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精选(九篇)

第1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日本经济的十年不景气、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衰退以及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下跌为东亚经济的重振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兴起则使东亚经济的发展前景增加了几分不确定性。面对21 世纪的挑战，东亚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东亚国家的重要课题。

日本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是亚洲第二经济大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经济有着高度的互补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合作则两利，不合作则两败俱伤。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

本文第一节讨论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第二节讨论日中两国经济合作的历史与现状。第三节介绍中国政府对建立fta 的态度。第四节讨论东亚金融合作问题。最后是简单结论。

第一节　东亚经济合作的传统模式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中，“亚洲奇迹”除了应归功于东亚各经济体的对内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世界银行，1993） 外，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功不可没。这种合作是以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为主要特征的。“雁行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按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排列，不同国家按产品的高度化程度，分别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形成高度化不等的产业和出口结构。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为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种重要的合作形式是：高收入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密集较高的中间产品而低收入水平国家则从事劳动密集的来料加工或组装和装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比较优势的转移有关国家将相应实现本国产业和出口结构的提升。（1）

“雁行模式”的维持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

＊对于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所出口的不同产品有足够的需求；

＊后进国家对资本品和技术转让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在贸易伙伴之间存在适当且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

＊相关各国都能维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

＊相关国家之间能够维持国际收支的大体平衡（在短期内是国际收支平衡，在长期内是经常项目的平衡）。

但是，由于东亚地区自90 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前述条件已经难以维持。

首先，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至今仍看不出恢复增长的希望。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希望日本能够继续吸纳本国生产的劳动密集产品（如纺织品、成衣等），以及某些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较低的产品（如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使东亚其他国家很难实现对日出口的增长。为了保持“雁行模式”的队形，日本除应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外，还应该使国内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十分缓慢。在对东亚其它国家出口的吸收能力明显削弱的同时，日本对东亚其它国家的资本输出也明显减少。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使东亚通过垂直分工，作为一个整体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模式遭到致命打击。“头雁”的停飞使整个雁队形成“失速”落地。

其次，自1985 年plaza accord 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大大推动了日本企业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同时也使实行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其他国家在保持货币和金融稳定的同时，增加了对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出口。但是，自90 年代中期以来，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先是，由于日本国内发生金融危机，日本银行资金大幅度回流。而后，特别是1998 年以后，日元对美元持续贬值（有时是大幅度贬值）。东亚其他国家的出口，特别是对日本的出口受到严重不利影响。日元的贬值加速了“雁行模式”的解体。日元贬值大大削弱了日元在东亚地区的地位，而日元地位削弱所造成的金融不稳定不但严重影响了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而且也严重影响了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再次，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兴起很可能成为使“雁行模式”解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最后一根稻草还是致命一击？或，是“雁行模式”的致命一击，但却是东亚的救命稻草？）。首先，中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优势是难有其匹的。其次，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队伍。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甚至可以同世界最发达国家一争高下。再次，由于地域广大，经济发展水平从沿海到内陆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明显的发展梯度。东部沿海城市，如上海，其发达程度在许多方面已不让香港特区、台北。而西部内陆地区的落后程度则不让东亚最落后的国家。当东南沿海地区因工资水平上升而丧失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后，中、西部地区(或来自这些地区的劳工)将能很快弥补东南沿海地区因产业升级留出的空间。因而，在已经进入某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后，中国仍将能长时间保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最后，虽然人均收入很低，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广大的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巨大的出口潜力和对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引起东亚其他国家的严重忧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面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日元的不断贬值和中国的崛起，传统的“雁行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东亚国家确实需要对东亚地区未来经济合作的道路做出选择。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东亚重新寻找发展和合作道路的种种趋向。中国加入wto 表明，中国支持多边的和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积极参与apec 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也支持跨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但是，作为东亚国家，中国最为重视的是发展同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并最终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国支持建立东亚fta 和参与建立东盟10 plus 中国fta，表明了中国的这种意愿。中国希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个东亚经济共同体或亚洲经济共同体将能够在世界东方崛起，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美国（或未来的“美洲经济共同”）一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

第二节　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

在东亚经济合作问题上，日中经济合作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几年中，日本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日中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1999 年，日本在中国的出口份额中由1990 年的14. 5％ 上升到20.5％。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在日本的出口份额中也由1990 年的2.1％ 上升到1999 年的5.6 ％。从1990 年到1999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增长了33％。 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18.1％ 上升到1999 年的23.3％。 中国在日本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也由1990 年的5.4％上升到1999 年的14.6％。 在2000 年，日中贸易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势头（表1）。 与此同时，日本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之一。在过去10 年中，日本对华投资一直名列中国投资来源国的第二位或第三位。

表1. china’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in 2000 ($us bil)

total trade

china’s exports

china’s imports

total

474.3

249.2

225.1

japan

83.2

41.7

41.5

us

75.5

52.1

22.4

eu

69.0

38.2

30.9

hk

54.0

44.5

9.4

asean

39.5

17.3

22.2

korea

34.5

11.3

23.2

taiwan

30.5

5.0

25.2

australia

8.5

3.4

5.0

russia

8.0

2.2

5.8

canada　 　6.9

3.2

3.8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2001 年。

同战后初期的日本一样，中国经济的发展方针是在国民收入水平上逐步赶上发达国家。不仅如此，经过50 年～100 年的努力，中国还要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提高技术装备程度（measured by capital stock/number of workers）。 而在技术装备程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则必须加快solow 意义上的技术进步速度。为实现这一目标，除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推动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之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通过体制改革建立各种激励机制来提高生产效率。后来，在继续推行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又大力推行外向型的发展战略。

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把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放在中心地位。在执行开放方针的初期，由外国企业提供订单、原材料和技术的加工贸易对中国创造就业机会、换取外汇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量进口的各种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使中国的传统产业加强了竞争力。而后，从外国引入成套设备和生产线的政策则有力推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虽然大量生产线的重复引进造成了资源浪费，但是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激烈的竞争使企业不得不努力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企业逐渐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在开放的前期，进入中国的外资大部分是香港特区和其他东亚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在90 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特别是名列forture 五百家的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中国。中国希望，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但能带来资本而且能带来最新的技术。事实上，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建了研究和开发r&d 部门。

在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初期。中国进口日本的资本品和技术含量较高的耐用消费品。中国则向日本出口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很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两国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是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两国之间也不存在什么贸易摩擦。日本作为中国资本品（生产线）的提供国，为中国实现产业结构的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70 年代末，中国从日本引进了整套炼钢设备，建立了先进的宝山钢铁公司。在80 年代和90 年代，中国又从日本引进了生产彩电、收录机、洗衣机、空调等生产线。这些生产线的引入不但使中国实现了产业升级，而且使中国机电产品成为世界市场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中间产品或原材料的提供国，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中国缺乏生产高质量服装面料的能力，从日本和其他国家进口的服装面料对中国服装出口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日两国的贸易中，日本的商社和中小企业在提供原材料、技术指导和寻找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它们的努力中日两国的贸易是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的。

由于中国在提升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方面的努力，中国对日出口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制造品的出口的比重由1990 年的40％ 上升到1999 年的80％。 其中，办公设备和通讯设备出口的比重由1990 年0.5％ 上升到1999 年的11％。 其他重要制造品如机电产品、交通设备和其他自动化设备的出口都有了很大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初级产品和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有了明显下降。在2000 年中国对日出口中，最重要的商品为成衣（27％）、 机械、运输设备（22％）、 办公设备和运输设备（5％）、 纺织品（4.9%）、化工产品（3.6 2％）。（注2）

事实说明，日中两国的贸易联系，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高度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也并非是日中贸易的唯一受益方。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增长很快。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经济要恢复活力就必须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我认为，日本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劳动成本过高。而后者的原因又是日本人的生活费用过高（当然，日本的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制度也是导致劳动成本过高的重要原因）。为降低生活费用，日本政府必须通过财政或其他手段，减轻日本民众的各种生活负担。事实上，中国为日本市场提供廉价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有助于日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认为从中国的廉价进口加重了日本的通货收缩的看法是荒谬的。

（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根本不懂资本主义发达的秘诀就是通过进口廉价原材料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来实现资本积累的。这点，日本真不如美国“想得开”。）

应该说，尽管出现过农产品争端，但日中两国的贸易关系仍然是良好的。中国方面应该体谅日本在进行结构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避免由于对日出口的过度增长而引起贸易摩擦。日本方面则应加速结构调整，而不要大谈“中国”。中国经济比日本经济落后30～40 年，日中两国经济是高度互补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中国对日本经济构成不了什么威胁。真正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的是缺乏进行改革决心的日本人自己和那些曾经并且现在仍在试图“sell japan”的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香港特区始终是大陆中国的最重要投资来源地。在从1979 到2000年的20 年时间中，在对中国大陆的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来自香港特区的投资比重分别为48.50% 和48.89% 。其他的重要投资来源为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省和新加坡。它们在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的比重分别为：8.96%, 5 .74%, 7.07%, 5.23% 和8.62%,7.98%, 7.51%, 4.88% 。整个东亚地区对中国大陆的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的比重都超过了65%（注3）， 日本对中国的fdi 在1998 年到达高峰（注4）， 此后逐年下降。在2000 年，日本对中国的fdi 占中国所吸引fdi 总额的8.22％, 其比重远远低于香港特区和美国。1998 年，美国对中国的fdi 就超过了日本，成为香港特区之后的中国的第二大投资来源。根据中国的最新官方报道，在从1999 年到2001 年的三年中，美国对中国的fdi 正在赶超香港特区，不久将成为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2001 年美国对中国的fdi 达到了680 亿美元（注5）。

90 年代后期日本对华fdi 的减少，同9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海外投资普遍减少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华fdi 在日本全部fdi 中所占的比重也明显下降了。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在1995 年日本对中国的fdi 为us$ 4.47 billion ，占日本全部fdi 的8.8％。但是，在1999 年日本对华fdi 仅为us$751 million, 只相当于当年日本全部fdi 的1.1％（注 6）。 应指出，关于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可能是不准确的。一些日本企业并不报告本企业的海外投资数额。但是，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90 年代后期无论是在绝对数量还是在比重上都明显减少，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可能同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前景的判断有关，也可能同日本企业的投资战略有关。由于担心国内失业问题加重，害怕培养竞争对手，日本国内舆论表现出对“产业空洞化”的强烈担心。所谓“产业空洞化”实际上是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重要方式，明明是“产业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要将其称之为具有贬义的“空洞化”，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90 年代后半期日本企业对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消极态度同日中两国作为最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是十分不相称的。如果日本对华投资得不到加强，日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当然，日本对华投资的减少并非日本单方面的问题。中国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在信守合同、提供良好投资环境方面确实存在严重问题。这是中国方面应该检讨的。中国加入wto 表达了中国根据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行事的决心。谨慎是无可指责的，但对于中国投资环境和前景的看法过度悲观可能会使日本企业贻误商机。值得庆幸的是，在最近一、两年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形势出现明显好转。例如，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electric machinery　and apparatus 有了很快增长。其中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企业大大增加了在这一部门的fdi。在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生产出产品后再返销日本。只有增加在华投资，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投资，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总之，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有利于日本的结构调整，有利于日本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从长远来看，增加在中国的投资绝对是有利于日本经济增长的。

第四节　中国政府对建立fta 的态度

在过去数十年中，贸易自由化进程实际包含了两个进程。一个是通过在wto（ 过去是关贸总协定）构架下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推动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另一个则是通过邻国之间进行的多边和双边谈判推动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尽管关贸总协定/wto 采取了承认政治现实的态度，fta 的概念同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性原则还是有冲突的。fta 的建立可能会产生对第三国也有利的贸易创造效用。但是，由于受到歧视性待遇，未参加自由贸易区的第三国对自由贸易区的出口很可能会减少。被自由贸易区排除在外的第三国对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感到担忧是很自然的。

面对新的挑战，东亚各国必须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但是，东亚经济合作远不仅仅是贸易自由化问题。而fta 的建立也不仅是经济问题。事实上，许多fta 的建立是受政治动机驱使的，或至少是受政治因素严重制约的。由于农业问题等障碍，中国同日本谈判fta 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中日两国的现实选择是，加强两国政府之间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友好协商，同时发动民间力量，特别是企业力量加强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我个人认为，中日两国由于经济上的高度互补性，进一步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是没有什么严重经济障碍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两国人民之间缺乏信任感。目前，中国加入日本和韩国的fta 谈判的可能性也不大。事实上，日本和韩国本身就有一些问题难于解决。在加入日韩谈判之后，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个人认为，中国计划同东盟10 国在10 年内建立fta 的主要原因，恰恰是由于中国同东盟的大多数国家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存在比较严重的竞争关系。中国同东盟各国有十分友好的政治关系。建立fta 的决定更多的是表达了双方变竞争关系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中国同东盟10 国的fta 计划提出了六项非常好的建议（注7）。 其关键问题还是解决好如何发展水平分工的问题。媒体关于日中在中国同东盟10 国的fta 计划中争夺东亚主导权的有关说法是rubbish。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在东亚地区推进经济合作进程时的合作对象，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1） 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特区、澳门的经济合作；（2） 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省的经济合作；（3） 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特区、澳门和台湾省的经济合作；（4） 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合作；（5） 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合作；（6） 中国和日本、韩国的经济合作；（7） 中国和东盟10 国的经济合作；（8） 中国和湄公河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9） 中国和东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就合作方式来看，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原则。首先是巩固和发展传统的双边经济合作（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然后是发展fta， 最后是实现经济一体化。与此同时，合作对象的选择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加以扩大。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另一条路径是，不拘参加国的范围和数量，先在容易达成和急需达成协议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然后再进一步在更为重要更、具实质性、更为制度化和需要更多让渡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如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就东亚地区的金融与货币合作所进行的讨论以及清迈协议的达成就是这种合作方式与途径的一个成功事例。

我认为，中国大陆、香港特区和台湾省应该借大陆和台湾省同时加入wto 的契机，加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香港特区、台湾省同大陆的一体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只要能够克服人为的政治障碍，在之间建立fta 或更高程度的经济合作形式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今后的大势所趋。

第五节　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与人民币

在21 世纪前十几年，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很可能将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建立东亚国家之间的紧急救援安排。当某个东亚国家由于国际收支困难，将会或已经出现货币危机时，其他国家将对该国提供紧急救援，减少该国的流动性困难，以防止危机的发生，或防止危机的发展和扩散。清迈协议是在这个方面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清迈协议同亚洲基金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仅是一个协议安排，后者则是一个区域金融组织。同前者相比，后者是一种更高级的区域金融合作形式。建立亚洲基金的倡议之所以胎死腹中，主要原因是东亚国家、地区之间经济一体化程度和政治相互信任程度都不够高。尽管东亚国家、地区之间存在极大的共同利益，它们还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不愿意对根据本国利益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做更多的限制。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是区域汇率安排的管理（the management of regional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大多数东亚国家（经济）放弃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而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目前，在东亚地区同时存在着从最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 货币发行局制度到最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形形汇率制度。东亚地区同时并存的各种不同汇率安排是否相容则是东亚各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如果世界经济形势进一步严重恶化，东亚地区实行（或事实上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和经济是难于坚持不贬值方针的。如果这些国家和经济体货币贬值，必然会进一步造成竞争性贬值的局面，进而导致东亚地区的金融动荡。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东亚地区各国和经济体在区域汇率制度安排方面的合作还只能处于广泛交换观点的阶段。

对于中国来说，逐步扩大人民币对所钉住的一揽子货币的浮动范围，增加日元在一揽子中的权重是可能采取的一种较好选择。加入wto 不会对中国的汇率制度有直接影响。但是，随着wto 所规定的各项贸易自由化措施的推行，中国国家收支状况恶化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届时，如果人民币因国际收支恶化而贬值将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目前我还看不到人民币贬值的必要性。相反，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我本人本来是主张人民币根据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有所升值的。但是，既然日元已经贬值，而且是急剧贬值，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自然就不在中国经济学家的考虑范围中了。

小 结

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很好的，最近，日中两国在发展经济关系方面更是出现了新的良好势头。日中两国经济有高度的互补性，只要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政治基础，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必将能得到全面加强。日中两国应该而且能够为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做出决定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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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关志雄博士对雁行模式作了非常清楚的描述。见kwan. c.h.. 2001.yen block,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6-23.

（2） urata: toward north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 p3. conference proceeding,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nd north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conference. hawaii, aug, 2001.

（3） pingyao lai: recent trend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a unpublished paper, 2001,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4） according to other studies, japan’s fdi to china peaked in 1995.

（5） 2002 年2 月14 日cctv 晚间新闻

第2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关键词]新时期；新疆；中亚五国；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8-0044-03

新疆毗邻中亚国家，是中国西部极具发展潜力的地区，拥有同中亚各国开展经贸合作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是中国同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窗口。自2001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CAREC）的合作机制下，新疆积极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对新疆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新疆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指导下，已逐步形成“沿桥依桥、外引内联、东进西出、向西倾斜”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新疆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中亚地缘战略与国际政治角逐以及中亚经济全面复苏和国内经济战略性调整，也给新疆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战略地位

新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是21世纪中国能源战略接替区和开发区，独特的地缘地位不可替代，作为中国发展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桥头堡，除了发展本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外，还肩负着将中亚地区的商品引进中国，并将中国的商品输往中亚地区的重任。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亚地区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新疆东联西出的任务更加繁重，在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愈加凸显。

1.新疆与中亚国家地缘相连，区位优势明显。在新疆与中亚国家居住着多个跨境民族，这些民族在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共性。同时，新疆与中亚国家紧紧相邻，除人文环境以外，在地理环境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似性，而且资源都较为丰富，在文化和技术领域也有着密切的交流。中亚国家轻工业基础薄弱，人口增长过快，投资和消费潜力巨大，中亚国家作为中国的近邻，是最具吸引力和发展潜力的市场。而新疆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在我国与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在资源及技术合作领域占据重要地位。首先是矿产开发：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金属（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贵金属等）和非金属（化工原料非金属矿、建筑材料非金属矿、特种非金属矿和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等）等的勘探、开采及综合加工；其次是制造业：建材、纺织品、食品、机械电子等；三是服务业：交通运输、医疗卫生、邮电通信、科技教育、旅游产业等；四是农牧业：粮食、棉花、节水灌溉、草场改良、果蔬新品种引进、畜禽良种引进、优良种子审定，大规模机械化种植、养殖等，特别是在能源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3.与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新疆与周边国家和经济组织的互访、考察、合作日益增多，贸易发展势头良好；双方企业跨境投资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贸合作的基础不断巩固，经贸合作环境日益改善，合作项目增多，合作领域扩大，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合作的格局和良好的发展态势，贸易额快速增长，双边合作的互动性不断增强。尤其是自2011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举办“亚欧博览会”以来，先后两届博览会吸引了大量中外客商，新疆正逐步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4.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和龙头作用愈加明显。早在我国汉唐时期，东起长安，穿过甘肃的河西走廊、新疆，西到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就是连接我国与外国的纽带。而我国新疆则具有承启中外，襟带东南西北的特殊区位优势，在我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纽带作用。当前，中亚国家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而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且资本投入相对较低，资源互补性强、市场商机众多。新疆和中亚国家实施的开放政策为加强彼此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疆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拓展国外市场，最佳选择之一就是中亚。中亚国家也十分愿意通过新疆这一枢纽，加大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以实现优势互补、全面共赢的合作。

5.是营造我国良好周边环境的重要战略基地。新疆与中亚各国建立良好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对我国的周边安全和新疆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中亚的安定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周边安全，如中亚地区的武装冲突和军事对抗有可能波及到中国。因此，新疆与中亚国家在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区域经贸合作，有利于营造更加良好安全的周边环境。

二、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所面临的问题

1.社会稳定问题仍比较突出。中亚各国独立以来，一股以“瓦哈比派”为代表的极端宗教势力在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费尔干纳地区崛起，狂热鼓吹宗教，建立恐怖组织，煽动教民用“圣战”来世俗国家政权，并以极端残酷手段残害群众。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宣扬本民族利益至高无上，反对与异民族平等相待及公平的经济交往，主张对现实社会的法律制度进行冲击，这无疑对新疆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产生一定的阻碍。目前，仍有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在中亚地区进行分裂破坏活动。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给新疆和中亚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2.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在推动和支持企业拓展中亚国家市场的大环境下，新疆极度缺乏拥有国际管理水平，同时又通晓经济、技术、法律、外语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尤其体现在教育和科研部门中，缺乏一大批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高层次人才。据粗略统计，新疆的高级俄语翻译人才缺口就达到近90%。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的极度匮乏、科研成果的储备不足，严重影响到了新疆同中亚各国的区域经济发展。

3.多样复杂民族文化心理因素产生一定阻碍。中亚地区民族众多，最多的像哈萨克斯坦有130个民族，少的像塔吉克斯坦也有86个民族，是世界上民族状况比较复杂的地区之一。各民族在语言系属、、文化传承、思想理念、生活方式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具有较大差异的文化心理素质。这种差异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彼此在交往关系上具有排他性和松散性，因而在经济合作上缺乏向心力和融合性，缺少当前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合作中所需要的“团队精神”，在对外经贸合作中就表现为极易缺乏相互合作的整体性、同步性和协调性，在合作过程中容易忽视法律规范。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特点反应在现代社会经济合作的行为方式上，往往导致在思想意识上倾向于自我发展，重视现实利益，缺乏长远眼光和创新意识，这不利于新疆和中亚经济合作中的诚实守信和共同发展。

4.信息渠道不畅，创新能力不足。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新疆的和中亚国家的企业观念信息与时代变化难以同步，缺乏主动性和创新精神，不能适时针对新形势、新问题转变应对策略，缺乏创新的思路和方法；加上信息渠道不对称，具有合作意向的企业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而掌握信息的中介咨询部门找不到合适的服务对象，使得很多信息不能得到有效利用，造成双方的企业错失很多合作良机。

5.各国在中亚市场的竞争日趋加剧。中亚地区地处中东和欧亚的交汇点，是未来新型能源的资源库和集散地，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区，将为大量能源资源的发现、生产、运输提供巨大的商机。二十多年来，中亚的能源工业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中亚地区蕴藏了大量尚未开发但已探明的资源，这必将引起世界大国对该地区的激烈争夺，使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面对更多更强的对手，这也成为新疆和中亚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合作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

三、促进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建议

1.加快发展兵地融合经济，联合开发中亚市场。新疆靠近局势不稳定的中亚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不时对新疆地区进行渗透和破坏。为了保障新中国成立后边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于1954年组建并承担起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西部大开发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兵团与中亚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中亚各国已经成为兵团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由于兵团体制的特殊性使得兵团和自治区在开发中亚市场时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甚至有为争夺同一市场、同一客商而竞相压价，出现同室操戈的情况。因此，应该重视兵地联合，加大发展融合经济的力度，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为了维护新疆的安全稳定、推进实现科学跨越和后发赶超共同开发中亚市场。

2.加强外贸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总体来看，新疆的外贸人才较为匮乏。应当在注重扩大人才数量的同时提升外贸人才的素质水平。结合新疆自身的外贸特点，加强国际经贸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重点培养外贸人才、外语人才、国际金融人才和科学技术人才；从文化教育层面扩大对中亚国家的人才交流，增加留学生、访问学者、媒体记者以及科研技术人员的派遣；另外，制定配套的人才培养、引进和任用政策，敢于创新、敢于突破常规，努力营造尊重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大环境，着力加强外经贸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多层次人才储备库。

3.依托上海合作组织，积极推进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随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间合作的日益深入，建立中亚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新疆和中亚各国共同的愿望和迫切的要求。为推动新疆与中亚各国商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相关部门应积极与周边国家政府接洽和协商，尽快消除目前阻碍双方贸易正常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因素，为尽快实现双方贸易的便利化扫除一切障碍。鉴于中亚各国目前在政治和经济环境以及贸易政策上还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我方应加大出口监管和事后协商解决力度，为新疆和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一个团结、稳定、安全、自由的良好环境。

4.坚持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理念。目前新疆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仍处于“三低一小”（即起点低、水平低、效益低、规模小）的阶段，由松散型向半紧密型过渡，资源大规模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矛盾在我国长期存在，在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这个矛盾尤为凸显。因此，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新疆的经贸发展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展新疆经济不能只考虑国外市场；不能只注重出口，而不重视进口；不能只研究自己 “独赢”，而应考虑合作“共赢”。

5.推动新疆与中亚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新疆与中亚的合作与交流领域不应仅限于商品贸易。双方在体制及发展程度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很多领域仍缺乏了解，从而制约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新疆各级政府部门广大企业应进一步加强与中亚各国的交流，扩大贸易规模，拓宽合作领域，在贸易、投资和文化领域深入交流与合作。通过实现新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建设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新型经济区，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经济辐射，进而优化新疆与中亚国家的区域分工格局，紧紧抓住中亚区域经济整合带来的机遇，构筑新疆面向中亚开放新格局，保证中国以及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贸易持续健康稳步的发展。

6.加强农业领域合作。新疆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依托农业优势，积极参与同中亚国家的农业生产技术合作项目，把先进的农业实用技术推广到中亚地区，解决其农业生产技术落后问题。例如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借助地缘便利及彼此间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开展农业领域的合作，在中哈的共同努力下，双方在农业合作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拉动双边贸易增长、促进中哈文化交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利用新特的优势与中亚各国深化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全方位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可以预见，21世纪的新疆将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深化交流与合作的中介和纽带，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循环与协作的“催化剂”和“推进器”，成为欧亚大陆的又一国际经贸中心。

[参考文献]

[1]朱金鹤，崔登峰.新疆与中亚五国对外贸易：优势、障碍与对策研究[J].新疆农垦经济，2010（12）.

[2]李新英.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影响中国新疆与中亚经贸的外部因素变化[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1（5）.

[3]孙靖邦，付华蓉.跨越式发展中的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3（1）.

第3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jafta);区域经济合作

随着cafta与jafta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其发展态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在此基础上,将cafta和jafta联系起来,就其差异性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比较分析

1.贸易地位不同。长期以来,日本与东盟在贸易、投资、产业合作、金融与文化等领域建立了多层次的关系,而中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才着手与东盟建立关系。日本是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而对中国来说双方都不是各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1993年以来东盟与日本、中国、欧盟、美国之间的总体贸易情况。1993年,日本、美国和欧盟是东盟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各自的贸易额约为当时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7～9倍。而从2004年开始,东盟与各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东盟前两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和日本,其贸易额增长并不明显,十年期间仅增长了30%～50%左右,而东盟和中国的贸易额在同一期间增长了近6倍。

东盟和日本的贸易起伏波动很大:双方的贸易额从1995年开始下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下降幅度最大,虽然1999年后有所恢复和增长,但是从2000年后又开始下滑。2003年开始进入缓慢的恢复调整时期。据此可以看出,由于受本国经济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对东盟的贸易地位相对下降。

而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发展平稳,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从1993—2000年贸易额平稳增长,只是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时有所下降,但是跌幅很小,并不影响总体发展趋势。1999年后发展势头明显,贸易额在三年内翻了一番。据统计,15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增长。

东亚内部一直存在着区域经济合作“主导国”之争,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带领和协调东亚各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国家。近100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东亚地区最强大经济主体;1985年以来,东亚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为技术和资本领先国家的雁行模式垂直一体化劳动分工,各国对日本经济依赖程度相当高。然而,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持续的衰退不振已经大大削弱了技术和资本领先水平,其在东盟国家的投资水平也大幅度下降,难以继续扮演“领头雁”的角色。而中国经济则处于蓬勃上升时期,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正迅速提升。

2.优势及合作模式不同。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及其庞大的国内市场。以2005年的情况为例,这一年泰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61.7亿美元,上一年的贸易顺差为57.4亿美元,中泰贸易对泰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3个百分点以上[1];新加坡对中国贸易顺差增加14.25亿美元,中新贸易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6个百分点[2]。日本则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拥有绝对优势。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东盟fdi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据统计,2004年日本对东盟的fdi为25.38亿美元,位居东盟吸收外来投资来源地的第三位[3]。东盟还是日本政府发展援助(oda)的最大受益者。在最近十年中,对东盟的oda占日本双边oda的30%左右。

从合作模式上分析,cafta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的南南水平型区域合作模式,属于水平型国际分工,相互之间更具竞争性。以中国和东盟的制造业为例,资源禀赋、气候、饮食习惯以及风俗文化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使得双方在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产品的重叠性导致各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雷同和区内出口的激烈竞争。例如,中国与泰国在橡胶轮胎、帽子及头饰、玩具、鞋履、水泥及装配式建筑材料出口方面,中国和印尼在茶、薪柴及木炭、香料、非结块煤、完全或主要用纺织原料制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皮革或合成皮革制品、鞍具及马具、无酒精饮料、首饰出口方面都存在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各类服装、鞋、帽、家具及其零件、木制成品等中国和东盟主要成员国都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除了新加坡之外,各国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4]。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迅速,国际直接投资也达到了创纪录的规模,甚至有人开始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中国和东盟国家制造业结构的相似性并没有改变,在层次上也没有拉开差距。其次,中国经济以及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的同时,工资水平也在上升,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在减弱。第三,经过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东盟制造业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未来的竞争力优势不容忽视[5]。

而对于jafta来说,日本是发达国家,同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jafta属于南北垂直型合作组织。因此,日本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很强。日本拥有先进技术和成熟的制造业, 以2004年日本对东盟的出口为例, 出口最多的前二十种商品几乎都是机械设备、金属和化工制品等知识、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超过60%[4]。而技术相对处于劣势的东盟,对日出口的产品,如纺织品、金属制品和木制品等,大多属于劳动密集或原料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小,产品附加值低;即使是占东盟制成品出口主要部分的机械设备,也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等国对东盟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密切相关。1985—1989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最多的是机械制造业,同期东盟机械设备的出口占全部产业出口额的比重由8.5%增加至22.5%,制成品出口比重由29.4%上升到51.8%。从分工格局来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东盟的纺织品、金属制品等劳动密集型或材料密集型产品与日本的机电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形成部门间的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的垂直分工形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 除了原有部门间垂直分工的格局得以延续之外, 东盟和日本之间的分工又深化到部门内部[6]。

3.面临的问题与障碍不同。对于中国而言,cafta发展的障碍可以分为外部和内部因素两方面。

从外部因素来讲,一方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立和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和密切的关注。美国官方认为,该贸易区的成立将作用于东亚地区次经济领域内部的合作,不利于美国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确立。日本政府担忧该贸易区会削减日本企业对东盟的出口竞争力,丢失日本跨国公司在东南亚传统的贸易、投资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经济的日益强盛,至今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还存在着担忧。

从cafta内部来看,由于东盟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上仍与中国有相似的一面,所以在出口、吸引外资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竞争。随着中国逐步推进经济现代化,中国的贸易扩张将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增进其竞争力,甚至会对东盟的出口产生某种替代影响[7]。

对于日本来说,jafta面临的最大阻碍是开放国内市场问题。由于害怕失去农民的选票,尽管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对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顺差,但是日本政府仍拒绝开放国内农业市场。日本对大米等主要食品的进口关税高达200%～900%,而东盟许多国家则是大米等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在自由贸易谈判中日本拒绝就农产品问题和东盟达成妥协。

二、对cafta发展的前景展望

1.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增强中国和东盟经济的互补性和竞争力。为避免因双方相似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带来的竞争,中国与东盟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调整内部的产业结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为避免同中国竞争,东南亚各国相继把产业政策的重点从引进外资转为振兴国内产业。例如,马来西亚政府不再把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作为发展核心,而是把以国内企业投资为基础的内需作为发展的核心,并以中等企业法人减税政策作为鼓励。泰国则把重点放在汽车、旅游、农业、食品和纺织品等行业。中国也有必要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结构,以进一步实现产品多样化和差别化,减少或避免与东盟的竞争,确定一些与东盟无竞争而市场机会多、容易进行新产品开发的产业及产品作为发展重点。对此,双方可以在现代生物医药、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等战略产业进行联合,以提高竞争力[8]。

2.谨慎平衡中、日、东盟的关系,把东盟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以东盟为核心、小国主导、大国参与的东亚特色合作模式已经形成, 东盟不允许中日任何一方动摇其既得的领导权。中日虽然不甘心屈于东盟的领导之下, 但是更不愿意在东亚的发言权上落后于对方。在目前中国、日本和东盟三方博弈中, 谁先打破现有的三角平衡关系, 谁就会陷入四面受敌的孤立局面。

3.积极推动东亚一体化向前发展。在同一区域内, 如果出现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组织, 则已经存在的较低级的一体化协议就会自动消失。目前, 东亚的区域合作还处在以东盟为轴心的“10 + 1”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阶段, 如果能推动这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交叉、叠合, 进而统一, 最终走向包含东亚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区,那么中国、日本以及东盟将融合在同一个市场中,从而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8]。

参考文献:

[1]泰国贸易投资管理体制[eb/ol].http://ccn.mofcom.gov.cn/spbg/show.php?id=4776,2009-01-13.

[2]2004—2007年新加坡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统计[eb/ol].http://news.cier.edu.tw/tmail/upload/file/0821-2.doc,2009-01-13.

[3]asean statistical pocketbook 2006[eb/ol]./19188.htm,2009-01-13.

[4]王兰芬,林琳.中国与东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分析[j].当代财经,2004,(12):87.

[5]杨先明,袁帆.中国与东盟各国制造业竞争力比较及启示[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43.

[6]乔林生.日本与东盟贸易关系的发展及其问题[j].日本问题研究,2005,(3):10

第4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如今,亚洲的区域合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以欧洲各国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推动了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的广泛发展；另一个是亚洲的迅速崛起成为了全球区域合作浪潮中一个新兴力量。在研究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时候,我们只有把它放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进行审视,才能够就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认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展,应该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亚洲各国在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时,首先应该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只有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才可能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与其他地区的经济组织和经济体进行平等的竞争和有效的合作。大家知道,早期经济合作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一个地区的国家或经济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一个个小舢板捆绑在一起,变成一艘大船,在全球化的大风浪中,和其他地区进行竞争,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变成区域和区域之间的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时代,开拓一个全新的竞争与合作的局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亚洲地区的国家首先要把自己的经济总量做大。亚洲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以来,亚洲的经济正在高速增长,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发达地区。无论如何,亚洲地区的国家必须加快自身经济的发展,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邓小平先生讲过一句有名的话,叫“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只有基于亚洲经济大发展这样一个基础上,才能在平等的地位上与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地区进行互利的竞争。所以,我认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必须植根于亚洲自身的大发展。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应该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推动,依靠企业在区域内加强跨国贸易、跨国投资以及跨国生产来进行。企业应该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因为只有加强区域内企业的合作,形成区域内跨国的生产链与供应链,区域内的合作才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比如,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它的零部件来自日本、韩国、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那么,这个生产链和供应链就把那些国家在一个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把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是那些企业的共同利益。如果亚洲能形成几十条、几百条横跨亚洲各个国家的生产链和供应链,那么亚洲各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就形成了一个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动力。所以,我强调,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并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

第三,在强调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应该以企业为主体,并依靠市场力量推动的同时,我们不该忽视政府之间进行体制性安排的重要性。由于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并且存在历史、文化的差异,通过政府之间的谈判形成一些体制性的安排,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体制性的安排可以从自由贸易区入手,可以搞自由贸易区的安排,可以通过一个双边自由贸易的安排,来形成一个区域内的、多层次的安排,使得企业组成的供应链合作更加高效,更加低成本。但是我必须强调,贸易的体制性安排不是惟一的选择,区域内政府间体制性的安排应该超越贸易的安排,应扩展到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建设,区域内人力资源的共同开发,甚至区域内财政、货币等体制性的安排。只有这样,区域内的政府间的体制性安排才是全面的。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谈到政府间的体制性安排,就是自由贸易区。其实,如果多边贸易自由贸易协定泛滥的话,那将威胁全球的贸易体制,那不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合作。恰恰相反,它违背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区域合作这个重要的方向。

第四,我想强调,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应该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合作。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如果亚洲经济合作仅仅局限于区域内的合作,那么它不可能实现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国际分工的目的。在全球化的时代,功利的区域经济合作,只能是弊大于利。当前,我们在进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时候应注意到,我们必须坚定地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经济贸易体制的加强,特别是要支持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进行的多哈回合谈判。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比如农业问题,靠区域贸易安排,靠多边贸易协定,是解决不了的。农业问题由于它的敏感性,常常排斥于区域贸易安排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的框架之外。农业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有特殊的重要性。在一般的发展中国家,40％的就业靠农业来解决,一半以上的出口是农产品的出口。所以,解决农产品的国际贸易问题,解决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是目前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只有支持多哈回合谈判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达成协议,才可能促进在像农业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协议。因此,我们要学习APEC在1993年西雅图会议上对当时举行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当时的关贸总协定在1994年达成了乌拉圭谈判协议,结束了长达8年的艰苦谈判。今天,作为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全盘之一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也应该大力支持多哈回合的谈判,尽快达成一个均衡的,有利于发达国家,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贸易安排。

第5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关键词：合作；区域经济；国际

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从我国发展过程看，我国参与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从兴起到现在,国际区域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产生深刻的影响。加之，近年来受频频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在不同程度上的加强了贸易保护，导致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出口贸易遭受严重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积极努力的参与国际性区域经济组织，不断扩大我国海外市场份额。

一、中外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及特点

（一）中外区域经济合作现状

1.中国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

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采取“不结盟”的政策，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当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迅速高涨时，而我国在对外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几乎是空白，直至1991年，我国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开始参与中外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至今，我国已经成为亚太经济合组织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成员国之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亚太贸易协定》的签订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2001年5月23日，我国正式加入《亚太贸易协定》，这是我国加入的第一个国际性区域多边贸易组织，拉开了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序幕。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五国"机制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3.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签订)

CEPA名称的首次使用是2003年6月我国内地与香港签订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此后，澳门与内地又于2003年签订了“内地与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4.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签订)

CEPA名称的首次使用是2003年6月我国内地与香港签订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此后，澳门与内地又于2003年签订了“内地与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5.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1O国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开始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2004年11月我国与东盟十国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7年1月,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2009年8月15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正式签署，标志着双方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的主要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将如期在2010年全面建成，这是我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

（二）中外区域经济合作特点

第一,从历史上看,我国参与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起步较晚，但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前进步伐，并且取得显著成效。

第二,从部署上看，我国选择了立足周边，通过论坛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和机制性的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互动逐渐面向世界，同时我国注重与周边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第三,从过程中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协调进行，并且以资源、能源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不断涌现出来。

二、中外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分析

从国内形势看。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提出要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这充分的证明了我国在新时期会进一步加强中外区域经济合作；从国际形势看。当前，绝大多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已加入一个或多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今后全球的竞争关系将由各国之间的较量逐渐转向跨国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对抗,各国经济的发展都要依托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从而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必须调整战略，积极地寻求贸易伙伴，投身于各种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中。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景的展望

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已经成功建成，一方面满足我国与东盟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合理分工；另一方面会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CAFTA的建设不断推进，合作潜力巨大

在货物贸易领域，2010年我国与东盟六个老成员国之间的正常商品关税已经降为零，预计到2015年，我国与其他四个新成员国也将实现90%商品的关税也将降为零，同时非关税壁垒也将逐渐消除；在服务贸易领域，第一批服务贸易领域已经完全开放，第二批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正在洽谈，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将带来更多的收益；投资与合作方面，未来我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会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2.合作空间不断拓展

东盟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的经济发达程度以及外贸层次跨度较大，正好与我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层次形成一定的互补性。我国将根据各成员国的不同特点，灵活的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双边合作关系。

3.形成多赢局面

随着我国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双边经贸合作的增强，同时各国之间的技术合作也不断强化，由此就会带动我国与各国之间双边的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同步发展，从而实现周边地区和平友好的发展，为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地区环境。

（二）对东亚区域经济的展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创建，对东亚经济合作区的建立给予良好的写照。东亚经济区域三个主要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差距,因此，在合作中会存在较大的优势互补性。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东亚地区要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最重要的是改善各国之间的关系，尤其要实现中日和解与合作，使东亚各国之间建立起信任机制，实现区域内的合作。

（三）中国――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

近年来，中亚地区在国际地位中日益显现出来，实现中国-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对我国的和平崛起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实现中国-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为我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战略屏障；其次，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这对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最后，中亚不仅是我国与西部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的直接对象，同时也是我国从陆地通往西亚与欧洲的必经之路。因此，我国应该借鉴欧洲区域经济合作经验， 以货物贸易为开端，发展到特惠关税区，再到边境自由贸易区试验区，最终建立起自由贸易区。

（四）推进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

我国与南亚地区各国的外交与其他地区相比显得有些滞后，但是南亚处于西亚、中亚以及东南亚交汇处,并且南面临近印度洋,因此，它直接影响我国的“通道安全”。我国必须清楚的看到南亚地区对我过的战略利益。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坚持中巴友好关系，通过中巴FTA的示范效应，发展我国与南亚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其次，要进一步探讨中印两国经济合作问题；最后，我国应该努力研究，逐渐建立我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第6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关键词 澳大利亚 亚太区域合作 经济利益 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理论、国际金融体系和市场结构、中国金融改革。

主要著作：《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浴火重生――入世后中国金融结构的变革》、《强国经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与道路》等。

区域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与美、欧、中等主要大国不同，澳大利亚在区域合作中的政策具有两重性，其基于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的考量常常会存在冲突和不一致的现象。作为亚太区域内重要国家，甚至是亚洲大经济圈内主要的经济体，澳大利亚区域合作的政策一方面主要受其本身经济利益取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其地缘政治目标的束缚，而这两者之间并非总是一致的。这种内在的矛盾，使得澳大利亚在亚太区域合作中扮演着多种不同的角色，其发挥的作用也是复杂和多面的。

澳大利亚“脱欧入亚”的经济基础

澳大利亚虽然在地理上属于大洋洲，并不是亚洲或者更加广义的亚太地区的一员，但在经济上，澳大利亚已经被看成是亚太区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澳大利亚曾经有过是否需要脱欧入亚的争论，而今，无论外部或者澳大利亚内部都已经毋庸置疑地将澳大利亚的经济与亚洲经济、至少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了一起。

澳大利亚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在OECD国家中属于偏高的，而且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基本上是亚太国家。2012年底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前10位的贸易伙伴除英国外，其他9个经济体全部是亚太地区的国家，如果再将美国除外，剩下的全部是亚洲国家。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占其总贸易额的80%以上，澳大利亚出口前10位的市场，8个是亚洲经济体，占其总出口的89%。中国更是澳大利亚进出口的最大贸易伙伴，2012年的双边贸易额高达1176亿美元，比重超过20%以上，而且澳大利亚对华贸易2012年的顺差高达325.6亿美元，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经济崛起为澳大利亚提供了绝佳的经济发展机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衰退之际，澳大利亚政府一位高官亲口对笔者说：“希望中国经济不要衰退，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承担拯救世界经济重任的话，中国经济肯定能够拯救澳大利亚经济。”他的判断十分正确，由于中国启动了大规模投资计划，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衰退中保持了快速增长，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也因此不降反增，其经济增长率也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没出现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那样的衰退。2008年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率高达3.8%，2009年也维持了1.4%的增幅。亚洲经济增长给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使得澳大利亚日益与亚洲经济融为一体，成为亚洲经济的一部分。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发表了《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对亚洲在21世纪的崛起做了预测，制定了25个方面的目标，试图增强与亚洲的合作，从亚洲崛起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白皮书明确指出：“亚洲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的源动力，不仅势不可挡，而且越来越快。这一情况已经改变了澳大利亚的经济、社会以及战略环境。……亚洲对能源和原料具有优良的消化能力，这种能力带来的各种好处已经显现。我们将要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澳大利亚如何从亚洲的下一步需求中取得利益。”①

澳大利亚经济日益与亚洲经济融为一体的基础是由其本身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澳大利亚虽然是发达国家的成员，科技教育基础发达，教育水平和福利水平都比较高，2011年，其人均GDP高达61780美元，但是，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致使其经济结构仍然具有偏基础产业的特征。澳大利亚是铁矿石、铅、铀、锌、金刚石的第二大生产国，是铝土矿、钛铁矿石、金红石和锆石等矿产的最大生产国，也是铝土矿、烟煤、铅矿砂的最大出口国，是第二大氧化铝、铁矿石和铀的出口国。因此，澳大利亚采矿业和其他基础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偏高。2011年，采矿业增加值占澳大利亚GDP的比重达到7.9%，几乎与制造业（比重为8.5%）持平，这还未包括为采矿业提供各种制造和服务的其他行业的增加值。也正因为这一特征，澳大利亚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超过40%，商品与服务的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21.29%，其中矿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50%以上，列OECD国家前茅。②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角色是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提供农副产品和矿业原料，是欧美国家的一个主要原料基地。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欧美制造业转移至海外，尤其是转移至亚洲，亚洲国家取代欧美成为澳大利亚矿产品的最主要进口地，澳大利亚对亚洲的经济依赖程度也随之不断上升。这是澳大利亚不得不“脱欧入亚”的经济基础，也是澳大利亚整个对外经济政策转型的主要原因。

澳大利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正是看到了澳大利亚与亚太国家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及利益上的关联，澳大利亚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积极推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1989年1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访问韩国时首先提出了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部长级会议”的倡议，并且于同年11月6日至7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了首次“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部长级会议”，奠定了后来机制化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基础。在APEC中，澳大利亚始终扮演着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积极推动者的角色，并且还积极地参与APEC大区域合作中各种次区域合作机制，唯恐被排除在任何紧密型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之外。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已经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签署了7个自由贸易协定（FTA），包括澳大利亚―东盟―新西兰FTA、澳大利亚―智利FTA、澳大利亚―新西兰紧密伙伴关系协定、澳大利亚―美国FTA、澳大利亚―马来西亚FTA、澳大利亚―新加坡FTA以及澳大利亚―泰国FTA。此外，澳大利亚还正在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尼、海湾合作组织谈判双边的FTA，与太平洋岛国谈判PACER Plus协议，也积极地参加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由东盟、中、日、韩、澳、新、印度等16国参加）的谈判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开启了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货币金融合作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取得了ASEAN+3机制化的重大进展。目前，在贸易一体化上，三个ASEAN+1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以及ASEAN+3自由贸易谈判的启动，使得东亚自由贸易区呼之欲出，而在货币金融合作上，以ASEAN+3为基础的清迈货币互换也已经升级为东亚区域共同储备库，并且正在往东亚货币基金方向发展。东亚紧密型区域经济合作令澳大利亚全面介入亚洲各种经济合作机制的战略遭到了一定的挫折，澳大利亚有被排除在东亚合作机制之外的担忧。于是，澳大利亚一面以各种理由游说中、日、韩接纳其成为东亚一员，一面利用东盟在ASEAN+3机制中的地位被弱化的忧虑，由ASEAN提出了东亚峰会的机制。这个机制原来是在ASEAN+3基础上探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一个机制，但ASEAN担心其在东亚一体化中的主导权被中日韩获取，便提出了在东盟10国和中、日、韩基础上再增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建议，并于2005年底召开了首届东亚峰会，后来美国和俄罗斯都作为成员加入，东亚峰会成为10+8机制。这个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虽然扩大了地域意义上的东亚概念，使得东亚区域之外与东亚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国家加入到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之中，并且也在象征性合作论坛基础上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合作成果，比如：在应对区域性的疾病传染、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等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是，原来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实际上被束之高阁，10+8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也因为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利益取向差异太大而难以启动。而且，东亚峰会机制的参与国家未来还可能增加，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东亚峰会的论坛性质愈加突出，推进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建设的具体合作也就愈加困难。尽管这个机制存在有其客观理由，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澳大利亚的角度看，东亚峰会使其东亚经济合作的战略获得了成功。不仅澳大利亚作为成员被接纳为东亚峰会的成员，以10+3为基础的东亚共同体建设被耽搁也是澳大利亚所乐见的，因为澳大利亚确信，没有澳大利亚参加的东亚合作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

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澳大利亚在美国2008年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后，也于2009年加入了谈判的进程。澳大利亚认为，TPP将使澳大利亚获得更加多的市场准入，澳大利亚的矿业和服务业都将从中获得好处，更为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将成为亚太地区贸易投资新规则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内规则制定的参与者，未来新的成员要加入，澳大利亚就有了作为老成员参与讨价还价维护自身利益的本钱。③

当东盟意识到TPP谈判不仅将使其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愿望落空，而且还会威胁到东盟团结和生存时，便于2012年11月积极推动与东盟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其他6个国家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试图通过建立16国的区域自由贸易区来与TPP抗衡。因为东盟某些成员加入TPP，另外一些成员不加入将会使东盟面临分裂的危机。澳大利亚积极响应并参加了16国的RCEP谈判。澳大利亚似乎认为亚太区域内的所有经济合作机制和框架都不应该缺席，不管这些合作框架之间是否存在着竞争或者重叠，也不管这些不同合作机制背后主导力量有着什么样的非经济因素考虑。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的亚太经济合作战略是清晰的，那就是瞄准亚太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力，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种区域合作机制，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谋取最大的利益。

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与地缘政治考量的矛盾

澳大利亚在区域经济合作上的积极姿态对于亚洲国家是值得欢迎的，因为这在客观上也符合亚洲国家的利益，有利于亚洲国家与澳大利亚开展贸易和投资，实现更多的比较利益。因此，无论是中日韩还是东盟，都在各自的立场上接纳了澳大利亚加入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亚洲国家与澳大利亚的贸易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增长。

但是，经济上融入亚洲并不等于澳大利亚已经真正成为亚洲的一员，其在地缘政治和安全上的战略考量和利益取向仍然从属于欧美的世界观和政治准则，它仍是欧美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同样，尽管澳大利亚在经济上依赖亚洲并成为亚洲经济的一员，但是其主流的文化意识仍然是以欧美为核心的。澳大利亚人口60%以上信奉基督教，欧洲中心的世界史观仍是整个澳大利亚官方的历史观。历史上形成的与英国结盟以及后来与美国结盟的传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弱化，反而随着美国近年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将战略中心转向亚太地区而得到进一步加强。澳大利亚不仅继续保持了其全球战略和安全依赖于美国军事同盟的传统，而且还变得更加积极主动，通过加大军事投入和积极参与美国组织的各种军事演习，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成为美国在亚太盟友中的骨干力量和仅次于美国的领导者。这背后的地缘政治考量可以用2009年陆克文政府时期出台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作为注解，这份白皮书将中国视为澳大利亚的战略威胁。一个经济不断增长并日益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机遇的国家被澳大利亚从地缘政治和国防角度视为威胁，这本身就是荒谬的。但是这种直白的表述的确反映了澳大利亚面对日益发展的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崛起的不安全感，它需要来自美国强大力量的平衡，这正是澳大利亚整个亚太区域合作战略中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不同考量的纠结之处。

澳大利亚政府的这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考量的矛盾，尤其是将中国视为威胁的判断，在澳大利亚国内外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中国政府更是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也正是由于国内外的强烈批评，2013年，澳大利亚政府又重新出台了一份新的国防白皮书，在其中改变了2009年白皮书对中国威胁的表述，而强调澳大利亚“政府不视中国为对手，相反，其政策旨在鼓励中国和平崛起以及确保该地区的战略竞争不会导致冲突”。但是，白皮书仍然呼吁中国军力发展透明化，强调要增强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盟，保证国防预算不被削减。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表述上的改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以及从中国崛起中获得发展机遇的肯定，但是，澳大利亚面对亚太区域合作在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层面的政策矛盾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澳大利亚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澳合作前景以及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与角色

中国的快速发展的确在改变着亚太地区的经济力量格局和区域经济合作的版图，但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以及给亚太和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已经证明：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国都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也为地区与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积极参与亚太泛区域和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并且不带政治成见地加入各种合作框架，通过自身的市场开放为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

笔者认为，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区域内各个经济体能够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实现比较优势，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和福利水平，不应该将区域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机制性安排当成是地缘政治甚至军事战略的手段加以应用，这将会导致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产生负面经济效应。不幸的是，目前在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中出现了一些将FTA以及投资安排政治化的不良倾向，一些国家在选择双边或者区域FTA伙伴时，不遵循经济规律要求，不按照比较利益最大化以及能否创造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原则行事，而是以意识形态或者地缘政治要求作为选取的标准。这必然会导致扭曲性的经济效应，降低全球经济增长的效率。另外，WTO多边自由贸易框架以及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安排的一些原则也被弃之不顾，非歧视性原则、全面开放原则（即substantially all）以及WTO plus 原则在很多区域性或者双边的FTA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而所谓的高级标准常常与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要求并不相符。因此，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尽管在APRC之下存在着多个合作机制和框架，一些不同的合作机制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但最终结果是要以参加的各个经济体能否从更加自由和便利的贸易与投资中获得经济发展的机遇和动力为取舍的，而不是建立规则以让少数国家或者少数跨国公司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

作为亚太区域中的重要成员，澳大利亚积极参与了区域内各种经济合作的机制，与一些成员已经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作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与澳大利亚的FTA谈判从启动至今已经9年，目前仍处于僵局。从澳大利亚的角度看，中国不仅在金融服务等领域所做的让步不够，未能给予澳大利亚金融机构更加优惠的市场准入，而且无法接受中国提出的10亿澳元以下的投资不需要经过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要求。而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基本上对澳大利亚实行了全方位的开放，澳大利亚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限制已经很少，双边贸易也处于巨额的逆差，澳大利亚应该采取措施作出更大的让步。其实，这些技术性的理由都是表面的，是完全可以克服的。目前，双边FTA的最大障碍是澳大利亚政府缺乏政治意愿来推动双边FTA的签署，因为FTA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地缘政治考量下，澳大利亚为了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已经在政治上将与中国签署FTA放到了非优先考虑的地位，而将与美国的亚太盟国日本、韩国签署FTA看作是更加紧迫的任务。

基于这一地缘政治考量的另一个举动就是积极参加TPP谈判。从澳大利亚本身的经济利益看，TPP可能给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并不明显，因为澳大利亚已经与美国签署了所谓“高水平”的FTA，与新加坡、新西兰也有着FTA，与其他TPP谈判方实施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后可能提供的贸易投资促进效应将不会很大。但是，为了配合美国的战略安排，澳大利亚不仅紧随其后加入TPP谈判，而且还表现得非常积极。尽管如此，在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的网站上，介绍澳大利亚参加TPP可能带来的经济好处的内容却非常空洞，与其介绍的RCEP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相比似乎要小得多。④

因此，澳大利亚如果要在亚太区域合作中扮演积极推动者的角色，并且想如其期望的那样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澳大利亚就应该改变狭隘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消除政治考量与经济利益不一致的矛盾。有澳大利亚的学者曾建议，澳大利亚应该扮演“一种建设性‘中等强国’的角色，成为一个独立和成功的贸易国家”。“澳大利亚只有做出政策优先的顺序的转变，才能更加准确地反映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他必须正视与中国的关系，并更加实事求是地理解其对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影响。”⑤部分澳大利亚学者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但这种认识要成为澳大利亚各个政党和社会的共识，并将其贯彻到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的始终，尚需进一步的努力。2013年4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访华时，中澳两国总理决定将中澳关系提升为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澳大利亚朝着消除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矛盾方向迈出的正确一步。如果中澳能够如中国总理在会见澳大利亚前总理吉拉德时所期望的那样，不断充实完善中澳战略伙伴关系所建议的各项内容，那么中澳两国就能够真正建立起战略互信，并且将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注释

参阅《亚洲世纪中澳大利亚白皮书》，http：//dfat.gov.au/issues/asian-century/ 。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网站。

参阅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关于TPP的说明，http：//dfat.gov.au/fta/tpp/。

参阅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贸易部分内容“征求意见栏目下对TPP与RCEP条目的阐释”，http：//dfat.gov.au/trade。

参阅马克・比森、李福建：“中澳关系：地缘政治抑或地缘经济？”，http：///upload/2012/12/d20121206113542602.pdf。

责 编/樊保玲

The Deep-seated Conflict betwee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Geopolitics

―Analysis of Australia's Strategic Role in Asia-Pacific

Xu Mingqi

第7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一、 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造成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的确对亚洲造成明显影响

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以出口为导向，经济外向性特征十分明显，对美国和欧盟市场的依赖性较大，因而，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所造成的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和东盟成员国的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加工制造业发展、金融市场稳定等方面均造成较明显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在短期内可能不会消失。

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业，涉及轻工、纺织、钢铁、有色、汽车、石化、船舶、电子、通信等9个行业。这些行业受到的影响从中国对外贸易统计中可以看出来，从2008年11月起，中国对外贸易连续4个月呈下行趋势，情况比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还严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11月、12月和2009年1月，中国进出口金额分别下降9%、11%和29%，2009年2月出口下降25.7%，进口下降24.1%。

从次区域来看，2008年全年中国同东北亚地区各东盟成员国的贸易增长幅度均低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平均增长幅度（分别低3.2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而对南亚和西亚的贸易增长幅度却比中国外贸平均增长幅度高9.5个百分点；从出口看，中国对上述3个次区域的出口增长幅度均高于中国对世界出口的增幅；从进口看，中国自东北亚和东盟的进口增幅均大大低于中国自世界各国进口的增幅，但自南亚和西亚的进口增幅比中国进口增幅高一倍。

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下滑的影响，2009年亚洲外向型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实际上，从2008年下半年起中国和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已经感受到北美、欧洲和日本订单锐减的寒冷，这无疑将导致产品出口下降。经济放缓使全球包括新兴市场国家纷纷降低对原材料的消费，并最终将使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在前几年暴涨之后发生暴跌。这种情况将对能源和粮食生产国十分不利。

毫无疑问，金融危机的确已经明显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

（二） 金融危机没有对亚洲国家经济造成破坏性损失

迄今为止，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并不一样，其中日本、韩国等国受到的影响最大，它们2009年经济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但从全地区来看，包括中国、东盟大多数国家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的基本面尚未受到破坏性的影响，金融行业遭受的直接损失也有限。这是由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均较为独立，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大都采取了较为审慎的金融政策，这为抵御这次发生的金融危机设置了一道 “防火墙”。这一事实得到国际上的普遍认同。

法国开发署亚洲部经济学家让－拉斐尔・夏波尼埃尔认为，所有亚洲国家都吸取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增加了资金储备以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因而“这场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是轻微的”。 中国和亚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另一个原因是，亚洲的经济增长一方面依靠出口，但更重要的动力是依靠内需。投资和消费是这些国家经济主要的原动力。

世界上大多数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都集中在亚洲，而且亚洲的城市化进程还在加快。这将需要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额投资。这种城市化进程还将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他们的购买力促使汽车、电脑、手机等产品销量增长。虽然也遭受了金融危机之苦，但是亚洲的基金很可能利用这次机会收购美国和欧洲的资产。 可以说，经历过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洗礼的亚洲国家，在这次强烈的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并没有像欧盟那样受到严重影响。

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各国几乎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首先是稳定国内局势，坚定抵御和克服外来危机影响的信心。

因为根据经验，一旦信心发生问题，消费者就会不消费、投资者就会不投资、生产者也会不生产，经济就会陷入恶性循环。这就是各国政府迅速大力救市的原因。

二、 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一）正确认识挑战和机遇的关系

我国有学者说得好：危机既是危害，也是机会。如前所述，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是坏事，也是好事。换句话说，亚洲国家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经济发展的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这证明，在挑战中是可以抓住机遇的。

亚洲国家经济这次之所以会受到较明显的影响，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在原因。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近10%的增长年率，到2007年增速高达13%。但进入2008年后，中国经济增长已呈逐季度放缓的趋势。从理论上和规律上讲，中国经济也该进入一个调整期。

对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情况也大致一样。东盟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已有相当长时间了，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东盟多数成员国经济增长依然保持高水平，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近70%，越南等国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高近1.7倍。虽然在10年前利用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过调整，但这些年来，面对世界市场能源、粮食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成倍上涨，竞争加剧，就业形势严峻等，粗放型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很难持续的。

所以，可以说，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迟早的事，金融危机作为一个外部因素，不过是起了一个助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危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确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二）应对外部影响的最佳途径是加强区域内部的合作

区域经济合作是国际公认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保障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区域经济合作的指标之一是区域内贸易的发展程度。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07年亚太地区的区域内出口贸易占本地区出口贸易的比重为49.7%，略低于北美地区（51.3%），比欧洲地区（73.5%）低约23个百分点。

单从贸易角度，区域内贸易因为方便、快捷，可以节省时间和运费，获得更佳的经济效益；可以更有利于区域内成员间的团结合作；可以更有利于降低外部风险造成的影响，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所以，进一步提高区域内贸易比重，不仅还有很大的空间，也应该成为亚洲各国今后的奋斗目标。

（三）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拥有更良好的基础

同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10年前相比，今天亚洲国家之间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思想基础、物力基础都要良好得多。可以说，在加强合作方面，各国的共识比分歧要大得多。不仅如此，经过近10年的共同努力，中国同东盟已建立起包括东亚地区和次区域的多层次合作机制。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设想是于2000年由中国方面提出，并得到东盟方面的积极回应。 经过6次贸易谈判后，2002年11月，朱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自贸区的核心是区域内各国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框架协议》规定，中国－东盟自贸区将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内容。双方将以农业、信息通讯技术、人力资源开发、投资促进和湄公河流域开发5大领域为合作重点，并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

2004年1月1日，自贸区的先期成果―早期收获计划顺利实施。

双方在2004年11月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包括23个条款及3个附件。其中最关键的第3条“关税削减和取消”规定，2005－2010年中国与东盟老6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绝大多数货物贸易实现“零关税”，与东盟新4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可放宽至2015年。

从2005年7月20日起，双方正式开始按照协议规定的时间表，对原产于中国和东盟的产品相互给予优惠关税待遇。

2006年10月30日，中国东盟纪念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决心按时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与此同时，中国同周边国家还建立并正在实施一整套合作计划，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国新疆与中亚的合作、南亚次区域的经济合作、图们江流域的经济合作等。这些计划的目标是加强次地区相关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本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合作与共同繁荣。

2．中国―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

（1）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GMS合作始于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并负责协调。合作区域包括大湄公河流域内的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6个国家，合作的核心任务是减贫。2005年4月，中国国务院批准广西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几年来，广西积极参与GMS领导人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和工作组会议等GMS合作机制，发展与GMS国家在交通、能源、环境、农业、电信、贸易便利化、投资、旅游和人力资源开发等先导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连接中国与GMS区域的大通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经贸合作不断增强，与GMS国家各领域的合作项目陆续展开。

（2）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域包括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国家，充分发挥海上通道，构建海洋经济合作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核心内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自2006年7月在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提出以后，在两年多时间里，得到了中国和东盟有关国家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大力推动，逐步建立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泛北部湾合作跨国专家组等合作机制，在航空、旅游、产业合作以及中南半岛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等重点先导合作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

（3）中越“两廊一圈”合作：中越“两廊一圈”合作始于2004年，为GMS合作框架之下的次区域合作，包括广西、云南、广东、海南四省区和越南北方沿海10省市。5年来，广西积极参与中越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广西与越南北部三省联合工作委员会等“两廊一圈”合作机制，在基础设施、制造业、人力资源开发、矿产加工、能源、农业、旅游及北部湾合作等重点先导合作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

3．东盟区域内经济共同体的步伐加快

2008年12月16日，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等东盟成员国的经济部长在新加坡集会，签署了《东盟货物贸易协定》、《东盟综合投资协定》和《关于实施东盟服务业框架协议第七次一揽子计划的草案》等3项关键协定，以便在全球经济低迷时期，进一步开放及促进区内及国际贸易。泰国、缅甸、越南、菲律宾代表缺席此次会议，但缺席国已同意上述协定内容，并将通过邮寄方式予以签署。出席会议的马来西亚贸工部部长慕尤丁表示，将从2009年起开始实施的这3项协定，必将进一步加快东盟在2015年建立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步伐。

三、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当务之急

（一）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中国和东盟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和经济实力。中国人口有13亿，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9万亿美元；东盟10国共有5.7亿人，国内生产总值达1.2万亿美元。这就是说，中国和东盟是一个有近27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这个市场如果开发得好，利用得好，就不怕任何外来的经济危机。当然，中国和东盟已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自己关起门来发展经济。

目前，全球多哈回合谈判已陷入僵局，在世界贸易组织现行的谈判机制下，全世界要谈成一项合作协定非常困难。相比之下，区域经济合作包括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就要灵活得多，方便得多，成功的机率也要大得多。这就是近10多年来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的原因。应该说，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是促进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健康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新兴国家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可以把自己做大做强，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可以为世界的公平公正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选择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方向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各国都面临着经济增长下滑和失业人口增加的挑战，与此同时，又都可能抓住推进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机遇。因此，各国政府必然要在新的高度上审视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

中国政府决定在2009年对轻工、纺织、钢铁、有色、汽车、石化、船舶、电子、通信等9个受金融危机冲击严重行业进行重点扶持，并已制定出一系列扶持政策。这一系列扶持产业政策的出台与落实，既需要依靠拉动内需市场，又需要拓展外需市场，尤其是包括东盟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市场。

由此，中国的企业，包括具备条件的中小企业，都应该利用大好时机走出去，积极拓展欧美以外的新兴国家市场。对于我们这次会议来说，中国企业进一步拓展亚洲国家市场是具有特别意义的。

（三）区域经济合作要以逐渐向投资侧重

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在现有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同时还应有意识地逐渐向投资方面侧重，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迄今为止，中国和东盟在投资领域是不平衡的，东盟对中国的投资远远大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鉴于今天的中国已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方面应当研究加强对东盟投资的可能性。特别是中国与东盟的投资协议即将签订，双方还同意建立“共同投资基金”100亿美元，这将为本区域的经济合作注入新的动力，我们要研究以此为契机，拓展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局面。

（四）中小企业要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

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欧盟国家，它们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促进中小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在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在国家和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

全世界的中小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势单力薄，最容易受到像这次金融危机这样的突发事件的伤害。即便在正常时期，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有融资难的问题。好在各国对这类问题越来越给予了重视。

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引进欧盟成功的中小企业经验，加强对中国和东盟的中小企业进行必要的培训。同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相比，中国和东盟的中小企业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因而，对中小企业的培训工作非常重要。这种培训是有针对性的，可以减少中小企业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实践中的成本和风险，减少“走出去”的盲目性，提高“走出去”的成功率，为区域经济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8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关键词】互联互通 亚洲区域一体化 印度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进展相对缓慢的亚洲区域一体化

长期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亚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相对缓慢。首先，区域一体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其成员国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具有同样历史经历、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宗教文化的国家间比较容易塑造共识、促成合作。亚洲是世界上众多文明、民族的交融地，国家间在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状况、民族宗教构成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进而导致区域内各国国际和区域性事务容易持有不同的态度和偏好。此外，亚洲地区安全形势较为复杂，治理起来难度相对较高。不仅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等“传统热点”问题依然困扰着区域局势，跨境犯罪、恐怖主义、跨国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推进也在不断发酵。

其次，区域一体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区域核心国家的主导与推动。从欧洲的经验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法国和德国两个有历史恩怨的国家携手合作，共同提出倡议和规划，共同构建制度框架，共同推动与引领谈判，共同带头履行职责，共同监督成员国履行义务。而在亚洲，中国与日本两国间的关系时有反复，很难形成稳定的合力，共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走向纵深。

再次，有利的外部环境是区域一体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与欧洲一体化不同，亚洲区域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受到区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区域内国家与美国这一非亚洲国家的关系（例如中美关系）在亚洲区域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部分国家和地区把美国作为平衡区域内力量、消除区域内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也积极采取多种手段以确保其对亚太地区秩序的影响。从客观效果来看，与一些亚洲国家的期待相反，外部大国不仅没有给亚洲地区带来稳定与和平，反而增加了地区局势的变数。在某种意义上，建立和谋求独立公正、合作导向的亚洲安全治理观，建立亚洲国家间的协调机制，更有助于实现区域内稳定，符合亚洲各国的根本利益。

求同存异，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共建亚洲发展和命运共同体

亚洲国家具有广泛的共性，差异也很明显。这是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不可逾越的现实基础。区域核心国家引领作用的确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美国仍将努力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那么，亚洲国家间究竟应该怎样求同存异，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共建亚洲发展和命运共同体呢？笔者认为，中国与印度关系的近来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借鉴。

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新兴经济体，同为金砖国家成员，且比邻而居，经济发展模式各有特色，被称为“龙”和“象”。

从经贸关系的发展来看，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印两国的经贸关系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印经贸关系进入了既合作又竞争的转折期。一方面，双方出现了新的利益融合点，如两国均面临着抵御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加快本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任务，都谋求提高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影响力，等等;另一方面双方的利益差异也很明显。虽然中印两国经济结构中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经济发展阶段的落差提供了更丰富的合作机会，然而对于相互间贸易障碍、投资壁垒、管理体系以及经济制度的不同看法极大影响了这些合作机会顺利转化为现实收益。在双边经贸合作发展的大环境下，印度频繁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对中国的产品a出口进行限制以及通过安全审查制度对部分来自中国的投资设限，这些都给两国整体合作全面推进带来了一些不和谐因素。

此外，受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印两国间的关系更为微妙。这些共性和差异给“一带一路”大战略下中国与印度间互联互通的推进带来了重要的机遇，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对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深远意义，并且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一带一路”战略包括四条线路：中蒙俄经济带、新亚欧陆桥经济带、中国-南亚-西亚经济带以及海上战略堡垒。其中中国-南亚-西亚经济带通过云南、广西连接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家，海上战略堡垒分别由环渤海、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北部湾等地区的港口、滨海地带和岛屿共同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等沿岸国家和地区。而印度同时涉及中国-南亚-西亚经济带和海上战略堡垒两条线路，是“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亚洲互联互通的重要一环。推动中印互联互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从更广阔的角度看，还有利于中国与印度间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不仅是稳定周边战略的必要环节，对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具有战略价值。

互联互通建设将带动中印两国加强经贸往来，而双边经贸合作的扩大有利于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为两国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与涉及的政治问题比较起来，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敏感性较弱，优先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通过贸易、投资、人员往来和资金流通的双向扩展拉近两国在历史上形成的距离，促进两国在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认同，相对于解决政治问题要简单的多。绕开领土问题通过互联互通优先发展经济贸易合作，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明智选择。另外，通过经贸合作也会强化中印之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促进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发展。

南亚虽然是世界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但居住着世界1/5以上的人口。中国与南亚国家已经在投资办厂、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等很多领域开展经贸合作，对南亚国家的贸易也在稳步增长。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以及经贸合作顺利推进将形成一个拥有26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合作潜力不可小觑。印度作为南亚大国，在南亚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如果忽略印度的作用将会增加中国与该地区合作的阻力。

南亚是中国周边的重要区域，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是稳定周边战略的重要环节。通过互联互通扩大经贸合作是在南亚地区增强中国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一直希望主宰地区事务，其周边国家对其持有一定的戒心，甚至保持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在南亚地区发挥作用，一方面不可能迈过印度，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中印合作共同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加强中印的经贸合作对于稳定中国和南亚的关系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一带一路”统筹陆海两大方向，涵盖面宽，包容性强，辐射作用大。保障海上石油输送线的畅通是稳定石油来源的重要条件。中国目前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是海湾地区，而印度洋是国际海洋输送线路最集中的地带，是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石油运输必经之地。在印度洋海域沿岸，印度在综合国力方面是唯一的大国，并具有仅次于美国的海上力量。中印间互联互通的推进，将形成更加密切的两国关系，提高印度对华外交行为的谨慎度，有利于维护中国的石油和能源安全。

线路设计以外，亚洲互联互通的几大工作重点在中印合作中有着全面体现。首先，亚洲互联互通以经济走廊为依托。目前中印两国正在携手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2013年5月国务院总理访问印度期间提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倡议，得到印度、孟加拉国、缅甸三国的积极响应。该倡议对深化四国间友好合作关系，建立东亚与南亚两大区域互联互通有重要意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新南方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和关键路段，而新南方丝绸之路是构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陆上丝绸之路民意基础较好的一段。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是亚洲互联互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中印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其次，亚洲互联互通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经验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基础设施不但能够在短期内直接拉动社会总需求、迅速增加就业，而且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私人资本的生产力，在长期内扩大社会总供给。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困扰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印度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相对开放的建设政策为中国工程承包企业进一步拓展印度市场、扩大工程承包业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对于推动中印经贸合作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适宜的突破口。

第三，亚洲互联互通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印度正面临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长期以来，印度的财政贸易双赤字依靠外资流入弥补。印度的外汇储备进入2012年以来已经出现大幅下滑，难以覆盖其总体外债务余额，仅够应对数月的商品进口。受到欧美国家的“去杠杆化”过程的影响，流入印度的外资难以大幅度增加，而且随着美国退出当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或将引发大规模外资撤离印度。中印已经在融资平台建设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国将成立的，总额高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会进一步为中印两国互联互通的建设提供融资便利。

最后，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中印两国尽管毗邻而居，然而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所指出的，两国民间和人文交往严重不足，存在着巨额的“交流赤字”。作为两个有着10亿人口以上的邻国，2012年印度来华留学生人数为1.1万人，而在印度的中国留学生只有1200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赤字由此可见一斑。除了提供互联互通领域培训名额以外，还可以通过在中国举办印度节、印度博览会等，来提高中国企业对印度的认知程度，以及建立中国印度企业家联谊会等民间组织，借助文化交流等形势，以文促商推动中印两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全面互联互通。

从上述分析可以清晰看出，如何缔造和保持一个繁荣稳定的区域环境对亚洲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而言都事关重大。中国积极推动亚洲互联互通，一方面符合中国和平崛起和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符合亚洲区域内各成员的现实利益，得到了诸多亚洲国家的明确支持，体现了亚洲大家庭的成员们求同存异、积极谋求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繁荣稳定决心与努力。尤其是，互联互通在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利好消息的同时，也有利于实现亚洲地区政治安全稳定，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

借力互联互通，完善合作体系建设，共铸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光明未来

长期以来，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合作具有低机制化的特点。机制化程度低意味着组织对成员的约束力相对较差，但胜在灵活，能够包容多元化利益。在外部环境波动大、成员国不想被过度牵制、灵活性要求高的情况下，低机制化合作更容易被成员国接纳。亚洲区域内的成员国在历史背景、文化、宗教、经济状况、国际定位等方面都具有差异性，再加上历史性原因，强机制化的区域一体化框架很难形成。与不合作或者勉强达成高机制化合作后面临维持困境这两种情况相比，低机制化的区域治理方式也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尤其是机制化在保证尊重组织成员多样性的同时，仍然能够集体讨论和处理敏感性高、不确定性强、大家普遍关心的区域性问题，例如打击跨境贩毒和灾害救援等。东盟地区论坛作为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核心组织平台之一，还专门针对应对灾难、实施救援、抗击区域内恐怖主义等具体领域，设立了特定的区域内对话机制，借助“小国搭台，大国唱戏”的对话形式，为成员国提供了自由、灵活、渐进和弱机制化的政府间对话平台。

因此，亚洲区域一体化推进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跃进到高机制化阶段，而是完善合作体系建设。合作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是将机制化合作与非机制化合作紧密结合;二是整合区域合作机制，化解碎片化风险;三是制定区域合作高机制化的远景目标和路线图，并开始逐步践行实施。

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有贸易协定、投资协定、论坛和峰会等机制性安排，也可以有非机制性的多种灵活安排。在差异化中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把机制性合作与非机制性合作紧密结合起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实现亚洲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

亚洲地区近年来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安排大量衍生，而且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则和标准，这种情况与区域合作低机制化相伴相生，使得亚洲区域合作一体化面临碎片化的风险。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演变中，一直伴随着“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竞争性自由化”两种合作指导思想的竞争。当前的TPP与RCEP是这种竞争的延续，又都体现了整合区域资源、塑造区域经济秩序的不同努力。

而在亚太自贸区框架下有可能实现TPP和RCEP在内的诸多亚洲区域内治理机制的有效整合。尽管亚太自贸区的设想早已提出，但在过去几年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2014年11月北京APEC领导人会议周期间，与会的21个成员经济体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决定启动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建立APEC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开展自贸区谈判多年期能力建设，推进服务、投资、原产地规则等具体领域合作，亚太自贸区建设自此进入新阶段。APEC领导人会议同时还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决心在2025年前实现加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流互联互通的远景目标，并完成共同确立的具体指标。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这互联互通三大支柱，本身就构成了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推进、落实互联互通就意味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落实。

第9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关键词】东亚区域格局 二元复合格局 大国战略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亚太再平衡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5.20.001

东亚地域广阔，战略资源丰富，地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既是麦金德“大陆腹地学说”中“世界岛”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也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中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Rimland）②。在目前中国逐渐成长为地区经贸合作的领导力量，美国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俄罗斯、日本等战略力量政策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东亚的区域格局发生了何种变化？东亚地区范围内的大国战略、热点问题、安全经济合作进程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区域格局走势产生影响？中美正在积极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否会为东亚地区稳定与繁荣注入新的积极因素？

东亚区域格局历史演变与现状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述“东亚”采用大东亚的概念，即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国家，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而将作为国际格局的子系统的东亚区域格局理解为，由中美日俄等地区大国和域内其他力量综合构成的基本结构及其互动特征。

东亚区域格局的历史演变。作为古代中国与地区国家间一种特殊的关系互动模式，朝贡体系缘起于先秦时代的分封制。③尽管这一体系的边界与朝贡国的数量不断发生变化，但由于中国在东亚的绝对优势地位，体系内部基本保持着“藩属―宗主国”关系。④在这种特殊的区域格局之下，国家间的往来缺乏正式的规则，更多通过“礼法”来维系；宗主国不干涉藩属国的内部事务，形成一种“平等的双边关系”，体系内国家享有“实质的”。

进入近代，东亚格局的发展演变被裹挟在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酝酿与实践中。始于19世纪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使得地区古老的制度模式被摧毁，东亚逐步被纳入到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及采取“脱亚入欧”的西化战略，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东亚地区的霸权国家。伴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日本欲建立一个自己主导的地区秩序的意图昭然若揭。⑤但由于“大东亚共荣圈”等构想包含的是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秩序观念，加之日本武力侵略的实现方式，它严重违背了东亚人民的意愿，给地区带来了灾难，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冷战的终结，使东亚格局迎来了一个以多边主义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区国家彼此尊重又超越，成立了一系列地区性合作组织并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发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多样性，地区合作过程中主导国家的缺位，加之被地区国家普遍接受的“东亚观念”尚未形成等原因，目前东亚地区合作水平相对较低，地区格局构建与一体化整合任重而道远。⑥

东亚区域格局现状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区域化加速推进的国际大势下，东亚不仅与欧洲、北美一道稳居世界经济中心三甲之列，更由于地区强劲的发展势头使得世界地缘政治面貌发生深刻变革，国际权力中心开始出现由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沿岸转变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东亚地区权力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后危机时代中美双方在经济实力与地区影响力上的此消彼长，而这也推动了东亚区域格局的重构。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与地区经济体系，经济保持着近10%的年平均增长率，体量迅速扩大。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积极融入并参与建设东亚地区经贸合作机制，改变了过去东亚经济由美国主导的局面，渐趋成为地区分工体系与经贸网络的中心。但中国经济在地区的影响力不仅没能有效提升中国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反而由于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地区原有力量对比，促使美国增强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介入力度。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美国的东亚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2009年7月，宣布调整全球战略部署，“重返亚太”；2011年又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即综合运用政治、经济与军事手段，参与并领导塑造地区多边机制以应对中国崛起。于是，当前东亚地区便形成了一种安全与经济相分离的二元复合式地区格局：安全问题更多围绕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其中竞争多于合作；而经济问题则更多依靠中国经济增长所发挥的引擎作用，合作多于竞争。

在目前的东亚区域格局中，美国通过地区性双边同盟体系以及多边伙伴关系为地区许多国家提供“安全”这一公共产品，而中国则依托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为东亚提供“发展”这一公共产品。⑦不过，美国提供的产品并不具有普惠性，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不能享受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其威胁。这一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二元复合地区格局，是中美实力此消彼长、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结构性矛盾在地区的直接反映，也间接揭示出中美未来的战略互动将对东亚区域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此外，在安全层面，除了美国主导的以竞争为主的格局外，还存在着区域大国合作应对地区安全威胁及核扩散威胁的亚格局，主要体现在朝核六方会谈上。从这个意义说，在安全上也是个复合格局。

影响东亚格局走势的主要因素及其发展态势

域内大国战略。在东亚，地区格局的变化主要基于中美俄日等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力量对比。因此，对上述域内大国的国家定位、地区战略利益以及基本地区政策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东亚区域格局的发展态势以及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推动地区稳定繁荣与一体化事业的发展。

中国。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对东亚格局的塑造能力会不断提升。2013年10月，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太⑧，亚太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国。⑨中国天然地处于东亚的中心，该地区集中汇集了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利益，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舞台。⑩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对国家利益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正在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地区战略，以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为导向推进地区建设性合作。

首先，我国落实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推进东亚战略，编织与地区国家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使得东亚国家既得益于我国的发展，我国也能从地区的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与助力。其次，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等机制为促进地区共同发展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的作用；加强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第三，大力促进地区的发展繁荣。通过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通过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积极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

美国。冷战结束以来，作为当今世界体系的霸权国与最大受益者，历届美国政府都将“维护霸权领导地位”?、“抑制其他国家试图挑战或谋求霸权的倾向”?视为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目标。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一部分的东亚战略，自然要服从于美国全球战略，并与之相互协调。面对以两极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地区格局终结后东亚呈现出的强劲发展势头以及渐趋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一体化格局，为防止美国被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出于维护美国在东亚的现实利益与主导权，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启动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推进“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

由于美国霸权是以其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实力以及优势地位为基础的，因此美国巩固与加强其在东亚的领导地位也是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逐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东亚战略构架。?在安全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加强与地区传统盟友的关系，保持在东亚的一定规模的军事存在，巩固既有的“轴辐”式地区安全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扩展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开展多层级军事外交活动等方式，加强与地区非盟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在经贸问题上，突出表现为美国对“二十一世纪高标准”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推动，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并试图重新主导地区经济整合进程。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上，积极推行“民主价值观外交”，试图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来打压和孤立中国。可以预见，美国介入亚太安全与发展事务，试图主导区域格局演进方向的努力不会减弱，但是鉴于其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特别是欧洲事务和中东事务的牵制，美国塑造东亚格局的能力趋于下降。

俄罗斯。目前，俄罗斯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已经基本完成，但由于受困于乌克兰危机西方经济制裁以及全球范围内能源价格走低趋势，俄罗斯经济出现较为严重的衰退。在这种情势下，以恢复国家大国地位为目标的俄罗斯外交更加强调务实原则，“双头鹰”外交的实践中越发重视东亚地区，其东亚政策更趋务实，与东亚国家间的关系也更趋紧密。俄罗斯的东亚外交主要由以下几个重点领域：第一，将中俄关系作为东亚政策的重心，同时均衡发展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2014年中俄关系已经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新阶段，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近年来，日俄关系也发展迅速，日本正成为俄罗斯在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以及萨哈林2号等日俄间的能源合作项目也在平稳推进。?同时，俄罗斯还积极介入朝核问题的解决，并将发展与东盟的合作作为东亚战略的又一支撑点。第二，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与一体化进程，力争改变在地区合作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处境。

日本。进入新世纪，由于地区和日本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日本积极调整其外交走向与地区战略布局。目前，在东亚，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以及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原有的地区政治经济版图被改写，中国和美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反观日本，经济增长缓慢，旨在通过货币政策扭转颓势的“安倍经济学”成效甚微，与之相应，日本的政治在经济影响下继续相对下降。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治右倾化明显，国内保守派势力不断壮大，安保法案的通过使集体自卫权解禁已经成为现实。政治右倾化促使日本外交更具进攻性，并倾向于同中国争夺地区领导权。以同中国竞争为主轴的东亚战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续深化日美同盟，在密切安保领域合作的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TPP；二是积极推广“价值观外交”，通过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战略来孤立中国；三是积极介入南海争端，加强同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国家的关系。

域内次要角色。探讨东亚地区形成的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二元复合格局的发展态势，除了关注区域主要大国的地区战略与关系互动外，在东亚经济与安全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朝鲜半岛国家以及长期主导东亚地区合作的东盟也是需要考察的重要变量。

朝鲜与韩国。朝鲜半岛地理位置特殊，按照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的论断，“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与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朝鲜半岛两国按照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经济军事实力都只能在地区扮演次要角色，但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及其与大国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其在区域格局演进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小视。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朝鲜）方面，作为冷战的“活化石”，在2009年4～5月间和2013年2月进行了第二、三次核试验，已将“核拥有国”写入宪法。病逝至今，尽管面临国际社会的种种猜测，政权已平稳运行近五年时间。但由于朝鲜政局、政策取向以及军事动向发展的扑朔迷离，朝鲜仍将长期作为影响地区和平的不稳定因素。大韩民国（韩国）方面，2013年2月朴槿惠宣誓就职成为韩国第十八届总统后，以创新型经济、国民幸福与文化昌盛作为其施政的三大目标。为配合上述目标的实现，在对外关系上更加务实，在继续以美韩同盟关系为核心的同时，积极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构建朝鲜半岛南北信任程序，努力改善朝鲜半岛关系，推动半岛和平进程。?

朝鲜半岛两国的战略走向会直接影响东亚地区四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同时，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如果能够带动中日韩三边经济合作的深化并制度化，将会对地区经济格局和安全格局的优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比照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难发现，东亚区域合作并非由地区大国主导，而是由小国组成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主导，即所谓“小马拉大车”模式。

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东亚大国博弈与东盟积极追求的结果，同时东盟的独特运行方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开放式地区主义以及机制化发展为核心的东盟方式（the ASEAN way），不仅符合了东亚地区大国关系复杂、国家间互信缺失的地区性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形成了东亚区域化制度体系的面貌。?在东盟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印度尼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因其战略位置重要、经济体量较大，在东盟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外政策也颇为引人关注。

印尼方面，首位直选总统苏西洛2004年入住独立宫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仍在2008年后保持着年均8%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在对外政策上，印尼奉行积极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同东盟其他9个成员国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同时，均衡发展同各大国的关系，试图使印尼成为东盟的领导力量，使东盟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领导力量。菲律宾方面，虽然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后，菲律宾的国际形象排名有所下降，但经济表现却相当不俗，2013年更是以7.2%的经济增长率，名列亚洲第二。在菲律宾的对外关系体系中，以东盟作为依托，将对美关系视为重中之重，近年来同日本加强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相互配合。越南方面，至1986年提出革新开放口号以来，经济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2010年GDP已达到2000年的3.4倍。在此基础上，越南力图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外交格局。自1995年加入东盟以来，在密切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成功推动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加入东盟，在东盟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牵制中国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越美关系发展迅速；而中越关系尽管面临南沙群岛归属争议等问题，但在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

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东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层面，在安全和经济领域都呈现出积极的变化。

区域经济合作。1989年APEC正式成立，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开始起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改变地区经济形势的同时，也开启了东亚经济制度化合作的进程，即由单纯的市场驱动型向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度导向型转变。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东亚经济合作如火如荼。近年来，地区范围内出现了以美国为主导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东盟和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巨型FTA”合作构想。

在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的战略格局中，TPP占有重要位置。在美国的力促下，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智利、秘鲁、文莱这12国经过近五年的艰苦谈判于2015年10月就协议达成一致，实现成员国之间商品与服务关税减让，降低其他部门门槛，制定新的经贸规则。?同一时期，在东盟等地区国家的倡导下，RCEP合作框架协议应运而生，这一合作倡议涵盖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若能顺利推进，将形成GDP总量达23万亿美元的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贸易区。?虽然这两大机制在成员国构成上存在一定的重叠，并都认同将构建亚太自贸区作为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目标，但在表现出互补性的同时，更多是两者的差异为地区经济合作带来的不确定性，东亚国家不得不在标准一高一低，以TPP为代表的美国道路还是以RCEP为代表的中国道路中进行艰难抉择，加重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的大国博弈色彩。

区域安全合作。在东亚，由于国家间核心利益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多元化的安全观念，加之国与国之间在历史、领土（海）以及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东亚安全困境的产生与存在是一种必然。与此同时，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海上安全以及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威胁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这些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使得东亚成为当前世界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

不过也要看到，东亚地区在冷战结束后20余年的时间里维持了和平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地区国家围绕安全问题展开合作，并探索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目前地区范围内的安全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依托东盟建立的集中探讨区域安全问题的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10+8”防长会；第二，针对具体问题而设立的多边安全磋商机制，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第三，涉及到安全议题的综合性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东亚峰会。

东亚格局的演变趋向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正效应。2013年，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就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2015年9月，主席访美时明确宣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共同做出的“战略抉择”。

力图打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在基于中美双方实力对比、政策互动以及国际地区形势发展变化而形成的，被中美两国政策界广泛接受并积极构建的，存在可控竞争与广泛合作的一种国家关系。可以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中美关系朝着更稳定、更有预期性的方向发展。同时，中美关系新定位释放出的正向效应会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经济融合发展、治理结构优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不冲突、不对抗”，在安全领域有效减少战略误判。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广泛存在的领土、领海纠纷，加之区域内残存的冷战遗产，使得东亚地区面临着因战略误判而被卷入大规模战争的风险。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内涵就是“不冲突、不对抗”，这意味着中美两国会致力于避免出现以极端激烈的方式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局面。这在客观上会产生外溢效应，促使东亚地区各国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认知，确保地区国家不会因错误预期地区安全形势、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走向而轻率地采取军事手段来改变现状。

其次，“相互尊重”，在地区治理层面有效提升区域治理水平。长久以来，传统安全都在东亚安全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地区治理长期被忽视。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频发，在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威胁的同时，也推动着东亚地区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东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地区国家强烈的观念，使得形成的治理机制多以协商为主，缺乏约束性，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成效不够显著。因此，中美作为东亚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应秉承“相互尊重”的原则协调在发展水平、社会制度以及历史文化背景都存在较大差异的东亚国家，逐渐突破观念，通过建立更具强制力的治理机制，在中美双边关系治理与东亚地区治理之间实现良性平衡。

第三，“合作共赢”，在经贸领域有效增加区域范围内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与地区经济发展与一体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地区提供经济类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都大幅提升，这必然与正在进行战略重心转移，并力促在东亚贸易、金融与投资领域发挥更大影响力的美国产生摩擦与分歧，也可能导致地区经贸分工体系的分化。但不容忽视的是，中美在经济领域已经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赖，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在连续10年的时间里充当着美国成长最为迅速的出口市场。因此，“合作共赢”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现实基础。中美在地区经济合作领域并非零和博弈关系，中国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的做法也不会危及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同理，中美在经济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如贸易摩擦、市场准入、人民币汇率等，也将随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深入发展而以最小的代价得到解决，并在此过程中为东亚经济地区主义发展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

区域格局走势前瞻。区域格局，作为宏观把握地区形势与走向的主要内容，作为国家制定政策与协调对外关系的基本依据，在具有客观性与稳定性的同时，也兼具可塑性与变动性。东亚二元复合格局客观地反映出东亚地区权力结构与中美之间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性。但同时，区域格局必定会随着地区战略力量变化而调整。

首先，东亚格局总体上将保持稳定。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分别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是一国在既定时间内的军事实力以及在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与其前期在军事领域的投入与积累紧密相关。美国的军事开支长期以来维持在高水平，对海洋、太空等国际公域拥有较强控制能力，在军事科技领域具有超强实力，这些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加之东亚许多国家长期以来受到来自美国的安全保护，自身军事实力以及维护本国安全的能力有限，使其短时期内在安全问题上难以摆脱美国的控制。但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的长期存在，也使得体系外的国家处于一种不够安全的状态，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目前东亚安全领域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二是一国在地区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经济水平，更在于其经济发展潜力。目前，中国在东亚经济格局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较高贡献率以及初步形成的地区贸易中心地位，但东亚国家尚未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形成强依赖，中国也未真正主导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

其次，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东亚格局有可能朝着更加优化的方向演进。东亚格局前景可期的演进方向是：在经济格局保持以合作为主的同时，安全格局不断增加合作的分量并逐渐转化成以合作为主，从而使二元复合格局为一元格局取代。有利于这种前景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基于这种前提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进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在结构不断优化、内需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增长势头，中国在地区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还将逐步提高，在经济格局中的中心地位还将不断稳固，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前景；与此同时，中国在安全格局塑造中的作用也将逐渐加强，这有助于东亚地区多边合作安全格局的进化。

最后，东亚格局演进也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制约。第一，难以形成地区领导核心。由于东亚地区特殊的权力结构，以及地区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多样性，使得区域合作进程中难以形成单一有效的领导权。美国和俄罗斯由于其“域外国家”身份，日本由于其实力不足以及“历史问题”，而中国主要是由于自身相对实力不足，都无法单一领导推进东亚的经济与安全合作。而各大国战略目标的差异又决定东亚地区很难出现欧洲那样的“法德轴心”局面。第二，地区认同构建缺失。东亚多数国家相近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相似的近代化发展轨迹，使得共同地区意识的形成存在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地区内存在的历史问题以及区内国家对于中国和日本这两大地区大国在政策取向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上认识的不确定，为东亚地区认同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不少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第三，外部消极因素的影响。欧洲联盟（欧盟）作为全世界范围内最主要和最成功的一体化组织，其合作理念的确定、利益契合点的选取、政策工具的施行以及有效制度约束的建构，被封为区域化的发展典范。不过，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深度影响欧元区的欧债危机问题，在反映出欧盟结构性问题的同时，也对全球范围内的地区主义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决定东亚格局进化的道路是曲折的。

基于对东亚区域格局的历史考察尤其是对目前地区范围内战略力量的实力对比与互动特征所进行的综合判定，本文认为目前的东亚区域格局是一个二元复合格局，其基本特征是：经济上以合作为主，安全上以竞争为主。具体来说，在经济合作上虽然存在美国主导的TPP和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以及中国与东盟共同推动的RCEP之间的竞争关系，但是东亚地区各国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利合作关系，就是TPP与“一带一路”及RCEP之间，也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在安全上，以美国为轴心的双边同盟体系虽然为一些国家提供了安全保障，却是以某种程度的战略对抗为前提的，同盟外的国家反而感到更不安全；虽然区域内国家在朝核问题以及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有合作，并且形成了一些合作机制，但并未改变东亚安全格局总体上的竞争性。

东亚区域格局如何变化主要取决于区域内大国战略走向及相互关系变化，同时，次要战略力量以及地区合作状况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对区域格局变化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实力对比和双边关系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突变，东亚格局总体上会保持稳定。不过，随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会趋于减弱，各层面合作会加强，这对地区其他战略力量会带来示范效应。因此，东亚格局存在着不断优化的前景：以竞争为主的安全格局逐渐演进成以合作为主的格局，从而终结经济与安全二元复合格局。同时也要看到，制约东亚格局进化的因素仍然存在，构建东亚区域一元合作格局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对中国来说，在努力改善周边环境的同时，应着力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事业的发展。第一，加强自身实力建设，更均衡地在安全与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第二，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释放其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正向影响。第三，积极推动地区合作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建设，为这一过程贡献中国声音与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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