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精选(九篇)
第1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
唐先生给北师大历史系开了个讲座，台下座无虚席；唐在台上口若悬河。他先是把台下前排就座的李雅书教授大加赞叹一番，大意是：李雅书女士曾被誉为哥大的校花，当年许多男同学都想坐在她的同桌，多年之后相见仍觉风韵不减当年。
李雅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罗马史研究专家，1921年3月26日生于北京，就读于贝满女中，并以文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曾多次获得司徒雷登奖学金。她194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48-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并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1951年8月起回国在北师大教授罗马史。
我之所以称她为先生，不仅是因为我上学时选修了她为79级学生开的罗马史课，而且1991年我在沈昌文先生主编的《读书》第4期杂志上发表了署名“林李”的文章——《奥古斯都生前死后》，就是读李雅书先生翻译的《塔西佗编年史》的随感。只可惜李先生已于2007年作古。仅此补录致哀。
唐先生的幽默与智慧
接着唐德刚先生在讲座中从古到今把中国文化赞美了一番，中国历史上许多陋习和疾病是没有的，比如抽烟吸鸦片，比如梅毒。他举了一首诗为例：孟郊《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所谓“一日看尽长安花”，唐先生解释就是阅遍长安青楼的意思，却未见那时史书有梅毒的记载。有学者考证梅毒源于美洲。是一种最为常见且危害性很大的性病，由苍内密螺旋体引起。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传入遍布欧洲。其后便被探险家、殖民者等带往印度、中国、日本以及北非。
唐先生的论据我无心去考证，但社会上流传“中国人怕得肝炎，西方人怕得流感”的说法却引发我更多的思考：一是我们祖先基因的优良和缺失的是什么?二是在漫长的苦难岁月里，祖先血脉中形成了哪些抗体。三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前，中医学起到哪些保护人民健康的任务。这几个问题搞清楚了就足以回答：为什么世界历史上有诸多的民族和文化断灭，而中华民族却历久弥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疯癫与文明的较量
“H1N1流感”的全球蔓延，让世人惊恐万分。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全球性流感瘟疫的出现已不是第一次了。一次猝不及防的瘟疫足以毁灭一个民族。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谈到，正是病菌而非枪炮帮助了欧洲人征服美洲。适宜于被人类豢养的家畜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美洲的原住民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马。由于缺乏饲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桌没有接触过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原体，对这些疾病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欧洲人给美洲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瘟疫：1518～1526年天花流行，1530～1531年爆发麻疹，1546年斑疹伤寒、1558～1559年流感。据估计，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因此说瘟疫毁灭了玛雅文明，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公元前430年后，一次大瘟疫葬送了希腊文明，从此在历史中消失。那次大瘟疫雅典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当时最伟大的执政官伯利克里也染病而死。由于人口减少，很快被其它国家吞并。公元542年鼠疫爆发于地中海地区，并持续了五六十年，史籍上所称的这次“查士丁尼瘟疫”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也有文章称“大瘟疫改变欧洲历史进程”。什么米兰大瘟疫让意大利人寻求统一；塞维利亚大瘟疫令西班牙殖民帝国衰落；维也纳大瘟疫重创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大瘟疫点燃莫斯科大起义等等。
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一个大疫(大的瘟疫)频发的国家，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反常，动物迁徙，战乱不断，自然灾害频发导致中华民族历经历史上多次大的瘟疫，但中华文明却未曾中断。根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历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有学者统计从1500年至191 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大疫流行时，往往“死者不可胜计”，“丁尽户绝”，“户灭村绝”，后果非常严重。
永远有黑暗，永远存光明
可我们的民族却没有灭绝。这不能不感谢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顽强的生命基因。是什么原因使中华民族能够抗过这些瘟疫呢?
其一：中华民族经历了比谁都长的农耕社会历史。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书中认为：人类传染病的病毒与细菌是农耕社会家畜与家禽饲养业的产物。农耕社会依赖于灌溉，而水渠给寄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滋生环境；驯养家畜使得动物的疾病传染给人。中国有着长期的民族融合的历史，出现过大量的人口聚集的地区城市，人类经历的所有瘟疫我们民族几乎都经历过，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使得我们民族的血脉躯体里产生了大量的抗体。这些免疫力的遗传已成为后辈对付瘟疫的重要武器。
其二：中国对瘟疫的防治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我国著名的医书《黄帝内经》里有大量关于麻风病的记载。东汉时张仲景就著有《伤寒杂病论》。从晋代起便有了关于夭花的记载，并开始探索防治办法。16世纪中叶，中国、格鲁吉亚分别独立发明了人痘接种术。开辟了人工免疫的崭新途径，人痘接种术很决传遍世界。18世纪末，英国的詹纳受中国、格鲁吉亚人痘术的启发发明牛痘术；19世纪初牛痘术又传回中国。20世纪70年代，长期肆虐全世界的天花终被人类彻底消灭。
其三：中医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著名中医学家，明道草堂中医药自然医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樊正伦写了篇《中国人可以活得更好》指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前，这个保护人民健康的任务是中医学来完成的。古人说，“神农尝百草，一目遇七十毒”，形象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在和疾病斗争的过程中付出了多少代价。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比拟的。随着西方文明东渡，大量的传染病也随之进入中国，疫情越来越频发，这些都是中医前所未遇的。
其四：中国人长期形成吃熟食饮开水的良好的生活习惯。中国食物结构以粮食蔬菜为主，西方人以肉食奶类为主。《金匮要略》里对动物肉食有许多禁忌，必须吃熟肉，各种动物肉食不能混食。因为动物是疾病的传染源，动物内脏是有毒素的。中国人长期形成吃熟食客观上避免了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的疫病蔓延。诸如饮水，李时珍《本草纲目》专门有一个水部，其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
所遗何物 民族之善
第2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
倘若让16世纪的欧洲人看到浩浩荡荡的“寻根”大军，他们会哑然失笑吧，因为他们根本不必跋山涉水，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的足迹就写在他们的姓名上。
中世纪的欧洲平民大多都没有姓氏，小镇青年去大城市闯荡才给自己随便找一个姓氏，以免同名混淆。文艺复兴三杰在乡下小镇当待业青年的时候都没有姓氏，在大城市扬名立万之后才把自己的家乡名字冒充姓氏，莱奥纳多・达・芬奇就是来自芬奇小镇的莱奥纳多，拉斐尔・达・乌尔比诺就是来自乌尔比诺的拉斐尔。
对于欧洲人来说，找姓氏的灵感并不多。姓Stout的，当然是一个胖子。姓Hill或Woods的，住在山坡上或者树丛中。姓Smith的，自然是打铁师傅。有的人甚至把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出生地、头衔，全部放到自己的姓名里。所以说，16世纪的欧洲人不用费心去“寻根”，只要看一眼他的名字，家族历史就一目了然。
事实上，欧洲人也同样有热衷于寻根的，热衷于在回首历史中确认今天的身份。譬如，中世纪的骑士就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战斗英雄当作偶像。最早的骑士都是一文不名的庶子、穷困潦倒的低等贵族，他们渴望战争，因为只有战争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当他们问一句“我是谁”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体面的答案在等着他。他们只有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英雄故事中去“寻根”，寻找可以依靠的精神力量和英雄主义。
骑士需要寻根，革命志士也要寻根。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克・路易・大卫从古典时期的传说故事中为革命寻求新的力量，那幅著名的《荷拉斯兄弟的誓言》就是借古典英雄之血来浇灌今日之革命。
欧洲人喜欢寻根，没有历史的美国人更加热衷于寻根。非洲裔美国人不用说，一部著名小说《根》，回望前世的非洲，看清今生的美洲。盎格鲁・撒克逊人不但自己爱寻根，也爱帮别人寻根，戴蒙德那本获普利策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通过对各种原始部落的“寻根”，为今天的少数民族裔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寻找完美的解释。在中国更为著名的《格调》一书，则嘲讽了现代美国人如何热衷于保留英格兰的传统，在英格兰传统中“寻根”的本领决定着一个现代美国人的“格调”。
美国寻根网站永久保留证据
美国寻根网站“埃利斯岛”在自由女神像所在的埃利斯岛上开通后，来自全美的1.2万名信奉摩门教志愿者花了7年的时间，仔细研究了由微缩胶片拍摄的1个世纪前的原始文件，最后整理出了1892年到1924年间共2200万个乘船抵达纽约港的客人的资料。其中包括他们所乘船只的起锚地点和时间，抵达时间，以及他们所持的有联系的美国亲属的名字。现在40%的美国人都能找到一个先人是从纽约港上岸，首次踏上美国的。这个寻根网站还利用先进的交互式计算机技术保留了新移民的材料。访问者可以把自己的全家福和个人资料扫描出来提交给该网站作为档案永久保留，也可以录下自己的声音材料上传保存，为下一代的寻根提供证据。据统计，已经有50多万美国人愿意花上百美元，接受DNA遗传测试，弄明白自己究竟“混血”“混”到啥程度：有多少非洲、美洲或亚洲人的血统？而美国黑人甚至想从基因代码中找出自己到底来自非洲的哪个部落，祖先是从哪个国家和部落被抓走贩卖为奴的。
重要的是寻根之后如何面对
第3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
（一）
1938年，侵华日军在完成进攻武汉的军事准备后，日军大本营于同年8月正式下达进攻武汉的作战命令，日军随即在江北和江南分5路向武汉推进。军为保卫武汉集中90个师的兵力，与日军对峙。从中旬起，激烈战斗在江南和江北同时展开。
武汉会战打响后，坐镇武汉指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与前线作战部队电报来往频繁。这些电文集中反映了军队遭遇连连惨败，丢城失地，直至武汉失守的全过程，为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留下了可信的史料。在这些电文中，还多次提及到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在战场上大量使用毒气武器，以赢取战场优势等情况。这又为今人揭露侵华日军悍然使用毒气武器的罪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8年7月22日晚，日军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出动5个师团，分左右两路，从大江南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还出动海军航空兵二个联队九十余架飞机助战，实施轰炸扫射。中国方面第九战区总司令陈诚令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铁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予敌一零六师团重创。8月10日，第二兵团所部在瑞昌东北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波田支队激战。8月13日，第九战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亲率两个师部队投入战斗，在瑞昌反攻以波田支队打头阵的日军主力第九师团。中国军队士气高昂，浴血奋战，多次与敌军短兵相接，拼刺刀。在行将攻克丁家山、马鞍山之际，日军施放毒气。孙部中毒官兵甚多，渐行不支被迫退守至蜈蚣山、周家垄一带休整布防。经医疗队抢救，救活430余名中毒官兵，另有310余官兵已牺牲在战场上和撤退途中。孙桐萱紧急电告陈诚，请求急调防化学部队来军中助战守，陈诚告以防化部队编制太少不敷分配。至少十天后方可抽调一个中队防化兵来瑞昌助战（但后来并未调来），孙桐萱与几位师旅长徒叹奈何！8月21日，日军在进犯蜈蚣山等地时，又释放毒气。22日，孙部于大屋等地又遭日军毒气袭击……这些事实反映在第九战区总司令陈诚于22日致电的电文中“……昨敌攻我蜈蚣山之役，竟施放催泪性毒气，呈深蓝色，我中毒者二十余人。”“今晨敌使用窒息性毒气向我大屋、何城子镇进犯，我八十一师守兵两营中毒，口鼻出血，除三人逃出外，余均壮烈牺牲……”可见中国军队的伤亡相当惨重，而且由于防化学战技术落后，又缺乏准备，军队对毒气来袭都缺乏自我保护手段，一时军心惶惶，无不对日军兽性切齿痛恨。
（二）
这儿要说明的是侵华日军早就蓄谋在战争中使用毒气武器。其陆军部队至少有八个师团配备有化学兵大队，备有毒气炮、毒气投掷筒等违禁武器。1937年八一三淞沪大战中，日军遭到兵力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的猛烈抵抗，战事持续三个月之久，其间日军在进攻四行仓库我88师阵地时就少量使用过毒气。华中派遣军参谋长朝香宫亲王、副参谋长冢田攻中将及柳川平之助中将等日酋均力主在前线成规模地施放毒气，以求取胜。但遭到司令长官松井石根大将的反对，他并非有心恪守国际法，而是担心引发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因从沪战打响开始，美苏英法德等多国驻华使馆均派出武官作为观察员从南京赴上海前线观战，及时向自己国家政府报告战况。况且上海租界区欧美侨民商人多达万人以上。他们都密切关注战事进展。日军若加大使用毒气武器，则必将遭受严厉谴责。这令松井石根有所忌惮。
1937年12月3日，团团包围南京的日军六个师团发起全线猛攻。第九师团便是参战部队之一。中国守军在城南雨花台、城东光华门和孝陵卫一线英勇抗击，死战不退，予日寇以杀伤。其中守卫中山陵园和紫金山上的教导总队（国军教导师堪称全军之精锐）在山上依据险要地势，以轻重机枪、步榴弹等武器多次击退进攻之敌。在山下督战的日酋冢田攻悍然下令十六师团的化学兵大队释放毒气，造成守军死伤惨重，丢失全城最险要的制高阵地。
可以说自诩为拥有“武士道精神”的帝国皇军在侵华战争中之所以多次打胜仗，除了官兵训练有素，凶残善战，装备精良，火力强大外，每每的还倚持释放毒气（后来还开展细菌战）等极野蛮，极不人道的手段，夺得可耻的胜利。相比而言，直到1935年6月，经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上将再三建议，才下令拨款30万元在南京孝陵卫组建防化兵部队（共二个团，对外称中央军校特别学兵 队），任命留德军官李忍涛上校为部队长，致力于对抗化学毒气战的研究，但该部队势孤力弱，不能形成有威慑力的战力。到1937年“七七”泸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军队各军、师只有不足五个师配备了防化兵队，防毒面具仅7000副。与日军相比，悬殊达十五比一，也正因此，侵华日军有恃无恐，并在进犯中国内地的战争中毫无顾忌地使用毒气武器……其时，关麟征指挥的三十二集团军已从山东西部战场抽调到湖北，参加武汉保卫战。关的基本部队五十二军能征善战，在1938年初参加了轰动一时的台儿庄大战。他率部随汤恩伯的二十军团投入战斗。他智勇双全，善于用兵布阵，率部队在向城洪山镇一线狙击正面之敌，配合正面作战。3月24日，关麟征指挥部队向盘踞在津浦铁路台枣支线的日军第十师团发动进攻，取得胜利。接下来的战斗中，五十二军打得都很积极主动，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的防守战，战功赫赫。徐州会战后，李宗仁审时度势，指挥第五战区五十万大军分三路西撤入皖北、皖中，以避免战略上的被动。关麟征已以战功升任三十二军团长，在台儿庄大战时期与关较量过的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称：“关麟征一个军应视普通支那十个军。”评价极高，且流露出言不由衷的戒惧之心。1938年春夏之交，统帅部鉴于鄂东南和赣北战况危急，急调关的三十二集团军参战。当时，日军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所属第九师团担任主攻。关麟征率部在瑞昌、阳新的亭子山、磨山、虾蟆洞一带狙击日军。关麟征命令部队依山形，在每个山头修筑工事，把几个山头组成一个棋盘阵地，一个山头受敌军攻击，其它山头可以立即配合出击歼灭敌人，因此日军进攻十几天，寸土未得，遗尸累累，士气低落，日军广播说：“我皇军在瑞昌附近，遭遇最强劲之敌。”接下来日酋冈村宁次下令，主力第九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在三十几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丧心病狂地下令施放毒气，以飞机向中军阵地投放毒气炸弹千余枚，又利用风向，向中军阵地射出成千发毒气炮弹，造成中国军队严重伤亡，纷纷逃离壕沟工事，向后撤退，成连成营的官兵因头痛、失明、剧烈咳嗽而晕厥甚至倒地死去，现场惨不忍睹。日军则趁机冲向中军阵地，以刺刀、东洋刀对失去战斗力的中国中毒官兵滥行杀戮，插上太阳旗。孙桐萱、关麟征一时无计可施，急令全军后撤，瑞昌的失守又导致南浔线和庐山西边的商震部二十军团、吴奇伟部第九集团军限于战略上的被动，为防被日军四个主力师团包围。这两个集团军十余万部队被迫后撤。陈诚为了挽回战场上的被动，急令三十一集团军和三十二集团军狙击从赣北马头镇和若溪进攻的该路日军，双方激战二十余日，马头镇陷落。8月24日，该路日军再占富池口时，第二兵团续调第二军、第五十三军、第七十五军、第九十八军驰援。双方大军相持于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后日军二个联队，苦战月余，日军于10月5日占领若溪，续陷辛镇铺，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咸宁，武汉保卫战进入最紧急关头。日军施行野蛮至极的毒气战无疑为取胜而制造了有利条件。
（三）
1938年8月下旬，鄂皖边区战场上战云弥空，8月29日日军攻占皖西重镇六安后，渡淠河进攻中国军队并使用毒气。其前锋直川步兵联队在进攻中均配备有防毒面具，以防因风向变动而被自己一方施放的毒气伤害。30日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于学忠致电称“……艳亥（29日）六安淠河东岸敌初以催泪性毒弹向我淠河西岸射击，强行渡河。三十日晨一时改用窒息弹，我一一四师之一排全部牺牲。”忧心忡忡，特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苏联军事顾问加尔布诺夫建议前线部队必须进行防化学武器的教育，配备夹有过滤层棉絮的防毒面罩，并在重庆成都等地紧急成立防毒面具制造工厂，争取在一个月内生产出二万副防毒面具供前线部队使用，参加会议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政部长何应钦等皆以为此建议可行。但问题在于大后方严重缺乏活性碳粉、特制尼龙布等主要原料。请求加尔布诺夫将军向斯大林请示，可否提供紧急援助。这位将军答应了|（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事不了了之）。当时，中央日报军事专版派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记者仇章正巧在五十二军淠河西侧防区采访，亲临了可怕的毒气战，并写成专题报道。据此专稿披露：“……29日那天上午，我正随着一一四师政训处联络参谋赴淠河西茶亭山前线采访。这儿山丘起伏，林草茂密。山坡下七八十米处为公路，通向鄂省境内，地势险要。一一四师一个团二千多久经战阵的官兵沿山岗林地布防。五十三军为东北军官兵们怀着国仇家恨，作战勇敢。冯团长颇有经验，他在两天前已下令炸断淠河上钢筋水泥桥，以遏阻敌军快速推进，又在茶亭山一线三山丘上设立高射机枪阵地，用以对付敌机。沿河岸堤边则设立头一道防线，放有三个排官兵。29日上午12时许，敌军炮兵开火掩护前锋敌军二百余人以橡皮艇和驳船强渡淠河。我军奋勇还击，敌军隔河施放毒气炮弹数十发。据守距断桥最近处河堤上的一派官兵猝不及防，纷纷中毒倒地，失去作战力。敌军趁机渡过河，其余两个排官兵见势不妙，只得丢弃工事，向后奔跑。冯团长接报，急派卫生小队趋前，欲救出中毒官兵，但被敌军炮火封锁，只得退回，沿河边已是黄雾弥漫，随风扩散，茶亭山一线守军旋受威胁。冯团长急命官兵们以湿毛巾掩面部以减轻毒害，未等到敌军进入火力范围，他即下令全线开火，但敌军又施放毒气炮弹若干，以杀伤我军。冲在最前方的敌军官兵均戴有防毒面具，敌骑兵突击队所驭战马亦配有防毒套具，可见蓄谋已久。”
“我军官兵初见此阵势，战心动摇，纷纷逃出工事，向西撤退。当日，后退十余里。幸得师部急派出配备部分防毒面具的友军据险助战，以十余挺轻重机枪依次开火，才暂时阻遏住敌军凌厉攻势……”很显然，日军的毒气战给中国军队造成很大伤害，导致阵地连连失守，许多官兵心理上也受到影响。这一点令记者仇章印象很深。
9月12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致电，转呈四十四师等部报告称：“灰日（10日）戍派员率领卫生队赴松扬桥南一带收拾伤亡，行抵全即湾附近，沿途看见有中毒至死亡水牛多头，先行人员亦相继晕倒，即施救回部。”据三十二师王师长修身报称“灰亥派遣军士斥候在五里墩、十里铺附近侦察敌情，行至中途中毒抬回。”“据此，松扬桥间以南高地敌已完全布毒。”9月16日，敌以炮火毒气猛攻潢川。18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致电，转述前线战况，称：“围攻潢川之敌，连日以步、炮、空联合向我进攻……并使用毒瓦斯弹，我军伤亡重大……”“我已敌已历数昼夜，因敌不断增援，使用大量瓦斯弹，我官兵中毒甚多……”“我以密集炮火攻城，并大放毒瓦斯，全程弥漫如烟……”
9月26日，李宗仁致电及军令部长徐永昌称：“敬日（24日）敌竟日炮火攻击许家冲三一师工兵阵地……敌接近我阵地时，戴防毒面具，以毒气罐对我掷放。”
9月27日，李品仙致电：“我四八军之一部，乘敌不备，一鼓将香山敌之坚固阵地攻下，后骆驼山之敌即来增援，如是肉搏争夺，得失三次，至拂晓后，敌用毒瓦斯反攻，我军死亡颇多……”同日，陈诚致电：“何师（第十六师）攻击王家铺附近窜入之敌……激战至晚，敌机、炮轰击至烈，并射毒瓦斯甚多……”
9月28日，李品仙致电称：“敌……阻我南下。我军猛攻，士气旺盛，这次攻克敌各阵地所费时间极为迅速，但敌到重要关头，即放毒气弹。我以防毒具不完备，每为敌之中伤。”
日本侵略军在战场上大量使用毒气武器，为满足前方大量需要，从后方又源源将毒气武器运往前线。这在9月14日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白崇禧的电报中有所反映：“据报：烟俊军部近接东京训令，限九月二十日攻下武汉。将增添空军及化学部队，期结战局。近派运输舰由（朝）鲜运来烟幕、机枪、各种毒气甚多，业已运入长江。惟催泪弹有白边一道，窒息性炮弹有黄边两道，并有毒气手榴弹。均于冬日（2日）下午一时由沪运往九江。……希转饬所属注意，预为防范。”
1938年10月上旬，右路日军主力已侵至广济一线，逼近武昌。左路日军第一零一师团、第一零六师团沿南浔铁路会攻江西德安。薛岳指挥的第一兵团以第九、第二十集团军在德安北部马回岭地区层层设防，给敌人以有力打击。紧接着第一兵团再调第四、第二十二、第六十六军在德安西北万家岭一带组织包围反击，歼敌四个联队。经过四个月的节节抵抗后。陈诚奉命令，按预定计划，于10月25日将参战部队全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筹划新的战役。空前激烈的武汉会战至此宣告结束。据抗战胜利后1947年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战史档案的不完全统计：武汉会战期间，死于侵华日军毒气武器攻击的中国军队官兵即达七千三百余人，这是一个血淋淋的令人震惊的数字！
第4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
我们越来越少去翻开一本书，认真读完其中的一页。我们沉溺于大量摄取新信息带来的满足感，却忽视了重要的事实，海量的新生信息中很大一部分是毫无营养的垃圾信息――你看过，你忘记，在你的脑海不曾留下它们的痕迹。而一本经典的书，则是在沉淀了很多富有营养的信息之后，经过作者的思考形成的思想的精华。
所以我们不停地提倡多读书，但同胞们人均年阅读量还不足5本的现况似乎不那么乐观，据说这个数字明显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量化的指标具有难以辩驳的说服力，但有些事一旦量化了就会发生有趣的变形。这边说国人看书不多，那边就会出现每年从百至千本惊人阅读量的榜样，暗示着读书与成功之间的关联性。一时间，仿佛读书成了公司绩效考核的一个指标，据此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上进来。
这种逻辑的推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读书的含义。读书本来是一种享受，比如美食，大快朵颐图的是一番痛快，但细嚼慢咽不也别有一番风味么？读书就是读者与作者的思想交流，有人喜欢慷慨陈词，有人喜欢促膝长谈，收获各有不同，如果仅仅是飞快地与上千人打个照面，也能算是交流么？
有人可能要把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搬出来，但这句话后面其实还跟了一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以这里的不求甚解是建立在对作者的思想脉络“会意”的基础上的，是对细节的不纠结。人的知识结构都是网状的，一个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往往与若干个其他的知识相关联，这样掌握才牢固，理解才深入。因此，读书时更重要的是把握作者总体的思想和逻辑脉络，当相关的书籍读得足够多时，那些书中涉及的细节会被不同的书从不同的角度串成线，结成网，自然地印在心里。就如同量子力学的三种表述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个事物，才能更深入。因此读书重要的是“会意”，就像两个人的一次对话只要记住要点而不用记住每句话一样。
但说到交流，就要有来有往，一问一答才叫交流。如何在书中与作者交流对于读书的收获会大有影响。一个人对一个问题通常会经历几个阶段：发现问题，提出假设，进行验证，修正认识，加深理解。其实在我看来，读书也是如此，对感兴趣的问题有了初步的思考之后带着观点去读书，才能更清楚地感受到作者在哪些方面更胜一筹，又在哪些方面尚未解决自己的疑问。这样才能做到对作者的观点，批判地继承，真正地通过书与作者展开思想的交流。比如《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从各角度论证了各地文明发展不同的原因，在读书之前对这个现象思考得越多，涉猎越多，就会对作者的思路和论证理解的越深刻。这也是为何很多书再次读时理解会有不同的原因。
除了读书的方法，书本身的种类也很重要。有些书侧重讲技巧，有些书重在讨论事物本质的原理，还有些书更倾向于放松读者精神，如同一把宝剑，有剑锋，剑柄，也有装饰花纹。如何选择，取决于读者的爱好和心情，毕竟读书首先是享受，然后才有收获。但一把宝剑的各个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合理组合，灵活运用才是关键。
第5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
――摘自《中国世界记录》总序
前年，我在北京潘家园书摊用10元钱淘到一本方克主编的《中国的世界记录・科技卷》旧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定价5元）。书的扉页，夹着一张戊辰年六月十二日的台历纸片，估计是书的原主人所藏，背面记录着：
“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的发明创造，可能有一半以上是源于中国。这一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他新近出版的《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披露的。”
“坦普尔指出，除了指南针、印刷术、纸、火药是人们广为知晓的中国四大发明外，现代农业、现代航运、现代石油工业、现代气象观测、现代音乐、十进制数学、多级火箭、水下鱼雷、毒气、枪炮、降落伞、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纸币，甚至蒸气机的核心设计等等，都是源于中国。”
“人们之所以不知道这些确凿的事实，中国人无视自己的成就，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有必要从东方和西方两个方面纠正那种错误的看法。”
尽管我至今未能拜读坦普尔的原著《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可是日历编者摘录的介绍中国科技成果的文字，却铭记在心中，让我感到自豪。最近，浏览博言先生编著的《发明简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又重新翻阅了《中国的世界记录・科技卷》，受益匪浅，这两部书印证了罗伯特・坦普尔先生的论点。愚以为在全国人民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热潮中，读点科学发展史，“踏着巨人的肩膀去创新”，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数典”切莫忘祖，是大有裨益的。其实，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正是建立在无数的发明基础之上的；发明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结晶。
石破天惊：中国古明创造与日月同辉
博言先生在《发明简史》中，用“隐约的鸣响”作为开篇题目，为我们概述了古文明的创造史略。“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逐步积累了知识和经验，创造了许多实用技术。在原始社会，人类制造与使用了石器工具；学会了用火，发明了弓箭；开始了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发展了纺织、化工、建筑、冶炼等技术。到奴隶社会，西方自然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而到封建社会，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农业、医学、天文学、数学等领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古明创造，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并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
在《中国的世界记录》卷首语中，杜石然先生激情洋溢地写道，“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这四大发明，对人类进步所起的影响，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其实，又何止这四大发明。中国是瓷之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又是丝之国，是丝绸之路的起点站。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瓷器之路，都是名副其实的联系东西方文化的纽带，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挽绳。铸铁的出现，中国比西方早千年以上。直到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钢铁的产量和质量一直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以占世界可耕地的十七分之一的土地，供养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子孙之所以如此昌盛，也全赖自古以来中国农业和中国医药的发达。中国的农业技术、中医和中药，至今仍然是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挖掘的宝库。”
启迪智慧的数学领域：十进地位制记数法，是人类最美妙的发明之一。八卦与二进位制，可以看作计算机理论的鼻祖。珠算的发明，至今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小数概念的提出与应用，居于世界前列。“今有术”，是当时独创的比例计算方法。《九章算术》中的多元一次方程组，可视为线性代数的萌芽。贾宪三角、秦九韶程序、天元术……文明世界的中国剩余定理，领先千年之久的圆周率精度记录，两千年前最先进的测量技术重差术……这些成果像永恒的星体，闪耀着光辉。
天文、历法、气象学：中国独特的天文学体系和二十八宿，世界最早的地动说和最古老的星表，世界第一流的古代天文台，世界第一次子午线长度的实测，连贯古今丰富的天象记录史料；中国独创宏伟的历法系统，独树一帜的干支记日法和二十四节气；雨量器、风向器和测湿器的发明，世界最早的实测物候记录，开创性的潮时推算表……这些成果永载世界发明创造史册。
普泽全人类的农艺学：中国是世界稻作物栽培的发祥地，小麦高粱的原产地，还是大豆和谷子的故乡。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果树原产地，是大麻和苎麻的故乡，是发现茶树和制作茶叶最早的国家。种对世界养猪业的贡献有目共睹，养鸡的历史和家畜术的发明，以及自成体系的中华兽医，至今还让人刮目相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植桑养蚕的国度，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世界罕见、丰富多彩的中国古农书，诸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陈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以及《茶经》、《蚕经》、《果谱》、《花录》等专著，都是人类知识宝库里的精品。更值得的一提的是明朝永乐年间问世的《救荒本草》，图文并茂，内容详实，分类科学，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教授认为，《救荒本草》是“中世纪最优秀的本草书”。
保佑大中华的医药学：《黄帝内经》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医学经典。独特的针灸疗法和经络学说至今还在应用。切脉诊病的科学性及其专著《脉经》目前仍有实用价值。最早的脏器疗法、腹腔穿刺、药物麻醉，以及人体病理解剖、尸体检查、指纹鉴别，在当时都是处于领先的地位。新生儿脐带的科学处理预防婴儿破伤风先于西方国家几百年，天花与种痘使我国成为免疫学的先驱。金针拨“圆翳内障”手术的先进性和牙齿保健的悠久历史，沿袭至今不失为科学方法。一部《伤寒杂病论》，创造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及胆道回虫治疗方法的世界记录。世界上最早的药典《神农本草经》及后来广为流传的《新修本草》，为明代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享有世界声誉的《本草纲目》奠定了基础。《本草纲目》的先进性，突出地表现在“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科学分类方法方面。后人誉为“博极群书，囊括百代”实为中肯之语。
我国古代的创造发明，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方面，都有文字记载的世界第一；在冶金、机械、建筑、水利、轻工、兵器等方面更有诸多的世界首创。诸如“石油的发现和利用”，“制曲酿酒的方法”，“生铁冶炼技术”，“水利鼓风机的发明”，“世界第一部机械指南车”，“木鸢是世界最早的航空模型”，“中国古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造船技术”，“北京故宫是世界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世界桥梁史上的创举敞肩拱桥――安济桥”，“中国大运河”、“都江堰”、“坎儿井”，黄道婆的纺车、丝绸织造技术、独创的书写工具毛笔、伞的发明，都体现出劳动者的聪明才智。还必须一提的是我国古代兵器的发明和应用：“操吴戈兮披犀甲”，“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记录了冷兵器的领先地位，越王勾践之剑反映了冶炼技术的高超。弩的发明逞一时之能，“孔明灯”实为信号灯，火药的应用，火枪、火炮、火箭的发明……都记录着发明创造的神奇故事。
嫦娥探月：中国现代科技创新当惊世界殊
博言先生在《发明简史》中以“机器的轰鸣”为题，概括地介绍了“工业革命”――两次技术革命时期的科技发明。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这场革命，首先从棉纺织业开始，以蒸气机的发明为基础，从而带动各个产业部门实现了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转化，其特点是用机器代替了人的部分劳动力，人类文明从农业社会跨进了工业社会。
《发明简史》总结出这个时期的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利用掌握的科学规律，由简到难造机器”。1790年到1890这100年间，人类发现的自然法则主要有：热力学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波耳兹曼常量、电磁学原理、安培定律和欧姆定律等。这些重要科学发现，为人类制造机器、电气设备、压力仓以及造船操作等，奠定了基础。于是，人们依据这些科学规律，先是制造出了简单的机器，再以此为基础，进而造出了更好的实用机器，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个时期的代表产品，诸如蒸气机、割草机、缝纫机、打字机、扎花机、机动船、机床等，以及疫苗、听诊器、、漂白粉、钢笔、圆珠笔、录音机、邮票等，还有化肥、橡胶、炼钢等，成为人类进步的阶梯。
――“科学理论反哺科技发明如虎添翼写新篇”。“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在电学和发动机研发领域，一大批新的实用机械改变了人们的交流、运输、住宿、工作和耕作方式，以前空想家们梦想的发明和方法在工业革命时代已经成为现实。”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产品，诸如地铁、机车、内燃机、摩托车、汽车、联合收割机，电灯、电话、电报、无线电、留声机、光通讯，石油开采、人造纤维，食品罐装、巴氏灭菌……为人类的文明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第二次技术革命迎来“一日千里的新时代”。西方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重要标志是电力应用。“以电机和电力传输、无线电通讯等一系列发明为代表，实现了电能和机械能等各种形式的能量之间的相互转化，给工业生产提供了远比蒸汽机动力更为强大和方便的清洁能源，并由此发展了电力、电化工、汽车、航空、电子等一大批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这一时期的发明特点是更为贴近生活，诸如洗衣机、吸尘器、清洁剂、剃须刀、热水瓶、微波炉、电冰箱，复印机、传真机、录像机、电视机、数码相机、X射线、拉链，速溶咖啡、可口可乐、味精、方便面、避孕药、青霉素，塑料和不锈钢影响更为深远。
……
杜石然先生在《中国的世界记录》卷首语中指出，中华民族“近四百年的落后，长期步人后尘，可望而不可及地追赶，往往使人失去自信；而自信心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绝对必要的。回顾历史，阐明中国历代曾经获得的许多科技成就，是树立自信心的方法之一。”
一部中华文明史表明，自从明末清初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开始落后了。可是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智慧却不可阻挡，仍然有许多的发明创造问世，特别是近现代的发明成果，像耀眼的明珠，为世界发明成果宝库增添光彩。《中国的世界记录・科技卷》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在数学王国里驰骋“摘取皇冠上的明珠”。熊庆来教授从事函数论研究，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上誉为“熊氏无穷级”。华罗庚教授被誉为世界级科学巨匠，“华氏定理”、“华―王方法”等公式和定理，已为国内外数学家广泛引用。数学家谷超豪致力于“无限连续变换拟群”的研究，并首创了“高阶混合型方程理论”，超过国际同行水平。冯康教授发明“有限元方法”，并率先奠定理论基础，是当代世界计算数学与计算力学的一项重大成就。陈景润破解“哥德巴赫猜想”取得了（1＋2）的最新成果。关肇直教授在国际上最早提出“单调算子概念”。拓扑学界著名的“姜伯驹群”，由我国数学家姜伯驹所创立。张彦仲博士首创“子群卷积”新算法。陆启铿研究的函数理论被国际上称为“陆启铿猜想”。侯振挺教授专攻的概率难题被称为“侯氏定理”，殊荣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的“戴维逊奖”。潘承洞教授第一个定出“林尼克常数”。陆家羲教授最先解决“寇克曼问题”。谈镐生教授受美国农业部委托，为农田地表边界层研究提出基本方程，被称为“谈氏方程”。吴文俊研究员的论文《“球纤维空间”的示性类理论》，被命名为“吴文俊公式”。
世界物理学界不乏出类拔萃华人科学家。我国物理学家吴有训用实验证实了“康普顿效应”，被业界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是近代物理学中的重大发现，它进一步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周培源教授研究的“湍流基本理论”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被誉为“现代湍流数值计算的奠基性工作”。黄昆教授终生致力于固体物理研究，成果瞩目，在国际上有“黄散射”和“黄方程”之誉；并与英国爱丁堡大学波恩教授合著《晶格动力学》，长达400页，受到业界专家的赞誉。我国力学家钱伟长教授，提出的“板壳理论的非线性方程组”和“有关薄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和异摄动法”，国际上公认为是最具有权威的解法，是接近实际又简捷的解法；由此才有“钱伟长方程”和“钱伟长方法”之说。钱学森博士是我国航天事业当之无愧的元勋之一。美国人称他为“火箭之王”，是国际上著名的火箭专家、空气动力学家。美国人说他“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值5个师”，今天看来是大大低估了钱学森的“价值”。王淦昌教授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朱洪元教授创建“层子模型”，钱三强教授发现“铀核三裂变”，为举世瞩目的我国核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近日“嫦娥探月”计划实施的背后，定然孕育着无数个科学家的诞生。
中华大地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若出其里。裴文中发现“北京人”，李四光创立“地质力学”，陈国达提出“地洼学说”；唐敖庆研究“配位场理论”，邹承鲁等科学家联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侯德榜制碱法”登上世界舞台；童第周教授培育出“童鱼”后，朱洗教授又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贝时璋发现“细胞重建”现象，形成细胞学理论；袁隆平首次育成杂交水稻造福亿万人民；黄家驷首创“控制压力麻醉下开胸手术”，陈中伟首次“断指再植”；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桥梁专家茅以升，信息专家“胡国定定理”促及信息论最基本的问题，“当代毕”王选教授发明激光照排“告别铅与火”……。
第6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
东西方的比较研究，当然并不以李约瑟为发端。起码从启蒙时代开始，东西方的差异就已是知识分子最热衷讨论的话题。但早期学者大多是依旁人的记录和叙述来评判，观点中总是诗意多于理性。直到20世纪以降，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东西方对于彼此的印象，已不再是停留在书本中的想象，更多了一层亲身实际的观察。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涌现出的一批学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西方领先于东方的原因提出了许多观点。这其中既有以“大分流”理论而著称于世的“加州学派”领军人彭慕兰，也有以“经济起飞”模型蜚声学界的W.W.罗斯托，甚至于以生理学为专业背景的贾雷德・戴蒙德也借着《枪炮、病菌与钢铁》，为我们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分析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
对于“李约瑟难题”及其变体的思考，显然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富矿”。直到今天，来自各个专业的学者还在凭借着不同的知识背景，提出各自的理论模型。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参考考古证据、历史数据、现代社会数据等方面，提出了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4个参数，以此来衡量不同文明的发展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创设了“社会发展指数”。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莫里斯利用这一指数及描述它的模型，对“西方缘何主宰世界”这一经典问题，提出了新看法。
“地理决定论”
在莫里斯的模型里，能量获取作为首要参数，代表着不同文明从动植物中获取能量的能力，也喻示着它们从资源中获取动力的能力；而社会组织方面，莫里斯则选择城市化作为衡量的标准，作者认为，城市化一方面与人类文明的组织能力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更便于数量化测量；而在获取、组织的能力之外，信息处理对社会发展也极为关键，科学家和实业家们进行知识转移的能力，标志着不同社会信息处理水平的高低；最后，莫里斯令人意外地选取了“战争能力”作为第四个核心参数，他引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予以解释，战争能力在1840年以后是衡量文明发展最重要的参数。
借助这四个参数拟合出的“社会发展指数”，莫里斯详细分析了15000年以来的人类文明路径。通过15000年内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轨迹，莫里斯又提炼出决定文明走向的三个因素：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莫里斯认为，三个因素共同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显示了社会如何发展，而地理因素则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倒退）得最快。很显然，莫里斯的理论属于“地理决定论”。
莫里斯这一框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大大扩展了东西方比较的时间轴线。在过去，大部分学者比较的时间轴线，总是局限在近代以来数百年的时间段里。这样的时间截取让大部分人认为，近代的西方是通过类似基因突变的方式，实现科技和经济的“起飞”。这样的研究，将西方统治地位的形成描述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变异”。
彭慕兰将“大分流”的原因就归结为新大陆的发现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W.W.罗斯托则将西方最先实现“经济起飞”的内在逻辑，总结为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前约200年的时间内所发生的政治、商业和科技革命。而莫里斯的“地理决定论”却将“长期注定论”与“短期偶然决定论”结合到一起，进行东西方的比较分析。
东西方的未来
《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叙述节奏缓慢冗长，其中提及的大部分“剧情”也都为人熟知，但莫里斯对历史细节的把握有其独到之处。譬如，他认定懒惰、恐惧和贪婪，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是这些表面的“不良嗜好”，却成为不同文明愿意投入冒险、创新的普遍内因；另外，莫里斯认为，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轴心思想（第一波是西方的古希腊哲学和东方的春秋战国思想，第二波则是西方的基督教和东方的佛教），并非来自文明的核心国，而是源自边缘国，因此轴心思想其实是边缘文明对高端统治国家所作出的回应，这是国家重组的结果，而非过去我们惯常认为的国家发展的后果。
最后，莫里斯依据他的这个模型，对东西方文明的走向作出预测。他认为，短期来看，财富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已十分明显，但长期来看，东西方文明的边界将陷入模糊。到那时，讨论“东方压倒西方，还是西方压到东方”这类问题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将是如何回应发展中的瓶颈和挑战。这样来看，莫里斯通过本书想要完成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廓清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何保障人类文明不会因为各种挑战和瓶颈而陷入崩溃，才是他试图思考的终极命题。为此，莫里斯在结尾处表示：“只有历史学界能够解释人类之间的差别以及如何防止这些差别消灭我们。”
当然，15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东西方都已经历过数次衰落和繁荣的更迭，但起码目前为止，不同地区的人民都凭着智慧成功地应对了无数挑战。所以，我们似乎无须过于杞人忧天。毕竟，就像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写到的那样：“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
（作者为书评人）
一周书情
《失衡》
[美]罗奇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8
作者深入提炼和分析了中美经贸关系的热点和焦点，包括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保护、高层领导决策风格、互联网发展等，并给出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意见。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贺雪峰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7
本书在深入实地调研并横向比较国外城市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稳健的“三轮驱动”下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美国民生实录》
姚鸿恩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7
作者关于美国民生的文章，近几年在博客上吸引了众多粉丝，成为国人了解美国的一个窗口。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
时寒冰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第7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今天六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可能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刘雪庵这个名字，但谁都知道《何日君再来》这首蜚声海内外为千百万人喜欢唱、喜欢听的歌曲。甚至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失意，不分得意；也不分你是生活在如花似锦的故土，还是飘泊流浪在天涯海角的它乡；甚至不分你牵手情人的玉腕还是失恋时的孤独踟躅。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和一唱起这首歌，便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遐想与幽思，唤起你万千思绪的翻涌。毫不夸张地说，这首为“一代歌后”邓丽君百唱不衰的精典歌曲，远远超过柳永那首里巷闾里妇孺皆知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今霄酒醒何处？”的千古绝唱！但更不为人知的是，刘雪庵为这首烩灸人口的歌词换来的却是一生的痛告与折磨。
刘雪庵先生除留有这首千载绝唱的《何日君再来》外，还有好多好多的爱国歌曲，如《毕业歌》《长城谣》《黄水谣》《游击队歌》《上前线》《流亡三部曲》。刘雪庵先生一生创作谱写了众多烩灸人口的爱国歌曲，使不少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壮大了革命队伍。
但是，这些爱国抗日歌曲和革命歌曲并未给刘雪庵先生带来荣耀。相反在大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民族的风风雨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斗争，他的作品被人曲解，上纲上线，鞭挞得一无是处，像个柔弱的少女，羞辱得久久抬不起头来。刘雪庵先生更是为这首《何日君再来》歌曲背负了种种罪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至宝贵的生命。
爱国抒情，向往自由
刘雪庵是四川铜梁县巴川镇东门盐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原本是位私塾先生，有一年家乡发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没。父亲生前常跟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他的大哥是小学教师，爱好音乐，自幼跟父亲学习昆曲，吹笛弄萧，成了刘雪庵的音乐启蒙老师，也使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母亲、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难，没钱医治，相继离开了人世。这场灾难，对于刚刚进入中学、年仅十三岁的刘雪庵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里自学音乐，帮助料理家务。为了挣钱养家，十七岁那年他当了小学音乐教员，当家境有所好转，便于1924年考入成都美术及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
在这所学校里，他阅读了《语丝》《太阳》《创造》《洪水》等新文艺刊物，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导社”，与共产党员有了接触。1927年春，美专停办。刘雪庵回到铜梁县，在养圣学校任音乐教师，后来担任了该校校长。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他聘请进步老师任教，提倡音乐、美术教育，开展体育活动，使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四一二”发生了国共分裂，四处追剿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共产党员周克明被捕时，刘雪庵为他改名“王天府”留在学校，保护起来。后来这所学校成为中共铜梁县委所在地。不久，又到学校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党组织安排下，刘雪庵撤离了铜梁县。他来到上海，考入中华艺术大学。这是一所进步学校，由《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译陈望道创办。在这里，刘雪庵参加了由宋庆龄和鲁迅发起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不久，学校被查封。
1930年秋，刘雪庵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开始了音乐创作。他先后创作了《喜来春》《燕子哥哥》《黄》《杀敌歌》《提倡国货》等培养儿童健康品德和爱国精神的歌曲。仅比他年长一岁的黄自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朋友，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
黄自十分欣赏刘雪庵写作的一些歌词，常为之谱曲。《农家乐》《新中国的主人》《总理逝世纪念》《踏雪寻梅》等近十首歌曲都是他们师生合作的作品。其中“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好花采得瓶供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已成为我国的经典名曲。
这里还要提到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在他举办的“征求具有中国风味钢琴曲”的比赛中，刘雪庵创作的四首钢琴小品《中国组曲》：“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嫩绿嫣红何等媚人，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未随流水转坠风尘；莫怀薄辛惹伤情，落花无主任飘零；可叹世人未解侬心苦，向谁去呜咽诉不平！”受到高度评价。
后来，齐尔品曾将《中国组曲》介绍到欧美演奏，并先后在巴黎、纽约出版，其它三首歌曲《早行乐》《采莲谣》和《黄》，以《四歌曲》为题介绍到东京出版，发行欧美各地。刘雪庵还曾为古诗词谱曲，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等。其中《春夜洛城闻笛》由谱曲严谨、典雅，优美流畅，婉转起伏，听来亲切感怀，抒发了知识分子惆怅怀旧的心情：“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用歌抗日，以曲救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铁蹄大举入侵中国，刘雪庵挺身而出，组织讲演会，出墙报，写歌曲，呼唤人们起来抗击日寇的入侵。为了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音专师生走上街头，黄自亲自领着刘雪庵、贺绿汀等学生走向浦东，捧着竹筒，挨门挨户去募捐。从这时起，刘雪庵开始了抗日歌曲的创作，先后写出《出发》《前线去》《前进曲》《出征别母》。在《出征别母》一曲中写道：“母亲回头见，母亲回头见，孩儿去了请你莫眷恋。这次上前线，是为祖国战，杀敌誓争先，光荣信无限。光荣信无限。战！战！战！救亡图存，纵死沙场我心愿。”
不久“一二九”运动暴发，刘雪庵组织音专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随后，他参加了中国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这期间，他与王绍清合作，谱写了《战歌》：“战战战！一齐上前线，报仇雪恨，奋勇当先。哪怕敌人的野蛮，只要我们英勇壮胆，抱着牺牲的决心去干，争得光荣的凯旋！”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雪庵当即与侯枫合作，谱写了歌曲，《大家一条心》：“大家一条心，向抗敌救亡的路线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收复四省，夺回平津。国土要完整，正义始能伸，大家一条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线前进！”乐曲英勇乐观，表达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在抗日战争中，他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黄自、廖辅叔、李维宁、江定仙、陈田鹤等成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有组织地发挥音乐工作者在抗战中的作用。“协会”就设在刘雪庵家中，成为上海音乐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据点。他还同、夏之秋、冼星海等联合音乐界进步人士组织了“全国歌咏协会”，刘雪庵为执行委员，曾和沙海、王云阶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卫游击队”的大型音乐会。刘雪庵还自费出版了音乐期刊《战歌》。
上海沦陷后，《战歌》辗转武汉、重庆，共出版了十八期，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份影响广泛的抗日音乐刊物。贺绿汀的《全面抗战》《游击队歌》，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卖花词》和他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二《离家》、之三《上前线》，沙梅的《打柴歌》，江定仙的《焦土抗战》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个小小刊物传遍全国的。
《战歌》在上海创刊后，曾有人向刘雪庵推荐歌曲《松花江上》，说这是当时在平津流亡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希望能在《战歌》上发表。这首歌是谁的作品，推荐人没有说明。刘雪庵看后认为的确是一首好歌，只是觉得它过于伤感，没有急于发表。不久上海沦陷，刘雪庵乘船去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入内地。在船上，他欣喜地与文化救亡协会内地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江陵相遇。
他们谈起了《松花江上》这首歌，刘雪庵提出要把这首歌扩充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转为紧张激昂，以激起人们的斗志。江陵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立即在船上写了第二部《离家》的歌词：“泣别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谁使我们田土沦丧？谁要我们民族灭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为自己打算，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在他们从香港赴广州的火车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线》的歌词：“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任敌骑践踏？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手里葬送？走，朋友！我们走向战场，展开民族解放的战斗。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兄弟；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决心？有！我们有没有力量？有！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举起我们锄头斧头，打倒这群强盗，争取我们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
刘雪庵谱曲后，将《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合成《流亡三部曲》，当即交给流亡学生排练，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接着又在《战歌》上发表。从此，《流亡三部曲》传遍全国各地，成为当时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抗日歌曲。
影片《十字街头》通过对三十年代几个失业大学生不同经历的叙述，塑造了处于民族存亡紧要关头的三种人物形象：刘大哥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前线；小徐懦弱消沉，自杀身亡；老赵和阿唐苦苦挣扎，由彷徨变得坚定。影片中，刘大哥看着东三省的地图，无限感慨地唱起了刘雪庵作词谱曲的《思故乡》：“我不忘记我最可爱的故乡，我不忘记故乡三千万的奴隶。我要唱雄壮的歌曲，我要写悲愤的诗句。不怕强权，不怕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仇敌。我要回去，回到那最可爱的故乡；我要回去，唤起那被压迫的奴隶。”
歌曲激昂慷慨，犹如江河奔腾，振聋发聩，促人奋起。由于《思故乡》有着鲜明的革命性，遭到当局的禁唱，影片中的歌曲连同画面都被剪掉了。然而，歌曲却不胫而走，流传开来。
1937年春，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投入拍摄。影片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九一八”事变后，携妻女流亡关内，在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牢记国家仇的故事。故事里，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乐家收养。后来，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演唱会上，演唱了一首《长城谣》，这是音乐家根据父亲编的小曲谱成的。这首歌使他们父女团圆，却仍然回不了家乡。潘孑农请刘雪庵为全剧配乐并为《长城谣》歌词谱曲。
不料“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影片未能拍成。潘孑农和刘雪庵各奔他方，失去了联系。这年九月，潘孑农在赴武汉的轮渡上，遇见一支青年抗日宣传队，他们正在演唱一首旋律极其优美的歌曲。他觉得歌词是那么熟悉，仔细一听，原来就是他写的《长城谣》。他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影片虽未拍成，刘雪庵却已将歌词谱了曲传唱开了：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追求进步，反对独裁
1938年2月，和郭沫若分别担任了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和第三厅（分管宣传）厅长的职务。阳翰笙、田汉、史东山、应云卫、冼星海等均在三厅负责一部分工作。刘雪庵随后到三厅任设计委员，与贺绿汀等人参加了三厅主持的全武汉歌咏界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聂耳逝世三周年和保卫大武汉的筹备会；与阳翰笙、田汉、李公朴等共同主持了“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还与等担任了“企业歌吟团”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此时，台儿庄战役获胜，刘雪庵当即与田汉合作，谱写了歌曲《捷报》：
“在东战场，在北战场，都捷报连连。在天空中，在陆地上，展开了壮烈的歼灭战。我们走上了胜利的初步，我们挫折了敌人的凶焰。我们败不气馁，我们胜要自勉。巩固军民合作，加强统一战线，用全民族的力量，争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1941年“皖南事变”后，掀起了一股浪潮，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根据“对的严禁封锁，必须想办法予以冲破”的指示，重庆戏剧界以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为名，联合公演他的史剧《屈原》，导演陈鲤庭邀请刘雪庵为该剧配乐谱曲。刘雪庵收到邀请信后，不顾学院阻拦，星夜赶来重庆，苦战了三个昼夜，就完成了全剧的乐谱。演出时，他亲自担任乐队指挥。
《屈原》借剧中人之口，痛斥了消极抗日、积极的卑劣行径，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顾毓设宴款待刘雪庵，请他为自己编写的剧本《苏武》配曲。刘雪庵怀疑这是要用《苏武》来抵制《屈原》，当即拒绝了顾的要求。不久，他就被青木关音乐学院解聘了。理由是：“为《屈原》配乐，不肯为《苏武》谱曲，有很危险的政治倾向。”
刘雪庵随即来到璧山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担任艺术系教授兼音乐科主任。在新的环境里，他一如既往，不畏强权，继续支持和参加爱国进步活动。一次，在军警荷枪实弹把守的广场上，他无惧无畏地指挥1500名大中学生演出了从解放区传来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后，还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环城大游行。
抗战胜利后不久，以“张莘夫事件”为借口，在重庆策划了大游行。社会教育学院贴出布告，强迫全体师生参加。刘雪庵与许德珩、陈仁炳、俞颂华等进步教授，当即组成“抵制会”，贴出抵制布告。虽然遭到威胁，他们仍不为所动，拒不参加游行。此后不久，他们几位教授均被教育部解聘。
1947年，全国各地欣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刘雪庵作为苏州社教学院民盟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与谢孝思等组织了“教授会”、“讲师会”、“职工会”，积极投入运动。刘雪庵还公开支持学生声讨反动报刊《明报》，支持人力车工人总罢工，为此，上了的“黑名单”，被秘密监视。
淮海战役后，南京政府面临崩溃，刘雪庵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社教学院成立了“经济稽查委员会”，控制了学院的财权。当院长要把学院迁往台湾时，刘雪庵坚决反对，积极参加了护校斗争。在成立的“五人院务委员会”和“员工警应变联合会”中，刘雪庵都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们把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埋藏起来，解放后，交给了军管会。
解放后，刘雪庵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是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奉调进京，负责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前身），然后便在该院任教，并担任副院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满怀激情地谱写歌曲。《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穷根》《翻身舞曲》《来唱个翻身乐》《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都是他解放初期的作品。
误估形势，身陷“阳谋”
事情还得从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说起。那次整风运动，宣布的内容主要是反对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运动开始后，中国音协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音乐家围绕上述内容对领导提意见。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消除与会者的顾虑，鼓励人们大胆讲话。刘雪庵应邀出席了座谈会，而且第一个发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一、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他说：“从音协领导来看，有三个主席四个秘书长。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党员领导……”；二、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他说：“从音协的方针来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来，有的工作处理不够妥当。原因在哪里？依我看，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艺术与创作关系的理解有问题，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三、创作与批评的问题。他说：“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红豆词》，应当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对于开展理论与批评，繁荣创作艺术还是有好处的。”
事实上，有的意见，比如文艺创作与批评方面的问题，刘雪庵早有看法。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了九个来小时的讲话，其中有一部分是专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自由讨论的方法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刘雪庵听了的讲话录音，联系到音乐界的实际情况，认为领袖的讲话切中要害，被深深感动。他先后发表了文章《不怕跟内行吵架》和《一声春雷之后》，其中谈到在音乐界对某些作品的批评，往往失之粗暴，影响了一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他在文中写道：“也有一些批评，并不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用抽象的、原则的、甚至是教条主义的闷棍，窒息了许多作家及理论家的创作活动。”
在整风座谈会上，直面领导，刘雪庵先生的发言无疑是坦率的，真诚的，也是尖锐的。他毕竟是一介书生，一个心无城府的音乐家。他不懂权术，不懂什么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么是“阳谋”。他怎么会想到，当他在座谈会直抒胸怀、一吐为快时，已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里。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运动了，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
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连续召开他的批判会，批判他反动的文艺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领导、音乐界权威人士批判声讨他的文章。一盆盆脏水向他泼来，一根根棍子向他抽来，一顶顶帽子向他飞来。于是他成为音乐界的大，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与刘雪庵在同一学院工作的妻子乔景云，为丈夫辩解了几句，也以“为丈夫辩护”为由被打成了。
悲惨人生，凄凉晚年
反运动以后，刘雪庵的名字连同他的歌曲都销声匿迹了。他在学院图书馆资料室里默默地工作，有时候学院作曲系缺人讲课，也会让他去顶替一下；没人抄谱，也会召他回去抄写一下。他原本是国家一级教授，工资很高。反运动前，他自动要求降了两级，成为三级教授。
打成后，降至六级。在这样的境地下，他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从新闻中得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深感不安。当时他一家八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仍决定节衣缩食，从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资中拿出60元，以“刘世”的名义捐献出来，支援世界革命。这一捐款一直持续到“”爆发，身陷囹圄为止。
音乐是他的生命。在没完没了地检查交代之余，他仍坚持器乐和歌曲的创作，先后为诗词《七律·人民占领南京》《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菩萨蛮·黄鹤楼》谱曲，还创作了钢琴曲《小山雀》，编写了《乐理初步》《曲调作法》和《中国简易和声新解》，撰写了百余万字的学习笔记。1959年，他创作了管弦乐曲《瞬间》，倾诉他心中的苦闷，期盼这场噩梦能瞬间过去。然而，作为，他的作品无处发表，也无人演奏演唱，只能束之高阁。
他等待着，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获自由。但现实太残酷了。像决堤的洪水向他凶猛冲来，冲毁了他的家，冲垮了他的期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仅是老，还是走资派（尽管没有职务）；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他是个高度（2700度）近视眼患者，即便戴上眼镜，看书写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词，误将“反帝”抄成“美帝”，这一字笔误，他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被赶进“牛棚”，家被抄了十二次。他多年珍藏的图书、字画、古董、照片，还有浸注他心血的手稿，统统被抄走了。而这一切，竟都一去不复返，刘雪庵只有望天兴叹。
他被勒令扫街，红卫兵动辄用棍子抽打，有时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断被揪斗，在学校里斗，在家门口斗，还要游街，脖子上挂着三十来斤重的铁牌子……接着，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被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小平房里。年过花甲，身体孱弱的刘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和折磨？他绝望了，只求一死。但他的几次反常举动，都被日夜为他提心吊胆的妻子发现了，她拦阻了他。
乔景云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却未能幸免一死。一天她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同事故意将一张像扔在她的脚旁，然后诬告她“践踏像”（后来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问题而先发制人，对她进行栽赃陷害的）。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宫脱垂。这时刘雪庵又被发配天津军粮城炮兵农场劳动。乔景云怕他再出事。就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了农场。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年多，后来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们背上火车，回了北京。
由于是现行反革命，连她的合同医院也拒绝收治，她只得在家里捱着。1971年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数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连、历尽磨难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了。刘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到致命的一击。他悲痛欲绝，度日如年……
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载的刘雪庵得到“改正”。但仅仅是在会上作了宣布，书面的结论直到1982年才交给他本人。结论中仍然将《何日君再来》定为黄色歌曲。同年10月，刘雪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这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会上朋友们劫后余生相聚，有多少话语要互相倾诉，有多少是非要颠倒过来，有多少事情要还它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大会上，竟还有人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然说这首歌是汉奸歌曲！刘雪庵再也无法承受这个刺激了。他气得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双目失明了。从此，他卧床不起，有苦难言，只是默默垂泪。
他和所有一样没有得到彻底，在社会上仍然抬不起头来，一些人甚至还不敢和他往来。只有一些深知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周小燕、江定仙、贺绿汀、谢孝思等，有时来看望他、给他带来难得的安慰与温暖。戏剧家金山走出监狱后，也来探望了刘雪庵。两位老友相见，感慨万千。
不久，金山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想要把《屈原》重新搬上舞台。但四十年前刘雪庵写的曲谱已经遗失，只好再求助于他。刘雪庵在人们的帮助下，硬是把原曲谱追忆了出来，还对某些地方作了修改。不料，正当他埋头于恢复《屈原》乐谱时，社会上掀起了对《何日君再来》的又一轮批判。
八十年代初，港台歌曲迅速传入大陆，其中包括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有人惊呼：“《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卷土重来。好在有一个叫沙青的记者，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刘雪庵的家，采访了这位“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老作曲家。
三天后，《北京晚报》刊登了沙青的专访报道。他在结束语中写道：“当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心里涌出了一句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吧！”一声轻轻的呼喊，重重地捶在人们的心上。“拨乱反正”的时代已经来临。人们开始一个个站出来，为《何日君再来》鸣冤，为刘雪庵鸣不平！
1985年初，孩子们送他去住院治疗。他本可享受单人病房待遇，但由于无权无势无钱，医院说没有病房，住不进去；虽然与他几乎同时去医院的朋友住进去了，他被留在室里。嘈杂的环境，让他不得安宁；心头的疑虑，更是困惑着他。他原本是不愿去住院的，无奈褥疮在家得不到有效医治，只好听从孩子们的劝说去了医院，却落得这样的处境，使他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痛苦。
他于1月1日住进室，在这里一直呆了一个多月，到2月份才被送进病房，但仍不是他该享受的单人病房，而是和一个因肠道手术失败、肠子暴露体外的患者同住一屋，而这位患者已感染上了绿霉杆菌！绿霉杆菌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病毒，它发展迅速，且难以抑制，对人体的正常组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身体有创面的人最容易感染，而一旦感染，即难以救治。事实正是这样残酷！同屋病友身上的绿霉杆菌，悄悄地潜入长了褥疮的刘雪庵体内，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自知生命已走到尽头，垂危之际，他还嘱咐孩子们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
一代杰出的爱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带着深深的遗憾与痛苦，于1985年3月15日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去了。
尾声
1999年，田青编著出版了《老歌》，共选收歌曲100首，分为《蓝色的梦》《戎马天涯路》《火红的时代》《最响亮的歌》《为自己歌唱》五个部分，各代表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个部分选收20首歌曲，从李叔同的《祖国歌》到谷建芬的《年青的朋友来相会》。
《何日君再来》被选收在《蓝色的梦》中，田青还曾为之赋诗一首致刘雪庵：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人骂他颓唐。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便被赶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第8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
(2020年10月23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70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革命家为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年作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此时此刻，我们要向老一辈革命家，表示最深切的怀念!
——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及所有为这场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所有健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伤残荣誉军人，向当年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参战支前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属、军属，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19万7千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党、政府、人民关心、爱护、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成了伟大战斗友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给予了有力支援和支持。我代表中国党、政府、军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朋友们!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饱受列强侵略之害、饱经战火蹂躏之苦，更是深深懂得战争的残酷、和平的宝贵。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人民无比渴望和平安宁。但是，中国人民的这个愿望却受到了粗暴挑战，帝国主义侵略者将战争强加在了中国人民头上。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侵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值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下进入朝鲜战场。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当时，中美两国国力相差巨大。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5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称赞志愿军将士为“最可爱的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全局，实施有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争指导，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最终用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同志们、朋友们!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帝国主义再也不敢作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
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
经此一战，中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
经此一战，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越强，取得了重要军事经验，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极大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
经此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到极大鼓舞，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同志们、朋友们!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扬。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70年前，帝国主义侵略者将战火烧到了新中国的家门口。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志愿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作人梯，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入敌群，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敢于“空中拼刺刀”。在他们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英雄们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勇于创新者进，善于创造者胜。志愿军将士面对陌生的战场、陌生的敌人，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把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面对各种阻力压力，中国人民总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总能展现大智大勇、锐意开拓进取，“杀出一条血路”!
同志们、朋友们!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今天，我们正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景光明。前进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向前，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再次证明，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惜流血牺牲，不懈努力奋斗，团结凝聚亿万群众不断走向胜利。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一定能够使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人民军队的力量，根基在人民。我们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民谋利，为民尽责，为民担当，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就一定能够激发出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就一定能够不断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华章!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当前，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机遇新挑战，只要我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就一定能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不断创造让世界惊叹的更大奇迹!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更好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只要我们与时俱进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向着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阔步前行，就一定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历来秉持“亲仁善邻”的理念。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只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一定能够迎来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同志们、朋友们!
世界是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当今世界，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讹诈、封锁、极限施压的方式，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决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第9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
苗族的医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生命认识，坚信所有的病症都能从植物中找到解除的密钥。这非常类似《阿凡达》里潘多拉星球的纳美人的认知，还记得他们把濒临死亡的杰克放到圣树底下那一幕吗?苗人的传说，在这里和伟大的卡梅隆有一惊人的重叠。
进茁山之前，我就像即将登陆潘多拉星球的杰克。
和杰克不同的是，他是从非常糟糕、濒临灭绝的地球抵达一个天堂；而我是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进入中国西部最贫穷的部落，从经济地理角度来理解，这的确是一种繁荣指数的蹦极，似乎会有点折磨人。
这种担忧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
起码就下榻的酒店而言，贵州黔东南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的“朗云台”，一点也不输给广东东莞五星级的宏远大酒店。
西江千户苗寨是一个被开发了的苗寨。
盛装苗女站在寨门前，用清脆且尖锐的歌声欢迎四方来客，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寨子中央的铜鼓广场上都有一台演出准时开演，不管观众的多少，参加演出的其实就是寨子里的成员，从白发老翁到黄口小童，尽管是统一着装，倒也还是原生态。
我曾经对类似的现象有过议论――
“在迅速市场化的中国，存在大量地域文化原生的节日庆典沦为招徕游客的商业演出的个案，这种基本消弭了本身文化意义的仪式，往往由原来充满生命力和令人兴奋不已的事情变成一种无法回避的义务。当然，在此事实的下面还存在另一层较为积极与正面的评价，那就是地方旅游事业的兴起，对一些濒临死亡的原生态文化起到了一定意义上的开发、延续与保护的作用。”
我以为西江苗寨里的歌舞也是这样一种“无法回避的义务”。
后来，我在列席参加黔东南州的一次苗学年会时，亲眼目睹会上一位八旬老人站起且歌且舞，引来与会代表纷纷唱和帮腔，才明白那样的歌舞于苗人而言委实不是一种不情不愿的表演，而是他们的一种释怀，一种自然与本能，和一种天性。
这是一个毫不矫饰的民族。
在采访苗医苗药的过程中，我把我所有的阅读时间给了对苗族历史的礼拜，这样的阅读每每发生于白天的游历与采访之余，走几里路，翻几页书，是走马观花，也的确是囫囵吞枣，但当书上的文字因为现实的比照而灵动时，印象就无比深刻，混沌就呈现宏观……
我在苗寨感到特别地自在，简直有回老家的感觉。
以木结构为主的苗寨建筑，无论是它的卯榫构造，还是它的雕板，或者与建筑一体的“美人靠”，对于江西人来说，应该都不陌生；而家家户户都有的火塘和火塘上悬挂的熏肉，于我而言简直就是“今宵酒醒何处”：还有高山冷水田里放养的鲤鱼，向阳坡地上正在挂果的油茶，类似的物候与赣西丘陵如出一辙……甚至我老家的民间小调也有着苗歌一样的尖细与悠长。
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都证实了我的这一感觉。
在雷山县，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甚至在贵州，几乎所有的苗寨都说自己从江西迁来。最早的记载出自《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大多认为水稻起源于中国云南至印度北部的“阿萨姆”一带。但这一认知却一直没有得到考古学的支持，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考古发现，这个“云南・阿萨姆水稻起源说”才被彻底否定，现在，考古学界普遍认为长江中游才是水稻的原产地。
而苗家的“苗”，正是源于其始祖是中国最早种植水稻的部落。
这一传说与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相吻合，江西、湖南一带，正是14000～12000年前苗人始祖的家乡，因为离今天最近的稻作遗址，也是5300-4200年前的浙江桐乡的良渚遗址――目前已经发掘的8处稻作遗址中，全部分布在湖南、江西和浙江一线。
我们不是苗人后裔，就是占了苗人老家的后来者。
我们喜欢说5000年的文明史，这5000年是怎么来的?
中国的养蚕、衣服、舟车、房屋、文字、医药等术的创造发明，传说荫发于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黄帝被夏、商、周三代奉为始祖神，在他之前是炎帝，炎帝某一天干部落酋长干腻了，自我放逐于九嶷山，也就是今天的湖南陵县，把位置禅让给了黄帝――所以我们今天说自己是“炎黄子孙”。
可与炎黄同时代的还有一位部落酋长，那就是苗人先民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
有史书记载，当轩辕氏黄帝“以石作兵”、尚处在石器时代时，神农氏蚩尤已经以金作兵，拥有“剑铠矛戟”等一系列冷兵器。生产力先进、拥有金属兵器的九黎部落，不服从“习用干戈”的黄帝的号令，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爆发了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空前激烈的部落大战。
结果是蚩尤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不仅被黄帝杀了头，而且其所辖的九黎部落，从黄河边被赶回了他们的老家长江中游地区，成为“荆蛮”。
当黄帝成为汉族的始祖神地位被确立后，其对手蚩尤不仅被历史所妖魔化，而且其后裔如同受了魔咒一样，落入无休止的被放逐与被追杀的悲惨境地，这个民族一直很难见容于正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视56个民族为56朵花――不久前，甚至有代表提议，将我们习惯说的“炎黄子孙”改为“华夏子孙”，以扶正蚩尤的中华始祖地位。
这一建议据说已为有关部门所采纳。
既然“炎黄子孙”都被正统改口为“华夏子孙”，那么我可以接着叙述另一个长期被我们忽略的现象。
中国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人种差异。
按人种学的划分，汉族人被全部划定为“蒙古人种”，根据就是我们出生时屁股上都有一块青――传说是我们投胎时被阎王给踢的，人种学称其为“蒙古斑”――但中国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存在着再明显不过的种群差异。
我的一位朋友，在家乡常被人误认为是北方人，因为腰肥体胖，但真正的北方人一看就是异类，因为唇厚嘴阔、鼻翼肥大且鼻梁塌陷……是一标准的增肥版“南蛮”。而东北每每出帅哥，因为他们往往唇薄嘴小、鼻翼紧凑且梁如刀背，面长但脑阔。
类似的差异不可能不被人种学所关注。
1998年的美国普利策图书奖和同年的英国科普书奖，颁给了同一本书，叫《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理学教授，他从生物地理学和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不同命运，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诸多不平等所以形成的原因。
书中有一章节专门叙述“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
“虽然有一种从人种上对世界各民族的不精确的分类法把所有的中国人统统归入蒙古人种，但这种分类所掩盖的差异，比欧洲的瑞典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尤其是，中国的华北人和华南人在遗传上和体质上都存在着相当大差异：华北人更像人和尼泊尔人，而华南人则与越南、菲律宾人类似……在不同的环境里产生的遗传差异，说明华北人和华南人之间有过适度隔离的漫长历史。”
这位教授所说的“适度隔离的漫长历史”，在苗人的迁徙轨迹中有着不间断的记录。
遗憾的是，苗人的这一不间断记录，仅限于该民族的口口相传，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为载体，苗人记住自己的历史，除了传唱古老歌
谣之外再无他途。
这是这个民族能歌善舞的另一个诱因。
这次到苗山采访，西江干户苗寨的一位苗医用“本能”来解释他的医术，按他的说法，一条狗吃了不该吃的食物后，尚且懂得去找一种草来嚼啃以去毒，更何况人呢!神奇的苗药的确没有什么奥妙的医理与药理为支撑，甚至连文字记载都是有限的，它的绵延与继承，更多的是靠口口相传，所以绝大多数苗医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但这并不妨碍那些苗乡土郎中的治病救人。
有苗医告诉我，尽管苗乡人人都识草，但并非什么人都可以操医术，“只有那些八字中带医心的人，才能很好地掌握治病救人的本领。”我不知道那个所谓的“医心”是什么，对方对此也有些。语焉不详”，但那些苗医似乎有着相同的气质，那就是一种怀柔天下苍生的慈悲心，他们都很安静、讷言敏行、目光和善甚至动作轻柔……
我认为他们有更多的悬壶济世的本能。
这种悬壶济世的本能，滋生于苗家独有的生命哲学观――人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这是长期困扰着哲学界的一个命题，世居深山高地的苗族，对这个深奥的问题有着自己的传说与解答。在苗人世代传唱的《苗族古歌》里，人类的始祖为蝴蝶妈妈所生，而蝴蝶妈妈又是从枫树里蝶化的，人死之后，通过托体山阿又重新回到了树林。
人从树中来，回到树中去。
苗族的医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生命认识，坚信所有的病症都能从植物中找到解除的密钥。这非常类似《阿凡达》里潘多拉星球的纳美人的认知，还记得他们把濒临死亡的杰克放到圣树底下那一幕吗?苗人的传说，在这里和伟大的卡梅隆有一惊人的重叠。
苗药资源分布概况
苗药资源主要分布于贵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铜仁地区，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广西、重庆、云南的部分地区。
贵州高原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其中以苗族为主，是苗药主产区。地势以西部最高，中部苗岭一带居次，边缘部分被切割为低山丘陵。主要山地有乌蒙山、大娄山、梵净山(武陵山脉的主峰)和苗岭。本区地处亚热带中部，主要受东南季风影响，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阴雨和雾日多而日照少，湿度大，立体气候明显，全年降水量1200毫米，境内河流纵横，适宜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的生长、繁衍。
贵州主要苗药企业
神奇集团
贵州神奇集团成立于1990年，现拥有贵州、东北两大药品生产基地，其中贵州基地以生产中成药为主，现已开发出心脑血管、抗肿瘤、消化、呼吸等多系统的中成药及苗药等二十余种剂型，三百多个品种。2003年，神奇集团旗下的神奇投资通过重组永生数据(600613)借壳上市。
贵阳同济堂
同济堂药业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分别在贵州省修文县、贵阳市小河区、贵阳市花溪区、青海省西宁市和安徽省宣城市建立了5个药品生产基地(简称修文厂、小河厂、老来福、普兰特和精方)。其注册商标“同济堂”，是中华百年老字号，始建于公元1888年，是1994年原国内贸易部认定的道批百年老字号之一。2005年，同济堂在纽交所上市。
贵州百灵
贵州百灵制药的前身是贵州省安顺制药厂。据有关资料，在全国中国医药行业中，贵州百灵排名第39位，而在民族药企里，其销售收入排在首位。2010年4月底贵州百灵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
贵州汉方
贵州汉方药业集团旗下拥有贵州汉方制药有限公司、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贵州汉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等数家企业，拥有26条国家GMP认证的药品生产线和2条药用护理品生产线，产品两百余种，其中40种为独家或专利保护产品。总部在贵阳市，生产基地位于贵阳息烽医药工业园内。汉方的核心企业于2002年在香港主板上市。
贵州益佰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新型药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企业。该公司于2000年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于2004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6005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