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政治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时事政治论文范文

要想加强时事政治教学,首要的就是收集最新鲜的时政材料。时事政治,讲究的就是“时”,就是最新的、具有学习意义的国内外新闻、时政热点,因此要排除不具备时效性的材料。当然,这些时政材料不仅要是最新的,还要是正确的,是经正规渠道(如新闻、报纸等)获取的。由于网上信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所以教师对于来源于网上的信息要加以辨证,分辨其是否是准确的、可靠的。此外,这些时政材料除了时效性、准确性之外,还应具备正面性,要选择正能量的时事材料,切忌将一些反动的、带有负面影响的、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新闻带进课堂。

(二)鼓励学生收集材料举办“新闻会”

仅仅教师收集时政材料毕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所以我们要鼓励学生自主收集、整理时政材料,将学生的目光从狭窄的学校和家庭转向社会,让他们通过各种形式来收集材料,关心国内外大事,关注社会发展,培养他们与社会接轨的能力。在学生收集完材料后,我们可以举办一些小小的“新闻会”,每节课开始前,让两三名学生进行新闻,要求他们表述清晰简明,突出热点、焦点,避免内容重复。在学生要闻后,教师应适时地进行点评,并引导学生谈感受、提问题,教师带着与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进入正式课堂的学习。通过开展新闻会的形式,调动了学生自主参与的积极性,也使学生动手(搜集、整理材料)、动口(口头表达)、动脑(观察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

(三)结合新的时政资料,进行理论教育

以前,有许多学生只注重主料,只攻数理化,忽视了政治理论的学习,近年来,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学校开始安排学生收看新闻,我们便决定利用这一手段,从学习邓小平理论入手,加强德育的渗透工作。我们抓住了一些学生能感受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组织学生结合时政内容进行探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发现,初三学生政治理论的学习态度明显有了改观,一位学生说:“以前学政治理论虽然知道它是正确的,但感觉离我们太远了,没积极性,而今学习邓小平理论则有现实的、直观的材料让我们感受,使我们认识到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这种认识必然会化为动力,促使学生去学习邓小平理论,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

(四)丰富多彩的课外时事教育

1.举行时事知识大赛。一些学校会举办校中学生时政大赛。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先在班级内进行预赛,之后参加年级复赛,最后确定学生参加学校的决赛。通过广泛宣传,层层选拔,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集体主义观念。

2.引导学生编写时事小报。时事小报的作用有以下几点:(1)巩固学生时事政治材料的记忆,加深了解。(2)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3)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引导学生编写时事小报,可以是一周一期,也可以是一个月一期,让学生自由组合、分工合作,在学期末评比出做得最好的时事小报,对该组学生进行奖励。

第2篇：时事政治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转型，事件公众，政治沟通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由以往的国家主导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转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有了基础，社会自身开始发育并形成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并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开始向国家表达要求或施加影响。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利益表达需求增长，要求政府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建立科学的政治沟通体制，以增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公共事件日益增多，短时间内引发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关注的群体包括政府部门、社团组织、网络、媒体、普通民众等。要解决好公共事件引发的社会关注，就需要有一套制度化的政治沟通。在政治沟通的过程中，处理好由公共事件所引发的事件公众之间的关系是重要内容。

1、政治沟通

关于政治沟通的定义本科毕业论文格式，理论界说法不一。政治沟通理论的创始人卡尔·多伊奇主张运用控制论、信息论去理解政治沟通，政治系统运行过程被他抽象为信息的交换和控制的过程，通过政治沟通来理解政治过程[1]。

有学者主张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理解，即通过一定的政治传播媒介，不同政治主体之间互相传递和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国外有学者综合两者认为，政治沟通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方式——不论是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或是利益动员——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2]

简而言之，政治沟通就是通过一定的沟通渠道来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

政治沟通的要素包括沟通主体、沟通渠道、沟通客体、沟通方式和反馈。沟通主体是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现代政治是大众政治，其政治主体多种多样，既有政治精英，更有平民百姓，既有政党、利益集团，也有社区组织论文提纲格式。因此，从政治沟通主体来看，政治沟通主体具有多样性。事件公众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沟通主体。

2、事件公众

事件公众，简而言之，就是在公共事件中直接或者间接、关注甚至参与到该事件的公众群体。事件公众可以是与该事件切身相关的群体，他们直接参与到事件中，比如07年厦门PX事件中化工厂规划选址附近居住的市民；也有与自身利益是间接相关，或者关联度并不大，但对公共事件持续关注的群体，比如09年杭州飙车事件中的市民、学生和网民。事件公众作为政治沟通的主体之一，与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媒体等其它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推动着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

3、事件公众的特点

首先，不管直接参与或者间接相关，事件公众因公共事件的产生而出现，同时也因为公共事件的结束而消失，所以中国目前的“事件公众”又可以称之为“即逝公众”。“中国式的事件公众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常态，而是偶然发生的。这些事件能否成为公众事件，并不能预期。一般而言，即逝公众关心的事件有一定的严肃性或者相当严肃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也具有相当的公共事务性质。可是即逝公众缺乏稳定性，在不能公开表示个人观点的环境中，更是缺乏内部争论性”。[3]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特林将“事件公众”称之为“短暂群体”。“短暂群体”有三个特征：同时、快速和饱和。[4]“同时”指的是当事件发生时，大量的人关注并参与其间。“快速”指的是，事情的发生和消失都不可预测，来去快速无常，由此形成的公众也是一样。“饱和”指的是，事件发生时，极度占据传媒视听空间，受众极度扩大。

其次，事件公众群体并不具备社会各阶层的代表性，它的构成是受条件选择的。中国的民众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他们由各种各样的人员所构成。不同的人由于身份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要求不同，因此，他们在政治沟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区别。一般而言，文化程度高、收入高的公民比较热心于政治表达，相反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公民一般不善于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

比如，无论是“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还是“陕西华南虎事件”中，“网民”是事件公众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事件短时间内成为社会热点，并引起有关政府部门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而在现阶段能够掌握网络这种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知识层次较高和收入相对丰裕的人身上。我国网民分布的城乡和地域差异非常明显。在信息富有方面，知识分子占据明显优势。在这其中，少数知识精英担当起了意见领袖的角色。由此可见，现阶段的事件公众体现出阶层的分化性，并不是全部社会阶层的代表。

4、事件公众对政治沟通的作用

首先，事件公众会产生一定规模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推动了政治沟通的发展。公共舆论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组织政权的基础，是检验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是各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依据和出发点。在放大的舆论环境下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部门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关注。

当代中国公共舆论的特征有群众性、代表性、政治性和多样性。公共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沟通的动力有四个原因：公共舆论是政权的社会基础、公众向政治系统表达利益的公共需求、各种利益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公共舆论的政治监督功能。“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推动政治沟通，其根本原因在于，舆论监督的公开性能够形成一定的政治威慑力。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也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但通过批评、揭露、呼吁、建议等手段，却能够产生出强大的舆论压力、心理压力及社会影响。它能够监督政府负责地进行政治沟通，履行自己的责任论文提纲格式。”[5]

其次，事件公众体现了公众群体关注并维护自身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意识，部分公众正在慢慢的培育和长成为公民。公民群体不仅善于利用政治沟通维护合法利益，还对政治沟通的渠道起着塑造作用，在进行政治利益表达时会通过成熟与合法的途径进行，这就促进了政治沟通机制的完善和社会的稳定。“公民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各种政治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政治的一般过程，它既是政治过程的起点也是政治过程的终点，因此，公民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体现在政治过程的每个部分和每个环节”[6]。

以厦门PX事件为例，政治沟通的发展过程首先是非制度性的，集中表现为“散步”事件，接下来便是制度性政治沟通阶段，即公民参与程序的出台和人民建议征集活动等。厦门市政府就PX项目工程停建搬迁还是缓建问题，通过媒体、网络、座谈会等渠道邀请市民参与，充分展现沟通的意愿，市民们也积极主动参与到其中，促进了事件的最终解决。《南方周末》这样评论到：“在事件全程中，我们见识了厦门市民强烈的公共精神，见识了他们的英雄主义气概，见识了一个新阶层，即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崛起，他们那样的帅气，那样的坦荡，仿佛一个阳光少年。他们的崛起意味着人民已经长大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意味着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即市民时代正在到来。”[7]

5、总结

事件公众能在今天的中国出现，这标志着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公民的政治要求和公民意识已经在走向成熟。公众在具体日常公共事务（也就是问题）上投入关切、贡献意见、有所建言，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为公民，并推进政治沟通的规范和完善。正如戴扬所说，“就具体问题表述立场就等于构建公共领域。”具体的公共问题讨论和辩论“可能在几十年中都对谁参与讨论和用什么语言来讨论产生影响。”一个社会的“有效公共结构”就是这样逐渐积累而成的[8]。

作者姓名：邢林

工作单位：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

[1] K.W.Deutsch,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w York:Free Press,1963.

[2]参见“政治沟通”辞条，[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92页。

[3]徐贲：《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参见221.231.132.79/show.php?id=3858。

[4] T. Gitlin, Illusions of Transparency, Ambiguities of Information.Notes on the Globalization of Fugitive Communities. In Tore Statta, ed., MedialE the Transi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Oslo IMK Reports Series. OsloUniversity Press, 1996.

[5]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6-21页

[6]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第61页。

[7]《祝愿厦门PX事件成为里程碑》，载《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8] Daniel Dayan, The Peculiar Public of Television.Hermes, 11-12(1997).）

第3篇：时事政治论文范文

把时事热点材料与教材基本理论知识相结合，突出对学生的理解、分析、运用等能力的综合考查，是近些年来政治高考的一个重要特点。以一年的时事或以时事为情景材料设计题目，在近几年的政治高考试卷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98年试卷为例，在总共39道试题中，除去纯时事题，以一年来的时事为背景材料设计的有24题，占试题总数的61.5%，分值占试卷总分的8%,尤其是主观性试题，无一不是迎着时事热点、重点问题上，不仅考查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而且考查学生对时事热点、重点问题的分析能力和认识水平，将理论联系实际推向更高层次，并体现出知识、能力、觉悟的有机统一，对推进素质教育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鉴于政治高考的这一特点，我们在指导学生复习的过程中，就不仅要搞好“时事热点心题”部分的教学，而且在对教材基础知识进行第一轮复习的时候，就必须关注时事教育，把考点讲析与时政教学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复习效率。

将考点讲析与时政教学相结合，也就是要改变以往第一轮复习中只是对高考考点内容进行梳理的方式，把对考点基本理论观点的讲解同相应的时事材料分析结合起来，使第一轮复习内容更加深化。从具体操作方式来说，其一，要认真清理高考考点中所含的基础知识，使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原理等有全面而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凡《高考说明》中列入考查范围的知识点都要逐个进行清理，并初步理出其内在联系，让学生做到心中有数，知识脉络清晰。其二，根据有关知识点挑选、准备好时政材料，凡时事热点、重点与高考点知识的结合点都应予以必要的关注。在进行考点讲析的过程中，或是引导学生运用基本理论观点对相关是时事材料进行分析说明，或是以时事材料作为切入点辅导学生进行基础知识复习。例如，在带领学生复习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地位、作用、领导方式”等考点内容之后，向学生提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洪救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等重大时事材料，使学生明确党的领导作用在多方面的体现，进一步加深对这部分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再如，以当前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的货币政策和启动消费的政策这一时事热点为切入点，帮助学生复习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生产与消费、从实际出发、国家职能等多个知识点，培养学生多角度、全面地分析和认识问题的能力。通过以时政材料印证和理解基本理论知识，运用基本理论来认识和分析时事材料，使基础知识复习与时事学习相得益彰。其三，精心设计基础知识和能力训练题，讲练结合，巩固提高。训练题的编制，以时事材料体现基础知识为主，以多种题型、从多个角度命题，力求达到既能再现基础知识，又能锻炼学生分析和表达能力的效果。通过对训练题的认真深入的评析，帮助学生掌握材料题的解析方法和答题技巧，使之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增强效果。

把考点讲析与时事教育结合起来，有以下一些独特作用，第一，避免简单重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考前对高考知识点进行一次认真清理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只是把教材基础知识再向学生作一次讲解，甚至于只是将教材划一遍了事，无异于是“炒剩饭”，容易使学生产生厌烦心理，对复习课失去兴趣。把清理知识点与时事教育相结合，就会产生常学常新的效果，从而激发起学生的兴趣，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复习中去。第二，以时事材料为载体进行基础知识清理，把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运用时事材料来印证和理解基本理论，能深化学生的认识；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运用基本理论观点去观察和分析时事热点、重点问题，能帮助学生能动地把握教材理论知识的重点，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力的培养非一日之功。在基础知识复习阶段就让学生接触具体材料，更有利地克服考试中存在的“两张皮”现象。第三，有利于及时对教材基础知识作出补充和完善。《课程标准》指出“时事教育的内容是对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重要补充”。随着实践的发展，党和政府对实际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因此在带领学生对高考考点内容进行复习的过程中，必须及时把时事中党和政府的新认识、新观点、新政策补充进去。如果只是“照本宣科”，难免出现疏漏甚至是认识上的偏差。第四，克服时事复习中考前集中突击的弊端，提高学生关注时事热点的自觉性。不少学生认为时事政治学习只需要在考前抽出一点时间临时突击背一下就行了，殊不知现在高考试卷中即使是基础知识的考查也离不开时事背景资料，以致于考过以后抱怨“试题超出教材范围”。由于时事政治内容广泛、信息量大、时效性强，其中与教材知识有相当关联度的内容往往是命题的选材之处，用集中突击的方法是无法准确把握时事材料的主题的，也就难怪对材料题“面生”了。把考点讲析与时事教学结合起来，则能引导学生时时关注时事新闻，通过教师的教学和自己的主动思考，从而在更广的范围内占有时事材料，并提高自己对实际问题的认识能力和水平。

当然，把考点讲析与时事教育相结合，也要注意：不能把基础知识复习课变以单纯的时事课，基础知识是“源”，一定要认真细致地进行清理和落实；时事材料要精心选择，既要注意覆盖面，又不能太滥，同类材料中要选择那些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社会关注度高的；考点讲析中的时事教学不能代替“热点专题讲座”，对于非常重大的时事热点，在第一轮复习以后进行多角度、全面的系统复习是必要的。诸如农业问题、抗洪救灾问题、修改宪法问题、宏观调控问题、以及两件大事等等这些99年高考复习中的重大热点问题，由于涉及的点多面广，即使在考点讲析中已有介绍，仍有必要通过专题形式，进行系统地分析和综合，以帮助学生开阔思路，加强整体把握，做到融合贯通。

总之，把考点讲析与时事教育相结合，让学生在学中用，用中学，学用结合，使知识与能力相统一，定能使我们的复习更具吸引力，更富有成效。

第4篇：时事政治论文范文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第5篇：时事政治论文范文

 

汉朝是在经历了秦王朝“暴兴速亡”的历史演绎，楚汉战争的杀伐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王朝。然而，朝代的更替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索。因为，秦末农民大起义，迅速推翻了秦王朝，这_事实引起了汉初统治者深入思考。周王朝“积德累善十余世”才统_了天下，秦国“奋六世之余烈”才完成了一统大业。但是，强大的秦国被农民起义摧垮，而刘邦则借农民起义的力量统一天下。农民起义如此巨大的力量，这是刘邦统治集团前所未闻的。他们获得政权之后，如何避免重蹈秦亡的覆辙，总结秦亡的教训，研究巩固新兴的封建大帝国的策略，就成了统治集团思考和议论的中心政治问题之_。而这种需要,就为政论文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加之，“此期的文人士子继承先秦士人的人格传统，具有奋发向上的精神，他们关心政治，与政治亲近”[1]以思考政治问题。其思考的结果表现在文本上,就是论说性文章中现实政治成分的增加。朝廷文人本着“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士,察盛衰之变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的思想，兼采诸子学说，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总结秦王朝迅速崩溃的教训，为西汉王朝的巩固及长治久安出谋划策，陈古论今，揭开了汉代政论文辉煌的序幕。

 

因此“自汉初始，陆贾、叔孙通、贾谊、贾山、董仲舒等人直到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们，就对刑德、治乱、藩国、边防、选官、赋税，盐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根据儒家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他们的阐说当然有许多不切实际之处，但如果比较_下先秦儒家的著作，我们依然看到，汉儒所面对和思考的东西已大为具体化了。”]因此，汉初的文人知识阶层或在朝廷任职的文人，为了适应这种政治需要，纷纷以“政论文”为手段，陈说自己对新王朝兴衰的关怀。“汉儒对国家、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而且“在思想领域，士人积极地为新政府服务。他们自觉地拜倒在天子脚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丨”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悻而有慚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

 

刘邦对于自己为什么能够得天下,秦为什么失天下,并不十分清楚，所以，当陆贾在他面前称道“诗书”之时,他却以为“马上得之”实在用不上“诗书”当陆贾建议“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时，刘邦才开始思考“得失成败”问题，便让陆贾著文以回答这一问题。其他文人与陆贾_样，适应这种政治需要，便以政论文的形式表达对政治的思考，这就有了陆贾的《新语》®和贾谊的《新书》。

 

陆贾之《新语》，如前文所引《史记》载，系作给刘邦的，共12篇。分别是：《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辨惑》、《慎微》、《资质》、《至德》、《怀虑》、《本行》、《明诫》、《思务》。

 

在《新语》中，陆贾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分析历史上各时期、各朝代、各国家得失成败之理;列举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并陈述这些政治人物所涉及到的政治事件、社会影响、治世方略、处世方式等，从中归纳总结出自己所要表明的治国大略。这种论说，时时在为重建汉初社会秩序着想,为刘邦集团的现实政治统治服务。

 

总观陆贾的《新语》,他首先强调治国要以仁义为本，反复论说行“仁义”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他说：“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席仁而坐，仗义而强。”这样，他就把先秦诸子用以规范人行为的“仁义”这_道德伦理规范，从统治者施政层面将其提升为国家治理策略。其次，陆贾提出，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处理好德教与刑罚的关系,应当尚德轻刑。秦朝因酷法残暴，二世而亡，乃是因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但他并不绝对排斥刑罚,而强调要“宽刑尚礼”要“因天时而行罚”“进退循法，动作合度”“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再次，陆贾《新语》重在言政治，总结历史得失的经验教训。正如王充《论衡案书篇》所言：“《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6]也就是说，《新语》中涉及治国策略和治国理念，都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思考。正如任继愈所说，陆贾的思想，“首先不是对某家的继承，而是对现实的反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7]因此，陆贾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原因，从而寻找治国策略，其目的是探究统治方式，改造刘邦的统治思想。如果把《新语》与先秦诸子著作相比，就会发现，《新语》的政治性要强得多。与《老子》、《论语》相比,它不是探究世界本原的哲学论说，也不是在追究物质构成的精辟论述,而是从社会治理需要层面探讨“仁义”“道”对于社会规范的作用;与《荀子》人性论相比，它不是探讨人的本质的善与恶，而是从人的社会性方面探讨社会政治对于人的规范性要求。因此,“把陆贾和贾谊归为任何一个学派都不准确,两人是汉初的政治人物。”这也说明，从先秦到汉初,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政论散文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说，《新语》中过多的政治内容，陆贾本人被称为所谓的“政治人物”都与汉初社会政治治理需求有关。也可以说，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为“政治人物”的政论文的生长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正因为如此，陆贾才在《新语》这样的政论文中增加了更多的现实政治因素。

 

除陆贾的《新语》以外，贾谊《新书》也是适应统治者治理需要而出现的政论文。贾谊的《新书》是在西汉后期由刘向整理编辑而成。目前所见《新书》篇目为：《过秦(上、中、下)》、《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等齐》、《服疑》、《益琅》、《权重》、《五美》等等。多数为政论文，也有一些答问和告诫之语。与陆贾《新语》_样，《新书》是为探索更有效的治国之道而作。贾谊的《新书》，主要贯穿“民本思想”和“礼法”观念。《新书大政》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民本思想。“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战之胜也”“民欲胜也”贾谊深刻地认识到，秦朝曾经“席卷天下”‘‘威震四海”而到了“万民离叛”的时候，就会出现“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的状况和结局。因此，贾谊向汉初统治者提出警告‘夫民者，事之本也。”]这是贾谊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贾谊认为古代的贤君圣王，以礼义治国，统治持续六、七百年，而秦国专恃严刑峻法，结果只存在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贾谊据此反驳那些认为“法”比“礼”更重要的人,他认为，要实行礼治，必须有一套符合“礼”的制度。所以贾谊提出改制，“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贾谊虽然把礼治社会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目标，主张以礼治国，但他并没有摒弃法治的作用，只不过他反对如秦那样片面强调严刑峻法。就“法治”和“礼治”的关系而言。贾谊强调“礼”。法”二者均不可偏废，而应以“礼”为首。他说:“礼,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为功，始治天下为德，因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与汉长无极耳。”[10]贾谊认为，建“顾成(文帝)”之庙，是标志文帝不苦民，以德治天下的开始。所以，夺取政权靠武功，巩固政权赖德治。他认为，“礼”和“法”对于取得了政权的统治阶级都是需要的，二者“交若缪缠”缺一不可。“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力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巩固统治。总之,贾谊也是从帝王统治的长治久安来论说政治。

 

因此，汉初，由于治理的需要，才出现了这种关怀历史事实和现实政治的政论文。然而，这些发论，使得政论文多为反思秦亡的教训，提出治世策略，这“已不像战国散文主要探讨未来社会的建设方案，而是主要阐述重建大一统强国的种种措施。”也就是说，政论文是以内容上总结秦亡教训、提出治国主张来适应政治治理需要的。

 

到了西汉后期，政治逐渐走向衰败和没落。自汉元帝即位之后，西汉中央政权日益削弱，大权渐渐到了外戚、宦官的手中。这些外戚、宦官和朝中的_些大官僚，既互相争斗，又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朝政日益腐败，政治越来越黑暗。早在元帝后期，便出现了外戚许氏、史氏和宦官弘恭、石显等交结乱政的局面，上层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已经表面化了。成帝即位以后终日游乐，不理政事。他任用舅父王凤(成帝之母王皇后之弟)任大司马大将军,操纵军政大权。王凤与另外四个兄弟王谭、王立、王根、王逢时把持着朝廷。所以班固在《元后传》中说:“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阳朔元年(前24年)，有人向成帝推荐刘向的儿子刘歆“通达有异才”成帝召见了他，“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成帝没有办法，只好让人报告王凤，王凤果然不同意，此事只好作罢。15]社会的衰败，带来了严重的矛盾。西汉末年，出现了_种新的土地占有形式，即大商人、大官僚通过购买或者兼并的方式占有大土地，如《汉书匡张孔马传》:成帝时身为丞相的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价，它财物称是。”《后汉书阴识传》载:西汉末年阴识，“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17]这些土地被当作商品买来并非只是一种聚敛的手段，而要在土地上进行固定的经营。如《后汉书樊宏传》载，樊重的田庄：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吏,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力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18]这些人交结官府，称霸一方,高利盘剥，贪得无厌，上层统治者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度的生活。他们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社会隐藏着严重的危机。

 

适应这一形势，西汉中后期，又有《说苑》、《新序》等属于专论性质的政论文。《说苑》共二十卷,刘向撰著。刘向曾领校秘书，《说苑》就是他校书时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按类编辑的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有作者的议论，以之阐说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有一定的哲理性。《说苑》原二十卷,后仅存五卷，大部分已经散佚，又经宋曾巩搜辑，复为二十卷,每卷各有标目。二十卷的标目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其意在劝诫汉帝，振作朝政,从而确保刘氏江山。这一动机，也决定了《说苑》一书所关注的重点，即在如何治国理政。刘向认为，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君道”(为君之道)和“臣术”(为臣之术)两个方面。关于为君之道，刘向借师旷的话作了说明：

 

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

 

就为臣之道来说，刘向指出：

 

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很显然，无论为人君，还是为人臣，最为根本的就是要做到：“建本”刘向认为，“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无论君臣，都要注重个人道德的修养，以之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因此，“君道”“臣术”和“建本”就构成《说苑》_书思想体系的中心。也就是说，统治者们应当重视治国理政与道德修养的_致性，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以巩固统_的封建政权，使得国家长治久安。在治国策略上，刘向认为应当“爱民”《说苑》主要在阐述治国之道和为君、为臣之术，也是为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政论文。

 

《新序》为刘向作®其内容大都和政治有关，多为劝诫统治者，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通过历史故事，来表现自己反对暴政，反对奢侈的思想倾向。《新序刺奢》认为：桀纣不惜民力，施行暴政，杀戮无辜,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结果走向了反面，天下背叛，身死人手。这是刘向在告诫统治者罢省严刑峻法，爱惜民力。此外，《新序》中还有对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规范的系统论述。可以说《新序》_书的出发点就是为挽救西汉王朝覆没的命运而作，以维护和巩固汉朝的统治政权。卢元骏在其《新序今注今译》中说““其曰治国，则必为人君者率之以正，赏人之善，博采民隐,而师事之，国乃可治;其曰任贤,则必为人君者，能知贤善任，敬之礼之，以兴国政，以抑强邻;而退不肖，乃克免于战乱。故《新序》_书，其为兴教化、宏治道者，岂惟为汉规鉴，亦足为万世致太平也。”21]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新序》的“谏书”性质。作为汉朝王室的一员，作为饱读诗书的儒家知识分子，刘向面对西汉政治的曰益衰落，其内心固有的忠君意识和忧患意识愈发强烈。在内容上，《新序》记录先秦至汉政治家们的德行修养、用人之术、治国之道、功过是非、成败得失、智谋韬略以及守节之士、义勇之士的典型事迹，用以说明政治治国的方略。

第6篇：时事政治论文范文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12&ZD122）。

作者简介：李育书（1982-），男，江苏滨海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博士。

摘 要：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包含丰富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政治不再建立在道德之上，而是另有根基；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能，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等。人们通常主张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关注的是，政治与道德分属外在事务与内在事务的不同领域，应该互不干涉。这个主张的存在是由于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教分离的传统，发达的公共领域和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土壤为其提供了保障因素，在规范政府行为、保护个人权利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值得肯定。但它既忽视了对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的讨论，也忽视了自身得以产生并赖以运行的社会文化土壤，有以偏概全之嫌，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

关键词：政治； 道德； 马基雅维利 ；霍布斯 ；洛克 ； 古典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6-0011-06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乃至日常生活中，政治与道德分离都是一句流行话语。但政治与道德分离所指涉的具体内容很少得到正面阐述，人们也很少关注这一话语背后的理论针对性，使得这一主张仅仅成了一句流行话语，其理论意义亟待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将首先从这一流行话语出发，重点讨论该话语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发展脉络，然后分析该话语的社会文化背景，最后讨论其时代意义与局限。

一、政治不再以道德为根基 （一）马基雅维利：政治不再关心道德

马基雅维利开启了政治实证路径的讨论，把政治限定在治理与权术之上，其政治的主题是如何治理国家。在这一主题下，政治只是关于权力运作的技艺，政治应该关注如何统治，而不必关注道德学说。正如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指出的：“他写的几乎都是治国之道、兴邦之术、增强国势之策和导致国家衰亡之虞。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几乎是他关心的唯一课题，而且他把这种手段和措施同宗教，道德和社会考虑几乎完全分割开来，除非他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1]（p.394）因此，对马基雅维利学说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政治决策同道德分离”[1]（p.395）。

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专门讨论政治的根基的论述并不多。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论述中，马基雅维利从否定方面论述了道德不能成为政治的根基，“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2]（p.57）。当然，长期以来，马基雅维利一直受到种种负面评价，人们认为他主张的政治不讲道德，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实，这种评价混淆了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思想和符号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所做的工作只是不把道德作为政治的根基，但绝不等于他是一个专门怂恿人们去作恶的思想家。“总起来说，与其说他是不道德还不如说他是不关心道德”[1]（p.394）。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几乎从来不讨论道德，但在《论李维》中他的兴趣显得稍许改变，开始讨论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德性。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君主论》和《论李维》之间存在矛盾，似乎在《君主论》中被束之高阁的道德在《论李维》中又重新登堂入室了，其实不然，两本著作在根本上并无矛盾。《论李维》重点讨论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共和国公民所具有的道德，偶尔论及君主等政治人物的道德，而且马基雅维利讨论平民道德更多着眼于社会风气和公民精神，政治人物的道德更多时候是他获取成功的累赘，这种道德也许是良好的社会风气所需要的，但绝不是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马基雅维利倾心于罗马共和国的道德，但他自始就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古代的道德不可能照搬到他所处的时代，因为时代已经发生改变，马基雅维利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变化的趋势，并认识到这种趋势将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与倾心罗马共和国道德形成强烈对照的是，马基雅维利对基督教道德显得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基督教道德充斥着羸弱和虚伪，无论是对于政治生活还是对于日常生活都是有害的。“这种生活方式让世界变得羸弱不堪，使其成为恶棍的盘中餐；看到那些一心要上天堂的民众，只想忍辱负重，从来不思报复，他可以放心地玩弄世界于鼓掌。”[3]（p.214）就马基雅维利对待基督教道德的态度来说，倒是大大区别于同期的其他思想家，他忽视了基督教道德与现代政治也可以建立一种特定的关系，从这点来看，更加可以说明马基雅维利的确只关心政治技艺，而不关心如何让道德与政治相合作。

（二）霍布斯：政治另有根基

与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基础避而不谈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霍布斯讨论了政治的基础，他不但不再从德性来讨论政治起源，而且明确把政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

在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中，激情（Passion）与理性（Reason）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利维坦》开篇就讨论激情，认为激情是人的本能，激情主要包括虚荣和恐惧。虚荣让人充满了争斗，于是在自然状态中出现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最大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恐惧的激情让人认识到，如果放任这种战争状态，最终会带来死亡，因此要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并把权力交给者。这样，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最终在激情的支配下走向了政治社会。

在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中，政治本身是理性的设计，政治的运行规则也是理性。政治是理性的设计，这集中表现在“利维坦”身上。利维坦是人们利用技艺（Arts）制造出来的，是理性的产物。利维坦被创造出来之后，要依据理性规则决定自己的运转，作为利维坦灵魂的者也是依据理性，也即根据自然法来治理这个国家，“自然律是理性所发现的戒条或一般法则”[4]（p.97）。因此，政治的运行规则是理性，而且这些自然法是通过人的理性都可以认识的。而最终在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中，理性和激情是能够统一的，激情之所以最终选择了妥协，是因为理性的作用。对此，当代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称这种怕死、担心回到自然状态的恐惧是“合理之恐惧”（Rational Fear），“恐惧之激情也伴随着人之想象、预测、盘算等理智之作用，因此恐惧应内含这种理智”[5]（p.12）， 恐惧的激情背后亦是理性。这样，霍布斯把政治建立在了理性的基础之上。

不但如此，霍布斯还专门批判了政治的德性基础，认为德性不能成为现代政治的基础。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德性观念做了改造，把德性归于虚荣，把颁发荣誉的权力归于者，变成政治权力的附属品，取消了德性自身的崇高地位。而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德性为基础区分出三种政体的变体，即君主制蜕变为僭主制，贵族制蜕变为寡头制，霍布斯也不同意把德性纳入政体划分的依据之中，他认为只存在以人数多少来划分的三种政体，不应再掺杂德性的说法，从而取消了德性在政治中的位置。

（三）道德摆脱政治过程中留下的缺口

霍布斯在政治建构中为信仰与道德自由留下了缺口。在《利维坦》第三卷和第四卷中，霍布斯重点讨论了政权和教权之间的关系，主张教权服从政权，但对于信仰自由问题，霍布斯尚显犹疑。一方面，霍布斯认为信仰属于臣民的内在事务；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凡是涉及公共话题的信仰应该由者来决定。“内在信仰就其本质而言是无法看到的，于是便也不受任何人间的司法裁判，但由此而发的言行如果破坏了世俗的服从关系，则在神与人之前都是不义的事情。”[4]（p.420）他在信仰问题上表现得很是犹疑与矛盾，这就留下了信仰自由的缺口。

斯宾诺莎进一步撕裂了这个缺口。一方面，斯宾诺莎也承认者对公共信仰享有权力，“执掌统治权的人什么事情都有权过问，所有之权都有赖于他们的命令”[6]（pp.258-259）。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斯宾诺莎接过霍布斯的逻辑，并以此为武器来论证思想自由，认为对于思想应区分为者难以管理与者不应管理两个层面。在难以管理层面，“强制言论一致是不可能的”[6]（p.275），“人的心不可能由另一个人处置安排的”[6]（p.270）。在不应管理层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力，而且应该保有自己的思想；思想自由为科学艺术研究所必须。如果当局来管制思想，“其结果必然是，人们每天这样想，而那样说，败坏了信义（信义是政治的主要依靠）”[6]（p.275）。斯宾诺莎既主张不应该干涉信仰，也认为者干涉不了信仰，明确了对于那些并不威胁政治的思想，其自身具有独立性内容，不受干涉。这样，斯宾诺莎就在思想自由问题上进一步撕开了霍布斯的缺口，这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政治与道德属于不同领域，也为之后洛克明确提出内外之分打下了基础。

二、政治不得干涉道德 （一）洛克：政府目的与内外之分

洛克对政治与道德分离原则的确立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讨论政府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根本的，是对内外之分的确认。洛克认为，政治属于外在事务，宗教与道德属于个人内在事务，它们分属不同领域，外在不得干涉内在，政治不得干涉道德。

讨论洛克政治学说中政府的目的，必须联系洛克的整个社会契约理论。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不同于霍布斯的重要方面在于，洛克的自然状态基本属于自足的状态，人们在自然状态中已经取得了私有财产权。但因为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众所周知的法律、缺少公认的裁判者、判决缺少执行力等种种不便，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人们才订立组成国家，“这只是出于各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的自由和财产”[7]（p.80），这样说来，政府的目的只在于保护民众的权利，而不需要增进新的福利。因此，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力行使必须以两个方面为限：一方面是维护国内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是抵御外界侵略，“官长的职责仅限于照顾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失以及人们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8]（p.28）。除此以外，政治并不关心其他目的，政治不应关心道德事务。

对于政治与道德分离，洛克更重要的贡献是确立了内外之分的原则，即政治与道德分属不同领域，政治属于外在事务，道德属于内在事务，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的原则。在《论宗教宽容》中，洛克通过讨论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内外之别，阐述了思想道德领域的独立性。洛克提出，“必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8]（p.5）； “公民政府的全部权力仅与人们的公民利益有关，并且仅限于掌管今生的事情，而与来世毫不相干”[8]（p.8）。洛克认为，宗教事务在其根源上是和者不相干的，虽然在英国国教中，国王在很多时候可以左右宗教，但究其原则来讲，这样的行为是不合适的，也是有害的。同样，宗教也不得干涉世俗政治事务，“教会不应、也不能受理任何有关公民的或世俗财产的事务，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行使强力”[8]（p.11）。通过确立政治与宗教的界限，洛克赋予了道德在政治面前的独立地位，“法律的责任并不在于保障见解的正确性，而在于保障国家和每个具体的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8]（p.34）。

其实，以内外之分看待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思路并非自洛克才开始的，这一传统可以有更为久远的追溯。孙向晨指出，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路德的宗教改革，“路德在神学上所做出的内外之别是现代自由主义内在与外在区别的原型。在这种原型中，内在人因为与上帝的直接关联而处于对外在人的优势中”[9]。甚至在路德的话语中，内在信仰因其属灵性的，在地位上要高于世俗事务，这是近代内外之分的由来，内外之分源于宗教，并且内在要高于外在。对这种内外之分的传统，洛克通过现代政治学说予以确认，并对其内涵予以进一步明确，指出道德也属于内在，内在事务不受外在政治干涉，这是洛克在政治与道德分离问题上做出的重要贡献。

（二）古典自由主义：自由的内在价值与政府职责

对于政治与道德分离问题，古典自由主义者们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来表达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能的立场。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确保法律秩序，要让违反法律的受到惩罚，除此以外，政府不应该参与道德。持此观点的思想家很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威廉·冯·洪堡。

在《论自由》中，密尔赋予了自由以内在价值。密尔指出，从实际效果来讲，自由不仅对个人有好处，而且对社会都有好处；但自由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带来了外在的好处，而在于自由本身是有价值的，这种内在价值不是外在政治所能干涉的。对于个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10]（p.112），他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忠告、劝说甚至避而远之，而不能采取其他措施。同时，密尔认为，哪怕思想需要接受外界影响，也不应该受政治干涉，因为思想的传播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在这个自由市场之中，思想言论最终能否得以传播应由社会自主决定，而不是接受政治的干涉。在这里，密尔清晰表达了思想道德不受政治干涉的立场。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讨论过社会风俗问题，但他讨论社会风俗并不是要将风俗变成政治，而只是表达了社会风气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程度，立法应该与社会风俗行相一致，但这种影响绝不是反向的，让政府来干涉道德。“他的论点是对社会而不是对国家而言”[1]（p.780），他对社会风俗的讨论并不影响他坚持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的立场。

洪堡也许不是古典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作者，但对于国家职能的界定最为坚定。在《论国家的作用》中，洪堡对国家职能做了更为深刻的界定，他从整体上把国家福利区分为正面福利和负面福利，正面福利是指由政府提供给国民的具体福利事项，其中以物质保障为主；负面福利是政府提供给国民的社会安全环境，并不直接提供具体事物。洪堡认为，提供负面福利才是政府唯一应该的职能，“既防范外敌又防范内部冲突，维护安全，必须是国家的目的，必须是它发挥作用的领域”[11]（p.60）。“在不是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权利被另一人所损害的地方，国家任何干涉公民私人事务的尝试都应该受到鄙视”[11]（p.37）。洪堡讨论了国家提供正面福利的可能，他认为国家所能提供的正面福利即使是物质保障，也是不应该的，更是低效的，“国家不要对公民正面的福利做任何关照……国家不得为了其他别的最终目的而限制他们的自由”[11]（p.54）。国家更不能承担道德职能，提供道德教化，“国家一般必须完全放弃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的习俗和性格施加影响的努力，除非这作为它的其他必要措施的一种自然的东西，尤其是对教育、宗教机构和奢侈法律等等所有特别的监督，都是在国家的界限之外。”[11]（p.109）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责。

在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路径上，洛克既确立内外之分的原则，也从政府目的角度讨论了政府应该承担何种目的以及不应承担哪些目的。以密尔、洪堡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学说，密尔的自由的内在价值可以看作是对洛克内外之分的进一步细化，洛克论述内外之分主要关注宗教问题，而密尔把它推广到包括道德在内的诸多方面。而洪堡对国家职能的讨论则可以看作是对洛克对政府目的的进一步明确，它细化了政府应承担的职能与不应参与的事项。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最主要贡献是把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思想具体化为权利，它们为自身划出了不可侵犯的领域，也为政治权力划定了界限，以此来限制政府权力，防止政治干涉道德，侵害思想自由与公民权利。

（三）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日常话语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时常提及政治与道德分离。具体说来，这一日常话语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不干涉道德，二是道德不干涉政治。政治不追求也不干涉道德，政治不是实现道德目的的工具；同样，道德也不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道德属于个人不可侵犯的领地，政治是公共生活的规则，两者各有领地、互不干扰。人们不会以道德去要求政治，也不会容忍政治来干涉道德。对于政治不干涉道德，古典自由主义已经做了充分的理论说明。对于道德不干涉政治，主要指道德不对政治提要求，不能把道德原则放到政治领域中，防止政治的泛道德化，它的学理说明集中体现在古典自由主义对道德政治的批判上。自由主义认为，以道德要求政治是一种政治乌托邦，它经常以道德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最终会带来极权政治，因此，防范道德干涉政治的背后亦是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这样说来，日常主张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话语，它以维护个人权利为根本目的，它的立论根基也是“内外之分”，而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正是对这一话语的最好说明。因此，每当提及政治与道德分离，人们必定首先想到古典自由主义的种种理论主张。相比之下，政治与道德分离路径的开启者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所讨论的政治是否应有道德根基的问题少人问津。

三、政治与道德分离的保障因素 政治与道德分离的主要观点是政治与道德互不干涉，这样的主张在理论上经常受到批评。但无论受到的批评多么尖锐，它还是成了当今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个在理论上经常受到批评的主张为什么能够得以贯彻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主流思想？这就不能不讨论该思想背后的一系列保障因素。

（一）政教分离的传统

西方长期以来有政教分离的传统。长久以来，政治权力通常只限于世俗事务的管理，教会对精神事务享有解释权和一定程度的决定权，“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治权力与教会权力相互制约，二者虽常有争斗，但总体上形成了各自在自己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以及互不干涉的传统。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虽然很多世俗者为了摆脱罗马教廷对政治事务的干涉，曾经试图把教权纳入政权之下，但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教权并未被完全纳入政治之下。哪怕在那些建立了国教的国家，君主虽兼任了国教的教会首领，也未能完全实现政治对宗教的统摄。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政治对宗教的统摄，其实只是减少了教会对政治的干涉，保证了政治对宗教的独立性，政治与宗教分离的现状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宗教负责精神事务的传统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在这样的传统中，主张政治与道德分离、政治不干涉道德也就不那么让人难以接受了。

（二）发达的公共领域

西方近代以来，伴随着甚至早于民族国家发展而出现的是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它们可以承担起道德职能，而无需政府承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曾发现，美国虽然不是宗教国家，提倡政教分离，但基督教传统保持得非常好，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教会等精神力量更多存在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中。其实，目前不仅是宗教力量体现在公共领域之中，道德、文化等力量都寄居于公共领域之中。

公共领域是政府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长期以来，道德事务寄居于公共领域之中，并在公共领域中得到协调处理，而无需政府出面干涉。社会团体、社区、行业公会等公共组织在各自领地内负责自身的道德事项，维持自身的道德风尚，规划自身的道德规章，而不是交由政治权力进行裁断。这样，就保障了道德事务虽不属政府职权范围，仍归属于公共领域之中，具有一定公共性，而不是完全私人性和主观性的。道德事务交由公共领域，既可以防范政治权力的干涉，也可以保证道德事务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它既保证了道德事务得到照顾，也防范了道德抵制政治之后可能出现的自由放任，这是西方政治与道德分离能够得以贯彻而不会带来道德涣散的又一保障。

（三）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土壤

在契约论国家的理论框架中，具有具体道德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被抽象为原子个人，社会成员接受了理论框架的再加工，在再加工的过程中，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道德文化意识都被剥离，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内的分离。这是契约论模式的基本逻辑，新自由主义至今仍然在使用，比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虽然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们已经不再把这一逻辑看作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看作一种必要的理论假设。其实，这种忽视文化土壤而订立社会契约的理论框架，其设定的政治与道德分离本身乃是不彻底的甚至是虚伪的，政治理论背后的道德文化土壤并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点缀，而是每个社会成员自身深深浸染其中的生活方式，政治背后的道德并没有被割裂，这种理论框架所能实现的分离更多只是在政治技术层面的分离。

在实际生活中，社会成员的道德文化背景并没有被剥离。相反，他们共同的道德文化背景保证了政治的顺利运转，这个框架背后的道德文化土壤让这个框架得以发挥作用。在理论框架中，社会成员只是一个个互不相干的原子个人，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是享有共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社会共同体成员，他们所共享的社会道德文化背景保证了政治共同体的顺利运转，“在道德即精神方面，一切都是事先确定和决定了的，而在政治方面，则一切可任凭人们讨论与研究”[12]（p.338）。每个成员都是有既定道德文化观念的，虽然这种土壤不能反映到社会契约的逻辑中去，但它是真实存在的，保证了政治的运转。这也是政治与道德分离之所以能够维持背后隐而不宣的秘密。

四、对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的评价 （一）时代意义

目前流行话语中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其主要内涵是本文讨论的第二层意思，即政治不得干涉道德之意。这一话语虽然对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内涵的理解并不全面，但有其现实意义。它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防范政治干涉道德，有效捍卫个人权利。

一直以来，政治权力为了扩大自身领地，都具有建立意识形态、干涉道德事务的冲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近代以来，西方也曾数次出现政治干涉道德的悲剧，既有政治对道德的侵犯，也有以道德要求政治的悲剧，比如法国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虽打着追求道德化的政治旗号，与之伴随的却是政治对个人道德领域的肆意践踏。现在政治对道德的干涉变得更加隐蔽，它经常借用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装扮自身的道德正当性，以此侵犯个人的道德事务与权利空间。对此，只有借助分离话语的理论框架，才能获得坚定的抵抗立场，因为在分离话语中，哪怕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政治也无权干涉道德，只有坚持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原则，才能有效捍卫个人权利。同时，如果道德依附于政治权力，一旦政治权力出现腐败，也将给道德带来严重伤害，道德将因失去支撑而出现迷茫，与此相伴的将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因此，我们应该给予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以相当支持，对其在维护个人思想自由、防范专制方面的功绩予以肯定。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话语更多反映了人们对公共权力肆意侵犯个人领域的担心和对政治利维坦的恐惧，它是对个人权利敏感而又脆弱的呵护。每当政治权力试图染指个人道德领域的时候，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呼声之时代价值就显得尤为突出。

（二）理论局限

近代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在捍卫个人权利方面的功绩不容否定，但它也有着不可回避的局限，其局限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它忽视了政治的道德根据，二是它忽视了政治背后的道德文化土壤。

对于政治的道德根据，现代政治学说中已经做了深刻讨论，由此出现了近代政治哲学中的道德政治谱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他们认为，政治是人们理性的体现，应该体现人们的道德理想，而分离话语带来了政治的异化，忽视了政治的善性，使得政治成了自由的束缚。因此，他们主张政治与道德融合，并主张把政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以政治实现道德追求。虽然在道德政治谱系中对政治道德化追求曾经遭受过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主张背后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这是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必须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政治与道德分离的第二个局限是忽视了西方政治与道德分离背后隐而不宣的社会文化土壤，即每个社会成员所亲身浸染的道德文化观念。现代政治的契约论框架可以非常简洁地说明政府权力的来源和界限，论证公民权利和义务，但这个框架是建立特定社会文化土壤之上的。社会文化土壤是社会的粘合剂，在没有粘合剂的情况下，原子个人是不足以组成一个国家的，否则就像卢梭说的，“那只是一种聚集，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而不是一种结合”[13]（p.21），黑格尔也称契约论的原子个人为“群氓”，并质疑“群氓”怎么可以组成政府。桑德尔在批评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时也指出，“离群索居的个体是不具备选择能力的”，如果没有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契约本身都是难以成功缔结的。政治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是原子个人，而是具有历史文化背景的具体的人，政治设计不能跳出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二者总是形影相伴的。脱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而把每个人都装扮成一个处于无知之幕下的原子个人，只是理论上的一相情愿。

政治与道德分离背后的社会文化土壤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这一土壤制约了它的进一步推广。很多国家和地区并不具有政治与道德分离的传统，道德既受政治权力的制约也约束政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道德决定了政治的合法性。而在另一些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没有建设自身中立的公共领域的情况下，社会公共力量无力承担道德事务，也会带来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如果主张政治与道德分离，首先要考虑这一主张所忽略的政治的道德基础，同时，分离模式背后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保障也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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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德]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林荣远， 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第7篇：时事政治论文范文

纵观佛山市近几年的中考情况，成绩好的学校并不多，题目稍难些，成绩就大幅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暴露了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几年的教学实践，使我深感到，开卷考试实际上是在考老师，是对教师综合素质的一种考察。教师素质的高低，决定了教师是否能抓住考试的方向，决定了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是否得力。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政治学科的特点，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是提高政治科中考成绩的有效途径。

在初中诸学科中，对政治教师的素质要求是比较高的。综合起来，我认为，高素质的政治教师应当是一个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人；历史知识比较丰富的人；文学素养比较深厚的人；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人；思维比较活跃的人。

一、扎实的理论功底，能提高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敏锐地捕捉社会热点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学政治科教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中考政治科命题的重要原则。用学过的理论知识来分析解答社会的热点问题，一直是中考政治的命题要求，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教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基本的理论不能停留在表层面的理解，而要吃透其精髓，深刻领会其内涵，这样才能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对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熟练地掌握。理论知识不扎实，又怎能胜任中学的政治教学呢？笔者在教学中对此感悟较深。政治理论知识是我们能上好思想政治课的源泉。

初三政治教材中有二条重要的理论，一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二是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二个观点可以用来分析许多的社会热点问题，例如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城镇职工的再就业问题、重视农村教育问题、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等，都可以运用这些观点去分析。如果教师对此类理论理解不透，是无法指导学生答题的。

把时事作为政治考试的命题材料，是中考政治的特点。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才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事与课本知识的结合点，从而提高备考效益。

二、丰富的历史知识能使课堂教学更加血肉丰满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初三政治课涉及到许多历史知识，其范围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历史等。如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百日维新，秋收起义；世界历史上的贩卖黑奴、工业革命，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等。许多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都可以找到它的历史渊源。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作铺垫，又怎能将课本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呢？我们对历史知识的了解不能停滞在表层面的历史知识上，而应清楚历史事件中的政治、经济原因，这样才给把课上的内容充实、生动活泼。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历史，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历史事件教师都要熟悉，并能熟练地运用到课堂教学当中去。因此，政治学科的这个特点要求政治教师必须要具备较丰富的历史知识。我们在工作当中也要善于学习，及时补充缺漏的历史知识。

三、深厚的文学素养能增加政治课教学的文化品味

政治课教师普遍认为政治课难上，学生们也大多数认为政治课枯燥无味，每到上政治课便昏昏入睡。因为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与语文课不同，决定了政治课的趣味性要差一些。尤其是一些政治理论、概念，如物质、意识、世界观、规律、矛盾、社会主义本质、“三个代表”思想等，是比较抽象的、不容易懂的。能否将抽象的内容讲清楚，取决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教师如果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就能调动多种表达方式和修辞方法，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这就要求教师会不会通过举例子、打比方去讲清楚课文内容了。

文学素养深的教师一定能将政治课上的生动活泼、春意盎然。所以政治学科的教学内容也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我们不仅要吃透教材，而更主要的是如何将课向学生讲明白，让学生能听得懂。这就要考虑你怎么去上这节课了。中考政治开卷考试的特点，也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文字表达能力，否则无法去指导学生。我们在工作之余，也要去阅读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试想，教师授课时的言谈之中透出浓厚的文化素养，就能提高政治课的文化品味，政治课怎么会没有魅力？

四、增强社会责任感，才能促使教师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准确把握中考命题方向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中学政治课教学的基本原则，因为政治学科本身最重要的教学目的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心时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增强社会责任感。为此，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其命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积极反映国内外形势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要有一定的时代性和思想性，要与时俱进。政治教师作为政治学科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必然要求政治教师是一个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人。政治教师都不关心时事，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又怎能提高政治教学的实效性？因此，教师要养成勤看报、勤看电视新闻、勤听广播的好习惯，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要密切关注。对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的文件要细心研读，把握其精神实质，并将时事内容渗透到课堂教学当中，日积月累，形成习惯，从而培养学生养成关心时事的好习惯，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成绩。

五、知识、情感丰富，思维活跃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第8篇：时事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时政；高中学生；政治；分析能力

当前国内外发生的、有重大意义的、引人注目的新闻，在政治学中都被称为时事政治。时政教育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在高考考试中是一大考察要点，在分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思想政治教学内容的延伸。时事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学的结合，是提高学生政治分析能力的主渠道。有效地利用时政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政治课的学习兴趣。

一、高中政治时政教育的重要性

时政教学是师生交流互动的桥梁，是学生知识面拓宽的工具，是学生把握政治教材理论观点的实验基地，是书本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分析提高的结合点。本文主要结合我的教学实践经验，来谈如何通过时政教育提高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以供同学科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参考。高中政治的内容，是对高中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哲学的常识教育，初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教给学生用所学的政治理论知识，结合时代主题，依托国内外时政新闻热点，开拓学生视野，使其身心素质得到全面提高。时政教学是当前高中政治教育中的重点和难点。

二、课前时事讲评5分钟，提高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

当代中学生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应该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把握时代脉搏，把思想品德课知识与关心国家大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教学策略，就是每次上政治课前，都要给学生布置任务，即对最近发生的、你所关心的时事发表评论。每次2-3个学生发言，百字描述事件，百字的评论，时间控制在两分钟左右。在教师做最后的总结过程中，我让学生主体进行主动质疑，活跃课堂气氛，开阔了思路，然后集体做点评。课下，班长将同学的材料整理成册，将最有价值的信息，按月份张贴在后黑板上，供学生翻阅。

如2010年3月，日本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丰田公司“客户至上、安全至上”为信念，三个椭圆标志，即为厂家与客户心心相印。如今，怎会如此怠慢？发言学生首先向全体同学陈述材料，然后发表自己见解，在座同学对此可做阐释，可对此问题进行争论，目的是大大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激励了他们自主学习的热情，也便于他们对教材有关知识加深理解与对新知的探究。有利于学科知识的综合，并实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德育功效，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不是所有学生都对此感兴趣，但是这一过程，是教会学生学会收集、整理、分析资料的能力的过程，是主动参与政治学习的过程，长期的坚持，有利于学生政治分析能力的提高。

三、在教学中以时政为线索，帮助学生理解掌握

高考基础知识考察是一部分，另一主要部分就是时政内容的考察。但是这块内容的学习，需要在课堂教学中日积月累。通过多年的课堂教学来看，较多的学生，只重视课本上的基础政治理论知识的记忆和重复，很少有学生愿意对时事政治的内容进行分析和学习，更没有几个能够拿着时事政治的案例来请教教师。我针对这一现象，就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筛选出时事材料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来，带领学生运用经济、政治、哲学的观点来分析。引导学生以时事材料为桥梁，对学过的政治理论知识，加以分析和运用，加深知识的掌握程度。

我在课堂教学中穿插的时事新闻材料的选取上，抓典型，紧扣教材知识点，以当前形势紧密联系学生实际。对于学生课上不能找到切入点时，我及时启发和指导，鼓励学生立意上的创新。如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2年2月24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调整后，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20.5%，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17%。这是自2011年12月5日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后第二次调整，也是2012年年内首次下调。我把此则新闻介绍给学生，指导学生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角度进行分析，联系教材宏观调控、货币政策、投资的选择和消费等知识进行分析，即央行结束紧缩的货币政策渐渐放松转向中性，从防通胀为主的政策取向转为稳增长为主。通过利用经济、政治和哲学等知识分析，及时向学生传递社会中的最新动态，弥补教材案例的滞后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高中政治课教学的时效性。作为高中政治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教学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时事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总之，时事政治引入到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来，可以弥补教材文本中案例的滞后性。激励学生关注时事政治，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关注时事有助于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在国内外时事政治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中，分析挖掘、洞察课本上的政治、经济哲学道理，将理论知识从感性内化为理性认识，真正达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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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文容，《刍议新课程背景下如何提高中学语文教学效率》[J]，《剑南文学》，2009

第9篇：时事政治论文范文

新课程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的有效实施策略应不仅围绕课本知识讲解，还要把政治教学生活化和和谐化。让学生的学习与建立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连接起来；让学习有利于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和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秩序。为此，我们的教学要贴近生活，让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实际连接起来，避免枯燥乏味的理论传授，而要用时事等生动事例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时事政治对教学起着辅助作用

（1）时事政治能给学生新鲜感，引发学生的学习激情。新课标将学生的主动性学习作为提高学习成绩的重要环节，人本主义教学理论也强调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叶圣陶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当学生真正对学习感兴趣的时候，他才会用心地学习，才能提高学习的效率。时事教学生动形象，与现实联系紧密，可以给予学生新奇而真实的刺激，改变传统政治教学的枯燥乏味的理论学习模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时事政治有作用于学生对知识理论的理解。时事教育侧重于学习当前国内外的大事以及党的方针政策、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就等等，其内容具有时效性、零散性和灵活性特点，能够对政治教材起到诠释作用、辅读作用及证据功能，这有利于加深学生的理解。时事教育与政治课教学结合，能使抽象的政治课教学情景化、形象化，从而减轻学生学习难度，提高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力。

（3）时事政治能提高学生的爱国热情。时事一般是近期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国内外大事，材料新鲜真实，加上报刊传播媒体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在让学生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能激起学生强烈的政治情感，这种情感能转化为爱国情感。

（4）时事政治能提高学生的思路。把时事热点材料与教材基本理论知识相结合，突出对学生的理解、分析、运用等能力的综合考查，是近些年来政治高考的一个重要特点。以2008年高考文综的政治试题为例，在12道选择题中，以一年来的时事为背景材料设计的有第24题（十七大报告内容），第26题（近几年来的“东蔗西移”），第28题（我国近几年来的外贸依存度）……这些题目的分值占试卷总分的80%，尤其是主观性试题，无一不是迎着时事热点、重点问题上，不仅考查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而且考查学生对时事热点、重点问题的分析能力和认识水平，将理论联系实际推向更高层次，并体现出知识、能力、觉悟的有机统一，对推进素质教育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

二、时事政治能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激情

时事政治充满着国内外的新鲜大事件，很容易让学生感兴趣。而高中大多学生都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大家对时事非常关心，而时事作为政治课学习的内容，正是该学科所独有的优势。问题在于教师怎样才能有的放矢地把时事同政治课理论的教学联系起来，进而激发学生对政治课学习的兴趣。

比如我们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当美军开始攻打伊拉克时，许多学生来问我，萨达姆政权不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违反了国际法，我国政府为什么不支持甚至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呢？针对此一时事话题，我特地把政治课本中“国际法”一节的内容提前拿来上，不失时机地讲述了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使学生学到了国际法的基本知识，了解了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进攻伊拉克，实属师出无名，以错对错，同样也是违反了国际法。而我国政府要求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同意美国出兵伊拉克，正是对国际法尊严的维护。通过用伊拉克战事来讲授国际法知识，学生更有兴趣上政治课了。

三、时事政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