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建筑文化特点研讨

本文作者：徐怡静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武汉市区传统建筑深具楚地传统建筑灵动多姿的特性，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这是历史长河积淀下的宝贵财富。下文尝试从体验层次直接切入，即表述作者自身（直接的体验者和研究者）在面对研究对象时，所感受到的“本真”的体验，一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由特色引发的体验。

武汉市的区位优势不仅在今天十分明显，在主要依靠水运的古代更是处于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从历史上看，由于武汉是连接中原、关中地区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中心枢纽，它必然成为中原文化、秦陇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以及岭南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带，文化上具有明显的混杂融合性。武汉历史悠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传统建筑及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为了便于研究，笔者把当前武汉市区传统建筑分为三类。（1）历史建筑遗存。如武汉四大佛教丛林——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汉口古德寺和武昌莲溪寺；近代建造的汉口沿江租界地区一批优秀西式历史建筑……（2）古风建筑。如黄鹤楼建筑群、晴川阁与禹稷行宫、古琴台建筑群……（3）仿古建筑。如东湖磨山楚城系列建筑、武汉户部巷“汉味早点第一巷”、武汉大学教学建筑群……由于历史原因，武汉市区现存的历史建筑遗产年代都不太久远，多为清代所建，较少有明代的建筑；建造品质上也不及著名的北方官式建筑精美华丽，但却在地区文化的熏陶下，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此外，近年建筑创作中出现的具有传统特色的仿古佳作也是值得探研的对象。对于前者当然应该加以修缮和保护，从中我们能探寻到丰富的文化积淀。对于后者我们也要多加分析思考，寻求最适合于当代城市发展的传统建筑形式。从整体形式和风格来看，全国各地的传统建筑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反映了大一统汉文化的巨大影响和传承，但具体到不同地域又各具独特的地方特性。《易经•系辞上》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为了表述心中的“意”，在此不采用西方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尝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立象尽意”，把武汉市区传统建筑难以言表的、与特色有关的“意”用下列三句五言诗加以概括。

武汉文化的主源，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楚文化，而应该是“三源合一”。其渊源可上溯至史前三苗土著原始耕织文明（源于荆楚地区的苗蛮部落）、先楚中原文化（来自黄河流域的黄帝、颛顼至祝融系统）及楚文化。这三者间的撞击、冲突、交融所产生的文化潜移和文化整合，构成武汉文化的主源。然而，其中灿烂的楚文化尤其深刻地影响着这方水土，造就了武汉人性格的多面性，在保有一种蛮气（热情刚烈、浪漫奔放、豪放洒脱）的同时，也保有了一份灵气（机敏聪慧、见多识广、头脑灵活）。这种鲜明矛盾的特性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武汉市区的传统建筑中，从总体布局到建筑局部都展现出楚文化熏陶下的绵远、灵动和力度。建筑学家高介华先生曾通过研究《楚辞》而总结出楚地“乡土建筑”的十种美学特征——线型之美、和谐之美、因借之美、空灵之美、朦胧之美、超拔之美、绝艳之美、怪异之美、恢闳之美、运动之美。这些刚柔并济的美在武汉市区传统建筑中多少都能领略得到。

武汉传统建筑并不像江南一带的传统建筑那么纤巧，时不时会有大手笔的展现，似是秉承了楚人的“蛮”气。以黄鹤楼为例，它自三国时期创建以来历尽兴衰，重建三十多次，各时期的形制皆不相同、极富个性，但却都显出高大雄浑、壮阔硬朗的风格。唐代黄鹤楼建筑群采用中轴线对称布局，尤为大气非凡。宋画中的黄鹤楼展现出丁字、十字歇山顶，三出、四出抱厦交错迭落的屋顶形象，复杂的单体楼阁造型令人叹为观止。元代黄鹤楼主楼为汉风，而与之相对的观景平台却带有蒙古的特点，主配楼之间以栈桥相连，象征民族大团结。清代的黄鹤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基座呈“亚”字形平面，连接各顶点俨然成为八卦图的外形。

现代的黄鹤楼平面及造型上继承清代风格，而建筑群布局上则恢复采用中轴线对称的格局，长长的前导空间沿山势而上，楼体雄踞山脊，一楼擎天，俯瞰四方，气势上更胜于唐代。身临其境不难体会到楚地建筑的超拔之美、恢闳之美。而武汉传统建筑中“灵”气十足的一面也多有显现。以武汉传统建筑屋顶造型为例，无论是哪种屋顶形式，屋角起翘一般都非常高，尽显出南方建筑灵秀柔美的风格和道家轻盈欲飞的气质。道教认为，“仙人好楼居”以接近天宫，所以高台楼阁成为其建筑特点之一，宫观大殿更是高脊飞檐，颇有飘飘欲仙之气。《诗•斯干》用“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来形容舒展的屋面，因此大屋顶的起翘又可以象征鸟的翅膀、飞翔的凤凰，这恰好呼应了楚人崇尚凤凰的心理。比如，依清代风格重建的晴川阁原汁原味地再现了楚人依山就势筑台，台上建楼阁的雄奇风貌，风格上楼阁的雄奇和南方建筑的秀美融合为一体，临江高阁正间牌楼升起，柔美轻盈的屋脊起翘，纤细的朱色凤鸟栏杆，古朴的柱头如意撑栱等等，无不显现出古雅清俊、灵秀四溢的气质,及楚地建筑的线型之美、空灵之美。即使是大气如黄鹤楼，也因“仙人驾鹤远去”的传说，使她很大程度上带有道家的色彩。从黄鹤楼的纵向看各层排檐造型，形如黄鹤，展翅欲飞，使得整座楼雄浑之中又不失精巧。

武汉三镇隔江鼎足而立，大气天成，独特城市结构更造就了这一雄伟的印象。武汉之“大”，还在于它的地域特征给人以“大气”的感觉。武汉雄踞江汉平原，既有大江大河，又有大湖和山陵。“得江山之胜”的武汉同时又是九省通衢，各色人等聚集的环境造就了武汉人的江湖豪气及宽容大度。表现在建筑中存在许多文化融合现象，无论是东西南北各地区的建筑文化，还是国外建筑文化都能融入自身，体现出难能可贵的中外融合、地域融合、古今融合现象。（1）中外融合。“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德寺，其知名度虽不高，但第一次见到她的人内心都会感到无比震撼。站在圆通宝殿前，西方爱奥尼壁柱、哥特式的大小尖券及玫瑰窗、缅甸风格的群塔式屋顶、庭院中绚烂华丽的四面佛、汉地佛教的院落布局及室内陈设等，将丰富斑斓的历史建筑信息源源不断地注入你的内心。当真是难得的融贯中西的建筑瑰宝。（2）地域融合。伫立于蛇山之巅的黄鹤楼为形体粗壮的塔式建筑，具有北方建筑大气、简洁和雄伟的特点；而一江之隔的晴川阁，无论是自由蜿蜒的布局、临江高台的造型，还是浓烈灵动的细部，都极富楚文化的浪漫特色。两者互相映衬，形成南北风格荟萃一城的壮丽画卷。（3）古今融合。许多优秀的历史建筑经过历代反复重修、扩建和演变，今天已不可能完全按原样原地复建，因此必须运用新构思、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推陈出新这是时代的要求。如黄鹤楼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解决了古建筑耐久的问题，而同时期建造的晴川阁的一些木构栏杆却已经毁损。

这种建筑象征文化的融合在以下几方面体现出广博的特点：一是涉及的地域广，西方文化、印缅文化、北方传统文化、楚文化，及后世的江汉文化、现代文化济济一堂；二是涉及的门类多，图腾、神话、传说、道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历史、文学、民俗、博物不胜枚举；三是影响的时空范围大；几乎每一座现存的传统建筑及其象征文化都历史悠久，影响深远。黄鹤白云、高山流水、汉阳树、鹦鹉洲享誉大江南北；宝通寺历史上盛极时曾有僧众1500余人，康熙时道场之宏丽，堪称“天下第一”（见清代刘献庭著《广阳杂记》）；长春观为道教全真派大本营，其创始人邱处机曾率弟子助成吉思汗一臂之力，观名“长春”暗喻的不仅是生命的长春，还希冀教派长春；归元寺曾荣获道光皇帝亲赐玉玺，寓意不言自明；古德寺更拥有全国汉传佛教唯一的群塔型大殿（圆通宝殿）(图1)。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建筑所体现的建筑象征文化还具有丰富多样、兼收并蓄的特点。除古德寺比较典型外，宝通寺亦可称范例。宝通禅寺乃禅宗丛林，但寺内却建有密宗的法界宫。在寺中可以体验到两种泾渭分明的象征含义和意境。法界宫（坛城）五亭结顶、封闭幽暗，信徒必须身处围城、虔诚面坛、正襟自律，在反复说教中修习佛法，并体验“曼荼罗”所表达的世界认知图式和哲理；与之相反，禅寺主体建筑依山就势，游人一旦“入我门来”，便可徜徉在石桥引渡、屋回路转、轴线错动和林荫通幽的游程里，于心身自由之中，有意无意顿悟“山水皆法身”的禅机。于游线末端拾级登临七级浮屠，北望东湖、南摩楚天，可谓“触目菩提”，真正“于云水处获得自在”。在同一寺庙中封闭与开放、教化与顿悟、自律与自在平和地共处，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真正称得上“君子和而不同”。

武汉虽然在地理上位居中国中部，却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建筑较少受到庄严庙堂型制的束缚，受礼教成分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因此风格比较浪漫古朴，布局手法也比较自由，呈现出与循规蹈矩的北方建筑截然不同的风采。建筑处理往往不拘一格，在不经意处奇峰突起，令人回味无穷。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归元寺，横向展开的布局是中国传统寺庙中少见的“另类”。大门朝东，与二门稍稍错位，并呈一个夹角。建筑物坐西朝东由南向北逐次侧进，殿堂楼阁大致分布在以藏经阁、大雄宝殿、罗汉堂为主体的三个主庭院中，其中北院略呈梯形。由于寺庙始建在私家园林的基址上，受到原有园林布局的影响，整个平面布局略呈“袈裟”形，非常少见。形成此种布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建寺之初化缘和尚无法在短期内凑到足够的钱买下整片地，于是有一笔钱就修一处，因而当年无法就整体布局做出安排，致使形成今天的自由格局。中国传统建筑大多坐北朝南，既符合吉利象征，又满足了冬暖夏凉、向阳通风等实用功能因素，此处归元寺建筑坐西朝东大约也是因为用地限制的原因。这些因地制宜的自由做法也是民间建筑文化的一种特色，有别于官式建筑文化的严谨庄重。

宗教建筑多喜欢建于山水之间。山是与上天对话的通道，神仙居住之所。不规则的建筑地形，特别是山地，是导致建筑布局不对称的重要原因。但多数情况下，主体庭院仍尽可能地保持对称形态，有时还会发生轴线的错动和转折。如宝通禅寺建筑群主轴线大致是南北向沿洪山往上延伸。由于山势时缓时陡，使建筑出现了一些特殊做法。第三进院落的玉佛殿前为了获得足够大的院落空间，把山体削去部分，形成台地后再建大殿，造成玉佛殿后形成陡坡，这里没有按常规做法沿主轴线设一段陡峭的大台阶，而是在大殿的西侧做了一段蜿蜒曲折的登山台阶，屋迴路转之后再把游线导回主轴线，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趣味。又如晴川阁和禹稷行宫建筑群，流线完全沿着汉阳龟山东麓的禹功矶及长江的地形因势展开。如禹稷行宫主入口朝向东南，面向长江，而进门之后行进轴线则沿禹功矶蜿蜒伸向东北。建筑群依山造势，错落有致，主体建筑除“三楚胜境”是南北朝向外，其余大致坐西朝东。禹稷行宫紧紧并立于晴川阁的西南侧，与“古晴川阁”牌坊并不正对，信步其间多有浪漫随缘之感，多于不经意间捕获到丰富新奇的景观效果（图2~4）。

在“天人合一”环境观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建筑不存在纯粹形式美的景观，而是景与人相连，常因“人杰”而感“地灵”。武汉市区传统建筑也同样让人置身其中浮想联翩，正是许多独特而随缘的浪漫手法，给武汉市区传统建筑带来了一丝新意，在建筑与环境的完美结合中创造出丰富浪漫的意境。如黄鹤楼——舒怀壮阔之境，登楼俯瞰三镇美景，似有驾鹤飞天之感；晴川阁——烟波浩渺之境，远眺江上行舟，静听江水拍岸，顿生思古怀旧之叹；归元寺——世俗香火之境，寺内梵音低唱，寺外商贾如云，红尘中的佛门净地；古琴台——高洁内省之境，月湖恰如明镜映照着知音至真至纯的心灵……这些浪漫意境的获得无不源于建筑与自然环境的水乳交融，相映生辉。

具有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往往为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因此，建筑师不得不探寻留存至今的传统建筑文化特色，希望借鉴其手法，吸取其精华。显然，不可能照搬先人的象征文化做法，也不可能炮制现代版的“九宫八卦”，更不可能到处去粘贴“黄鹤”、“鼓琴”、“编钟”和“九头鸟”等形式标签。归根结蒂，建筑师从斯时斯地留存的传统建筑中得到的只是个人的体验——一种难以言表的、因人而异的“意”，只有当建筑师找到合适的“象”时，才能在现代建筑中真正体现所传承文化和所在地域的神韵，在建筑创作中焕发武汉地区建筑特色的新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