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镇化精选(九篇)

第1篇：逆城镇化范文

关键词：景观设计公司；逆城镇化；新型郊区生活状态；机遇

我国城镇化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后，逆城镇化也逐渐到来。所谓逆城镇化，是指城市中心人口为了逃避交通拥堵、污染严重等问题而向远郊乃至乡村流动的居住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现象非常普遍，即住在郊区，城里上班。逆城镇化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出现的产物，即可以享受乡村的悠闲，又不会与城市发展步伐相脱节，在乡村可以享受到城市的生活品质。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们不再满足于一般的乡村居所，而需要提升总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环境，这一需求给景观设计公司带来了无限的发展机遇。创造美，是景观设计公司的责任。

一、景观设计公司面临的发展机遇

（一）客户群体持续扩展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问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的目光开始转向已经具有了良好交通条件的郊区农村，在环境适宜的郊区或者是因为城镇化发展所产生的“空心农村”建设新家园。这些人开始渴望通过改变周边生活环境来提升生活品质，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回迁潮”。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包括中西部一些大城市在内的地区，都开始出现了这种逆城镇化的发展潮流。而顺应逆城镇化发展，越来越庞大的向乡村扩散的人群就成为了景观设计公司的新客户群体。

（二）施展空间逐渐增大

原本居住于城区的居民在迁移到郊区或者乡镇农村之后，并不满足于一般乡村的生活状态，而是希望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甚至获得更好的生活居住体验。最基本的是包括医疗、交通等基础配套设施的完善；最主要的是大部分在逆城镇化过程中回归“乡村”的人是奔着美丽的生活环境去的，如典型的度假村，独家别墅再到现在流行的新型都市农庄、乡村别墅等。这些项目无一例外的是具有优美的环境，投资商在把这些项目推向市场的时候，都会把景观环境作为其主要卖点。所以景观设计公司在这一新的发展形态中，会迎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以擅长旅游景观和旅游地产景观设计为特点的明昊设计公司，其作为涉足旅游景观设计多年的资深公司，已经看到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特征，做到了握住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发展脉搏，实现了调整公司方向、融入到社会形势中去的目标。位于昆明郊外的山水・天使湾项目和山水湖畔是明昊设计团队注重为居民打造“第二居所”，满足都市人避开都市喧嚣，在有山有水的地方休闲度假的高端逆城镇化项目。下面以此为例，来分析在我国逆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设计公司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以及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实现自身的提升。

二、设计公司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坚守设计原则――实现人居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无论是城镇化还是逆城镇化，设计行业所遵守的实现人居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原则不能改变，这既是保护环境、让人类拥有更好居住生活体验的根本，也是避免再次产生种种城镇化问题的保障。在“山水・天使湾”的设计中，明昊设计团队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设计的基础，在高度落差达50米的坡地上设计了五层绿植景观带，避免了水土流失带来的生态破坏，也为建筑的稳定性打下了牢固的根基，更让不同种类的景观植物创造了一个绿色的居住环境。利用太阳能照明、中水灌溉植物的低碳环保措施降低了生活成本，实现了资源保护。山水・天使湾实现了依托阳宗海的美丽湖畔，打造高端的湖畔庄园景色，满足都市居民在这里享受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回归设计本质――让环境与生活充满美感

设计行业最根本的追求在于运用智慧打造一个充满美感的环境，让人们的生活更为舒适健康。在逆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改变当前众多设计同行一味求新奇、求突出的目的，回归到设计美好的居住生活环境，是赢得客户信赖的最佳途径。在“山水湖畔”的项目设计中，明昊设计团队以回归设计本质的要求，打造了“坡地溪谷阳光、湖畔七彩庄园”的设计主题，将洒满溪谷的阳光与汇聚七彩之美的环境呈现在居住者面前，让他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生活与居住的美好体验，不仅让客户感到舒心，而原本荒芜的土地也仿佛经过神手点化，成为了人间又一美景。同时，项目的整体布局按照“七彩”的设计理念，完成了以不同颜色为划分的主题庄园，比如黄色的“金穗庄园”、绿色的“锦葵庄园”等，让不同的客户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样回归美感的设计因为合乎地势、合乎生态的要求，与一味追求新奇突出相比反而兼具新颖性与实用性，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设计效果，让住腻了城市钢筋混凝土楼房的人在这里找到七彩的软景色彩。

（三）提升设计层次――兼顾各方群体利益

第2篇：逆城镇化范文

一个占地两亩多的农家小院，花红柳绿，鸡鸣狗吠，鸟语花香，蔬菜鲜嫩……这是一个地道的都市白领的家。

陈渝搬到南山上这个农家小院居住两年多了。早上，丈夫驾车，先将儿子送到南坪的学校，再将她送到解放碑的公司，然后自己才去上班；傍晚，她下班坐公交车回家，丈夫将儿子接回。周末，一家人在小院里喝茶聊天、种菜栽树，不亦乐乎。

如今，困扰她多年的失眠老毛病已彻底根治，孩子也在大自然的熏陶下茁壮成长。

而当初反对她“逃逸”城市的朋友，如今都成了小院的常客，有的还张罗着给自己找一处类似的居所，逃离都市的喧嚣。

无独有偶，在某报社任职的杨武做得更绝。他辞去了效力10多年的报社，和朋友一道，在秀山租下300亩果园，准备大力发展“秀山土鸡”。

他甚至告别妻儿，带上忠诚的伙伴――一条威猛的“拳师”犬，搬到果园居住，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

杨武以一个媒体人的眼光，敏锐地洞察到：“农业产业化，是必然的趋势；投资农业，近期将形成一股热潮。”

陈渝是多年前就开始自发践行“城市工作、郊区居住”的理想生活模式；杨武则是近期才有意放弃城市工作、到广阔的农村去创业。不管是有意无意，以他们为代表的“逆城市化”潮流，正像“病毒”一样，在都市人群中蔓延。

以北京最新的调查为例，有54.5%的人近期有意到郊区投资，70%的人有意到郊区购买第二居所。

新一轮的“上山下乡”，不仅成了一种时髦，而且更是――

■ “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的“上山下乡”潮，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运动”，那是国家政策强制性的，而此次“逆城市化”浪潮，却是自发的、主动的、没有政策逼迫的。

一被动一主动，主观意愿不同，目的和效果也大相径庭。

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困难、失业人口增加等“病症”开始显现。

事物相生相克。“城市病”因城市化产生，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逆城市化”恰好成了根治“城市病”的良方。

从某种意义看，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

以美国为例。二战以后，中心城市迅速扩张，城市趋于饱和，中心城市的“问题”逐渐暴露。于是，随着汽车工业的发达，以富人阶层为首，一股到郊区居住的浪潮开始形成，并由富人而中产阶级，由中产阶级而普罗大众……

随着人口的转移，其他资源也随之向郊区转移。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利沙文在《城市经济学》一书中记载：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从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制造业就业百分比从67%下降到45%。贸易与服务就业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发业就业率从92%下降到49%，零售业就业率从75%下降到48%；服务业就业率从85%下降到52%。

从数据可以看出，人口郊区化，引发的是制造业、贸易与服务业和零售业的郊区化。也就是说，“逆城市化”浪潮，最终达到的目标是：城市和农村的一种平衡――“城乡一体化”。

当前，国务院重点工作之一――统筹城乡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逆城市化”浪潮的政策体现和引导。

对于重庆这座二元经济结构典型的大城市来说，“逆城市化”是一种时代潮流，也是――

■ 镇村发展的新兴力量

如果说“城市化”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费功能向城市聚集。那么“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

“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这些资源和产业的趋势就越强。

“逆城市化”既是城市扩展的一种新形式，也是新农村建设和村镇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逆城市化”潮流涌向哪里，哪里的乡镇发展速度就快。

对于中心城市而言，通过“逆城市化”的调节，可以使空间结构更合理，产业优势更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强大，从而有效解决“城市病”，增加城市的特色和吸引力，助推城市可持续发展。

对于小城镇和乡村而言，“逆城市化”是迎接城市功能转移的一次良机，是村镇发展的一股新兴力量。因而，在“逆城市化”暗潮汹涌的当下，村镇应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实现――

■ 与“逆城市化”的无缝对接

“逆城市化”浪潮中，中心城市功能的分解和转移，无外乎以下几个途径：通过产业转移，实现经济中心功能的分解；把部分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优质资源外移，进行文化中心功能的分解；把周边镇村建成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实现消费功能分解；通过居住功能的分解，实现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的转移。

透过一些实招，我们可以看到，村镇应如何根据自身特色，迎接城市功能的转移，从而实现自身的飞跃发展。

譬如：承接都市产业转移。离重庆主城只有一小时车程的璧山县，享有“中国西部鞋都”的美誉。璧山以鞋起家，雄心勃勃，意欲到2010年实现年产鞋1亿双，年产值80亿元，自营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

然而几年前，璧山的制鞋产业并不发达，正是璧山县政府利用离主城较近的优势，有意识地规划引导，承接主城制鞋产业的转移，将南岸区涂山路沿线的制鞋企业吸引过去形成基础，最终成就了“中国西部鞋都”的美名。

譬如：抓住都市文化的分化。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内陆小镇布兰桑，面积仅30平方公里，缺乏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传，却拥有3座主题公园、49座剧院、10座博物馆，以及众多的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2005年接待游客720万人次，年旅游收入超过10亿美元。

其成功的奥妙在于，抓住了中心城市优势文化资源分化的机会，吸引中心城市将主题公园、剧院、博物馆等转移，从而跨越式提升了吸引消费的能力和自身的消费水平。

譬如：吸引都市消费的增长。成都市锦江区的“五朵金花”近年来名声大噪。其实，所谓“五朵金花”，就是5个乡村品牌的合称：红砂村的“花乡农居”、幸福村的“幸福梅林”、驸马村的“东篱菊园”、万福村的“荷塘月色”、江家村的“江家菜地”。

这正是锦江区的聪明之处，利用优美的田园风光、和谐的生态环境，强化品牌定位，每年吸引数百万城里人前来休闲、度假、消费，走出了一条对接“逆城市化”的新路子。

第3篇：逆城镇化范文

2015年凤凰财经峰会上，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接受凤凰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国际惯例来看，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逆城市化”，比如大量的北京人一到周末就涌向周边农村，周日晚上再回去。“逆城市化”会给农村补充一些劳动要素、生产要素，促进城乡要素和资源的流动，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是城市人返璞归真、寻求自然、享受生活的一种必然选择。从社会现状来看，目前各类城市交通拥堵、雾霾涌现、食材低劣、运动场地短缺、物质欲望过重的冲击等等促使人们更加渴望真情与怀念曾经的乡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论大小城市人们的综合生活成本普遍高于农村，比如连续多年的高房价。相反的是，农村大量出现的闲置房屋却在不停地“呼唤主人回家”；从健康养生角度来看，原汁原味原生态的食材、蓝天绿水清新的天然氧吧、凉风习习吹拂的自然惬意感受、无尾气无噪音的休闲空间等，无不让中老年群体乃至青年群体心生渴望。凡此种种，给足了“逆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涵养沃土。

眼光决定未来，需求决定出路。在“三期”（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和“三性”（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双重叠加的严峻经济形势下，面对确保“十三五”顺利开局的当前，既需要科学有序地推进各地新型城镇化的前进步伐，又需要摆脱房地产畸形发展形成的经济泡沫，还需要正视“逆城市化”现象带来的经济战略思考，更需要以政治思维谋划契合“逆城市化”现象引发的经济深层次转型发展与融合。就全国各地不断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而言，不可小视人们在郊区大量买房、城里人去农村办农家乐、社会资本到山区兴办各种旅游项目、各类城市群体下乡从事种养殖业等经济新兴体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一旦国家在宏观规划上重视、在项目实施上给力、在财经政策上扶持、在经济金融上助力、在投融资体制上支持，将会给我国发展经济提供不竭动能的新样本，将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带来强大的新生力。

回头来看，刚刚过去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十三五规划总体思路，无论是从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创新驱动、农业现代化、改革、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生、扶贫等十大宏观方面分析，还是从城乡发展、社会文化、人民生活以及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等微观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透视，都强调了经济发展需要回归绿色生态环保这一主题。笔者认为，“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恰恰是印证了今后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运行轨迹。事实上，人口占比可达三分之二的中青群体及年轻人群体，大都有渴望在城市里发展、在广袤的农村大自然里休闲的心愿，如果把牢“逆城市化”引发的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真谛，开辟出无论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都喜欢的农村消费新环境，那么以消费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理想就有实现的可能。

可以预言，倘若从国家层面形成发展“逆城市化”经济的共识，着力提高“逆城市化”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从源头打通城市和农村经济相互融通的“大动脉”，让人们自由舒畅地来往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建立起快捷、高效、安全运行的城市农村经济综合体，不仅城镇化发展道路会走得更顺，而且“逆城市化”发展路子亦会走得更稳健。

第4篇：逆城镇化范文

（一）农业保险的内涵与发展基本状况

农业生产者在进行农作物种植、农产品养殖等过程中，极有可能会遭受自然灾害以及意外事故等而蒙受经济损失，农业保险就是对这一经济损失实施保障的一种保险。农业保险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扶持农业发展的惯用方法，摒弃了以往的国家对农业的直接补贴政策取而代之。首先，我国农业保费大幅度增长。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农业保险保费在2013年收入为306.7亿元，相比去年增长了27.4%；其次，农业保险范围不断扩大。2013年我国财政部表示增加补贴比例、养殖保险、森林保险、藏区品种保险等类别的先行试点地区。最后，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完善。2013年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农业保险的法规正式实施，即《农业保险条例》，农业保险的经营实现了有法可依，彻底结束了我国农业保险以单纯政策为依靠的经营模式。但是，我国农业保险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如农民参保意识淡薄、农业保险赔付率高、农业保险产品单一等等，都导致了农业保险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产生背景

新型城镇化指的是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以及新型农产社区之间的协调与互相促进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它倡导城乡统筹背景下的产城互动，发展节约集约的和谐社会经济。归根究底，新型城镇化就是人的城镇化，着重建设城镇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缩小城乡与区域差距。新型城镇化的产生来源于两个方面的背景：第一，城市环境的不断恶化。城市面临着交通、环境、人口、资源、贫困等多方问题，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与社会进步出现了极大的偏差，促成了新型城镇化的开始；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涌向城市，造成城市劳动聚集而农村基本生产劳动力匮乏的现象，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率极低，迫切需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来改善这种现状。总而言之，新型城镇化是转变传统城镇化的新模式，同时也是农村、城镇现代化建设的必经之路。

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保险面临的机遇

（一）新型城镇化中农作物的安全生产与供应需要

农业保险作为保证新型城镇化实现农村人口转移以及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率。城镇化的不断加深，带动了人们对农作物的需求量增加。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城市人口增加，再加上城镇化占用了很多农村土地，使得人们对农作物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同时人们对农作物的质量安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农业产业化的生产与供应得到一定的安全保障，才能实现其有效供给。农业保险制度与业务的建立，为广大城镇居民提供了农产品等安全保证，也为农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所以说农作物的生产与供应离不开农业保险的保障。

（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者投保能力的提高

新型城镇化带来了农业产业化的兴盛，产业化的深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而它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保费的增加上。农户支付农业保险保费的能力就叫做投保能力，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决定其投保能力的高低。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般农业生产者在经过衣食住行、医疗等基本需求之后才会考虑是否为农业生产投保。促使农业生产者产生投保行为不仅要求其对农业保险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并且有支付保费意愿，最为重要的是还必须要有实际的保险费用支付能力。新型城镇化使得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农业生产者积累了相当的资本，为其投保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三）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效提高了农业保险的供给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深入促进了农业保险供给的提高，2013年农业保险向3177万受灾农户支付赔款208.6亿元，增长率达到四成以上。首先，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农业保险市场中的潜在需求开始向有效需求转化，很多农业生产者并不是很看重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预期结果，甚至是对该预期结果持消极态度，潜在需求的转化使得有效需求得以释放，促进了农业保险供给的加大；其次，新型城镇化将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机制逐步建立起来，实现了农业生产与经营的透明性、公正性、对称性等，同时也建立监督机制与约束机制，所以农业生产者在核保、定损等方面所支付的费用减少，使其有更多的资金去投入到农业保险当中去，农业保险中的逆向选择以及道德风险等问题也逐步减低；最后，新型城镇化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进行，加深了农业保险与农业产业化之间的联系，产业化为农业保险创设了良好的发展平台，从而增加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保险面临的挑战

（一）农业风险的多元化、集中化趋势明显

对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来说，农业生产者面临的主要风险为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经济损失风险，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生产方法发生了变革，有粗放劳动密集型转向集约技术密集型，城市大量涌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规模经营与专业化发展的进行。正因为如此，农业生产当中对现代农业技术、知识、资本等外界因素的依赖逐步加深，并且集制度、技术以及市场风险等诸多风险于一身，风险集中而又多元化。农业生产者越是采用新技术，其所承担的风险就越大，多种风险相互作用与相互作用，使得农业生产风险更为复杂。

（二）农业保险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激升

第一，农业保险在消费方面的需求不足。农业生产者可以通过农业保险的购买来保证自身农产品收入的稳定性，从一定程度上还促进了农业再生产的进行，从而令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农业保险所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要比私人收益要大得多；政府代表整体的社会利益，当农业保险中政府不再参与，而由商业保险公司全权负责，那么农业保险所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便小于私人收益，如此便出现了农业保险需求缺乏的情况。第二，农业保险供给的不足。农业保险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农业保险业务服务，使得边际私人成本较高，从而使得边际社会收益提高。农业保险具有高赔付率、信息不对称等特征，一旦由商业保险公司全权接手，政府可以在不进行成本支付的前提获得收益。然而保险机构与社会的保险供给最优值难以达到，最终会出现农业保险的供给量远远不足的情况。

（三）农业保险市场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频发

由于受到农业保险市场中不良因素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者的逆向选择，从而出现道德风险频发的现象。其中，信息不对称是农业保险市场出现偏差的重要因素，当农业生产者在进行农业保险签约前发生信息不对称将会引起逆向选择，而在农业保险签约后出现则会引起道德风险问题。农业保险市场中之所以出现信息不对称，是因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所处的市场地位不同，前者要比后者更占据信息优势。一般地，很多风险较大的农业生产者比较乐意接受较高的保险费用，而风险较小的则无法接受，就会退出农业保险业务，由此逆向选择产生。当农业保险交易完成之后，由于各类预防措施的不到位，使得生产者遭受了更大的损失，道德风险蕴含其中。

（四）农业保险相关产品过于单一

虽然我国的农业保险保费逐渐增多，表面的光鲜也无法掩盖出其农业保险产品种类的单一。一般地，农业保险公司处于保险产品开发的核心地位，对产品的投保内容、投保条件以及抗风险能力都有一定的范式，创新能力低下，直接导致了保险产品缺乏市场针对性，没有足够的市场敏感度，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就大打折扣。

（五）农业保险专业化服务欠缺

大部分的农业生产者都是农民，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他们在对农业保险的投保意识、投保能力上存在很大的缺陷。即便有部分先进的农民愿意接受农业保险投保，农业保险公司也无法提供细致全面的专业化服务，这就造成了：第一，农业保险工作人员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无法解决广大农民的疑惑，农业保险投保率降低；第二，缺乏专业的理赔技术人员，在勘察、定损、赔偿等方面技术要求较高；第三，无法及时向农民进行灾害提醒，使得农民蒙受经济损失。

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保险发展的对策

（一）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

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的建立可以有效缓解农业风险的集中化与多元化，该机制的建立需要做到：第一，开展农业再保险。将农业保险投保人的所承受的风险实现二次分散，从而减少投保人的经济损失；第二，扩大农业保险的实施范围。范围的扩大，同时也使得农业风险得以分散；第三，创立农业保险风险保证基金会。此基金会由政府财政支持，一旦出现农业保险巨灾风险时，将会为该风险进行超额赔付，以减少投保人损失。

（二）加大农业保险制度供给力度

农业保险制度供给力度的提高可以从两大方面入手：第一，继续加快农业保险的相关立法进度，实现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发展。目前我国在保险立法系统上已经初步建立，然而还应在立法目标、保险原则、保险范围、政府政策等做出更为明确的规定；提高农业保险意识和农业保险需求。加强各级政府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通过各类宣传提高农民的农业保险认识和法制认识。

（三）规范农业保险市场行为

在农业保险市场中，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出现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而这种信息不对称都属于市场行为。因此，市场行为的规范有助于避免此类情况发生。第一，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农业风险信息的共享能力；第二，加强农业保险市场行为监督，实现透明化投保过程；第三，及时传递服务信号，如保险公司主动提供服务，促成保险交易。

（四）提高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力度

提高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力度，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真实了解情况，做到不同风险和不同保障需求。第一，可以通过细化农业生产风险，开创多种农业保险产品，如天气保险、价格保险、收入保险、质量保险等等；第二，对每一种农业保险产品实现个性化。即对不同类型的产品也要做到细分，以满足不同地域、不同情况农户的需求。

（五）提高农业保险专业化服务

首先，提高承保、定损、理赔以及防灾减损等方面的基础服务，强化电子信息技术在专业化服务中的作用，从业务流程上提高服务质量，减少投保人经济损失；其次，革新专业化服务模式，进一步降低理赔的复杂性；最后，加强农业保险宣传力度，促进企业与农业生产者的合作，让企业主动为农户投保，由此增加了投保数量，也减少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五、结语

第5篇：逆城镇化范文

摘 要：目前，在我国存在着三种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保，这三种医疗制度已经覆盖了我国的基本人群。由于体系多元分割和制度碎片化等诸多问题的存在，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框架，远远未能满足人们的医疗消费需求，现有的制度体系离预期达到的全民医保要求还相去甚远。且更进一步的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并轨过程中制度分设、单独运行和分块管理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本文从两种医疗制度的现状出发，分析了两种制度融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对可能引起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了几点完善建议。

关键词：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融合路径

一、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改革的不断推进，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职医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居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为主体的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这标志着我国已初步实现基本医保的制度全覆盖，并逐步在向全民医保的目标迈进。然而，由于体系多元分割和制度碎片化、户籍限制等问题的存在，现有的三大制度虽已基本实现了全面覆盖，但距离全民医保目标还有很大差距[1]。十报告中明确提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在2013年11月通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更加说明了整合三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民意所向，大势所趋，是社会公平的内在要求和提高效率的迫切需要，更是实现真正意义上全民医保的必由之路。

多元分割的医保制度为整合提供了多种可能的方案。很多学者主张先行整合居民医保与新农合，郑功成在探讨我国医保改革路径问题上极具代表性，一是提出“三步走”方案，即尽快将城乡分割的居民医保制度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在条件成熟时再与职工医保整合为全民医保制度。二是主张尽快从做实地市级医保统筹开始，在“十二五”期间向省级统筹迈进，最终实现全国统筹[2]。

也有学者从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的视角出发，提出新农合与职工医保的整合方案，董文勇认为除了户籍性质之外，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与城镇户口的职工相比并无任何社会差别，因此其医保关系可参考城镇职工处理，若新农合与城镇职工医保缴费周期与基金结构一致，两制度会严密衔接[3]；胡务认为农民工城镇医保可以与新农合进行衔接，并且研究了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与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模式[4]。

还有学者提出“医疗保险券”的整合模式，即政府每年向全国居民发放等额的“医疗保险券”，由居民自己选择加入哪一个医保项目，同时允许居民在不同年份里，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可以更换自己选择的医保项目[5]。其中心思想是将医疗卫生资源的部分控制权转移给参保人，强调通过市场机制拉平多种医保制度的差异，同时，医疗保险券形式的整合方案还为解决我国农民工和异地养老人群的医保关系接续困难问题提供了一条新颖的思路[6]。

基于多种形式的整合模式，全国各统筹地区对三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进行多种方式的实践和探索。其中，大部分统筹地区都选择先行将城居医保和新农合整合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保”），而为什么先整合城居医保与新农合的方案在实践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及其整合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二、新农合和城居医保融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从参保人群看，不论区域限制，新农合和城居医保所覆盖的人群均为非正规就业人员，具有流动性较大的特点，比如说外来务工人员或自由职业者。且相对于三大医疗保险制度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来说，新农合和城居医保的覆盖人群缴费能力相对较弱。由于服务对象差别相对较小，两种制度在融合的过程中改动也就较少，融合后预期能很快适应医疗保险制度。

从筹资渠道上看，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都是通过国家补贴，个人（家庭）筹资的方式，不设个人账户和终生缴费的筹资机制。2015 年全国新农合和城居医保的人均筹资额分别为450元和500元，两者筹资水平基本相当，也都仅存在纵向再分配。

从保障水平看，保障水平是医疗保险制度目标和效果的集中体现，且用实际补偿比，即就医者获得的基金补偿金额占其实际发生的全部医疗费用之比，来衡量医疗保险的真实保障水平。根据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2008年城职医保实际补偿比为66.2%，城居医保实际补偿比为 49.2%，新农合实际补偿比为34.6%[7]。可见，新农合和城居医保保障水平相对较为接近。

从统筹层次上看，新农合规定一般采取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在起步阶段也可采取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统筹，逐步向县（市）统筹过渡；城居医保明确提出“提高统筹层次，积极推进地级统筹”（人社部[2009]35号），总体上看，城居医保实行的是地级统筹。因此，新农合和城居医保的统筹层次基本处于同级且都比较低。

从以上分析可见，新农合制度与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在覆盖人群、筹资渠道、保障水平、统筹层次上都较为接近，为实现全民医保的终极目标，先将三大医保制度中的两者进行合并具有现实性和重要意义。

三、新农合与城居医保融合产生的问题

虽然新农合与城居医保的融合具有增大基金总量，有利于长效医保体系建立，适应人口流动要求，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体的优越性[8]，但在现实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1.城镇医疗卫生机构压力加大

新农合定点合作医院与城镇医疗定点合作医院在软硬件水平上均存在一定差距，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融合后，统一了报销比例和预缴纳资金额度，参保人员可以到市定点的任何一家医疗机构治疗，这将会导致大量农村患者纷纷涌入城市医疗机构治疗，致使城市医疗卫生机构压力大大增加。

2.降低运行效率，导致运行机制不畅

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融合必然引起领导机构和人事关系的变动，机构需要整合，资金需要统一管理。目前，新农合的运行与服务由卫生部门独立负责。而对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来说，卫生部门只负责提供医疗服务，保金的筹集和报销则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完成。因此，在将两种制度融合后，原来由卫生部门独立管理的新农合将由卫生部门和人社部门共同管理，管理成本将会提高，服务效率也会大大降低。

3.参保人存在逆向选择，存在潜在财务风险

健康或年轻的居民由于疾病的发生概率小，大多不愿参保，而高出险率的居民则参保积极性高，从而产生“逆向选择”问题，使基金安全存在风险。新农合和城居医保的自愿参保、大病统筹的制度设计，会造成制度的运行效率不高，特别是导致参保对象的逆向选择，这直接威胁到了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

4.医疗保险制度“碎片化”，缺乏覆盖全民的个人统一账户

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各自的保障对象、保障范围、缴费水平、报销比例的具有相当差异，制度的“多元化”带来医保格局的“碎片化”。新农合、城居医保均不建立个人账户，由于参保人群具有流动性较强的特点，参保年限难于查证，一旦医保并轨，参保人的参保年限就面临重新计算的风险，这给原参保人造成损失，可能引发基本医疗保障不公，医疗保险制度得不到有效运行。

5.加大了道德风险和医疗成本

一方面，医保支付制度不合理，比如目前的支付制度主要是以按服务项目付费的后付制为主，其与医疗机构的收入直接挂钩，可能会诱导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过度服务；另一方面，实施新农合与城居医疗保险融合后，两者在报销比例上得到统一，一些医疗定点机构易受到利益的驱使，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方案、药品使用等方面，会倾向于选择费用较高的方案进行治疗。上述现象的发生无疑增加了道德风险和医疗成本。

四、完善新农合与城居医保融合的建议

基于新农合和城居医保两种制度的运行现状，针对两大制度融合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理顺管理体制

要保障新农合与城居医保更好的融合，就要理顺管体制，将现有的卫生部门和人力保障部门所属的经办部门整合，同一行政部门管理，彻底改变原有分散的管理模式，实现统一管理。通过机构的整合，医疗机构的工作一体化得到了强化，有效地减少了经办机构的重复设置和盲区。

2.采取激励措施避免参保人进行逆向选择

激励参保人发信号来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号传递是指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通过向另一方传递某种信号来表明自己的某些特性。作为拥有私人信息的医疗保险参保人，是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源头所在。可对主动告知自己身体状况的投保人进行奖励，例如一次全面体检等方式激励参保人。提出对低风险人提供边际成本更有利、对高风险人不利的信政策要求[9]。

3.加强医德风险教育

为了避免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融合后带来的医德风险问题，医护人员要树立为病人服务的意识，自觉提升个人职业道德素质。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患者降低治疗费用。坚决杜绝治疗过程中的开大处方、大手术、吃回扣的现象发生。

4.建立多种方式并存的支付制度

实行以预付制为主、后付制为辅的支付制度。具体可借鉴美国医疗保险模式，建立医师制度，以临床路径为基础制定医疗规范，改变原有的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的方式，实行按病种付费[10]。

5.建立并由统一的个人账户逐步过渡到统筹账户

对未建立统一个人账户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设置个人账户，这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轨减小了阻力。相较于统筹账户，个人账户的运行效率明显较低，为使医保基金效用最大化，可以在建立了完善的个人统一账户，进行医保并轨之后，再逐步取消个人账户最后实现医保统筹账户。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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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逆城镇化范文

关键词：诺瑟姆曲线；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城乡协调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4-0022-04 一、诺瑟姆曲线及其在我国城镇化①研究中的影响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在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镇化率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于1979年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的轨迹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即诺瑟姆曲线）。他把城镇化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工业化初期，主导产业是轻纺工业，城镇发展缓慢，城镇化率低于30%，这是城镇化的起步阶段或初级阶段。在工业化中期或扩张期，主导产业是钢铁、化工、机械等重化工业，这时城镇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城镇化率高于30%，并以较快的速度向70%攀升，随着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中，产生了劳动力过剩、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小汽车普及后，许多企业和人口开始迁往郊区，出现了郊区城市化现象，这是城镇化的加速阶段。在工业化后期或成熟期，第二产业上升到40%后将缓慢下降，而第三产业则蓬勃兴起，成为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动力。此时城镇化总水平比较高，城镇化率大于70%，但增长速度趋缓甚至停滞。城市地域不断向农村推进，大城市的人口和工商业迁往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大城市人口减少，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这是城镇化的后期或稳定发展阶段。

诺瑟姆曲线经常被我国学者在研究城镇化问题时当作普遍适用的规律加以引用或作为分析范式②。许多学者称之为“公理性曲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我国的城镇化过程是一条被挤压的“S曲线”，基本符合诺瑟姆规律[1]。它还被广泛应用到我国各个地方城镇化进程的研究与预测中③，研究者普遍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的第二个阶段即加速发展阶段，应当重点发展大城市或卫星城，只有大城市发展了，才能抓住大城市逆城市化的过程发展农村城镇化。当然，也有学者对诺瑟姆曲线进行了反思与质疑[2]。总体上来说，绝大多数研究者照搬诺瑟姆曲线来研究我国的城镇化问题，却对这一曲线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缺乏深刻的思考。本文认为，把诺瑟姆曲线当作普遍适用的规律来研究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未免太简单盲目，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无视这一曲线又会使我们的城镇化道路缺少可资借鉴的理论与实践。所以，有必要对诺瑟姆曲线的研究方法和适用性以及西方的城镇化道路做进一步的探讨，从而明晰我国的城镇化道路。

二、对诺瑟姆曲线的二重性分析

（一）诺瑟姆曲线的一般性及启示

1. 诺瑟姆曲线通过研究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历程，揭示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内在联系，即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城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必然结果。城镇产生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是随着手工业的出现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而逐渐形成的。然而城镇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城镇化的开始，城镇化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3](P480)马克思所讲的“乡村城市化”指的正是产业革命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城市飞速发展的历史过程。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取代了传统手工业，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经济活动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社会化和专业化生产所形成的集聚效应进而推动了城镇的迅猛发展，使城镇经济取代乡村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中心。工业化为农业提供了先进的机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使农业为工业或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城镇化。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4](P296)

2. 诺瑟姆曲线还揭示了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程度之间的关系。正如诺瑟姆所描述的，以轻纺工业为标志的工业化初期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相对应，以重化工业为标志的工业化中期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相对应，以第三产业为标志的工业化后期与城镇化的稳定发展阶段相对应。这就表明工业化的演进程度有多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就有多高。

由此看来，诺瑟姆曲线揭示了工业化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化演进的一般趋势。所以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以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核心，实现资源在城镇之间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二）诺瑟姆曲线的特殊性及其缺陷

诺瑟姆曲线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实证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以一定的假设前提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运用数学方法对经济现象中的有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归纳，从而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实证分析法的产生和运用极大地扩展了研究的范围，使分析建立在实证调查资料的基础之上，增强了分析结果的可信程度。然而，实证分析法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普遍性。首先，实证分析法来源于哲学上的实证主义，而实证主义哲学属于经验主义，所以实证分析法实际上是经验分析法，只有归纳，缺乏演绎。它不是从逻辑上进行严格地演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现象因果关系，而不是本质的、内在的因果关系。其次，实证分析法是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进行的，其所得出的结论，只有当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某种情境与这种假设前提相吻合的条件下才能适用，一旦情境发生了变化，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就不再具有适用性。

1. 诺瑟姆曲线是在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以来的城镇化历程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的轨迹。其分析结论是1979年得出的，这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已经经历了被其所描述的三个阶段。所以说诺瑟姆曲线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过程的一种总结或描述，是一种典型的经验分析法。诺瑟姆曲线关于西方国家城镇化所经历的阶段及其与工业化的关系，只是说明了城镇化的技术路线，却没有从体制、制度上进行分析，因而不可能回答西方国家城镇化在加速发展阶段出现“城市病”的制度原因，也不可能提出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应当避免“城市病”，进而避免走“逆城市化“道路带来的土地资源的浪费等新的弊端。

2. 诺瑟姆曲线的前提条件决定了它不适合我国的城镇化。张佰瑞在“城市化水平预测模型的比较研究”[5]一文中，对诺瑟姆曲线的数学模型假设前提及时间跨度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并不满足S曲线所隐含的数学模型的假设前提和时间跨度，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S曲线的应用条件相差甚远，用S曲线来预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难以保证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文在这里要分析的是诺瑟姆曲线的制度背景，诺瑟姆曲线的制度背景或前提就是被西方经济学当作基本分析框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这个曲线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镇化实践所验证，并且被它们作为一个普遍规律来遵循。但是，当这个前提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就不一定完全适用。前文虽然说明了诺瑟姆曲线揭示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化演进的一般规律，但是，虽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方式，不姓“资”也不姓“社”，然而，任何经济体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之上的，所以就有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和不同运行方式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它比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更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所以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规律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研究与实践，那就是南辕北辙，往往会事与愿违。

三、我国城镇化与西方城镇化不同

（一）我国城镇化道路与西方国家城镇化的道路不同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也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推进的。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镇化道路带有浓厚的政治和政策色彩，政府在其中始终扮演着控制角色，城镇化水平与政府的控制程度相一致，而这种控制的工具主要是户籍制度。1950—1957年，取消了户籍制度，法律赋予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新中国城镇化经历了短暂的正常发展时期，城镇化率从10.6%上升到15.4%[6]。1958年开始，为了重工业化的需要，严格控制居民户口迁移，以户籍制度把农村人口长期禁锢在农村，尤其是期间的“上山下乡”导致城镇化率以年均-0.5%[6]的速度负增长。到1978年，我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已提高到48%，而城市化水平却只达17.9%[6]，被称为“非城镇化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国企改革以及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推动了城镇化进程。1984年“一号文件”开始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1992年在大城市开始实行“蓝印户口”，使得1995—2000年城镇化连续五年以1.44%[6]的速度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十五”规划第一次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第一次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作为城镇化的目标。2001年改革“蓝印户口”，转而实行居住证制度。2006年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落户条件，放宽了户口迁移的限制。户籍制度的逐步松动和政策上的明朗，使得城镇化速度加快，到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49.68%，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可见，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是城镇化动力机制中的主体。计划经济年代为了重工业化的需要，政府控制城镇化速度使其长期徘徊不前。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步顺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不断调整城镇化政策，国家的发展战略、制度、体制和政策背景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与西方的城镇化进程完全不同，西方国家是先市场自发调节，后政府调控，但总体上来说是市场化手段为主。

（二）西方城镇化和我国城镇化建立的制度基础不同

西方城镇化是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制度根源。“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7](P56)恩格斯认为：城市产生以后，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就产生了，但是城乡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迅速扩大。“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8](P503)“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一切使空气变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9](P379-381)“农村工人的分散和软弱，而城市工人集中，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10](P324-325)。工业化使乡村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而屈从于城市的统治，成为城市的附属物。

从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开始出现的“逆城市化”，是由于“城市病”使大城市的集聚功能开始减退，企业不得不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迁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了支持私人垄断资本向农村地区的扩展、治理“城市病”、缓和城乡矛盾，普遍实施了反哺农业、回馈农村的城乡关系政策，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使农村的基本设施、公共服务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加之农村天然的环境优势，人口、资本不断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转移，从而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逆城市化”最终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是“逆城市化”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原大城市的内城衰退，废弃土地增多、设施老化、失业率增高、犯罪率上升、生活质量下降等。这再次证明了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9](P503)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消除“城市病”和城乡对立，其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的城镇化道路必须走城乡协调的科学发展之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以更强有力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然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建设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城市病”日益严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城镇规划和管理以及相关政策上的政府失灵。西方国家“城市病”的教训说明了城镇化过程中不能放任市场调节，政府必须进行宏观调控，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城镇化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城镇化问题时，提出了通过城乡融合来消灭城乡对立和城市病。“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11](P335)要实现城乡融合，“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原则分布于全国”[11](P335)。“通过消除旧的社会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7](P224)。“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时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8](P454)。可见，城乡融合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通过计划手段才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城乡融合显然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还不能完全实现城乡融合，但是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它旨在逐步消除旧的分工所带来的城乡差距，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城乡融合做准备，而不是听任这种差距不断扩大。“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1](P336)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走城乡协调发展之路。

四、结论

综上所述，对待诺瑟姆曲线不能用“拿来主义”的态度，而应当是扬弃的态度。我们应当借鉴诺瑟姆曲线所揭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和工业化水平与城镇化程度的内在关系来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进程；也应当吸取西方国家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训，避免出现“城市病”和城乡对立等弊端。如果把诺瑟姆曲线当作普遍规律来测度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和水平，就会导致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城市病”和“逆城市化”当作城镇化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因而要沿着西方的城镇化道路走；二是认为我国已进入了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要提高城镇化的速度，重点发展大城市[12]。这些都会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因而，确定我国城镇化道路的基本思路应当是：

第一，要在反思西方城镇化道路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西方国家城镇化是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沿着先集中后分散、先剥夺后反哺、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进行的。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要充分发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优势，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一要加强规划和管理，以科学规划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用规划引导市场，实现资源在城镇间的合理配置。城镇规划布局要以产业布局为基础，把城镇发展与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结构与城乡经济结构、信息化和工业化、城镇的数量、规模、结构和素质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合理布局，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二要在道路、电力、通讯、网络、给排水、燃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为农村提供与城市均等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和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可以逐步缓解以至消除已经出现的“城市病”。

第二，要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矛盾，以农村城镇化为重心，走城乡协调发展之路。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城乡二元经济矛盾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矛盾，而以农村城镇化为重心，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因此，城乡协调发展应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镇化道路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实现农村城镇化过程中，通过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政策，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尤其是在目前“城市病”业已出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重点发展大城市不仅会使“城市病”越来越严重，而且会给当前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雪上加霜。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要防止遍地开花，重点发展县城和中心镇。这样，才能集约利用农村资源，发挥城镇在农村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农村城镇化要吸取以往的教训，不能在城镇化过程中把农村变成新的垃圾场，不能追风，不搭空架子、乱铺摊子，宁可慢点，也要保证城镇化的质量，使农村城镇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传统的城镇化导致的“城市病”等弊端实际上是传统工业化过程中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城镇无序扩张的结果。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要优化产业布局，发展循环经济，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以人为本、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生态型城镇。

注释：

①学术界对“城镇化”与“城市化”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化，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另一种认为城镇化就是发展小城镇，城市化就是发展大城市。本文认为：首先，不管是城镇化还是城市化，重点在一个“化”字。这里的“化”都是农村人口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是农村生活城镇化的过程。所以二者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其次，在汉语语境里，城镇包括城市和镇。所以，城镇化比城市化外延更广，包括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城镇化”“城市化”都不是外来词，它们是汉语语言本来就有的，无需像学术界有的专家那样用英语的Urbanization的不同译法或City与Town的关系加以说明，因此“城镇化”更符合中国国情。

②辜胜阻教授在《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载《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3期）、修春亮博士在《城镇化、产业发展与城镇体系布局》（载《新长征》2010年第12期）中把诺瑟姆曲线当作一个普遍规律来引用。在此不一一列举。

③前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关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问题》（载《城市规划》2003年第4期）一文中，在论证我国城镇化布局时把诺瑟姆曲线当作规律；王宝民等在《辽宁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判断、路径与政策》（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一文中根据诺瑟姆曲线，认为辽宁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城镇化进程将逐步放缓。在此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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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逆城镇化范文

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高发。而由全国“农村留守青少年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课题组对8省市农村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状况进行调查后报告指出，在各种犯罪动机中，由于学业受挫、家庭冲突和经济受挫而犯罪的比例高达45%[1]。因此，帮助面对挫折或逆境的农村留守青少年，提高其抗挫折能力或抗逆力，是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措施，也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微观路径。本文基于对传统抗逆力干预思路过于个体化与心理化的反思，通过实施以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为介入焦点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分析其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以对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提供循证研究，并进而观察中国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模式、资源与发展方向。

一、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与抗逆力：文献回顾与服务设计

所谓抗逆力（resilience）是指这样一种能力，即一个人遭受挫折或面对逆境时，能够理性地做出正向选择及应对，在逆境中保持健康、正常的心理和行为能力[2]。随着社会的变迁及风险社会的来临，个体所遇到的危机事件与不确定性越来越多，需要增加社会公众对于风险与挫折的应对能力，阻止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及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从20世纪70年代国外开始探讨到近年被国内学者引入国内实践，抗逆力理论已经成为了针对特殊对象与弱势群体进行实践干预的重要理论范式。

抗逆力理论受到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关注的重要原因是，可以用抗逆力理论来解释传统挫折侵犯范式的理论不足，即为什么有些人受挫后出现攻击行为而有些人则并没有出现？如1985年美国心理学家加梅齐（Garmezy）对伦敦6个贫民区域的数个家庭进行了跟踪性研究，发现虽然这些家庭的生活环境充满了诸如毒品、犯罪、精神病亲属、家庭暴力、恶劣的生活空间等不利因素，然而父母对孩子表现出了弹性的管教与反应态度，比如关注子女在校学习成绩、注重维持良好的家庭气氛、给孩子灌输对生活与人生的积极价值观等，使得这些子女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或犯罪行为[3]。林光缇（R.Linquanti）也指出，如果具备抗逆力，即使身陷明显的压力和困境中也不会发生诸如物质滥用、精神不健康、犯罪等问题[4]。其他的研究也证实，青少年个体抗逆力的强弱与青少年是否犯罪密切相关[5]。

基于抗逆力理论提供的新视角，不断有学者将抗逆力概念引入到青少年犯罪实践工作中，试图通过提升抗逆力来预防青少年犯罪风险。如加拿大学者迈克?安戈尔（Michael Ungar） 运用后现代心理治疗中的叙事疗法及建构主义视角，来帮助高危青少年挖掘和唤醒自身潜在的抗逆力，以预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心理失调的发生，并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6]。布洛克（Block）也通过青少年朋辈、家庭及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对其行为进行干预，明显地减少了问题青少年的偏差行为[7]。我国内地学者田国秀、范燕宁等也做了一些尝试，从提升或恢复抗逆力的多个视角，对问题青少年、未成年劳教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等特殊青年群体进行了实务干预工作，使这些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挫折坚忍力、社交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不良情绪和负向感受的调节能力等方面得到较大的改变[8，9]。由于这些抗逆力研究的不断深化及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展，青少年犯罪预防方面的理论研究重心也在发生调整，从过去强调控制、惩罚为主的模式转变为强化抗逆力的模式，转变为关注高危青少年的个人优势与未来发展的模式。

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提升青少年抗逆力的实践努力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心理学的色彩还非常明显。从目前所采用的大多数干预方法来看，着重对青少年人格与认知的重塑，重“辅导与治疗”而轻“服务与支持”，主要用心理治疗的方式，缺乏社会工作专业手法的系统介入，容易陷入“方法为本”或“问题为本”的狭隘视角[10]。其次，干预设计微观化而脱离地方宏观社区实践，偏离社会工作原初的专业使命[11]而导致所谓的外在社区环境支持流于形式。而对抗逆力的提升除了要从心理学上进行认知人格干预外，还更加需要关注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最后，对青少年抗逆力的服务模式仍然是一种单一的服务方式而缺乏整合性的服务方案，仍然过于关注个体而缺乏个体与系统的持续互动。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试图以抗逆力理论为视角，将既有的抗逆力模型加以本土化，并以一个农村社区为本的（rural community oriented）、整合性的服务框架来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加以干预，使之更加具有操作性及可复制可推广性，其框架与模型见图1。

图1整合性、农村社区为本的抗逆力提升模型

根据抗逆力理论，当个体在面临外界的风险和压力事件时，抗逆力会与外界危险因素相互对抗，当抗逆力能够抵御外界风险因素时个体就能维持原有的系统平衡，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而当抗逆力不足以抗衡外界风险因素时就会出现个体生活紊乱的状态，甚至有可能走向越轨与犯罪行为。因而要预防青少年犯罪风险，就有必要提高青少年的抗逆力。从上述服务框架设计来看，抗逆力主要从内部保护因子与外在保护因子两个层面得以体现。内部保护因子包括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同理心、责任感、挫折耐受力、社交能力、冲动控制力等特质。外部保护因子分为三个层面，即家庭、学校与农村社区。家庭在抗逆力中的影响包括家庭背景、家庭气氛、亲子关系、沟通方式等；学校在抗逆力中的影响包括学校文化、师生关系、学习压力、管教方式等；社区在抗逆力中的影响包括农村社区环境、农村社会风气与民俗、农村社区支持、朋辈群体等因素。

二、抗逆力视角下的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干预项目过程分析

（一）服务项目的背景

出于服务基层农村社会及拓展实习空间的目的，笔者利用高校资源与FJ省XM市A镇农村社区合作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与营造活动。A镇属于一个典型的大型农村留守社区，大部分劳动力进城务工，留下了众多仍然在家接受教育、或辍学在家又未到工作年龄、或各种原因无法随迁入城的留守青少年。该镇户籍人口中14～25周岁的青少年有337人，而所谓的单亲、辍学、隔代生活、归正、闲散等“问题青少年”却有近90名，特别是该村近年已连续发生了几起牵涉到留守青少年的案件，因此留守青少年问题成为A镇特别重视的议题。镇政府干部及众多村民对此都有较为强烈的担忧，认为虽然现在很多村民进城务工赚钱，在经济收入上的确有了提高，但在家庭照顾与子女教育上却力不从心，赚的钱是建立在失去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留守青少年的教育上，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祖辈根本无法管教，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很容易收到不良影响，变成问题青少年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对于高校合作试图改善村庄目前面临的留守青少年状况有极大的热情。在与A镇的接触、调查与评估后，笔者与指导的学生及农村社区工作者以上述抗逆力模型为框架，设计了一系列的农村社区工作服务项目，以减少A镇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风险。

（二）项目服务总体过程

因此，这个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项目属于A镇新农村建设活动中的一项青少年社会服务子项目。项目名称为“逆风飞扬”。项目首先根据相关研究并结合上述模型制订了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量表，对该镇家庭环境比较复杂、失学失管、有过偏差行为的留守青少年对象共50多名进行了测试，筛选出抗逆力比较弱的14名留守青少年，再根据自愿加入的原则，最终选择出8名留守青少年参加这个提升项目，他们的基本情况见表1。

1.基于内在保护因子的个案工作介入。在留守青少年个体层面主要采用了个案管理、成长困扰辅导、抗压小组等方法，以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同理心、责任感、挫折耐受力、社交能力、冲动控制力等特质。项目社工首先运用个案管理模式，通过探访、谈心、帮助做农活、辅导作业、上网培训等分别与这些留守青少年建立了良好的专业关系，让留守青少年及其家庭对社工产生信任感并表示愿意配合项目的要求。在对项目留守青少年的个人与环境资料进行搜集、分析后加以评估，为这些留守青少年制订个性化的服务方案。在这一过程中，社工针对留守青少年的资源与生态系统进行了走访与了解，为整合这些资源与系统做好准备工作。针对这些留守青少年个体普遍存在的与父母关系淡漠、祖辈缺乏权威、受挫感强、易冲动、不愿与人交住等状态，社工通过“心声话你知”、“我的优点你来说”等小组活动等方式为他们开展了成长困扰辅导。社工还特别组织他们进行抗压小组的活动训练，以增加他们的抗压能力。在抗压小组活动中，社工努力通过为留守青少年组员营造一个真诚、有尊严和温情的小组气氛，积极引导他们归纳自己的优势，思考自己的价值观、优缺点、个性、人际沟通和生活目标等内容；通过与其他小组成员的沟通、探讨，使留守青少年认识自我了解自我，实现自我接纳、增强自我尊重与自信，学会勇敢面对自己的短处同时欣赏自己的长处。同时，还希望这几位留守青少年在这样一个互助团体中培养归属感和接纳感，在体验与他人亲密交流、彼此信任的同时，学会倾听、体察和关心他人，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2.基于家庭支持系统的修复与再造。留守青少年家庭层面是项目的工作重点，社工通过开展家庭治疗对家庭结构进行调整，对家庭成员之间的不良关系加以调整，加强留守青少年与在外父母之间的联系。对于大多数留守青少年来说，家庭主要的问题是父母关系松懈、缺乏沟通、隔代教育方式不当、祖辈权威缺失等。针对这些问题社工一方面通过留守青少年开展“写给远方父母的一封信”、“每周免费电话日”、“给爸妈留视频”等活动，要求留守青少年主动与城市父母联系，将心理想法传达给父母；另一方面社工通过电话与留守青少年的父母取得联系，将告知他们的状况并要求其父母增加联系的时间，尽量多找机会回家看看。通过这些形式社工帮助外出务工父母与留守青少年之间重新建立起新的沟通形式，形成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与家庭环境，以提升家庭保护因子。对于有残缺、变故或较大经济压力的留守家庭，留守青少年由于缺乏家庭支持关爱易导致感情冷漠、孤僻、攻击性强的性格，因而社工主要通过村庄资源链接、福利支持及危机干预等方法帮助青少年减轻压力感与挫折感，提升保护因子，如为符合条件的留守家庭申请低保、村干部定时探访、农忙季节农活支持等。针对祖辈权威缺失管教无力的问题，社工组织留守青少年进行角色扮演，要求留守青少年从爷爷奶奶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爷爷奶奶的不容易。此外，要给留守青少年的祖辈进行教育技巧讲座，传授隔代教育的经验与方法。

3.基于“生―师”支持关系的学校社工干预。针对6位仍然处在义务教育阶段但辍学的留守青少年，学校层面的主要社工方法是教师工作坊、建立留守档案、学业辅导等多种形式。失学导致失管，对农村留守青少年来说，学校对其行为习惯养成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现在“读书无用论”倾向的抬头、学业成绩不佳、缺乏家庭约束、农村学校管理松散等原因，许多留守青少年不愿读书而辍学在家，这是留守青少年走向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项目社工认为让辍学留守青少年“重返校园”是提高其抗逆力的关键。而农村学校干预首先要调整学校教师对留守青少年的关注度，把以往由“师”为中心的工作关系改变为以“生-师”为导向的支持关系。因此采取了A镇初中教师工作坊的干预方法，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调整教师的认知来建立教师与留守青少年的良好互动关系。由于现在的学校教育普遍存在功利性与应试性的理念，由于留守青少年的学习成绩普遍不太理想且比较难管理，因此有些老师对这些所谓的“问题学生”有意识地忽视甚至排斥。因而社工在A村教师工作坊中通过案例介绍、故事分享、角色扮演的形式让老师对原来的一些做法加以反思。教师们参加完教师工作坊后普遍认识到自己原来在学生的成长中除了学习以外能够起到如此大的影响，认为不仅应该关心留守青少年的学习成绩，更应该关心他们的全面成长。在此之后A镇初中教师为这些留守青少年建立了日常表现档案，从情绪、身体状况、生活、学习情况等多角度进行观察，既能够及时发现留守青少年出现的风险，也方便外出务工父母细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孩子。老师还在组建各种兴趣小组、学习小组、技能小组过程中，要求留守青少年积极参加，并要求成绩好的同学与他们结成一帮一的支持关系，强化他们的学习生活，增加他们对学校生活的兴趣。

4.基于农村社区为本的社会保护双向服务。A镇社区层面的保护是项目的核心内容，项目试图将农村留守青少年服务与农村社区建设两个层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各种社区服务活动来加强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保护因子，另一方面通过调动村庄资源参与留守青少年保护事务反过来促进村庄社区环境的改变、农村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特别是农村社区自身能力的提升。后一层面看起来与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并无直接关联，但却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作用于农村留守青少年。因此，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工作内容，一是A镇服务于留守青少年，二是留守青少年反向服务于A镇，这种思路充分体现了一种社工整合性服务的目标及以“社区为本”的原则。（1）是A镇正向帮助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如A镇法制宣传、A镇福利计划、社区支持等工作，主要通过这些方式来搭建提升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社区互动、互助支援平台。首先A镇政府根据这些留守青少年家庭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针对性的福利支持，如办理低保、农忙支持、费用减免等。其次社工在A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走访了A镇内的相关组织和机构，让他们了解了留守青少年帮扶的意义及现状，并希望他们参与到帮扶的整个过程中。在这个基础上组织成立了由A镇热心人士、教师、大学生村官等组成的“知青帮”社区组织，开展“手拉手、心连心”活动，与这8位留守青少年结成对子进行一帮一的支援活动。社工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注意培养村民的公共事务意识与参与意识，提高A村凝聚力。之后又在A镇的一位大学生村官提供的一个办公室内成立了留守青少年文化活动中心，开展一些有益于留守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科普、文娱活动，将留守青少年从不良娱乐文化、过度网络生活中摆脱出来。（2）A镇留守青少年反向服务于A镇，通过这种方式让A镇村民更加关注他们，同时也让村民看到他们、他们的家庭以及A镇自身的变化。项目举办了“雨后彩虹”留守青少年才艺晚会，向A镇村民宣传及展示留守青少年的积极面貌，让更多的A镇村民关心留守青少年事务。社工与大学生村官制订了留守青少年村庄服务计划，组织各种公益活动让这些留守青少年充分参与。如针对A镇环境美化的活动“清洁村庄你我他”，受到村民的高度评价。

（三）多维层面的项目效果评估与反思

1.留守青少年个体层面抗逆力的评估。在项目后期，我们用同样的量表对这8名留守青少年进行了抗逆力的后测。结果发现，这些留守青少年的抗逆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自我效能感、责任感、自控能力、对未来的信心等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其中的几名辍学留守青少年全部回到了校园，学业成绩也有了较明显的进步，还有的顺利考上了县城高中。同时这些留守青少年与外出务工父母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提高，祖辈对其教育状况也有较大的改善。

2.A镇社区层面等外在抗逆力的评估。

在对家庭、学校及A镇村民的走访后，也发现他们对这些留守青少年的看法有了积极的转变，也愿意继续关注并帮助这些留守青少年，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A镇的自然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A镇志愿者组织由原来的虚设变得更加具有活力。A镇邻里冲突现象少了，文化活动多了；网吧青少年少了，治安状况好了。A镇社区凝聚力提升了，对村委会的评价也高了，几个村委会还因此得到了许多荣誉与奖励。

3.项目整体评估与反思。通过这个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社会服务项目，我们认为农村留守青少年在面对危机时的抗逆力是越轨犯罪行为的安全网与防火墙，设好这张网与这道墙，能更好地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风险及社会再适应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风险社会及转型社会的环境下，只有让农村留守青少年提升面对风险时的抗挫折能力，只有从家庭、学校及农村社区层面加强留守青少年外在保护因子，才能真正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问题。这个项目的特点体现在，它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社会工作单一的实务模式，实现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及社区工作有机地整合，避免了目标单一、方法单一、成效不好的问题，充分地利用了社区的各种资源帮助农村留守青少年，对预防A镇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同时认识到，提升农村留守青年抗逆力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也面临着每个农村留守青少年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然而相关理论并不完善，实践也不充分。虽然在项目组中8名留守青少年的抗逆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是项目干预对象的范围较小，只是局限在一个社区中，同时服务对象的数目也过少，在其代表性上与效度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日后进行相应实践方法的系统总结与服务对象的持续跟踪。

三、中国农村留守青少年社会工作模式的思考与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空心化”的进程还将继续，留守青少年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而在缺乏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现状下，农村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势头居高不下的现象可能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此文以一个农村社区的留守青少年为干预对象，以社会工作抗逆力理论设计服务方案，并进行过程分析与效用评估，为社会工作干预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提供了循证范例。从这个项目范例可以得出，社会工作通过功能重建、心理干预、网络建设、资源整合等专业方法进行农村留守青少年干预具有实际价值。据此，为了减少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现象，可以进行政策创新，利用当前正着力推动的社工人才建设活动，并结合暨有农村组织网络，积极发展社区为本、专业化、本地化的农村社工干预模式。

在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设计中应注意以“农村社区为本”。即无论是从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还是从生态环境系统的理论观点出发，在我国农村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设计中，应以农村社区而非以案主个体或其家庭为核心，因为社区在其中起着环境、整合、链接及反馈的作用。因此，要提升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从而预防犯罪风险，就必须结合农村社区建设，通过融入农村社区、营造农村社区、改变农村社区进而改变留守青少年。一方面，只有把农村社区建设好了，所谓的整合社区力量、挖掘社区资源、推动社区参与等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方法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农村留守青少年状况改善了反过来也会促进农村社区风貌的改变，实现农村社区提升的目标，这种思路在现实中也比较能得到所在社区的配合与支持，不会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导致很多农村社工项目无法顺利落实的情况，而这一现象在现在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非常常见。因此，农村社区为本的留守青少年工作方法反对传统的“方法为本”或“问题为本”的社会工作实务[12]，认为抗逆力建设过程是一个强调多向互动的过程，致力于系统化的多向循环改变，一方面通过外在保护因子的提升激活留守青少年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内在保护因子的形成；另一方面通过改变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的认知，促进外在环境对留守青少年的支持与保护；此外，通过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变化来改变外在环境，提升与实现农村社区发展。

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方面需要倡导整合性的服务模式。在农村社会工作实际服务过程中，必须结合当地农村社区的实况，将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教育、生活与情感状况视作一整体性、有机性的生态系统，超越传统整体与个体、宏观或微观、激变或保守的二元社会工作范式，从社区、人与互动的整体观去设计农村留守青少年服务与支持的策略。如抗逆力中的整合性服务模式反对简单的分割内在保护与外在保护因子的作用，将农村留守青少年的问题归结为心理或家庭等单方面的问题，主张内在保护因子与外在保护因子存在互相影响的紧密联系，共同决定着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强弱。并立足整个农村社区的大环境，将抗逆力的提升视为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系统[13]，从“人”、“环境”与“互动”的三角关系去设计农村留守青少年预防、治疗、服务及支持的策略。同时根据农村留守青少年不同的需求，整合多元化的资源及多层次的介入策略，通过不同的服务焦点及模式，以跨系统的合作方式去协助农村留守青少年提升抗逆力。

第8篇：逆城镇化范文

关键词：万州 西山公园 空间生长 逆向空间

1 概述

万州区的西山公园位于市区西山山麓，面临长江，后枕西山（太白岩），依山取势，景观多姿，历史悠久，曾因建“西山观”而得名。相传明代永乐年间京官吴贞被贬至万州，在磨刀溪畔修建“西山观”。园内古木参天，浓荫密被，植物资源繁多，是我国都市园林中森林植被和古树名木保存完好的自然山水名园。园内有西式钟楼一座，是长江沿岸仅次于上海、武汉的第三大钟楼，为万州的标志性建筑，名为西山钟楼。

“逆向空间”是2007年由学者提出的定义及研究方法[1]，其基本原理，历史城镇环境空间依附于外部环境景观空间，限定和影响内部景观空间构成，从而形成城镇内外景观空间延续和谐的组合与序列的空间形式，它具有中国传统景观意识下的城镇空间的有序组合特征。不仅如此，它还超越了一般选择山水城址的理念，其内部空间的转折、阻滞、交汇等形式多变，房屋、街巷与人之间尺度宜人，并被更多地融入了人的行为和情感，共同构成而成十分丰富的空间环境。

2 西山公园历史景观空间形态演变分析

西山公园的建成，其空间形态大体经历了民国、解放初期以及现代三个阶段的空间变化，总体表现为空间不断丰富，空间形式不断多样化。结合自然环境，研究认为它一直与周围环境的景观视廊、视域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景观空间的发展基本顺应了有利空间的持续生长。但现代城市建设却逐渐使其空间的延续性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西山公园形成之初，内部空间结构层次由单一逐步生长发展，进而形成景观序列良好，空间视线通透的优良景观空间形态。而空间的不断持续延伸基本符合逆向空间的组合生长规律，符合我国传统自然山水和谐共生的景观格局，建筑及其环境的建设完全融入了人的生活和审美，空间组合充分考虑了内空间与周围外空间的联系，景观视廊具有良好的空间延伸。按照逆向空间的原理，良好的空间发展应是有序和连续的，它始终保持着与自然环境的优美结合和生动宜人的内部空间格局[2]。但是其后随着城市的盲目地建设，林立的高楼阻断了其与北山、南山等的视线交换，长江边缘交换空间也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西山公园是当时长江上游一带最大的一所在自然式公园，其景观空间的生长演变持续合理，万县的近代并未使西山公园的景观形态遭到破坏。到了40年代后期，虽出现过由于管理不善而导致空间生长停滞，但整体来说，其景观空间的结构仍有序延续和持续生长。其内环境空间逐步丰富、生长，外环境空间临江一侧延续较好。但随着后来的城市建设，没有充分考虑景观效果的表达，使其通向北山和上游视线的通道被遮挡。

2.1 原始空间形态

西山公园建成以前，此空间属于万州城池的外空间环境，保留着原始的自然山水风貌，背靠太白岩，山形俊美，林木葱茏，与翠屏山隔江（扬子江）相望，景观效果较好。至明代于此修建西山观，规模宏大，两殿八厅，后有竹林花圃环绕，面临长江，高台之上与远山近水形成“点”空间交换；观的与北山城墙、长江水域的环境形成“边缘”空间交换，视线通透，有效的环境空间交换组合初步形成。但空间格局还局限于较小范围，简单的空间形态尚未达到逆向空间景观M合的多层次要求。随着岁月的流逝，西山观逐渐萧条，空间秩序紊乱，形成一片荒冢坟地，造成景观的极大浪费。

2.2 民国初期的空间格局

随着万县的近代化进程，城市逐渐发展，为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原有空间环境基础上开始修建西山公园，环境空间得到改造和拓展，空间结构逐步丰富显现，成为万县的重要景观节点。民国17年，此时的西山公园基本建成，园内主要建设有“九五图书馆”及“古物陈列馆”、钟楼、花园、水池、道路、亭台、石坝、“忠孝堂”、梅花林、茶花林等，整修园路，改建池塘，增建“体育国术馆”，植物林木苍翠，面积宽阔，眼纳浩荡长江，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游人如云。公园内蜿蜒的通道、体育开敞场地等开始构成园区的内环境空间，供人们游憩、交流，钟楼与亭台、建筑与山林等相互之间形成通达的视线景观交换廊道；运动场旁的望江亭，地势居高临下，俯瞰长江和两岸风光，近观明镜滩码头，远眺两岸村落田野、重山叠影的山水胜景；位于北山之上北山观、翠屏山双塔以及太白岩的太白祠均可俯瞰西山公园，它们相互之间形成了优良的视线交换空间；再者，城市周边的天子城，鸡哈寨，北山，狮子山、翠屏山、都历山等山峦景观均与西山公园之间视线通透，相互因借，相互渗透，达到良好的景观效果。但此时的西山公园虽然内外环境的景观良好，地理位置优生，其内部空间较为单一，景观空间还不丰富。

2.3 解放以后的空间演化

解放后的万县，商贸繁荣旺盛，作为通商口岸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人流汇集，西山公园也因此成为众多人流接纳场地。为顺应城市化进程，公园开始增加人员和园工，加强培修管理，整修西山钟楼、五洲池、园中干道、花丛小径；修建动物园、静园、亭阁、茶楼、儿童游乐设施、库里申科烈士陵园、露天电影场、月台、围墙等；植树种花，修筑花坛，完善公园6大景区，扩大公园景观，提高其园林艺术观瞻水平。此时的西山公园，由于道路系统的完善以及景点的丰富，使其内部景观空间富有变化，生动活泼；且可以直视太白岩、天生城、狮子山以及隔江相望的翠屏山；o园、钟楼是两处重要景观节点和观景点，园内地势较高的o园“静亭”可远眺千金石、岑公洞、草盘石、红砂碛等，形成“点”空间交换，景观效果极佳。时期的西山公园（改名人民公园）虽进行了部分改建，但由于周围建筑高度的限制和道路的取向，与周围景观视线通廊仍具连续性，由于面积较大，其视线依然宽泛，逆向的景观空间持续生长，景观风貌得以有效延续。研究发现，解放以后的西山公园内外环境空间在此时均达到环境空间发展史上的顶峰，外环境空间依然延续，内环境空间趋于成熟。

这一时期的内环境空间，作为一个空间要素混合体，逆向空间景观特征十分明显和完整：

外向交换空间――以西山公园为基点，城区中，翠屏山、北山公园、太白岩公园等较高大山体的空间要素组合构成了外交换空间骨架，山体与山体之间视线通透自然，景观视线、廊、域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山体与山体呈互为对景，对形成西山公园的外环境空间格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边缘交换空间――公园面依长江，水体景观成为其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视线通达的水体流域便形成了西山公园的边缘空间视域。整个公园东南侧的视线与长江形成宽广的水平视域景观效果。

内交换空间――环境要素在公园内的视线渗透，与城市内重要景观节点形成视线交换，主要表现在公园内的体育场、静园、动物园、五洲池、亭阁、园中干道节点、花园小径交叉点等。

点交换空间――园中的西山钟楼、千金石与岑公洞以及望江亭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点交换空间。岑公洞隔江对望千金石和西山钟楼，形成相互借望；位于北山的北山观，俯瞰万州港和西山钟楼，其点与点之间形成视觉通廊而达到良好的景观效果。

内环境空间――在公园内，体育场、静园、大块绿地等公共空间共同组成了内环境空间。道路起着转折引导，组织转换等功能，将园中景观节点进行连接。主要以阻碍转折、转向引导、阻滞停留等空间形式，采用“T”型或“L”型空间对人群视线进行引导和链接，并在地势起伏较大或空间构成较为复杂之处，以及因地形起伏或障景阻隔道路呈曲线性转向导景进入其他空间中起着导向性的作用。

2.4 现代城市空间

进入现阶段，西山公园的空间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空间组合遭受破坏。外环境的优良景观空间格局，与西山公园的空间交换功能开始逐渐消失。o园丧失了外交换功能，仅能维持其部分内部空间结构；钟楼的交换视域也受到影响，H仅保存了与长江和对岸的景观视廊，西南西北视线已无法延伸，整体景观空间效果有所下降。在城市的发展忽略对传统景观风貌维持和保护现状下，现今的西山公园仅能保持钟楼近范围的内部空间结构。

3 结语

西山公园的环境空间格局在长期的形成演化过程中，逆向空间原理的景观组合发生了变化，部分持续生长、顺利发展，部分则逐渐萎缩至消失。因此在当下城市经济不断繁荣而又不断开发过程中，我们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应注重保护城市优良环境空间的有效延续，认真探求如何才能有效的生长和延续优美的环境空间组合以及修复残损空间，保护现存的积极而有效的景观环境空间。

参考文献：

[1]袁犁、姚萍.历史文化城镇逆向空间序列特征研究及其意义.《第二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论文集-全球化进程中的城市本土性》.武汉：华中理工大学.2007：342～345

[3]姚萍，袁犁.历史古城镇逆向空间景观构成及其演化――以四川黄龙溪古镇为例[J].规划师，2010，26（1）：21-25，31

基金项目：西南科技大学重庆万州规划院联合项目“万州历史空间调查与环境空间演化分析”，项目编号（16ZH0145）

第9篇：逆城镇化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文化断裂；文化传承

任何的社会变革都是伴随着阵痛的。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进程也是如此，当我们急功近利的想要快速发展城市文明之时，我们却将优秀的传统的文化亲手毁灭。

一、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断裂的体现

1.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文化的断裂

中国历史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化能够完整的保存了上千年很好的说明了中华文化的传承性。经过数以千年的历史沉淀，城市保留着大量的文化遗产。但是因为战争原因，很多中华文化载体已经斑驳老矣。历史上出名的文化古迹和建筑也因为缺乏保护而危在旦夕。尤其以近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现代化大都市的比肩而立，无数钢筋混凝土搭建的城市逐渐取代的古旧建筑。虽然很多有识之士发出了保护文化古迹的呐喊，但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依然左右着市政工程建设。

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市政规划为了面子工程，不顾当地实际情况，乱拆烂建，完全仿照其他城市的规划建设。不注重当地的城市形象以及城市文化底蕴。更有甚者，依靠当地得天独厚的资源疯狂的获取利益，不仅造成环境破坏，更加伤害了城市文化特色。

从改革开放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历史阶段，我国传统文化一直在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洗礼。其中一部分人一直采取拿来主义，对于外来文化全盘接受，对于本民族文化全盘否定。这样不仅造成了文化传承得到破坏，更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遭受巨大创伤。并且，因为拿来主义的影响，人们在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和排斥倾向，从根本上造成了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和文化自尊心的丢失。

2.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文化的断裂

在城镇化进程不断发展到今天，曾经广袤的农村也开始逐渐被高楼大厦所取代。这样就使得传统的乡村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导致乡村文化逐步土崩瓦解，造成乡村文化出现断裂。

中华民族是以农耕民族为代表的传统民族，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制度沿袭了上千年。可以说农村文化是铸成中华文化的奠基石。但是因为近年来乡村大力的开发宣传，城市文化顺势进入农村文化，对其传统的保守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农村文化失去了传播的优势与条件。更多的农村人走入大城市之间打工、求学，对与传统的乡村文化开始逐渐摒弃。农村为了经济发展，大力进行招商引资，将村落、祠堂、耕地转移给开发商进行改造、扩建，导致农村文化遭到严重破坏。

农村文化的日渐衰落与其自身内容也有关系。长期以来，农村文化就被贴上了落后、愚昧、草根等文化标签，其粗糙简单的文化表现形式也不再被人们所接受。究其原因，在农村文化逐步发展中，文化自身因为自身的狭隘并没有做到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处理方式，导致文化自身封建的，不合理的文化大量存在，而优秀的，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内容也没有发扬光大。这些特点就导致文化后继无人的情况出现。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产生于农村文化，这些非物质遗产的传承方式大都是父传子，兄传弟的家族继承方式，这样的文化狭隘心里必然导致文化断裂。

二、城镇化进程文化断裂实例――以苏州为例

伴随着苏州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苏州的城镇化建设要求已经从高速发展转为品质发展的阶段，既我们现在所说的逆城市化现象。所谓的逆城市化现象就是城市居民为例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前往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乡村进行生活。这样的条件下，加快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素质，建设和谐社会新农村的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苏州因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国家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政策的引导，使得苏州在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而且，伴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城市化改革号召，苏州城内的建筑、文物、非物质遗产等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研究苏州城市化建设中避免城镇文化断裂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苏州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南方水乡，地域特色和文化特征十分鲜明。在苏州城内建设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上述城乡发展的问题，比如盲目的照搬现代化大都市的建设模式、套用发达城市的发展方式等问题。有关数据表明，在2012年8月之前，苏州城市中共有83个村镇街道，1150个行政级别的村落。10253个自然村落。随着自然村落的逐渐消失，乡村文化消亡的趋势和速度都是不可阻挡的。苏州的城市在不断发展，而乡村却在不停消亡，原有的老街区成为了苏州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绊脚石。这样的现象不仅对于水乡农耕文化物质遗产造成了毁灭性的的破坏，还使得水乡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

出现这样的问题症结在于苏州的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制定出一条符合自身城市化发展的道路，同时，苏州并没有成功的总结自身发展经验，盲目的照搬照抄其他城市的发展方式，导致失去了自身的文化魅力。

三、新型城镇化对文化传承的诠释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期，从经济到文化都处于巨大变革的时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思想文化也必须大踏步的跟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生活水平还是十分不平衡的，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文化的传承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要适当提出文化战略以及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强调文化立国的根基。加大中华传统文化的宣传培养力度，让青少年从小就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于经济稍微落后的地区，我们要加强对于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保护力度，保证文化遗产的香火传承。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使其能够对于文化传承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并自觉维护传统文化。

乡村文化是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一种文化形式，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是别的文化所不具备的。乡村文化作为“接地气”的文化更要加强其继承和保护，我们应该采取海纳百川的精神对待乡村文化，对待更多的草根明星。

结束语：城镇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并且会一直前进下去。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情况，我们应该全面考虑并且逐渐改正。尽管问题重重，但是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未来的发展道路一定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陈少峰，王帅.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建设[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