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资源的优势精选(九篇)

第1篇：可再生资源的优势范文

1）优势（S）①在油气生产领域的经验积累和技术优势.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重点发展的低碳能源仍将是石油和天然气，而我国石油工业在从上游的油气勘探，中游的管道运输到下游的石油炼制和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都有自己的一套成熟的经营体系和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②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近几年来，在全国实施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我国石油工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在降低石油化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单位能耗以及污染物的回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③非常规油气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在石油、天然气资源短缺以及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以页岩气、煤层气为主的非常规天然气凭借其资源储量丰富、碳排放量低等优势迎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非常规天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如果能尽快对煤炭和石油等传统能源进行有效的替代，将为我国石油工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④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在我国的储量都非常丰富，发展前景看好.生物燃料、电动汽车以及纤维素等如果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将成为油气资源很好的补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油气资源的供需压力.2）劣势（W）①整体技术水平落后，技术储备不足，创新能力有限.不断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技术，大力发展节能减排技术是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10].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推动力，而我国石油工业整体技术水平落后，导致非常规油气资源和可再生资源开发进程缓慢、节能减排效果差、能效低等一系列问题.②产业结构不合理.石油石化行业的低碳发展必然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11].我国石油工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存在很多生产工艺落后、生产方式粗放、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中小型炼油厂，严重制约了我国石油工业的产出效益和低碳化进程.③管理水平低下，低碳发展意识薄弱.我国石油公司在低碳减排制度建设、低碳理念传播以及提高全员低碳意识方面远落后于国际大型石油公司，这非常不利于我国石油公司低碳形象的树立以及低碳发展政策的落实.④非常规油气资源分布不均，开采难度大.煤层气、页岩气等清洁高效的非常规油气资源虽储量丰富、勘探开发程度低，但由于分布不均且地质条件复杂、技术储备不足等的限制，勘探开发难度很大.3）机会（O）①为天然气和新能源业务带来发展机遇.低碳经济为天然气尤其是非常规油气资源和可再生资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给我国石油工业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实现油气资源能源对煤炭的有效替代也将改善我国的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②促进石油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低碳经济对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减排的要求必然会促使我国石油工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淘汰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工艺和设备.其次，加快技术创新.低碳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以低碳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新标准、相关专利及新技术贸易壁垒的出现[12]，必然会促使我国石油工业在提高能效、开发新能源、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最后，加快管理水平的提高.③国家政策的支持.为全面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政府在新能源开发、低碳技术扶持等方面都出台了一系列的保障政策.④提供了国际合作的机遇.发展低碳经济将改变石油石化行业的国际竞争格局，也将提供更多低碳技术开发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机会.4）威胁（T）①肩负着增加油气供应和降低碳排放的双重压力.我国石油工业既担负着保障油气供应安全的重任，又有着严格的碳排放量限制，如何在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的同时提高能效、实现节能减排将是现阶段摆在我国石油工业面前的一个难题.②增加了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提高能效、实现节能减排以及新能源的开发都需要依靠增加技术投入来实现，这将大幅增加我国石油工业的运营成本，进而提高运营风险.③国际大型石油公司的竞争压力.发达国家的大型石油公司走在低碳发展的前沿，拥有大量的低碳技术专利和高附加值的石油、化工产品，这无疑竟给我国石油工业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④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替代威胁.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将依托低碳经济提供的机遇获得蓬勃的发展，而我国石油工业在短期内仍将延续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营业务的发展模式，因此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将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传统化石能源的市场.

2SWOT－AHP定量模型

低碳经济下我国石油工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见表1.表1清晰地指出了低碳经济下我国石油工业目前的优势与劣势，显示了自身资源及外部环境带来的发展机会，以及面临的威胁.1）判断矩阵A的构造首先对四个SWOT组中要素进行两两比较.在比较过程，针对某一准则Ci中两个元素Ai和Aj，按照表2标度确定其重要性程度值，这样对于准则C，n个被比较元素构成了一个两两比较判断矩阵.以下以优势组为例，进行概述（见表3）.通过大量资料的查阅并参考相关专家的意见，将专家打分与前人研究成果相结合将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各因素进行分值统计，结果如下：2）权重W及最大特征根λmax的计算将判断矩阵每一列归一，得到判断矩阵A按列归一化后的矩阵A′如表4所示.

3战略选择

以总优势力度S、总劣势力度W、总机会力度O和总威胁力度T四个变量各为半轴，构成四半维坐标系.将计算出的变量值在坐标系的相应半轴上描出（S′、W′、O′、T′），依次连接得到战略四边形（图1）.战略四边形的重心坐标P（X，Y）的坐标为：P（X，Y）=P（∑xi/4，∑yi/4）=（0.081，0.040）.此战略四边形就代表低碳经济下我国石油工业的战略地位.

4结论与建议

第2篇：可再生资源的优势范文

关键词：国际竞争优势；资源；能力；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01-02

1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与可持续性

1.1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

企业竞争优势可以定义为：“企业在其从事的生产经营领域内，能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质量相同或者好于对手质量的产品，并能从中获得超过竞争对手平均利润水平的利润，该企业就具有竞争优势。”

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在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的延伸，主要是企业从事的生产和经营领域范围的大小，当企业生产和经营领域范围扩展到国际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背景下，企业竞争优势与企业国际竞争优势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1.2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是从动态的角度对竞争优势概念的拓展，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内涵是一致的。巴尼在其《企业资源与持久竞争优势》中强调，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本质上既不是一个日历时间，也不意味着竞争优势将永远存在，而只是由于某些原因使这些优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能够被其他企业所复制。他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持续竞争优势必须同时考虑现存的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第二，持续性不是一个日历时间概念；第三，持续性并不意味着竞争优势将永远存在，产业竞争结构的不可预期的变化也许使原来的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不再有价值。因此，他认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应该满足四个条件：即是有价值的、稀缺性的、不完全模仿的和不可替代性。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是根植于其自身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可以定义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地整合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始终保持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并持续获得超过竞争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特征总和。

2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

2.1 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源泉

企业为了实现竞争优势的目标，决定的要素很多，总体来看可分为资源论和能力论。1984年沃纳菲尔特发表《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提出了企业内部资源对企业获利和维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对企业创造市场优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内部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对资源进行了分类和具体的研究。总之，资源论认为，企业的资源具有异质性和非完全流动性特征，因此，不同企业之间会存在很大差异性，也就是说，资源的异质性导致了企业的异质性。由于资源是不完全自由流动的，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可能会长期存在。如果一个企业拥有稀缺的、能够创造价值的资源，并且这些资源既不能够被其竞争对手所模仿，也不能被其他资源所替代，那么这个企业就具有垄断的地位，并成为企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的必要条件。

企业能力论认为，企业能力是企业拥有的为实现组织目标所需的技能和知识。虽然广义的资源包括能力，但是能力论认为，能力与资源不同，能力是以人为载体的，是配置、开发、保护、使用和整合资源的主体能力。具有相似资源的企业通常在使用资源的效率方面有差异，这种差异就是能力上的差异，这是产生企业竞争优势深层次的原因。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发表了《企业核心能力论》，根据他们的定义，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知识。核心竞争力是多因素的混合体，它是技术、治理机制和集体学习的结合。核心竞争力是一组技能和技术的集合体，而不是某一单个技术和技能，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核心能力有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核心能力具有充分的用户价值，可以创造价值、降低成本；二是核心能力具备独特性，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三是核心能力具备一定的延展性，能为企业通向多个市场提供支持。

二种理论的区别在于，能力论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持久性竞争优势的源泉，而资源论则认为战略性资源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能力论将资源的配置和整合能力作为核心能力的一部分，而资源论则把企业能力用为企业资源的一部分。能力论强调企业围绕核心能力制定企业战略，而资源论则强调基于资源的竞争战略。总之，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企业能力和资源。

2.2 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是基于企业资源和企业能力的优势。对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单独而言，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充分条件。而两种因素的有效组合是企业获得较高的、持续的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资源和能力是企业内部长期发展的结果，资源和能力不能被竞争对手复制和模仿，那么，企业就形成了竞争优势。资源是相对稳定的、容易观察到的资产，这些资产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能力是指企业持续不断地运用组织结构及员工完成任务的技能。

从资源优势方面，主要包括：品牌名称、企业自身拥有的技术知识、有技能员工等。科里斯和蒙哥马利认为，资源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它可能是在竞争性的交易中广泛存在并且很容易购买到的一般要素投入，也可能是高度差异化的、需要多年积累且很难复制的资源。从能力优势方面，主要包括：管理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等。企业在取得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企业内部能力的培养和各种能力的综合运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就会产生企业的竞争优势。

3 企业竞争优势可持续性模型构建

3.1 企业资源和能力变动的影响因素

3.1.1企业资源变动的影响因素

企业竞争优势形成后，基本处于产业的成长或者成熟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特点之一就是竞争对手的进入，竞争程度加剧，此时保持现有企业竞争优势及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主要决定于现有企业和新进入企业的创新与模仿速度和难度。其中对企业的品牌资源的影响不大，因为企业的品牌被消费者认知后，就会形成比较稳定的消费者群，而品牌又不允许公开模仿，所以，企业品牌尤其是成为知名品牌后，这种资源是相对稳定的。对于自有技术资源的变动主要决定于竞争对手的模仿能力，或者自有技术资源被模仿的难度，如果容易被竞争者模仿，那么这一资源优势将很快丧失。人力资源是资源中最不确定的，其变动的影响因素也最多最复杂。

3.1.2企业能力变动的影响因素

企业能力是企业通过提高企业自身价值、降低成本或同时做到这两个方面的任务，以实现企业更高经济效益的技能。这些任务的完成或者技能的提高是通过不断协调企业团队的活动而得以实现的。相对资源来讲，能力更不稳定，替代性更弱。这是因为能力的开发与维护是通过协调不断变化的员工的努力而实现的，因此，能力是动态的，那么其影响因素就更加复杂。管理是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共同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管理作为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管理者，企业的管理者就是企业家，所以企业的管理能力就可以理解为企业家的能力或精神，企业家能力应该包括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力与决策力、对企业组织的构建力、对组织人员的领导力、对组织运行的控制力、对企业资源的整合力等等，这些能力的变动归根结底是由企业家的自身素质决定的。创新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观念创新等等，创新能力正是完成上述创新所具备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具体内容还应该是决定于企业家和组织中的人员。学习能力是企业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是需要建立学习型组织，而这种学习型组织的形成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能力或精神。其他能力包括市场开拓能力、关系沟通能力等等，这些影响因素实际上是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决定因素的某一个方面。上述分析中并没有直接说明企业的核心能力，实际企业的核心能力是隐藏其中了，因为企业的核心能力是各种能力的整合，单独一个能力是不可能形成核心能力的。当影响到其他能力的因素变化时，企业的核心能力也必然随这变动。核心能力的变动，将导致企业竞争优势的变动。

3.2 企业竞争优势可持续性模型

企业资源和能力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两者相互融合、相互支撑是一种互补关系。企业资源是企业能力基础，而企业资源的效率又取决于企业的能力。正是资源与能力的互补性，才能使企业形成竞争优势，以至于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基于资源与能力的互补性构建企业竞争优势可持续性模型（见图1）。

图1 企业竞争优势可持续性模型

企业在资源和能力整合后，确立了企业现在的竞争优势，面临的问题就是竞争环境的改变，包括竞争对手的进入、行业环境改变、市场需求的改变等。面对这些问题，企业要适时对资源和能力进行再开发和再创造，并重新进行整合，形成适应新环境下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面对环境的再次改变，就要重复上述过程。可见，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就是企业适应环境变化而改变企业资源和能力的整合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将永久持续，则企业的竞争优势将永远持续，如果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动态过程终结，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没有了可持续性，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就丧失，企业也就退出行业了。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1989.

第3篇：可再生资源的优势范文

在《之江新语》中说：“市场竞争是一个动态过程，如果稍有懈怠，原有的先发优势就会削弱，已有的比较优势也会失去。”在多年探索实践中，贵州未敢懈怠，对自身发展优势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对此作了系统论述，强调要“千方百计培植发挥路径选择、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干群精神状态方面的后发优势”，以此支撑弯道取直、后发赶超，决胜扶贫攻坚、同步小康。

后发优势强调发展滞后地区立足现有资源禀赋与技术模仿，缩小技术差距，挖掘发展潜力，提升要素利用效率，避免重走发达地区走过的弯路，降低发展成本，加速发展进程。尽管发展速度很快、趋势良好，但贵州整体上仍处滞后状态，和发达地区的差距依旧较大，因此必须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激发、提升既有资源利用效率。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一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决定于生产要素的增加、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而“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就是依靠成本较低的新技术与产业理念借鉴，加快资本积累、加速技术变迁与升级，“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可能性，相当大程度决定于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这种思想对贵州如何发挥后发优势进而创造先发优势，可以带来诸多启发。

这些启发至少包括：贵州需要更大力度“借力、借机、借势”，从技术引进上多花心思，相对于自力更生的技术创新，技术引进的成本低、见效快;所引进的技术要有科学的理论支撑，并且有真实的试验基础，具备长远发展眼光与能力，甚至足以影响发展全局;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应该培育技术再改造、再升级的专业人才，为技术应用的可持续性与创造新供给打好基础;最为关键的，是产业与营商环境必须适应新的技术要求，不断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为“技术变迁的可能性”营造新环境、新氛围。

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统筹考虑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增长更需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经济发展必须从围绕资源开发、劳动力红利和资本积累，转向倚重技术进步、组织再造、结构调整、制度变革等创新引领，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开拓新增长空间。有效的创新活动，是先发优势的源发动力。先发优势可以确立行业、产业或区域发展的引领者地位，掌握先发优势者能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据先机。

第4篇：可再生资源的优势范文

集聚优势是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着重强调对优质资源的吸纳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经济体获取“极”地位和发挥“场”作用，进而促使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当该理论被置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时，这种互动行为与循环模式，就具有明显的战略性与政治性特征。发展是维持国家生存的主要任务之一，既是国家大战略的主要部分，又是处于最高战略层面的问题，而集聚优势则是国家实现发展的模式和方法。无论是在农耕文明或工业文明时期，还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生存都是国家首当其冲的要务，也是亘古不变的命题。对于国家而言，最为重大的任务莫过于发展与安全，前者是实现生存的基础，而后者是维持生存的保证。然而无论在任何时代，发展都离不开对优质资源的获取和集聚。自古以来，农产品、能源、矿产就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战略资源和必需品，缺乏这些物资国家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因而土地便成为国家实现发展和维护安全的必须载体和最为优质的资源。于是，争夺和控制更大范围的土地以及其他战略资源就成为国家谋求生存的关键所在，战争作为国家集聚优质资源的主要手段，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便是围绕着土地的争夺与控制而展开的。即便是近代的欧洲战争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战争，甚至是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无不呈现出这个特征。同样，无论是奉行扩张性的国策，还是构建主导型的国际体系，亦或是争夺地区霸权和制订秩序规则，这些政治行为背后所蕴藏的主要目的，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将其他地区优质资源向本国集聚的色彩，所不同者只是在具体内容上超越了土地的范畴。自二战后，优质资源与土地的联系日渐松散，其转移已然不再完全取决于土地的所有与控制。冷战结束以来，覆盖全球的国际贸易体系和机制逐渐确立，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世界各地的优质资源在体系范围内的配置与转移，使得优势资源的集聚变得更为容易、便利和有序。同时，这也意味着传统的通过战争方式实现“集优”的模式，其成本收益与力量耗费及政治风险之比渐高，已不再成为国家政策制订时的首选。当然，模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集优”不重要，或优质资源在国家发展中地位的降低，恰恰相反，集聚优势仍然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模式、原则和方法，并且由于在和平环境下注重发展的国家逐渐增多，国家间对优质资源的需求增大，由此形成的竞争也呈现出日趋激烈的态势。此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优质资源的内涵与外延也不断扩大，在经过了三次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优质资源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土地、矿藏、农产品、化石能源等自然物质，高精尖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高级智力资源、大规模金融资本、高效的社会与企业管理体制，以及国家的政治行为能力和国际地位等都已被纳入到优质资源的范畴之内，其重要性和所占比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物质资源，以至于对这些非物质资源的争夺与保护也已突破发展和经济领域，有些甚至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当然，“集优”理论的意义不只在于提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思路，更是综合国力持续倍增的方法，这对国际政治关系和国家对外行为也有深刻影响。集聚优势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后发国家提升综合国力和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并达成可持续实现之态势。这在客观上虽然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国际行为能力，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及各种对外行为的开展奠定了必要的实力基础，但也必然会导致国家间力量对比和战略关系发生新的变化。

传统上，集聚优势理论的要义在于优质资源在某一区域范围内的调动与配置，而一国之内所能控制的资源毕竟有限，从外域获取优质资源就成为必然，因此，战争、贸易及国家间合作就成为最主要的“集优”模式。战争和贸易是常见的传统“集优”模式，前者意味着赢者既可以获得可观的物质利益，又可以成为战后规则与秩序的制定者，但是战争中的不确定因素过多，成本与风险过高，不是稳定的“集优”方式；后者则是通过扩大比较优势，通过交换获得利益和实物，不过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大多是成品，难以获得国家发展的核心技术与工艺，特别是在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核心科学技术与人才的重要性已然大于优质资源和产品，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其政治性不言而喻，而贸易对政治的影响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常论话题。国家间合作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型“集优”方式，国家通过彼此让渡部分利益甚至权利实现优势互补，交换或配置本国所需的优质资源，并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和体系。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和国际环境中，通过战争来实现国家发展所需资源的集聚已不合时宜，而贸易即便能获得物质资源，或在理论上获得发展所学的科学技术，却难以确保国家获得和维系发展所需的内生动力。国家间合作则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广义优质资源的集聚，强化内在能力的提升。当然，“集优”的方式只是战略的手段而已，国家能否通过“集优”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关键还在于“集优”战略的机制本身。客观而言，集聚优势模式在战略建构中至少涉及以下三方面：第一，经济动力的引领作用及其高投资回报性。吸引外部优质资源的先决条件就是本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带动作用，以及投资回报的高收益率和性价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倘若自身经济发展潜力有限，必然对于优质资源的需求有限，既无法激发与优质资源拥有者开展合作的热情，也难以借助他国的优势强化自身的能力。同时，优质资源的集聚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当国家财政状况捉襟见肘之时，亦或是金融体系出现较大的潜在风险和融资困难时，都是难以实现优质资源的聚集，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优质资源的流动性更大也更容易流向回报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因此，缺乏足够的经济吸引力，优质资源难以自动到来，这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当今时代通常难以集聚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内在需要无疑是优势集聚的必要前提，目前，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以及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对外集聚优势提供了战略基础和条件。

第二，硬实力是集聚优势得以实现的必要保证。集聚是很多国家在经济腾飞或快速发展时所采用的重要战略举措，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既需要借助有效的政治行为加以实现，又需要国家拥有强制手段予以保障。特别是由于“集聚”本身并非一次，确保这种方式的长期有效更显必要。因此，无论是作为体系主导国或是一般性大国，还是其他国家，客观上都需要有强制能力维持和保障整个集聚体系和机制的安全，这既要求国家具备有效的军事能力，也需要拥有较强的政治和外交能力。尤其是当国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集聚优势资源时，确保集聚过程的安全，即优质资源供给源和运输通道不受其他国家或组织的威胁、高精尖科技工艺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实现合法获取、高水平人力资源的吸纳不受别国政策制约。例如，美国在全球保持军事存在，以航空母舰作战群和前沿基地为支点，一方面维持了以之为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以及地区秩序，另一方面就是为了确保能控制世界主要资源聚集地和战略通道，并在危机出现时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干预，甚至为此积极谋求事先预防这类危机的出现。而军事力量的全球存在与部署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都为美国集聚世界优质资源提供了有效的安全保证。对于更多的国家而言，加入现行的国际体系并在其中开展国家间合作是集聚优势的主要方式，即便如此，国家的硬实力不可或缺，否则本国的“集优”将深受秩序主导国的制约和影响而缺乏自，甚至由此妨碍本国集聚优势，最终损害本国利益。美国与日本在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之后，美国不仅“掠夺”了日本近30年的发展成果，而且导致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始出现经济增长几乎停滞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损害了日本“集优”的能力，而且使之确保可持续发展成为泡影，甚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美国以及现行的经济金融体系和规则。

第三，软实力的塑造及制度环境。实现优势的集聚往往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本国具备发挥优质资源功效，实现自身优势倍增的体制保证；其二，能够吸引到开发优质资源的高精尖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而后者本身也是集聚优势的重要对象和内容。人力资源在当今时代是推动国家发展最重要的核心要素之一，吸纳人才已成为集聚优势的关键所在。一方面优质资源发挥作用需要人力资源加以利用和开发，另一方面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工艺也是由人来掌握的，因此人才作用的关键性和不可或缺性已不言而喻。然而，对于人力资源特别是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的集聚难以通过物质资源获取的方式实现，更多地需要国家发挥“场”效应以吸引人才，通过改善和优化本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人才提供较高的发展平台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之主动愿意能为国家发展施展才华，这是国家软实力建设以实现人力资源的集聚优势的关键所在。美国在集聚优势的过程中除了强调对于全球物质资源的协调与配置之外，最为重视的也就是强调对世界各个地区高级人才资源的吸引与利用，将吸引技术人才与本国的移民政策挂钩，并形成了相应的机制与成熟的制度，而这也为进一步集聚和开发所获得的优质资源提供了条件。例如，在美国持有H-1B签证的非移民中，有58%的人从事IT领域的工作。这些人基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有42%的人又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而在H-1B类移民在美国就业的最高年限6年计算，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将自己研发能力最强的时期贡献给了美国。③

二、集聚优势战略的国际政治条件

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处于世界或区域范围的政治秩序之中，不可能脱离现实政治条件而孤立存在于某种真空环境中，集聚优势理念的存在基础和实践同样如此。集聚优势虽然是一种发展模式和经济学命题，但其实践不仅需要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与条件支撑，甚至还需要创造良好的国际战略关系加以保障。通常情况下，优质资源特别是物质资源、科技工艺以及人力资源，大都具有三重属性，即流动性、战略性和易受制约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优质资源可被视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和调节，通过贸易和流通渠道进行配置，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从国家发展角度来看，优质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需品或关键品，事关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具有战略性和不可替代性。从国家安全角度看，确保优质资源集聚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使之不受或少受政治、军事或其他人为因素的威胁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脉所在。这些特性决定了集聚优势与一般的国际行为体间经济合作或跨国贸易相比，更容易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国家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也就成为影响集聚优势战略实现的主要因素，改善本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外部条件也就成为“集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集聚各方面的政治优势和发散本国的政治优势，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而且其本身也是优势集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国家发展模式的示范力、别国对本国的向心力、本国的国际地位及对外行为能力，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或制约着“集优”战略的有效性。当前，国际合作与互利双赢已成为国与国交往的理念模式，良好的国家间政治与合作关系有助于国家最大化地实现集聚优势。集聚优势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优质资源可以有效地自由流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对此显然有制约作用，而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形成的国际体系则一方面给予优质资源配置以更为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对国家推行“集优”战略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在过往的国际社会中，集聚优势大多是在无政府状态和条件下进行的，既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配置，又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规范国家行为，也较难以在和平状态下实现集聚优势，因而在近代以前，贸易和战争就成为最常见的“集优”方式。尽管这两种方式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优势的集中，也并非有效之手段，然而集聚优势资源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类方式。以至于本无道德色彩的“集优”原则与战略由于具体方式的原因，影响到世人对国家形象和发展模式的评判。20世纪之前的欧洲大国在崛起或争霸时，大多通过战争或军事行动来抢掠世界其他地区的优质资源，并建立殖民体系以供给自身发展所需。于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称谓也就伴随之产生和存在。即便在当今时代，许多后发国家在集聚优势时已然不采用军事方式，也并未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而是遵循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和规则，却也由于对外部优质资源的需求和依赖以及历史印记而被冠以“新殖民主义”的称呼，颇受世人关注。

在“集优”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并非国家采用武力对优质资源的争夺，而是国家在某种国际规则和机制下实现集聚优势，以及国际体系对于国家“集优”战略的影响。在传统的国际政治关系中，现实主义观念认为争夺权力是国家间矛盾与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不过究其根本目的却在于为本国生存，即发展与安全，创造适合的条件与环境。然而，国家获取权力的基础在于自身实力，而由于自然禀赋的不同和差异，国家间的实力千差万别，于是在传统上便形成了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容易成为世界主导国的现象。不过这并不狭隘地表明自身条件对于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而恰恰说明集聚能力强的国家往往容易在国际社会中获取更多的主导权及优势地位。近代以来，国家集聚世界资源和科技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拥有先进生产力和国际行为能力的国家逐渐掌握了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资源供应体系的主导权，并使用强大的武力维系着这种集聚关系和模式规则的存在，于是造就了早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资源的流动不再受自然因素的束缚，这一方面推动了运输业的兴旺及人员交流的密切，使得优质资源得以更为便利地在世界范围内分配，另一方面却也使得“集优”越来越受到国际政治关系及经济与政治体系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在其主导下的新国际体系中非常推崇自由化国际贸易模式与开放、竞争的商业模式，建立了以政治和军事等“硬”实力为支撑的物质分配和交换体系和制度规则，借助经济和金融优势实现了“和平”的集聚优势。但凡加入该体系的国家，在认可和遵循美国主导的游戏规之下，可以基本不受限制地实现资源的跨国调配，客观上推动了优质资源在体系内配置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但是这种合作行为仅限于体系之内，加入体系的国家必须以承认美国霸权为前提，而不同体系间的国家则难以如此便利地集聚优势。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就认为正是由于美国为其欧亚盟国提供安全体系，1945年以来的国际经济才有可能顺利发展。④以至于罗伯特•吉尔平也认为正是在这种体系的庇护之下，日本和西德在美国军事保护下兴起和发展的。⑤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渐主导了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这不仅进一步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更使得优质资源大范围地调配和转移成为可能。经济全球化进程突破了市场和原料供给的地理界限，一方面扩大了优质资源获取、配置、转移和集聚的范围，抑制了国家通过战争掠夺资源的愿望和意图；另一方面增进了国家间贸易和技术转移等途径在集聚优势中的比重，也使国家更愿意采用低成本的经济手段获取优质资源，客观上为集聚优势提供了条件。但这种依托和建立于美国霸权之上的体系明显地呈现出唯美国及发达国家利益是从的特征。现代的发达国家在资本、科技、资源、工艺等方面处于战略高位，对于其以外世界进行扩张和“集优”时不再简单地采用军事和贸易手段，而是以资本扩张和财物交换等形式为主。资本扩张时采取的是比较优势策略，即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优势吸纳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劳动力，向后者输出产品，其结果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并且由于发达国家所处高位和发展中国家所处低位差异本来就很大，比较优势给发达国家带来的效益显然要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此外，这种不平等的模式和状态在现行体系中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而发达国家在本质上也愿意维系和延续这种关系模式和地位状态，借以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因此，现行的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持这种不平等的“集优”关系模式，保护了发达国家的“集优”利益，也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全面的集聚优势。

同时，对于后发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国而言，推行“集优”战略的环境和条件较先发国家已然苛刻得多，加入现行国际体系虽然能分享到其中的便利，却也要事先或多或少地满足体系提出的条件，默认其中的规则及其背后的霸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让渡”部分以换取“集优”条件的形成。以日本为例，作为战后最成功的以“集优”战略来实现经济复兴和腾飞的国家，其在很大程度上既得益于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却也深受体系之约束。一方面它吸收和引进欧美的先进科学技术几乎不受政治限制，另一方面在自然资源和能源需求上获得了长期、稳定和有效的海外供给，并在全球范围内开拓了庞大了市场，以至于在20世纪70年代就成为世界经济的“极”力量。但是，这些成就的实现却以日本几乎完全放弃为前提。日本自二战后被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之中，并在朝鲜战争中展露其之于美国的战略地位和意义，遂逐渐成为美国推行全球战略及驻足东亚、对苏遏制的战略支点，美日之间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构建起战略同盟关系。而日本在其中完全对美放弃本国的政治和军事，并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和附庸，时至今日仍被视为“不完全国家”。日本放弃政治和军事可以被视为“让渡”的极致，所换来的是日本完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使之在经济上不再受到美国的严格管制，并基于此得以自由和便利地在体系内集聚外部优质资源，同时还与东亚其他国家形成产业转移的“雁行结构”，以及获得世界范围的销售市场，而这些都是其在战争中希望得到而没能得偿的夙愿。当然，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加入国际体系让渡并不是放弃，而是通过让渡换取自身发展所需的战略利益以及拓展国家的边际，并实现国家间的合作与共赢。

三、集聚优势战略的国际政治影响

对于奉行集聚优势理念的国家而言，扩大优势面是实现国家发展和国力提升的正向行为，但其带来的国际政治影响却是复杂而深刻的。总的来说，国家通过“集优”增强国力必然致使国家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国家间关系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发生改变。当然，这种变化涉及许多不确定性因素，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不论如何，“集优”战略还是会推动国家间关系在竞争、合作和对外依赖这三个方面出现变化。第一，加深国家间关系的竞争程度。“集聚优势”是国家谋求发展和增强国力的举措，然而这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却是一种逆向行为，一方面同类型的国家同样需要优势资源，甚至所需资源的种类也大致相似，这势必产生竞争；另一方面，“集优”战略的目的在于推动国力的增强，而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会引起国际关系的改变，弱势国家会在这种变化中积极增强自身能力，以寻求新的平衡点或建立新的关系结构。由此不难看出，“集优”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和扩大了国家间的竞争态势。集聚优势的落脚点是资源配置问题，优质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仍以国家为主体的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共同决定了资源难以公平公正地在国家间进行有序配置，客观上就造成了国家在获取优质资源时容易形成竞争性乃至冲突性关系，而这也成为国际政治的常态和主要内容。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夺世界自然资源的势头越来越猛，甚至已与地缘政治紧密挂钩，而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谋求发展必然需要集聚优势资源，这势必引发国家间对于优质资源的争夺，而将地缘政治因素考虑在内则是这种激烈竞争关系的体现。因此，传统国际政治“零和博弈”的思维惯性也就顺其自然地反映在优质资源集聚之上，维护自身利益与排斥他国利益也就通常被视为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呈现为国家间获取优质资源呈现出我得即彼失的态势。

这种局面极易在资源需求国之间出现，而优质资源供给国也不会凭空放弃自身优势，往往有意纵容需求国之间形成竞争态势，以便从中寻找待价而沽的机会，亦或希望能通过优质资源的交换获取本国所需的优质资源及物品，形成不同优质资源间的交换。因而在诸如高新产业的工艺技术转移，稀缺矿产和能源资源的分配等“集优”问题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例如中日之间围绕着俄罗斯石油供给线路安排即“安大线”和“安纳线”而出现的争执，致使俄罗斯有机会坐地起价。不过，由于中日双方皆不满俄之安排，其结果却使得俄罗斯与东亚能源合作的开展受到严重迟滞和影响。当然，作为竞争与冲突最激烈的手段，战争自古就是优势积聚的主要手段，既是直接获取优势资源的方式和途径，又是阻止对手实现集聚优势的手段，还是建立和维系有利于本国“集优”的国际体系的保证。尽管这类战争行为在当前已不多见，但怀有此目的的军事行动屡见不鲜。此外，集聚优势容易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工具和打击对象。优质资源，特别是物质资源是国家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往往涉及政治、安全和经济多重因素，容易成为国家间相互竞争时打击的重点或相互制约的工具，特别是当本国缺乏稀缺性资源或核心工艺技术时，这种意味就更显浓厚了。当崛起的大国在世界范围内购买能源、金属矿藏、稀土等战略性物资时，则会引起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一，体系主导国或霸权国会担忧这些崛起国家集聚资源以及向外输出优势的目的，对于霸权国而言，维持现行体系的稳定是其核心战略利益，任何大国增强国力和提升国际地位的行为在其眼中都被视作修正主义者或挑战者。其二，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可复制性，新崛起国家在大量集聚这些资源时，必定引起同样需要获得资源稳定供应的发达国家的警觉和排斥，毕竟对优质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或事关国民经济的关键资源的争夺具有零和性。对此，美国部分学者持有类似观点，认为中美在能源问题上是“零和博弈”，两国为此可能在中东及其他产油国形成竞争，甚至发生冲突。⑥

其三，霸权国家容易利用对现行体系和规则的主导权限制新兴国家获取优质资源，而其同盟国或附庸国也极易随之采取近似的限制态度或政策。即便是新兴国家让渡了部分或采取融入政策，即承认现有国际体系和其间主导国家的地位，却也难以完全获得信任，不受限制地在体系内实现集聚优势。例如，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始终保持着怀疑与提防的态度，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时刻担心中国经济发展与进步的目的在于推动自身获取更多的权力和优势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意图谋取霸权并挑战或颠覆美国现有的领导地位。2005年8月美国政府否决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Ltd.）对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Corp.）的收购就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集聚优势的担忧，甚至为此引发美国部分研究者关于地缘政治的联想。⑦而中国近些年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获取油气资源和矿藏开采权，同样被美国指责，其背后也是对中国通过优势集聚而实现国家崛起的担忧。⑧第二，促进国家间合作面的扩大。国家集聚优势过程中形成竞争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集聚优势同样可以推动国家间形成合作关系。开展国际合作是在现行体系和机制下扩大和集聚本国所需国际优势资源最为可行和成本最低的办法。以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在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合作在以理性利己主义为特点的国家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国际机制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合作。⑨许多资源性国际组织的形成便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集中了世界主要产油国，协调并形成共同的石油政策和生产计划，以此维护成员国各自或共同的利益。否则各自为战，不仅产油国之间会形成竞争关系，而且难以使本国优质资源发挥应有效益。与之类似，大国间存在类似需求时也会形成合作关系，以避免自己利益受损。2006年8月，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帮办弗雷德里克森在参议院作证时指出，美中面临同样的能源挑战，双方加强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符合彼此利益……唯此才能确保彼此的能源安全以及世界的能源稳定。

⑩同时，集聚优势也是将国内所缺乏的优质资源吸纳进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可以采用释放本国所拥有的优质资源的方式来换取所缺乏的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间长期合作关系的形成，甚至构建相应的合作机制。国际合作也是后发国家集聚优势的有效途径和主要方式。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凭借武力现行国际体系和机制以换取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和空间，这其中的成本无疑是巨大而无法负担的，也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性价比更高的方法是接受和融入现行体系中，可通过体系机制和规则实现国家发展所需资源的集聚，这既可避免与秩序主导国形成直接的正面冲突，又可在和平环境中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况且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到主要的世界贸易和经济体系之中，现行体系下国家间自由贸易与跨国公司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以和平途径获取历史上国家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的资源，这也为国家通过和平方式集聚优质资源提供了可行之举。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无疑是后发国家国际政治行为的最好方式。第三，推动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双赢式合作模式是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和深化的重要前提，特别是当资源供给国与需求国之间存在着优势互补的情形时，优质资源交换往往容易达成，进而易于推动国家间形成相互依赖型的合作关系。例如中俄之间的能源与金融合作。俄罗斯拥有庞大的油气资源，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亟需的能源；而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这又能满足俄罗斯扩大经济规模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于是两国不仅较易于达成能源合作意向，而且当俄罗斯处于资金匮乏困境时，往往更容易在能源价格上妥协，以期通过尽快签署协定获得所需资金，进而加速优质资源的交换。当然，在目前的国际战略环境中，国与国之间在“集优”过程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不完全是霍布斯式的关系状态，具有明显的相互依赖特征。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曾于2005年提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概念，借此阐明中美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重要性。不过在集聚优势与扩展的过程中，虽然国家间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形成合作状态及关系，但很难在合作中实现关系和地位的完全对等，从而导致相互依赖程度存在差异。具有优势地位的国家很容易通过对方的过度依赖而获取主动权，形成政治关系上的不平等。不过，实现以资金供应和融资体系建基础的合作关系则更能确保相互依赖关系的稳定，使之能避免由于依赖程度的不同而带来的政治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中，巨大的资金投入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支付功能，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优质资源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优质资源的所有国往往缺乏足够的资金对本国优质资源进行开发，使之无法为本国发展提供助益，于是对于国际资本的需求是巨大而又亟需的。因此，拥有大量资金的国家往往就可以将资金变为资本而非货币，投入到优质资源的开发中来，使之形成共赢式的可持续集聚模式，这种方式往往会比单纯的资金使用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例如，以股份制方式组建合作机制，以技术、资源、人才等入股，采用合资、合作、资产重组等方式实现合作，更有助于国家间合作的开展，实现“共赢”。在当前时代，国家以资本投入实现“集优”的合作更能实现收益的长期化和合作关系的机制化及稳定化。

四、结论

第5篇：可再生资源的优势范文

关键词： 低碳城市； 低碳经济； 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2-0126-03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为新兴的资源型城市，“十一五”期间，榆林市在产业结构调整、循环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于建设低碳城市来说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应对榆林建设低碳城市的发展战略进行深入探索。

一、榆林建设低碳城市的战略意义

加快低碳城市建设，是榆林促进转型升级发展、提升城市形象的根本要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建设低碳城市是榆林环境保护和进行生态修复的迫切要求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工业跨越式发展，榆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采掘业和初级加工业，长期的资源依赖型发展方式必然带来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塌陷、水资源短缺与污染等问题，榆林市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不容忽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煤炭开采使榆林26万亩植被被毁，占全市总面积57%的区域属于荒漠化地区；目前全市因煤矿地下采空引发的地面塌陷面积近20平方公里，由塌陷引起的矿震频繁发生；水源污染和水容量损失现象严重，采煤矿区的河床、沟渠煤泥沉积，地下含水层结构被破坏，造成区域性地表水渗露，地下水位下降；能源化工高碳排放的产业特征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空气环境；再加上环保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造成榆林市城镇污染问题越演越重。面对资源开发强度大和环境容量小的现实矛盾，迫切要求大力发展低碳技术，促进工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大幅削减“三废”排放；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环境治理投入；以“低碳”理念引领城市可持续发展，才能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和提高生态质量。

（二）建设低碳城市是实现榆林城市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

在以能源化工产业为动力的跨越式发展进程中，榆林市经济发展的资源驱动型特征明显；初级产品加工业产能过剩，资源产品就地转化率低；传统特色产业尚未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配套体系；能源化工下游和配套产业发展明显不足；企业发展成本增长，市场竞争力逐步趋弱；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能源化工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以高能耗行业为支柱产业的产业结构使榆林市的单位GDP能耗水平一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达到了全省平均水平的170%左右，这与榆林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符。随着国家节能减排压力的加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榆林市面临的现实挑战。榆林应及早树立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以“节能减碳”为重点，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积极探索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为我国其他资源型城市低碳化转型发展提供参考。从这个角度来看，榆林建设低碳城市具有先行示范、引领发展的积极意义。

（三）建设低碳城市是榆林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主动选择

总结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新兴产业技术革命的兴起都会崛起一个新的经济中心。随着技术进步和新能源、新材料替代的趋势日渐明显，榆林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城市，更应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榆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能源富集区腹地、“呼包鄂榆能源经济带”南部边缘和我国北方两大主要通道包（头）西（安）、青（岛）银（川）的交汇点，是陕甘宁革命老区和陕北大型煤炭基地的核心区和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能源资源支撑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供应基地，肩负着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责任。榆林作为连接联动中西部的区域性枢纽城市地位进一步强化，榆林市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在转型发展中进一步奠定优势。另一方面，国内能源资源环境制约进一步趋紧，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改革攻坚涉及深层次矛盾，又使榆林市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榆林只有变挑战为机遇，尽快建立低碳发展政策支撑体系、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低碳规划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才能夯实低碳城市建设的技术和产业基础，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随着低碳产业实力增强和竞争优势的提升，榆林经济增长空间和发展潜力也会进一步得到拓展。

（四）建设低碳城市是榆林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途径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我国的能源消耗和CO2排放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是关乎民族未来福祉的长远大计。作为两者的结合点，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生态宜居城市，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战略选择。榆林能否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建成宜居城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低碳经济时代来临时的应对调整能力。作为新兴的资源型城市，榆林具有较强的发展实力和资源深度转化优势，有能力、有责任也有必要尽快采取行动转轨到“低碳经济”这种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上来，率先建成低碳城市，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赢得主动。而作为中国转型升级发展的城市典型，榆林建设低碳城市必然会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榆林的国际影响力和城市形象藉此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这个高度来看，榆林建设低碳城市具有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的重大意义。

三、榆林建设低碳城市的优势

榆林建设低碳城市具有显著的优势。榆林市属于典型的成长期资源型城市，只有避免走“先发展、后转型”的老路，率先实现城市发展模式低碳化转型，才能有效地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一）比较优势

榆林市的比较优势在于榆林市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且自然资源开发时间较短，资源尚未到枯竭的边缘。榆林矿产资源丰富，全市发现8大类48种矿产，煤、气、油、盐富集一地，是国家“西煤东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神木、府谷、榆阳、横山一带有目前全国探明储量最大的煤田，探明储量占陕西省煤炭资源总量的94%；榆林九个县（市）的地下都蕴藏有丰富的天然气，有中国陆上最大的整装气田；石油资源储量占全省总量的43.4%，含油面积2300平方公里，是陕甘宁油气田的主储区；榆林是陕西省唯一的盐产区，岩盐资源量占全国总储量的26%，湖盐探明储量1794万吨；榆林年太阳能总辐射量5000-5200MJ/m3，为太阳能资源较丰富区；风功率密度可达150W/m3，具备开发大型风电场的条件。资源能源富集的自然禀赋是榆林建设国家能源化工基地的先天条件。榆林市以能源化工为主导，逐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试点循环经济，这些优势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不具备的，也使得榆林低碳化转型效率提高。

（二）后发优势

转型的后发优势是相对于发达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而言的，属于一种特殊优势。[1] 榆林市可以学习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经验和教训，来减少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相应行动，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榆林市相对于东南沿海发达城市又属于落后城市，在新兴产业技术的研发、行业风险的把握、市场的占领等方面又可以学习成功的经验，通过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高端的专业人才为榆林市的转型做贡献。

（三）政策优势

榆林市是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国家政策支持榆林市发展和转型。中央《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若干意见》提出， 稳步推进神东、陕北等大型煤炭基地建设；鼓励建设坑口电站；合理发展煤化工产业；建设一批大型风电基地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基地；实行有差别的产业政策，发展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有条件在西部地区加工转化的能源、资源开发利用项目，支持在西部布局并优先审批；加快特色农牧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设施农业；降低工业用地出让金标准和开发区建设用地基准地价。陕西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榆林跨越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27条”），提出全力支持榆林能源化工基地、现代特色农业基地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放权、让利、搞活”的政策措施，榆林将成为陕西的一个“特区”。同时，作为国家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国家优惠的政策措施支持榆林市发展循环经济，保护和治理环境。榆林市政府也制定了循环经济试点市实施方案，为榆林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政策保障，为实现转型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为榆林建设低碳城市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三、榆林建设低碳城市的战略路径

（一）制定低碳城市规划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城市，榆林目前已经具备城市发展模式低碳化转型的条件。《榆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确立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中国经济强市、西部文化大市和塞上生态名市，要着力构建高端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2]。根据这一发展目标要求，应全面导入“低碳”理念，制定一个政府政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环境保护、生活方式全方位一体的低碳发展总体战略。应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以组团式为主，合理规划城镇空间体系，遏制大城市的无限膨胀，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实现城镇体系集中紧凑布局，以减少交通能源消耗。大力推行绿色建筑规划设计，在旧城改造中应尽量保留具有悠久历史的建筑群、庙宇和街巷，避免大拆大建。低碳城市规划使城市经济具有蓬勃发展的活力、清洁的环境质量和生态保护、便捷舒适的交通系统、适合居住的绿色建筑、清洁高效的低碳能源、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

（二）推进产业低碳化发展

榆林市产业发展和增长方式仍未摆脱大规模开采资源——大量生产消费——大量排放污染的模式。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调整产业结构，降低高碳产业的发展规模，提高发展质量，是资源型城市发展转型的关键[3]。榆林的产业低碳化发展对策包括：（1）坚决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浪费资源、污染严重的产业，避免重复投资和低端扩张，实现高碳产业有序退出。坚持淘汰落后产业与扶持优势产业相结合，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引导产业发展的新模式，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结构调整优化的政策体系，稳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大力培育高新、高端、高智能、低碳、低排、低能耗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节能节电和环保产业。优先发展生产业，改造提升生活业，突出发展旅游、商贸、物流、金融、信息业等现代服务业，为高端服务业创造良好的市场。（3）通过技术改造和淘汰高排放设备，推广清洁燃煤技术来大幅度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快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尽快进入能源多元化阶段。（4） 实施节能环保示范项目，抓好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大力发展余压余热余能综合利用发电、工业企业清洁生产集成、建筑墙体和设备节能一体化、工业节水与回用、餐厨垃圾综合利用、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利用、秸秆综合利用，大力开展节能环保示范工程建设及推广，从源头和全过程控制和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三）实施更严格的低碳生产技术标准

应更加严格地施行国家、陕西省各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榆林市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方案》，在石化、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等部门以及煤的干净高效应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等领域广泛应用低碳技术创新。要在《榆林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低碳行业准入规定，凡是有悖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要求的投资项目不予立项。主动向企业提供涉及低碳产业的经济形势和国家、省、市政策的解读，研究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的新政策、新措施。鼓励节能减排技术特别是清洁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高能耗低碳化改造技术的开发运用，颁布并实施能源化工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方案。鼓励企业加大自主创新，尽快形成低碳支柱产业。提供财税优惠，争取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用于支持低碳工程建设和技术研究工作。积极探索呼包银榆经济区碳排放交易一体化制度，开放排放权交易许可。此外，应建立完善的能源消费和碳减排统计数据库，完善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低碳经济统计、监测、评价和考核体系。组建低碳发展工作领导机构，将节能减碳效益指标列入政绩考核体系。

（四）打造低碳示范社区

创建低碳示范社区，引导人们积极参与低碳行动，展示低碳生活的魅力，同时为低碳技术提供实践平台。从居民用电、洗衣、做饭等各方面践行低碳方式，社区规划建设共用阅览室、健身房、洗衣房等设施，降低社区设施的能耗与废弃物排放；开展节能推广项目，建设智能电网，提高电力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运行状况；在公共服务领域开展以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为主的低碳交通应用示范；应用低碳建筑技术，推广太阳能、地下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使用“绿色城市照明”；建立低碳社区管理模式，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树立绿色、高效的现代生活理念；对社区废弃物实行严格的分类处理，监督制止生活废水、消费废弃物和垃圾的违规排放；向广大市民宣传低碳生活理念，鼓励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等方面形成低碳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

（五）倡导消费低碳化

引领市民文明生活方式是消费低碳化的前提条件。倡导适度节制消费，支持循环消费，使消费者形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实现消费方式的转型；采用绿色包装，减少包装材料在生产和使用的过程中对人类和环境的危害；倡导适度包装，鼓励包装产品回收和再循环；在消费过程中选用可回收、可再利用、对环境友好的产品，废弃物的处理不对环境造成危害。培育绿色消费市场，保障绿色产品供给，才能引导低碳消费行为。通过有利于绿色消费发展的价格、税收、信贷、贸易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促进企业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降低绿色产品的销售价格。实施绿色产品名牌战略，扩大绿色产品影响。借助消费者协会、质量监督等机构加大对绿色产品的管理，加强执法力度，从源头上杜绝“仿绿色”或假冒伪劣产品的产生，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

总之，发展低碳经济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新潮流，低碳转型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秉承科学发展、率先转型的宗旨，全面建设低碳城市，倡导低碳生活，才能把榆林建成生产、生活、生态相融合的区域中心城市。

参考文献：

[1]周晓雯，王喜荣.基于城市竞争力的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以榆林市为例[J].西部大开发，2010，（2）：212-213.

第6篇：可再生资源的优势范文

关键词：农村水电 清洁发展机制 战略选择

一、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意义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础上，1997年京都缔约方大会形成了具有法定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有关工业化国家均要限制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总排放量要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降低5．2％，同时也确定了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保护方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和基本方法。为了达到减排目的，在京都议定书中引入了由国际排污权交易、联合履行、清洁发展机制三部分组成“灵活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的基本含义是：在京都议定书中做出定量减（控）排承诺的国家，可以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既符合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要求、又产生减排效果的项目投资，以此换取投资项目产生的部分或全部减排额度，作为其履行减排义务的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从发达国家获取必要的减排资金与技术，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实现社会经济的清洁发展。

环境经济学认为，环境容量是一种资源，同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资源一样，是完成经济活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经济活动主体拥有排放一定数量污染物的权利，等于对相应的环境容量资源拥有了产权。这种环境容量资产产权与其他类型的产权类似，可以通过交易实现转移。环境容量资源可作为一种投资，在买卖排污许可证时，要对交易价格和污染削减边际成本进行比较。当许可证价格高于削减边际成本时，它将把资金投入到自行削减污染的措施上去；反之，当许可证价格低于削减边际成本时，它将转向购买排污许可证。

清洁发展机制就是利用环境容量资产产权交易来完成的。由于发展中国家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正在开发之中，能源技术普遍比较落后，可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落后装备等形式，实现低成本削减。而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均已完成，更新改造周期长，置换费用高，因此削减成本也高。在这种形势下，发达国家为了避开高削减成本而到另一些削减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削减额度。

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对我国的影响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量远低于发达国家，对已造成的全球温室气体效应不负历史责任，因此在公约中暂不承担减排义务。但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三大能源生产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每年消费的能源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10。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统计，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3．5％。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预计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全球所占比例将继续增加，到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我国既不承担减排义务，又是世界主要污染源的特殊地位，使我国的能源发展态势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际上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压力。

京都协议的实施，对我国利弊共存。一方面，由于国际环境容量的划分直接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我国是排放大国，因此在我国没有对减排作出承诺的条件下，清洁发展机制国际交易和管理体系的建立将会对我国有许多限制和制约，处理不当将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环境质量恶化已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力度，清洁发展机制的要求对我们实现上述目标有促进作用。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清洁发展机制对吸纳发达国家对华环境投资和技术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最大环境空间的存在，我国不可能长期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因此，对减排作出承诺只是时间问题。为了减少排放就必须调整我国能源结构，限制煤炭的使用，走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发展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大力开发水电、风电、核电等替代能源的道路。由于清洁发展机制使发达国家履约所需的减排费用大幅度下降，从而形成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动力。据有关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发达国家总减排量的20％～60％需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来实现，2008～2012年5年发展中国家通过清洁发展机制渠道获取的投资将达250亿～850亿美元，其中60％流入中国能源及相关部门。这些数量可观的资金主要用于：一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二是加速水电、核电项目发展；三是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技术研制与大规模开发利用等。因此，我国在履行清洁发展机制义务的同时，也要充分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带来的机遇，将过去没有市场价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额通过国际市场交易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为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开辟多种投融资渠道创造必要的条件。

三、大力发展农村水电是正确的战略选择

农村水电在我国可再生能源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可再生能源中的重要优质能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作为替代能源之一的我国农村水电开发具有五大优势：

1．农村水电资源总量的比较优势

我国拥有世界上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6．76亿kW?年电能为5．92万亿kW·h。可开发水电总装机容量为3．78亿kW?占世界总量的13．22％。其中可开发小水电总装机容量为8700万kW，占我国水电资源可开发总量的23％，位居世界首位。相当于世界水能资源相对丰富地区巴西全部可开发量的0．9倍、印度的1．5倍、美国的1．6倍，与加拿大基本持平。2001年我国农村水电装机容量为2626万kW，开发率仅为30．18％，存在着极大的发展空间。

2．农村水电资源的区位比较优势

我国水电资源分布主要是在中西部地区。当前我国正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实现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解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用电问题，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用电问题。我国西部可开发水电资源为2．74亿kW，占全国总量的72％。目前仅开发了2693万kW，占可开发水电资源的9．8％。其中小水电资源可开发量为5828万kW，占全国的67％。目前仅开发了892万kW，占可开发水电资源的15．3％。开发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极具开发潜力。

3．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比较优势

我国农村水电的突出贡献是：在中央财政非常有限和国家电网顾及不到的情况下，不消极等待，依靠地方集资、群众投工投劳，提前几十年为占国土面积1／2的边远山区的人民提供了基本电力的公共服务，解决了大量无电人口和无电区域的生产生活用电问题，缩小了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差距，促进了区域间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农村水电开发利用的历史证明，发展农村水电不仅能够解决农村能源问题，而且可以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农村水电经过几十年发展，如今已成为中西部山区农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它以电气化带动城镇化和工业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起到了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和拉动内需的作用，同时也很好地解决了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民脱贫致富问题；在发展区域社会经济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村水电资源丰富地区大多是退耕还林区、自然保护区、天然林保护区和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在这些地区开发农村水电，用来代柴、代煤、代气，减少农民对当地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对不可再生矿物燃料资源的消耗，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

4．农村水电开发模式的比较优势

农村水电的开发模式不同于其他大型发电设施。它主要是在远离大电网的地区进行分散开发，就地供电。基本属于地方项目，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由地方自行审批和投资建设。由于单站装机规模较小，资金量不大，工期短、见效快，有利于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开发模式，适合地方、社会、企业、外商、集体、个人等多元化投资主体参与开发。不需要像开发大型发电设施那样，由国家财政注入巨额资金。只要国家对具有公益性质的农村水电进行科学的政策引导和适当的资金扶持，充分调动起地方自身的积极性和发展潜力，就能够达到推动农村水电快速发展的目的。

5．农村水电开发的技术经济比较优势

与风电、太阳能发电及核电相比，农村水电具有发电技术成熟，商业化运作水平较高，建设、运行成本较低，电价便宜的优点。目前我国农村水电的科技水平日新月异，各种关键专业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从研发、设计、制造到建设施工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单位千瓦造价在6000～8000元左右，较之风电、太阳能发电和核电的单位千瓦造价低得多。目前农村水电发电占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的97％以上，无论是发电量，还是电能质量都要比其他可再生能源优越。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水电企业在电力市场上已经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因此优先开发清洁的农村水电资源，替代有限化石燃料应是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首选。

第7篇：可再生资源的优势范文

【关键词】 东北地区 资源型城市 服务外包

引言

东北地区是我国资源型城市最为集中的地区。资源型城市是指依托资源发展，并以资源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具有高度依赖性。但随着可供开发的后备矿产资源日趋减少，资源型城市相继陷入了经济困境。

服务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是现代服务业的一种新业态,即企业将信息服务、管理、商务流程等业务外包给企业外部服务提供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把资源型产业中勘探、设计、开采、加工流程等知识、技术依赖性强的高增值链条分离出来，开展服务外包业务。例如石油之城大庆依托石油石化的产业技术和管理优势，发展以石油勘探开发和石化生产数据采集处理、地质制图、实时数据库分析等为重点的石油石化服务外包业务。

1.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承接服务外包的现实意义

目前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时期，在资源和环境双项约束下，发挥资源型城市在生产、管理和技术等方面优势，承接国内外资源勘探开发、流程管理和技术服务等生产外包业务，实现优势再造。

1.1有利于资源城市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

资源型城市发展相关资源产业服务外包可以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提升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规模，优化产业结构，缓解资源日益枯竭和资源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

1.2有利于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外包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先导产业，代表着服务业乃至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资源型城市承接服务外包，必将带动信息服务、管理服务等活动的开展，从而促进东北现代服务业发展。

1.3有利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

国家继续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尤其是对为国家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的资源型城市。这些资源型城市可以利用本身的资源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外包，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带动经济的再次发展，有利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现。

2.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承接服务外包的现实条件

2.1资源型城市承接服务外包的条件分析

2.1.1可利用已存在的沉淀设备成本。在资源开采过程中，设备、钻井、洞室等资产约占固定资产总量的35%，资源性固定资产具有很高的技术利用锁定性，不能完全回收利用，很少能转作它用，形成沉淀成本。换句话说，资源型城市可以利用大量沉淀成本来承接资源勘测、开发设计、资源数据处理等相关的服务业务。

2.1.2人才集聚优势。在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对人才需求，使得相关类学校及教育机构在此集聚。各大资源、能源企业也有众多尖端人才、高技术人才。而服务外包企业主要是从事技术和知识密集的头脑型企业,需要大量的中高层次人才。

2.1.3较强的技术支撑。资源型产业技术专用性强，所以资源型城市有较强的技术支撑。拿大庆来说，工程设计、工业控制系统方面有大量的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和实验基地，研发实力雄厚，已形成完善配套的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体系。其中金桥公司、澎汇公司的石油石化专用软件在石油石化行业获得广泛应用。

2.1.4资源产业集聚优势。资源产业集聚是指为充分利用地区的某种资源优势而形成的企业群体，如辽宁的煤炭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使资源型城市有比较强的生产技术基础、产业综合配套能力、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和科技人员队伍，资源产业基础设施也较好。

2.2资源型城市发展服务外包的机遇分析

2.2.1国家人力资源政策的实施。2012年1月10日国家服务外包人力资源研究院东北院成立于长春，力争把世界最顶级的企业引到东北院来，把世界最顶级的服务人才吸引到东北院来。这为今后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发展服务外包提供顶级人才支持。

2.2.2东北地区同俄远东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俄远东地区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林业资源。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俄远东与后贝加尔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2013年联邦专项规划的确立，为东北亚地区资源型城市承接服务外包提供了新机遇。例如鸡西煤矿设计院承接了俄罗斯库页岛60万吨级煤矿矿井的设计业务。

2.2.3东北老工业基地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为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

3. 资源型城市发展服务外包的对策建议

资源型城市应当挖掘潜在优势资源实现优势再造，即从资源状况、区位条件、技术条件等方面重新认识和确认新的优势，将服务外包产业和资源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3.1地方政府应给予重视和相关支持

商务部颁布“千百十工程”，表明了国家想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决心。各个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采取措施，积极引导服务外包业的发展。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接包企业发展，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3.2积极进行服务人才的培养

具有熟练技能的专业人才是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服务外包发展成功的国家和城市均注重服务外包人才的培养。所以资源城市除依托本地区的企业专业人才外，还应积极进行服务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有一定项目管理经验的高端人才的培养，从而为服务外包产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3.3发挥资源优势、科学定位

各个资源城市依托自己的资源产业优势，合理选择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石油资源型城市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化产业发展石油石化数据处理、地质制图、数据分析、地震解释、勘测开发、实时数据库分析等服务型应用软件的服务外包业务。煤炭资源城市可以定位于矿业勘测数据处理、煤炭开发流程全过程控制。林业科利用遥感、遥测、地理信息系统，承揽林业管护、防火防虫及资源统计数据处理。

3.4建设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园区

建设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园区是服务外包先进地区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印度的班加罗尔、爱尔兰的都柏林都建立了众多高水平的产业园。我国的北京、上海和广州也先后建立了一批产业集聚园区，对服务外包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加快资源型城市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园区建设具有必要性。

总之，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应抓住机遇，依托资源产业优势大力发展资源性产业服务外包，盯住市场潜力巨大的俄罗斯、印尼等国际市场，从而实现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 赵德海,李燕.资源型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创新发展研究(C) 第五届中国中部商业经济论坛论文集 2011,(10).

[2] 孙晓春,张宇丽.大庆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市场,2011(06).

第8篇：可再生资源的优势范文

一、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内涵

笔者研究的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内某区域能够生产和提供给国内或国际农产品市场完全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较低而又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生产潜力。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这一定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反映一国内不同区域间同一农产品的比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简称为区位优势，即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是通过一国内区际间同一种农产品的比较来实现的；二是能反映一国某区域内不同农产品之间相比较而形成的某种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简称为产品优势，即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通过区域内不同农产品之间的比较来实现的。

2.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当构成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及条件发生变化时，其优劣势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由于市场供求变化、技术进步以及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会使过去居于优势的某种区域农产品现在可能已处于劣势；而现在处于劣势的某种区域农产品将来也可能会占据优势。因此，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处在一个不断被创造出来而又不断在消失的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要使其真正地转化成现实的竞争优势，还需要不断地培育、创造并维持这种优势，才能最终转变成竞争优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深刻认识这种动态的潜在的优势，为此首先必须了解哪些因素影响比较优势。

二、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自然资源和要素禀赋

1.自然资源因素。自然资源是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是传统农业布局的依据。农业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组合对区域农产品生产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自然条件的地理差异是农业生产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础。由于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特点就是经济再生产过程同自然再生产过程的一致性，因此，影响动植物生长的光、热、水、土、地貌等自然因素就成为影响农业生产与发展的重要资源条件，其时空分布及组合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布局和区域间的农业生产分工。但是必须看到自然资源对农产品生产的决定作用正在减弱。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自然资源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形成并进而发展成为竞争优势的约束作用较从前已经大大减弱。

2.要素禀赋因素。要素禀赋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所需要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投入要素，它不仅包括传统的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还应该涵盖制度、信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这里就劳动力、技术、资本要素做一简略分析。

劳动力要素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高低。区域劳动力素质高对形成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区域劳动力素质高，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就大。

技术要素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影响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一是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二是技术进步可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区域农产品生产可以通过采用现代的技术手段来提高农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减少农业生产受自然界的制约，创造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肯定，现代农业技术的引进与创新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某种农产品的区域优势，从而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

资本要素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表现在通过加大资本投入可以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科技进步，进而促进结构升级，使区域农产品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有利于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朝着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产业和产品的方向发展，从而提高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水平。

要素禀赋对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影响很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要素禀赋对某一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是可以改变的，劳动力、技术、资本都可以自由流动，重新集聚，为某一有活力的区域所利用。总体来看，区域劳动力技术知识与管理能力，特别是区域农业企业家群体的管理能力，对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非常重要。

（二）分工因素

分工对比较优势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分工可以提高区域劳动力的专业技术知识与管理能力，一般分工越精细其比较优势就越强。

（三）质量因素

质量因素在农产品比较优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差异逐渐缩小和消失，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区域农产品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比较优势的高低和强弱。

（四）政府行为与经营体制因素

波特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政策调节、创造竞争优势。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提高离不开各级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政府在发挥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中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制定制度、提供信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研究与推广等公共基础服务上。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政府或同一政府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行为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不同，一般在有工业基础的区域更有作为。

（五）人文资源因素

人文资源可以包括历史传统、民族习俗、宗教文化等。它们在区域农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一般不如自然资源那么直接，然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是影响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巨大的潜在因素。

影响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区域的农业产业组织条件下，其对创造比较优势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从下面的理论分析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

三、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理论分析

（一）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理论基础

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体系。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可追溯至亚当·斯密。斯密认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应出口生产成本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生产上占劣势的产品，这一理论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总结为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一国在生产所有产品上都具有较他国的绝对优势或劣势，也会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更多的利益。他的理论被称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并且由于其理论关注资源禀赋的配置状况，又被称为外生比较利益说。以后的比较优势学说的发展主要是沿着斯密和李嘉图这两条相互联系又具有差异的思路进行。其中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由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发展，总结成禀赋比较优势说，或简称为H1－O定理。

比较优势理论尽管最早源于国际贸易领域，但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起着很大的指导作用，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更是起着主导作用。这种惯性对今天的区域发展，特别是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影响仍是深远的。显然，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在产生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有些人谈区域农业发展必称比较优势，有时没有优势就干脆自封优势，似乎到了一切从优势出发、没有优势就不能发展的地步，而结果并不让人满意。于是人们开始反思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指出比较优势不一定是竞争优势，只有竞争优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加快发展一国的竞争优势是当务之急。这一理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20世纪末，杨小凯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他们的研究对我们认识比较优势、开发竞争优势很有启示。

（二）基于分工的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理论分析

1.传统的比较优势论批判。传统理论认为某一区域生产什么取决于这一区域的比较优势，只要某种要素有一定优势，即要素投入成本低，就开发生产相对应的产品，产品具有成本优势就能在市场上取胜。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变得日益复杂起来，成本不再是争取消费者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售后服务的专业化、产品质量等都使单纯的成本已不再是竞争中致胜的唯一法宝。专业化的服务、产品的多样化、便捷的运输等都使传统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不复存在。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必须不断再造，而再造的关键是积极参与分工，依据市场的需求变动，不断推动专业化生产进程，专业化是创造比较优势的根本途径。

2.农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形成规模化、特色化与专业化生产。以欧盟农业为例，荷兰已形成花卉与牛奶的产业区，比利时精于养鸡，而法国专门生产小麦及面包等，丹麦在养猪方面很出色，这样精细的分工与专业化，使每一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产业区。美国的农业也一样，如苹果生产主要集中于华盛顿州，棉花生产主要集中于南部的几个州，小麦生产则集中于中部的几个州，形成了各种专业化的产业带。而我国仅小麦、玉米在全国就有20多个省份进行生产，造成许多省份的产业结构雷同，结果形成大而全的结构，什么都搞，什么都搞不精，专业化进程缓慢，不利于农业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专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实践证明专业化分工生产可以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

3.农产品专业化分工的类型分析。农产品生产分工主要包括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水平分工主要解除了农民横向联系与发展的问题，在水平分工之前，大部分的农户如果兼业，他不得不了解多种农作物的生产知识。但如果分工，他就可以把精力集中于某一作物上，从而获得专门知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垂直分工主要是指部分农户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从而有利于该环节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在我国素有“大蒜第一县”之称的山东省苍山县，由于其大蒜在全国乃至日本、韩国信誉很好，故分化出许多农民专门从事大蒜产业链上的其他服务，如进行大蒜的加工、运输、包装等。通过这样的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水平分工是基础，垂直分工是水平分工的深化，两种分工都对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有益。

4.专业化分工案例分析。农业生产专业化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变了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形成了自己的产业优势。专业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精于一业，一个地方只专注于一业，拥有最好的质量和最低的价格，这与我国过去习惯搞的大而全形成鲜明的对比。如山东省苍山县只发展一个产业即大蒜，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大蒜产业区。全县大蒜种植面积达20多万亩，年产大蒜10多万吨，2万多农户从事大蒜种植及相关产业。苍山县的大蒜已形成一条龙生产，包括蒜苔、大蒜的保鲜以及蒜米速冻、腌渍、蒜片、蒜粉、蒜油、蒜汁等深加工和出口；还有一些企业正在利用生物分离技术，提供大蒜素等生物产品，制成大蒜胶囊、饮料、大蒜精等。经过这样专注于一业的发展，苍山县现已享有“天下第一蒜”的美誉，农民收入显著提高。

这些理论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从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分工是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根本路径，加快区域农产品生产分工就能促进区域农业发展。因此如何加快推进区域农产品生产分工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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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战略对策

根据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至少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区域农产品的生产分工，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

（一）效仿工业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组织农业生产专业化

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化大生产，核心内容是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专业化分工有利于形成特色、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育竞争优势，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能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组织的规模效益。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领域较早地引入了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美国1914年就已形成了种植的专业化。农场的专业化比例高，棉花农场专业化比例达到79%、蔬菜农场为87%、园艺作物农场为98%、果树农场为96%。就农场的经营规模而言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每个农场拥有的土地从1950年的86公顷增加到现在的176公顷，平均规模扩大了1倍。对比我国农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布局分散、生产小而全、管理无标准，造成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竞争能力弱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借鉴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到几个支柱”的要求，大力开展专业村、镇建设，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

（二）大力培育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专业化经营的组织者、市场的开拓者、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农业专业化的营运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在整个产业链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要发挥龙头企业在引进、示范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等方面的作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充分利用龙头企业开拓市场能力强、信息灵敏度高的优势，把市场信息、实用技术、管理经验传给农户，组织开展农产品购销；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精加工，延长产业链，促进优势农产品的转换增值；对农产品加工、合作组织等各种类型的农业专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大力扶持，使他们与农民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关系，增强带动作用，保证农产品比较利益的提高。

（三）加快农产品经营管理流程再造，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我国农产品生产经营管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与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建设。

1.大力开发市场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包括各类农民协会和农业合作社。中介组织是连接市场和农民的桥梁和纽带，通过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发展、联合起来竞争，不仅能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的谈判地位，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减少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农协的国家之一，全国99%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组织。农协不仅为农民提供生产指导，而且组织流通，开展信用服务，农民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90%，以上由农协供给，生产的农产品80%以上由农协销售。正是这些功能齐全、覆盖面广、渗透性强的农协组织支撑了日本农业的发展，使日本农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必须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这是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环节。

2.努力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工业产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销售，所依赖的是发达的营销网络。把这一经验移植到农业领域，必须着力改造提高农产品批发市场，进一步健全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放手发展农产品购销企业和农民“经纪人”，形成多元化的流通格局；采取设办事处、开窗口的办法，将农产品打进国内大中城市，扩大市场份额；要更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彻底改变过去肩扛手提、提篮小卖的落后方式，积极采用会展促销、销售、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电子商务、期货交易等现代营销手段，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积极发展创汇农业，开拓国际市场。荷兰鲜花出口占全球的60%，其农产品出口销售主要依靠拍卖市场，仅阿斯米尔花卉拍卖市场每天就成交花卉1500万枝，年出口25亿欧元，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四）加速推进技术进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并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法国，食品工业对GDP的贡献是汽车工业的2倍。在美国，食品工业是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行业。有资料表明，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部总利润，生产环节仅占l／5，价值1元的农产品经加工处理后，在美国可增值3.7元。由此可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潜力巨大。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工业技术进步。美国仅玉米就可以加工2000多个产品，而我国仅能开发出100多种产品，美国能够利用葡萄皮渣提取红色素，而我国只能作为废弃物抛弃，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产品加工技术水平的差异。从理论上分析，农业作为弱势产业，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也在下降，但对加工产品的需求是不断上升的。因此，必须加速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充分发挥现代工业对农业的巨大带动作用，通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创造产品比较优势，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第9篇：可再生资源的优势范文

关键词：虚拟管理 优势 基本形式

0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一些大的跨国公司，还是我国的一些企业，都纷纷利用虚拟管理的低成本获取外部资源。虚拟管理是指企业将部分管理职能分离出来，交给外部专业公司来进行，企业在其组织机构设置中，把某些职能虚拟掉，以节省开支并提高管理效率。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虚拟管理为他们提供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使之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来发展。

1 中小企业实施“虚拟管理”的优势

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精力充沛、对市场变化的适应性强，但同时也存在着规模小，筹资能力差、资源拥有量有限等劣势。通过实施“虚拟管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以较低的费用，较短的时间，来对中小企业的有限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优势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成本优势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从专门化的外部管理公司那里获得某些管理方面的职能，比企业自身拥有庞大复杂的管理部门更能节省成本。此外，中小企业实施虚拟管理，避免了重复建设，提高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减少了“大而全”、“小而全”企业，提高了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减少整个社会的浪费，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1.2 风险优势 通过虚拟管理，中小企业与外部管理机构建立起共同的利益关系，这样，就有人来分担中小企业的风险，从而降低中小企业的风险。此外，与资本运营策略要改变中小企业的所有权和独立法人地位相比，虚拟管理无疑更有利于中小企业对外部资源的放心大胆的利用，而不会有被大企业所并购的风险。

1.3 资源优势 虚拟管理实质上就是指借用、整合外部资源，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种资源配置模式。之所以说“虚拟”，是因为虚拟管理模式突破了企业有形的组织界限，借用外部资源进行整合运作。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可获得诸如生产、设计、营销等功能，但却不一定要拥有与上述功能相对应的实体部门。虚拟管理注重对资源的利用，而不是控制资源，它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资源，达到全方位“借力造势”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尽管中小企业没有太多资金购买资源，但虚拟管理却能使其用其所需。

1.4 竞争力优势 中小企业受人、财、物等资源的限制，不可能对企业的各个方面给予同等关注。从价值链的角度看，世界上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没有一家会在所有的业务环节都具有竞争优势。所以，为保持和强化核心业务，使企业更具竞争力，企业可只保留最关键的核心业务环节，其他在本企业资源有限约束下无法做到最好的环节，可将之“虚拟化”。另外，大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和多元化战略也在不断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因此中小企业必须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企业重要部分，充分挖掘这部分的潜力，以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2 实施“虚拟管理”的常见基本形式

虚拟管理的关键是掌握企业的核心功能，把企业的有限资源集中在附加值高的部门上，在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上，注意品质、成本及周期等其他能力的平衡。时刻注意市场的动向，一旦利益不在，立即调整策略目标，调整虚拟企业的组合方式，以高弹性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这些虚拟企业的经营形式有：

2.1 业务外包 这是虚拟企业经营采取的主要形式。业务外包所推崇的理念是在确定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后，将多余的其他企业活动外包给最好的专业公司。实施业务外包策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可以降低成本。外包供应商的专业化程度高，能够达到规模经济，因而注定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第二，采用外包使公司特别是大公司能够适当缩小规模，保持敏捷性，克服由于规模经济而带来的臃肿效应。第三，可以转嫁风险。技术和市场的变化如此迅速，使公司投资于不是自己核心竞争优势的业务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最好的办法是将风险转嫁给外包供应商。第四，外包使公司既可以获得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专业化服务，又可将自身的全部智能和资源专注于核心业务，有利于从总体上降低公司的运作成本、提高营运效率。

耐克，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却没有生产过一双鞋；波音，顶尖的飞机制造公司，却只生产座舱和翼尖。这就是公司为保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优势而采取业务外包手段的结果。

2.2 企业共生 当几家企业有着共同的需要，对于技术的保密或成本的考虑不愿外包的部分，共同出资建立专业化的厂家来生产，并共同分享利益，负责成本。如，某一金融机构并不擅长资讯管理，由于牵涉到自己的利益又不愿意外包，但也不愿意独立承担培养专业人员的成本，于是可以联合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出资成立专门部门处理资讯管理业务，合并后的资讯业务不仅方便了自己的需求，而且容易产生规模效益。

2.3 策略联盟 当几家公司拥有不同的关键技术和资源而彼此的市场互不矛盾时，可以相互交换资源以创造竞争优势。软件大王微软公司和芯片大王英特尔公司组成的Wintel联盟是计算机业软、硬件组合的最具垄断性的事实联盟。他们不但决定了现有PC的基本架构，使其产品和知识产权如幽灵般附着于每一台PC，更重要的是他们决定了PC技术的未来走向及前进步伐。两家公司通过结成策略联盟，创造了计算机业的产品技术标准，进而获得了强大的垄断地位，使该产业中的任何厂商都必须在他们的阴影下生存，遵循他们指定的游戏规则，从而得以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计算机业的技术创新大潮中保持其强大的竞争优势。

2.4 虚拟销售网络 即公司总部对下属销售网络解放“产权”关系，使其成为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销售公司，这样首先可使总部无需为下属办事处发放工资，也不必再支出不必要的管理成本和市场开拓费用；其次，各销售公司成立后，均利用关系积极在社会上募股，无形中为公司积聚了大量的无息资金；再次，这种方式可以吸引大批的销售人才汇集到总部的旗下，网络了一批有实力有能力的人才。但虚拟销售网络的前提是，总部必须拥有具有相当市场发展基础的产品，并能以自身的品牌和技术优势保持其稳定性，以防止经销公司另图别处。

笔者认为，是否能成功实施“虚拟管理”关键要处理好两方面问题：建立有效的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和正确选择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因为虚拟管理不仅是对经营资源的功能整合，还是一种超越空间约束的整合，需要建立一个可靠、有效的管理信息系统平台作为载体，再牢牢抓住核心竞争优势这一利器，则可使企业在实施虚拟经营中事半功倍，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