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的传说精选(九篇)

第1篇：炎帝的传说范文

人物简介 神农即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又号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别号朱襄）。

相关传说 传说姜姓部落的首领由于懂得用火而得到王位，所以称为炎帝。从神农起姜姓部落共有九代炎帝，神农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传位五百三十年。 炎帝所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炎帝故里目前有六地之争，分别是：陕西宝鸡、湖南会同县连山、湖南株洲炎陵县、湖北的随州、山西高平、河南柘城。相传炎帝牛首人身，他亲尝百草，发展用草药治病；他发明刀耕火种创造了两种翻土农具，教民垦荒种植粮食作物；他还领导部落人民制造出了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 传说炎帝部落后来和黄帝部落结盟，共同击败了蚩尤。华人自称炎黄子孙，将炎帝与黄帝共同尊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炎帝被道教尊为神农大帝，也称五榖神农大帝。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炎帝的传说范文

1992年初秋，广州日报社组织部分干部到跨越湘赣两省的井冈山地区参观革命圣地，我有幸参加。晚上从广州上火车，翌日清晨抵达湖南省衡阳市后，匆匆用过早餐，乘车向东驶去。进入酃县之后，旅行社导游征求意见：县城西南15公里有座炎帝陵，是否利用午饭前的时间去看看?大家一致鼓掌赞成。

20多分钟后，车子到达又叫白鹿原的鹿原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很像北京故宫的红墙金瓦建筑群。第一进正中写着“午门”两个大字，两廊为历代祭祀文碑坊。接着还有四进：第二进为行礼亭；第三进为雕梁画栋、飞檐翘角的正殿，正中的牌匾现出8个金字：“民族始祖光照人间”，殿中的炎帝神农氏塑像，慈目善眉，手摆膝上，脚夹采药篮，发出闪闪金光；第四进为碑亭，竖着“炎帝神农氏之墓”的碑石；第五进为被两人高红墙围起来的陵寝，四周的仿古建筑群和鹿原洞、霞桥、洗药池、龙脑石等，在参天古木的烘托下显得古朴凝重，庄严肃穆、气势恢弘。

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传说炎帝在觅药时，因误尝断肠草而中毒身亡。人们把炎帝灵枢移在一个木排上，准备运到上游的河边安葬。到群鹿嬉戏的白鹿原时，突然山崩石裂，巨浪把木排打翻，灵枢沉入岸边石缝里。人们找不到灵枢。便在河边立碑代墓。1000年前，宋太祖赵匡胤遍访天下名陵时，在梦中经仙人指点，找到炎帝陵，于是在这里建庙祭祀。清代雍正年间，这里按工部颁行的古帝陵统一格式进行重建。道光年间又作了一次更大规模的重建。1954年初因失火，主殿和行礼亭被焚，剩下的建筑在“”期间全部被砸烂。

1983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二十几位代表联名提议重修炎帝陵。湖南省人民政府对此非常重视，经过征集文物资料和方案，于1985年12月正式批准。1988年6月竣工后，规模比清道光年间扩大。中央领导和先后题写了陵碑。如今陵区方圆一公里，远处云秋山耸翠，近处沭水微波荡漾，坡上草木葱绿，飞禽啾啾，真可谓“风水宝地”。

古往今来，湘东赣西都有朝拜炎帝的习惯。每逢农历新年、清明、炎帝生辰(农历四月二十五)、端午、冬至都朝拜炎帝。历代王朝和政府对祭炎相当重视。炎帝陵修复近20年来，到此祭拜的，除了当地官民之外，还有中央要员和海外嘉宾。

地处湘东偏僻山区的酃县因炎帝陵而扬名。我们恭谒炎帝陵之后不久，经上级批准，酃县正式改名为炎陵县。在此前后，炎帝陵所在的厉山镇改名为白鹿原镇，村名也改为，炎陵村。

(二)

11年后的初秋时节，广州日报社组织一批干部到西安，准备到延安参观。我放弃了重游华清池、秦兵马俑的机会，冒着大雨，独自前往宝鸡炎帝故里。

大巴冲破雨帘，向西驶去。两个小时后刚进站，宝鸡日报社副总编辑符广成立即请我上另一部车。雨淅沥不停，车过渭河，盘山而上，到了常羊山顶，戛然而停。下车后，我才发现，山面不是炎帝的出生地，而是一座高大的陵墓。它前方的黑石碑上现出三个大金字“炎帝陵”。

陵前两支蜡烛的火焰在风中摇晃。主人对我说，这里叫“老君顶”。传说炎帝140高龄时，依旧上山采药，农历七月初七因误尝毒草“火焰子”而肝肠寸断，死于这里。人们把停尸的地方叫做“神农骨台”。骨台正中的那块两米多长、近一米半宽的石板，传说是停尸的寝台。陵下方长长的神道，正在安放历代有功大臣的石雕像，以示炎帝开创的事业代代相传。

雨越下越大，炎帝陵前的烛光灭了。手中的雨伞被风吹翻了，我们只好下山。走过“华夏始祖”牌坊，登上黄色的山门，来到炎帝大殿。殿内正中，是手执草药的炎帝神农氏金色坐像。主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炎帝不怕艰苦，不顾危险，上山采药、尝药的情景，指着塑像两边的两排花篮说，到这里谒陵的海内外同胞络绎不绝。

以炎帝为首领的姜炎族崇火的习俗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直到如今，人们仍然祭火神、闹社火、用火辟邪等等。每逢炎帝诞辰――农历正月十一，忌日――农历七月初七，附近的老百姓都要烧“香山”，耍“火龙”，到神农庙、炎帝祠、炎帝陵进香。

临离开前，人们又一次对我说，这里是炎帝的发源地，安息的是首任炎帝。在湖南省酃县安息的炎帝，是第八代炎帝榆罔。

(三)

有机会恭谒第三座炎帝陵，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2004年6月，在广州日报社组织的又・次红色之旅结束后，我独自留在中国北方继续寻找华夏之根。在河南省商丘市雇了一部的士，南下谒伏羲陵和女娲陵。年近半百的司机是个热心人，又见多识广，对我说：中途经过的柘城县，有座炎帝陵，是不是去看看?我喜出望外，立即说好。

出商丘约摸一个小时，驶进一条狭窄的柏油路。此时是麦收季节，农民正在路旁晒麦子。几经问路，又拐了一个弯，在小麦脱粒机转个不停的朱蝈寺小学后面，看到有一座高约10米、直径约50米的大墓，石碑刻着“炎帝朱襄陵”5个大字。附近有株枝繁叶茂的皂角树，传说是明朝惠帝朱文逃难到此，在陵前烧香祭祖时种植的。陵墓有点破损，陵前的香池未见烟火。我问哪里有香烛卖。有位教师模样的中年人没有直接回答。而对我说，5公里外的柘城县城关镇有炎帝朱襄王庙遗址。清朝顺治、乾隆年间，柘城县令应民众要求，两次修建朱襄王庙，正殿内有朱襄王塑像，两边偏殿的塑像生动地反映朱襄王率领农民避水患、抗旱灾、防瘟疫的情景。当年香火很旺，可惜在“”期间毁坏，只剩下一片废墟。

第3篇：炎帝的传说范文

关键词：中华民族：龙的传人：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也称黄炎子孙，黄帝子孙，是华夏民族的自称。语出《国语・周语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有夏虽衰，杞、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无宠？皆黄、炎之后也。”也就是说，鲧、禹与夏人之后，以及共工、四岳与各姜姓国，“皆黄、炎之后也”。传说中，炎帝与黄被视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f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今陕西关中漆水河）成，炎帝以姜水（今陕西宝鸡清姜河）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记载炎帝、黄帝诞生地的史料。因此，他们是起源于陕西省中部渭河流域的两个血缘关系相近的部落首领。后来，两个部落展开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华夏族在汉朝以后称为汉人，唐朝以后又称为唐人。综上所述，我们中华民族儿女自称炎黄子孙也就不足为奇。那么，我们中华儿女为什么又自称是龙的传人呢？本文对这一疑问进行了解答。

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最崇拜的一种神物就是龙。这在古文献中多有记载，是人们所熟知的传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考古发掘中竟然发现了我们远古先民崇拜龙的遗迹，这是无可争辩的实证，龙的传人找到了先民崇拜龙的根。1987年在河南濮阳县城西南西水坡遗址中，发现了仰韶时期的45号墓葬，在人骨架两侧随葬品中有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龙身长1.78米、高0.67米，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飞腾。经碳14测定（树轮校正）距今大约6400年。许多专家参观研究后，将在濮阳发现的龙誉为“中华第一龙。”濮阳是龙的故乡。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这支歌唱出了炎黄子孙的心声，中华民族都非常自豪地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在古文献记载中，我们的先祖都可上推到炎黄二帝，昌意、颛顼、帝喾、尧、舜都与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均有龙生龙相之说。古代有盛德的帝王，多假托为龙所生，或具有龙的特征。《述异记》：“泣为江河，馕风，声为雷，目为电，喜为晴，怒为阴。《广博物生》引《五运历年纪》：”“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其形貌本领几乎完全与钟山独龙相同，都具有造物主的资格。

王充的《论衡・龙虚篇》曰：“雷龙同类。”雷泽也可以称为龙泽，雷神实际就是龙神。后人称伏羲为人祖，女娲传土造人，人可称为女祖，伏羲与女娲是兄妹，后结为夫妻，对这一对人祖，史书记载为：“蛇形人首，”“蛇身人首”“龙身人首”。蛇、龙同类，汉代画像石上有不少伏羲、女娲图像，皆龙首人身，如果从人体科学的角度来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关于他们的传说确实是代代相传的，伏羲太昊是龙身人首，而且“以龙纪官”。如“太昊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浑沌为降龙氏驱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星；渠陛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泉流。又立五官、春官为青龙氏，又曰苍龙，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是为龙师而龙名。”（见）《竹书纪年》笺按引《通鉴外纪》。伏羲在当时实际是代表了一个庞大的龙族集团。有关他的传说故事多发生在中原濮阳地带。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祖，说起来他的父母更为神奇。如说：“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竹书年纪年》）。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地而孕，十三年生庖牺”（《路史・后纪―》注引《宝椟》）”。“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诗含神雾》）。雷泽地区最突出的是颛顼，颛顼也是“龙颜”属龙族系统。颛顼的形象是鱼身、龙颜、戴干《大载记・五帝德》曰：“帝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颛顼生、手有文如龙，亦有玉图之象。”《吕氏春秋・古乐》云：“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能乘龙而至四海。传说帝喾妃庆都与赤龙交，孕十四月在丹陵生尧，名放勋，姓伊祁。《山海经》引《开筮》：”“鲧死三岁而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又传说鲧治水不力，三年目不瞑，腹大剖开，一条虬龙从腹内腾空而飞，这就是大禹。《山海经・海内经》：“鲧腹生大禹”是也。周的创始人文王姬昌，史称其“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龙颜”就是面貌像龙，也就是帝之相，这说明文王也是龙种。

到了汉代汉高祖刘邦也是龙生。《前汉书・高帝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坡，梦与神遇。父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好酒及色，尝从王媪，武负嗜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史传说，龙与华夏部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由于人们对龙的崇拜引出了龙的神话，龙的传说故事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在白族、高山族、朝鲜族、回族、苗族等等。许多少数民族中几乎都有龙的传说故事。

为什么历代帝王主要把自己说成为龙呢？因为“龙为麟长，幽明、巨细、短长、升潜等无所不能，”龙能翻江倒海，夹持雷电，具有”升天入水，变化不居的神性。它能升天，可以直达天庭，向至高无上，神威无边的天帝，反映人间的情况，又可以从天庭下来，传达天帝的旨意，所以龙成了我们祖先最崇拜的神物，成了中华名族共同尊奉的图腾，于是我们也就成了龙的传人。

“真龙天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人们用来形容当代的英雄豪杰，歌颂一代风流，人们还把一切美好的事物和龙联系在一起，如“喜登龙门”“龙凤呈祥”“龙腾虎跃”等等仍然古为今用，广为流传。

我国是神秘的龙的国度，龙的传人在各个民族的心理上取得了共识和认同，是华夏民族的祖庭和祖茔，我们的祖先与龙结下了不解之缘。最令人自豪的还是龙的传人，所以我们既是炎黄子孙，又是龙的传人。

参考文献

[1]姚军.探源“龙的传人”[J]. 科学大观园，2005（24）.

第4篇：炎帝的传说范文

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记载中国原始社会及其道德的资料呢？最近，我抱着这一问题，翻阅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的一些资料。我感到，资料是相当多的，遍布于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当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有《逸周书》、《国语》、《周易》、《左传》、《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世本》、《新语》、《淮南子》、《史记》、《山海经》、《帝王世纪》等50多本。另外，陕西省宝鸡、岐山、扶风等地发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关，把这些资料梳理出来，估计有十多万字。如果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认识、填补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丰富炎黄文化的内容，总结、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早期的传统美德，搞好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

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孙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这充分说明我国从很早的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十分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开始只会简单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学上叫做“石器时代”，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就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过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无论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妇女为中心进行。再经过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即从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龙山文化时期转变，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东汉初年的《说文解字》进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长于今扶风县内的记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随后，不少文献都有关于炎帝活动在姜水一带的记载，即今宝鸡市辖境内。《世本·帝系编》说：“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西晋皇甫谧撰的《帝王世纪》说：“有＠①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我焉。”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他认为，《国语》、《世本》、《帝王世纪》中所说的“炎帝长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括地志》、《雍录》等书认为姜姓原始氏族活动地区在古邰国，即今扶风揉谷乡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说明，炎帝是出生、活动在今宝鸡、岐山、扶风、武功一带。

那么，炎帝出生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根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地说，是氏族社会的原始农耕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逸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②、chú＠③、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luǒ＠④之岁。”意思是说，神农时代，谷类像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生长甚多。神农制作陶器、斧、犁、锄等农具，开垦荒地，然后，使五谷兴盛，并获取了各种各样的果实。《庄子·杂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说，神农时代，人们睡卧时安然恬静，起身时，宽舒自得。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淮南子·齐俗训》说：“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从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神农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若果丈夫身体强壮而不耕种，那么，天下的人就要受饥饿；若果妻子当年不纺织，天下的人就要受寒冷。所以，神农带头率先亲自耕种，妻子带头率先亲自纺织。这样，就把所有的丈夫和妻子，带动了起来，进行耕种和纺织，这样就能保证人们有饭吃，有衣穿，不受饥饿和寒冷。

从《庄子·杂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两段文字记载来看，前后似乎有矛盾。前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是母系氏族社会，“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后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由于当时氏族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所以，炎帝神农亲自带头耕种，妻子亲身带头纺织。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不矛盾的。从炎帝传说来看，炎帝是远古传说时代某一氏族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也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圣哲，也可能是某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的代号。这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也许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炎帝神农时代看成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由蒙昧到野蛮、文明的转变时期。由于炎帝为氏族成长、壮大和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人们一代一代把他的伟绩用语言流传下来，成为神话传说，更加为人们所崇敬。马克思曾说：“每一个这样的氏族都有一个神话上的祖先，他被认为是赋予氏族名称的始祖和英雄。”[1](P165)炎帝和黄帝等上古人物在传说中被神化，人们把许多发明创造归功于他们，一方面是对本氏族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伟大功绩与影响的人物的无比怀念、尊重和崇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承他们的精神，发展本氏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人类的历史，在文字未出现以前，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在千百年的流传中难免有些前后出入，甚至失真，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则是有根据的，即便有些神秘的色彩，那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折射。我们把这些传说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能进一步证明炎帝的存在及其时代的变迁。

解放后80年代，宝鸡北首岭考古文化的整理、发掘，进一步证明了炎帝活动的时代距今7000年—56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帝王世纪》说，“炎帝初都陈，又徙鲁”，意思是说，炎帝氏族初期的活动中心在陈，陈为陈仓的简称，即今宝鸡一带，后来又徙移到鲁。首先，从宝鸡北首岭6万平方米的遗址居址和出土工具可以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占26%，狩猎工具占8.6%，渔具占0.6%，这说明北首岭氏族已过着长期比较稳定的以农业为主的室居生活。其次，北首岭氏族创造了发达的彩陶制造业。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写实的花纹。再次，遗址还发现了房址50多座，均为半地穴式，多数呈方形或长方形，墙壁平齐，多数还涂有草泥和料礓石浆。各房址都有灶炕。这都证明“神农耕而作陶”[2](P725)，“（神农）身自耕，妻自织”[3](P185)，“神农之世，卧则居居”[4](P995)，“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是真实的，可信的。

总之，炎帝神农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转变时期。炎帝也就是这一时期氏族社会一位杰出的首领。他虽出生成长在今宝鸡姜水一带，但他的氏族活动范围还是很广的，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其地南至交zhǐ＠⑤，北至幽都，东至＠⑥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3](P128)。也就是说，炎帝及其氏族部落当时活动南已到达了今南岭以南的地方，北到达幽燕即河北、北京一带，东到达齐鲁今山东一带，西到达了今甘肃敦煌一带。最后，炎帝本人“崩葬长沙茶乡之尾”[6](P95)。

二、炎帝时代的道德状况及其传统美德

原始人类道德的发生并不是从原始人诞生那天起就开始的，而是经过了上百万年漫长的蕴育、萌芽和生长的过程。

在刚刚脱离动物界正在形成中的早期原始人群时代，人类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靠本能进行。在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面前，人类依靠本能组织起来，共同采集，共同狩猎，共同捕鱼，共同抵御野虫、猛兽的侵袭，向大自然索取天然食物。在生殖方面，也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约束，而是靠本能的冲动杂交。总之，当时原始人的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在非常简单的本能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的，还不是在自觉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因此，还不能说产生了原始社会的道德。但是，原始人的这一系列活动，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原始道德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原始人群在进入氏族社会以后，由于自然界的人化，人本身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天然的秩序开始升华为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社会新秩序。这时，原始人在氏族社会首领的率领下，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开始成为自然的主人。于是，他们在朦胧的、反反复复的生产生活斗争过程中，在人和人的一切关系包括性交关系中，慢慢感悟到应当怎样做才有利氏族生存和繁衍。这样，就逐步产生了原始氏族社会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意识，比如氏族成员经过漫长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近亲通婚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而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婚姻，生育出来的新生代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加强壮。于是，原来那种由杂婚演变而来的同辈婚，这时也被排除，同一氏族内禁止通婚，这是人类增强自制能力，有意识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协调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这是人类最早的道德表现之一。总之，原始氏族社会的道德是氏族成员在长期生产劳动协作的过程中，在人与人交往包括两性交往的过程中，随着智力和意识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马克思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7](P551)而且，随着智力的发展，随着道德意识的发展，还会形成道德法。正象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变成了法律。”[8](P221)这里说的法律就是习惯法，也就是道德法，即原始氏族社会道德规范产生的过程。

炎帝时代由于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应该说，中国原始社会的道德已由蕴育、萌芽到了形成、发展的阶段，根据炎帝传说文献的记载，当时的道德状况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韧不拔，团结拼搏

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原始先民们生活十分艰难，“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时多疾病毒伤之害”。因此，怎么生存和发展，对原始先民们来说，是时时刻刻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尖锐的问题。面对如此巨大、凶煞的自然压力，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没有胆怯和屈服，而是以坚韧不拔、团结一致、勇敢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行为，以超人的力量和智慧，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炎帝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故事，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充分反映了炎帝及其部族们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和无比伟大的神力。

《山海经·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xiāo＠⑦；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大意是，北方的发鸠山上，有一种鸟，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所变。她游东海，不幸淹死在东海里。她的冤恨不解，变做了精卫这种鸟，常去西山街小树枝、小石子投在东海里，想要把大海填平。小鸟这种坚韧不拔的志向比沧海还要浩大，充分反映了姜炎部族与自然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列子·汤问篇》中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讲述了炎帝后代愚公及其子孙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终于感动了“天神”，“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cuò＠⑧朔东，一cuò＠⑧雍南，自次，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两座大山背走了，从此以后，从冀州的南部到汉水以南，都成了一片广阔的平原，连一处较高的丘陵都不见了。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神力”。

《山海经·海外北经》讲：“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种与日逐走，饮河渭大泽水，道渴而殆，弃杖成林的精神，不仅显示出了炎帝及其子孙们巨大的神力，而且也显示出了他们气壮山河、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先民们已认识到日光天象与农耕播种的关系。

（二）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代，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氏族成员之间，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意思是说，炎帝神农治理天下，沉静于胸，有聪明的智虑，有仁爱诚义之心，以公心教育氏民，所以，氏民质朴、稳重、正直、诚实，没有什么忿争，没有什么检察牢狱之事，依靠天地的资源，与天地融和一起。正因为如此，纯朴的原始民主友爱、天下平等是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内的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

炎帝神农时代这种“养民以公”、“仁诚之心”即民主友爱、天下均平的社会道德状况与《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氏族社会“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道德状况的描写是一致的。

在氏族社会里，这种通行的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不仅表现在一般氏族成员之间，就是一般氏族首领也与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社会劳动和对外战争的带头人。《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炎帝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的描写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不仅如此，炎帝神农氏为了氏族大众操劳过度，如《淮南子·修务训》里所说：“神农憔悴”，“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炎帝神农氏为了给氏族成员及时治病，弄清哪些草能食，哪些水能喝，常常带头“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民间传说，炎帝在辨尝百草中，误食了一种毒性极强的草——断肠草而死。这个传说虽有很大的附会性，但他的死不仅表现了他作为氏族首领那种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而且表现了他伟大的为氏族大众献身的崇高精神。

（三）克服困难，勇于创新

炎帝神农氏为了使姜炎部族生息、发展、壮大，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生产实践中，领导部族成员们不断积累经验，克服困难，勇于创新，发明、创新了许多东西。

1.火的发现，人称“火神”。《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火的发明，对早期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利用火可以蒸煮食物，防治疾病，抗寒保暖。这样，人们就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对于部族繁育、发展很有利。同时，把火推广、应用到农业方面，用火烧荒，开垦土地，“刀耕火种”，对当时发展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曾说：“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乃是决定性的武器。”[9](P20)

2.始作耒＠②，教民耕种。《周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②，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意思是说，伏牺氏以后，神农氏开始发挥作用。他用刀斧砍削木制的与犁上的铧相似的东西，用木条作＠②上的把手，用农耕锄草之利，教育天下部族进行农业劳动。在当时情况下，犁、锄等农具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10](P1012)。

3.织麻为布，制作衣裳。初期先民们在未有麻布作衣以前，冬天是“衣其羽皮”，夏天是“衣其树叶”，穿着十分艰难。炎帝神农“教之麻桑，以为布帛”[6](P91)，即教人用麻织成布，然后作成衣服。这也是使人类向文明迈进的一个重大创新发明。他不仅教导所有妇女织布，而且“妻亲织，以为天下先。”[3](P185)

4.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初期先民们由于生存条件恶劣，部族成员患病者不少。当时的情况是“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于是，炎帝神农氏冒着生命的危险，对百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应周天之数”[11](P1517)。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这种为部族敢冒生命危险、勇于探索试验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炎帝神农由此被誉为“医药之神”。

5.首辟市场，互通有无。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由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的发展，各职业集团之间的发展，需要把各自的产品拿到一定交换的地方，互通有无。为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炎帝首辟交换市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2](P624)，即在太阳正中午的时分，大家把各自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以物易物。这种市井交易，饮食之道，都取诸于此。

6.台榭而居，烧陶为器。炎帝时代，由于部族有了农业种植，所以告别了游牧生活，开始定居；由于有了陶器作炊具，部族也都吃煮热的食物，如古书所载，炎帝神农时，部族们“作陶冶斤斧”[13](P1222)，“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乐其俗，安其居”[4](P357)，“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6](P91)。当时陶器肯定是有的，至于“冶斤斧”，恐怕有些夸张。宝鸡北首岭炎帝遗址的发掘，就曾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和陶片。陶器上人面纹，或为黑彩，或为紫彩，都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但却没有金斧一类的用具。

7.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吴越春秋》上说，炎帝时，已发明了较好的弓箭：“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意即是炎帝神农氏用弦绷紧木料成弧形，做成弓，把木材削尖锐，做成箭。由于有了弓箭，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卫部族，而且，猎物成了通常的食物。

8.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为了“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神农氏为琴七弦，中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14](P153-154)，就是要用和谐的音乐使部族们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以治理混乱。

总之，炎帝神农氏时代有很多发明创造。当然，这些发明创造不能简单归于他一个人，而是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在较发达的智力基础上，长期辛勤劳动，积累经验而来。从道德上讲，就是炎帝神农氏和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发扬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所取得的。

（四）民无私心，道德淳朴

炎帝神农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所以，民无私心，道德纯朴。“太古淳朴，民心无欲”[15](P7)，“故神农不施刑罚而人善”[15](P21)，“神农无制令而民从”[3](P215)，“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6](P136)。所有这些，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男女老少淳朴的没有私心的社会道德风貌。这种社会道德风貌如儒家的《礼记·礼运篇》里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位，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夸张和修饰，但不管怎样，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里的某些政治道德风貌。

炎帝神农时代的这种“大同世界”的道德状况，和恩格斯根据摩尔根提供的大量的易洛魁氏族社会的道德状况十分相似。恩格斯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9](P95)

当然，对炎帝神农时代的道德状况也不能理想化，笼统地把它说成是十分完美的。因为那毕竟是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一个时期。那时，还没有完全独立于宗教意识、艺术意识的道德意识，没有文字，也没有抽象的理论论证。氏族成员之间是通过风俗、传统、禁忌和原始宗教仪式来进行调节的。同时，还存在着残酷的氏族复仇。比如“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陵之野，遂禽杀蚩尤”[17](P3)，“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4](P995)，虽未写明是复仇，但多少也反映了氏族部落之间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第5篇：炎帝的传说范文

关键词：蚩尤；炎帝；风伯；雨师

蚩尤何许人也？蚩尤冢在何处？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经查阅史书、志书之类书籍，写下此文。

台前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炎黄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台前境内发现龙山文化遗址2处，分别是吴坝乡徐囟盐幕遗址和后方乡玉皇岭遗址，并出土大量的陶片、骨针等。由此可见，早在5000年前，就有人类始祖在土沃水肥的台前一带定居，耕种稼穑（se），烧制陶器，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一、蚩尤

关于蚩尤主要有以下几种说话

1.黄帝属臣只说。战国《韩非子・十过篇》记载：“昔者黄帝合神于西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由此可见，蚩尤、风伯、雨师皆为黄帝之属臣。《管子・五行》和《越绝书》亦记载蚩尤为黄帝之臣。

2.炎帝后裔之说。宋《路史・后纪四》记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1985年《中国神话传说词典》145页载：“炎帝兵败，乃有其裔臣蚩尤、夸父、刑天之属继起奋争，为炎帝复仇。”此两种说法相吻合。宋徐升《渊海子平》（上海校经山房印行）卷一楣注：“蚩尤姓姜，炎帝之女。”这是首次见到蚩尤以女性身份出现在易书中。

3.九黎族首领之说。1979年版《辞海》记载：“蚩尤，神话中东方九黎族首领。”1983年版《辞海》记载：“蚩尤，古九黎族部落酋长。”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史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夏族集团之首领黄帝与九黎之君蚩尤战于涿鹿，即为夏黎两族决胜负之大战争。涿鹿战后，黎族之首长蚩尤被杀。”《吕氏春秋・荡兵》及《战国策》皆谓蚩尤为九黎之君。

4.苗族首领之说。增补万全《玉匣记》注评：“蚩尤，传说中的上古苗族的首领。”关于蚩尤为九黎族或苗族部落首领，兄弟81人或72人之说，皆不矛盾。“九”泛指多数或次数，如：九曲黄河、九牛一毛、九死一生等。九黎族当包括我国南方黎族、苗族等几个或者许多个少数民族。远古时，蚩尤雄霸被称为“蛮族”的东南方，被尊为九黎首领是自然而然的。范文先生《中国通史简编》记载：“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为九黎族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蚩尤兄弟81人或72人，皆与“九”有关，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均表示多数。

二、蚩尤与黄帝之战

远古时代，中国境内分布着许多氏族部落，位于今黄河下游的冀鲁豫区土沃草肥，为各部落争夺之地，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史书上所载炎黄二帝之战争，实则是我国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相互争斗的反映。蚩尤与黄帝之战，亦是炎黄战争之继续。

蚩尤与黄帝的战争故事，在我国流传甚广，史书多有记载。这一传说形成于战国时期，距今已2000余年。清《绎书》卷五引汉《新书》记载：“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炎帝兵败，蚩尤起而为其复仇，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涿鹿爆发。

关于蚩尤与黄帝之战争，不仅《归藏》、《奇门遁》、《渊海子评》等易书有记载，而且《史记》、《皇览》、《汉书》这些史书同样将这个神话故事堂而皇之的载入正史。正史、易书以及《述异志》虽记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原始人类氏族部落之间相互斗的历史事实。

三、蚩尤冢

蚩尤是东方九黎（东夷）集团的最高首领，与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战败被杀。历史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蚩尤没有陵，但坟墓也不少。“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首异处，故别葬之。”据考证，已知的蚩尤冢至少有六处，山东两处，据《皇览・冢墓记》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阚（han）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蚩尤肩髀（bi）冢，在山阳郡巨野重聚。此记载告诉我们，蚩尤冢在寿张阚乡，蚩尤肩髀冢在山阳郡巨野重聚。”口头传说而经传未见记载的蚩尤冢还有河北涿鹿三处，河南一处。现今在涿鹿大战古战场上有三座蚩尤坟，即位于黄帝城东八卦村附近，有一大一小两座坟冢，被称之为东蚩尤坟；位于保岱镇窑子村附近，釜山脚下的蚩尤坟，被称之为西蚩尤坟；位于黄帝城东南约15公里处的塔寺村蚩尤坟，被称为南蚩尤坟。

还有台前蚩尤冢，位于河南省台前县城关镇后三里村东南约300米、油坊村东北300米处，据传：油坊村原名尤房，为蚩尤的营房，蚩尤战败被杀后，首级葬于东北角，传来传去，尤房传成了油坊。相传，该冢筑起后，附近村民有红白喜事便上坟借碗筷及桌椅板凳。后来人们只借不换，惹怒蚩尤，于是时常夜出作祟，直至宋代王灵官将其镇住。至今，台前境蚩尤冢东北1.5公里的寿张镇灵宫殿中，仍存有一幅“鞭打蚩尤”壁画。相传，王灵官前世为黄帝的一员大将，手持金鞭，作战非常勇敢。在与蚩尤战斗中身负重伤，东岳大帝之女为警治愈。黄帝擒杀蚩尤后，蚩尤之身很快又长在一块，这员大将用金鞭将其抽开，分尸而葬，蚩尤不得再复活。虽然是神话传说故事，但可推测，台前境内蚩尤冢修筑年代已久。清末民初，该冢占地约2000平方米，高1.5米，其上茵柳、野草丛生，附近村民常将幼尸抛其上。荒草野蒿丛中狐兔出没，间或有野狗和乌鸦食啄腐尸，气氛阴冷，人迹罕至。1933年黄河决口，蚩尤冢被淤没。其后村民在原址堆一土丘，占地约700平方米，高一米余。1956年，该冢被耕为平地。此六处蚩尤坟，都有坟墓堆土，有的规模还不小，但有史料记载支撑的是山东寿张阚乡和巨野重聚，据载阚乡是蚩尤冢，重聚是蚩尤肩髀冢。

四、蚩尤文化对台前旅游文化产业的影响

在全国各地注重旅游资源的今天，陕西黄陵县黄帝陵、河南灵宝黄帝陵、河北涿鹿桥山黄帝陵、河南新郑轩辕坟以及其他地方的皇帝庙、官，已修复或者在修复中，都为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为中外人士所关注的蚩尤冢、蚩尤文化，依然深埋在地下，不得重见天日。严重削弱了台前在中外的影响力和滞后了台前的旅游经济的发展。而和台前县紧相邻的山东省阳谷县对蚩尤文化的研究已早早领先一步，并于2006年6月召开了山东阳谷蚩尤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多名专家学者和十八家新闻单位参加会议，对蚩尤文化进行了探讨和论证，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为此，作为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的台前，和濮阳市经济发展的前沿区，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整合好文化资源和经济发展与之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旅游经济效益。第一，聘请专家对蚩尤冢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拓宽蚩尤冢文化遗产其独有的特性，同时对其进行大范围的普探，以掌握较为可靠地的证据，挖掘蚩尤事迹和其没有被认知的文化内涵，利用蚩尤冢的历史遗存谋求台前地区经济发展；第二，成立高规格的蚩尤文化研究会，修复蚩尤冢及蚩尤祠，扩大蚩尤冢的影响力，增大蚩尤冢的扩建规模，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宣传，进一步扩大台前蚩尤冢在全国的影响力，这对于开展台前旅游业、增强国际及海峡文化交流、研究炎黄文化及古代战争均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神话传说词典》1985年，145页.

[2]《辞海》1979年版.

第6篇：炎帝的传说范文

关键词：华夏族；东夷；苗蛮；融合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6―0110―05

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在汉民族形成过程中，又以华夏为主体、揉合了其他民族的因素。徐旭生先生认为，在上古时代，主要有三大集团，即华夏、东夷、苗蛮，它们由相争而演进为和平共处，终归完全同化，才形成了尔后的汉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是一种以华夏为核心的正统观，强调中原地区在中华文化起源及发展中的独断性，但也客观描述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华夏及“四夷”相互融合的历史事实。需要注意的是，东夷、苗蛮虽然活动区域超出中原地区，但它们与华夏集团的相互融合过程是在中原地区进行的。

一

在华夏族的发展历史中，黄帝、炎帝作为神化了的人物而彪炳史册。从先秦时代起，华夏族即奉炎黄二帝为先祖。《世本》与《大戴礼记》明确归纳出以黄帝为始祖的统一谱系和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世次，司马迁据以作《五帝本纪》，第一次形成了华夏有同一来源的古史系统。使我们对华夏族的发展脉络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炎黄二帝作为华夏族的奠基人物古史文献及神话传说中都有描述，其活动是我们了解华夏族起源的重要依据。据《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皇(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姬水，据徐旭生先生考证在今陕西省的北部。炎帝所居之姜水，《水径・渭水注》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杨守敬《疏》引《清一统志》认为姜氏城在歧山县东。又《世本》载：“炎帝姜姓”。《帝王世纪》亦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可见炎帝族最早活动地区在陕西中西部的渭水流域。

炎帝族兴起后，一部分傍渭水向东移动，进入中原地区，主要活动于今河南及冀、鲁、豫交界地带，逐渐与这一带的东夷、九黎等族混杂相处。炎帝族进入中原后，自身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黄河流域几个著名的部落集团之一。相传，炎帝族有四支后裔：烈山氏部落、共工氏部落、四岳部落、金天氏部落。进入中原后，各支又有了发展，繁衍为许多分支，如四岳姜姓，分离出齐、吕、申许诸部落，在今河南唐河、南阳、许昌诸县境建立部落政权(国)。又如金天氏部落，其活动中心在汾水流域，后来逐渐与其他部落融合，而其分支中的沈、姒、蓐、黄四支则长期延续下来。

与炎帝同时代的黄帝部落随着族体的繁衍和壮大，其活动地区扩展至西部地区，即今长肃东北部与陕西接壤地带。《国语・晋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葳、任、荀、僖、姑、儇、衣是也。”所谓“十二姓”，即由黄帝后裔繁衍形成的十二个胞族，这是同一部落中以直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几个氏族结合起来的血缘集团。黄帝族兴起后，沿黄河向东移动，发展成为中原地区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族的势力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丸山在今山东临朐县。岱宗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市。空桐山在今甘肃临潭县。鸡头山在今甘肃平凉市。江即长江。熊即熊耳山，在今湖南省益阳市。湘即湘山，在今湖南省岳阳市，荤粥(音熏育)，为北方部落名称。釜山在今河北怀来县。

黄帝时代，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形成了三大民族集团：活动于陕西、河北中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南部的华夏族集团；活动于山东滨海、黄淮地区的东夷族；活动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的蛮族(“蛮夷”或“南蛮”)。三大集团的交流融合构成了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次融合高潮。

二

东夷，指分布于东方的民族集团。《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说文解字》亦云：“夷，东方之人也”。活动地域最初是在今山东南部地区，后来向四周扩展，遍及海岱、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和东海滨海一带。东夷集团的组织比较复杂，先秦古籍常号称为“九夷”，学术界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认为东夷可分为隅夷、莱夷、淮夷、徐戎(或徐夷)、岛夷(或鸟夷)、介夷，根牟夷七种；第二种认为可分为太 (或太昊)、少 和蚩尤尤三部分；第三种认为东夷可分为太 、少 、皋陶、伯益、颛顼、帝喾六部，第四种认为东夷可分为“土著”、“外来户”、“移民”和“遗民”四类。

太昊氏是东夷集团中最早的一个著名的氏族部落集团。太昊，在先秦及汉晋古籍中，又作太、大 ，被尊称为海岱地区东夷族的明神和始祖。其中心在今河南淮阳县一带。《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昊与有济氏之祀。”春秋时仍在济水流域存在的这几个风姓小国，守着太吴的祭祀，是东夷而“服事诸夏”。在甲骨卜辞中，风与与凤相通，所以传说中神鸟凤凰当是太吴氏的图腾。又传说“太昊蛇身人首”，《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说明太昊集团有对龙的崇拜，这与以神鸟为崇拜的对象是相通的。《淮南子・天文训》说：“东方木也，其帝太，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木，指栖日的扶桑；句芒，神名。《山海经・海外东经》说辅佐太吴的句芒神是“鸟身人面，乘两龙”。由此可见，古史传说中太昊氏以龙纪，仍然是与崇拜神鸟有联系的。《诗・商颂》谈到东夷族后裔商族时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为一例。少昊氏居地以曲阜为中心，其首领在先秦及汉晋古籍中，多写为小、少、小颢。少昊名挚(鸷)、赢姓。《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表明少吴氏在远古时的图腾崇拜对象是鸟。在少昊集团中，有24个以鸟为氏的氏族，包括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鸠氏、爽鸠氏、鹘鸠氏以及五雉、九扈。每一个氏族各负责承担管理全部落的某一季节或某一方面的公共事务。“以鸟名官”是一种氏族世袭公职制。某某一氏族担当部落的某公职时，这一氏族的全体成员都对此承担义务，并世代传袭，对部落负责。少昊氏的后裔，在传说中有著名的后益(即秦祖伯翳、伯益)、皋陶、蚩尤和羿等神话人物，故《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吴之神，作西畴，祠白帝，……”。《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曰熙，实能金极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处所指重、该、熙四个氏族当为少昊氏后裔。少昊氏后裔在春秋时 还存在许多赢姓与偃姓诸侯。赢姓诸侯有徐、江、葛、黄、淮夷、费、郯、谭、钟离、莒等国。偃姓祖皋陶，与少昊同姓。赢、偃同字异写(《说文解字》，赢字段玉裁注)。偃姓在春秋时有奄、英、六、舒鸠及东夷群舒。值得注意的是，《左传・隐公二年(前721)》、《正义》对莒的注疏引《世本》说：“莒，已姓。”又引《谱》说：“莒，赢姓，少昊之后……《世本》：‘自纪公以下为己姓’”。己姓为黄帝十二姓之一，祝融八姓之首。莒先为赢姓，后改己姓，说明这是少昊集团加入黄帝集团改从己姓的部落。《帝王世纪》甚至说：“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更说明在黄帝集团取得优势以后，姬姓酋长青阳成为少昊集团的首领，而袭享少昊的称号。对于少昊氏考古学上有一个重要材料，那就是在山东西南部大汶口出土的陶器刻辞中有一个字，即“日下从火”的“炅”字， “炅”通“昊”，这说明此种陶器为少昊时代遗物，其时间约为5000年前，其地区处在莱芜以南，曲阜以东，即与“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的历史传说相印证。

从太昊和少昊的关系来看，根据古史传说资料分析，太吴氏和少昊氏分属于东方夷族的两个部落或部落集团，都以鸟为图腾，故古人统称其为“鸟夷”。从时间上来看，太昊氏要早于少昊氏。从地望来看，太昊氏和少吴氏各有自己的活动中心。太吴氏以陈(今河南淮阳县一带)为中心，少吴氏以山东曲阜为中心。太昊与少昊同属东夷集团，在血缘上也许有些瓜葛，但要断定他们之间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则缺少直接材料。

在东夷集团中，蚩尤为又一著名首领，其活动中心在古济水附近和泰山周围地区。《史记・五帝本记・正义》引《龙鱼河图》称蚩尤有兄弟81人，可能是81个氏族。关于蚩尤与东夷的关系，徐旭生先生做了详细考证，认为蚩尤属东夷集团之一部，其理由是：继蚩尤首领地位的少昊属东夷集团；《汉书・地理志》载，蚩尤的祠堂和坟墓均在今山东西部的东平县；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氏族地处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涿鹿之战时，蚩尤与太吴、少吴为同一方。在蚩尤与少昊的关系上，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少昊即蚩尤也”；第二种观点认为蚩尤与少昊是东夷集团两个不同的部落；第三种观点认为蚩尤和少昊属于东夷集团的同一个部落。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蚩尤不是某位英雄的私名，而是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共同称号，这个称号大概起源于炎帝集团或两昊集团，而九黎三苗集团也加以袭用。虽然对蚩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蚩尤是古老部落中与炎帝、黄帝鼎立存在的强大部落之一。远古时代中国南方的另一重要的民族集团是南方的苗蛮。苗蛮在古文献中或称为“苗”、“三苗”、“有苗”，或称为“蛮”、“南蛮”。苗蛮集团的活动地区，据《战国策・魏策》吴起描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悖北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吴起所说的彭蠡即今鄱阳湖；文山不详所在；衡山非今日南岳衡山，而是指江北某一横向，即东西走向的大山或山脉，有学者指为伏牛一桐柏－大别山脉。由此可见，三苗活动区域，以今之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到湖南、东至江西、北达河南南部及中部。俞伟超先生从考古学角度证明，屈家岭文化(前3000－前2000)最盛时，“向北影响到丹江和汉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仰韶因素为主，转化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在洞庭、鄱阳两湖间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到屈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到达到那里，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前三千纪中叶以后，这个文化系列发展到新阶段，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并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阶段诸文化发生更多的接触”。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考古文化的这种发展与神话传说中三苗集团的范围恰相吻合。又《吕氏春秋・召类》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史记・五帝本纪》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这说明苗蛮最初并不局限于“左彭蠡，右洞庭”，其最早的活动范围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和洞庭之间。

在苗蛮集团中，九黎部落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支。黎，作为部落名称，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说：“黎民于变时雍”。《国语・楚语》又有“九黎”之称，说：“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韦昭注：“九黎，黎氏九人。”这里是把九黎作为氏族部落的人类群体。相传，九黎是九个部落的联盟集团，其中的每一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其八十一个兄弟氏族。《龙鱼河图》称：“蚩尤摄政，有兄弟八十一人”。这里，蚩尤又被看作九黎部落集团的首领。

三

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在发展中，和平共处之外，相互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加剧了相互的融合，在族源关系上呈现出更为繁杂的结构。

黄帝与蚩尤之战，表现着华夏与东夷的关系。关于战争的原因，《史记》说是“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庄子・盗跖》说是：“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近人徐旭生先生对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他认为华夏族炎帝、黄帝二支，原居陕西，后来东迁。迁徙路线，黄帝支偏北，在黄河北岸；炎帝支偏南，沿黄河两岸或更南。炎帝支走到黄河北曲处(今河南、山东两省交界区)，这里的土地平衍肥沃，人口稠密，原住这里的是东夷，大首领为蚩尤。炎帝支与东夷接触后，便发生了矛盾，发生了土地纠纷，引起了战争。炎帝战不过东夷，便请来同族的黄帝，遂发生了黄帝与蚩尤之战。徐旭生先生的分析应该说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关于战况《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相传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都是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砂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黄帝与之九战不胜，只是在天帝派遣“人首鸟形”的玄女传授了兵法，才制服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谓蚩尤不死，八方殄服”。蚩尤与黄帝作战的地点，《山海经》说是在“冀州之野”，《史记》和《庄子》说在“涿鹿之野”，《逸周书・尝麦解》说在“中冀”，今人考证以为在涿县、保定一带，而涿鹿之战，是冀州之战的决战。战争的实际对象是两昊集团。《盐铁记・结和》说：“轩辕杀两日睾(昊)蚩尤而为帝。”战争的结果是蚩尤被杀，诸候“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总之，战争是在河北中部地区进行的，这场战争是华夏与东夷两大族汇中产生的碰撞，是中华民族两大族源走向融合与同化及华夏民族成为中原主体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当然，黄帝在取得统治地位之后采取的一些措施，更有助于两大族群的融合。其一是针对天下扰乱不安的状况，拿出蚩尤画像以威天下，致天下殄服；其二是“拿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灭人之国而不绝其祀。

尧舜与“三苗”的战争，则表现了华夏与苗蛮间的关系。《尚书》记载，尧时“窜三苗于三危， 分北三苗”。《吕氏春秋》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南蛮”，即三苗。《汉学堂丛书》辑《六韬》说：“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史记》描述说，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丹水，有人考定为丹江。丹江源出陕西，流经河南西南部，到湖北入汉水。尧舜与三苗发生战争的原因《山海经》称是“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看来三苗之君对尧以天下让舜加以评论，提出非议，说明三苗与华夏间可能存在首某种特殊关系，以至三苗之君对华夏君位的让渡表现出特别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恰恰为尧舜利用，进而成为华夏向南扩展的理由。战争的结果是，“三苗之君”被杀，“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日三毛国。”即三苗因受攻伐，一部分苗民又向南方和西南移徙。

传说中三苗与尧、舜、禹的矛盾和斗争，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商周以后，古汉文史籍中不再有关于三苗活动事迹的记录。这不是说三苗因受华夏族屡次攻伐而导致“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也不是孔丘所说的苗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事实上，三苗作为一个大的族体，不可能都迁走，而是由于改变族称的缘故。商、周以后，居住和活动于长江中游及其以南广袤地域的族群，被统称为“蛮夷”或“南蛮”，其中活动在荆州地区的许多部落，被称为“蛮荆”或“荆蛮”。

黄帝与炎帝间的战争反映了原始社会父权制时代末期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权力向国家权力演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吕氏春秋・荡兵篇》说：“兵所自来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兄弟部落各行其道，水火不容终于酿成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据《史记》所载，黄帝之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于是“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兵振德，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志。”《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巩固了自己在部落联盟中的地位，成为炎黄两集团的共主。汉民族形成后常常自称为“炎黄世胄”或“黄帝子孙”即源于出此。

第7篇：炎帝的传说范文

1、炎黄子孙的由来: 炎指炎帝,以姜水成（今宝鸡市境内），黄指黄帝，以姬水炎黄二帝为中华始祖。传说他们出自同一个部落，后来成为两个敌对的部落的首领。

2、两个部落展开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华夏族在汉朝以后称为汉人，唐朝以后又称为唐人。

3、炎帝和黄帝也是中国文化、技术的始祖，传说他们以及他们的臣子、后代创造了上古几乎所有重要的发明。

（来源：文章屋网 ）

第8篇：炎帝的传说范文

关键词：泛炎帝文化；玉蟾岩遗址；高庙遗址；城头山遗址；旅游开发

湖南拥有炎帝陵、舜帝陵、嫘祖墓、二妃墓、善卷墓等，拥有五岳之一的南岳及祝融传说，然而自西周以来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从近年的考古发掘及对历代文献与传说的研究成果可知，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又是一体的，湖南则是中华文化一体的最早源头。从考古角度看，有道县玉蟾岩遗址，有怀化洪江高庙遗址，有距今6200多年的澧县城头山古城及距今6500年的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水稻田。这一系列的考古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之源，且皆与炎帝有关系，可称为泛炎帝文化。这些潜在的远古文化旅游资源不能沉睡在地下或仓库。我们应该大力宣传并将其开发为旅游胜地。

一、以炎帝文化统领湖南远古文物古迹旅游资源

炎帝神农氏，据传是中华文明之祖，是农业、医药、商业、音乐之祖，又是茶文化创始人。在中国文献记载中，人们将远古的很多发明创造归结于炎帝，并凝固成一种精神，叫炎帝精神。它是中华传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炎帝相关地宣传炎帝文化有利于弘扬炎帝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据传炎帝有十七代，或言八代，或言七十代。他从北方南下寻找粮食及医药，最终在湖南发现原始水稻并建立古厉山国，从此中国开始了农业文明进程。因此从陕西到湖北、湖南到处都有炎帝传说，这是正常的。他的部族在湖南生活长久，因此，湖南各地皆有炎帝传说也是正常的。株洲炎陵县之炎帝陵已经初步开发为旅游胜地。

传说炎帝是农业之祖，因此，道县出土的人工水稻与神农发明农业是有些联系的。道县附近有嘉禾县，文献记载与神农有关。《桂阳州志》：云：“天降嘉谷，神农拾之，教耕于骑田岭之北，其地曰禾仓，后以置县。”《衡湘稽古录》：“帝之匠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耒山。”于是神农揭开了中国农业浩浩史册的第一页。嘉禾县，古称“禾仓堡”，清人李元度重修《南岳志》卷十引《湘衡稽古》云：“今桂阳县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相传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以其地为禾仓。后置县，因名嘉禾。”高庙遗址也与炎帝有关，最近出现一种“炎帝会同说”，阳国胜等先生提出了众多的理由，包括怀化会同县的许多地名，如：连山、八卦庙、会同等都与炎帝有关。另外其所引几条古书记载也是可供研究的。如：东汉《春秋纬·元命苞》：“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人面龙颜，好耕，是谓神农，始为天子”。《山海经·大荒西经》明确记载：“大巫山、有金之山，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而晋代《伏滔集》载《习凿齿论青楚人物略》：“神农生于黔中”，又据《会同县志》记载，会同古属“黔中”之地。

据笔者研究，炎帝又似可与城头山古城挂钩。神农氏又称烈山氏，传说在湖南建了厉山国。《读史方舆纪要》：“澧水：州南三里，源出慈利西之厉山，东流会淡水，又东经石门县会渫水，又东至州城下，州北七十里之涔水，州东二十五里之澹水，俱流合焉，下流入于洞庭。《楚辞》：‘濯余珮于醴浦’虞喜云即澧水，亦日兰江……”，可见，烈、厉、澧、醴相通，今湖南西有澧县，东有醴陵市，炎陵县，皆古长沙境。《南岳志·前献》引王万澍曰：“(炎帝)[神农]都长沙凡七代。”这个古长沙包括澧县，可能就是澧县城头山城，因为炎帝的年代与古城能交合。

因此，湖南的三大新石器遗址都与炎帝挂钩是完全可以的，以炎帝文化统领这些旅游资源，则使其构成一个整体，使整个湖南变得古色古香。

二、道县玉蟾岩遗址及旅游文化圈的开发

(一)玉蟾岩遗址及开发价值

玉蟾岩(俗称蛤蟆洞)遗址位于湖南省道县西北16公里寿雁镇，是一处文化性质单纯、文化内涵丰富的史前洞穴遗址，呈现出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面貌。时代距今1.2万年以前。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稻谷和原始陶片遗存。稻谷共出土四枚(据报道，近年又发现更多枚)，同时在文化堆积土样中分析有稻属硅酸体。经专家分析鉴定，玉蟾岩出土的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是探索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及水稻演化历史的难得实物资料。原始陶片火候很低，夹大量粗沙，质地疏松，复原为敞口斜壁尖圜底的釜形器。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制品之一，对探讨中国制陶工艺的起源与发展有着重要价值。1996年2月，道县玉蟾岩遗址人选全国九五年度十大考古发现；2001年3月，玉蟾岩遗址又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001年7月，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蟾岩，正成为国内外科学界和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因此在湖南开辟玉蟾岩古稻作文化旅游意义重大。可以吸引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有着广阔的开发前景。

(二)周边旅游资源及古稻旅游文化圈的开发设想玉蟾岩遗址可与附近嘉禾县神农炎帝传说、宁远县的舜帝陵、道县之象庙及理学之祖周敦颐故乡、江永女书及瑶族民族文化构成一个古代文迹旅游文化圈，圈内径约40公里。

在玉蟾岩遗址旅游区可以考虑设立如下几个旅游项目：

1)、古居民村：在遗址区，包括遗址之溶洞、附近山水稻田景观，可设立古居民村，再现一万年以前的原始居民生活的场景。如农耕园、起居室、制陶场、采集坡、渔猎所等。应尽可能营造古时之环境。

2)、神农嘉禾馆：在遗址附近某处设立展览馆，陈列炎帝神农事迹，并展示从原始水稻至人工水稻的全过程及有关农业工具、种子、粮类、菜类、瓜果类等作物的原始栽培技术等农业史知识。

3)、体验馆：设立游客互动项目，提供互动设施，项目有：捕鱼、田猎、驯兽、制石、作陶、舂米、取火、烧饭等等。

4)、古稻作文化研究中心：可建一座学术研究楼，为古稻作文化研究、交流提供场地和资料。

三、洪江高庙文化遗址及怀化旅游圈的开发

(一)高庙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及开发价值

高庙遗址位于湖南洪江市安江镇(原黔阳县县城)东北约5公里的岔头乡岩里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1、2004年先后2次对其进行了主动发掘，共揭露面积530平方米。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高庙文化晚期的规模很大的祭祀场所，其年代约为距今7000年。其附设的司仪、牲祭、人祭、窖藏与议事会客场所齐全，这在我国南方同时期遗址中是极为罕见的。

发现了距今约7800年的以凤鸟、獠牙兽和太阳纹、八角星纹为题材的图像，它们显系超自然的物像。参照该遗址中大型祭祀场所的发现，可确认这些饰有上述图像的陶器属于祭器的性质。这些祭器出于年代如此古老的时期，为追溯我国史前宗教艺术的起源翻开了新的篇章。獠牙兽面纹在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后来的夏商文物中都有出现，但都比高庙遗址晚了几千年。而这“獠牙农神像”的构图模式，影响波及到了全中国的农耕地区，如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中原的青铜文化、四川的三星堆青铜文化、江西的新干青铜文化等，这一切无一不是对高庙“獠牙农神像”构图模式的继承与发展。今天在五溪地区少数民族用于祭神仪式的傩面具图案，其中兽面獠牙的构图方式竟然与7000多年前的“獠牙农神像”惊人地相似，可见古老的习俗仍保留在该地。

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具有图腾意蕴。史界及考古界一直公认，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是我国最早的“凤凰图腾”。而高庙遗址出土的白色陶罐，其颈部和肩部各戳印有东方神鸟(包括兽面、太阳)图案，一只朝向正面，一只侧面回首，虽经年代浸淫，依旧栩栩如生。专家鉴定，沅水凤凰早于河姆渡凤凰400年。高庙遗址挖掘出“太阳”彩陶，已历7400余岁，为新石器早期陶工艺品。附着于高庙陶上的兽面纹，据考证较之辽宁同门家族，早了足足上千年，历史之悠久，全国独一无二。此外，出土了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这里可能是我国白陶的最初发源地。揭示了高庙上层遗存中的部落首领夫妻并穴墓等一大批重要遗迹。这种一夫一妻墓的出现比过去大汶口等地的约早2500年。从而表明父系氏族大致的出现时间。

此外，高庙遗址出土了驯养的家猪牙齿，表明当地在距今将近8000年的时期已出现了动物的驯养业。出土了7400年前的女性人体骨架下面的一个竹蔑垫子。蔑片之薄，与现在的同类物品没有视觉上的差别，说明制作工艺十分考究精湛。经专家测定，蔑垫比之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竹席、竹篓、竹篮等，要“年长”2000多岁。由是，高庙篾成为迄今为止全国已知最早的竹工艺品。

高庙文化遗址远古部落首领夫妻墓中的玉璜、玉块等精美玉器，其精湛的钻孔技术让人叹为观止。这些玉器上面的钻孔又细又光滑，仅容绣花针穿过。

本遗址的开发应充分表现怀化地区在七千年以前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其宗教文化、白陶、手工艺品等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尤其是凤凰、饕餮、八角形、太阳纹等组成的综合图案是华夏宗教文化之源

(二)高庙文化旅游圈及周边旅游资源的开发设想

怀化市具有十分独特和优越的区位优势，生态环境良好，山川秀美，名胜古迹众多，民俗风情迷人，是湖南省的重点旅游城市之一。全市现有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部级自然保护区1个，省级风景名胜区5个，省级森林公园3个，怀化地区也是上古传说中的盘瓠的地方，有较多记载与古迹，可一同开发。

此地开发主要为遗址博物馆，博物馆除保护重要遗址现场外还可设如下展厅：

1)、中华宗教文化之源展厅。

主要展示本遗址出土的祭迹、祭器及各种凤凰纹、兽面纹(饕餮纹)、八角纹、太阳纹等文物纹饰，同时展出河姆渡、良渚文化及夏商周同类纹饰复制品，以阐明中华主流宗教之源头在湖南。

2)、男女合葬墓及父系氏族文化展厅。

主要展示本址出土的多座男女合葬墓及其随葬品，揭示本文化所显示的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同时展出大汶口文化等男女合葬墓及其随葬品，各地出现的陶祖(男性生殖器陶品)，以揭示出各地父系氏族发展的序列和水平。

3)、手工艺品及生产工具展厅

主要展品有玉璜、玉块、象牙等精美玉器，女性人体骨架下的竹蔑垫子，白陶等文物，并阐述各种手工艺品的发展轨迹。陈列全国同时期同类物品，以体现其发展水平。

4)、新旧石器文物展厅

在洪江区附近出土众多旧石器和新石器遗址，文物丰富多彩，可收藏于此供人们参观。据报道，此地新石器文化发展线索清楚，因此，可同时展出此地考古文化发展序列。

5)、古居民生活园

陈列设计与玉蟾岩似。

四、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及其旅游开发

城头山古城遗址位于澧阳平原中部，澧县县城西北10公里的车溪乡南岳村境内。1991—1999年，经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组织省内外专家先后9次对这一遗址进行科学发掘，确认它是一座目前年代最早(距今约6200年)，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城内有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祭祀区。城头山古城的设计和城墙的构筑工程规模相当宏大。城平面呈圆形，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城垣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垣外环以30—40米宽的护城河。挖河所出10万方泥土夯筑起了长1000余米、底宽30多米、高4—5米的宏大城墙，城垣及护城河共占地15万平方米。在城内发掘出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筑群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道，密集而重叠的公共墓葬。据参与研究的日本学者宣布，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烧制砖，古人用这种砖铺在宫殿地面及路面。古城东门北侧还发掘出了世界上目前最早的古稻田(距今6500年)，这些都证明了该城为中国最早的古城，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古城”。

城头山古城遗址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不仅为国内专家学者所认同，而且举世公认。该城址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两次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而且获此殊荣者全国唯一。近年来，先后有日本、韩国、英国、德国以及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来此参观考察。国内外新闻媒体和学术刊物作了广泛的报道。1995年3月，国家主席来澧县视察，亲笔题写“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澧县人民政府已计划着手筹资3000万元，开始在原址修建一座“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博物馆”。博物馆建成后，东邻洞庭岳阳楼，西连武陵源、张家界和夹山寺，南毗桃花源，北及长江三峡等风景名胜区。到那时，来自全国和海内外的游客将可亲历6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文明。

城头山城址博物馆除陈列本址发掘内容之外，应注重文明起源的总体进程陈列，将全国各地文明要素都陈列在一起，使人们对古文明起源有个较完整的印象。

目前，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城头山文化遗址管理处已在网上征集合作开发者，拟在澧县城头山遗址及其周围建造“人文一自然”复合型主题公园，共占地320公顷，在园内修建仿古聚落及生活体验区60个，大型水上游乐园1个，社稷神庙1座，古城博物馆1个及文物保护馆7个，总建筑面积17000平方米。建成之后，将是一处旅游胜地。

这些设想是好的。我认为应设城址和公园两大展区。城址区展示解剖的古城墙、护城河、中央台地、建筑、道路及城门等项。公园区除以上项目外，博物馆展区应开辟两个大展厅。其一为本城址及附近文物展厅，展出本城址及附近众多遗址的大溪、屈家岭文化文物；其二为中国古城址及文明起源展览厅，展示长江中游发掘的近十座大溪、屈家岭古城模型及有关文物，展示全国史前近50座古城址的模型及文物或文物复制品。

五、整合宣传与开发之策略

根据对炎帝传说及远古文物古迹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应从如下几方面加强旅游开发。

(一)加强整合宣传吸引各类游客

应以炎帝文化为线索，将湖南远古遗迹作为一个整体来宣传，使人们——首先是湖南人自己，改变蛮夷观念并认识到：湖南远古在1.2万年至4千年前的大约8千年的时段里湖南(准确点说应是荆楚)文化在全国是领先的，这里是华夏文化之源。从而使游客充满好奇并坚定其到此一游之决心。这里也可吸引进行远古文化研究、考察的游客，同时也是进行爱国主义及思想教育的好去处。

(二)配套开发连成一体

除了炎帝陵及以上三个遗址之外，湖南还有较多远古文化旅游资源，可配套开发。如湘阴县的黄陵庙，攸县的尧陵、禹陵，君山的二妃墓，南岳的嫘祖墓，常德的善卷墓，还有湘西的盘瓠遗迹，以及湘东、湘北的容成子、鬻熊、熊绎、老莱子等人的史迹。再加上龙山里耶秦简，可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发宣传，以形成湖南系列文迹类特色品牌旅游资源。另外，据《路史》，茶陵县露水镇还有炎帝家族200余冢。皆可将其打造成上品位的旅游景点。以增强宣传与开发湖南古文化旅游的信心。

(三)特色分明各显重点

在开发湖南远古文物古迹旅游资源时应突出各个景点的特色，使他们既有共性，更显个性。炎帝陵着重寻根祭祖，道县玉蟾岩着重古稻文化，洪江高庙着重远古宗教与生产力水平，澧县城头山着重文明起源及城文化，尧帝官则可着重古天文历法文化。

(四)发展系列旅游产品促进经济全面增长

第9篇：炎帝的传说范文

原文：

杨炎，字公南，凤翔天兴人。炎美须眉，峻风宇，文藻雄蔚。父丧，庐墓侧，号慕不废声，有紫芝白雀之祥，诏表其闾。炎三世以孝行闻，至门树六阙，古所未有。终丧，为司勋员外郎。德宗在东宫，雅知其名，又尝得炎所为《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讽玩之。及即位、拜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制，天下财赋皆入左藏库，及第五琦为度支，京师景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入悉租赋进大盈内库。自是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食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及炎为相，言于帝日：“财赋者，邦国大本。五尺宦竖，操邦之柄，年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请出之，以归有司。”帝从之。初，定令有租赋庸调法，自开元承平久、不为版籍，法度玩敝。至德后，科敛凡数百名，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炎疾其敝，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帝善之，使谕中外。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行数百年，不可轻改。帝不听。天下果利之。炎兴岭表，以单议悟天子，中外翕然属望为贤相。时卢杞与炎同采政。杞无术学，貌么陋，炎薄之，托疾不与会食，杞阴为憾。赵惠伯为河南尹尝市炎第为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贵取其直杞曰宰相于庶官比监临计羡利罪夺官帝意衔之。先是，萧嵩尝度曲江南，欲立私庙，以为天子临幸处乃止，后炎复取以立庙。飞语云：“地有王气，故炎取之．”帝闻，震怒，会狱具，诏三司同覆，贬崖州司马同正，未至百里，赐死，年五十五。久之，诏复其官，谥平厉。（节选自《新唐书·杨炎传）

译文：

杨炎的字叫公南，凤翔府天兴县人。杨炎须眉俊美，风度出众，文章雄辩华丽。父亲去世，他在墓边搭棚子住下，不断地想念哭喊，有灵芝、白鸟的吉兆出现，有诏在他家住处立牌坊赐匾额。杨炎三代以行孝出名，以至门前树有六座牌坊，自古以来还没有过。服丧期满后，任司勋员外郎。唐德宗任太子时，就听说了他的名字，又曾得到了杨炎写的《李楷洛碑》，把它挂在墙上，每天读它欣赏。到登基后，就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按过去的制度，全国赋税都送交左藏库。到第五琦任度支，京城里的大将不断索取，第五琦无法禁止，就把所有赋税都放进宫内大盈库。从此全国赋税成了皇帝的私人财产，而宦官以各种名目管账目的有三百人。到杨炎任宰相，对皇帝说：“赋税是国家的根本。小小宦官掌握了国家的命脉，多和少、盈余和亏损，即使重臣不能知道，因此无法规划国家的安排。我请求把赋税收入移到宫外，划归有关部门管理。”皇帝听从了他。当初国家规定有租庸调法，从开元后太平时间长了，不清查户口，记载混乱，法令制度被轻视破坏。至德年以后，向人民征收的税共有几百种，老百姓流尽了血汗，出卖骨肉，不断地交纳赋税，不能得到休养生息。杨炎痛恨这种弊端，就请求用“两税法”来统一税制。所有劳役的费用，赋税的交纳，先计算出数额再向人民征收，根据开支决定收入。定居者交税，秋夏征收两次，情况有不方便的分三次。过去的租、庸、杂役都废除了，但成丁的数不改。过去的租、庸、杂役都废除了。皇帝认为好，下诏令通知朝廷和各地。议论的人阻拦责问，认为租庸制实行了几百年，不能轻易改动，皇帝不理会。全国人都从中获益。杨炎从岭南入京为官，用简短的议论开导皇帝，朝廷内外一致希望他成为好宰相。当时卢杞与他共同执掌朝政。卢杞不擅长治学和写文章，身材矮小，相貌丑陋，杨炎瞧不起他，称病不和他一起吃饭，他心里也记恨。赵惠伯任河南府尹时，曾经购买了杨炎的私宅做官衙。御史弹劾杨炎任宰相逼官员买私宅，卖了高价。卢杞说：“宰相对百官是监管，得好处，罪该免官。”因此皇帝怀恨他了。在这以前，萧嵩曾在曲江南测量，想建家庙，后认为是皇上游玩的地方就放弃了。后来杨炎又占据建了家庙。有传言说：“这地有当王的风水，所以杨炎占据了它。”皇帝听了，大怒。遇到审讯判决报上了，皇帝下诏命三司共同复查，贬杨炎为崖州司马，同正员。还差一百里没走到，将他赐死，享年五十五岁。很久以后，皇帝下诏恢复了他的官职，赐谥号平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