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精选(九篇)

第1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第2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过渡性资本外逃　实证分析

资本外逃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在经济改革转型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资本外逃,但与此同时又有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外资企业往往能获得“超国民待遇”,因而并不能排除国内大量的资本流出后又假借外资的身份流入国内以获得政策优惠,我们称这部分外逃资本为过渡性资本外逃。过渡性资本外逃是国内资本对我国的内外资政策进行政策套利的结果,反映了我国对内资尤其是民营资本的政策歧视。但上述观点是经验分析的结果,本文采用实证方法来检验我国资本外逃与fdi的关系。

一、中国资本外逃的定义和规模

1.资本外逃的概念界定

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对资本外逃统一的概念界定,金德伯格(kindleberger,1937)提出的资本外逃的概念是“由恐惧和怀疑所驱动的资本流出”,是为了躲避战争风险或政治动荡而进行的异常的资本流动。卡丁顿(cuddington, 1986)将资本外逃视为短期资本流出中的游资部分,是对投资风险高度敏感、流动性大的投机性资本。这两种定义都将资本外逃局限于短期资本,但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短期资本和长期资本的界限日益模糊。世界银行(1985)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债务国的居民将其财富转移到国外的任何行为”,这就大大扩展了资本外逃的范围。

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对资本外逃的定义也多有区别。宋文兵(1999)认为在中国外汇管制的背景下,未经外汇管理当局批准或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的国内资本外流,均应视作资本外逃,即国内投资者的非法资本外移。这种定义侧重于资本流出形式的合法性,但实际上资本外逃也可以假借合法的手段来将资本转移到国外。李晓峰(2000)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因恐惧、怀疑或为了逃避本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以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资本外逃实质上是微观经济主体与宏观经济主体利益目标冲突的产物。同时他又将资本外逃区分为真实性的和过渡性的,真实性的资本外逃是因为一国政治经济环境或投资环境的恶化而产生的,是资本的单向转移,而过渡性资本外逃是由于居民和非居民存在着投资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性,一国居民先将资本流出后获得非居民的身份后又流回国内,因此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资本内流。

从宏观层面来看,资本外逃的危害在于减少了国内的生产性资本,国家没有得到这部分资本的利得与税收,长期资本外逃的存在显然是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一个潜在风险因素。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过渡性资本外逃的存在,这部分的资本外逃实质上是符合经济主体理性的政策套利,正确评估过渡性资本外逃对于衡量我国真实的资本外逃的规模和严重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笔者将资本外逃定义为:经济人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和规避风险,违反中国外汇管制的相关规定,未向本国政府申报利润收益和缴纳税收的特殊的资本外流,而过渡性资本外逃是指资本逃出境外后又返回国内的部分。陈珍(2004)认为在我国的资本外逃中很大一部分是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它们又转化成fdi流回了中国,过渡性资本外逃与我国内外有别的政策优惠制度有强烈的相关性。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量的资本流入和流出同时存在,过渡性资本外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

由于资本外逃不可能有直接的数据,目前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方法最主要有直接法和间接法。本文将使用这两类方法来估算我国的资本外逃数额,并检验其与fdi的关系,使得资本外逃与fdi的关系检验更有可靠性。

(1)直接法最早由卡丁顿(cuddington, 1986)提出,他认为资本外逃是投机性的短期资本,可以将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国内居民持有的外国资产的变化来衡量资本外逃。他的方法是基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来计算资本外逃,认为该项目代表未记录的短期资本流动,具体的计算方法为:资本外逃=私人非银行部门的短期资本项目+误差和遗漏项目(1)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克拉森斯和诺德(claessens and naude,1993)在卡丁顿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对短期资本项目使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也被称为游资(hot money)法:“游资1”= - [其他部门其他资本项目+错误与遗漏项目] (2)“游资2”= - [其他部门其他资产项目中的短期资本项目+错误与遗漏项目] (3)“游资3”=“游资1”-债券和公司股票的证券投资(4)计算结果如果为正值则代表资本外逃,为负则为游资流入。该方法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1)短期资本项目中也包含了一些正常的资本流出,如短期商业信贷;(2)该方法没有涵盖长期的资本流动项目,且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长短期资本项目越来越难以区分;(3)误差与遗漏项肯定也包含了真实的记录误差或时滞。虽然有这些缺点,直接法计算简洁,数据容易获得,不失为对资本外逃一个可行的估算方法。由于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没有“其他部门其他资产项目中的短期资本项目”一项,因此只能计算“游资1”和“游资3”的数额。计算结果如下表:表1　直接法测算的我国1982-2008年的游资规模单位(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由表1可以看出,在1982-2007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游资1和游资3同时保持正值,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资本外逃确实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客观经济现象,且在2000年以前外逃数额逐渐增加。但2000年后,资本外逃额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为外逃数额有所下降和反复。

(2)间接法是世界银行1985年提出的,根据恒等式“资金来源=资金使用”,资金来源与使用之间的差额就被认为是资本外逃数额,世界银行具体的计算方法是:世界银行法:资本外逃=净资本流入(包括fdi的净值和公司权益的投资)+外债变动—储备变动—经常账户逆差(5)世界银行提出的方法从逻辑上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缺陷在于其比较粗略,fdi和外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资本流入,资金的正常使用也不仅包括弥补经常账户逆差和增加外汇储备,资金的使用项目还应进一步细化。

在本文中,笔者使用牛晓健(2005)的基于间接法思路的结构法来测算我国的资本外逃。结构法将资本外逃分为非法方式的资本外逃、经常项目下的资本外逃和资本项目下的资本外逃三部分。

非法方式下的资本外逃就是根据世界银行法的思路,将资金来源项目减去资金的正常流出和占用项目,得到我国非法方式下的资本外逃。我国正常的资本流入项目有经常项目顺差、fdi、外国证券投资、外债和贸易信贷。正常的资金占用项目有国际储备的变动、存款货币银行的国外净资产的变动、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存款、b股资金占用和国内外汇黑市中流通的资金;正常的资本流出项目有对外贷款、我国向国外提供的贸易信贷及金融账户下我国的对外投资。

经常项目下的资本外逃主要是指通过贸易伪报关价格将资本转移出境,即通过高报进口、低报出口的方式与国外贸易商合谋将资金转移出去。以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中美贸易为例,中国统计的从美国的进口要远远高于美国统计的对中国的出口,而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出口要低于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进口,这说明我国的对外贸易中确实存在高报进口、低报出口的现象。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美贸易统计上的巨大差异也和我国的转口贸易以及原产地规则的差异有密切的关系,必须将这两项因素剔除才能得到我国经常项目下的资本外逃。

资本项目下的资本外逃规模测算的总体思路是多利法(1987)。他将资本外逃定义为私人部门未向当局报告资产收入的国外资产,其主要思路是先求得总的资本流出,再减去正常的资本流出,就得到资本外逃的数额,他提出对正常的资本流出的估计方法是将申报的利息收入除以国际市场平均利率。在此,我们用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申报的投资利息(利润)来倒算资本项目下的资本外逃,假定我国对外投资的企业能够获得国际基准收益率,根据对外投资企业申报的利润水平倒算出我国对外投资的真实数额,然后与国家批准的对外投资进行比较,其差额就是我国资本账户下的资本外逃的数额。

最后将三部分的资本外逃数额加总就得到我国资本外逃的总额,结果如下:表2　结构法对于中国1982-2008年资本外逃的总体测算单位:亿美元数据来源:表2我国以非法方式进行的资本外逃的测算(cfillegal);冯国钊、刘遵义,《对中美贸易平衡的新估算》,《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5-6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期;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dot),1986,1995,2002,ifs,/imf/《香港经济年鉴》各期;《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indices。

二、流入我国的fdi的规模与构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fdi的定义为:一国居民(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其他国家进行的投资,这些投资涉及长期的关系并拥有长期的权益和控制权。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间的fdi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流入我国的fdi迅速增长。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我国吸收的fdi从1982年的4.3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3.95亿美元,成为全球吸收fdi最多的国家。

而我国fdi的来源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fdi的真实情况,如表3所示,我国的fdi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萨摩亚这三个离岸金融中心,将近占我国fdi总额的五分之一。众所周知,这些离岸金融中心自身的实体经济并不发达,而是利用税收优势和便利的金融服务吸引外国企业去注册,许多中国企业为了避税和资本运作而在这些离岸地区注册公司。而且,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对注册企业的管理极为宽松,又采取较为严格的为公司保密的措施,一些公司的控股关系错综复杂,这样我们就很难分清离岸地区fdi的真实资金来源(陈杰,2007)。另外,香港是我国fdi最大的来源地,由于香港在地理位置上与大陆最为接近,资金转移和人员流动也最为便利,不能排除香港的fdi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大陆的资金。

表3　我国fdi的来源地及投资金额单位(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9.

三、资本外逃与fdi的关系检验

就资本外逃与fdi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从投资环境来看,当一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时,资本外逃减少而fdi增加,当投资环境恶化时,资本外逃增加而fdi减少,即资本外逃和fdi成负相关(cudding-ton,1987);二是从差别待遇来看,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往往对境外资本采取优惠政策,造成居民与非居民的差别待遇,就形成了过渡性资本外逃的现象,这样资本外逃和fdi就呈正相关的关系(khan,haque,1985)。kant(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发展中国家,fdi内流总是伴随着资本外逃的减少,资本外逃主要是由经济环境的恶化引起的。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国内整体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也长期存在着内外资不公平待遇的问题,因此我国的资本外逃应当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王国林、杨海珍(2001)用计量检验方法表明中国的资本外逃具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点,我国的资本外逃与fdi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且互为因果,认为中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是由内外资的差别待遇引起的,而不是由经济衰退驱动的。靳玉英(2003)的计量分析结果也表明我国的资本外逃与fdi为正相关,并认为这是由我国在样本期的宏观经济背景决定的,在我国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况下,fdi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载体,而资本外逃则是我国资本在国内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在国外进行分散投资。

本文用相关性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主因子分析的方法来检验fdi和资本外逃之间的关系,资本外逃的数据是用上述游资1、游资3和结构法所计算出来的资本外逃数额。在对我国资本外逃与fdi的相关性检验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1982-2008年期间资本外逃与fdi的相关性很低,与此前许多学者(王国林2001,靳玉英2003)的研究结果不同,笔者发现他们所用的数据为2000年以前的资本外逃测算数据,近年来我国资本流动方向的改变可能影响了与fdi相关性的检验结果。因此,笔者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界,将样本期间分为1982-1997年和1998-2008年两个阶段分别检验相关性。检验结果如下:从检验结果来看,游资1与游资3在第一阶段与我国的fdi有着较大的相关性,而在第二阶段三种方法计算出的资本外逃数额与fdi的相关性均较低,原因可能是近年来经济环境的变化。2000年以来我国出现了游资大量流入的现象,由于我们对资本外逃的估算是资本外逃和游资流入数额的净值,无法区分出纯粹的外逃资本,当流入的游资超过外逃的资本时就表现为负值,可能影响了与fdi的相关性。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用来考察两个变量在时间上的先导滞后关系,即一个变量过去的行为是否影响另一个变量当前的行为。在此笔者运用该方法检验我国资本外逃与fdi时间上的先导滞后关系,如果过渡性资本外逃是我国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那么我国的资本外逃应该在时间上对fdi有先导关系,因为fdi来源于外逃的资本,必然在时间上有滞后。具体的检验结果如下表。

表5　资本外逃与fdi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从上表的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4滞后期时,游资1和游资3均是fdi的granger原因;结构法测算出的资本外逃数额除在1阶滞后外也是fdi的granger原因,因此我们认为我国的资本外逃是fdi的granger原因。一般认为过渡性资本外逃要转换成fdi流回国内通常需要一段时间的时滞,与本文的计量检验结果相符合。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资本外逃对于fdi的影响是单向的,我国fdi中一部分是源自于外逃的资本。

因子分析是将多个变量转换为少数几个独立的因子,以这些因子反映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笔者对我国资本外逃、fdi和外商其他投资(含外债)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如下:从上述因子分析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82-1997年期间,游资法测算的我国资本外逃和fdi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而在1997-2008年期间相关性不显著,原因也可能在于近年来较为显著的资本内流。

四、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流入我国的fdi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过渡性资本外逃改头换面而来,对此有如下重要的政策含义:(1)我国需要尽快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从本文的结论来看,过渡性资本外逃是构成了我国资本外逃的重要部分,流回国内形成又形成虚假的fdi,这部分的资本流动是没有实质效益的。通过取消对国内资本的歧视性待遇,可以减少资本外逃和虚假的fdi,使得我国的资本流动更能反映我国的真实情况,规范我国资本流动的正常秩序。

(2)改变盲目的引进外资的政策导向。在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政绩指标后,引进外资过程中出现了国内资本假借外资身份的情况,与我国招商引资的原意出现了背离。在我国国内资本过剩寻求投资渠道的情况下,资本并不是我国短缺的资源,如果引入的外资不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不能给我国经济带来良好的溢出效益,就没有必要给外资以优惠的政策扶持。

(3)尽快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逐步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目前还很不规范,金融产品还很不丰富,不能满足国内资本增值、分散风险的需要,国内资本势必要向国外分散投资以提高收益、降低风险。但在我国资本账户还不开放的背景下,国内资本只有通过各种不符合外汇管理规定的手段流出国外以寻求投资机会。因此,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是我国消除资本外逃的根本措施。

参考文献

[1] cuddington, john t., capital flight: estimates, issues, and explanations[m], princeton studies ininternational finance no.58,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de-cember 1986.

[2] cuddington, john t., capital fligh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1(1987),pp.382-388.

[3] dooley, michael p.,capital flight, a response to differences in financial risks[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34(1987).

[4] kant c.(1996),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apital flight[j].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80.

[5] kindleberger, charles p., international short-term capital movement[m]. new york, augustus kel-ly, 1937.

[6] khan, moshin s.,and nadeem ul haque, foreign borrowing and capital flight[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raff papers, 32(1985),pp.2-15.

[7] stijn claessens, david naude,1993,recent estimates of capital flight[j]. working paper 1186 ofworld bank。

[8] the world bank, 1985,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r].

[9]陈杰,fdi中的返程投资:现状、成因和规制[j]。西南金融,2007(1):48-49.

[10]陈珍,2004,过渡性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4(3):11-13.

[11]李晓峰,2000,中国资本外逃的理论和现实[j],管理世界,2000(4):[12]牛晓健,中国转型时期资本外逃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3]宋文兵,1999,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研究:1987-1997[j].经济研究,1999(5):39-48.

第3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独资化 原因 影响 对策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主要有三种方式，即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以中外合作为主，1986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额中合资额为8.04亿美元，合作为7.94亿美元，独资为0.16亿美元，合资额开始超过合作额，这之后中外合资经营取代中外合作方式成为最重要的投资方式。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额中合资额为143.43亿美元，合作为65.96亿美元，独资为192.64亿美元，独资额超过了合资额。这两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趋势更是日趋明朗，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额中合资额为153.92亿美元，合作额为38.36亿美元，独资额为333.84亿美元，独资额几乎为其他两种投资方式的2或8倍。

独资化的原因

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加较快。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大型跨国公司占了绝大部分比重，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截至2001年底，在世界500强中，除少部分跨国公司因为我国限制外资进入某些行业而不能投资外，几乎都在我国进行了投资，近400家500强共设立了3096个项目，这些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较多采取独资经营的方式。合资企业的中外方股权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一般公司初创时，中方占股与外方占股比例差别不大，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外方不断增资扩股，外方占股比例不断扩大，中方占股比例不断减少。

我国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再加上国内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投资环境日益改善，使得国内外环境有了相似性。在吸引外资方面，很多国家对外资或合资企业中外商的最高投资比例都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我国则不然。在1979年的《中外合资企业法》中，不但没有限制外资的最高比例，反而规定外商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25%。这大大提高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引起了国内企业的不满；又因为优惠政策的扭曲性，也引起了部分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满。进入90年代，我国的外资政策开始向国民待遇靠拢。

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内的投资环境日益呈现出与国外的相似性，外商由刚开始对中国的不熟悉到日益了解，使得他们当初借助合资谋求发展到独资发展有了可能。

我国加入WTO后的全面开放，增强了外商投资的信心。入世后，WTO下的市场开放原则要求成员国通过谈判不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开放市场，使涉外经贸法规透明化，实行贸易自由化。被要求开放的不仅仅局限于较有竞争力的成熟行业，同时还包括那些脆弱的开放度小的行业，如金融、保险、零售业、电讯、中介服务等服务业，随着服务业领域的逐步开放，外商投资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入世后虽然外商投资的产业仍然将被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但是将明显加大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如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就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比限制。实际上在国家鼓励的产业中，外商投资业已不受股权比例限制。

外商投资企业技术保密性。从历史上看，美国的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一直偏好建立拥有全部股权的子公司，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关键的决策并保护其技术专利权。由美国的例子可见，只要跨国公司拥有各种各样可以带来企业优势的无形资产时，它们就会选择独资新建企业的方式进入东道国。这时以知识资本的形式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无形资产可以很廉价地转移至国外的子公司，同时又可阻止东道国的投资者分享由这些无形资产所带来的垄断利润或租金。

合资企业的矛盾。采取中外合资方式，中外双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这样可以降低风险。但由于合资企业本身在文化观念和管理理念上就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再加上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发展目标和利益的不同，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矛盾和摩擦。这也是造成外资企业独资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独资化的影响

外资企业独资化趋势的增强可以削弱本地企业的竞争力，避免本地企业垄断某一市场；可以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但是该趋势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独资化趋势的加强会使跨国公司挤占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形成对市场垄断。跨国公司本身就具有技术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独资化或者控股可以使跨国公司完全按照自己的经营目标生产。它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影响东道国市场集中度，在东道国市场竞争中形成垄断，对国内的产业构成威胁，严重的还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外商独资化趋势的增强会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调整。跨国公司以最大限度占领东道国市场，获取超额利益为目的来制定全球经营战略，它的全球经营战略并不关心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影响。跨国公司往往选择有优势的产业和区域对东道国投资，这种选择性投资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市场的局部集中，形成集聚效应。集聚效应会导致外商独资化趋势的增强，独资化又进一步加剧了集聚效应。这种产业或市场的集中，一旦关键部门或关键的市场资源被外资所垄断，就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

跨国公司技术更难得，人才流失严重。在合资过程中，跨国公司往往对其最先进的技术有所保留，而是将最新技术转移给他们的独资公司。随着独资化趋势的加强和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这种技术扩散的渠道被封死，减少了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还有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自身优越条件，可以吸引国内高级人才，造成国内人才向跨国公司转移，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

外资对国内企业品牌的侵蚀。我国许多企业“国产品牌”意识淡漠，在合资时甘愿使用外方商标，或低估了自己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甚至无偿地把许可证给外国人使用。外商独资化后，这些企业便逐渐衰落，品牌也销声匿迹了。如无锡海鹰超声波有限公司曾经是一家在国产B超领域享有声誉的公司。1996年与GE合资后把所有的技术力量都调到合资公司去了，2000年该合资公司成为GE公司独资企业后，海鹰品牌也消失了。

应对外商独资化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趋势既然难以扭转，我们就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采取各种对策使我国经济向着稳定、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

第4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挤出效应;协整;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号:F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9451(2009)02-98-05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China’s Domestic Investment

WANG Mingxing

(School of Statistic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iment from 1983~2007 on China’s domestic investment is mady by using th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the error correction model.The results obtained show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crowdingout effect on domestic investment in the long term while in the short term it has a lagged and negative effect,which requires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make a right adjustment in the current policy on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so as to weaken such a crowdingout effect and make better u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Key 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rowdingout effect;cointegration;

error correction model

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带来了稀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为东道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改善了东道国的对外贸易,优化了东道国的产业结构等。但是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效应开始凸显并影响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从整个宏观角度出发,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从而为政府调整利用外资结构和规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发挥外资的正面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一)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国内投资关系的理论探讨

国内总投资包括本国投资者所形成的投资和外商所形成的投资这两部分。相应地,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两种: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商所形成的那部分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如何转化为外商所形成的那部分国内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国投资者所形成的那部分国内投资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即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内投资,还是减少了国内投资,或者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关性。本文所要探讨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关系属于后者。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本身的增加额,则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带动或促进了国内投资,此时称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挤入效应的产生途径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如果给东道主国家带来新技术或新产品,迫于竞争的压力,国内企业会不得不引进新技术或者增加自己的研发投入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导致国内投资的增加;若外商投资的行业与上下游产业有很强的关联性,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带动下游和上游企业投资的增加;另外FDI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会使前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流入到后者,这样国内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增加自己的投资。相反地,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小于其自身的增加额,则国内投资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一般来说,FDI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以及强大的品牌力量,再加上东道主国家给予的各种优惠会使得其在争夺生产要素,产品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若FDI企业进入了国内发展已相对成熟、竞争相对激烈的行业,在投资机会和产品市场饱和的状态下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必然会减少甚至替代国内投资。另外,FDI企业通过进口来购买原材料和出口来实现产品的销售,这样会切断与国内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原有关联性从而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最后,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额等于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则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主国家国内投资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利用不同的挤入挤出效应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Borensztein Gregorio和Lee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约为FDI流入增加额的1.52.3倍。ManuelR Agosin和Ricrado Mayer采用19701996年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3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总投资模型,证明FDI对亚洲各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了很强的挤入效应,对拉丁美洲各国却产生了挤出效应,与非洲各国的国内投资则无显著的相关性。

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也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张倩肖在新古典投资模型的基础上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投资产生了替代效应。在区域性研究方面,王志鹏和李子奈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FDI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对中部地区国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而西部地区FDI的挤出效应不显著;薄文广采用总投资模型论证了珠江三角洲地区FDI的挤出效应比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加明显。

以上在分析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时大多采用总投资模型,由于模型中解释变量很多容易产生多重共线性,另外解释变量中还含有滞后被解释变量,因此运用OLS法来估计模型就会失效。本文采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对国内总投资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影响国内总投资规模的因素诸多,主要有两种投资需求模型:加速度模型和资本存量模型。在这里采用加速度模型来研究总投资的变化,加速度模型表明投资需求不仅要受到本期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要受到上期国民收入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到本期流入的外国资本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影响国内总投资的主要因素,研究它们对国内总投资的长期和短期影响。从中经统计数据库中可以搜集到19832007各年全国的FDI,GDP数据,而国内总投资额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DI)来代替。由于统计资料上FDI数据是以美元标价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在分析中首先将其用美元对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以人民币标价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对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取对数,取对数后的结果来表示。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可能产生伪回归的问题,因此在回归分析之前必须要对变量序列lnGDPt、lnFDIt、lnDIt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及单整阶数。运用Eviews5.0中ADF方法分别对lnGDPt、lnFDIt、lnDIt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1。

表1中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形式中C代表包含常数项,T代表含有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标准是以AIC和SC值最小为准则。从表1中可以看出,ln(GDPt)、ln(FDIt)、ln(DIt)的ADF检验统计量值分别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水平序列lnGDPt、lnFDIt、lnDIt都是非平稳的;其一阶差分变量d(lnGDPt)、d(lnFDIt)、d(lnDIt)的ADF统计量值分别小于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这样它们的一阶差分变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因此ln(GDPt)、ln(FDIt)、ln(DIt)都属于一阶单整变量序列。

(三)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尽管lnGDPt、lnFDIt、lnDIt都是非平稳的,可是同为一阶单整变量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个稳定的线性组合。采用Johansen方法对ln(GDPt)、ln(FDIt)、ln(DIt)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在“Cointegrating Equation(CE) and VAR specification”栏目中选择第三个备选项,即设定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确定性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CE)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中只含有截距项不含有趋势项,同时一阶差分滞后阶数选择为2阶,Eviews5.0运行结果如下表2和表3。

表2中在检验原假设H0:r=0时无论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拒绝原假设,三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在检验原假设H0:r=1时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小于对应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不能拒绝H0:r=1,因此ln(GDPt)、ln(FDIt)、ln(DIt)之间仅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表3给出了三者之间的协整数量关系式:

lnDIt=-3.85500+1.33874lnGDPt-0.127547lnFDIt

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有各自的波动规律,但从长期来看,三者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促进作用,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会使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约1.3%,而外商直接投资则挤出了部分国内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将使得国内总投资减少近0.13%。

(四)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反映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由于许多随机因素影响着包括诸多变量的经济系统,所以经济系统经常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变量组成的经济系统之所以能够保持一种均衡趋势,是因为系统本身具有自我调整机制,当变量在上一期偏离了均衡点时系统在下一期会对上一期的非均衡误差做出修正从而使得变量不断地围绕着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上下波动而不是更进一步地脱离均衡关系。构造误差修正模型正是为了寻找这种调整机制,它描述了变量从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根据ln(GDPt)、ln(FDIt)、ln(DIt)之间的协整关系:lnDIt=-3.85500+1.33874lnGDPt-0.127547lnFDIt,可以建立如下形式的误差修正模型:

上式中参数βi(i=1,2,…,9)是短期参数,表示变量之间的短期调整关系,其中β9也称为修正系数,它反映上期的不均衡误差对本期被解释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程度,说明被解释变量短期对误差的调整速度。ECMt-1 代表非均衡误差的一阶滞后项,ECMt-1=3.85500+lnEIt-1-1.33874lnGDPt-1+0.127547lnFDIt-1运用OLS法对以上的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如表4的结果:

R2=0.860981,调整的R2=0.756716,DW=2.430159,F-statistic=8.257670.

从表4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中只有

d(lnDIt-2),dln(GDPt),d(lnFDIt-1),ECMt-1的T统计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剔除其他的解释变量,只以d(ln(DIt-2),d(lnGDPt),d(lnFDIt-1) ,ECMt-1,作为解释变量重新用OLS法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5。

从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所有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模型的拟合优度(R2=0.804872)也比较高,说明所建的误差修正模型是有效的,它可以表示成下列形式:

d(lnDIt)=-0.130397+0.591627d(lnDIt-2)+1.619331d(lnGDPt)-0.233414d(lnFDIt-1)-0.300074ECMt-1

其中前两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以及本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都对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短期变动有正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591627和1.619331,可见本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对当期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影响比较大;而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变动对对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短期变动产生了负影响,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会导致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下降0.23%,影响力并不大。另外滞后一项的非均衡误差对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变动也起着负影响,符合误差反向修正机制,上期误差的30%在本期得到了修正。

三、结束语

就全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着长期的挤出效应,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所造成的。流入我国外资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于制造业,尤其以轻工业为主,长期以来制造业领域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0%以上,这与内资企业的产业结构总体上相似。由于轻工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替代性较强,这样外企的进入并不会创造和扩大国内的市场需求,只能与内资企业竞争去争夺有限的市场空间。与国内企业相比,外资企业通常拥有国际知名的品牌、丰富的管理经验及国家给予的超国民待遇,所以在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外资企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进而减少或取代了国内的投资。另外,今几年来外商直接投资选择独资这种生产经营方式的比重不断上升,2004,2005,2006年这个比重更是超过了70%,这也就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技术溢出效应更好的发挥。

从短期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变化存在滞后一期的负影响, 前一期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会导致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下降0.23%,这说明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发挥出来;对本期国内投资变化影响最大的还是当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当期GDP每增加1%,大约会使得国内投资增加1.6%;而上期的非均衡误差对本期国内投资的影响也达到了0.3。

鉴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的挤出作用,国家在今后利用外资的政策上要做出一定的调整来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削弱其挤出效应,这对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建议:国家应积极将外资引入到服务业领域,改变当前这种过度集中于制造业的状况。即使在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也只能引入那些技术含量高的知识密集型外资企业,而对于一般的加工制造业实行国民待遇,这样会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Borensztern E,Lee J De Gergorio aridjw.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ent Affect Economics Growth\.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5):47.

Manuel R Agosin,Ricardo Mayer,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Does it Crowd in Domestic Investment\.UNCTAD Discussion Paper,2000,146.

张倩肖.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替代互补效应分析\.经济学家,2004(6):77.

王志鹏,李子奈.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重新检验\.统计研究,2004(7):37.

薄文广.FDI挤入或挤出了中国的国内投资么?――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与检验\.财经论坛,2006(1):64.

杨柳勇,沈国良.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分析\.统计研究,2002(3):6.

邵学言,余 敏.广东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宏观视角分析\.南方金融,2006(10):5.

郝 雁.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省内固定资产投资相关性的实证分析-挤出还是挤入效应\.国际贸易问题,2007(8):84.

第5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一）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规模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在逐渐扩大。京津冀三地外商直接投资额分别从1990年的2.76亿美元、0.83亿美元、0.39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85.24亿美元、168.29亿美元、64.47亿美元（见图1）。京津冀利用外商投资总额，从1990年的3.98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318亿美元，增长将近80倍。

（二）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京津冀利用外资产业分布不均匀，第一、第二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显著上升。从图2中看出，2006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及比重迅速上升，到2011年占总额的58.74%，2012年略有下降，但是仍然超过50%，达到52.19%。第一产业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薄弱环节，投资额极少，从2006年的0.46%，一直到2012年才达到0.98%。第二产业从2006年开始波动下降，占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0%左右。

（三）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由于京津冀在外商投资的行业分布上统计方法不同，通过分别分析京津冀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情况归纳外商直接投资在京津冀地区的行业分布。1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状况。北京吸引的外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引资极少。在第二产业中，外商在制造业的投资额从2003年的7.22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15.01亿美元，增长了33.17%，其中受北京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的影响，2006年和2007年制造业利用外资比重和金额下降，随后北京又重新加大现代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特别是汽车工业和电子产业。第三产业是北京吸引外资最多的产业，发展速度快。（见表2）2.天津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状况。天津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比重很小。第三产业中，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三大领域利用外资数额和比重较大，而且增长速度快。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利用外资最多，2012年天津制造业实际直接利用外资高达76.23亿美元。（见表3）3.河北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状况。从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小，其吸纳外资与河北省作为农业大省的地位不符。2013年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第二产业约占77%，外商直接投资在资金和技术密集行业增长很快，有利于河北省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外商在第三产业投资仍然较少，主要以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为主。（见表4）总体而言，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第一产业利用比重都是较小的，投资集中于第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向制造业，第三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差异较大，房地产业和比较传统的服务业利用外资较多，能够带来先进技术的行业利用外资较少，这一情况河北较北京、天津更为明显。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京津冀大气环境影响的关系检验

本文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GrangerTestofCausality）检验法测算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与大气环境的相互关系，然后用回归分析外商投资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程度。

（一）数据来源以下分析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为污染严重的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燃气行业的外商投资额。本文使用的是1997—2012年的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污染行业大气污染的相关数据：京津冀污染行业外商直接投资额合计（Y）、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SO2）、工业烟尘排放量（YC）、工业粉尘排放量（FC）和工业二氧化碳（CO2）排放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状况公报（1997—2012），经过整理到表5。

（二）ADF检验由于实证分析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时间序列常常具有某种共同趋势，如果不加考虑直接进行分析易造成“伪回归现象”，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需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与此同时，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对上述数据分别取对数，在对LNY、LNSO2、LNYC、LNFC和LNCO2进行单位根检验时，对这些时间序列数据的二阶差分进行检验，所有变量的ADF值都小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通过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经过二阶差分后，四个序列都通过5%和10%显著水平下的平稳性检验，是二阶单整序列。

（三）协整关系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时间序列LNY、LNSO2、LNYC、LNFC和LNCO2是二阶单整的，所以本文运用恩格尔—格兰杰法（EG）分别对同阶单整变量LNY与LNSO2、LNYC、LNFC和LNCO2进行两变量协整关系检验。由以上检验结果可知LNY分别和LNSO2、LNYC、LNFC和LNCO2是协整的，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以及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协整关系，即具有长期的稳定发展关系。（见表7）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在时间序列通过平稳性检验后，为了进一步得到因果关系，可以对上述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就本文所选的样本区间和污染指标而言，经过选取数据进行测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结果表明：（1）在三阶滞后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变化互为格兰杰原因。（2）在三阶滞后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时变化引起工业烟尘排放量的变化，即外商直接投资是工业烟尘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工业烟尘的变化却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3）在一阶滞后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不是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影响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但是二氧化碳的变化会引起外商投资的变化。

（五）估计长期均衡方程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我们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京津冀的污染企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大气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方程中的系数是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大气环境污染的弹性，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大气污染排放量的改变量。综上，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0.08%，工业烟尘排放量减少0.53%，工业粉尘排放量减少0.59%。这说明FDI的引入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大气环境污染中二氧化硫和烟粉尘的排放状况。这主要因为京津冀对老工业改造时引进了外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污染排放及处理系统。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又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77%，加剧了我国京津冀的雾霾状况，对大气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这又说明，京津冀在引资中只重视可见颗粒物和异味气体等大气污染的治理，对细小颗粒物污染防治投入不够，所以造成雾霾天气严重。

三、对策建议

（一）加大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领域的招商引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硫、烟尘、粉尘排放量起到了抑制作用，却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说明京津冀在治理大气环境方面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节能减排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没有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主要原因为：（1）引进的废气净化技术与设备不是最先进的，只能净化看得见的烟粉尘。（2）以煤炭为主要的能源结构是导致京津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京津冀制造业生产的能源消费主要以煤炭为主，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占比偏低。如河北省煤炭消费占工业总能源消费近90%。因此，加大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领域的招商引资，改善京津冀能源使用结构是京津冀减少碳排放的根本途径。

（二）鼓励最先进环保科技与设备的引资京津冀各地要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力度，把环境污染治理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发挥价格、税收、补贴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大力支持节能环保核心技术攻关和相关产业的引资项目。京津冀各地政府在吸引外资政策方面，应对治理大气污染先进技术和环保设备的引进给予鼓励和政策上的倾斜，对重点区域PM2.5污染治理效果实行“以奖代补”。

（三）优化外商投资产业结构河北、天津的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偏低。从表4可以看出，河北省制造业外商投资多达43.8135亿美元，而农林牧渔业外商投资仅2.1386亿美元，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只有0.1558亿美元。制造业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引导外商向绿色农业和信息技术服务、文化服务等第一和第三产业投资，是京津冀在外资引进方面治理大气污染的战略性举措。

（四）严控两高行业新增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缺乏资金，京津冀大规模招商引资。由于环境成本低、资源丰富等因素，国外许多污染行业纷纷到京津冀投资，如钢铁、建材、水泥、陶瓷、冶金、制药等。这些高污染行业生产加剧了京津冀大气污染，因此对以上行业新增外商投资企业应不予审批，杜绝国外污染行业向京津冀地区再转移。

第6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路径依赖　政府选择　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给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在带来日益强化的路径依赖效应，即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等层面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支配性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如果具备必要的条件，路径依赖能让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较快地发挥出来，有利于后进国家节约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从消极的方面来考虑，路径依赖则会使发展中国家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长期地处于依赖的位置上。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在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避免形成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严重依赖，是现实中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前人的相关研究

在近代社会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引进外部投资的重要性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理论的兴趣。20世纪40年代末期，哈罗德在其提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指出当一国内部的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时，可以通过引进外部的资本来提高本国的经济增长率。1960年，罗托斯在阐述其经济“起飞”理论时指出，一个国家需要有足够的投资（国内净投资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超过10%）才能有效地启动现代的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偏低，往往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引进外资则能为实现经济起飞创造必要的条件。1966年，钱纳利和斯特劳特进一步提出了影响广泛的“两缺口”理论。其基本的内容是，后进国家在启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既面临着内部储蓄不足带来的投资缺口的制约，也面临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后者制约其从国外输入投资物品的能力从而影响到资本的形成。引进外资是填补这两大缺口的有效手段。

现实生活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也大大超过了对两缺口的简单填补。比如，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广泛的技术转移效应，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这一点内生经济理论等给予了高度重视。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不只是资本和劳动的增量。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不是一种外生的变量，而是影响资本与劳动等要素投入产出关系的内生变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一个重大的影响是加速技术创新的进程，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步伐。

1999年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相当广泛的，集中起来说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扩大投资的来源，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二是带来技术转移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三是拉动出口贸易的增长，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四是增加就业机会，并改变就业的结构；五是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1）。现实生活中，外商直接投资在上述几个方面的积极效应都不难观察到，当然在不同国家里程度往往不同。

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普雷维什（RaulPreisch）、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等为代表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明确指出了从发达国家输入的外部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可能带来严重的有害影响，通常的结果是加深后进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对内部资本积累形成冲击，甚至形成“飞地”现象。卡尔多索（Fernando H.Cardoso）更加尖锐地指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结果是导致和强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一方面，跨国公司把后进国家内部一些先进的经济部门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又使后进国家内部的落后经济部门依附于先进的经济部门，总体上形成一种“殖民地内在化”的效应，无助于后进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而只是服务于发达国家的需要。

上述经济学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激烈批判，并不只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而与当时历史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表现密切相关。比如，“飞地”现象在历史上的确较为广泛地存在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伤害也决非是个别现象。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包括发展中国家本身所进行的斗争和经济发展），跨国公司的行为方式有转变，然而，某些方面的消极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今天我们现实地来看待外商直接投资，那么它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而只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人。

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来分析，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应当也是不能忽视的。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是对其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的否定，相反，缺乏对外商直接投资消极影响的清醒认识，只会对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形势下，的确有一些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只是片面地谈论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忽视甚至有意抹杀外商直接投资的消极影响一面，这不仅在理论是不成熟的，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害的。

回顾历史，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经历了3个阶段的转变：一是在殖民主义条件下的无条件地、无奈地接受外商直接投资；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走上民族独立之后，一段时期内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全面排斥的方针；三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总体上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积极鼓励的方针。当前世界各国大都是把外商直接投资当作贵宾来邀请。面对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庞大的国际资本体系，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弱势的地位。为更多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往往在政策上做出更多的让步，付出更大的成本，进而导致东道国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深刻。因此，如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外资政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种严峻挑战。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

根据国家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2003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081家，比2002年增长20.22%；合同外资金额1150.70亿美元，同比增长39.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1 44%.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截至2003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合同外资金额9431.3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14.71亿美元（2）。外商直接投资在加速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目前，人们比较多地是沿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简单地说，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增加了国内投资的资金来源，其他方面的条件不变，就能相应地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许多实证分析都是围绕这一思路来展开的。比如，杜江（2002）等人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资本形成的感应度（I/FDI：本国资本形成的变动量比外国直接投资变动量）上反映出来，实证分析的结果是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可以带动国内资本形成的总量增加24.208元人民币。投资的增长则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我们认为，集中从要素供给增长角度来讨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理由之一是，从历史上看，建国之后我国就存在着相当高的积累率，这部分地是由于东方文化的影响，部分地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制。参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我国很早就具备了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至少可以说，资本供给缺口论不足以有效地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从今天的现实中更可以看到，现在的国民储蓄总量远远超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但外商直接投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中国，资本供给数量问题显然不是主要的理由。

中国经济发展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所获得的利益，从深层次上来分析，我们认为应当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源配置示范效应。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根本性影响不是资源供给总量的增大，而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诚然，外商直接投资的确增加了国内市场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但它们是在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转变的条件下才发挥出预期的效果，并对国内生产资源的使用效率改进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和最深刻的影响是把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输入到中国来，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出特殊的示范促进作用，而经济体制的转型则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概括起来说，这种示范作用突出地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制度创新的示范。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首先是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然后是在竞争中让市场经济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今天回顾起来看，真正让中国公众对市场经济的效率和活力有切身体会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现实经济中的运行。如果没有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重大突破，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进程不仅不会这么快，而且也许还会是难以想象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在国内市场上直接带来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根本变化，对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

第二，企业竞争的示范。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运作方式，不仅在改革开放初期产生出强烈的市场冲击效应，至今仍然在市场上具有领先的示范效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的最基本的原因，是把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完全使其失去了内在的活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入，对我国企业制度的改革起到的示范作用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引入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对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在微观层次上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三，市场开拓的示范。从近年的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发现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往往起着先行者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投资企业比较抢眼的表现是在轻工业领域引入新的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如我国日用消费品和家电产品的发展过程，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影响要远比进口明显。近年来，又是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地进入轿车生产领域等，大大地加快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升级产生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三、正视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

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的同时，当前我们特别需要清醒地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即中国经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近期国际上有一种评价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借来的。理由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基本上是依靠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来拉动。我们认为，虽然这样的评价明显过于夸张，但也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是正视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依赖的时候了。从现实情况来看，国民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较为明显地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是出口增长的依赖。2003年我国外贸总额达到8500美元，增长速度之高多年来罕见，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在我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再创新高，接近56%.虽然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已经在全球排名第4，但与其他贸易大国如日本和德国等相比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所占比重高，二是加工贸易的比例很大（这也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地快速增长，目前已经成为外贸增长最主要的来源。出口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已经相当令人吃惊。

第二是技术进步的依赖。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一些主导产业的发展往往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汽车工业和微电子产业是明显的例子。前者是多年来政府一直高度加以保护的产业，近年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之后，民族品牌已经接近消亡，快速增长的庞大国内市场只是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目前，后者则基本上控制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手中，要实现技术转移看来还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在新兴战略性产业中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完全开放，直接对国内的研究开发能力的培育起到了摧残作用，也对国内资本的进入形成排挤效应，整体上明显地强化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

第三是资本形成的依赖。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是持续上升的，近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之这个比率明显地偏高，更不用同发达国家来进行比较。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国内我们自己的投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为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配套的基础设施投入等，在沿海地区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投资推动是近年中国经济快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社会总投资的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关联则不能不令人有些担忧。

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与积极有效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所具有的潜在危害相当严重，尽管有些问题在短期内还不明显，甚至短期来看还是有益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就会逐步暴露出来。

首先，国民经济结构升级受阻。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000美元之后，产业结构升级将是推动国民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而目前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形成的出口依赖和技术依赖等，显然对加速经济结构升级很不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利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比如，前面已经指出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非常之高，而这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相关。出于对自身投资利益的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本能地让这种格局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众所周知，出口结构直接制约一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着眼于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外商已经形成的投资客观上都难免会成为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的阻力。

其次，竞争挤出效应日益明显。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内资金从短缺走向过剩，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市场上的作用也越来越多从积极地增加有效供给，转变为对民间投资和国有资本形成挤出效应。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国内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有限的资源方面，如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的竞争等，整个市场的供给则严重不足。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竞争已经明显地转向争夺相对饱和的国内市场方面，凭借政策上的优惠和资本技术上的优势，对国内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形成挤出效应。现实生活中不难看到，上海等地区把重点放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上，民营经济的发展就不行；而浙江等地区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相对落后一些，民营经济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再次，与长远发展目标的差距扩大。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都持续地快速增长，但有两个方面的矛盾却呈现出日益尖锐的趋势，一是就业紧张，二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密切相关。比如，从就业的角度来看，虽然外商直接投资重点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外资项目要么集中在见效快，效益高的一些项目上，如加工贸易等，在国内的产业关联低，增加就业有限；要么是投资于高技术领域，如电子芯片制造等，就业数量更加有限。国内资金过多地用于为外商直接投资配套服务，也降低了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能力。

四、适时调整优化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今后，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应当继续停留在简单的引进上，而应当把重点放到重新构造外资与内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来。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通过放开市场，提供优惠政策等把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进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在封闭经济体制中所没有的新的增长极，因而提高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相当于一种外挂的发动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进入结构变迁为主的阶段，这种外挂式动力的方式局限性越来越大，而风险则越来越高。今后应当考虑的选择是把这种外挂式的动力内部化，在更积极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努力把它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协调起来。

进一步说，未来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格局是有效利用还是被动依赖，关键要看国内资本的生长和发育。如果国内资本不能有效地加速积累和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则经济增长必然要继续依赖引进外资，即使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不多也摆脱不了依赖的地位。反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越多，就越是能积极主动地利用外资。因此，促进国内资本的积累和功能强化，无疑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一选择。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应当以促进内资的发育为导向，同时注意发挥内资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效应，这是从整体上彻底摆脱对外商直接投资依赖的根本保障。

争取较早地摆脱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特别是避免这种依赖的加深，应当是我国今后几年在扩大对外开放的中需要切实解决好的一个课题。在这个方面，政府的选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市场经济历来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运行的，政府的决策直接影响到市场竞争的格局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及时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协调好对外开放与国内经济发展相互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应当重点搞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调整：

第一，集中引资优惠政策的授权。作为发展中国家，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是必要的，但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给予各级地方政府过大的自，直接导致恶性竞争，这是形成对外资依赖性的重要机制。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经济体制中存在一些弊端现在都明显地集中到招商引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来了。从保障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需要出发，中央政府从现在应当对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使各地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去，从全局上形成协调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发展关系的氛围。

第二，真正落实国民待遇的原则。尽管我国的投资环境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许多方面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这种状况是广为人知的。我国应当根据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规则，对外商直接投资尽快地真正落实国民待遇的原则，这样做将获得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有利于把真正具有科技实力和管理效率的大型跨国公司吸引到中国来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形成公开的竞争。二是为国内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加速国内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从而在扩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第三，实现从引资到引知的战略转移。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要作根本性的调整，把目前偏重于引进资金流量转向以技术创新与制度移植为重点。从现在起，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优惠，应当集中到鼓励技术转移和制度示范等方面来。比如，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华设立研究与开发中心，应当给予比一般性投资项目更多的优惠，而对技术含量低的投资项目取消优惠政策。当前，应当及早制定一些必要的政策措施，鼓励外资兼并和收购国内企业，使国际上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得到较快的扩散，同时这也会有利于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提高全社会的资本使用效率。

第四，强化招商引资的结构导向。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今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要以结构优化为基本的取舍标准。一方面，要通过产业导向等途径把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更多地引向需求增长快的领域，如适当地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开放基础设施市场等，因为市场有效需求增长快的行业就不大容易出现垄断和形成依赖；另一方面，对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一些产业，要尽早实施反垄断措施，同时严格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继续投入，包括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原领域内新增和扩充资本。总之，在中国经济进入快速的结构转型时期后，要特别警惕出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依赖。

主要参考文献：

1.江小涓：《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2.陈飞翔：《市场结构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财贸经济》2002年第2期。

第7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不平衡，区位因素

Abstract: FDI has been developing in a high speed in China since China’s opening to the world. So far, in FDI inward stock, China is the number on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only next to the USA in the world. But because of China’s uneven opening policy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FDI in China appears obviously regional differences.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the reason why FDI in China is regional lopsided i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its ratio of FDI inflo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will be given for central and west region on how to attract FDI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Keywords: FDI, Region Imbalance, Location factors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商首先选择要投资的国家，然后再具体确定国内建厂地区和厂址。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区位选择。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后者，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时的区位选择。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近期,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邓宁(Dunning)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区位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 、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具体表现为：东道国市场的地理分布状况、生产要素的成本及质量、运输成本、基础设施、政府干预范围与程度、各国的金融制度、国内外市场的差异程度，以及由于历史、文化、风俗偏好、商业惯例而形成的心理距离等。企业从事国际生产必然要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它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化生产的区位选择。

（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

1.东道国生产因素

要素成本永远是投资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只有获得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才能使企业在没有技术改进或突破的情况下扩大利润回报。无论是采取公司调查还是经济计量的方法，外商投资区位研究都十分强调成本因素的重要性。我国的广东、江苏、山东、辽宁、上海、福建、浙江等省区经济结构相对高级、资本效率较高，投资的回报率高，对FDI的吸引力大。而西部地区的省区技术水平低，劳动效率不高，导致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因而投资的风险大。

2.东道国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包括市场的潜力及其大小。近年来兴起的外商投资区位研究十分强调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其增长潜力对外商投资区位的影响。接近市场意味着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及相关的市场搜寻成本，招聘到合适的熟练工人和运营管理人员，听取和反馈消费者的意见。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吸引力。在中国，接近市场的程度也部分解释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城际差异。

3.东道国环境因素

东道国环境因素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硬环境因素主要是集聚经济的程度，软环境因素主要是指政策法规。各项实证研究表明，集聚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投资往往比较看重政府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自改革开放至90年代中期，外资优惠政策一直向东部倾斜，而且在东部地区率先建立了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等，所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4.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地理区位条件、社会文化差异性等诸多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对外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级阶段，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和高额的信息成本，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比较看重地理区位和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现状与区域分布

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看，自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1979年前，我国几乎没有外商直接投资。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

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将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1年、1992-2000年、2001年至今。

1979 -1991年为起步阶段，这时候的投资区域大都集中于广东、福建两省及沿海城市。1992-2000年进入成长阶段，投资区域分布开始由沿海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辐射。从2001年开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入了稳固回升阶段。2001年起，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投资明显增加。200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入世对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跨国公司。目前，中国已经是许多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而且也正在成为一些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入世后，由于金融、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开放，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管理营业中心。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域特征

中国的外商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这种集中化趋势在进一步加强。目前，外资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有3.08%。

（三）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分布的新趋势

1.外资仍然在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

加入WTO后，尽管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东部沿海向中部某些地区转移的趋势，但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到长江流域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总量规模小，而且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尽管近年来国家采取多方面措施鼓励外商投向西部地区。

2.在沿海地区内部，长江三角洲的地位日益重要

在沿海地区，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现新一轮的“北上”或“北扩”趋势，即由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以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为核心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由此带来了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的较快增长。在环渤海湾地区，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他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这表明外商在华投资区位的选择正在逐步发生转移，长江三角洲地区正日益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域上的差异，是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邓宁曾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四类：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以及投资气候，本文根据第一部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把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选择因素分为成本因素、政策法规因素、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因素。

（一）成本因素

1.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工资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

2.交易成本

由于外商对东道国的政策法规及市场等因素不熟悉，外商直接投资会诱发许多交易成本，而这种交易成本在东道国内部空间差异明显。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核心区、外资集中区、边界地区以及开放地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开放有限，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不平衡，信息传输渠道少，因此，交易成本是重要的外商投资区位决定因素。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信息成本

相对于当地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当地经济和商业环境的知识，从而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商的区位选择应该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在中国，信息成本较低的几类地区主要是：地区经济中心、沿海地区、已经建立大量“三资”企业的区位以及外商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区位。

（二）政策法规因素

政策环境的变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允许程度和开放时序是不同的，中央政府的渐进性开放政策深刻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及与其相关的外向型经济的地区差异格局，领先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区位优势的发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国政府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已经明确了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包带的划分，并针对处于不同地带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截至目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在地区间的差异格局仍然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基本上相一致，各地带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表现的时间序列上均体现了一种发展政策的差别。

（三）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是东道国吸收FDI的最为重要的区位因素之一，市场导向型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开发利用当地市场。这种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通常需要考虑尽量接近市场，因为接近市场一方面可以减少交通运输成本，减少寻找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得到市场反馈信息，从而及时改变经营策略，生产更适合当地市场需要的产品。

1.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潜力

投资于一个大的市场将有机会获得范围经济，从而降低边际生产成本。中国市场具有开发程度低和潜力大的特点，在未来能够产生巨大的需求。据统计，中国市场上的消费品种类仅仅是美国市场的1/3左右，而且竞争有限，外商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市场。并且这种市场进入成本低，投资回收期短。

2.对外开放水平

与市场有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对外开放水平，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增强该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中国20年来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由于市场结构和政策倾斜，中国的不同地区在开放程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市场发育水平

我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与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相对应，中国也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空间上就出现了不平衡发展。在转型经济中，外商偏向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以便他们能够减少外部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四）集聚经济因素

聚集经济效应通常是指由于一些特定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而产生的正面外部经济效益。集聚经济的存在也意味着节约成本，既包括传统成本的节约，也意味着交易和信息成本的节约。集聚经济的存在可以增强区域的外资吸引力，它与基础设施质量、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力市场以及知识外溢等有关。

1.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2.专业化供应商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3.劳动力市场

厂商的集中能为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拥有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地区比其他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更有优势。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纷纷“孔雀东南飞”，造成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优于中西部地区。

4.知识外溢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知识至少和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一样重要，尤其是在高度创新的行业中，知识的作用更加明显。当一种行业集中分布在一个较小的区域时，知识的非正式扩散经常非常有效。

四、在华FDI区位决定因素的数理实证分析

为了探讨中国吸引FDI的区位因素的演变过程，根据第二部分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阶段性分析，我们把1992年至今分为两个阶段：1992—2000年和2001年至今，并对两个时期分别建立了统计模型。

在区位解释因素上，由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纷繁复杂，我们仅选取了几个较具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被解释变量，各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上一年末外商投资水平（PFDI）、劳动力工资（WAGE）、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ALE）、各地区公路长度（ROAD）、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重（FTR）六个因素为解释变量。由于政策变量不易度量，且其影响作用正在减弱，便不再引入分析。

有关模型的数据来源，对于前一个阶段，我们选择1994年和1995年的数据，共58个样本；第二个阶段采用2001及2002年的数据，共60个样本。以上各变量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各省市区的有关数据。

在研究方法上，鉴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变量之间不是线性关系，而采用自然对数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外资的空间分布，我们对各变量取对数后进行了回归。

建立的模型如下:

LnFDI = C +a1 LnFTR + a2 LnPFDI+ a3LnPGDP + a4LnWAGE + a5LnSALE

+a6LnROAD + a7LnLAB +ε

其中C是常数，ε是误差，ai是偏回归系数。

通过线性回归，我们发现，模型检验系数及调整后的R2，都在0.9以上，DW值都接近于2，这表明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型的结果显示：在第一个时期，即90年代中期，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FDI, WAGE, SALE, FTR, ROAD, PGDP，其中PGDP的系数不显著。在第二个阶段，即加入WTO前后，决定区位的各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GDP, WAGE, PFDI, FTR, SALE, ROAD。

回归结果证实了以下结论：

1．发生变化最大的是PGDP，在两个时期的偏回归系数由负变为正。在第一个时期，该变量的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在90年代中期，PGDP并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但是在第二个时期，PGDP的回归结果非常显著，是各解释变量中影响FDI最大的因素，受资省区的PGDP每增加1%，外商直接投资将增加0.8%左右。这一结果说明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中，地区市场规模日益成为主要的因素。

2．PFDI在两个时期的作用都非常显著，表现为在两个时期的系数都较大，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有相对集中趋势，即新的外资企业倾向于选择外资企业多的地区。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外资多主要缘于欧洲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率先进入。不过我们发现两个时期的系数值变化较大——90年代中期，PFDI每增加1%, FDI就会增加1.2%左右，而到了入世前后，PFDI每增加1%, FDI只增加0.7%左右，也就是说，PFDI对FDI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这与我国政府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尤其是近几年来，西部地区积极进行招商引资活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服务、给外资大量的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

3．在两个时间段里，WAGE对FDI的影响都比较大，而且都为负值，即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且这种不利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剧，WAGE每提高196，在两个时期的FDI分别下降0.4%左右和0.9%左右。

4．SALE的作用比较显著，不过在两个时期没有大的变化，这说明SALE作为市场规模变量，对FDI的解释作用比PGDP更有效，在两个时期，SALE每增加196, FDI就会增长0.4%左右。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注重对中国国内市场的战略性进入。

5．FTR的作用也很明显，FTR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该地区的总进出口的比重，能间接说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该弹性系数由90年代中期的0.2左右上升到最近的0.4，说明其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得到不断加强。天津的FTR为0.8，居全国之首，而山西、内蒙、青海、新疆四个省区的FTR都在0. 1以下。该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限制性条款越少，外商的投资积极性越高。在这一过程之中，政府政策仍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地要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和产品市场体系、疏通各种流通渠道、减少市场风险，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6．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影响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发现ROAD的系数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较大，由负数变为正数，而且在前一时期的统计结果不太显著，这说明在前一个时期交通联系尤其是公路交通联系并不是制约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而到了近几年，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作用已逐渐显现，完善各种基础设施是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向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决定因素。

统计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重视信息成本的减少和集聚经济的追求，原有外商投资水平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而市场规模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外商在华投资表现为空间上的自我累积效应，即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原来己经吸引了较多外商投资的区位，这是一种绝对的集中化趋势。在2001年以后，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发生了变化，现有外资水平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外资的空间自我累积效应已经开始减弱，外商直接投资战略开始转向对市场的开拓，转向长期的投资，市场规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市场发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也逐渐开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这说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正逐步走向成熟，外商对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更加有信心。

五、对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FDI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外资的政策建议

加快西部开发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的强烈共识，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发展前景，也为世界各国投资者，包括港澳台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目前，西部地区既存在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来源和技术来源，又存在改革的动力不足，缺乏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因此，加快西部招商引资，必须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实行优先开放，建设开放型的经济，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发达国家开放和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对国有经济开放和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对物质、技术开放和对观念、思想开放。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

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国际经验表明，享有基本教育和拥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划，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而调整的劳动大军的教育计划，会增强一国或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4.打造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

鉴于中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区内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各省区中心城市与偏远的山区农村经济基础相差甚远，因此，本文认为，中西部地区利用FDI战略应采取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即引进外资应着力在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以点带面，带动中西部地区走向繁荣。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虽然总体上落后于东部，但在区内已经产生了许多中心城市，其向心作用和扩散作用都是巨大的。因此本文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没有必要再沿用国家在区域发展上推行的板块式推移的梯度发展战略，而是通过多层次的发展极在不同点上带动经济增长。而且中西部地区的地域广阔，经济的内向型特征和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特征决定了中西部经济发展更适合采用这种战略。

目前，中西部地区共有国务院批准的各类对在开放城市36座，其中的中心开放城市如重庆、西安、武汉、成都、长沙、郑州等地，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基础雄厚且发展较快，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资本供给充足、自我累积能力较强、人力资源丰富、技术实力强，产业结构方面以机械、建材、纺织、食品为支柱产业。在未来的利用FDI的战略中，这些中心城市将是重要的发展支点和辐射点，并通过扩散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在优化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结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继续加快这些开放城市吸引外资的步伐，提高引资质量，重点吸引技术和资金密集型项目，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引导外资流向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以主导产业和企业群为聚集点和辐射点，向其他产业或更深、更广的层次延伸，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全面繁荣。

（二）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景展望

如前所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为了鼓励外商积极投向中西部地区， 1999年以来，中央政府配合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己经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扩大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领域，拓宽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渠道，放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条件，制定并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

我们相信，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今后一段时间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将会逐步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将会逐步得到改善，外商在西部的投资规模将会出现较大的提高。但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跨世纪的长期发展战略，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近中期内，外商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将会首先集中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地区，如西安、兰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可以预见，率先大规模进入西部的将主要是两类公司：一是以利用政府优惠政策为主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另一类是以占领和开拓西部市场，开发当地资源等为主要目标，注重长期发展的欧美国等跨国公司。因此，对各级政府来说，今后应着重鼓励第二种类型的公司“西进”，并在政策上给予相应支持。

参考文献：

[1] 姜岩.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研究与借鉴[J].人文杂志，2003(3)， PP：71-76.

[2]崔新健.东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方式的实证分析与比较[J].国际经贸探索，2003(5)， PP：29-34.

[3]俞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证[J].国际经济合作，2004(9)，PP：13-17.

[4]朱云鹃.外商投资的区位变动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3(19)，PP：19-22.

[5]黄晓玲.我国中西部区位优势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类型定位[J].国际贸易问题，2003(1)，PP：32-37.

[6]田贵明.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与吸引外资的政策取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10)，PP：61-65.

[7]陈继勇.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4.

[8]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2.

第8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干中学；知识外溢；技术进步

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促进发展》认为，知识已超越资本和劳动，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和本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是因为资本和劳动，而首先在于“知识差距”。而外商直接投资又是知识、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载体，是知识外溢、干中学和规模经济等多种效应的集中体现，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提高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本文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事实的理解与思考，运用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模型，实际测算并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Arrow）在1962年发表的《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积累的经验也是一种要素投入。阿罗用生产经验作为要素投入则旨在说明：只要生产继续，生产经验可以无限增长，资本收益就不会消失，这样经济的无限发展就会得到物质保障。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Romer，1986）继承了阿罗的研究思想，用技术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把知识作为一个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术变革或创新是知识积累的产物，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其模型基本结论是：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率，投资又会导致知识的积累；知识的增加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种正反馈中，经济系统中出现了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因此，一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增长，不断增加资本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是充分的。罗默的贡献在于从知识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来说明为什么以知识作为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会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他认为一国知识存量越大，各专业知识之间交流与沟通越便利；而新知识、新技术出现越快，知识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先发国家所以形成“先发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先进技术“外部扩散”中获取巨大收益，从而形成“后发优势”。

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观念的引入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它比国内资本有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的技术。正因为如此，外商直接投资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认为是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主要好处。然而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经济增长的很小部分。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发展中国家R＆D投资受发达国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为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差异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消除。发达国家通过R＆D，不断创新并积累知识与技术，不断应用并扩散知识与技术，已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获得了先发优势和先发利益；而发达国家的新知识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外资企业技术禀赋的优越性，可以迫使本国企业投资于学习和创新，以保持其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反过来，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又迫使外资企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本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应该承认外商直接投资是带来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然而，其潜能的发挥需要一个合适的经济环境。发达国家积累的技术知识无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笔可供利用的巨大资源。然而，除非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一定的“消化吸收能力”（包括资本引进、技术消化和管理适应等因素），否则，它们不可能利用这笔财富。因此，缺乏合适的环境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甚至阻碍经济增长。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检验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即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该理论重视对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等问题的研究，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下面建立的模型是按照传统方式包含劳动力、国内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要素的生产函数。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以两种身份进入生产函数，一方面作为国内资本总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产生内生技术进步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和新技术纳入生产函数，在此抓住了与外商直接投资有关的外部性、干中学和外溢效果。将生产函数写成：

Y=f（K，A（FDK），L，t）

其中：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K表示国内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投入，FDK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t表示时间趋势。A（FDK）是扩大劳动的由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决定的内生技术进步，假设它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阶齐次函数。如果A（FDK）和L给定，则一个国家面临资本递增的效益。然而，一旦一国鼓励外资流入，就可以从外资中得到技术外溢的好处，从而提高本国的生产率。

如果生产函数和技术水平指标都是科布———道格拉斯型的，经济增长率的表达式可以写作：

gy/1=a+agk/1+（1-）gf

其中：gy/1，gk/1，gf分别表示人均经济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基于资本存量测度问题的困难，前人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了避免资本存量的替代方法，即用投资在GDP中的份额代替资本存量增长率。这样就可以用国内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与GDP的比率分别代替国内资本和外商投资存量的增长率，可以将增长方程简化为：

y=a+bl+c（I/Y）+d（FDI/Y）

其中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I/Y表示总投资率。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利用外资概况

吸引外商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中国利用外资大体分为三类，即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等。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也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1985年为起步阶段，每年实际利用外资在20亿-50亿美元之间，其中大部分是借款，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很小。1986年-1991年为稳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外资流入明显加快，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7%.1992年以后是外资大规模增长阶段，年平均实际利用额达到408.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30%，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迅速，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开放的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吸引外资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态势，据外经贸部统计，截至2002年9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414796个，合同外资金额8136.6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47.8亿美元，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中国不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引外商投资国，而且在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国。外资的大幅度增长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大规模地利用外资从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作为重要的投资资金来源促进了生产要素存量的增长，提高了我国经济的潜在供给能力。二是与外商直接投资相伴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直接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三是利用外资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带动了我国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经济结构的提升，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四是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推动了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升级。全球500强几乎垄断了全世界大约80%以上的高新技术，是当代科技成果的主要拥有者，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积极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符合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提高我国技术和装备水平，促进一些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而且也推动着这些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升级。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内生增长关系实证考察

第9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河北省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5-0068-04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产业转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服务业国际转移已成为新的热点,并且呈现出涉及领域广、市场增长快、发展潜力大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是,为了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正逐渐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可以肯定的是,服务业将成为继制造业之后,河北省吸引国际投资的热点领域,这是由国际经济规律和中国的国情共同决定的。但由于河北省服务业不发达、服务体系发育程度低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以及对已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高效利用。

一、河北省近年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分析

(一)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正以惊人的速度大量涌入中国,中国正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其作为跨国投资的东道国吸引力越来越强。而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 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利用外资中的主要形式。如表1所示,河北省2004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实际利用外资额的82%,2005-2008年分别为83%、84.5%、80%、81%。近五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占外资总额的比例一直持续在80%以上,尤其以2006年为顶峰。与其他形式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占据了绝对优势,成为河北省利用外资中的主要形式。

2. 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迅速提高。如表1所示,2005年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2004年相比增加了17.8%,虽然2006年比2005年仅增加了5%,但2007年达到了新高,比2006年增加了20%。

3.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较低。通常一个省市经济规模越大(根据GDP衡量),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而河北省近年来实际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要少于应该吸引的数量,这可能是由于投资促进不利或其他因素所致,但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明,河北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还有很大潜力。

(二)河北省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从世界范围来看,服务业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现代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源动力,其兴旺发达已经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与世界发达地区相比,河北省服务业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存在明显的“短腿”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总量的比例低。如表2所示,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上,其2004-2008年比重分别为70.5%、83.52%、82.9%、83.34%、84.1%,一直呈增长趋势。而2004年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仅占其总量的12.35%,2005-2008年分别为14%、14.5%、14.95%、14.3%。可以看出,2007年达到的最高值也仅有14.95%,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低,与全国约41%的比例还有很大差距,更无法与发达国家服务业相比。

2. 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较高的增长率,但现在基本保持稳定。如表2所示,河北省2005年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比2004年增长了33.76%,2006年比2005年仅增长了9%,但是2007年比2006年增长了23.7%,其后,近两年投资额基本持平。

3. 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分布不合理。如表3所示,近年来河北省服务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投资在房地产业上,2004-2008年房地产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部服务业总额的比例分别为69.37%、34%、67.59%、71.73%、72.10%,一直呈增长趋势,后3年都维持在2/3以上;另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务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平均都保持在10%左右;而金融、保险业、开发研究业等新兴的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服务业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这与世界服务业结构不断升级,新兴服务产业主导服务业的发展潮流大相径庭。

二、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服务业转型是河北省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与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相比,过分依赖制造业对河北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一)河北省制造业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化工、机械制造等领域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前3个制造行业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比重为14.9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比重为8.2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比重为7.31%)。显而易见,这些行业对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等的消耗较大,造成了严重的环境与生态压力。如果一直过度依赖制造业而不改变过去的经济模式,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矿产的减少,最终将会制约河北省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而这也是与中国所主张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相矛盾的。

而与之相对应的服务业,它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很低,消耗少,对环境的污染更是少之又少。以用电为例,第三产业总用电量占全部产业用电量的比重仅为11.2%,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1.8%;第三产业单位GDP用电量仅为制造业单位GDP用电量的1/4。可见,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服务业比制造业有较大优势。

(二)河北省制造业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另一个主要产业是食品及服装、纺织产业

如食品类产业(主要有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及饮料制造业)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制造业总量的比重大约维持在14.45%左右;服装、纺织类产业(主要有纺织业和服装制造业)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制造业总量的比重平均为8.14%。

值得注意的是,食品和服装产业收入弹性小,经济附加值低,也不利于河北省经济持续发展。需求收入弹性是衡量需求量对消费者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是用弹性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收入变动的百分比来计算的。像食品、服装这类生活必需品往往收入弹性小,因为消费者无论收入多低也要选择购买这类产品。而服务业往往收入弹性大,因为消费者知道如果他们收入较低,他们就可以不选择这类消费。

从图1中可以看出,随着河北省人均收入的增加,对服务产品需求的增加量要远远超过食品和服装制造业的增加量,特别是一些超出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产品,在较高收入水平时才能形成大规模消费,例如旅游、高等教育、休闲、健身等。随着河北省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用于此类消费的收入比重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另外,今后几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这会增强人们即期消费的愿望和能力。可见,河北省今后对服务业的需求会进一步提高,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是河北省保持经济快速前进的强劲动力。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服务业是增长最快的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可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服务业转移对于河北省经济快速、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河北省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

(一)服务业基础设施落后,结构不合理

如表3所示,河北省服务业相对发达的部门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务业上,而全球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咨询、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服务行业在河北省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其他行业的发展很不协调。不仅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联系不够紧密,而且远没有和制造业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产业政策向制造业倾斜

产业政策是投资“政策环境”的重要部分,对外资投向结构的影响至关重要。由于中国的领导政绩考核制度非常重视经济效益,地方政府往往对能较快带来经济效益的制造业给予政策倾斜,服务业长期发展受到忽视,河北省也不例外。这种政策倾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基本建设投资向制造业倾斜;另一方面,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制造业而非服务业。

(三)城市化滞后

毋庸置疑,农民收入和服务消费能力很低,农村缺少服务基础设施和高素质服务人才,这些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显得乏善可陈。而河北省别说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就算与中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相比,城市化程度也还是很落后,农村人口还占全省人口的大多数,滞后的城市化进程成为河北省吸引服务业直接投资的一大障碍。

(四)人力资源素质低

服务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较资本密集程度高,可见服务业的发展对人员素质高低的依赖程度很大,尤其是现代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更是如此。而河北省在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较低,这会极大地制约河北省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

四、对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要想进一步促进河北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就要加强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服务业转移,尤其是要抓住中国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快的机遇。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体制环境将显著改善,外资进入服务业领域的一些限制将显著减少。正是在这一机遇和挑战下,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工作应围绕以下几个重点:

(一)优化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环境

1. 制定适当的政策导向,在政策上鼓励和引导服务业直接投资。应制定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从转变观念、规范行为和适当扶持等多个方面加以引导,吸引外资向服务业转移。

2. 大力促进新兴服务行业的发展。河北省服务业发展滞后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些新兴服务行业发展不够,甚至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明确重点发展的服务行业,对于能够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起明显的带动作用以及能代表未来整个服务业发展方向的服务行业优先发展,并给以相应的吸引外资优惠政策。

3. 提高政府行政服务效率,深化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健全外商投资审批和管理的全过程服务,加强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提高监管水平等方面的能力。

(二)改善服务业吸引FDI的基础环境

1. 要进一步改善体制环境。要理顺推进服务业发展体制,明确各行业发展主管部门和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细化落实行业规划、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要降低门槛,推动政府部门管理重点从审批环节转向监督、查处环节,在教育、卫生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大力引导外资向服务业转移。

2. 要大力培养服务业人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归根到底依赖于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进行专业培训,对高校的服务业相关专业按照国际服务业发展趋势进行细分和调整,鼓励海外专业人才来河北省就业,全面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

3. 要大力推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目前,河北省的城市化水平为35%左右,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同时,按照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每年将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所以加快河北省服务业发展,必须以城市化为依托,推动房地产、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保健、休闲、法律顾问等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业稳步发展,并且积极吸引FDI向这些领域转移。

参考文献:

[1]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经济年鉴(2005-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3]曾建华,周聪颖.地区经济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性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6).

[4]丁玉春,杨逸.FDI流入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分析[J].经济师,2009,(1).

[5]李珠峰.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4,(7).

[7]孙文博.90年代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3,(10).

[7]葛顺奇,郑小洁.中国31省市利用外资业绩与潜力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2004,(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ttracting FDI in Hebei Province

Zhou Wenjun1,Wang Bin2

(1. School of Accounting,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

2. Housing and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in Hebei Province, Shijiazhuang, 050051,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