盟，而且成为欧洲人的共识。联合起来的欧洲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提出政治主张、创建国际制度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影响着世界。在战后，欧洲在安全领域建立了“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在人道主义方面签署了“欧洲人权公约”，在维护国际法、政治行为合法性方面，促成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并倡导建立国际环境保护机制等。但是要实现欧盟的政治一体化，使欧盟目前的经济整合水平与政治整合水平相适应，还需要走一段相当长的道路。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目前亟待完成的任务就是在共同的政治文化下形成一个涉及整个欧洲的政治公共领域，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种超越国家公共领域的交往关系，就不可能有民主意义上的欧洲联邦国家。”

 

四、欧洲新文化理念的局限

 

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使欧洲确立、巩固了和平、合作、共同体的新文化理念，并推动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但是，这些新的文化理念并未跳出民族主义的藩篱。总体来讲，欧洲的一体化是由民族国家主导着，根深蒂固的民族本能不仅存在，同时影响着一体化的实践，使得欧洲新文化理念带着民族主义的影响，推动着欧洲一体化的走走停停。

 

欧洲一体化既受到欧洲合作思想和成员国共同利益的推动，又受到不同民族国家利益的制约。欧洲一体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本国的利益和要求，欧洲各国寻求互利合作的过程也是欧洲联盟不断深化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各国饱尝战争之苦。如何确保国家安全，防止战争悲剧的重演成为欧洲各国的一致希望和追求。欧洲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试图在战后建立一种较为稳定的欧洲秩序，以重振欧洲和消除战争。这种共同追求使他们努力寻求能够远离冲突与争端的政治机制，使成员国不再兵戎相见。因此各国政府将合作作为摆脱困境、实现和平的惟一出路。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一种现象，“诸国家在考虑实际安全的时候，可能有着一种集体身份。但是当考虑责任分担、经济发展、文化独立或其它事情的时候，却对主权表现出极大的个体主义和自我保护意识”。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主权，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同样，战后欧洲各国加入共同体的目的也是为了确保本国利益的实现和扩大。因此欧洲联盟不仅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成果，也成为各成员国利益争夺的场所。各国对一体化的态度迄今不完全一样，是否加入这一组织，取决于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及权衡利益得失的结果。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就因为欧洲大国利益的不同既有合作又有分歧，欧洲一体化的过程是在矛盾、斗争与妥协、让步中前行的，联合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和不平坦。正如温特(Alexander Wendo所说：“一种规范如果与行为体外生的需求或需要吻合，那么，这个规范就会得到迅速的内化;如果与行为体的外生需求和需要不一致，其内化过程就会十分缓慢。”因此，欧洲一体化只能采取渐进的、功能外溢的模式，从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中导出其他领域的一体化。

 

“对国家来说，利自主义的吸引力似乎更大。国家作为团体存在，天生就会照顾本国成员的需求而不顾非国家成员的需求。……在提供集体安全方面，国家不断争辩搭便车和分担责任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反应。如果这些问题不得以解决，就会削弱集体身份。”面对一体化过程中的矛盾、分歧，成员国在照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积极的对话、谈判，欧洲一体化的所有协议和文件都进行了激烈讨论，是相互妥协和利益交换的成果。“在每一项至少被一个政府反对的情况下，欧共体往往采取一揽子交易方式，使所有协议获得通过，这种方式会为各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损失，使成员国国内出现获利群体和失利群体。”这种交叉补偿方式有利于成员国之间相互获益，从而促使它们合作，并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一体化的扩大和深化促使成员国持续向欧盟让渡权利，另一方面在成员国间利益负担不均衡和一体化共同利益难以完全满足成员国特殊利益时，成员国凭借国家主权维护本国利益的民族主义不仅未减弱反而更加顽强。

 

虽然欧洲存在着建立合作以实现和平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民族利益的影响，使得一体化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内在需要与外部力量或当时环境的结合。欧洲统一的观念既反映了成员国对和平的强烈追求，同时也反映了欧洲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只是在战后内外压力下才在经济领域里越过了国家主权，落实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在一体化的进程中，矛盾的焦点始终是国家主权的维护与让渡。战后欧洲的一体化运动，充满了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之间的斗争。邦联主义者只满足于使各国的政策趋向一致，不希望出现一个超国家的机构，也不想让渡国家主权，他们的思想是政府间主义。联邦主义者想使欧洲委员会成为一个联邦式的组织或机构，他们的思想是超国家主义的。无论是政府间主义者还是超国家主义者，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都希望欧洲联合在本国的主导之下，或坚持把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主权让渡的前提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主权要求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凝聚力，获得秩序与稳定，而一体化则是区域内不同民族国家通过在广泛领域的密切、持久合作，寻求成员国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在成员国之间不断的谈判和妥协的基础上实现的。欧盟既不是联邦主义者所期望的超国家之间的政治共同体，也不是邦联主义者所主张的松散的联盟，它是两者的折中。这些也必将影响到一体化的实践，是否合作以及合作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利益的实现情况。

 

五、结束语

 

从20世纪50年代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到21世纪初欧盟的巩固和扩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一体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最初的6国发展到25国;从西欧范围扩充到整个欧洲;从最初的煤钢联营到超国家机构的建立;从共同货币政策、共同外交政策、共同司法政策的合作到欧盟的宪法的制定和通过。但是，欧洲的一体化由于新文化理念与民族国家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矛盾的存在，使得一体化的发展不平衡，欧洲一体化是在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的相互补充、相互交叉中进行的。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展较快也最为成功，一体化程度最高，成员国主权让渡较多，超国家性质明显。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政治一体化则相对比较滞后，共同的防务和安全政策、民政与司法领域事务的合作两个领域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两方面的进展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仅限于政府间合作。

 

一体化虽然淡化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边界，但是民族文化差异的潜在矛盾却无法消除各国的政治与文化的边界。“许多欧洲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认同观被埋没在欧洲认同观之中。法国人和德国人还对对方心存某些疑虑，法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牵制德国。而且，许多西欧人对外来移民表示担忧，并且抵制外来移民。他们害怕北非人和东欧人移居西欧。”“西欧的右翼政党煽动仇外情绪，这提醒我们：西欧的民族主义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主权国家依然在保护着世界上少数的富裕群体免受贫穷的多数群体的伤害。”如何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单凭加强政府间互信与合作是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对战后形成的新文化理念提出了新挑战。而欧盟这种遇事协商，协调各方利益。在妥协中前行的一体化，往往无法使先进的文化理念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一切说明了欧洲以和平、合作、共同体为核心的新文化理念是战后欧洲客观形势的产物，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欧盟还需要在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中逐步充实、完善这些理念，特别是应该逐步使其成为全体成员国人民的共同理念，并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现实也对政治家及学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关于一体化理论的讨论从未终止过，但面对新的问题人们需要寻求新的解决方法，同时发展、完善一体化的政治文化，为世界范围的合作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和启示。

第9篇：欧洲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欧盟 公司法 一体化 法律背景 路径

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法律的一体化占据着特殊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市场、人员、资本的一体化都需要法律的规制；另一方面，法律自身的一体化将有效促进其他方面的一体化。欧盟各成员国在立法、司法和执法以及法律渊源、法律传统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别，特别是欧盟成员国分属于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两个法律体系，现有法律的协调困难重重。而欧洲议会在制定适用于所有欧盟国家的法律规范的时候，也需要充分考虑这些规范在各国的执行情况，毕竟各成员国都是独立的国，都有各自的法律运行机制。

虽然存在各种障碍和困难，但与其他方面一样，欧盟法律的一体化仍然在不断推进。作为调整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公司的规范—公司法，在一体化方面却遭遇困境，因为各国在公司的设立和组织形式、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运行等方面存在不同规定，并且这些不同规定往往与各国的法律传统甚至文化背景、民族传统相联系。不过，欧盟为公司法的一体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通过欧盟的结盟条约、各种条例和多项涉及公司法的指令来协调各国公司法，并创立了欧洲经济利益集团、欧洲股份公司、欧洲合作社等新的公司机构。

欧盟公司法一体化的法律背景

欧盟法的法律渊源与公司法一体化。1951年，法国、联邦德国（后与民主德国合并为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国为合作推动煤炭和钢铁的生产与销售，签订《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又称《巴黎条约》），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随后又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条约》（统称《罗马条约》）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1967年生效的《布鲁塞尔条约》将上述三个共同体合并为欧洲共同体。1987年生效的《欧洲单一法案》对以上条约进行了修订和补充。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正式成立，在三个共同体条约的基础上，增加共同发展外交和安全政策、加强内政和司法事务方面协作的内容。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该条约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行了修订，并增加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两个职位，将《基本权利》纳入欧盟范围以保障人权。

上述的这些三大共同体条约、欧盟成立条约及其修订条约以及新成员国的加入条约构成欧盟法的最主要的法律渊源。这些条约明确欧盟将为建立统一市场、实现资源在市场内的共同开发和利用而努力，将确保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在欧盟各国内部自由流动。四大自由为公司在欧盟内部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保障，欧盟公司法一体化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促进公司法领域四大自由的实现。因而，欧盟各类基础性条约是公司法一体化的基础，而公司法的一体化也是欧盟基础性条约在公司领域的具体实施。

欧盟公司法的法律渊源。作为欧盟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公司法的法律渊源与欧盟法的法律渊源种类大致相同，包括基础性条约以及条例、指令、欧洲法院判决、建议和意见等。修订后的《布鲁塞尔条约》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根据一成员国的法律组成并在共同体内拥有注册办公机构、中心管理机构或者主要营业场所的公司与商号，为本章的目的，应受到如同作为成员国国民的自然人那样对待。”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一成员国国民在另一成员国领土上自由设业施加的限制，应在过渡期内逐步废止。禁止成员国限制其他成员国的公司设立子公司。”这些规定为欧盟各成员国的公司在其他成员国的开业自由奠定了基础。

涉及公司法的欧盟条例主要是规定欧盟超国家的公司形式。1985年制定《欧洲经济利益集团理事会条例》，该条例主要规定欧洲经济利益集团的法律基础、适用范围、组织结构等事项。2001年《欧洲股份公司条例》生效，该条例规定欧洲股份公司的设立及法律属性、欧洲股份公司的内部组织机构等内容。2003年《欧洲合作社条例》开始实施，该条例仿效《欧洲股份公司条例》创制了一种新的公司结构，即欧洲合作社。此外，欧洲委员会就《欧洲私人公司理事会条例》和《欧洲社会保险互助社团条例》的草案已经形成，如果草案获得通过，将创制两种新型的欧洲公司组织形式。

欧盟指令是欧盟公司法的重要渊源，也是推动欧盟公司法一体化极其重要的力量。目前，与欧盟公司法相关的主要指令包括：关于公司章程、股份类型和已经认购股份数额等事项的信息公开披露、公司设立无效等的第1号指令；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资本维护与变更的第2号指令；关于公司合并的第3号指令；关于公司年度报告、财务报表的内容及其制作、提交和披露方式的第4号指令；关于公司分立的第6号指令；关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制作、审计和公开披露的第7号指令；关于公司审计员资格和职责的第8号指令；关于公司分支机构的第11号指令；关于一人公司的第12号指令以及关于公司公开收购要约的第13号指令。

欧盟公司法一体化的路径

为了推进欧盟公司法的一体化，更好地发挥公司在欧盟市场上的作用，欧盟的决策和执行机构都在不断寻求实现公司法一体化的路径。除了欧盟的缔结条约和加盟条约等基础性条约中关于公司法一体化的原则性规定外，公司法一体化的实施主要通过超国家的欧洲公司、公司法指令、欧洲法院的判决以及其他一些指导性的规范—“准法”（soft law）来实现。

欧洲公司。如前所述，欧洲公司是按照欧盟的条例创制的新的超国家形式的一些公司。目前主要有欧洲经济利益集团、欧洲股份公司和欧洲合作社三种形式。

欧洲经济利益集团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参与主体，而是作为协调和辅助机构为其成员提供信息、行政、购销等服务。“经济利益集团不是为了营利的需要而是为了沟通成员开展和改善业务活动。集团不能以其成员的名义运作，也不能代替成员运作。”①因此，欧洲经济利益集团是一个较为松散灵活的机构，能够让其成员联合其部分的经济功能，同时也不丧失它们自己独立的经济和法律地位。

欧洲股份公司是依据《欧洲股份公司条例》创制的公司形式，可以通过两家以上不同成员国的公司合并而成；可以由至少受两个成员国法律调整的公司成立控股公司或者设立子公司而组成；可以由存在受其他成员国法律调整两年以上的子公司的公司转化而成；也可以由已经成立的欧洲股份公司设立子公司。欧洲股份公司应当在注册机构所在地的公司登记机构进行注册登记，按照上述程序成立的欧洲股份公司注册之后便取得法律地位。它与前述的欧洲经济利益集团有很大的区别，即以成员投资的资本为限对外独立承担责任。

欧洲合作社一般用于银行、建筑和农业部门。与欧洲经济利益集团和欧洲股份公司相比，欧洲合作社实际应用得不多，影响也较小。另外，欧洲私人公司和欧洲保险互助社团也在积极推进之中。

上述的这些欧洲公司均是以条例的方式确立的，各国可直接适用，这为公司资本、人员和信息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虽然欧洲公司出于协调的目的在很多方面都规定多种模式供成员选择，但对于公司设立的条件、程序、公司的治理结构等仍然有大致统一的规定，即使是在提供选择的地方，也将选择权限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欧洲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在欧盟市场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司法指令。与条例的直接适用旨在实现法律的统一不同，指令的目的在于协调，在于让各成员国的法律根据指令的内容不断趋近。指令只规定在某些事项上所要取得的结果，而其实施方式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因而需要由成员国的立法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转化为国内法律才能在一国内生效。自1968年第1号公司法指令颁布以来，欧盟共拟了20多个公司法指令，目前生效的有15个。主要内容涉及公司设立、设立无效、公司资本维持与变更、公司合并于分立、公司收购、公司重要信息披露、公司年度报告及财务报表、公司审计、一人公司，等等。

欧洲法院判决。欧洲法院的判决对于基础性条约、条例和指令等的适用有重要的影响，在欧盟法律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欧洲法院，“立法与司法相结合，共同构成对共同体市场及欧洲一体化建设至关重要的保障和促进力量”。而“这一立法与司法相结合的方式，尤其典型地体现在欧盟的公司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②。

欧洲法院判决的倾向性往往会对欧盟的立法以及各成员国的国内法产生影响。例如，关于公司在不同成员国之间迁移时的身份问题，欧盟各国存在两种不同的立法，一种可以称为设立理论，即在判断迁移公司的身份时以公司设立国的法律为依据，而根据住所地理论，判断迁移公司的身份应当以公司的事实管理地法律为依据。设立理论以英国为代表，丹麦、瑞典、爱尔兰、荷兰等国都倾向于该理论。而德国为典型的住所地理论国家，大陆的奥地利、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希腊等国也采用该理论。所以，当公司迁出国和迁入国采用不同的理论时，冲突便会产生。在条例和指令对此进行调整之前，欧洲法院通过几个典型的裁决③，确立了设立理论。此后，采用住所地理论的国家均对本国的公司法进行了修订，以适应欧洲法院的倾向性判决。这些判决的直接后果是促进设立理论在欧盟共同市场的普遍适用，推进欧盟公司法的一体化，同时也为此后制定有关公司跨国迁移的条例或指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欧盟公司法一体化的问题

不可否认，欧盟公司法一体化的上述几种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推动了公司法一体化的进程，但这几种路径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各自遭遇到不同的困难。首先是规定欧洲公司的几个条例，因为条例自身性质的制约，其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条例可以不经国内法的转化在各成员国直接适用，对各国的司法可能产生较大的冲击，因而需要各国经过长期的磋商才能获得通过。而即使获得通过，这些条例也是经过各方不断妥协达成的，所以在很多时候，往往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或者设定多种供成员国选择的模式，以减少成员国之间的冲突，保障条例能在欧盟各国顺利实施。

对于欧盟公司法一体化最重要的形式公司法指令来说，执行是其遭遇的首要障碍。一般来说，指令的执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典型的指令应该在第一阶段被移植（transposition）到国内法，第二阶段是适用（application）指令，第三阶段是强制实施（enforcement）指令。”④各国在这三个执行阶段都可能会出现问题。比如指令可能没有被移植或者移植不到位，或者虽然已经移植和适用，但没有规定强制措施，对违反指令的行为没有进行处罚等。此外，虽然指令相比于条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是指令的制定也需要经过不断地协商、争论和妥协。

针对条例和指令出现的问题，近年来，非官方的民间机构在积极探索欧盟公司法一体化的新路径，制定了一些“准法”，所谓的准法就是指“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颁行的公司治理原则、行为守则、行为指南、最佳做法、最佳行为建议等规范的统称”⑤。这些准法一般由行业协会或者社团制定，采用自愿实施的方式对公司法技术性较强的领域或者那些条例和指令无法协调的领域提供指导，为成员国公司法在这些方面的协调提供指引，有效解决欧盟公司法一体化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可以说，它“在公司法的协调已经走向极限甚至一筹莫展的领域，消融了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取得了预想不到的共识，为走向协调和趋同进行难能可贵的铺垫。这种难得共识首先是对职工等利益相关者权益的认同。……同样，在争论不休的公司结构问题即双层或单层董事会问题上，也获得了实质性的趋同。”⑥

欧盟公司法一体化的启示

通过分析欧盟公司法的一体化路径和遇到的问题，可以发现，欧盟公司法一体化遵循了特定的目标，即要实现统一的市场，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通。具体来说，欧盟公司法的一体化就是要实现欧盟范围内公司的自由开业，各国公司法的趋近，创造公平的税收等外部竞争条件。这也是在目前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区域合作和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公司法的必然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为公司法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公司法的一体化又反过来促进经济全球化。就我国而言，在进行公司立法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其他各国公司法的发展情况，考虑到像欧盟这样的区域组织在公司法一体化领域的发展方向，从而确保我国的公司法不与世界脱节。

从欧盟公司法一体化产生的问题也看到，欧盟公司法的一体化其实是各国利益的一个博弈过程，因而欧盟一直在寻求强制推行与灵活适用的平衡，既保障一体化不中断，又要充分尊重各成员国不同的法律体系，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立法和执法经验。

一部法律的制定必定是利益博弈的结果，特别是与市场关系密切的公司法，需要谨慎地、全面地考虑各集团的利益，通过充分协商制定出能够切实执行的法律规范。同时，要积极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因为随着职业分工的不断细化，职业团体的力量逐渐壮大，各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在市场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确保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法律法规对市场进行有效规制的前提下，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制定各种行业规范、行业准则、社团规章，并依照它们各自特有的路径付诸实施，以便形成有效的补充性规范，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文化传统差异。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重点项目“金融控股公司风险之法律控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1XZYJS021）

【注释】

①徐翠竹：“欧盟公司法中的两种跨国公司制度”，《法制与社会》，2010年3月（下），第35页。

②张学哲：“欧洲法院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第38页。

③这些裁决包括Daily Mail（每日电信）裁决、Centors（森特罗斯）裁决、Ueberseering裁决、Inspire Art（灵感艺术）裁决等，参见张学哲：“欧洲法院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

④Sacha Prechal， Directive in EC Law（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6.

⑤朱羿锟：“欧盟公司法创新与‘准法’”，《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