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何灌传精选(九篇)

第1篇：宋史何灌传范文

考中武举，就成了国家职员，拿着朝廷发的工资，就得给朝廷出力。

于是，何灌拿着任命文书，高高兴兴，走马上任，走向边关。

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和辽国作战，是和西夏，做的是“河东从事”。那一天，天气晴好，万里无云，何从事全副武装，带着一队士兵出去巡逻，转山转水的，一不小心，就撞着了西夏的军队。西夏军队，那是武装到了牙齿的士兵，打契丹，战北宋，没怕过谁的主。所以，看到何灌，还有几个巡逻的士兵，大家一商量，准备抓几个俘虏回去玩玩，也顺势显摆一些武功。于是一声唿哨，啸叫着，策马赶来。

何灌手下的那群哥们儿一看，情况不妙，撒丫子就跑。西夏军当然不答应，到手的鸭子不能飞了，就一个个瞪着眼，使着老劲儿追。宋军两只腿当然逃不过四只腿的马。这时，何灌走出来，显露出自己的必杀技，弯弓搭箭，“嗖”的一声，一串西夏勇士齐声惨叫，比赛一般倒下马背。真的是一串，绝不是一个。因为，何灌臂力很强，箭劲很大，一箭射出，“射皆彻甲，至洞胸出背，叠贯后骑”，那箭不是射穿一个人，是射穿几个人。

西夏士兵一下子吓懵了，高血压直冲，险些吓成植物人。然后，扭转马头，一哄而散。骑兵的好处，就在于追赶固然快，逃跑也不慢，不一会儿没了影子。

何灌手下的弟兄们擦把冷汗，回身一看，也傻了眼，以后谈到何灌箭法，都会一翘拇指，夸一声，何哥的箭法，高，实在是高。

消息慢慢散布开来，就传入了朝廷，宋徽宗知道了，眼睛一亮，停止了绘画，当天下发绝密文件，让何灌别呆在河东了，去宋辽边境当官。因为，当时宋和西夏，几乎没什么战事了。可是，辽军却不是这样的，过去虽订了“澶渊之盟”的互不侵犯条约，可时不时地，辽军还会冲到宋朝边境捞上一把，猪啊羊啊，总不走空。

宋徽宗想，学以致用嘛，狙击高手，自应狙击辽军。

何灌到了宋辽边境，当了“府州、火山军巡检”，成为镇守一方的将军。

辽军知道后，偏不信那个邪，好像开欢迎会似的，大队人马一拥而来，准备给新任职的何灌来个下马威，让他见识一下大辽健儿的手段，让他吓得小便失禁，夹块尿不湿逃回去。

那年代，辽军大刀骏马，是货真价实的东亚不败，打遍中原无敌手。

宋军遇见辽军，只有拖着刀枪，抱着脑袋挨打哭喊的份。至于主动出击，从宋太宗高粱河一战，“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后，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传说，汉唐神话，早已随着岁月的云烟悠悠飘散。

可是，此时，却有人站了出来，用羽箭回答他们的挑衅。

何灌从军营中慢慢走出来，脸带微笑。

辽军健儿立马高崖之下，一个个气宇轩昂，挺胸凸肚，瞪视着何灌，其中意思，不言自明，你不是狙击手吗，露一手让我们看看，是不是个纯爷们儿。

何灌慢慢取出弓，缓缓抽出箭，一切都是慢镜头，清晰曼妙地出现在辽军视线里，如一个教师爷在教学生一般。但是，接下来的动作，则快得如飞电似的，拉开弓，搭上箭，“嗖”的一声，一支羽箭呼啸着飞出，擦着辽军头皮飞过去。辽军健儿一惊，人人左右张望，不见有人倒下。再回头一望，那支羽箭竟然插在了头顶悬崖上。

臭手！辽人一阵大笑。

赝品射手。宋军也红了脸，都低下头，做好开溜的准备工作。

何灌一点儿也没感到难为情，更没有一点儿脸红，仍然不停手，“嗖嗖嗖”，一箭接着一箭飞了过去，擦着辽军的头皮，都射到辽人身后的悬崖上，稳稳地插在那儿。

辽人张着嘴，睁大了眼，一个个都不笑了。因为，他们都看清了，那箭射入悬崖，再也没有落下。

辽军的将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派警卫员去看，究竟怎么回事，不会是巫术吧？结果，警卫员来报，箭“著崖石皆没镞”。天啊，那都是铁硬的岩石啊，羽箭竟能射入石中，而且箭头全嵌入石内。这箭假如不是对着石头，而是对着人射，这不也成了一箭一串，柳条串鱼了吗？

辽人不傻，终于明白，对方不是射不准，是手下留情，“敌惊以为神，逡巡敛去”：一队辽军，一声号角，列队致敬，绝尘而去，再不来犯。以后，这儿一直很安定，也很平和。因为，何灌用善良，射中了对方的良心，也征服了对方的良心。

任何时候，善良与美好，都比刀矛更锐利，更无敌于天下。

故事，到这儿并没有结束。一直到三十多年后，辽军中当年一个姓箫的将军，已经升任太师，出使宋国，遇见一个宋朝老将，两人一时技痒，在玉津园比赛射箭。这个老将捋了一把胡须，弯弓搭箭，“嗖”的一箭射中靶子。可是，第二箭再射时，却射偏了。萧太师呵呵一笑道，老将军不行啊。那位老将一笑，告诉他，自己这是敬客之道，礼让客人罢了。说完，随手拉弓一箭，稳稳射中靶心。萧太师十分佩服，和他谈起三十年前自己经历的那场战事，言及一位宋朝巡检官的神射，以及他怜悯生命的独特射箭方法，那位老将一笑，指着自己解释道：“即灌是也。”

萧大师一听，大惊之后，站起来下拜行礼，再表敬意。

第2篇：宋史何灌传范文

论文摘要：都江堰有四千多年历史，而不是现在一部分人认为的二千多年；二郎不是李冰的儿子，而是比李冰早一千多年的古蜀纵目英雄蚕丛；二郎本是二个郎，后来演变为一个“二郎”；三星堆、金沙、芒城等古蜀文明遗址的出土，雄辩地证明《史记》、《汉书》将李冰治水排列在古蜀国时代，是完全正确的。

一、都江堰开凿于古蜀国时代

李白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和众多古人没看到过三星堆古蜀国遗址，没看到过成都金沙古蜀国遗址，没看到过都江堰芒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当然感到茫然。芒城和成都平原上温江、郫县、崇州、新津的五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芒城距都江堰仅十几公里，在青城山下，其护城双河及双圈城墙设计、建筑之精巧，之科学，令人叹服，其引水渠之巧妙合理，令人称奇。这些遗址足可印证古蜀国时代的治水英雄，如大禹、望帝、鳖灵等，并非杜撰。其治水神话，皆有所本。而望帝“教民务农”，必先解决水利水患问题。

神话产生的条件，一是时代远古，没有确切的纪年；二是史学滞后，史书史料被毁被禁被伪造，远古的历史，只能十口相传，传说中难免夸张走样；三是被神化对象，没年代没姓名没籍贯家世及详细事迹，即使史有其名，也只是只言片语，便于造神者附会发挥或张冠李戴。四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和恐惧，以及征服自然的梦想，使造神者有市场，一拍即合。五是被神化者，有高出常人的能力、壮举，并对百姓有功。准此，我们试比较一下李冰和郑国。二人凿渠穿江的时间相同，李冰为公元前256——251；郑国为公元前246年完成工程的一半，为啥李冰神话那么多而郑国没有？《史记·河渠书》是第一个记载“冰”的，是编年体，它将“冰”排在禹之后，西门豹（前440年治水）之前，西门豹之后，才是郑国。西门豹和郑国，都在《史记》及秦国史书中，有确切的年代，有名有姓，有详尽的事迹。而“冰”却没有确切年代，没有姓，只有名。《史记·河渠书》记“冰治水”只用了7个字，而记郑国凿渠却用了140多个字，其中6次明确点出“秦”字。秦王朝修成郑国渠后，其水利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郑国渠。”秦王朝为表彰治水有功的郑国，所以用郑国的名字命名郑国渠；秦王朝也可以把自然河流黄河改名为“德水”，那它为什么不把它修的都江堰命名为“李冰堰”呢？须知，都江堰的功用，比郑国渠大，比长城大啊！为什么秦史中多次提到郑国渠和长城，却只字不提都江堰？秦史官书写原则是官本位。实行官本位的秦朝，不可能舍官述民，不可能不记官员李冰而只记工匠郑国。

除了《史记·河渠书》明确指出秦王朝修郑国渠之外，《史记·六国年表·秦表》中，再次在“始皇帝元年”一栏中，写道：“作郑国渠”。《史记》中，明确地有具体年代地提到秦王与河水发生关系的事，共4次：一次是秦灵公八年（公元前417年），“城堑河濒，初以君主妻河”（见《史记·六国年表·秦表》；“以君主妻河”，意为以公主嫁河伯）；第二次是修郑国渠；第三次是始皇二十七年“更命河为‘德水’”（见《史记·六国年表·秦表》）；第四次是秦始皇二十七年，秦始皇派千人潜入泗水捞周鼎，没捞找。（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另外，秦史中还有两次间接提到治水和祭祀水神，一次是秦二世胡亥说：“禹凿龙门，决河亭水”，二次是秦二世“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沉四白马。”（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按理说，秦史书中提到的这六次与水有关的事，都没有都江堰重要，都没有都江堰功绩大，为什么秦王朝史书中偏要丢西瓜捡芝麻，只字不提秦修都江堰呢？答案是唯一的：都江堰决不是秦人所修。造成把凿都江堰的功劳误记在秦王朝帐上的罪魁祸首是李斯。公元前213年，李斯向秦始皇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秦始皇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周王室收藏的各诸侯国史书，除秦史外，尽行焚烧。古蜀国史书，当然在焚烧之列。（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焚烧史书的恶行，给史学家司马迁等人写史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司马迁只写了《秦本纪》，而无法写蜀本纪、楚本纪……。司马迁痛心疾首地说：“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司马迁看见在唯独保留的秦人的史书中，并没有丝毫秦人修都江堰的蛛丝马迹。他只能尊重历史的真实，将遥远的修都江堰一事，排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之前，并且不用半个秦字。“蜀守”，在众多时间空间都可能有，并不一定是“秦守”。先秦的“蜀守”，是指诸侯国（蜀国）国君。<尚书.大禹谟>说”后非众,罔与守邦”《左传》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居为社稷之守”这说明春秋以前中国称四夷的国君为守。司马迁自序说,司马迁的祖先 在周代为”程国守”,后来,”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守在先秦意为”国君”.秦以后,守才只指”郡守”..

还有一个更难解说的疑问是：《史记·河渠书》中，在大禹治水之后的一段记载中，用的是4个排比句，放在公元前440年西门豹治水之前的4个排比句，即“于楚……；于吴……；于齐……；于蜀……。按照排比的原则，楚、吴、齐都是国名，蜀也应是国名，而不是郡名。《史记》、《汉书》中，蜀都是国名。东汉末应劭始作俑将蜀国误解为蜀郡，造成都江堰历史一千多年中被歪曲。公元前440年之前，蜀是国，不是郡。秦国决不可能向还没有被自己征服灭亡的蜀国派出郡守。几百年后的东汉末年桓灵之世，应劭称李冰为蜀郡守而不称蜀国守，是政治需要，因当时腐败泛滥，卖官鬻爵，民不聊生，黄巾起义一触即发，在大一统的东汉王朝中，忌讳出现国中之国，为稳定计，改蜀国守为蜀郡守，（秦灭诸侯国统一天下后，楚、齐、吴都未改为郡，只有蜀改为郡。）这就是李冰被误解为蜀郡守的始作俑者。本来，“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史官非秦纪皆烧之”，秦史不但不烧，反而要大力宣扬宣传。为什么秦史中（如秦本纪、国语、国策等）都没有秦派冰入蜀治水而只有秦使郑国凿渠？《说明“天府”早在秦灭蜀之前的古蜀国就存在，其大量水利工程（包括都江堰）早就存在，确证“冰”不是秦时人，不是郑国的同时代人，他比郑国古老得多。由于古蜀国史籍毁于秦火，司马迁记冰凿离堆，不是根据古蜀国史籍，而是根据蜀地故老相传，他删去“荐伸先生难言之”的“不雅训”的神话色彩，只能剩下简约的两句话。简约笼统，为东汉末年以后的好事者进一步造神提供了机会与方便。试想，凿离堆穿二江这么巨大的工程，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没炸药没机械没水泥钢筋没汽车……不啻是比今天三峡大坝艰巨百倍的事情，而冰一人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则冰不是人，只能是神。这就出现了令人尴尬的矛盾：士大夫荐绅先生认为冰是人，又无法向百姓解释一个人何以能完成那么多巨大的治水工程。蜀地民间故老则认为冰是一个法力无边的万能的神，并代代加以祭祀崇拜与称颂。应劭《风俗通》（该书亡佚，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文》有辑佚）关于李冰的说法，正是矛盾的产物。在那段神话中，李冰是人，是秦昭王派来的人，但是，下文这个人变成了牛，与江神战斗，这人又变成了神。应劭首创的“秦守”说，一开始就是夹杂在一大通荒诞的神话中出现的，颇似戏说。古代老百姓愚昧、无知识、无文化，迷信还情有可原，应劭乃郡守，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士大夫，他的造神，是为维护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从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应劭是河南项城人，任泰山太守，曾大力镇压黄巾起义，深受王朝嘉奖。与应劭“秦守”说唱对台戏的，是东晋的常琚，常琚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秦孝文王使李冰为蜀守”。常琚是土著蜀人，是离都江堰仅数十里路的崇州人，应比河南人应劭更熟悉都江堰史事，又是专业史家，为何要与应劭“秦昭王”说唱对台戏呢？这是常琚不能直接正面否定“秦守”说而采用曲折隐晦的否定方式，他故意留一个伏笔，留一个漏洞，让后世细心的史家，从中发现猫腻，发现蹊跷。常琚说：“秦孝文王使李冰为蜀守”，而秦孝文王上台三天就死了，即公元前250年10月乙亥上台，辛丑死。三天能完成包括都江堰在内的十几处大型水利工程，这三天，只能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三天。三天内，要完成一个外放蜀地的封疆大吏的寻访、推荐、大臣评议、鉴定、上报、审查、批复、草诏、任命、授权、面君谢恩等众多程序和手续，当时行政效率有那样高吗？更何况，登基大典和病重而死再除去一天，只有两天。两天，在电脑电话普遍的今天，都办不到！即使两千多年前的行政效率比今天高之百倍，在两天内任命了李冰到四川治水，而包括都江堰在内的那么多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至少也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其时间，只能推延到秦始皇时代，甚至西汉初年。秦孝文王上台三天死后，秦庄襄王继位，在位3年，然后是秦王政（始皇）继位，秦王政上台的当年，即公元前246年，秦国本土关中的郑国渠开始开凿。秦王政听说后，大怒，下令立即停止凿渠并要杀掉郑国，后经据理力争，秦王政才同意继续凿渠。而劝说秦王政的人，竟然连当时秦已派李冰正在蜀大规模凿离堆穿二江修都江堰这么钢鞭的论据都不引用，秦王政和大臣们，能健忘若此，糊涂若此么？即使按旧说，都江堰开凿于公元前256年，其与郑国渠之始凿，仅隔10年，况且，10年修不完都江堰，也就是说秦王朝在关中修郑国渠时，都江堰正在进行修建。为什么秦人会忘掉都江堰？不把都江堰写进秦史？“蜀山兀，阿房出”，为了修宫殿而尽砍蜀山，造成水土流失的秦王，不可能同时又派人来蜀兴修水利。李冰是大官,郑国是民间工匠，按秦史官本位书写原则秦史不可能弃大官而述民工，而客现事实是秦史用140余字详细写郑国渠并出现7个秦字,对秦修都江堰一事竟然只字不提.这可怪了在各地大颂秦功的时代秦兴修都江堰这么大的功绩不正是大书持拢的机遇呜？秦史只记秦修郑国渠不记秦修都江堰雄辩地证明秦并没有修过都江堰

《华阳国志·蜀志》说：“ 焚  道有故蜀王兵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该志焚道县条又说”滨江有兵兰李冰所烧之崖，有五色赤白。”蜀王兵兰，蜀王鳖灵，蜀守冰，这“兵兰”、“冰”、“鳖灵”，发音相同，时代相同，治水手法相同。在文盲众多的古代，在古蜀国史籍被焚烧、古蜀史只能靠民间十口相传的古代，同音字传讹的例子，比比皆是。况且，在识字的文人士大夫写作过程中，也有“同音通假”、“音近通假”的惯例。“蜀王兵兰”、“蜀王鳖灵”、“蜀守冰”，三者应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写法。守，在先秦时代，是指诸侯国国王。周天子巡守，即指与诸侯国国王会晤。

二、古蜀文明基因的孑遗——二郎神

当以东汉泰山太守应劭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硬要将蜀地土著祭祀崇拜的李冰神，框定为一个人，一个具体的秦王派来的具体的人的时候，迷信神灵的蜀地故老、村夫愚妇们始终认为冰不是人而是神。为了挣脱“李冰是秦王派来的人”的谬说的羁绊，蜀地民间开始作“借尸还魂”的努力，开始酝酿一个不受王朝正史束缚的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无姓的可以任意发挥附会其神功的新的万能的治水之神，这个神，就是二郎神。

三星堆祭坑出土的三星堆纵目人头像，脸型五官与二郎神极似

二郎神从东汉末年开始酝酿，到了唐代，《二郎神》词牌名已唱遍大江南北。据《龙城录》载：唐太宗封二郎神为“神勇大将军，庙食灌口”，唐明皇幸蜀，封二郎神为赤城王，后又加封显应侯。五代前蜀王王衍出巡，百姓见之，谓为二郎神（灌口神）下凡。北宋张咏治蜀，于灌口二郎庙（在都江堰河畔）祷祀，得到二郎神之助平乱，上奏朝庭，宋真宗大悦，加封二郎神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又将崇德庙（原祀李冰、二郎）改为“显英王庙”（北宋时二郎被朝庭封为显英王），专祀二郎神。其后，全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水灾地方，多仿灌口二郎神庙之制，广修二郎庙以祷祀。宋徽宗“政和七年，诏修神保观，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师之男女，负土以献，不知何神。”（《宋史》）《独醒杂志》（宋人曾敏行著）说：“江乡人今亦祀之（李冰），号曰灌口二郎。宋元明清的画家们多有把二郎神搬上绘画者，其传统的题材是《二郎搜山图》，其画面是二郎神两眼外眼角上挑，刀眉上挑，额中间有一纵目。其猎犬正在搜捕山精妖怪。二郎神英俊帅气，左手执弓，右手握三尖刃刀。从北宋崇德庙改为二郎庙（显英王庙），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二郎神像未被红卫兵捣毁之前，二郎庙内的格局都是：二郎神雄踞大殿，李冰居后殿配享。

三星堆祭坑出土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二郎神的兵器与之极似。三型堆有多个这种形状的玉兵器、青铜器。

北宋杨无咎《二郎神·清源寿辰》词写道：“炎光欲谢，更几日，薰风吹雨。共说是天公，亦嘉神贶，特作澄清海宇。灌口擒龙，离堆平水，休问功超前古。当中兴，护我边陲，重使四方安堵。  新府，祠庭占得，山川佳处，看晓汲双泉（二郎庙内双泉，一在大殿右后侧，一在大殿左后侧半山腰今‘铁龙吐水’殿）晚除百病，奔走千门万户。岁岁生朝，勤勤称颂，但可民灾无苦。只愿得，地久天长，协佐绍兴皇都。”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二郎唱道：“……青峰（剑）一下斩狂 虺 ”，“灌口把威施，天涯将姓显”，又元人吴昌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二郎神道：“小圣灌口二郎是也，奉观音法旨，救唐僧走一遭……”。由于民间传说中二郎神能治水治病，故祭祀祈祷者代代不绝，十分踊跃。北宋时，永康军（今都江堰市）每年祭祀二郎神，要宰羊四五万头。永康军一年的财政开支，仅收宰羊税一项就足够了。北宋初年，青城（今都江堰市境内）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军，为增强号召力，李顺妆扮成二郎神模样，广大蜀民见之，纷纷参军。宋太袒平定”叛乱”后，因李顺曾号称二郎神，故取消了二郎神”伪号”，但官方的取缔，并未阻止二郎神信仰在蜀地的广泛传播。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梓橦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明人小说《西游记》、《封神榜》及后来的杂剧戏曲《劈山救母》、《宝莲灯》及《聊斋》等文艺作品中，二郎神都大显神威。《西游记》中，二郎神以弹弓击倒齐天大圣孙悟空，又放哮天犬将孙悟空咬住，从而擒获了孙悟空。从唐代至清代，封建王朝为利用民间对二郎神的崇拜与信仰，不断地给二郎加封封号，以顺乎民心。据《王圻绩考》载：“元至顺元年，川抚某只请加封二郎而不言及李冰。”清道光时，川抚某请改二郎庙为李冰庙，以二郎配享，被道光皇帝降旨驳回道：“以前代祭典，（祀二郎）相沿已久，不易轻于变更。”清四川巡抚宪德请加二郎封号而不言及李冰，清四川总督骆秉璋在二郎庙内见二郎神高踞大殿，李冰仅居偏殿配享，乃发出慨叹说：“子掩其父，得无紊欤？！” 可。正如如来佛、观世音、耶酥、圣母……都有几千年不变的造型模式一样。三星堆祭坛的群巫之长、青铜大立人出土后，二郎神的原型，得到映证：他正是古蜀国国王蚕丛或蚕丛之后。

道书《灌江备考》说：“二郎为蚕丛之后，故额上有一纵目。”《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王名蚕丛，其目纵。”具有狂热而悠久的祖宗崇拜传统的蜀人，终于将对祖宗蚕丛的崇拜，凝聚转移到了对二郎的狂热崇拜之上。秦灭蜀国之后，这种信仰与崇拜并未被泯灭，而是代代相传，不断强化升级。二郎神，正是古蜀王、神、巫三位一体的化身和影子。

蜀族蜀国的蜀字，本身就是一个象形字，就是一个夸张了眼睛（目）的蚕虫。蚕虫的发明人嫘祖（黄帝正妻）之子昌意（二子）娶蜀山氏之女昌仆。可见，古蜀国与蚕，与黄帝，有不解之缘。青城山黄帝祠、轩皇台、访宁桥，皆与此有关。古蜀先王，治蜀必先治水。蜀多水灾，古蜀王为取得民众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可，必先治水。首先在蜀治水者，是大禹。大禹生于都江堰上游几十里的汶川石纽乡飞沙关刳儿坪。这说明秦灭蜀之前，蜀国早有治水的传统与技术。大禹神因治水有功。最终由蜀走向全国，成为全国级的神。二郎神也是因治水有功，由都江堰灌口走向全国，成为全国级的神。《禹贡》言：“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水经·江水注》言：“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开明是古蜀国第五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他之前的望帝，也曾治水，但不如开明治水有成效，开明又名鳖灵，即“冰”。《汉书·沟洫志》照抄《史记·河渠书》，只是在“冰”前缀一李字。古蜀国史书的被人为焚毁，以及古蜀国遗址的长期埋没，是东汉以后应劭“秦守”说长期谬说流传的原因。

三星堆出土青铜纵目人面具，其脸型五官特征与二郎神极似

再来看二郎神，其行为事迹，也多与古蜀国国王有关。1930年成都白马寺出土的古蜀王青铜剑上，有一个三只眼即额有纵目的人头图案。又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书载：“鱼凫（蜀王）田（猎）于湔山（今都江堰东岸之山）”、“蜀王猎于褒谷”。再据《殷墟甲骨文类编》中甲骨文记载，蜀人善猎，为商王室作“射人”之役。1940年四川新津出土的五口古蜀王钟，其中二口有猎犬图案。而民间传说的二郎神呢？也是个好猎手，也随身带着猎犬。清人钱茂《历代都江堰小功传》载：“二郎喜驰猎之事”。元人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第四出：“裴女云：他（猪八戒）诸佛不怕，只怕二郎细犬！”而历代画家的《二郎搜山图》，都把二郎神的哮天神犬放在突出地位。且在擒获山精木怪中大显神威。文革前的灌口二郎庙（二王庙）大殿上，右侧放置铁铸神犬，二郎神塑像两旁道童，左童持弹弓，右童持宝剑。在二郎神大殿的左侧，与铁犬对称的位置上，放着二郎神的独特兵器——铁铸三尖两刃刀，这种独一无二的兵器，只有二郎神一人使用。而这独特兵器，与近年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代表神权王权和巫师权的那90.8cm长的玉兵器——玉璋，无论在造型上和装饰上，都极相似。这证明，二郎神即古蜀王神巫的化身。

在元人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灌口二郎唱：“不周山戳破天吴，曾把共工试太阿，谁教有穷能射日，某高担五岳逐金乌！”唱词将二郎与后羿并提，一说明二郎神善射，二说明二郎神与太阳崇拜有关。在三星堆出土的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三神树之一的西方“若木”——青铜巨型神树上，有九只乌，代表九个太阳。古蜀国王、神巫在祭祀中使用的九乌青铜神树，正与“二郎担山赶太阳”的民间神话传说相映证，相吻合。唐代小说《古岳渎经记》记大禹治水擒获淮涡水神无支祁。据鲁迅先生考证，无支祁即孙悟空的原型，则二郎神身上，又有大禹的影子。大禹，蚕丛，都早于鳖灵（冰），故二郎神不是李冰的儿了，而是李冰的老前辈。

四、借尸还魂祀二郎

蜀地民间长期酝酿崇拜的法力无边的治水之神二郎神，为啥叫二郎神呢？这也有地下出土的实物为证。据《文物》杂志载，1974年都江堰河底出土了“镇水三神石人”之一的李冰神石人圆雕，高2.9米；1975年，又在该河底出土了“镇水三神石人”之二的“持插神石人”，该石人比李冰神石人单薄矮小，缺头残高2米。从李冰神石人身上的铭文看，“镇水三神石人”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都水掾尹龙长陈壹所造。根据各地东汉圆雕讲求对称美的形式美法则，又根据庙宇祠堂主神两旁侍从必须对称的原则，我们可以确定：“三神石人”中的第三个，还没出土的第三个，应与第二个出土的持插神石人相同，且置于李冰神石人的两侧，呈对称状。（李冰神石人和持插断头神石人，今存都江堰伏龙观大殿。三神石人曾立于都江堰堰头镇水，并享受蜀民祭祀，后因洪水冲倒，埋于河底。）三神石人，减去李冰神石人，剩下的是什么？是二。3－1＝2嘛。二郎名称，来源在此。从持插缺头神石人看，其体型小于李冰神石人，身子单薄于李冰神石人，显然比李冰神石人年轻。青年男子在古代泛称为郎，（汉代已然），又古代帝王的侍从官通称为郎，都江堰在唐宋时叫“侍郎堰”，即本于此。《西游记》中，孙悟空称二郎神为“小小郎君”，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称二郎为“少年都美清源公”，正与持插神石人相吻合。古代蜀人祭祀“三神石人”，既祭祀了李冰，又祭祀了二位“郎”。洪水埋藏了“镇水三神石人”之后，前人曾立三神石人并祭祀三神石人，即祭祀李冰和祭祀二位郎的故事，在十口相传、代代相传中，将数目字“二”误传误解为序词“二”。二郎于史无征，更便于夸张附会。根据一个庙宇只能有一个主神的原则，根据主神鼻梁必须在庙宇中央大殿中轴线上的对称美原则，二位郎也必须合并成一个郎，一个“排行第二”的郎，所以，“显英王庙”里，只能塑一个主神二郎神。在长期祭祀名不见经传、于史无征的二郎神的过程中，蜀人将民间代代相传的那位在古蜀国时代法力无边集神巫王为一身的先王（即三星堆祭坛中的纵目青铜大立人）的形象，附着揉合在二郎身上，大加崇拜和祭祀，将古蜀族先人（由氐、羌演化融合而来）的人种特征，如纵目、高钩鼻，直颊、方口等，附会到二郎神身上，以寄托怀旧之情，慕古之思，并将这一形象代代相传，实现了借二郎之尸，还古蜀神巫王之魂的目的。当封建士大夫（如应劭）戏说“李冰为秦王使者”时，民间百姓无奈，只好将崇祀的重心，由李冰转向二郎，导致长期的所谓“子掩其父。”三神石人——李冰、郎、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造。李冰像1974年出土于都江堰河底，高2.9米，持插无名石人，1975年出土于距李冰出土处3米河底，残高2米。

《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 蒦，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其后化民往往复出。”神化不死，是指精神不死，信仰长存。随王化去，指蜀民对古代神巫王合一的蜀先王的精神追随和崇拜信仰之深；化民复出，是指后代对古蜀文化，文明的继承，对传统的延续。人死不能复生，但精神是永远不死的，是可以遗传给子孙后代的。李冰（鳖灵）二郎（古蜀王蚕丛）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崇祀。都江堰的开凿年代，至迟应在三星堆古蜀国文明遗址和成都金沙古蜀国王都遗址所反映的商代，至少比现今一般人认为的战国末年（公元前256年）要早一千多年。

文化、文明是千百万劳动者世代创造的，而不是一两个人创造的。只不过古人迷信，将大众的功绩都附会到一人身上，则这个人只能是神。李冰、二郎在古代被神化的过程，正是埋没、抹杀广大劳动者凿渠穿江功绩的过程。在科学民主的时代，“造神”不可能出现。但人类童年时期那些优美朴质的神话传说，将珍贵地流传，直至永远。

三、“子掩其父”的由来

“紊乱”起于何时？从东汉末年开始酝酿的二郎神，到了近千年之后的南宋初年，被纳入了李冰儿子的框架内。二郎神为李冰第二儿子的说法，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朱子语类》。《朱子语类》说：“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这句话模棱两可，既可理解为李冰即是二郎神，又可理解为二郎神是李冰第二儿子，在其他古书中（如《独醒杂志》）也有将李冰二郎混为一谈者。因为二者有许多事迹，如治水斩蛟斗江神等，是相同的。<川主三神合传>中,三个川主,即二郎、李冰和赵昱,而二郎神也有姓杨姓李姓赵三种传说.不论姓杨姓李姓赵,二郎神的共同点是少年，英俊，帅气，英武，神勇，治水擒龙，救民斩蛟，善射喜猎(与古蜀王猎于湔山暗合,湔山即都江堰侧东北面的山)二郎神的英武形象，在当代，通过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大闹天宫》以及各种版本的连环画，传遍全国，甚至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国，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熟悉。国内外游客到都江堰参观游览，其目的之一，就是一睹这位在都江堰河畔二郎庙内血食千余年的治水英雄二郎神的风采。

第3篇：宋史何灌传范文

“子掩其父”，在封建时代是大逆不道，不符合“善则归亲”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原则，该当问罪。不过，也有特例，令封建王朝也没奈何的特例——都江堰二王庙中的偶像，至少一千多年中一直是“子掩其父”格局。子乃二郎，其神长期雄踞主殿，血食甚隆；父乃李冰，其神长期偏殿配享，香火次之。此种格局，下限在初期，其时父子神像俱毁，泥胎灰飞烟灭。1972年重塑“革命现代李冰”，一改千年传统，将父亲塑于正殿，儿子塑于偏殿，今已毁，二王庙内，只有一王了。1972年所塑“李冰”，受思潮影响，并无王者之相，无官帽，更无金身龙床冕旒之属，俨然凡人，哪有帝王威福？按当今观念，那些穿高级衣冠，进口名牌的款、腕，假如来到这穿着粗布衣服的“王者”面前，必然产生疑虑：当王的穿着这么穷酸，谁还愿削尖脑袋去争官，争王？

话说回来，“子掩其父”格局的上限在于何时呢？这似乎是个谜。但从史料中零星可觅其旁证。早在唐代，二郎神已名声大振。全国各地，多有二郎神庙；二郎神的英雄业迹，也各地多有。当然，其中不乏有封建官僚、好事文人的拉名人以炫耀乡里，因为在封建时代，部级神人故里，七品官按五品待遇，皇粮国课征收减半，秀才举人名额增加，故里父母官还可随朝廷大官参与祭典，披红戴彩，耀祖光宗。而正宗二郎神故里，是在都江堰。因为封建时代，京中大官，省级大官，都要亲自到都江堰二郎庙致祭。清代四川总督骆秉璋前来祭奠时，见儿子雄踞大殿，父亲屈居偏殿，脸上不悦道：“子掩其父，得无紊欤？”当然，他无力扭转这上千年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他应当顿悟：“儿子”并不姓李、何来“子掩其父”的矛盾。

儿不姓李，古有其说。一曰姓杨，《西游记》中擒获孙大圣的“灌口二郎”是也（灌口即今都江堰市）；二曰姓赵，为隋嘉州太守赵昱是也。赵昱也曾斗龙斩蛟，为梅山七圣之首。而前二王庙大殿上二郎神像，全然是《西游记》中杨二郎形象，《劈山救母》中杨二郎形象。为三只眼，且有三尖两刃刀及哮天犬立于大殿左右两侧。盛唐有词牌名《二郎神》唱遍神洲；五代前蜀王王衍出巡，仪仗辉煌，前呼后拥，百姓见之，说是灌口二郎下凡。北宋初年青城王小波、李顺起义，李妆扮成二郎神，大得民间信仰，一呼百应。北宋永康军（今都江堰市）迎神赛会，百姓宰羊数万头以敬二郎神，郡政府仅靠征收宰羊税，就足够一年财政开支。长期以来，民间的二郎神多次被企图纳入官方模式，（例如二郎李冰多次被官方封一长串王号等）而民间的二郎神又每每挣脱官方的纳入。于是有姓杨姓赵姓李之说，又有二郎即李冰之说。诸说究竟何是何非，或者都是都非，其中大有明堂。

〈二〉

姓李说在民间得不到理睬与认同，只在一部分士大夫中有小范围的市场。

二王庙原先称作二郎庙。元末才改称二王庙。二王即二郎神和李冰。在二郎庙对面，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经久不衰的道教中心——青城山。道教所奉的重要神祗之一，即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在都江堰之侧的赵公山，即赵昱（二郎神）白日飞升，隐居修道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的“遣迹”。北宋初叶，宋真宗好道，封二郎神为清源妙道真君，宋徽宗时又封。元人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中二郎神出场道白有：

“吾神姓赵名昱，字从道……我亲自仗剑入水，斩其健蛟，收了眉山七圣，骑白马白日飞升，灌口人民与吾神立庙……

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梓潼即梓潼帝君，又名文昌帝君，也是道教所奉之神。而二郎神之信仰，因其能以泉水为民治百病，能斩蛟擒龙，变水患为水利，能主持正义，抑恶扬善，捉妖降魔，更在梓潼之上。从今存于灌口二郎庙内木壁镌刻的陆游〈〈灌口神君歌〉〉的描述看，二郎神全然为道家尊神。

道教之所以在都江堰发祥，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及群众基础的。汉末张道陵在此化符水为民治病，发展五斗米道教徒的时间，与民间对二郎产生崇拜的时间，十分接近。其时宦官专制，腐败盛行，远离宦官专制中心的西僻之蜀，民风古朴，信仰自由。如果说儒教是在朝的教，则道教是在野的教，更得广大非儒生的无文化的下层劳动人民的信仰。由于道教在都江堰道徒众多，群众基础甚广，所以，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朝庭，对之也另眼相看。唐太宗时，青城山道教与佛教发生地盘之争。结果唐太宗御笔亲自批示，使道教获胜，佛教寺庙迁出青城山以外地方。佛教儒教，在这都江堰地区的信仰，都不及道教。虽然儒教在全国范畴看，是占统治阶级指导地位的教，但因科举，因熟读儒家之书而入官场的官，比之于广大黔首，毕竟是少数，少数为官者信仰儒教而多数为民者信仰道教，为官者中，也有不读书（儒经）而从其他门道进入官场者，并不信儒教，也有表面上假奉儒教而实际并无信仰者，也有背叛儒教而改信道教者，如隐居青城山的前官吏杜光庭、范长生、张俞等。

青城山上清宫内有一匾，大书“李实孔师”，既有崇道抑儒一面，又有与官方意识形态拉关系套近乎的一面。孔子政治主张难以实现，想乘桴逃往海外，海外没去成，转而好道，全力研究易经。孔子想不到，在他死后几百年，神州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会让儒教成为官方倡导的信仰。然而，中国哲学骨子里是以老子为核心思想的道家的哲学。这是漫长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故道教在民间的信仰比儒教大得多。在道教中心都江堰，道教对儒教，更是产生着碰撞、争斗与排斥。大多时是道胜儒败，有时则呈胶着状态融糅合流。生于儒教之乡山东的诸葛亮，来到产生道教的川西，竞脱去儒服常穿道袍，常摇道家之鹅毛扇，并学道妆神，不正是因为道教大得西蜀民间信仰，大得全国民间信仰之故么？

〈三〉

安史之乱后，整个封建社会如日中则仄，开始走下坡路。这就导致人们特别是隐居之士对道教的信仰呈上升趋势。现实的黑暗腐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在道教中寻求精神抚慰与避风港，在道教神祗身上寄托保护、帮助和拯救的希望。唐季五代北宋，随着《二郎神》曲唱遍神洲，二郎神名声大震，几乎家喻户晓，无不谟拜。《宋史》载：北宋徽宗政和七年诏修神保观（观为道家庙宇），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师之倾城男女，负土以献，不知何神。”首都如此，全国各地当然仿效。故道教之二郎神，能割剧两川，并向全国发展。

道家神祗二郎神的大得民间信仰，引起了坚持不语怪力乱神原则的荐绅先生的不安与疑虑，并开始了将二郎纳入正史有名的李冰名下的努力。《朱子语类》言：“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

对于儒教士大夫倡言的二郎姓李说，道教和广大无文化的劳动人民，进行大力的对抗与反击，大力炮制二郎姓赵姓杨说并大力宣传传颂，以消极抵抗二郎姓李说。这样，自南宋起，无名无姓史志无征的二郎，出现了姓李姓赵姓杨三说并存局面，愈炒愈热，热闹非凡，为二郎进一步盖过李冰，推波助澜。

《龙城录》言，二郎（赵昱）隐青城山修道。唐太宗封其为神勇大将军，庙食灌口。唐明皇幸蜀，加封赤城王（青城山有赤城阁），又封显应候，昱斩蛟时，年二十六。“《川主三神合传》言：“二郎托名赵道士，宋真宗加封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道书《灌江备考》言：”二郎为蚕丛之后，故额上有一纵目。”今都江堰旁赵公山，即赵公（昱）隐居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处。

神州各地上演的元人杂剧《唐三天取经》中，灌口二郎神唱道“不周山戮破天吴，曾把共工试太阿（言斩水怪治水）；谁教有穷能射日，某高担五岳逐金乌。”（都江堰有民间故事《二郎担山赶太阳》）“小圣灌口二郎是也……看了些日月盈亏，山河变迁，灌口把威施，天涯将姓显！”（今二郎庙大殿右下侧“威应刹那“斗大四字，乃颂扬二郎神威）二郎在小说《西游记》、《封神榜》、《劈山救母》、《聊斋》、《宝莲灯》《搜神记》《警世通言》……中更是威力无比，大得神洲广大下层百姓的信仰。以上所举具有种种神威的二郎神，均为杨姓。

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腐败，道教和民间的姓赵姓杨说，大大得势，并从而促进二郎神在民间之信仰，再上新台阶。《王圻绩考》载,元至顺元年，川抚某只请封二郎，不言李冰。清道光时，川抚请改二郎庙为李冰庙，以二郎配享，被中央驳回道：“以前代祭（二郎）典，相沿已久，不易轻于变更。”清巡抚宪德请加二郎封号而不言及李冰。可见无限信仰二郎乃民心所向。官府也不得不顺应民心，以合潮流。因此,二郎神雄踞大殿的格局,千年不变,至今不变

民心不可违，谁也不敢下令百姓在“父”的香火上加大力度而减少“子”的香火.宋代,二郎神又被官方封为显英王.今青城后山味江村尚存显英王摩崖石刻像,像右侧有石刻哮天神犬.上方石刻扶桑帝.神龛两侧有石刻楹联:东望扶桑帝,西蜀显英王.据石刻文字记载,该神龛刻于清同治元年壬戌(公元1862年)此外,都江堰北侧的灵岩山上也有石刻二郎神像,在黑风洞旁.在今都江堰天马乡,尚存有二郎神担山赶太阳留下的遗迹----童子山.

〈四〉

都江堰，是古蜀国本土文明的源头与见证，都江堰旁曾经有过的望帝词，是古蜀人民图腾崇拜的祭坛。古望帝，是蜀人长久寄托哀思、维持和发扬蜀文化的一个高标与载体，南朝萧齐明帝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因二郎神在民间的信仰大超望帝,益州剌使刘季连乃将望帝祠迁往郫县，望帝祠原址改名崇德庙（今二郎庙）改祀二郎神与李冰。按应劭《风俗通》所言，李冰者，秦王灭蜀后60年所派出之特派员也，代表秦国入主蜀国的最高军政长官也，为操秦腔唱秦调敲秦缶，喜吃老陈醋羊肉泡馍之秦客也。而望帝杜宇者，古蜀国国王也，为土生土长，吃麻辣烫、说川话唱川腔的蜀国本地人也。秦王输入的异国文化，与古蜀国的本土文化发生撞击，发生异化。但是，以武力开道的秦文化，并未使本土蜀文化断根。正如以武力开道的满人没有征服汉文化一样。年年岁岁，杜鹃花开之际，杜鹃鸟啼之际，这古蜀本土文化，都要得到一次凝聚与积淀。李商隐诗“望帝春心托杜鹃”，杜鹃啼血染花红，“教民务农”的杜宇死后，还化为杜鹃，还不忘教民务农。“布谷！布谷！”这暮春花影中一声紧似一声的带血的啼叫，叫黄了麦穗，叫绿了秧苗。叫醒了千丝万缕永远剪不断的古蜀族遗传下来怀恋与乡愁。而那开遍西蜀山野的俗名映山红的杜鹃花，当其恕放，如火如荼，正好唤起土著蜀族对于踏进天府盆地的强秦铁骑的反感与敌忾。正好唤起抗衡异国文化，继承和宏扬蜀国本土文化的潜意识，唤起思古之幽情。“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范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通秦塞的第一序幕，不是和平的橄榄枝，而是秦军的铁蹄、不是轻歌曼舞，而是干戈染血。干戈“文化”征服了农业文化。其起因，则是秦王吹牛说牛里能屙金子。欺骗了贪财的蜀王，派出“五丁”去牵牛。屙金子之牛没得到。反而“地崩山摧壮士死。”失去了政权。四万八千年的天府，四万八千年的世外桃源，就这样，像一个如花似玉的弱女子，被秦始皇兵马俑式的孔武有力的秦军铁蹄，给柔碎了。

蜀人思念杜宇，“至今巴蜀民农忙时，先祀杜主（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杜宇也是治水的英雄。即使祀杜主的庙迁走了，古蜀国，特别是都江堰一带的人民，还是在心底里，祭祀杜主。杜主教民务农作示范用的农具，为铁臿。臿为先秦常见农具，如铲，如布，先秦布币，即象此农具形。臿可务农，也可作修河治水工具。东汉山东武梁祠石刻大禹像，双手持臿，可知臿为治水工具。

公元前316年，蜀国灭于秦国后，蜀民对杜宇的怀念与崇祀并未因武力而断绝，可见其在巴蜀民心中信仰之深，可见其与都江堰治水的不解之缘。正如屈原死后，楚人甚至所有神州人都怀念他，并将他发明的“求索“一词常挂嘴上一样，杜宇在两川，在巴蜀，也深受怀念。而迁庙于郫后，杜宇庙香火之盛，也代代不绝。

〈五〉

蜀人怀恋失去的蜀国。至今，在最后一个蜀王开明十二世兵败为秦军所杀的武阳镇，不是还有许多与蜀王有关的地名、传说与古迹吗？开明治水伟绩，不是广为蜀民传颂吗？

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善于栽桑养蚕缫丝织帛。蜀，就是蚕。《诗经》上有“娟娟者蜀，蒸在桑野”。黄帝正妻嫘祖，亦即养蚕的发明者嫘祖，为蜀山氏，正是蜀族先人。古蜀国国王蚕丛，亦与蚕桑有关，竟直接以蚕命名。蜀字额上有一夸张的目字，以突出蜀字的额头之眼。在四万八千岁之前，嫘祖与黄帝部落联姻，共同击败蚩尤部落。当周武王伐纣之际，巴蜀派兵，助王灭纣。巴蜀之君，被周武王亲切地称为“友邦冢君”。古蜀国蚕丛帝，又称“纵目人”。试看二郎神之额，有一突出的“纵目”，与蚕丛的纵目，与蜀字头上的夸张突出之目，何其相似乃尔。突出目，就是突出蜀。近年来，在都江堰灌区之一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出了大量古蜀国文物，雄辩地证明着秦灭蜀之前很久很久的时代（至少在商代），古蜀国早已是具有烂灿水文化文明的发达的农业国了。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头像都突出目，都与《西游记》中及前二郎庙大殿二郎神形像，在冠冕，脸型五官纵目诸方面，皆有酷似之处。二郎神手中的独特兵器三尖两刀刃，又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极其相似。秦灭蜀后不久，秦焚书坑儒，“秦烧天下书，诸候史记尤甚，”“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故蜀国历史，全是空白，古蜀国史官文字档案，销毁殆尽。然而人嘴是烧不掉的，十口相传，代代不绝，古蜀国史，只可从民间带神话色彩的传说中，略见端倪。近年来川西平原都江堰灌区接连发掘五座先于夏商时代的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再次证明：秦灭蜀之前蜀国是有历史，有悠久历史的。二郎庙内长期“子掩其父”格局的存在，正是对秦王割断历史的卑劣行径的一种反讽，正是对于被抹杀的古蜀国历史的一种依稀而模糊的记忆。五座古城遗址中，有距都江堰仅十几公里的芒城，其给排水工程之科学、精巧，令人叹服。它给予“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秦人恩赐”的说法，以有力的一击。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那为啥要在灭蜀60多年后才修呢？难道这之前成都人都不喝水、不用水么？没有水利，成都平原凭什么成为“天府”呢？秦灭蜀，正是垂涎成都平原是“天府”啊！而“天府”是早在秦灭蜀之前就有此称呼了。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的，那为什么与都江堰同时的郑国渠在秦史中有130多字的详细记载，而秦史中只字不提都江堰？在《史记》中都江堰的开凿排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之前，是在春秋时期。

如果把江山比作多娇的美女，则强占蜀国江山的秦军，即是强占美女的强人。假如你生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秦灭蜀国之时代，秦军攻入川西平原，那时你才两、三岁，父亲母亲带着你逃难，被一秦兵手起刀落，杀死你的父亲，娶了你美女般的母亲，烧毁你父亲与母亲的结婚照及你父亲的一切照片，烧毁你父亲纯净的一切情书，不留一点痕迹。待你长大成人后，这一秦兵说他就是你父亲。而母亲却在悄悄地暗示你，你的真正的父亲的举止言谈及音容笑貌。这一暗示，正如民间传说中关于古蜀国的传说。暗示日积月累，使一个两、三岁不记事的小孩，也会对真正的父亲产生一种依稀的印象，而对于假父亲，产生一种以更高强的本领超过之，压倒之，实现“子掩其父”的梦想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不是你一个人有，而是千百万四川人民都有，这众人的愿望汇聚起来，必将对颂秦者、谀秦者所树立的秦官的信仰，产生动摇，产生偏差，产生危机，代代相传，孕育出另一种信仰。一种对古蜀国纵目蚕丛帝的信仰。〈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故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打出“张楚”旗号，建立“张楚”政权。张楚者，张大楚国也。北宋都江堰农民王小波李顺起义，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大蜀”者，张大蜀国也。大蜀政权的首领李顺，曾妆扮为二郎神，以增强民众的信仰，以张大蜀国。二郎神是蜀国故土文明的结晶。信仰崇拜二郎神，是蜀民的另一种“伐无道、诛暴秦”的委婉方式，是对于暴秦的高压下产生的社会心理倾斜的自我调节与恢复。是蜀文化记忆的自觉复苏。因为二郎神是蚕丛的替身。

信仰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信仰是不能强求的。老百姓信仰谁，不信仰谁，是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千百万人民的信仰汇聚起来，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如水滴石穿，水到渠成，二郎神长期雄踞大殿，正是民间信仰力量所致。

一百年前，梁启超曾痛心疾首地揭示说，中国的历史书，只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在总体上忽视了中国人民。他坚决主张，历史学的责任，就是广泛地讲述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实际上，自古以来，对于中国历史书只为帝王将相作家史的状况不满者，远不止梁启超一人。写历史书的大权，历来由依附官方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垄断。《廿五史》，从《史记》到《清史稿》，全是在总体上忽视了人民。

被忽视被轻视的人民，对于史书颠倒历史的写法的一个常见报复办法，就是对史书无名的而具有人民性的人物加以崇拜与神化。对于史书上无名的二郎的崇拜、神化，应发端于东汉。东汉末年桓灵时期，宦官，卖官鬻爵，党锢祸接，正直受压，“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第怯如鸡。“官府”熬天下之脂膏，吮生人之骨髓。其时离太平道黄巾大起义，已近在咫尺，社会心理处于官方失去信仰，对官方提倡的信仰也失去信仰的状况。

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在都江堰上造神以避水患的最早物证，就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官方所立的“三神石人”。三神石人于1974年及1975年在都江堰鱼嘴以下河底发掘出二个，（今存都江堰伏龙观大殿。）一个是李冰神石人，高2.9米，其胸前铭文有“故蜀郡李府君讳冰”、“都水椽、长陈一造三神石人镇水万世”等字；第二个是持臿神石人，无铭文，缺头，体形小于李冰神石人。根据各地出土东汉园雕造像的对称审美原则，根据神庙中主神两侧侍者对称的审美原则，根据李冰石人身上铭文对称的事实可以肯定“李冰神石人两侧应是对称的相同的二个持臿神石人。这第二个持臿神石人，虽未出土，但肯定是存在的。2+1=3嘛。无名神石人，史书无名，因其双手持臿，与劳动人民相似，更能引起劳动人民的共鸣、崇拜与信仰，更能使人意识到治水功劳属于持臿者而不属于袖手旁观者。在汉代，大官左右两侧的随员、侍从，或者说副手、办事员，名称就叫“郎”。如“木兰不用尚书郎”，“员外郎”等，在古代青年男子也叫郎。袖手垂拱的府君两侧的二位侍从，就叫二郎。带有劳动人民影子的二郎，在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都江堰甚至两川，必大受同情与尊重。

〈七〉

可惜，1975年修整都江堰时，持锄民工挖出的持臿神石人已无头部，它在抗击洪水的斗争中，不惜抛头颅，断颈脖。无头石人是否戴着郎官的官帽（郎官起源于战国，汉代郎官戴着进贤冠），不可确证。假如它没戴官帽，而是束发平民，那就更好。古时对不知名的平民青年男子，美称为“郎”，平民青年女子，则被美称为“女郎”，如：“不知木兰是女郎”。束发平民的二郎，比之于戴着官帽的李府君，在那个黑暗的卖官卖爵的、的时代，谁，更能博得深受官府压迫剥削的穷苦劳动人民的信仰？肯定是持插劳动者。这种信仰是堵不住的，如洪流一般堵不住的。由于当时文盲率为百分之九十几，广大劳动人民并不认得府君胸前铭文，并不知它就是史书有名的李冰，只是从其官帽上判断其“是个当官的”。（广大劳动人民认不得字，也读不了史书）凿造神石人的石匠，是劳动人民，有意无意地把劳动人民形象，溶进二郎身上，为后世的“子掩其父”局面，埋下了伏笔。东汉末年官民矛盾加深，自然地导致劳动人民对官的反感和对持臿劳动者的尊敬与景仰。太平道黄巾大起义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战火纷飞，动荡不安，官府聚敛，民生愁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持臿神石人二郎。二郎能抗洪治水，能斩蛟擒龙，能“晓汲清泉，晚除百病”。能抗旱降雨等等神通，经都江堰灌区及两川广大人民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久之，传出了名噪两川甚至华夏的二郎神。迎神报赛时娱神的歌曲，形成了词牌《二郎神》.在长期口口相传中,数词二被误解为序数词二，因为立于都江堰鱼嘴上镇水的三神石人，存在时间不长，很快被江水冲倒，埋入江底，“死“无对证。在长期的民间传颂中，臿演变成了更加战无不胜的三尖两刃刀，这刀的形状，与三星堆出土的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形状极似。二郎额上，加上了象征蜀字头上夸张的目字和古蜀王纵目人蚕丛标志的智慧的纵目。又根据都江堰两侧群山自古多猎户的现实性，根据蜀汉谯周《蜀王本纪》载：“鱼凫田于湔山＂“蜀王猎于褒谷”……蜀民遂将二郎颂为搜山除恶，驱虎豹、斩豺狼的好猎手（见《二郎搜山图》，此图宋、元、明皆有画家作过。）其猎犬，被神化为哮天犬。二郎本是无名英雄，史书不载。后人为扩大传颂效应，便附会上姓、名。但不论是姓李姓杨姓赵，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年轻的，能擒龙斩蛟治水安民的。“姓李说”一直有姓无名，只称二郎、令人生疑。《西游记》中孙悟空称二郎神为小郎君。而出土于都江堰河底的持臿神石人，其造型（身材）比李冰石人单薄、苗条，显然是个青年的郎。“死”而复出的郎，为二郎起源提供了铁证。

在道教大盛的唐宋时期，都江堰的名称不叫都江堰，而叫“侍郎堰”。侍郎者，侍从于李冰左右的持臿青年郎也；侍郎者，二郎也。

“三神石人”是李冰神话和二郎神话的源头。即使最早叙述李冰神话的，抄袭西门豹为河伯娶妇故事的《风俗通》，也比三神石人晚几十年。《风俗通》作者应劭为汉献帝时河南人，他在任泰山太守时，镇压过太平道黄巾起义。应劭以神话形式，首次说李冰是秦守，殊不知他冠以的秦字，反帮了“蜀守冰”的倒忙，促成了二郎盖过李冰。神州大地连绵几千年的对屈原的怀念，对楚、蜀的同情，对暴秦的怨忿，对专制制度的反感，使民间信仰，从“秦守”身上，分流到无名无姓的二郎身上，造成“子掩其父”现象。这种掩盖，在南宋“李冰父子”说出现之前，不叫“子掩其父”，而应是“蜀文化掩盖秦文化”、“劳动者掩盖袖手者”、“道思想掩盖儒家思想。”当应劭在北方凶残屠杀道徒的消息传回道教大本营都江堰时，两川广大道友及劳动人民，对于应劭编造的所谓“秦官李冰”，还会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么？

无名无姓的二郎，史无对证，更便于想象夸张，更便于理想化，更便于美化神化，更便于拨高。二郎神要成为大殿的主神，处于中央位置，只能合二为一，将二个郎合为一个“二郎”。大殿神龛上主神位置不可能塑二个郎，那样就不符合主神的鼻梁必须在神庙中轴线上的原则，不符合一庙只一主神的原则，故二位郎合为一位二郎。

〈八〉

以劳动者面目出现的持臿二郎，其形象由汉灵帝初年树立时的矮于李冰，逐步发展到大大地高于李冰。前，高踞二郎庙大殿的二郎神高大形象，是仅居偏殿的李冰塑像的几倍。其香火隆盛程度，亦大大高于李冰；其歌颂二郎的匾额楹联，也是偏殿李冰的十几倍。封建时代的官府和儒者，见二郎得到如此大的民间崇拜与信仰，便想将这信仰加以利用。其方法之一，就是封王。二郎、李冰，被封建王朝封以一连串的王号。尽管二郎庙被官方改为二王庙，但是民间还是叫它二郎庙。叫起来更亲切，更象自己人，更有可靠感。更表达了“子掩其父”现象的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如今，1972年期间塑于偏殿的持臿二郎像，已被拆毁，而按前老样子老尺寸重塑了李冰夫妇像。这样，二郎庙中就缺了二郎。缺了名副其实的代表劳动人民伟大力量和智慧的标志。缺了庙的主心骨和擎天柱。在大殿上重新按前老样子老尺寸老规格重塑二郎神高大形象，是民心所向，迟早会要进行的。因为二郎庙里没有二郎，是古今中外的大笑话。没有二郎神，《西游记》、《聊斋》、《封神榜》、《宝莲灯》《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大闹天宫》《二郎斩蛟》……的戏没法演。孙悟空趁二郎神离开灌口之机来到二郎庙，变成假二郎神以骗守庙判官的情节等，将无根源，无背景。

二郎代表劳动人民，李冰代表公仆。公仆本该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所以，正确的、合符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说法应是：

李冰是二郎的儿子；二郎是李冰的父亲。

“李冰父子”应是“二郎父子”，二郎是李冰的老前辈，是比李冰早得多的古蜀治水英雄和

开山鼻祖蚕丛帝，二郎神既不姓扬也不姓赵更不姓李。无姓无名的二郎神是人民的化身。

当你凝望那震动全世界的罗中立的巨幅油画《父亲》时，你会明白：在中国，在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谁，才是真正的父亲。

在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中说，要把帝王将相占据舞台的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让劳动人民成为历史的主角。《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劳动者自己，才是上帝。

第4篇：宋史何灌传范文

在本书的绪论中，作为水利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与展望，我们将从轮廓上介绍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科学技术的特点与不足；分析水利活动与社会进步和自然演变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进而从历史体验和哲学思考中得出相应的结论，即人们的水利活动的成败得失，不能只是从其是否符合水本身的规律来考察，而应该把它放在自然与社会共同构成的大系统中来评价；引申出兴利除害的水利活动将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的规律性认识；以及水利科学技术史研究今后的主要方向等。

第一节中国传统水利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

古代，中华民族在社会发展和与自然灾害搏斗的历程中建立了符合自身江河特点、水土资源条件的水利工程体系，形成和完善了水利科学和技术，我们称之为传统水利。传统水利在华夏民族的文明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和领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史记·河渠书》，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②在欧、美等英语国家中，没有与“水利”一词恰当的对应词汇，一般使用hydraulicengineering，或用warerconscrvancy。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进一步认识到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又称作waterresources，中国译为水资源，其含义已引申到水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俄、法、德文中的表述也相类似。见娄溥礼，水利，中国水利百科全书，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1年，第1685页。

我国的传统水利按照建设的规模和技术特点，大致可以分作3期：大禹治水至秦汉，这是防洪治河、运河、各种类型的灌排水工程的建立和兴盛时期；三国至唐宋，是传统水利高度发展时期；元明清，水利建设普及和传统水利的总结时期。①

一水利的起源与第一次建设高潮(公元前22世纪至秦汉时期)

这一时期历经青铜工具特别是铁器的广泛使用，也历经由奴隶制到封建社会的制度大变革，生产力出现了飞跃的进步。此外，秦汉政权的大一统和强盛的国力，对于需要大规模社会组织的水利建设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在防洪、灌溉、航运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并有一批传统水利的大型精品问世，有的至今仍卓然于世。在水利建设的基础上，这个时期水利科学技术也取得较快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活跃的学术争鸣，也有助于科学技术的繁荣。在西周及其以前的奴隶制国家时期，中国传统水利技术较之古埃及、古巴比伦，特别是奴隶制高度发达的古希腊略逊一筹，而在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传统水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形成东西方交相辉映的局面。中国传统水利的这种发展势头一直持续达2000年之久，并逐步向世界水利科学技术高峰迈进。以下按防洪、灌溉、航运和科技进步等部分，扼要叙述这一时期水利的发展历程。

(一)防洪治河工程的起源与发展

临水而居是人类最初求生存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的进步，农耕文明的兴起，对水源更加依赖。但是，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水灾害的威胁，由于居住区域的扩大和农业的发展而日益严重。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大禹治水的传说。约公元前22世纪，历史已经进入了原始公社末期，农业进入了锄耕阶段，人们逐渐由近山丘陵地区，移向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黄河等大江大河的下游平原生活和生产；这时首先遇到的是如何防止洪水的危害。相传当时黄河流域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洪水灾害，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广大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岗，人畜死亡，房屋被吞没。这时禹继其父鲧治水，他一改鲧堙堵治水的方法，疏导分流洪水，将黄河下游入海通道“分播为九”，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治水的巨大成功。

大禹治水主要采用疏导的方法，那是适应当时人口不多、居民点稀少的社会实际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了，不能再任黄河在广袤的平原上往返大幅度摆动了，筑堤防洪应运而生。堤防自然是防洪的有效手段。此外，当年在黄河上还有护岸和挑水坝等河工建筑物，也曾在游荡性河段上进行裁弯取直的尝试。然而大量的泥沙堆积在下游河床里，又不断抬高河床，恶化防洪条件。自汉武帝开始，黄河下游频繁决溢。筑堤和堵口是当时经常性的治河工作。这期间，元封二年(前109)由汉武帝主持的瓠子(在今河南濮阳市西南)堵口，采用的是平堵法；建始四年(前29)由王延世主持的堵口采用的是立堵法，都是成功的堵口工程的范例。但由于河床高耸，防洪条件恶化，单纯依靠筑堤堵口已经无济于事，必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至西汉末年，由朝廷倡导开展了关于治河理论的辩论，治河方略林林总总，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疏导、筑堤、改道、水力刷沙、滞洪等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贾让提出的后代屡有争议的治河三策。他认为完全靠堤防约束洪水的做法是下策；将防洪与灌溉、航运结合起来的综合治理是中策；治河上策是留足洪水需要的空间，有计划地避开洪水泛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周魁

一、谭徐明，水利学，国学通览，群众出版社，1995年。

区去安置生产和生活。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行的非工程措施防洪理论，也包含着躲避洪水的措施在内。这种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努力谋求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认识，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东汉初年的王景治河，也是这一时期中值得称道的防洪努力。在王景治河后的800年里，历史文献记载中黄河决溢的次数显著减少，一般都把这一业绩归功于王景。但是由于记载疏略，王景治河的关键技术措施比较令人费解，至今仍是人们有兴趣探讨的历史悬案。

(二)多种类型的大型灌区兴建

农田灌溉在中原地区起源很早，在战国人所著地理书《周礼·职方氏》中，已对全国主要自然水体的分布有概括的叙述。在当年全国的“九州”中，都分布有适于水生物生长的“泽薮”，适于船只航行的“川”和有灌溉效益的“浸”。而人工灌溉系统，则由有蓄水、输水、分水、灌水、排水等不同功用的各级渠道所组成，称作“井田沟洫”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兴建的灌溉工程气魄宏大，无坝引水的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有坝引水的工程如漳水十二渠，蓄水工程芍陂都是这一时期兴建的著名大型灌区。

在今成都平原的都江堰、陕西的郑国渠(今泾惠渠的前身)都是秦统一六国前为了增加统一战争的战略物资储备而兴建的灌溉工程。都江堰是岷江上的引水工程，至今

已成功地运行了2250年，灌溉面积也增加到1086万亩。它是无坝取水枢纽，渠首主要依靠鱼嘴分水、飞沙堰溢洪、宝瓶口控制引水，具有灌溉、防洪、放木等多种效益，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在世界上如此规模又有数千年历史的水利工程，恐无出其右者。晚于都江堰10年，公元前246年秦国又兴建了郑国渠。郑国渠在泾水上，最初是无坝取水，后因河床不断下切，引水口逐渐上移，至民国年间，由李仪祉先生主持，改为有坝取水，即今之泾惠渠。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称：“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在此后150年左右，在郑国渠灌区里又兴建了与郑国渠齐名的白渠。元鼎六年(前111)又兴建六辅渠，还同时制定了“水令”，我国第一个灌溉管理制度由此诞生。稍晚一些，在今陕西还兴建了引洛水灌溉的龙首渠。龙首渠的干渠以数千米长的隧洞和独特的施工方式而驰名。可见水利建设在社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的灌区建设主要是在黄河以及江、淮流域。随着汉疆域的扩展，灌区建设还远及今我国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地。有人认为新疆的坎儿井也创始于西汉。

(三)运河和水运的开创

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与中原诸侯争霸，开通了著名的邗沟。邗沟自扬州北上，借助天然水道，直抵淮阴，首次沟通了长江和淮河。此外还有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鸿沟和沟通长江支流湘江与珠江水系漓江的灵渠。灵渠建成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灵渠巧妙地利用了湘漓上源相接近的地形特点，修建铧嘴，将湘江一分为二，又劈开分水岭，将南流的一支导入漓江，再配合修建溢流天平和调节航深的斗门等设施，达到了跨流域引水通航的目的。灵渠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大业和促进岭南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汉建都长安(在今西安市西北)，为保证首都物资供应和避开渭水多沙迂曲的困难，元光六年(前129)开始在渭水之南修建一条西自长安东至潼关的长达300多里的漕渠。漕渠历时3年建成，最多时每年运粮600多万石，对于维护政权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区域性的运河建设，为日后全国内河航运网的建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近海海运也有相当成绩，可以东通日本，南达印度和斯里兰卡。

(四)水利科学基础理论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的学术空气也表现在水利基础科学理论的蓬勃兴起。秦汉水利建设的高潮，为水利学科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首先赋予“水利”一词专业含义，水利成为有关治河防洪、灌溉、航运等事业的科学技术学科，而将从事水利工程技术工作的专门人才称作“水工”，主管官员称作“水官”。水利学作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学科由此诞生。

先秦时期的文献中，以《周礼》、《尚书·禹贡》、《管子》、《尔雅》涉及水利科学技术的内容较多。基础性的理论纷纷提出，主要反映在水土资源规划、水流动力学、河流泥沙理论、水循环理论等方面。

水土资源是自然界最基本的资源。《管子·度地》把河流分为五种。《管子·地员》根据相应地下水的埋藏深度、水质及适宜农作物对土壤进行了分类。《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对当时九州行政区的土地和河流湖泊有全面的描述，为自然资源分类统计之始。

在水利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管子·度地》首先提出明渠水流和有压管流运动规律及水跃现象。两干多年前就建立起了明渠水流水力坡降量的概念，对有压管流、水跃等水流现象进行了正确的阐述，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管子·地员》记载不同的土质和地下水埋深与水质的关系，这里的息徒、赤垆、黄唐、斥埴、黑埴分别是石灰岩、冲积土、黄壤、盐碱土和黑黏土，土质不同而水质不同。晋张华的《博物志》载：“凡水源有硫黄，其泉则温。”记述了人们早期的水化学知识。

秦汉水利建设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与之同时有关水利的记载大批出现，水利的科学技术基础理论进一步深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史记·河渠书》，它作为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问世，从而确立了传统水利作为一个学科和工程建设重要门类的地位。

二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与传统水利技术的成熟期(三国至唐宋时期)

魏晋南北朝以黄河为主战场，长达300年的战乱，促使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南方政权则相对稳定，水利取得进展。此后，唐宋时期的500多年中出现了全国范围基本稳定的政治局面，为水利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灌溉、航运和防洪工程建设蓬勃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安史之乱后，北方农业经济一度衰退，而南方继续稳定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遂成定局。同时，唐代社会开放和宋代学术思想的活跃，也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历来水利建设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水利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水利技术的高峰，并位居中世纪世界水利技术的前列。

(一)农田水利的发展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

秦汉以前，我国主要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之后，基本经济区逐渐向南方扩展。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约公元3世纪至6世纪)淮河中下游成为继黄河流域之后的又一基本经济区；隋唐宋时期(约公元7世纪至工3世纪)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经济地位突出出来，其中长江中下游已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在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中当然离不开水利建设。随着经济区的扩展，水利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从太湖圩田水利的发展叫见一斑。

圩田是太湖以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农田的主要灌溉排水形式，至唐末已有相当大的规模。据当时人李瀚的记载，苏州、嘉兴屯田最发达。其中，“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圩田是在滨湖和滨江低地的一种水利工程形式，四周围以堤防，与外水隔开。其中建有纵横交错的灌排渠道，圩内与圩外水系相通，其间有闸门控制引水和排水，做到“以沟为天”，对天然降水的不均匀起到重要的调节补充作用。北宋范仲淹曾描述当年圩田的规模和技术：“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①类似太湖流域圩田形式的灌排工程，在长江中游的南湖地区称作垸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称作基围。垸田和基围在当地经济开发中，也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除圩田外，灌溉工程在全国普遍兴建。创建于唐代浙江鄞县的它山堰是当时著名灌区之一。它山堰是在奉化江支流鄞江上拦河筑坝的引水工程。拦河坝隔断了顺鄞江逆上的海潮，积蓄上游淡水，达到“御咸蓄淡”、引水灌田和向城市供水的目的。唐宋时期，江南一带引水蓄水的灌溉工程相当普遍。公元9世纪初年，韦丹就在今江西北部主持修建598座陂塘，灌溉面积共计120万亩。这一时期灌溉提水机械和水力加工机械有很大的发展。其中用水力驱动的灌溉筒车和主要用于粮食加工的水碾、水磨等，在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得到了普遍应用。

(二)内河航运网豹建设

内河航运是古代实现政治统

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主要交通运输方式。这一时期在运河建设和管理等方面都有重大发展，科学技术水平达到我国古代运河工程技术的高峰。

这一时期的内河航运建设最值得称道的是隋代大运河的开凿。建成的最著名运河有沟通黄河和海河，北抵涿郡(在今北京城区西南隅)的永济渠，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通济渠(唐宋一般称作汴渠)。内河航运网形成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就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汴京(今开封)在汴河两岸的市井风情，商旅贸易、建筑桥梁等之繁盛。因此有人评价隋炀帝开运河的功过时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此外北宋时期运河上的工程建筑已相当完善，特别是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

渠化水平最高。运河上建有许多堰埭、船闸和斗门等建筑物，以保持航道水位和调节航深。又利用通江闸引潮水济运。到北宋重和元年(1118)在真(今仪征)、扬(今扬州)、楚(今淮安)、泗(今泗洪东南盱眙对岸)和高邮等地运河上共建有79座斗门、水闸，“限则水势，常得其平”②，可见当年运河设施之完善。其中双门船闸的布局和运用，已与近代船闸一般无二，比欧洲船闸约早400年。稍后发明了被称作澳闸的具有节水功用的船闸。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引自范仲淹《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四部丛刊本。

②引自《宋史·河渠志》卷96，二十五史本(以下所征引的二十五史资料，凡未特别注明者，均采用此版本不另加沣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三)传统防洪工程技术的成熟

五代以前黄河相对安定，很少有决溢记载。五代至北宋，由于黄河河床淤积抬高，黄河决溢日渐严重。和朝廷政治斗争相关连，防洪方略也存在严重分歧，突出表现在北宋关于黄河东流与北流的争论，使防洪斗争更加复杂。此外，从这一时期开始，长江防洪也逐渐突出。不过，至北宋，传统防洪技术已趋于成熟，集中表现在宋金元时期纂集的河工技术规范性著作《河防通议》和《宋史·河渠志》中。当时对黄河水文及防汛有形象而准确的命名，并有经验性的洪水预报方法。对黄河水溜形势和与河工修防的关系，也有清晰的说明；对于当年河工测量技术的施测方法有详细记载，对主要工程形制，例如砌石、卷埽、筑堤等方法都有具体规定，对于各种工程所用物料的计算方法都有明确说明。

(四)水利科学理论的进步和技术成就

这一时期基础理论的进步主要反映在水利测量、河流泥沙运动理论以及洪水特征和规律的认识等方面。北宋年间水位测量已在各地采用，并据以推算流量。在多沙河流的泥沙运动方面，已总结出改变河床断面将对输沙率产生影响，以及引入清水将提高多沙河流的输沙能力等规律性认识并已在实践中应用。在地形测量中，至迟在唐代已实际应用水准测量仪。此外，宋金时期对汛期水流特征和涨落规律，也有形象的规律性描述。

这一时期防洪、航运和农田水利等工程技术普遍有所创新，并达到传统水利技术高峰。传统治河工程中以埽工技术最重要，宋代已经成熟。当时的险工由埽捆构筑。埽捆是用树枝、薪草等软性材料分层平铺并夹以土石，再卷裹捆扎而成。为抵抗水流冲力，一般体积较大，需要几十人乃至上百人在统一指挥下施工，推放到指定地点，并加以固定。一个险工往往需要几十个埽捆重叠排列而成，长达数百米，甚至上千米。埽工按其形状和功用不同而有鱼鳞埽、磨盘埽、凤尾埽以及约、马头、锯牙等名称。埽工技术是我国特有的，尤其适用于多沙河流上的传统河工技术。在运河工程中，已普遍使用堰埭升船机和船闸。唐宋两代出现多种类型船闸，主要有引潮闸、节水澳闸和多级船闸。其中二级船闸的布置和运用已与现代二级船闸一般无二。我国船闸技术已有1000多年历史，它比12世纪在荷兰出现的船闸早400多年。农田水利方面，不仅引水、蓄水、提水工程技术有重要发展，而且利用多沙河流的水资源和泥沙资源进行放淤灌溉和改良土壤也卓有成效。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政府大力推行放淤，短短几年间放淤面积达到5万顷以上，并有总结性专著出现。此后放淤和淤灌在北方各省民间流传下来。

这一时期水利的管理也有长足进步。现存最早的全国水利法规，当数唐代制定的《水部式》。内容主要包括农田水利管理，碾磨设置及其用水管理，航运船闸和桥梁的管理维修，渔业及城市水道管理等，这是由中央政府颁布的全国性法规。此外某些行业还有自己的单行规定，例如江南圩田有定型的管理体制，“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伍，上下相维如郡县”①。而各个灌区自己又有适合本灌区气候、种植、水源、习惯的单行灌溉制度，甚至远至新疆，都不例外。北宋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对于兴修水利特别重视，熙宁二年(1069)曾颁布《农田水利约束》，这是中央政府为促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而颁布的政策性法令，对各地兴修农田水利的组织审批方式，经费筹集，责任和权利分担，建议入与执行官吏的奖赏等，都有具体规定。对于推动农田水利高潮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洪方面，现存最早的河防法令是金泰和二年(1202)颁布的《河防令》，它是在宋代治河法规基础上制定的。此外在秦九韶所著《九章算术》的例题中，有测量降雨降雪量的测量器具和计算方法，可惜到明清时代，这种工程数学未能继续得到重视和发展，致使水利建设和管理在许多方面仍停留在定性或经验性定量阶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李瀚：《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唐文粹卷21，四部丛刊本。

三水利建设的普及和传统水利技术总结期(元、明、清时期)

本期社会相对安定，少有长时间战乱，成为水利稳定发展的客观条件。水利工程以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兴建而显赫史册。确保漕运使这一时期的黄河防洪工程建设和管理面临更为严峻的困难。滨海(江)沿岸地区防御潮灾的工程——海塘在明清时期有大的发展，最著名的是浙东钱塘江的重力结构的鱼鳞大石塘，建成迄今300多年一直捍卫着浙江东部濒海平原。灌溉与排水工程向边疆和山区继续发展。两湖、闽、广等地灌溉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促成新的基本经济区的形成。但封建社会后期政治衰败，管理混乱，阻碍了水利的进步。总地看来，元明清三代传统水利及其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一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停滞或倒退，但总结性水利科学著作相当丰富。明清之际和清代末年曾一度引进西方水利技术，但尚未得到普遍应用。

(一)京杭大运河的创建与衰落

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在南方，其间的交通联系是维护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重复唐宋汴河的老路则嫌过于迂回曲折，元初曾一度奉行海运，但安全是个困难问题，于是，开凿北京直达杭州的运河航线成为当务之急。元初即由大科学家郭守敬主持，论证海河水系的卫河、黄河下游和淮河泗水沟通的可能性。为此曾进行大范围的以海平面为基准的地形测量，证实跨越山东地垒的京杭运河的方案可行。于是从至元十三年(1276)开始开凿京杭大运河的关键河段一一今山东济宁至东平的一段，以后又向北延伸并与海河水系的卫河贯通。至元二十八年(1291)到三十年(1293)又由郭守敬主持开通今北京至通县的一段，明清相继开洳河、中河使运河进一步脱离黄河。至此，大运河南接江淮运河，航船可以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由杭州直抵北京，并在此后500年的时间里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这条长达1800千米的运河成为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项杰作。不过，两大难题始终困扰着运河的畅通。一是水源问题，特别是山东段运河水源尤其缺乏。当年主要依靠引汶水和泗水济运，并为此修建了一批闸坝工程，以节制水量。此外，又在南旺分水岭南北的运河上修建了30多座船闸，以调节航深，集中体现了运河建设的工程技术水平；二是运河穿越黄河的技术困难。由于黄河河床的不断淤高，自18世纪末叶以来黄河涨水时期对运河的倒灌和淤积成为京杭运河的痼疾。历代为此作了不少改进，修建了一批闸坝进行控制，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随着黄河河床的进一步抬高，局面又继续恶化，最后成为运河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黄河系统堤防的建设与确保漕运前提下黄河防洪的困境

黄河以其高含沙量位居世界诸大河之冠，含沙量过高造成下游河床的淤积，给防洪带来许多困难。自汉代起，就有人提出，能否利用黄河自身的水流冲刷下游河床淤积以改善防洪。但后代并未能就此探讨出可以实行的工程技术方案。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才由当时主管防洪的总理河道潘季驯总结前人的认识，系统提出“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理论以及实现这一理论的实施方案。这是一个系统堤防工程，由缕堤、遥堤和格堤、月堤所组成。其中缕堤靠近主流，意在约束水流提高流速，便于冲刷河床积淤。遥堤在缕堤之外二三里的地方，为的是洪水盛涨，越过缕堤时，防止洪水四处泛滥。此外为了防止特大洪水冲坏遥堤，还在某些地段的遥堤上建有溢洪坝段。“束水攻沙”和“蓄清刷黄”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杰出的，但潘季驯的理论还只限于定性的分析，在复杂的黄河防洪中，他所设计的一系列工程措施虽然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并未达到刷深河床，解决防洪难题的目的。至于近代泥沙运动理论则在20世纪由欧洲科学家陆续提出，而“束水攻沙”的实现还有待来日。

然而，黄河河床的抬高不仅增加黄河本身防洪的困难。当年黄河在淮阴一带夺淮人海，黄河河床和水位的抬高形成对淮河的顶托，不仅使淮河洪水宣泄困难，并逐渐在淮阴以西造成了一个洪泽湖，最后，还将淮河人海流路淤塞，而压迫淮河由三河闸改道入江，简直使淮河成为长江的一个支流，防洪还受到南北大运河的牵制。那时由于向东入海的黄河与南北向的运河交叉，运河一度依赖黄河的水量补助，又惧怕黄河的泛滥和淤积。及至清代道光年间，在今江苏淮阴黄河和运河交汇处，几乎成了航运的一个死结。

这一时期，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本来相对平静的长江与珠江的洪水与防洪问题也逐渐加剧。明清两代也是江浙海塘防潮工程发展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康熙至乾隆的百十年里。其间兴建的鱼鳞大石塘，表现出古代坝工的最高水平，有的至今仍巍然屹立。

(三)农田水利的普及与发展

元明清三代政权相对稳定，农田水利形成平稳发展局面。元代统治阶级的游牧生活逐渐被内地发达的物质文明所同化。当年曾专设“都水监”、“河渠司”等水利机构，推动水利建设，并一再颁行《农桑辑要》等农业技术书籍，指导农业生产。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农田水利。洪武二十八年(1395)在全国范围共兴建“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①。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工程主要由地方或民众自办，以小型为主，大型工程少见。由政府或军队主持的农田水利项目则以畿辅营田(今河北省)声势最大，为的是促进京畿地区农业发展，以减少每年大量的南粮北运的负担。但在北方兴修水田，因受水资源量的限制，难有大的作为。随着巩固边防的努力，边疆水利有较大发展，其中清前期的宁夏河套灌区建设，清代中后期的内蒙河套灌区和新疆地区灌溉等成绩显著。沿海的台湾、福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基围水利这一时期取得重大发展。

(四)水利科学技术的总结性著作大批涌现

这一时期水利规划理论有所进步。值得注意的是以明代潘季驯为代表的“束水攻沙”治河思想的完善和系统堤防的实施，使传统的治河堤防工程技术发展进入高峰。

明清以来大批有关水利工程技术、治河防洪的专著陆续问世。各地的地方志大多设置了水利专业志!漕运志作为新的专业志种在明清的水利专业志中也占了相当的比重．现存的古代水利文献大多是这一时期编纂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1989年。

在防洪治河工程技术方面，明代隆庆年间总理河道大臣万恭著《治水筌蹄》，对于运河工程技术和管理有精到见解。在治黄思想上，首先提出“束水攻沙”和“以堤治河”的理论认识。之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的治河名臣潘季驯编著的《河防一览》，深化了“束水攻沙”思想，提出“蓄清刷黄”和放淤固堤等策略，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多沙河流泥沙运动规律和治理方略，他的治河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海塘工程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总结在清代也进入高潮，代表作有乾隆年间方观承的《敕修两浙海塘通志》和翟均廉的《海塘录》。

农田水利方面的专著中最著名的有元代王祯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及清乾隆年间官修的《授时通考》，对于各种类型的农田水利工程，尤其是对灌溉和水力机械记述尤详。地方性农田水利专著如清代吴邦庆编《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和徐松《西域水道记》，分别是研究海河流域和新疆水利的重要著作。明代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和沈[“啓”的上半部+山]《吴江水考》等是太湖水利的代表性著作。专门记述工程的专书如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泾渠图说》、清王太岳《泾渠志》、王来通《灌江备考》、王全臣《大清渠录》、程鸣九《三江闸务全书》等。

运河及漕运典籍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以运河河道为主的专业志，内容包括运河工程沿革、水源和工程管理、水政管理规章制度等；以漕粮运输为主，记载漕运制度、漕运仓储、漕运管理法规等内容的专业志和资料汇编性质的文集；河漕兼容的综合性专著，著名的有明代谢肇涮《北河纪》、王琼《漕河图志》，清代有陆曜《山东运河备览》、张伯行《居济一得》等。运河、漕运还蕴含许多有关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内容。

此外，编年体的资料汇编性著作有清代傅泽洪《行水金鉴》、黎世序《续行水金鉴》等，收入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

封建社会后期的水利建设，既没有战国秦汉时期那种生机勃勃的宏大气势，也没有唐宋时代的技术先进和管理规范，尤其是与同时期在欧洲崛起的近代科学技术相比，逐渐相形见绌。这种停滞状态酝酿着新的变革与突破。总之，中国传统水利科学技术体系的发生、发展和停滞，基本是同封建社会的总进程相联系的。

四传统水利科技的特点与不足

在古代4000年治水活动中，我国传统水利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和在世界水利史上长时间的先进地位。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中国不仅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文明古国的独具一格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传统，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科学技术体系。和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欧洲传统科学技术比较重视理论问题有所不同，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显著特点首先表现在重视解决实际问题，重视实践经验，而疏于理论概括。明末清初著名的历算学家王锡阐曾指出：“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①即专讲怎样去做，而不解释为什么这样做，理论隐含于方法之中。经学家阮元在编写古代科学家传记时也认为，传统科学“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②。当然科学技术的进展没有理论思维是不可想像的，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科学技术的理论总结就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从总体看来则仍然显现出主要是经验性或描述性的科学形态的特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明·王锡阐：《晓庵遗书·杂著》。

②清·阮元：《畴人传》卷46，商务印书馆。1955年。

其次，重视整体性和广泛联系是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又一显著特点，即重视从整体上认识研究对象和重视对象与相关事物的联系。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而当研究农学时，《吕氏春秋·审时》认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主张把农学放在气象、土壤、耕作普遍联系的环境系统中去研究，从总体把握局部。在水利工作中，“治河之法，当观其全”①，同样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科学则侧重分析和分解。长期以来，西方自然科学思维的基本轨迹就是将整体的复杂系统分解成各个部分，把运动的现象作为相对静止的来处理，复杂的现象从而得到简化。这种思维方法在历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处理线性问题，当科学进一步发展之后，必将在其统一性方面寻找新的突破。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物理学、化学家普里高津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

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并且认为，“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②”，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意义。

辩证思维是我国传统科技又一重要特征。特别是对立统

一、相反相成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最大，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例如在黄河防洪建设中，为防止堤防决口，宋、元、明三代大都以分流为主导思想，认为只有在上游分流以适应河道容蓄的能力，才能防止洪水决溢。但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黄河善决善淤善徙特性的关键是河水含沙量太大。泥沙淤积抬高河床，既减少输水能力，又增加防洪的困难。于是，他总结前人的合理主张，提出了“束水攻沙”的理论。他反驳上游合流将增加下游防洪困难的论点，认为合流固然会增大下游洪水流量，但流量增加了，河水流速会相应提高，并同时提高了冲刷河床淤积的能力。只要河床加深了，防洪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所以说：“盖筑塞似为阻水，而不知力不专则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为益水，而不知力不宏则沙不涤，益之者乃所以杀之也。……借水攻沙，以水治水。”③阐明了合与分，冲与淤之间的辩证关系，成就了治河理论上划时代的贡献。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④某些西方科学家还认为，这种辩证思维对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传统水利科学技术的弱点则表现为理论概括不够，定量分析不多和实验观测少。⑤

我国古代的水利著述甚丰，仅水利专著就有500种以上。但这些著作多为建设实录，缺乏抽象概括，未能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认识，类似战国时代的《管子·度地》对水流运动规律和土壤特性的归纳，宋元时期的《河防通议》对河流水势、水汛以及防洪工程规范之类的理论著作屈指可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明·潘季驯：《留余堂尺牍》卷2，上阁下书，转引自韩仲文《潘季驯年谱》。

②颜泽贤，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7—108页。

③明·潘季驯：《河防一览·河工告成疏》卷8，水利珍本丛书本，1936年。

④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s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337页。

⑤郭涛，中国传统水利的特点及其停滞，中国水利，1989年，第3期。

定量分析较少，即使类似潘季驯《河防一览》、靳辅《治河方略》这样的大家著述，对传统水利的认识也停留在对现象的直接观察上，也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和趋势的描述，未能应用当时已有较高水平的数学进行量化并进而上升到理论公式。明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对于水利工作中不重视数学和测量的应用曾有中肯的批评。①因此，应用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知识，探讨散见于浩瀚古籍之中的治水实践的科学内涵，并进行系统归纳，就成为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实验观测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以来所提倡的为探寻自然现象发生的因果关系而进行的系统实验。而在我国古代进行实验观测的事例十分罕见。由于没有科学实验的鉴定，既不能对工程实践的结果进行预测和总结，也不能通过实验归纳上升为理论认识。

第5篇：宋史何灌传范文

关键词：都江堰；技术特点；发展

中图分类号：TB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9-0174-02

0引言

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史上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它具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是科学与自然相结合的产物,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历史典范,也是以水利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它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和象征,孕育出了汉唐之际的天府之国,充分表现出了独特的水工建筑艺术以及科学的理论机制。通过对都江堰工程的认识和研究,我们能够全面地理解并掌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科学的治水理念。

1都江堰的修建和发展史

1.1都江堰的修建

根据《史记?河渠书》记载:“于蜀,则蜀守李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这是司马迁巡视天下之后所记载下来的,也是有关都江堰最早的史书记载。在李冰主持下在离堆开凿宝瓶口,穿二江将岷江水引入成都平原。在当时的背景下,都江堰修建的目的和今天大不一样,当时秦为统一六国,频频战争,作为秦国后方的蜀郡,要为战争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和兵源,都江堰的修建是在战争需求的刺激下形成的产物。

1.2都江堰的发展历程

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现在都江堰的枢纽布置和结构与古时的都江堰有很大的差别,现在的都江堰利用了弯道环流原理,更加科学地实现了分水分沙的功能,但在秦汉时期,都江堰渠首相对来说比较顺直。历史上在岷江发生过很多次的特大洪水,河床在洪水的作用下发生了巨大的演变,都江堰工程的枢纽布置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都江堰最原始的渠首工程早已在洪水中消失,后来复建的渠首位置均有变化,历史时期都江堰在毁灭之后的重建工程并没有恢复原有的形式,都江堰经过上千年的演进,已经逐渐的成熟和完善。

在不同的朝代,都江堰也有着不同的命运。在宋代,根据《宋史?河渠志》的记载:“江道既分,水复湍暴,沙石填委,多成滩碛。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可见对都江堰工程的重视。而在宋末元初,因为长期的战争使都江堰长达几十年的失修废弃,几乎所有工程荡然无存。南宋末年,成都平原经历了空前的战争劫难,宋元之间战争连绵不断,在长期的战争中都江堰工程成为了牺牲品,在新的朝代建立之后都江堰工程又重新得到了改建。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争期间,都江堰管理几乎完全中断,堤堰尽毁,沙石淤塞,再至康熙年间的大修,都江堰方才逐渐恢复,而全面恢复则经历了20多年。

古时的都江堰在战乱中不断的遭受破坏和毁灭,又不断的被恢复,长期的演变完全改变了都江堰原有的面貌。水运系乎国运,水运也催兴国运。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促进了对都江堰的保护和发展；都江堰的完善和发展,又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保障。都江堰能屹立千年,也在于它能够依据这一历史法则,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在技术上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

2都江堰的主要技术特点

2.1四六分水

都江堰的第一次分水为内外江分水,分水比例可以概括为“四六分水”,这一项分水机制是通过鱼嘴和江心洲完成的。岷江在关口段江面狭窄,起到控制江水流向的作用。鱼嘴与外江保持一定的角度,随着岷江水的涨落,鱼嘴受淹没的程度也不同,通过对鱼嘴位置的选择可以实现对岷江水量的合理分配。中、枯水期岷江的流量小,天然江心洲韩家坝露出水面,主流在关口节点的控制下沿百丈堤下泄,绕过鱼嘴进入内江,内江处于“正面取水、侧面排沙”的水流形态,内江可以分得六成水,外江得到四成水,可以更充分的利用岷江的水灌溉；在丰水期,韩家坝淹没过流,鱼嘴大部分被淹没,岷江主流相对顺直,且外江坡度大,流量也大,从而外江分得六成水,内江分得四成水,有效的防止汛期灌区受洪水的危害。根据实测资料,可以了解内外江分水的规律,当岷江流量小于500m3/s,内江水分得六成；当岷江流量大于7000m3/s,内江水分得四成。其分水口的布置情况见图1。

图1都江堰枢纽布置图2.2宝瓶口分水,飞沙堰泄洪

在宝瓶口通过口门宽度的限制,又一次有效的调节了进入灌区的水沙情况。宝瓶口相对内江比较狭窄,主要起引水作用,用时在汛期可以限制多余的洪水进入到宝瓶口。当内江流量较大时,宝瓶口的口门处出现壅水现象,飞沙堰的泄流能力也会显著增加,根据实测资料,飞沙堰最大分流流量占内江洪水流量的70%-80%,图2的实测资料显示了随着内江流量的变化飞沙堰泄流能力以及宝瓶口引水流量的变化趋势,可以清楚的反映出飞沙堰对内江水量的控制作用,以及宝瓶口的限流作用。这两大工程有效的防止了洪水进入灌区,保障了灌溉水的质量和安全。

图2宝瓶口飞沙堰分流泄洪比例图2.3弯道环流

在都江堰河段,泥沙淤积问题主要由洪水季节运动的卵石推移质引起的。当岷江流量很小时水流挟沙能力较低,卵石难以起动,推移质很少,所以内江分水六成并无多少泥沙。流量较大时,主流通过外江宣泄,流速较高,挟带了大量的卵石推移质。又由于岷江河道在分水口的形态稍微弯曲,内江进口于凹岸,当水流进过弯道时,在离心作用下左右岸产生水位差,从而产生水压力差值。而水流表层流速较大导致表层水流离心力大于底层,在水压力差值和离心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横向的弯道环流,图3为该原理的示意图。推移质在弯道环流的作用下沿凸岸一侧输移而进入外江。根据实测资料分析,当岷江流量超过1700m3/s时,有70%-80%的推移质被输送到外江。

图3弯道环流示意图水流经过第一次分水后进入内江,河道仍属于微弯河段,飞沙堰位于内江弯道的凸岸。在弯道环流的作用下,表层水流流向下游,进入宝瓶口；底部水流的流向飞沙堰,大多数推移质能有效地排向外江,还有一部分沉积于宝瓶口上游的凤栖窝。飞沙堰的排沙作用则随泄洪量的增加而增强,洪水越大,飞沙堰的分流比越高,排沙效果越显著。水文资料显示,内江流量达到500m3/s时,推移质开始从飞沙堰排出。当内江流量超过1000m3/s时,飞沙堰的流量可以达到400m3/s以上,分例可以高达70%。

3都江堰在当今的发展

在漫长的历史之中,都江堰不是一味的固守传统,而是因需而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都江堰得到了形式和技术上的改良。随着客观经济需求的加大,以往的灌溉能力将不能满足现代人们的需求,过去无闸门的控制方式不能满足供水要求,老工程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江堰渠系上不断的兴建起一系列的进水闸、节制闸等,从而可以保障更大限度的取水,更加科学的用水,更加合理的避免浪费,大大的提高了都江堰灌区的灌溉效率和质量。都江堰灌区的规模也随着新工程的建立得到了巨大的提升,1993年都江堰灌区面积达到1003万亩,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灌面积突破千万亩的特大型灌区,2011年数据显示,都江堰灌区的面积达到1008万亩,是1949年灌区面积的3.57倍。都江堰在发展中不断的超越传统,更新传统,同时又把现代水利与传统相结合。

4结语

都江堰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和结晶,是我国传统治水文化的一颗璀灿的明珠,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都江堰所利用的科学原理遵循与自然和谐的治水理念,做到了以水治水的上善理念。在枢纽布置中,调节水流的“鱼嘴”分流工程,控制流量的“宝瓶口”引水工程及泄洪排沙的“飞沙堰”工程,乘势利导,因时制宜,充分的发挥了当地的地形特点,创造了都江堰屹立千年的奇迹,这应当引起现代水利人对水、人、自然三者之间关系的更深思考。

参考文献

［1］冯广宏.都江堰发展回顾［J］.四川水利,2003,(5):6-7.

［2］吴平勇.都江堰发展与保护的若干问题探讨［J］.四川水利,2004，(1):25-29.

［3］陈刚.浅谈都江堰灌区的可持续发展［J］.中国科技博览,2011，(1):308.

第6篇：宋史何灌传范文

唐宋汴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人工河流，在隋唐、五代以至北宋时期发挥过重要的航运、灌溉等作用。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种种原因，两宋以后，汴河渐渐走向衰落并最终堙废，如今只有安徽泗县境内有一小段残存。唐宋汴河的变迁对流域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造成该地区社会经济长期滞后的原因之一。 一、汴河的开凿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沟通黄河与淮水的通济渠。“三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1］开凿工程分两段进行:西段引谷水与洛水循着东汉张纯所凿的故阳渠水道穿洛阳后，在巩县(今河南巩义东北)北面入黄河。中间经过一段黄河自然河道;东段则在板渚(今河南荥阳)东北开渠，引黄河水向东经阳武、中牟、浚仪(今河南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梁郡(今河南商丘)、永城、埇桥(今安徽宿州)、灵壁、虹县(泗县)、泗州(今江苏盱眙)入淮河。全段南北纵贯黄淮大平原，全长600多公里。唐宋时，通济渠称为汴河或汴渠，东南接济中原的物资多赖此河运输。随着封建王权经济需求的日益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它逐渐成为唐宋内陆水路运输的黄金干流。《元和郡县图志》卷六载:“隋代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宋史•河渠志》也云其“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毋庸置疑，汴河(通济渠)的开通直接促进了唐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唐宋汴河变迁的过程 历史上，唐宋汴河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废而复通、最终堙废的变迁过程。 (一)唐代中后期 安史之乱使唐朝国力渐衰，统治者无暇修治汴河，致某些河段泥沙淤积严重，八年不能通航。史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2］卷120《郭子仪传》“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2］卷156《王智兴传》代宗时，刘晏、第五琦重开汴河，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疏浚。［3］之后30年间漕路保持通畅。唐末战乱不息、藩镇割据、久不通漕，汴河连年失修，下游很快淤为污泽。［4］卷292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白居易途经汴河时，因感慨眼前的凋敝萧条而赋诗曰:“汴河无景思，秋日又凄凄。地薄桑麻瘦，村贫屋更低。旱苗多间草，浊水半和泥。最是萧条处，茅城驿向西。”［5］当时的茅城驿位于宿州西部汴河沿线，诗中反映了这一带因汴河失修而致的悲凉景象。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汴河下游埇桥东南处溃决，两岸全部沦为沼泽。［4］卷292唐末诗人吴融有诗曰:“搔首隋堤落日斜，已无余柳可藏鸦。岩傍昔道牵龙舰，河底今来走犊车。”［6］此时宿州东段汴河已干涸，河床都可以通车了。 (二)五代北宋时期 唐末五代时，宿州西段仍有舟运之利，石晋迁都大梁即因漕运之便。［7］后汉时，曾修汴河沿岸斗门分水并疏浚河阴汴口。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改革政治，整顿军事，鼓励生产，尤其重视汴河下游的疏浚。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他“先命武宁节度使行德发民夫改汴河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议者皆以为难成。荣上曰:‘数年之后，必获其利。’”［4］卷292“(显德七年)是月，浚汴河口，导河流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4］卷294历经五年，周世宗即疏通汴河，以达江淮。九世纪以后河患加剧水源不稳，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又加以疏浚，并引郑州以西索、须等水以加强水源。［8］卷93《河渠志3•汴河上》经此综合治理，汴河成为漕运的主干道之一，与当时的金水河、惠民河、五丈河合称漕运四渠。史载:“唯汴之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8］卷93《河渠志3•汴河上》但是，因“汴水浑浊，易至填淤”，［8］卷94《河渠志4•汴河下》宋代起初规定三五年一浚，至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因“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岁以为常”。［8］卷93《河渠志3•汴河上》以后汴口春开秋闭，“终岁漕运，止得半载”。［9］可见，到北宋中期，汴河已淤积严重，漕运大受影响，虽年年疏浚仍不免年年淤高。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记载，熙宁年间，汴河自东京开封至雍丘(今杞县)、襄邑一段，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此时的汴河已成悬河。 (三)金元时期 公元1128年，金兵攻占汴京后继续南犯。东京留守司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李固渡西人为决堤，黄淮之间顿成泽国。至金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宋金在江淮流域长期拉锯，汴河失修失浚淤塞严重。宋室南迁后，某些河段仍为金朝兵马粮秣调运发挥作用。金初曾于河阴设黄汴都巡河官，又“于灵璧县潼郡镇设仓都监及监支纳，以方开长直沟，将由万安湖舟运入汴至泗，以贮粟也”。［10］金朝后来定都中都(今北京)，不再需要利用汴河漕运粮物，故朝廷不予重视，汴河堙废之势已不可免。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楼钥出使金国，自灵璧北行数里途经汴河，“二日，车行八十里，虹县早顿。饭后乘马行八十里，宿灵壁。行数里，汴水断流……三日甲申，车行六十里，静安寺早顿，又六十里宿宿州。自离泗州，巡汴而行，至此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行其中，亦有作屋其上”，乾道六年正月二十日，“车行六十里至雍丘县(今河南杞县)……又六十里渐行汴河中……宿宿州，汴河底多种麦”。可见有的河床上已种上麦子。［11］同年，范成大使金由泗州路经汴河时，留下《汴河诗》一首，其注云:“汴河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12］洪适也有诗云:“隋堤望远人烟少，汴水流干辙迹深。”［13］可见，唐宋以来流淌数百年的汴河，在12世纪后期已经变成了一条陆道。今天从商丘以下，经永城、宿州、灵壁、泗县的公路，大致就修在当年汴河的河床上。2006年宿州市区汴河遗址出土的瓷器中，发现了大量南宋及元代龙泉青瓷，以及金、元磁州窑系、钧窑系的作品。《宿州志》载:“元泰定初，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废，汴水湮塞、甬桥亦废。”王红五先生据此考证，直至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黄河大改道北入渤海，始致汴河丧失水源完全荒废。此前，被朝廷废弃的汴河的某些河段可能还在被民间商旅长期使用，如《泗虹合志》载:灵璧以下，在清康熙年间，逢水涨时依然舟楫可通。［14］#p#分页标题#e# 三、影响唐宋汴河变迁的原因 曾盛极一时的唐宋汴河从盛到衰再到完全堙废，共经历约720年。这种巨变有自然原因，也离不开人类活动的影响。 (一)自然因素 1．泥沙的侵袭。唐宋汴河兴废的主导原因来自黄河。汴河以黄河为主水源，河水含沙量高，极易导致淤塞。战国时黄河已有“浊河”之称。［15］西汉时人称“河水一石，其泥六斗”。［16］唐宋以后中游水土流失加剧，河水含沙量与日俱增，北宋河患最严重时1立方黄河水就有36公斤沙。汴河流经地区多为平原，水流速度缓慢致泥沙大量沉积。加之唐后期黄河上中游原始森林被破坏，从北宋起，安流数百年的黄河又进入了它的多难期。历史上六次黄河大改道有两次发生在宋、金时期，其间决口、发大水见于记载的不下数百次。北宋熙宁六年汴水淤积成患，相国寺积沙几及屋檐。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王安石二次称相后，曾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汴河疏浚工程，疏浚后从汴京到泗州河底宽约3－5尺。［8］北宋后期汴河已成悬河，金兵南侵后“堤岸失防，汴流久绝”，加上黄河屡次夺汴入淮致使河道淤塞加剧。元朝时黄河水患更加肆虐。《元史纪事本末》载:1288年至1325年间，黄河较大的决口和漫溢多达8次，如1325年开封漫溢、七月阳武决口等。正如邹逸麟所言:宋代汴河入金以后就仅存尾声，到了元明时大多淤废不用。这都是因为黄河南决，不断将大量泥沙灌入的缘故。［17］从淮北柳孜和宿州市区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剖面看，大运河河床内所形成的各朝代文化层多为黄色沙土层;文化层以上是淤积层，多为浅黄色和灰黄色沙土层。这是因为使用中的河道，河水流速快时沉淀的沙多土少，反之则土多色淡。在表土层以下文化层以上，存在着2－3米厚的浅黄与灰黄色土层，说明通济渠东段的湮废最终即由黄泛淤淀所致。［14］ 2．黄河的改道。自从1128年滑州李固渡决口，黄河开始经古汴渠夺泗入淮。1194年，黄河又在阳武决口，巩固了黄水入淮的河道。元泰定年间(公元1324－1328年)黄河水患的特点由原来决南岸、河南徙改为决北岸、河北徙。［18］由于黄河北徙夺泗入淮所经的泗水(开封经徐州至清口段)在元泰定(公元1325年)之后已成黄河“故道”，加之汴河淤淀年久可能出现较多浅涩河段，而没有由汴入泗达淮的古汴水泥沙少水量充沛行船较易，于是汴泗水道自然取代了汴河。它由淮阴入山阳渎运河，连接东、西，成了夺泗入淮后的新水道。黄河改道或泄洪使汴河引水量必然减少，加上河床早已淤高，势必加速淤废。再者泗州入淮口堵塞，汴河最终被湮塞夷平，埋于地下。可见，汴河最终湮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黄河改道使其失去了固有的水源。 (二)人为因素 唐中后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统治者对汴河无暇顾及、疏于浚治;德宗即位后藩镇多次叛乱，汴河又不时为藩镇所切断。战争时决黄河水以代兵也曾导致黄河多次泛滥。如唐末淮南杨行密决汴河以阻朱温南下，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冬，东京守将杜充为御金兵在滑州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黄水沿汴河东流至徐州入泗，入淮后又夺淮入海。由此黄河南泛600多年，汴河上游沦为黄河的一段河道，受泥沙侵袭甚重。靖康以后，金人占据黄河流域，高宗偏安一隅，南北成为敌国，水运不复往来。金人只顾掠夺中原财富，根本不会去疏浚运河。1194年后，黄河又在阳武决口，黄水南下致河道淤积加剧，汴河随之埋废。元以后定都北京，重开新运河，无心引黄河归故道，汴河遂彻底失去了振兴的机会。［19］ 四、唐宋汴河变迁对流域生态的影响 汴河的变迁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有利影响 1．阻遏黄河的南泛。汴河开凿之初，便将北堤筑为御道，高宽均超过南堤。自荥阳板渚到商丘西北，汴河与黄河比肩而下，为保漕运，汴河北堤被累年培高加宽，宋时汴河北堤已高出南堤1－2米，宽更是南堤的两倍(宽40米)。根据朱玉龙实地考察，新中国建国初期汴堤尚很高大，其中濉溪段北堤宽约40米，高出地面约5米;南堤宽约20米，高出地面约3－4米;河床高出地面2～3米。宿州段堤面宽80－100米，最高处高出地面3米。据方志记载，自公元611－1938年的1327年中，因黄河决口导致的灾害共106次，其中宿州、灵璧、临焕、泗县33次，被水地区全在汴堤以北，其中乾隆年间的一次发水，“居民争赴汴堤”。［20］可见清代汴堤尚可以阻碍南来的黄河水。自古就有黄水不过隋堤之说，实际上汴河的北堤，已经成为黄河南岸的第二道防洪堤。这也改变了淮北地区的地貌。据实地考察，汴堤南北土质迥异:北面是黄泛沙土地，南面是砂礓黑土地。因黄水长期南泛，汴北地区原来的砂礓黑土地带被厚厚的黄土覆盖，形成了广袤的黄泛平原区。［21］ 2．淤泥可以肥田改土。借汴河引黄河水灌溉淤田，既可以洗碱，又能利用水中挟带的养分增加瘠薄沙土的肥力。沈括曾“出使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22］可见，唐代宿州沿汴河两岸置有斗门，若运水不乏，既可引水沃灌，又可用于淤田。北宋熙宁二年侯叔献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夹河之间，多有牧马地及公私废田略计二万余顷，计马而牧之不过用地之半，则是万有余顷常为不耕之地，此遗利之最大者也。观其地势，利于行水，最宜稻田，欲于汴河两岸稍置斗门，泄其余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二十六陂水以灌之，则环畿甸间可以得数百万以给兵食，此减漕省卒，富国强兵之术也。”此建议立即得以实施，朝廷还委派杨汲提举沿汴淤田。［23］另据《宋史•河渠志》:京东、京西一些盐卤地经连年放淤，“尽成膏腴，为利极大”。《宋史》记载的15次汴河决口也含有转害为利的成分。《灵璧县志略》曾举汴河南岸司家仓、汴北休家道口为例，说汴河“浊流经过，泥沙停积，其地最为肥美，旱涝无虞”。［24］直到元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张晋享戍宿州，以“汴堤南北沃壤，宜屯田以资军食”，乃分兵屯垦，期年遂获其利。［25］可见汴河肥田改土的功效非常明显，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p#分页标题#e# 3．分洪排涝有利于黄河安流。下游的支津以及两侧众多的湖泊为黄河流沙的淤积和洪水的宣泄起了分担作用。汴河以黄河为水源，当可视为黄河的支流。关于汴河于黄河的取水量，宋元佑年间御史中丞梁焘曾说:“臣闻开汴之时，大河旷岁不决，盖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导洛而后，频年屡决，虽洛口窃取其水，幸不过一分上下，是河流尝九分也。”［8］卷94《河渠4•汴河下》可见隋唐时期汴河引用黄河的水量约占黄河水量的三分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黄河对下游的危害。周魁一的研究成果表明:隋唐五代黄河比较稳定的原因之一就是黄河下游的汴河、永济渠、济水等人工或天然的支流提高了黄河下游的泄洪能力。［26］ (二)不利影响 汴河的堙废使黄河失去了优良的泄洪水道，一旦决口，洪水漫溢便成灾害。 1．导致土地沙化、盐碱化。因汴堤抵挡，黄水不得南下，汴北深受黄泛之害;运河引黄河之水，增加了黄河泥沙的为害程度。清人胡渭曾言:“河水为鸿沟所分，力微不足以刷沙，下流易致壅塞，此宿胥改道之由。”［27］鸿沟尚且如此，何况南北汴河。因有汴堤阻隔，黄河每次决口南流，形成大量泥沙淤积沉淀，使汴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原来肥沃的青黑土(砂礓黑土)变成了潮土土壤，近河处较砂，远河处较粘。砂地“有雨则涝，无雨则旱”。据《宋史•本纪》、《宋史•五行志》记载，北宋一代黄河共泛决22次，其中19次发生在农历6－9月间，曾给沿岸造成严重灾害。每次决口后即将大量泥沙带出堤外，水退沙留，在地上覆盖了大片深厚不一的沙土沉积物。这些沉积物在一定时间内对土地有一定肥力，但如沙质过粗，尤其是长期排水不良而引起的盐碱化，给农业带来很大损害。此外，河流改道后留下的枯河床和自然堤上的沙质沉积物，经长期风力作用，形成的许多断续沙丘吞噬了大片农田、房屋，破坏了城市、交通道路，撂下了沙荒。［17］ 2．破坏正常的水系。汴河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天然河流的排水系统。淮北平原一些小的支流被运河所截，丧失了排水出路。尤其是运河因泥沙淤积成为地上河以后，两岸堤坝高筑长达数百公里横贯于河淮之间，无法接受运河以西小支流的排水，导致这些支流南北流窜宣泄不畅，结果造成水涝和附近土地的盐碱化。宋人王曾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论述:“汴渠派分黄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利，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绝，散漫无所归。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9］在未形成地上河以前，开封以西至汴口一带汴河有很多支流，见于《水经注》记载的就有10余条。沈括说:“异时京师沟渠之水皆入汴。旧尚书省都堂壁记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22］卷25《杂志2》后来汴河河底逐渐高出两岸，沿岸支流不能排入，两旁堤脚就潴积成许多陂塘，侵害民田，［8］卷93《河渠3•汴河上》每逢雨季常常酿成涝灾。金代以后汴河淤废，汴堤仍如一道土墙屹立地面，阻碍了两岸沥水的排泄，使土壤渐趋碱化，至今犹受其害，元至正年间即出现了“两淮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萧条”的局面。［28］汴河以东地区因得不到来水导致农田缺水干旱，以致漕运与灌溉用水之争持续不断。宋时曾于汴河设斗门调节水位，允许两岸农民引汴水灌田，以达到水运与灌溉的双重功效，结果不出四年，汴河水位急降不能通航。 3．淤塞湖泊。黄淮平原历史上曾存在诸多天然湖沼，因汴河变迁、黄水侵袭逐渐淤平。圃田泽(跨中牟、阳武)唐代时东西25公里，南北13公里，金代以后汴河淤塞，一遇河决泥沙灌之，圃田泽陂塘淤浅，明清渐成平地。荥阳境内的荥泽、商丘东北的孟诸泽自古水草丰茂，麋鹿众多，唐时仍方圆25公里。河南杞县东的逢泽、白羊陂、宿州东北的滭湖等，自宋以后多淤平消失。［29］ 总之，汴河主要是由于黄河泥沙的长期侵袭而最终堙废的，这又使得黄河失去了泄洪渠道，导致黄河泛滥频仍，对汴河流域尤其是汴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土壤沙化也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唐宋时期这里曾是重要的产粮区，以后逐渐萧条。另外，汴河堙废后，其航运功能随之丧失，原来依托汴河兴起的城市也渐渐衰落，如开封、商丘、宿州、泗州等，经元明清三代已演变成全国较为贫困的地区，再难重振当年雄风。

第7篇：宋史何灌传范文

在对说话艺术的研究中，关于宋元说话的家数，始终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扰和挠头的问题，于此可谓言人人殊、聚讼纷纭、歧见丛出。诸多前辈名家如王国维、鲁迅、胡怀琛、孙楷第、谭正璧、赵景深、陈汝衡、李啸仓、严敦易、胡士莹等，在他们的有关论著中，先后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发表了各自独到的意见。这一方面表明该问题的重要，另方面也反映了问题本身的复杂。在诸家互有出入的分类划分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征：恪守四家之说，绝不越其畛域；都包括了小说、讲史两家，在另外两家的指认上，才出现了各各不同的说法。综合各家，被列入说话家数者，计约有：1、小说（银字儿），2、讲史书（说史），3、说经，4、说参请，5、合生，6、说经浑经，7、商谜（说浑话？），8、说铁骑儿，9、说浑话。

产生歧见纷出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对原始材料的不同理解。为了便于分析解决问题，这里还得从有关说话家数的原始记载说起。

最早涉及到说话家数的，当推成书于南宋高宗十七年丁卯(1147)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该书卷五《京瓦伎艺》条谈到北宋京都开封的瓦肆中伎艺，开列出讲史、小说、诸宫调、商谜、合生、说浑话等伎艺门类并其艺人名号。而最早明确提到说话有四家的，则是成书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1235)的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其《瓦舍众伎》条云：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之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有道谜（来客念隐语说谜，又名打谜），正猜（来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类相似者讥之，又名对智），贴套（贴智思索），走智（改物类以困猜者），横下（许旁人猜），问因（商者喝问句头），调爽（假作难猜，以定其智）。

其后，有宋遗民钱塘吴自牧作于“甲戌岁中秋日”的《梦粱录》，该书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亦承耐得翁说，重提“说话四家”，云：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发参踪之事，有谭谈子、翁三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余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讲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浑经者戴忻庵。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案：此处漏“合生”两字）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谜者，先用鼓儿贺之，然后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有道谜……，走智……，正猜，……，下套……，贴套……，横下……，问因……，调爽……。杭之猜谜者，且言之一二，如有归和尚及马定斋，记问博恰，厥名传久矣。

所谓“说话家数”问题，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也即如上所举。其他，抄本《说郛》卷三收《古杭梦游录》虽也载及“说话有四家”，无非是《都城纪胜》的删略抄录，就文献意义而言，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从以上引录资料看，最先提出“说话四家”的《都城纪胜》，于“一者小说”后，并未进一步列出二者、三者、四者为何，继之却是“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书”诸项，又开列“合生”、“商谜”两家于其后，如果说它们都与“说小说”分庭抗礼，那么说话就不止为四家，而应是八家。承袭其说的《梦粱录》，或许已经意识到耐得翁在表述上的混乱，其“小说讲经史”，实际上也就是以小说、讲经、讲史三家立目；它虽也称说话有四家，却干脆略去其“一者”，并在开列各家后，列举其艺人名号。然而，依照这种体例看，吴自牧列出的说话家数仍然不是四家，仅有小说、说经说参请说浑经、讲史书三家，如果再添上未列艺人名号的合生、商谜，则是五家。正由于两条资料在表述上缺乏周密的逻辑性，记载上比较随意，甚至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加之刊印舛讹，致使后世研究者因不同的解读，在对“四家”究竟包括了哪四家的具体指认上，有了各执一词的看法。

说话家数标志着宋元说话艺术的成熟，反映了其作为一种伎艺的繁盛状况，进一步作出明确的探讨，意义匪浅。在我看来，要解决宋元说话家数问题，首当其冲要澄清两个问题：

一、明确“说话”的定义及内涵。

“说话”一词，包含“说”、“话”两项内容，这一点并无异议。但“话”，却非如人们惯常理解的那样为“故事”，而应该是“脚本”（案：这里所谓“话本”，是就宋人称法而言，明以后“话本”的蕴涵，已与宋人有了差别，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不赘）。这在资料中可以得到证明。《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说：“弄悬丝傀儡、仗头傀儡、水傀儡、肉傀儡。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影戏，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又《梦粱录·百戏伎艺》中说：“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不同的伎艺都有人为其编写话本，《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说：“教坊大使，在京师时，有孟角球，曾撰杂剧本子；又有葛守成撰四十大曲词。……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就连净发社梳剃行，也有专门的话本，如现存于续印《永乐大典》卷一四一二五的《净发须知》（参邓子勉《〈净发须知〉、净发社及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2期），卷下即明标“大元新话”。话本分上、中、下三卷，字数达一万三千四百余言。瓦舍众伎虽各有话本，但利用的形式却有不同。如杂剧、傀儡等诉诸表演，据话本演出；说话则为诉诸于口舌，用嘴讲说，“试开戛玉敲金口，说与东西南北人”，“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卷一《舌耕叙引》）。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三章《宋之小说杂戏》中说：“小说但以口演，傀儡影戏，则为其形象矣。”

“说话”与其他伎艺的第一个区别，也即它的主要特征之一，正在于“说”，说、谈、讲、论、言，皆此义也。不仅散说，也包括唱曲。前者主要指讲史平话，后者则有谓之银字儿的说小说等等。而说话，意即讲说话本，据脚本说唱敷演，更直白点讲，便是说书。如孙楷第《说话考》中说：“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记当时伎艺有‘说话’。以故事敷演说唱，即后来之‘说书’。曰‘说话’，曰‘说书’，古今名称不同，其事一也。”（《沧州集》卷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说话与其他伎艺第二个区别，则是艺人们以说话为谋生手段，非同消息、说药等科，虽也演说，其目的在梳剃、卖药，说唱乃为了招揽顾客，利于促销。

二、说话是否仅有四家？

对所谓说话四家，研究者也每生疑窦，甚至对有否四家，也提出过质疑，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四章《说话的家数》中指出：“总观以上诸说，四家之内意见一致的是小说、讲史和说经三家，其余的如说参请、说浑经、说公案、说铁骑儿、说浑话等都有问题。究竟哪些算做一家，哪些算做另一家，恐怕在当时就没有一定的说法，或同时有几种说法。但耐得翁提出四家之说，必然有他的现实根据。”胡先生虽然接受了四家之说，但于小说、讲史、说经以外的第四家，却不那么坚信，而认为当时恐怕“就没有一定的说法”。而萧相恺先生《宋元小说史》则坚定地认为：“其实，‘说话有四家’之说， 不过是耐得翁、吴自牧的一己看法，是他们对当时‘说话’的粗略分类，耐得翁的记载含混不清，反映他自己对所谓‘四家’之说尚在犹豫之中，并非不遵循不可的科学法则。”基于此，萧先生提出说话三家说。（参萧著《宋元小说史》上编第二章第三节《“说话”的家数体制及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程毅中先生《宋元小说研究》也提出近似看法：“说话有四家可能只是耐得翁的一家之言，未必是当时公认的说话。”但程先生最后又采取了折中的态度，说：“如果一定要找出第四家的话，那么合生一家还是比较有资格的。”这样，在小说、说经、讲史之外，程毅中先生补足了第四家合生一科。（参程著《宋元小说研究》第八章第二节《南宋金元说话的昌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

如上所述，最早涉及到说话家数的，是孟元老编著的《东京梦华录》，该书卷五《京瓦伎艺》条说：

崇（宁）、（大）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zào＠①、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详、霍百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浑话；……外入孙山，神鬼；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

《梦华录》成书较《都城纪胜》早八十八年，孟元老虽未曾提出说话四家，但他已经明确标出讲史、小说、商谜、合生、说浑话、说三分、讲五代史，这分明指的就是说话家数，并且，就这里所开列，已经超出四家。而八十八年后，到灌圃耐得翁，说话业益趋繁盛，在《都城纪胜》对说话的著录中，不仅含括了《梦华录》中提及的小说、讲史、合生、商谜，更多出说经、说参请诸项，暂不论其著录是否完备，仅此，所谓“四家”说，就已经难以包容。鄙见以为，原耐得翁所谓“说话四家”初衷，或者不过是要举出说话业中之荦荦大端，并非谓说话仅只四家；而其“一者小说”之“一者”，亦非序数的“第一”之义，当意指“其中之一”。至于其后吴自牧《梦粱录》所谓说话四家数，显系步趋并误解了耐得翁的原意，自然不足为据。正因为说话的家数并无定说，所以不仅《梦华录》未标明其具体数字，在谈及或著录说话艺术的《西湖老人繁胜录》、周密《武林旧事》、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等文献中，也均无说话仅只四家的说法。

窃以为，研究界关于说话家数的约十种看法，都存在其合理的方面。而所以会出现这诸多的指认，正说明说话不止四家，而是多家存在。在他们颇见分歧的分类立目中，事实上，不少科目，它们本身正是说话艺术中卓然独立的一枝，也即独立的家数。

根据以上我们对“说话”一词的理解，结合文献记载及著录，我认为在小说（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说铁骑儿）、讲史、说经说参请说浑经三家以外，另有如下一些家数：

4、说三分。见于《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说话各家，说三分与讲史分列，说三分艺人霍四究也不在讲史艺人名录，这说明说三分已经能够与讲史分庭抗礼，独成一家。

5、说五代史。艺人尹常卖，见于《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元宵》条在歌舞百戏中也有“尹常卖，五代史”，说同上。

6、合生。《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单列“吴八儿，合生”；又《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列“合笙”一科；《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于“说话有四家……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后，接“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西湖老人繁胜录·瓦肆》列“勾栏合生，双秀才”；《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列“合笙：双秀才”。

7、商谜。《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列“毛详、霍百丑，商谜”；又《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条百戏中列“商谜”一科；《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于合生后列“商谜”；《西湖老人繁盛录·瓦肆》列“背商谜，胡六郎”；《梦梁录·小说讲经史》列“商谜”一科；《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列“商谜”及艺人名号共十三家。

8、说浑话。《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列“张山人，说浑话”；又《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条列“说浑话”科；《西湖老人繁盛录·瓦肆》列“说浑话，蛮张四郎”；《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列“说浑话”及艺人“蛮张四郎”。

9、诸宫调。《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列“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西湖老人繁胜录》列“说唱诸宫调，高郎妇、黄淑卿”；《梦粱录·妓乐》载：“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列“诸宫调”并其艺人名号四家。诸宫调以历史、灵怪、传奇故事为题材，叙事说唱，在勾栏演出，应当为说书又一家。

10、唱赚、覆赚。《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唱赚在京师日，有缠令、缠达，……中兴后，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赚鼓板，遂撰为赚。赚者，误赚之义也，令人正堪美听，不觉已至尾声，是不宜为片序也。今又有覆赚，又且变花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西湖老人繁盛录·瓦肆》列“唱赚，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梦粱录·妓乐》也载“唱赚在京时，只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有两腔迎互循环，间有缠达。绍兴年间，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节抑扬处是也，遂撰为赚。赚者，误赚之之义也，正堪美听中，不觉已至尾声，是不宜为片序也。又有覆赚，其中变花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今杭城老成能唱赚者，如窦四官人、离七官人、周竹窗、东西两陈九郎、包都事、香沈二郎、雕花杨一郎、招六郎、沈妈妈等。”《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列“唱赚”及其艺人名号二十二家。

11、弹唱因缘。《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列“弹唱因缘”并艺人名号十一家。

此外，如叙事鼓子词等，亦宋代民间说书形式，恐怕也应该算作宋人说话家族中的独立成员之一。

总之，对宋人说话家数的探讨，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既不能为了强调宋代说话业的繁盛，作不符合实际的夸大；也不可因旧籍中有那么一两句随意性的记载，便捆绑住了我们的手脚。看来，要真实地还原宋人说话家数的原貌，就必须从耐得翁那含糊其辞不负责任的“说话四家”中挣脱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看清楚那些事实上分明存在着的说话门类，从而对说话艺术作出更科学更精确的判断评价。

第8篇：宋史何灌传范文

关键词：皮影戏起源说民间艺术艺人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灯影戏”“土影戏”，有的地区叫“皮猴戏”“纸影戏”等。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版雕刻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戏剧。剧目、唱腔多同地方戏曲相互影响，由艺人一边操纵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它是我国历史悠久、流传很广的一种民间艺术，并远播海外，成为世界性的艺术。关于影戏的起源，说法很多，顾颉刚先生在《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一文中指出：中国影戏之发源地为陕西，自春秋两汉隋唐以其地为最盛。宋以后盛兴于河南，自此其最盛之地即随而转移。至今影戏尚可为数十区域，如川、镇、鄂为陕西直接传入者；河南及河北西部、山西所有为汴京之遗；江苏、浙江、福建所有为南宋之遗；其另一派即为广东及湖南现存者，其影人尚用纸，或即为初为素纸雕镞之衍变；山东所有另为一种，当亦为南宋之遗，因北上与本地戏曲结合者。而负盛名之滦州影戏，则河北东部及东北各地尚为其领域。此盖由于各地皆有特殊之风俗伎艺，以此同源之影戏，及染地方色彩以后遂呈极大差异之现象也。①

顾先生在文中所作的分析与归纳，不仅明确地指出我国影戏的共同发源地及其流布，而且指出其流布之后与各地方戏剧及风俗伎艺的融合，造成各地民间皮影戏的不同色彩。对顾先生的同源异流说，学者大都表示赞同。但皮影戏究竟源于何时、何地，学者们的见解很不一致，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汉代起源说

根据历史学家的文学记载，部分学者认为皮影戏起源于汉代，这种说法源于《汉书·外戚传》中讲述汉武帝思念死去的李夫人的故事，其事为：

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②

北宋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说:“故老相承，言影戏之原，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齐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夫人无已，乃使致之。少翁夜为方帷，张灯烛，帝坐他帐，自帷中望见之，仿佛夫人像也，盖不得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③这里方士少翁为取悦汉武帝解其思念而作李夫人影像，被人推想为影戏。因为它要张灯烛，设帷帐，让帝居于他帐观看，其情境与影戏完全相同。所以宋代高承在《事物纪源》中便断言：“由是世间有影戏。”但紧接着说：“历代无所见，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④高承所谓的“历代无所见”，即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哪个朝代也没看见影戏，直到宋仁宗时，才把三国故事“加缘饰作影人”，开始有了“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可见，高承虽然援引汉武帝与李夫人故事，由此演绎出“由是世间有影戏”之说，但此论点他本人也持否定态度。所以后人所谈影戏始于汉，也多是根据史载所作的推论。转二、唐代起源说

皮影戏与木偶戏同属傀儡戏。木偶在唐代已经很流行，并且演出技巧已具较高水平。当时梁锽有一首著名的《傀儡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一人在梦中。”梁锽是唐玄宗天宝年间人，他这四句诗，反映了木偶制作的特点和表演技艺的高超，说明唐代已有了木偶戏。⑤不过唐代是否有了影戏，这不仅在唐代小说杂文中没有看到只字的记载，就是在题材广泛的唐诗中也没发现提及影戏之类的话。

因此，由于史料的缺乏，影戏出现在唐代的说法，至今还不易确定。但值得研究探讨的是，唐代盛行一种类似说唱艺术的俗讲，这可能与皮影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程毅中在《宋元话本》中提到：“俗讲却不是纯粹散文的讲述，其间颇杂以韵文的歌唱……它是把佛经改编为说唱体，用来吸引听众，宣传佛教。”这种说唱形式，一直延续到五代时盛行不衰，以后由于说话人中的女性出现，和民间艺人在说话技巧上的提高，促使俗讲不得不在形式上来一番改革。但它因受本身的局限，不可能跳出佛经的圈子去改弦易辙讲那些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之类的东西，只好在说唱形式上变化一下。于是，俗讲和变文⑥一样，在讲宴时，设有图像或纸人，照图解说，用以招徕听众。这种形式持续了若干年，到五代时，出现了人死后用僧人超度亡魂的习俗，这时超度几乎成了俗讲僧的唯一职业。超度亡魂时，设图像、画像或剪成纸人挂在帐帷内，作为亡魂的象征。此形式与后来的皮影戏很接近，或者说很像影戏的雏形。因此，有学者认为皮影戏由俗讲演变而来，起源于唐代。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只是猜测，尚待考证确定。

三、宋代起源说

皮影戏出现在北宋，在宋代多种书籍中都有记载。如张耒的《明道杂志》、高承的《事物纪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以及宋·无名氏的《百宝总珍》等，都对影戏作了较具体的记述。《东京梦华录》中《京瓦伎艺》一节载，北宋汴梁的著名影戏艺人，有董十五、赵七、曹保义、风僧哥等8人。《武林旧事》在《诸色伎艺人》一节中说，南宋临安(今杭州)有著名影戏艺人18人之多，其中已有女演员的出现和家庭影戏班。又据《百宝总珍》载，当时有“亡国十八国，《唐书》《三国志》《五代史》《前后汉》，并杂使头一千二百头”。说明宋代已有1200个影人角色，表演剧目丰富，雕刻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这反映出皮影戏在宋代已能演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历史故事戏了。

上述三种关于皮影戏的起源说，在时间上相差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汉代与唐代起源说，由于缺乏确切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的佐证，难以令人信服。笔者比较认同皮影戏起源于北宋汴梁的说法。北宋初期，社会比较安定，当时的政治中心汴梁，手工业和工商业经济发展稳定，相继出现了“百伎竞艺”的演出场所——勾栏、瓦舍，这就为影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宋代人写的诸多著作中，记载着影戏在北宋都城汴梁的活动情况，说明影戏已形成于北宋。

注释：

①转引自张紫晨《中国民间小戏》，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90页.

②班固撰.汉书·外戚传.陈焕良，曾宪礼标点，岳麓书社，1996年，第1927页.

③④宋·高承撰.事物纪原.明李果订，全圆，许沛藻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495页.

第9篇：宋史何灌传范文

然而，人们大多知道《悯农》的李绅，而不知显贵的李绅。此人后来曾在中晚唐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赵国公，权倾一时，新旧《唐书》都为其立传。应当说，李绅在正史中的形象也是正面的。正如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将官史当作信史一样，“‘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鲁迅《且介亭杂文》)；也不能不假思索地将野史一篙打翻，“野史和杂说”“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鲁迅《华盖集》）因此，我们不妨参看一下野史对李绅的评价。

宋代出了一部类书――《太平广记》，虽然也是奉旨编纂，但其中收录的却是汉宋之间的小说、野史、传记、传奇等杂著。该书卷二百六十九“酷暴”类下有“李绅”一节。因有童蒙时的“灌输”在先，读到这段文字颇有些惊异。据载，李绅在淮南节度使任内完全是一副酷吏形象。“李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持法峻，犯者无宥。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僚佑莫敢言”。在他治下，既是“一言堂”，也是“阎王殿”，不仅独断专行，而且酷刑峻法。“狡吏奸豪”倒是“潜形叠迹”了，僚属百姓也噤若寒蝉。

李绅未发迹时曾寄居江都，每到李元将家中作客称其为叔（“每馆于元将而叔呼焉”）。而在已是“高干”的李绅面前，李元将别说以叔自居了，就是自称兄弟或侄子，李绅都不高兴（“荣达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李元将自称孙辈，才算勉强接受（“及为孙，方似相容”）。人说官升脾气长，李绅官升辈分也长；人说屁股决定脑袋，李绅是屁股决定人伦；人说人性、官性不两立，果然，李绅当了官，只剩官性而丧失人性。何以故？时空不同也。

李绅的年代不讲“人性执法”，在这种暴戾恣睢、六亲不认的官员治下，黎民百姓终日惶惶，不知何时大祸临头，于是纷纷渡江淮而逃难（“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当他接到属下“户口逃亡不少”的报告后，竟然轻描淡写地说：“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颗粒饱满的总在下面，那些随风而去的秕糠，不用报告”（“汝不见掬麦乎？秀者在下，秕随流者不必报来”）。此时的他，早已忘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夫，早已习惯了“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盛世”。何以故，时空不同也。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鲁迅《准风月谈》）《太平广记》关于李绅的这则记载，是否也在“讹传”、“恩怨”之列，不得而知，就文本说文本，我们不能说李绅的《悯农》诗，真是文非其人，言不由衷。中国古代诗人，无论是名标青史的李青莲、杜少陵，还是《全唐诗》不载、《全宋词》难寻，只会诌几句顺口溜的文人墨客，其诗作总会“言志”的，只不过这“志”有文野、高下、妍媸之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