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的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考生在文言文阅读中结合语境理解常用实词的意义。

所谓文言实词是指意义实在、指代明确、直接关系到语句理解的常见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包括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这一考点的题型设计采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形式，内容涉及含义和用法，一般有这样几种出题方式：①对四组解释进行辨析，要求选出解释正确或错误的一项；②从古今词义比较的角度，给出四个词语(放在具体语句中)，要求选出古今词义相同或不同的一项；③给出四组语句，要求选出含有或没有通假字的一项；④直接解释加点的词语。

对文言实词的考查一般结合语段阅读进行，也有单独设题的。以考查课本中有注释的为主，但有由考查课内识记向考查课外迁移运用的趋势。

备考策略

对语言的学要从积累基本的词汇开始，文言文也不例外。掌握、积累一定数量的文言词汇是学好文言文的基础，其中，文言实词又是关键所在。

1．由于时间的流逝，文言实词与现代汉语的用法、词义往往有较大差异。古今通假、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语言现象是初中学生阅读文言文的主要障碍之一，复习时应把这些内容作为重点，通过比较、归纳，真正掌握这些内容。

2．复习文言词语，不能光靠背记词义，应词不离句，根据具体语言环境，考虑它们在句中的具体意义。学习古汉语语法知识，是为了帮助理解词义。不要孤立地死记语法知识。

3．掌握常用的文言词语，一定要以熟悉课文为前提，课文的注释要认真看，课后的练习要认真做，在理解的基础上逐步积累词语，并能举一反三，灵活理解，迁移运用，从而提高阅读浅易的文言文的能力。

孔子云“默而识之，学而不厌”。学习文言文是要下点苦功夫的，必须以一定的识记积累为基础。

失分会诊

掌握一定数量的实词，是文言文阅读的基本条件。各地中考文言文试题几乎都考查文言实词，有的特意考查一词多义。从阅卷情况来看，这类试题的得分率不高。最普遍的失误有二：一是以今天的词义去套文言词义，如“具以情告”，其中“具”有不少考生解释为“具体”；二是不会辨别一词多义，在多个词义面前不会选择。下面具体说说：

一、通假字

古今通假就是两个字通用、假借。即用一个语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上没有什么联系的字来代替本来的字。被替代的字叫本字，替代本字的字就是通假字。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十则》（通假字“说”——本字“悦”）

通假字与本字之间的最大关系是读音相同或相近，据此可分为音同通假和音近通假两种情况。但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音同音近关系主要是就古音而言，不能完全以现代的读音来衡量。

识别四类通假字：

①音同形似。如：“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木兰诗》）“火”通“伙”，意思是“同伴”。

②音近形似。如：“属予作文以记之。”（《岳阳楼记》）“属”通“嘱”，意思是“嘱咐”。

③音同形异。如：“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得到多助，失道寡助》）“畔”通“叛”，意思是“背叛”。

④音近形异。如：“河曲智叟亡以应。”（《愚公移山》）“亡”通“无”，意思是“没有”。

懂得通假字的这些特点，当我们在阅读古文时，如果遇上的生词(字)用本义、引申义、比喻义都解释不通时．就可以从“通假”的角度来考虑。可以只从字音上去寻求本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多读一些古文，多记忆一些通假字。

二、古今异义

现代的汉语是由古汉语发展而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词的意义古今有很大差别。学习文言文首先要注意这种古今言殊的现象，避免发生“望文生义”的错误。当然。变化也不是毫无规律可循，大致有下列几种情况：

1．词义扩大。例如：“江”“河”在古代一般专指“长江”“黄河”，而现在则是河流的通称。

2．词义缩小。例如：“妻子”在古代指“妻子”和“儿女”，现指“妻”，即男子的配偶。

3．词义转移、变化。例如：“牺牲”古代指祭祀用的猪、牛、羊等，是名词。今义转移为：①指放弃、损害一方的利益。②为正义的事业而献身。“汤”古义是“热水”，现在的常用义是“汤菜”“食物煮后所得的汁水”。

4．感彩发生变化。例如：“先帝不以臣卑鄙”中的“卑鄙”一词，意思是身份低下，见识短浅，是诸葛亮的自谦之词，不含贬义。而现在是言行不道德、下流的意思，是贬义词。

5．有的单音节词连用，易与现在双音节词混淆，要细心辨别，不要误认为现在的常用词。如：“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中的“痛恨”指“痛心、遗憾”。

三、一词多义

古代汉语中的单义词比现代汉语多，但是往往比较生僻。常用词大多是一词多义的，这也符合语言的一般规律。一词多义在根本上还是要结合语境来理解它的含义和用法，但是一词多义的多个义项之间一般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都是由词的本义引申、比喻、借代、假借等而产生形成的。对一词多义现象我们应从理解词的本义入手，根据上下文和文章整体内容来理解和掌握它的含义。当然特殊的义项只有靠平时的记忆了。

专项训练

1.找出句中通假字，写出本字并解释它在句中的意思。

①诲女知之乎!（《<论语>十则》）

“______”通“______”,意思：

②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伤仲永》）

“______”通“______”,意思：

③便要还家。（《桃花源记》）

“______”通“______”,意思：

④对镜帖花黄。（《木兰诗》）

“______”通“______”,意思：

⑤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愚公移山》）

“______”通“______”,意思：

2.辨析下列加点词语的古今异义。

①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木兰诗》）

去：古义：____________今义：____________

②芳草鲜美（《桃花源记》）

鲜美：古义：____________今义：____________

③鸢飞戾天者（《与朱元思书》）

戾：古义：____________今义：____________

④亲旧知其如此（《五柳先生传》）

旧：古义：____________今义：____________

3.下列加点字与现代汉语意义相同的一项是（）

a.会宾客大宴 属予作文以记之

b.小大之狱 越明年

c.阡陌交通 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d.于是见公输盘 虽我之死

4.下列句中不含通假字的一项是（ ）

a.三顾茅庐 b.满坐寂然

c.路转溪头忽见d.汝之不惠

5.下列各组句子中不全含有通假字的一组是()

a.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子墨子九距之

b.仓鹰击于殿上公输盘诎

c.默而识之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

d.属予作文以记之 先帝不以臣卑鄙

6.阅读下面短文，回答问题。

杨朱之弟布衣素衣①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②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毋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来，子岂能毋怪哉？”

[注]①素衣：白色的衣服。 ②缁（zī）衣：黑色的衣服。

（1）找出文中两个通假字，并写出它们各自的本字。

（2）解释下列加点字。

①天雨（）

②曩者使女狗白而往（）

③子亦犹是（）

例题透视

例题1：（2006年湖南省永州市中考模拟卷）对下列加点词的意思解释错误的一项是（）

a.肉食者鄙（卑鄙）

b.一厝朔东，一厝雍南（通“措”，放置）

c.且焉置土石（哪儿）

d.一狼洞其中（打洞）

解析：此题涉及古今异义、通假字、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等知识点。a.“鄙”，古今异义，这里应是“目光短浅”的意思，所以答案是a。

例题2：（2006年浙江省温州市中考卷）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

①一食或尽粟一石（）

②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③策之不以其道（）

④执策而临之（）

解析：该题考查了古今异义、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等知识点。①中的“或”要注意古今异义，在这里的意思是“有时”，而不是现在意义的“或许，也许”。②中的“食”通“饲”，意思是“喂养”，而不是“吃”或“食物”的意思。③中的“策”是词类活用，名词活用作动词，是“用鞭子打”的意思。④中的“临”要注意一词多义，与今义的“面临”意思相近，是“面对”的意思。

例题3：（2006年江苏省徐州市中考卷）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实词。

①屋舍俨然：

②鸡犬相闻：

③咸来问讯：

④皆叹惋：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

a.①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②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b.①问今是何世 ②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c.①不复出焉 ②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d.①设酒杀鸡作食 ②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

解析：第1题考查了考生对文言实词的把握，同时考查了文言文的一词多义现象。①中的“俨然”要注意古今异义，在这里的意思是“整齐的样子”。②中的“闻”意思是“听到”。③中的“咸”是“都”的意思。④中的“叹惋”是“惊讶，惊奇”的意思。

第2题运用单项辨析型选择题的形式，考查了考生对重点文言实词的理解，同时考查了文言文的一词多义现象。a项①中“绝”的意思是“隔绝”， ②中“绝”的意思是“独一无二的，非凡的”。 b项①中“是”的意思是“判断动词‘是’”， ②中“是”的意思是“因此”。 c项①中“出”的意思是“出去”， ②中“出”的意思是“在外面”，指“国外”。 d项①中“食”的意思是“食物”， ②中“食”的意思也是“食物”。所以答案是d。

第2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法”字“水”旁出发，结合古老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证诸神话传说和文化人类学材料，认为“法”字的“水”最初洋溢着神判的灵光，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由超人的神明裁判方式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法”字“水”旁有关的传说故事悄悄传述着中国法律的来历，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法律起源的独特道路和文化内涵。 论文关键词： 水神裁判 治水 法律起源 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读过沈兼士《鬼的原始意义试探》后，致函沈氏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法”正是这样一个字，对它的破解，即可作一部关于法律起源的文化史。本文试图从“法”字“水”旁本身表现的事实出发，结合古老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证诸神话传说和文化人类学材料，探寻中国远古初民时代法律文化事实和观念，以期有助于理解“水”与中国法律起源(1)的内在关系。 一 关于“水”与法律的关系，从文字学的角度切入进行考察，东汉许慎的解释无疑最值得我们注意。 他在《说文解字》十部上“廌”部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法，今文省。”“水”旁在“法”中的意义是“平之如水”的象征，这一解释高度凝聚了秦汉时期人们的传统认识，并影响后代中国人的理解。 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作了解释，在“水”下注曰：“说从水之意，张释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段玉裁是信服和支持许慎的解释。可见“平之如水”的解释既能长期沿袭流传而不被怀疑，确实是有一定的认识依据。从造字结构来看，古“灋”字是由“水”、“廌”“去”三部分合成的，对照出土的钟鼎文和秦基竹简可得到证实。许慎的认识依据可以进一步检索《说文解字》：“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凡水之属皆从水。”由此可见在许慎生活的时代，“水”的主要指示特征为“准”，参照段玉裁注可知，“水”当时普遍取“平”“准”之意。 但是关于法字中的“水”旁是“平之如水”之说受到当代少数学者提出的怀疑和新的解释的挑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三种：一、蔡枢衡先生认为，“水”当指把有罪者置于水上，随流漂去，即今之所谓驱逐。二、武树臣先生提出“水”的原始功能是禁忌与流放，本义是消除犯罪和确保平安。三、苏力先生以为“水”旁，可以理解为古人强调法象流水是自上向下颁布的。他们均怀疑“水”表示“公平”“正义”的抽象含义。 以上诸家大胆怀疑，又小心求证，使我们对“法”字的认识挣脱了迷信经典的好古传统，进入了一个重新思考探索的阶段。 许慎在观念上没有突破时代流行看法的情况下，又缺乏上古材料验证（证明或证伪）他的解释，可能犯了以他生活时代的认识代替“法”字发生时代的事实的错误。对于“法”字中无意表现的事实，可算得没有参过水的古史材料，可能作了“参了水”的解释，因而出现若干疑点，而且他忽略了“法”对于探寻法律起源的价值，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现在，随着地下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我们对于中国早期文明有了更生动、更确凿的认识条件，从而可能恢复“法”字所隐涵的古史原貌，并可见“水”与中国法律起源(1)的内在关系。 二 在出土的上古文物中，甲骨刻辞有“御廌”的字样，周代的铜器铭文正式出现“灋”字。周初彝器《盂鼎》、《师酉簋》、《克鼎》、《恒簋》铭文均刻有“灋”字。由于金文所

第3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摘　要：“地理”一词是汉语中较为古老的词汇，其词义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多次演变，既有“对山川地貌描述”之义，又有“地理学”“行政区划”之义，甚至一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风水”的代名词。通过对“地理”词义的考释，结合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以探索其词义变迁的社会依据。

关键词 ：地理 词义考释 历史演变

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语言三要素中，语音与语法相对稳定，而词汇的变动性较大。[1]（P133）因此，学者研究语言发展时总是以词汇的发展作为例证。词汇发展变化的主要表现有：词汇成员的更替、词汇身份的改变和词语意义的演变。[2]（P166～168）作为词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词语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任何词语的意义都存在于一定历史范畴中，具有明确的时代意义。[3]词义变迁和词义色彩的变化也反映了时代变迁、文化传承和社会转型[4]。同一词语在不同时期的意义，反映了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时空差异，通过分析这些词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词义变化，可以探索和对比语言使用者的社会价值、民族思维方式与对事物的认知差异，是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5]。“地理”一词由来已久，其词义不断变化，并且在近现代受到西方科学的影响，导致古今“地理”词义迥然不同。

本文通过分析“地理”词义在中国历史背景下的变迁，反映同一词语对不同意义的文化符号的承载，同时体现出社会进步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对词汇发展的影响。

一、先秦时期：“地理”本义的形成时期

“地理”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周易·系辞上》中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义为：仰观天上日月星辰的文采，俯察地面山川原野的理致，能知晓幽隐无形和显明有形的事理。[6]（P535）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认为“地理”即地有山川原野，各有条理，故称理。[6]（P536）东汉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言明：“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汉书·郊祀志》：“山川，地理也”[7]（P36～37）。《周易》中的“地理”指的是山川、大地的形态。“地理”一词最初反映的是人们对地面上山川的认识，其词义侧重于对自然环境的描述。而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通过分析史料后，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类择地而居的需要，即生存需要。在远古时期，“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当时人类的生存环境较为恶劣，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人类就必须对自身周围的环境情况有一定了解，掌握狩猎和采集食物的地方。即使人们进入定居的农耕时代，也必须了解居住地所在的地形、水文、气候，以及这些自然条件与栽培植物的关系等知识，从而确定定居地点并驯化栽培植物，进而择地而居。《墨子·辞过》：“古之民，未知为富室时，就陵阜而居，允而处。”所谓“陵阜”，就是河流的台阶地带。许多考古遗址都是在靠近水边的土坡上发现的。先民生活在这样的地带，容易取水和捕鱼，也不会受到洪水的淹没。另外考古证明：西安半坡遗址就位于渭河支流浐河阶地上方，地势高而平缓，土壤肥沃，适宜生活和开垦。半坡仰韶文化遗存中房屋多朝南，表现出“喜东南，厌西北”的特点，遗址四周有防御性壕沟；壕沟的南北方有公共墓地，居住地与墓地分开。由此可知，远古时期的部落对居住环境已有所选择，并且这种选择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有所认识的基础之上，懂得居住方位与日照和风寒的关系。[7]（P3～4）

第二是人类因地制宜的生存策略。由于早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为低下，顺自然之势而进行生产和生活成为了当时人类的生存法则，于是产生了“因地制宜”的理念。在生产和生活中，做到不违天时，不失地利。故《礼记·礼器》：“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管子·形势解》中也提到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先民须因地制宜，发展生产。[8]

第三是政治军事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较多，形成了“兵家”学派。在当时，地理环境对于军事活动尤为重要。如《孙子兵法·地形》中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管子·地图》中也指出，作战时“凡宾主者必先审知地图”，了解所谓“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等地理条件，方能“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占据好的地形，可以获得战争的先机[7]（P22～23）。在此前提下，先秦时期的地理活动以勘察地形地貌为主，勘察有利于行军布阵之地。

所以“地理”的本义侧重于对山川方面的描述，对于人文现象描述的较少。

二、两汉时期：“地理”词义的初步扩大时期

东汉许慎进一步规范了“地理”的词义，并规范了指代“地理”词义的称谓。《说文·阜部》：“阞，地理也。从阜，力声。”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阞谓脉理。按力者，筋也。筋有脉络可寻。故凡有理之字皆从力。阞者，地理也。朸者，木理也。泐者，水理也。”但凡出现“理”字的词语，都可以按照脉理的原则进行解释，所以“地理”指的是“地表的脉理”[9]（P1363），并以“阞”作为称谓。将“地理”分为“地”与“理”二字，可以更好地理解许慎的定义标准。《说文·土部》：“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许慎将“地”的本义释为“地面”[9]（P1278），与“天”相对应，“地理”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说文·玉部》：“理，治玉也。从玉里声。”译“理”为“治玉之法，剖析璞石而得玉”[9]（P26）。本义为顺着纹理将玉从石中分离出来，后又引申泛指一般事物的纹理。“地理”即“地表山川地貌的纹理”，与先秦时期对“地理”词义的定义相一致。

由于两汉时期长时间的大一统局面，政局稳定，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并且张骞对西域的“凿空”之旅丰富了世人的眼界，扩大了中国的对外交流，社会生活和国家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因此官方编修的地理志应运而生。随着班固著《汉书·地理志》之后，“地理”的词义开始扩大，其词义在原本对“山川描述”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人文现象的描述”和“行政区划”的概念，并在《汉书·地理志》编撰之后，增加了“学科”的含义。“地理”一词含义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 地理” 由单纯指代山川和各地物产的描述，变成了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现象的描述。班固编撰《汉书》，其中包括中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汉书·地理志》。在此之前，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禹贡》到西汉的《史记·大宛列传》《史记·货殖列传》等描述区域山川地貌和物产情况的典籍，皆没有以“地理”命名。《汉书·地理志》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转录《禹贡》和《周礼·职方》全文，讲述汉代以前的疆域沿革；第二部分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二年）的全国行政区划为纲，记述汉代郡县的设置、沿革，包括郡国一级的户口，所辖县、邑、道和侯国，县一级的物产、山川、宫祠、古迹和关塞等，以及域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交通往来情况；第三部分参考了《史记·货殖列传》写各地风俗特产的内容，汇总了刘向“略言其地分”、朱赣“条其风俗”的成果，加之班固本人对历史和地理的了解和研究，按经济和风俗特点区分地域，记录了各个地域的范围、历史、地理、民生、风俗和特点，以及中外交通和交流的情况。[8]（P36～37）

第二，“地理”增加了“行政区划”义。《汉书·王莽传下》：“六月，更授诸侯茅土于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通于义理，论之思之，至于再三，自始建国之元以来九年于兹，乃今定矣。’……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实遴啬，讬以地理未定，故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其中的“地理”即指代分封的封地，是“行政区划”的意思。

第三，“地理”增加了“学科”的词义，等同于“地理学”。自《汉书·地理志》以后，中国历代官修史书中绝大部分有地理志，记述各朝郡县疆域、山川状况。如著名的二十四史，其中有16部有地理志。“地理”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如《旧唐书·隐逸传·孔述睿》：“述睿精于地理，在馆乃重修《地理志》，时称详究。”《元史·刘秉忠传》：“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清代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覃精许郑，尤长于地理。”《地理志》的编修导致“地理”词义扩大，增加了“地理学”的含义，即在行政区划沿革研究的基础上，记述行政区内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

三、唐宋明清时期：“地理”词义的转移时期

风水，又称“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是一种研究环境与宇宙规律的哲学。中国风水术的发展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尚书·召诰》记载：“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10]（P574）。即周成王营建洛邑之前，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先行到达洛地踏勘探测了那里的环境，再占卜筑城的具体位置，得到吉卜，才开始测量营建洛邑的工作，并且将地基选择在洛河的“汭位”。“汭”，即是河流弯曲之地，地貌学称之为“河流凸岸”。水中泥沙由于水流速度不均匀，大多沉积在凸岸侧，土地肥沃，平原面积会越来越大。这种地形利于交通、耕种、渔猎。从风水的角度说，这种地形是“形胜”。另外，风水中“地理五诀”——“龙、穴、砂、水、向”中，“龙”即山岳，如“龙者何？山脉也。山脉何以龙为？盖因龙妖娇活泼，……而山脉亦然，……”（《周易阴阳宅》）。风水术中“寻龙点穴”中的“寻龙”即勘察山脉，寻找“吉龙”，即是那些光肥圆润、尖利秀美、势雄力足、雄伟磅礴的山脉。史料证明：地理环境的勘察是相地活动的必要流程，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也是评价所相之地凶吉的依据。

风水发展至唐朝之后，分野为“形势派”和“理气派”。特别是唐朝末年皇室风水师杨筠松，因黄巢起义京师城破，携带大量风水著作由长安逃至江西赣州，并在赣州收徒传道，将原本皇室专用的风水秘术传至民间。因杨筠松是提倡形势之说的宗师，特别是其风水思想强调“山龙落脉形势”，造成“形势派”重视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的特点，而且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物、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位于山灵水秀之处。[11]

唐宋时期，“地理”一词逐渐成为风水学的代名词[12]，其词义逐渐向“风水”转移。如宋朝笔记中，多以“地理”指代“风水”。《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北宋皇帝建陵之前，总是“召京城习阴阳地理者三五人偕行”“将阴阳文字看详”[13]（P1072），才最终选定墓址。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高逸》：“（僧）文幼，薄能为诗，精阴阳地理。”尤其到了明清时期，风水学内容的书籍常常冠以“地理”二字。《地理琢玉斧》《地理啖蔗录》《地理五诀》《地理四弹子》《地理囊金》等明清风水名著，此处的“地理”皆是“风水”的别称。“风水先生”被称为“地理先生”。

明朝之后，风水派别中玄空派风水成熟。玄空风水是形势风水和理气风水的结合，其核心要求“形理兼查”。“形”，即观察内外之形；“理”，即考察理气凶吉。这一时期地理先生为了达到天人合一的目的，在看风水时不仅要看该地是否适合做阴宅或阳宅，还需要看这个地区是否与安葬或居住在这里的人的生辰八字相合，在看风水的同时，还要算命。特别是明清时期，风水学在民间流行之后，地理先生的职业内容包括了婚丧嫁娶、打井修坟、修桥铺路、相地择坟、建房修宅等等与看风水相关的内容。[11]所以“地理”逐渐有了“命理”的概念，并逐渐蒙上了迷信的色彩。

四、近现代时期：“地理”词义的缩小时期

近现代，由于中国与外界的交流逐渐增多，西方近代科学逐渐引入。根据外文翻译的新词，丰富了中国人的词汇。“地理”的词义再一次发生变化。

第一， “ 地理” 词义保留“ 学科” 的义项。近代学者将英文的“g eo g ra p h y”译作“地理”。这个词语起源于公元前2 世纪古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的合成词“geographica”，其中词根“geo-”是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的意思，“graphica”是“描绘、描述、记述”的意思，合在一起，“geographica”就是“大地的记述”，与中国古代“地理”的原始义相同，故近代学者将“geography”译作“地理”。“地理”保留的“学科”的词义，等同于“地理学”。虽然近代国外与国内的“地理”都有学科的意思，但所指的内容却不相同，中国古代地理学主要指研究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的学科[7]（P37），而近代西方的地理学主要指研究地表各种事物及其关系的学科，并且出现了学科内的分派，通常分为研究自然环境的自然地理学，研究人文现象的人文地理学，以及研究经济活动的经济地理学[14]（P35）。随着近代的中外交流，中国人接受了西方的观点，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地理科学。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环境问题、空间问题（国土整治、空间规划等）的出现和系统论、控制论等科技观念的进入，以及科技手段的提高，现代地理学应运而生。学科定义再一次发生变化，即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同人类相关的地理环境，以及地理环境与人类关系的一门学科。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着重于其空间关系，不仅重视对空间现象（自然现象、人文活动、经济活动等）的描述，还试图寻找和解释其中的变化规律；不仅注重对现象的定性描述，还注重定量分析，对地理现象的解释由单纯的解释性描述，过渡到理论演绎、实验反馈、模式化的方法。[15]（P277～288）

第二，“地理”的风水学语义逐渐失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提倡改革葬俗，特别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移风易俗、破旧迎新、政治运动频繁等原因，风水被定为封建迷信，曾一度销声匿迹。“地理”原本的词义——“风水”等逐渐消失，“地理”逐渐成为了学科的意思。“区划”的词义也逐渐淡出人们视野，词义进一步缩小。

五、结语

词汇词义的变化，反映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社会生活的变迁也丰富了词义内容与表现形式。自中国先秦时期至近现代之前，“地理”的词义一直在扩大，由先秦时期对山川纹理的描述，转为两汉时期对区域内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描述，并增加了“行政区划”和“学科”的义项；唐宋明清时期，“地理”又增加了“风水”的义项，并随着明朝玄空风水学的形成，逐渐蒙上了迷信的色彩。近现代后，“地理”的词义开始缩小，主要指“地理学”，另外，近现代“地理学”一词所代表的语义也与古代“地理学”的意义不同，由研究行政区历史沿革的学科，变为解释和探索空间现象的学科。

通过分析“地理”词义的考释和演变，可以清晰地看到“地理”词义的演变过程，有助于对古书的阅读理解，以及对古代社会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邢福义.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李行健.词义的时代性同词书的编纂和古书的阅读[J].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2）：69～71.

[4]朱楚宏.社会发展是词义演变的根本原因吗[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2～96.

[5]史汉生，黄光大.语义的褒贬转换与社会文化[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1997，（1）.

[6]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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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霞.《说文解字》与古代地理[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

[9]李恩江，贾玉民.文白对照说文解字译述[M].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2000.

[10][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1]黄南峰.赣南民间风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D].赣州：赣南师范学院，2013.

[12]何浩轩，李根.“风水”考释及其词义流变分析[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4，（9）：70～71.

[13]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潘玉君.地理学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第4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一、二龙湖古城遗址现状概况

二龙湖古城遗址为战国时期城址，位于梨树县石岭乡二龙山村北1.5公里处，被半月形吉林哈达岭余脉环抱。古城遗址被邻二龙山水库大坝，所在地势高于大坝，现存遗址被杂草包围，南端立有石碑，上书“二龙湖古城”，此遗址为目前吉林省考古发现战国晚期燕国北部最为完整的边城。

二、二龙湖古城遗址历史定位分析

该遗址是目前所知中国东北地区受燕文化影响最北的城址，古城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当地和吉林省古代社会的经济状况、物质文化面貌及复原当地和吉林省没有文字记载的古代历史都有其特殊的作用。

（一）二龙湖古城遗址的发现

该古城遗址的最初发现年代是1983年，时值吉林省正在大规模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在距离此遗址10公里远处考察清代修建的赫尔苏古城时，发现该遗址三侧砖土夯起的古城墙，距地约三米高。通过考古人员考察和试验性挖掘 ，初步推断这座古城为五边形。经后期深入勘查确定该古城周长为730米，且古城所建的年代应在金、唐、宋时期。 随即此处被列为四平市梨树县文物保护单位。因城址坐落在当地二龙湖水库大坝南面山头之上，古城被定名为二龙湖古城遗址。

（二）二龙湖古城遗址的历史背景

根据史料调查认为，在这座城的中部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用土夯起的台基，占古城占地面积比例较大且夯实平坦，推算是一个或一组大建筑。考古人员准备在近年的大规模挖掘中将其作为重点。如果这座台基确实存在，应该是一个官衙所在地，而不是普通的民宅，它将是此二龙湖古城遗址在当时级别的显现。

据记载战国时期的燕、赵等国在边远的城市都设置过县城，他们的规模都可以通过其官衙的大小来确定。此外，根据二龙湖古城遗址的地理位置来看，古城背依当地的大黑山，俯视东辽河，作用主要是军事性的，是燕国北方五郡控制东北土著民族的前哨阵地。现已被确认为吉林省境内年代最早的古城之一。

（三）二龙湖古城遗址的历史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东周列国逐渐兼并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除了彼此之间的征战 ，秦、赵、燕、楚等也常和周边的少数民族用兵。当时东北的辽西一带为东胡，燕胡之间屡有战争，这在《史记・匈奴传》中有记载。于是，燕设北方五郡修长城，抵抗胡人进犯。有关燕长城的记载从辽宁阜新进入辽宁省后的走向未经实地踏查，但史学家一般认为在经彰武、法库、开原、新宾到达宽甸。但此次发现说明，燕统治时其势力范围已达到现吉林省境内，足以控制东辽河中游地区，它把燕国的北部疆域向北推进了一百多公里，也把汉人对东北腹地的开发推前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其意义非常深远，甚至影响了燕史的修订。

三、二龙湖古城遗址的文化价值

据考古学家所述，二龙湖古城遗址极有可能是燕国北长城消失后所形成的古城，在当时起到军事边堡作用。二龙湖古城遗迹有着自身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地处风景秀丽的自然环境之中，具有边疆古城的独特性。

（一）二龙湖古城遗址现状分析

通过横向比对研究整理得出，遗址的保护需要与周边自然环境的保护并重。如张家川战国墓地的保护工作中，考古发掘引发了埋藏环境的危害，考古工作与埋藏环境之间千百年来的平衡体系被无情打破。而环境的骤变不仅使古迹劣变加速，而且还会引发新的劣变形势。因此，保护工作的开展首先要提升民众主观保护意识，进而优化人文保护环境。

二龙湖古城遗址由于长期的淤积和污染，湖水已成黄褐色，浑浊的污水中不时飘来各种悬浮物，周围的堤坝也是年久失修，蓄水量严重不足，污染问题非常突出，长期饮用对人体健康已构成威胁。并且二龙湖附近的公路建设缓慢，天气恶劣的时候，车行不便。其现状令人堪忧，亟待维修保护。

（二）二龙湖古城遗址的文化意义

作为历史见证的战国古城，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史和文化史不可多得的遗产，体现了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创造精神和进步意义。通过对实物的了解地下古代材料的发现，来直接感触历史。我们不可能再次回到那个时代，但从古人有意识无意识的留下的东西让我们对古代社会有了形象地了解。古城对街道城墙广场水系桥梁还是民居装饰或是桥碑石刻无不体现了当时的民族宗教美学等的文化内涵意境以及神韵。

随着四平市文物普查确认其成为吉林省南部东辽河上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一处战国晚期的文化遗存。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地位与发掘的价值不言而喻。

四、结语

第5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第一，直翻实词。这里所谓的“直翻”就是纯粹的类似翻译软件似的直译。根据平时掌握和积累，以及对文段的简略分析，把句子中的所有词（不包括明显的常见虚词）都直译出来。每个词译时如意思不明确也可以把本义，基本引申义和常见义都译出来放在那。译时不太用考虑语境，只要求对词进行直译。

第二，在第一步的直译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人名，地名，官职名，古代文化仪式和礼制，以及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惯用语。这些词在平常的学习和复习中一定要多积累，多理解，多识记，在翻译句子时千万不要把这些专用名词拆开来进行翻译。

例如：舅李常过其家，取架上书问之，无不通。（《宋史 黄庭坚传》）一句中，“舅李常过其家”不要译成“舅舅李氏常常造访他家”，李常是个人名，如果拆开翻译就闹大笑话了。

第三，找出那些容易闹出笑话的专有名词之后，就要继续寻找句子中有没有古今异义词和通假字了。先说古今异义词，中国的汉字从甲骨文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几千年的复杂演变，所以一些词的古义和今义有很大的区别，甚至是大相径庭，更有甚者是完全相反。如果这些词考生要用今义去翻译，那就会闹出很大的笑话。

例如：衡下车，治威严。（《后汉书 张衡传》）一句中，不能把“下车”翻译成“从车上下来”，“下车”一词应译为“官吏到任”。

把握古今异义词的办法除了平时的认真积累外，有的词还可以通过分析字形的方法去理解字的本义和几个常见的引申义，从而避免因古今异义的问题而产生错误。再说通假字，通假字在辨别的时候比古今异义词还有困难些。由于通假字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所以这些词往往隐藏得很深，不仅翻译句子时对于这些通假字无从下手，而且它们还对文言文理解构成了巨大障碍。

第四，把特殊的实词处理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注意各个词的词性在文中是否合理，有没有活用的情况。尤其是要注意谓语，宾语和状语位置的词。考试中在翻译句子题中比较常出现的就是：名词活用为动词，动词活用为名词，名词活用充当状语，形容词活用为动词，以及名词、动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查找词类活用相对比较简单，只需要铭记这个词的基本词性，然后比较它在文中出现的位置，根据文言文语法规则区别是否出现了活用。主语和宾语位置多为名词或代词，谓语位置多为动词或形容词，个别时候是介词，状语位置多为副词，这里也是名词作状语最常见的地方。使动用法最主要强调的是主语做出动作的目的性，以此区别动词是正常使用还是使动很有效。

例如：尧民之病水者，上而为巢，是为避害之巢。（陆游《书巢记》）这句话中的“病”和“上”就属于活用。“病水”中“水”是名词，根据句意，“病水”应为动宾关系，所以“病”就是名词活用为动词，译为“担心”。“上而为巢”，“为巢”是动宾关系，译为“建造房屋”，那么“上”一定为名词作状语，译为“向上”，本文译为“在高的地方”，“而”表修饰关系。整句话就译为：“尧的百姓担心水患，所以在高处盖房，这就是避免灾害的房子。”

第五，到此为止，关于翻译词汇的问题就都已基本解决。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注意那些在文言文句子中可能出现的特殊句式。特殊句式主要包括：判断句，省略句，被动句，以及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状语后置的倒装句。翻译时，一定要按照各种句式的特点进行翻译。判断句主要就是表判断语气的句子，翻译出来跟现代文中的说明文中的下定义的说明方法基本相同。常见的标志主要有表肯定“者，也”和表否定的“不，否，非，莫”等，以及“乃，即，则，皆，是，诚，为”等虚词。被动句就记住一条：看主语位置的词是否是承受动作发出的，看宾语位置的词是否是发出动作的。如果是，那就是被动句；如果不是，那就属于正常语气的句子。也可以参考一些常见的被动词，如：“为，所，见，于，与”等。翻译时只需要在谓语前加上一个“被”字即可。省略句判断起来就比较难了，需要把整个句子的成分分析的基本差不多才能够判断。但通常考试考查的省略句不会太难，基本都是省略宾语和介词，以及语境中省略主语。关于省略句我个人认为古人有个原则，那就是能省就省，不该说的废话或者是逻辑已经很清楚的时候，一些句子成分就会省略不说。

第6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铜山湖国家森林公园；义和寨；保护；开发

铜山湖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河南省泌阳县城东南20 km处，与河南省国有泌阳马道林场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是2003年经国家林业局批准成立的部级森林公园，公园面积1 996 hm2，园内现有保存完好的古寨1处，名为义和寨。笔者根据多年来对森林旅游开发的研究，就铜山湖国家森林公园内义和寨的保护开发进行探讨，以为全国森林公园的古寨旅游资源开发提供参考。

1铜山湖国家森林公园义和寨概况

铜山湖国家森林公园义和寨位于泌阳县城东25 km处，沪陕（上海—西安）、新阳（新蔡—泌阳）、焦桐（焦作—桐柏）3条高速公路从景区交叉而过，s344二线省道穿越景区，交通便利。义和寨海拔602 m，寨顶面积15.8 hm2，是一座用石头砌成的高大山寨，也是全国罕见、现存较完整的山寨，寨墙现存8 km，围墙宽处2 m，坚固雄伟，蜿蜒在山顶四周，放眼望去，犹如弯弯曲曲的长城。由于风蚀残剥，部分地段的寨墙风化严重，有的地方苔藓密布，亟需进行保护。寨顶原有建筑物已倒塌，仅存1口水井，一年四季向外溢水，水质清澈甘甜，据记载，在白莲教兴盛之时可供2万余人的生活用水，为纯天然优质山泉水。古寨上有古炮台、旗杆石、断头台、紫禁城等遗迹，至今还流传着闯王战营盘、白莲教主骑马射金钱的故事[1]。

一座古寨记录着一段悲壮的历史，古寨的发展演变也是历史的最好见证。据历史考证，义和寨始建于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建造最早的楚长城，被国家文物局罗哲文教授称之为“长城之父”，发达于明末至民国时期。明末李自成义军曾在此安营扎寨，山脚下的河流称为营盘河，河畔有营盘遗址；晚清时期因义和团在此招兵买马、安营扎寨、抗击八国联军而得名义和寨；民国初年白莲教主冯玉兰以此为基地起兵造反并自封，寨上曾驻扎2万余人，至今还有聚义厅、紫禁城、旗杆石、断头台等遗迹。义和寨不仅具有古老的历史与传说，还曾是红色革命的摇蓝。1936年12月中共鄂豫边省委在义和寨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游击区建立抗日自卫会和民军自卫队，李先念、彭雪枫、张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参加了会议。义和寨的历史是一部悲壮英勇的激流曲，随着时光的流逝，古寨历史文化也在不断地流失，泌阳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对古寨文化的抢救，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多方考证，编撰历史文集，建立古寨档案，揭开了义和寨神秘的面纱。

2义和古寨资源的保护

古寨是战争年代，人们利用有利地形将其建在地势险要之处，作为屯兵防御外敌入侵的战略防御工事和军事据点。古寨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资源而存在，大多有过辉煌的历史。时至今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它的历史价值、旅游价值已日益突显。因此，加强义和寨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2.1实行重点保护

为加强古寨保护，铜山湖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会同旅游、文物管理、城建、当地政府等职能部门，成立了在县政府领导下的义和寨景区管理委员会，深挖旅游文化与资源，力争将义和寨列入一定级别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一定的政治高度来加强义和古寨的保护[2]。

2.2实行原地、原样保护

在义和寨的保护管理中，应保持其原有的风貌，不可随意拆毁现有古寨的一砖一瓦，不可随意更改或变更古寨原有的建筑及位置。在古寨的修复过程中，应按照原有风貌进行修复，所用墙体材料采用原始石块或仿生石块进行修复，杜绝古寨现代化。

2.3制订保护管理规定，申报文化遗产

泌阳县政府正在酝酿制订义和寨保护管理规定，将古寨的管理纳入地方行政法规管理，使古寨保护有法可依，从而落实保护管理责任制。另外，当地会同文物主管部门正在积极筹备申报文化遗产，使古寨管理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3]。

3义和寨的开发利用

古寨开发是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的，遵循保护原物、原件、原态、原貌的原则，开发即对原物、原件、原态、原貌进行修复利用，使古寨资源变为旅游资源，进而充分发挥经济效益，体现古寨资源的巨大社会价值。

目前，铜山湖国家森林公园已聘请有关专家制定了义和寨景区详细规划，景区的建设围绕突出重点、落到实处、有层次、有特色、有风格的目标进行，在保护古寨原貌和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对古寨进行修复重建和开发利用。加大对古寨的宣传力度，开发古寨旅游文化特色，挖掘文化深度，开辟古寨对外

联络通道，努力提高景区的服务质量，改善景区周边的居民环境，使古寨与周围生态环境融合在一起。

4义和寨开发利用的价值

4.1历史研究价值

义和寨经历了2 000余年的风雨历程，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此，义和寨的开发极具历史研究价值[4]。

4.2建筑研究价值

义和寨建造于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建筑材料以石头为主，建筑风格独特，极具建筑研究价值[5]。

4.3民俗研究价值

义和寨是防御性质的军事设施，其本身折射了特殊时代的社会风貌，反映一个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是民俗研究的重要内容。

5参考文献

[1] 泌阳县地方史志编篡委员会.泌阳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2] 张运来，那守海.乌龙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2，30（1）：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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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东芹，李永涛.东平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资源评价[j].上海农学院学报，1999，17（3）：195-200.

第7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上海版高二第三册课文《诸子喻山水》，精选了诸子中儒、道、法、兵四家对于山水的哲思感悟，内容看似庞杂，其实都是以山水之悟作为核心。初读文本，学生就能感受到诸子思想的丰富。儒、道、法、兵四家的观点互相碰撞，打开了学生看待山水自然的视野：从土石为山中看到儒家坚持不懈的人生观，从海纳百川的自然胜景中看到法家治国为人之道，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特点看到道家以柔克刚之“性格”，从水的变化无常中领悟兵家因地制宜，决胜千里的军事智慧。在分析山水特点与哲理感悟的关联时，学生也很容易理解“山水”中所蕴含的不同哲理。

然而，备课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诸子各家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山水譬喻的形式来展现哲理？难道只是为了将抽象化为形象，增加美感这样简单？若说比喻论证，这些章节中似乎也没有展开什么论证，不过是若干直接的感悟。我猜想：在诸子各家对山水各不相同的感悟背后，也许还有一个共通的“源头”，这，可能就是促进学生深入理解文本的一个关键所在。

“山水”物象作为中国哲学的本喻，不是偶然。与西方不同，中国没有诸如“上帝”“宙斯”等人格神存在，华夏民族最早的宗教崇拜源于对“自然神”的崇拜。《礼记》中记载：“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日神。”可见对中国古人而言，自然就是神之所在，而世间万物变化本身，就是道的本源，神的旨意。所以，无论是庄子“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于我为一”的宇宙观，还是《易经》中通过天地山川风雨之变来比喻人、事与社会之变的观点，抑或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之理，无不与这种传统的“山水”观念有关。“中国早期的思想家，无论属于哪一个哲学流派，都假定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原则。人们通过体察自然便能洞悉人类。因此之故，自然界而非宗教神学，为中国早期哲学的许多概念提供了本喻。”哲学教授艾兰在《水之道与德之端》一书中得出的这一结论不得不让我们对于诸子的山水之论进行重新审视。

结合这一背景知识，我对这篇课文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诸子各家所谈论的是山水蕴含的不同之理，但在这些看似不同的哲理背后，确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山水之中包含天道运行之理。正因为此，诸子的论述不需要有太多的分析和论证就有了说服力，只要处于这一“山水”文化的背景中，就必须承认山水运行与天道人伦的关系。

基于此，我在课堂教学中设计了下面的环节：

师：刚才我们很清晰地分析了课文中不同山水的形象特点，以及各个段落中所蕴含的哲理。现在大家分小组讨论一个问题：你认为诸子各学派思考哲理的角度是否相同？

（学生分组讨论后，发言。）

生：我认为是不同的，他们每个人都从山水中获得了不同的道理。

师：请具体说说。

生：他们虽然都是从山水的特点进行阐发，但是阐发道理的角度是不同的。儒家谈论的是山水中包含的做人的道理，道家说的是山水中体现了天道运行的规律，法家是从山水中看出治国的方法，而兵家则重视山水中蕴含的战争智慧。

师：好的，你认为诸子思考山水的角度是不同的，因为他们从山水中看到了不同的哲理，你是从他们思考的内容来判断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生：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虽然诸子谈论的话题不同，但其实思考角度是一致的，都是用山水来比喻世间的道理。

师：不过，你说的喻证是一种表达手法，不是思考角度哦。他们是怎么获得道理的？

生：通过观察山水自然。

师：很好，无论在山水中感悟到多么不同的哲理，诸子都是通过观察自然来揭示出包含在这个世界表象背后的哲学道理的，从这点来说，他们思考的角度是相同的。前面有同学已指出，他们是用喻证的方式来说明道理的。用喻证的好处是什么？

生：化抽象为形象，让复杂抽象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

师：是的，喻证可以把抽象的道理变得形象，还可以使语言变得形象生动，充满美感。我读了这篇课文也很受启发，模仿诸子的笔调写了一段话，大家看看，我的这段论证有没有说服力。

PPT:水清澈而透明，正像人心最初的状态，心无杂念。清澈的水能够映照出美好，正如有了澄澈的内心就能够发现美好，感受美好。

生：我觉得没有说服力，这个不符合事实，因为清澈的水不一定映照出美好，也可能映照出丑恶（众生笑）。

师：你是从写作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来反驳我的，不过那样我也不服了，如果说我说的不对，难道孟子说的话就一定符合客观事实吗？孟子日：“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可我觉得在生活中看到的河流，只是顺流而行，并不会刻意去填满路旁的坑洞。这里所说的诸子笔下水的特点也是被赋予的，并不是真实的写照，看来仅仅举一个生活中的反例还是不能够反驳我的。还有同学有其他看法吗？

生：我也觉得——说服不了我，水能照出美好和人心能感受美好，这两个道理分开看都是明显的，但并不能通过写水怎样就能证明人就一定要怎样啊。

师：有道理，山水以怎样的形态表现和人要以什么样的行为行事在我们看来并没有关联。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反观课文，如果某天孔老夫子穿越了，要劝说一个同学抓紧时间学习，对他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看人家江水流得多快，你要抓紧时间加把劲啊！你觉得，他用河水的状态来劝说你抓紧学习，这样能说服你吗？

生（众）：不能！

师：这里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了，为什么我们认为喻证本身并没有起到增强说服力的作用，而这些古代先哲却不约而同都采用这种方式去论述呢？我们用玻璃杯里的水来喻证为什么就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呢？大家思考一下。

生：古代人看到的世界比较简单，容易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生活。

师：看东西简单，并不代表简单地思考生活，这个推论不够有说服力。

生：我觉得古人可能觉得孔子、老子这些人本身是伟大的，所以他们的论证本身就有说服力。

师：哦？那可不对，这是名人效应了，再说当时他们写的这些话是作为经典的智慧被留存下来的，不是因为自己是名人，所以就拿自己的话作为“理论论据”来用的啊！大家再想一想，他们看山水，和我们看山水一样吗？

生：我觉得不一样！古代人认为“天人合一”，所以他们看到的山水和人是息息相通的。

师：怎么个息息相通，具体一点儿。

生：就是天地的规律和人与国家的行为是有关系的。天地自然的运行就好像是社会的运行一样。

师：很好！这位同学思考的角度很有意思。我之前也被这个疑虑困惑着，古代哲人为什么都喜欢以山水之喻来谈论哲理呢？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和同学猜测的相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PPT：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诸子的哪一个流派，都认为自然之中蕴含着人类社会运行的法则，人和天道是合一的。所以观察自然山水中所蕴含的天道，就是获得人类社会构建法则的最好方式。

在现代，由于已经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我们对山水的喻证获得的只是语言的美感，所以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说服力，这点希望大家在写作中要注意。在古代，这种比喻并不单单是一种写作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有人说西方的哲学是人与自然对抗的哲学；中国的哲学是从自然中发现生存方式，发现善和美，我们的这种观念本身包含着和谐之美。对中国人来说，山水是我们的精神发源，也是我们精神的家园。山水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我们从中如何验证或者思辨，而在于它给予我们精神力量，正如希腊神话里的安泰，每接近一次大地，便从大地中吸取一次力量，我们亦是如此，每深入一次山水，便收获到一份精神与灵智！

文言经典学习，该学习些什么？学生在初高中的学习阶段中，都会接触到许多经典作品，其中不乏诸子作品。如果一味迁就于应试，将学习时间较多放在字词的掌握上，学生没兴趣，教学没意义。小而言之，课堂上师生的生命是苍白的；大而言之，民族文化的传承将更加困难。如果将教学目标确定为让学生理解“圣人”之教的字面意义，或者仅仅是理解某一种写作方式的表达，也不能真正将经典文本的意义揭示出来。我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还原“经典”的文化意义。这种“还原”就是通过提供学习支架，让学生真正深入到这一文化语境中。

上面这个教学片段是我和学生都感到兴奋的交流。学生对于课文中“山水”隐喻的理解在我的追问中有了深刻的认识，不再是仅停留于零散地解读文本的隐喻义上，而是结合文本对山水的隐喻手法，从真正意义上理解山水文化对于中国哲人的精神意义，从中感受山水与人的本质、品性、道德联系的特殊方式，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迁移知识，解读其他与山水相关的古典文学作品。同时，也能更清晰地认识到“喻证手法”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表达中的特殊作用。这一目标看似复杂，但我们在教学中只要能够激发学生的反思意识，并让他们对写作中运用的喻证手法的相关知识加以思考，还是能够实现的。

如何引导学生对“山水”哲思背后文化意义的整体理解。片段中我有意识为学生提供了几个学习支架，比如以“喻证手法”为切入点，而这一论证手法很多同学在平时的写作中已经会运用，将本文与教师仿写示例做比较，提出问题：“古今都有运用喻证手法，为什么说服力却有不同”，从而引导学生“还原”诸子时期的文化背景，得出两者间的截然不同：古人的山水哲思背后，有着他们对于“山水”的信仰，山水于古代哲人而言，不仅仅是“物”，更是一种“道”。正是因为古人拥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再读文本时，学生对于“山水”精神的理解就更为深刻了。

钱梦龙先生曾经说过：“教师要能够从阅读的整体意义出发，向平静深水处，投下一块疑问的大石，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就会重新审视这个地方了。”我们在教学经典文本时，不能仅停留于表层的理解，而是应该从古代哲人流传千古的哲学思想中，寻找到其精神之源和文化之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当探索其源头时，必定会发现某种早已渗透的华夏文明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境界。

引导学生发现古人对天地自然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不能只局限于记忆古人的若干思想若干观点主张，而是要探究古人的思维方式、基本观念等，这些根本问题恰恰是他们感兴趣的，也是他们应该思考学习的内容。总的来说，选择经典文本的教学目标应取法乎上，这是我此次执教的一个启示。

①[清]朱彬《礼记训纂》第692页，中华书局1996年。

②[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第4页，张海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第8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高考真题（2014年高考全国课标卷II）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以其羡易粟万石，备振贷

振：救济。

B.救荒如救焚，有罪，吾自当之

当：承担。

c.至临大事，刚断无所挠

临：面对。

D.核所积金银，著之籍

著：彰显。

题目分析

本}考查“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的能力。复习时，可重点掌握120个常见文言实词以及100个常考易错文言实词。A项中的“振”字在古汉语中，有“振动”“振作”“整顿”等义项。这里的“振”字应当通“赈”，表示“救济”的意思。B项中的“当”既可表示实词“抵挡”“面对”“应该”“判罪”，又可表示虚词“将要”之类的意思。文中的“当”字表示“承担”。C项中的“临”也有几个义项，如“来到”“接近”等，这里的“临”表示“而对”义。而D项“著”字原本是“明显”“登录”等意思，在文中具体语境应该表示“登录”。试题却用与“明显”义有一定联系的“彰显”义进行干扰，显然是不正确的。

参考答案D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法，就是要善于举一反三，灵活地迁移、运用课内外学过的相关知识。例如“除著作郎，不就”的“就”字，就可用本法猜解。《张衡传》中有“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一句，其中“就”字的意思与例句相同，即“赴任”。

以今推占。现代汉语脱胎于古代汉语，因此不少词语中还保留有古汉语的义项。据此，可以快捷地解释一些词语。

因形训义。就是根据字形结构特点。运用“六书”知识猜读。所谓“六书”指的是六种造字和用字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和转注、假借。

同义互训。就是根据联合结构（同义联合）用词特点，以此推彼，以彼推此，互相参照着进行解释。

反义互训。就是根据反义对举的行文特点，推断词语在句中的含义。

对偶瓦训。对偶根据结构不同，可分为正对、反对和流水对三种。止对句中相同位置上的字词一般是同义词，反对句中则是反义词，流水对的词义也有相关性。我们所讲的对偶互训，即利用这些特点（尤其是正对句）进行诠释、理解。

互义释义。互文是古文中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其特点是：上下旬必须结合起来理解，而不能拆开来解释。

错综互训。古人喜用同义词以体现词语的丰富性，故在行文中常用错综这种修辞手法，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就是排偶句。根据这种语言特点，我们便可以推测那些不大熟悉的词语的意思。如，“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司马迁《屈原列传》），“述”有“叙述”“提到”“称引”“谈及”之类的意思，据此可以推测“称”与“道”都是这个意义。

解题歌词

第9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也开始关心景观的概念,景观考古学开始频繁出现于各类考古和文化遗产管理的文献中。然而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究竟什么是景观?如何理解西方学术语境下的景观考古学?景观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对于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有何借鉴之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即是对西方考古学文献中的景观和景观考古学概念的系统整理和讨论。

一、 景观的概念及其演变

在西方文化中,景观是一个近代以来才兴起的概念,曾与艺术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诸多人文和自然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个可以从多重角度反复理解的复杂概念。

景观概念的缘起:英文里的景观一词源自荷兰语,最初指的是绘画中的一种特殊的构图方式,即采用线性透视方式构图的风景画(Olwig 1993:318)。有研究者指出,从17世纪开始发展成熟起来的景观风景画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这种对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土地风物进行透视描绘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其中的土地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土地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被测量、分割、买卖和租赁,而景观风景画则直接从视觉上反映了人们是如何观察、理解、评估和转换置身其中的土地的价值,比如对田园农牧生活、乡村异域风情等的描绘(Cosgrove 1984:27)。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到了资本主义对殖民地非熟悉景观的理解、阐释和重建,成为庭院、园林等景观设计的思想内容(Hirsch 1995:2)。

地理学和生态学中的景观概念:19世纪初,景观一词率先被德国地理学和植物学家洪堡德(A. von Hunboldt)引入到地理学的研究中(Naveh and Lieberman 1984:356)。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景观的概念在地理学中逐步得到系统的阐释和广泛的应用,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和核心。其中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德国的人文地理学家帕萨格(S.Passarge)、奥托施吕特尔(Otto Schluter),美国的索尔(C.Sauer)和前苏联的贝尔格(Л.C.Bepr)。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景观概念的表述不同,但其基本的思想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景观是客观存在于地表,并具有一定结构的地理区域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有两方面的重要特征:第一是地表可见地理现象的综合,其中包括了所有的自然(地理圈、生物圈)与文化(人类活动)的格局和过程;第二是限定性的区域,景观成了用来描述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最小单位(肖笃宁等2003)。

事实上,景观在地理学中最大的贡献是与生态学的结合而促成了景观生态学的诞生和发展。景观生态学的概念最初由德国地理学家特洛尔(C.Troll)于1939年提出,而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早期景观生态学关注的是区域地理学和植物学的结合,服务于土地的利用规划和决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景观生态学在全球尤其是北美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景观与生态学交叉研究的前沿学科。如前所述,景观是一个限定性的区域,在自然等级系统中比生态系统高一等级,而景观生态学是以整个景观为研究对象,关注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整体的空间结构,并强调这种空间结构的异质性特征(spatial heterogeneity)及其维持和发展。景观生态学在景观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理念的支持下研究生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协调功能和动态变化,以及由此而开展的大区域生物种群的保护、环境资源的管理以及人类对景观及其构成的影响等等。重要的一点是,在景观这个层次上,基础性、低层次的生态学研究可以得到有效的综合,从而为多学科交叉的生态学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平台。近年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统计分析等新技术手段大量应用到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中,使其迅速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热门学科(肖笃宁等2003)。

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景观概念与地理学和生态学相比,景观的概念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领域则更加趋向于人本主义。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美国的地理学家索尔就将文化景观从自然景观中划分出来,强调了景观概念中的人类文化行为(Sauer 1925)。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海德格尔(M. Heidegger)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加达默尔(H.G. Gadamer)的解释学和布迪厄(P. Bourdieu)的实践理论使得景观的概念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发展。这些新的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是传统的景观概念中景观作为客体和世界图像(world image)而人类作为外部世界观察者的主客对立,从而强调了人类参与(human involvement)在景观概念构成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及景观作为人类社会文化载体的结构性特征(Hirsch 1995)。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景观的概念在两个方向得到了新的诠释:第一,景观的符号和象征意义,即人类对自身生存空间的文化认知。这个意义上的景观概念的核心是视觉景象(vision),而人类观察外部世界的认知活动通过重复性的社会实践而被结构化和概念化,从而赋予了其符号和象征的意义(Morphy 1995),比如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第二,将景观看作是人类社会关系构成和运作的载体。这个意义上的景观概念的核心是空间(space)和地点(place)。空间是一个物理概念,它要通过人类的关注和社会实践活动而被赋予意义,从而转化为地点这个社会文化概念,而景观研究则正是对这种转化方式和转化过程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被定义为地球表面联系一系列相关人类活动地点的空间网络关系(Thomas 2001:173)。因此,Ucko认为,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景观,景观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构成,所有的人类社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自己独特的景观结构(Ucko 1994:18-19)。

总之,景观是一个复杂且应用广泛的概念,除了上述学科之外,在经济学、建筑学、旅游学、文化遗产管理等其他领域也有不同的阐释和应用。如前所述,艺术家将景观看作是表现与再现自然风景的创作对象;地理学家将景观看作是综合自然地理区域;生态学家将景观定义为生态系统;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把景观看作是社会关系网络。除此之外,经济学家将景观定义为社会经济构成的空间体系,建筑师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将其作为建筑物的背景来处理,旅游学家将景观作为一种资源,而文化遗产管理者则把景观看作是文化遗产构成的整体而加以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同的学科对景观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但这些概念都涉及到了对地表构成的空间结构以及人类的认知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关注和研究,也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景观的概念也在考古学研究中得以应用和发展。

二、 考古学中的景观概念

考古学对空间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传统的文化史研究还是对聚落形态的考察,空间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然而考古学家所关注空间概念的角度却有着鲜明的差别。传统的文化史研究中,空间实际上更多倾向于区域性或地域性的差别,空间概念仅仅是不同类型的物质文化遗存组合的空间分布的差异,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分析,更谈不上对地表空间构成要素的研究。空间分析虽然普遍被认为是聚落形态考古的重要内容之一(张光直1986),然而长期以来聚落考古中的空间分析却多集中在对遗迹、聚落或遗址本身的分析方面,更多关注的是遗迹的空间结构、不同类型遗迹之间的空间布局、不同聚落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等,但却将对遗迹遗物、聚落遗址等所处的生存环境、景观生态的研究简单地置于环境考古学的范畴中,而缺乏对遗迹之间、聚落之间或遗址之间承载人类活动的复杂地表空间要素的充分关注。

实际上,与聚落形态考古中以遗迹和聚落为核心的空间分析相对应的是对地表遗物的空间分布和聚落之间的地表空间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在英国的学术传统中,也就是所谓的景观分析。早在19世纪后期,皮特里弗斯在英国Cranborne Chase地区的考古工作就已经注意到将考古发掘的成果置于一定区域性的复杂文化和生态环境背景中考察(Pitt Rivers 1887)。20世纪中后期,在聚落形态考古兴起的同时,一些考古学家也开始反思并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被定义为遗址(sites)的人类活动的“热点区域”(hot spots)之外。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的所谓的“非遗址”考古(siteless archaeology)(比如Dunnell 1992)、“遗址外”考古(off-site archaeology)(比如Foley 1981)、“分布式”考古(distributional archaeology)(比如Ebert 1992)的概念以及冠以“景观考古”(landscape archaeology)为名的研究(比如Gosden and Head 1994; Yamin and Metheny 1996)开始广泛出现。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些对发生在遗址之外的人类活动的思考产生了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是对以聚落遗址为中心的一定人类活动半径内的生计资源的考察,也就是所谓的“遗址资源域分析”(site catchment analysis),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希格斯等人早年的工作(Higgs and Vita-Finzi 1972);其二是推动了对遗留于聚落之间人类活动遗存的研究,比如聚落间的土地利用、农田系统、道路网络等等,而这也正是以遗址为核心的传统考古学研究中所忽略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方面的工作使考古学家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类活动与其所处的土地之间的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了考古学对景观的研究和景观考古学概念的诞生。

最早在理论上对景观考古学产生影响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人文地理学,因此早期考古对景观的研究更关注人地关系。从人文地理学对景观的理解出发,考古学研究景观的重点在于区域内的人类活动与景观构成和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景观被看作是人类持续性的社会活动和文化传统在不同类型的地表地物和空间要素体上的累积性的记录,是我们通往真实过去的有效途径(Daniels 1989:196)。这些研究多采用区域调查、文献检索、地图测绘和选择性的试掘等方式,力图去揭露景观演变历史的阶段过程(Aston and Rowley 1974)。从考古资料的运用上,这种研究更强调对散布于地表的人工遗物的系统考察,因此一些研究者直接将景观考古定义为一种以地表遗物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Bahn 1992)。除了人文地理学之外,生态学概念上的景观也对考古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过去一定历史时期内区域性地貌的复原和地表植被的重建上。研究手段则依赖于考古发掘或调查取样所获取的古环境和古植物遗存,尤其是对孢粉的研究(比如Godwin 1975)。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兴起,考古学研究中的景观概念也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景观考古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迅速地成熟起来。在人文地理学和生态学背景下的景观考古主要从人口增减、社会互动、经济资源等方面研究古代景观,更多关注地貌、技术、资源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内容,也就是人类对土地的行为以及土地资源如何促进或是限制人类的活动,而不是人类如何认识和思考其自身所处的外部生存环境(Bender et al. 1997)。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在批判过程主义的景观研究的普泛化(generalisation)和其中难以避免的环境决定论倾向的同时转而强调文化象征意义、个体实践活动和社会认知、权力等的结构化过程在景观概念构成中的重要性(Morphy 1995:186-8),从而将景观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从人地关系转移到了社会关系的角度。人类生活其中的土地不再仅仅被当作是一种自然资源,而是被看作为各种社会表达(social expression)的媒介(McAnany 1995)。从这个视角出发开展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将景观看作是人类社会关系构成和运作的空间载体,并且在个体重复性的社会实践中不断被赋予具体的文化意义(Barrett 1991:8)。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发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因此景观被看作是一个需要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去理解的情境化(contextual)的概念(Johnston 1998:56)。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在于将考古学的理论探索从方法论上升到本体论(张海2003:16)。同样以存在主义现象学为基础,后过程主义背景下的景观考古学研究被看成对过去人类社会“在世”(Being-in-the-world)经验的复制和重建(Tilley 1994:12),而这正是当今西方学术界对景观考古学的主流认识。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主要手段的空间信息综合分析和应用技术开始广泛应用到景观考古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大量景观考古研究的传统技术方法,如区域调查、地图测绘、孢粉分析、土壤检测等通过GIS技术得以系统地整合,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区域性综合研究;另一方面,对景观分析中的诸多空间要素的描述逐步从定性转入到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方面,从而大大提高了景观分析的有效性。

总之,理论和方法上的成熟和进步使得景观考古学逐步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

三、 景观考古学

什么是景观考古学?综合上文可见,与景观的概念一样,景观考古学与诸多人文和自然学科联系密切,研究内容丰富多样,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定义来概括它复杂的内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景观考古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广泛的应用领域,是当代考古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回顾学科的发展历史,景观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复杂的理论依据,这些理论均来自其他人文或自然学科,如艺术学、地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因此可以说景观考古学不是一种单纯的考古学理论,景观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是随着当代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发展而发展,这一点与聚落考古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景观考古学也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与聚落形态考古等所不同的是,景观并不是古代人类的遗留,概念上它既是一种地表形态,同时更是一种文化观念。尤其对于后者而言,考古学不能直接研究古代景观。实际上,景观考古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观察和解释问题的独特视角,一种能够容纳多种理论和方法的综合体,也正因此景观考古学才具有了作为考古学研究分支学科的鲜明特征。综合前文,景观考古学有如下四个重要特征:

其一,对地表构成的空间结构的关注和考察是景观考古学的基础。地表构成的空间结构是一个物理概念,指构成地球表面的各类空间要素的综合,既包括地形地貌、河流山川等自然地物,也包括植被覆盖、土壤矿产等自然资源。景观概念中的地表构成具有空间异质性的特点,即地表构成要素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不均匀性和复杂性,在生态学上是生态多样性的基础,而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上则是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自然基础。地表空间是人类活动的三维空间,这个概念上的景观可以看作是人类日常活动的载体。聚落考古在田野操作的层面上有一个“活动面”的概念,被看作是“遗址上承载一个时期内全部人类活动的地面,是一个开放的二维平面”(赵辉1998)。实际上,如果将这个活动面扩展到遗址外,并考察其表面构成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与人类活动和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景观考古学所关心的内容了。

其二,人类的空间认知和社会实践活动是景观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以人为本是由景观概念的人文主义色彩所决定的。从研究的内容来讲,景观考古学与一般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并无差别,都关注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不同的是景观考古学以景观为视角开展研究,探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如何依托于复杂的地表空间形态而进行的,以及人类如何认识自身所处的生存空间并将其纳入到不同的文化结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考古学与一般意义上的人地关系的研究不同,因为它不仅关注人地关系,更关心人的认知世界和社会关系,关心人地关系的社会化过程。

其三,景观考古学是一种区域性的研究。景观本身就是一个以区域为定义的概念。景观考古学虽然与聚落考古学一样都旨在研究古代社会,但所不同的是聚落考古研究的是遗址,而景观考古则同时更关心遗址之外。遗址是人类定居生活的集中遗留,但人类的活动决不仅局限在固定的聚落点上,聚落之间的联系也非简单的线性几何,而是会受多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虽然聚落形态考古也关心宏观概念上的区域聚落,但实际上多是区域内点的集合,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研究。一些研究者则更直接将景观考古看作是聚落考古的对立面,指出景观考古与聚落考古之间的区别可以看作是发生在点(place)和面(space)上的人类活动的区别(Tuan 1977)。田野实践中,景观考古学更多地依赖于区域系统调查,关注地表遗物分布的空间特征及其与景观背景的空间异质性之间的关系,而通过抽样的方法获取反映区域环境历史特征的样品也是景观考古的重要田野工作之一。

其四,景观考古学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景观既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内容和对象上,景观考古学所研究的是一个区域内的地理、生态、资源、社会、经济、文化等的综合特征,并对这些特征进行系统的整合,从而形成对特定区域阶段性历史发展的整体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景观考古学需要广泛借助于地质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动物植物学、社会人类学和心理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制图技术、GIS技术、遥感技术、空间分析技术等多种技术手段,是集多学科、多手段为一体的综合研究;另一方面考古学研究景观还必须要综合“遗址内(on-site)”与“遗址外(off-site)”的研究(秦岭等2010),既要研究人类活动本身,又要关注人类活动发生的空间背景,是真正意义上点面结合的区域性综合研究。

景观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景观考古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景观的历史演变、景观的复原和景观的社会学研究。

研究景观的历史演变也被称为“景观分析”,主要是通过“回溯式”的研究方法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地表景观的结构和特征。这种研究一般首先要以研究区域内当前状态下的景观为基础,寻求景观历史演变的线索。比如,地貌调查并结合以反映微地貌特征的大比例尺地图测绘。当然,通过必要的田野考古调查寻找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地表活动的线索才是进行景观回溯的最重要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另外,高时相、高分辨率和高光谱的遥感影像资料的分析也可以起到重要的辅助判断的作用。在景观考古的实践中,地貌变化最显著的就是水系,包括河流、湖泊和海平面,因为无论是地表径流还是海平面都受到全球或地区性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河道和湖泊的变化还同时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比如大规模的砍伐所导致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等。另一方面,河流水系的变化对人类活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水既是人类日常生产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必须资源,同时河流作为视觉显著的“景观通道”也常常作为联系不同聚落的交通通道。因此,研究古水系的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景观分析中的首要问题(比如Muir 2000)。

有关景观复原的研究主要是对研究区域特定历史时期地表生态系统的复原与重建,其中最主要的是植被系统。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依赖于对采集的古环境学样品的分析,其中最常见的是对孢粉谱的研究,另外对考古遗址浮选的大植物遗存、植硅石等的分析也有助于进行植被景观的复原和重建。但是,在使用这些古环境学样品进行景观复原时,必须充分注意遗址内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由于遗址内的堆积经过人类的反复扰动,不能直接利用文化堆积中的古环境样品进行景观重建,孢粉分析应选取遗址外的自然地层。浮选的大植物遗存,包括炭化的种子和木炭,本身就是由人类活动所有意或无意带到遗址中,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这些遗存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到人类在遗址外活动的范围和活动的方式,以GIS为支持的遗址资源域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有效的信息。

除了植被的复原之外,对地表土壤历史演变的研究,其中主要是土壤微形态的研究也是进行景观复原的重要手段。土壤微形态研究是在微观上研究土壤的组分、物像及垒结,其主要任务是将显微镜下观察、描述的土壤微形态特征及变化用来说明土壤生成、发育的演变规律,从而解释各种自然力量或人为因素对地层形成过程的影响。一方面,通过对土壤薄片的分析可以从微观上探讨过去的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及其它反映人类活动特点的信息;另一方面,土壤微形态研究可以从残骸特征推断其成土条件、复原古土壤的发生特征,进而了解从古代的成土条件到现代成土条件的变化和土壤的发育历史(Goldberg and Macphail 2006)。

景观的社会学研究是近年来西方景观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几乎涉及到了考古学社会研究的方方面面。实践中,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得以全面开展(Knapp and Ashmore 1999:13-19):

第一,研究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景观考古。景观被看作是记录社会和个体发展史的文化记忆的空间物化形式。在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反复的利用、阐释、修复、重建,景观不仅被赋予意义并纳入到社会的文化记忆之中,而且文化记忆通过景观的形式而突出了它的延续性(Schama 1995)。土地常常被看作是祖先的遗产,是祖先精神的延续,比如澳洲土著将祖先在同一景观中的活动看作是梦境中再现的内容(Morphy 1995:187),而新几内亚的当地社群则把土地看作是祖先的能量所在(Tilley 1994:58)。这方面的考古学研究关注的是景观被赋予的多重社会文化意义是如何通过时代变迁而被承袭、积累、重述和再现的。

第二,研究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的景观考古。人类从事社会文化活动会有意识地选择特定的地点或区域,反过来这些地点或区域本身也会表达和强化已有的社会文化认同。有研究者指出,景观中的一些特殊的“标志物”可能被不同的社会所给予特别的关注,并被赋予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涵义(Bradley 1993:26)。这些重要的景观标志物或景观区域或者具有视觉上的凸出效果,或者是重要的生态区交界地带,也有可能是过去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地区,既有可能为凸显的自然地貌,如山峰、河谷等,也有可能是高大的人工建筑,如神庙、祭坛等。重要的是,它们的作用都在于强化既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空间认知和社会认同。比如,全世界范围内都广泛关注的岩画研究就是一个实例,它们常常分布于生态区交界地带且同时视域开阔的地区,既是自然生态景观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的活动边界线(Bradley 1991; 1997)。再比如对分布于世界各地高大的人工古迹(monument)的研究表明一些视觉显著的地点在营建大型建筑之前就已经被当地社群标识为重要的“圣地”(sacred place)(Bradley 1997)。因此,重要的自然景观标志和社会的文化认同在相当程度上是融为一体的,而这方面的景观考古研究关注的正是不同社会的文化认同如何体现在不同的自然景物上,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如何构建出了独特的社会和文化景观的概念。

第三,研究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的景观考古。任何人类社会都有自身文化结构中的空间秩序,同样不同文化结构中的景观概念也有其相应的社会秩序。所不同的是,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上看,对人类社会空间秩序的研究常常是聚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而从景观的角度研究社会秩序主要是探讨景观形态的多样性与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特定文化结构中不同的自然景观形态与性别、年龄、身份、族群等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划分和维系社会生产生活、组织结构、分层分化等方面的作用。例如性别考古学研究中考察特定的景观特征与性别图像或符号之间的联系,以及按照性别划分的景观区域与资源控制之间的关系等(Schmidt 1997; Jackson 1990)。而社会复杂化研究中,多样化的景观形态对人类空间位移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直接关系到了早期国家对人口、资源、生产、信仰等的控制,例如海洋运输在希腊青铜时代的迈锡尼文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Bevan forthcoming)。除此之外,我们常常谈到的聚落与墓地、不同等级的聚落与墓地在地貌景观选择上的差异等也属于这方面的内容。而如果不同的景观特征与特定社会秩序结构之间构成了系统的联系,那么也就形成了景观考古学中所谓的“嵌套式景观”(nested landscape)或景观的“嵌套式特征”(nested feature)(Bender et al. 1997),这正是景观反映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

第四,研究社会变迁(social transformation)的景观考古。无论是文化记忆、社会认同还是社会秩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景观考古同样关心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从考古学的角度看,景观是长时段的人类活动的载体,代表了一定时空范围内稳定的社会和文化的综合体,因此景观的文化属性具有连续性和累积性的特点,而景观涵义的变迁正是这种稳定结构的变化。导致变化的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环境的变化,如河流改道、海平面上升等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系统和景观结构的自然基础;社会的变化,如人口迁徙、社会动荡等改变了原有社会的组织和结构。很多情况下,景观变化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可能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正因为景观概念上的综合性的特征,其变化很可能预示着整个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农业社会的起源与景观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Fuller and Qin 2009)。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成为考察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视角。

景观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景观考古学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诸多人文和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为考古学研究景观提供服务。但是,作为景观考古自身来讲,有两种最基本和最常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区域系统调查和GIS支持下的景观考古研究。

区域系统调查在国内一般被认为是聚落形态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是以全覆盖的形式发现遗址为主要目标。但实际上区域系统调查也是景观考古学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以景观研究为主要目标的区域系统调查并非以发现遗址为目的,而是以观察地表遗迹和遗物的分布状态以及地表景观构成要素的现状和历史演变线索为目标,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人类活动与景观的关系提供一手的调查资料。区域系统调查有两种形式:全覆盖式和抽样式。无论是全覆盖式还是抽样式的区域系统调查都由数名专业人员参加,通过地表行走并纪录事先设定好的调查网格内的相关内容,完成对地表覆盖物的观察和纪录,其中地表覆盖物既包括各类人工制品,也包括土壤、植被等自然覆盖物。

以希腊Antikythera岛的景观考古调查为例。该调查项目同时采用了全覆盖式和抽样式的调查方式,全覆盖式调点在了解地表景观覆盖物,并确定考古遗存集中分布的区域;抽样式调查则在全覆盖式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地表遗物的分布模式。除了遗物之外,调查中对每个网格中的植被种类、覆盖密度、地表可视度、土地利用状况、土壤类型和侵蚀状况等都进行了详细的纪录,并形成调查数据库。通过构建GIS的空间数据库,借助遥感和GIS的空间分析技术,对调查获取的各类田野资料和已有的数字地面模型、矢量化的各类资源图、不同的遥感资料进行综合性空间分析,讨论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与景观演变之间的关系,将人类活动和考古发现的复杂性与景观的空间异质性联系了起来。这项景观考古调查项目取得了若干的成果,同时也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比如调查发现的地表遗物的分布密度显然与植被覆盖的密度呈负相关,而遗物分布的模式又与土壤受侵蚀的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等等(Bevan et al. 2008, 2009; Palmer et al. 2010)。由此可见,由区域系统调查开展的景观考古学研究不仅能够为考古学研究景观本身提供直接的证据,而且也为讨论考古遗址的后堆积过程和考古工作的具体方式提供了有效的线索。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以计算机数据库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对空间地理信息进行综合性的管理、分析和应用的技术系统,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和系统工程综合发展的结果。GIS技术以空间地理数据库为基础,采用矢量或栅格两种方式存储、管理和分析计算各类地球表面的空间属性信息,具有传统的地理学研究方法所难以企及的优势,能够高效、便捷地处理海量空间数据,同时还可以对各类空间属性信息进行有效的地理综合,实现量化的空间分析、模拟和预测。正因此,GIS技术自诞生以来就在考古学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以区域综合性研究为特征的景观考古学。

GIS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成熟起来(Harris and Lock 1990)。具体来讲,GIS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有两大方向:其一,文物考古信息的数字化管理层面,尤其是在文化资源管理(CRM)中的广泛应用(Box 1999);其二,考古学研究的层面,尤其是以景观考古学为基础的空间分析方面。实际上,考古学的空间分析尤其是空间定量分析的数学理论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就已基本建立起来(Hodder and Orton 1976),但是由于受到计算手段的限制,在考古学研究中一直颇受局限。随着GIS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考古学的空间定量分析,尤其是与复杂的地表景观结构相结合的统计分析、数学建模、过程模拟等均可以在GIS软件中方便地实现。比如,以海量计算为基础的蒙特卡洛模拟(Monte Carlo simulation)为复杂的空间定量分析提供了可能。这就使得诸多景观考古学研究的理念,尤其是有关考古学社会研究的新理念得以实现,从而大大推动了景观考古学的发展。GIS应用于景观考古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景观特征分析、空间过程分析和视域分析。

景观特征分析包括对研究区域的地形、水文特征的提取和分析以及对植被、土壤、矿产等资源的综合研究。GIS研究景观特征首先依赖于建立准确的“数字高程模型”(DEM),并据此进一步提取坡度、坡向、地表曲率、汇流积累量等地貌信息和山谷、山脊、山顶、水网、集水域等地形特征。同时,由地质矿产和国土资源调查以及遥感影像分析所获取的各类植被、土壤、矿产和土地利用情况等的资源地图也是景观分析的重要对象。在获取这些反映地表景观特征的资料并生成相应的栅格图层的基础上,GIS利用包括多元统计分析在内的各种空间定量分析手段,讨论人类活动与不同的景观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并对这种相关性做出解释,这就是GIS进行景观特征分析的基本方法。近二十年来,流行于欧美的“考古遗址预测模型”(archaeological site location predictive modeling)实际上就是应用这种方法的具体体现。(Kvamme 1983; Mehrer and Wescott 2005)。

空间过程分析是对人类以多样化的地表景观为依托所进行的空间移动的分析、模拟和阐释,是通过GIS对人类社会的文化过程、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研究。GIS空间分析工具中常用的价值面分析(cost-surface analysis)和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都常被用来研究景观考古中的空间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空间移动方式是多样化的,既可以徒步行走,也可以借助于车船之力,而这些不同的移动方式的选择及其效率又与不同的景观类型和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因此在使用GIS的空间分析工具计算和模拟在不同条件下人类空间移动状况时,还需要充分参考实验考古学、民族志、历史文献等的相关资料。除此之外,由于实际情况相当复杂多变,采用GIS模拟空间过程的研究如果能在控制一些景观因素的情况下进行对比分析和阐释,寻找特定条件下影响人类空间过程的关键因素,那么结论才能真正合理有效。比如,Mithen等人通过建立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地面模型,并借助于环境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万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曲线和全球不同气候带的划分,利用GIS技术模拟人类多次走出非洲的过程(2002);Bevan等人通过模拟比对希腊克里特岛青铜时代徒步行走和航海运输两种情况下中心聚落对外控制力的差异,指出海洋运输对迈锡尼早期国家政治和经济统治的重要性(forthcoming)。

视域分析是GIS在景观考古学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由于视觉与人类对景观的感知(perception)有关,因此视域分析常常被景观考古学看作是研究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手段。GIS技术带来了考古学研究视觉景观的革命:以数字高程模型为基础,GIS可以准确计算出一定区域内任意两点之间是否可视,从而将点对点的视觉研究转换为由点及面的视域分析;另外,采用GIS技术研究视域可以方便地进行各种空间统计分析,以定量分析取代定性研究,大大提高了考古学研究视觉景观的有效性(Lake et al. 1998)。具体来讲,GIS的视域分析有两种类型:简单视域分析和累积性视域分析。简单视域分析(simple viewshed analysis)是直接计算从单个或多个观察点出发所能观察到的视觉范围和具体的景观内容,比如Lock等人研究表明英国Danebury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坟丘是不同社群之间划分疆界的视觉标志,它们的视域彼此之间完全不重合(Lock and Harris 1996)。累积性视域分析(cumulative viewshed analysis)是将从不同观察点出发计算的视域进行相加得出累积性视域,从而计算出在一定范围内从任意一点出发究竟能看到几个观察点的视域分析方法。累积性视域分析既可以计算一定范围内已知的观察点是否具有视觉上的优势性,同时也可以计算观察点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的可通视性,比如Fisher等人对英国Mull岛青铜时代石冢群的视域分析,就显示出这些石冢所处的位置在当地社群中具有明显的视觉优势,从而显示出其重要的宗教意义(Fisher et al. 1997)。

总之,无论是景观还是景观考古学都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景观既是对地表构成空间结构的描述,也是对人类空间认知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描述;景观考古学关注的是地球表面复杂的景观现象与人类的认知和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是对人地关系的研究,更是对社会关系的考察。景观考古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个将人类活动置于时空连续且内涵丰富的景观之上而不是彼此孤立的遗址之上的研究视角,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综合研究。正是由于景观考古学的这些特征,以后过程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考古学理论和以GIS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空间分析技术方法才能够在景观考古学研究的范畴中得以充分的理论阐释、方法革新和实践检验,同时也使得景观考古学成为当代西方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相反,尽管近年来景观的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文献中,但整体来讲中国考古学缺乏对景观概念的充分关注。在社会研究方面,中国考古学一直强调以聚落形态研究为主要方法,在引入西方流行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的同时,却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方法背后的景观考古意义,自然对其实际的效果也并不满意。人地关系的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中被长期置于环境考古的范畴,常常被当作是人与环境之间的机械互动,而缺乏对人的空间认知结构的充分关注。实际上,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缺乏对考古学研究的整体性思考有关,而西方景观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对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却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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