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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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因素；政治因素；会计与财务研究；微观企业行为

1.从会计与财务研究新视角中探析宏观与微观的相互关系

1.1宏观与微观相对的定义内涵

从会计与财务领域挖掘新视角看待宏观、微观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宏观与微观联系紧密，它们之间起着互相促进的作用。宏观因素在微观企业的基础上起作用，微观企业行为对宏观因素也会起作用。当前的经济行为受到国内外政府的经济干预的影响很大，因此微观企业行为做出决策需要综合考虑宏观因素，全面统筹宏观因素的预测，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一是所谓宏观因素包括了两大方面，宏观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包括货币政策、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股市周期。政治因素包括地方的政治因素、政治选举、企业与政府相互关系等。二是所谓微观企业指的是企业通过对宏观因素的反馈做出的企业行为，主要包括IP0时机、收支管理、公司管理政策、发展投资方向等。

1.2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

之前传统经济学已经无法满足当今会计与财务研究的需求，当今研究的着力点比较务实，它的应用型特征决定了会计财务学需要充分考虑外部的环境影响，比如宏观经济因素。传统经济学一直将企业行为作为单独的领域进行研究，并未考虑将企业外部行为因素传递到企业内部来考察，这就导致了研究出来的结果缺乏现实支撑。说到底，会计与财务领域需要建立新视觉，拓展研究范围，尝试从宏观经济因素向微观企业行为传递。

1.2.1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企业作用明显

在宏观经济运行、当代货币政策的大环境中，微观企业行为根据宏观经济因素产生作用，做出不一样的决策。相反，如果忽略这些宏观因素，那么企业行为有可能做出与时代不相符、背道而驰的发展决定，最终不得不自讨苦吃。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企业行为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提供详细的解释依据：关于企业投资方面，一旦忽略投资者心理和行为变化的研究，草率制定资产定价理论，将会导致资产定价模型的解释脱离现实而无力。而投资者心理的变化往往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动态投资预期，产生资产价格偏离价值；关于企业会计稳健性方面，通过实践资料证明，那些更关注货币政策动态，更依赖外部融资，拥有更高的债务水平的企业，在货币政策改变的阶段能够比那些不考虑外部环境变化的企业具备更高的会计稳健性，获得更多企业信贷资源渡过转折期。关于企业股市盈亏方面，学者经过研究发现，一些企业更注重根据当时的股市牛市或熊市之间摇摆的不稳定时期，刻意安排应计项目迎合投资者的需求和预期，制造熊市低谷会计盈余，牛市高估会计盈余的效果，从而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些有关例子都证明了企业综合考虑外部的宏观经济因素采取措施，可以渡过难关，获得发展的机遇。

1.2.2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企业作用的原理和影响途径

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发现了宏观经济因素向微观企业行为传递的作用机理为：通过深入了解企业外部的宏观经济环境，做出微观企业的经济决策，决定了企业产出，确定最终的经济产出。而宏观经济因素从以下四个方面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影响投资的成本；影响发展前景；影响通讯信息氛围；影响管理层、投资方的心理。综上所述，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经济行为影响具有决定性，会计与财务研究应当包含这一因素，才能得出更贴近现实，更具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1.3政治因素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

政治因素对微观企业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东西方政治体制不一样，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就说西方国家政治因素对微观企业的影响就不是很明显。相对于新兴经济体中的政府的宏观调控的作用就很明显了，目前，我国政治因素对企业的具体行为的影响还在探索中。

1.3.1政治因素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

政治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的不确定因素导致企业对发展预期发生改变，一是国家政策的好坏在一段实践后，使微观实体产生不同的反应。二是政治领导者也会在特定时期采取经济措施引导当地企业的发展方向。三是企业管理层与政府联系密切，也会因为这样的政治人际因素对企业发生强烈的作用。

1.3.2政治因素对微观企业行为的促动的具体表现

国内外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经济现象得出一些有依据的结论：不确定的政治因素会降低公司的投资，一旦政治不稳定和腐败指数上升，企业的投资支出就降低，它们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一些支持大选的CEO会在关键时候增加投资帮助他们的政治关联者获胜；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一些政治领导者会通过操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企业行为，从为自身争取连任的机遇。大选时期，大部分企业对政策持观望态度，减少投资支出，留存现金保存实力。尤其是在最激烈的选举时候，企业政治敏感度更强，公司显现出更明显的投资周期。而国内在政治因素影响的研究中显示，上市公司政治人际好坏对长期借款有明显的影响，上市企业的经济影响力、长期借款比例、企业政治联系程度三者的关系成正比。

2.分析研究宏观向微观传递具有可行性的研究内容

2.1宏观经济方面如何传递给微观企业行为

一是宏观信息的传递形式。中央经济决策、货币和财政政策、国家权威的宏观经济数据都会对不同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会通过了解财政政策的投资去向和数量，或者货币政策的货币量等信息做出反馈。二是宏观经济周期、宏观股市周期的传递形式。宏观周期既有繁荣期也有衰退期，股市周期既有牛市也会有熊市的时候，这两个周期会相互转换，对微观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可行性的研究课题可以围绕不同周期观察企业如何进行盈余管理，不同类型企业为何产生不同的会计稳健性等问题展开研究，最终找出更好结合微观与宏观的结论。三是地方经济政策的传递形式。不同地方的经济政策不同，会对微观企业行为产生不同的刺激作用。经济实力地区可以对上市公司的数量、投资量产生积极影响；采取优惠政策的地区可以对企业发展起促进作用；总之可以根据各地的特点研究如何影响微观经济，从而总结有针对性的办法。

2.2政治因素如何传递给微观企业行为

一是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改变。上市公司对于地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被作为政府的一种资源。地方政府领导经常利用这种资源获得政治经济目的。通过研究当地领导的改变对当地上市公司的变化，发现基本规律：高层领导调任对地方上市公司的行为产生的影响；调任政治领导的政治生涯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此外还有领导者上调还是退居二线对公司发展的影响。二是会计理论中政治成本的假设。研究可以从政治因素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入手，也可以转换思维从微观企业行为中研究是否迎合了当地政府政策，一旦迎合了是否增加了政治成本，但又从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比如优惠税收，降低关口等等。三是企业政治联系亲密度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企业一旦与当地政府有关联，就更容易获得当地银行的支持，可以围绕企业政治联系亲密度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进行研究，从而获得宏观向微观传递的规律认识。

【参考文献】

[1]王振山，王志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0，（12）.

[2]索彦峰，范从来.货币政策能够影响贷款供给吗[J].经济科学，2007，（6）.

第2篇：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不足

自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将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使主流宏观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完善与补充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流宏观经济学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仍需进一步研究。作为研究总量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由于直接从总量假设研究总量行为而受到质疑，在“卢卡斯批评”提出之后的近四十年，宏观经济学家通过代表人模型使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不断加强。许建明［8］指出代表人模型以一个典型家庭效用函数作为社会整体效用函数的替代，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代表人的经济决策，将其进一步加总为社会整体的宏观经济行为。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般条件下无法将异质性个体偏好传递至社会整体福利函数。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通过对代表人建模，将个量总和视为宏观总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的方式为宏观经济学所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否能够真正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的经济结构引入理论建模仍需进一步研究。主流宏观经济学如新凯恩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将异质性家庭或异质性厂商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使理论模型考虑了异质性，因而宏观经济学家从来都关心异质性。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部分以一定结构组成，所以，宏观经济运行不仅表现为总量行为调整，经济内部结构也对总量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林毅夫和苏剑［9］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支出结构、贸易结构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内部结构，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考虑了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结构对总量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未能较好地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入理论建模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古典经济学，亦称为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视制度和政治力量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然而，边际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强调在严密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制约下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逐渐淡化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使基于新古典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较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内生化产生过程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因此，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恰当方式引入理论建模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不足的原因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1.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的原因

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但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实际上十分重视上述问题，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考虑了宏观经济加总、经济结构和重要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理论界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即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并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而这是建立在新古典传统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发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使其具有利用数学工具的天然优势，但经济学数学化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有显著的成本。从19世纪后期的边际学派到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部分难以利用现有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刻画的重要经济学现象和事实被经济学家通过假定或技术性处理等方法简化处理。数学化虽然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但是理论界应该重新审视数学化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带来的成本，如本文提出的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重要宏观思想的借鉴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逻辑并且对宏观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著名的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基础上，并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但这些主张将主流宏观经济理论重新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派被逐渐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逻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新借鉴和综合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联系与不同的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加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千百万企业之间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相互的投入与产出中形成各种总量的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分工使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并且这种社会性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种私人性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后，才构成社会商品总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导致经济活动两个层面的分裂:由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千百万个单个企业构成微观经济层面;由千百万个单个企业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各种总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层面。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约束，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约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类似于成本收益原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企业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分析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简单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加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是宏观经济学加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创造性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提出应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再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的。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考察路径则不同，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入手去考虑国民收入决定的。国民收入会因总需求或总供给的调整而发生相应变化。但究竟这种调整会给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比例带来怎样的变化要借助其他经济学科进行分析。这就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有待深入。第三，在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现象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重新引入理论建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入手审视社会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在深刻揭示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的同时，还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强势权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基本措施。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制度选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快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以政府与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众中不同集团的利益不一致性为基础，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而又被主流经济学一度忽视的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考察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内生化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增强了理论的洞察性和解释力。因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综合和融合，能够大大推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四、结论

第3篇：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范文

作者简介：王璟怡（1985-），女，天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研究。Email：jywangtj@163com

翟 玮（1981-），女，天津人，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金融监管研究。

摘 要：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推出，国际金融监管界逐渐确立了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金融监管新理念，并得到世界各国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践情况，研究了我国完善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和关注点，而后在借鉴国际宏观审慎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政策框架

中图分类号：F8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3005007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演进和爆发表明，监管需要一个新的方向，将对宏观经济风险的识别和机构监管联系在一起，并最终提供一种手段，控制信贷对经济过度的投放。因而，作为保障金融稳定、限制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着力点[1]。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市场容量等在国际上都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国内金融改革的深入开展，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对于金融稳定的诉求越来越高，因此，需要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维护金融稳定、保障金融安全。

“十二五”期间，随着我国金融综合经营趋势的发展，对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保障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尤其是在后危机时期，我国在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过程中，都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应用。

一、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发展概况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金融业也在积极地探索并实践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并在与中国的金融发展和监管历史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监管方式。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的金融体系逐渐融入世界，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充分吸收国际监管标准精华的基础上，对我国的金融监管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逐步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二、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中关注的焦点

1政策的管理性——监管机构的安排

实践表明，宏观审慎管理或者自我管理并不能消除潜在的危机，甚至可能加剧系统性危机，一旦危机爆发，即使逆周期储备等的要求都会对控制危机蔓延有帮助，但是不能完全奏效，况且这样的缓解方式是违背市场压力的，所以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注入是应对危机的基本工具，或者说市场主要依靠货币工具来缓解金融波动，这就意味着在管理宏观审慎金融稳定方面，中央银行必定（或者至少）是主要参与者。我国的中央银行拥有长期的金融监管实践，目前也在对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准备金率的管理，但同时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动态拨备监管指引都是由银监会制定并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管的，即央行和银监会都在行使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但是对于宏观审慎政策的最终责任主体，没有清晰的界定。

2政策的灵活性——规则与自由裁量

我国的金融监管大多是基于规则的制度，而且整套规则是透明的，但是事实上，对于监管规则的设计很难，规则一旦出台在短时间内也不宜频繁变动，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变迁，这些规则可能被孤立，甚至可能因为过时而成为运行风险，因而对于一些工具，政策制定者需要保留酌情调整的宏观审慎政策的立场。而且就宏观审慎监管的性质而言，它是基于监管者的判断力的，政策执行者需要将其对风险的识别和判断植入到宏观审慎工具使用中，因此又是需要自由裁量的，因而我国在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过程中，需要灵活掌握，对于存款准备金率、逆周期动态拨备以及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在推行的过程中都需要考虑以规则为基础进行必要的调整。

3政策的持续性——固定与跨期政策

除了需要即时有效的工具，宏观审慎政策也需要跨期的工具，才能应对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的隐患，因而宏观审慎政策需要考虑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调整工具的使用，让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时期实现更多的储备，在受到外部冲击的时候能够有缓冲资本，这种方法能够将微观审慎存款保险基金的目标，和宏观审慎保持萧条期信贷创造的目标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加有效地熨平周期波动的影响。

4政策的有效性——对于宏观审慎政策效果的质疑

我国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推进的另一个挑战，来自具体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收益，即降低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可能性，这是长期的，且不容易被衡量。但是如果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可能立即对金融行业的利润产生非常明显的不利影响，进而可能影响企业和个人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成本，因而可能出现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成本比获取收益更加显而易见的情况，这样后续的政策就很难推行。

5政策的关联性——与其他政策的协调

宏观审慎监管的一个特殊作用体现在大型且异质的货币区域中，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因而统一的货币政策是不可能满足不同地区的经济需求，对于有的地区显得宽松，对于有的地区显得紧缩，增加了外部的失衡。虽然宏观审慎监管不能弥补财政和经济政策的不足，但是它能通过提高信用成本和供应等被认为是从紧的货币条件，避免货币领域信贷周期的严重偏离。在一定程度上，宏观审慎与利率工具甚至可以作为替代工具。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体系运行，例如影响信用和存款创造的条件。宏观审慎工具用于影响这些条件，因而如果利率工具不合适，宏观审慎工具潜在地适合针对价格稳定。因此，我国在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过程中，需要与其他宏观政策领域之间进行协调。

三、宏观审慎监管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宏观审慎监管虽然提出的时间不长，但是各国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此进行尝试和推动，所取得的实践经验也是可圈可点，为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1国际宏观审慎监管实践

（1）逆周期监管工具的使用——西班牙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制度

西班牙实施贷款损失准备金制度超过十年的时间了，在之前的相关文献中，它也被称之为动态的、统计的或反周期的，作为一个典型的宏观审慎工具，贷款损失准备金机制通过对信贷损失和银行贷款组合的早期检测，在经济繁荣的时期要求银行建设贷款缓冲区，以供其在经济衰退时期使用，该机制通过发出信贷风险和信贷损失积聚的信号，为监管者做出一个早期的预警系统。可以肯定的是，在这项机制运行的过程中，由于其逆周期的性质，加强了每家个体银行和整个银行系统的经营弹性，而该系统的透明性、以规则为基础，能够有效地加强对信息的强制披露。实践表明，对于危机中的西班牙银行业，该机制有一定的效果[2] 。

但是，贷款损失准备金机制不是万能的，并不能保证完全应付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所有信贷亏损，而且它只是宏观审慎工具中的一项，主要用于支付根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贷款建立起来的信用风险。西班牙的实践表明，即使他们可能会增加借贷成本，但是对于控制信贷周期用处有限，所以政策制定者应当主要关注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共同应对经济金融系统中的问题。

（2）宏观审慎管理当局的安排——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

金融危机之后，认识到既有监管体系的不足之处，英美等发达经济体都对区域内的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入的变革，纷纷在原有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提出宏观审慎监管的举措。各国、各地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逐步形成（如表2所示）。

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建议成立了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赋予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监管系统性风险的职能。相比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FSOC从制度上更加独立于中央银行。这样的安排，能够使其更加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金融稳定的机制。

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更多的是提出了“无缝监管”的理念，但是具体的操作细节并不明确。相比之下，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走得更深入。英国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是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该委员会分析英国金融体系中过度信用增长和系统性风险，FPC做出决策之后，由（微观）审慎管理当局（PRA）来实行监管行动，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护金融稳定，这也是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

而欧盟的金融监管变革则是在区域协调与合作的方面，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于2011年1月1日建立，该委员会主要就是在联盟的层面为宏观审慎风险提供预警，并促进宏观审慎工具的应用，不论银行东道国的情况，

所有银行进行的活动都将执行同样的宏观审慎工具或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国家的沟通与协调，成为联合监管的典范。

2国际实践对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启示

（1）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同等重要

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属于审慎监管的两个支柱，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效果明显与否，要看其从微观角度掌握信息的足够程度；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效果也依赖于宏观角度的识别和预警[4]。

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者的合作在两个维度上，即合作与协调。在合作的维度上，通常微观审慎监管负责收集数据并保持与金融机构的联系，微观审慎监管者识别每家机构的风险，保证审慎政策的执行问题；宏观审慎监管者也收集并分析数据，但是从系统范围的视角。由于宏观审慎监管不能直接控制微观审慎监管工具，所以宏观审慎监管主要通过政策建议和风险警告来实现监管目标。在协调的维度上，主要是宏微观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冲突。如果宏观审慎监管希望放松信贷条件作为逆周期措施，但是微观审慎监管关心信贷组合的质量影响机构的稳健；或者微观审慎监管可能希望提高资本标准保证个体机构在压力环境下的承受能力，但是宏观审慎监管可能关心惜贷的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最终的结果是由微观审慎监管方来决定，这将潜在地限制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

（2）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一致是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基础

理论和各国的监管实践都说明，宏观审慎政策并不能涵盖所有保障金融体系稳定制度和工具[5]。在有关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讨论中，西班牙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制度经常被提及。虽然，西班牙当局的这种突破性政策使用是值得赞扬的，但是西班牙银行系统目前的状态似乎说明，纯粹依靠宏观审慎工具来应对资产价格泡沫，还是有困难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仅仅使用宏观审慎工具就能避免金融危机的良好记录，那么政策制定者就需要认识到，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有这些政策都是部分重叠的，因而有必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共同来维护整体金融稳定。

（3）宏观审慎监管跨境视角的重要性

世界经济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的平台，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同一个平台上发展和竞争，就需要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统一监管标准对金融服务进行监管，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全球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需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使监管部门可以考虑区域和功能的异质性，能够在金融管理的规则和自由裁量之间采取适当的平衡。另外从跨境的角度，还需要重视流动性的问题。中央银行要加强对流动性的监管，必要的时候还要提供流动性，以遏制跨境溢出。所以就全球流动性的问题，不仅需要国内金融监管部门的努力，也需要全球金融监管的合作。在国际合作方面，许多央行之间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如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等，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初始阶段，有助于遏制跨境溢出。

四、完善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防范我国未来金融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潜在的危机，我国应当在既有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监管[6]。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与宏观调控机构之间的协调，共同维护我国的金融稳定，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

1明确宏观审慎监管目标，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框架，否则政策难以有效作用于经济。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目的，就是保护经济体免受金融不稳定的负面影响，保持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本质，在此目标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如图1所示）。

在我国未来不断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要明确规划责任主体，清晰界定政策工具，加强监管协调构建，保障达到政策目标。

2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工具有效对接

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是审慎监管的两个不同视角，两项监管之间需要互相作用、形成合力。因为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工具的使用，都需要微观审慎监管当局为其提供金融机构的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微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施行多年，有一定的监管基础，在此之上进行宏观审慎监管，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同时也能形成协同效应。

如图2所示，在借鉴British Bankers’ Association[7]对英国监管设想的基础上，为实现我国金融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同效应，应当在充分收集信息，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工具的设计，必须首先对金融体系的整体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为了保证评估的及时有效，政策制定者需要大量的信息评估金融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所有的系统性风险的水平和分布。为了确保评估的真实有效，数据中心局需要收集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商业模式、每家机构杠杆率水平、流动性状况、与其他机构之间的联系，以及宏观经济信息等。

另外，就是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机构之间需要必要的协调机制，包括信息共享机制、危机救助机制等等，因而在未来我国金融监管的完善过程中，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监管职责的协调与对接，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监管信息的沟通与共享，是完善监管的关键之所在。

3加强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任何政策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宏观审慎政策也一样，并不是一切维护金融稳定的制度的总和，货币政策作为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其目的是要消除宏观经济中所有有关的负外部性，这其中也包含有消除宏观金融的不稳定性，所以，宏观审慎政策、微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需要协调使用，特别是金融周期与商业周期重叠、金融部门风险与实体部门风险重叠的时候，应当建立机制，以解决协调的挑战（如图3所示），并限制任何潜在的政策冲突，达到维护经济稳定的目的。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收紧会引起银行信贷的压缩，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也会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因而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时，需要估测不同工具对于市场的影响，清楚分析外部冲击的性质和程度，货币政策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适当考虑金融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再选择合适的工具和指标对风险和市场进行控制；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选择的过程中，也需充分考虑经济周期等环境因素，避免政策外溢影响到宏观经济调控的整体效应。

4加强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

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彰显了影子银行系统的潜在不稳定性，虽然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不同于美国，但是国内的券商对其进行估算，我国影子银行系统的规模在30万亿元左右，构成我国金融不稳定的隐患。对此，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首，构建统一的监管标准，敦促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监管，构建一个统一的数据平台，跟踪各种来源的市场信息和统计数据，捕捉金融系统中可能导致风险的创新和突变，注重观测导致风险生成的外部诱因，增强监管手段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对不同的影子银行实体，进行差别化的监管，建立宏微观的预警预控指标系统和监控系统，定期进行稳定性分析和预测，相关的评估指数，向社会和相关部门提示风险，规避系统性风险的累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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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berola，E，Trucharte，C，Vega，JLCentral Banks and Macroprudential Policy：Some Reflections from the Spanish Experience[R]Documentos Ocasionales No1105，2011

[3] Kern， S，Sarah，LMacroprudenti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 the US：The 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 （FSOC）[Z]Deutsche Bank，2012

[4] 范小云，王道平 巴塞尔Ⅲ在监管理论与框架上的改进：微观与宏观审慎有机结合[J]国际金融研究，2012，（1）：63-71

[5] Visco，IKey Issues for the Success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R]BIS Central Bankers Speeches，2011

[6] 周小川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J]金融研究，2011，（1）：1-14

第4篇：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范文

那末症结在哪里？我以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过26年，宏观调控的概念自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提出至今也近20年，但是我们还未完全认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分别，进而还未有效地区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这两种非常不同的职能。

去年5月，当代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此言一针见血。

在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指的是总量，如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货币的总供给、GDP的增长率、劳动就业率和失业率，以及影响整体市场的价格参数如利率、汇率等等。不仅仅企业属于微观范畴，而且某一行业（比如汽车、房地产）、单个市场（比如钢材、电）都属于微观范畴。这一概念上的区分直接引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分野：宏观调控指的是政府有关财政、货币、汇率等调整总量的政策；而市场监管指的是政府对企业、行业或单个市场的规制。当卢卡斯听到政府旨在对原材料、房地产、银行贷款方向等的限制措施后，由此评论自然不足为奇。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手段是不同的。市场监管，比如对银行的监管、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对电信业的监管、对土地的监管等等，涉及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某个市场这样的微观层面，因此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这三种手段都是适用的。而宏观调控则不同。

不少人认为改善宏观调控就是少用行政手段，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妥。首先，宏观调控是不能用法律手段的。虽然我一直主张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那是在微观层面。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哪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其次，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宏观调控政策当然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门制定和执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政手段。但是政府应该是对宏观经济总量做调节（价格的或是数量的），而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做干预。

目前，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对投资项目的控制。在市场经济中，单个项目投资是微观问题，是企业、银行的事。投资项目审批既不属于宏观调控，也不属于市场监管，它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管的是投资总量，手段是财政、货币政策。在计划体制中，政府直接管投资项目的审批。既然管了上项目，就也要管下项目；既然让地方政府管了上项目，就也要迫使它下项目。通过控制投资项目来实现宏观调控，造成“自我辩解”的恶性循环。如果宏观调控不再通过对投资项目审批的控制来实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走向成熟了。

宏观调控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能“一刀切”。这话似是而非。首先，宏观调控是政府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对总量当然是“一刀切”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财政收支、货币供给），还是在价格上（利率、汇率），都是如此。其次，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同一商品（比如同等风险的贷款）的价格（比如利率）要一律，因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资源在全社会内的机会成本。根据这一“一刀切”的价格，企业和银行自己作出不是“一刀切”的数量决定――上不上项目，贷不贷款。这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如果由政府去决定不“一刀切”的数量，虽然立即见效，但是不可能有效率。

宏观与微观不分、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不分来源于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对经济无所不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职能必须做相应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通常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实施，前者通常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者则是其他部门。政府职能转变归根到底是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政府治理不仅仅涉及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涉及到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

第5篇：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范文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1]张杰.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原因：主流文献的讨论[J].金融评论.2010年02期

[2]贾俊雪，郭庆旺.市场权力、财政支出结构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J].经济研究.2010年04期

第6篇：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范文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第7篇：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范文

整体看，经济增速在温和放缓，但季度增速仍保持在9%以上；物价虽有见顶回落迹象，但月度同比增幅仍处6%以上高位。短期内中国经济虽无“硬着陆”之忧，但对明年经济大势和政策走向，人们却莫衷一是。

日渐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使得四季度和明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经济增长的几大动力均有所减弱，微观主体企业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内外需的放缓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转型压力，未来经济增速逐渐趋缓下行恐怕不可避免。

长期看，中国经济的确需要预防“硬着陆”的风险。一国经济很难长时期以两位数的速度高增长，依赖政府投资维持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必然将盛极而衰，未来中国经济必然将从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逐步走向相对趋缓的增长平台。

这一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决定的，既不是经济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所能完全支配和调控的。

再看物价，明年的形势并不令人特别乐观，制约与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并存。通胀形势难免会有反复，“上快下慢”、“上易下难”等所谓价格黏性问题将越来越大，温和通胀恐将成为一种中长期的常态。

除中长期经济增速下滑与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值得警惕之外，明年中国经济还将面临其他一些风险和矛盾。

一是房地产泡沫化问题仍十分严重，未来须预防房价下降带来的风险，包括投资者断供风险、二三线城市楼市泡沫化风险、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及其引发的民间融资风险等。二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较为突出，须特别关注融资平台的短期流动性风险和局部风险。三是小微企业融资较为困难，民间金融巨大风险仍在酝酿和发酵之中，种种乱象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四是全球经济增长状况不容乐观，欧美经济滞胀风险对我国外需构成严峻挑战。发达国家因债务危机困扰，已陷入停滞状态；新兴经济体通胀严重，面临政策紧缩；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发展经济的物质基础，增长动力不足。

人们最关心的政策走向，因此面临新的选择。今年以来，因小微企业经营困难、民间借贷利率畸高、银行间市场资金紧张等因素的存在，始终有一股强大的声音在呼吁、期盼政策的放松甚至是转向。但事实真能如其所愿吗？

2012年，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政策选择依然面临着“控通胀”与“稳增长”的两难。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资源和资金大量投入、依靠以国有部门为主导的投资拉动的情况下，抑制通胀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成为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

为此，宏观调控仍须在其间寻求平衡，今年宏观政策可能的主基调是：取向不变，政策微调，以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应对内外部冲击、促进发展方式转变，进而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所谓“取向不变”，是指宏观经济政策仍不具备大幅转向的条件和基础，应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加强二者的协调配合，以巩固已有的抑制通胀的成果。货币政策基调短期内应当维持现状，没有继续收紧的必要，但也不宜全面放松；财政政策应更加侧重总量积极，方向引导，充分发挥其在治理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所谓“政策微调”，是指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为预防经济超预期过快下滑，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根据经济增速回调状况和通胀压力，做出局部性的动态优化和灵活调整，做好“稳增长”方面的政策储备，特别是做好引擎切换和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准备，并应充分考虑各种已出台政策相互交叉的影响，防止负面作用叠加和扩大化。

关于小微企业资金紧张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现象。严格来讲，这已不是总量政策的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或是制度问题，需要通过加快改革予以解决。不能指望正常的总量政策来解决失常的结构性问题，也不能以此来要挟和倒逼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改变，就此而提出“宏观调控过紧”“政策超调”的质疑是不公正的。

第8篇：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范文

1. 注重程序规范的价值。宏观经济预微调涉及的市场经济主体多、影响面广，关系到社会生活的稳定与质量，法律须注重在授予调控机关权力的同时应为权力的行使设定程序，所设定的程序规范要围绕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来展开，一方面为调控行为的行使提供基本要求; 另一方面，为做出调控决定和执行决定设定必须的步骤。一旦调控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即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层意义上，程序规范在宏观调控中是一个重要的控权机制，具有弥补实体规范不足的特殊价值。

2. 建构宏观经济预调微调权力制约机制。政府拥有强大的宏观经济调控权力，一旦调控权力被低效行使或滥用，将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遭受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风险。在政府宏观经济预调微调中，可能出现调控机关未能适时对经济进行预调 或是调控机关疏于注意而大调特调，没有真正根据经济情势做到微调，两者都是不当行使调控权力的表现。因此，对宏观经济预调微调风险法律规制的重心应放在对政府宏观调控权力的有效控制上。一方面要为调控机关合理配置调控经济的权力，强化对调控权力的制约，做到权力和责任的对等; 另一方面要赋予受控主体有力而广泛的监督、参与和异议权利。具体在调控权力行使过程中，可建立预调微调决策听证制度，让广大的市场经济主体参与听证，对何时调控、调控的方式、调控的力度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充分行使经济主体的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建立听证制度使调控机关走近民情，避免唯数据为真的传来信息，使调控机关更能有效地行使调控权力。针对调控机关的责任设定问题，笔者认为，要根据违法行为的类型配置轻重不同的责任，具体在我国，可通过细化行政处分来设定不同程度的责任档次。

3. 建立宏观经济预调微调复议制度。比起其他制度来，复议制度的效率更高，而且复议机关更熟悉业务从而能更好地发挥监督纠错作用，能及时地阻止损害后果的发生。复议机关可以根据情势，对具有明显重大瑕疵或违反法定程序的调控行为宣布无效或撤销，对存在一般瑕疵的调控行为予以补救。另外，通过这种复议制度可以落实调控机关的法律责任。在宏观经济预调微调中，调控机关主要包括国务院、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本着复议机关高一级的原则，此复议制度应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复议机关，即国务院; 另一类则是针对国务院的复议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机关。就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行为和财政部的财政政策行为由国务院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复议审查，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决策和执行程序是否违法进行复议。复议的提起可通过几种方式来完成，如复议机关依职权而主动发起等。

当然也可由其他机关提起申请而复议，如检察机关以公共利益的代表和保护者来提起等。就国务院宏观经济预调微调的决策行为的复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机关来完成。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由其来复议在法律上也有相应的依据，因为《宪法》第92 条规定了国务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67 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监督国务院，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等。具体在专门机关的设立上，全国人大现在设立的法律委员会或财政经济委员会都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只需要赋予他们复议的权力即可。

第9篇：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范文

宏观调控十分必要

深入认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需要分析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政府干预是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的，它主要包括微观规制、宏观调控和制度建设三项内容。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政府干预更具有特殊必要性。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经济的任务迫切而繁重。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的经济较大波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这决定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必须发挥更积极、更主动的作用。第二，我国是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体制转轨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虽已建立，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尤其需要密切关注和及时化解。这决定了我国政府承担的职能远比发达国家政府更为广泛而复杂。第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基本功能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保障全体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决定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必然是多重的，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得更加丰富。

宏观调控成效明显

*年，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这一轮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的根本保障。总体来看，本轮宏观调控的成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年以来，在过高的投资增速有所抑制和国内消费需求逐步增强的基础上，GDP年增长率连续保持在10％及以上，年度间增幅波动不超过1个百分点，没有出现大的起落。这样的经济增长局面，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首次，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与上世纪几次宏观调控相比较，此次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以前几次宏观调控的背景，基本上与当时的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过高密切相关。这一轮调控不仅与投资需求过高相关，而且与出口需求较高相关。受国际因素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制约，宏观调控的难度明显增大。宏观调控着力于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货币信贷投放增加过快、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不平衡以及房价上涨过快等突出问题。政策措施主要是，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提高市场准入门槛，适时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完善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年以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多次及时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或降低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实践表明，这些措施产生了明显效果。

在调控总量的同时，注重加强结构调整的力度，将短期稳定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这一轮宏观调控从加强农业基础入手，从制度上、政策上和投入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实现了粮食连年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农业生产的加强，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经济的其他薄弱环节也在这几年得到加强，煤电油运等以往的瓶颈制约得到明显改善。我们在这几年宏观调控实践中形成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刹车”的做法和“从实际出发，注重效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稳定”的原则，不仅保证了本轮宏观调控的成效，而且丰富了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为今后的宏观调控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调控经济的同时，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改善民生，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运行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宏观调控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条件；改革开放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为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产生积极效果提供了必要保证。这几年，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国力明显增强，为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物质条件。财政对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就业状况有所改善，居民收入持续较大幅度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发展，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改善，促进了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和内容，不仅丰富了宏观调控手段、扩大了宏观调控成效，而且使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重要转变。

本轮宏观调控的成效，还体现在调控经验的丰富和对宏观调控认识的提高方面。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多重的，要兼顾稳定与增长、发展与改革等多方面的综合效应。调控手段主要是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发挥各种政策的组合效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的经济较大波动。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改革攻坚的过程中，更需要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使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本领。实践表明，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健全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统一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

进一步深化对宏观调控的认识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宏观调控的任务愈益繁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必要讨论两个关于宏观调控的认识问题。

关于如何看待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有些人认为我们在宏观调控中过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而市场手段使用力度不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首先，必要的行政手段本身就是宏观调控的工具之一。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有市场运行主体的行为都必须遵从市场经济规则。这些市场经济规则表现为法律、政府法令法规、同业准则规定等形式。政府管理监督市场运行主体遵从这些法律法规的过程本身就必须权威性地运用行政力量。政府根据需要制定的相关宏观调控政策的推行也需要行政权威，特别是在调控对象不愿意认真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时，更需要政府以行政方式推行政策。此外，处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相关问题也需要政府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使用行政手段。因此可以说，政府在经济管理与调控市场时使用行政手段并非人们的主观偏好，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客观要求。

其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主要表现在：我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生产力水平低，同时产业结构落后，增长方式粗放，科学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的状况还十分明显；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然落后，属于中下等收入水平国家。这些特点决定了：一方面，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协调快速发展，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而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主要是：第一，我国宏观调控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微观经济主体对一些宏观政策变化不敏感。例如，企业对资金价格变化反应不灵敏，影响了利率等金融调控手段的效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不少重要资源能源的价格长期低估，企业缺乏节约的动力和积极性，必然影响节能减排措施的落实。第二，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划分不清晰，政绩考核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未理顺，有些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不积极、不到位，在控制投资、调控房价、节能降耗、治理污染等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上头热，下头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第三，各地发展不平衡，发展状况差别较大，宏观调控必须统筹兼顾，有保有压，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第四，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外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增强。而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经验和能力都不如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应对。这并不是过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

再次，评价市场手段使用的力度，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持续增大和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外部影响越来越大，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市场手段的使用越来越需要兼顾宏观经济运行的各个不同方面。除非受到强烈的冲击，在多数情况下，及时适度的微调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第二，现代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在某些场合，纯粹的市场手段无法实现所有目标。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即一个经济体中，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往往难以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选择实现其中两个目标，而放弃第三个目标。事实上，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在面对“三元悖论”情况时，也只能选择其中对自己较为有利的两个目标。在目前条件下，市场化的货币政策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必须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使用市场化手段并辅之以数量控制等行政手段，才能取得较好效果。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针对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提出来的。要做到既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又加强对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同时能够应对外部环境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就必须综合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关于如何看待宏观调控的效果。正确评价宏观调控效果，需要分析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的内涵。

前面已经提到，政府干预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微观规制、宏观调控、制度建设。微观规制主要适用于局部、行业、部门、企业乃至个体，主要针对如环境的使用和补偿这样的经济外部性问题以及自然垄断行业等方面的问题。微观规制的目标是使局部、行业、部门、企业、个体的行为遵循国家的法律、条例、规定，符合国家总体利益。宏观调控主要针对总体的、全局的问题，特别是短期内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或不均衡问题。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有限的，即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保障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其目的是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的协调，并要兼顾短期经济增长与国家长期战略目标的一致。而制度建设则主要针对长期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等问题。我国制度建设的目标是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制度建设存在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关系。宏观调控为微观规制、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经济大环境，宏观调控的效果又在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中，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落实中得到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