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的历史表述思路

一、景观的历史性及其表达的欠缺

从“景观”术语的起源及其学术运用的主流来看,它传统上是地理学的垄断性话语,①具有明确的可视性与场所性;从景观的实际内涵来看,它又具有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因此也应当成为历史学的专门研究对象。当然,景观还有其他多种属性,例如,美学属性、可感知的属性等,但相对而言,只有其历史属性在重要性上堪与其地理属性相提并论。这里谨以当今正处于快速演变中的城市景观为例来说明。城市环境、城市空间与城市社会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景观变迁史,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频繁转换、替代与复杂组合,其实就是城市环境不断变化、空间不断盈缩、社会不断兴衰演替的物质表现与文化映射。研究城市史,不仅要研究城市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政治制度、经济脉搏、思想文化潮流之类形而上的问题,以及体现这些问题的典型现象,更要研究作为“城市脸面”的景观体系的空间分布、系统组织结构与时空演变规律,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入地分析景观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驱动机制,同时,还要充分关注景观所蕴涵的深层文化意义及其与整体城市文化性格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以地理学的空间原理结合历史学的发生学研究理念,对城市景观的历史演变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将使传统的区域史、城市史研究走向一个更加广阔的创新空间。总之,无论是复原景观演变的时间空间过程、演变规律和结构特征,还是揭示景观背后所蕴涵的社会、经济、文化意义及其发生学根源,都需要历史学的深度参与,这正是“景观”术语的历史性。然而回顾以往,能够充分考虑景观历史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却十分寥寥。其结果是地理学的景观解释模式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而更加综合的、能够将景观的地理属性与历史属性有机结合的解释模式至今未能真正建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孕育景观原始概念的母体学科———地理学,在景观解释方面长期处于强势地位。即使是比较重视对景观文化内涵进行解释的景观地理专门研究,也并没有将景观的历史诠释落到实处。

20世纪以来,景观专门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景观话语与区位、环境、区域话语并列为地理学的核心话语。①景观地理学者不仅重视景观在地表的客观分布、组成结构和系统层级这些颇具地理学科传统特色的内容,同时也注意到景观作为人们认知对象的主观性、精神性、历史累积性的文化一面。他们意识到,人们对同一景观对象的认识,会因其文化背景、知识积累和社会经验等方面的差异而存在区别,而不同社会群体在景观认知上所形成的各自解释体系,正是丰富多彩的区域社会文化的曲折映射,现实世界也因此有了更加多样的涵义。20世纪中期以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以景观感知为对象的研究方法,具有更强的文化分析倾向,而且许多非地理学出身的学者也广泛参与进来,影响较大的如美国城市规划学者凯文•林奇在20世纪60年代创建的城市意象空间方法。凯文•林奇的方法与地理学的结合点在于他采用了意象地图调查手段。林奇以道路、区域、边界、节点、标志物为五个基本要素,要求受访者用点、线、面形式描绘出他所指定的城市景观的意象地图,然后从中分析不同社会属性的居民对周围城市景观的心理印象和文化评价。林奇创建的绘制意象地图的方式,减少了人们用语言表述心态感知时的主观性和可能的心理顾虑,具有更强的资料客观性,因而受到文化地理学者的借鉴和模仿,并产生了大量城市景观地理方面的学术成果。但是,林奇作为具有地理学素养的城市规划学家,并不习惯以历史变迁的视角来观察研究对象,故而该方法也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即由意象地图切入而分析受访人对环境的心理感知时,林奇只注重受访人现有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素质,例如学历、职业、年龄、居住区域等要素对其心态的影响,而没有注意景观演变的历史过程对受访人文化认识的叠加性渗透,也忽略了人们对历史知识把握的程度本身就存在差异。举例来说,一个只有十年演变史的景观对象,与一个已有100年演变史的景观对象,在同一感知主体的心理认知层面绝对会留下文化意象的差异;而一个在城市里生活五年的人,与在同一座城市里已经生活了50年的人,对城市景观的认识也绝对不会是相同的。所以,有些对于景观文化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例如:这种景观意象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景观的过去和现在分别意味着什么?林奇就很难准确地做出解释。

总之,林奇的分析模式虽然充分考虑了景观的地理性,也考虑了景观认知的主观性,却忽略了其客观存在的历史性。专注于景观感知的研究者,不仅需要弄清景观演变的历史过程,更需要弄清人对于景观演变历史的特殊认知,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地理学在景观研究方面存在着历史表述欠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地理学中与历史学最为靠近的分支———历史地理学,在将景观的历史性与地理性的结合方面又进展如何呢?我们可以欧美历史地理学界景观学派的代表人物克利福德•达比(CliffordDar-by,1909—1992)和卡•索尔(CarlO.Sauer,1889—1975)的工作为例进行回顾。克利福德•达比1928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地理系,193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长期担任剑桥大学、利物浦大学地理学教授、系主任。其代表作《清册地理》(DomesdayGeogra-phy)①至今仍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达比运用水平横剖面法,对中世纪英格兰一些特定历史横断面上的地理景观进行了系统、细致的复原,并进一步分析了各个横断面上人地关系的特性。达比的著作具有地理景观史的意义,即从物质形态层面上再现了英国地理景观的形成过程,这非常符合地理学“解释地表”的原始精髓。然而,在今天的历史学者看来,该方法的缺陷也恰恰在于,地理景观史并不能替代“景观的历史学分析”,前者仅是表层的历史,而后者才是深层的历史研究。虽然达比一贯主张要建立“地理背后的历史”,但在其实证研究中却很难做到地理学与历史学的有机融合,而真正的历史学分析方法处于缺席状态。达比对历史景观的复原,仍然习惯性地沿用了地理学平面分布的空间理念,所不同的只是景观平面的数量有所增加,而最应该体现历史地理学特色的工作,即对历史景观的动态变化过程、内在结构、驱动机制、社会文化映射机制等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重构与发生学分析,却显得比较贫乏。卡•索尔于1915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的博士学位,曾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主任长达30余年,他所创建的伯克利文化生态学派,因重视区域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逻辑关系而蜚声国际历史地理学界。虽然索尔的学术思想为传统历史地理学注入了自然景观、文化景观的生物学演替等新鲜内容,①但伯克利文化生态学派的景观理念仍然具有强烈的地理学性质。例如:索尔十分强调自然环境的基础作用,并认为自然特征在文化景观的塑造中持续地发挥作用,一部区域史实际就是自然景观不断地被改造为文化景观的历史过程;他关注文化景观的形态学变化和生物学更替,而不太关注其所折射出的复杂的人类历史进程;他虽然把人类活动视为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转化的中介,但却没有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真正融合进入文化景观的分析过程。因此,索尔的景观思想与达比的景观思想相类似,都存在历史学分析理念的缺失。

二、景观历史地图及其在景观历史表述中的基础作用

基于对景观历史表述方式的探索,本文特别提出“景观历史地图”的概念:它是指以某一特定区域内往日纷繁复杂的景观变化为专门表达对象的历史地图;在今天的学术研究条件下,它又应当是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更便于景观研究者深度利用的地图。设计合理、数据完善的景观历史地图,应当起到弥补以往学术界对景观历史表述欠缺、促进景观史综合研究的平台作用。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地图,不仅用地理学的观点观察一个地区的历史,而且用历史学的观点观察一个地区的地理,可谓跨越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鸿沟的最佳学术语言,但随着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学术的繁荣发展,其局限性也显著地暴露出来。我们本着探索景观历史研究方法的目的,对传统的历史地图从内容到形式提出以下修正,同时也作为景观历史地图的表达要领。

(一)景观历史地图在内容上必须突破以政治要素为核心的传统局限,并以表达小尺度区域的人文景观为重点

现有的历史地图多以图集的形式出现,一般分为区域性历史地图集与专题性历史地图集。区域性历史地图集以复原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单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军事据点、水系、海陆变迁为核心,承袭了沿革地理学一贯重视区域框架结构和政治要素的传统。其所表达的区域尺度可以从一个大洲到一个国家再到一个省区、一个城市,但所表现的人文内容大部分是历史上各个政权的疆域边界、内部政区设置、民族与城镇分布等政治军事要素,而远远没有以结构学方式对待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异常丰富的具象与非具象人文景观,所以传统的区域性历史地图实质上就是配附地图的政治史或者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史。在欧洲,此类地图的经典之作是《罗马帝国衰落后的近代欧洲历史地图集》、②《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等。①中国目前最重要的历史地图成果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其以表现中国历史上清末以前各朝代疆域的盈缩和政区层级、隶属关系变化、政权更迭为主要内容。1980年以后,以我国不同省区、城市为单位的次一级区域性历史地图集也相继编绘出版,代表性的有《北京历史地图集》(侯仁之主编,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1997年版)、《西安历史地图集》(史念海主编,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历史地图集》(周振鹤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广东历史地图集》(司徒尚纪主编,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刘和平、谢鸿喜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另一类历史地图类型是以历史上某一专门景观的分布或者某一特殊历史事件发生过程的景观表现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历史地图,前者如《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国家地震局与复旦大学编绘,中国地图出版社1986年版、1990年版)、《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编绘,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后者如《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郭毅生编绘,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武月星编绘,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等。这类历史地图对某一领域的专题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但表达的人文要素较为单一。为深入研究某一区域景观史提供资料平台的景观历史地图,必须在上述两类传统历史地图的内容框架上产生新的突破。真正从时间序列上复原某一区域景观的变化过程,需要的是密度大、类别全、时间空间精度高的历史景观资料,要能够通过各种景观资料的收集、处理和地理坐标定位,连续、动态地展现一个区域内不同历史时期的景观变化走向,并提供进一步研究景观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规律的可能性。

(二)景观历史地图应针对现实需要,注重表现城市化时代的景观变化过程

就像任何精神文化产品一样,地图具有时代性和思想性,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文化思潮和学术风气,对地图所体现的内容和编绘风格都有一定程度的渗透。学术脱离不了时代的影响,时代背景既是孕育学术的温床,同时也规范了学术发展的走向。今天是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城市景观不仅成为地球上最引人瞩目、变化速度最快、内容最为复杂、自然生态与文化效应最强的景观组成部分,而且也引发了一系列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例如,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使大量传统文化遗产日趋流失,使人类生存环境剧烈变动,使人群文化性格发生变异,使传统社会结构产生震荡,这些问题的发生机理与后续效应,无不与城市景观演变的各个层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化这一现实问题应当受到景观史研究者的密切关注。突破传统城市史研究的局限,从研制城市景观历史地图起步,进而书写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的城市景观史,是历史学随时代而进步的表现。在景观史研究中完全可以根据城市景观资料比较丰富的优势,加大城市化阶段景观变化研究的分量。

(三)景观历史地图的形式应在发扬史学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数字化

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将传统历史学的资料收集、考证手段同数字化手段相结合,使景观历史地图与传统历史地图相比具备以下优势:1.所涵盖的历史景观资料尽可能全面,做到科学分类;2.所涉及的所有景观数据,具有经过严格历史学考订的时间属性、空间属性和历史变迁信息储存,既满足地理坐标定位的需要,又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本的资料依据;3.便于使用者查询和提取不同时间断面上的景观分布数据;4.便于使用者利用现有数据,加工制作成适合进一步研究需要的其他形式的景观地图;5.所有景观数据整体能够动态地反映不同时间断面之间的景观变迁趋势和内在结构差异,弥补传统景观地理学手段不能充分揭示景观历史变化的缺陷。欲达到上述要求,须将对象城市、对象区域内漫长历史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建筑、聚落、产业、人口、社会阶层等人文要素发生、发展、演变、消亡的时间节点和空间位置,全面、系统地加以提取,制成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并按其时间、空间属性分层定位在城市(区域)地图上,同其社会属性建立链接,从而创建起能够全面反映区域发展历史进程的数字化信息平台。在今天的国际文化学界,数字化理念对于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但与传统历史学科的结合尚属充满挑战性的新领域,主要问题在于历史资料的连续性较差,对史料精确度进行辨别与考证的工作量很大。但只要建立起高水准的研究团队,坚持历史学考证传统并科学地拓展史料来源,具备现代技术理念,就可望在上述方面取得突破。数字化的景观数据库和景观历史地图,融入了历史学时间变化与地理学空间变化的基本理念,兼顾景观的地理属性与历史属性,并具有信息承载量大、便于查询、数据连续性强等优点,它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开展景观史研究的基础平台,也是体现新的景观历史学研究与旧的景观地理学研究之差异的重要标志。

三、例证:“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制作与运用

本部分立足于上海史研究现状,以“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制作与运用为中心,对前述景观历史研究的理念和路径进行例证分析。

(一)前期基础与存在问题

目前,上海城市史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也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缺乏一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城市景观史,更未上升到对景观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以往上海城市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其一,研究理念和方法过于单一地局限在历史学、社会学范畴内,对于任何城市历史现象都天然具备的地理空间属性却没有清晰的认识。其二,不同领域内的成果之间缺少联系,缺乏统一理念的整合。其三,多数成果以列举历史现象、剖析重要事件、追究制度思想等抽象描述为中心,忽略了历史进程可以连续、动态、直观地进行展现的一面。这些成果大多采取举证式或者个案式的研究方法,以点代面,难以全景式地展现历史现象的空间结构、空间联系和空间差异,所揭示出的规律究竟适用于多大的空间范围也并不清楚。举例来说,如果要进一步研究上海开埠初期城市化起步的一段历史,就不可回避地必须了解:那时的乡村区域如何在土地、人口、产业、生活环境诸方面向城市区域一步步地转换?城市马路与地产业怎样一步步向乡村的肌体内渗透?长期延续下来的水乡农业聚落如何解体,城市居住区如何扩大?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生活是怎样一种交融状况?所有上述问题,共同指向了将地理学空间理念和景观历史变迁研究方法引入上海城市史研究的必要性。以景观为媒介,以景观的演变过程重建城市历史的发展进程,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2006年笔者曾经从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城区史的研究思路,倡导以城市空间内部组成———小尺度的城区为单位,开展多学科交叉的城区史研究,以期对城市史进行更为精细多元的重构。①在关于城区史的方法论问题上,笔者将地理学方法置于重要的地位。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本研究团队对城隍庙、静安寺、徐家汇、提篮桥等16个历史城区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演变过程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内容涉及各城区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居民日常生活、社区公共空间、居住空间、活动空间、意象空间等各个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城市历史的内部结构形成了新的认识。②这些前期工作为进一步引入数字化技术制作高精度的上海城市景观历史地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的上海城市景观史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内容与编制原理

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而言,上海城市景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阶段自1291年建县之始至1842,历时552年,是滨江临海的一个普通县城。该时期的上海社会文化具有鲜明的江南区域特色,并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印记。第二阶段自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江宁条约》、上海被规定为五处对外开放通商口岸之一开始,此后历经107年至1949年,上海的角色由近代中国的一个商贸中心,逐渐发展成为全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国际大城市。其中从开埠后数年起至20世纪40年代初叶,城市的主体部分又为租界,其社会经济文化进程深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该时期的上海海纳百川、中西结合,城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水平均处于中国乃至国际的前沿地位。第三个阶段自1949年起至今60年,上海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型国际通商城市,尤其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后再次实现城市化飞跃,跻身于著名国际大都市之列,各方面发展突飞猛进,社会文化进一步体现出多元而先进的优势。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所要表现的内容,就是将如此多元而独特的区域发展进程,转化为连续而动态的景观历史地图形式,以GIS技术为支撑加以全面、科学、系统的直观展现。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基础部分是上海城市历史景观数据库的设计与构建。数据库以ACCESS软件支持,以每条景观记录的时间、空间属性为关键字段。所有景观记录均以规范的地名形式命名,凡是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可考的历史地名信息,均全部加以提取并按照标准格式输入数据库。更为重要的是,对不同来源的资料加以严格的考证和相互参证,以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资料考证和推理过程在数据库中建立专门字段加以储存,以备研究者查询和进一步使用。

(三)基于历史发生学原理和系统化原则的个案分析

数据库完成后,可以采用结构学方法对景观数据进行分级、分类提取,并生成不同时间断面、不同空间尺度、不同专题的数据集或者景观分布图。以近现代为例,在时间设定的前提下,从城市空间类型上可分为以下数据集:(1)整体城市景观数据集,(2)作为城市组成部分的区片景观数据集,(3)作为区片组成部分的街区、社区景观数据集等。从城市聚落类型上可分为:(1)花园洋房景观数据集,(2)普通里弄景观数据集,(3)棚户区景观数据集,(4)城乡结合部景观数据集等。从城市产业类型上可分为:(1)商业景观数据集,(2)金融景观数据集,(3)工业景观数据集,(4)公共事业景观数据集等。从城市文化类型上可分为:(1)娱乐景观数据集,(2)宗教景观数据集,(3)教育景观数据集等。在此基础上,采用历史发生学原则对不同类别景观的空间分布、组织结构、历史演变、影响因素和其所涉及的社会背景、重要事件等进行分析,构建景观史研究的重心。在该部分中,地理学传统的景观形态分析方法、景观感知分析方法,甚至是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也完全可以适当地加以借鉴,因为景观史本来就是涉及面非常广泛的学术领域。以下试以近代上海城市空间扩展中相当突出的聚落类型———棚户区景观为例,来简述这一类别景观史的研究路径。棚户区属于近代以来上海城市聚落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目前所收集的数据来看,棚户区的原始形式是上海开埠后出现在城乡交错带的外来贫穷人口的聚居区,之后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棚户区也向周边呈现出快速扩散之势。至1949年为止,上海城市中心区已完全被数百处规模不等的棚户区所包围,大约有1/4的城市人口生活在棚户区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城市户籍政策的紧缩,上海流动人口减少,棚户区扩散一度得到控制,基本处于静止状态。1980年后,随着城市空间再度大规模扩张,棚户区逐渐被分割包围在新的城市区域内。20世纪90年代至今,政府加大对棚户区的改造力度,延续了100余年的棚户区景观形态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纵向来看,棚户区景观的空间分布经历了从城乡交错带———市区边缘———市区范围内———大规模改造拆迁———居民重新被安置在市区边缘的变化历程。至于在今后的市区边缘是否生成另一种形式的棚户区,或者仅仅是发生人口结构的贫困化,是需要基于历史经验进行反思的一个社会课题,也是本个案研究的一个目标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各个时期的棚户区空间分布图从略)。进一步研究发现,棚户区景观形成和早期演变的驱动因素中,既有人文因素,也有自然因素;而后期棚户区景观的发展演变,则更多地是政治、经济、城市改造等人文因素的作用。上海开埠后,近代化的城市土地利用方式改变了原有的乡村景观格局。随着租界城市空间不断向乡村地区扩张,乡村聚落所依存的河道体系因经济价值发生转变而在物质形态上被瓦解。地产商越过租界线,在附近乡村地区购置土地、开发房地产、修筑马路,是早期上海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重要方式。官方又没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可循,于是,城市的河道系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淤塞阻断等问题。

①乡村河道逐渐淤塞,城市又能提供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便吸引周边乡村的农民进城谋生,①那么河道体系的重要性自然渐被忽略,其完整性也更难维持。当城市空间扩张到一定程度,河道体系之管理即从传统的严密走向社会转型期的疏懈,造成一个变化中的管理空档期。将淤未淤、欲治不治的河道与堤岸空间,为大量来城市谋生的外来贫困人口提供了最初落脚的场所,这正是棚户区起源的自然环境基础。由河道淤塞而引起的乡村风水形势的转变,也对棚户区的扩散具有一定影响。风水观念在乡村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随着城市空间向周边蔓延,原来许多家族处心积虑构建起来的风水形势不复存在。较之于一般农田而言,坟地及周围空地,都属于产出率有限的低收益土地,可为外来贫困人口提供更为廉价、支付得起的居住用地。外来的贫苦人“或联合向地主立约租赁,或由地主允其结庐,随便纳若干之租费”。②有的甚至直接被占用,而业主则懒得管理。在20世纪30年代,居住在沪西小沙渡一带乡村边缘的贫苦人,每月付一元左右的地租,即可租得一方丈的地皮,来搭建自己的棚屋,③这比在市区租房要便宜得多。一些外来户还有可能租到条件稍好一些的“祭田”或“祠田”来建造私房。祭田是族中的公产,一般委托给有能力的族人经营租佃之事。当时在城市空间扩张的步步进逼之下,风水形势发生变化,祭田的管理日渐松懈,族中管事的人往往变卖或低价出租祭田以获利。由于风水田本属族中公地,又不便大张旗鼓地变卖或出租,“租额大都较轻”,正常年份也就“三至五斗”或折合成相应的金钱,④这也给棚户区的扩展提供了方便。在自然—人文环境交互变化的条件下,早期棚户区在城乡结合部的夹缝里产生并逐步扩展,具有显著的区位边缘化特征。其占用的河浜、堤岸、风水田等物质空间,均属于低收益的土地,甚至河浜、堤岸之类传统上不被列入常规的土地资源。低成本的生存资源成就了早期的棚户区,也为其后来在整体城市空间中的边缘化地位埋下了伏笔。在棚户区规模基本成型的20世纪30和40年代,棚户区由于景观破败而一度被认为是城市的病灶,成为政府强制拆除的对象。即使政府规划少量的平民村住宅来安置棚户区人口,也一般是利用郊区的廉价土地,而且由于阻力重重难以真正付诸实施。⑤1949年后,由于土地私有制被取缔,棚户区失去了空间扩张的条件,这时棚户区人口密度反而增大。不过这时由于棚户区不再向扩张,逐渐被包裹在有所扩大的市区范围之内,从城市版图上看,棚户区似乎融入了整体城市空间,甚至成为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棚户区人口结构的演变也体现了明显的社会边缘化或弱势群体的特征。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许多本地的农村人在城市就业,空出的农田为外来贫民提供了临时的生存资源。他们在家乡就以种田为生,来沪后没有别的技能,租田来种倒是较好的生路。

据1949年10月上海市政府对8239户棚户区居民的职业调查,在附近村庄种田的共有2291户,占总户数的1/4强。①除从事农业外,民国时期棚户区人群另一个最为显著的职业特点就是临时工数量多,缺乏稳定性。人力车夫、临时雇工一般占有较大比例,其次是小商小贩、小手艺人,还有部分无业者。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重点发展工业,同时着力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棚户区人群的职业结构开始趋向稳定,其主体集中在工人阶层。1978年至今,我国经济体制处于改革进程中,棚户区人口的生存手段和相关社会身份再次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现今50至60年龄段的棚户区人口,由于企业体制转轨和市场的变化,他们大多数在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转而自谋职业。其中许多人当初就业时系接替父辈岗位,又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涯,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再就业领域以服务行业为主。除了对棚户区形成机制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历史发生学研究外,我们还引入感知地理学方法和凯文•林奇的意象空间调查方法,将棚户区景观史的客观过程与其所具有的城市文化心态效应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初步得出的结论是:与棚户区相关的城市区域文化形象已根深蒂固,由于棚户区曾经存在而形成的区域歧视心理很可能会长期延续下去,这对上海城市文化整体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本个案从收集棚户区景观的基础历史地理信息开始,继而对数据的时空分布状况进行观察,以此为线索对棚户区景观的产生、演变、驱动机制、社会文化效应等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最终对棚户区这一城市问题产生和演变的整体过程及其不同阶段的特征形成全面的认识。如果像以往一些研究那样,仅仅描述棚户区人口生活困苦的表象,不将其作为一种具象景观进行时空过程的复原,进而深挖其背后的社会机制,就很难获得对棚户区历史与文化的全面认识。在此研究过程中,以历史学、地理学为中心的多学科方法得到了综合运用。当然,本个案只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上海城市景观史研究体系的一个支脉,但是,窥一斑而见全豹,本文所申述的景观史研究理念大致如此。总而言之,综合、系统的景观史研究,将为推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地理学研究、二者的融合性研究以及其他学科方法的融入,打开一条新的通道。但这是一个大工程,它需要扎实的个案积累,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景观结构特征、资料分布状况和社会文化背景,先开展有针对性的个案研究。本文引为例证的“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构建及其深度运用,只是整体探索的一个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