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岸的战争精选(九篇)
第1篇：对岸的战争范文
弘扬抗战精神，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既是我们对这场民族救亡战争深刻反思后的历史总结，更是包括海内外华侨华人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共同承担的历史责任。什么是抗战精神，如何去弘扬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每一个中国人去认真思考和总结——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弘扬70年前中国人民和军队浴血奋战所铸造出来的民族精神，给我们的启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
抗日战争能形成全民族的高度共识和统一，说到底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国家救亡之战，是民族救亡和民族解放之战。正因为如此，当年抗日之战才成了不分党派、不分海内海外、不分南北地域的全民族抗战。
抗战前，国内派别林立，内战不断，但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从民族大义出发，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国内各族人民、社会各个阶层、各党派和海外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形成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在抗战中也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列强欺凌中国以来国人凝聚的国家民族意识，在抗击日寇入侵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而民族的团结和觉醒又孕育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意识。
这场战争说明，抗日战争是包括共产党和中国在内的全民族的抗战，它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全民族空前团结、共御外辱的胜利。同样，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内部团结和由此激发出的民族凝聚力是最根本的前提。前段时间连战和宋楚瑜先生来访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以及与亲民党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两岸中国人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团结，国家才能强大，民族尊严才能得到维护，也才能抵御住外敌的入侵，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牢记的基本历史经验。
避免两岸重开战火是对抗日先烈最起码的历史交代
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演进中国家的兴衰成败，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民族的强大总是伴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内部的稳定，而国家的衰弱总是伴随着战争与分裂。
70多年前，日本敢以一个弹丸之地进犯一个泱泱大国，就是他们的军国主义势力判断当时的中国已经四分五裂，地广不足以为大，人多不足以为强，政治、经济、社会落后不堪，国力积贫积弱。而当时愈演愈烈的内战使日本认为中国已经无力抵抗来自外敌的任何入侵。我们可以不去争论、评判当时由于连年的内战，使抗日战争到底多付出了多少惨重代价。但我们不能不去反思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却难以抵御一个小小岛国的侵略与屠杀。
两岸内战因历史原因至今仍未终结，已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如再因岛内“xx”势力分裂中国而使两岸重开战火，我们将愧对70年前那些浴血奋战的抗日烈士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期盼。而避免战争、维护和平的根本是反对“xx”，这是有过战争经历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也应是我们后人面对两岸棘手问题时，应该时时警醒的基本观念。
实现两岸的共荣和最终统一是弘扬抗战精神的集中体现
两岸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弘扬抗战精神时尽管角度不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走向强大的动力并转化为行动，实现两岸的共同繁荣与富强，是两岸所有中国人的期盼。“弱小必被人欺、知耻方能后勇”，这是两岸应共同铭记的惨痛教训。屈辱的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当前，和平与发展虽然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社会也已建立了基本的规则和秩序，但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现象随处可见，弱国的和民族尊严被恣意践踏的例子屡见不鲜。抗日战争使我们重新塑造了民族尊严和自信，但两岸能否最终走向共同的繁荣与发展，决定了我们在这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的世界上能否有效地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利益。
两岸的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不仅是中华民族维护尊严和争取生存空间的需要，也是两岸民众福祉的客观需求，代表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的共同心声。这就是为什么当两岸面临“xx”将引发战争危险性不断升高之时，岛内包括、亲民党和新党等那么多的政党和有识之士不再怕被扣上“卖台通共”的帽子，毅然决然来大陆沟通的根本原因。岛内民众在真正意识到“xx”会给两岸带来灾难性后果后，“xx”势力也很难再逆民意而动，全面阻挠两岸的各项交流和发展。实现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和反对“xx”、反对战争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是岛内的主流民意所在。
第2篇：对岸的战争范文
与此同时，台湾也开始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主张。4月2日，台湾当局“国防部副部长”夏立言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虽然对把台湾纳入“亚太再平衡战略”有顾虑，但台湾还是愿意分担一部分责任；在该战略的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人道救援和减灾等方面，台湾都可以做得更多。
在美台执政当局一唱一和的调子下，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稳定可控的两岸关系的维护者
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和朝鲜问题一直被视为两个战火的“易燃点”。不管如何解读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机和意图，有一点是有共识的，就是美国不希望亚太地区爆发冲突。因此台湾的首要角色就是要处理好两岸关系发展问题，不要重演李登辉和执政期间两岸的紧张关系。学界对于美国在台海地区的利益虽有不同的认知和解读，但一般认为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甚至是美国的战略目标。尤其是在经历了李登辉和搞“法理”之后，美国更是强烈期待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因此，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的角色，首要任务就是要发展稳定可控的两岸关系。
上台之后，主张在“九二共识”、反对“”的基础上，与大陆展开机制化协商谈判，全面实现两岸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正常化，使两岸关系逐步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盘点六年多来两岸关系发展取得的成果，两岸签署的20余项协议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和文教领域，这对于强化两岸执政当局互信、增进两岸民众的了解、避免两岸再次陷入紧张状态，无疑是有巨大帮助的。但同时，由于两岸谈判并未触及敏感的政治和军事安全议题，也是就说两岸之间分歧的根源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仍存在美国插手和利用的空间，台湾并未从美国制衡中国的雷达上消失。在此种状态下，“和而不斗，合而不统”的两岸关系毫无疑问是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的。
因此，美国对当局的两岸政策一直给予肯定，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高度赞扬。在奥巴马总统访华和主席访美期间发表的两份《中美联合声明》中，美国均表示，“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美国高层涉华官员在提及两岸关系发展时，更是一致表示肯定和支持。出于对两岸政策的肯定，美国还积极配合创造政绩，为其在“大选”中获胜和从岛内政争中脱困提供支持。2012年“大选”前，美国不仅密集派出高官访台彰显对的信任，宣布台湾民众期盼已久的赴美“免签证”待遇，而且默许“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公开替助选。2014年3月岛内爆发“反服贸”学运之后，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多次发表看法，反对学生的无理诉求和粗暴行为，并警告不要趁火打劫，美国的态度为结束长达近一个月的学运发挥了关键作用。
台美实质关系的提升者
发展美台实质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将美台关系打造成“准国家间关系”，乃至于军事安全伙伴关系。1979年台美“断交”后，美国只同中国台湾地区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非官方关系”。然而，美国出于制衡中国大陆发展的战略考虑，加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台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远远超过大陆与美国之间，因此台美一直谋求将双方关系提升至官方层级。目前，美国国会每年都会有人提案，要求恢复美台正式“外交关系”。
在此背景下，美国试图全方位提升美台关系。2012年10月，美国正式宣布台湾成为美国的第37个享受“免签证”待遇的成员，也是惟一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地区。2014年4月，美国环保署长麦卡锡访台，成为十余年来首位访台的部长级官员。目前，美国正在台湾修建第一座永久性驻台场所，预计2015年初正式入驻。而且，由于长久的军事安全关系和现实的战略需求，台美希望将双方关系提升至安全伙伴乃至于同盟关系。美国继续向台湾方面出售武器，且呈现质量齐升的趋势，2008年以来军售金额达到180多亿美元，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美国还为台湾方面培训了大批的军事战斗人员，售台的F-16战斗机、阿帕奇直升机、P-3C反潜机等飞行员都是在美国受训。据前任台湾“驻美代表”金溥聪透露，2014年执行的台美军事合作训练达到35项。台湾每年举行的“汉光”军事演习，都会有美国军事人员参与。美国为打造的联合指挥管理系统，预留了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合作的接口。此外，台美之间的情报合作也十分绵密，台湾将与美国共享2013年投入使用的台湾乐山长程预警雷达情报。据称2011年抓获的最高层级间谍罗贤哲就是美国发现后通知台湾方面的。
二是以台美关系的提升平衡两岸关系的发展。美国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前提是，要知悉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和方向，乃至于每一个细节。但美国非常清楚，并不可能全然掌控两岸关系，非常担心其发展超出“预期”。因此，美国主张在发展两岸关系的同时，提升美台实质关系。这样可以给台湾当局以战略诱饵和利益，使其能够保持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台美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保持足够沟通，不至于使美国自外于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
更重要的是，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美国从“零和游戏”的思维出发，担心大陆对台湾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会对美国在台影响力形成排挤效应，因此必须采取提升美台实质关系的方式加以平衡。2013年3月，美国与台湾当局恢复停摆近五年之久的“台美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TIFA）商谈，这里固然有台湾同意美国牛肉进口的原因，同时《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和实施与两岸经贸关系进一步机制化和正常化，也是美国同意恢复TIFA商谈的重要因素。美国认为，随着两岸经济整合进一步深化，如果美台经贸关系继续保持平稳发展，美国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力自然会被大陆所超越。
海洋领土争端中的旁观者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主要着力点就是点燃东海和南海争端之火。这一策略对于激发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矛盾、使这些国家站在美国阵营之中，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同时，由于台湾也是和南海的声索者，而且在很大层面上与大陆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对美国而言，这一策略的一大隐忧就是台湾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乃至于走上与大陆联合的道路。因此，对美国而言，台湾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相较于前面两个角色，台湾的这一角色最难扮演，因为无论是东海还是南海，对台湾而言，不仅涉及台湾渔民的切身利益和将来可能丰厚的石油收益，而且还涉及“”和“尊严”等严肃的政治议题，因此即使是最为“反中”的，也不敢在这些议题上公然站在美国一边。但是，在美国的软硬兼施下，近几年的事态发展证明，台湾的表现基本令美国满意。在东海议题上，虽然不断有日本警察扣押在海域附近捕鱼的台湾渔民的事件发生，但是台湾却巧妙利用美国的担忧，利用美国向日本施压，促成了与日本签署“台日渔业协议”。在南海议题上，菲律宾公务船无理射杀台湾渔民之后，台湾方面做出了几项象征性的报复措施，后在美国的居中协调下，菲律宾进行了道歉赔偿并承诺调查，还开启了“台菲渔业协议”谈判之路。在短时间内看，台湾在这几次争端中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反而成为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受益者”。
当局一直期待成为东海和南海争端的一方，提出了以“东海和平倡议”解决争端，并认为“东海和平倡议”的理念可以适用于南海，多次将这一政策主张向美国推销，而且今年来也有美国学者认为台湾应该成为亚洲海洋争端的一方，甚至呼吁台湾应该在“九段线”问题上有所作为，显示美国似乎开始有意让台湾在争端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美国到底期待台湾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台湾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精力参与到海洋领土争端中，这些问题仍值得持续观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目前扮演着三重角色：稳定可控的两岸关系发展的维护者，台美实质关系的提升者和亚洲海洋领土争端的旁观者。但同时，台湾又不是美国的首要棋子，其角色甚至出现某种“暗化”，即虽然美国和台湾都希望台湾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都不想让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也不想让台湾在亚太地区安全中扮演关键角色，而是希望将这颗“水雷”尽可能深地沉入水底。
第3篇：对岸的战争范文
关键词：延安时期；国共谈判；历史经验；启示
HistoricalExperienceandImplicationsforCCP-KMTTalksintheYAN’ANPeriod
(ThePoliticalInstituteofLiberationArmyofXi’an,Xi’an710068,China)
Abstract:IntheYan’anperiod,theCommunistPartyofChinatakesthenationalinterestsasafundamentalone,andholdshighthebanneroftheAnti-Japanesenationalstruggle.TheCCPandKMTworktogetherandactindifficultandcomplexconsultationsandnegotiations,whichcontributedtotheAnti-JapaneseNationalUnitedFrontandtoachievethevictoryoverJapan.RichexperienceandremarkableachievementsthroughthosetalksprovidethehistoricalreferenceandusefulinsightstopromoteCross-Staitrelations.
Keywords：Yan’anPeriod;CCP-KMTtalks;historicalexperience;insights
延安时期①，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民族革命战争。“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中国的政治重心。在此背景下，国共两党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携手合作的重要性，彼此调整政策，为接近和谈判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上的日渐成熟，为谈判指明了正确方向。面对中国革命的严峻形势，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根本，捐弃前嫌，坐在谈判桌前商讨抗日大计。笔者梳理了延安时期我党与的谈判实践，旨在从中得到几点有益启示。
一、延安时期的国共两党谈判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能够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民族大义，抛弃成见，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实现了两党合作抗日，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顺利发展，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一）早期的秘密接触
1935年12月，南京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向提交了一份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摘要，由此了解到中共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指示邓文仪回莫斯科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接触。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秘密接触的同时，陈立夫、陈果夫指派亲信曾养甫寻找与中共联系的渠道。曾养甫找到他早年同学、国民政府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通过与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覃振副院长秘书的翦伯赞商议，给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去信联系。吕振羽在谌小岑陪同下与曾养甫会面后，及时向中共中央北方局作以汇报。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在北方局联络部工作的周小舟于1936年1月初抵南京，向吕振羽传达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谈判条件。经过商谈，第一次达成了由双方代表签字认可的谈话草案。但经过陈立夫修改后的“协定”，要求毫无保留地取消苏维埃政权，并将红军置于南京政权的统一指挥之下，中国共产党没有签署同意。
（二）扭转时局的谈判
西安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多次商谈，双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基本取得一致意见。1936年12月23日，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举行正式谈判。权衡利害关系后，暗示愿改组政府，改组，并同意联俄联共开始采取合作态度。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三）协商合作抗日的谈判
1.气氛缓和的杭州谈判。1937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致电三中全会，第一次公开表明了对于国共合作的政治立场，即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1］1937年3月，携带中共中央拟定的谈判方案，抵达杭州同进行会谈。重申了陕甘宁边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4万余人等六项议题。中共中央对这次谈判比较满意，并于4月2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为庐山谈判作了准备。
2.由晴转阴的庐山谈判。1937年6月，抵达庐山，将中共中央指示内容并《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与。但态度发生逆转，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实质是要彻底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违背杭州谈判中的诺言，坚持“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提出“请朱、毛出洋”。［1］195而在边区政府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国防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上，双方分歧较大。此次庐山谈判的争论焦点是红军指挥机关和边区人事安排问题，反复协商仍未能解决。
3.促成最终合作的南京谈判。1937年7月，平津沦陷。急于摆脱陷入战争被动局面的，通过张冲等人联电中共中央，邀请、、到南京共商国防大计。中共代表、、同、何应钦就红军改编及其对日作战方针进行反复谈判，最终同意八路军充当战略游击支队，还任命、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并答应南京政府只向八路军总部及3个师各派一名联络参谋，军队中其他一切职务包括各级副职都由中共自行选派，终将争执已久的军事指挥人事问题解决。这一次南京谈判最重要的成果是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达成协议。接下来的第二次南京谈判，在双方让步和协商下，终于达成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的协议，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四）美国介入下的国共谈判
抗战胜利前后，美国从其战后利益出发，在中国开始公开推行扶蒋的政策，以所谓“中立”、“调停”为名介入国共两党的谈判。1945年8月，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国共两党领导人都将目光转向战后，重新审视和处理两党关系。在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确定了关于重庆谈判的策略和方针。商谈伊始，国共双方就政治、军事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共产党以谈话要点的方式，向正式递交了一份两党谈判方案，表明了共产党的原则，即主张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各党派以平等地位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在后续谈判中，国共两党对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的意见极为相左。在提交复案后，双方又举行了四次会谈，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后，双方意见基本接近，争执明显减少，分歧最大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也取得了进展。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及《双十协定》的签订，推进了全国和平民主发展的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前后，中共代表团与代表和美方代表围绕停战、整军等问题，举行了多次谈判，最终达成了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及整军方案，使中国一度出现了和平民主的曙光。1946年6月，挑起全面内战，战争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主要形式，但两党的谈判仍在进行着。1946年11月，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彻底撕毁政协协议，关闭了和谈大门。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至此，延安时期长达10年之久的国共两党谈判彻底破裂。这一时期，我党还通过谈判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如1936年红军代表彭雪枫同傅作义的会谈，1937年中共代表、同阎锡山的谈判等，为国共两党高层间的谈判起到推动作用，促进了全国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
二、延安时期国共两党谈判的成就和经验
（一）主要成就
纵观延安时期国共两党的谈判，主要成就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引导和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我党倡导并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的保证。在我党的倡议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共两党由谈判实现合作，调动和激发了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爱国热情，全国出现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新局面，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二是体现了我党在政治上的逐渐成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指导国共谈判，完成共同抗战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2］由于我党在政治上的逐渐成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实际，并为以后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积极做好各阶级、各阶层的争取工作。、等领导人或访问会晤，或书信往来，广泛会见妇女、青年、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并同外国友人斯诺、史沫特莱等积极接触，主动宣传介绍我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二）谈判斗争经验
延安时期，既是我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党运用谈判手段开展斗争的成熟阶段。总的来看，在延安时期国共谈判实践中，我党主要创造积累了三个方面的谈判斗争经验。
1.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我党积极倡导和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制定和实施了全面的抗战路线。我党把独立自主作为处理延安时期统战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这就是：坚持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团结不否认斗争，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磨而不裂”，既迅猛发展进步势力，又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坚决孤立顽固势力；在战争前途问题上，我党把争取民族斗争的胜利放在首位，但又不忘记争取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
2.必须坚持正确的谈判策略。“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正是这种情形。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3］没有妥协就无所谓谈判，只有互相谅解，互相让步，才能达成协议。在原则问题上，在涉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是绝对不能让步的。正是由于我党必要的让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正是由于我党的必要妥协，使承认我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和边区的合法地位，使人民的军队和政权不断发展壮大。
3.必须要有素质全面、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的谈判领袖和骨干队伍。在延安时期国共两党进行的多次谈判斗争中，、李克农、潘汉年等谈判大师忠诚于党，立场坚定，意志坚强，政治敏锐，机智勇敢，巧言善辩，在谈判战场上表现出崇高的革命精神风范，超群的胆识,高超的斗争艺术以及一心为国、无私忘我的品格赢得了谈判对手的尊重和赞誉。在他们的领导和影响下，通过多次谈判斗争实践，我党培养和锻炼出一大批谙熟谈判艺术的优秀干部，为后来的中苏、中美、中日、中英等谈判，培养了人才，积累了斗争经验。
三、延安时期国共两党谈判的现实借鉴与启示
延安时期国共两党协商谈判、共同携手抗日的史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我党通过国共和谈，推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的发展，并为我们提供了现实借鉴与启示。
（一）以民族利益为根本，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共同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
国土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关系着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国家的统一，是从维护国家生存空间方面产生的国家利益，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存，是国家最为重大的利益。纵览中国历史，分裂从来都是暂时的，在分合治乱的历史循环中，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近代历史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为保家卫国、光复失地、反对分裂，同外国侵略者和分裂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祖国的统一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历史昭示着未来：民族利益是增强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利于一个国家凝聚民心民力，营造自强不息、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同心同德的社会氛围，是增强国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不可缺少的。国家的繁荣发展总与统一相伴，战乱衰败总与分裂相随，这是历史的必然逻辑。统一，是国家利益之所在、民族命运之所系。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大陆人民，还是台湾同胞，都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振兴中华既是共同的民族利益，也是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价值追求。
（二）坚持正确的对台方针，以最大诚意和胸怀积极协商，巩固两岸交流成果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双方分歧，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是大陆方面的一贯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经历了由“以武力为主，同时辅以和平争取工作”到“和平”的过程。1956年提出“和为贵”、“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思想，确定了我党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则。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提出实现国家统一的“九条意见”，标志着我党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具体化。1983年6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解决的“六条办法”。这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一国两制”方针，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它标志着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基本形成。1995年1月，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八项主张”，赋予“一国两制”以新内涵。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于和“一国两制”进行了详尽阐述。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理应携手维护好、建设好我们的共同家园。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们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4］在正确对台方针的基础上，我党以最大诚意和胸怀提出了新思路：“国家主张通过台湾海峡两岸平等的协商和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协商和谈判可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方式可以灵活多样。”［5］
（三）掌握并运用灵活的谈判策略，积极化解难题与歧见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长足发展，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交流机制化，推动着海峡两岸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处理事务，通过平等协商，逐步破解各种难题。
1.审时度势，放眼全局。熟悉形势，把握时机，不仅是打胜仗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促成谈判的前提和基础。要通过谈判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必须以战略眼光对国内外形势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把握谈判时机，做到求大同、存小异、向前看。
2.必要妥协让步，以退为进。任何谈判要出成果，都需要谈判双方做出妥协和让步。如今海峡两岸重启谈判，重开交流后，让步是为了更广大的受众群体。海峡两岸有着共同的文化传承、互补互利的经济关系及共存共荣的安全利益，两岸都需要也有可能通过妥协让步找到共同点，达成默契。
3.提升实力，掌握谈判主动。强大的实力是解决的根本基础。当前大陆的政局稳定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军事实力，既是武力解决的根本保证，也是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必要的军事打击和适度的军事威慑，才能有力地配合政治斗争，于国家统一而言，才能达到“以武制武，以武扼独”的目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是和平解决的根本保证，而且一旦出现和平方式不可能或久拖不决的局面，也是制止分裂、完成统一的唯一手段。
第4篇：对岸的战争范文
这种精神，就是黄埔精神。
时光荏苒，诞生于89年前的黄埔军校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变迁而销声匿迹，相反，这所军校背后的硝烟岁月，仍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历史记忆。人们回忆它，是因为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开始共同担当起近代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任务；是因为一批批革命军人从这里成长起来，在中山先生“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誓言哺育下，本着“亲爱精诚”的校训，在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留血牺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更是因为在这所军校中诞生的以“爱国革命”为核心的黄埔精神，是两岸军人的共同精神图腾，是穿越时代、连接海峡两岸的情感纽带，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是两岸同圆中国梦的坚实载体。
众所周知，黄埔精神有很多个侧面，包括“不要钱、不要命”的奉献精神；坚持理想的奋斗精神；团结合作的亲爱精诚精神；视死如归的奋勇牺牲精神等等。但其中最根本、最核心，最值得两岸同胞所共同传承的就是以“统一中国、振兴中华”为目标，以“亲爱精诚、团结合作”为支柱的爱国主义精神。
今天我们共同追寻黄埔精神，就是要传承对祖国统一的追求。8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是抱着“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创办黄埔军校。黄埔人东征北伐、抗战八年，所盼望的就是结束军阀割据、驱逐外国侵略者，建立统一、富强的中国。现如今，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走向深入的新的历史时期，两岸黄埔人更应高举和平统一的大旗，更多地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维护一个中国的框架，携手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加快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今天我们共同弘扬黄埔精神，就是要传承亲爱精诚的团结精神。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之所以能成为当时革命的中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共两党真诚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事业。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也是因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黄埔同学并肩携手，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在“”分裂势力和活动不断升级，两岸关系面临最大威胁之时，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展开破冰之旅，国共两党建立了反对“”、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达成了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续写了国共两党合作共赢的新篇。历史告诉我们，国共两党亲密团结，真诚合作，利于国家，利于民族。两岸同胞只有秉持这种团结精神，求同存异，才能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第5篇：对岸的战争范文
战争土壤滋养“安倍战略”
从安倍执政后推行的各种政策及采取的各种举措中不难看出，所谓“安倍战略”，就是让日本走上新型的军国主义之路，以军事为突破口强大起来，使日本成为亚太地区主导性国家，推动日本成为世界多极化格局的重要一极的战略。日本丰厚的战争土壤正滋养着“安倍战略”。
近代以来的侵略战争让日本尝到了甜头儿。近代以来，日本是亚太地区惟一参与到殖民侵略浪潮中的国家，也是亚太地区惟一通过殖民侵略战争发展强大起来的国家。二战时期，日本通过战争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初步建立起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势力范围，达到了日本历史上的最大辉煌。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影子之下多次以不见光的身份参与战争，受益多多。冷战后，日本又在美国的怂恿之下，不断参与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刺激了本国工业的发展。由于参与的深度所限，日本军工业在推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出昔日的作用。多年来，日本为刺激经济增长绞尽脑汁，但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没有发挥出理想的作用，军工业逐渐被日本政客所看重，成为其摆脱经济萎靡旋涡的一颗救命稻草。战争成为日本发展的希望所在。
五大动力驱动安倍走向战争。其一就是日本的民族习性。在日本国内，由于幕府长期执政，将军握着国家权柄，忠君尚武的武士道精神被逐渐培育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这在二战时期被日本军人表现得淋漓尽致。二战后，军国主义思想并没有彻底根除，武士道精神仍然是日本民族习性的重要内在动因。这也就解释了日本民族为什么不反感战争。
其二是军工财阀。近代以来，日本军工财阀在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虽然美军占领日本后采取了解散日本军工财阀的措施，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这项举措也就不了了之。其后，由于美苏冷战的需要，日本的军工财阀在被要求支持美国的情况下还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急于通过军事工业来扭转经济萎靡之势的情况下，战争就成了刺激其发展的良药。
其三是家族基因。安倍的家族族谱中，目前有三位首相，分别是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叔外祖父佐藤荣作及安倍本人。1936年，岸信介来到中国东北，在洲国政府中担任要职，长期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从事经济掠夺工作。1939年回国后，岸信介一直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中担任要职。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对美战争时，岸信介是东条英机的得力干将。日本投降后，岸信介被定为甲级战犯。然而，就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死刑的第二天，岸信介却被释放了，并于1957年2月当上了日本首相，这使得岸信介的军国主义思想得以继承。因此，安倍积极推行有利于军国主义复兴的政策，也就不奇怪了。
其四是追求荣誉。1951年9月8日，朝鲜战争正酣之际，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成了美国的“小弟”，无平等可言。在岸信介的积极斡旋之下，日本于1960年1月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使日本名义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冷战后，随着美国全球称霸战略的调整，日本在美国全球称霸战略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种时代形势之下，安倍力争使日本获得真正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安倍在日本历史上将会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这是安倍追求的荣誉。
其五是推动对外战争的外部力量越来越大。二战后，日本对外没有发动过战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二战后日本与战争没有沾过边儿。事实上，日本在战后一直在“参与”战争。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对抗时实际是“人战争”。日本几乎参与了所有美国在亚太地区策划的战争或军事行动。冷战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其在全球的军事行动可谓是肆无忌惮，无所顾及。同时，由于当今战争特点及自身诸多问题，美国越来越多地让其盟国“代行战争”而不是“人战争”了。“人战争”和“代行战争”之间的区别在于：“人战争”是美国出钱出枪，国出人替美国打仗;“代行战争”是美国在国际舆论上支持，并提供必要的技术和后勤保障，代行国自己出钱出枪出人发动战争，实现美国的战略意图。这将是美国对外发动战争的一种新形式。纵观美国的盟国或伙伴国，日本是美国最为器重的国家。目前，美国赋予日本打“代行战争”权力的可能性在上升。这一因素刺激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野心越来越大。这正是安倍所期盼的。
“安倍战略”是战争战略 执行海外任务的日本自卫队
“安倍战略”，既体现着安倍外祖父岸信介的主张，也体现着日本自民党的思想，还迎合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胃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满足了日本民众的一种需求，一致的目标就是战争。
岸信介在任时，由于条件还不成熟，无法实现修改宪法的目的，便利用执政的有利条件，力推通过对《和平宪法》的条文进行解释来达到修宪的目的。如1957年在众议院答辩时，他指出，“拥有自卫所需要的武力是理所当然的，是不违反宪法的”;在另一次答辩时又指出，“如果在自卫权范围内，拥有核武器也是允许的。”在这一主张之下，日本自卫队在岸信介任上实现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在1958～1960年的3年内，陆上自卫队人员达到18万人，海上自卫队舰艇吨数达到12.4万吨，空中自卫队飞机数量达到130架，实现了二战后日本军事力量的第一次跃升。岸信介的这种做法为后来自卫队的大发展开启了闸门，也给安倍发展自卫队留下了“基因”。2002年，安倍提出“发展短程核武器并未违反日本和平宪法”的观点;在第二次执政后，安倍又开始要求修改二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在自卫队的建设上，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安倍还提出赋予日本集体自卫权，提升自卫队为“国防军”。
自民党在安全保障方面的主张，主要体现为：突出强调日美安保体制，稳定实施质量建军，积极扩大自卫队在国际上的军事作用，推动修改宪法等。这些在安倍的战略中均有体现。修改宪法是自民党自1955年组建以来一直想实现的目标，安倍传承了自民党的衣钵。所谓修宪，主要是指修改日本现行宪法第9条。该条款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2015年9月19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所谓的“新安保法案”，这将导致日本防务政策大幅度转变，集体自卫权被解禁。解禁集体自卫权，是相对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而言的，即行使集体自卫权不再限于本国受到攻击时行使武力，在盟国受到攻击时，甚至在敌国未攻击本国时也可以行使武力。其实质就是日本可以参与战争或对外发动战争。
所谓“新安保法案”，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由《自卫队法》《武力攻击事态法》《周边事态法》和《联合国维和（PKO）行动法》等10部法律的修正案综合构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二是随时允许为应对国际争端的他国军队提供后方支援的新“国际和平支援法案”。这些法案的通过，将使《和平宪法》被架空，事实上达到了修改宪法的效果。日本的武装力量将由此挣脱战后国际秩序对其形成的束缚，日本积极参与到各种国际冲突乃至主动挑起对外战争成为可能。《和平宪法》的修改使日本武装力量进行海外战争没有了法律约束;防卫省的组建，使日本武装力量进行海外战争在体制与力量建设上有了保障;美国的鼓动，或将成为日本武装力量进行海外战争的又一股推力。“安倍战略”驱动日本走向战争，不会太远了！
安倍正“逼近”战争
近来，安倍政府走向战争的大动作不断显现出来。“新安保法案”在日本国会强行通过后，安倍政府马上筹办防卫装备厅，接着又开始着手修改自卫队使用武器装备的标准。安倍正将自卫队一步步地推向战争的深渊。
安倍政府的目标之一是让自卫队迅速强大起来，并走出国门。日本成立防备装备领导机构，目的就在于加快研发新式武器装备，并成体系地更新自卫队的武器装备，使自卫队的战力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设想，防卫装备厅的成立，将使日本的武器装备研发力量得到整合，研发能力更加强大;日本自主研发武器装备的品种及数量随之会不断增多，自卫队列装武器装备的速度将会加快，自卫队战斗力将随之提升。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安倍执政下的政府正着手修改自卫队武器使用标准，这是安倍释放自卫队战斗力的举措之一。首先，从安倍政府这一动作看，安倍已迫不及待地要改变自卫队性质与职能了。自卫队是一种防御性的力量，如果自卫队按照目前安倍的指向，将迅速转变为一种进攻性的力量，并且是主要在国外发挥作用的力量。根据新通过的安保法案有关条文，日本政府将放宽自卫队使用武器的种类、时机、场合及等级等限制。所谓修改武器使用标准，其本质就是将原来使用防御性武器，改为使用进攻性武器;将原来自卫队只能在防御性作战中使用武器，修改为可在进攻作战中使用武器;并增加允许使用武器的时机和场合。在没有对过去侵略历史进行正确反省和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安倍这样做，只有一个趋向，那就是放手让自卫队在海外从事战争行动，挑起军事冲突，必将搅得亚太地区，甚至世界不得安宁。
“安倍战争”具有新特点
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将带来“安倍战争”。从目前战争形势发展看，“安倍战争”具有3种特点。
一是从打“代行战争”拉开从事海外战争的大幕。日本在海外打的第一场战争将是为美国全球称霸战略服务的战争，为实现美国战略目标而打的战争。这是日本武装力量能够走向海外打仗的前提条件。如果不为美国的战略服务，美国是不会允许日本在海外打仗的，也不会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美国给日本设定的战争“红线”。
第6篇：对岸的战争范文
里海法律地位问题的产生
里海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欧洲和亚洲的“结合点”，也是中亚―里海地区的核心区域，地缘政治地位十分独特，历史上是各个民族和大国争夺的“中心地带”。更重要的是，里海地区是冷战结束后新出现的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世界能源仓库”，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量吸引着世界各大能源巨头纷纷加入该地区的能源竞争。
这就涉及里海权限划分的核心问题，即里海法律地位的确定。里海法律地位不确定，沿岸国家无论是对水面资源利用，还是对水底资源开发均受到极大制约。因此，从苏联解体之时起，有关里海法律地位，即如何划分里海的问题就成为相关国家高度关注的议题，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各国之间争论不休，里海问题不仅是沿岸国家（伊朗、阿塞拜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之间关系的晴雨表，也是大国在该地区进行利益博弈的杠杆和工具。
苏联时期，里海的划分较为简单。1921年和1940年，当时的苏联和伊朗政府基于两国复杂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为了处理好两国关系，就里海划分问题两次达成协议。根据两次协议，两国基本本着“共同利用”里海的原则，对包括捕鱼权、航运权和安全合作进行规定。这两个协议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排他性”，如在航运方面规定，只有悬挂两国国旗的船只才有权在里海航行，实际是排除了其他国家对里海的和管辖。
从当时的地缘政治形势看，里海延伸到中亚地区的大多数区域属于苏联管辖范围，苏联仅仅在里海南沿与伊朗接壤，而且两国外交关系与苏联和其他大国关系相比处于相对次要地位。同时，里海地区的能源开发仅仅限于对陆上油气资源的有限规模利用。这样，苏联和伊朗两国对里海的战略地位认识及开发规模受到了极大限制。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1921年的协议还是1940年的协议，苏伊两国并没有对里海是“海”还是“湖”做出明确法律界定，也没有对里海法律地位问题做出更详尽的规定，这就为多年后里海争端的凸显埋下了隐患。
尽管冷战期间苏联与伊朗的关系复杂多变，有时双方矛盾和冲突十分激烈，但是在里海问题上基本遵循了有关协议及其补充规定的原则，里海地区基本保持着相对平静。
随着苏联解体，里海沿岸一下子出现四个新的国家，即里海北部的俄罗斯、东北部的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土库曼斯坦、西部的阿塞拜疆。加上南部原有国家伊朗，里海沿岸国家从苏联、伊朗两国变成了上述五国。此后，随着里海油气资源的新发现和规模性开发，里海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场围绕里海法律地位的确定及隐含其后的能源和地缘战略博弈从此拉开帷幕。
里海法律地位确定背后的能源利益
苏联时期对于里海地区的油气勘探、开采和利用一直在进行，苏联政府对于该地区的油气潜力也有清楚的认识，但是当时苏联的油气开采主要集中在其欧洲部分的传统油气田，对里海地区包括中亚在内的油气蕴藏采取了保护性政策，主要作为能源战略储备基地。
据“全球调查”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欧亚大陆（主要是里海）的石油储量在900亿桶到2000亿桶之间，约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7%。而天然气储量的数据更为突出，保守估算里海地区的天然气储量约在230万亿至360万亿立方英尺（1立方英尺=0.0283立方米），约占世界天然气总储量的8%。
从里海油气勘探的结果看，该地区油气储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油气蕴藏量主要分布在里海北部、西部和东北部，具体对应的三个国家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而里海南部油气蕴藏量则大为逊色。这样一来，苏联解体之后形成的五个“新”里海沿岸国家所拥有的油气资源极为不均。显然，苏联和伊朗在历史上达成的协议已经不能适用于新的地缘形势，更不用说对油气利益划分影响极大的里海法律地位确定问题了。因此，里海沿岸五国都根据各自利益和对里海概念的理解提出了新的里海划分方案。
经过一个时期的政策磨合，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为一方，主张里海是“内陆海”，如果划分里海，应该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对里海水体和海底进行划分，明确各国和专属经济区。以伊朗和土库曼斯坦为另一方，主张里海是“内陆湖”，按照相关国际法，里海资源是沿岸各国共同财产，任何国家开采里海资源必须征得各国同意或经共同协商后方能进行。这两种主张实际上是基于里海油气资源分布不均所导致的两种利益分歧。显然，前者作为沿岸油气储量丰厚的国家，希望明确以获得里海更多份额的能源；而后者，作为沿岸缺乏油气储量的国家，则希望通过共同开发里海分得更多利益。
为了解决分歧，维护里海沿岸国家共同利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里海沿岸国家便对有关里海法律地位的确定、安全合作、油气开发、航运、渔业、环保等问题展开谈判，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相关机制。2002年开始举办的里海沿岸国家元首峰会，标志着对里海问题的讨论上升到沿岸国家政府最高层面。
阿塞拜疆里海问题专家、著名学者鲁斯塔姆认为，里海法律地位的最终确定之所以十分复杂和艰难，关键因素在于里海划分背后实际上是一场能源博弈及由此带来的地区格局变化。他的这一观点基本代表学术界对该问题的普遍共识。
里海法律地位的确定或者说里海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不仅仅意味着里海“海底”资源得以明确，各国对里海油气资源的自主开发权将得到法律保证，而且有关里海油气资源开发和运输的国际合作障碍也将大为消除，诸如“跨里海天然气管道计划”即“纳布科计划”等国际项目的实施难题将变得容易得多。而这恰恰涉及里海问题的关键，即里海油气资源的划分、里海地区油气国际合作的走向、控制，以及由此在更广阔空间范围形成的新的地缘战略格局。
大国博弈使里海问题趋于复杂
实际上，冷战结束后里海地区之所以引起世界关注，正是出于该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不断被发现，各国能源政策的变化及其地缘战略价值不断被提升这一关键因素。以俄罗斯、西方和其他里海沿岸国家为主体的博弈方均依据各自利益和战略考虑积极参与了这场以能源控制权为核心的大博弈。
苏联解体前，里海包括中亚地区的油气管线几乎都是通过苏联内部管线联成网络的，油气支配权牢牢掌握在联盟中央手中。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里海沿岸国家纷纷出台了“能源立国”战略，过去从巴库和哈萨克斯坦西部经俄罗斯通往黑海的已有油气管道不仅年久失修或老化，而且必须通过俄罗斯境内出口欧洲，在里海沿岸国家看来，这不仅受制于人，也难以满足各国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因此，里海沿岸国家纷纷寻找新的能源出口方向。
这就给西方国家提供了参与里海能源竞争的契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各大能源巨头即开始纷纷涉足里海能源开发。美国尽管不急需从里海地区获得油气，但是其深谙该地区能源控制权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明确的地区能源政策。美国的主要策略是，一方面获得里海沿岸国家的油气份额，另一方面支持和帮助里海沿岸国家制定绕过俄罗斯的新管线建设方案，达到削弱俄罗斯作为欧亚地区“能源枢纽”战略地位的目标。其中最著名的方案有“巴库―苏普萨”石油管线、“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线的建设。1999年和2005年，这两个管线分别投入使用，打破了历史上里海能源只能经由俄罗斯出口欧洲的格局，尽管对俄罗斯欧洲能源市场未形成显著威胁，但其战略意义重大。
里海能源竞争的另一大玩家是欧盟。欧盟积极参与里海能源竞争主要考虑到自身能源安全，即通过增加对里海地区能源的控制力，降低欧盟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性，加强欧盟能源安全。欧盟也为里海沿岸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能源管线方案，其中包括前文提及的“纳布科计划”。这一项目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是因为其涉及里海法律地位确定的难题，被无限期搁置。而近期制定的“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方案”和“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方案”则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其中，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已经开工建设，计划2016年投入使用，2018年向欧洲供气。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将于2016年开工，2018年形成向欧洲供气能力。届时，以阿塞拜疆里海气源为主的天然气将源源不断输送到欧洲市场。
俄罗斯是里海地区能源博弈的关键角色。作为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不仅对于里海谈判拥有较大主动权，而且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话语权也优于其他四国。对于里海能源和其他资源的开发，俄罗斯的积极性显然低于其他各国，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俄罗斯本土能源开发重点主要集中在乌拉尔以西、西伯利亚、远东和北极地区，里海油气开发并未进入其主要日程。俄罗斯在里海包括中亚地区能源合作的立足点是控制其走向，使该地区国家的能源国际合作不能形成对俄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特别避免与其欧洲能源市场竞争。
为了抗击西方深度参与里海油气竞争，俄罗斯针对西方提出的一系列计划和方案也做出了积极反应。里海法律地位的模糊化政策只是其策略之一，其效果是从国际法层面反制了类似“纳布科计划”的实施，使里海法律地位问题成为里海能源大规模开发和东西两岸能源连成一体并绕过俄罗斯所难以跨越的鸿沟。俄罗斯还通过加强与里海沿岸国家能源合作的方式，掌控里海能源的国际合作方向。早在2007年，俄罗斯主导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签署协议，决定修建“沿里海天然气管道”。这条连接“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的新项目，大大加强了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两国的天然气合作力度，使后两国参与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兴趣和可能性大为降低。俄罗斯还制定了“北溪”和“南溪”计划并付诸实施。这两个方案的实现，不仅将提高俄罗斯天然气在欧洲市场的地位，而且对欧美在里海地区的能源争夺起到明显遏制作用。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西方对俄罗斯的遏制力度在不断强化，俄罗斯的反击也十分坚决，反映在能源领域，无论是油气价格的涨跌还是油气阀门的开关，各方显然都在把油气资源作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有的是为了充分开发本国资源发展自己，如里海沿岸国家；有的是为了掌控资源获取更多的传统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如俄罗斯；有的则是出于能源安全或者所谓全球利益参与地区博弈，如西方国家。里海地区正是处于这种多方博弈格局中，地区形势未来可能变得越来越复杂。
第7篇：对岸的战争范文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外贸依存度近50%，经济发展与全球贸易紧密相连，海运是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迄今为止，中国已开通30 多条远洋航线，通达世界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 多个港口。这些航线通过许多重要的国际海峡，维护这些国际海峡的航运效率和安全是我国特别重要的海洋权益。本文拟对我国重要海上通道上的国际海峡进行梳理，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海峡可能面临的危机进行分析，就我国可采取的国际海峡战略规划、立法干预和相关举措进行探讨。
一、我国常用的国际战略海峡
我国有众多的海上通道，有的对国家影响巨大，可称之为战略通道。在海上战略通道中，一些国际海峡的地位特别重要，可以称之为国际战略海峡。
( 一) 我国常用的国际战略海峡的分布
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可分为主要海上贸易战略通道，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远洋通道，以及重要的能源和铁矿石等原料的海上运输通道。
我国主要的海上贸易战略通道及其经过的国际海峡。从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看，欧盟、美国、日本及东盟为我国四大贸易伙伴，贸易量占到了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80%以上。
以欧盟国家为主的中- 欧海上通道依次经由: 中国大陆、( 台湾海峡) 、中国南海、马六甲海峡( 或望嘉锡、巽他海峡) 、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 抵达地中海沿海国家) 、直布罗陀海峡、欧洲。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主的中- 北美海上通道依次经由: 中国大陆、中国东海( 对马海峡- 日本海-津轻海峡) 、太平洋、北美西海岸; 或中国大陆、太平洋、巴拿马运河、北美东岸; 或中国大陆、台湾海峡、中国南海、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北大西洋、北美西岸。以日韩及俄罗斯为主的东北亚方向通道依次经由: 中国大陆、中国黄海( 抵达韩国西岸) 、朝鲜海峡( 抵达韩国东岸及日本西岸各港口) 、日本海( 宗谷海峡) 、俄罗斯鄂霍次克海沿岸港口。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大量的是通过陆地运输，海上运输一般经过中国南海。日本南边的大隅海峡和宫古海峡联系着我国的东海和太平洋，也是我国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无论从我国的东海港口还是南海港口出发，从东海进入太平洋再前往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穿过大隅海峡航线最近。这条海峡的运输量占中美贸易运输总量的四分之一。
2. 我国在全球范围的重要远洋通道及其经过的国际海峡。
作为我国在全球范围的重要远洋通道之一的中- 新、澳通道依次经由: 中国大陆、马来群岛、太平洋西南部岛群( 巽他、龙目、望嘉锡、布干维尔海峡) 、澳( 新) 。中- 南美通道依次经由: 中国大陆、太平洋南美各国西岸，或经中国大陆、太平洋、麦哲伦海峡、南美各国东岸，或经中国大陆、台湾海峡、南中国海、龙目( 或巽他、望嘉锡海峡) 、印度洋、好望角、大西洋、南美东岸各港口。中- 印通道则依次经由: 中国大陆、台湾海峡、中国南海、马六甲、印度。
我国从南太平洋到澳大利亚等国，或者横穿太平洋到中美洲、南美洲等地，穿越宫古海峡非常经济。宫古海峡是琉球群岛的主岛和宫古岛之间的一条海上通道，宽约145 海里，是可自由航行的国际海峡。在南边，有台湾岛以南海域的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这两个海峡的宽度都远远超过24 海里，也属于可自由航行的国际海峡。
3. 我国的重要能源通道及其经过的国际海峡。
我国是能源进口大国，海上能源通道可称为我国的海上生命线。中东海湾及非洲地区、南美是我国石油能源来源地，进口主要依靠5 条海上线路，各条航线依次经由: ( 1) 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 或望嘉锡海峡) 、台湾海峡、中国; ( 2) 北非、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好望角、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大陆; ( 3) 西非、好望角、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 ( 4) 南美东海岸、墨西哥湾、巴拿马运河、琉球群岛、中国大陆; ( 5) 南美东海岸、麦哲伦海峡、太平洋、中国大陆。
煤炭也是我国进口能源，进口主要源自印尼、澳大利亚、越南、蒙古、俄罗斯、南非，各条主要航线依次经由: ( 1) 印尼、马六甲、中国南海、中国大陆; ( 2) 澳大利亚、太平洋( 琉球群岛) 、中国南海、中国大陆; ( 3) 越南、琼州海峡、台湾海峡、中国北方各港口; ( 4) 南非、好望角、马六甲海峡、( 巽他、望嘉锡海峡) 、中国南海、中国大陆。
铁矿石是我国重要进口物资，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国，各主要通道经由: ( 1) 印度、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台湾海峡、北方各港口; ( 2) 澳大利亚、太平洋、中国; ( 3) 巴西、麦哲伦海峡( 巴拿马) 、太平洋、中国; ( 4) 巴西、好望角、印度洋、马六甲海峡( 巽他、望嘉锡海峡) 、中国南海、台湾海峡、中国大陆; ( 5) 南非、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台湾海峡、中国大陆。
( 二) 我国常用的国际战略海峡分析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得知，我国常用的国际战略海峡包括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对马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大隅海峡、宫古海峡、朝鲜海峡、直布罗陀海峡、麦哲伦海峡、马六甲海峡、望嘉锡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尽管上述资料未提及，从战略地位分析，英吉利海峡和白令海峡也是我国重要的国际战略海峡。我国常用的国际战略海峡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我国常用的国际战略海峡主要位于亚洲。中国大陆东、南海岸毗邻海域与外部海域之间横贯一系列岛链。中国在日本海没有出海口，从中国东南部港口经日本海出入北太平洋的船只必须经过日本周边的几个国际海峡，即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和朝鲜海峡。从中国东、南部港口经东海、南海出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船只，则必须通过日本列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菲律宾群岛周边的国际海峡和群岛国的水域。因此位于亚洲的海峡是我国的主要出海通道。
第二，位于东南亚的国际海峡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地位更是首屈一指。中国目前石油进口的五条航线中，有三条航线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大概占中国进口石油的85%。在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油轮中，有60%是通往中国的。
第三，西亚的霍尔木兹海峡对我国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作为世界上最需要进口能源的国家之一，波斯湾的石油和原料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来源。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超过55%，其中47%来自中东。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中国进口石油的命门。
第四，未来我国在海峡航道安全和通行保障方面仍将以亚洲为重点。而实施不同通行制度的海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相关国际法，沿海国对其控制和影响有所不同，应根据这些情况有针对性地确定维护海峡安全和通畅的战略。
二、中国使用国际海峡面临的问题与风险
由于国际海峡对沿岸国的安全和利益至关重要，许多海峡是沿岸国的门户和屏障，长期以来，在对海峡的使用和通行问题上，沿岸国与海峡使用国尤其是那些经常使用海峡的海洋大国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7]，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风险。如何防止这些矛盾和风险影响海峡航道的畅通，是我国应当关心的问题。
( 一) 我国是航行上地理不利的国家
我国有1. 8 万海里的海岸线，有众多的出海口，但中国的海域都是封闭海或半闭海。尽管有黄海、渤海、东海、南海与海洋相连，但中间隔着若干海峡，这些海峡构成中国海上交通的要冲。成为问题的是，这些海峡多属于其他国家，而在中国领海里没有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中国须经过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海峡进出太平洋。另外，构成中国海上交通要道的国际海峡有许多位于我国的海洋争端国。如北太平洋的出海口海峡多位于日本，南太平洋的出海口海峡位于菲律宾等国。
( 二) 我国使用的国际海峡仍面临航行通畅安全问题
对于海洋大国和外贸大国来说，海上航道的通畅和安全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利益，中国使用的国际海峡也面临航行的通畅和安全问题。
一是由于地理结构的原因可能发生航行事故。如发生在日本海的事故多于世界任何其他海域。而位于日本海的国际海峡，又是我国东北方向的主要出海口。
二是紧急情况下可能面临海峡的封锁。位于日本海的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对马海峡、朝鲜海峡都是我国重要的海上通道，这些海峡被称为咽喉要地，很容易被封闭，而任何封锁上述海峡的企图都将引起地区国家的严重关切。例如1983 年2 月，日本海上自卫队曾在大分县海岸外的周防滩演习，进行封锁宗谷、对马和津轻海峡的模拟演习。封锁海峡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敌国潜艇通过海峡驶往日本海和太平洋，其次是防止敌国船只返回国内港口补给，此举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国际振动。
三是我国使用的国际海峡面临海盗攻击的风险很大。例如，作为我国重要海上通道的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是海盗多发地，其所在的整个东南亚海盗案件占世界海盗案件的60%以上。由于马六甲海峡等水域是公认的海盗高发区，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该海域恐怖主义虽然尚未发生，但马六甲海峡的地理构造也有利于恐怖主义分子制造事端。
四是一些海峡所属国由于国际政局不稳，也可能影响其正常运营。如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世界石油海运的咽喉，偏偏处于国际局势最为复杂的中东地区。由于美国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导致局势紧张。考虑到伊朗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具有不可更易的结构性冲突，一旦伊朗遭到西方国家打击，便有可能随时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这也将对中国经济形成极大的冲击。
五是特殊情况下也会发生航道关闭。例如，2005 年3 月13 日，由于一艘运输液化石油气的船只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内沉没，土耳其有关部门决定关闭海峡，导致了附近海上交通暂停，由于航道关闭大约90 艘大小船只被迫抛锚等待通航。这种情形也可能发生在我国经常使用的国际海峡。
( 三) 我国在国际海运咽喉要道地区的影响力有限
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需要一个既切实保障海峡沿岸国利益又有利于国际航行安全畅通的海峡通行制度。要保障海峡沿岸国利益，就要尊重沿岸国的主权，而要保障国际海峡航行的安全畅通，往往需要海峡沿海国与海峡使用国进行合作。两者之间有利益共同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
由于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和不可侵犯性，大多数海峡沿岸国将捍卫国家主权放在优先考虑位置，沿岸国一般禁止本国以外的军事力量进入其领海，这样就使得包括打击海盗等维护海上航运安全的行动不能顺利开展[10]。如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特别是印尼和马来西亚一贯反对外国势力介入，我国也充分尊重马六甲沿岸国的主权，反对一些海洋大国的军事介入。另一方面，对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一些重要国际海峡事务的适度参与，有利于维护我国的海峡航行利益。由于一些国家对我国的戒惧和疑虑，影响我国参与到海峡事务中来。例如，马六甲海峡对我国来说是最重要的海峡之一，但中国目前无法参与马六甲海峡事务，这里有历史的原因，同时由于中国的崛起，引起了海峡沿岸国家的一些疑虑。
总体来说，我国在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国际海运咽喉要道地区的影响力都非常有限，在维护这些要道的安全、自由通航贡献方面还远远不够。
( 四) 海峡的主权归属存在争议也会成为潜在的风险
如作为我国重要海上通道的直布罗陀海峡，西班牙和英国就存在争议海域，并为此发生过冲突。
2012 年11 月7 日下午，西班牙胜利号巡洋舰驶入直布罗陀海峡争议海域，距离海岸仅有5 公里左右，英国方面立即用无线电向其发出警告，要求其驶离英国领海，但西班牙方面没有理睬，英国巡逻舰奉命前往拦截，胜利者后来驶离了争议海域。这类事件的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擦枪走火，甚至引发局部战争，造成海峡通航中断。这些也会成为我国使用直布罗陀海峡的潜在风险。此外，作为我国的国际战略海峡的曼德海峡在也门和厄立特里亚之间有主权纷争。
三、维护我国常用国际战略海峡航行利益的几点建议
要维护我国在国际海峡中的航运利益，保障我国船舶在国际海峡顺利通航，对内需要确立长远的战略规划和危机应对的法律机制，对外要加强与海峡沿岸国、国际海峡主要使用国的合作，以降低我国在国际海峡通航的风险。要在尊重海峡沿岸国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与海峡沿岸国进行合作，同时也要和国际海峡其他使用国进行以保障航行安全和效率为目的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这样也可以防止某些大国通过对海峡沿岸国施加影响，以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具体如下:
( 一) 确立保障国际海峡安全通畅的基本战略和法律机制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沿海运输需求居世界第一。随着我国国际贸易大国的地位日趋突出，我国在使用国际海峡方面面临的挑战也日益严峻，为保障我国在国际海峡上的航行利益，应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营造有利于保障我国国际战略海峡通道安全的机制体制。可以参考一些海洋大国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确立维护我国国际海峡航道安全通畅的战略和政策。美国在世界上选择了16 个海峡作为控制大洋航道的咽喉点，英国运输部也确立了14 条国家战略通道。我国也可以考虑选择构成中国海上交通要道的国际战略海峡，制定相关的战略规划。我国目前的海洋政策和海洋立法还缺乏明晰的战略意识和系统完整的政策规划，这是我们必须积极面对的重要课题。
国际战略海峡使用中突发事件在所难免，应如何应对突发事件，最好有相应的应对机制和法律规范引导。例如，就国际海峡发生的安保突发事件、船舶污染突发事件或者由于意外的原因国际海峡突然关闭时，我国政府和我国国籍船舶应如何应对，最好由法律规定相应的应急方案。如果法律规定明确，可减少政府部门和中国籍船舶应对危机的盲目无序。可以考虑制定规范海上运输活动各主体应急行为的法律，对国家的保障措施也应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
( 二) 中国自身应严格遵守适用于国际海峡的国际法和沿岸国法律
我国要在国际海峡营造良好的通行环境，就要严格遵守相关国际法和沿岸国的法律，以赢得相关国家的尊重和在航行上的支持配合和帮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适用于国际海峡的法律规范。如对适用过境通行制度的海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9 条规定: 船舶和飞机在过境通行时应毫不迟延地通过或飞越海峡; 不对沿海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违反《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的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威胁; 除因不可抗力或遇难而有必要外，不从事其连续不停和迅速过境的通常方式所附带发生的活动以外的任何活动。过境通行的船舶还应遵守关于海上安全的国际规章、程序和惯例，包括《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关于防止、减少和控制来自船舶的污染的国际规章、程序和惯例。
除了上述国际法规范外，还应遵守国际海峡沿岸国有关海峡管理的法律规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海峡沿岸国为了行使对于海峡的主权和管辖权，可以对以下各项制定关于过境通行的法律和规章: ( 1) 与海道和分道通航制有关的航行安全和海上交通管理; ( 2) 为防止、减少和控制污染，使有关在海峡内排放油类、油污废物和其他有毒物质的适用的国际规章有效; ( 3) 对于渔船，防止捕鱼，包括渔具的装载; ( 4) 违反海峡沿岸国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上下任何商品、货币或人员。对于沿岸国制定的与上述事项相关的法律规章，我国的船舶和人员通行时应当遵守。
对于适用无害通过和自由通行制度的国际海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沿岸国的法律也规定了海峡使用国应遵守的义务; 对于由国际条约规定通行方式的海峡，海峡使用国的义务由相关国际条约和沿岸国加以规定，我国也应严格遵守。
( 三) 我国应加强与国际海峡沿岸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43 条规定，海峡使用国和海峡沿岸国应对下列各项通过协议进行合作:
( 1) 在海峡内建立并维持必要的助航和安全设备或帮助国际航行的其他改进办法; ( 2) 防止、减少和控制来源船舶的污染。对于该项国际合作义务，我国应切实履行，以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充分争取海峡沿岸国的信任，并以此为契机参与到海峡事务中来。
我国与国际海峡沿岸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不限于公约规定的上述事项，还应积极与海峡沿岸国合作，参与到海峡管理事务中来。例如，就马六甲海峡与东南亚地区安全，我国已与马来西亚有关部门就如何开展相关海域的安全合作进行过磋商，签署了《中马海上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政府表示将履行海洋法公约为海峡使用国规定的义务，并动员一定资源，帮助对方进行能力建设。中国还应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平台，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 + 1、10 + 3 机制，参与海峡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开展相关的合作项目。考虑到在相当长时期内，马六甲海峡将是我国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我国与海峡沿岸国的合作，对于马六甲海峡安全的维护和航路的通畅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也应与海峡沿岸国合作，制衡一些大国争夺海上咽喉损害沿海国利益的活动。例如，就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保障，我国应支持沿岸三国在打击海盗和反恐领域的现有合作机制，阻止域外大国的直接军事介入。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除新加坡外，马来西亚和印尼都反对美国等外国军队进驻马六甲海峡巡逻。中国应当支持两国立场并加强与其合作。中国尽管与南海一些周边国家如越南和菲律宾存在主权争端，与其他国家则争端不大。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强势崛起普遍存在戒心，中国要深入到国际海峡的合作事务上来，要从低敏感事项开始。
( 四) 通过与国际海峡使用国积极合作维护海峡通道的效率和安定
第8篇：对岸的战争范文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两岸关系的核心主题。党中央将和平发展论断运用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不是偶然的，它是在长期处理两岸关系过程中积淀而成，是和平统一思想的一脉相承，标志着对台政策的重大理论创新与深化。
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国家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这一科学论断是针对中国在国内、国际社会中面临的形势而提出，其理念被引入两岸关系问题后又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特点得到不断细化。1995年1月，在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基础上，同志提出和平统一八项主张。他呼吁，两岸可在达成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协议的基础上， “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奠定了“两岸关系分步走”的对台政策指导思想。随后总书记将对台工作阶段性战略目标具体化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论断，视其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必经之路。2005年3月4日，总书记发出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并就“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框架”等议题进行协商的呼吁。2006年，总书记在会见荣誉主席连战时系统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观”。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以及“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至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论断完成了提出、形成、发展的阶段，进入不断完善的阶段。
二、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论断的背景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把握、准确因应国际国内形势和的科学判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论断的提出是时代的需求，是历史的必然。
1、维护战略机遇期、实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
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对台政策作为我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必须同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相适应。力争两岸关系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可以避免台海发生危机，防止过多牵扯国家发展精力，这对维护和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务实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目标。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间，并要利用这个时间，抢这个时间，来建没自己的国家”。党的十七大也提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论断与邓小平的争取和平时间发展自己以及党的十七大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2、遏制“”势力、促进“反独”力量发展。
从近几年发展来看，“”分裂势力的“急独”冒险活动，尤其是“法理”，已日益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和罪魁祸首，成为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同时，“”社会基础的恶性膨胀造成“反独”阵营发展空间不断压缩，对和平统一形势不利。因此，党中央一方面提出两岸和平发展，采取“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两手策略，对台湾同胞与极端“”分子明确区分对待，在遏制“”分裂势力的同时，又促进“反独”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上，将“反独促统”的长期目标调整为“遏独促和”的阶段性目标，借以打破“”势力编造的“大陆武力逼统”谣言，促进岛内民意基础朝追求和平方向发展。
3、争取台湾民心、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
李登辉、提出并极力宣扬具有“”内涵的“台湾主体意识”，导致“台湾主体意识”在岛内认同度较高，加速了岛内民众“去中趋台”的倾向。在此情况下，和平统一目标的实现不能急于求成，对台政策需要顺应台湾民意、体现台湾同胞的切实利益。在维持台海现状成为两岸同胞的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论断应运而生。只有建立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才能积极引导台湾民意认同一个中国，营造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良好氛围，为最终实现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现途径
总书记指出，“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途径是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因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现需要遵循“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的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方面制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具体途径，深化两岸全方面、多层次、具体化的交流合作。
1、推动两岸政治商谈。
大陆一直以来积极推动两岸协商谈判，希望以此突破两岸政治僵局、发展两岸关系、推进和平统一进程。1993年“汪辜会谈”开启了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进行协商淡判的先河，促进了两岸交流的蓬勃发展。由于李登辉、的阻挠，海协、海基两会协商被迫中断，两岸关系陷入政治僵局。今年6月，两会复谈终于打破了两岸政治僵局，重建两岸制度化协商谈判管道与机制，重新搭建了两岸沟通的有效平台。虽然目前两会主要承担经济议题的协商谈判，但可以预期，两会复谈形成的沟通迅速、议题广泛、内容深入、协商有效、交流频繁、层级最高的两岸协商新模式，必将为两岸未来进行包括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解决两岸政治定位等政治议题的商谈奠定基础。
2、加深两岸党际交流。
2005年形成的国共平台在执政时期就为国共两党互信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两岸人民沟通开辟了渠道，在两岸关系中“发挥了稳定的功能”。重新执政后，国共平台在两会复谈、推动“三通”过程中发挥了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国共平台为两岸党际交流提供了范本。总书记表示， “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未来，在条件、时机成熟时，我党也可以同等岛内其他政党建立类似党际交流，在加深了解的基础上消除误解，建立互信。
3、加强两岸经贸交往。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两岸经贸始终是两岸关系中最具活力的积极因素，也是两岸关系迈向和平发展的“突破口”。2007年两岸贸易总额约200亿美元，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是大陆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地，两岸经贸关系十分密切。随着周末包机启动、开放大陆观光客赴台旅游，货运包机、海上直航等列入下半年两会协商议题，两岸经贸往来将会更加热络。在此情况下，两岸应继续推动直接“三通”，继续开展经贸论坛，建立更好的纠纷处理解决机制，加强两岸金融监理合作，共同制定新的贸易准则，加强双向经贸交流，使两岸早日形成互利
双赢、相互促进的局面，增进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并使之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为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
4、扩大两岸文化交流。
两岸同宗同源，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同样的血脉。两岸在政治隔离的情况下，能在各方面的交往中，尤其是经贸交往中如此快速紧密相连，正是得益于两岸共同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感情。自1991年至2007年底，仅经文化部同意的两岸文化交流项目就达5000多项，5万多人次，文化交流遍及各个领域。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反映了两岸同胞希望通过交流增进了解，稳定和改善两岸关系的愿望。目前，两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新局面，两岸学者应加深交流，共同为两岸未来发展出谋划策，提供理沦支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两岸共同的文化盛事，借此机会，两岸应不断扩大文化往来，通过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模式加深文化交流。
5、完善两岸法律框架。
和平发展的前景需要有法治保障。现行宪法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遏制“法理”、加强两岸经贸关系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任务，将其以法律形式具体化、规范化成为必要之举。2005年3月通过的《国家法》为大陆“遏独促和”的政策提供了法理依据，为维护台海地区稳定和平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也使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开始了新的法制化进程。以此为基础，两岸应首先各自着手制定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来规范两岸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刑事、民事、商事、行政等行为，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共同制定部门法律、法规调整各类法律活动，最终形成由宪法、《国家法》和其他涉台法律法规组成的全方位、立体化法律框架，真正实现对台政策法制化。
6、建立两岸军事互信。
目前，围绕和平发展这个主题，两岸交流已经在政党、经贸、文化等各个领域广泛展开，军事问题也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领域。大陆在2004年“5・17”声明和2005年“胡连会”、“胡宋会”的会谈公报中，均提出了“促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避免两岸军事冲突”的主张。如今，坚持“九二共识”的执政，两岸完全具有军事交流、军事互信的基础。目前，大陆推动两岸军事交流，台“国防部”正修订“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政策纲领草案③，表明两岸都有建立军事互信的意愿。但由于军事议题较为敏感，两岸应审慎应对，逐步推行。
7、规划台湾“国际空间”。
争取“国际空问”是台湾的一向要求，对此问题的解决将决定两岸关系能否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党中央深刻理解台湾同胞在这一问题上的感受，因此释放出善意，强调“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其实，大陆并未禁止台湾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只是决不允许台湾加入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因为这有悖于一个中国原则。未来如何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满足台湾参与国际活动之间寻找到平衡点，考验着两岸领导人的智慧。但从目前来看，台湾以适当身份参与国际活动、加入以非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是最好方式。
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可行性
目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互释善意； “法理”高危期宣告结束，重新执政的调整两岸政策；两岸人民盼望两岸和平稳定，早日实现统一；国际社会主张和平发展，美国希望维持台海现状，这些因素决定两岸关系必将能够朝和平发展方向迈进。
1、两岸坚持“九二共识”，两党互释善意。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是两岸协商谈判的前提。目前，两岸领导人已达成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共识，未来两岸就“任何问题都可以谈”。期盼和平发展是两岸两党的真切希望，国共两党都秉持善意，努力为两岸和平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从2005年连战的“和平之旅”、宋楚瑜的“搭桥之旅”、郁慕明的“民族之旅”，到2008年萧万长的“融冰之旅”、吴伯雄的“收获之旅”、江丙坤的“互信协商之旅”，两党的善意促使两岸距离正不断拉近。
2、“法理”高危期结束，拨乱反正。
2008年，在“立委”与“总统”两次重要选举中遭受重挫，多年来的“”政权宣告结束， “”势力的影响力大为削弱， “法理”高危期结束，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实威胁降低。执政县市长纷纷表态希望搭乘两岸经贸的顺风车，有助于消除两岸经贸交流的抵抗情绪，两岸关系改善的希望大增。对的“”施政进行拨乱反正，坚持反对“法理”，承认“九二共识”；反对“文教”，主张全面检讨教改；反对“去中国化”，拟恢复“中华邮政”、“中华民国邮票”名称；抛弃“戒急用忍”，推动两岸两党交流，重启海协、海基会协商。 “法理”高危期结束以及调整两岸政策，都为两岸建立政治互信、重建制度化协商机制奠定了良好基础。
3、大陆人民盼望统一，台湾同胞期盼稳定。
经过两岸多年紧张对立后，双方改善两岸关系的意愿十分明显。从两岸经贸文化交往的实践来看，大陆同胞无时无刻不在期盼两岸能够早日和平统一，台湾同胞也不断发出期盼两岸和解、加强交流的心声。目前，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成为台湾主流民意。“陆委会”今年3月28日公布两岸关系民调更显示，高达91.1％的民众主张维持现状，有68.7％的民众期待未来一年的两岸关系变得较为缓和。台湾“研考会”5月30日民调显示，赞成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尽早恢复两岸协商者达74％，支持两岸和解休兵的达88％。台湾主流民意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支持，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景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为将来两岸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4、国际社会主张和平，美国希望维持台海现状。
国际社会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分裂。两岸关系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凶为“”势力意图分裂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巨大震动，不仅会波及东南亚等周边国家或地区，甚至会波及欧洲、美国。我国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国际潮流，得到包括欧盟、美国、日本等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认同。尤其是美国，其在上始终起着关键作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美国维持台海现状的政治利益，大陆不急于统一也消除了美国担心中国崛起的顾虑。这些因素有利于中、美、台三方良性互动，共同抵制“”势力，维护台海稳定，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预留了空间。
五、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全面建没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这一阶段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是，两岸和平将避免发生的后顾之忧，营造高速发展的国内环境，有助于党中央更好更全面地集中精力、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小康社会建设。二是，稳定可以压缩国际势力在上的干扰，防止别有居心的国家、组织利用两岸关系大做文章，从而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经济、科学、医疗等方面处于世界先进行列，两岸交往的日益深化与互动将有助于大陆引进台湾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医疗技术、教育模式等，从而为我国全面建没小康社会提供有利的技术支持。基于此，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进一步显现，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走向和平统一。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邓小平曾说过， “解决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和平统一只有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水到渠成，而这个条件需要通过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由两岸同胞共同创造。第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将使两岸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为和平统一创造政治基础。第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将逐步缩小两岸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差异，增加两岸共同利益，产生大陆对台湾的吸引力、凝聚力，为和平统一创造物质基础。第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将增进两岸共同的民族情感，巩固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和平统一创造民意基础。第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将使两岸人民意识到遏制“”分裂活动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福祉，从而结成两岸共同“反独”战线，为和平统一创造社会基础。
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争取台湾民心。
岛内主流民意主张发展两岸关系，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反过来也会积极影响岛内民意，争取台湾民心。首先，随着两岸交往的日益频繁，两岸交流的日益广泛，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台湾民众过去因当局煽动而产生的“恐中、厌中”的敌意正逐渐消解。此次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台湾同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展现了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的亲情。其次，党和政府频频向台湾民众释出善意，先后推出包括水果、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共50多项惠台政策，赠送大熊猫给台湾同胞，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两岸同胞是“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些显示出大陆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真诚、决心与行动力，受到岛内各界的好评与响应。《中国时报》5月份民调显示，53％的民众肯定两岸交流成果，24％认为要进一步强化两岸交往。再次，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上，大陆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与日俱增，将向台湾同胞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香港、澳门的日益繁盛也会向台湾同胞证明“一国两制”的成功。
第9篇：对岸的战争范文
不过，不管蔡英文走到哪里，这两个问题可谓如影随形，不仅众多媒体不断追问，而且一帮美国政客、智囊也纷纷要求她表态，以便审慎应对复杂的中美涉台问题。 中美竞合结构演变及对台影响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联这个“共同威胁”的瓦解，中美两国重新打量对方庞大的身躯，疑虑重重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双向互动与政经博弈。20多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与合作同在，战略互疑与经济互赖并存，形成了多元、复杂的竞合结构。两岸关系乃是这一竞合结构的关键前沿地带。
美国官方的标准说法是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处理涉台问题。中美3个联合公报即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8年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这3个联合公报奠定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以及“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不过，就在中美正式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就在1979年4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提出美国将保证台湾安全，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维护并促进台湾人权等。这是美国以国内法的名义干涉作为中国内政的的典例。此外，据2007年的说法，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曾派特使赴台秘密承诺给予台湾某些安全保证，但美国官方不愿回应或证实这一说法，有关的文件迄今仍属绝对机密，无法查阅核实。
在美国深陷中东战事和反恐斗争之时，中国韬光养晦发展经济，两国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合作面盖过竞争面。这时候在台湾执政，的“”路线及其屡屡发作的冲突行为，给中美两国都带来困扰。于是中美形成一定的默契，采取措施约束这个“麻烦制造者”。
2008年以后，重返执政，回归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与大陆建立政治互信。从而，两岸海协会和海基会恢复协商并达成21项协议和多项共识，实现了两岸直接双向“三通”、两岸经济交流自由化和经济合作制度化以及两岸社会文教交流的广泛发展。
不过，认知的“九二共识”的内容是“一中各表”，强调“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关系现状和“政经分离”的两岸事务处理策略，尽力避免两岸统一进程，同时积极投身美国主导的亚太地缘政治经济集团，因此得到美国的信任和赞许。在2012年之前，中美合作因素仍然超过竞争因素，因此中美在两岸关系上保持良性互动，台湾也得到过去少有的宽松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有利的地缘经济合作空间。
不过，随着近年来美国“亚太再平衡”新战略的启动，美国的对外战略重心正在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计划到2020年将60%的军舰部署到亚太地区。与此同时，中国迈上了全面发展、民族复兴的新台阶，2010年中国GDP总值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因此有必要积极维护自己的大国权益，并且构建自己的全球战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上，2012年以来数年间就是中美两国同时在亚太地区拓展自己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两国虽然还没有爆发大的冲突，但是各种政治经济摩擦增加了。同时，由于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日本、菲律宾等国都与中国存在领海争端，美国的支持使这些盟国有恃无恐，对中国形成挑衅之势，从而加剧了中美两国的战略互疑程度，两国的竞争面得到刺激并日益浮现。
在这种背景下，台湾政治进入新一轮的激烈竞争周期，虽然执政但是声势十分低迷，而作为挑战者，气势正盛。蔡英文作为推出的候选人，试图主导面向2016年的选战主轴和政策论述框架。蔡英文和中生代精英都是“亲美派”，视美国为政治盟主和台湾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的大靠山。反过来，美国也乐于看到一个既听自己的话，又不至于引发两岸紧张冲突的政治人物能通过选举执掌台湾政权。这样的人物有利于美国在两岸和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最大化，有利于美国把握中国的核心利益脉门，进而主导、操纵中美竞合关系的发展。 定位两岸关系：蔡英文的模糊空间
2011年前后，中美之间的摩擦和竞争关系还没有今天这么明显。当时，蔡英文第一次以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的身份访美，受到了一些冷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AIT）前处长包道格（Douglas Paal）甚至在2012年大选前指出蔡英文的“台湾共识”并不存在，她的两岸态度让美国不安心。
4年后她再以同样身份重返美国，得到美国官方比上次更高规格的热情接待，她驱车直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国安会的场面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这反映出，台湾内部政局、中美关系以及亚太形势都发生了变化，美国人在积极拓展其可操纵的战略空间，蔡英文有可能成为美国亚太战略棋局的一颗重要棋子。如果蔡英文能够说服美国决策层她的确有办法“维持两岸现状”，那么这颗棋子将得到重用。
这次蔡英文访美就是在这一大局背景下发生的。蔡英文背负的“”意识形态包袱，加上其本人过去服膺李登辉的“两国论”，她长期以来的言行足以证明她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不过，被国际社会指斥为“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的教训不远，加上台湾选民日益成熟，不会再轻易为“”话语所惑，她不敢也不可能搬出的“党纲”。
根据蔡英文6月3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演讲，她愿意回归台湾的所谓“宪法”，“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并表示要“珍惜并维护20多年来协商和交流互动所累积的成果”。
尽管台湾的“宪法”中有“法理一中”的内容，但这里仍需要警惕“”主张披上所谓“宪法”的外衣，当年的李登辉、也曾信誓旦旦地效忠“宪法”，但是他们的现实政治论述和权力运作却是在推动“分裂”和“独立”，“法理一中”沦为一纸空文被视若无睹和任意践踏。
因此，对两岸关系的定位，需要非常清楚、简明的表态，一个中国的立场，容不得含糊。
蔡英文访美期间和之后，即便在美国学者智囊的逼问下和大陆国台办发言人的质问下，仍然不愿对两岸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清楚表态，实际上为她今后的政治生涯和话语操弄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有利于美国影响力的发挥，却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如何“维持两岸关系现状”？
4年前，蔡英文公开、轻率地否认“九二共识”，搬出一个空洞的“台湾共识”来应付两岸及国际社会，并以抽象模糊的“和而不同、和而求同”说法来掩饰其分裂主义，最终被贴上了“空心菜”的标签，失去了务实的中间选民的支持。
4年后，蔡英文已经不敢再公开否认这个概念，不敢再出言挑衅大陆。这次访美前，她就一直说要“维持两岸现状”。访美期间她提出“承诺建立具一致性、可预测且可持续的两岸关系”，“在推动两岸建设性的交流与对话的同时，我会坚持过程须充分的民主与透明化，且利益由社会公平共享。”
不过，问题很显然：两岸多年来协商、交流所积累的成果，两岸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的现状，是建立在国共两个执政党坚持“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础之上的产物。不接受“九二共识”这一既体现两岸一中原则，又实际上有利于台湾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战略论述，两岸就没有互信去推动友好协商与互利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