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精选(九篇)

第1篇：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俄罗斯；能源

中图分类号：F451.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4-0031-06

2003年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的概念。低碳经济是指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尽量减少化石燃料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经济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的“双赢”目的。能源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给当代人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舒适和便利。但全球能源消耗量急剧增长和能源效率低下，不仅使世界能源供应面临严峻挑战，而且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传统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和能源的不合理利用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在全球气候变暖与能源消耗高度相关的情况下，提升能源效率成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措施。俄罗斯是世界能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拥有世界天然气储量的35%，石油储量的12%。能源出口成为俄罗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自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政府把发展能源产业视为保障财政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柱。长期以来，俄罗斯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依靠资源的大量耗费来加快经济发展。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可以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社会为此付出了较大代价，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产生了矛盾。从长远角度看，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转轨中的俄罗斯经济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必将产生不利影响。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俄罗斯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其中过低的能源效率使俄罗斯经济在全球化时代更显脆弱。

一、俄能源利用中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快速增长以能源大量消耗为代价

目前，世界上通常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单位GDP）耗能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费水平和节能降耗状况。该指标说明一个国家经济活动中对能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其经济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化。2010年，俄罗斯凭借巨大的资源储量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供应国，同时也是位居中国、美国、印度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费国。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大多数工业产品的成本比美国高1.7倍，比日本高1.8倍。其中，燃料、电力消耗比日本、意大利等国高3—4倍。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单位GDP耗能增加了3l%，耗电量增加了30%一32%，耗水量增加了20%以上。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快速发展。201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为1.85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4.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939万美元，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俄罗斯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高，其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惊人的能源消耗。2008年，俄罗斯每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耗能为15.9吨标准油，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41倍，是美国的8。11倍、英国的13.47倍、日本的16.56倍。2000-200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50%，而能源需求仅增长5%。尽管俄罗斯单位GDP耗能有所降低，但其仍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2倍。如果俄罗斯的能效达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水平，每年至少可节省2亿吨石油，相当于俄罗斯每年耗能的28%（2010年俄罗斯能源消费为6.9l亿吨标准油），这些能源可满足整个英国一年的需求。

俄罗斯的能源消耗主要集中在住房公用事业、工业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它们占俄罗斯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分别为35%、29%和21%。因为地理位置缘故，俄罗斯冬季供暖占了能源消耗的一大部分。为了减少能源损耗，俄罗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热电联产的方式进行供暖、供电。然而，广阔的领土面积使得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达到节能的效果，反而因上万公里的传输距离使大约30%的热能、11%的电力在传输过程中被损耗掉。再加上许多供暖设备和管道都已老旧不堪，更影响了输送效果。2000-2008年，俄罗斯交通领域的能源需求年均增长3.4%，增幅高于其他领域，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的汽车数量增长迅速。2009年俄每千人拥有汽车220辆，按照目前增速，到2020年将达到每千人300辆。俄罗斯每辆车每百公里的汽油消费量为13升，而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为8升，也就是说，俄罗斯每年要多消耗掉1200万吨石油。

除了以上因素外，能源价格被低估、节能意识淡薄、能源工业管理不善、市政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工业生产布局与结构不合理等，都是造成俄罗斯能源消耗量大和能源浪费严重的原因。

（二）能源利用效率低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以丰富的能源资源为支撑，在发展中一直忽视“节能与提高能效”这一重要问题，其结果是俄罗斯能源效率严重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总能源效率下降了16%，其中电能效率下降了30%～32%。联合国发展计划的一份报告指出，2006年俄罗斯的能源强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5倍。目前，俄罗斯的能源效率比美国低4/5，比日本低11/12，约有1/3的燃料能源被浪费或没有有效利用。俄罗斯低效能源利用中，建筑业和工业占1/3，住房公用事业占1/4，交通运输和农业占1/10。2011年日本野村控股公司根据世界各国每增加100万美元GDP所消耗的石油量，制作出一份“全球能源低效国排行榜”，其中俄罗斯以1952吨的耗油量高居榜首。由于科研投入不足，俄罗斯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也相当低，全国发电量中仅有1%来自可再生能源。风电总装机容量不足1万千瓦，仅有的四座地热电厂总装机容量为8万千瓦，太阳能和生物能尚无供电能力。每年利用可再生能源（不含装机容量25兆瓦以上的水电站）发电量不到85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总量不到1%。

俄罗斯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能源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俄罗斯转轨以来，农业严重衰退，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大幅下降。1990年，农业占GDP的比重为17%，到2006年下降到5.2%。工业占俄罗斯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48%下降到2006年的36%。工业内部比例失调，轻重不合理。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占工业生产的22%，燃料工业占工业生产的20%，而高科技和消费品的生产所占比重较小，轻工业（如纺织）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不到1.5%（2007年）。1990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35%，自1995年起总体呈上升趋势，其比重提高到2002～2006年的约60%（见图1）。

（三）高耗能、高排放和过度开采对环境造成难以估计的影响

1990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各企业向大气排放天然气等有害物质达538.4万吨，其中俄罗斯境内占323万吨；60%以上为天然气，主要为甲烷，同时还有氧化物等温室气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转轨导致其经济水平急剧下降，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随之大幅减少。1990年俄罗斯温室气体排放量为30.4亿吨，占全球的17%，居世界第3位。1992年，俄罗斯的二氧化碳排放物高达5.7335亿吨，而到1997年下降到3.947亿吨，仅五年时间就下降了31%。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低效能源的使用，使得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明显增加，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仍远低于1990年的水平。2001年，俄罗斯二氧化碳排放量为4.403亿吨，比1997年增加了11.6%；2004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仅相当于1990年的67.6%；2010年俄罗斯碳排放量为16.8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的5.04%，居全球第4位。俄罗斯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尚未达到1990年的水平，根据加入《京都议定书》的条件，俄罗斯2008～2012年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不超过1990年的水平。

近十多年来，俄罗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是主要的污染源。由于环保标准低和执法不严等原因，俄罗斯管道泄漏和油轮泄漏事故不断发生。据绿色和平组织2000年4月25日报道，俄罗斯石油工业每年因泄漏损耗2000万吨原油，相当于年产量的6%。天然气工业的情况也很糟糕，每年从天然气管道和天然气井泄漏到大气中的天然气有500亿立方米。据俄工业和能源部资料，每年与石油和天然气有关的污染事故就有3万～5万起。

2007年一项全球污染研究发现，在全球十大污染严重地区中，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名列全球污染最严重地区前列。俄罗斯的金属冶炼中心诺里尔斯克和武器制造基地捷尔任斯克是俄罗斯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据统计，约60%的俄罗斯人生活在对健康有害的环境中，每年有数万人死于环境污染。2012年2月9日，俄罗斯自然资源部公布了一份俄罗斯空气污染水平最严重的城市名单，共有36个城市被认为不符合生态环保标准，其中包括首都莫斯科。《俄罗斯联邦2010年环境及环境保护状况》国际数据报告显示，莫斯科废弃物排放量上涨了7%，用水量增加了1.5倍。同时被列人“最脏名单”的俄罗斯城市还有亚佐夫、巴尔瑙尔、伏尔加格勒、伏尔加河沿岸、顿河罗斯托夫、索利卡姆斯克和特维尔等。

俄罗斯由于地质勘探工作和矿藏开采对环境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超过72亿美元。2002年初，俄受到破坏的土地面积已增加到58万公顷。对各种矿床的不合理开采严重破坏了地下结构，造成大片沉陷区；对地表资源的开发破坏了地面植被，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矿产品的初加工产生大量粉尘和有害气体，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此外，随着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油气日益枯竭，必须在东西伯利亚和北冰洋大陆架开发新的油气田。开采难度加大及技术落后，使油气生产成本逐渐上升。沙特阿拉伯生产一桶石油成本仅为1美元左右，海湾国家为4美元，欧佩克国家为1～3美元，经合组织成员国为4～8美元，而俄罗斯高达15美元。随着油气田地质勘探工作向俄北部地区转移，目前新投产的许多油气田都处于永久冻土地带和高寒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资金匮乏，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这使得勘探开发技术难度加大，开采条件日益恶化。

二、俄罗斯提高能源效率的对策

（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构建节能降耗型产业体系

1.重视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产业结构变动直接决定各产业的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弹性的高低，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费量和利用效率。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降低能源和原材料部门的增长速度，严格控制高耗能产业规模。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大力发展高附加值、高效益和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增加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据俄有关专家预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采用节能技术，到2020年俄罗斯国民经济的耗能将降低45%～55%。通过不增加耗能的结构改革可以实现经济预期增长50%，采用节能技术还可以实现20%的经济增长，只有1/3的经济增长需要增加耗能来实现。俄罗斯工业节能每年潜在的经济效益达242亿美元，每年的节能潜力为3.6亿～4.3亿吨标准煤，占每年能源需求的35%～40%。

2.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

在西方国家中，技术因素在节能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日本由于资源贫乏，将节能视为保证能源供应稳定的重要支柱。日本一直在努力开发创新性高效能源技术。在过去的30年中，日本的GDP几乎翻了一番，能源效率也提高了40%。能源效率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技术进步对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作用。技术进步不仅是经济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动力，也是提高能源生产和利用效率的主要力量。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能源使用状况直接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高效率的能源生产和使用会有力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在石油开采与加工、能源消费、电力生产以及提高能效、节能、环保工艺等方面均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差距在不断拉大。丰富的能源资源成了俄罗斯落实节能政策和发展节能科技的最大阻力，对原有模式的路径依赖，忽视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随着资源的开发殆尽，俄罗斯发展模式的转型将更加困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逐步深化，资源经济的潜力已经发展到极致，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俄罗斯的必然选择。

节能减排是俄罗斯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举措能够使俄罗斯在2015年前节省5100万吨标准燃料，到2020年将节省9400万吨标准燃料。俄罗斯自2002年起开始采取一系列节能增效措施，例如，大量使用“绿色技术”，构建节能型经济发展模式；对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企业技术设备进行升级换代；利用自己的碳市场配额吸引国际游资基金投入专项生态项目；加快对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产业的升级改造，提高石油产品质量和污染物的排放指标；发展生态清洁能源及资源保护的工艺技术，保障合理生产和利用能源。然而，提升能源效率的成本也是十分惊人的，据国际金融公司估算，将俄罗斯的能源效率提升到一个令人较为满意的程度，至少要耗资3200亿美元。

（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

俄罗斯可再生能源潜力巨大，其年开发潜力达45亿吨标准燃料，且俄罗斯境内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非化石资源，尤其在俄罗斯南部地区，有丰富的水力资源、风能、地热和太阳能。目前，全俄发电总量为1.01487万亿千瓦时，但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装置与电站的总装机容量不到2200兆瓦，每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到85亿千瓦时，仅占全俄发电总量的l%。

预计俄罗斯2013年的电能消耗量为10646亿千瓦时，比2011年的实际消耗量高4.1%，比2012年的实际消耗量高2.1%。其中，居民电能消费总量预计为1464亿千瓦时，比2012年的计划量高1%。水电在俄罗斯电力供应中起到很大作用，被视为保证国家电力系统可靠性的关键因素。俄罗斯已投产的水电装机容量为49.7吉瓦，其中装机容量大于10兆瓦的水电站有85座。为了实现到2020年水电装机达60吉瓦的国家电力战略，俄罗斯国有水电公司正在加大水电开发力度。俄罗斯风电工业协会2012年4月公布的报告显示，如果俄罗斯计划中的46个风电项目都能够得到落实，其风电装机容量将超过5000兆瓦。如果俄罗斯政府能够采取适当的上网电价补贴政策，风电将在俄罗斯电力中发挥更大作用。俄罗斯发展风能最佳地区是西北、乌拉尔北部及远东地区。俄罗斯最大的库利科夫风电场于2002年投产，装机容量为5.1兆瓦。俄罗斯现有的太阳能电站全部发电能力不超过6兆瓦，且太阳能电站多集中在南部地区和远东地区。

虽然俄罗斯拥有巨大可再生能源潜力，但目前付诸实施或正在运行的项目屈指可数。阻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因素主要有：第一，过度依赖能源和原材料产业，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原有的能源产业结构；第二，可再生能源开发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领域缺乏先进技术和专业人才；第三，可再生能源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弱，尚未形成保护独立的生态清洁能源生产商利益的经济机制；第四，在政策上缺少相应的财政机制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第五，可再生能源也有缺点，如光伏发电受昼夜和季节变化影响较大，生物质发电占地面积大、效率低等；第六，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额投资，而项目投资回收较慢。

（三）政府将节能减排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能源效率是一个国家整个能源价值链决策过程的核心因素，将成为新时期国际战略竞争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能源效率须在国家战略层面给予高度关注。随着“节能减排”和“环境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资源大国俄罗斯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效率问题。据有关人士预计，2020年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将开始下降，2040年后天然气产量将开始下降。为了避免油气产量下降导致经济停滞，提升能源效率是俄罗斯解决未来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

俄罗斯大部分节能措施还处于初级阶段，节能减排实施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当前还没有做好提高能效的制度准备。自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各届领导人都提出要完善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提出了未来俄罗斯能源发展战略目标和联邦专项提高能效的项目，甚至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能效的法律法规。但这些项目和法律，由于国家监管部门体系不健全、财政拨款力度不够、公民节能与提高能效意识淡薄等原因，一直未得到贯彻执行。另外，还有很多潜在的问题，如能源价格过低、金融基础薄弱、权责划分不明确、立法程序复杂等，都会阻碍节能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俄罗斯政府在节能减排方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提高能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利于资源节约的市场机制。俄罗斯能源政策的战略重点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生态安全、能源效益和财政收入。为此，2003年8月28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通过了《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该文件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国内经济对能源的需求，降低单位GDP能耗，减少能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根据该能源战略估算，俄罗斯有能力在现有能源消费中再节省39%～47%。为了加速能源工业的发展并保障国民经济对能源的需求，俄罗斯联邦政府于2009年8月27日批准了《203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以取代《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新能源战略提出了俄罗斯燃料能源部门发展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2013～2015年）的主要任务是应对金融危机，增加能源出口；第二阶段（2015～2022年）主要任务是在发展燃料综合体基础上提高能源效率，2022年前将俄能源消耗降低到3亿当量；第三阶段（2022～2030年），将能源发展重心转向非常规能源，主要是核能和可再生能源。2030年前，俄罗斯非常规能源发电将不少于800亿～1000亿千瓦时，占全俄总电量的比例由2008年的32%增加到38%。

（四）实行能源企业的对外开放

能源企业对于俄罗斯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关系到俄能源供应安全和经济稳定，因此，俄罗斯将在坚决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对能源企业的对外开放进行审慎考量。随着经济自由化的发展，俄罗斯实行能源对外经济活动的非歧视制度，即允许俄罗斯能源公司进入国外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借鉴国外能源公司先进管理经验，获取先进能源工艺技术；在互利的条件下，吸收合理规模的外国投资进入俄罗斯能源领域，解决能源企业资金不足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俄罗斯政府提出了国有资产私有化战略，其利用外资的条件大大放宽。外国企业已经参与到俄罗斯能源企业的私有化进程中来，为俄罗斯带来先进节能技术和高新节能设备，提高了能源企业的活力和效率。

（五）积极开展国际节能合作

第2篇：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

但是，第三种自由概念的倡导者们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某种僵局：他们既想继续运用伯林的概念架构表达超出伯林视野的洞见，但又没有对伯林的理论前提做出彻底的重新审察，甚至未能对伯林思想的内在紧张提出有说服力的诠释。这不但表现在他们把伯林的洞见简单地还原为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需要，听任其表面上各不相同的论题处于经不起推敲的并行不悖的状态，而且表现在他们忽而把自己倡导的自由概念等同于伯林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忽而又把它与伯林的两种自由区分开来，自命"第三种自由"，最后又在肯定第三种自由是一种独立的自由概念的同时，仍然把它理解为消极自由，尽管是不同于伯林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在我们看来，第三种自由的倡导者们不但生硬地肢解了伯林的思想，严重地误解了自己的主张，而且遮蔽了理解自由或第三种自由概念的另一条更有前景的道路。

一

《自由的两种概念》被认为是"当代政治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单篇论文"（swift，2001，p. 51），是"我们大多数论证的分析基础"。WwW.133229.COM（shklar，1980）但人们已经认识到，价值多元论与一元论的冲突和紧张才是伯林思想的总问题，因为甚至消极自由之被称赞和被当作一种基本自由亦在于它最符合人类目的和善的竞争的多样性，我们正是通过消极自由所保护的这种自我选择，才能在不可通约的价值中确定我们的生活方式。（格雷，1999）从这个角度，伯林晚年所强调的自由与归属的平衡也许不应当简单地被理解为偏离了他最具特色的价值多元论思想，转而认同了社群主义这个"自由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莱斯诺夫，2001，第288页）而是仍然可以从价值多元论的历史主义方面以及它与价值一元论的张力获得恰当解释的。

在我们看来，伯林的自由概念的真正问题在于他对于理性主义的自律（主）理论采取了简单化的敌视态度，其根源不但在于他的两种自由的区分局限于个人选择的层次，"没有把自由看成一个需要由社会生活来说明和满足的概念…脱离了社会共同生活的脉络…从而无足以构成一套社会、政治理论"；（钱永祥，1999）而且在于他误解了自律理论与价值多元论之间的关系。他不是认为价值多元论必定排斥理性主义的自律概念，就是认为理性主义的自律必然导致他恰当地视作自我选择特别是自我创造之死敌和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之痼疾的价值一元论。正由于他把自律概念与理性主义的自我形而上学紧紧捆在一起，他既无法想象一种对社会和文化的情境保持开放的个人自律理论，也堵死了在修正理性主义的意志自由或自由意志概念的基础上保留和开辟理解自律概念，并在社会共同生活的视野中重新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整合在一起的新途径。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必须援引美国哲学家哈里o法兰克福特（harry g. frankfurt）在意志自由和自律理论方面的重要工作。

法兰克福特主张，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不在于欲望和动机，甚至不在于有没有选择的能力，而在于形成他所谓"二阶欲望"或"二阶意志"（"second -order desires" or"second -order volitions"）的独特能力或意志结构。所谓二阶欲望就是对自己的欲望（一阶欲望）的欲望，体现在这种欲望中的是反思地评价一阶欲望的能力，通过这种评价，一阶欲望就有了可欲和不可欲之分；而之所以要在二阶欲望这一通名之下强调二阶意志，则是因为前者逻辑上可以包括那种把二阶欲望的内容和取向完全等同于一阶欲望的情形。而意志自由的引入则需要肯定在经过反思评价后运用意志的力量主动地否弃一种（些）一阶欲望并选择另一种（些）一阶欲望的二阶欲望，法兰克福特把它称作二阶意志。

由此可见，与伯林把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直观地与理性和欲望的二元区分乃至于对立对应起来不同，法兰克福特把这种冲突直接植入人类意志（欲望）的二阶结构之中。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辩护一阶欲望的评价标准和尺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兰克福特的研究是一种元（meta）研究，至少在提出意志的二阶结构的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探讨这个问题，但他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坚持人的本质不在于理性而在于意志并不是要否认只有借助于他的理性能力，一个人才能对他自己的意志具有批判意识，并形成二阶意志，而且人的意志结构预设了他是一种理性存在物。（frankfurt，1971）

法兰克福特的分析哲学风格很可能会遮蔽他的理论思考与传统哲学问题的内在联系。但实际上，他的工作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意志结构的探讨，后者区分了两种意志，一种是反思的，经过慎思的意志，另一种是直接的、感性的意志。法兰克福特所谓二阶的欲望或意志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前一种意志概念的复活。（图根德哈特，2003）但是，要把法兰克福特的工作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以及第三种自由概念的内在理据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注意它与康德的自律理论的内在关联以及对这种理论的推进。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意志结构理论是笼罩在他对良善生活的目的论理解之中的，用现代政治哲学的术语来说，这种意志结构所支持的选择自由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法兰克福特对理性与意志关系的处理表明他正视了规范与价值的区分，但又把"价值归结为关于元偏好和'高层次意志'的生存论决定上"。（哈贝马斯，2003，第317页）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者们一方面凸现了所谓价值中立的选择自由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把这种选择自由植入主体间的情境中。值得强调的是，要对这种联系做出深入的阐发并为重新理解第三种自由概念铺平道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探讨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的西季维克对康德的自由意志概念的著名批评，以及罗尔斯对这种批评的重构和回应。

二

西季维克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在收录于《伦理学方法》的《康德的自由意志观念》一文中以惊人的洞察力分辨出，康德是在两种不相容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的：一方面有"善的或理性的自由"，另一方面有"中性的或道德的自由"，亦即"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这两种意义是不相容的，因为"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的行为愈合乎理性他就愈自由，我们就不能说…他是通过自由的选择不合理地行动的。"（以上引文见西季维克，第517-518页）很显然，西季维克批评的本意是要说明，康德未能在"理性的自由"与"中性的或道德的自由"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这不但在自由（意志）的概念上造成了某种混淆，而且使他的论证受制于某种不确定性，并使我们在面对康德的伦理学时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把自由与理性直接等同起来，即用"理性的自由"排除或取代"中性的自由"，并否认自由意志选择恶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也将不得不抛弃康德论证道德责任和道德非难的全部方法；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强调"中性的或道德的自由"所蕴含的选择自由，那么康德又怎样解释，既然圣人和恶棍的生活都同样是他们作为本体的自我的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作为现象的自我，他们都同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那么为什么圣人的生活表现了他的真正自我，而恶棍的生活却没有表现他的真正自我？罗尔斯在对正义即公平的康德式解释中回应的正是西季维克所提出的这后一个问题。

一方面，罗尔斯继续把康德的伦理学理解为对道德责任和道德非难的恰当说明，并认为它并不导致一种严厉命令的道德，而是导向一种互尊和自尊的伦理；另一方面，无知之幕的限制和相互冷淡的动机假设使罗尔斯有理由把原初状态看成是本体自我理解世界的一种观察点，因为，以各方在原初状态中将会承认的方式行动，显示了他们的自由对于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的独立性。从这个角度，罗尔斯在《正义论》的结束处甚至不无踌躇地宣称，原初状态的观点实际上是透视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一种永恒的视点。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永恒的视点并不是从一个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产生的观点，也不是一个超越的存在物的观点；毋宁说它是在世界之内的有理性的人们能够接受的某种思想和情感形式。"（罗尔斯，第574-575页）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罗尔斯仍然使用"本体自我"这样的表达方式，但实际上，所谓程序性解释的要旨正在于通过对实践理性的构造主义的解释，在瓦解和摒弃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现象自我与本体自我的两重世界理论的同时，保留自律和绝对命令的观念。

应当看到，无论在康德对于自律的基本要素和根本特征的描述中，还是在罗尔斯对正义即公平的理论目标和价值内涵的刻画中，都明确地使用了消极自由或否定性自由和积极自由或肯定性自由这样的术语，不但自觉地试图把两种自由结合在一起，而且努力论证了自律作为两种自由的共同基础，即本文所理解的第三种自由概念的正当性。

如果我们深入到康德的文本，就会发现存在着对自律或自主的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就是由《纯粹理性批判》提出，而且在此后的著述中得到保留的作为自发性、发动时间中新的因果系列的机能的自由概念，这种"不受任何外在必然性支配"的自由是消极自由；第二种则是《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为我们提供的独立于任何既定法则、自立法度或自律的自由概念，这是积极自由。康德指出，虽然自律起源于消极的自由概念，就是说，自律必须被归于每一个在消极意义上是自由的意志，但作为意志之特性的自律本身却是与积极的自由概念相等同的。但是康德又直接把自律与道德律等同起来，甚至于宣称"自由意志与服从道德律的意志，完全是一个东西。"（康德，第101页）基于这后一种学说容易导致"把只有由道德上的因素所推动的行为才是自由的这一观点归之于康德"，（阿利森，第137页）因此，为了解释西季维克所谓"自由地选择作善还是作恶"的自由，有的论者转而求助于康德后期作品中对于意志与任意（wille-willkür）的区分。与积极自由相应的、用来刻画自律的、能够自我立法的是意志，与消极自由相应的、作为自发性、能够发动时间中新的因果系列的是任意。积极的自律体现在自由的意志中，消极的自律则体现在自由的任意中。严格说来，体现在自由的任意中的消极的自律并不是真正的自律，而是意志的自发性。康德用"意志"和"任意"这两个术语分别刻画统一的意志能力的立法机能和执行机能，意志提供规范，而任意则按照这种规范进行选择。只有当人们相信只有一种意志机能与一类自由，才会误将自由与道德的行为等同起来。全面把握康德的这种区分的关键是要看到，一方面，自由意志不但不取消自由的任意，而且是通过人的自由的任意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自由意志是一个理性的事实，那么自由的任意则是经验的事实；另一方面，"只有存在者有了自由，亦即从肯定的角度被视为基于理性的根据而自我规定的能力（按照法则概念而行动）的那种自由，他被设想为拥有相应的偏离理性规定的能力才可能是有意义的。"（阿利森，第198页）

如果说自律是与理性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而选择是与中性的或道德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罗尔斯的康德式解释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把自律与选择联系在一起，而且把作为一个本体自我的个人选择假设为一种集体选择。在这种状态下，恶棍的原则将不会被选择，这种选择也不能表现他们真正的自我。从罗尔斯的理论目标和他采取的论证策略来看，正义即公平既不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进路，也不是一般流俗的道德学家的进路，前者试图以自由与道德律为基础重建形而上学，后者即康德所谓"通俗的道德哲学"试图通过对自由与道德律的解释，直接解决有关义务和责任的道德论争；而是社会政治哲学的进路，这种进路试图通过原初状态的设计和反思平衡的论证，确定良序社会中的社会合作的根本条件。这也是之所以罗尔斯主要是一个政治哲学家而法兰克福特主要是一个道德哲学家的差别所在。在法兰克福特提出他的意志结构理论前后，意志自由或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是当时道德哲学领域最重要的热点问题。法兰克福特通过提出他独特的意志自由理论，破除了道德责任必定以意志自由为前提的定见，并为更宏大、更有社会内涵（即前文所谓"社会共同生活的脉络"）的政治哲学研究奠定了一块不可磨灭的基石。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兰克福特的工作仍然带有元伦理学的痕迹。而从其博士论文开始就注重对规则的研究的罗尔斯则已经摆脱了元伦理学局促、琐碎的研究风格的束缚。从这个角度，法兰克福特的工作虽然极大地革新和推进了冷战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笼罩下的历史决定论、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之关系的探究层次，但如果要避免伯林思想之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简陋"、"不足"、"严重的失误"或"致命伤"。（钱永祥，1999）就仍然需要进一步把视野扩展到更宽广的社会、政治脉络中去。

三

从自由概念的角度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罗尔斯既不是从消极自由推出积极自由，也不是从积极自由推出消极自由。这是因为，罗尔斯对康德的自律概念进行了主体间性的阐释，其目标是从道德和政治自律这同一个根源推演出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哈贝马斯，2002）在这里，作为后两种自律或两种自由之根源的自律虽然仍冠之以道德之名，但它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律令体系，而是自我立法的普遍形式或形式条件，它所表达的普遍性是一种程序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种自律概念是"道德上中立的。"（阿利森，第140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有理由认为"是参与共同体自我立法实践的公民的公域自律使得私人的个人自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对个体自由的正确界定，应当是一种共同的自我立法实践的结果。"（哈贝马斯，2002，第118页）

正是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韦尔默对哈贝马斯（1990年代前）的共同体自由观（a conception of communal freedom）的批评。韦尔默敏锐地洞察到这种自由概念有拿积极自由吞没消极自由，使之失去自主性、自足价值和独立证成（justification）基础的危险。（wellmer，1991）认真说来，韦尔默是要求对消极自由进一步作出形式与内容的区分，内容（极端的情形就是在理性地划定的界限内非理性地行动）当然无法只以形式为基础，但这种区分本身也钝化了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从而可以被包容到后者的框架之内：一方面，形式本身也是一种内容，就正如程序正义也有实质性的正义内容，另一方面，正因为哈贝马斯强调的程序普遍性或自我立法的形式条件是一种"道德上中立的"道德观，它并不排斥实质性的内容，也不妨碍消极自由成为韦尔默所谓"实质性的道德原则"，只不过它再实质，也要以程序理性划定的界限为限。实际上，哈贝马斯对公域与私域之关系的讨论完全不是静态的、形式化的，而是动态的、富有规范内涵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公与私之间的这种互补关系没有任何规定性……民主过程的使命在于，不断重新明确公与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便保障所有同时表现出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的公民都能享受到同等的自由。" （哈贝马斯，2002，第118页）

戴维o米勒（miller，1991）曾经指出，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种主要的自由传统，第一种是共和主义的传统；第二种是自由派的传统，如果说在共和主义者看来，自由必须通过某种政治方式实现的话，那么，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在政治终结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的存在；第三种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传统，这种传统把自由的主要内涵理解成自律。米勒把这三种自由传统与伯林所区分的两种自由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认为马基雅维利提供了把自由主义（消极自由）和共和主义（公共参与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纽结在一起的范例，卢梭提供了把前述意义上的共和主义和理想主义（理性自律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纽结在一起的范例，而密尔提供了把前述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纽结在一起的范例。

但是，米勒根本没有探讨一种把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理想主义纽结在一起的自由概念，他也忘记指出正是其在流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声名无法与前三位比肩的康德做到了这一点，而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则是对此做出了各具特色的论证的当代政治哲学家。米勒千虑一失的原因除了他的文章写于哈贝马斯的巨著发表之前，还在于共和主义复兴运动在那时虽然走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二元对立的概念樊篱（米勒的马基雅维利图像就是由斯金纳提供的），但仍然只限于基于自由社会的稳定和自我存续的经验性论证，而没有在规范的层次上提炼出自己独特的自由概念。但是晚近以来，在佩迪特"无支配"（non- domination）的自由观的影响之下，斯金纳本人亦开始谈论所谓"第三种自由概念"。尽管佩迪特、斯金纳们与哈贝马斯的学术进路相互独立，甚至大相径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努力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彻底地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抽象对峙，从而使共和主义成为"结出果实的花朵"。唯一但并非无关宏旨的区别在于，斯金纳在提炼出第三种自由概念之后仍然把这种自由理解为消极自由，尽管是另一种消极自由；而如果在哈贝马斯那里也有所谓第三种自由概念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与消极自由（不管是哪一种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列的概念，相反，前两种自由都只有借助于第三种自由才能得到彻底根源性的说明，一方面，消极自由并不是传统自由主义所谓自然权利，诸如自由的界限、诸自由的共存等等都有待共同体自我立法的证成；另一方面，积极自由不再是工具性共和主义所理解的外在手段，而内化到了自由概念本身之中。从这一角度看，当斯金纳强调第三种自由（亦称新罗马自由）与霍布斯-伯林传统的消极自由的差别时，这种自由概念与罗尔斯所谓基本自由相类似，所体现的是对自然权利理论的超越；当斯金纳强调第三种自由仍然是一种消极自由时，他的立场似乎又与坚持私域自律（消极自由）之自我奠基的罗尔斯若合符节，所表达的是对古代共和政治、共同善政治、德性政治的警戒。而佩迪特则无论在自由概念还是民主概念（所谓商议性民主）上都呈现出与哈贝马斯的亲和性，当然，他们都是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家，他们在综合政治现代性的两个维度的同时各擅胜场，各有侧重。而最有悖谬性意义的事实莫过于，恰恰是其政治自由观体现出强烈的公民共和主义色彩的哈贝马斯是现代性的最坚定捍卫者，是彻底的现代性政治哲学家。

参考文献

阿利森，2001，《康德的自由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格雷，1999，《伯林》，昆仑出版社。

哈贝马斯，2002，《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哈贝马斯，2003，《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三联书店。

康德，1986，《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莱斯诺夫，2001，《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商务印书馆。

钱永祥，1999，《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载《读书》1999年第4期。

罗尔斯，1988，《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根德哈特，2003，《宗教和神秘主义的人类学根源》，载《求是学刊》2003年第6期。

西季维克，1993，《伦理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erlin, isaiah, 1969,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ankfurt,harry,1971，"freedom of the will and the concept of a person",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68（january 14），pp.5-20.

miller，david，1991，"introduction"of liberty，ed. by david mill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ttit，philip，1997，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clarendon press.

skinner,quentin, 2001,"a third concept of liberty",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 117, pp. 237-268.

shklar, judith ，1980，"les visages de la liberté"，ⅹⅹⅹⅰⅰe 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de genève.

第3篇：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

贯穿2015年并延至2016年初的重要经济事件之一就是油价的暴跌。油价带来的冲击造成了市场的大幅波动，新兴市场和高收益资产都苦不堪言。

2016年春末夏初，石油价格一改颓势，原油价格甚至多次在50美元附近变动，但整个夏季，油价持续上涨之后便大幅回落，涨势如虹没能持续。进入8月后，油价先是达到一个峰值，然后一度从峰值锐降了20%――原油似乎要重回熊市。

经历了8月油价低点，原油期货价格如今已有超过30%的增长。今年9月，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了4个百分点，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价格上涨了8个百分点。

10月伊始，油价一路高歌猛进。10月10日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54美元，收于每桶51.35美元，涨幅为3.09%，达到了自2015年7月15日以来的最高点。同时，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l美元，收于每桶53.14美元，涨幅为2.33%。

原油的优异表现吸引了基金经理。有数据表明，基金经理有价值4300万桶WTI原油的头寸，在10月的第一周，石油净头寸的增幅非常显著。

支撑油价的好消息来自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产油国的冻产协议。

9月28日，OPEC终于同意小幅减产。该组织在阿尔及尔就3250万3300万桶的日产量目标问题达成一致，以加速原油库存消化，实现国际原油市场再平衡。这是欧佩克八年来首次同意削减产量，这意味着OPEC实质上已经抛弃了2014年所采取的自由市场策略。

OPEC将在今年11月决定具体减产计划；减产细节由OPEC的技术性委员会决定。在“大规模原油库存无法消耗”的压力之下，欧佩克也不得不屈服，9月的阿尔及尔协议标志着欧佩克恢复了更为常规的市场管理。

华盛顿大宗商品经纪商Powerhouse执行副总裁大卫・汤普森（David Thomgson）对《财经》记者说，最近，油价有两次显著的价格反弹，都是基于希望欧佩克成员国和俄罗斯达成新的冻产协议，将产量限制在某个固定的水平，以提振油价。今年四五月的会谈以失败告终后，油价降到了新的低点。如果当前计划中的谈判未能如愿产生具有真正影响的协议，那样的话石油价格将再次承压走低。无论是靠减少产量还是靠增加消费，即使供需不平衡开始减弱，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价格可能也难以高于55美元60美元/桶的价格区间。

油价多空拉锯

在经历两年的油价暴跌后，在各种“狼来了”的限产协议噱头后，9月底，欧佩克石油产量大会在人们已不大寄希望之际，历史性的限产协议出人意料地达成了。这个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会谈后促成的决定，宣布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美国抢夺市场占有率的价格战告一段落。

在水平钻井及水力压裂等技术革新的推动下，美国迅速成为全球石油市场上一支突然崛起的生力军。美国产油量在2009年为每日490万桶，2015年6月达到960万桶的高峰。

欧佩克在面对要么接受失去市场份额，要么接受更低石油价格的艰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

油价经历了过去两年的拉锯，从每桶100多美元的高位一度急跌至26美元，到今年初开始逐步企稳回升。沙特阿拉伯作为OPEC最大的成员国，为维持原油价格，通常以减产来回应其他成员国的增产，但随着成员国的原油生产越来越多地超出OPEC配额，沙特阿拉伯最终放弃了这一做法，转而增产或维持产量。

自2014年8月以来，在低油价中勉力维持的沙特阿拉伯外汇储备蒸发了2000亿美元左右，本年度财政赤字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5%，经济增长大跌至1%。

春季以来的油价回暖让饱经金融压力的OPEC国家得以松一口气，但是基本面的现实以及油价近五年都会在中间区位徘徊的未来，都使沙特阿拉伯面临艰难的政策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沙特阿拉伯也意识到美国产油业经此一役，大浪淘沙，页岩企业积极开源节流，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纽约一位不愿具名对冲基金经理对《财经》记者说，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冻产协议与其说是为了支持油价，不如说是与现实妥协――他们无法阻止美国页岩产业的发展。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了OPEC成员国已经意识到了推高油价才是它们利益的核心所在。

如今面临的问题是，谁有能力左右原油市场？

在有“能源奥运会”之称的第23届世界能源大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支持欧佩克所采取的相关努力，普京说：“我们认为，冻结甚至减少石油生产是维持能源行业稳定的唯一途径。”

俄罗斯是非OPEC国家中最大的产油国，俄罗斯准备加合行动、采取措施限制石油产出，恰逢人们对OPEC高调宣称冻产有所怀疑之际，所以俄罗斯振臂一呼，仅仅表个态便提振了油价。

但俄罗斯并不是一言定乾坤的产油国，由于其石油储量分布的地理位置的局限，俄罗斯对石油市场无法产生根本性的巨大影响。

俄罗斯能源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宁愿冻结目前水平的石油产量，而不是削减产量。这实际上意味着俄罗斯2017年石油产量可能与2016年平齐，甚至更高。俄罗斯能源部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为止，俄罗斯10月已经生产了1120万桶石油，打破苏联解体后的最高纪录。

和俄罗斯一样，沙特阿拉伯也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油价上涨，除了高油价外，沙特阿拉伯也希望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一方面，如果冻产协议执行到位，首当其冲的将是沙特阿拉伯，但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指出的，沙特阿拉伯亟须使其经济多元化。对于这个在影响力上已经失去了对石油市场的控制权的巨头而言，沙特阿拉伯需要石油价格稳定上涨，从而逐渐向市场的重新平衡靠拢。

油价上涨不仅有利于沙特阿拉伯，也有利于OPEC。OPEC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石油产量，而OPEC产油国都受到财政压力日益增大的威胁，油价上涨更会惠及整个石油行业。近20年以来，OPEC的减产协议在促成油价止跌反弹上均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尽管冻产协议仍受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影响，但即便是口头上的意愿，也使市场愿意赋予OPEC以一定的权威。

最大的赢家可能仍是美国。事实上，始自2014年的低油价拖累原油市场，美国高成本页岩油的开采活动降温，美国原油产量下降，钻井平台数量持续减少。有数据显示，页岩油产量仅减少了50万桶/日左右，而规模较大的企业现在能够承受油价维持在每桶40美元的水平，若是60美元附近更可有利润地开采新油井。市场分析估计，如果油价达到每桶50美元左右的水平，足够让美国页岩企业获利。

艰难的供需平衡

2016年悄然发生的一个变化是，原油市场的供需基本面在快速扭转。国际能源署（IEA）称，若OPEC和俄罗斯达成协议的减产幅度足够大，则全球油市可能加速恢复供需平衡。

对石油基本面的解读，乐观者如英国石油公司（BP）的CE0鲍勃・达德利（Bob Dudley）在伊斯坦布尔的国际能源会议上表示，“石油市场差不多处于平衡状态，基本在500万桶的范围波动。”

悲观者则认为，即便是在OPEC达成冻产协议之后，石油预计也要等到明年年中、甚至更晚的时间才会实现再平衡――全球库存接近纪录水平，OPEC面临来自页岩油生产商的竞争，这些生78财经产商度过了油价暴跌的困难时期并能够在油价上涨时提高产量。

OPEC的9月原油市场报告显示，该组织在9月的日均产量增加了22万桶至3339万桶。欧佩克将2016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长预期调升至每日124万桶，维持2017年需求增长预期每日115万桶。报告将2017年全球原油供应过剩预期由先前的每日76万桶上调至每日80万桶。在非欧佩克产油国方面，报告预测称，今年独立产油国的供应减少为每日68万桶。

EIA的最新月度报告认为，OPEC的9月原油日均产量增长16万桶，达到创纪录的3364万桶。另外，由于俄罗斯等国供给增加，独立产油国9月原油供给量日均增长近50万桶。9月全球原油供给量日均增长60万桶。国际能源署认为，由于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等因素，预计今明两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长日均约为120万桶。

对石油基本面的具体走势的主流观点认为仍然供大于求，但也有部分从业者指出，现在市场上大概存在30万桶/日

40万桶/日的供给不足。

全球能源顾问公司WoodMackenzie宏观石油研究负责人的报告相对中性，该报告指出，随着需求增长和供应下降，原油市场将在2017年下半年收紧。即便OPEC没有实际的减产行动，原油市场也仍会继续平衡的进程。

舆论目前达成的共识是，重新平衡石油市场的努力异常重要，只有供需平衡，能源企业才能获得生机，风险偏好和通货再膨胀交易也能获得支持。

油价是否到了向上的关键拐点？

在OPEC冻产协议上看到沙特阿拉伯的战略转变外，市场对其具体执行仍然存疑。但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变化来自于库存的变化。

根据EIA数据，截至9月30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297.6万桶，市场预估为增加150万桶，连续五周录得下滑。美国精炼油库存连续两周下滑，降幅创四个月以来最大。

此外，美国原油进口下滑1.6%至771万桶每日，产量下降0.4%至847万桶每日。EIA预计OECD国家商业原油库存将在2017年末达到两年来的最低点。在报告中IEA指出，经合组织（OECD）8月原油库存今年3月以来首次下降，降幅为1000万桶至30.92亿桶。

不过美国石油学会（API）公布的报告则增加了不确定性。API指出，截至10月7日当周美国的原油库存增幅远超预期：原油库存增加268.9万桶，至4.709亿桶，分析师预估为增加28.6万桶。

BP的首席经济学家斯宾塞・戴尔（Spencer Dale）近日表示，相比电动汽车的影响，未来20年，不断增长的需求对原油市场的影响可能更大。电动汽车对空气质量会有很大影响，但即使这类汽车的市场渗透率了得，未来20年也不会是改变原油市场的关键力量。和电气化运输相比，燃料使用效率提高可能对原油需求的影响更大，里程计算标准和改良的发动机将对原油需求产生数倍于电气化运输的影响。这个消息的价值在于，电动汽车被认为会不断取代原油需求，从而造成更大的影响。

在技术层面上，油价重新回到暴跌通道的风险在变小，供应和需求达到更好的平衡点需要油价达到60美元/桶。

第4篇：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多元：市场社会主义；私有化；转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12012)09-0034-05

约翰·莫纳高斯(John Marangos)是希腊克里特大学政治经济系副教授，《社会经济学论坛》的总编和《经济财政学研究》的编委，他在《比较经济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杂志》、《国际社会经济学杂志》等知名杂志发表过国际发展方面的重要文章。在其专著《转型经济模式的选择》一书和《市场社会主义是转型经济的一个可行的选择吗》等文中，莫纳高斯提出了一种多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ThePluralistic Market Socialist Model)，这一模式旨在为中东欧和前苏联(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Soviet Union)国家的经济转型提出可供选择的模式。本文将对多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進行系统的阐述，并揭示它对我们的一些启示。

一、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转型替代模式

莫纳高斯提出多元的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可供选择的转型模式之一，那么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国家推行的斯大林体制为什么不可行?或者说为什么会失败?莫纳高斯认为，没有人会质疑斯大林体制在一段时期内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有力工具，尽管存在缺陷，但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不能因此混淆成绩与可行性。斯大林主义非多元的经济发展体制的特征是：“在牺牲其他经济生产部门，尤其是农业和服务业的代价下而進行的快速工业化；所有生产部门的低效率；无法推進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原材料的相对高消耗。”当这些国家粗放式增长的资源枯竭时，劳动力出现短缺，导致物质生产率降低，如果精神激励同时也失去效用，经济就必须转向集约式发展，但斯大林体制安于现状，没有改革的动力，因为它受到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的阻碍：一是在经济领域，中央计划委员会没有动力支持这种转向，因为这将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它的决策权力；经理或者工人也不会支持集约式增长的转向，因为它(集约式增长)要求取消“软预算约束”，以及从根本上改变经理和工人的职责。所以，斯大林经济结构缺乏改革的内部动力。二是在政治领域，斯大林体制导致权力和财富越来越集中于不负责任的官僚手中，他们不允许发生减少他们特权的改变。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正确路线”束缚了个体的想法和发展，把市民变成了消极和不关心政治的存在，也就是说，必要的思想多元没有能够发展起来，而没有它改革是不可能的。

可见，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崩溃有其内在依据，所以经济转型就成为必然选择。那么走什么样的转型路线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成熟市场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看来，作为对斯大林主义失败的回应，采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中东欧和前苏联避免萧条的唯一可能之路。但是莫纳高斯认为，这个观点未必准确：这些国家可能会走向另一条不同的道路，并且可能导致采取非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原因在于：一是中央统制经济的崩溃为发展以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扫清了道路。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由于在信息传播和激励方面的优势，市场是组织经济的上等形式，即使市场存在缺陷，也优于中央管理体制。但是，正如市场社会主义者辩护道，即使我们假定中央统制型社会主义的崩溃要求采用市场关系，但难道这暗含着一定要采取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吗?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为什么不可行?二是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东欧和前苏联没有吸引力。是因为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被视作斯大林主义的变体，而与此同时，把资本主义与繁荣、法治、民主和短缺的消除等联系在一起，这源于他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存在的问题。此外，根据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看法，中央统制型社会主义的崩溃不应该解释为所有平等主义预期的枯竭或者一个还没有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失败，尤其是市场社会主义，因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建议避开了所有与斯大林主义的低效率有关的任何因素。最后，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转向市场社会主义，将会利用中央统制型社会主义的成分，而不会像休克疗法那样破坏经济基础，转型的代价将会明显地低于后者。

概言之，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与社会主义的前途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市场的引入也并不意味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人们不能武断地拒斥任何社会主义试验，尤其是市场社会主义，它值得人们期待。

二、多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设想

首先来看究竟如何理解多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多元”?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涵：一是政治多元，即确保人们能有效地民主参与中央计划的制定、企业的决策等；二是经济多元，意指引入市场关系，供需各方存在多种主体；三是意识形态领域奉行“社会主义的干预主义”，提倡社会的多元。在多元精神的指导下，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构想如下。

(一)鼓励市场竞争，促進价格自由化和稳定化

第5篇：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

转型后俄罗斯高等教育经过10余年的发展，产业市场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俄罗斯教育产业市场化后，经济利益与教育质量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同时教育质量问题为转型后走上市场的俄罗斯教育行业敲响了警钟。俄罗斯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令人深思。

关键词：俄罗斯高等教育 ；教育经费；教育质量

作者简介：徐明（1964－）男，黑龙江人，俄联邦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管理科学博士后研究员，现工作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与经济管理学院。

一、俄罗斯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经费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

俄罗斯教育部与财政部的教育预算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转型后俄罗斯教育经费在各层次的投入是向高等教育倾斜的，而教育投入的多寡却取决于国家经济运行状况。俄罗斯的能源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可以从其教育经费来源上得到答案。俄罗斯政府的预算取决于收入。俄罗斯能源产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这也意味着能源经济发展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国家的总体收入，从而会影响到对教育的投入。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大增，不但拉动了国内经济，各领域的财政预算也节节攀升，教育也因此获益。近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比（%）为，1995年，教育总支出3.86%，高等教育占2.23%，1996教育总支出3.5%，高等教育占2.0%，1997年，教育总支出3.49%，高等教育占1.99%，1998年教育总支出3.44%，高等教育占2.06%，1999年教育总支出3.6%，高等教育占2.26%，2000年教育总支出3.75%，高等教育占2.28%，2001至今教育总支出均高于4%，高等教育占2.5%以上。由此可见，俄罗斯的高等教育预算与国家经济增长是成正比的，而俄罗斯国家经济的增长与能源经济的增长成正比。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石油出口。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公布的材料显示，俄罗斯整个财政预算收入的35%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工业。2003年，俄石油行业收入达718亿美元，其中石油出口收入达407亿美元，石油产品出口收入达145亿美元。也就是说，俄罗斯高等教育在获得的国家财政预算中，每100美元中就有35美元是来源于石油行业。但即便如此，每年俄罗斯有150万人中学毕业，继续读大学的是少数。这点投入远远不能满足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俄罗斯一名技术专业的大学生的教育成本每年是2200美元，而国家只能投入500美元。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的质量令人堪忧

不久前，俄罗斯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表明，有44%的家庭愿意交费使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俄罗斯的许多低收入家庭只能将收入的3.3－7.5%用于子女教育。美国家庭在这方面的教育支出是22%。这说明俄罗斯人对教育服务的支付能力尚且不足。与有限的支付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择校的边际费用支出，一些家长为使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还要额外支付数额不菲的“好处费”。这说明，尽管教育市场价格高，但消费者数量多，支付能力却较弱。在有偿教育条件下，俄罗斯的教育质量令人堪忧。整体来看，有偿教育的水平、技术保障、办学条件、教学内容与方法参差不齐。有的学校将教育作为追求收益的商业性活动，而不注重质量效益。但也有的学校却将教育质量视为办学的生命，将质量视为数量增加的必要前提基础。莫斯科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西里·茹可夫认为，只有在国家承担起经费的责任与义务的条件下，各学校才有可能全力以赴地提高教学质量，而不只是为了生存。[1]

（三）俄罗斯高校扩招问题

一直以来，俄罗斯的国立大学预算内计划招生名额都多于自费名额。而私立大学却存在计划招生名额与实际招生名额的反差。如，1995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13.55万人，而实际招收5.24万人；1998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25.07万人，而实际招生17.71万人；2000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47.06万人，而实际招生35.72万人。[2]因为目前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俄罗斯国立教育要比私立的商业性教育有威望得多。这种供需矛盾是无法用增加国立大学预算外招自费生名额的方法来解决的。（类似问题在我们中国也同样存在。试想，如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扩大自费生招收比例，不但会影响到生源质量，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这种供需矛盾的存在短期内不会得到解决。）即便俄罗斯家庭中有44%的家长肯花大钱供孩子读大学（莫斯科市占50%以上），但并非肯花钱就能进入好大学。

（四）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问题

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问题历来以久。不规范的教育市场主要表现为违反许可证制度及教育活动中的行贿受贿等方面。俄罗斯教育部曾在70个联邦主体中，对大约700所高校及其分校进行过检查。结果表明，有100多所高校在违反许可证制度的情况下经营。

俄罗斯教育部最初规定国立大学招收的自费生数量不得超过预算内学生名额的25%。但是，如果至上而下的限制国立高校的自费招生的规定，会抑制社会需求。私立学校因有办学的自主权，开设了许多管理部、法学部、会计部等。这样本应进入联邦大学腰包的钱流失了。为了重新向国立大学吸引资金，教育部决定取消原定25%的限额。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处负责人柳鲍维· 克拉夫佐娃提出，“原则上俄罗斯的高等院校可以招收70%的自费生”。[3]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能获得余下的30%预算招生的拨款。任何一位校长，尽管想赚钱，也不想铤而走险。要知道国家预算拨款对他们来说是有保障的，至于他们是否能招来足够数量的收费学生对他们来说还是未知数。这导致在高校招生过程中，行贿受贿现象的出现，主要体现在决策人决定将某人招收为公费生或自费生、录取到某学校等环节上收取贿赂。“教育寻租”之风盛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五）俄罗斯高等教育的“灰色”消费

上大学前要花一大笔钱。据社会问卷调查显示，约有36%的人花钱请家教，36%的人花钱参加各种补习班、备考班，32%的人为能被录取支付“人情”费。去年莫斯科市每个家庭用于考大学的平均支出是725美元，非莫斯科市的家庭是280美元。为考入首都内大学“人情”费要花2500～3000美元。根据高等教育经济支出统计的预测，未来80%大学生的家庭花钱上大学的费用，在俄罗斯的总支出将为年均8.8亿美元。总体上用于孩子高等职业教育的费用年均50亿美元。这其中4.2亿是“灰色”消费，它们大多进了家庭教师的腰包或用于行贿。[4]可见，俄罗斯教育市场化需要加强规模与规范化管理，以减少准大学生们在入学前就落入教育“灰色”消费的陷阱。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

（一）俄罗斯政府开始加大打击力度

对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俄罗斯早在1999年12月17日就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该法案规定，因教育服务质量破坏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有权终止学习合同并要求校方退还全部费用。随着向市场关系的过渡及收费教育的合法化，自费学生自然逐渐成为教育服务市场的消费者， 消费者有权向国家质量管理局或法院投诉。此外，“国家有偿教育服务条理法案”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出台。为避免教育市场的种种不规范行为，国家推出了统一高考制度，2004年在莫斯科已有47000多名中学应届毕业生首次参加由国家统一命题的高考，这足以说明，俄罗斯已经开始为建立与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使教育市场化向文明迈进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5]

（二）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90年代初受到市场法则变化震荡的俄罗斯教育体系已经自然走向平衡。时间使人们认识到了教育市场化的代价，认识到了无形教育资产、教育质量及教育价格的关系。教育将成为预算的间接收入款项已被俄罗斯教育界普遍认同。教育投资在现代社会是盈利事业。美国研究者及新西伯利亚科学家的分析研究所都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工作人员的25%，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多半是由他们创造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经济的贡献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居民构成中的份额。相反，教育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大约占四分之一的居民）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0%。目前，教育投资是赢利事业及教育消费是可以得到回报的意识，可以说已经普遍得到俄罗斯社会的认同。俄罗斯要加入世贸组织，教育也要入世，为此教育界曾忧患重重。[6]不过，随着市场观念的转变，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三）俄罗斯教育市场有步入良性竞争轨道的趋势

随着教育产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私立教育机构已从数量的竞争转向了质量的思考。这些机构更加重视现代化技术投入、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更多采用个性化的教学方法与管理方法，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办学体制灵活，更适应市场需求，教师的待遇普遍提高。与此同时，国立教育机构为保持竞争地位，也在利用与开发原有资源，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与管理机制。这说明俄罗斯教育市场正在步入良性竞争轨道。显而易见，俄罗斯的收费教育不但不会取消，相反，名望高的学校收费会更高。

第6篇：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

《美元大崩溃》一书中这样写到:外国央行总是认为庞大的美国经济是不可能衰退的,这一想法是“非常天真的”,因为他们被美国政府､大众传媒和华尔街联手制造的“美国一切运行良好”的假象给蒙蔽了｡其实,被蒙蔽的少之又少,缺乏的只是指出“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的小男孩｡

如果美元崩溃,拥有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怎么办?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7月26日签署命令,任命对美“强硬”人士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出任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国际有评论认为,俄罗斯已经做好与美国“决裂”的准备｡这纯粹是一则政治信息,但若将其与美元持续贬值､次贷危机恶化､“世界第一产油国”易主以及美俄对抗不断升级等关键词联系到一起解读,就很可能会得出“美元崩溃难以避免”的结论｡

促使美元崩溃的能量在持续､快速积聚

美元稳定的基础

越来越薄弱

世界各国普遍厌恶通货膨胀,像德国几乎视通货膨胀为洪水猛兽,但对美国而言却不尽然｡通货膨胀对美国有很多积极功用,可以将国际财富悄悄转移到美国,可以减轻其国际债务｡美国需要通货膨胀,但是又不希望公众与国际社会意识到通货膨胀,因此,美国在不断制造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在不断编制五花八门的理由来掩盖通货膨胀｡《美元大崩溃》一书分析,以所谓核心通货膨胀来替代一般通货膨胀,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CPI(消费者价格指数),要远低于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CPI｡剔除的原因是,食品和能源价格容易受到短期因素影响,但实际上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早已长期化｡而且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后,消费者的其他开支会相应缩减,其他商品价格因此还会下跌｡将通货膨胀归结为“成本推动”､“需求拉动”､“工资――价格螺旋上升”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等因素,有意忽略政府的蓄意行为｡实际上,美联储的货币供给扩张才是导致美国总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美联储已经成为制造持久通货膨胀的引擎｡

储蓄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线｡没有储蓄就没有资本积累,而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资本投资,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增长｡美国人原本习惯于储蓄,节俭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在没有信用卡与房屋净值贷款(房屋市价与房屋按揭额之间的差额可以作为依据用来进行新贷款)等金融产品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事实上,信用卡与房屋净值贷款等金融产品的发明,给美国经济铺就了一条走向自我毁灭的不归路｡无节制的借贷消费,使目前美国积累起约9.6万亿美元国债,如果再加上或有负债(即过去事项引起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潜在债务,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等)计算在内,美国的债务规模超过53万亿美元,人均超过17万美元｡显然,这是不可持续的｡庞大的国债和预算赤字,使美国政府总是倾向推行高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政策,这样有助于缓解国家债务与财政赤字压力｡

在巨大的债务存量上,是迅速增长的债务增量｡根据白宫预算办公室不久前公布的年中预算报告,美国联邦财政赤字2007财政年度(从10月1日计算)为1620亿美元,预计2008财年为3890亿美元,2009财年将面临更大的赤字压力,超过2004年4130亿美元的记录,达到482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由于美军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等开支未被计算在内,因此实际的赤字将会更为庞大｡布什政府原先预计在2012前消除赤字,这几乎不可能了｡与此同时,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美国各州的财政陷入紧绌状况｡根据全美州议会联合会的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美国各州财政(从7月1日计算)预算赤字累积达到400亿美元,是2008年的三倍以上｡

美国在不断制造假象

掩饰美元危机

美国政府､大众传媒和华尔街因为有着显著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因而联手制造了“美国一切运行良好”的假象｡制造假象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篡改经济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最先由政府部门,然后再经过政府发言人和金融界人士解读,最后通过大众媒体传播,为迎合政府的需要,相关信息早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美元大崩溃》一书认为,美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宣传幌子而已｡

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必须依赖经济,因此总是千方百计地延缓各种问题出现的时间,以便使这些坏消息发生在其他执政者任内｡美国的现代政治是建立在民众的高期望值基础之上的,政府已经熟练掌握了一种“技巧”,即如何将不利的经济信息转化为有利的经济信息,这样便可以取悦民众,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政府官员定期操纵经济数据,以继续维持消费者和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然而,政府的每一次暗中操纵都只会使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作为美联储,执着于制造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而且将创造通货膨胀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它打开了货币这个“潘多拉魔盒”,通过货币扩张来维持美国经济的繁荣,其结果就是以房地产泡沫取代股市泡沫｡格林斯潘在1987年~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大部分时间里,非但不采取措施吸收过剩的流动性,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流动性,从而导致在房地产与消费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泡沫｡格林斯潘的继任者伯南克萧规曹随,与格林斯潘有着同样的思维｡

华尔街又会怎么样呢?在乐观的市场情况下,华尔街会赚到更多的钱,因此华尔街积极为政府帮腔,粉饰太平,总是希望国际与国内投资者背离理性决策｡为此,制造了一系列诸如“贸易赤字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志”等似是而非的理论,搞出数不胜数的金融创新工具,误导民众借贷与投资｡次贷债券,这一“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沃伦•巴菲特语)就是华尔街金融创新的产物｡而这一“金融武器”在杀伤世界的同时,也杀伤了美国自己｡

次贷危机重创了美国信用,

也重创了美元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后,为刺激经济,美国政府出台了1.35万亿美元的减税方案､一系列的增加开支计划以及美联储大刀阔斧地降息｡这些措施虽然暂时性地扭转了经济衰退趋势,但是也催生了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破灭冲击的不只是房地产业与金融业,而且涉及广泛的消费领域｡因为房屋净值贷款早已成为诸多消费的源泉｡房屋净值的消失促使消费开支缩减,由此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阴影中｡经济衰退将进一步加剧房价的崩溃,而房价的崩溃又将恶化经济衰退,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格林斯潘慨叹:“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则更进一步指出:次贷危机“是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代的终结”｡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甚至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都介入了针对房屋建造商､贷款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与银行等众多机构在内的涉及投机､欺诈等违规行为的调查｡西方媒体报道,甚至包括金融监管在内,美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广泛的道德风险｡由于金融创新可以分散风险,放贷机构因此肆意放贷,根本不在乎借款人是否能够偿还贷款,因此有了“零文件”､“零首富”的放贷条件｡在房地产不断升值的诱惑下,在抵押贷款公司极其优惠与便利的放贷鼓励下,购房者(借款人)会故意隐藏不利于实现其目的的信息,或者是提供虚假的信息来骗取贷款｡华尔街的银行(包括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从放贷机构那里购入抵押贷款后,精心包装,以次充好,衍生成各种“有担保的债务权证”(CDO),然后再出售给各类投资者,转移风险｡信用评级机构“付钱给级,钱多级高”,众多低质高险资产得了高等级标号,以光鲜亮丽的外表呈现在债券市场上｡购买持有次贷债券的有各类银行､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等投资机构,其经理们为了眼前业绩,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很少对购买的次债进行风险对冲,使得风险暴露严重｡监管机构也存在着道德风险:次贷泡沫本身就是美联储以超低利率刺激经济而一手造成的;美联储像1998年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样,出手拯救贝尔斯登,显然会助长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美联储是个有“私人身份”的特殊的中央银行,是华尔街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倾向于华尔街的金融决策｡

虽然FBI介入了次贷调查,但如果由此推断FBI扮演着最后公正角色,那就大错特错了｡FBI的介入是保证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纠正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减弱其对美国国家利益可能造成的伤害｡国际有报道披露,美国决策层早就预料到次贷危机的爆发,并为应对这场危机做了最好的准备｡因此,美国远不是次贷危机的最大受害者,欧洲中央银行比美联储的市场注资要高得多,中国等新兴市场的股市财富“蒸发”远远超过美国｡美国借次贷危机推进美元贬值,而美元贬值是美国转嫁和化解危机的有效手段,由此所造成的通胀只要在美国人尚可承受的范围内,反而能对美国发挥积极作用｡因为美国总体上是个负债国家,通胀可以减少美国国家､机构､企业､个人的各类债务｡近来,随着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大巨型金融机构惊爆债务危机,美国政府意识到,金融投机有可能毁掉美国的金融系统,危及美国国家利益,因此SEC迅速紧急命令,强化对金融市场秩序的管理,保护包括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高盛集团及花旗银行等在内的19家重要金融机构免于遭受金融投机的冲击,并向50余名对冲基金顾问发出传票｡但相关专家认为,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与政府都曾信誓旦旦要打击石油期货恶性投机,然而国会议案旷日持久,政府则是顾左右而言他,惩戒之剑又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对金融投机的“严厉打击”肯定又是不了了之｡明眼人都知道,美国的把戏已经玩完了｡

天真的可能会塌下来

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

开始崩溃

从2001年底以来,美元指数连续96个月下跌,从112降到72以下｡美国人对美元早就缺乏信心,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投资者在海外赚取的利润都不愿换成美元;美国从政府到机构发行的各类债券,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持有,因此不断需要海外资金来填补｡1971年美国放弃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应当承担的义务,关闭了“黄金窗口”,终止了美元与黄金挂钩｡这样,美元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的购买力,而美元的购买力又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元供给的规范性｡美国出现巨额赤字,累积起天量债务,美国解决的方法不是节衣缩食,而是不断发债｡各种迹象与研究显示,美国从未认真考虑过如何清偿债务,而是不断发新债还旧债｡

当债务累积到一定数量令美国不堪重负的时候,美国就通过美元贬值的办法加以缓解｡次贷危机爆发后,是美联储而不是财政部冲在第一线;解决信贷萎缩与资金紧缺的方法,不是财政资金,而是发行货币,由此流动性增加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则由全世界承担｡美国无约束的消费开支与美联储的“不负责任”增加货币供给的经济政策,严重地损伤了美元的购买力,进一步促进美元的贬值｡《美元大崩溃》一书的作者认为,美国政府鼓吹的所谓的“强势美元政策”,犹如“大脚怪”与“尼斯湖水怪”一样,都是一个幌子｡当国际社会意识到美国“强势美元政策”只是一个“美丽谎言”的时候,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再接受美国的货币,而且他们还会用先前的储备来蜂拥购买美国生产的商品｡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即便美联储采取措施限制货币供给,商品价格也会迅速上涨｡届时,美国就会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严重衰退的深渊｡

岌岌可危的美元之崩溃

其实,美元之崩溃只差“临门一脚”｡能够扮演这关键角色的有很多经济体,且不说日本､中国等这些拥有巨额美元证券资产的国家,就连阿布扎比基金都有这个能力｡只是,顾及与美国多方面战略关系以及错综复杂的利益,这些经济体都不会轻易出手｡然而,美国一手“培植”的俄罗斯既有这样的意愿,也拥有这样的能力｡

石油美元以及石油以美元计价结算是美国金融霸权的基础,但同样也是美国霸权的最薄弱环节｡二战结束前,中东石油的2/3由英镑标价｡但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与“第三点计划”,使“美元石油”最终取代了“英镑石油”｡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出现,生成了对国际金融产生巨大影响的“石油美元”,并形成了所谓“石油美元环流”｡上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摇摇欲坠的美元及时得到了“世界第一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鼎力支持(1974年沙特宣布以后的石油交易只接受美元),通过与石油“挂钩”,还有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日本的协助,美元才继续充当“世界货币”｡“石油美元”以及“美元石油”不仅给美国带来持续的丰厚收益,而且直接支撑着美国经济的繁荣｡

但是,石油以美元计价以来,价格波动日益加剧,其原因不仅在于石油市场的供求,更主要的是石油计价货币――美元币值的起伏以及美国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在每次油价大幅波动中,西方石油类金融寡头总是赚取大头,而作为国际主要石油输出者的OPEC不仅难以获得“石油溢价”的更多好处,而且还在油价波动中不断降低国际市场份额,并遭受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有鉴于此,早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包括美国亲密盟友沙特在内的一些中东石油生产国就曾表示要增加石油出口的欧元结算部分,或将“美元石油”转换为“欧元石油”｡从2003年底到2004年初,OPEC多个政要纷纷表示:从长远看,必须将欧元代替美元作为原油的结算工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然而,慑于美国的权威,这些国家敢怒､敢言而终不敢为｡2000年11月,前伊拉克政府决定将石油交易从美元转换成欧元,后来又将100亿美元储备改为欧元｡美国经济学家随后预言:“当伊拉克在2000年底转向欧元时,萨达姆的命运就已注定”｡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算是“杀一儆百”,保住了“美元石油”｡然而,时移势易,如今挑战美国霸权的不仅有其近邻､产雪茄的古巴,更有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与伊朗,尤其是俄罗斯,越来越拥有埋葬美元的实力,而一大批中东产油国明显在持观望态度｡

苏联解体,俄罗斯破出｡俄一改先前的冷战思维,采取全面拥抱西方的策略｡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趁俄罗斯虚弱,加紧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欧盟越滚越大,北约不断东扩,在“独联体”内开花,导弹防御体系正向俄罗斯边境延伸,因“休克疗法”而陷入经济凋敝与社会矛盾凸显的俄罗斯只有忍气吞声｡而当经济走向复苏､社会实现凝聚后,俄罗斯又展现出巨人的能量｡尤其是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大大助长了俄经济实力｡进入新世纪,俄罗斯一举扭转了持续十年的经济下降,变为快速增长,八年来俄罗斯年均经济增长率近7%,2007年的GDP达到1.3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财政预算也由赤字变为盈余,黄金外汇储备从150亿美元增加到5021亿美元,对外从欠债1370亿美元到拥有250亿美元纯债权｡经济实力增强,对科研､国防的投入不断加大,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抗的本钱越来越雄厚｡

如今,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是,俄罗斯的原油产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原油出产国｡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显示,2008年一季度,俄罗斯原油日产量约为950万桶,沙特为920万桶,排名第三位的美国为510万桶,第四名的伊朗为400万桶,委内瑞拉是第十大生产国但是第五大输出国｡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直接影响欧洲的油气供给,掌握着欧洲的经济命脉｡在美国不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同时,俄罗斯也正在全力反击｡国际关系专家注意到,俄罗斯正与美国的主要敌手构筑反美同盟的迹象日益明显｡目前主要停留在政治与外交层面,但是经济与金融层面已经暗流涌动｡

俄罗斯总统6月7日公开将当前影响世界经济的金融危机直接归罪于美国的“侵略性金融政策”,并声称“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正式作用与其实际能力并不一致,这一点正是造成当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油气价格的持续上涨,给俄罗斯持续积攒挑战美国的武器弹药｡从2006年7月1日起,卢布就已实现自由兑换｡在俄庞大外汇储备中,黄金比例不断增加,美元比重持续降低,已不及欧元｡迹象显示,俄罗斯早就在做美元崩溃的准备｡2008年7月22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俄时,直接提议以卢布计价石油｡因此,依照美国与俄罗斯目前持续对峙态势,俄罗斯与伊朗､委内瑞拉联手引爆美元崩溃只是时间与时机问题｡

美元崩溃,中国将面临严峻挑战

依照《美元大崩溃》一书作者的分析,仅就内在问题不断积累,美国经济与美元崩溃迟早会发生｡这可能是突发性的,即美元突然失去储备货币地位,或出现美元挤兑;也可能是渐进式的,即美国政府成功掩盖了美元购买力不断下降的事实,由此延缓了美元崩溃的时间｡但不管是哪种形式,美国经济和美元崩溃都将不可避免地冲击全球经济,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混乱,甚至是恐慌｡未来,有了俄罗斯的“临门一脚”,美国经济与美元难以避免会出现突发性崩溃｡

美元一旦发生崩溃,可以预料的结果是:其一,全球巨额的外汇储备资金涌向美国,竭尽所能地购买美国资产｡但是,美国以防范基金的名义,已经通过了《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等相关立法,强化了对外国购买美国资产的审查和限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将巨额外汇储备转换成美国资产将十分困难｡其二,世界通货膨胀急剧而且严重恶化,黄金､资源性大宗商品价格会出现爆炸性上涨,欧元､瑞士法郎､英镑甚至卢布的汇率急速攀升,持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东亚国家的货币肯定会一败涂地,巨额外汇储备势必成废纸一堆｡其三,国际金融会剧烈动荡,国际贸易大幅萎缩,世界经济衰退不可避免｡高度依赖对外经济的东亚国家将陷入持久经济危机,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黄金储备雄厚的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实力将会进一步增长｡

自从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送给中国“Stakeholder”(利益共享者)之后,中国似乎真的扮演起美国的“利益攸关者”的角色来,在努力地与美国一同承担起大国责任,承担起纠正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承担起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责任｡在政治外交领域不便多言,就经济金融领域来说,中国明显承担着远远超出自己能力的负重｡中美之间,中国本来是债主,结果债主却一直被债奴劫持,不断被敲诈: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人民币不断升值,热钱不断肆虐,股市不断动荡,欣欣向荣的珠三角与长三角的中小企业不断倒闭――最近数字已有6.7万家……

第7篇：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仍主要是靠人力、资金、能源等资源的大量投入实现的。高投入、低产出仍是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基本特征：投资下降速度高于经济增长下降速度，物质消耗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快于产出率的增长。以 工业 企业 为例，1994～1999 年， 在俄私营工业企业工作的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比例从1994年的22.6％增加到1999年的39.9％，而同期私营企业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全部工业产量的比重从1994年的15.0％增加到1999年的29.6％，工业的产出增长速度远小于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速度。其中主要产业部门的情况亦然。从工业生产单位产品用水量来看，1997～1998年增长14％，大大超过同期工业生产增长5％的水平。此外， 整个国民经济净水的消耗增长则更快，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消耗净水量比1990年高近20％。

二 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延续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1.大大降低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不断下降：1990～1995年材料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下降近40％，工业下降近30％。1998年俄罗斯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2.0％，德国的18.0％，法国的16.0％，英国的23.0％。20世纪90年代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幅度达20％，其中各个具体工业部门下降幅度从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的13％～15％到石油加工工业的60％。而同期主要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则上升18％～36％。加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发达国家平均低80％～83％，比新兴工业化国家低3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从私营工业企业情况看，情况亦然：在1998～1999年私营工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工业的48％，却仅生产了27％～30％的工业产品，即仅相当于工业人均相对劳动生产率的0.7％～0.75％。进入新世纪初，俄劳动生产率仍仅相当于美国的15％和西欧国家的25％。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则更低，按照农业部门一个从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 计算 ，俄罗斯比西欧主要国家低93％～95％。世界主要工业强国在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之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呈稳定下降趋势。通过采取节约和合理利用能源措施，其单位国内总产值能耗下降22％，石油消耗下降近38％。而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单位国内总产值的能耗上涨了31％，工业生产上涨了39％，其中生产合成橡胶的能耗上涨了120％，黑色金属轧材上涨了110％。工业的原材料消耗量1997年上升了15％。整个国内生产的原材料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2％～2.5％（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0年第5期。）。

2.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益水平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赢利率水平不断下降：整个经济的赢利率从1993年的36.3％下降到1997年的5.4％，工业从1993年的32.0％下降到1997年的10.0％，电力工业从1993年的25.5％下降到1997年的17.3％，燃料工业从1993年的19.0％下降到1997年的14.5％，其中石油加工工业从1993年的28.6％下降到1997年的10.0％；黑色冶金工业从1993年的48.5％下降到1997年的3.0％，有色冶金业从1993 年的43.6％下降到1997年的13.3％，化学与石油化工业从1993年的38.6％下降到1997年的4.0％，机器制造与金属加工业从1993年的43.5 ％下降到1997年的9.7％。其他非主导产业情况亦然：农业从1991年的74.89％下降到1996年的60.95％，林业从1992年的28.1％下降到1996年的22.22％，轻工业从1993年的36.2％下降到1997年的－29％，食品工业从1993年的23.5％下降到1997年的7.4％，商业从1991年的255.17％下降到1996年的85.06％，计算机信息服务业从1992年的54.55％下降到1996年的32.66％， 金融 业从1991年的209.91％下降到1996年的－16.82％，饮食业从1991年的164.27％下降到1996年的115.24％（注：〔俄〕《统计 问题 》2000年第5期。）。

3.加剧了未来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处于衰退性经济危机中，由于各工业部门的生产滑坡程度不同，加之受价格因素的 影响 ，结果导致燃料动力和冶金等重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如电力工业的比重从1991年的8.6％提高到1996年的13.5％，燃料工业从12.6％提高到1996年的46.9％。与此同时，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6.8％降到1996 年的2.0％，下降了4.8个百分点。而食品工业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合计比重从18.5％下降到14.1％（注：〔俄〕《经济学家》1997年第7期。）。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对比关系进一步恶化：1991年采掘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为15.5％，1996年上升为17.7％，而加工工业则相应从84.5％下降到82.3％。从总增加值的部门结构看，农业从1991年的13.8％下降到1997年的7.15％，建筑业从1991年的84.5％下降到1997年的8.6％，工业从1991年的38.16％下降到1997年的28.07 ％，其他生产活动从1.18％下降到0.84％。全部物质生产部门占总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6.2％。

4.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转轨以来，无论俄罗斯的综合竞争力还是产业竞争力均呈不断下降趋势。从综合竞争力看，1999年俄罗斯居于世界59个主要国家最末位，次于波兰（43位）、 中国 （32位）、德国（25位）、日本（14位）、美国（2位）和新加坡（1位）；其中主要影响因子也位居落后地位；开放度（56位）、政府能力（59位）、财政能力（58位）、基础设施（58位）、工艺水平（55位）、管理能力（58位）、劳动力（25位）和组织能力（59位）（注：《统计通报》2001年第3期。）。 从产业竞争力来看，俄罗斯主要产业的竞争力均低于美国：（以工业生产增加值比较）化学工业（3.8％）、石油加工业（9.6％）、冶金工业（16.4％）、工业和 交通 机器制造业（19.9％）、加工工业（13.0％）、采掘工业（87.5％）、建材工业（47.8％），整个工业17.8％。此外，从标志制造业竞争力的机床制造业情况看，1991～1999年俄罗斯自动金属加工生产线生产的高性能产品骤降。从横向比较看，十个最大机械制造产品出口国（地区）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重：美国18.1％，德国15.9％，日本14.3％，英国7.8％，意大利7.6％，法国5.9％，荷兰4.9％， 台湾 4.8％，新加坡4.3％，瑞士2.6％，1999年俄罗斯出口数控机床仅93台，仅相当于同期世界出口总额的0.0000019％。

5.大大减少了俄罗斯实质性财富的增长

按世界银行的测算 方法 ，以货币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各国人均gdp 美 元增长速度的比较基本上消除了各国间价格和汇率变动差异的影响，因而是一种较为合理和可行的增长速度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经济转轨以来，若按本国货币计算，俄罗斯gdp总量是不断增长的，从1992 年的19.2万亿卢布增长到1998年的433.3万亿卢布，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577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127美元。但若按美元购买力平均计算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6131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4513美元。从横向比较来看，在所有转轨国家中，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人均gdp，俄罗斯也处于较低水平。以1998年为例，俄罗斯为4513美元，低于白俄罗斯5007美元、克罗地亚7349美元、捷克10056美元、匈牙利7695美元、波兰7095美元、斯洛伐克8259美元、斯洛文尼亚13497美元的水平。 此外，从转轨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权数来看，如果1997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和波兰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接近7∶1，那么到1998年它至多为3∶1（注：〔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 治疗 ——后 社会 主义转轨的 政治 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6.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

在经历了近7年衰退性转轨危机之后，1999年以来， 俄罗斯经济的主要指标均呈现了较快增长，其中gdp1999年增长3.2％，2000年增长7.6％，2001年预计增长5％。但是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脆弱，主要表现在缺少作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原动力的技术创新支持。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技术创新虽有 发展 ，但成效不够显著：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积极的企业总量和比重均很小，1998年积极创新企业仅为1218个，仅占企业总数5.6％（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1999年俄罗斯统计年鉴》，第481页。）。企业技术创新力度部门间不平衡显著，燃料、冶金和化工部门积极性最高，而建材、轻工和食品部门积极性偏低；企业技术创新中采用新工艺的比重较小，多数企业从事完善工艺的创新活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对知识产权拥有量少，至2000年下半年，获得“技术决窍”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3％；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提高不显著，2000年下半年，利润增加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9％；技术创新企业的外向化程度不高，至2000年下半年，积极创新企业中仅17％在国外实现了产品销售额增长；企业技术创新的研发能力不强，实质性创新产品在积极创新企业总产量中不超过12％；主导产业技术创新成效很差，创新产品在其售出产品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13％降为1999年的10％（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7期。）。

三 经济转轨时期俄罗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透视

（一） 历史 因素的制约：苏联时期长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苏联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曾令世人瞩目，但这种高速增长是以粗放的方式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初推行的集约化方针未取得实效：反映经济效益重要指标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从1996～1970年的平均增长6.8％下降到1976～1980年的3.2％；单位产品的物资耗用量从1970年的占54.9％提高到1980年的57.2％。这种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造成巨大的消极后果，即经济增长中存在巨大的“增长缺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其自身的内在 规律 性：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常要经历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从完全粗放到粗放为主型，再过渡到集约为主型乃至完全集约型的发展过程。上述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表明，巨大的“增长缺口”使苏联时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化，从而大大延长了经济增长方式 自然 演进的过程，也大大增加了经济转轨后俄罗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

（二）社会条件的制约：转轨时期科教水平的下降

1. 科技 进步滞后的制约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取决于科技进步：一方面经济集约经营增长的实质是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而其基础在于科技进步；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使实现经济的集约增长成为可能。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存在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只有科技达到一定新水平，并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增加投资才不会造成收益递减，经济的集约增长才会成为可能。科技投入强度大小是技术进步的直接决定因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不断减弱，用于科研领域的资金从1990年占gdp的20.3％减少到1999年占0.97％。其利用于 研究 和开发的资金下降了83％多。从人均研究开发费用看，1998年俄罗斯为61美元，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美国（794美元）、日本（715美元）、德国（511美元）（注：〔俄〕《财政》2001年第7期。）。到1999年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仅相当于越南、智利、葡萄牙和波兰的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同期的投入强度：美国（0.9％）、日本（0.61％）、法国（1.05％）、德国（0.86％）和英国（0.74％）。

2. 教育 水平下降的制约

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力量，而科技进步的主体是人，科研成果的研制、开发、推广、使用最终都要靠人来实现，因此加快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导必须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保证。“发展和发挥人的潜力，归根到底是决定经济、社会和任何一种发展成败的关键。”（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社会 科学 文献 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这不仅因为人的潜力是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 而且因为“人的素质决定科技进步的速度，决定劳动的组织和文化，决定劳动生产率”。教育水平指数概括地表明了构成每个国家技术和科学潜力基础的知识多寡和能力大小，它们是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活劳动效率和收益的基本要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衡量人的素质的主要教育和科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的专家评估，人的发展潜力指数从1992年的0.849减少到1998年的0.760；1993～1996年，某些行业工人的培训活动急剧减少：工业领域减少近半，其中机器制造工业和金属加工业减少了84.8％强，纺织工业减少了73％弱，化学工业减少了44.4％强（注：〔俄〕《统计通报》1999年第2期；《经济问题》1999年第2期。）。从经济领域中科研人员就业情况看，科研人员从1990年的280.4万减少到1996年的160万，其中从事研究及研发人员从221.6万减少到1997年的93.5万，经济领域每万人中研究及研发人员从1990年的294人减少到1997年的143人。从全俄科研人员的结构来看，研究人员从1991年占52.4％减少到1997年占48.7％，技术人员从1991年的12.0％减少到1997年的8.6％，辅助人员则从1991年的24.8％增加到1997年的26.2％，其他人员从1991年的10.8％增加到1997年的16.5％（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教育和科研的萎缩是制约转轨中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原因。

（三） 经济 体制的制约：转轨时期特有的二元体制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1.微观经济主体的“体制惰性”在转轨中尚未克服

（1） 企业 的技术创新普遍活力不强积极性不高能力不强

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许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尚不适应市场竞争的环境，普遍缺乏在经济转轨中进行创新决策的能力，俄罗斯企业领导人中愿意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仅占19.5％（注：〔俄〕《经济 问题 》2001年第7期。）； 企业领导人受计划经济体制的 影响 根深蒂固，其创新管理能力很差，习惯于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不同意经常变化的达45.4％；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多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效益差，缺少资金积累，资本市场又未完全 发展 起来，企业缺乏创新所需要的投资活力，尚难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研发能力营销能力不强，只有1／20的企业能创造符合 现代 市场要求的产品。

（2） 工业 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只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才能使技术创新取得良好绩效，从而为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至2000年下半年，被调查企业中有创新积极性的：化学和石化工业有63％、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有54％，其中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分别仅为29％和14％，小企业仅为3％（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就整体而言，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主体，即还不是创新的决策主体、投资主体、 研究 开发主体，缺乏创新动力。政府的过度保护使一些创新的企业也能够生存下来，使得来自企业内外的创新激励不足。在被调查的143家企业中有14.7％的企业创新目的是为生存，27.3％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可见，企业普遍缺乏依靠技术创新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在一些行业中，由于竞争不足，企业只要进行有限的创新，就可以较长时期地维持超额利润，存在“创新惰性”，因而企业缺乏尽快推动新一轮创新的市场压力。其结果是创新经济和替代的速度很慢，新一轮创新往往要等待较长时间。

第8篇：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理性一元；多元主义

中图分类号：D081（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2-0045-04

伯林对两种自由的详细阐释是其理论的一个最大成就，其中对积极自由的忧虑和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其基本理论立场，多元主义的自由基础是其理论旨趣所在。在伯林看来，积极自由之所以会导向奴役和强迫之路，是因为人们执着于理性一元论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联，不断缩小人们自由活动的领域造成的。消极自由则以多元主义为基础，打破了理性的魔咒，被伯林认为更加符合人性的规定，也更加接近自由的本质。

一

自由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自由的两种观念传统，一个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一贯坚持的自由，如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洛克、穆勒，法国的自由主义者贡斯当、托克维尔等所认为的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回答的是“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这个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理性主义的自由观念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回答的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用哪个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希望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推动。理性主义者卢梭、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就是它的狂热的追随者。对他们而言，自由是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也就是“做…”的自由。伯林把前一种自由称作“消极自由”，把第二种含义称作“积极自由”，并认为正是对自由的这两个概念的混淆，才使得我们很难把握自由的核心。伯林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自由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放在一起来探讨其本质，把消极自由看作是关乎人和人之问的以及私人和公共领域的疆界问题，积极自由是从自我开始，关涉的是理性主体的自主性问题。不过，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过于绝对的认为凡是强制都是坏的，不干涉都是好的，而没有认识到，“当我们试图回答‘谁统治我？’或‘谁告诉我我是什么不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不是回答‘我能够自由地做或成为什么？’这个问题时，自由的积极含义就显露出来了。”而理性主义的自由概念由于没有认识到自由与强迫和奴役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被伯林批评应对现代社会的暴政和极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两种自由的划分虽然由伯林开始被广为关注，但是自由的两种划分并不是始于伯林，无论是伯林反对的理性自由主义还是他支持的多元自由主义，此前都有过类似的表述。

作为伯林批评的靶子，康德在其著作中对自由就已经做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康德认为“自由…不受外来原因的限制，而独立的起作用”这是对自由的消极的阐明，但是他认为这一界定并未深入到自由的本质，而由此引出的对自由的积极的阐明才是最具创意的：“纯粹的并且本身实践的理性的自己立法，则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很明显，康德所注重的是积极自由的意义，既不受主体的肉体、激情、欲望、经验的支配，也不受外在的客观他律性的支配，而是服从理性制定的道德法则。因此，在康德看来，理性自主就是自由，只有人身上的理性才能从这些奴役和束缚中解放出来。此后的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等理性主义的哲学家都坚持这一自由的观念点。不过在伯林看来，积极自由之所以会导向强迫和奴役之路，正是因为理性主义执着于自由和理性一元论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也构成了西方理性主义自由的特质。

贡斯当在1819年做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之比较》的著名演讲中，将自由划分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虽然古今自由的划分并不是自贡斯当开始，早在霍布斯、休谟、孟德斯鸠、伏尔泰那里就已经论及古今自由的异同，但是贡斯当对古今自由的论述显然比前人更加系统、更加显著，也因此成为其思想的一个标签。在贡斯当看来。这两种自由一种是“古代人非常珍视的自由，第二种则是现代民族弥足珍贵的自由。”第一种自由是与权威和集体自由相容的，目标是分享社会权力。侧重于政治自由；第二种自由是与权利结合在一起的，是为了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主要针对个人自由而言。显然，贡斯当对这两种自由的区分启发了伯林，伯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通常被认为是对应于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积极自由相应于古代人的自由，是“去做…”的自由，消极自由相应于现代人的自由，是“免于…”的自由。二人虽然都认为现代人的自由或者消极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应然追求，但是对两种自由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柏林是明确站在多元主义立场上，对积极自由必然导致强迫与奴役进行了诸多分析，并旗帜鲜明的捍卫消极自由。而贡斯当并不是真正反对古代人的自由，与其说他是在阐述两种自由的冲突，倒不如说是在阐述自由和权威的冲突。因为在贡斯当看来，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明确表示，他无意贬损政治自由的价值，他要做的是努力在多元价值的基础上，把二者辩证统一起来，建立一种既可以保证私人权利又可以明确政府职责的代议制组织形式。

二

对于任何自由主义者来说，强迫和奴役都是作为自由的反面被批判的。以理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遵循自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至19世纪的哲学体系和思潮一直以来的思考框架，即在一元论的基础上，寻求能够根本解决问题的终极答案，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类本性的理性目的是相互一致的基础之上。伯林激烈抨击这种思维模式，认为正是这种一元论的思想方式导致了由雅各宾到当代各种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

积极自由如何在理性一元的基础上必然走向自由的反面，导致强制和极权，是伯林重点揭示的内容。这一内容的揭示又是从两个方面出发的。一是积极自由运用于人的内在生活，另外一个是积极自由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运用于他与他的社会中的其他成员的关系。当积极自由运用于人的内在生活，有两个方面的进路，一是向内的自我克制，二是自我实现和完全认同于某个特定原理或理想。虽然采取的形式完全相反，但目的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摆脱欲望的控制获得自我指导的独立性。前者为了摆脱外在的无法阻止的结果，成为自己疆域的主人。压缩自己的空间，通过消灭自己的欲望和自然的情感从经验的恐惧和欲望中摆脱出来。这是传统的禁欲主义者与寂灭论者斯多葛派和佛教圣人、许多宗教界和非宗教界人士惯用的自我解救之法。这种进路使人从外在的欲望和自然情感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理性圣人的存在，最后演化成一种个人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与社会的专制制度又是紧密相关的，如斯多葛与希腊民主制的衰落息息相关，十七世纪的德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然只要外在世界残酷、不公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必然会出现，实质上是通过消除或抵制欲望来实现所谓的自由。这种形式的自由，在伯林看来，“这不折不扣是一种酸葡萄学说：我没有把握得到的东西，就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他认为这种方式创造的绝不是政治自由，而是其反面，因为，暴君或者隐藏的强制者都可以为臣民设定条件，而使他们内化出来其生活方式，其结果必然是以放弃消极自由而获取的积极自由，甚至被缩到更小的空间后窒息而死。除了自我克制之外，理性主义者还会采取克服障碍的途径来获取自由，就像我们一直被教导的以这样“获得自由的惟一真正的办法就是通过批判的理性，理解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偶然的。”通过理解、体认，最后把自由活动的障碍转化成自由活动本身的一个要素。这种通过对知识的把握和学习的办法，是从斯宾诺莎到黑格尔弟子的整个启蒙的理性主义的方案。无论是神话世界、自然世界还是人类世界，都被认为是外在必然性的他律，而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分析、理解来证明规律的表现与必然的表现是一致的，并把这种必然性转化成我的本质，以便达到自我实现和不会受到挫折的目标。这就是典型的理性自由主义积极的、通过理性获得解放的方式。建立在这基础上的自由观念“不是（理想地）不受干涉的领地这样一种‘消极的’的概念，不是一个在其中我不受阻碍的空间，而是一种自我导向或自我控制概念。”在伯林看来。这种积极的，通过理性获得解放的学说在获得其社会化形式之后却成为民族主义者、威权主义者与极权主义者的信条。

通过理性自我导向实现获得积极自由的个体形式，最终都“或早或晚，注定会去考虑如何将这种自由不仅运用于人的内在生活，而且运用于他与他的社会中的其他成员的关系。”伯林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每个人都以理性的自我导向为目的，那么，从理性存在者的角度出发，所有人的目的组成了一个单一的、普遍的模式。但是由于理性发展的不充分等因素，有些人总是比其他人的理性发展的更完全，这就造成了理性与非理性或不充分理性之间的冲突，在完全理性存在者那里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势必会想着如何使其他人变得更理性，这就需要教育，使受教育者相信他们是通过服从理性者服从自己。当所有人都达到完全理性的时候，他们所服从的理性规律或者法律都是在服从自己的理性，这时候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自由人。但是，在伯林看来，教育显然是理性者对非理性者的强制，是一种家长制的专制形式，而这种形式已经远离了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因为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津津乐道的个人责任和自我完善的伦理学说已经变成了一种极权国家理论。如果允许理性、非理性和不完全理性的多元存在，那么他们之间的冲突就是可以避免的。

为了更清晰的分辨出自由的本质，伯林对积极自由的其他形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如果把人们对自由的需要与对地位和理解的需要相混淆，进而与社会自我导向的概念相混淆，那么人们就会错把对权威的屈服当作是自由的满足。被承认和理解的需要在伯林看来则是跟自由的本质没有任何的关系，一旦寡头或者独裁者满足了他们对地位的寻求的需要，就似乎是满足了他们对自由的需要，但是自由观念的本质是“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含义。都是阻止某事或某人——阻止闯入我的领地或宣称对我拥有权威的他人，或者阻止妄想、恐惧、神经症、非理性力量之类的入侵者与暴君。”积极自由的另外的一种形式就是对人民的要求。这种自由不是在特定领域内不受干扰的“消极自由”，“而是社会中所有有完全资格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些人）共享一种有权干涉每个公民生活的任何方面的公共权力”，要求的是人民和民主政府。卢梭就是这一自由观的典型的代表。19世纪前半叶的自由主义者们已经看到，这种意义上的积极自由很容易摧毁他们视之为神圣的消极自由，不管权力掌握在准的手中，无论是独裁者还是人民，都是危险的，权力越集中，危险就越大，个人的自由就越容易受到侵犯。以人民来摧毁个体主体，正是自由主义者们不能忍受的。正如穆勒所反对的，这种民主的自治政府“充其量不过似乎每个人被每个人治理的政府”而这也被称为是“多数的暴政”、“流行意见与情感”的暴政，这种多数人的暴政摧毁则会不断摧毁个人私人生活的疆域，造成对消极自由的侵害，最后通向自由的反面。

从伯林对积极自由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理性的狂妄引起的自由异化的担忧是基于对20世纪暴力统治的担心基础上的。他认为，正是这样的积极自由理念的导引，长期以来。人们在面临暴力和压迫的情况下，要么是选择退居内在城堡，要么是导致一种暴力化倾向的出现，并且成为20世纪战乱纷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

伯林在谈到积极自由带来的后果时，认为有一种信念比任何信念对个体的被屠杀负有更大的责任，这一信念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人们信奉的所有积极的价值，最终都是相互包容甚或是相互支撑的。”这一信念就是“在某个地方，在过去或未来，在神启或某个思想家的心中，在历史或科学的宣言中，或者在未腐化的善良人的单纯心灵中，存在着最终的解决之道。”这种信念之所以要对个体的被屠杀负有责任，是在于，它要求个体为社会的自由牺牲自己。而这种信念就是理性自我导向的结果，理性主义正是要解开所有谜团、化解所有的矛盾，最后找到一种唯一的、合理的存在。批评了理性主义者们的狂妄之后，伯林主张我们应该返回到经验观察与日常人类知识这两种日常根源之中。基于这样的根源，“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他目的之牺牲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目的是多样的，而且从原则上说它们并不是完全相容的，任何一种要解决这样冲突状态的做法都是以牺牲我们的自由为代价的。因此，伯林认为无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社会生活中，冲突与悲剧的可能性便不可能完全消除，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家所设想的那个完全整体和谐的理想世界是永远也不可能存在的。

由于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一元论立场最终导致强迫与奴役。因此伯林努力要做的就是打破积极自由的一元基础，在多元主义的基础上论证消极自由的合理性。多元主义即意味着多种选择的可能，由于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其合理的价值，因此没有任何一种价值是唯一的、支配性的，一个民族或是个人要想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必须在自由与其他价值，如平等、公正、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等多种价值放在一起进行衡量。所以，自由虽然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在多元主义面前，个人自由，即使在最开明的社会里，也不是社会行为惟一、甚至是支配性的标准。这既是多元主义自由观的要求，也是自由的应有之意。不过，自由主义者不得不面对一个自由主义的难题，正如有些思想家批评的：如果自由主义者否认一种或者复合的价值具有理性的和道德的权威，那么任何一种价值都没有比与之相冲突的任何其他价值更强的要求，但是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总是认为自由的价值应当压倒非自由主义的价值。那么接下来，自由主义者必须面对的就是：如果承认自由的价值在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具有优先性，其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就是与其强烈反对的一元论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如果不主张自由的价值优先，又等于是抛弃了自由主义。伯林也注意到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他虽然认为自由是崇高的价值，但却不可能是任何社会的唯一的、甚至是最主要的标准，而是必须把对平等、民主、公正、幸福的要求和对自由的要求放在一起，看作是人的基本特征。这些价值是不可公度的。它们的冲突是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从人的现实生活经验出发，人们既不可能拥有这一切，也不可能在这些价值观念的冲突中找到最终的确定的答案，而是存在多种正确的价值选择。所以我们要拥有如其所愿的选择其生活的自由，就必须以价值多元为前提，否则就会陷入价值一元论或者对单一标准的信仰。伯林在论述多元主义的同时，又没有放弃其自由主义的立场，恰恰是以多元主义来说明白由，正如他表达的：“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含的‘消极的’自由标准。在我看来，比那些在纪律严明的威权式结构中寻求阶级、人民或整个人类的‘积极的’自我控制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显得更真实也更人道。”多元主义是真实的，在于它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人类的目标是多样的，他们并不都是可公度的，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多元主义是更人道的，因为它并未像理性主义者们那样，为了某种抽象的体系，来剥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第9篇：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10月21日，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在出席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研讨会时，一改数日前的轻松态度，公开警示国际热钱正持续、大规模地流入香港市场，他说：“我很担忧资金持续流入本港，这会对资产价格构成压力。”

迄今没有人知道陈德霖突然改口的原因是什么，但有―件事情可以肯定――在香港金管局所在的国际金融中心(IFC)，有人就在陈元准备驻扎。他是“金融大鳄”、量子基金的创始人索罗斯。

国际金融中心的二期工程是迄今香港最高的建筑。在其35层的电梯拐角处，有片被白色木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办公区。据知情者称。它面积约40O平方米，因为仍在施工中，该单位的具体信息不详。仅在电梯旁的指示牌上标着“SFMHKManagementLimited”。而这就是市场热传在11月开幕的索罗斯香港办公室。

索罗斯留给香港人的是一种惨痛回忆。13年，他一手发起的亚洲金融风暴，先后摧毁了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的货币汇率体系，在东南亚和韩国引发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98年夏天，在横扫东南亚后，索罗斯将目光投向了香港。索罗斯带着对冲基金开始了对港币长达十几个月的持续进攻，但在香港金管局的抵抗下。四次进攻均未摧毁港元。

如今，索罗斯两度出手香港，意欲何为?

放了一个烟幕弹

“很高兴地说，我已经退休了。”香港民众清楚记得，今年2月份访港的索罗斯如此回应关于其未来投资的提问。但这其实是索罗斯放的烟幕弹。就在同一周，量子基金的两名纽约基金经理戴霁昕和JamesChang也抵港开始了建立香港办公室的实地考察。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提供的信息显示，3月24日，总部位于纽约、由索罗斯担任主席的索罗斯基金管理机构(SorosFtmdManagementLLC)以l港元的注册资本在香港开设公司。而在其9月30日的股份申请表上，在香港公司总共4000万+1港元的股款总额中，索罗斯的纽约母公司获分配3500万份股份，即3500万港元。据香港市场人士分析，索罗斯此次带来的资金约为80亿至90亿美元，占其基金规模的三分之一。

有消息称，索罗斯两个儿子、现任索罗斯基金副主席的乔纳斯・索罗斯(JonathanSoros)及罗伯特-索罗斯(Robert Soros)在11月香港办公室开业时赴港主持，但索罗斯本人尚未确定会现身。

几个月来，索罗斯频频在各大国际论坛上放言，鼓吹中国应响应来自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呼吁，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加快升值。他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容忍10％的人民币升值幅度，以帮助平息愈演愈烈的汇率战担忧。9月份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约2.5％(截至10月2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换6.6555元人民币)。

专门从事外汇对冲的香港汇策金融市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虞堂笙认为：“索罗斯应会把握当前资金泛滥和不断升值的人民币机会。”

很多人相信索罗斯基金来港是为了更有效地把握亚洲，尤其是中国内地的投资机会。期间有消息人士指出，包括日本在内，索罗斯基金坐拥亚洲资产规模高达80亿至100亿美元，而其基金的目前整体规模约260亿至270亿美元，亚洲资产占总规模的约三分之一。

此外，善于期货操作的索罗斯基金亦会从事固定收益产品的交易。有曾接触该基金的证券界人士指出，索罗斯对人民币产品十分感兴趣，甚至已持有一定数目的人民币，准备随时投资人民币产品。

眼下，人民币远期价格与现汇价的差距正在拉开。在香港的非银行间市场，大宗人民币交易汇价已远高于香港银行向机构投资者提供的价格。即使香港银行间的人民币汇价，也比境内官方的汇价高出许多。有市场人士透露，人民币在香港的离岸汇率与在内地的官方汇价之间的差距近期相差约2％，差距达到1000个基点以上。即1美元兑换6.6455元人民币。

于是有观点认为，与其说索罗斯是看好内地市场，还不如说他和其他国际热钱一样，是在豪赌人民币升值。

上述观点的逻辑是，香港市场特点是存在联汇制而且流动性非常庞大，因此索罗斯即使把所有的亚洲美元资产投人，市场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但如果这部分资金有部分流向人民币则不同。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交易平台，但是目前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充其量不足1500亿元(金管局官方数据披露在8月底是1300亿元)，大型国际对冲基金如果借助银行的杠杆作用，只需要较少的资金便可以将远期不交收人民币合约价格推高。

在货币市场进行豪赌的同时，索罗斯这样的全球对冲基金可以用美元换成的港币买人与人民币资产相关的H殴。等到人民币升至其预期目标时，便可反向操作，在卖出人民币换回美元资产同时，在股市上抛售H股锁定利润，即可同时锁住货币升值收益与股市回报。

早就出手买股

“对冲基金喜欢短时间内沽空，在最短时间里赚最多的钱。”考察过索罗斯既往做法以及国家目前收紧银根、打击房地产政策的英皇证券资料研究部副总裁林建华认为，索罗斯可能已经提前收到一些消息，比如有关消费税和房贷政策的调整，并早已提前布局。

索罗斯此次的“东征”亚洲之路始于去年，当时内地和港股市场上多次出现索罗斯旗下基金的身影，范围涵盖新股、二级市场，行业亦横跨金融、地产、航空及医药等。当中最炙手可热的是正在香港招股的四环医药。据称，获索罗斯旗下量子基金斥资4000万美元成为四环制药的基础投资者，这种设有禁售期的投资对于对冲基金来说是相当罕见。

索罗斯在港买新股并非首次，去年年底龙湖地产和民生银行在香港上市时，均传出他有出手吸货的消息。

在二级市场方面，今年5月初阿里巴巴行政总裁卫哲曾于股东会上透露，索罗斯于去年第三季度购买了阿里巴巴的股份，成为其流通股的第三大股东，但未有进一步披露索罗斯是否仍持有阿里巴巴股份。

除上述消息获得一定的证实外，市场亦不时传出与索罗斯相关的买盘，例如7月份曾有内地传媒报道索罗斯入股中国淀粉(03838)。

至于内地A股市场，一直有传索罗斯正在建仓，但公开资料很少，只有已被平安保险(02318)收购的深圳发展银行(SZ.000001)曾于首季报披露，索罗斯基金今年2月3日到该行考察，包括其深圳、上海分行，谈论内容包括营运情况及发展战略。

“索罗斯可以通过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购买中国境内交易的股票和证券(QDH)额度，以及向有额度的外资券商借额度直接投资A 股，但这些只是法律层面的呆板做法。事实上，其进入内地市场的做法有多种，比如透过内地的基金去购买A股，而不一定遵循上述两种合法途径。”林建华表示，“内地有一些基金经理通过收留一些客户的钱投资A股基金，也可能基金经理是他的‘马仔’去买进。”索罗斯很大可能一边买进，一边沽空。林建华认为这亦是索罗斯的惯用手法。

申银万国分析师单诚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表面上的现象并不代表索罗斯基金内部的行动，索罗斯的出现跟相关股指期货出台时间总是很吻合，但等有证据出来之后，索罗斯很可能已经藉此赚到钱了。索罗斯曾向香港特首曾荫权坦承，亚洲金融风暴时，自己旗下基金亦是做空港股的―个基金，但除了为其工作的人员，其他人往往难以知道其动作。正如当年沽空英镑，索罗斯悄悄地来了，等众人察觉时其已经抽身数钱了。

更多的“索罗斯”

从今年年初以来，海外金融机构在香港的活动明显增多，比如聘请交易员、销售等，而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是在港券商的人员招聘变得困难。索罗斯基金的行动或许只属于热钱涌向中国的一部分。

据称，除了索罗斯基金计划今年在北京设立常设机构之外，加快在港或京、沪布局的还有富达基金、英国最大对冲基金之一的GLGPartners等国际大型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

近来，由于发达国家市场的监管者加强了对国内对冲基金的监控，这些基金势将更多地迁移至新加坡和香港。分析人士认为，这将加快人才和外资流入这亚洲两大金融中心的速度。眼下，资产管理公司正关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强劲的经济成长。

行业统计显示，未来两年内。不包括日本的亚洲基金资产料将增长70％。超过50％的全球基金资产增速。

对冲基金管理公司ManInvestments的亚太地区董事总经理蒂姆・瑞斯福德表示，对新兴市场关注度的日益提升，也在推动对冲基金转移至亚洲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诚然，监管措施对对冲基金的业务选址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我确实认为，除了监管环境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基金将一如既往地紧密追随全球的资本流动。”蒂姆・瑞斯福德说。此外，他还认为，对冲基金正寻求对亚洲的冒险，其动力来自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的发展，以及亚洲货币对于全球贸易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那道看不见的资本管制墙能否挡住境外热钱的汹涌流入，是中国外管局最大的忧虑之一。从2月份起，外管局就在13个外汇业务量较大的省(市)组织开展了应对和打击“热钱”专项行动，近期又进一步加强了对热钱的管控，但最近股市的井喷加剧了市场人士对海外热钱暗中操作的担忧。

香港目前的房屋价格与居民的比值已经达到10.8倍，接近1998年危机前11.3倍的最高水平。恒生指数也创下了两年来新高，天量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