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表原文及翻译精选(九篇)

第1篇：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

传统的翻译研究对译者的主体与主体性问题是十分不重视的，或者说是极力压制的。考察中西方翻译史，不难发现在长期形成的观念中，中西方对译者的定位是何等的相似，译者普遍被定位于一个至今难以摆脱的角色—仆人，使译者长期处于边缘地带。

二、译者的主体性

先来了解下译者主体性的定义，目前比较权威的也是用的比较多是查明建、田雨的这个，“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每个译者都不可能以一片空白的头脑走进一个文本，他总是有着一定的知识结构，受到一定的文化熏陶，有着各自不同的情感经历和生活经历，又从而养成一定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让人生观，这些便构成了一个人的先在性，也就是一种“前理解”。译者的这种先在性是往往不受到本人的注意，因此也就被人们所忽视。每个读者或译者在理解和阐释一个文本的时，都是带有一定“偏见性”的。应该承认这种偏见性，并正确对待它。翻译的创造性是人们长期以来忽视的一个本质特征。对于大多数译者来说，他们长期以来都奉行一条原则，那就是在翻译中，不要掺入自己的主观因素，这种典型客观主义翻译观于今天不再是放之四海皆行的准则了。

三、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体现

《苍蝇》是英国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众多短篇名作之一，这篇短篇小说短小隽永，语言精炼。文章以两位老友的对话开始，退休了的伍德菲尔德（Woodifield）和已是暮年的老板（未署名），在看似无情节的描述中文章逐渐揭示重点，老板于6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痛失爱子，强忍悲恸不敢触及，本以为自己再也不能为儿子的的离去哭泣，哪知老友的无意提及令之痛哭起来，朋友走后，老板用墨水淹死了一只苍蝇。就这样一个看似没有结局的简单的故事，却蕴涵着曼斯菲尔德对灵魂的严肃探讨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传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状态。初读，两个译本各有千秋，在某些句子的处理上陈和徐的译法不尽相同，可以说意思相差较大。认真对照下原文，发现这其中和译者个人的翻译风格紧密相关，徐、陈的译文相比，各有高明之处，笔者不揣浅陋，试对两篇不同风格的译文不同的表达稍加比较，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的主体性问题，以下摘录了两篇译文的一些句子加以评析。例1：OnTuesday,hewasdressedandbrushedandallowedtocutbacktotheCityfortheday.(P412)陈译：到了星期而，他就给打扮的整整齐齐，让他到城里商业区去转转。徐译：每逢礼拜二她们便把他穿着打扮起来，允许他进城去放一天风。原文这句被动句，陈还是以被动形式翻译出来，而徐则译被动为主动，所给人的语感当然也大不一样。陈的“他就给打扮的整整齐齐”是被动，后半句“让他到城里商业区去转转”变成主动了，整体来看情感没有徐译的来得强烈。徐整句都采用主动表达，给读者这样一种感觉：处主导地位是他妻子和女儿们，他一直处于被控制的地位，而且“放一天的风”这个表达暗示了Wooifield因为身体差而几乎禁足的生活。例2：SotheresatoldWoodifield,smokingacigarandstar-ingalmostgreedilyattheboss,whorolledinhisofficechair,stout,rosy,fiveyearsolderthanhe,andstillgoingstrong,stillatthehelm.(P412)陈译：所以，老伍德菲尔德就坐在那儿，抽着烟卷，眼巴巴盯着那个老板，简直百看不厌，瞧他坐在办公椅上转啊转，身体矮胖，红光满面，虽然比伍德菲尔德还大五岁，可身子骨仍旧结结实实，仍旧掌着大权。徐译：老伍德菲尔德坐在那里。抽着雪茄，近乎贪婪地盯着老板看，老板坐在办公椅上转来转去，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虽然比伍德菲尔德大五岁，但依然很健朗，依然大权在握。例2两个译本句型结构基本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看事物的角度，即译者的主观性。陈把“staringalmostgreedilyat”译为“眼巴巴盯着”，“stout,rosy”译为“身体矮胖，红光满面”，而则徐译分别为“贪婪地盯着”，“身材高大，面色红润”，两位译者对老伍德菲尔德（以下简称老伍）和老板褒贬不一的措辞可以说成是译者对作者表达的苍蝇意象的不同理解。陈译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可怜的老伍和高高在上的老板，表示老板表面上给人一种身强体壮，意志坚强之感，实则不过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他已经由人异化成一只虚弱的“苍蝇”了。而徐译则贬老伍褒老板，老伍比老板还小五岁，却是一个“虚弱的老家伙”，明显的“行将就木”，之前的一句“weclingtoourlastpleasuresasthetreeclingstoitslastleaves.”，让人不禁想起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很是凄凉，但究竟他是一只异化了的还是没有异化的“苍蝇”，这就由读者的想象力决定了。例3：“Myson!”groanedtheboss.Butnotearscameyet.Inthepast,inthefirstmonthsandevenyearsaftertheboy’sde-ath,hehadonlytosaythosewordstobeovercomebysuchgriefthatnothingshortofaviolentfitofweepingcouldrelievehim.(P415-416)陈译：“我的儿啊，”他道。可是没有眼泪淌下来。孩子死后，头几个月里，甚至过了几年后，每当他悲从中来，除非放声痛哭一场才减轻得了痛苦的时候，他只要说这么几个字就行了。徐译：“我的儿啊！”老板着。可是还没有眼泪出来。在以往，在儿子死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内，只要一提起这几个字他就会悲痛欲绝，大哭一场是唯一的解脱方式。这是老伍不经意提起儿子，老板不禁掩面而泣，多年来努力在心底筑起的心坝瞬间崩溃的场面。两位译者对这句话理解不同。先说陈的译句，笔者认为陈译的“甚至过了几年后”有点啰嗦之嫌，宜把“过了”或“后”去掉。后面一句的“onlyto”《21世纪大英汉词典》中一条解释为：“却；不料，不料竟会；结果是”，笔者认为这里“onlyto”应译为“不料，不料竟会”。“shortof”在《21世纪大英汉词典》中除了有“缺乏；不足”之义，还有“除以外”之义，陈和徐在译这个短语没有异议，后半句笔者认为这样译更贴近作者的表达“每当他悲从中来，非痛哭不能减轻时，这几个字就会不经意地脱口而出。”想起痛失爱子，老板情绪难控，无意识地喊出“我的儿啊”，可见爱之深！如按陈老的译法“只要说这么几个字就行了”，要是说出这几个字就能控制情绪，他不会长达6年都走不出失子的阴影了。徐译也有所偏离原文。“Myson!”是老板痛哭后吼出的，而不是“一提起这几个字他就会悲痛欲绝”，因果颠倒了。例4：Allthesame,therewassomethingtimidandweakab-outitseffortnow,andthebossdecidedthatthistimeshouldbethelast,ashedippedthependeepintotheinkpot.(P418)陈译：尽管如此，那只苍蝇已经显得有点软弱无力，疲于奔命了。老板决定最后再来一次，他把钢笔又深深蘸进墨水壶里。徐译：然而，它虚弱的、小心翼翼的尝试又开始了。老板把钢笔蘸进了墨水壶中。他决定再滴最后一滴。在第二滴墨水之后，苍蝇的反抗明显无力了。挣扎出第一滴墨水时，老板还称它很有胆量，但此时的胆量明显不如刚才。陈把“effort”省去不译，后面的从句也是按字面顺序译出，显然没有徐的译法更忠实于原文，也更吸引读者，先说把钢笔又蘸进墨水瓶了，要干嘛呢，读者不禁想赶快读下去。纵观全文，两篇译文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鉴于篇幅问题，在此就不一一举出例子分析了。通过以上例子的分析，研究、比较，可以看出，不同译者，不同时代背景，同样的著作却散发不同的光芒，这就赋予了重译的可能性，每推出一个新的译本，都会有其价值。

第2篇：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

与此同时，海德格尔著作的中译所含有的和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从一方面来说，翻译本身就是一个解释学讨论的对象，是一个哲学论题。我曾在拙文“译还是不译”(《读书》，1996年第4期)中先列举海德格尔著作翻译的困境，并转引了奥特(HeinrichOtt)教授的观点：在海德格尔这里，我们似乎不能先翻译，然后再讨论译得如何与如何去译，而是必须在翻译之前先讨论是否可译的问题；尔后引出“译还是不译”的思想翻译之两难。对此问题我在拙文中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再重复：严格地说，翻译的可能性问题对任何一门哲学都有效。它之所以在海德格尔这里凸现出来，是因为海德格尔的确代表着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在拙文中所举“WergriBdenkt，muBgroBirren．”(“运伟大之思者，必持伟大之迷误。”)一例还过于简单，只能用来引出问题，远不足以展示他的语言游戏复杂性之万一。海德格尔用他的那些“Ereignis”，“Lichtung”，“Dasein”，“Geviert”，“BewuBt-sein”，“Heissen”，“Betrachten”，“Ek-sistenz”，“Entfernen”，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海德格尔式”的概念，一直将我们遇到了翻译问题的墙角。甚至连许多海德格尔的译者都在一边翻译的同时一边又毫不忌讳地感叹：海德格尔是不可译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处境是：海德格尔仍在被翻译着，而且早在未讨论海德格尔是否可译之前，他已经被译出来了，因此我们实际上无须再讨论是否可译的问题，而是应当讨论如何去译的问题了。换言之，我们更应当对已有的海德格尔哲学的翻译问题做一个回顾和检讨，这种做法显然会更具实效。

本文试图关注后一个问题。笔者本人翻译海德格尔著述已发表的文字不足十万字，即使加上校对的工作，也不能算是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的“坎内人”，因而对此问题的提出和探讨有越组代庖之嫌，但同时亦有旁观者清之利。故而恃勇在此抛砖以期引玉。

一、译名的统一性问题

我相信，译名的统一性问题是哲学翻译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哲学通过判断而提出命题，通过陈述而得到表达；判断由概念组成，陈述由语词组成，它们构成哲学思想及其表述的基本砖块。中译概念或中译语词的混乱与不统一会使读者对原作的理解或是成为不可能，或是干脆导致误解，这恐怕已成为各个哲学译者的共识。但是，为了达到译名的统一，各个译者之间必须开展合作，在对译名的选择上作出求同存异的决定；而从至此为止的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状况来看，在这方面值得乐观的因素却又很少。大多数译者都认定自己的专有译名经过深思熟虑，因而不愿轻言放弃。现象学概念中译名的现状从总体上看要比德国古典哲学概念中译名的情况混乱得多。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哲学概念上，而且是在其基本概念上，中译名的混乱与不统一已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我们可以先以海德格尔哲学的最关键词“Sein”为例：大陆学者大都己统一译作“存在”，也简译作“在”，极个别的(如俞宣孟)也译作“是”；台港地区则多译作“存有”或“有”。由于大陆与港台语言习惯之间存在些微差异，因而造成海德格尔哲学译名的一些分歧，这本不是大的问题。譬如“Heidegger”是译作“海德格尔”，还是译作“海德格”；这取决于约定俗成的习惯。但“在”与“有”的不同译法，却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原则问题。在中文的传统含义中，“在”与“有”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相互替代，如我们说“有人”，这是指“有下个人在这里或那里”；“万有引力”表达的是“万在引力”，即“作用于所有存在之物的引力”；陈康先生曾将“Ontology”译作“万有论”，恐伯也是基于这个理由。但在德语或西语的传统中，“在”(Sein，Being)与“有”(haben，have)之间的区别较为明显：从总体上说，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无在必定无有，但无有未必无在。E．弗罗姆便著有《有或在》(HabenoderSein)一书，强调两者之截然不同。鉴于此，我认为用“在”或“存在”来译“Sein”较能反映德语或西语的特征，而且同时还可以对汉语起到可能的改造作用。

另一个海德格尔基本概念“Dasein”的中译名看似较为统一，但也早有并仍有“异端”出现：熊伟先生最早将它译作“亲在”，后自认为不妥，但今人仍多有赞誉；近来张祥龙又译作“缘在”，故此问题尚未解决。国内外均有学者主张不译，直接引用原文，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可能。但这种做法只能解决名词“Dasein”的麻烦，“dasein”作动词用时，我们仍然面临同一个翻译的困境。这个困境在所有动名词概念那里都可以遇到，如“Ereignis”。因此，在“逻各斯”概念上行得通的中译方法，在海德格尔的大多数术语那里不一定就畅行无阻。下面在谈到音译问题时我们还会进一步展开讨论，此处暂且不论。

这里提到的海德格尔哲学中心概念“Ereignis”被公认为是最难翻译的海德格尔术语。《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尚未被译成中文，否则它的副标题“VornEreignis”将是一件棘手之事。目前在各自的论著中涉及此概念者盛众，而且几乎无例外地趋向于引用原文，中译只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孙周兴译作“大道”，张汝伦译作“统化”，陈嘉映译作“本是”，陈小文译作“本有”，张样龙译作“缘起生成”，还有译作“庸”的，以及其他等等，令人目不暇接。我自己在写这篇文字时常有这样的感觉：对“Ereignis”一词的中译最典型地再现了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的特征，它几乎囊括了所有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的困难与问题。随这里问题的展开，耐心一些的读者可能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我所说的在选择译名上的“求同存异”之原则，或许就可以试用在对“Ereignis”的翻译上。这里的“同”是指在被译的语词中所含有的、为大多数译者所认可的含义基础，也是在语言学上被称作“词根”的东西。在“Ereignis”一词中，这个基础应当是“eigen”，它是指“本己”的“本”和“本原”的“本”。因此，在“Ereignis”的中译名中，至少．应当包含有“本”这个词。在对另一个词的如何选择上，可以见仁见智：或“本然”，或“生本”，或“本成：等等。我倾向于最后一个译名，一是因为它含义不确定，外延不明确，故而可以随理解视域的不断扩展而包容无限的内涵；二是因为它兼有动名词两种可能，对“Ereignis”的动词化也能应付自如；三是它由于含有“本”的基本含义，因而可以与海德格尔哲学中其他几个与“Ereignis”一词相应的表达对应起来，如“Ubereignen”，“Enteignen”等等。海德格尔在这几个表达中所强调的也是这个词根“eigen”。按照上面的原则，则可以分别译作“转本”或“逾本”以及”去本”或“失本”等等。

这里所用的几个中译名都是生造的，在词典中无法找到。是否允许以及是否必须运用人工语言，这个问题我们搁后再讨论。

另一个处在杂乱中译状态中的海德格尔术语是“Lichtung”。张汝伦、陈嘉映在近作中均有论述。熊伟先生最初译作“澄明”，与英译有相同之处，也被刘小枫、孙周兴等接受。但这种译法一方面带有佛教的话境，故含有“格义”色彩，此待后议；另一方面它也偏离了“Lichtung”的基本含义，即“开启”。所以至今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此后也有人译作“林间空地”或“林间空场”，的确写实，而且也符合该词本义；但海德格尔时常也将此概念作动词用，如“lichtendundverbergend”，这样一来，对此动词的翻译就无法与“林间空地”或“空场”贯通。张汝伦译作“自身揭示所在”，这倒是一个可以使动名词呼应起来的译法：动词可译作“自身揭示着的”；但这个翻译给人的感觉更多是一个解释。陈嘉映近来将“Lichtung”译作“疏明”或“疏明之地”，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译法。它首先能使该词的“licht”词根得以体现；其次用“疏”字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林间空地”的意境；再次又生造了一个词来匹配在中文中本无对应的、在德文中亦不多见的概念，使人一目了然；最后还有兼顾动名词可能语境的益处。

可以看出，虽然译名的选择由于建立在对海德格尔思想理解的基础之上，因而理解的不一致性规定了选择的差异性；但选择译名与理解思想一样，都有一定之规，不能落人随意，故而存在着一个讨论的基础。所以，译名选择的“求同存异”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是可行的。

而涉及到具体的责任与权利，应当说，没有翻译过相当数量海德格尔的著述的人。即使他的海德格尔研究造诣相当高，即使他读的海德格尔原文相当多，在选择译名上也必须更为慎重，我甚至认为，这些人，当然包括我在内，左右中译名的权利应当要更小一些。一个中译名必须经过各种中文语境的考验：在这个上下文中合适的译名不一定在其他地方也合适；以名词形式出现的恰当中译名不一定作为动词或动名词也恰当。一个中译名只有在各种语境的检验中都得以过关，才能称得上是适当的。而要做到这一点，理解的深刻与原文的精通还远远不够，大量进行海德格尔著作的中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这也许是哲学翻译与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区别所在。

二、译名的连续性问题

这是另一个统一性的问题。较之于上面所说的统一性问题，这里的统一性超出了一个哲学家本身概念的范围而涉及到哲学概念中译名的历史统一性问题。例如德文中的“Ver-stehen”一词，一般译作“理解”，在康德那里也被译作“知性”，在海德格尔以前的胡塞尔那里被译作“理解”，在海德格尔以后的加达默尔那里也译作“理解”，唯独在海德格尔这里被陈嘉映译作“领会”，这当然有它的道理；但读者在阅读时则会有困难，这是无疑的，除非你每次都附原文；而倘若读者在论述三人哲学时涉及到“Verstehen”的概念，那么引用三人的中译本就会有更大的麻烦。(10)海德格尔的“Humanismus”同样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概念，由于它是海德格尔重要论述“BriefuberdenHumanismus”之标题，故而也格外引人注意。这个概念大约自熊伟先生始，在大多数译者那里一直都被译作“人道主义”，当然其有不妥之处。宋祖良曾一再主张译作“人类中心主义”，但我认为这里过多地含带了译者解释的成分，而且并非在各种语境中都能运用得通。或许“人本主义”或“人类主义”是一个不坏的选择，既比较中性，也已有翻译上的先例，因而会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并可维持译名的历史统一性。而当海德格尔在伦理学意义上运用此概念时，我们尽可以再译作“人道主义”并加译注不迟。事实上有许多中译的西方哲学概念，诸如笛卡尔的“明证”(evidens)、康德的“先验”(tran-szendental)等等，虽然明显不妥并含有误导之可能，但已成习惯定式，没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识与合作，是无法再改造过来的。有心者只能从我做起，以劳待逸。

三、同一概念的同一译名、同义概念的分别译名问题

这依然是一个统一性问题，但既不是同一原作者的同一概念在各个译音间的译名统一性问题，也不是不同原作者的同一概念在各个译者间的译名统一性问题，而是同一原作者的同一概念在同一译者那里的统一性问题。

这首先涉及到：a)原文用同一个概念，是否在中译中也用同一个语词与之对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译者至少应当做到从原则上坚持这一做法。这大概已是许多译者的共识。当我们在译著中遇到相反的情况时，究其原因，或是由于同一译名不能应付不同的语境而不得不为之，或是由于译者疏忽，不能一贯到底所致。这里不再赘论。

如果这个问题并不成为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b)各种基本同义的概念译名是否应当分别匹配各种同义的中译名?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概念“现象”为例：“Phanomen”，“Erscheinung”在日常德语中是同义的，但前者源于希腊文；后者则是德文的动名词，故而在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中，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常常都刻意做出划分。中文是否

也应与之对应?海德格尔的“Auslegen”，“Interpretieren”，“Erklaren”等概念，还有“Verstehen”，“Begreifen”，“Auffassen”等，“Entziehen”，“Verbergen”，“Offenheit”等概念，在日常语言中含义相近。作为哲学用语则带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我以为，译者也应刻意做出区分，以对等的中译名来予以呼应；如我们可以将“Ptanomen”译作“现象”，将“Erscheinung”译作“显现”。即使某些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现在看来完全同义，我们也不妨分而译之，因为我们以后很有可能会看到，海德格尔在其他地方或许仍然有分别地使用完全同义的概念。、概念的双关性问题

从至今为止的翻译经验与翻译成果来看，对双关语的妥当中译，可能的少，不可能的多。海德格尔哲学翻译更不例外，而且他对双关语甚至“多关语”的偏好路人皆知，因而尤其令译者落入窘境。

我目前见到的较好双关语对应只表现在对海德格尔的“entsprechen”一词的翻译上，它的原意为“相应”、“符合”，但因原文中含有“sprech”(说)的词根，故而也被海德格尔用来暗示对语言的“回应”。这个词在陈嘉映那里被译作“应和”，在孙周兴那里被译作“应合”，都带有“符合”、“回应”的双重含义，可属佳译。。

另一个双关概念“Abgrund”的中译也还算是出色。这个词原先被译成“深渊”，虽符合“Abgrund”的习常含义，但却没有译出海德格尔所赋予它的特殊深意。近来毛恰红将它译作“无本”，陈嘉映译作“无根据的深渊”，都在切近海德格尔本意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我认为，在这两个译名中，陈嘉映的翻译已经表达出双关的含义，但过长，只适用于论著中的解释，毛怡红的翻译没有完全表达出双关性，但简练明了，有利于译本中的翻译。

但大多数双关语情况都很棘手。我们先以后缀“-sein”为例。它原带有“存在”或“状态”的意义。海德格尔(舍勒亦是如此)将这个原含义挖掘出来，为其所用。尤其是在“意识’，(BewuBt-sein)一词上：胡塞尔所说的“意识”(BewuBtsein)被解释为仅仅是“存在”的一种，亦即“被意识到的”(bewuBt)的“存在”(sein)。这个解释是无法通过译名的选择来表达的，必须加上或长或短的译注。熊伟先生便是如此行事：“此句中‘意识’(BewuBtsein)与‘自我意识’(SelbstbewuBtsein)两词的结尾都是‘sein’四个字母，而此四个字母联的词恰是德文的‘在’。此句原文有此运用德文之妙，无法译人中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德文“RiB”那里。它的基本含义是“裂隙”或“隔阂”。但它作为后缀使用时却又带有“聚合”的意思。海德格尔便是在这两个意义上理解“基本构图”(GrundriB)、“略图”(AufriB)、“轮廓”(UmriB)等等概念，它们意味着一种既分离、又整合的状态；陈嘉映说“中译在此几乎无可为”，孙周兴亦对此加注说明，均与熊伟先生有相同感受。

另一个突出的双关语是“Ek-sistenz”或“Existenz”。在传统的意义上，当它与“Essenz”相对应使用时，它指的是实在的存在，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Dasein”；而前者则意味着本质的存在，与“Sosein”同义。到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Existenz”与“Dasein”都有了特殊的意义，分别被译作“生存”和“此在”。再往下至“BriefuberdenHumanismus”，海德格尔又将“Existenz”做“Ek-sistenz”解，强调“ek”的“超越”、“绽出”之含义。这时，“Ek-sistenz”便成为中译的难题。“生存”一词，显然不足以表述海德格尔的用意。但即使译作“生-存”，也是鞭长莫及。日译作“脱-存”，似可参考。但与其“脱-存”；不如“超-存”。当然，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得己而为之。

再以“Gestell”为例。它的基本词根是“stell”，源于动词“stellen”，亦即“放置”；有此词根的语词大都摆脱不了这个基本含义，如“Bestellen”(约定)，“Verstellen”(伪装)，“Vorstellen”(表象)等等。而“ge”这个前缀在德文中又具有聚合为一的意思，如“Gebirge”(由群山组成的山脉)、“Geschwister”(兄弟姐妹)等等。“Cestell”与“书”(Bucher)相连时便作“Buchergestell”，现称“书架”、原意为“放置、聚集书的地方”。但如将它与书架相对应地译为“框架”、“构架”、“座架”，便有不妥，双关语中最重要的一关恰恰被放弃了。陈嘉映译作“阱架”，也是美中不足。可否译成“阱置”，待商。

这里的说法也适用于“Geviert”的情况。这个概念并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是海德格尔的生造，而是在16世纪的文献中已经出现。它相当于海德格尔时而也使用的“Vier”。而“Geviert”的重点在“ge”，强调所谓“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重合，但“四位一体”的译法宗教意味过重。有人译作“四重性”，较之原文又过抽象。日本学者译作“方域”，失足在“域”字上。陈嘉映译作“四大”，又弃置了“ge”的含义。我曾主张译作“四重形”或“四重体”，孙周兴也持大致相同主张，即译作“四重正体”，也许后音的确更妥当些。’

从以上例子来看，在涉及双关语或“多关语”的情况下，唯有加注方能间接地表达出部分原意。但这类注释如同“鸡肋”，不加不行，加了也不会使不喑德文的读者完全理解，而且会妨碍阅读中的连贯性。熊伟先生曾经认为，翻译海德格尔是给懂德文的中国人参照看的，并非为不懂德文的国人而译，因此大多数人很可能会依然看不懂海德格尔的中译本。这个观点在我看来虽有偏激，但却完全适用于对双关语的翻译。

五、格义的问题

我认为海德格尔哲学的中译至今已有时日，应当可以超越文化译介中的初级“格义”阶段。但“格义式”的译法，很可能永远会被许多译者保留下去，或是有意，或是无意；或是有益，或是无益。例如熊伟先生在翻译“Lichtung”时用佛教的“澄明”概念，后来亦为刘小枫在神学的意义上所接受和发挥；孙周兴在翻译“Ereignis”时用与道家思想相关联的“大道”概念，张祥龙在翻译“Dasein”和“Ereignis”时则用与佛教相关联的“缘在”和“缘起生成”，如此等等译法，在我看来均带有较浓的“格义”的痕迹。这些译法虽不像鸠摩罗什以前的佛教译介者用“无”译“空”、以“五戒”释“五常”那般牵强附会，但也会带来“格义”的“迂而乖本”之弊端：参照国学时会在“道”的方向上选择译名，参照佛学时会在“缘”的方向上选择译名，参照西学时则又会在“逻各斯”的方向上选择译名。而海德格尔则恰恰是把“Ereignis”看作是超出这些区域哲学终极概念的世界史概念。

这种情况在翻译“逻各斯”概念时已经出现过：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曾在翻译新经时用“语词”、“意义”、“力量”、“行动”等等来解释希腊文的“逻各斯”；马丁·路德的《圣经》译本为“太初有言”，原中译《圣经》本中则译作“太初有道”，这都是一些“格义”式的翻译。这些语词中的每一个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与原意部分相合，但都不会完全相合；同时它还会或多或少地限定着概念原意的范围。例如“行动”中不包含“语词”的内涵，并因此而将“逻各斯”中“语词”的含义排斥在外。这种“格义”方法之长处在于，它可以在思想译介的初级阶段起到引导入门的作用，但它最终仍然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暂时性的手段，而且存有两方面的缺憾，一方面它会对读者的理解造成误导和局限，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汉语的丰富与改造。

六、音译的问题

谈到汉语的丰富改造，就会涉及音译的可能性问题。在佛教翻译的原则上，玄类曾提出五种音译的必要：秘密故(涉及神秘用语)、含多义故(涉及多义的概念)、此无故(涉及原先没有的物名)、顺古故(涉及久已通行的译名)、生善故(涉及对佛教有利的场合)。这五种必要性经过一定的修正在今天也仍然可以发挥效用。

如今可以看出，诸如“南无阿弥陀佛”、“图腾”、“般若”以及“逻各斯”、“隐德来希”、“埃多斯”等等音译，都属于经受了时间考验而持存下来的译名。没有留存下来的可能更多，像陈康先生的“翁陀罗己”(Ontology)等等。我无法确定其中是否有规律可循。譬如《圣经》、“释典”为何是意译，而“古兰”却是音译?音译“佛陀”为何能持存，而意译“觉者”却不能意译“真主”与音译“”为何都能为人传承至今？如此等等。需要注意的是，有生命力的哲学术语音译虽已为哲学界所接受，却大都并不易为大众所理解。当然这还不算是很大的问题。毕竞它们大都是一些生僻的专业术语，而且我们总还可以列出一大批业已习常的音译名，如“马达”、“咖啡”等等。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音译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

但音译方面仍存在较大的问题，因为它们绝大多数只能用于名词而不能用于动词。例如国外现在有许多人将“道”直接音译作“Dao”，但不能用它译出“道可道非常道”中第二个“道”的含义。

对海德格尔“Ereignis”的翻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它音译作“埃格尼斯”，那么海德格尔所说的“DasEreignisereignet”就应当译作“埃格尼斯在埃格尼斯着”。而倘若按我的建议将“Ereignis”译作一个较为含糊的“本成在本成着”，或许情况会好一些。再接下来，前面所提到的“逾本”或“转本”(Ubereignen)，“失本”或“去本”(Enteignen)等等动名词也可以得到相应的翻译。

七、单音、双音译名的问题

其他的海德格尔哲学中心概念如：“Denken”，是译作“思”还是“运思”、“思考”或“思想”等等，“Dichten”是译作“诗”还是“为诗”、“作诗”或“诗作”等等，“Wissen”是译作“知”还是“认知”、“知道”或“知识”等等，这并不是重大的原则问题。

根据我的有限经验，一般说来，双音语词比较明确，可以分辨出动词还是名词，这从上面列举的几个例子中已经可以看出，因此在原文语义明了的情况下，中译文应当尽可能使用双音字；就像我们在中文中涉及到“译”这个词时，大都可以用双音词“译文”或“翻译”来显示名称和动作的区别一样。

但单音词自有其特殊的用途：当原文有意识回避某个概念的动名词区别时，中译用单音词便可应对自如。

当然这个原则在海德格尔这里比较难于实行，因为海德格尔的文字，尤其是后期，诗意较重，翻译时常须简而有韵。目前海德格尔中译的现状从总体上看也是偏重单音语词。

我的看法是：在只能两者择一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严格，有必要牺牲风格。

此外，对单音双音的选择还要考虑译名的统一性。如果时而译作单音词，时而译作双音词，会淡化海德格尔对某些特定概念的强调。因此对许多译名单双音的选择，必须事先考虑统一性的问题。

但单、双音译名还涉及到一个较大的问题：对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我们是否要生造一些中文概念来与之匹配。汉语的单个字几乎是无法生造的，但语词却可以，如天主教中的“天主”、“神圣”，伊斯兰教中的“真主”、“清真”，佛教中的“佛祖”、“慈悲”、“金刚”等等。这类语词在汉语语言发展史上不胜枚举。

而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来，我们知道了情绪(Stimmungen)也是经验的重要内容，而且它作为各个文化的基本底蕴也可以成为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Sorge”，“Angst”以及其他。因而当我们用“烦”或“忧虑”等来译海德格尔的“Sorge”，用“畏”或“恐惧”来译“Angst”时，我们只是运用了一个现有的汉语表述；而若是我们用“烦忧”或“忧烦”、“畏恐”或“惧畏”来翻译它，我们就几乎是生造了一个汉语表述。这种译法的长处在于，它不会让人不了解这个生造词的基本含义以及它与相应的日常语词的密切联系，同时又可使人一见到这个新造的译名便知是海德格尔的特有概念，而不会完全沉入一般日常的理解。自然，这种作法必须巧妙方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

八、译名用日常语言还是用人工语言的问题

以上问题当然与日常语言还是人工语言的问题密切相关。哲学是否需要人士语言，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这里不去讨论。但从翻译实践史来看，人工语言无所不在，而且随着人们对它们的广泛运用，人工语言已逐渐转变为日常语言，前者与后者之间的界限也已模糊不清。如前面所列举的意译：“天主”、“神圣”、“真主”、“清真”、“佛祖”、“慈悲”、“金刚”，音译“佛陀”、“图腾”、“般若”、“逻各斯”、“隐德来希”、“埃多斯”，以及如此等等，均属此列。在海德格尔哲学的翻译方面，翻开当今的各个译本或论著，人造语词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熊伟先生有“亲在”，张祥龙有“缘在”，陈嘉映有“葆真”，张汝伦有“统化”，孙周兴有“道示”，陈小文有“本有”，毛怡红有“无本”，还有其他等等，不一而足。海德格尔中译文中语词的生造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主张不使用人造语词的人会在“Ereignis”，“Sache”，“Dasein”这样的语词面前束手无策。

先以“Ereignis”为例。它在德文中本是日常语言：“发生的事件”。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也是在这个日常意义上使用此概念，它并不具有特别的哲学含义。但自三十年代以来，海德格尔开始赋予这个语词以特别的内涵，使它成为自己哲学的最中心概念。此时若沿用日常语言将它译成中文，就只译出了这个语词在海德格尔那里的一个含义，而且是最不重要的含义，就保人们将“逻各斯”译成“算计”一样。海德格尔的重要遗著《哲学文集》(PhilosophischeBeitrage)之副标题“VomEreignis”若译作“论事件”将会是一个糟糕的译法。

再看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学概念“Sache”，它在原文中基本上是一个日常用语：“事情”或“主题”。因而那句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公认的现象学箴言“zurSacheselbst!”有的译作“面对实事本身!”，也有的译作“面对事情本身!”前者是人工语言，后者是日常语言。海德格尔的重要著述之一“ZurSachedesDenkens”也有相同命运：或是被译作《面向思的实事》，或是被译作《向于思的事情》，张庆熊甚至主张译作〈谈谈思想的问题》。我偏向于第一种译法，即主张采用虽不完全是，但仍算是人造语词的“实事”。当然在生造语词时要尽可能依据我在前面所建议过的；个原则来进行选择，使它既能标明其特殊的内涵，也能保持它与日常语言的渊源关系。“实事本身”或“实事”是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然后，作为其扩展，“Sachverhat”(或“Sachlage”)则可对应地译作“实事状态”。目前已经可以看出，无论是德文的还是中文的“实事”概念，都已超出现象学的用语范围，成为“哲学本身”或“真理本身”的代名词。

九、附记：两个海德格尔翻译中的具体问题

哲学翻译中的错误与偏差是常见的事情，其中包括主观上可避免的和主观上不可避免的；前者指由不严格造成的疏漏，后者指因不理解而引起的误差；这里不再苛求，实际上也无法苛求，只要比较一下贺磷先生所译黑格尔《小逻辑》的几个版本便可知一二。如何对待自己的翻译与如何做人一样，全是译者个人凭自己良心与能力而论的事情，本无须他人置晓。但在海德格尔哲学翻译中的确有两个流传过广的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

首先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现象学”概念的定义，原文为：

DerAusdruck’Phanomenologie’...charakterisiertnichtdassachhaltigeWasderGegenstandederphilosophischenForschung,sonderndasWiedieser.

中译本及许多中译文都译作：

“现象学”这个词……不描述哲学研究对象所包含事情的什么，而描述对象的“如何”。

这句话相当重要，因而也常被引用。但它实际上应当是指：

“现象学”这个表述……不描述哲学研究对象实事性的什么，而描述哲学研究的“如何”。

这里加引号的是关键所在，其他的更动只是建议，无关紧要。

另一处误译已超出海德格尔哲学的翻译问题范围而涉及荷尔德林的诗作《漫游》，但原文因由海德格尔所引方广为人知并广为人引，至少在中国学界是如此，故也属这里的问题范围。该句的德文原为：

SchwerverlaBt,wasnahedemUrsprungwohnet,denOrt.

中译本和其他许多中译文都译作：

终难离开，那依畔于本源近旁的地方。

这个翻译并不背离原义，但仍含语法错误，至少主语不明，被人为地撇去。此句建议译作：

居于本源近旁的东西，终难离开那场所(其本位)。

这里的译文是一种被译家称作“硬译”的做法，但原义已经基本得到表达，如何译出诗的韵味，还要留待方家指教，括号中的译文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选择。

第3篇：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

关键词： 关联理论 是非问句 英译 汉语新闻访谈

1.引言

是非问句是疑问句的主要类别之一，其主要的语用功能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别无二致，即“寻求对问句所含命题肯定或否定的回答”［1］。但从句法层面上来看，是非问句的结构形式多样，在语言内和语言间均存在差异，这无疑对是非问句的翻译产生干扰，使译者轻易忽略认知环境的变化，而不注重疑问结构体对语用功能的介入作用，以致译文在句法结构和语用效果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关联缺失，最终造成翻译交际的失败。以下例子来自《杨澜访谈录2008》中杨澜和米兰著名设计师普拉达之间的一段对话：

杨澜：您曾经说过那些为了吸引异性而穿着的女人通常不太可能找到真爱或真正吸引异性……你是这样说过吧？

普拉达：是的，一点不错。我想，最好还是用点自己的时间，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样你自然就会找到真爱。

在这个例子中，根据上下文，杨澜的提问意图并不在于寻求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案，而是企图通过引导普拉达展开相关问题的叙述。而普拉达显然领会了杨澜问题背后的意图。在该语境下，假使我们不考虑提问者的焦急意图，而单纯从信息意图的角度出发对该是非问句进行发问，则译句为：

Did you ever say like this?

事实上，译句读者并不能从中推导出原问者的真正目的，原因在于由于英译时认知环境的变化，在翻译过程中信息意图与焦急意图分离，致使缺失关联。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使问句的构成与功能重新匹配，在译句中进行关联重建。

为此，我们分别以汉语电视人物访谈和英文脱口秀中的汉英是非问句为研究对象和翻译参照，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出发，具体考查是非疑问句英译时可能出现的难点，使译句在焦急渠道中产生最大关联性，促使交际成功。主要研究问题是：（1）如何在是非问句的英译中重建关联？（2）如何应对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难点？首先，本文以翻译过程中的关联重建为理论铺垫，讨论汉英是非问句的构成异同及语用功能；其次，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下将英译时重建关联的难点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参考译句；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总结。

2.理论背景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目的是用译文重现原文的交际功能，达到语用等效。而Quirk等（1985）［2］的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成功的前提是在正确理解自然语言的基础上找出自然语言与交际意图之间的关联。由此，关联翻译论顺应而生。根据关联翻译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对原文语境的最佳关联，从而正确理解原文。而寻找关联的过程就是从原文中提取各种各样有效信息的推理过程［4］。译者通过具有关联的各种信息（保罗原文提供的逻辑信息词汇信息和逻辑信息等）进行推理，将自身所获得的认知用目标语最大限度地传送给译文读者。然而，由于交际环境发生巨变，原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关联差异很大，在翻译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分离语境假设的耗损与取消，以及语境含义的流变或流失现象，致使译文出现关联性缺失［6］。因此，译者必须设法在翻译时重建关联，保留原作者的意图。

疑问句和其他话语类型一样，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的，为特定的交际意图服务。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看，汉语疑问句主要分为特制问是非问和选择问，其中是非问句的语用功能最为强大，句式类型也最为丰富，英译时译者在问句形式的选择上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地理解问句发生的语境，分析不同语言的语言形式与交际意图的关系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本文将在关联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汉语是非问句的英译。具体的研究过程我们将在第5节作详细论述。

3.英汉是非问句的结构及其功能

3.1英汉是非问句的结构对比

是非问句的结构形式多样，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均有不同的构成模式与辨识标志。然而，虽然在句法结构上差异明显，但在其他方面仍有重合之处。下面我们先分别对汉英是非问句的结构进行分析，再对分析结果进行对比总结。

汉语是非问句分为肯定式与否定式，其标准的句式类型为“陈述句+‘吗’+？”。此外，汉语还有附加问（陈述句+附加问+？）语调是非问（陈述句+？）和“陈述句+‘吧’+？”的形式。

至于英语是非问句的结构特点，我们采用徐盛桓提出的疑问句语用善变理论模型来说明［8］。该理论模型认为，一个完整的疑问句包含一个译文结构体，它由疑问标示与疑问项两部分组成。疑问标示代表疑问句最显著的句式结构，它包括若干标示元：（1）书面语中疑问句的问号（？）；（2）口语中疑问句句尾的有标记语调，即升调；（3）非常规语序，即将Aux（包括助动词情态动词和Be动词）置于主语之前；（4）位于句首的Wh词及Wh词组；（5）特定的句式结构，指疑问句中的小句与小句小句与短语之间的排列格式。疑问项是指疑问句中起信息探寻作用的内容或范围。英语典型的是非问句的疑问结构体可表示如下，方括号内是疑问项：

①Aux ［S+...］?

疑问句随着语用功能从探寻功能向确认信息和强化感情如恼怒怀疑惊讶等功能的嬗变，疑问句的语法结构也会出现相应的嬗变，两者存在一定的联系［8］。最终，英语是非问句又延伸出以下几种句式：

②Aux ［S+...′］?/Aux ［S-...′］?

③［+陈述］，-Aux-S ［S+...′］［-陈述］，+Aux?

④［+陈述］，-AuxS［-陈述］，+Aux?

⑤Aux ［S...］!［SAux′...］2?

⑥SAux

根据徐盛桓的解释，同①相比，②的疑问强度较弱，这是①的疑问结构体开始嬗变的结果，表现为疑问项中肯定形式或否定词的出现，致使发问有了一定的肯定或否定倾向；③中有肯定或否定倾向的疑问项没有包含在Aux译文标示之中，而是用一个单独分开的陈述标示，这说明提问者已增强了肯定或否定的倾向；④中的附加问句Aux是语气词（通常为en），疑问项则更随意；当语气词脱落，④就嬗变成为⑤，即陈述疑问句；而⑥则是在陈述疑问句之后加上表“推断”的分句，如I guess/suppose等，使之等同于陈述句。但因为全句有一定程度的探寻意味，它仍然表示疑问。

徐盛桓在对是非问句语法语用关系进行深入说明的同时也概括了其句式结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汉英是非问句构成的异同点：（1）汉英是非问句都分为肯定式和否定式，且问句都以问号（？）为结句标点；（2）与汉语是非问句的标准形式不同，英语是非问句的标准形式是主谓倒装；（3）英汉语中均有附加问和陈述问（即汉语的语调是非问），但英语中没有与汉语“陈述句+‘吧’”问相对应的形式。

3.2汉英是非问句的语用功能

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功能的转换守恒定律认为，一个语言单位的结构可以在这一结构的边界范围内转换为另一结构，转换后结构内的功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但变化前后各种功能的总和是不变的［5］。也就是说，不同功能之间的转换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是非问句探寻功能的嬗变是其非探寻功能产生的根源，即探寻功能的“消”带来非探寻功能的“长”。由于是非问句信息探寻的本质对回答者的回答范围有所限制，回答者的答案选择只有两种：是或否。但是，从问话人对回答内容的期望程度来说却存在三种可能：（1）对回答的肯定或否定完全无期待（这时问话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信息）；（2）对回答的肯定或否定具有一定倾向性（至于具体倾向是肯定还是否定，则与问句的结构形式和相关的语境因素有关）；（3）完全知道答话人的回答（这时问话人发问的目的不在于获得信息，而在于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带有强烈的感彩，这种语境下的问句实际上就是反问句）［7］。据此，是非问句的主要语用功能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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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砖引玉：寻求答案，确认事实。提问者对没有预设性的答案进行提问，切期待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应答。

推波助澜：引导回答，推进言谈。提问者通过引入话题和保留话题等来促进言谈的进行。

直抒胸臆：发表意见，抒感。提问者在向听话人传达信息的同时附带感情，赞同或反对、嘲弄或谴责等。

3.3汉英是非问句形式与功能的关系

在3.1我们讨论过，是非问句探寻功能的嬗变与提问者探寻信息的存疑度有关，而提问者存疑度的逐步减弱造成了是非问句疑问结构体的衰变及不同疑问形式的产生。另一方面，介于提问一般作用于话轮（turn-talking）［8］――提问者和回答者角色动态转换，必须把是非问句放在特定的交际语境中来研究，即考查是非问句疑问结构体的语用合适性。语用合适性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a.发问人的知识状态和心理期望；b.所问内容合理与否。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是非问句的发生实际上是提问者在特定语境下受其语用意图的调控对不同的问句形式进行“激活―选择”的结果。至于该是非问句锁附着的语用意图最后是否能显现出相应的语用效果，则取决于回答者在该语境下对问句的体会程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英汉是非问句形式与功能的关系作了如下归纳，见表1：

从表中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标准问句都能用来表达三种语用功能；

――语调是非问都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汉语的语调是非问还能用来“直抒胸臆”；

――汉英的肯定附加问都只用来“推波助澜”。但相比汉语的否定附加问而言，英语的否定附加问除了“直抒胸臆”，同样能够“推波助澜”；

――汉语还可用反复问和“陈述句+‘吧’”问来分别表达“抛砖引玉”的语用功能，但英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表达方式。可以看出，虽然汉英是非问句的语用功能完全相同，但汉语是非问句的句式类型更丰富。

汉英是非问句的形式选择在同一语用意图的限制下并不能互相吻合，这就是对汉语是非问句进行英译时的难点。因此，翻译时必须设法在原句与语境之间找到最佳关联并在译句中重建关联，使作为“旁听者”的译句读者成功地从译句中识别出提问者的交际意图，达到翻译的目的。

4.汉语是非问句英译的实例研究

4.1语料及研究步骤

我们的研究对象包括147个典型的汉语是非问句，全部来自目前国内知名的两个电视人物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和《鲁豫有约》。为保证语料的时代感与研究的新颖性，语料范围仅限于2008年播出的共30集，每个节目各15集。另外，我们从109段英文脱口秀中选取了179个具有代表性的英语是非问句作为参照语料，力求在研究时做到有据可依，确保翻译过程中关联重建的可信度。之所以选定新闻访谈与脱口秀作为研究对象和翻译参照，是因为二者的言语特点在话语平面上有共同之处，具体表现为：第一，访问者与脱口秀主持人不仅都是话轮的主导者，还是言谈的参与者。他们在捕捉信息的同时更要提供信息，通过高频发问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第二，相对于其它言语交际活动而言，人物访谈和脱口秀的言谈氛围更轻松，发问时主观倾向较强，对语境关注的要求更高；第三，新闻访谈和脱口秀都偏重于现场感，因此访问者和脱口秀主持人的问句形式较为大众化，可接受性强。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汉语是非问句的结构形式逐一考查，进行英译。首先，从语料中选择某一汉语是非问句X，分析X的句式结构，确定X于其所处语境之间的关联，这一过程称为寻找关联。其次，以X所发挥的同一语用效力为前提，在参照语料中找出与X问句类型相对应的英语是非问句Y。若Y不存在，即在该语境下汉英是非问句之间没有对等句型，则继续选择是非问句之外的问句形式Y′，最终使该语境与Y/Y′之间具有最佳关联。这是重建关联的过程。最后，以Y/Y′为翻译模板，给出参考译句X′。需要说明的是，介于语料选择的局限性和英语疑问句句型的多样性，某些发挥相同语用功能的问句形式实际存在但并未在参照语料中出现，这时我们将对其另给出例句（仍为Y′），该语境与Y′之间同样具有关联性。

4.2实例研究

（1）标准问。汉语是非问句标准问的形式是“陈述句+吗+？”，有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

鲁豫：离开北京时有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吗？（X1）

张贤亮：没有，北京不是我的家乡。――《沉浮――鲁豫有约》

此例中是非问句的语用功能仅仅是“抛砖引玉”，鲁豫通过发问向张贤亮寻求答案。这种情况下，英语是非问句相对应的句式类型仍然是标准问，即“主谓倒装+？”。例如：

Anchor：Ang，is there any of the Hulk in you?（Y1）

Ang lee：Well，every struggle I put into the movie that’s the Hulk in me.――李安与《绿巨人》

由于汉英是非问句标准问的语用功能相同，在翻译时可以用同一问句类型重建关联。因此，原句可译为：

X′1：Have you got any feeling of attaching when leaving Beijing?

（2）语调是非问。其形式是“陈述句+？”，可以是肯定式或否定式。

鲁豫：离开北京时有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吗？

张贤亮：没有，北京不是我的家乡。

鲁豫：所以对新的环境反而是有憧憬的？（X2）虽然知道它可能比较艰苦。或者，当时在北京的生活已经到最底层了?（X3）――《沉浮――鲁豫有约》

1954年，张贤亮的父亲在监狱中死去，十八岁的张贤亮带着母亲和妹妹离开了北京，在过去只是从岳飞的《满江红》中读到过的贺兰山下安了家。鲁豫对这段往事连续作了两次语调是非问。很显然，第一次发问存疑度较低而认定度较高，鲁豫是在“直抒胸臆”，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而第二次发问则要求张贤亮围绕话题继续陈述，即“推波助澜”。相应地，英语中的陈述句无论肯定与否都可用来“推波助澜”。

Interview：So，it’s never too late?（Y3）

Dench：No，never too late for anything.

（Eight Minutes Won Her First Academy Award――Judi Dench.）

但是，英语的陈述问并没有“直抒胸臆”的功能。为了重建译句与交际意图的关联，我们可以采用增译法，使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相匹配。例如：

You have heard the news，I suppose?（Eugene O’Neill）（Y′2）

除此之外，I gather/guess/trust等表“估量”的分句（李淑静、徐盛桓，1999）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例如：

X′2：So actually you were looking for a new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though you already know it would be a harsh place，I suppose?

X′3：For another case，you lead a difficult life at the bottom in Beijing?

（3）附加问。汉英的否定均能用来表达“直抒胸臆”的功能，但英语肯定式附加问除了和汉语肯定式附加问一样能“推波助澜”以外，也能够起到“直抒胸臆”的作用。另一方面，汉语附加问的陈述部分和疑问部分在形式上可以任意搭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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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肯定陈述句+肯定附加问+？

②否定陈述句+肯定式附加问+？

③肯定陈述句+否定式附加问+？

④否定陈述句+否定式附加问+？

例如X4：杨澜：您记得您上次接受我访问，说早年有一次在深圳做一个投资啊，人家把钱给你蒙了，不给你了，然后你说我真想抄块板砖去找他是吗？（X4）

柳传志：对对对，要你说你能不急吗？

杨澜：那是生存状态。――《杨澜访谈录2008》

而一般情况下，英语附加问在形式上则是“正反反正”表达法：⑤肯定陈述句+否定式附加问+？⑥否定陈述句+肯定式附加问+？。

Barbara：You won three Grammy’s last month，wow!

Faith：That was a little stingy there，wasn’t it?（Y4）

Barbara：What did you want?Five?

所以，在对汉英附加问进行英译时，只要以陈述部分的形式（肯定或否定）为判断依据，选择同一语境下与之具有最佳关联的译句形式即可重建关联。即将①③译成⑤，将②④译成⑥：

X′4：Then you said you did want to find him with a piece of brick，didn’t you?

（4）“陈述句+‘吧’”问。“吧”又一个基本的语篇功能，那就是表示“不确定”（解志强，1991）。

鲁豫：是不是很少有机会在台前，而且这样在众人目光中走出来，有点不习惯吧？

邹静之：不习惯，从来没有过，非常恐惧，还是躲在幕后比较安全。（X5）――《沉浮――鲁豫有约》

鲁豫这种“不确定”的问法，实际上是用委婉模糊的提问方式将邹静之这位大名鼎鼎的幕后剧作家带入谈话当中来，“推波助澜”，促进言谈。虽然英语是非问句没有对等的句式类型，我们依然可以诉诸于其他与该交际意图有关联的问句形式进行翻译。在以下例子中，Y′5发挥了与X5同样的语用功能。

Journalist：How can you make sure other people don’t know――you have to work with other people，right?（Y′5）

Copperfield：Yeah，but they，some，for some pieces...people have to know portions，but no one person knows everything...

（David Copperfield：“Magic Is a Sharing of Wonder.”）

在这段对话中，主持人显然实在“明知故问”，其目的不在于向Copperfield核实答案，而旨在通过该问句引导Copperfield描述关于魔术的保密工作，推进言谈的继续进行。与right具有相同效力的还有en，is that right等，它们都能使译句与类似语境的关联重现。因此，X5可译为：

X′5：You’re not used to appearing in the front，especially come across with so much attention，right?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本文一开始给出的例句，不难看出当时杨澜的提问表达了“推波助澜”的语用功能。因此，恰当的译句应为：

You have said like this，is that right?

5.结语

通过以上对汉语是非问句英译的实例研究，我们发现，关联理论对整个翻译过程都起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只有理解原问句所处的语境，找出问句与该语境及其语用意图之间的关联，在翻译时重建译句与该语境之间的关联，才能正确地对译句形式进行选择，成功地达到翻译活动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是非问句同疑问句其它问句类型一样，必须将其同上下文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使问句发挥出相应的语用效力，而不能脱离语境单独存在。因此，关联理论的应用不仅适用于是非问句的翻译，对英汉其他问句类型的汉英译也同样奏效，这也是我们进行本次研究所期望达到的效果。由于本文着重研究汉语是非问句的笔译，并未涉及语调及重音等对汉语是非问句英译时的影响，有关这一方面仍有待研究。另外，汉英是非问句形式繁多，本文所选取的语料并不能涵盖所有问句类型，这也是本研究的缺陷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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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uirk，R.，Greenbaum，S.Leech，G.&Svartvik，J.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New York：Longman，1985：79.

［3］Shie，Chi-chiang解志强.Discourse-Functional Analysis of Mandarin Sentence-Final Particles（国语句尾质词之交谈功能探析）［M］.Taipei：National Chengchi：University M.A.thesis，1991.

［4］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31-32.

［5］李淑静，徐盛桓.英语陈述疑问句［J］.外语学刊，1999，（2）：34-42.

［6］冉永平，张新红.语用学纵横［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41-144.

［7］王宗炎.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86.

［8］徐盛桓.疑问句的语用性嬗变［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4）：27-35.

第4篇：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直译 意译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实践积累的日益增加，翻译已不再被看做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更多地涉及包含在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在文化信息的传递手段方面，翻译界引入了归化和异化的概念。

1.归化与异化的来源及其内涵

因为翻译涉及两种不同语言中的两种不同文化的转换，就很自然地产生了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内部产生了分歧。一般来说，可分成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adaptation）。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

1.1异化的代表人物韦努蒂

Venuti可以说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其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在翻译中表达这种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这也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认为文化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和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复杂化。异化就是承认并容忍差异，并且在目的语中表现该文化差异。

1.2归化的代表人物奈达

Nida可以说是归化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重视读者反应是为了让译语文本读者大致和原语读者一样去理解和欣赏一个文本。奈达的这一功能对等理论的目的就是，译文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完全自然的，通过归化的翻译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因此，通顺可以看做是归化翻译理想的策略。

1.3 Assimilation & Alienation和 Foreignization & Domestication的关系

Assimilation & Alienation是较早提出的一组定义，assimilation的实质是说两个性质不同的事物因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一方向另一方靠近以至逐步融合的过程。用在翻译中，具体的指经过翻译，原文与译文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原文的语言及文化特色相当一部分消失，而译文跟目的语的语言与文化非常接近，甚至跟目的语作家的作品无法区别。而alienation则相反，在翻译过程中，它力图保持原文的特点，与译入语及其文化保持距离，使译入语读者在阅读时感到“陌生”，意识到在读一部译作。

Foreignization & domestication这对术语由美国著名翻译家韦努蒂（L.Venuti）于1995年在其著作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译者的隐身）中提出，它们是用以表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strategy）的。Foreignization的作用是在翻译中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的特色，让译文语言的读者感受到异域风情，感受到其他文化的存在与独特魅力。

Domestication的含义用到翻译策略上，则是强势文化为达到对弱势文化殖民统治的目的与需要，重组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点，使之符合强势语言与文化的规范，而这层意思assimilation没有。Foreignization & Domestication和Assimilation与Alienation相比较，这对术语不仅反映了语言与文化方面含义的不同，还由此看到了这种不同背景后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文化不平等关系。

2.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到归化与异化

直译和意译（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之争在翻译领域由来已久。从古到今，无论是东西方关于这两个翻译策略的争执都涌现了不少代表人物。在古代、现代和当代中国，归化与异化作为翻译的两种策略，前后有三次大规模的论战。

古代，归化异化之争的雏形是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梁启超指出：“……直译意译两派，自汉代已对峙焉可耳。”（陈福康，2000：8）他所说的“直译”和“意译”就是佛经翻译中所谓的“质”译与“文”译。

到了近现代，“质”译和“文”译为“直译”和“意译”所取代，其第二次交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一批左翼学者主张直译，而以梁实秋为首的一批右翼学者则主张意译。

当代中国译坛归化异化之争可视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场直译意译之争的延伸。率先对在当代中国译坛归化翻译主流提出挑战的当数刘英凯的“归化——翻译的歧路”（1987）一文。十年之后，由许钧在《文汇读书报》上发起的对《红与黑》译本的读者调查和讨论直接引发了归化派和异化派的交锋，当代中国译坛归化与异化的对话从此进入高潮阶段。

在当代国际翻译论坛，引起归化和异化之争的人应该是Nida，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描述这对翻译策略的是以色列学者Even-Zohar，而将这一对概念引入你死我活的角斗场的则是美籍意大利裔学者Venuti。

3.归化与异化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究竟翻译手究竟哪一种更有利于促进跨文化交流，沟通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理解呢？先看下面几个文学翻译的例子。

（1）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红楼梦》，156）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 Xianyi：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2）至于才子佳人等书，……（《红楼梦》：5）

As for books of the beauty-and-talented type...（Yang：4）

And the“boudoir romance”...（Hawkes：SO）

（3）更有一种风月笔墨，……（《红楼梦》：5）

Even worse are those 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Yang：4）

Still worse is the“erotic novel"……（Hawkes：49）

杨用异化手段翻译“才子佳人”（the beauty-and-talented）、“风月笔墨”（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这些在中国读者看来心领神会的译文，英美读者未必就能轻易理解、接受。而霍克斯的boudoir romance，erotic novel之类地道的英语表达法，在外国读者看来却很可能是传神之笔，妙不可言。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的手段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在译文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而霍克斯则舍弃了源语谚语的形象，采用了意译的方法，虽译文更为自然，却使译语读者失去了一个了解源语文化、欣赏其趣味的机会。

下面我们再看看在其他翻译作品中“异化”与“归化”的不同作用。

（4）All roads lead to Rome.

条条大路通罗马。

（5）The monk may run away，but the temple can't run with him.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6）Easy come.Easy go.

来得容易，去得快。

通过上面的几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应用。可以看出前面四组习语的翻译都用了异化的手法，而后面的两个句子则用了归化的翻译手法。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绝大多数译者在将外语译成本族语时，几乎都会对译文作归一化处理，而将本族语译成外语时，情况恰恰相反——异化的成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4.结语

在文化交流中，翻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如果一味采用异化译法，就会增强读者对译文的陌生感，增加读者接受的难度，阻碍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如果过于强调归化译法，则是以牺牲了大量附载信息为代价的。异化与归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采用异化或归化的原则，也可以两者相结合应用，在不同情况下做具体灵活的处理。

参考文献：

[1]白瑶.英汉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问题.前沿，2002（12）.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陈丽莉.翻译的异化和归化[J].中国科技翻译，1999（2）：43-45.

[4]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5]裘姬新.论习语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语言与翻译，2002（2）.

[6]秦洪武.翻译中的句法异化与归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5）.

[7]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1）.

第5篇：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

关键词 传承 家族企业 接班人

1家族企业的类型

从世界企业组织形态上看，家族企业一般分为以下五种类型：（1）家族创业的企业。一般企业在创业阶段均属于家族创业。（2）家族管理的企业。创业阶段的家族企业也往往由家族管理。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开始有外来成分的加入，但主要依然是家族在管理。（3）家族控股的企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企业的并购、上市等经营行为，股权逐渐向外稀释，但家族仍然保留对公司的多数股权，并且在董事会中扮演重要角色。（4）家族保留股权的企业。大多数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家族只保留股权，但家族成员已完全不参与企业管理。（5）保持家族名称的企业。这类企业虽然仍以家族命名，但家族已没有成员参与企业管理，家族也不再持有足够股权，甚至已经完全没有股权。

2翻译方法的理论

2.1理论背景

2.1.1翻译标准的提出及发展

西方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1）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3）译文与原作同样流畅中国严复的“信、达、雅”。

2.1.2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迪尼说：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

翻译不再被视为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对等转换，而被看作一股塑造文化，文学的重要力量，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行为。

2.1.3翻译的方法

（2）一个人，一旦能有一个完整独立的人格，做事全身心付出，必然随之将勤奋、热情、坚定、自信。投入的人，专注的人，也是最有魅力的人。

直译：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前提下，在译文中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比喻，形象、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翻译方法。但不等同于死译、硬译。

意译：简单说就是抛开原文的表现方式，把握作者的意思，用明白畅晓的语言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

套用法：原文与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大体相符，两者不仅有相同的意义和修辞色彩，而且有相同的比喻形象，可套用译文中相关表述的翻译方法。

分句、合句法：由于语言文化和逻辑思维等方面的差异，两种语言互译的时候，根据表达的需要，可将原文中的一个句子用译语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来表达，有时原文中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在译文中可用两个句子来表达。

2.2彼得・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

英国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讨》一书中提出关于“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的定义：

“交际翻译试图使读者阅读译文所产生的效果尽可能地接近原语读者阅读原文所产生的效果。语义翻译则试图在合乎第二语言的意义和句法结构下，将原文的准确语境意义尽可能贴切的译出。”

上述的定义指出，交际翻译的重点是根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传递信息，而不是尽量忠实地复制原文的文字。译者在交际翻译中有较在的自由度去解释原文，调整文体、排除歧义，甚至是修正原作者的错误。而语义翻译重视的是原语的形式和原作者的原意，而不是目的语语境及其表达方式，更不是要把译文变为目的语文化情境中之物。

3《富过三代》在中国和泰国的传播和影响

当我们在企业经营中追求卓越、倾心打造企业的百年基业时，往往忽略了一个现象：在人类企业组织中，寿命最长的企业依然是家族企业。看到那些古老长寿家族企业的同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更多倒闭的企业也是家族企业。有数据显示，在东亚地区的家族企业中，至少有80%的企业在第二代手中便宣告终结，只有13%能成功地被第三代继承。《富过三代》中讲述家族企业传承的步骤，如何选择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如何破解“富不过三代”的难题，让企业打造“百年企业”和“富过三代”。

4《富过三代》泰文译本的对比分析

4.1词语对比分析

4.2句子对比分析

（1）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做成功的父母远不比做成功的企业家更轻松，要投入很多时g、心思、精神。但相信只要有心，你的子女也一样可以培养成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者，培养成你的企业王国的接班人。

4.3从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看《富过三代》泰译本

以纽马克的翻译方法――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对《富过三代》泰文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并且选取杰里米・芒迪（将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进行具体对比的几个角度，即传送者和受话者重点、文化、目的语形式和评价标准，对《富过三代》泰译本进行分析，探讨泰文译本在选取翻译方法上的异同。下面是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对比分析角度的具体内容：

文化：面对文化差异之时，译者都将原文的文化异域用泰国读者所熟悉的用语方法来表达，比如，关于成语的翻译，译者把全部的成语改编成当时泰国读者所习惯的用语，例如，将“有其父必有其子”译成“”

目的语形式：倾向于欠额翻译，比如针对含有文化因素极大词语的翻译，大部分不是直接地把字面意思译出来，而是指出其大概意义。读文本时，感觉译文容易读懂，语言流畅，意思清楚。

综上所述，《富过三代》泰文译本所采取的翻译方法是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相结合，较倾向于交际翻译。

4.4总结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4.4.1意译

对谚语的翻译，译者大部分都采取意译翻译方法，才能使读者能够明白。

4.4.2直译

对成语或者包含深厚文化因素的文化词语的翻译，译者大部分都采取直译翻译方法。某些地方翻译出来以后读者仍然难以读懂，为了让读者了解到原文的真实意义，只能逐字逐句的翻译，使读者能够清晰明白的了解译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5结语

《富过三代》是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与泰国留中大学校友总会共同合作，由泰国著名企业家陈汉涛主编的。以纽马克所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翻译方法，对《富过三代》泰文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与分析，也对家族企业传承有了深刻的了解，因此，《富过三代》泰文译本不仅仅对中国或者是泰国的家族企业有更好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汉涛.《富过三代》[M].COLOR PLATE CO，LTD 2011.

[2] 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 温英英.《西游记》泰译本的变译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

第6篇：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

关键词：自建语料库；新词；翻译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越发的频繁，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受世界瞩目。为落实“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的外交思想，而《报告》英译版是海外人士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翻译内容与质量直接关系到我国对外宣传的效果和国际形象。每年，《报告》中出现会有新词出现，新词翻译的研究也不少，比如，网络新词探讨等，但大多研究是采用定性的方法，缺乏数据支撑，结果偏主观。鉴于以上不足，本文将跳出传统的研究方法，通过自建语料库，分析六年的《报告》英译本，对其中的新词翻译进行探讨。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是SDL Trados studio 2014自建微型汉英平行语料库。研究设计步骤包括：（1）制定标准，收集文本；（2）运用trados软件处理文本，制成翻译库；（3）通过筛选，制成excel新词词表。语料库用Trados将英汉语料在句级层面对齐。这种方法能使研究获取更具代表性的大量翻译事实，为分析提供有力的依据。为获取有代表性的新词，本研究将通过两种途径，1.政府与新闻公布的新词。2.依据新词定义来辨别。吕叔湘、陈原先生明确指出，“新词新语既包括不久之前产生，其含义，色彩和表现形式都给人们以新颖感的那种词语，也包括旧有词语的新义项、新用法。”

三、《政府工作报告》新词的翻译特征

《报告》英译本是在中央编译局的组织协调下进行的，以总理为首，其他包括国务院相关领导、外文局和外交部相关人士，属于政论文体，用词讲究分寸，庄重严谨，准确规范，中国文化词汇的频繁运用。在翻译时，常使用长词或派生词，词汇密度高，动词名词化现象频繁等（陈建生，2010）。由于《报告》是对过去一年工作总结，包含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与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方针和政策，都极具时代特征，很多中国特色新词在英文中没有对应，造成译文的名词数量多，信息量较大。

四、《政府工作报告》新词的翻译原则

《报告》是外宣的一种方式，需要遵循以下四原则。政治等效，指的对于具有政治敏感性和民族独特性的新词所采用的原则。译名统一，指规范文本相同词语的译法。专业表达，指译文的表达和措辞要专业、简练，符合报告语言的习惯用法。约定俗成，指按照语言的发展规律和使用习惯，沿用许久的译名。（杨明星，2014）

五、《政府工作报告》新词的翻译策略

本文通过对词表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新词译法进行观察分析，发现译文以采用了灵活多变的处理办法，从语料库中的实例数据分析可知，此类新词常采用直译、意译、综合译法。

1.直译

直译，指在遵守译文语言规范并且不引起错误联想或误解的前提下，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意义形象和句法结构的方法。该译法一般适用于构词者和目标读者认知语境相似的情况，且源语和目的语之间不存在文化负载词，可以就“字面”进行直接翻译。抽样中，共61个词语采用了此方法，占55.5%。例如：

2.意译

对于有些某些新词（尤其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当直译很难直接把源语中的意义确切表达，或直译后表达出来的意思不符合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这时就须采用意译。即在忠实于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摆脱形式约束的翻译。《报告》的英译主要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而服务，所以需要保证新词的可理解性，此译法可以消除西方读者的认知困难。该译法在抽样中共25个，占22.7%。例如：

3.综合法

单一的译法很难完整的诠释源语言的确切意义，这时就必须用综合多种翻译方法来译，也就是“混译”，即直译加注译。政策性新词内涵丰富，在这种情况下，便可用“直注结合”的方法进行翻译，从而，使读者对新词语的含义一清二楚。采用综合法进行翻译的词汇在语料库中共24个，占21.8%。例如：

六、结语

通过基于自建语料库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词特点定量定性分析，从中发现，由于文本属于政论文体，新词不仅讲究分寸，庄重严谨，准确规范，还赋予了时代的内涵。在翻译时需遵循政治等效、译名统一、专业表达和约定俗成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多采取直译、意译和综合法。

参考文献：

[1]曾国秀，龙飞.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数字短语英译策略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

[2]陈建生，崔亚妮.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词汇特征―基于语料库的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3]程镇球，翻译论文集[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第7篇：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

关键词：双关；对比；翻译

汉语“双关”与英语Pun 这一修辞格的运用范围非常广泛。双关和Pun都是文学史上出现较早的修辞方式，使用双关语可使语言表达得含蓄，而且能加深语意。然而，双关与Pun并非完全对应，而且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与思维的差异，很难在一种语言中找到另一种语言的对等形式来表达两种或以上对等的意义，因此，双关语的翻译对译者来说着实是一大挑战，但是为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译者必须迎难而上。

一、双关与Pun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双关是用了一个语词同时关顾着两种不同事物的修辞方式。”（陈望道，77）汉语双关语有两种：一种是语义双关，另一是谐音双关。英语修辞学家通常把Pun区分为三类：Syllepsis， Paronomasia， Antanaclasis，本文采用的是此种分类法。Syllepsis与汉语的语义双关基本对应，Paronomasia相当于汉语的谐音双关，此种双关语在英汉语中完全对应。Antanaclasis包含重复意义不同的同一个词，可以是同音亦可以异音，这是汉语双关不包括的。（邵志洪，240-241）

二、Pun与双关的对比及翻译

1.Syllepsis与语义双关

Syllepsis利用一词多义形成双关，不重复使用双关词，与汉语中的语义双关是基本对应的。（240）英语的Syllepsis关注的是词的引申义，因此翻译时有必要译出原文的深层含义。

例1.Spoil yourself and not your figure.这里有三个汉语译文：

译文1.尽情大吃，不毁体型。

译文2.尽情享受冰激凌，保持美好体型

译文3.尽情享受冰激凌，尽情享受好体型。

三个译文都没将英文表达方式中的双关体现出来。这是一则冰淇淋的广告标题，这种冰淇淋是专为节食者生产的，译者虽然透彻理解spoil（spoil oneself意为“尽兴”，而spoil one’s figure则意为“破坏了体型”），运用直译法，仅传达了意义，丢失了原文的双关味道，可以看出，英语的语法双关很难翻译。译文未能达到原文中使减肥者在轻松幽默的语气中很自然地接受该广告，并能使其产生购买欲望的目的，然而考虑到原文信息功能的重要性，这里舍形式保留内容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如果将之译为不同类型的双关语且保留原文双关语的两层意思，如，将之转为谐音双关，译为“享受冰激凌，享‘瘦’好体型”，不知如何？

2.Paronomasia与谐音双关

Paronomasia一词源于拉丁语paronomazein，意为“to call by a different name”，是用同音异义或近音异义的词构成双关，它同汉语的谐音双关是对应的。（蒋童，钟厚涛82）这类双关注重的是语言文字的字面意义以及所带来的幽默趣味性。

例2.On Sunday they pray for you and on Monday they prey on you.

译文1：他们今天为你祈祷，明天就会加害于你。

译文2：他们星期日为你祈祷，星期一对你敲诈。

译文3：今天他为你祈福，明天你为他猎物。

该句巧借Pray即（祈祷）和Prey（掠夺）谐音构成双关，讽刺了西方一些人的表里不一，貌似虔诚信教，实则掠夺他人的丑恶面貌。译文1、2都采用直译法表达原文的意思将双关语译为非双关语，译文3将谐音双关语译为不同的语义双关语或可说是在另一个地方自创双关语作为补偿，“你为他猎物”，既可谓“你成为他的猎物”又可谓“你替他掠夺”，不过，后增加的一层意思有点变味。

3.Antanaclasis

正如维基百科的定义，“In rhetoric， antanaclasis is the stylistic trope of repeating a single word， but with a different meaning each time.”Antanaclasis包含重复意义不同的同一个词并且这个词的两种意思在文中是显性的，这是汉语双关不包括的。

例3.She is nice from far，but far from nice！

译文：远看一枝花，近看豆腐渣。

译文采用转换修辞格，做到了在译文中表达原文中幽默的效果。

英语的Antanaclasis在汉语中没有对等的双关手段，而且Antanaclasis中的两层意思都是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译成汉语很难保留原文双关的韵味，遇到此类双关时，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

双关语汉译之后仍保留原文双关之意，这种译法是最理想的一种译法。人们日常生活中双关的使用越来越多注重其幽默风趣之效，如果原文的重点是传达意义，译文则以意义的传达为第一要务。如原文的重点只是传递幽默诙谐的效果，译者则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内容与形式，原则上做到功能对等就行得通。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邵志洪.汉英对比翻译导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3]施展.趣味美语双关语[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

第8篇：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

关键词：文本类型理论 信息功能 感召功能 翻译策略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联系比以往的任何时侯都更为紧密。人们通过贸易，互利互惠、协调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单证贯穿了国际贸易的始终，是国际贸易合同履行的基础，国际结算的基本工具，重要的涉外法律文件，实现企业利益的重要保障。因此能否正确地理解国际贸易单证所涉及的各种术语、表达方式关系到国际贸易过程的顺利进行。

国际贸易单证的种类繁多，可以分为三大类，即货物托运单证（如出口货物明细单、场站收据等）、议付结汇单证（如商业发票、装箱单、海运提单等）和后续管理工作单证（退税申请表等）。国际贸易单证中专业术语比较多，而且语言表达简练。之前有很多学者讨论过国际贸易单证翻译。翟步习（2003）对信用证的结构、风格、语言和翻译方法等作了全面分析和论述，并重点剖析了这种文体在用词造句等方面与其他文体的区别，突出了在翻译方面所应注意的问题。陈海彬指出作为译者不但需要有一定的翻译技能还要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同时需要深入研究单证的语言特点和翻译要求，遵循商务单证规定，才能减少失误，顺利完成翻译任务（陈海彬，2010：225）。在翻译单证的过程中，译者应注重专业知识的积累，以保证在翻译时理解得正确全面，表达专业，符合国际惯例。结汇单证的翻译要求专业名称和概念表述准确、规范；时间、金额、数量等要明确、具体应避免照搬原文行文、照字直译；全套单证译文应严谨、统一（刘玉丹，2012：90）。由此可知，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些国际贸易单证翻译的问题，而很少从理论的视角下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将采用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来分析国际贸易单证翻译，试图提出国际贸易单证翻译的策略。

二、赖斯文本类型理论

卡恩琳娜·赖斯是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的先导人物，她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中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即原文与功能类别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译文，提出了功能类别说。根据赖斯的分类，语言文本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表达功能文本（expressive）：强调文本的创造性构建和语言的美学层面，突出文本作者及文本本身。认为这种功能的文本主要是纯文学文本或者艺术性较高的文学作品如自传、私人信件、小说、诗歌、戏剧等抒发个人感情的作品。（二）信息功能文本（informative）：凡是旨在传递信息、知识、意见等事实的文本，属于信息功能文本，文本的重心在其内容和主题（content and topic）。（三）感召功能（operative）：文本旨在通过说服文本读者或者接受者采取某种行为。从行为上对文本作出反应，其语言特点是对话式的，文本的重点在于感召。（四）视听性文本（audio-visual）：这类文本重在视觉的或者听觉的意象，如电影、广告或者音乐，是对其它三种文本的补充。这类文本由于跟前三种文本有一定的重复，所以往往被理论界忽略。

赖斯认为文本类型理论帮助译者确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实际上指的是原文与译文的功能对等（仲伟合、钱钰，1999）。国际商务单证的信息功能是其主要作用，为交易者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因此在涉及翻译国际贸易单证的术语、缩略词时，语言表达需要准确、简练。另外国际商务单证还具有感召功能，即通过单证上所传达的信息指使交易人按照单证所要求的内容去进行贸易活动，翻译时需要慎重选词。

三、翻译策略

赖斯认为，翻译的理论探索总要区分文本的类型，而目前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文本的翻译理论，要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制定具体的翻译策略。“在这种正常的情况下，文本类型决定译者的翻译方法；文本类型是影响译者选择适当翻译方法的首要因素”。（Reiss & Vermeer 1984：175）信息功能占主要作用的单证主要强调语言外部的真实性，感召功能主要强调感召性。下文以这两个功能为切入点，讨论国际商务单证的词汇和句子的翻译策略。

（一）词汇的信息功能

国际贸易单证的信息功能体现在单证的词汇和句子上。因此若想准确地传达信息，就要对这些词汇和句子进行正确的翻译，以免引起贸易中不必要的误解。经贸英语的词汇翻译包括专业词汇翻译、缩略词翻译、近义词汇翻译、法律词汇翻译（陈建平，2006）。针对不同的词汇类型，可以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将以缩略词翻译为例，说明缩略词的构词规则推理策略。国际贸易单证中大量的缩略词存在，如贸易术语FOB、CPT、FCA等，都采用了首字母缩略的形式。FOB即“Free on board”，CPT即“CARRIAGE PAID TO”，FCA即“FREE CARRIER”。对于这种首字母缩略的词汇可以采用意译法。先把缩略词还原成完整的词汇，再通过意译来表达词汇的意思。FOB即（装运港）船上交货，CPT即运费付至指定目的地，而FCA是指货交承运人。当然，首字母缩略的形式不仅仅出现在贸易术语中，还出现在货物托运单证中，如D/R（Dock receipt），也出现在议付结汇单证中，如B/L（Bill of lading）、L/C（Letter of Credit）、CO（Certificate of origin）。这些都可以使用意译法。除了首字母缩略形式，国际贸易中还存在大量的截短词，如CTN、PC、Means、G.W.、N.W.等，对于这类截短词，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把它们恢复成原词，再直译出来。CTN即CARTON、PC即Pieces、G.W.即GROSS WEIGHT、N.W.即NET WEIGHT。通过直译，分别翻译成纸箱、件数、毛重、净重。

（二）句子的信息功能

国际贸易单证的信息功能通常通过使用长句、复合句以及惯用句型等来表现。在翻译这些句子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采用增译法、转译法、归化策略等。

（1）AT____DAYS SIGHT OF THIS FIRST BILL OF EXCHANGE（SECOND BEING UNPAID）PAY TO THE ORDER OF____THE SUM OF____.

原译文：见第一张汇票（第二张不付）后____天按照____的命令付___。

例（1）是汇票中的一句话。原译文没有指出主语和谓语，信息表述不完整。可以判断出译者并没有真正地了解这句话所要传达的真实信息。正确翻译该句话的前提是了解汇票的含义。汇票是由出票人签发的，要求付款人在见票时或在一定期限内，向收款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款项的票据。同时，译者需要确定该汇票是托收支付方式还是信用证支付方式。其次，译者需要正确理解“AT____DAYS SIGHT OF”“THIS FIRST BILL OF EXHANGE（SECOND BEING UNPAID）”“TO THE ORDER OF”等词组。最后，译者须采用增译法，将信息完整化。

改译为：凭____的指示，受票人见票后____天付____（付一不付二）。

（2）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ocean bills of lading made out [ ]to order/to the order of [ ] and blank endorsed， marked “freight[ ]prepaid / [ ]to collect showing freight amount”notify the[ ]/ applicant[ ].

原译文：整套干净提单，提单标明凭指示/凭[ ]的指示，空白批注，标明运费是[ ] 预付、显示运费金额并收取，通知申请人或 [ ]。

例（2）来源于信用证开证申请书。原译文中不但误译了专用词汇，而且译文信息凌乱，导致读者阅读后一头雾水。正确地理解信用证申请书的条款事关重大。进口商填写银行统一印制的信用证开证申请书，是进口商申请开立信用证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它是开证银行对外开立信用证的基础和依据。进口商填写开证申请书时，必须按合同条款规定，写明对信用证的各项要求，内容须明确、完整，无词意不清的记载。该例中“clean on board”“blank endorsed”都是国际贸易单证的专用词汇，而“freight collect”则容易引起歧义。在对例（2）的翻译中，可以增加某些信息，即采用增译法。

改译为：卖方提供整套已装船清洁提单，提单抬头为凭指示、或凭[ ]的指示，空白背书。并在提单上显示运费预付或到付（注明运费金额）及通知信用证申请人（买方）。

（3）Documents must be presented with 15 days after the date of issuance of transport documents but within the validity of this credit.

原译文：运输单据签发后15天内，文件必须在被提供。但在信用证有效期内。

例（3）选自信用证申请书。它的译文和原文一样采用了被动语态，读起来非常别扭。在此类贸易单证中，有许多被动语态的句子，应考虑中西思维的差异。汉语以“万物皆备与我”的思维方式为主导，注重主体思维，倾向于从自我来叙述客观事物或者叙述人及其行为或状态，其主语为“有灵主语”；而英语喜欢让事物以客观的口气呈现，不用人称叙述，其主语为“无灵主语”。因此在翻译这种被动句时应该译成主动句，即采取归化策略。归化策略是指以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为中心。归化翻译的倡导者是美国结构主义翻译学家奈达。他指出“所谓翻译是译语中用最贴近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另外原译文中没有很好地处理时间状语，把出现的第一个时间状语前置，疏离了与第二个时间状语之间的关系。应该采取“主语——时间状语——谓语”的翻译结构。翻译时，可以采取转译法。

改译为：卖方必须在运输单据签发后的15天内，同时在信用证失效前提供给买方所有的资料。

（三）句子的感召功能

国际贸易中句子的感召功能通常是通过一些惯用的句型来表达的。这些句型通常会有“Hereby、hereunder、therein、shall、should be、may ”等词。

（4）In the event of accident whereby loss or damage may result in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Immediate notice applying for survey must be given to the company’s Agent as mentioned hereunder.④

原译文：一旦发生条款下的损失或者事故应该注意必须立刻把调查申请交给下面提到的公司。

例（4）是源于保险单的一个句子。保险单简称为保单，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正式书面证明。保险单必须完整地记载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责任。保险单记载的内容是合同双方履行的依据，保险单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明。国际贸易单证感召功能的句子的目的是通过说服文本读者或者接受者采取某种行为。保险单的读者是卖方或者买方，投保的目的是减少货物运输途中因各种不可控制力或者战争等因素引起的产品毁坏。因此在翻译保单的条款时，必须避免歧义。例（4）中没有标点符号，因此可以采用拆分法，拆分出句中的主谓宾和状语，这样就可以避免把“notice”翻译成“注意”，而正确地理解为“通知”的意思。而句中提及的“loss or damage may result in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则交代了保险单具有法律效应的条件，原文中采用了“may”，表明一种可能性。但在翻译中，可以直接翻译成“本保险单项下负责赔偿的损失或事故”，明确地指示出当货物发生的意外属于保险范围时时，投保人可以直接索赔。

改译为：所保货物，如发生本保险单项下负责赔偿的损失或事故，应立即通知本公司下述人查勘。

（5）卖方需要在货物抵达目港之前给我司传真所有资料。

原译文：The seller should telefax all the documents to our company before the goods arrive in the destination port.

例（5）中的译文在“需要”一词上的翻译，选词不佳。从法律角度而言，“should”表明的内容为“提倡性规范”即当事人最好如此。如果不能，最多也就受到道义上谴责并不构成违约。而“shall”具有强制规范性，即当事人必须遵守，否则就是违约（陈建平，2003：32）。在贸易单证翻译时，要注意使用翻译的选词技巧。

改译为：The seller shall telefax all the documents to our company before the goods arrive in the destination port.

四、结语

本文结合赖斯文本类型理论，分析了国际贸易单证的词汇和句子翻译策略。针对实现信息功能的词汇，可以采用直译和意译法；而对信息功能的句子而言，可以采用增译法、转译法以及归化法。在对实现单证的感召功能的句子翻译时，可以采用翻译的选词技巧、拆分法等。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给贸易单证翻译提供了理论指导，对促进贸易单证翻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均来自陈建平《国际商法与国际金融》课堂教材。

参考文献：

[1]Reiss，Katherina. Text types，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A].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C].ed.Andrew Chesterman. Finland：Oy Finn Lectura Ab， 1977/1989.

[2]Reiss Katherina & Vermeer Hanss J.General Foundations of Translation Theory[M].Tubingen： Niemeyer， 1984.

[3]陈建平.对外经贸合同翻译失真问题分析[J].中国翻译，2003：33-35.

[4]陈海彬.英语单证翻译失误分析[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4-225.

[5]刘玉丹.国际贸易出口结汇单证翻译刍议[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88-90.

[6]仲伟合，钱钰.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3）：47-49.

第9篇：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

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文学情缘

徐志摩曾于1921和1922年留学英伦，其间他与英国名士多有交游，其中就包括当时业已成名的曼斯菲尔德。徐志摩以诗人出名，但在其文学生涯中，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同步进行。1923年1月9日，曼斯菲尔德不幸与世长辞。消息甫一传来，与曼斯菲尔德有过一面之缘的徐志摩就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诗作《哀曼殊斐儿》（解放之前，我国对KatherineMansfield的译名不甚一致，有时译为曼殊斐儿，有时译为曼殊斐尔，现统译为曼斯菲尔德），由此拉开了在我国译介曼斯菲尔德的序幕。徐志摩对曼氏的文名极为仰慕，“除了哈代和泰戈尔，曼斯菲尔德是徐志摩有过短暂会面并留下愉快持久印象的第三位作家”（陈琳、张春柏：《翻译间性与徐志摩陌生化诗歌翻译》，《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4期）。徐志摩一生译作数量虽然不在少数，但在《玛丽玛丽》的译序中他却写道：“除了曼殊斐尔说是我的溺爱，其它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会面，仅有20分钟时间而已，加上曼氏病体孱弱，二人意欲深入交流的效果必然打了一定折扣。不过细读悼文《曼殊斐儿》，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犹如教徒般的朝圣情感清晰可见。允诺徐志摩翻译其作品也许不过是曼斯菲尔德的说者无心，但徐志摩却用尽毕生精力践行了当时的承诺：“我承作者当面许可选译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应珍重实行我翻译的特权，虽则我颇怀疑我自己的胜任”。

从1923年的悼念诗《哀曼殊斐儿》至1931年飞机失事遇难，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徐志摩就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金丝雀》等10个短篇故事，翻译了《会面》、《深渊》和《在一起睡》三首诗歌，另撰有《哀曼殊斐儿》、《曼殊斐儿》、《评曼殊斐儿小说〈幸福〉小序》和《评曼殊斐儿诗三首前言》诗文4篇。1927年4月，“在1920—1930年代曾经引导一时出版风尚”的北新书局还推出了《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而其译者正是徐志摩。

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波澜

徐志摩不仅自己动手译介曼斯菲尔德，而且力劝好友陈西滢加入到翻译曼斯菲尔德的行列之中。陈西滢对英国文学文化了解颇深，谦称才力不足的徐志摩自然会力荐陈西滢为曼斯菲尔德作品的译介出手相助。陈西滢后来果然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一杯茶》和《太阳与月亮》两个短篇故事，其妻凌淑华也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小姑娘》，凌淑华甚至因文风与曼氏的相似而被誉为“中国的曼斯菲尔德”。

徐志摩译介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这些文人作家。徐译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效应犹如涟漪一般，一圈一圈荡漾开去。因为觉得徐志摩《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的译文不尽如人意，翻译家张友松采用原文和译文对照的方式，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指出了徐译的不足。徐志摩曾经表示，《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是他自己表示最可纪念的译品里面摘录出来的”。但在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张友松却指出了徐译中存在的多处不足：“他给曼殊斐尔修改的地方，在他译的那一个集子（约二百西页）里，当在三百处上下……此外还有些地方，诗哲干脆把原文删去一点，不过那也许是手民删去的，不一定能归功于诗哲……徐诗哲的译文与原著之不同，不消说，是修改，不是误译”。

虽然批评徐译不够精确，但张友松却不得不承认：“前几年他（指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那篇‘曼殊斐尔’，不知多少人狂了似的捧着朗诵，有的人简直拿来背诵”。胡文则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为徐志摩的《曼殊斐儿》之动人效应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今日读了‘曼殊斐儿’一文，果然被他感动得最深，好似引我入了天国，把一切苦恼都忘去了”。阅读《曼殊斐儿》能让人想到人生中刹那的美感，胡文以为“这篇文字将曼殊斐儿叙述得声色俱佳，我们好像在梦里或生前，也在彭德街第十号楼上也受过了她底洗礼的”。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动人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短篇小说作家”曼斯菲尔德在中国

从整体来看，解放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主要强调其英国身份并且凸显其短篇小说创作。曼斯菲尔德是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不过她的创作又不局限于短篇，而是涉及了短篇、中篇、诗歌、书信、日记、文学评论等诸多领域。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对曼斯菲尔德的翻译和介绍更加注重的是其短篇小说。

对于曼氏的短篇小说创作，国内的译介者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再说一次曼殊斐儿》将曼斯菲尔德称之为“天才”，声称短篇小说到了曼斯菲尔德手中“才是纯粹的美术”。小说集《曼殊斐儿》把曼斯菲尔德与格调不高的一般作家进行了区分，认为“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博群众的欢迎”，而曼氏“却只想留下几小块‘时灰’掩不暗的真晶”。

对曼斯菲尔德这样的评价颇有些中国古代盛行的感悟式文学点评的色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译介者用相对较为理性的话语对曼氏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分析。郑或在看到曼斯菲尔德深受契科夫影响的同时，指出曼斯菲尔德“绝不会陷落陈套，反而是在走着一条崭新的艺术的路”。俞大薩将曼斯菲尔德置于整个英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坐标中进行考量，认为“在过去的欧西文学里，———尤其是在英国文学里，直到最近百年，短篇小说没有争取到一个显著的地位”。在20世纪之前，“英国文学里的短篇小说，好像流产的婴儿，面目模糊，根本不值一看”。如果说在曼斯菲尔德之前，“英国的短篇小说是一种未成形，懦弱，无自信的文学体裁”，那么曼氏的横空出世，则使得“英国的短篇小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独立的，前途无限文学表现”。曼斯菲尔德推出的几部短篇小说集，“将整个短篇小说的进展转上一个崭新的途径”。

翻译是文学接受的媒介，也是文学接受的一种形式。评介则是在广义的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更深一层的文学接受。无论翻译还是评介，它们都“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81页）。从整体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虽然零星分散，且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它们却相对及时地把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引入了中国，这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曼斯菲尔德大规模的翻译、研究和接受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