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工作要点精选(九篇)
第1篇：近期工作要点范文
关键词：特大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编制；规划管理；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2000年以来,特大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内容更加宏观，偏向发展战略和方向制定，针对该类城市总体规划与对具体建设项目的指导性减弱等，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开始探索完善规划编制体系, 以远粗近细的思路来重新思考近期建设规划的在法定规划体系中的重要作用。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明确要求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近期建设规划。
目前，近期建设规划的法律地位的已基本确立, 但学术界关于大中小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编制相关理论、方法及实践探讨还在不断深入。因此, 本文尝试以郑州市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为例从面向规划管理视角探讨近期建设规划编制思路与内容。
一、近期建设规划的地位和作用
近期建设规划是实施总体规划的重要步骤，是城市近期建设项目安排的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近期建设规划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落实空间布局的重要环节，发挥着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
二、当前近期建设规划编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2011年，住建部下发《关于加强“十二五”近期建设规划制定工作的通知》（建规[2011]31号），随后全国特大城市掀起了新一轮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热潮。
综合分析有一定代表性的规划成果，当前近期建设规划编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①突击应付式，把总体规划目标等简单分解，对现状问题研究不深入，针对性差；②理想蓝图式，对发展目标论述较多，对实施时序及路径缺少研究；③闭门造车式，与相关部门结合较少，陷入了技术理性的陷阱，缺乏社会认同。
上述问题也是我们做好近期建设规划编制需要克服的，近期建设规划编制需要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战略, 同时结合现状，面向实施，需要充分考虑了现状条件, 兼顾各方利益，使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紧密结合。
三、 面向规划管理的郑州市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思路与内容
“十二五”时期是中原经济区及郑州都市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期，为有效贯彻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加强对郑州市“十二五”时期建设的指导与统筹，分步骤、有重点的实施城市总体规划，落实住建部《关于加强“十二五”近期建设规划制定工作的通知》（建规[2011]31号）的要求，结合《郑州市“十二五”规划纲要》编制郑州市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具体讲，本次近期建设规划编制思路与内容如下：
1、强化规划实施评估及现状问题分析
全面剖析《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自2008年纲要批复以来实施绩效及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编制近期建设规划落实已批的城市总体规划，但近期目标的确定不仅是对总体规划目标的简单分解，更需要从现状及存在问题出发，以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主要突破口，促进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至2010年底，郑州市中心城区城市人口约372万人，建设用地312.4平方公里。通过对现状综合分析，结合总体规划实施绩效评价，本规划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发展用地空间亟待整合，市域城镇序列有待进一步优化；二是中心城区内部因现状基础、发展阶段等不同而呈现典型的空间分化，需要差别化的空间发展导向和政策支持；三是中心城区城市居住用地比例偏高，人口向老城区快速集聚趋势明显，与总体规划提出的疏散老城区人口目标相悖；四是部分产业空间重组重构进程缓慢，不利于城市整体功能的提升和国家现代物流商贸中心的构建；五是新区快速扩张和老城区高强度更新，导致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阶段性不足，民生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六是城市 “交通拥堵”问题严峻，交通设施尤其是公共交通建设任重道远；七是市政基础设施面临旧城设施老化以及新区建设基础设施巨大缺口的双重压力和挑战；八是公共安全设施欠帐较多，地下空间资源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
2、外地近期建设规划编制经验借鉴
分析研究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编制内容及方法具有以下共同点：
（1）“近期建设规划――年度实施计划”的滚动编制方式。
（2）规划内容方面强调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着眼于关键问题，重点突出；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以土地供应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为抓手强化政府引导；落实近期建设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加强前期策划和分析，将带动性强项目与土地投放时序、投融资计划进行统筹协调；开门做规划，将技术成果向公共政策转变。
（3）保障机制方面建立有效的跟踪反馈机制，使规划能够进行动态调整。
3、与“十二五”规划协同，搭建调控城市发展的“空间整合平台”
长期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指导和统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该规划从空间资源配置视角的考虑问题偏弱。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均需要从城市规划所擅长的空间资源分配角度出发，以空间资源有效配置和协调为切入点。本次规划深入研究“十二五”规划核心内容、并综合协调各部门建设计划，近期建设规划建立从空间上统筹各类城市建设的规划平台，引导各项投资规模效应发挥及在空间上的协同，构建统筹协调各项城市建设行为的“空间整合平台”。
规划期末，城市“两轴八片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基本形成，初步建成中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和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至2015年，中心城区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在435万人，用地规模控制在380平方公里。
4、确定城市重点发展区，引导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的优化
城市重点发展区包括重点开发地区、重点完善地区、重点提升地区和重点生态建设地区四类，是由政府主导推动、对城市近期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近期需要重点推进的区域。郑州市近期建设规划编制过程中，综合考虑了郑州市政府在“十二五”期间的重要战略部署，确定了郑州东站交通枢纽中心地区等作为城市近期重点发展区，在规划期内，将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重点投入，加大道路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迅速形成投资规模效应，使得该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土地投放量优先保证，基础设施的配置水平保持适当超前。
郑州市近期用地发展主要沿两条轴线拓展，以东向为主。规划六个重点开发地区、三个重点完善地区、三个重点提升地区和两个重点生态建设地区。
5、建立重大建设项目库和行动计划
重大建设项目是政府主导以财政投入和实体开发的方式引导空间布局结构优化和促进城市建设和的重要抓手。郑州市在近期建设规划编制过程中，在空间统筹的基础上，充分征求政府各部门发展的设想，凝聚城市近期重大建设项目共识，确定项目规模、投资估算、实施时序等方面的要求，建立城市近期建设的重大项目库。同时，为完善规划的“滚动”实施机制，将在近期建设规划的基础上，逐年分解年度规划目标，形成年度建设项目库，使规划行动计划由五年近期向年度转变。
以面向规划管理为导向，制定如下十二大行动计划：
（1）区域城乡统筹推进计划：构建现代城镇体系，强化中心城区交通枢纽地位，形成“十”字形高铁网络，建成郑州至开封等城际铁路。
（2）居住及住宅建设发展计划：加快龙湖等新区居住区建设，通过旧城有机更新，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完善各类设施，促进老城区居住环境优化和功能提升。
（3）园区建设和功能整合计划：近期更新改造旧工业用地约12.64平方千米，新开发工业用地面积约10.78平方千米。重点建设国际物流园区等重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4）商贸服务业发展计划：初步形成区域、城市、片区和社区四级商业服务中心体系，逐步推进三环以内现状批发市场向城市的疏解，提升郑东新区CBD金融商务区功能。
（5）包括保障房建设、医疗、体育等的和谐民生计划：完成郑州市“十二五”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规划独立保障性住房用地732.36公顷。新建小学179所，中学80所，九年制学校15所，高中15所。
（6）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计划：近期重点建设6处遗址公园、3处寺庙、4处历史博物馆。
（7）碧水蓝天计划：疏通连接贯穿城市的魏河等主要河渠，建设龙湖、龙子湖与西流湖公园。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到2015年，空气质量好于II级以上天数达到320天以上。
（8）综合交通设施建设计划：完成三环快速化、四环快速化，建成京沙快速路、陇海路高架桥、农业路高架桥，构建主城区“环形加十字”快速路系统。公共交通建设计划，轨道交通：轨道1、2号线一期建成运营，新建9条快速公交走廊，总长117千米。
（9）市政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提升计划：给水、排水项目及计划，至2015年，新建刘湾水厂等3座水厂，新建南三环污水厂、双桥污水厂2座污水处理厂；能源工程项目及计划方面，新建桥南热源厂等。扩容2座220千伏变电站 ，新建8座220千伏变电站。新建110千伏变电站26座，规划改扩建110千伏变电站8座。
（10）城市安全防灾建设计划：加快黄河等标准化堤防建设级贾鲁河、魏河、七里河、潮河、金水河、枯河的治理任务以及4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近期人防工程人均建筑面积达到0.5平方米；新建消防站54座。
（11）地下空间开发计划：重点推进以依托轨道交通沿线、绿地和城市核心区的“两线、三区、多点”为重点的公共地下空间开发。
（12）低碳城市建设计划：控制城市生态绿地，形成“两带、一环、四楔、两湖、七链”的绿地系统，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大力发展绿色交通，推广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加大新能源开发使用。
6、规划实施及保障措施
探索郑州市近期建设规划制定工作常态化模式，完善规划跟踪机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相配套，建立近期建设规划的滚动编制机制。
在近期建设规划的基础上，分年度制定实施计划，年度实施计划统筹其它相关部门年度计划，年度计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总量和具体项目安排是规划许可和用地审批的重要依据。
4 结语
面向规划管理的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思路与内容，该内容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工作。篇幅所限，笔者仅以郑州市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为例,从制定可落实的行动计划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旨在引起学术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类问题的关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近期建设规划工作暂行办法，2002年8月
[2] 邹兵. 由“战略规划”到“近期建设规划”――对总体规划变革趋势的判断[J].城市规划，2003，(5).
[3] 杨恢武，郑文辉，刘志成.新时期近期建设规划的特殊定位与工作思路的革新[J].现代城市研究，2013，（1）
第2篇：近期工作要点范文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虺??砍率霞移住贰⒋痈霭附嵌忍致哿饲宕?笃诠愣?乃恐?こ。ㄖ泄?缁峋?檬费芯?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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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近期工作要点范文
[关键词]绛州（新绛） ；近代手工业；发展；原因与特点
一、研究缘起与学术回顾
在晚清民初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于机器工业大量产生与发展的同时，中国传统手工业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段也取得了大发展。关于这一现象，史学界的关注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主要围绕“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之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之关系”两个问题展开。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主流观点是外国资本的入侵打断了中国传统手工业中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洋货入侵与机器工业的产生则摧残着传统手工业的发展，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2）到了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领域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与细化，“发展论”开始出现，认为外国资本与近代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除了手纺纱、木版印刷等八个行业外，大多数都能维持并有所发展。（3）之后关于近代手工业史的研究迎来一个高潮期，有多篇论文和专著问世，各种新观点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彭南生提出的“中间经济”和“半工业化”的理论研究（4），其从宏观上、整体上对近代华北乡村手工业发展作了考察，对近代手工业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及其地位与作用作出了一个新的解释。（5）
关于近代手工业史的研究虽然这些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有不少问题，区域、行业研究的不平衡性显得尤为惹眼。以往之研究，区域上主要集中于珠三角之两广、长三角之沪浙苏、环渤海之津冀鲁及鄂豫等沿海和近代工业产生较早的地区，中西部地区关注甚少；行业上，主要集中于棉纺、丝织、制茶等少数几个行业，其它大多数行业基本被无视。而对这些薄弱区域与薄弱行业的研究，无疑是今后该问题所要关注的重点，而这有赖于相关区域与行业领域新史料的发掘与旧史料的挖掘。
绛州是“晋南唯一之工商业集中地”（6），历来为山西省重要商埠，素有“南绛北代”之称。就晋南区域内来说，绛州是该区域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自晋设都后，世称要地；西魏后周，屹然重镇；唐置总管府，复列绛为雄郡；五代宋为雄州防御；金为上州，又置绛阳军节度使，又升为晋安府，总管河东南路兵马，元置绛州行元帅府，河解二州诸县皆隶焉。非以河汾间一大都会，为河东全境之中轴乎”⑦；就区域外而言，晋南处于京津――陕甘传统商路的中间地带，绛州更是处于该商路的水陆转运之中枢位置。故自古以来此地即民风好贾，工商业发达，手工业门类众多，“河东商务，以绛为冠”⑧。近代以来，在清政府洋务运动的大潮中，绛州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了山西筹办首家近代纺纱厂的厂址所在地。民国初年，在兴办实业的浪潮中，新绛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机器工业最终建立，城市作坊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因此，绛州可以说是研究中西部地区近代手工业发展问题的一个典型区域。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区域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甚至关于整个山西近代手工业发展问题的相关研究，也还比较零散，并不系统，大多是冶铁、煤矿、皮货等某个行业考察，史若民的《略论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9）则对全省手工业情况作了一个概述。在此，笔者拟以新绛地方志、《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及其它一些相关资料为主要参考，对1894―1936年间的绛州（新绛）县域内社会手工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作一探讨，以期能够对该区域该时段近代手工业的发展特点与原因问题有所发现。
二、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状况描述
近代以来，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当中，近代工业的建立无疑应该是时代的主旋律。新绛纺织厂从1894年起就已开始筹建，然而其间经历从晚清到民国的时代变迁，经历从政府到民间的几度易手，经历从手工作坊到机器工业艰难曲折发展，到民国十六年（1927）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才最终建立。细究其间因由，从政府到民间资本方面的乏力，无疑是造成新绛这样一个内地县域近代化迟缓的最重要原因。而这种情况下，传统手工业的维持与新兴手工业的发展无疑就成为了最好的出路与选择。“人生天地，必有与立，或业农工，或业商贾，不能强人以从己，亦不能舍己以从人，要各视地方之情形与世界之潮流，以为断”。（10）这里，对新绛近代手工业的发展状况作一简要描述。
“工与商本，互为表里”（11），新绛为晋南传统的商业中心，自古以来民间手工业就比较发达，绛人“耕稼之余，多事副业，如西韩、梁庄人之织绳，武平、丁村、辛堡人之织，刘建庄与刘家庄人之编柳罐，西行庄人之编槎，北行庄北燕村人之制木器，宋温庄人之钉碗，史家庄人之做锡，王钦庄人之烧石灰，涧西村人之编驮笼，木赞村人之鞔鼓，龙香村人之织灯笼，王村人之塑像与凿井，周流村人之编苇箔，南苏村、下船头人之烧砖瓦，娄庄人之灌烛，磨头人之造木盘”（12），种类之多、分布之广泛尽表于其间，新绛民间手工业之盛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种传统上的手工业，仍是作为一种农民农闲时的副业而存在，世代如此相传，并未脱离家庭经济而自成体系。总体上而言，新绛至民元“犹未脱乎农业时代之社会”，“绛人业农者十之七，业工商者十之三”（13）。然而晚清以来近代化的潮流中，发展工商业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方向，“迩来欧风东渐，生活程度日益增高，向来单纯之农业，端不足应今日繁重之需求，于是而工商兴焉”（14）。在时代的潮流下，由农而走向工商成为区域发展的出路与选择。
在20世纪初，随着抵制外货与创办实业热潮的兴起，在民间资本不足、近代工业尝试未果的情况下，新绛开始出现一批近代手工业作坊。尤其是民元以后，更是出现一个高潮。“绛近数年来，文明日进，纺织也而有器；缝纫也而有机，他若铁工之厂、石印之局，亦无不相继而兴”，而近代作坊手工业的勃兴，也确实产生了巨大社会效益，“向以一人供养三人之食而不足者，今以一机养八口之家而有余，此实生业界未有之新局势”（15）。
以民元（1912）为界线，之后出现的新兴近代手工业作坊有：火柴厂，民国四年（1915）的荣昌火柴厂（后迁往陕西）和民国十二年（1923）的毓华火柴厂（民国二十一年（1932）改组为燮和火柴厂）（16）；织布业，民国十一（1922）年开始出现，民国十七年（1928）达到最盛，有一百四十余家，民国二十年（1931）后逐渐衰落，减至六十余家，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仅剩三十七家；毛巾厂，民国十四年（1925）出现，先后有祥盛源、永兴隆、永兴诚、志和等四家；制皂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设立，福合一家；牛皮业，民国十年（1921）后出现，先后有同义祥、三义公、益骏等三家。而在此期间，一些传统的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行业中，也开始出现手工业作坊，计有：针织业，民国二十二年（1933）出现，只有德新工厂一家；线毯褡业，起于民国十年（1921），民国十七年（1928）达到二十九家，之后有所衰落，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存十九家；爆竹业，民国四年（1915）开设，私家园梁永发一家；制伞业，民国十四年（1925）开设，自立工厂一家；梳篦业，民国九年（1920）设立，德兴一家。此外，还有新民工厂一家，民国十二年（1923）为烟民善后所，十三年（1924）改为烟民工厂，十九年（1930）奉省令改为新民工厂，为轻罪人犯劳改之地，主要从事石刻印刷和面粉业。（17）
就新兴作坊手工业来说，除了织布业以外，整体上在出现后都处于一个上升发展趋势；织布业在出现初期也处于发展趋势，在民国十六年（1927）大益成、雍裕两近代纺织厂先后设立后，更是取得了爆炸式的发展，然而民国二十年（1931）后随着同蒲、陇海两铁路的修建，外部市场萎缩，逐步走向了衰落。而由传统家庭手工业发展而来的各作坊手工业，就生产技术与规模而言，一般也都处于维持并少数有所发展的状态。
与此同时，清代延续下来的传统作坊手工各行业则呈现出少有发展、大半维持、小半衰退的情形。稍有发展的仅股皮业、烟坊业和铁工业，股皮业由清代的制皮烟包作坊改业而来，主要是为鞋加上皮脊，以图耐久，民国初年，该业很是形盛，最多时有十六家之多，集中于东巷；烟坊业一般附设与杂货铺，延续下来的有五家，所产水烟行销本省；铁工业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前原有晋泰、集盛、顺泉等三家，后因经营困难于二十三年（1934）一月联合改组为德记晋泰工厂一家，生产榨花机、弹花机、轧花机、织布机等，取得一定发展。而其它诸如织罗业、毛毯业、染坊业、刺绣业、头盔业、制鞋业、竹器业、木器业、油漆嫁妆业、铜锡器业、牛奶业、酱醋业、面粉业、织绳业、砖瓦业、笔墨印刷业、制刷业等行业基本处于维持状态，而毡呢业、丝线业、制帽业、黑皮作业、皮胶也、皮条纺业、羊皮也、制烛业、首饰业、制秤业等则走向了衰退。（18）
综观清以来传统手工业之情形，大部分能够维持及个别有所发展者，皆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之行业，有着稳定的市场，个别通过改组与调整经营取得发展；而小半走向衰落者，则多因民元之后的生产技术、社会制度及风气之变革，如毡呢、丝线、制帽等业因服饰之变革而衰，皮条纺业因弓弦的被淘汰而衰，制秤业因国家度量衡的统一而衰，而皮货各业的衰退则与棉纺的大发展不无关系。
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本应也是该部分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但由于笔者掌握的关于该内容的资料甚少，所以很难展开。这里仅就农村土布业作一简述。近代以来，洋布的输入还是对新绛农村地区的传统“家庭耕织模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从事此工作者，约一万三千余家，二万六千余人”，“所产除供自家服用外，出售者约十分之二三，其大多数由棉贩以花换布”（19）。这种棉贩以花换布的形式，彭南生将其称为“包买主下的依附经营”，并认为照此发展下去，劳动者将失去独立性，最终转化为包买主控制下的依附劳动者（20），即出卖劳力、赚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但就20世纪30年代的新绛农村而言，也仅是处于这种经营模式的初级阶段，农民从事织布的主要目的仍是家用、自给自足，只有少量出售。总体而言，新绛地区的农村手工业只出现了极少数的作坊经营，大部分仍处于传统家庭经济的“副业”阶段。
在这一时期，虽然某些传统手工业走向了衰退，但随着一批新兴手工业的建立和传统家庭手工业发展为近代作坊工业，尤其是火柴、织布两大新兴手工业的带动（两大行业资本占整个作坊手工行业的47.5%，产值占整个作坊手工行业产值的47.6%）（21），新绛地区的近代手工业整体还是呈现发展趋势的。
三、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原因与特点分析
彭南生在其“中间经济”理论中，曾借用西方经济理论，将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归结为是一条“二元发展模式”，即“移植”和“嫁接”相结合的工业化道路。“移植”即对西方机器工业的引入，是一种“突发式”的发展模式；“嫁接”即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近代化改造，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模式。彭氏并认为，“二元发展模式”是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22）这一模式在新绛这样一个中部县域的近代化之路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新绛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原因与特点呢，下面部分将对此作一简要探讨。
（一）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首先，正如上文所言，从政府到民间资本的乏力，是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创建近代工业尝试失败的情况下，“嫁接式”的发展模式无疑就成了走向近代化的主要选择。而相对于近代工业而言，近代手工业具有投资少，效益高的特点。就棉纺来说，以1934年统计数据（23）为例，两家近代工业纱厂的总资产为2740000元，总产值为5767000元；而二十七家手工业织布厂的总资产为28360元，总产值为261478元。两家近代工业纱厂的总资产是二十七家手工业织布厂的96.6倍，而总产值则仅为22.1倍。换句话说，手工业织布厂的单位资本产值是工业纱厂的4.4倍左右。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手工业中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在民间资本无力投资近代工业的情况下，投资近代工场手工业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其次，新绛自古以来发达的工商业，以及良好的交通区位为其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晋南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新绛长期以来即手工业发达，门类众多。民元之后，在政府提倡发展实业、民族号召抵制外货的国内大环境下，一些传统家庭手工业中出现了手工业作坊，而大部分传统手工业作坊也基本能够维持。而交通区位优势对近代手工业的推动显得更为明显，处在京津――陕甘商路的水路转运枢纽位置，“旱路成网，且有汾河可以通航”（24），这样，围绕新绛为中心，就形成了本县――河东道各县――本省――陕甘豫、京津四层由内到外的市场，这为新绛手工各业提供了广阔的销路。（25）
此外，新绛地处中部，外国货物与资本入侵较弱也是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像东部沿海各地，外商工厂遍布，与近代手工业激烈争夺市场，对近代手工业的发展造成很大冲击。（26）而在新绛，洋货的输入对传统手工业，尤其是家庭手纺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程度是有限的，以民国二十三年（1934）统计数据为例，该年输入的洋布为400包，价值34000元；而该年新绛作坊手工织布业的产量为46049匹，总产值为261478元，手工织布业产值是输入洋布价值的7.7倍（27）。而直至这一时期，新绛并没有出现任何一家外商工厂，说明外国资本对该区域的入侵基本没有。这无疑为新绛近代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轻松的环境与广阔的空间。
（二）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分析
新绛近代手工业的发展首先体现出门类众多，新旧参杂，主要靠少数新兴行业带动的特点。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调查数据，新绛县作坊手工业共计41类263家，这其中有火柴厂、织布业、毛巾业等新兴近代手工业，也有皮胶业、制鞋业、刺绣业、铜锡器业等传统手工业。种类数量上，新兴手工业少，传统手工业多。但新兴手工业投资额较大，一般在5000元以上，火柴、织布两大行业更是分别达到了70000元、28360元，占到了作坊手工业资本总额的近一半（47.5%）；而传统手工业则大部分资本额较小，一般仅几百、数千元，制秤业更是只有数十元，资本额10000元以上的仅皮胶业、面粉业、笔墨印刷业数种。各行业数量上而言，多数以个位数计，数量比较多的有织布业、毛毯业、木器业、铜锡器业、面粉业、笔墨印刷业等几个，其中铜锡器业最多，达到34家。总体上，新兴行业发展较快，传统行业基本维持稍有发展，近代手工业发展依靠新兴手工业带动特点明显。（28）
从城乡分布及发展状况来说，新绛近代作坊手工业体现出城市分布集中、农村分布稀少，城市发展较快、农村发展较慢的特点。以民国二十三年（1934）调查情况来看，新绛大部分手工业主要集中在县城及周边地区，基本形成城内大街、城内府君巷、城厢一带等几个集中带，广大农村地区则分布较少，只有织绳业、砖瓦业、木器业、制帽业、织布业等几个行业有所分布。发展状况上，县城手工业基本进入作坊手工业阶段，而广大农村地区的手工业虽也有作坊出现，但数量极少，整体上仍处于“家庭经济的副业”阶段。（29）
从销路来看，体现出以本地市场为主、外部市场为辅的特点。（30）新绛手工各业产品首先是供给本县市场，满足本县市场后，其余部分才会销往河东各道、省内、陕甘豫市场。传统手工各业，酱醋业、织绳业、砖瓦业、制鞋业、木器业等由于多系小本经营，产量较少，主要满足本县市场，并无外销。外销产品以新兴手工行业为主，以火柴、织布为代表；某些优势传统手工业，如笔墨印刷业、皮胶业等在外销中也占相当地位。而且，以民国二十三年（1934）调查来看，新绛进口的以棉花、煤、纸张、羊皮等原料性物资居多，出口的则是棉纱、布疋、皮裤等成品，说明新绛起着一个“加工工厂”的作用；而且新绛在对外贸易中处于绝对出超地位，出超额达到1050100元，这其中除了大益成、雍裕两家近代纺织厂的主要贡献外，众多的近代手工各行业也是贡献颇多的。（31）
注释：
（1）雍正二年（1724）至清末，绛州为直隶州；民国元年（1912），绛州改设为新绛县，隶河东道。本文讨论的“绛州”为绛州本州，不含下辖诸县。
（2）代表者有樊百川的《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入侵后的遭遇与命运》（《历史研究》，1962第3期）；汪敬虞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等。
（3）代表者有吴承明的《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与外部因素》；章开沅、朱英的《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等。
（4）详见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其间围绕这两个问题，彭南生还发表过一系列相关论文。
（5）彭南生在《近50余年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一文中对近代手工业研究学术史有过详细的回顾。
（6）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1（丙）页。
（7）清康熙九年（1670）《绛州志・沈序》
（8）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杨兆泰序》有言：“绛遂为津货运输陕甘之中枢位置，河东商务，以绛为冠”。
（9）史若民：《略论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期。此文对近代山西炼铁、采煤、制烟、制药、棉纺等行业兴衰变迁作了考察，认为不仅帝国主义入侵是近代手工业衰落的原因，封建主义的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也是一因。
（10）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生业略》
（11）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杨兆泰序》
（12）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生业略》
（13）同上
（14）同上
（15）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生业略》
（16）杨大金：《中国现代实业志》，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1938），第533页
（17）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6（丙）―127（丙）页表格相关内容。
（18）同上
（19）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28（丙）页。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生业略》中有相似的表述。
（20）参见彭南生博士论文《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近代手工业（1840―1936）》，第218―232页。
（21）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6（丙）―127（丙）页表格相关数据。
（22）参见彭南生博士论文《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近代手工业（1840―1936）》；《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业为例》（《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23）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4（丙）页、第116（丙）―127（丙）页表格相关数据。
（24）任永昌、杨作梅：《新绛县的航运业与铁货业》，《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八卷》，1999年，第933页。
（25）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33（丙）―134（丙）页表格。
（26）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讨论很多，具体可参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赵冈、陈钟毅的《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等书中的相关介绍。
（27）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9（丙）页相关数据。
（28）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6（丙）―127（丙）页表格相关数据。
（29）同上
第4篇：近期工作要点范文
【关键字】大型塔式起重机；近距离移机；建筑施工
随着我国城市基本建设规模的断加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共建筑和成片的民用建筑工程。大型塔式起重机以其起升高度大、施工面广、操作灵活、效率高等特点成为建筑施工现场主要的大型施工机械，负责运输任务，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和成片的民用建筑工程。由于大型塔式起重机体积大、重心高、一个工作周期需重做基础、安装、拆卸一次，危险性较大，安全隐患较多等特点，对其安全使用造成很大的影响，严重的甚至导致整机倾倒、机毁人亡、群死群伤的重大安全事故。本文主要针对大型塔式起重机近距离移机施工的关键技术进行探讨分析，以使大型塔式起重机正常安全使用。
1 大型塔式起重机近距离移机传统施工技术
大型塔式起重机是指机身为塔形刚架，能沿轨道行走，配有全围转臂的一种起重机，主要由金属结构、工作机构和电气系统三部分组成。在一个工程项目中，通常需要在某一部位工程完成吊装后，将大型塔式起重机移至工程的另一个需要起重吊装作业的部位进行施工。通常这个移机的距离相对较短，是一个近距离移机施工作业。
大型塔式起重机近距离移机的传统施工技术主要有（1）采取全部拆除，重新安装的方法，即将大型起重机以其它配合机械实施拆除后全面解体，然后运输到安装场地后进行按部就班的安装。通常许多部件的连接绞孔螺栓将遭到破坏而使得部件报废而不能重复利用，另外，大型塔式起重机拆装一次所需的时间相对较长，致使施工工期将会受到延误；（2）由于大型塔式起重智能沿着行使轨道移动，而不能平行于轨道移动，通常采用铺设临时轨道，并利用辅助机械、液压千斤顶等对行走的大型塔式起重机分别实施转向以致其就位到临时轨道上，然后使其在临时轨道进行平移运动，周而复始，直到大型塔式起重机到达新的安装场地为止，但是铺设临时轨道将会造成大量的成本增加，同时也会对工程的其他项目造成一定的干扰，另外，其安全性是不能得到良好的保证。
大型塔式起重机近距离移机的传统施工技术虽然能够实现大型塔式起重机这个庞然大学的安全转向和移位，两种方法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大型塔式起重机近距离移机的需求，但是全部拆除重新安装的方法严重地影响了施工工期，而临时轨道方法对施工工期也存在较大的影响，且其安全性及成本问题却居高不下，因此，大型塔式起重机近距离移机施工的关键是保证施工工期，避免施工安全性及成本问题。
2 大型塔式起重机近距离移机新型施工关键技术
在临时轨道铺设时，通常需要对铺设的路线进行基础处理，其硬化时间相对较长，同时需要非常大的成本和人工浪费，另外，临时轨道可能占用了正式施工的道路，从而影响了其他工程的正常开展，还有就是通常为了获得良好的运输效果，使其路线可能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水道、循环水管线等，从而对大型塔式起重机的行走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因此，综合以上种种因素考虑，临时轨道铺设的方法在大型塔式起重机的近距离移机施工中的优势是微小的。本文主要从全部拆除重新安装方法的思路出发以寻求较为良好的大型塔式起重机近距离移机施工技术。全部拆除重新安装方法之所会对施工工期造成影响的主要原因是该方法实行了全面解体、全面安装的理念，而由于是近距离移机，在设备、机械倒运上的时间消耗可以忽略不计。
随着充足的机械资源的出现大型塔式起重机近距离移机施工关键技术是在尽量节约的前提下，除检修等工作必须解体的除，尽量避免对大型塔式起重机的相关构件进行解体，然后通过双机抬吊的方式将门腿、机台以及其他机械配件等几个大块分别整体吊运到安装地点，最后进行按部就班的安装到位；另外，除了大型塔式起重机的构件外，大型塔式起重机还涉及了许多电气配件，其拆除也是大型塔式起重机以拆除重新装机为原则的近距离移机施工的另外一项关键技术。电气拆除原则上与大型塔式起重机的构件拆除原则是一致的，为了有效避免中心枢轴电气接线拆除和安装调试的工作量，可将配电室出来的线整体临时悬挂、固定到机台组件上，臂杆所有屏蔽电缆信号线及电源线全部实施拆除并放置于电气室内。
在对大型塔式起重机的构件实施非全面解体拆除的过程中，首先，对机台部分整体拆除时，应根据相关的施工数据的精确计算，在机台上焊接专用起吊吊盘以实现机台、操作室、配电室的整体性拆除和倒运，还可以避免繁杂电气线路线头的拆装；其次，对门架组件进行拆除时，根据精确计算结果，在门架组件上焊接专用吊盘以实现其的整体吊装，而避免了主、侧梁以及十字梁的拆除组装，和电气的再次接线；再则，在机台、扳起架、主撑臂、副臂头等关键部位不易进行栓挂钢丝绳时，可焊接专用永久性吊盘以减少因拴挂钢丝绳而造成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还造成了施工工期的延误。
通常对大型塔式起重机实施全部拆除、重新安装的近距离移机施工时，需要花费30天，甚至更多的工期，会造成施工工期的严重延误，而采取部分整体拆除的近距离移机的施工技术时，由于对大型塔式起重机的拆除工序（仅包括了检修时所必须拆除的部位，电气拆除尽量避免）相对较少，因此，拆除工期的耗时也相对较少，同时也使得大型塔式起重机在重新安装过程的耗时减少，对相关的电气的安装调试的耗时也减少了，最终使得大型塔式起重机的部分拆除近距离移机技术的总耗时仅是全部拆除、重新安装的近距离移施工技术的1／4左右，从而大大了减少了对工程整个施工工期的影响；另外，对大型塔式起重机进行部分整体拆除，使得许多各段连接部位不需要拆开，从而避免了连接部位的铰孔螺栓被破坏而造成更换成本，同时也节省了大量的人工和机械台班费；再则，比临时轨道铺设方案来说具有更好的安全性，以及更低的成本消耗。
第5篇：近期工作要点范文
关键词：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误差补偿；三轴数控
中图分类号：TG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13-0027-02
近年来，复杂曲面在模具、汽车、宇航等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随着工业技术的日新月异，工业生产对复杂曲面的尺寸精度与复杂形状零件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数控加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通常情况下，复杂曲面的加工均需要采用数控加工技术，以确保加工的精度与效率。影响复杂曲面数控加工精度的因素较多，如刀具材料、CNC机床、曲面模型、曲面加工方法等。在实际的复杂曲面数控加工中，刀具的理论运动轨迹和插补运动轨迹之间会存在着一些误差，从而造成理论曲面和实际加工曲面之间误差的产生。在控制不严格的情况下，甚至会产生较大的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误差，严重降低了数控加工的效率。
1 数控加工分析
2 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误差分析
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误差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加工刀具的几何误差、加工曲面和加工刀具间的几何运动误差、工艺系统的制造误差、热力变形误差以及编程计算误差等。通常，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误差可以分为刀轴摆动误差和直线逼近误差。在复杂曲面数控加工的过程中，产生误差最大的部位是插补段的中点附近，此处的误差主要由最大转动误差与最大直线逼近误差构成。转动误差指的是法向矢量转动误差，影响转动误差大小的因素主要有刀具半径、加工步长经过的曲面弧长、加工曲面的法曲率。直线逼近误差主要受数控加工的复杂曲面形状的影响，而和加工刀具没有太大关联。总而言之，刀具半径、走刀线路、走刀步长、被加工曲面的几何形状以及多轴联动机构的结构形式等，是影响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误差的主要因素。在复杂曲面数控加工中，补插段内的中点附近往往会产生最大的加工误差。插补弦长直接决定着直线逼近误差，如果要降低直线逼近误差，就需要合理控制刀具进给速度和插补周期。
3 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误差控制
3.1 刀轴转动误差补偿
如果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过程中，加工表面沿着走刀方向是凸曲线的话，刀具切触点的运行轨迹就是凹曲线。这种情况下会产生较大的加工误差，刀轴转动误差和直线逼近误差的和较大，若是采用刀具切触点偏置法，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刀轴转动误差，进而降低总误差。沿着加工表面外法向矢量方向，把刀具切触点A移动至A'点，将A'点当作新的刀具切触点，从而改变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误差的分布，实现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误差补偿的目的，详细情况见图2。如果复杂曲面数控加工的加工表面沿着走刀方向是凹曲线，直线逼近误差δ1大于刀轴转动误差δn时，将不会产生超差，因此不用进行加工误差补偿。刀轴转动误差补偿需要根据加工时的具体情况，采用恰当的方法加以控制。
3.2 直线逼近误差控制
在复杂曲面数控加工中，会存在直线向曲面逼近的情况，而只要存在这种情况，就会产生直线逼近误差δ1，即插补运动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直线逼近误差δ1。通常情况下，只能降低或控制直线逼近误差，而无法完全消除直线逼近误差或补偿直线逼近误差。直线逼近误差的控制方法主要包括插补弦长控制、插补周期控制以及刀具进给速度控制。
首先，插补弦长控制。在复杂曲面数控加工的加工曲面保持不变时，插补段内沿进给方向的法曲率就是一个定值。此时，影响直线逼近误差的因素只有插补弦长，并且直线逼近误差和插补弦长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减少插补弦长，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复杂曲面数控加工中的直线逼近误差。如果ε是直线逼近误差的极限，即ε≥δ1，那么ε>|Kf|L2/8。在复杂曲面数控加工中，如果插补弦长需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确保加工的精度。因此，适当地缩短插补弦长，是降低直线逼近误差，提高复杂曲面数控加工精度的重要措施。必须注意的是，不可以无限缩短插补弦长，在数控加工中数控系统的插补周期与刀具的进给速度共同决定了插补弦长的大小。
其次，插补周期与进给速度的控制。在复杂曲面数控加工中，数控系统进给速度与插补周期直接影响着插补弦长。通常而言，数控系统设定了插补周期，操作者设定了进给速度。在进给速度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越小的插补周期就会有越小的插补弦长，也就会有越小的直线逼近误差。与之类似，在插补周期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越小的进给速度就会有越小的插补弦长，也就有着越小的直线逼近误差。因此，选用相对较小的插补周期的数控系统，数控加工时尽量降低刀具的进给速度，能够有效地降低复杂曲面数控加工的误差。值得一提的是，在数控铣削加工中，曲线加工中的插补误差和刀具轨迹往复造成的切削行残留高度，均影响着复杂曲面数控加工的精度。在实际的数控加工中，因为选择的切削用量不同，所以复杂曲面加工零件的表面也会存在较大的质量差异。切削行残留高度误差是导致复杂曲面数控加工精度较低和加工零件表面粗糙度较高的主要因素，如果要控制此项误差，就必须合理控制切削行的宽度工艺参数。因此，确定恰当的切削行宽度的工艺参数，是有效地控制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误差的重要措施之一。
4 结语
综上所述，复杂曲面数控加工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加工误差，只有将这些加工误差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够确保数控加工的质量。通常情况下，刀具半径、走刀线路、走刀步长、被加工曲面的几何形状、加工曲面和加工刀具间的几何运动误差和编程计算误差等因素，均影响着复杂曲面数控加工的误差。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误差可以分为刀轴转动误差和直线逼近误差。转动误差指的是法向矢量转动误差，刀具半径、加工步长经过的曲面弧长等均影响着转动误差；当用直线逼近曲面时会产生直线逼近误差，复杂曲面的形状直接影响着直线逼近误差。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误差控制，具体而言就是刀轴转动误差的补偿和直线逼近误差控制。在直线逼近误差的控制中，可以综合采用插补弦长控制、插补周期控制以及刀具进给速度控制的措施，降低复杂曲面数控加工误差。
参考文献
[1] 周维泉.数控车铣宏程序的开发与应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 严思杰，周云飞，彭芳瑜，等.大型复杂曲面加工工件定位问题研究[J].中国机械工程，2003，14（9）：737-740.
[3] 国龙.复杂曲面高效数控加工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D].重庆大学，2001.
[4] 丁汉.复杂曲面快速测量、建模及基于测量点云的RP和NC加工[J].机械工程学报，2003，39（11）：33-36.
第6篇：近期工作要点范文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重要阶段，它是人民版必修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专题的第二课时，这节课在本专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下启《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讲清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能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变迁和历史命运。
一、循序渐进，突出“重点”
本节课时间跨度比较长，涉及内容比较多，在教学中如何用好教材，把握重点就显得尤为重要。民国初期民族工业发展的原因与表现都是本课教学的重点内容。在教学设计上，教师应该了解学生的知识贮备，最好以小切口、慢步走的方式来实现重点的突破。由于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已经初步了解了民国初期民族工业发展的阶段特点是“黄金时代”或“短暂的春天”，于是本人就以短暂春天的“春”字为切入点，在“春”字上下工夫，围绕“春”字设计若干有梯度的小问题，比如：（1）这里的“春天”指的是什么？（2）什么原因促成“春天”的到来？教师可引导学生结合时代背景，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可以得出内因：①辛亥革命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②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推动；③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群众爱国运动。外因：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接着教师还可以提问：（3）“短暂春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哪些收获？（4）同时又留下了哪些缺憾？教师指导学生阅读教材，从教材中找出“短暂春天”所取得的成果有：①企业数量、新增资本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②轻工业显著发展等。学生在了解“短暂春天”的成果时，也发现存在的问题，但是学生对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发展留下的缺憾，归纳起来会有一定的困难，教师可以让学生采用小组协作、互助讨论、生生互动形式，辅之以教师的指点补充，得出结论：首先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分布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发展又以轻工业为主，可以知道其发展的不均衡及比例的严重失调，由此推出这一时期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其次从资本数量来看，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有显著的差距，从而可知其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最后，从经济发展的形式来看，这个时期民族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传统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发展仍会受到很多的束缚，这也造成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发展的困难。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思考：（5）“春天”为什么这么短暂？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学生很快就知道“春天短暂”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列强即卷土重来，导致民族工业很快萧条，春天也很快消失了。在分析民国初期民族工业发展这一问题时，教师围绕“春”字设计了五个小问题，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既解决了教学重点，又提高了学生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
二、概念梳理，精析“疑点”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一课出现一个新名词——官僚资本，这个概念对中学生来讲显然很陌生，弄清概念的内涵，对更好地学习第三课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会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官僚资本”这一概念在本专题中首次出现，可能给学生带来错觉，认为“官僚资本”是在这一时期才出现的。要解释清这一疑点，教师必须帮助学生梳理初中历史的相关知识，进而补充引导，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官僚资本”发展和演变的脉络，知道“官僚资本”不是在统治时期才出现的，而早在19世纪后期，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时，就有了中国官僚资本的雏形。后来北洋政府举借外债建立的一些官办企业也构成官僚资本的一部分。1936年以后，近现代历史文献中使用的“官僚资本”一词，主要是指统治集团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
在了解“官僚资本”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教师再逐步引出概念的内涵，所谓“官僚资本”是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近代专制国家扶植的垄断资本，它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他们借助手中掌握的政治特权，巧取豪夺。而“官僚资本”实质上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凭借国家政权力量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最后再归纳其主要特点：①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具有垄断性；②与外国资本主义相结合，具有买办性；③与本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具有封建性。
三、情境创设，展示“亮点”
在分析统治后期民族工业发展原因时，教师可以创设情境，引用两则材料加以分析。一则材料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句民谣，“民国万税、天下太贫”，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让学生分析这句民谣所代表的含义。学生从民国后期“税收”的“税”和“贫困”的“贫”字入手，易得出统治后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导致民不聊生，更谈不上经济的发展的结论。第二，引用教材中的一则材料，法币100元在1937年可以买两头黄牛，到1948年甚至还买不到一粒米，为了让这组数据更直观，本人将这组数据转化成一张图片，通过图片中不同年份等值货币所能购买商品差异进行强烈对比，从而揭示统治后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概貌。使学生明白正是由于官僚资本的野蛮掠夺、长期的战争、通货膨胀的严重及美国的经济侵略，使统治后期民族工业出现了严峻的困境，并且日益萎缩。
四、自主探究，解决“难点”
本课最大的难点在于归纳影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何有效地突破难点是教学设计者重要思考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难点时，教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先让学生以4人为一小组进行合作探究，在生生交流、协作探讨中碰撞火花。接着小组归纳、教师补充，使学生逐渐学会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来分析问题，知道影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而且它们还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影响，从而得出结论。（1）积极方面：内因：①政府的鼓励（兴办实业）；②人民的支持（掀起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③实业家们的努力（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外因：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2）消极方面：内因：①民族资本主义的自身因素，先天不足，资本少、规模小、技术薄弱等；②后天畸形发展，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外因：①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束缚；②受到近代中国长期政局动荡的影响。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点拨下自主探究，并在探究的过程中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学会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进而掌握全面概括和综合归纳的基本能力。
五、深入浅出，明晰“特点”
在了解民国时期民族工业发展的历程时，我们不难知道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掌握各阶段的特征能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与兴衰。要想让学生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教师可以先展示一张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曲折发展的时间坐标曲线图，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去概括民国时期各阶段民族工业发展的不同特点。同时为了加深学生对四个阶段民族工业发展特点的记忆与理解，本人引导学生用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来比喻民国时期各阶段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征，如：民国初年，民族工业出现了短暂的春天；抗战前夕，民族工业如火热的夏天，有了较快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工业如瑟瑟秋风，受到沉重打击；统治后期，民族工业发展进入了寒冬，日益萎缩。最后在学生归纳的基础上，教师再展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曲折发展的阶段特征曲线图。
六、检测巩固，发现“盲点”
课堂知识的巩固形式是多样的，要检验课堂教学效果，课堂检测和巩固是必要的，教学中本人选用了2008年上海高考历史中的一道选择题作为本课教学的检测和巩固题：下列选项中正确反映了1870—1956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是（ ）
该题涵盖了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消亡的整个过程。解题时，部分学生对题目的四个选项曲线的变化感到很茫然，觉得曲线太抽象、无从下手。这就暴露出课堂教学中，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还只停留在知识的碎片中，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脉络的弱点，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线索进行梳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产生；甲午战争后有了初步发展；一战期间进入“黄金时期”；一战后列强卷土重来，很快萧条；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再获得发展；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和日本的侵略，再次衰落；到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商品大量涌入，再加上战争，濒临崩溃；新中国成立初，合理调整工商业，民族工业成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三大改造结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解答本题时，教师先要引导学生从不同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特征思考，特别是让学生回顾近代中国民族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亡曲折发展的历程，这样学生就不难得出正确答案A。最后教师再启发学生思考，造成民族工业发展日渐萎缩的根源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七、课堂反思，总结“优点”
第7篇：近期工作要点范文
1、目的：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强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和部署，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我院疫情防控工作，严格做好疫情排查工作，现根据有关规定制定开学前排查制度。
2、排查内容及要求：
对全体学生寒假期间行程动向全面排摸，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登记全覆盖。对湖北生源、家庭所在地为湖北或近期到过（经过）湖北等重点地区的重点人群。
3、排查程序及方式
由辅导员每天全面排查所带学生的行程动向、身体情况。对湖北生源、家庭所在地为湖北或近期到过（经过）湖北等重点地区的重点人群每天监测学生体温，填写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
4、排查时限
每天上午10点前报告给辅导员，辅导员上午11点前报告学生处，学生处统一报告给学院疫情防控工作群，做到“日报告”“零报告”机制，如发 现异常，迅速上报，切实做好信息报送工作。
开学时疫情排查制度
5、目的：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强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和部署，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我院疫情防控工作，严格做好疫情排查工作，现根据有关规定制定开学时排查制度。
6、排查内容及要求：
对全体学生返校期间行程动向全面排摸，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登记全覆盖。对湖北生源、家庭所在地为湖北或近期到过（经过）湖北等重点地区的重点人群。学生在到校当日测量体温，并进行健康申报。
7、排查程序及方式
由辅导员开学前全面排查所带学生的返校行程动向、身体情况。对湖北生源、家庭所在地为湖北或近期到过（经过）湖北等重点地区的重点人群开学前14天监测学生体温，填写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
8、排查时限
学生返校前14天报告给辅导员，辅导员报告学生处，学生处统一报告给学院疫情防控工作群，学生在到校当日测量体温，并进行健康申报，如发现异常，迅速上报，切实做好信息报送工作。
开学后疫情排查制度
9、目的：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强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和部署，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我院疫情防控工作，严格做好疫情排查工作，现根据有关规定制定开学后排查制度。
10、排查内容及要求：
（1）对全体学生每日体温、身体情况进行监测，要做到数据清、情况明，信息登记全覆盖。
（2）排查学生因病缺勤情况，并做好监测及追踪；
（3）对到校后全体同学近14 天来行动轨迹摸排。
11、排查程序及方式
（1）由辅导员每天排查所带学生的体温、身体情况。监测学生体温，填写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
（2）由辅导员及教务处排查因病缺勤情况进行排查。有异常及时报告。
（3）由辅导员对到校后全体同学近14 天来行动轨迹摸排，做好登记。
第8篇：近期工作要点范文
关键词 验潮站；建设；建议
中图分类号P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1-0151-02
Abstract according to engage in long-term tide statio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the author of long-term tide station site selection， design， construction， standard system and power supply system， etc.，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considerations， hav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words Tide station；construction；advice
验潮站又称潮位站。为了解当地海水潮汐变化的规律而设置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大陆沿岸及近海设立了二百多个长期验潮站，有效地监测着我国沿海的潮位变化，在国防、经济建设、灾害预警和科学研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目前，验潮站的布设还存在不少问题。从我国沿海验潮站的分布看，河口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设站较密，而有的岸段则较稀疏，这无疑是测站布设的一大缺陷。
福建省沿海验潮站站点也存在着类似问题。福建省海岸线长达3752公里，沿海北自福鼎南至诏安共有31个县区。2009年前仅12个县有验潮站，全省平均约312公里海岸线1个验潮站。由于福建沿海岸线很长，海湾较多且沿岸地形复杂、现有的验潮站数量太少，分布稀疏，远远不能代表福建验潮潮位变化情况及更好的在灾害预警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为此，福建省在已有验潮站基础上进行合理布置，2010年至2012年共新建了13个沿海验潮站，弥补了现有省内站点不足的缺点，使得全省验潮站的布局合理化，基本可以代表沿海重要岸段的海域特征，也使福建省验潮站达到约150KM海岸线1个站点，满足全省潮汐观测需要。
笔者参与了13个新建验潮的选址、设计勘察、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等一系列的组织管理工作。现就验潮站建设方面提出一些建议及注意事项。
1 长期验潮站的选址
建设一个长期验潮站首先要进行站址的选择，验潮站的选择，既要考虑测站的代表性，又要考虑到测站的条件。由于长期验潮站选择条件要求较高，同时近几年海洋工程大量实施，合适的站点较难考虑。长期永久性的验潮站选址，一般应考虑以下几个条件：
1）验潮站所临的外海是否开阔，有无稠密岛屿和浅滩的障碍，不致于影响验潮[2]；
2）验潮站的上游没有较大河流或排水系统的汇入，以免径流对验潮的影响；
3）验潮站附近水深、地质条件较好，地壳较为稳定，不是烈震区；
4）选择验潮站在不易淤积区；
5）验潮站附近最好建有气象台及生活等设施，有助于对潮汐资料的研究和观测工作的开展；
6）了解验潮站附近用海规划，避免因用海的开发及建设，对站点或潮位观测造成影响。
7）应尽量避开风浪大区域及地质都是基岩的地方设站，这样会造成施工难度大、造价高及风浪影响较大，且验潮井消波如果处理不好，对潮汐观测造成影响；
8）应尽量选择交通、电力及通讯的基础设施较为齐全的地方设站，利于施工及节省造价；
9）所选位置，尽量有距离较近的完好无损大地水准点，以便进行基本水准点的引测；
10）所选位置与原有的站不能距离太近，不重复建设，并且尽量使每一个站都能代表各自附近一段海域的特征；
11）长期验潮站的位置选择上应广泛征询了所在地防汛部门的意见，了解了当地防汛部门建立长期验潮站的需求。
12）尽量选择在建的码头工程、防波堤和海塘工程等同期建设，即可节省工程造价也可降低工程难度。
由上可见，对潮位站的选址若只考虑到区域代表性，而没有考虑测站的基本条件，同样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且还带来经济损失。因此，在选择潮位站站址时要进行实地调查，在详细论证、比选的基础上，合理地确定站址是非常必要的。
2长期验潮站的设计及施工
大部分验潮站采用岛式验潮井，验潮井底部采用漏斗式。验潮站主要功能设施即为验潮井和温盐井，站点建设需按港口及水运工程的有关规范的基础上，设计及施工中还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设计部分：
1）验潮井井筒尽量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灌制成，井筒一般为圆形，内径尽量采用1m，以保证安装水位计及井内水尺且不互相干扰，同时也保证人员下井清理的操作空间够大；
2）验潮井井口应高于理论最高潮位1.5m～2m，井底应低于理论最低潮位1m[2]。但在风浪大的地点还应考虑浪的影响，应按海港有关规范要求适当再提高进水口高度；井底高度不要太深，避免最低潮时水位还很高，常规清井维护时必须安排潜水员下水；
3）衡量验潮井的优劣标准通常用消波性利随潮性来判别。对于整个验潮井来说，与消波性和随潮性直接关系的是验潮井的进水孔。验潮井进水孔的大小必须具有良好随潮性和消波性[2]。进口大小确定至关重要，必须经过计算再确定，同时进水口可采用铜质预制件，即保证了进水口的大小也保证进水口不易长生物；
4）温盐井每隔0.5m设置一进水口，进水口直径不小于0.1m。[3]进水管口设置方向要避开强浪向和常浪向，且需由内向外成45°倾斜状，减少海面漂浮垃圾的碎片进入井内。
5）可在验潮室屋顶上预制好太阳能、风杆、百叶箱及雨量计等气象观测设备的水泥基础，避免二次施工，对屋面防水等造成影响，同时采用种植草坪等方式，即符合气象观测仪器使用要求，又能降低室内温度；
6）在屋顶及验潮室墙壁预留螺纹钢挂环（钩），并与主体钢筋焊接，以便必要时人员下井维护及固定风杆使用使用；
7）验潮井及温盐井井口都应略高于室内地板标高，同时两井均应设井盖，最好为嵌入式的；
8）理论最高潮、理论最低潮及实测水深必须正确，以免造成施工定点后无法改正；
9）防雷系统接地等的基础设施应在土建设计施工中考虑，避免由防雷施工单位进行再次二次施工。
施工部分：
1）施工开始时需要再次复核水深及潮位情况，避免因测量错误，造成站点定位错误；
2）验潮室主体桩及引桥桩水泥灌注前，都需要监理、设计及勘察等部门对施工情况进行现场检查验收，其中勘察部门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即保证施工到位，又可对工程造价进行控制。由于验潮室造价基本在桩基础部分，通过现场复核检查既可以保证质量，又能对工程造价变动情况进行及时的监控；
3）验潮站桩体水泥浇筑完毕后，必须安排专业桩基检测单位对桩体进行检测，进一步确保质量；
4）验潮井预制部分完成后，都必须组织专项验收，对进水口大小、井筒高度及施工质量进行检查，下井前还需要对水深进行再次复核，以免施工垃圾对水深造成影响，如有影响应及时清理恢复；
5）验潮井下半段采用预制，上半截采用现场浇筑，在施工过程中难免一些水泥块或小工具等杂物掉进验潮井内，将对验潮井验潮造成影响，严重的话还会堵塞验潮井进水口。为此，验潮站工程完工后，必须安排专业潜水员下井全面检查清理
一次。
3 长期验潮站的水准系统
水准点是水准测量的标准点，是验潮站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潮位观测数据转换为国家标准高程及数据准确性的
依据。
《海滨观测规范》要求：验潮站应在适当位置设置一个基本水准点和一至两个校核水准点。基本水准点是潮位站永久性的高程控制点。校核水准点是用于引测和检查水尺零点、读数指针高程的水准点[3]。
水准点设置必须按国家水准点设置要求所设立，由验潮站长期保存、专用的水准点。考虑到基本水准点存在被破坏的可能，最好在站点附近设置二个基本水准点。
水准点是验潮站潮位高程及其精度的基本依据点。必须定期检查及按规范要求复测。笔者就遇到管理的验潮站年平均海平面高程与临近验潮站同期年平均海平面出入较大问题，经对观测的潮汐数据进行检查也没有问题，最后判断可能是水准点的问题。经由测量资质单位对这两个邻近站基本和校核水准点进行复测，发现造成差异的原因为邻近站水准点多年没有复测，水准数据有误，两个站水准点数据调整一致后，站点的同期年平均海平面就一致。由此可见，在保证潮汐设备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水准系统的正确性至关重要，必须定期按规范要求检测复测，同时必须将水准系统的资料作为潮位站最重要历史档案保存起来，如有变更还应特殊注明。
4 长期验潮站供电及通讯系统
由于验潮站一般地处偏远海边，市电出现故障中断的情况不少，特别是恶劣天气的情况下，为此，保证验潮站设备正常运行的供电及通讯系统尤为重要。
笔者管理的验潮站供电采用市电、UPS后备电源及太阳能电源供电方式，通讯系统采用光纤传输数据。站点运行中出现过市电中断且UPS后备电源电量耗尽后，数据无法及时传输等问题。建议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完善供电及通讯系统：
1）UPS电源需要定期维护保养，每月需要中断市电，带负载放电1次，每次至少1个小时。这样即可以及时了解UPS主机情况，也延长了蓄电池使用寿命；
2）年对UPS配套蓄电池及水位计等设备的后备蓄电池进行容量检查，如发现电池电压低于12V应及时更换。由于海边设备容易腐蚀损坏，蓄电池还是建议基本两年一换；
3）笔者管理的站点采用光纤传输数据，由于数据传输的光电收发器需要采用220V市电工作，在市电中断及UPS电量耗尽的情况下，就会造成数据无法及时传输。建议还是需要增设一套无线数据传输方式，供电方式跟潮位设备一样采用电瓶供电。这样可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4）定期检查太阳能供电系统，包括室外太阳能板线路与接头。
5 结论
随着沿海海洋经济发展及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需求，对验潮站的建设及潮位观测的需求亦不断提高。笔者结合从事的验潮站建设及运行管理工作，提出一些站点建设等方面的建议及注意事项，可为其他验潮站的建设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朱志恩，验潮站的布设和潮位资料应用中若干问题的初步探讨[J]。东海海洋，1997，15（4）：12-18.
第9篇：近期工作要点范文
关键词：近代历史建筑;殖民建筑;地域文化特征;现代再生
中图分类号：TS958文献标识码： A
近代历史建筑对于城市来说，不单单是旅游景点，也不只是历史遗迹，而是应该发挥其作为建筑的初衷，融入到人民的生活之中，发挥近代建筑应有的文化性、实用性，成为当今社会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建筑的间断性研究
中国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从未发生过间断，我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独树一帜。鸦片战争的枪炮，在近代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强烈影响，其中中国的建筑体系也因此发生了巨变，逐渐融入了西方的理念与技术，并结合中国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一套中西结合的建筑体系，对于当今中国的建筑有着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虽然近代建筑对于中国建筑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近代建筑的研究一度中断。中断因素主要来源于政治方面，由于近代建筑多建于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时期中，加之近代建筑中西结合的外观，使得一些人们不认同近代建筑属于中国建筑的范畴之内，因此研究工作一直中断至结束之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上个世纪八十年布的精神，使得中国对近代建筑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改观。主要精神为要正视以往已经发生的历史，对于近代遭受列强的历史，换个角度进行看待，明确吸收先进技术文化对于发展自身，免受外敌欺辱的重要作用，正视这段历史与爱国主义并不发生矛盾，积极吸收西方包括建筑在内的各项先进理论知识，拥有广大的胸襟，展现一个大国应有的气象，拒绝满清时期闭国锁国，夜郎自大的落后思想，防止近代屈辱历史悲剧的再次发生。因此我国建筑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恢复了对中国近代建筑的系统性研究，并在几十年的研究时间里，已经取得了不小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以往中国对于近代建筑研究工作的空白。
中国近代建筑本土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立
中国近代建筑被包括西方研究学者在内的部分中外相关研究人员，长期认定为是“欧洲中心论”的建筑体系，认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基础即为欧洲建筑，是欧洲近代殖民时期，广泛散播于世界的欧洲近代建筑体系之一，即为“舶来品”。但欧洲建筑传播至中国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异，从根本意义上讲，已经与欧洲本土的欧洲近代建筑有了很大差异。
其实“欧洲中心论”只是过于看重近代欧洲殖民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传播，却忽略了传播之后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成长、转变。当欧洲建筑体系进入中国后，为了适应中国的地域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势必要经历本土地域化的变异，而这一过程，正是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重要过程，如果忽略此点，就自然会得出较为片面的错误观点。
看待中国近代建筑的地域文化特征必须以中国的建筑领域发展为出发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承认西方外来文化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影响的主要作用，同时也要正确认识，西方近代建筑在中国大地上经过的地域本土化变异过程以及结果，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变化正是将外来文化消化于自身土壤的主要手段，也是使其得以在中国生存，获得生命力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强势文化与本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互相影响的全新结合体。明确中国近代建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西洋建筑复制版，是经过了中国地域文化再创造的建筑形式，是有着中国文化特征的建筑体系。
近代建筑的现代再生
随着我国经济城市建设进程的逐步加快，越来越多新颖的现代建筑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华大地上。而随着城建事业进程的不断加快，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也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先通过对近代建筑的文化特质和意义价值做了较为深入的阐明分析，从中也可以了解到，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是当今社会城市建设中必须要做的工作。可近代建筑的区域之中，势必会降低土地使用率，与当今现代化城市建设事业中对土地的高利用要求背道而驰，这样就会带来诸多不便。
在近代建筑的保护以及利用的过程之中，往往会因为某些人为因素，由于利益趋势，使得这些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尤其是在加大城市化建设的今天，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主要就是由于人们对于近代历史的价值缺少足够的认识，所以使保护和利用工作不能得到很好的进展。因此可以将这些历史建筑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使人们在与近代建筑的沟通中，得到历史的感悟，增加亲近之感。例如沈阳在当代城建规划中，将时期的近代建筑，改建为多个社会基础设施机构，如沈阳中山广场的中国工商银行，就是原时期横滨正金银行沈阳支店，另外还有将原满铁奉天公所改建为沈阳少年儿童图书馆等多个近代建筑再生创造工程。总之通过这种形式，将很多近代建筑赋予新的意义，使人们与近代历史建筑可以有更加自然亲密的对话，使其在当今社会中，继续发挥其作为鲜活建筑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真正实现近代建筑的现代再生。
结束语：
我国拥有着大量的近代历史建筑，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随着社会的变迁在不断地变换着，它们作为曾经历史的见证，自然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而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仅仅将其作为历史古迹、文物标本的话，那将失去建筑本身的价值与生命，因此必须使这些近代建筑赋予全新的时代含义，让人们可以与之产生自然亲切的对话，进而使这些近代建筑可以在当今社会中获得全新的再生。
参考文献：
[1]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01)
[2]陈雳.历史・空间一亚欧历史建筑与城市漫步[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2(05).
[3]路红，夏青.中国历史风貌建筑总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