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精选(九篇)

第1篇：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范文

市场和政府各占多少的问题和经济学一样古老，因此，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由于对发展认识的不同，政府规模研究经历三个主要阶段的变化。从庇古时期的“守夜人”的政府，到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全能政府，再到公共选择理论的适度规模政府。政府规模的研究首先经历了研究政府规模大小及其理论解释阶段和适度政府规模研究阶段。虽然研究的内容有一定的区别，但这两个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所关注的最终目的都是经济增长。

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选择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损害经济增长和公民生活质量。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依据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增长是有限的，而质量的改善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那么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因此，新的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转型，不仅仅限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但是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扩大应该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密切相关，即评价政府工作的好坏应该是看社会福利的改善，而不是看GDP的增长。因此，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面向福利增长的转型。

基于这些认识，本文深入研究了国内外有关政府规模研究的相关文献，并依据政府规模研究的理论解释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提出新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向注重福利提高转型。并论述研究转型的理论根据和意义。

二、政府规模研究的演进

(一)政府规模的概念及界定

广义的政府规模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一定组织原则建构的政府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内在规模指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的范围及结构，即职能规模和权力规模。外在规模是指政府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的数量、结构以及行政成本消耗的数量，即机构规模、人员规模和费用规模。”

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影响的主要方面。表现在政府所掌握和调控的经济资源的规模和大小。国际上的研究主要采用政府总支出或各项目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

(二)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转型前的政府规模研究及理论解释

考察国内外相关的文献，根据其依据的理论，政府规模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层次。

第一阶段，对政府规模大小的研究和解释。早期对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的变化及探讨背后的理论解释。主要结论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规模逐渐增大。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注意到一个经验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逐渐增大，即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鲍莫尔(Baumol)则推测，由于政府部门生产率低于其他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门的产出成本将大于其他部门，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价格无弹性，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长。只能以政府规模的扩大来满足，即所谓的鲍莫尔成本。

研究者依据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大多数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需求导致的。一方面由于要纠正市场失灵。要求公共部门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增长，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Kauand Rubin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供给增加。因为技术进步使纳税经济活动增多及税收成本降低，从而使政府收入增加及劳动力供给增加，如果需求不变，则政府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

在实践上，现代政府早已摆脱庇古时期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凯恩斯的大政府论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备受推崇。总之，对于政府规模大小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当经济高速增长。市场运行良好，人们就希望政府退回“守夜人”的角色。管得越少越好：而每当经济危机袭来，人们又很自然地期望政府充当“救市者”。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研究。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同样很好地解释了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例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官僚体制和财政幻觉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增长。但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规模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政府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会损害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中的官僚也是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官员函数中包含的变量包括薪酬、所在机构及人员规模、权利及地位等，这些变量与政府预算成正相关。因此，追求政府预算最大化是官员的目标。这种官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导致了“政府失灵”，从而使经济和社会福利恶化。公共选择理论主张限制政府的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Borcherdingand Lee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规模的研究转到关注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阶段。

Ram、Rubinson和Kormendi and Meguire总结出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扩大致府的规模将促进经济增长。而Landau和Barro的研究认为。政府规模扩大会降低人均收入，不利于经济增长。Folster andHenrekson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过度扩大政府的规模会造成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对于上述结果的不一致，一些学者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调的关系。Grossman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和证明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Armey证明并用曲线表达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称阿米曲线。而更进一步，Vedder and Gallaway、Pe，den等还证明了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最佳规模。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并不多，而且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占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马栓友、李国柱、马树才和刘方等学者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政府规模指标，研究并估计了我国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最优政府规模水平，得出大致相近的结果。

三、从经济增长到生活质量：政府规模研究的福利转型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占主导的情况下，对政府的评价是根据GDP和GDP的增长来判断的。但在发展已经定义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提高的情况下，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国际国内的研究者已经从实证上做出了尝试。

第三阶段：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近两年，国际上

关于政府规模研究的新动向是学者们开始关注政府规模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美国学者Antony Davies研究了政府规模对福利的影响。使用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支出分别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指标，利用15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发达国家DHI最大化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7％，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例为13％。总的最佳规模为30％。而发展中国家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与HDI正相关，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达到40％以后才对HDI有促进作用。

Christian Bi・rnskov等人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生活满意度作为福利指标，用政府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实证分析74个国家的政府规模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刘长生等首次研究政府支出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作者构建了社会福利指数，以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规模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最优规模估计，估计出我国最优政府总支出规模为39.21％。潘雷驰对政府支出的增长率和HDI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得出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研究虽然使用的指标与国际上的研究相似，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因此，值得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我国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实证结果和理论基础。

四、政府规模研究福利转型的理论根据

(一)生态经济学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理论从需求或供给方面可以解释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公共选择也可以说明过度的政府规模会对其他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和为什么会影响经济、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掌握和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新崛起的生态经济学，作为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在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政府调控目标上可以解释上述问题。

1　新古典理论及传统增长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主要假设基础上的，但是这些假设遇到了挑战

假设一：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

假设二：福利的提高需要加强政府干预和扩大政府规模，以便纠正市场失灵。

第一，许多研究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福利的持续增长。Manfred Max-Neef提出“门槛假说”，即“在每一个国家似乎存在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生活质量的改进到达一个点，即门槛点，超过这个点，如果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下降。”之后，生态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增长存在福利门槛，超过这个门槛经济增长不再导致福利增长。

为了克服GDP作为福利测量的不足，Daly and Cobb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0f SustainabIe EconomicWelfare，ISEW)，Cobb又提出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Progress Indicator，GPll作为GNP替代指标来测量福利，发现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GNP持续增长但ISEW开始下降。之后ISEW被应用到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计算不同国家的ISEW发现，ISEW随着GDP的增长会达到某一点，超过这点ISEW的增长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原因是经济增长引起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没有全部转化为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福利。生态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成为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这些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不一定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

第二，相对于福利的提高，并非政府规模越大越好，最新研究显示存在福利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前面介绍的Antony Davies的研究结论，即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Biornskov等的结论是，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这些结论构成了对假设二的挑战。

2　生态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评价政府的标准是什么

1977年赫尔曼・E・戴利fHerman E.Daiy)发表了《稳态经济学》，重新将经济和物质世界联系起来。在《稳态经济学》及之后的著作中。戴利反驳了传统经济理论将经济过程与能量和物质资源脱离开来，提出了为古典经济学家所不熟悉，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完全排斥的概念：增长的极限。戴利指出，经济理论和实践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用熵定律可以解释经济过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将潜在的、有用的能量和物质转化为这样那样的商品，商品经过一定的时间被用光或损坏最终被抛弃。因此。所有的商品是将低熵的资源转化为高熵废物的中间物。由于地球本身不能增长和以不变的比率接受太阳能。所以。以无限制地将能量和物质输入经济过程。无限制地向环境输出废物为特征的无限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那么，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可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最终仍然缺乏根据。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规模的调整应该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即评价政府应该使用福利标准，而不是GDP或GDP的增长。

(二)生态经济学对福利衡量的反思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推动力量

自从庇古区分了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的概念，指出非经济福利是不可测量的，经济福利是福利中能够用货币加以量度的部分，国民收入(GDP或GNP)就一直是福利的代名词，

但是，GDP作为福利测量存在许多不足(Costanza)。生态学家对如何更好地测量福利进行了许多探索。Dalv和Cobb等先后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和真实进步指标GPI。Pearce和Atkinson提出了真实储蓄GS(Genuine Say-ings)的概念。

阿马蒂亚・森发展了福利经济学，认为人的福利主要取决于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与健康、知识和收入密切相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福利的新指标与阿马蒂亚，森的贡献分不开。阿马蒂亚・森认为，HDI是广泛认可的用于比较国际之间福利的指标。

从福利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福利，而且仅靠经济增长单一手段也不能持续地推进福利增长。那么，政府规模研究仅仅考虑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实现福利转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应该有利于国民福利的提高。

五、结论

第2篇：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范文

关键词：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制造；竞争力；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一、规模经济效益的基本理论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节约，它是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增加，产品单位成本降低，而使厂商获得的更多收益，因为大型企业有能力采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开发更多的新产品，实行更细致的专业化分工，进行综合管理经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规模经济规律具有三种形式：当所有投入的均衡增加导致了更大比例、更小比例或同比例的产出增加时，生产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递减或不变。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当今大多数生产活动应当能够达到规模收益不变。也就是说，当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增加一倍时，产出也应该增加一倍。规模效益是经济活动规模普遍扩大的结果，近两个世纪以来，规模经济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型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不断地淘汰小型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了企业的集中。而且，企业经营规模扩大，有利于实现企业管理的标准化和专业化，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企业大量采购和大规模生产与销售，节约费用、降低成本；有利于提高资金信用，方便资金筹集。

二、通过规模经济效益提高汽车制造企业的竞争力

1、生产规模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规模经济是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之一，它表示生产批量达到合理规模时，收益同步递增的现象。大批量生产体制的建立，必定是同不断采用更先进的工艺，使用更大型、高效率的专用设备相联系，这无疑会降低平均费用。因为大批量生产体制有利于实现标准化、专业化，有利于原材料的节约和充分利用。研究表明，汽车生产至少要达到年产30万辆的经济规模才具有规模效益，生产才是有效率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难想像一家生产无效率或者低效率的企业，如何能够生存下去。规模经济具有以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大批量生产为特点，在日本、美国、西欧等汽车工业大国，都只有几家大型汽车集团生产集中程度高。美国汽车工业三大集团：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生产集中度达90%以上；日本汽车工业两大集团：丰田、日产生产集中度达60%。世界上十大汽车生产国的生产集中度，一般一个集团为45%～50%，两个集团为75%～80%。这些大型企业集团都有自己的名牌和销售网，产品性能、质量和成本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

1998～2005年我国轿车生产企业的平均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都不高，同时这些年份的轿车规模收益皆处于递减阶段，10年中没有1年处于规模递增阶段，这说明我国的平均轿车生产企业规模不是太小，而是偏大了，原因就在于我国轿车生产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太低。企业规模与企业经济效益是研究规模经济效益的两个关键性因素，应在明确经济规模与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与规模收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搞清经济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经济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可用图1反映。（图1）

规模经济效益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不断变化的。仍以汽车工业为例，目前国际竞争中最佳规模效益，中型汽车为年产10万辆左右，小轿车为年产15～30万辆。西方汽车大国虽只有少数几家主体厂，但各有几十家乃至数百家汽车零部件厂与之配套，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共收规模经济效益之利。而我国汽车主体厂就有110多家，汽车零配件厂则有24，000多家，且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因而形不成规模经济效益。

2、规模生产成本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生产成本与企业经济产量的关系由图2表示，从图中长期成本函数可以看出，从0～Q3，随经济规模扩大，长期平均成本明显下降，反映规模收益递增；从Q3～Q4，随着经济规模扩大，长期平均成本变动不明显，反映规模收益不变；从Q4～Q6，随着经济规模扩大，长期平均成本上升，规模收益递减。经济规模优化，就是要在规模收益递增或不变情况下尽量加大经济规模；在规模收益递减时，尽量缩减经济规模；最终达到经济效益最优的经济规模；Q4对应的经济规模，其长期平均成本处于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图2）

1956年英国两位经济学家以汽车工业为例，计算并绘制了“汽车工厂生产线长期平均费用曲线”，根据这一曲线就生产同一种车型的生产批量同成本的关系而言，当年产量由1，000辆增加到5万辆时，单位成本将下降40%；增加到10万辆时，成本下降15%；增加到20万辆时，成本下降10%之多；增加到40万辆时，成本下降5%；超过40万辆，成本下降幅度急剧减少。这一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批量达到适度的经济规模，对于提高企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效益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我国如果每年能出口小轿车20万辆，每辆换汇5，000美元，一年可创汇10亿美元，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得到很大提高。

3、企业所有制结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现在，发达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国都十分重视规模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是在自由竞争中，通过兼并和集中逐步形成规模经济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在政府的重点投资和政策扶植下形成的，德国政府曾集中投资兴建了“大众”汽车厂，成为第一家汽车生产集团，后来逐步发展为跨国公司，其产量超过“通用”和“福特”在西欧子公司的总产量。法国政府对国有化的“雷诺”公司以巨额投资，同时通过经济手段鼓励“雪铁龙”与其他公司联合，以形成规模经济。

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已有部分制造业生产向少数优势企业集中，效益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但是，从全国来说，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工业企业仍存在计划等级制度，并且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层级控制变量与规模控制变量的关系，使得一些不具有规模优势的企业，却有更高的效率。这实质上使一大批效率低下的汽车企业得到了保护，因而资源不能够最优配置，阻碍着规模经济的形成。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工业化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约为5%～10%，发展中国家大约在10%～15%之间，而据有关统计，截至2002年，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约占我国工业生产总值的30%，占我国GDP的40%。国有企业的规模仍然偏大，成为现阶段制约我国企业规模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

因此，要想使企业所有制结构符合规模经济效益的要求，首先要使我国企业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即工业企业可以实行国有、集体、私营等多种形式，并且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其次，要使我国企业所有制结构优质化，规模经济的前提是市场能够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只有所有制结构优质化才能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益。

三、关于汽车生产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建议

规模经济是一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的规模经济，在这个条件下，扩大规模，效益将随之提高。但是，规模并不是能无限提高的，因为规模经济效益在这个条件下是个区间，超过了这个区间，规模经济就变成了规模不经济。要想继续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改变其前提条件，即制度和技术条件，这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要注意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及成本优势对规模经济效益的影响，注意“规模”和“效益”的内在关系。也就是说，要在实践和改革中逐步探索出不同产品、不同行业乃至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合理规模，求得一个科学的度――适度规模。实际上，就企业规模来说，必然是大中小结合，大的是少数，小的是多数。我国应是由几百个大的规模效益最佳的企业和几百万个中小企业的有机结合，按照专业化分工的原则，形成一个主次协调的宏观经济“大合唱”。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仁琪，高汉初.世界汽车工业――道路、趋势、矛盾、对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107-113.

第3篇：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范文

关键词：DEA方法；商业银行；MOS；适度规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3―0045―04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12-08

注：此文是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2006039087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湖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彭建刚教授对本文的指导，但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谢朝华(1968-)，男，湖南华容人，经济学博士，湖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长沙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金融结构与效率。

随着金融业的逐步对外开放，我国商业银行要想适应新条件下的竞争，就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效率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规模经济因素是影响银行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Berger＆Humphrey(1994)以及Young(2001)研究证明，规模或范围经济能使成本节约5％，而X-效率的提高能使成本节约20％。规模经济研究企业规模变化与企业收益变化之间的关系，是指给定的技术条件下，生产或销售单一产品的经营单位因规模扩大而减少了生产和销售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如果在某些产量(或销量)范围内平均成本呈现下降(或上升)状态，我们就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或不经济)。结合银行业的特点，能将其理解为，随着银行存、贷款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的扩大而发生的单位营运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是银行企业规模与运营成本、经营收益的正向关系的反映。目前，关于银行的规模经济分析一般认同银行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一个平底的U型曲线，也就是说，银行的最优规模在一个规模区域内存在。我们称这个区域的下限为MOS(minimum optimalscale)，上限为MOS(maximum optimal scale)。

本文利用X-效率分析的非参数分析法中的DEA方法，以我国14家商业银行2001-2003年的数据为基础，评估出其规模效率。再结合规模数据分析我国银行的适度规模。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文献回顾；第二部分，方法简介；第三部分，实证分析；第四部分，结论与建议。

一、文献回顾

(一)银行规模经济研究的四种方法

根据著名产业组织学家谢勒(F．M．Scherer)的归纳，主要有四种方法：一是利润分析法，该方法以利润率的高低作为反映规模报酬的一个指标，认为利润率越高的经济组织的规模越有效，根据利润率与报酬的关系来界定规模报酬的特性区间。比如，按总资产的不同规模对银行进行分组，分别列出各个组的利润率与资产规模的某种相关关系，如果负相关就是规模不经济区域，正相关就是规模经济区域，不显著就是规模报酬不变区域。二是生存检验法，该方法认为不同规模厂商的竞争会筛选效率高的企业，竞争的优胜者的规模是最佳规模。一般以厂商市场份额的变化来反映市场对厂商的评价，激烈竞争中能够生存且市场份额不断上升的厂商的规模是最优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的厂商的规模不是过大就是过小。三是成本分析法，它是利用统计方法找出长期平均成本与经济组织规模之间的一般关系，并以此确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大体形状，然后确定最低经济规模。四是技术比较法，这种方法利用技术定额(如银行的负债成本费用率等)计算成本费用曲线，然后确定经济规模。目前技术比较法不断创新，决策单位效率研究的参数和非参数法中关于规模效率的研究已经引入规模经济的研究中来。

(二)发达国家银行规模经济实证研究结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尝试运用上述各种方法来研究银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但是，对规模经济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美国银行业的研究。Baumol(1982)首次运用规模弹性来衡量规模经济。Lawrence(1989)发现美国总资产小于1亿美元的商业银行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美国银行基于超对数成本函数的成本效率的参数估计的研究结论显示：在提高银行绩效方面，存在规模经济，但仅在低的规模水平上(存款规模2500万到5亿美元)(Berger，Hanweck　＆　Humphrey，1987)。库欣(Cushing,1991)和麦克纳尔蒂(McNulty,1991)发现银行资产规模在30亿到50亿美元时有规模经济效应。斯蒂格勒(1996)利用生存检验法分析美国银行业的MOS问题，发现从1985―1992年期间，小银行规模不经济、中等银行无明显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大银行规模经济(MOS范围)、最大的10家银行规模不经济。综观对美国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实证研究，可以认为规模经济区间是客观存在的，但不同时期、不同样本、不同的方法会导致不同的结论。一般可以认为银行的平均成本曲线是一个宽底的U型曲线。对欧洲银行业规模经济的研究显示了类似于美国的结论。Ashton(1998)对英国银行业的研究表明，规模在50亿英镑以上的银行出现规模不经济。OECD(1993)分析了1982-1991年间的100多例关于规模经济的实证研究，认为没能找到关于银行规模经济的任何一致性证据。这份报告也承认，即使存在的任何规模和范围经济也被组织的无效率所抵消了。Humphrey(1987)的研究指出，在同样规模银行之间的成本变动是不同规模银行之问的成本变动的两到四倍，规模经济仅仅只能解释银行之间成本变动的一少部分。

(三)关于我国银行业规模经济及适度规模的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实证研究较多，但是以规模经济分析为基础进一步进行银行适度规模研究的不多见。赵怀勇(1999)等人运用经营效率指标和成本费用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的主要原因是国民经济总体效益太低以及国家对银行业的严格管制等。于良春(1999)等人发现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获利能力和经营绩效明显高于四大国有银行。赵旭(2000)用DEA方法分析指出国有银行的规模超出了其经营、服务与管理技术条件客观决定的规模。徐传谵等人(2002)用超对数成本函数分析法分析支出发现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主要原因在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太高)，而其他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但幅度越来越小)。王聪等人(2003)用超对数成本函数分析指出我国绝大部分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且规模不经济的程度与银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杨德勇(2003)用生存分析法研究发现国有商业银行

(资产5000亿元以上)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100-3000亿元)城市商业银行(资产100亿元以下)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刘宗华等人(2003)用超对数成本函数分析指出我国银行业总体存在轻微的规模不经济，但从单个银行来看，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和规模最大的工商银行存在显著的规模不经济，其他三家国有银行存在规模经济现象。从国内银行业规模效率研究的既有文献来看，方法越来越集中到技术比较法中的参数和非参数分析法，但是结论因为方法选择、参数设计、数据选取、分析处理等技术上的原因和样本选择、样本期间、银行特性、技术状况等原因没能得到一致的结论。

二、利用DEA法评估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基本原理

DEA法是一种基于线性规划的数据处理技术，近来在商业银行的效率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DEA方法由Farrell(1957)首先提出，后由Charnes、Cooper和Rhoades(1978)发展为CCR模型；Banker(1984)等放宽固定规模回报(CRS)假设，建立起可变规模报酬(VRS)情况下的效率估计模型(BCC模型)。在CRS假设下，这个样本银行的效率边界是既定的规模报酬水平下所有观察银行中最优表现的银行的点与坐标原点的连线，样本银行的技术效率(TE)反映样本银行为生产一定水平的产出，偏离必要的、最小的投入组合的程度。在VRS假设下，样本银行的效率边界是任意规模水平下所有银行中最优表现的银行的点的包络线。此时，CRS条件下的技术效率能够进一步分解成为纯技术效率(FIE)和规模效率(SE)。图1是CRS和VRS关系图。

CRS线代表固定规模报酬边界，VRS是可变规模报酬边界。可见VRS线比CRS线能更近地包络着观测的银行数据，因而计算出来的银行效率指标要比CRS的高(在G点相等)。在CRS条件下，在B点运行的银行技术低效，技术效率指标TE为AC／AB。在VRS条件下，在B点运行的银行的TE指标为AF／AB。这样CRS条件下的TE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FIE(FIE衡量银行到产量边界的相对距离，在此为AF／AB)和规模效率SE(SE衡量银行到最优生产规模的相对距离，在此为AC／AF)，PTE与SE的积是TE。样本银行的规模效率就是CRS条件下的技术效率TE与VRS条件下的纯技术效率PTE的比值。

DEA方法评估CRS条件下的技术效率TE的线性规划模型为：

其中：K是投入的种数，M是产出的种数，N是银行的数目，入；是银行i的强度系数。第一个约束条件的经济含义是由于非效率因素的影响，银行投入组合大于最优化的投人组合；第二个约束条件的经济含义是由于非效率的影响，银行的产出小于最优化的产出；第三个约束条件是假定银行规模报酬假设的数学表述。(λ1，λ2， …λn)是权重矢量，如果假设，则规模报酬不变(CRS条件)。如果,则规模报酬可变(VRS条件)。为了求解的方便，一般把式(1)对应的线性规划问题转化为具有非阿基米德无穷小的模型：

三、利用DEA法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和适度规模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选取与SE评估

本文选取14家商业银行2001-2003年的数据，选取员工人数(x1，其价格P1)、实物资本(X2，其价格为p2)和借入资金(x3，其价格为p3)为银行中介的投入项，贷款(Y1，剔除贷款损失准备)、投资(Y2，股权和债权投资)和其他生息资产(Y3)为产出项，使用DEA法评估银行的规模效率(评估过程中未考虑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14家样本银行2001、2002、2003年的规模效率评估结果见下表。

(二)基于SE评估结果的适度规模区域分析

从样本银行2001年的规模效率和资产规模来看：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和浦发银行等5家样本银行的规模效率大于1(平均值为1．105)，其余9家样本银行的规模效率都小于或等于1(平均值为0．836)，大致可以按资产规模把样本银行分成两组：小于6600亿元和大于6600亿元组。发现小于6600亿元组存在规模经济(浦发银行除外)、大于6600亿元组存在规模不经济。也就是说银行规模经济的边界点可以定在6600亿元。

从样本银行2002年的规模效率和资产规模来看：四大国有银行、交通银行和民生银行的规模效率大于1(平均值为1．322)，其余8家样本银行的规模效率都小于或等于1(平均值为0．868)，可以按资产规模把样本银行分成两组：小于7680亿元和大于7680亿元组。发现小于7680亿元组存在规模经济(民生银行除外)、大于7680亿元组存在规模不经济。也就是说银行规模经济的边界点可以定在7680亿元。

从样本银行2003年的规模效率和资产规模来看(农业银行的相关指标空缺)：只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信银行的规模效率大于1(平均值也只有1．06)，其余10家样本银行的规模效率都小于或等于1(平均值为0．984)，可以按资产规模把样本银行分成两组：小于9500亿元和大于9500亿元组。发现小于9500亿元组存在规模经济(中信实业银行除外)、大于9500亿元组存在规模不经济。也就是说银行规模经济的边界点可以定在9500亿元。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样本期间，我国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边界点从6600亿元到7680亿元再到9500亿元，逐年上升。以此为据，可以考虑把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边界点定在9500亿元左右。这种上升趋势可能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创造的对银行服务的需求、各商业银行规范公司治理、狠抓内部管理、提升技术水平有关。

从2001-2003年样本银行的规模效率和资产规模的平均值来看：可以把样本银行分成两组：小于8000亿元和大于8000亿元组，小于8000亿元组存在规模经济，大于8000亿元组存在规模不经济。以此为据，可以考虑把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边界点定在8000亿元左右。据此，可以把银行规模经济的边界点定在8000亿元。

综合逐年和样本期间平均值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边界点至少可以定在8000-9500亿元之间，或者

可以把8000-9500亿元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固定规模报酬区间，也就是适度规模区间。

从样本银行SE在2001-2003年的变化趋势来看：浦发银行TA以每年1000亿元左右的速度增长的同时，其SE保持相对稳定(浦发SE平均值为1．020)，并且该行SE2002和2003两年都是1，说明该行基本上在最优规模状态下运行。

从样本银行2001-2003年SE汇总表来看，先后有7行次SE为1，其中：民生银行2次、浦发银行2次、建设银行1次、中国银行1次、上海银行1次；2001年2次、2002年1次、2003年4次。这说明我国已经有不少商业银行能够实现适度规模运营，特别是建行和中行分别有1次实现适度规模运营可能预示着我国商业银行的适度规模可以达到27500-38420亿元。如果考虑不良资产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适度规模也可能在22500-32000亿元。

四、结论与建议

从样本银行整体的情况来看：2001-2003年，14家样本银行的规模经济边界点从6600亿元到7680亿元再到9500亿元，规模经济边界逐年上升。以此为据，可以考虑把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边界点定在9500亿元。从年样本银行的规模效率和资产规模的平均值来看，可以把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边界点定在8000亿元。综合二者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边界点可以定在8000-9500亿元之间，或者可以把8000-9500亿元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适度规模报酬区间。

从样本银行个体的情况来看：2001-2003年期间，浦发银行基本上在最优规模状态下运行。2001-2003年期间，先后有7行次SE为1，这说明我国已经有不少商业银行能够实现适度规模运行，建行和中行分别有1次实现适度规模运行的事实可能预示着我国商业银行的适度规模可以达到22500-32000亿元(考虑不良资产的影响)。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适度规模在不断增大，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家特大规模的银行在样本期间的偶尔出现的规模经济运行为我国银行规模的提升拓展了边界。但是必须注意规模不是规模经济简单的直接来源，规模经济的产生还有赖于银行的生态环境、内部的产权结构、治理结构、技术水平等因素的适应性跟进，所以各银行不要一味追求规模和市场份额，效率和效益才是决定规模取舍的关键因素。针对我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过高和部分银行规模不经济的弊端，银行监管当局和各商业银行应从影响银行规模效率的结构性因素出发，进行针对性的改革。目前来看，建立银行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最基础的工作，要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为银行建立起一整套关于产权、治理和组织的运营机制。同时，应积极扶持和发展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扩大其经营规模，鼓励其进行业务联合和重组。在规范市场准入的前提下，推动股份制商业银行扩大服务网络，完善其服务功能和组织机构，提高其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并购国有银行的某些分支机构乃至城市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这样既可解决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过小、分支机构不足的问题，又可适度收缩国有银行的规模边界，使后者的规模效应得以发挥，从而使得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国有银行应当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适当调整机构网络，控制规模。在业务的选择上，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加强管理以实现规模效率和规模的扩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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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范文

［关键词］ 隐性经济规模；碳排放；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国民经济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08. 027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08- 0040- 02

1 引 言

近200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能源消费剧增，生态环境恶化，特别是气候变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碳排放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因此，如何控制和减少中国碳排放的问题成为国内外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隐性经济， 又称灰色经济， 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包括所有创造价值但未被列入国家经济核算的经济活动。隐性经济的发展使得一部分生活贫困人员获得了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隐性经济的大量存在不仅会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也影响了社会公平、增加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

那么，随着中国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与碳排放量的增大，隐性经济和碳排放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是否会引起中国人均碳排放量的增加，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之后在其基础上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模型，并对它们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判断隐性经济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

2 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的分析

2.1 隐性经济的规模

度量隐性经济规模的方法通常可分为直接法与间接方法。直接法基于个人收集或企业未来申报收入等直接信息来进行计算。间接方法则根据在官方宏观经济统计资料中留下的痕迹来确定隐性经济规模，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和支出差异法、官方统计和实际劳动力差异法、货币交易法与货币需求法、结构方程模型法或者MIMIC法等。

2.2 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析及模型建立

2．2.2 数据收集、估算与整理

本文对中国总的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

式中，E为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Fi为i类能源的碳排放强度；Si为i类能源在总能源所占的比重。这里Fi的取值见表1。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2003。

2.2．2 因素分析

本文中，Fi是固定的，即影响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主要为能源结构变化、能源效率变化以及经济发展变化。

图1表示1998-2007年三因素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趋势图。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总体在不断增加，虽然，1998-1999年期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有所降低，但其后又快速增长。特别是2000年以来，其数值猛增，2002年年增长率接近10 ％，而2003年和2004年的年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5 ％。造成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从图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是不断增大的，特别是从1999年以来，基本呈现出指数增长的趋势。

2.2．3 模型建立

由上述分析，我们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模型，即建立隐性经济规模和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的模型。我们估计隐性经济规模和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型方程为：

Hesize＝f（Structure，Efficiency，Growth）；

对其199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稳定性分析，发现Structure与Efficiency不能通过检验，说明隐性经济规模和Structure与Efficiency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故我们将Structure与Efficiency这两个指标剔除，对上述模型进行修正并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其方程为：

ln Hesize=ln Growth+ε2

从实证结果分析得知，隐性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说明随着国内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增长也将继续增加，同时，由于隐性经济规模对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所以说目前为止，隐性经济规模还没有通过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这两种抑制因素来提高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进而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先是通过借鉴杨灿明 等（2010）的隐性经济规模指标，然后通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详细阐述中国人均碳排放与碳排放分解的三因素之间关系，最后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三因素的计量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可知隐性经济规模还没有通过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这两种抑制因素来提高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进而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但是隐性经济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明显，隐性经济规模每增加1％，经济增长增加2．3％，表明中国隐性经济规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碳排放量的增加，所以我们要严格限制隐性经济规模的增加，严厉打击隐性经济犯罪，完善税制、加强稽查，建立健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最后就是加强廉政政策、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1］Johan Albrecht， Delphine Fnaocors， Koen Schoors． A Shapley Decomposi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Without Residuals［J］ ． Energy Policy，2002，30（9）：72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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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

第5篇：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范文

关键词：政府规模；寻租；中国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4001503

1引言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寻租腐败问题一直都被广泛地研究。自从寻租行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影响，该命题已经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核心课题。伴随寻租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便是政府规模，虽然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涉及这一领域，但是政府规模的大小与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该国寻租程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模糊不清，不同文献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比较大的差异。

在最近几年，已经有一些关于政府规模和寻租腐败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其决定因素。这些研究包括Coel和Nelson（1998）、La Porta et al.（1999）、Treisman（2000），Glaeser和Saks（2006）、Serra（2006）、Del Monte和Papagni（2007）、Billger和Goel（2009）、Saha et al.（2009）以及其他很多的学者。虽然关于腐败的决定因素已经获得了一些共识（Serra，2006），但一些与其相联系的因素却仍然模糊不清。

虽然一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应该由政府部门提供，并且这些服务对于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提供这些服务的同时，过于庞大的政府规模会导致诸多的无效率，甚至导致寻租腐败行为的发生。如果政府规模被看成是政府对于市场失灵的补救程度，那么过多的干预将会破坏市场竞争，同时导致政府失灵，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例如，Lal（1985）指出了政府对于资源配置失当的问题。社会学家如Mills（1986）认为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令人担忧。政府规模同时也可以看成其官僚机构的总数或者他们的支出如工资、奖金等等。Niskanen（1971）将政府机构定义为其政府职员寻求他们预算和工资的最大化，因此他们没有激励去变得有效率。Acemoglu和Verdier（2000）指出，同腐败一样，政府失灵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副产品。为了减少腐败，高工资是防止个人和官僚机构变得腐败的必要措施。从这一方面来讲，寻租腐败、政府规模和其无效率之间的联系已成为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

对于国内而言，关于政府寻租行为、政府规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近几年来，我国才意识到寻租行为在本国的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同时，为了适应不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政府规模的扩大也成为我国近两年来所面临的一大抉择。一方面，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部门来进行提供；另一方面，庞大的政府规模会导致政府效率的低下，同时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寻租行为，使得政府失灵，进而阻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例如，陈刚（2008）等的研究表明腐败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吴一平（2010）认为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由于中国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其寻租腐败行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相同。李国璋（2010）等学者则指出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类似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的关系。谭桔华（2005）运用具体数据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政府规模的现状。王云平（2008）指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其是基于经济自由指数来研究的，缺乏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证指导。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将政府规模、寻租与福利相结合来讨论真实的福利增长与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同时对于此类命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身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加之其身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头衔，使其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更加趋于复杂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的视角对中国政府规模、寻租行为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进行计量分析，并根据计量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2估计方法和数据

本文通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经济增长、政府规模以及寻租强度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的交叉项以确定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出的回归结果作为基本结果，该方法作为基本方法。估计方程如下（1）式：

该回归方程中，GDP表示的是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overnmentsize指代政府规模的大小，Rentseeking是指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寻租强度。Governmentsize×Rentseeking是指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二者之间的交互项。u是误差项。

从以上的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知道，除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值反应外，政府规模和寻租强度都无法直接通过数据进行衡量。此处，我们运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来间接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之所以运用政府支出与GDP的比重而不运用在职公务员人数，是因为各国对于“公务员”的定义本身也存在差异和偏差，公务员岗位界定不清这一重大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其存在大量的在政府部门工作却没有“编制”的人员，这样的人员对于公务员人数的统计造成了比较大的障碍，因而其政府规模通过当年的在职公务员人数进行衡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本文运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运用这一比例，首先是因为政府财政支出与GDP能够很好地通过数据反映出来，不存在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其次，这一比例能够较为有效地反应政府规模的实际大小，无论是政府的绝对规模变化还是相对规模变化都能够很好地进行反应。对于寻租强度这一变量，我们运用中国人民检察院每年对于案件的立案调查数来进行衡量。此处必须指出，由于寻租行为的特殊性，其很大程度上是无法真实地进行统计的。运用中国人民检察院对于案件的立案调查数来进行衡量会对寻租这一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是检察院的年度立案调查数据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社会中对于寻租行为的大体状况，并且能够通过具体的数据反映出中国近几年寻租行为变化的大致趋势。

同时，此处必须指出的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必然会引起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以及测量误差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例如，政府规模的增大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其需要日益扩大的政府部门来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物品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规模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这种双向的因果关系必定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同时，不同的解释变量之间也会存在相关性。例如，寻租程度的增加很可能会导致政府规模的增大，因为政府部门如果存在寻租的空间，其趋利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会使得其增加规模以充分利用这一空间来进行寻租行为。同时，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其所管辖的范围也将会随之拓宽，进而其将会有能力在更广的领域中来进行寻租活动。因此，政府规模与寻租之间将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我们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之间的交互项来进行分析。

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作为政府规模的工具变量（IV）。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被认为是对政府规模的扩大起促进作用的，因为对于老龄化人口的投入是需要如社会养老保障以及医疗保障这样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入的。如果老龄化人口占一个国家的比例很高，则该国家需要更大的政府规模和更多的公共服务机构以提供保障老龄化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医疗。换句话说，国家的老龄化人口比例将会与政府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从表面上来说，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似乎与寻租腐败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因而该比例值适合做工具变量。

以上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数据均来自近十六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同时由作者整理得到。

3实证检验结果

表1显示了由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人均GDP与政府规模、寻租程度之间的关系。在第（1）一列中，我们运用得是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第（2）列是加入交互项以后所得到的回归结果，第（3）列是引入工具变量所得到的结果。

从表1的计量回归结果我们得知，在第（1）列中，没有加入交互项之前所进行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即政府规模越大，其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于寻租而言，其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显著。当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之间的交互项时，如表中第（2）列的结果所示，政府规模依然对中国人均GDP的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同时，寻租程度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则在1%水平下变得显著为负，即寻租程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的效应。换句话说，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寻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其影响程度却并不明显。

另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内生性问题必须加以考虑，因为内生性的存在会导致OLS估计是有偏的。为了控制这一问题，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引入IV估计，运用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作为政府规模的工具变量。第（3）列和第（4）列显示了工具变量IV的估计结果，其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通过计量同时也得到证实。Stock和Yogo（2005）指出了工具变量的解释力不强的问题，并提出了F统计量中的第一阶段回归。我们检验中的F统计量结果在第（3）列与第（4）列中是比较好的。由表1第（3）列和第（4）列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政府规模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而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寻租程度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呈显著的负效应。这一结果与第（2）列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结果存在一致性。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中国政府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一些国外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并不相符。但是，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在法律制度日趋完善的中国，政府规模的扩大能够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增强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最大限度地避免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波动。这一优势在计量结论上即反应为政府规模的扩大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寻租行为的程度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的，这一结论与国内外多数对于腐败寻租问题的研究相符。因此，有效遏制政府的寻租行为是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要手段。寻租行为的增多不仅会在政治上影响一个政府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使得政府陷入被动，同时，也会在经济上制约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4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学术界，关于政府规模、寻租行为以及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研究存在多种多样的结果，没有达成较为有效的共识。同时，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寻租程度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篇论文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我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即政府规模的扩大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因为，在中国这一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必要前提。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我国扩大政府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参与经济运行的效率，保障了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能够迅速平稳地依靠政府行为回到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上来。同时，政府规模的扩大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其能保证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健康与稳定。然而，政府规模的不断增大势必会导致政府行政效率的丧失，同时也会为寻租行为创造出新的空间。因此，在未来几年的社会经济变革中，我国政府应该在扩大政府规模的同时保证政府的行政效率，充分发挥政府调节经济的灵活性，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扩大政府规模，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完善当地的市场，帮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种政府规模的扩大才是有效率的，才能够在长期保证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日益增长的政府寻租行为引起较高的重视。根据计量结果，寻租行为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效应，即寻租程度的加深将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不断促进政府规模扩大的同时如何有效控制政府的寻租行为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从近几年中国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腐败案件的受理和查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寻租行为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但是其寻租行为没有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大幅度下降。因而，中国政府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设租寻租行为，以保证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廉洁性和有效性，进而保证中国经济能够长期健康有效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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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范文

关键词：规模报酬递增；新贸易理论；贸易利益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自他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既贴近现实又很好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与艾瀚南(Help-mallElhan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一书中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Romer(1986)的开创性研究复兴了主流经济学对对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分析。从此，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去探求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1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

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

3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如果经济体中所有投入的规模报酬都不变(或递减)，那么就无法从理论上系统地解释为什么人均收人会持续地增长。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相关的理论研究又把技术进步内生为状态变量。但是，不管内生增长模型如何精致复杂，其基本思想都强调。外部性都会带来递增的规模收益。所以有很多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外部性(或递增的规模收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Romer(1986，1990)Barro(1990)、Aghion和Howitt(1992)、Young(1991，1993，1998)、List和Zhou(2007)等人对物质资本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Lucas(1988，1993)、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Tamura(1991)、Goodfriend和McDerott(1995)等人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内生增长理论中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从不同角度指出：没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第7篇：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范文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运用规模差异测算指标和位序规模理论分析方法，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和位序规模分布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绝对差异总体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其相对差异则总体呈现减少趋势；城市旅游规模的集聚程度经历先减弱后增强，随后再减弱的过程；城市旅游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城市旅游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型分布，但其旅游规模差距呈现缩小趋势。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旅游规模差异；位序规模分布；珠江-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4－0082－05

收稿日期：2015-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研究”（11XJL007）；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13EJL002）；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泛北部湾发展研究团队”和广西师范大学西南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阶段性建设成果

作者简介：钟学思（1981-），广西柳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思想史。

2014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将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地区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极，这标志着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开放开发成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该规划指出，珠江-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出海大通道，其规划范围包括广州、佛山、肇庆、云浮、南宁、柳州、梧州、贵港、百色、来宾、崇左11市；同时，根据流域特点，将桂林、玉林、贺州、河池、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安顺、文山、曲靖10市作为延伸区包括在内[1]。珠江-西江经济带的规划区域根据其流域特点划分，横跨广东、广西、贵州、云南4个旅游大省，由于这些省份在资源禀赋条件、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区域总体旅游竞争力有待提升，因而了解珠江-西江经济带省际和城市间旅游发展程度的差异，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仍是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珠江-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增长带，有关珠江-西江经济带区域旅游空间发展的研究成果仍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将有深入研究的发展空间。因此，选取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分布进行研究，探悉省际和城市间旅游规模分布的内在规律，对于探索我国跨省区流域经济合作发展模式、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协调联动发展的空间布局有着重要价值。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入境旅游人数两个指数，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和位序规模分布进行研究。在数据来源方面，各地区指标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国知网）》和2004-2013年的《广东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和《云南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由于统计资料中个别数据的缺失，依据相关统计资料对其进行简单处理。为了减少干扰因素，使用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指数是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2002年为基期计算而得的基比指数。

（二）旅游规模差异测度方法

采用标准差、变差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首位度和位序规模理论，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和位序规模分布进行研究。其中，标准差、变差系数和基尼系数分别反映城市旅游规模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赫芬达尔系数、首位度则反映城市旅游规模的集聚程度；位序规模理论将反映城市旅游规模分布的总体状况。[2][3]

1.标准差（VOC）：即均方差，是某一组数据的离差平方和，与其数据个数之间比值的算术平方根。标准差反映数据的离散程度，可表示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绝对差异。

2.变差系数（CV）：是标准差与该组数据的均值之间的比值。变差系数可消除因各组数据均值的不同而对数据变异程度的影响，反映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相对差异。

3.基尼系数（G）：原是衡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现被广泛用来衡量地区之间的相对差异，可衡量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相对差异。其取值介于0-1之间，数值越小，表示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差距越小；反之，则差距越大。

4.赫芬达尔系数（Hn）：用于衡量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的指标，其取值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越高，发展越不均衡；反之，则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越低，发展日趋均衡。

5.首位度（S）：是城市旅游规模最大、第二大衡量指标之间的比值。它反映城市旅游规模分布的集中程度，其数值越大，表示城市旅游规模分布越集中，地区发展越不均衡。通常情况下，其取值大于2时，表明该地区结构分布不太合理，此时称其为首位分布；而当取值小于2时，表明该地区结构分布相对合理。

公式（1）至（5）中， xi为样本数据， y1， y2， y3，…，yn为样本数据从大到小排序的数值，分别为xi、yi的均值，n为城市个数，pi为样本数值所占比例，P1和P2分别为最大城市、第二大城市的指标数值。

（三）旅游位序规模分布测度方法

德国学者奥尔巴克（F.Auerbach）于1913年在探讨人口-城市规模时提出位序规模理论，后经罗特卡（A.J.Lotka）、辛格（H.W.Singer）、捷夫（G.K.Zipf）等学者对该理论模型的改进，使得该理论模型更具一般性、科学性和适用性，位序规模理论能较好地反映城市规模分布的特点和规律。[4][5]

采用罗特卡的位序规模理论模型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分布进行研究，其表达式如下：

公式（6）中，经两边取以e为底的对数，可得：

公式（6）和（7）中，P为城市旅游规模（即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或入境旅游人数），K为理想的城市旅游规模， R为位序，q为集中指数。根据q的指数类型，可将城市旅游规模分布类型分为：首位型（q≥1.2）、集中型（1.2＞q＞0.85）、分散均衡型（q≤0.85）。

二、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的基本特征

采用公式（1）至（5）进行计算，可得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数差异变动的测算结果（见表1）。

（一）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差异分析

如表1所示，除了在2008年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导致旅游业发展受影响外，VOC值始终呈现扩大之势，从2003年的33676.7452增加到2012年的106657.4301，反映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绝对差异不断扩大。除了在2006年和2008-2010年其数值有所增加外，CV值在总体上呈现减少趋势，从2003年的3.5760减小至2012年的2.8309，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相对差异总体上有所减小。除了在2008-2010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出现较长时间的波动并略有增加之外，G值在总体上呈减小趋势，从2003年的0.9745减小至2012年的0.9464，可见，其所反映的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相对差异也有所缩小。Hn值先从2003年的0.6566减小至2007年的0.5239，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有所减弱；但在2008-2010年间，Hn值则略有扩大，其规模集聚程度略有提高；随后在2010-2012年间，Hn值继续回落，从2010年的0.5547迅速减小至2012年的0.4292。总体而言，在2003-2012年间，Hn值经历了先减小后增加，随后再减小的波动过程，Hn值在总体水平上不断减小，表明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分布日趋分散，区域均衡程度略有提高。除了在2006年和2009-2010年因受内外部因素影响而出现少许波动外，S值在总体上呈减小趋势，从2003年的9.9149不断减小至2012年的4.2523，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地区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区域旅游发展均衡程度有所提高；然而S值均大于2，表明其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结构分布不太合理，但这种不合理程度正在逐步改善。

（二）城市入境旅游人数差异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除了在2011年略有回落之外，VOC值在总体上呈现扩大之势，从2003年的77.1790扩大到2012年的169.9977，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的绝对差异不断扩大。除了在2006年和2009-2010年其数值略有所增加之外，CV值在总体上呈现减少趋势，表明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的相对差异总体上有所减小。与此同时，除了在2009-2010年出现波动而略有增加之外，G值其总体上也有所缩小，从2003年的0.9657减小至2012年的0.9151，可见，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的相对差异总体上也在不断缩小。Hn值先从2003年的0.5498减小至2008年的0.3878，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后因受制于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Hn值从2008年的0.3878增加至2010年的0.4019，表明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有所提高，区域差距日趋明显；但随后又从2010年的0.4019迅速减小至2012年的0.3225，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进一步降低，可见，在2003-2012年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的集聚程度总体上有所减弱，城市旅游发展均衡程度有所提高。除了在2006年、2008-2010年出现波动而有所增加之外，S值在总体上呈减小趋势，从2003年的6.2582缩小至2012年的4.3528，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的地区集聚程度有所减弱；然而S值均大于2，表明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分布，其城市旅游结构分布仍不尽合理，但其不合理程度总体上有所减弱。

三、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位序规模分布特征

采用位序规模理论模型，结合Eviews5.0软件，分别对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位序规模进行回归分析，得到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数位序规模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一）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位序规模分布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到，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与位序的拟合度均大于或等于数值0.9246，方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且各方程模型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q值的变化来看，除了在2007年较2006年略有增加之外，q值在总体水平上逐渐向理想值1趋近，从2003年的2.7724不断缩小至2012年的2.1566，这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型分布（q值＞1.2），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分布比较集中，各城市之间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差距较大；但随着q值的缩小，其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差距有所减小。从K值的变化来看，除了2004年、2008年和2009年的K 值因发生波动而略有减小外，2003年以来K值总体上呈现扩大之势，从2003年的194800.3万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545757.5万美元；而作为理想的城市旅游规模，K值是在客观数据基础上建立并反映城市旅游活动水平不断提升发展的指标。可见，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在总体上不断提升发展；虽然广州市在2003年以来的大部分年份（包括2003-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和2012年）获得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最大，但其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与理想值（K值）之间仍存在差距；而其它各城市在2003-2012年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与理想值之间的差距则更大，表明这些城市仍存在较大的旅游发展空间。

（二）城市入境旅游人数位序规模分布分析

如表2所示，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与位序的拟合度均在数值0.9334以上，方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且各方程模型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q值的变化来看，除了在2009年因发生波动而略有增加之外，q值在总体水平上逐渐向理想值1趋近，从2003年的2.5333逐步减小至2012年的1.9437，这说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型分布（q值＞1.2），说明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分布相对集中，城市之间旅游发展差距仍较大；但随着q值的缩小，这种规模差距将有所改善。从K值的变化来看，2003年以来K值总体上呈现扩大之势，从2003年的423.7万人次增加至2012年的1063.8万人次，表明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在总体上不断提升发展。作为2003年以来入境旅游人数规模最大的城市——广州市，其入境旅游人数规模与理想值（K值）之间仍然存在差距，而其它各城市的入境旅游人数规模与理想值之间的差距则更大。可见，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仍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绝对差异总体呈现不断扩大趋势，但是其相对差异总体呈现减少趋势。这与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密切联系，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环境。但是，由于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其资源禀赋条件和区位条件等因素的不同及限制，致使各城市之间旅游发展出现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绝对差异的扩大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此同时，由于各城市之间旅游业发展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都取得一定发展成效，使得各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相对差异总体上有所缩小。此外，国际经济形势、政治局势等因素的变化，也容易对各城市旅游业发展造成较大的冲击，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各城市入境旅游人数和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等相关旅游经济指标。

第二，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的集聚程度经历先减弱后增强，随后再减弱的过程，但总体上其旅游规模集聚程度不断减弱，且其城市旅游规模分布也逐步趋于分散，各城市之间的旅游发展均衡程度有所提高。然而，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分布，城市旅游结构分布仍不太合理，但这种不合理程度在总体上有所改善。总的来看，由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旅游业的发展，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城市旅游规模由首位分布型向均衡发展型方向逐步演变；但由于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和旅游业发展差距仍较大，城市旅游规模结构分布尚未合理，因而其合理化演变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第三，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和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均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型分布，城市旅游规模分布仍比较集中，城市之间旅游规模差距仍较大，但其旅游规模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且其城市旅游活动水平在总体上呈现提升发展的趋势；然而，各城市旅游规模与理想值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政策启示

1.健全和完善旅游发展政策，优化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发展环境

根据省际和城市间旅游规模分布的内在规律，健全和完善促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改革发展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设置社会资本进入旅游市场的发展路径和运行规则，推广应用项目融资、债权融资、融资租赁等融资方式。建立与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发展规划相配套的协调融合发展机制，促进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和服务化实现协调发展[6]。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水平，实现城市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跨区域合作、集约经营和共建共享。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推动旅游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的精细化、标准化发展，大力促进低碳旅游发展实践。

2.挖掘和整合旅游特色资源，拓展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发展空间

完善珠江-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发展建设规划，培育沿江旅游产业集聚区、旅游产业带，开发设计休闲度假游、乡村生态游、红色旅游、民族风情体验游、健康养生游等项目。加大旅游资源整合力度，积极构建跨区域、跨景区的旅游协作，推进广西、贵州、云南和广东之间的旅游协作区建设，实现各旅游资源协作区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加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构建旅游战略联盟，实现跨区域间旅游线路对接、旅游客源互送。利用桂林、广州等城市的国内外客源优势，带动贺州、河池、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安顺、文山、曲靖等沿江城市旅游客源市场。

3.调整和优化旅游产业布局，推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区域旅游联动发展

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强化与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越国际旅游合作区、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等次区域合作体以及区域旅游协作体的深层次合作。引导区域内城市推动自身旅游开发向集约型转变，实现标准化服务与个性化服务的权衡管理。促进佛山、肇庆、崇左等城市向区域旅游产业新增长极转化，发挥旅游规模的首位城市以及排序靠前城市的扩散效应，打造以桂林、广州、南宁等城市为重点建设区域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集散地；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等方式，联合各城市打造旅游圈，促进区域内城市旅游规模的协调发展和规模分布。

4.加强和推广旅游营销策划，树立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形象品牌

建立多元化旅游目的地营销体系，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移动传媒网络平台、高铁动车线路与旅游捆绑销售等方式，加快省际间、城市间的旅游互推互介，提高珠江-西江经济带旅游项目开发及旅游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有效拓展入境旅游市场，研究促进外国人入境过境旅游签证便利化措施，推动符合规定条件的对外开放口岸开展外国人签证业务，逐步优化完善外国人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充分发挥旅游行业协会的作用，鼓励相关旅游机构、企业及中介组织加强旅游服务宣传推广。

参考文献

[1]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国务院批复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EB/OL].dqs.ndrc.gov.cn，2014-7-21.

[2] 戈冬梅，吴玉鸣.江西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体系分析[J].旅游学刊，2008，（9）：44-48.

[3] 杨莎莎，裴金平.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旅游规模差异的演变分析[J].桂林理工大学学报，2012，（2）：291-296.

[4] 赵磊，王永刚，张雷.江苏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体系研究[J].经济地理，2011，（9）：1566-1572.

[5] 靳诚，徐菁，陆玉麒.长三角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体系的构建[J].经济地理，2007，（4）：676-680.

第8篇：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开发；规模经济；途径；支撑要素

一、房地产规模经济概念

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包括各种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的规模）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土地资源贮备、开发建设、资金、人才规模。它表明开发建设诸要素以及开发建设的房屋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集中程度。根据这种集中程度，一般可以把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划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三种。划分房地产企业规模的标准，既可用劳动力、资金来划分；也可用其完成的开发量或正在开发的数量划分；也可用其中两个以上的要素同时作为划分的标准。

二、房地产规模经济要求

1．房地产企业初始规模的确定。为了确定房地产企业的适宜规模，必须首先确定房地产企业的起始规模。起始规模是经济合理条件下的最小开发建设规模，是确定房地产企业最适宜规模的基础。起始规模应保证房地产开发建设各环节中的人才、资金、资源、设备等，并使其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起始规模的合理确定，是决定投资房地产开发的重要依据。当房地产项目的最小规模低于起始规模时，不宜投入开发，而开发规模大于起始规模时，则应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自身条件以及其他条件，按不同的规模，组成开发建设的合理性方案，并选择最优规模。由于房地产的区域性非常强，加上东部与西部差异，城市与县镇差异。因此很难准确确定具体的初始规模。原则上，在大中型城市，以中型房地产企业开发规模较为适当；在小型城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以小型较为适合。

2．企业最适宜规模的确定。在某一地建立房地产企业规模，并非规模越大、实力越强就越好。还必须根据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情况而定。为了确定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最适应开发规模，需要以企业最适宜规模为核算评价的标准，企业最适宜规模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内开发建设过程，管理组织最为合理，各种生产要素能充分利用，技术经济指标先进，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规模。如果企业规模超过了企业最适宜规模的界限，投资和劳动力消耗的增加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将呈递减趋势。由于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各种社会化分工合作机制的建立，如前期有顾问策划公司、工程有招投标的公司、监理公司、宣传有广告策划公司、销售有营销中介公司。企业从人员数量上考虑，大型企业人才数量只需要中型企业人数，中型企业人数只需要小型企业人员，没有必要搞小而全、大而全。

确定企业最适宜规模的方法很多，要根据具体的技术经济特点合理选择。最常用的是成本效益分析法。这种方法的实质是通过消耗类指标和效益指标的对比分析，在盈亏平衡的基础上不同规模方案进行比较，确定企业最佳开发建设规模。当前企业最适宜规模应当以所拥有的资金、土地资源作为衡量标准。

3．企业最优规模的选择。企业最适宜规模是计算企业规模的依据，但并不是选定的企业实际规模。在选择企业的实际规模时，要根据社会需求量的大小，在企业起始规模和最适宜规模之间，经过多方案的对比分析来确定。比较企业的不同方案，一般是采取计算同一年开发建设成本与基建投资额之和来进行。总费用最低的方案为最优方案。

三、房地产规模经济实现途径

1．房地产企业购并是资本集中的有效手段。低价收购资产，实现低成本扩张。使购并企业获得的资产大大超过购并成本和购并价格，或超过新建企业的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业实施购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优势互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动机。获取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动机。企业购并可能以直接实现规模经济，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自身内部扩张，逐步增扩股，增大股本结构，实现扩张，并以实现滚动开发的提高资金的利用率；（2）横向购并中的规模经济。横向购并是同一产业中生产同类或存在替代关系的企业之间购并，具有直接的规模经济效果；（3）纵向购并中的规模经济。企业纵向购并的规模经济实现也必须首先具备上述企业规模经济的支撑条件，否则，会陷入规模不经济的误区；（4）混合购并中的规模经济要获得混合购并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果，构成企业规模经济的各种支撑条件也是必不可缺的。

2．房地产规模经济也可以在政府统一运作下完成。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完成前期土地的规模开发。然后通过土地招投标市场，按照规划片区由各开发企业在竞标所得的地块上进行组团式或居住小区式开发。较为成功的实例就是南京市开发建设的“月牙湖小区”。它由建委、国土、规划局等部门按照南京市居民高尚居住区的规划要求，统一进行布局，综合配套，由十几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组团式、居住小区规模开发，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企业战略同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了一定的目的、通过一定的方式组成的网络式的联合体称为战略联盟。战略联盟的概念首先是由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普罗德和管理学家罗杰?内格尔提出。从20世纪80年代起，战略联盟在西方和日本企业界得到迅速发展。战略联盟是一种关系松散的企业组织形式，它不具有传统企业那样明确的层级和边界，对于联盟中的各方而言都十分机动灵活。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践中，这优势互补的组织形式具有较高的效率。由于房地产的区域性很强，因此战略联盟中的各方可以通过相互间的网络进入对方的地区市场。这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军外地市场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同时，战略同盟可以克服较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双方招投标大型土地项目资金不足的劣势，在大型国有土地招投标中避免残酷竞争，哄抬地价，提高土地投资成本，达到规模经济，战略同盟各方共盈的目的。

四、房地产规模经济的支撑要素

从企业内部来看，构成规模经济的主要支撑条件是：

1．拥有土地资源的支撑。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它不仅是房地产业的直接开发和经营的对象，同时也是各类房屋建筑不可缺的基础载体。房地产的开发建设离不开土地资源，而土地资源却可以作为未被开发的原始形态而独立存在，可以说土地是房地产开发建设的万源之本，在我国，土地归国家所有，房地产企业仅能依据开发建设项目用地性质的不同，购得40~70年的土地使用权（依用地性质不同而分），而土地使用权的一次性周期长达40~70年，因此，要实现房地产企业的规模经济，必须在其可预见的预见期里，充分贮备土地资源。如果没有土地只能是空谈规模经济。

2．资金支撑。资金是房地产血液，房地产规模经济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金，通过资金参与控制更多的具有规模经济的开发项目，即房地产规模经济离不开庞大的资本投入。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积聚能力，以及进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能力，就其成为能否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支撑条件。

3．企业家能力的支撑。当房地产企业开发建设规模以算术级数或几何级数增长时，特别是当房地产企业通过横向、纵向及混合购并若干企业，实现房地产企业规模急剧扩张时期，其管理的复杂程度、组织协调工作量会呈几何级数增加。对房地产企业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从企业的外部来看，构成规模经济主要支撑条件是：

1．政府政策。房地产业是一个由政府政策高度垄断性行业，是一个受政府政策影响，对政策敏感性极大的产业。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着房地产一级市场中最重要的资源——土地。使得它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它决定了市场供求关系平衡位置，决定了价格走向。作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企业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紧密相关，政策是决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2．市场规模支撑。市场规模即市场需求量。市场需求量的大小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前提条件。由于规模经济是房地产开发的明显趋势。但由于其受市场容量的限制，即受开发建设地区人口因素影响。因此，并非开发建设规模越大越好，随着规模的扩大会出现规模效益递减情况。笔者根据多年房地产开发实践，提出如下规模：在中、小型城市（人口规模：50万人~100万人）一般不宜进行大型房地产项目开发。在大、中型城市（人口规模：150万人~300万人）一般宜进行大型房地产项目开发。在特大型城市（人口规模大于500万人）一般宜进行特大型房地产项目开发，开发规格以居住区为宜（建筑面积为50万m2~150万m2），资金筹措按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标准。

上述仅是相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就各级地方政府而言，本着经营城市考虑，其开发规模应适当地提高一个档次，以利于城市综合布局。

3．市场范围支撑。市场范围与市场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市场范围大，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反之，市场范围小，市场规模也会随之缩小。市场范围，即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房的销售范围，是一个市场空间概念。由于房地产所特有的地域性强，使用权得其开发建设的商品房一般不会超出以地级市、县级市销售的范畴。因此，在某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随该城市地域的扩张，城市化的进程而市场范围扩大。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无限扩大，也会陷入规模不经济。

此外，由于各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因此其房地产市场范围不尽相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其城市吸引力越强，人口流动性越大，人口聚集性越强，市场范围就越大。

4．产业及产品差别。规模经济并非是适用于所有产业与产品的概念。在房地产产业经济运作中，有些商品房的规模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有些商品房的规模经济效益则不十分明显，甚至不存在规模经济性。

参考文献：

1．乔梁．规模经济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2．芮明杰．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第9篇：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范文

关键词：规模范围经济新农村建设少数民族地区对策研究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其基本要求可归纳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方针。可见，“大力发展生产力、引导农民实现增收”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自“新农村战略”提出以来，有关专家已从宏观层面着重分析了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思路、途径、机制及其与相关部门的关系。但是，在新农村建设中究竟应如何发展生产？新农村建设究竟“新”在何处？农民的主体地位究竟如何体现？农民究竟应如何“运作”才可脱贫并持续致富呢？对这些问题的有效回答，笔者以为这需要从微观层面来加以分析和研究，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

结合调查和理性分析，笔者仅就“农民如何有效发展生产力来脱贫致富”作些思考。本文认为“引导农民对传统农业进行科学改造，实现生产方式的有效现代转型，以获取规模范围经济”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是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那么，什么是规模范围经济？在新农村建设中又如何实现规模范围经济？其现实条件是什么？本文对此做一初步分析和讨论。

规模范围经济的内涵

规模范围经济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总称，在经济学中，它们原是工业经济的一个常用术语，与企业的扩展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获取规模范围经济不仅是企业制胜的法宝，而且是少数民族农村脱贫致富的有效生产方式。

规模经济。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能使绝大多数产品的成本曲线呈现出U型，随着产出的增加，固定成本分摊到每单位产品上，这样平均成本（单位产出成本）是下降的，当产品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边际成本（增加一单位产出的成本）就会小于平均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否则便是规模不经济。当然，规模经济有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之分，前者是企业集聚的效应，后者是企业自身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规模经济是关于生产系统的规模，而不单是企业的规模，生产系统是指从原材料到整个生产过程和要素的有机组合体，可能只有一个企业，也可能有多个企业共同参与。这里之所以把规模经济引入到农业生产中，是因为在现阶段农业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已成为可能，对某个具体的家庭来说，可实现部分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如辣椒和魔芋的种植、生猪的饲养等）的适度规模化，从而实现其规模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农户就是一个小型“企业”。

范围经济。在工业经济活动中，范围经济是指企业（公司）活动的多样化（产品的多样化及多种服务等），通过固定成本的分摊来享受共同投入和多样化经营，以降低成本而获取的经济利润，它与规模经济是相互联系的。当然，不可否认，范围经济在以前的农村经济活动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只是在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中显得更为突出。笔者认为，农村范围经济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同一产品、同一工具用途的多样化和农业产品、人力的多样化经营，他们是通过技术的共享和不同的业务组合来实现的。

这里还需进一步指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虽有联系，但还是有区别的，不能够把二者混同。前者主要体现在“规模效应”，后者则主要是基于“区域、用途”上的相关性而产生的“综合效应”。

规模范围经济的实现

（一）实现规模范围经济的现实基础

随着科技进步及市场经济的完善和“一主三化”（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战略的有效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现实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利用规模范围经济来脱贫致富的时机已日渐成熟，其现实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引起了交易市场范围的扩大及市场体系的日益完备；农村现代化的内在发展逻辑要求农村生产要适度“规模范围化”；党和政府的有效引导和相关惠农政策的支持；农村交通、信息网络、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日益推进和完善；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全球化（经济、文化等）及时代背景的要求，等等。这些条件的日趋成熟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实现“规模范围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二）实现规模范围经济的途径

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既然已具备了获取规模范围经济的条件，那么究竟农民应怎样才可以实现规模范围经济呢？其具体实现途径又有哪些呢？下面笔者结合调查对此做简要分析。

1.规模经济的实现形式。规模经济主要是通过生产要素的科学组合来扩大生产规模以降低成本来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生产方式，它主要有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产品（经济农作物、粮食作物及畜牧等）的规模化生产等两种形式。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单位劳动为达到最佳投入产出的经营效益，所能够经营的最大土地面积”，这种规模经济的实现有赖于农村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合理协同的作用，有着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农产品的深度开发等优点，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益。就当前情况来看，土地规模经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合同承包经营、委托经营、租赁经营等形式。农产品的适度规模化生产，则是在土地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根据市场行情及其潜在趋势利用生产要素的科学组合来优先发展部分农产品并使之规模化以降低生产成本的一种生产方式，如生猪饲养、魔芋种植、番茄等蔬菜的温棚耕作、乡镇企业的运作等等。

当前，这种使部分农产品规模化的生产已成为部分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当然，农户在利用规模经济发展自己时究竟采取何种形式，这就要求农户的当家人要视市场行情、消费心理及自身特征（家庭结构、成员文化素质、土地面积及经济状况等）作出正确的自我战略定位和规划，以便准确判断和决策。这就是说，在新农村建设中由于生产条件和经营水平的差异，要采取多种经营模式并存的形式。笔者经分析整理认为，现阶段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规模经营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家庭规模经营—独立经营的农户，主要有“手工劳动为主、机械化为主和家庭工业为主”等形式；联户合伙规模经营—基于各户实行独立核算的合伙经营；双层规模经营—合作经济与农户经济并存，有统有分；集体规模经营—以机械农业化和乡镇企业为主；社区（包括群体）规模经营—农户个体经营与各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搞农业规模经营是否成功，不是光看其规模大小，而是看其规模效应是否能够提高生产效益——即是否实现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这就是说，规模经济的实现有赖于生产规模的“度”，农业的生产规模具有可分割性（即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只有生产规模“适度”，才能够真正有效实现农业的规模经济。

2.范围经济的实现途径。范围经济主要是基于“区域和用途的相关性”通过农业产品（包括同一产品）的多样化生产及多种服务（人力、工具等）来实现的，是一种注重“区域差别、时空差异”利用多样化经营和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来获取综合经济利益的生产方式。

农业产品的多样化生产，这里包括对传统农业的现代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开发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使得湖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种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不仅采用优良品种分季节来种植粮食作物，而且因地制宜地种植了一些见效快的经济作物，这样便可视季节的差异和土质状况来实现农业产品的多样化种植，从而获取范围经济。同时，同一农产品的多样化使用及其一体化、一条龙的加工服务，也可实现相应的范围经济。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农民已突破原有农业产品的束缚开发引进并培植了新的农业产品（如技术密集型的蔬菜、菌类作物的生产、野生动物家养、花果的工业化生产等），从而拓展了农产品多样化经营的范围。

工具、人力的多样化服务，这里主要是指某些农用工具和人力的多种用途。农用工具一般都具有特定用途，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发现它还有其它功用，从而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取相应的范围经济，例如干湿磨的基本功能是加工面粉，但人们发现还可以利用它来完成制作豆腐等的相关程序；牛的基本功能是自家犁田耕地，但现在人们还利用牛给别家犁田耕地来获取相应的经济效益，等等。至于人力的多种用途，这是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某些农户出现了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一般由于都具有一些特殊技能，于是通过“经商、运输、加工、外出务工等”非农产业途径来实现范围经济。据调查，外出务工（长期或短期）已成为目前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这里须进一步指出的是，“规模范围经济”的实现既有来自农户本身的因素，也有来自市场的影响。因此，农户在具体实施“规模范围经济”的时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要正确把握实施规模范围经济的“度”；要高度重视规模范围经济的适用范围；当环境适宜的时候，要积极推行规模范围经济。这就要求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在进行生产决策时，要有变革的勇气，当实施规模范围经济的条件成熟时，就要大胆进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并合理调整生产结构，抓住时机来获取规模范围经济以脱贫致富。

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利用规模范围经济来脱贫致富不仅是突破传统自然经济的一种有效生产方式，而且是农业自身的一场伟大革命。结合相关调查及分析，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而言，走规模范围经济的道路是今后一段时期（甚至长期）内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必由之路，是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当然，在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难点，要使少数民族农村地区顺利实现规模范围经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农民自身要提高素质、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外，目前更为重要的是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一）科学规划，有效引导

科学规划是指当地政府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按照科学发展观来对“生产及其持续发展”进行规划，具体操作时要视“地理区位及其特征”做到因地制宜，不能够“克隆”。这就要求当地政府要把“生产规划”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引导作用，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二）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政府虽然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导，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仍然是农民自身，这就要充分激发农民主体性即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因此，通过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农民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这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当然，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分层次、多样化的，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发展过程。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全球化时代，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可以概括为“观察能力、应变能力、风险承担能力、竞争能力、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些能力的综合协同便构成了持续的发展能力，从而保证了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性。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现代流通网络

较好的农村基础设施和较完备的现代流通网络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条件和保障。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这是完善农村流通网络的基础，而流通网络的完备是农村实现规模范围经济的重要保障。可以这么说，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流通网络的落后。因此，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流通网络的基础上，以现代流通网络为依托，向农村产业化综合服务延伸，是形成助农增收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农民不仅可以降低日常消费成本，而且可以通过规模范围经济来实现增收。

（四）以市场为导向，发展高效优质农业

这里的关键是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先找准市场，后规划生产，再狠抓生产管理”，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基于市场需求来有效调整产业结构的基本思路是—在优化种植业结构的基础上来带动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等的发展，其具体做法主要有：依靠科技进步开发新品种；发展优质特色畜牧业；优化农产品的品种和数量，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大力发展“定单农业”和“委托农业”；扩大农业结构调整空间，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等等。当然，农村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和优化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引导，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的一个显著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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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春光.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从哪里来？[N].湖北日报，2006-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