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可以说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经济周期影响国际贸易;二是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相互影响。那么,国际贸易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周期实质上是经济周期的反映。这里所说的经济周期,既包含个体国家经济周期,也包含世界经济周期。一个完整的国际贸易周期分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波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规律,经济运行顺畅了,对外贸易也就不成问题。事实上,经济周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存在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经济依存度、经济结构的差异等原因的存在,导致国际贸易周期和经济周期也可能不尽相同。

二、国际贸易周期与贸易政策周期

从本质上讲,每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都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传统的外贸政策主要有两种:即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就是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障碍、各种特权和优待,使商品自由进出口,服务贸易自由经营。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对贸易活动不加或少加干预,任凭商品、服务等要素在国内外市场公平、自由的竞争。反之,保护贸易政策则指国家利用各种措施对进口和经营领域及范围进行干预、限制,保护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在本国市场上免受他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并对本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给予优待或补贴。西方国家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效果,提高贸易各国的福利水平,自由贸易政策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自由贸易是他们的贸易政策取向。从长期趋势来看,多边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越来越多,促使贸易政策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短期看,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在经济衰退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而实行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只有当经济运行处于周期的扩张阶段时,贸易保护的政策才有可能放松。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的存在,各贸易国的保护主义仅仅是对贸易自由化的阶段性冲击,而不能中断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三、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政策周期

第2篇：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一、引言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成为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从营运资金管理方面的文献看，多数以资金周转速度作为效率衡量依据，这一指标虽然能总体衡量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水平，但却无法分别从应收款、存货和应付款不同层次来分别考察各种因素对资金周转的影响；从宏观和中观因素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还存在各地区之间市场化程度不一致的情况；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宏观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中央政府会不时调节货币政策以应对，这些都将对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通过研究货币政策变迁和区域市场化程度变动，能够比较全面地衡量国家宏观金融政策以及区域经济体制变革对微观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为此本文分五??部分：文献回顾、理论研究和假设提出、研究设计和研究结果，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早期对营运资本管理绩效进行的评价多采用流动资产周转期指标以及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等流动资产内部结构指标。Gilman[ 1 ]将现金周期定义为从采购开始的现金支出到最终产品销售收回现金的净时间间隔。辜玉璞[ 2 ]对现金周期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两者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的结论。由于我国实施渐进式的改革，造成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不同地区的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采取的融资策略、销售策略等就会存在差异，导致营运资金周转期的不同。金煜等[ 3 ]研究发现，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份民营经济比较活跃，而这又反过来促使政府进一步采取市场化、放松管制和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民营企业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经营环境更好，而民营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相对较高，使得整个地区的现金周期相对较短。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有重大影响。于则[ 4 ]发现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对于货币政策的反应与全国水平的平均反应接近，东部地区反应十分强烈，京津冀地区对于货币政策反应轻微，西部地区对于货币政策反应持续时间较短。我国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在缓慢改变，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能随之变动。林仁文和杨熠[ 5 ]发现在市场化改革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政策目标，最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会有所不同。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于现金周期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财务管理策略对现金周期的影响，而从宏观经济政策和中观区域因素进行分析相对比较少，这就使现金周期的影响研究局限于企业内部因素，未能拓展研究视阈。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财务学的基本理论，企业存货周转周期的公式计算如下：

T1=■ （1）

企业应收账款周转周期的公式计算如下：

T2=■ （2）

企业应付账款周转周期的公式计算如下：

T3=■ （3）

企业现金周期=T1+T2-T3 （4）

上述公式中：T1为存货平均周转期，T2为应收账款周转期，T3为应付账款周转期；A1为年存货平均余额，A2为年应收账款平均余额，A3为应付账款平均余额；C为赊销总额，CS为年销货成本总额，Cd为赊购商品和劳务应该支付的金额。

市场化进程对现金周期的影响有多个维度，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地方政府干预与现金周期

在一个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政府对微观企业的经营行为干预比较少，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安排采购、生产和销售，使生产经营过程顺畅，减少存货在仓库和生产环节的滞留。这样就会降低企业存货水平，减少存货周转期。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企业就难以对市场需求进行有效评估，导致销售收入C降低，延长应收账款周转期。因此企业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越高，存货和应收账款周转速度越快。

从供应商角度看，政府干预越严重，市场销售越不通畅，供应商需要强化商业信用的使用，增加了企业年应付账款平均余额A3。另外，由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一些企业不能正常获得商业信贷支持，需要从商业信用中获得融资，这些都会使市场化低的区域应付账款增加。因此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应付账款周转期越长。

（二）产品要素市场发育与现金周期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运作效率高，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生产要素流动速度慢，导致企业库存A1增加，延长存货周转期越多。从应收账款方面看，产品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越低，企业对市场越难适应，销售收入C降低[ 6 ]，导致应收账款周转期延长。

产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同样会影响应付账款的周转期。当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时，供应商销售渠道通畅，对赊销方式依靠程度降低，导致企业应付账款平均余额下降。另外随着产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销售收入增加，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要素需求量增多，赊购商品和劳务应该支付的金额Cd增加。综上，产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应付账款周转期越短。

（三）区域法律环境与现金周期

影响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律制度环境，这方面的情况在各地很不平衡。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法治水平较高，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法律环境较差，各种权利保护制度不完善，无法有效解决利益双方出现的利益冲突。具体地，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惩罚机制，应收款难以收回，企业的应收账款A2和应付账款A3增加；同时法律制度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成本较高，阻碍了交易的顺利进行，增加了存货在企业的储存时间。总的来说，法律制度越完善，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越短。

（四）中介组织发育与现金周期

市场中介组织的作用主要是服务、沟通和监督，在不同地区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很不平衡。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中介组织门类多、数量大、质量高，发育程度高。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中介组织体系不完善，发育程度低。中介组织发育程度高使得供应链中的供应信息和需求信息及时被企业了解，有助于提高产品销售量，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导致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越短。

综上所述，从市场化进程的构成要素政府干预、产品要素市场发育、区域法律环境和中介组织发育对现金周期组成部分影响的分析可知，市场化程度越高，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越短。

（五）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现金周期的整体影响

设销货成本总额CS=kC，Cd=hC。现金周期公式如下：

企业现金周期=T1+T2-T3=■+■-■=365■

市场化程度提高，销量增加，假设销售收入增加？驻0，销货成本增加k？驻0，赊购商品和劳务应该支付的金额增加h？驻0，存货平均余额减少k？驻1，应收账款减少？驻2，应付账款减少？驻3，则：

企业现金周期=365■

（5）

上述公式中khC0，则（hA1+khA2-kA3）-（h？驻1+kh？驻2-k？驻3）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当企业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时，现金周期较短。

（六）货币政策、市场化进程与现金周期

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一般包括利率传导机制和信贷传导机制[ 7 ]，本文从两个方面分别展开分析。

1.货币政策与现金周期

首先，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引致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而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又会引致利率的上升。当利率水平提高时：一方面，会降低居民消费，产品销售困难，库存积压；另一方面，如果贷款利率提高，企业贷款成本增加，企业就会相应减少从银行获得贷款，转向商业信用，企业间应收账款的使用和应付账款提供就会增加，引起周转期的延长。总的来说，随着紧缩货币政策，流动性收紧、库存增加，销售前景不确定性加剧，融资渠道不断收窄，再融资风险不断加剧，导致企业资金的运转出现问题，周期延长。

其次，当中央银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减少货币发行量，会降低信贷投放，导致企业流动资金全面紧张，资金的机会成本也大幅提高。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的短期融资方式，对银行信用具有替代作用[ 8-9 ]，鉴于交易双方的合作关系，供应商会主动或被动地提供商业信用。企业骤然加大对商业信用的使用力度，可能会造成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资金混乱，加剧流动资金的供求紧张状况。甚至出现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造成产品积压，企业资金周转缓慢。此外，货币政策紧缩，企业销售风险加大，产品滞销，也难以偿还供应商的账款。综上所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均会延长。但是应收账款和存货所占的比重大于应付账款所占的比重，因而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存货周转期变化程度也就大于应付账款周转期变化程度，即现金周期延长。

2.不同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与现金周期关系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而不在于货币政策本身，因此，除了银行和企业等主体行为外，法律制度、信用和政府政策行为等环境因素也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王东明和黄飞鸣[ 10 ]研究发现在我国法治环境、制度与诚信环境以及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呈正相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一直在提高，但是由于受政府梯度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进程不一致，导致不同地区的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参与经济体制变迁的市场激励程度不同，因此政府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干预程度存在不同，成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一个诱因[ 11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经济体制也相对完善，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迅速作出理性反应，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更为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企业所处环境较差，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到一定的阻碍。因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货币政策有效性较低，货币政策对现金周期的影响要低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现金周期延长；

H3：相比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期现金周期延长幅度较大。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选择了2008―2015年的财务数据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CSMAR、WIND数据库。为保障分析的科学有效性，笔者对数据进行了如下整理：（1）剔除了ST、PT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了样本中的极值，如现金周期大于1 000天的?稻荩?并对样本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3）剔除了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样本；（4）剔除了数据不完整的公司样本。本文数据统计和分析所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Stata12.0和Excel2007。

（二）变量定义

1.现金周期（CCC）

现金周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

2.区域市场化（INDEX）

本文借用樊纲等[ 12 ]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index）度量各省市场化程度。

3.货币政策（POLICY）

本文借鉴靳庆鲁等[ 13 ]的研究方法，采用年度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同比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

本文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定

针对假设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CCC=？茁0+？茁1INDEX+？茁2POLICY+ ？茁3STATE+？茁4CGDP+

？茁5LEV + ？茁6SIZE + ？茁7GROWTH + ？茁8SC + ？茁9QR + ？茁10ROA+

？茁11NAGR+？茁12CAT+？茁13PTG+？茁14BPG+？茁15IND+？着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全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可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整体现金周期均值为130.36天，最小值为-57.09天，最大值为672.65天，说明企业间现金周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控制变量中，资产净利率均值为5.99%，说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平均净资产利润率较低。销售增长率平均值为17.22%，说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销售增长率总体较高。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3是货币政策、区域市场化对现金周期影响的回归结果。从全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变量的系数为-0.077，t值为-7.78，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设1；货币政策变量的系数为 -0.037，t值为-3.78，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验证了假设2。

从表3中子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货币政策与现金周期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市场化程度低的样本货币政策与现金周期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显著性水平低于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且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系数绝对值0.047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样本系数绝对值0.033，验证了假设3，即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现金周期延长，相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企业现金周期变化较小。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1）对于区域市场化指数指标，参照徐承红等[ 14 ]的研究方法，利用樊纲等[ 12 ]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度量各省市场化程度，将每年排名前10位的省份定义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其他省份定义为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设置虚拟变量market，当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market等于1，否则等于0。回归结果与表3基本一致。（2）对于货币政策指标，参照靳庆鲁[ 13 ]的研究使用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1）来衡量。回归结果与表3中所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版面所限，不再列示。

第3篇：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经济周期是资本市场走势的锚，但不仅是现在，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趋势变弱，甚至2014年资本市场牛市与经济周期走势反向。市场的关键矛盾在于经济企稳、“商品金融定价”与金融去杠杆间的博弈。

此前，债券与PPI走势历史上出现过三次背离，分别是2007年11月、2009年11月和2013年9月。其中两次债市与商品同涨期间，从股票市场行业表现来看，农林牧渔、计算机与医药生物都取得了不错的相对收益，而非银金融和房地产则表现不佳。

短时间的政策收紧，可能会导致债券与价格指数阶段性背离。2009年11月，债券走势与价格产生明显的背离。受到“四万亿”财政支出刺激与配套信贷投放的滞后影响，国债利率从2008年12月份见底，随后PPI价格从2009年7月左右开始回升，同比增速趋势性上升到2010年5月，随后高位震荡到2011年7月份。

以社会融资增速6个月移动均值来看，货币宽松周期已经在2016年6月份结束。9月份房地产市场行政调控增加了经济周期下行预期，经济在未来1-2个季度环比走弱是大概率事件。从宏观周期的货币、生产、价格、利润与库存的周期传导路径来看，目前已经走到价格与利润的区间，PPI价格环比见顶的时间可能在四季度，同比见顶的时间在2017年一季度。

未来财政发力空间也不大。在年初财政预算赤字预算约束下，当前财政支出增速越高，市场预期随后的财政收紧概率越大。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行与相对实体经济宽松的货币流动性，导致市场配置资金被动向债市倾斜，这是当前债券市场运行的逻辑。

流动性充裕下的金融定价放大了黑色产业链供给侧改革下的低库存弹性。货币政策滞后，经济走势企稳、低库存与楼市行政调控溢出的流动性把商品价格走势的后周期属性演绎的淋漓尽致。尽管价格涨幅较大，但供给侧改革与产能限制，使得黑色与有色的库存仍处在较低的水平。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冶炼、煤炭开采几个行业的库存甚至处于本轮库存调整水平的低。

债券市场与黑色平衡走势一定会被打破，来源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短期监管的政策的偏移。如果收紧狭义流动性，可能导致两者出现同涨同跌，但债市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其次，关注财政的发力状况，这可能是导致天平倾斜的另一个原因。从数据来看，财政支出增速从2009年2月份的35%下降到7月份的15%之后，2010年重新回到40%左右的位置，与此同时，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这导致资金价格重新向价格指数靠拢。

第4篇：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巴塞尔银行委员会（BCBS）提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思路，用以防范由金融体系顺周期行为而造成的系统性风险。本文从我国中央银行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出发，采用面板模型及主成分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途径及货币政策变动对银行经营稳健性的影响，进而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银行经营稳健性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刺激了巴塞尔委员会加快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防范的研究，2010年BaselⅢ和《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公布，为各国监管机构制定本国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提供了借鉴。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对银行经营行为及发展规划具有重大影响，对维护金融稳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宏观审慎监管理论基础及国内外实践经验

（一）宏观审慎监管目标及工具

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将宏观审慎监管目标概括为一个多层次概念，包括最终目标、直接目标和操作目标。最终目标指维护金融稳定。直接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缓解金融周期波动，避免金融失衡。操作目标从截面维度分析，是处理金融机构间共有且相关的风险，防止风险在系统内的传播；从时间维度分析，即为克服顺周期性问题，提升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衰退以及其他负面冲击的恢复能力。巴塞尔监管委员会将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归纳为以下五项：一是逆周期资本要求，规定金融机构在经济扩张期增加资本，以弥补经济衰退期对资本需求的增加。二是动态损失拨备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在经济扩张期增加拨备计提，以弥补经济衰退期的损失。三是资本防护缓冲，要求银行需要计提除法定资本充足率外，额外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以减缓经济扩张期信贷的过度增长和吸收经济衰退期的不良资产。四是杠杆率控制，规定设置最低杠杆率，以防止在经济上行期银行盲目扩大信贷规模。五是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银行流动性资产比例。

（二）国外实践经验借鉴

一是设立宏观审慎监管机构。英国明确英格兰银行为宏观审慎监管机构，欧盟由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美国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由美联储担任。二是扩大宏观审慎监管范围。将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金融机构、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及信用评级机构纳入监管，提升信息透明度。三是提高金融监管标准。BaselⅢ提高一级资本充足率至6%，并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计提1%的附加资本；针对顺周期性问题，要求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及2.5%以内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四是加强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英国消费者保护和市场署以及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成立，均是为了增强金融市场信心，避免恐慌事件的发生。

二、构建我国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宏观审慎监管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即“熨平”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抑制银行顺周期行为；二是截面维度，指限制银行间的风险传染。本文主要研究时间维度上的宏观审慎监管，即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机制问题。

（一）必要性研究

1.实证检验。本文借鉴（冯科等，2012）对顺周期性检验采用的向量自回归和格兰杰检验方法，验证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信贷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双向因果关系。统计数据使用1998-2015年各项贷款余额（DEBT）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度数据，为避免异方差，对两个时间序列取其对数，数据来源于wind统计数据库。首先对两组数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基于ADF单位根检验分析数据序列的平稳性，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对数序列（LGDP）和信贷规模对数序列（LDEBT）为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后都是平稳序列，排除了存在“伪回归”的情况。基于赤池信息量准则（AIC），选择滞后阶数为5。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GDP与LDEBT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说明国内生产总值与信贷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对国内生产总值和信贷规模对数两个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假设“不是LDEBT的Granger原因”和假设“LDEBT不是LGDP的Granger原因”都被拒绝，国内生产总值与信贷规模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

因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故两个序列之间可以建立VAR模型。根据AR检验结果，所有单位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都位于单位圆内，模型是稳定的。在此情况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研究国内生产总值与信贷规模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给定GDP一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对信贷的长期趋势是正向的，具体来讲，第1期负向冲击，从第2期开始冲击向正向扭转，至第4期（即下一年度）起冲击转为正向。给定信贷投放一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对GDP的冲击一直为正向，这一冲击具有显著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实证结果证明1998-2015年期间，我国金融系统存在顺周期效应①，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具有必要性。

2.结果分析。1998年中央银行正式取消贷款限额管理，对信贷规模由指令性计划转为指导性规划，实现了货币政策调控从直接向间接转变，银行信贷的自主性和市场化程度加强，顺周期行为随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愈加明显。一方面贷款投放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信贷同样受经济影响，长期趋势看冲击为正向。经济繁荣时期，银行风险认知能力下降、融资约束减弱，倾向信贷扩张；经济衰退时期，银行资产负债表过度收缩，促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加大整个金融体系的损失程度。基于这种典型的顺周期特征，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得到凸显。

（二）可行性研究

为缓解顺周期性，建立适当的逆周期调整机制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经济上行期降低信贷增长，在经济下行期刺激信贷增长，来解决顺周期所引起的系统性风险。本文测算了我国现阶段银行业的资本缓冲缺口情况，并对代表性银行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目的是验证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对缓解因银行顺周行为而发生金融动荡的可行性。

1.测算方法。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本文选取季度信贷规模（DEBT）与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值测算我国不同时期应计提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程度，测算方法如下：①计算比值时间序列（DG）：DG=DEBT/GDP②对序列进行H-P滤波分析，生成H-P滤波趋势值（HP）：即，求出min∑Tt=1|（DGt-DGTt）2+λ［c（L）DGTt］2|的解③计算偏离度（PL）：PL=DG-HP④根据《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将偏离度转换为逆周期资本缓冲：当（PL）<2%时，不须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当2%≤（PL）<10%时，偏离度每上升1%，计提比例须上升0.3125%，不足1%的按照1%计算；当（PL）≥10%时，按2.5%计提。数据采用1997-2015年各项贷款余额和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采用季度年化数据，即4个季度数据的移动加总，如2015年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014年第四季度、2015年第一季度、2015年第二季度以及2015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总额。

2.测算结果。信贷规模与GDP比值从1997年的89.60%上升至2015年的138.84%，增速较快，出现4个典型阶段。第一阶段（1998：3-2000：1）：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自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投放加快，信贷规模扩大，信贷规模与GDP比值超过其长期趋势。由于货币政策仍属稳健，该阶段整体偏离度不高，逆周期资本季度最高计提值为0.94%。第二阶段（2003：1-2005：1）：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高，信贷投放量加大，加上外资流入，该阶段共8个季度需计提资本缓冲，2个季度偏离度接近10%，计提值达2.5%。第三阶段（2009：2-2010：4）：为缓解2008年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4万亿项目投资，贷款增速较快。经测算，该阶段个别季度需计提1.88%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第四阶段（2015：2-2015：4）：2015年以来，央行加大对市场流动性的补充，鼓励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M2增长较快。但受经济下行影响，银行信贷投放态度较为谨慎，风控能力加强，因此，此阶段偏离度并不高，逆周期资本最高需计提0.94%。

3.实践分析。使用信贷规模与GDP比值衡量系统性风险累积，通过对偏离期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以提升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具有可行性，这在我国金融实践中得到佐证。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②，2006年2季度至2015年4季度资本充足率从10.74%提高至14.75%，增势明显。以实际资本充足率与法定资本充足率间差额表示实际计提的资本缓冲程度，工商银行资本缓冲计提基本与我国银行业测算需提取的逆周期资本缓冲长期趋势相符。2008年2季度至2010年4季度，工行提取资本缓冲超4%的共8个季度，最高提取值为2008年4季度的5.06%，与银行业总体趋势的第三阶段基本相符。2014年4季度至今，工行处于提取资本缓冲较高的阶段，资本缓冲值超过2.5%。

三、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

宏观审慎监管作为对传统货币政策的补充，能够弥补货币政策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不足。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价格稳定，而宏观审慎管理的目标是金融稳定。作为中央银行，需要同时履行货币政策制定和宏观审慎监管两方面职能，二者若能有机结合，特别是货币政策在宏观审慎框架下的作用将金融稳定目标融入货币政策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银行作为宏观金融中的个体，其稳健经营是实现金融稳定的重要部分，本文构建了银行稳健性指标，并进一步研究货币政策的变化对银行稳健型经营的冲击。

（一）银行稳健性指标（BSA）构建

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CA）构建银行稳健性指标，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稳健经营的冲击。基于IMF推行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项目，考虑我国银行业相关指标的可获取性，从资本充足性（Q1）、资产质量（Q2）、盈利能力（Q3）、流动性（Q4）四个方面③构建BSA（见表2）。使用SPSS软件，样本范围涵盖16家上市银行2013-2015年的年度数据，结果显示KMO=0.624，Bartlett检验Sig.=0.000<0.05，因此釆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降维和因子分析处理具有合理性。根据因子分析结果，计算14家上市银行④2006-2015年的BSA指标。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稳健性经营整体呈现缓释“倒U型”趋势，受我国经济宏观影响作用较强，2006-2012年BSA指标呈上升态势，但在2012年之后BSA略有下降。股份制商业银行稳健性整体趋势呈“缓慢上升-略有下降-趋于平稳”态势。2011年股份制商业银行BSA指标开始下降，后趋于平稳，2011年之后最低值仍高于30，比五大行略高，说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经济下行阶段谨慎性更强。两家城市商业银行稳健性趋势呈缓慢上升态势，因城商行的本质属性使其更重视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形势，注重经营管理的稳健性，因此，经营一直呈现较为稳健的状态。

（二）货币政策变化对银行稳健性的冲击

货币政策可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不高，价格型对比国外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控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选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验证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稳健性经营的冲击。1998-2015年，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总计46次，其中2010-2015年多达19次。基于计算得出的14家上市银行的BSA指数，本文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的脉冲响应实证检验货币政策的频繁调整对银行稳健经营的影响，度量货币政策对银行稳健性的冲击。为防止变量间的虚假回归，先对自回归向量中各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用LLC检验序列的平稳性。结果显示，两个变量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判断各序列是平稳序列，满足进一步分析的要求。基于赤池信息量准则（AIC）对PVAR模型的滞后阶数进行设定，P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阶。本文通过给予货币政策变量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使用蒙特卡洛模拟了100次得到脉冲响应函数图。横轴代表冲击反应的响应期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于冲击的响应程度。结果显示，给予存款准备金一个正向冲击，BSA在前3期呈向下的趋势波动，后逐渐上升趋于平缓，说明货币政策的调整影响银行稳健性经营，宽松的货币政策可提升银行稳健性指标，从紧的货币政策促使银行稳健性指数下降，但货币政策对银行稳健性经营的刺激作用时间较短。

四、结论及建议

（一）合理确定逆周期资本缓冲规模，准确把握缓冲时机

本文利用信贷规模与GDP的比值测算资本缓冲规模，用实证检验和代表性银行的实践证明了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可行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具有一定滞后性，且资本缓冲规模的计算指标并不唯一，本文只是作为监管机构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参考。实际运用中，银行应基于这一指标，引入更多数据和方法，系统有效地进行整合;同时提高预判能力，当系统性潜在风险增多时，及时采取相应的逆周期宏观审慎工具，准确把握提取资本缓冲的时机。

（二）确立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框架中的核心地位，引导商业银行稳健经营

基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核心地位及央行的职能作用，央行具备掌握系统性风险和管理流动性的优势，能够对金融体系平稳运行负责，应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核心，引导商业银行加快推进转型升级，逐步提高经营质量和盈利能力，实现稳健经营。商业银行应大力发展优质客户群体，不断推进信贷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和新型金融市场，加快盈利模式转型，扭转存贷差为主导的收入格局。

（三）加强与货币政策的有机结合，提高宏观审慎监管前瞻性

一方面，基于前文研究结论，货币政策对银行稳健经营会起到冲击作用，进而影响金融系统稳定；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作为经济冲击吸收器，可以通过影响金融部门的稳健性来直接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强化货币政策的影响和有效性。因此，要把货币信贷和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相结合，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制定货币政策，提高政策前瞻性。

（四）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动态化和差别化，建立功能完善、运行有效的监管体系

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针对不同规模的银行具有异质性特征，宏观审慎监管应实行动态化和差别化管理。考虑到杠杆率（自有资本率）能够作为除资本充足率以外的第二大风控指标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建议设立以杠杆率为核心、更加灵活可控的动态监管机制，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调整监管要求，以防范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确保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

参考文献：

第5篇：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资本金补充 资本金补充方式 资本缓冲 资本缓冲周期性

所谓资本缓冲，就是指超出资本充足规定之余用以应对或有亏损的资本需求，简单的说就是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与一国监管当局提出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差值，也就是商业银行持有的超过最低资本要求的超额资本，这部分资本金称为资本缓冲。资本缓冲水平的调整方式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资本金补充视角”，其又称为“分子”政策，其逻辑是在经济上行时，银行增加资本金补充从而提高资本缓冲水平，而在经济下行时，银行资本金补充减少进而降低资本缓冲水平。“分子”策略主要是强调银行通过调整资本缓冲分子变动的数额，即资本金补充净额来改变资本缓冲；二是“信贷变动视角”，又称为“分母政策”，其逻辑是通过强调调整资本缓冲分母变动的数额来改变资本缓冲水平。本文讨论的是基于资本金补充的视角，即资本金补充的变动对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影响进行研究。

那么，资本缓冲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资本缓冲的顺周期以及逆周期性特征，并非指资本缓冲“顺”，或者“逆”经济周期而动，而是指资本缓冲的变动会带来顺、或者逆经济周期发展的效果。经济处于上行期时，银行此时增加资本缓冲水平，相应减少信贷供给，这就会缓和经济的扩张动力，使经济逆经济周期发展，则认为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特征，这时一旦出现经济下滑，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的损失可完全由资本缓冲吸收，进而可抵消监管资本要求的顺周期影响，减轻资本监管对宏观经济活动的不利冲击；相反，如果银行处于经济上行期减少资本缓冲水平，增加信贷供给，则会进一步放大经济扩张力，“助推”经济周期的发展，这时一旦经济下行期，资本金减少的损失没有资本缓冲来稀释，则银行为了达到资本监管要求的最低资本不得不依靠减少贷款来实现，这样一来使本来就资金短缺的经济市场更显“拮据”，这时就称资本缓冲具有顺周期性特征。

商业银行资本金的组成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商业银行在开业注册登记时所载明、界定银行经营规模的资本金；第二个是商业银行在业务经营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不断补充的资本金。对于银行业来说，充足的资本金和合理的资本结构是维护公众对银行信心的基本需要，也是银行自身承受各种损失和风险的“缓冲器”，再加之《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出台，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标准更加严苛，所以资本金补充方式的完善以及资本金补充机制的建立变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包括核心资本，即一级资本和附属资本，即二级资本部分。其中，一级资本金的主要补充方式是上市融资、利润转增股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等股权资本的方式，二级资本金的主要补充方式为发行次级债务、发行混合资本债务、发行合格二级资本债务以及发行可转债等债务资本的方式进行补充。资本金补充一方面可以增加资本缓冲的来源渠道，另一方面资本金补充的多少又会制约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进而影响其周期性特征。我国上市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资产规模、产权属性、业务范围、经营业绩以及政府扶持力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故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金补充存在明显差异。

我国现在所有银行可按照银监会的规模口径划分为四大梯队：第一梯队是大型国有银行，第二梯队是中信、招商等全性股份制银行，第三梯队是城市商业银行，第四梯队是农村商业银行。不同梯队的银行在资产规模、产权属性、业务范围、经营区域和政策扶持力度方面差异明显，但本文最感兴趣的是它们在资本金补充能力方面的差异。本文判断银行资本补充能力强弱的依据在于：

第一，利润转增方面。资本利润留存扩张速度根本上取决于银行的盈利能力。相对于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多元化业务程度较差，利润主要依赖于利差收入，自我积累速度较缓慢。同时，城商行还普遍背负着一些“历史包袱”，缺乏处置不良资产的明确机制，利润转增资本的稳定性存疑；第二，上市融资方面。截止2013年底，国有及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全部上市，而城商行方面仅有北京银行、南京银行与宁波银行三家城商行在A股上市，重庆、徽商银行两家城商行在H股上市。其余城商行大多自身财务状况尚无法满足上市条件，同时2008年以来股票市场的低迷更是加剧了城商行上市的难度，其结果是大多数城商行无法借助股票市场进行资本金补充；第三，政府注资方面。1998年中央政府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为四大行注资，1999年还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四大行剥离不良资产，2003-2008年又陆续对四大行进行又一轮注资。反观城商行，一是其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身份使其无法获得中央政府的注资，二是地方政府对其注资也要受地方政府财力的限制，因此在通过政府注资补充资本金方面城商行也不占任何优势；第四，发行次级债方面。2004年《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出台对加强了对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的要求，除少数优质城商行外，一般城商行难以达到相应的标准，直接导致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占据了次级债发行市场的大多数份额，而城商行发行的比例却是非常之低。

所以，综上所述，我国上市银行由于具有政府隐性担保以及良好的市场信誉使其具有较城商行更广阔的资本金补充渠道以及更便捷的资本金补充方式。而且从主观上讲，上市银行较城商行也更具有前瞻性，故其在经济上行阶段更容易，也更倾向于通过政府注资、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等资本金补充方式增加其资本金，从而建立起较高的资本缓冲水平，使其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的效果；而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由于存在多种因素限制，其资本补充渠道均不够顺畅，致使其在经济繁荣时无法筹集大量的资本金以建立较高水平的资本缓冲，使得城商行拥有的符合监管要求的资本占资产比重较低，再加之资本金补充的速度滞后于资产扩张的速度，最终导致城商行资本缓冲呈现顺周期性的特征。故资本金补充对于我国银行的资本缓冲周期性特征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田祥宇.资本缓冲周期性特征：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J].宏观经济研究，2013（11）：54-59.

[2]党宇峰.资本监管下我国商业银行的周期研究[D].南开大学，2013.

第6篇：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房地产行业:如何打破顺周期波动的怪圈?

无论从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还是房地产行业的特殊定位来看,平衡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过度关联,打破“一调控就减少供给,导致下一阶段更大的调控压力”的怪圈,减少两者之间的叠加形成更大的冲击效应,正在成为房地产持续发展、避免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关键问题。

房地产行业是最典型的顺周期波动传导渠道

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具有极强的关联度。当经济处于新一轮上升和繁荣周期时,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通过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所产生的杠杆效应为经济上行注入强劲的动力。据测算,2009年房地产直接投资拉动GDP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产业杠杆拉动约为3个百分点。当经济处在新一轮下行和衰退周期时,情况则正好相反。

大致来讲,房地产行业对宏观经济而言发挥着类似“助涨助跌”功能,一个多月前,市场的担心是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会引发经济过热,现在,市场的新担忧却是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会引发经济“硬着陆”。在新的增长点还没有明显形成、中国经济依然在较大程度上依托以推进城市化为主线的投资驱动的增长动力,则更是直接强化了房地产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密切关系。2009年和2010年房地产市场经历的戏剧性变化,正说明房地产行业过度的顺周期波动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之一。

特定的开发周期增大了房地产企业应对经济周期的滞后性,而保障住房建设的相对缺乏也使得商品住宅的波动缺乏相应的对冲力量

房地产开发周期较长,一个完整的开发过程通常包括土地购置、规划设计、建筑施工、项目预售、竣工入住五个环节,时间周期约为3年左右。较长的开发周期与供应链条严重限制了房地产企业应对经济周期和政策不确定性的灵活度。

2007年13%的GDP增长率代表着上一轮经济周期的波峰,房地产开发投资也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了房地产需求,开发商预售款急剧萎缩,资金流断裂的风险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土地购置、开发投资与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速大幅度下滑,加大了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房地产的“助跌”作用显现。

2008〜2009年的房地产调控作为危机应对型超常规刺激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效抑制了经济下行风险,因此这一阶段的调控政策事实上成为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缓冲器。

2010年中国经济步入新一轮上行周期,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速同比加快近20%,GDP实现11.9%的高增长。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房地产市场“淡季不淡”的异常表现使新一轮地产调控顺势而生。然而,“新国十条”、地方政府及各部委密集的调控政策通过严格的信贷资金控制、预售款监管将对开发商的资金状况产生较大冲击,进而会影响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能力,从而在经济平稳回落时,产生下行的叠加冲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保障住房的建设相对欠缺,使得商品住宅的大幅波动难以被保障住房带动的投资所对冲。

银行信贷、预售款、资本市场的顺周期性加大了对开发商资金流的叠加冲击

银行信贷、开发商预售款、资本市场再融资都具有典型的顺周期特征,新一轮调控周期与地产行业周期的相逢,加剧开发商资金的紧张状况,那么地产企业的被迫选择只能是减少投资、暂缓开工、压缩拿地计划,这必然导致下一轮周期商品房供给量的减少,房价面临上涨压力。历史经验看,如何打破这个周期性循环始终是地产行业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在2010年4月的新政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之后,今天我们再次遇到这样一个困境。

开发商主要的资金来源――预售款随着房地产市场景气变化波动最为剧烈。从总量上看,新一轮地产调控以来,随着商业银行严格的信贷控制与销售萎缩带来的回款放缓,开发商的资金来源增速正在持续放缓。截至2010年4月份,开发商资金来源累计2.16万亿元,同比增幅为59.9%,较上月61.4%的增幅下降1.5个百分点,延续了2010年以来逐渐的下降趋势。5月份之后,随着政策效果的显现,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

从结构上看,开发商资金来源结构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截至2010年4月份,国内贷款、自筹资金、预售款(定金、预售款及个人按揭款)分别为4552亿元、7460亿元、8194亿元,各自占比为21%、35%、38%,较2009年同期分别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1个百分点、上升5个百分点。因此,国内贷款在开发商资金来源中的比重稳步下降,而预售款的比重却大幅上升。

正是这种变化的资金来源结构暗示了开发商下一步的资金供应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原因在于:其一,严格的银行信贷约束短期内在房地产调控时期预计不会放松。银监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三不贷”和“三挂购”,地产企业的融资受到更为严厉的控制。事实上,近期,商业银行对地产企业的授信额度正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对于一些中小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到期后直接不给予续借,预计未来国内贷款在开发资金来源的比重将持续下降。

其二,如果继续对预售款引入严格的监管制度,将对开发商现有的资金来源产生大的冲击。住建部从商品房的预售制度出发,第一次提出由监管机构负责监管预售资金,并将其全部纳入监管账户,各项措施的针对性与操作性都明显改进。因此,预售款占比的上升其实收紧了开发商的资金链条。同时,房地产市场销售的大幅下滑,本身也直接推动了预售款的大幅波动。

资本市场再融资难度也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2010年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的加大,房地产企业在资本市场再融资的难度显著放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资本市场对房地产企业上市IPO持更加谨慎的态度,2010年以来,截至到目前,内地A股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成功上市;其二,Wind统计显示,2010年申请再融资增发计划的上市公司共计44家,到目前尚无一家地产公司通过再融资计划。据统计,截至5月中旬,共计8家公布增发计划的企业,其股价已全部跌破拟增发价格,因此,就算获准增发,成功完成再融资的可能性也甚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香港市场上上市的“内房股”,股价大幅下跌的幅度(例如PB水平)有不少公司已经接近2008年底危机最为艰苦时期的估值水平。

土地价格刚性加大了开发商逆周期投资的风险。土地购置是房地产开发周期的关键环节,但土地的特性、土地的垄断供给与招拍挂的供地制度决定了地价的调整弹性相对较小,一个重要的证明是,即使是在房地产市场较为低迷的2008年,土地出让价格依然较之2007年有稳定的上升。房价可能在调控的影响下已经出现调整,但是土地价格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可能难以出现有效的调整,这种状况直接导致土地购置与新开工面积持续下滑的走势。因此,土地价格在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强烈的刚性使房地产开发商难以在行业回调时期,以合理的价格新购置土地,开工与投资增速受到压制,从而恶化经济周期的同时,也为未来商品房供给量减少埋下伏笔。

这个趋势应当说已经引起了决策者的关注。中央五部委联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价款的50%,并在一年内全部补缴所有土地出让价款。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企业资金流的紧张情况,另一方面是土地价格的居高不下以及首付比例的提高,这两方面的叠加大大增加了开发商逆周期拿地、从事开发投资的成本与风险。

房地产行业如何避免顺周期波动与政策叠加?

房地产行业如何才能避免顺周期波动、调控政策叠加所产生的冲击效应,从而在经济下行以及面临严厉调控时,保持合理的投资增幅,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冲击,又能实现稳定的供给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房地产行业需要实现两个良性循环:第一要开拓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使开发商能够在回落时期保持一定的开发与投资增速,打破追涨杀跌的怪圈;第二要防止政策叠加加剧经济“硬着陆”风险,这需要足够的有效措施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增大土地供应,促使土地价格与房地产价格出现相匹配的价格调整,从而对冲商品房建设的减少。

开拓多元化融资渠道,增大土地供应,使开发商在行业回落时期保持合理的开工量

外资规模与空间仍将有限,难成融资主流渠道。截至2010年4月,外资在开发商资金来源中的规模和占比分别为137亿元、0.6%,去年同期分别为166亿元、1.2%,因此,外资的规模和比重仍然十分有限,很难补充开发商的资金缺口。而且从长期趋势看,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大量国际资本仍然很难参与中国的房地产领域,而且地产调控增加了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预期,因此海外基金的进入也将保持更为理性与谨慎的态度。

拓展多元化房地产融资渠道,降低对强波动性融资的过度依赖。房地产信托一直是国际上主流的投资方式,在银行贷款收紧、资本市场再融资难度加大的情况下,房地产信托无疑将有助于房地产企业拓展融资渠道,尤其可以为陷入资金困境的企业增添新的希望。

根据普益财富的统计数据,2009年共有37家信托公司发行了近190款房地产集合信托产品,公开募集资金约380亿元,而2010年第一季度,共有29家信托公司发行65款信托产品,募集资金规模超过170亿,数量和规模同比增幅分别为150%、660%。

2010年房地产新政以来,房地产企业纷纷转道信托融资,目前已经有多家上市企业通过房地产信托渠道募集资金,以增强维持强劲现金流的能力。如绿城中国、中华企业、新城地产等已经借道信托实现融资。

随着调控政策效果的不断显现,预计6月份以后,房地产信托需求将进一步加大。

然而,从金融政策来看,中国房地产信托投资的法律法规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仍然是房地产信托发展的最大问题。另外在当前的房地产调控下,监管机构对房地产信托的关注程度也在提高。因此,如何积极拓展多元融资渠道仍是房地产企业面临的一大困境。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最新统计,在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等渠道受阻后,房地产企业开始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融资,缓解资金压力。2010年以来,恒大、雅居乐、金地、龙湖等大型公司拓展了优先票据、基金募集、境外融资等多种渠道融资。

从趋势来看,推进REITS等更为市场化的融资工具,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配合需求灵活定价是短期内市场调整初期有效的市场竞争手段之一。考虑到新一轮地产调控的严厉程度,以及当前市场交易量的大幅度萎缩,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2010年四季度随着前期新开工量形成市场供给,量价齐跌的概率不断强化。从历史经验上看,一般而言,成交量下调和价格下调之间通常存在3〜6个月左右的时间窗口,而2009年底以来高速增长的新开工比例也意味着2010年下半年的市场供应预计会明显上升。因此,房地产企业应该根据市场的发展形势,在价格普遍下降的压力到来之前,采取灵活的定价策略。

在维持良好流动性基础上,适时、适度增加土地储备。从供给总量看,2010年18万公顷的供地计划是一次大幅度的增加,而且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回调,土地市场需求方的竞争程度也普遍下降。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监测结果,重点城市住宅用地的溢价水平在新政之后已经明显降低,这反映出目前土地市场的交易活跃度在降低。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资金流相对充足、资金回笼较快的房地产商而言,这是一次适时、适度增加土地储备,逆周期增加竞争能力的较好机会,并为新一轮扩张打好基础。

促进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使之成为房地产行业抵抗周期波动的缓冲器

2009年,中央政府计划新建、改建各类保障性住房200万套,棚户区改造130万套,全国共需投入1676亿元,其中中央计划投入493亿元,占比29.4%,实际投资550.56亿元,相比原计划后续追加近58亿元。

2010年,中央计划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全国共需投入约3000亿元,其中中央预算投入632亿元,如果按2009年中央实际投入比例即33%计算,那么2010年中央预计将投入990亿元,需追加投资360亿元,这样以来,地方政府需要配套投资2010亿元。换言之,除去中央投资,平均每个省份仅需投入63亿元。

住建部《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指出要多渠道筹集保障住房的资金来源:其一,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全部用于廉租住房建设;其二,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保障住房建设的比例不得低于10%;其三,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保障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项目,商业银行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那么,剩下2000多亿元的建设资金能否保证?

根据测算,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仍将保持在1万亿元以上,那么按照10%的比例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就可以实现1000亿元左右的资金供给。这样来看,还有1000亿元左右的资金缺口,完全可以通过银行贷款解决,此外,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发债、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那么实际需要的贷款规模还达不到1000亿元。

因此,可以判断,2010年共计3000亿元的保障性住房资金来源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关键是相关项目的执行能力,中央、地方以及商业银行贷款将足以补充资金缺口。

“金融杠杆”功能的缺失意味着保障性住房只能部分对冲房地产行业的回调压力

从经济增长的功能看,保障性住房所需要的钢筋、水泥等原材料和商品住房基本是相同的,换言之,两者的首次开发环节的“产业杠杆”效应大致相同。

从金融资产的角度看,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却存在显著差别:

其一,对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而言,供给商品房的土地储备发挥着重要的“金融杠杆”效应,即这里的土地可被用于银行抵押贷款,从而带动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开发商扩大投资支出。因此,商品住房的“金融杠杆”效应实质上明显放大了商品房地产“产业杠杆”功能,这两大杠杆的互相叠加大大延长了房地产的产业链条。这是保障性住房所无法实现的功能。

其二,对于购房家庭而言,由于不拥有全部产权,保障性住房不可能用于资产抵押,从而增加家庭的消费支出能力,也不会因为房价上涨而享受资产增值收益。这一点与商品住房有明显的不同。

因此,保障性住房“金融杠杆”功能的缺失使之无法形成投资支出的扩张效应和消费支出的财富效应,而只能部分对冲经济回调的压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拥有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将会是未来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需求者,因为他们中有一定比例的居住者不太可能长期居住在条件较差的廉租房或经适房里面,而是将它视为暂时性需求,长远来看,拥有一套商品房仍然会是其最终目标。所以保障性住房只能暂时分流需求,而不会减少对商品房住房的需求。

寻找房地产行业长期向上的内源动力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叠加所产生的共震是房地产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行业回落、经济回落时期,最大化地拓展资金渠道,增大土地的供应,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速以及完善保障性住房的补充机制都是房地产行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并在中短期内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冲因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带来的冲击。

从长期来看,房地产行业面临着不少重要的发展机遇。

首先,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调整的逐步推进、房地产市场结构的多元化和分层化将是房地产行业发展面临的三大背景。结构调整意味着难以再过份依赖出口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通过收入的增长来带动内需的扩大。

其次,劳动力、资源、土地将为房地产行业长期发展设定成本约束。未来,人工红利的趋小、资源约束的趋紧、土地供给的规范化都意味着房地产行业难以依赖低劳动成本、粗放式资源投入、低价增加土地储备获得人力溢价、资源溢价与土地溢价,特别是土地溢价带来的利润贡献会显著降低。

再者,从房地产行业结构看,未来商品房市场与保障性住房市场所形成的“双线格局”将逐渐明朗化,消费者在保障性住房、中低档房、高档房之间保留更宽广的选择空间,商品房市场只有开发出高质量的产品才能把保障性住房市场的消费者吸引过来。市场与政府之间不断明确的界限本身将增大商品房市场的竞争压力。

那么,当前及未来房地产行业要想持续成长,并不断培养投资价值就必须完成一个关键性转变:即从依赖土地溢价、资金扩张与成本控制转向产品溢价和打造行业品牌。

第7篇：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5月份之后，市场对一些政策的解读加剧了周期的恐惧，两个月内的急剧变化确实太过惊心。实际上，因为中国此前已经领先反弹了，5-7月，中国反而可能成为低于预期的国家。但伴随着中国第二库存周期低点的到来，后续商品上涨的动力来源正逐渐切换至实体需求的支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与大宗商品价格在大部分时间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变动，但也曾出现过几段持续正向同涨的时期。

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美元和商品同涨的核心逻辑在于原油的飙升和避险情绪的升温，80年代之后出现的三次美元和商品的同涨，则都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及大宗商品运行阶段有关。

具体来看，1982-1984年间，美国实体经济在里根政府供给学派的治理下有所回升，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反弹，加之为了防止前期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美联储于1983年并没有停止加息，美元和大宗商品在1982-1984年历经为时两年的同涨期。1987-1989年，全球经济逐步到达高速增长阶段，大宗商品需求旺盛，同时美联储进入80年代的第二次加息周期，美元和大宗商品再次同步上涨。2010年初，国际商品市场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强势反弹阶段，而美联储则宣布退出第一轮量化宽松，由此造就了美元和大宗商品的携手走高。

虽然美元与商品的负相关逻辑一直存在，但是两者在运行中还要遵从各自市场的规律。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存在着明确的周期嵌套模式，而美元的走势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相对变动趋势主导，1980年以来所发生美元和商品价格的同步上涨，实质上都是由于商品周期与美元周期运行阶段的背离所致。其中，1987-1989年位于商品超级周期（Super Cycle）的上行期与美联储加息周期的重叠期，而2010年初则是美联储首次QE结束后和QE2的间歇期，而1982-1984年则是商品周期的熊市反弹叠加美联储加息。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1983年的全球市场格局与当前阶段最为接近，都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复苏和大宗商品的反弹，同时都处于商品周期与美元周期的背离阶段。从美元运行的角度来看，两个时期都处于美联储加息阶段，强美元依然是中长期的主趋势。以大宗商品运行周期的角度来看，当前我们所处的阶段与1983-1984年都位于商品产能周期拐点后的第5年左右，虽然整体仍处于产能周期的熊市阶段，但依据商品周期的运行规律，大宗商品在触底前都将经历一次年度级别的反弹。

从商品价格超级周期的运行形态中也可以得到一致的结论，1982-1984年与当前阶段都处于商品超级周期的熊市阶段，在价格触及最终低点前的两年，商品将出现双底形态，也就是2016年将出现年度级别的超跌反弹。因此，依据美元周期和商品市场的运行规律，强美元和大宗商品反弹确实是未来市场的大概率事件。

第8篇：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国家开发银行；金融稳定；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9-0093-03

一、国家开发银行的使命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稳健高效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稳健发展的关键。目前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很多。从金融的角度看，原因在于金融体系没有发挥资源调节的基础作用。经济社会发展得不到金融的支持。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还要通过自觉主动地培育市场，不断建立和完善制度才能实现。解决制约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长期资金瓶颈问题，则需要建立新的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的金融制度安排。国家开发银行的创立、发展和最终的商业化转型就是一种金融制度安排和制度安排的演进。

通过详细解读国家开发银行2008年度报告中对自身使命的描述，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其商业化转型之后的“三个坚持”，“三个坚持”与国家开发银行的金融稳定作用密切相关：

第一，国家开发银行坚持中长期信贷与投资业务的市场定位，这种市场定位有助于我国金融体系发挥关键功能，通过支持两基一支、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新农村建设、民生经济发展的瓶颈领域等实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从而促进宏观经济健康运行。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健有效：

第二。国家开发银行坚持开发性金融的业务模式。强调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和市场的培育，以建设市场和健全制度的方式加快经济发展。通过构建商业金融运作的市场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把众多非金融化、非市场化、非信用化、开发性的领域建设成商业银行可以进入的领域：

第三，国家开发银行坚持以市场化方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更好地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提升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增强资本实力、抗风险能力和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二、坚持中长期投融资的市场定位，逆经济周期调节资源配置

(一)坚持中长期投融资的市场定位

坚持走有中长期业务特色的办行路子是国家开发银行改革后的发展战略之一(张双智，2009)。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较，国家开发银行的中长期贷款评审、授信能力以及投行能力较强。商业化转型之后，国家开发银行在中长期贷款方面对其他商业银行的示范带动作用更加明显。成立之初，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筹措资金支持国家重大项目建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问题，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领域提供金融支持。1998年，国家开发银行支持的领域由国家重大项目拓展到城市基础设施：2003年，又把基础设施领域的经验，逐渐拓展到社会瓶颈和民生领域，“三农”和新农村建设、中小企业、低收入家庭住房、节能环保、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和蔓延、国内出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整体经济呈下行趋势，同时国家开发银行又面临自身的商业化转型推进的问题，国家开发银行把领域扩展到灾后重建。

(二)中长期投融资平抑经济周期波动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形成了3个周期。最近一轮经济周期的波峰年是，2007年。从2008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收缩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任务和难点是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而不是抑制经济过热(张连城，2009)。中长期投融资具有逆经济周期、反向调节的特点。在经济收缩期带头向需要重点发展的开发性领域注入资金以增强市场信心，在经济扩张期通过让出市场份额为其他商业银行进入创造条件。中长期投融资具有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

(三)中长期投融资调节资源配置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项重大发展挑战：经济发展不均衡、能源和环境瓶颈，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如果没有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进行的大量净资金转移，将造成金融资源分配在区域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产品相对薄弱，需要长期性、综合性、可持续性的融资支持。国家开发银行通过发行中长期债券融资解决了开发性业务领域贷款的常见的期限错配风险，通过开发性金融债券创新实践，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提供了长期稳定、持续快速的融资支持。

三、坚持开发性金融的业务模式。培育和建设金融市场

(一)开发性金融的形成与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的实践促进了中国开发性金融理论体系的形成。开发性金融是实现政府发展目标，弥补体制落后和市场失灵，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增强竞争力的一种金融形式。它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中国开发性金融理论的形成，以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为起点，一直到成立国开行股份有限公司，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开发性金融的作用是承上启下，并继续在国家开发银行的后续发展中引导实践。

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不同之处在于：政策性金融是以优于商业性金融的条件向特定项目提供中长期大额贷款，不追求自身业绩，其实质是财政拨款的延伸和补充，作用有限。而开发性金融则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不但可以从事传统的政策性金融业务，通过市场化经营，其能力和潜力均远远大于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是传统的政策性金融的继承与超越。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之初是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1998年之后，国家开发银行逐步过渡为开发性金融机构。2008年12月16日，国开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实现了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要一步。国家开发银行的实践促进了中国开发性金融理论体系的形成。国家开发银行以先行者、体制建设者、催化剂、开发性倡导者、最后贷款者的身份，在两基一支、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新农村建设、民生经济发展的瓶颈领域、国际合作、加强金融服务六个战略重点领域发挥作用，推进经济健康、财政健康、金融健康、企业健康的实现。

(二)开发性金融原理对金融稳定的意义

政策性金融直接针对“市场失灵”问题，运作目标是弥补市场机制内在的缺陷；而开发性金融不仅可以直接针对“市场失灵”，更是针对“市场缺失”或者“市场不完善”，主要的直接目标在于开发市场和推动市场制度的形成。开发性金融是在市场缺失或不完善的社会经济发展领域，利用政府信用和现代金融机构开发和培育市场，推动市场制度建设，引导社会资本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金融活动和金融关系的总和。

开发性金融通过辅助政府制定科学发展规划、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突破社会发展瓶颈来促进经济健康：开发性金融通过以城市化为支持重点，使开发性金融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补充；通过增加农村资金投入，促进制度优化来促进财政健康；开发性金融通过培育市政债券市场，促进金融市场建设；通过支持构建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来促进金融健康。开发性金融通过现金流建设、信用建设、企业法人与治理结构建设、高新科技企业和其他各种中小企业的孵化成长、拓展投资银行业务促进国企改革与产业整合来促进企业健康。

四、坚持市场化的经营原则，促进金融创新和合作

坚持市场化的经营原则为商业化转型提供基础，商业化转型则为解决制约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提供可能，并利于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几年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金融原理，国家开发银行创新出技援贷款、CDO、CDS、ABS、MBS、产业基金、创投基金、结构化贷款、间接银团贷款、选择权贷款等金融产品。市场化的经营原则也促进了合作。截至2007年末，国开行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受托业务余额超过8000亿元，其中银团贷款同比增长超过100％。以地方政府牵头、国开行参与的方式，累计参与重组地方金融机构17家。在青海、甘肃和湖北等省(自治区)分别参与建立六家村镇银行。市场化的经营原则促进了国家开发银行与巴克莱、汇丰、花旗等国际一流银行的合作，从而利于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入，提升自身竞争能力；促进了与亚洲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银行、南美安第斯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等建立合作关系；自1998年与瑞士经济事务总局合资设立中瑞合作基金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先后投资设立了中瑞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盟一中国投资基金、中国一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2007年，获批投资中意曼达林基金及管理公司，组建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五、结论与展望

商业化转型有助于解决制约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利于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国家开发银行在商业化转型之后。通过坚持中长期投融资的市场定位，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平抑经济周期波动和调节资源配置作用；通过坚持并完善开发性金融的业务模式，发挥其培育和建设金融市场的作用；通过坚持市场化的经营原则，发挥其促进金融创新和金融合作的作用。

第9篇：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一、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

[核心梳理]

（一）商周时期政治制度

1.分封制：含义：分封制又称封邦建国，周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

目的：扩大周朝的统治范围，巩固周王朝的统治。

内容：三种对象；三种权利；三种义务。

作用：前期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扩大了统治区域，巩固了周王室的统治，但是随着诸侯国势力壮大，兼并战争开始了削弱了周王室的地位，分封制遭到了破坏。

2.宗法制：目的：巩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解决贵族之间在权力、财产和土地继承等方面的矛盾。

含义：用父系血缘的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分配政治权利，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

实质：按血缘关系分配政治权力，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秩序。

最大特点：嫡长子继承制。

影响：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关系：二者互为表里，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内核和纽带，维护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上的具体体现，是按照宗法制的等级秩序严格进行的。

3.西周时期政治制度的特点：神权与王权相结合；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结构。（最基本的特点）

[思维点拨]

易错点：

1.大宗和小宗不是绝对而言的，而是相对而言的。

2.“封建制度”是奴隶社会解体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封邦建国”指分封制。

（二）春秋时期的政治

东周建立：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分封制崩溃；诸侯争霸，兼并战争。

战国：改革（商鞅变法）、战争、秦灭六国。

阶段特征：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民族融合加速，华夏族逐步形成。

商鞅变法

指导思想：法家理论。

宗旨（目的）：富国强兵。

性质：最彻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性质的变法运动。

特点：“农战”和“法治”。

内容：经济：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

政治：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实行什伍连坐制度；制定秦律。

军事：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

文化：焚烧诗书；改革旧俗。

历史作用：推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统一奠定了基础；其极端专制的高压政策也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启示：改革是促进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要与时俱进；改革必须坚持不懈；改革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保障，强化法治。

成功的原因：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符合地主阶级的要求；措施全面彻底；秦孝公的鼎力支持。

二、先秦时期经济结构与特点

[核心梳理]

（一）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期的经济

1.农业：①耕作方式：原始社会：刀耕火种；夏商周时期：耜耕或“石器锄耕”。

②土地制度：土地公有制：原始社会时期。井田制：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度，受田者对土地有权世代享用，但无权转让与买卖，且需向国王交纳贡赋。

2.手工业：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由官府垄断。

冶铜业：原始社会晚期：掌握了冶铜技术；商周：青铜时代；冶铁：西周晚期：已能制造铁器。

陶瓷业：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手工业的最重要成就（彩陶、黑陶、白陶）；商代烧制出原始瓷器。

纺织业：距今五六千年前出现。

商业：出现职业商人和货币；西周实行“工商食官”。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

阶段特征：井田制逐渐崩溃，封建生产关系萌生并逐步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生产力：铁器和牛耕的使用；战国时期一些统治者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1.农业进步：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出现了许多私田（根本原因）；税制改革促使了土地由国有向私有转化。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

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主要形式：地主土地私有制（占支配地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国家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土地私有制。（形成方式：战国各国变法，以法律形式确立。）

主要经济形态：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鸦片战争后开始瓦解，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明清以后日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

特点：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中国古代农业政策：“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强调农耕，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目的：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战国商鞅变法首倡“重农抑商”，历代封建王朝继承并发展。

[思维点拨]

小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唯一模式；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中的“足”并非富足，而指满足自家生活需要和交纳赋税，很少进行商品交换。

2.手工业：

冶金业：以冶铁业为主的私营手工业产生。

春秋：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冶炼生铁和钢―块炼钢）

战国时期：铁器大量出土，炼钢出现淬火技术。

3.商业：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私商成为商人主体，各国纷纷铸造货币，大都会出现。

三、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

（一）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期

商：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成熟汉字。

（二）春秋战国时期

1.思想：（1）“百家争鸣”局面，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共同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背景：①经济；②政治；③阶级关系；④思想文化。

主要流派及主张：儒家；墨家；道家；法家。

意义：“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2）早期儒学和孔子的评价

春秋时期：孔子：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者和保护者。（六经）

主要思想：教育：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仁”和“礼”，主张“为政以德”，包含民本思想；天命观，对鬼神敬而远之。

战国时期：孟子：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圣。

主要思想：政治：“仁政”思想（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民本：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伦理观：“性本善”。

荀子：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主要思想主张：民本：君舟民水；伦理观：“性恶论”，主张礼法并施。

哲学思想：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唯物主义思想家）

2.文学《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成熟诗歌形成的重要标志，收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

内容：分为风（精华）、雅、颂三部分。

地位：《诗经》的创作为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