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游记精选(九篇)

第1篇：成都游记范文

摘要：《巴蜀》《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是近代日人四川游记中的代表作，其中有大量关于成都的文献记载，本文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批评方法从成都与四川、成都人的气质和风俗、成都的外国人三个方面对其成都形象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山川早水；中野孤山；成都；形象学

四川近代历史进程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演进轨迹具有一致性，即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自1895年《马关条约》列“四川省重庆府”为通商口岸以来，日本势力逐渐向四川渗透，众多日本教员、商人、领事等，对四川进行游历或考察，留下了大量游记作品，《巴蜀》《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巴蜀》为日文书名，中文译名：《巴蜀旧影――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下文简称为《游蜀》)就是其代表作。

《巴蜀》的作者是四川高等学堂日文教习山川早水，1905年三至七月，作者对四川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旅行，撰写了二十多万字、一百五十多幅照片的游记，1909年出版。《游蜀》作者中野孤山1906-1909年任成都补习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教习，该书是作者在此期间对成都、峨眉、重庆等地游览的见闻录，1913年出版。这两本游记对成都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经济状况等，都作了深入细致的描述，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两本游记进行互文性解读，可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近代日人视域中的成都形象。

成都形象

比较文学形象学，“它所研究的，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其核心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因此，我者对异国文化（他者）的总体看法，成为形象学研究的内容之一。随着城市研究的兴起，形象学也成为城市研究的方法之一，成都作为西南重镇，通过对日人游记中成都形象的探讨，可以窥见近代中日关系的变迁，而成都形象的变迁史，也是日人心目中四川形象变迁的一个缩影。本论文从成都与四川、成都人的气质和风俗、成都的外国人三个方面来论述近代日人心中的成都形象。

一、成都与四川

首先，成都是四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四川的商业中心，则逐渐被重庆所取代。这是因为成都不是开放城市，外国资本进入成都受到限制，而重庆为扬子江之重要开埠港口，外国资本渗入较易，因此成都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落后于重庆。在成都的外国商店不但数量少，而且规模小。《巴蜀》指出，在成都的“外国商店共有四五家……但全都不值一提。成都乃非开港地，外商不得公开营业。上述的各店，都是借中国人的名义开的。”与此同时，《巴蜀》指出，重庆“是四川头等商业盛地，又是扬子江沿岸屈指可数之大码头。”虽然重庆的街道逊色于成都，但“只有开放地区可见到外国商店以及比较大规模之洋式建筑，这是成都所没有的。”《游蜀》以四川劝工总会为例对成都的工商业提出批评，认为四川劝工会“导致工商业一步一步地走向衰退。”与此同时，作者却认为重庆不仅是“四川省东南部的一个繁华都市”，而且还是“整个西部中国的商业中心”。当然，这一描述有历史事实依据，《四川近代史》前言指出，自鸦片战争之后，重庆“既是四川内地贸易的枢纽，又是与长江中下游贸易的咽喉。”前言2-3虽然成都在近代资本主义市场形成进程中落后于重庆，但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没有改变，其原因在于，外国势力欲进入四川内陆，必须与四川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交涉，而欲打开四川内陆之门户，又必须以成都为基点。《巴蜀》指出，“本来成都属非开放地区，当然谈不到允许领事驻跸问题。但是重庆的英、法、德各领事将副领事留住重庆总馆，而自己常住成都城内，当然是以其旅行中旅居的名义。而事实却是以成都为总馆，以重庆为分馆，摆出有设两馆的架势”，即为明证。同时，在两篇游记中，均对成都的书市和文物古迹进行了评述，其文化中心位置也得到了彰显。

二、蜀人的气质和风俗

两篇游记都对以成都人为代表的蜀人气质进行了论述。对蜀人气质做集中描述的当数山川早水。蜀人既有中国人之共性，又有其独特性。他指出，“同样作为中国人，蜀人当然不能在共性之外。然而，地势与中原相隔，自称是别有天地的山国，沐浴着丰富的自然给予恩惠的人民，其气质一般是平静的。蜀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也是平和的。”蜀人亦喜欢各种节日民俗活动，如青羊宫的花市、四月八日锦江的放生会等，其气质具有 “物质上的风雅”。但他也指出蜀人安于现状，“蜀之富饶使他们满足于他们现有的生活”，因此而不为革命之“天下首倡者”。

山川早水对蜀人气质的评述相对客观，中野孤山对蜀人气质则大加褒贬。他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蜀人生活方式的观察对蜀人性情提出了批评。以蜀人善于交际为例，认为蜀人“说假话，说空话，前后自相矛盾”；以市场上的贩夫走卒为例，认为蜀人“完全没有竞争意识”；以学堂里的学生为例，认为蜀人学生“无忧无虑，悠闲自在，不慌不急……简直就象是老头”；以蜀人妇女为例，认为蜀人珍爱女子，致使女子“在家养颜，饱以美食”。

两本游记也记述了成都人的生活习俗，这既是珍贵的民俗学资料，又是理解日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看法的一个窗口。首先是对祭孔仪式的描绘，在山川早水和中野孤山的笔下，中国文庙的祭孔仪式虽然庄严肃穆，但表里不一。山川早水指出，“成都的释奠（祭孔），我对其不慎重甚为吃惊。其礼法虽然也是遵照释奠仪注进行的，但在我看来，似乎从简又从简，一个小时了事也不足为怪。”而且，祭奠仪式的杂乱也使他反感，以致他“只希望当祭礼时稍微安静些。”相对于山川早水对文庙祭礼的批评，中野孤山的批评则针对中国传统儒学的教化作用，他认为，中国人虽然尊奉天地君亲师位、供奉孔子画像的热诚让人动容，“但不知这些对中华民众之道德观念是否真的具有感化的功效”，从而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根基提出质疑。其次，中野孤山还对蜀人的新年迎春和结婚仪式进行了考察。作者以日人迎新风俗为参照，来褒贬蜀人的新春习俗。因为不能了解蜀人的性情，以致认为蜀人除夕之爆竹声“吵得人无法入睡”；看到蜀人房檐上垂挂翠柏和松枝，而非日人迎新时装饰的松竹，便认为“此举非常煞风景，丝毫没有给新年的景色添光加彩。”虽然作者对蜀人新年习俗的褒贬有失客观公正，但作者对蜀人婚姻由父母包办的批评，却击中了中国传统婚俗的要害。作者对测八字、相亲、报期、送彩礼、迎娶、归宁等结婚仪式进行了全面描述，但指出在这一喜庆事件的背后，“所有的婚约都按双亲的意思办，作为儿女的男女双方，不能对此有怨言，要给人很圆满的感觉。”《巴蜀》和《游蜀》也对蜀人的花市、茶馆、酒宴、斗鸟、藏民之奇异风俗等进行了描述，这些描述既有批判亦有肯定，如对蜀人之酒宴，即有对蜀人乱扔残食于脚下、仆人随从哄抢剩饭之厌恶，亦对蜀人食物丰美、宴席之多表示艳羡；如对蜀人之茶馆，即批评其环境噪杂，又赞扬其消费低廉、传播消息迅速。

日人对蜀人气质及风俗的描写，多是亲身体验后的真实感受，因为两国文化差异的存在，难免产生误读，但诚如《游蜀》译者序所言：“叙及国民陋习，作者言辞有些过激，但似无特别恶意中伤之嫌。”译者序1这只是其中的一面，作者虽无恶意之嫌，但我们还是能从一些文字中看出作者将蜀人乃至华人置于野蛮状态的潜在心理，这点在中野孤山的《游蜀》中表现得更甚。当中野孤山论述华人做事慢吞吞时，抛出整个国民“年迈体衰、丧失活力，五亿人民落后于世界文明，即将成为野蛮的民族”的论调时，其背后潜在的日本文明、中国野蛮的二元对立文化模式已有所彰显。

三、外国人与成都

在成都的外国人，成为日人笔下成都形象的独特风景之一。形象学不惟研究异国形象，而且还注重“我”与“他者”的互动性，即“对异国形象的研究从根本上讲实际上就是对主体 ―他者对应关系及其各种变化形式的研究。”当日人游记瞩目于在成都的日人与德、法、英、俄、蜀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成都这座城市就转化为各种知识、文化与想象交织的权力场。

首先，在成都的外国人不但国别繁多，而且来自不同的领域和职业。《巴蜀》指出，“当时在成都的外国人的国别为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五国” ，其身份有领事、学堂教习、商人、传教士、机器局工程师、医生。这些外国人经过数十年的经营，或办工厂、或开商铺、或办医院，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兼做医生的西洋传教士成就最大。他们在成都开办医院、兴建教堂，而其之所以能如此，一是“传教士皆留发辫、穿宽服，他们想尽力同化于内地人之中”；其次则在于“上述传教士之所以能成功，其原因不在于作为本业的布道，反而在于其作为兼业的医术。”传教士之医术，“因其功效显著，而且医疗费用低廉，不知不觉地就被接受了。”由此可见，传教士之所以取得成效即在于其迎合了蜀人的社会风俗，又在于其实用性。

作者身为日人，对寓居成都的日人的生活状况做了更详细地描绘。一、寓居成都的日人主要为教习、商人；二、成都人对日本人较西洋人态度友好，因为“对西洋人似乎有一种疑虑”，“对西洋人有点恐惧”，因此，对西洋人教习的招聘条款中便有限制西洋人“禁止测量山岳，禁止出入矿井所在地之类的事”；三、在成都的日人受到地方政府及官员的礼遇，其居住、饮食水平等都很高，但身处异乡常有思乡之感，其生活上的最大隐忧是患病，因为“中国的世袭儒医不适合于菜食人种”。

成都更是外国势力的竞技场，各国在此地展开了商业、军事等多方面竞争。中野孤山指出了当时四川省所面临的状况，即“现今世界的趋势是向中国寻求富源，竞争活动异常激烈炽热，这并非毫无道理。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法国，一个是德国，一个是美国，还有其他诸多的国家，或穿越三峡天险，或通过秦蜀栈道，或横穿昆仑山脉，深入巴蜀腹地，考察那里的山川田野，研究活动如火如荼。他们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相互争夺开启宝库的钥匙。”中野孤山亦直言不讳其“奋然奔赴昆仑山麓、长江上游、蜀之腹地”的目的是“以启发东洋为天职”，“肩负起打开宝库之重任，聊以报答国恩。”因此，其出游目的就是勘察四川富源之所在，为日本侵入四川提供参考情报。各国势力在成都的竞争表现在各个方面，我们以商业为例。山川早水和中野孤山对成都的工商业提出评论，指出四川的商业活动呈逐渐衰弱的趋势，即蜀人无法振兴自己的商业，从而把蜀人排除在竞争之外，将繁荣四川商业的责任赋予日人：“如果引进东洋的新潮流，增加东洋产品的进口量，也许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商业上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作者在对日本产品进行夸奖的同时，也不免对其受到的冲击提出建议。首先，德国商品是日本商品最大的敌人。《游蜀》在“汉口的日本商人”一章节中指出，“有很多外国人想加害我们的产品，尤其是德国人就经常对日本产品吹毛求疵。……此乃大敌，我们必须倍加小心。”在成都，德国仍然是日本主要的竞争对手，“各国的商品中以德国的商品最受欢迎。若分析其原因有三：第一，品质结实；第二，价格低廉；第三，注意迎合了中国人的爱好、习惯”。针对德国商品的优点，作者对日本商品提出批评，比如，日本商品存在着品质问题，以及以次充好的现象，“我国的商品从前曾有各种杂货品输入成都。因价格比较低廉，畅销一时。但因品质问题，有时会遭到中国人的排斥。”“四川某县一个学堂，由东京购入博物标本，上面还标有‘运往中国不良品’之笺，幸亏其货物由日本人打开的。”《巴蜀》《游蜀》对日人商品在成都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其目的在于扩张其经济利益。

《巴蜀》《游蜀》对成都的外国人进行调查，是以日人在成都的发展为主线的，他们分析了日人在成都的商业、生活状况等，其目的是为日人势力深入成都提供参考，以便步其他列强的后尘，加入瓜分四川富源的侵略活动中。

结论

这一时期日人笔下的成都形象是一种意识形态性批判，这既与近代中国乃至四川的封闭、落后有关，又与日人的扩张意识有关，因此，这一时期的成都形象，既具客观真实，又具主观谬误。

参考文献：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C]//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日]山川早水.巴蜀旧影――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M].李密，李春德，李杰，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3]隗瀛涛,李有明,李润苍.四川近代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4][日]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M].郭举昆，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7.

第2篇：成都游记范文

【关键词】西游文化产业；文化内涵；应用策略；意义

《西游记》是我国传统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更凭借其积极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成为当前文化产业创新的宝贵资源。可以说，当前《西游记》在影视、旅游、文创等多个文化产业的开发中，呈现出如火如荼、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各文化产业也凭借着对文化内涵的发掘、人才的培养、理念的创新、产业的融合以及多元的营销等策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西游记》与文化产业概述

《西游记》一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作者以超凡的想象力和生动贴切的语言刻画了孙悟空、唐僧等一众妙趣横生的艺术形象，更是以幽默、讽刺的手法来反映现实，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当时以及当今社会中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文化产业是向消费者提供精神产品或服务的行业，以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为主要目的。[1]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市场推动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产业分类逐渐完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说，我国文化产业以及走向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随着国家相关政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愈加重视，《西游记》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喜爱，“西游”主体文化资源也得到各个行业的青睐，对文化产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西游记》成为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切入点，在文化产业各个类别中，《西游记》能够作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文化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消费体验。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成为《西游记》传播与传承的关键载体，在文化产业中开发《西游记》文化资源，有利于《西游记》以别样的形式进入更多民众的视野，进而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

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为了文化产业发展要优化重点文化行业供给，并具体列出9大重点文化行业包括：演艺业、娱乐业、动漫业、创意设计业、数字文化业、艺术品业、工艺美术业、文化会展业、文化装备制造业。基于《西游记》在当前文化产业中的应用实例和经济价值，下面重点对游戏行业、动漫行业、影视行业、旅游行业和文创行业这五个文化产业门类中的“西游”主题应用进行分析。

（一）游戏行业

《西游记》以其曲折的情节和广为人知的市场热度，得到众多游戏设计者的青睐。现在市场上以《西游记》为主题的游戏据统计主要有三十余种，玩家较多、受众较广的主要包括《梦幻西游》《造梦西游》《少年西游记》《西游女儿国》《闹闹天宫》《大话西游》《我的西游》《西游记大圣归来》等。以评分较高的《造梦西游》为例，其游戏剧情极大的贴合了原著，从游戏模式上看主要是《西游记》主题下的过关游戏，从角色设计看，《西游记》中的经典角色，如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等都鲜活地出现在游戏中。而腾讯于2019年发行的国风竞技《闹闹天宫》则是还原了《西游记》的故事背景，主要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闹闹天宫》打破了一直以来西游游戏的固定设计，将游戏中的人物设定为国风剪纸画风格，实现了西游文化与传统文艺的完美融合。由此可见，《西游记》不仅在角色、剧情上给游戏设计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在传统文学与文艺的融合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动漫行业

《西游记》中塑造了孙悟空、唐僧等性格鲜明的人物，记载了大量波澜起伏的神怪故事，成为很多动漫作品的重要来源。从动漫行业发展之初至今，《西游记》一直就是炙手可热的改编题材，如我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便是由《西游记》中的经典情节改编而成；1961年出品的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更是塑造了经典的美猴王形象；之后如《小八戒》《丁丁战猴王》等动漫作品，都使得《西游记》的动漫改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在当今互联网及数字化技术的支撑下，动漫行业的发展得到了更大的助力，如2015年改编自《西游记》的3D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开启了国产动画电影的新巅峰，中国文化产业通过动漫电影的形式重现了中国文学经典的魅力。

（三）影视行业

除上文提及的动漫之外，《西游记》也经常被改编为由真人饰演的影视剧及电影。《西游记》的影视剧改编一直以来从未停止，主要包括央视版《西游记》、张纪中版《西游记》、TVB版《西游记》《西游记后传》《齐天大圣孙悟空》《春光灿烂猪八戒》《吴承恩与西游记》《福星高照猪八戒》等，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央视拍摄的“86版西游记”一经播出便造就了收视率89.4%的收视神话，至今仍是名著改编无可超越之作。而《西游记》的电影改编也是随着电影行业的发展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近些年的“西游”电影约19部，代表性的有《西游·降魔篇》《西游记女儿国》《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西游记之大圣娶亲》《西游·伏妖篇》《功夫之王》等，其中“大话西游”系列开启了西游电影改编的热潮。越来越多的西游电影、影视剧在演员的演绎、特技的加持下传承着《西游记》的文化内涵。

（四）旅游行业

《西游记》中许多著名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都可以作为西游文化旅游的切入点，目前除了零散的主题公园之外，国内大型的西游旅游文化主要集中在两处。一是以《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故乡淮安而建的吴承恩故居，位于楚州河下镇打铜巷，景区内包含了吴承恩故居、吴承恩生平陈列厅、悟园、淮安龙宫等著名景点；[2]二是《西游记》中经典景点“花果山”所在地江苏连云港，《西游记》中的花果山、唐僧崖、老君堂、水帘洞都可以在连云港找到踪迹，在这一背景下连云港建立了花果山风景区，如今已经发展为部级的5A级风景区。此外，全国各地的西游记宫、孙悟空主题乐园也为西游文化旅游有所助益。

（五）文创行业

文创产品指的是文化元素与创意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创意产品，各种文化元素都可以衍生出相关的文创产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故宫文创、敦煌文创等。《西游记》作为四大名著之一，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丰厚的文化内涵，因此由《西游记》而衍生的文化创意产品也不在少数。如中国邮政的西游记邮票、《大话西游》联合西安碑林博物馆打造的文创周边、连云港花果山风景区的西游纪念品，以及相关的玩具、文具、玩偶公仔、标志设计、漫画等，既蕴含着《西游记》原著中的文化元素，让人们了解到博大精深的西游文化，也符合新时代人们的文化需求和审美需要。

三、《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策略

《西游记》在文化产业开发中呈现出形态多样、多元发展的趋势，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和文化效益。之所以取得如此优异的成果，主要是得益于全方位、多角度的应用策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挖掘西游文化产业内涵；二是培养西游游产业人才培养；三是推动西游文化产业融合；四是加快西游文化产业创新；五是加强西游文化产业营销。

（一）挖掘西游文化产业内涵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近些年来，文化产业的飞跃为《西游记》的传播带来了新的发展与机遇，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窥探到西游文化的福利，推动着西游文化产业的发展浪潮。良好的发展态势下，文化企业一方面利用《西游记》本身的感召力扩大产业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尊重《西游记》本身的文化底蕴，大力倡导《西游记》中的文化内涵，坚守文化传承的底线，在真正保护并发扬《西游记》中文化内涵基础上进行创意改造，达到了西游文化产业长期有效的进步发展。

（二）培养西游文化产业人才

“西游+文化产业”是实现新兴产业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全新模式，本身就能带来强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作为一种正在崛起的新兴产业，其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对于高校人才培养来说，亟须培养西游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他们既要对《西游记》以及其中的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又要熟知相关文化产业的专业技能。[3]在当前西游文化产业发展中，行业切实保证了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以专业的人才提供专业的服务，达到专业的水平，以实现高质量的文化输出，进而提升西游文化产品在文化产业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力。

（三）推动西游文化产业融合

西游文化的产业化遍及文化行业的方方面面，旅游、动漫、游戏、影视以及文创等形成了全方位的产业集群。[4]这些产业之间一方面相互独立、各自发展，它们自身都取材于《西游记》中的角色和故事，汲取《西游记》中的文化内涵与思想精华；另一方面，不同产业之间又能进行恰当的联系与互动，有利于形成西游文化产业集群的合力。为了西游文化产业的接续发展，各个产业之间加快实现资源共享，形成交叉融合的发展态势。比如各地的“西游记主题公园”联合起来在节日、纪念日举办主题活动，西游动漫、游戏与文创产品结合，制作动漫、游戏相关的创意产品等。在各个产业之间的资源整合与良好互动中，“西游文化产业链”逐渐形成，实现了西游文化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加快西游文化产业创新

《“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指出：“高新科技的广泛应用催生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深刻改革”规划还提出要“深化文化发展各方面的科技应用水平”。[5]对于西游文化产业来说，要用更加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让《西游记》与文化产业组合到一起，让文化产业的生产、传播、消费、服务等环节都呈现出科技所带来的裨益。只有将现代科学与信息技术运用到西游文化产业的方方面面，加之西游文化自身的感召力和各企业的创意点，才能帮助文化产业呈现出全新的局面，使西游文化在文化产业中得到更好的传播。

（五）加强西游文化产业营销

《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取得高效的成果，与多元化的营销密不可分，在这些市场营销手段的助力下，西游文化才能更快速、更深入的进入大众的视野。首先，在新媒体时代，文化产业的推广增加了线上宣传的手段，打破了原本只有地推的单一模式，使原本鲜有人知的文化产品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如在动漫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之前，就已经在互联网得到了大规模的宣传。其次，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文化产业中，商家往往运用多种营销手段来传播西游文化产品，以受众较广的西游游戏《梦幻西游》为例，商家不仅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还通过微博话题等形式，增加《梦幻西游》的曝光度。

四、《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意义

《西游记》凭借其丰富且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文化产业创新下的重要文化资源，当前《西游记》的文化产业开发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良好态势。《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不仅有利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也带动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西游记》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每个中华儿女最为津津乐道的神话文学，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资源。伴随着文化产业创新的浪潮，如《西游记》之类的文化名著被开发成一系列文化产品，发挥着更大的文化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技术的新形势、新要素中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影视改版、文创产品、文化旅游等多种形式扩大了《西游记》的传播范围，增加了《西游记》的影响力。[6]《西游记》中的传统资源借助数字技术再次“活起来”，传统文学作品在大众的生活中呈现的形式更加五彩缤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二）对人们美好文化生活的丰富

21世纪以来，中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迈入了全新的阶段，西游文化出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能够在快节奏的文化体验中获得视听审美和文化消费的愉悦感。文化产业的创新始终以人民的文化需要为中心，而《西游记》与文化产业的结合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思想精深、陶冶心灵的优质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特色鲜明、内涵突出，不仅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丰富了人们的美好文化生活，也推动了我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三）对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带动

当前，《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已经涉及各个领域，大到影视作品的改编，小到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蒸蒸日上，其中产生的经济效益更是不容小觑。可以说，《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有效提升了文化产业的经济性，文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也带动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在未来西游文化产业的发展中，也将展现出更大的经济潜力。《西游记》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家喻户晓的艺术瑰宝，无论是其中个性鲜明的主角形象还是百转曲折的故事记述都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当前文化产业创新的环境中，《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不仅带动了文化产业的经济发展，而且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新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亚丽.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及其路径选择研究[D].吉林大学,2014.

[2]董炜纬.名人名著与文化产业的开发研究[D].云南大学,2018.

[3]齐麟.《西游记》文化产业的历史发展新机遇[J].中国民族美术,2017,(S1):12-15.

[4]苏昊.文化产业视域下人才培养机制创新路径探索[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5(24):168-171.

[5]赵鸣,鲍林,徐洪绕.全域旅游视野下连云港市《西游记》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34(01):27-31.

第3篇：成都游记范文

游记如果不是遵命文学，由个人情性而发，不会勉强加入意识形态的色彩；游记记述的大都是亲眼所见、亲身的感受，一般比较真实，读旧的游记可以了解以前的情况。

为了窥探过去的情景，去年读了一些游记，发现多数游记并不耐读，比如玄奘（唐）的《大唐西域记》感觉如记账，简略描述西行取经路上见到的国家，记述均以佛事为中心，因为对佛事不甚了解，读来了无意趣，远不及被演绎成故事的《西游记》，一路艰难险阻、一路斗妖除魔，情节曲曲折折引人消费时间。上过中学的人大概都知道《徐霞客游记》，徐先生不仅是铁杆的驴友，也称得上是文艺人士，先生文笔流畅隽永，篇篇游记犹如优美的散文，只可惜我道行不深，未能除尽内心的浮躁，不愿意费心思来欣赏文字的美，受此影响《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都被搁置未读了。不过《老残游记》算是个例外，遣词用句都很有美感，游记采用了传统的章回体，以老残行医游走为主线串起来一些故事情节，吸引我去读完，《老残游记》其实冠了游记的名却是小说体。有本书叫《乡愁东岸》将民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的《东北旅行记》，王桐龄先生的《浙江旅行记》和田曙岚先生的《海南岛旅行记》三篇游记拼攒在一起，这三篇游记也不是能畅读的，读起来常有内容想要跳过，但是却愿意逐篇去读完。卢先生在日军侵占东北前夕前往东北考察，可以看到一些当时东北的情景，与我们的想象有很大的不同；可以看到一位实业家的虚心，处处用心观察处处用心进行中外对比感受自己的不足。王先生的游记对一个城市每有深入的记述，详细记述该城市的历史沿革、人口、建筑、交通、饮食等为后人留下一个较为全面的记忆。田先生的游记也是遵循一定的格式，每游一县必对该县的概况进行详细了解，同样包括一个地方的历史沿革、物产、风俗等，此种游记可读性不强，作为史料却是弥足珍贵。

读游记也可以看出游者不同的旅行目的与方式，玄奘西游不辞千辛万苦是为了追求学识，徐霞客追求山水风光自然之美，攀绝壁踏冰雪不畏艰难险阻非要把美景览尽，与玄奘是同一种执着的精神。卢作孚先生的东北之行用现在的话说是考察，卢先生考察用的不是公费，目的是看别人的先进发见自己的不足。而田曙岚先生的游记与徐霞客又有不同，田先生其趣重点在于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田先生随身带有印制好的表格，按预先准备的提纲逐一去进行了解，如此严谨记述使得其游记内容可比史料，让后人能从其游记中看到当时真实的情景。有些人是不靠谱的，写的游记难以让人相信，比如对《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表示怀疑，马可波罗也一直被人怀疑是否到过中国。至于《八十天环游全球》一书的主人公福格先生，其花费巨资环游全球只是和别人打的一个赌，为了八十天完成全球的旅游，一路上千方百计的赶路。现代的学者也西行到欧洲或者美洲做访问学者，不过未必像玄奘那样追求真知，或许像徐霞客那样领略自然风光去了。很多人抱怨和旅行团出游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景点拍照，商场购物……旅行的见识只能从相片中寻找些许记忆，走马观花流于形式，往往让人感觉花钱买罪受，丝毫体会不到旅行的乐趣，对于旅游我们很多人还不懂得其真谛。

旅游属于精神上的享受，物质上有了富余很多人想起来旅游，怎么旅游法各人自有安排。我们不妨将旅游所见所识记录下来，无所谓文采，不管别人爱不爱读，记录的内容尽量真实，让我们的后人看到现在的样子。

第4篇：成都游记范文

节前《旅游法》引发的疑虑

法律所带来的规范与安全感是不容置疑的，但十一假期之前，团费“大涨”多少让游客有些抱怨。

记者致电几家旅行社，咨询十一出游路线。一家旅行社告诉记者：“如果能请到假，现在就出去玩吧，等到十一，价格就贵了。”“价格会涨多少？”“现在是3000多元，十一的时候可能就5000多元了。因为《旅游法》出台，十一以后就没有‘低端’的团了。”

所谓“低端”的团，指的就是那些“一日游”、“二日游”等5日以内就完成的路线。在这些“低端”路线中，由于行程短，以前主要靠将游客带去购物点赚取提成，现在有了《旅游法》，旅行社就觉得这些路线“划不来”了。“以前的很便宜，湖南到北京4天5夜的那种，火车来，飞机回，住在南三环附近，餐费是15元的标准，2400元就能包括全部的费用了。现在，涨到5000多元了。之前去泰国，3000多元足够了，现在也不会低于5000元。目前我还有团可带，但过一段时间，就真说不准了。”北京一家私营旅行社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那么团费上涨，影响了旅行社的生意，对一个行业的影响也是可以预期的。在9月10日国家旅游局举行的《旅游法》相关问题咨询会上，国家旅游局政法司司长刘小军对到会媒体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团费上涨，也不是旅行社想要看到的。如果因此生意不好了，他们比旅游者还要着急。”

云南康辉旅行社的销售人员小元在9月中旬时告诉记者：“因为涨价，我们好几天都没有出团了，有些行程凑不够人数都停团了。”小曾坦言：“现在生意没以前好了，旅行社只好想一些别的招数来招揽生意，比如‘提高品质’、‘开拓新路线’等口号。”实际上，过去大部分旅游者之所以选择跟团，一是为了“省心”，二是为了“省钱”。而今团费大幅上涨，“省钱”这一巨大优势已经流失，如果如小元所说，“省心”方面，“提高品质”仅仅是一个口号，那么旅行社生意就实在不让人看好了。

团费上涨旅游者不开心，报名人数下降旅行社很担心。这些起伏让记者在节前不免有些担忧黄金周旅游经济走势。

旅游市场规范度大大提升

“取缔强制购物”是《旅游法》草案出台以来最受欢迎的条款，黄金周过去，大家如何评价它的效果呢？

北京神州国旅市场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十一黄金周之前，旅游团里的“强制购物”、“隐性消费”现象就已经受到严格管控，黄金周期间旅行社更是严格遵守《旅游法》，最大限度保障游客权益。

记者也联系到节前采访过的云南康辉旅行社的销售人员小元，小元透露：“十一期间旅行社改革，现在我们只有‘纯玩团’，带游客去购物的现象都不存在了。”黄金周之后，媒体普遍反映，强制购物现象鲜有发生，旅游中旅行社的违法违规现象虽有出现，但最终都受到了法律制裁，相关工作人员也受到处分。

为了检验旅行社答复的真实性，记者走访了一些黄金周跟团旅游的游客。

湖北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十一期间她为了接待朋友，报名旅游团去了某著名景点。张女士注意到，导游与司机全程都没有带游客去购物点。虽然景点在出口处几乎都设有当地食品、饰品、玉石等“特产店”，但游客都是自行选择购买纪念品，导游并未对他们作任何要求。

从外地来北京旅游的小欧却和导游产生了矛盾。小欧是第一次来北京，希望多带一些纪念品回去给老家的亲戚朋友。跟团游玩途中，他走进一家景点内的购物店仔细挑选礼物。因为是“纯玩”团，带游客购物不包含在合同中，下面还有军事博物馆等行程要走，导游对小欧多番催促。小欧上车后，与导游商量增加购物行程，导游说要严格按照行程走。小欧又向导游询问购物地址，希望空闲时间可以去购物。但导游拒绝回答，称不提供此项服务。小欧向记者表达自己的看法：“《旅游法》抵制强制购物是没错，可是现在旅行社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了？他们只按照字面上的意思理解法律条款，对于游客的需求完全视而不见。”

如此看来，《旅游法》确实对强制购物、隐性消费等现象进行了强力遏制，旅游市场的清洁度得到提升。但旅行社忽视旅游者的购物需求、拒不提供购物指导，并不是《旅游法》的初衷。

报团人数略微下降，旅游产品仍然火爆

那么，涨价对旅游产品销售的影响究竟有多少呢？

根据目前已知的数据，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4.28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333亿元，同比均取得增长。旅游经济收入并没有如许多人预期的那般出现下降。据各地统计，经历过了黄金周的“大考”，《旅游法》之下的旅游经济还是给出了优异的成绩。山东、江苏、河南在2013年黄金周旅游收入排名中位列三甲。前十名之内的陕西、湖北、山西分别获得了30.72%、27.12%、25.41%的旅游收入增幅。许多著名景区在黄金周期间都迎来了游客“爆棚”现象，关于游客人数超出景区承载能力的新闻也层出不穷。

北京中国国旅销售人员小刘告诉记者：“黄金周价格大幅上调，但依然十分火爆，报团人数和去年差不多，基本上没有取消团的情况。”记者致电北京神舟国旅市场部，对方告知，黄金周团费确实有一定上涨，报团人数较往年有略微下降，但总体来说生意仍然火爆。

云南国际旅行社境外游产品销售处告诉记者，出境游报团人数和预期一样，9月底旅行社为出境游游客办理了大量签证。云南康辉旅行社则告诉记者：“游客面对较高的价格，第一反应都是‘为什么这么高’，有的游客对价格十分不适应，只能望而却步。”据云南康辉旅行社小元透露，价格确实吓跑了一些游客，今年自驾游、自助游数量明显增加，但总体来说，报团人数并没有明显少于以往，旅行社生意还是很好。

早在9月10日国家旅游局举行的《旅游法》相关问题咨询会上，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李磊就表示：“10月1日《旅游法》实施后的报价，有了非常明显的上升。但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涨价’，而是其价格水平理性的、正常的回归。”李磊介绍，以前的“亏损性”低价纯粹是为了吸引顾客，旅游者觉得得到了优惠，但旅途中被导游、司机强迫购物，还要参加一些事先未通知的付费旅游项目，不知不觉花的钱远远超出预期。旅行社与购物点、景点暗中合作，提取佣金，从而挽回成本。《旅游法》在制定的时候，团费的理性回归就已经在预期之中，这说明《旅游法》已经开始展现效应。

国家旅游局政法司司长刘小军在咨询会上鞭策各旅行社负责人：“过去，各旅行社为了谋取利益，忽略旅游者的正当利益，使旅游产业的发展走了很多弯路，旅行社自身也吃了很多亏。如今，在《旅游法》的敦促下，我希望各旅游经营者能够规范自身行为，认认真真把旅游者的利益放在首位，打造优质的旅游产品。”

《旅游法》首次试水，体现出法律的权威，保障了旅游者的利益。价格上调，对于游客对旅游产品的购买意愿影响并不明显。

李磊告诉记者：“在立法规范的基础上，旅游经营者亟需调整组团经营模式，剔除潜规则，保护旅游者的权益。”拿着优质的旅游产品来吸引顾客，用承诺好的贴心服务来树立良好口碑，这才是旅行社接下来的进取方向。

旅游业改革任重道远

当然，黄金周旅游市场仍然暴露出诸多问题：著名景区游客扎堆超出景区承载量，旅游质量，伤害旅游地生态；游客素质参差不齐，对旅游地的环境造成破坏；少数地区仍存在强制购物现象，法律监管有漏洞。当然，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景区经营者观念问题，也有旅游经营者组织管理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在为《旅游法》进一步完善提供依据。

对旅游业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导游曾经是“肥得流油”的职业。但黄金周《旅游法》的正式实施，让导游的高收入前景面临破碎。

北京一家私营旅行社导游小曾在节前向记者透露：“过去，因为旅行社和购物点有合作关系，导游如果不带游客过去的话，要扣导游人头费。带游客过去购物，如果有消费，我们也有回扣，好的时候月收入能有几万。”而今，带游客去强制购物变成了违法行为，以往那些“灰色收入”成为了历史，小曾有些垂头丧气。湖北一家旅行社的导游小齐也向记者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前像黄金周这样的假期，我一天的收入大概是500元甚至更多，旅行社不给工资，都是带游客进购物店赚的回扣。这次十一，不能进店了，收入只剩下导服（导游服务费，旅行社支付，一天100元到200元）。”

从“月收入几万”和“天收入500”到“天收入200”，降幅至少有60%。如此大的落差，导游的情绪可想而知。

小曾告诉记者，在他们旅行社，导游是没有工资的，“导游的收入分为三个部分：游客买东西的回扣；加景点的门票钱；旅行社给的导游服务费（大多数是一天200元，也有一天100元到150元的）。可以看到导游的服务费很低，一般靠前两项赚取收入。”小曾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恭王府的门票70元，导游去买的话只需要35元，剩下的35元就是利润，假如一个团是50人，那么仅这个景点就可以赚1750元。一旦“新法”实施了，前两项成了空，很多导游对此不满。小曾说，他和同事现在都处于“观望”状态。他坦言：“新法律法规出台的时候都会管得严一些，现在都不允许加景点，也不能带游客进购物店，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也许过一段时间政策又放开了呢。”

第5篇：成都游记范文

【关键词】芥川 中国游记 坏话

本论文受2015年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类育苗项目支持，项目编号：15SKYM09；本论文受陕西省军民融合研究基金项目支持，项目编号：12JMR08。

与《中国游记》相关的评价

1.对《中国游记》持平和姿态的评论

对于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对中国现状的“讥讽”问题，夏D尊同郑心南是以一种较为平和的姿态去理解和接受的。夏D尊在编译的《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一文的题记中指出：“凭心而论国内的情况，原是如此，人家并不曾枉加故意地夸张，即使作者在我眼前，我也无法为自国争辩，恨不得令国人个个都阅读一遍，把人家的观察作为明镜，看看自己究竟是怎样一副尊容。”作者对芥川在《中国游记》中对中国现状不留情面地暴露作出了中性的评价。另外一位是郑心南，他在《芥川龙之介》里讲道：“不能以他是外国人便认为是有意轻蔑，而现，他对于本国社会的讽刺，更来得厉害吧！”但是像夏D尊、郑心南这样去理解和接受《中国游记》的人，只占到极小的一部分而已。

2.中日两国对《中国游记》的批判

中国文坛于上世纪20、30年代就掀起了对芥川作品评论的热潮。最早接触《中国游记》的文人都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例如：评论家韩侍桁，他最早对芥川《中国游记》进行了批判。在《现代日本文学杂感》中韩侍桁指出：“我自从看过芥川的《中国游记》后，我总对于他不抱好感，及至再看他的出世作品《鼻》与《罗生门》，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艺术良心就起了根本的疑问了。”之后的冯子韬在《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作风和艺术观》的序言中指出：“芥川的作品是表现某种性格在某种环境中如何发展的记录，换到历史小说上来说，就是一种时代特色的记录，的确像他的自知之明一样，也许有人因读他的作品而打哈欠呢。”另外以“丁丁”署名的人在《中国堕落观》一文中提到：“芥川是极端讽刺着我们中国人没有科学的头脑，而《中国游记》更是充满着鄙视、厌憎，讽刺的气息。”最后要提到的是大作家巴金，巴金在《几段不恭敬的话》中对芥川的作品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提出芥川的作品是除了形式以外，就一无是处了。认为芥川的作品用“空虚”两个字进行批判是最合适的。像韩侍桁、巴金这样对《中国游记》进行激烈反击的中国文人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日本，对《中国游记》怀有厌恶情绪的要提到的便是同芥川同时代的村松梢风了。他在《评芥川氏的〈中国游记〉》一文中提到芥川对当代中国的表达有欠文雅。吉田精一也曾指出芥川的《中国游记》是从小说家的视角对中国当代的现状及将来进行深一步的分析，这和读者所期望的结果有所偏差。武田泰淳在《中国小说同日本小说》中提到，芥川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心中所想表现出来，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民当时的苦恼，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之后的日本文坛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否定评价。神田由美子在对《中国游记》的谈话中也曾指出芥川在写《中国游记》的时候，故意忽视了处于“中华民国十年”这个激荡的政治格局，与中国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会面之后也没有表现出来特别多的政治兴趣，而是更关注了“中国风俗”、“中国美人”等自己心中印象的中国形象。中国之行给芥川带来的冲击让芥川一度逃避现实，继而更愿意在心中保留原有的中国形象。日本很多作家包括宇野浩二、三好行雄等都曾指出芥川在中国的旅行，不仅使原本体弱的芥川身体更糟，而且对芥川心理上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之行也成为芥川文学艺术道路上的一大路障。也确实如此，芥川文学在中国之行之后，文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游记》受到中日文坛排斥的原因分析

关于《中国游记》受排斥的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中国游记》的作者芥川龙之介是近代日本文坛上备受关注的作家，是新思潮文学的重要领头人，在日本乃至全球的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在芥川之前后，也有很多作家到中国来旅行，但是并没有一个人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单行本的形式进行发表。并且，芥川的中国之行是受到当时日本媒体的委托而来的，他的所见所闻就不是芥川一个人的所见所闻了，而是要传达给全日本的所见所闻，这次旅行本身就备受关注。有了这样广大的读者群，《中国游记》带来的影响力势必很大。

其次，从作品表达上来看，《中国游记》一改芥川以往的文笔风格，直白、的语言表达，给含蓄的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冲击。内容上来看，芥川对中国各地反日运动的直白表述，在中国沈阳目击日本人之后而流露出来的对黄祸论的感想等言词，引起了大批日本读者的不满。对中国人民及民风的用词也是比较犀利的，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作为外国人的芥川的语言表达是一种蔑视，这也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反感。

最后，当时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游记》备受排斥的重要原因之一。《上海游记》、《江南游记》、《北京日记抄》等作品汇编成的《中国游记》于1925年末发表。当时的中国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期间，他们大肆虐杀中国人，肆无忌惮地侮辱中国人，中国人民备受，何谈人格尊严。当时中国灾害不断，政府失职，导致人民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连饭都吃不饱的中国人，在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自尊心、自豪感都是“奢侈品”。王向远的《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对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的剖析》中，也曾指出芥川的《中国游记》是超越了时代、社会的，所以不能被中国人民理解。而《中国游记》的发行就如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一样，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

对《中国游记》的全新解读

1.日本对《中国游记》重评的新动向

最近在日本涌现出了以关口安义为首，对芥川的《中国游记》持积极评价的一批学者。关于芥川在中国的旅行，关口安义著有《特派员芥川龙之介》一书，书中指出，芥川对中国的关注虽然以日本人的喜恶为基调，但文章却以冷静、客观的笔致描述事实，这是作为一名新闻人应具有的素质（当时芥川是受日本媒体委托以新闻人的身份派去中国的）。青柳达雄在《芥川龙之介同近代中国序说》一文中对《中国游记》的中国“坏话”作出辩解。青柳氏认为《中国游记》里充满着对中国的坏话，从这些坏话就推断芥川对中国的感情是蔑视的，还为时过早。青柳氏还指出在中国旅行时的所见所闻给芥川心中的中国形象带来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芥川把对中日两国关系现状的苦恼和不安的心情也写进了《中国游记》中。从以上可以看出，对芥川的《中国游记》进行新的解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鲁迅对《中国游记》的理解与接受

鲁迅也是最早接触《中国游记》的重要作家之一。在《中国游记》发表5个月后，鲁迅便购买了这本书。鲁迅虽然没有针对《中国游记》发表自己的感想，但是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这样写道：“赞颂中国古有文明的人们多了起来，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中略）……倘若外国有谁，到了已有赴宴资格的现在，还是替我们诅骂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可见，鲁迅认为越是对当时中国现状持有厌恶情绪的人，越是发自内心关心中国的国情。

在《中国游记》中芥川还对一般民众的行为举止进行了披露。例如“对着池塘撒尿的中国人”等描述，这些的描述实则是揭露了对中国国情完全无所谓、麻木的一般民众的行为举止，使芥川对中国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中国人往往有种特性，就是自己的缺点由自家人指出来则无关紧要，也不会伤到面子，但要是由外人指出来的话，则会恼羞成怒，无法接受，非常排斥。鲁迅用文字想把中国人从愚昧、麻木的感情中，以达到救国的目的。作为中国人的鲁迅通过此种方式，中国人尚能接受批评，但是作为外人的芥川想用这种方式来提醒中国人就会遭到排斥。因此，芥川在《中国游记》中对中国现状的严词厉语，从另外的角度讲，也是对中国现状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的一种心境。

3.巴金后期的态度转变

巴金曾在《几段不恭敬的话》中对《中国游记》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对日本文坛及艺术等方面也用讽刺的语言进行了反击。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巴金开始学习日语，并先后四次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出访日本。期间同川端康成、井上靖、中岛健藏等日本著名作家会面。在1980年，巴金第四次访日时，发表了名为“文学生活五十年”的演说，演说中巴金在回顾自己文学生涯的几段话中提到，夏目漱石、山田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等作家都是他创作过程的日本老师，这些作家当中也提到了芥川龙之介。因此后期的巴金已经不再向前期那样“怨恨”芥川了。并且，在编辑《巴金全集》时，并没有将《几段不恭敬的话》收录到《巴金全集》中。或许，这也是巴金对当初对芥川文学反击得太过激的一种默认吧。

4.中国之行后芥川文风的转变

以《中国游记》为界，芥川先后的文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芥川曾指出《西游记》、《水浒传》是他幼时最喜爱的读物。这些中国古典作品对芥川的一生影响都特别大。芥川访华之前，多以中国古籍或记忆中的中国形象为主来构建自己的小说世界。小说中所表达的境界不乏对中国的向往之情。但在中国旅游时的所见和芥川心中的中国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转化为失望，表现在文笔上就成为了后来对不思进取的中国人的厌恶。在访华期间，芥川曾在北京、上海等地与中国很多政治家、文人会面过，例如与孙中山、黄兴并称为革命三尊的清末革命家章炳麟、文人郑孝胥，以及政治家李人杰等。章炳麟是与芥川第一个会面的。他和芥川的谈话中，不断谈到中国的堕落、腐败、停滞不前的现状，情绪上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失望更是对中国没有信心。芥川和李人杰会面后，提到“李人杰是上海能够代表‘年轻的中国’的人物之一”，对李人杰赞赏有加。这种赞赏来自于李人杰的政治抱负，来自于对李氏为救国救民积极奔走的姿态的认同。芥川对对中国国情持悲观态度的章炳麟没有作过多评价，而是对救国救民积极奔走的李人杰抱有好感，也正体现了芥川对当时中国严峻的国情、为中国未来担忧的一种心情。在访华之后，对政治从来都不关心的芥川却一改常态发表了一系列的反战作品。例如《桃太郎》、《将军》等作品。《桃太郎》中主人公桃太郎作为日本国民心目中的英雄，另外也是侵略者的化身。《将军》中也表现了对战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两部作品都是对急速进行海外扩张的日本的一种讽刺。

综上所述，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表现的对中国的“坏话”，未必是一种有偏见的蔑视，中国之行使芥川对记忆中的中国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王向远：《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对一种奇特接受现象的剖析》，《国外文学》1998年第1期。

[2]田h：《迅の印象》，v社，1948，11。

[3]村松梢L：《芥川氏の「支那[をuす》，《X人》1926年第4期。

[4]武田泰淳：《中国の小hと日本の小h》，《文学》1950年第12期。

[5]芥川之介：《支那[・芥川之介全集：第五》，岩波店，1977，8。

[6]神田由美子：《支那[・芥川之介研究事典》，明治院，1985，12。

第6篇：成都游记范文

本文从内容的萦带、主题的继承与超越、情节构思、人物塑造等方面对《西游补》与《西游记》的承袭关系作了新的探讨。

【关键词】 《西游补》

《西游记》

关系

关于《西游补》与《西游记》之关系，学术界最普遍的看法是:《西游补》名为续书，实际上却是一部别开生面、自成体系的小说，与原书没什么关系。如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作者的意图，并非为补《西游记》而作，实际上是借孙悟空等几个形象和虚幻的情节，对明末的朝廷权奸和追求富贵功名的文人等进行嘲讽。”①林佩芬《董若雨的〈西游补〉》认为《西游补》自《西游记》第六十一回补起，“中途演化出另一个体系、另一种局面的多采多姿、奇幻绝妙的故事来”，它“是创作，而非吴承恩《西游记》的续作”。②柴葵珍《优美的荒诞，清醒的空幻———〈西游补〉初探》:“小说虽然在形式上给《西游记》补上这么一段故事，但其实质内容和原著已无甚关系，它是一部独立完整的著作。”③

以上这些都是在强调《西游补》的独立性、开创性，而忽视其模仿性、续书性。笔者以为《西游补》既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别开生面的小说，也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续书，它时时处处在加强与《西游记》的关系。这样的续书在我国小说史上仅此一例，它的意义在于适当处理了续书与原著的关系，既不脱离原书又能自具面目。可以说，《西游补》是中国续书的最佳例子，值得续书者借鉴。

一、《西游补》对《西游记》内容的萦带

《西游补》在《西游记》第六十一回“孙行者三调芭蕉扇”后补了十六回。写孙悟空化斋，为鲭鱼精所迷，渐入梦境。为找到秦始皇，向他借驱山铎来驱除火焰诸山，也为寻找师父唐僧的下落，他跌进了“万镜楼台”，通过楼上的镜子，先进入“古人世界”，后又进入“未来世界”。他一会儿化为虞美人，与项羽周旋，想借此探明秦始皇的住处;一会儿又当了阎罗王，坐堂对秦桧进行审判、行刑，并拜岳飞为第三个师父。后经虚空主人呼唤，始脱离梦境，才知道一切均为鲭鱼精所幻设。作品想象奇特，与原书内容可谓大相径庭。

《西游补》在内容上虽然别开生面，但作为续书，它实际上非常有意识地在加强与《西游记》的关系。如第三回太上老君对下帝说:“你不要气，你不要急。此事决非别人干得，断然是孙行者弼马温狗奴才小儿!如今遣动天兵，又恐生出事来;不若仍求佛祖再压他在五行山下，还要替佛祖讲过，以后决不可放他出世”;第四回写孙悟空在镜子中看到一个人似曾认识，却一下想不起来，那人说:“我姓刘，名伯钦。当年五行山下，你出来的时节，我也效一臂之力”;第五回孙悟空被诬陷为凿天之人，却自我批评说:“虽是老君可恶，玉帝不明，老孙也有一件不是，原不该五百年前做出话柄”;第八回写六贼向孙悟空哀告:“大圣慈悲菩萨!我等当年在枯藤古树之下，不该挡你师父，恼了大圣尊性，弟兄六个，一时横死。”《西游补》仅十六回，但据统计，小说中类似这样在内容上萦带《西游记》的，有十三次之多。由此可见，《西游补》常常关照到《西游记》的一些情节，时时刻刻在唤醒读者对《西游记》的某种记忆。像第一回孙悟空“我前日打杀得个把妖精，师父就要念咒;杀得几个强盗，师父登时赶逐”的内心独白，就可唤醒读者对《西游记》中唐僧紧箍咒以及孙悟空多次被唐僧气回花果山的生动记忆。孙悟空“悟能这等好困，也上不得西天。你致意他一声，教他去配了真真、爱爱、怜怜”的片言戏谑，则让读者想起原书中八戒好色、爱睡懒觉的情节。而第十五回，行者变做六耳猕猴模样的一个军士与唐僧的一番对话，则可引发读者对《西游记》五十八回真假猴王打斗的生动记忆。《西游补》对原书的这种有意萦带与《金瓶梅》、《新石头记》等只是借原书一个名头的新说型续书可以说是全然不同。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西游补》对原书记忆的这种唤醒是非常巧妙的，它们都是在顺带无意之间，如盐溶水，不见痕迹。像第二回孙悟空辨大唐真假时的内心独白:“老孙几乎自家忘了!我当年在水帘洞里做妖精时节，有一兄弟，唤做碧衣使者”，作者只是对原书随笔萦带，似是似不是，宛然梦境。这种萦带在使作品贴近原书的同时，也很自然地融合到作品的情节中，因为孙悟空接着的独白是:“他曾送我《昆仑别纪》书。上有一段云:‘有中国者，本非中国而慕中国之名，故冒其名也。’这个所在，决是西方冒名之国!”特别是第十回，孙悟空与自己真神的对话，通过对原书内容的巧妙萦带，委婉地托出了老人就是孙悟空自己。小说写到:“老人道:‘若问我的勾当，也怕杀人哩!五百年前要夺天宫坐坐，玉帝封我弼马温做做。齐天大圣是我，五行山下苦一苦，苦一苦，苦得一个唐僧来从正果。西天路上有灾危，偶在青青世界躲。’行者大怒，道:‘你这六耳猕猴泼贼!来耍我么?看棒!’耳中取出金箍捧望前打下。”像这佯的萦带完全是作品情节不可分割的部分。可以说，《西游补》对《西游记》的萦带就如同高明的诗人在诗歌创作时巧妙地化用前人诗句一般。

二、《西游补》对《西游记》主题的继承与超越

《西游补》和《西游记》一样，均是在神幻奇异的故事中蕴涵着某种哲理，而且这种哲理都是受到儒、佛心性观的影响。但《西游补》作为明清之际的特定产物，它所流露的那种民族意识，①它通过梦境所展示的作者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它所涉及到的人的压抑与焦虑问题，都是对原著《西游记》的全新超越。

佛教禅宗非常强调自我本心的作用，要求人们从自身无善无恶的本心出发，来认识自我，克服心魔，破妄证真，把持人人皆有的佛性。而宋明流行的心性说，特别是晚明心学，援佛入儒，其基本思想就是“求放心”、“致良知”，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西游记》选用“心猿”这一典型的比喻躁动心灵的宗教用语来作为孙悟空的别称，把孙悟空当作人心的幻相来刻画，反对种种脱离自心而存在的外部追求。如第七回说:“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拴莫外寻”。从《西游记》的内容框架来看，它由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压于五行山下和西天取经成正果三个部分组成，这实际上隐喻了放心、定心、修心的全过程。这种寓意在小说中多有提示，如大闹天宫部分，说孙悟空“心何足”、“意未宁”;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脚下，被称作“定心猿猴”;在西天取经路上，就被称为“心猿归正”、“道归根”等。另外，从《西游记》的一些情节来看，孙悟空出石匣就打死六贼，“六贼”实际上是喻指佛教耳、鼻、眼、舌、身、意六根，亦即人的妄心;孙悟空打死假猴王，假猴王也是自己的妄心。因此，明人多以心性论来评论《西游记》。如谢肇浙曰:“《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服，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②

与《西游记》一样，《西游补》也有众多心性论的因素。小说作者在《西游补答问》中自问自答说:“问:《西游》旧本，妖魔百万，不过欲剖唐僧而俎其肉;子补《西游》而鲭鱼独迷大圣，何也?曰:孟子曰:‘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既然孙悟空被情妖鲭鱼精所迷是“放心”，那么孙悟空最后打死鲭鱼精的象征意义，就如同《西游记》中孙悟空取得真经一般，标志着修心悟道的完成。而且这个情妖鲭鱼精，它与《西游记》中的假猴王一样，都是因一念之差而产生的妄相。《西游补》第十六回行者曰:“心短是佛，时短是魔”;沙僧曰:“妖魔扫尽，世界清空。”这与《西游记》第十三回唐僧所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一样，都是渗透了心性观的哲理。另外，与《西游记》一样，《西游补》中也有打死六贼的情节，且它们的象征意义完全相同。因此，在主题上，《西游补》实际上继承了《西游记》所蕴涵的佛教“明心见性”与儒家心学“求放心”的哲理。《西游补》作为明清之际的特定产物，它的主题思想既有继承原作的成分，更有对原作的超越。出于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担忧和预感，小说流露了浓厚的民族意识，这集中体现在对卖国贼秦桧的贬斥和对民族英雄岳飞的敬仰上。小说也在行者身上暗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这可从众多学者对《西游补》自述生平说的论断上看出。张文虎以天目山樵名义所作的《西游补》序曰:“是书虽借径《西游》，实自述平生阅历了悟之迹，不与原书同趣。”黄人在其《小说小话》中亦认为《西游补》是董说“身丁陆沉之祸，不得已遁为诡诞，借孙悟空以自写其生平之历史”。①苏兴先生认为，《西游补》中的孙行者即董行者，孙行者处于现在世界便迷茫惶惑，投身过去世界便愉快欢笑，到未来世界便豪迈果断，这“正是董说生活历程情绪的写照”。②童琼:《从“真假猴王”到“鲭鱼世界”———〈西游补〉寓意浅论》一文认为《西游补》是“用离奇怪诞的意识流形式来展现明亡之际的个人内心世界”，行者历幻出幻的过程，就是董说既不懈追求理想，又对现实失望，不得不寻求解脱的心路历程。③这种种自述生平说的阐释尽管不一定准确，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作者是在通过行者来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小说重点写的是行者的梦境，通过这个梦境所提供的一系列变形、不一致、不连续、不相关的荒谬情景，小说实际上也探讨了人内心世界的压抑与焦虑问题。它既包括行者的压抑与焦虑:取经事业困难重重而又遥遥无期、要保护手无寸铁又极易受骗的唐僧责任重大、唐僧的误解及紧箍咒的处罚导致的师徒关系的紧张、对唐僧娶妻还俗的担心、佛性的仁慈引起的杀生后的恐惧等等;也包括作者的焦虑，主要是末世士人的一种焦灼不安与大厦将倾的忧虑。夏济安先生说，中国小说从未像《西游补》这样探讨过梦的本质，行者的梦显示了对人心的正确了解，这对人类有深长的意义。④

三、《西游补》情节构思与《西游记》之关联

《西游补》是一种插续，作者在《西游补答问》中曰:“《西游》之补，盖在火焰芭蕉之后，洗心扫塔之先也。”作为对《西游记》的插续，小说在情节构思上与《西游记》有诸多类似之处，但由于作者精心而又高明的改造，《西游补》却给了读者奇幻多姿、别开生面的感觉。

1、《西游补》的外在情节与《西游记》

《西游记》中有八十一难，这些灾难的基本情节相同，那就是妖魔们为了吃唐僧肉，想尽办法掠走唐僧，但在孙悟空的救护下，它们的愿望最终落了空。《西游补》的外在情节与此完全一致，也设计了一个妖魔鲭鱼精，他也想骗走唐僧吃他的肉，而行者为保护唐僧，也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把妖魔打死。同样是行者除妖保护唐僧的故事，但两书给人的感觉却大相径庭，这是因为《西游补》作者对《西游记》中的灾难故事类型进行了高明的改造。在《西游补》中受难的不是唐僧，而成了行者。唐僧不仅手无寸铁，而且比较愚蠢，极容易对付;而孙悟空不仅本领高强，能四处搬运救兵，而且机智多谋，总能找出妖魔的藏身之地，是最难缠之人。鲭鱼精很高明，他认识到要得到唐僧这块诱人的肥肉，必须首先搬除孙悟空这个障碍。因此，他化大力气在孙悟空身上，孙悟空因成了受难的主角。而且孙悟空所受的这种灾难与《西游记》也全然不同。《西游记》中的妖魔牛首虎头，虽然样子比较野蛮，但他们都各有来历，居有定所，行为、饮食与打仗的样子都像凡人。而《西游补》中的鲭鱼精来去无踪，孙悟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在鲭鱼精的魔力下，行者毫无法力智慧可言，只有焦躁困惑的份。因此，尽管情节同是孙悟空除魔，但《西游补》由于妖魔设置的独特性，进而导致受难者由唐僧到行者的改变，从而给了读者别开生面的感觉。

2、《西游补》的总体构思与《西游记》

《西游补》的总体构思受到了《西游记》中真假美猴王故事的影响。①对于孙悟空来说，外在的妖魔可以通过神通打斗来消灭，但自身意志的障碍，即心魔却是最不易战胜的，因此《西游记》构想了真假猴王的情节来作为孙悟空所历经的一难。而《西游补》作者也认为人内在的七情六欲是最难战胜的，“四万八千年俱是情根团结”，要悟通大道，必先破情根，而要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所以作者要给《西游记》中没有历经情难的孙悟空补上“情”这一课。与《西游记》中的心魔假猴王一样，《西游补》中的情妖鲭鱼精也是行者一念之差，意识萌动而产生的妖魔。情天每从色界入，而色莫艳于红，故《西游补》开头先用“红牡丹”来引动行者情根，然后出现了以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百家衣相引诱的春男女，这更使行者焦躁不堪。忿激之下，行者打杀春男女，却又仁慈心动，“当时棒纳耳中，不觉涕流眼外”。此后又因害怕师父惩罚而转生欺骗师父的念头，于是七情缠绕，如蚕作茧，不能脱也，正如三一道人所评:“一念入道即为大圣，一念入魔即为妖精，西方本无佛，一大圣而已。西方本无妖精，一猴而已。”行者与妖精实是一人。他们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世，只是悟空属正，鲭鱼属邪。在《西游记》中，行者是经如来点化，才最终识破六耳猕猴真相，返妄成真的;而《西游补》中，行者最后是得到虚空尊者的点化，才跳出鲭鱼精设置的幻境，回归取经正途的。可见，《西游补》中行者历幻的构思在总体上与《西游记》中真假猴王的构思是一致的。

3、《西游补》的细节设置与《西游记》

《西游补》在细节的设置上也与原书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细节的设置也颇能说明《西游补》紧贴原书又自成面目的续书特性。

《西游补》中铎之能驱山与《西游记》中扇之能灭火。《西游记》中，孙悟空费尽心思，三借芭蕉扇，目的是要扇灭火焰山之大火，顺利往西天取经。受这一情节构思的影响，《西游补》幻想出了能驱除山岭妖魔的驱山铎。曾永义说:“作者很巧妙地将扇之能灭火与铎之能驱山相为映衬，作了无形的过脉，因而加强了《西游补》与《西游记》的关系。”②与三借芭蕉扇一样，《西游补》中孙悟空为寻找驱山铎，也是经历了三次周折。第一次是在新唐，他打算问扫地宫人关于驱山铎之事，却忽见宫中大吹大擂，只得作罢;第二次是他想办法进入了古人世界，却只见了项羽，没有打听到驱山铎;第三次是在绿竹洞，他又向古老询问，却说已借给汉高祖了。芭蕉扇次次借到，但驱山铎却每次落空。这种细节的设置，使《西游补》既有原书的影子，又特色独具。《西游补》中新唐的设置与《西游记》中的小雷音寺。《西游补》第二回是这样描写新唐的出现的:“却说行者跳在空中，东张西望，寻个化饭去处，两个时辰，更不见一人家，心中焦躁。正要按落云头，回转旧路，忽见十里之外有一座大城池，他就急急赶上看时，城头上一面绿锦旗，写几个飞金篆字: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孙中兴皇帝。”新唐的这一设置实与《西游记》第六十五回《妖邪假设小雷音寺》一节相似。该节写行者等人“行过岭头，下西平处，忽见祥光蔼蔼，彩雾纷纷，有一所楼台殿阁，隐隐的钟磐悠扬”，“至山门前，见‘雷音寺’三大字。”雷音寺为妖魔所设，师徒四人在此遭遇大难;而新唐亦为妖魔鲭鱼鲭所设，是行者遭受苦难的开始。这种隐约的相似也加强了《西游补》与《西游记》的关系。

《西游补》中的项王、虞美人、苹香与《西游记》中的牛魔王、罗刹、玉面。《西游记》第六十回写玉面被孙悟空吆喝后，逃回洞中，倒在牛魔王怀里诉苦的情形与《西游补》中假虞美人向项羽诉说行者调戏她的情形如出一辙。除了哭闹撒娇外，两人均向男子使了英雄不能庇护美人的类似的激将法。如玉面，骂牛魔王道:“我因父母无依，招你护身养命。江湖中说你是条好汉，你原来是惧内的庸夫。”假虞美人也指着项羽骂道:“顽贼!你为赫赫将军，不能庇一女子，有何颜面坐此高台!”而项羽与牛魔王的反映也是出奇的相像，都是一口一个美人，温存劝慰，赔礼不迭。《西游记》写罗刹公主与假牛魔王的亲热，与《西游补》中项羽与假虞美人的亲热也极其相似。《西游记》写罗刹酒至半酣，“色情微动，就和大圣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携着手，俏语温存，并着肩，低声俯就”，而孙悟空亦“假意虚情，相陪相笑，没奈何与他相倚相偎。”《西游补》写项羽与假虞美人“两个又携了手，进入洞房，吃盏岕茶，并肩坐在榻上”，写项羽最后抱住假虞美人。而假虞美人“若是与他同入帐中，倘或动手动脚，那时依他好，不依他好”的暗想也反照了《西游记》中罗刹公主与假魔王的亲热情形。另外，《西游补》还构思了一个与虞美人争风吃醋的女子楚骚(苹香)，这与《西游记》塑造的迷倒牛魔王的玉面相类似。三一道人在评点时就说:“项王是牛魔王影子，虞美人是罗刹影子，楚骚(苹香)是玉面影子。”这种相似并不是来自生硬的模仿，而是一种受原书影响的极其高明的创作，“有反照人江，槽摇背指之妙”。0

四、《西游补》人物塑造与《西游记》之关系

《西游补》中的主人公行者与《西游记》一样具有悲剧色彩。《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虽然有奇异的本领，却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主要欲念.他的主要欲念是宣扬追求一种“名”:要使一切妖邪闻大圣之名而惊心动魄，要使普天神将看见他一个个弯腰躬背，但他的这个火热愿望在天上、人间均不能达到。在天上，弼马温之辱、齐夭大圣之有名无实.让他羞恼万分，轰轰烈烈大闹天宫的结果是被如来压在五行山脚下五百年。在人间，也很少有妖魔买他的帐，他们很难把面前这么一个“身躯鄙狠，面容蔽瘦，不满三尺”的孙悟空与传闻中的齐天大圣挂起钩来。一阵激战后，也往往能用自己手中的宝贝胜过面前这一齐天大圣。在取经途中，孙悟空要取得正果，必须依附耳慈心软、人妖不分的唐僧。而心高气傲、武艺高强的孙悟空要和唐僧维持这种依附关系，也就逃不了金箍加顶的命运。更何况取经运动本来就是由如来和观音在全权操纵:取经之事由他们定，取经人物由他们物色，取经途中他们要添难则添难，孙悟空无能为力。在一本100回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哭竟达25次之多，比书中任何人物都厉害。“腮边泪坠”、“珠泪如雨”、“脱脱哭将起来”、“扑梭梭两眼滴泪”、“泪出痛肠，放声大哭”等，都是《西游记》中描写孙悟空的哭词。哭的核心内容就是“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西方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过，每当意识超越了能力，特别是对主要欲念的意识超越了满足他的能力的时候，悲剧便会发生。因此，若把孙悟空看作一个有正常欲望的人，他完全是一个悲剧形象，一个求名意识超过了求名能力的悲剧形象。②

《西游补》不仅延续了《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悲剧色彩，而且为了突出这种悲剧色彩，对神、兽、人的成分作了相应调整:强化孙悟空人的成分，而弱化其神的本领，隐去其兽的丑陋外形与滑稽动作。Q西游补》非常强化孙悟空人的一面，写出了他七情缠身的痛苦。他害怕因杀人而罪孽深重，害怕师父念紧箍咒，害怕失去体面.他担心西天走过了头，担心师父娶妻还俗，担心大唐改旗易帜。他时时焦虑，处处生疑，满脑子的肯定与否定。靖鱼梦中的孙悟空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急躁不安、心神不定的有着七情六欲的人的形象。

要突出孙悟空人的一面，还必须弱化他神的本领。在拥有神的本领方面，《西游补》中的行者与《西游记》中的简直判若两人。在《西游补》中，行者辨不出新唐是真是假，分不清小月王是人是妖，对在小月王身边的师父的邪正也疑惑不明。上天宫求见玉帝，却夭门紧闭，反受天门里面的人嘲弄。听踏空儿群骂，却只有“金睛暖昧，铜骨酥麻”生气的份，而毫无任何对付的办法。急着找女蜗补天，却又吃了闭门羹，人家往他处闲话去了。拘山神，拘土地，却一个也拘不来，急得只好干跳。拿金箍棒打小月王与盲女郎，却棒棒打空，只好破口大骂，但对方却并不闻见。找驱山铎，几经周折，最后仍落了空。如此等等，《西游补》中的行者碰到问题常常是不能辨识，一筹莫展。《西游补》这种对行者神的本领的弱化，无疑是突出了其作为人的焦虑与困惑的一面。

第7篇：成都游记范文

2008春节，当时还是电脑工程师的姚衡在网上偶然看到了“桌面游戏”这个字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随着在网上一通狂搜乱寻之后他找到当时正在出差的那座城市中的玩家群体——天津ASA桌游俱乐部。春节假期结束后，姚衡一回到天津立刻联系到了ASA桌游俱乐部的负责人AZ，然后就屁颠屁颠地跑去参加活动了。

“当时活动地点是在天津八里台的避风塘，记得那次有十几个人参加，而我玩的第一款游戏就是种豆，真是玩得很欢乐。”姚衡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次活动上我还玩了卡坦岛和富饶之城，对桌游的喜爱就是从那时开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吧。”

接下来，姚衡就成了ASA俱乐部每周活动时都会到场的铁杆FANS，而对于他来说自己开一家桌游店的的想法也正是在那时萌芽：“当时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由于工作关系我的生活总是两地，一年也见不到老婆孩子几次。况且青岛的软件业也不是太发达，天津的项目结束后回青岛想换个安定些的工作也确实不太容易。于是我就想干脆回到青岛自己开一家桌游店，把自己的事业和兴趣结合起来吧。”.

但真正让姚衡下定决心的确是2009年的一件事。那一年天津ASA桌游俱乐部的主办人AZ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姚衡和很多桌游圈里的朋友一起去他家吊唁。“去他家参加追悼会的时候，我感觉他的遗像一直在盯着我看，像是在说：请把我未完成的梦想完成吧。”那天的情景对姚衡来说依然历历在目“AZ的QQ签名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娱乐’所以这句话也成为了我后来开办博记的店旨。”

于是，好友的故去和未完的心愿成了姚衡决心在桌游这个领域闯出一番事业的动力，2009年四月底他向公司正式递交了辞程，开始全身心地筹备博记，至于博记这个名字则是boardgame的谐音。

接下来的日子是繁忙而紧张的，整个五月份姚衡几乎没有机会睡个好觉，天天都在找店面、研究游戏、查找游戏规则中度过。经过一个月的筹备，2009年6月1日“博记”就正式营业了，速度之快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用姚衡自己的话说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工作效率之高都让我自己惊讶”。

然而，博记开张后姚衡却发现青岛的桌游市场根本没有自己想像的乐观，作为是青岛第一家桌游吧面临的情况是当时青岛基本都没有人知道桌游是什么。经过整个六月份的推广一些接触到桌游魅力的学生成了博记的常客，事实上这些人中很多到现在还是博记店里的忠实玩家。但进入九月份，学生开学博记店里也迎来了开店以后最大的困境。整个九月份店里的客人都能数过来，更糟糕的是接下来的几个月生意都很惨淡。

每个月连店面费用的一半都完成不了，任何人都觉得博记恐怕支撑不下去了。但是就在面临这种困境的时候姚衡却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决定——开办第二家店！

“第一家店面最初是家咖啡店，转让过来以后直接加入了桌游。但是定位比较混乱，空间安排也不够好，十一月的时候我调整了对桌游店的定位，并决定在大玩家游戏城里开了第二家店面，将主流客户群体定位为学生。”

其实在第一家店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开办第二家店不但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对于姚衡自己来说也同样是破釜沉舟。第一家店就已经将自己的积蓄全部用完，如今第二家店又从银行贷款20万元，大概正是这样的气魄和胆识才打造了今天搏记的成功。“到现在想想自己都有点儿后怕,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在第一家店亏损的情况下开了第二家店，真是要感谢家人的支持”谈及此处姚衡笑着说“现在看来当时的决策还是很正确的，到4月份我关闭了第一家店面把一切精力和资源都放在新店上，终于会员数量开始不断攀升，搏记终于渐渐走上了正轨。”

如今，搏记已经经营了三年有余，店内的经营情况比较稳定。但姚衡依然感到接下来的发展空间有限，重口味的策略游戏不容易推广，很多游戏买了其实都是姚衡给自己发的“业绩奖励”。但无论如何，姚衡和他的博记都会继续走下去，探索桌游之路究竟在何方。

Interview

《Dice 》 姚衡

什么原因让你下了决心辞去一份有稳定保障的工作去做当时几乎不为人知的桌游吧？

对桌游的热爱，也是想做点儿自己的事情。

桌游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与人斗其乐无穷。

第一家店给你最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任何事情都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任何你担心的事情都会发生。

第二家店的定位有何不同？

主要消费群体锁定学生，盈利点定位在人头费。改变了原来桌游为辅，销售饮品为主的经营方式.

为什么在第一家店收入并不理想的情况下还敢贷款20万元开第二家店？你信心的来源是什么？

现在想想就是因为偏执吧。

第二家店的经营中你采取了哪些变革？

店面风格、宣传渠道还有耐心——守得云开看月明。

三年来你对青岛桌游的发展怎样看待？

桌游在青岛还是比较小众,大的趋势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随着三国杀的老去,市场究竟会走成什么样,还要拭目以待，“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吧。

现在青岛开了很多新店，而博记的特色和优势又是哪些？

做得时间最长,游戏种类最多,解说最专业,老板人最好，哈哈哈。

第8篇：成都游记范文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5.郑向敏.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旅游学刊,1996(3)

第9篇：成都游记范文

关键词：周记；游戏；快乐写作

周记，顾名思义，就是每周一记，学生将一周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用自己的笔记下来。周记，一直是班主任老师常用的一种与学生交流的文字形式，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让周记与作文教学有效融合，更使周记有了主题，有了血肉，有了灵魂。

然而，现实中周记存在着几个问题：一是没有内容，流于形式：学校―家里两点一线，枯燥单调的生活使孩子们每到要写周记时都头痛不已，不知道该写什么。二是缺乏指导，缺少兴趣：当周记成为一种惯例，学生把它当做一种累赘，缺乏写周记的兴趣，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一旦规定周记主题，孩子们就会直接模仿，甚至抄袭作文。加之，周记，老师不能像每单元的习作般精批细改，因此，周记已成为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那如何能让周记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呢？这也是笔者一直思考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在这学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尝试。

一、参与游戏，增加题材

生活是作文的源泉，生活也可以感受无比的写作快乐。叶圣陶先生曾说过：“只有从儿童心底流出的命题，儿童才会以极大的兴趣对待它。”

鉴于孩子们生活的枯燥单调，笔者决定在每周五利用一节语文课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游戏，如，我做你猜、片段接龙、蒙着眼睛画画、交换礼物、传话游戏等。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这些游戏极大地激发了孩子的兴趣，特别是“我做你猜”游戏，表演者要根据抽到的纸条上的内容进行夸张性的表演，让下面的同学来猜，猜中了的同学有奖励。孩子们一听，都乐开了花，都踊跃参加。孩子们夸张而又逼真的表演，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又如，“片段接龙”游戏，正如其名，游戏是这样的，老师准备好一个小片段，要求孩子们以小组为单位，每人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写作，后面的孩子必须根据前一个孩子所写的内容进行接龙，小组内轮流合作完成。游戏结束后，由老师将每小组的作品读出来。孩子们听着自己的“杰作”，更是哭笑不得……这样，孩子们积极参与，乐在其中，就不愁无题材可写了。

课堂的游戏，不仅在于快乐的体验，更在于拓展了两点一线之外的生活情趣，周记就变得不再是流水账，而是充满了亮点。

二、快乐指导，主题升华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只有激发学生的作文兴趣，他们才能产生作文的灵感，感受作文的乐趣，真正变“要我写”为“我要写”。

游戏，快乐的阅读，让学生多了写作的素材和内容。然而，只讲兴趣而无方法指导，无异于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因此，笔者在每次游戏结束后总会有意识地引导孩子一起总结写作的方法等。如，在进行游戏“蒙着眼睛画画”前，笔者先讲解游戏规则，指名一名学生上黑板蒙着眼睛画画后，再由班上的孩子各自在准备好的白纸上画画。游戏结束后，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杰作”后都笑得合不拢嘴。于是，笔者趁热打铁，问道：“这个游戏很有趣，如果把它写下来，那多好啊！可是，怎样写为好呢？大家想一想。”这时，孩子们都各抒己见。在孩子们集思广益中，周记的大致提纲就出来了，如：先写老师讲的规则，再写第一位同学是怎样蒙着眼睛画画的，重点写自己是怎样画的过程，最后写自己的感受。

但笔者并不满足于对孩子游戏过程的指导，我继续引导孩子挖掘游戏背后的深层含义。如，“蒙着眼睛画画”游戏，孩子们都深深体会到了盲人的痛苦，都懂得了以后要善待和帮助残疾人。又如，“片段接龙”，孩子们都能从这个游戏中明白了：写作文是要围绕中心写，不能离题。

游戏可以激发人的兴趣，适当的指导可以引起学生的思想共鸣，周记不仅仅有内容，还有自我的思想领悟与提升，这是学生作文的精华。

三、肯定成果，反哺作文

从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来看，学生有获得尊重的需要。不少学生用心于周记的写作，每有成品，都特别期待能得到家长、老师的认可。如果语文老师能用赞赏的眼光去发现文中一丁点儿的亮光，哪怕是如萤火虫般，孩子的内心也会波澜起伏。因此，在进行周记评改时，笔者从不吝啬鼓励性的语句，“作文中的这个词用得多好啊！”“你的周记中运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多生动形象啊！”“你能从游戏中得到启示，你是个善于思考的孩子。”……学生读了很高兴，真切地感受到了写周记的快乐。这一小小的举动，对学生来说影响是何其大啊！

当周记慢慢从负担成为一种期待，当周记渐渐从流水记事变成了一种升华，周记就不仅仅拥有着班主任教育沟通的功能，它还能充实学生写作的素材，开阔学生的写作视野，拓宽学生写作的范围，提升学生写作的主题，增强学生的写作兴趣，极大地促进学生的写作水平。笔者期待游戏周记能给学生打开习作的一扇窗。周记与作文的有效结合，会让周记的写作持久而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1]张黎.爱在心头难下笔[J].考试周刊，201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