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精选(九篇)
第1篇：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范文
由于蒸汽机的出现和应用,热现象的研究受到重视,到18世纪前半期,制造出了一些供实际应用的温度计,相继建立了华氏、摄氏等经验温标,系统的计温学初步建立,在定量研究热现象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温度计的发明和改进,又进一步促进了量热学的发展,热量、热容、比热、潜热等概念初步形成,量热器开始使用,热平衡方程建立起来,量热学形成系统的科学。
随着计温学和量热学的建立,对热现象的研究走上了实验科学的道路。18世纪后期,英国人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对热现象的更深人的研究。由于对热本质的研究不断深人,热是一种物质的说法彻底破产,能量守恒定律,即热力学第一定律在19世纪得以建立。这期间,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最着名的有迈尔、焦耳、亥姆霍兹三位。德国医生迈尔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善于总结,最先提出能量守恒思想,认为热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可与对机械能相互转化。英国物理学家焦耳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精确的实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热量和功之间存在着确定的数量关系,为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实验基础。而德国的亥姆霍兹在论述能量守恒的普遍性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上对热现象的研究,都是根据对现象的观察和实验所总结出来的宏观热现象的基本规律,用严密的、科学的逻辑推理方法,研究和讨论热学系统的性质,称为热现象的宏观理论。早在热力学第一定律建立之前,法国工程师卡诺对热机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和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分别于1850年和1851年独立地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论述了热学过程的不可逆性,找到了反映物质各种性质的相应的热力学函数,这套理论发展到现在,称为“热力学”。
在热力学理论发展的同时,人们已注意到热现象与组成物质的大量微观粒子的无规则运动有着密切关系,从微观的角度研究热现象的工作也已开始,在19世纪中叶以后得到飞跃的发展。首先是气体动理论(以前称为气体分子运动论或气体分子动理论)的提出和完善,概率统计方法的运用,使气体动理论从定性的论述发展成为定量的理论,这就是关于热现象研究的微观理论。气体动理论发展为分子物理学,再进一步发展,就是“统计物理学”。热现象的各种宏观性质都与微观粒子的运动情况有关,各宏观物理量都是相应微观量的统计平均值,任何宏观的平衡态都必然伴随着永不停息的微小涨落,这就是关于热现象的微观理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关于非平衡态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理论得到迅速发展,已经从平衡态和衡态向着远离平衡态的方向推进,这为寻找从无序到有序转化的途径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概念,但相对于平衡态理论来讲,非平衡态理论还显得很不完善,这是今后继续研究和发展的重点方向。
热学是物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热运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重要形式,热运动对应的能量枣热力学能(内能)是一种重要的能量形式,因此,热学部分的知识历来是中学物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热学与力学相比,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大不相同,力学研究的是宏观物体(其模型是质点、质点组或刚体等),以牛顿定律为基础,研究其机械运动规律以及机械能的转化与转移等等。
第2篇：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范文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究，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注：张来举：《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这一段关于科学家研究特征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种哲学观点，而要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接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
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化。当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相对贫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观念上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把教育研究封闭在狭小的圈子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培养单位必须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教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打破固有封闭心理，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构建自身综合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与一个学数学的人有同等的数学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应吸收各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体的合理知识结构以弥补个体知识结构之不足。在一个群体，各类人员应互取所长，而不能隔行相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应是大教育研究，复杂性、综合性是其明显的特征。因此，各类人员共同参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配合，不懈进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发展和教育科学进步的一项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叶佩华、张敏强：《利用现代数学研究教育科学的探索》，《教育研究》1984年第8期。
2.金观涛、刘青峰：《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方法》，《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
第3篇：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范文
一、文化主义与身份政治的困境：有机社群是否还有可能?
孟登迎老师在《文化研究者的政治自觉和身份反省》中提出文化研究的研究者应该摆脱学院体制的驯化,反省自己的政治自觉，重获社群情感，积极承担有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批判和群众教育的双重职责。这当然是积极、乐观、鼓舞人的政治姿态，而且这也是国内不少文化研究者的政治自觉，这也确实在伯明翰学派最早一批左翼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特别生动和有感染力。但我还想表达一个疑惑，即,在全球化资本的无孔不人和44
消费主义泛滥的今天，我们是否还可以设想伯明翰学派所认作基础的有机社会?
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提出过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问题。他总结过这种文化主义式的对“文化”的定义：
“文化”被定义为两方面：既是产生于各种独特的社会群体和阶级当中的各种意义和价值,这些意义和价值建立在既定的社会条件或历史关系基础之上，各个群体和阶级通过它们来“把握”和应对各种生存条件;又是活生生的传统和实践，通过它们，那些(对生存的)“理解”被表现和显现出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文化是社群当中的;(二)文化是经验的、活生生的。从理论上来说，雷蒙威廉斯对文化的构想有吕西安戈德曼的同构性结构的痕迹,这个设想认为在同一个社会条件上诞生、有着同样的生活形式的群体，共享着同一种文化和同一个情感结构，这种设想规定了这样的社会必须是“有机的”。我觉得这种“民族的有机共同体”的想法来自于利维斯的人文主义，虽然雷蒙威廉斯他们在“拒绝精英主义，强调传统在民间”这一点上有鲜明的左翼色彩;但同时这个群体也在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者争论，这个时候他们强调“文化”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组织力量。重提伯明翰学派的政治担当的时候也要把这个论战语境考虑进来，因为很明显这两种论战姿态都会贬低资本主义及“文化工业”带来的影响(对前者来说是无机的，对后者来说是生产模式决定的)，也会或多或少对民间社群的有机文化持一种乌托邦情结。然而我们知道在德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认识，卢卡奇对作为理性牢笼的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也有阿多诺和霍德海默基于美国经验做出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欺骗”的批判，这些批判实际上都拒绝设想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中依然保存威廉斯式的“有机社会”及其活的文化经验的可能性。那么后一种批评是否切中要害，是否与经济全球化或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更相关?或者说，文化是经验的还是被操纵、制作的?社会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知识分子角色是乐观的、唯意志的还是悲观的、理智的?
带着这些问题重读霍尔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霍尔虽在感情上倾向有机知识分子的坚守,但在理智层面上遇到了来自反文化主义的结构主义的严重挑战。结构主义在反文化主义、人文主义上其实比法兰克福批判更进一步，如果说在卢卡奇、阿多诺那里，主体还是可以被寄予新希望或至少希望被拯救的，那么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中主体就完全是个幻觉——而对文化主义的人文主义者来说，主体的经验和自觉是至关重要的。在阿尔都塞那里，生活或主体根本不像伯明翰学派设想的那样可以在底层社群或工人主体那里自行涌现出来，这些主体幻觉只不过是意识形态操纵的效果，而且这种操纵甚至还不是虚假的欺骗，而是切切实实产生作用的生活方式与意义形态——这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就是说，所谓的某个有机社群活生生的经验和文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用以再生产驯服劳动力的意识形态效果而已。对此，霍尔是承认的：“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消除对另一事实的认识：即男人们和女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安置为中介的人。”[4]于是，霍尔明确指出，带人结构主义的思考可以纠正文化主义天真的人道主义、可能衍生的唯意志主义以及民粹主义危险;也提示我们走出经验主义的陷阱，重新给予抽象理论以地位;并且还特别提出新的思考对戈德曼式的同构结构理想的纠正,文化问题并不和社会生产条件同构，它可能是意识形态操纵的、或至少是接合的、多元决定的。
霍尔的这个认识引起了杰姆逊的重视，这是他在《论“文化研究”》^一文中特别强调的部分。杰姆逊虽然对早期伯明翰学派的工作充分尊重，也对英国文化研究转移到美国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褪色，被体制收编，甚至如霍尔批判的“理论过于流畅”、“沦为一种口技”[6]等现象表示充分的忧虑，但身受阿尔都塞影响的他显然对“文化主义”式的亚文化研究方式心存疑惑，于是他实际上是通过霍尔的反思委婉地批评了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杰姆逊这么做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所针对的是在美国文化研究中非常有影响的“身份政治”潮流。实际上客观地讲，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在美国是以“身份政治”的方式获得接受的，美国的文化氛围整体上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它固有的多元文化主义为少数族裔、边缘社群争取身份认同留下了空间。
这当然是值得赞许的文化政治实践;我们也可以说在某个黑人知识分子或同性恋知识分子那里也存在着“有机知识分子”的激情,他们的不少研究也在知识上努力和一个社群的实践政治结合，而作为美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脉络，它也和人类学的“深描”群体结合在起来。很多时候一些文化研究者和人类学家做着同样的工作:他们走入社群，去描写那些廉价的、低俗的、被主流排斥的边缘生活和生存状态，并试图以这种方式使边缘发声。杰姆逊当然不会否认这些实践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积极意义。
但杰姆逊有如下担忧:首先，这种文化研究能否取代或遮蔽对商品文化(文化工业)的批判?他对整个一部文化研究论文集几乎没有涉及大众文化批判疑惑不解;第二，这里对于族群的想象是否太过简单,对于纯粹的身份认同的想法是否过于天真(我们现在还可以想象这样单一的、有机的身份认同吗)?杰姆逊进而担忧这种身份认同可否获得一种持久的集体力量的支持，能否由此产生总体上改变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的用心?实际情况是，身份认同的政治非常容易被自由主义收编，而保持文化上差异性的斗争目标也绝少涉及政治经济的不平等问题;第三,这就导致这种身份认同的政治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是被后现代主义的差异策略所挪用，而对大叙事的拒绝也渗透着对理论介入(即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整体批判)的拒绝，特别是有一些采用民粹和有机论思想的文化研究会强调反智的温和改良，比如澳大利亚学派的拉克劳(ErnestoLaclau)和墨菲(ChantalMuffe),就连批判的锋芒也消弭了。结果是当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边缘社群被赋予了多元文化主义中的一个文化位置以后，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就被噤声了，对于杰姆逊来说,最关键的斗争对象是资本主义总体化的力量，他并不觉得可以仅仅通过拯救一个或许实际并不存在的有机的社群的生活方式(或文化上的尊严)来抵制这个压迫性力量。二、总体性与对大众文化的重新认识
杰姆逊并不是要取消这一文化研究脉络，我发现他在《论“文化研究”》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批评相当委婉。我想不应有这样的印象，即杰姆逊是要维护理论炫技的、注重文本的、被体制化了的美国文化研究,而贬损强调实践调查、强调对亚文化社群的真实生活状态描述的文化研究思路。这种二元对立会抹杀很多复杂的东西，对杰姆逊来说后者的政治激情值得赞赏，轻视理论则是有问题的，但对于前者,他也在《论“文学研究”》中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只不过他针对的不是用“理论”的问题，而是那种流行的理论阅读视角，比如“身体”和“权力”的视角，而在这个时候他也就和(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主流保持了距离。当然杰姆逊防卫性地铺垫说无论是(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结合还是福柯的方法论都不会赞同身体的直接性和对微观权力分析的滥用，但我们很容易能感觉到杰姆逊这里的愤怒所指。美国文化研究中大量充斥着对欲望、色情、折磨、暴力等和“身体”直接相关的研究课题，实际上这是以一种激进的理论姿态回归美国社会主流的自由意识形态(个体自由)。对于杰姆逊来说，在身体问题上最不能容忍的是对身体的“直接性”的迷恋：当主体性被解构了以后,那些无意识的、欲望的、肉体的东西就被推举为个体的更唯物、更直接的部分——这时候杰姆逊提醒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强调的是生产模式。
而在流行理论中与抵抗的身体相对的也就只能是控制(个体)身体的“权力”了。事实上在福柯的影响下又兴起了“新历史主义”研究，并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以分析任何历史时期的权力压迫和知识书写为己任，而因为权力是无处不在的，这样的文化研究也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做下去。对此杰姆逊指出，认为因文化研究是在分析权力关系，就认为知识分子只要做这样的工作就是在和权力作斗争实在是一种容易让人上瘾的幻觉。
实际情况是，这样一来把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变成了对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批判，它只针对一个模糊不清的极权主义的怪兽，却不去历史地分析相当具体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其结果是微观权力分析取消了宏观权力分析(阶级斗争等)。而随着这样的关于身体和权力的研究的泛滥，杰姆逊忧心忡忡地指出，自由主义政治会渗人，而抵抗英雄也只能是反对一切体制的异见者,这种结果意味着福柯的权力分析实际上就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它让生产模式分析和总体性视角不再可能。三、作为局势分析师的知识分子
在本文的一开头我列出了孟登迎老师所期望的新的从事文化研究者的有机知识分子形象。根据葛兰西的思考，有机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在于为社会弱势群体阐发文化经验、并争夺文化领导权。有机知识分子是和一个有机社群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去宣扬自己族群的文化和政治意识、为自己所代表的集团争夺文化领导权而不是让自己脱离这个集团。这在葛兰西那具体指政党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我在这篇文章要提出的问题却是，当我们所有人(资本家、群众和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暴露在无处不渗透的商业文化(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广告、游戏、网络、微信)之下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去寻找我们自己的有机群体呢?
在我看来，现在弄清我们所处的复杂的社会局势更为重要，而且不仅如此，我们需要抽象概念的能力，而且需要有认识具象的形象的能力，并且能从这些文化文本中识别意识形态的部署，发掘文化霸权争夺的空隙，并且有能力召唤蕴含在文本中的社会能量。这大概就是我借助卢卡奇和杰姆逊的方法所强调的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应有的认知测绘的能力，或者说一种总体化的能力。这就启发我稍微改变一下孟老师的期望,却同样从葛兰西那里寻找另外一个形象，我把他称作一个“局势分析师”的形象。这个形象事实上是我在阅读葛兰西著作的如下一句话中感受到的，他提出，面对难以捉摸的、复杂的社会局势时。在这里我首先看到的是直面现实的丰富具体性的方法态度。葛兰西所思考和战斗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意大利，这个社会正处在一个旧的有机体发生危机的时刻,此时旧的统治阶级的领导权已经无法在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国家各个层面上实现自己了。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化状况是非常复杂和混乱的，但葛兰西却认为此时更要强调冷静的、唯物的态度。他提出要注意眼下的局势,也就是实际的、有现实性的东西，在葛兰西看来这个时候一种有效的理论一定是能干预现实、和现实搏斗的理论，但这个时候的理论也是为实际服务的理论。霍尔屡屡谈到葛兰西在理论和现实面前的这种复杂的处理方式,他对美国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炫技的厌恶恐怕也在于这些文化研究已经和实际的、活生生的世界相差太远了，所以我依然坚持要以一种真诚的态度处理文化文本，并且有实际的政治关心,而这种政治关心当然包含了在分析大众文化文本时蕴含有机知识分子的一些政治情感。
但还有一点就是我强调这种详尽分析需要耐心。葛兰西谈到，局势越紧迫，就越要避免懒惰的历史决定主义或个人的唯意志主义。在美国一些文化研究的作品，受到结构主义影响越深,就越会流露出一种相对主义的宿命倾向,他们可以以非常熟稔的方式分析文本或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和书写布局，却因为懒惰而向历史决定主义投降，也就不愿意进一步去发掘在文本形式和具体历史中的苦难、欢欣与乌托邦憧憬。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因为懒惰,也是对打开现实的新的可能性缺乏信心。而这懒惰的另一面，则是用一种唯心主义，有时候是一种天真的信仰，有时候是一种道德的义愤来简单地颂扬或批评某个文化作品,而忘记了一些信仰、道德、真理背后可能都布控着社会对抗关系。文化现象和社会局势是复杂也是现实的,葛兰西认为一个耐心的局势分析师，就应该像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马克思那样，像分析毛细血管一样去分析，这不仅仅是去批评和揭露某个政治实践或意识形态神话,而是要去分析它们产生的实际政治效果以及造成这种效果的条件和原因。
第4篇：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范文
从“科学”这一语词较为通常的意义上来说，管理学自然是一门科学。一般来说，任何一门学问，只要同时坚持如下两个原则，就可以成为一门通常意义上的科学。
第一，坚持用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客观规律、从可控制实验中获得的各种“机理”、通过逻辑思维过程得出的各种“原则”作为解释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理论依据。
第二，坚持以人们可以共同感知的、可共同把握的实验数据、观察结果、基本事实、基本事件、历史记录等作为研究的起点。
由于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因而许多客观规律、“机理”和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相对可靠的。同样，大量的实验数据、观察结果、基本事实、基本事件、历史记录本身也会因人的解释的不同而只是相对可靠的。但这并不要紧，这些东西发展或变化了，科学本身也会发展和变化。这也就不妨碍我们把坚持这两个原则“作”出的学问当作科学。
现在的管理学完全遵守了这两个原则，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自然是一门科学。
本人说“管理”或管理学不是一门“科学”，是有几个前提的。
第一，管理学不是一门“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第二，在“管理学科”中，必须有一门核心学科，这个核心学科必须是机械论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学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三，在本人说“管理”不是一门科学的同时，强调了“管理”是一门艺术。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艺术对人类生活——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比科学要大得多。
管理学不是一门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一点是毫不疑问的。这门科学不可能成为“管理学科”的核心基础科学，这一点，后面将予以说明。至于“管理”，无论是谁，只要他在从事“管理”或从事过“管理”，他都会知道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比“科学”更为重要。这里没有丝毫否定“科学”在管理中的作用的含义，这里只是说，仅仅把“管理”当作一门科学，仅仅只用所谓的管理学的科学原理来教育学生，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管理人才。
本人可以在此作出预测，今后中国涌现出来的企业管理人才，绝大部分不会是管理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尽管这些拥有硕士或博士头衔的人在企业中可以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管理“特权”，但“特权”本身既不会成为才能，更不会成为智慧。就象美国的法律人才根本不是通过教授“法律条文”，而是通过学生理解大量的“法律判例”培养出来的一样，管理人才也只有在大量的“个案教学”中才能培养出来。
只是，中国有几个“管理学科”的教授作过个案研究呢？中国又有几个“管理学科”的教授会作个案研究呢？管理是一门协调人的社会活动的艺术，就象律师是一种调节人与人的纠纷的艺术一样，艺术及个人的艺术才能只能在个人实践和吸收他人的经验中潜移默化地获得和提高。普遍原理的教学当然不可缺少，但想仅仅只靠这种教学就能够培养出管理人才，无异于白日做梦。
象管理学这样的科学与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用那些非机械论意义上的科学来把握世界。现在的问题的核心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人们把诸如“政府的行政部门依据宪法和法律对社会成员实施普遍强制使社会成员依‘原则’行事的‘行政管理’”、“企业领导人协调组织成员为‘目标’奋斗的‘企业管理’”、“社会保存和传播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文献与记录的‘文献记录管理’”、“利用计算机技术存储和传输人们在交流过程中使用的数据、文字和语音语词、图形图像的‘信息管理’”这四种“本质”上有着重大差别的“管理”当作一类“学科”，并以“管理学”作为这个学科的核心基础科学。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管理学确实还不够“资格”。也正因为管理学不够资格，所谓的“管理学科”也就是一个没有基石的空中楼阁，以此空中楼阁为条件拼凑起来的用于优化组织教学资源的“管理学院”本身就只会是一个“大杂烩”。
我们看英美国家是怎样定义“science”的：“the study of knowledgewhich depends on testing facts and stating general nutural laws”即“以那些通过测定获得的事实的知识和陈述了普遍的自然规律的知识为基础的研究”。这里用“of knowledge”修饰“study”，就是说，“science”的研究从属于后面“知识”，或者说，后面的通过测定获得的事实和陈述了普遍性的自然规律这两个方面知识控制了整个科学研究。
在英语中，“管理学”使用首字母大写的“management”即“Management”来表示。按照上述标准，英美国家自然不会将“Management”当作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这很明显，管理学中的大量的知识或者不是通过测定获得的，或者不是普遍的自然规律，或者二者都不是。
按照这个标准，大量的“科学”也就不成为科学了。当然，除了专门研究“科学”本身的科学在特定的条件之下，人们一般不会在如此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一语词。大体上，人们对这两个标准放宽了尺度，其大致范围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两个原则。
但是，如果一门科学要成为一个“科学群”的核心基础学科，则其必须达到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上述标准。换句话说，这门科学必须是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也就是说，如果管理学要成为“管理学科”中的核心基础科学，管理学就必须是机械论意义上的科学。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对这个复杂系统进行整体的、不“损伤”这个整体的科学研究。这样，人们就只能采取“简化”的方式来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这种简化世界的方法，就是机械论科学的方法。一般来说，这个简化过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先确定从什么样的角度研究这个复杂系统。第二个步骤则是在确实这个角度之后，再将从这个角度“划分”出来的人类社会进行“机械化”。这样，就可能从某种角度、某种方式来把握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系统，而这种把握，只能是一种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把握。
本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直强调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首先，经济学从“经济”即人类通过劳作与交换增加社会财富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经济系统，这就完成了前面所说的第一步。随后，在这种简化的基础上，在将人类社会的组成要素即个人“机械化”为“理性自利”的“经济人”。这就完成了上述简化的第二步。
在这样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和经验的方法，逐步作出假设，获得观察数据（实际上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记录），验证假设，一步一步地构造起了经济学的理论大厦。
至于机械论科学为什么具有探索“机理”和鉴别事实的独特功能，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解释。
张先生说有人否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诺贝尔的遗愿只是希望奖励在“实验科学”中作出贡献的人（文学和人类和平是另外一回事）——诺贝尔奖最初只有物理、化学和医学三项科学奖，很多涉及到生物学的科学成果都是通过化学和医学获得诺贝尔奖的。或许诺贝尔奖的评选机构“违背”了诺贝尔的遗愿，但经济学总得多少有些“科学”资格才能成为诺贝尔奖之一。
一般来说，仅仅只是从微观经济学本身来说，它确实够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是，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一，经济学研究不仅不可能进行实验设计，连控制观测也不可能进行，而只能以人们在经济过程中形成的记录为研究起点，而人们对这些记录的保存、收集、使用具有很大的任意性。
第二，经济学研究的结果本身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行为本身又会使得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变形”。但这两点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产生的，而不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本身原问题。
因此，经济学，或者说微观经济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这已经基本上获得了科学界，包括不少极其苛刻使用“科学标准”的科学家的基本认同。
目前的经济学已经有很多的分支，很多经济学家正在试图用经济学“取代”其他一切社会科学。本人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同时就是强调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强调机械论科学在解释历史、文化、社会中的缺陷和不足。尽管机械论科学能够获得有关复杂系统的某些“机理”，但是，机械论科学根本不可能从整体上说明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机械论科学在解释复杂系统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那种试图用经济学解释人类一切活动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本人在网上专门写了几篇文章就是反对中国的不少经济学家用机械论科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社会的一切。
但是，无论经济学的分支如何多，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何种领域，这些分支都是以目前的“微观经济学”及其研究结果为基础。目前的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法律的经济分析、家庭的经济分析、社会的经济分析等名目众多的经济分析，都是以“微观经济学”及其研究结果为基础的。
现代科学的任何分支都是一个庞大的合作系统，每一个科学家只是在某一部分的某一层次从事科学研究。为了确定科学的分支，人们用“学科”即“科学群”来指称这些分支。无论一个“科学群”研究的是什么，建立一个科学群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必须有一门机械论科学作为其核心基础科学。否则，这个科学群就是空中楼阁。
无论一门科学建立了怎样庞大的理论体系，它最终都必须作到如下一点，即必须将其中的很多语词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否则，这门庞大的理论体系就不是科学，而是哲学、神学或玄学了。“伪气功”也自称为“科学”，柯云路先生为其建立了庞大的理论体系，但其语词根本不可能与客观事物即人体内的“气”的运行联系起来，近几年也破产了。
但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那些相信“伪气功”的人确实在其思维过程中将某些“理论”与自己体内的“气”的运行联系在一起，并且，还有众多的人认为这些“理论”确实能够解释为什么自己体内的“气”能够这样或那样运行，还有不少人认为自己确实能够控制自己体内的“气”的运行。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相信“伪气功”了。这里就涉及到用什么标准将一门科学理论的语词与客观事物联系在一起。
我们知道，由于现代科学的分工，有相当多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基本上不从事直接的探索“机理”、数据获取、事实鉴定的工作，而只是依据某些“机理”对数据和事实作出解释，或者对这些“解释”再作出解释。就象本人如果要研究中国某一阶段的历史，一般不会去“考证”历史事件，而只会以其他的史学家的“考证”的结果以及研究结果为起点。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相信这些“机理”、数据和事实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些“机理”、数据和事实是可靠的呢？
一般来说，采用机械论科学的方式获得的数据和事实，其可靠程度最大（要说明这个原因，需要很大的篇幅，这里从略）。要使一门科学理论中的很多概念能够“恰当”地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人们就应该尽可能地消除那些个人情感与价值的东西、尽可能地控制那些关于世界的各种“先见”。而能够在最大程度做到这些的，只有机械论科学。这一点无须作更多的说明，目前西方的“反科学主义”反对的正是机械论科学的“无情”和“客观”。
“反科学主义”的很多观点对我们有效地控制人们滥用科学及科学成果确有其可取之处，对于控制“唯科学主义”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要把科学变成一种“有情”和“主观”的东西，那科学就不成为科学，而是神话或玄思了。
大量的相信“伪气功”的人并不是象某些“科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愚昧无知”的。这些人思维、心理各方面都很正常。那些鼓吹“伪气功”的理论都只是一些“中间理论”，这些理论根本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没有一种具有共同标准的将“气”、“功”等语词与人体内的“气”的运行联系起来的可控制观测的科学方法。语词的神话作用很快就将这些相信“伪气功”的人“说服”了。只是，这种毫无根基的“伪气功”的“科学”的理论大厦很快就崩溃了。
即使我们假设或承认诸如“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以及其他各种关于“管理”的学科有着共同之处，可以合成一个“学科”，但是，这些学科必须有一个核心基础科学，这个科学必须拥有其他科学共同认同的探索“管理”过程的“机理”的方法和鉴别从“管理”过程中获得的数据的标准。很明显，现在的管理学这门科学根本不具备这种功能。
科学的核心原则是按照事物的自然状态来解释事物的现象及其现象变化的过程。什么是事物的自然状态呢？这本身就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大量的人是将自己大脑中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事物本身。科学家也是人，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并不比其他人“高明”。科学并不是依靠科学家在这一点上的“高明”获得发展的，或者说，科学并不仅仅只是依靠“科学家客观地看待世界”获得发展的，而是用一套严格的程序来迫使科学家采用“机械”的方法来探索事物现象变化的“机理”，采用客观的标准来鉴别观察事物变化之中获得的数据和事实。没有这一条，科学就不成为科学了。
现代科学的“理念”比起古希腊时代，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柏拉图的“理念论”、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神秘主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等等，这些东西直到今天仍然控制或影响着科学。但是，古希腊时代并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的产生，离不开古希腊的这些“神秘主义”，离不开中世纪经院哲学以拉丁语为基础的思维逻辑训练，但更离不开人们社会实践中技术水平的提高，更离不开以英语文化为基础的经验主义。
科学离不开有关世界的某种“理念”，科学离不开思维逻辑，但是，科学离开了经验的检验，最终只会成为“神秘主义”或哲学思辩，就象古希腊的科学。为了使科学不成为“神秘主义”或哲学思辩，任何一门“科学群”都必须有一个可以通过经验验证的坚实的基础：探索“机理”的方法和鉴别事实的标准，这个基础就是机械论科学。
科学对自然和文化的解释并不是绝对的和万能的。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能用科学来解释。这是因为，机械论科学所获得的只是事物现象变化的“机理”。而这些机理之中，有很多通过了人类无数次的验证，但由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条件所限，还有很多“机理”不可能真正获得验证，也就只能作为假设。人类生活，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都必须有着某种程度的确定性。这样，虽然有很多“机理”还只是假设，但我们仍然必须用其来作为解释自然和文化的基础。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很多预设，基本上还没有获得验证。达尔文的理论出现才多少年，按照现有的科学研究结果，生命进化的过程是这个时间的无数倍。要验证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很多预设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目前除了进化论，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合逻辑地解释生命演化的过程，我们也就姑且接受这种理论，用其来解释生命演化过程。
从表面上看来，历史学似乎比管理学更不科学。但是，历史学目前已经够得上资格称为科学了。从广泛义的意义上来说，历史是研究人的活动的历时性变化。但是，目前的历史学一般主要指通过对“历时”性的历史事件的解释来说明历史过程。在历史学中，正好有一门专门对“历史事件”进行“考证”的学科。当然，这种对历史事件的“考证”的结果也是相对的。但是，有了这一学科，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在依据自己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而“考证”历史事件的这一学科，已经有了很多得到历史学各学科科以及其他相关科学领域的共同认同的方法和标准。如果失去了这种“考证”，历史也就会成为“神话”。
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都已经有了一定的科学基础。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要素是“公共生活中的人”。这些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机械化”为“政治人”。社会学研究对象中的要素是“社会生活中的人”，这些人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机械化”为“社会人”。
根据本人的研究，与管理学关系非常紧密的一门学科即“组织学”倒可以成为组织领导学以及与其相应的各种有关组织“管理”的基础学科。因为，组织学的研究对象“组织”可以高度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组织的组成要素——人——也同样可以通过高度的抽象化和形式化而成为“组织中的人”即“组织人”。任何自然人一旦进入一个组织，就可以表现出很多“组织人”的特点。
通过对这些特点的抽象，可以将“组织人”机械化。以这样的研究为基础，可以将组织高度形式化，并以此作为模型探索“组织”产生、发展的机理，并依据这些“机理”建立起组织的概念模型，并将这个模型转化为语词模型或数学模型。利用语词模型，人们可以组织和解释各种“事件”，利用“数学模型”，人们可以获得有关组织的数据。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共同认同的探索“机理”的方法和鉴别事实的标准。
管理学，作为“管理学科”的基石的管理学还缺乏上述条件。以这样的管理学为基础的“管理学科”只是一坐毫无基础的空中楼阁；以这样的“管理学科”所引导的优化大学教学和科学研究资源的“管理学院”之类做法根本不可能优化资源；以此科学、学科以及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管理人才”根本算不了什么人才。
关于科学中使用数学，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一般来说，没有经过数学训练的人是很难有效地进行科学研究的。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样落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基本上或很少接受数学训练，只会使用左脑（使用语词）而不善于使用右脑（使用概念）或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科学研究必须使用双脑即左脑和右脑。数学的基本功能就是训练人们使用右脑，大脑中的数学推导、演算过程大部分是在右脑中进行的。概念模型（概念不是语词，而是由左脑的语词所指称的右脑中的表象）也同样存放在右脑。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对右脑的概念模型的构造、改变、运转。想像、灵感与直觉都源于右脑，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随意而发的，一般应该与研究者的研究内容有关。有效地使用概念模型，正好会使想像、灵感和直觉与研究者的研究内容相关地产生。而不通过严格的数学训练，是很难自觉地、主动地利用语词构造概念模型、改变概念模型、运转概念模型。
本人在给学生上计算机公共课时经常强调，作为一个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用什么标准衡量你真正掌握了与你的工作要求相应的计算机技术呢？这就是在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的右脑中有了一个计算机的概念模型。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你就永远只是一个打字员，而不是一个能够有效地利用计算机技术处理办公室业务的文职人员。只是，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之时，虽然花了十个学分来学习计算机技术或信息技术，但绝大部分也都只是一个打字员，有的连打字员都还不够格。这当然不能完全怪学生，整个计算机技术教学体系本身的问题之大，使得任何人，包括本人这样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都无法解决。
无论如何，我们用一个语词即“管理”指称四种不同的对象是一种很不科学的做法。科学提供给人们的首先是一种简化世界的方法。而简化世界的基本方法就是分类和抽象。“管理”这一语词指称的四种对象具有什么共同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具有什么不同点。既然这四种对象具有如此明显的差异，用四个语词来指称它们，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要这样做，但在科学研究中却是不可缺少的。
“管理”这个语词最终要通过与其相应的“语词模型”与客观事物即管理过程中的事件或事实联系起来。象“管理”这样一个几乎可以指称任何对象的语词，根本就不具备成为“科学”语词的基本条件。
至于张先生要为“管理”下一个普遍性定义，要探索“普遍管理学原理”，这完全是一个个人学术研究的问题。张先生认为这个内容值得研究，只要能够获得相应的研究资源，就可以从事研究。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来衡量某种研究有价值，某种研究无价值。本人以前也曾有过此念头，只是后来认为这种研究价值不大，自然也就放弃了。这中间谈不上谁“是”谁“非”。不过，我本人总认为，或许张先生的研究属于哲学更为妥当。哲学只需要建立语词之间的关系就行了，科学则必须把语词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这或许是哲学与科学的重要区别之一。
哲学总是在语词世界中问“人是什么”，科学则要在现实世界中寻找“人有什么”。科学以哲学的“人是什么”作为指导，但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则始终坚持只在现实世界中寻找“人有什么”。科学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出“人有什么”之后，哲学又会重新据此在语词世界中再问一问“人是什么”。这或许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为此，本人一般在科学思考时从来不问“是什么”而只是寻找“有什么”，而在哲学思考时则经常问一问“是什么”。这也是本人在“漫谈”管理时不给“管理”下定义的原因。
不过，很多没有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涉及到外部世界的科学研究的学者是很难体验到哲学与科学的这些差异的。本人虽然不是科学家，但大学毕业之后毕竟从事了四年的专门的科学研究，并独立地开发过一个管理信息系统，对此多少有些体验。
如果在一项具体的、涉及到外部世界的科学研究中，不能为那些被使用的语词明确地标定出外部对象，用一些含含糊糊的语词引导研究与思维，这种研究得出的结果简直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中国绝大部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几乎没有从事过严格的、涉及到外部世界的科学研究，自然也就难以有效地把握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差异，经常也就将哲学思维引入科学研究之中（经常要寻找世界的“道”而不是探索事物的“理”）。这或许也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此落后的另一原因吧。
另外，张先生在强调“行政管理”也同样有“目标”，“企业管理”也有原则，这完全是事情的两个方面。政府的行政部门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当然有目标，这个组织当然也有领导，这个组织的领导也同样会协调其成员为实现目标奋斗。并且，“企业管理”研究出的很多原理出同样适用于对行政组织管理本身的管理。但是“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这门学问或科学本身不是研究这种管理，而是研究政府行政部门如何治理社会公共事物如制定公共政策等。
政府的行政首脑既没有权力也不可能为社会成员制定一个目标，让社会成员为这个目标奋斗。政府的行政首脑只能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对社会成员实施普遍的强制使社会成员依据法律行事。“企业管理”当然也有原则，但是，作为法人的企业、作为自然人的企业成员，作为企业成员的领导者，作为企业成员的操作者都是在政府制定的法律之下运作的，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都不能违背这些“原则”。
企业领导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控制之下通过明确目标、制定达到目标的计划、通过协调组织成员的活动使组织成员为完成目标而奋斗。这也就说明了“公共行政”和“企业管理”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这就象很多美国人所说的不“怕”政府，只“怕”老板。公民没有违法，怎么会“怕”政府呢，但老板却可以“炒”你的“鱿鱼”。
但“老板”却最“怕”政府，政府制定一项法律，“老板”就有可能在很多行为上受到限制。相对而言，一个社会如果真正形成了政府“怕”公民、公民“怕”老板，老板“怕”政府的社会公共秩序，这个社会也就正常了。一物降一物嘛，一物非得有一物来降嘛。至于中国社会，公民既“怕”政府，又“怕”老板。中国的老板当然“怕”政府，但他们“怕”的只是政府官员，而不是政府制定的法律。
至于中国政府，除了“怕”动乱，或许不会“怕”任何其他的东西。这就说明在中国，一物能够降一物的现代社会公共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科学家。有“有神论”的科学和“无神论”的科学，有“唯心主义”的科学家和“唯物主义”的科学家，有“自由主义”的科学家和“专制主义”的科学家，有“神秘主义”的科学家和“经验主义”的科学家，各种各样，名目众多，并且，这些科学家分别属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
但是，这些位于不同民族和文化之中，信仰不同“主义”的科学家都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公认的，获得实践检验的成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都把机械论科学作为探索机理的方法和鉴定事实的标准。我们当然要反对用机械论科学解释人类的一切，解释人类的历史和文化，解释人类社会与政治，解释人类道德与法律。但是，不能因为这样，把机械论科学在科学研究中的最基本作用也抛弃了。如果这样，科学又会变成“神秘主义”和哲学思辩，人类最终也会失去科学。
第5篇：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范文
一、刺激一反应范式
刺激一反应范式以孔德的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主要体现在华生和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思想中。根据孔德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以直接观察和证实的。按照这一标准，心理学的对象只能是具有客观性的外显行为，因为它是可以直接观察和证实的，是在超时空的情况下可重复的。心理学的理论目标是对行为的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华生批评机能主义是一种缺乏自信力、半心半意的想成为科学的企图。而以任何形式接受了意识的心理学研究都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与华生激进立场相同，斯金纳主张物质一元论，认为意识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心理过程可以还原为生理事件，心理学应研究可直接观察的行为。这样，刺激一反应范式便实现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变革。
在研究方法上，二人均致力于发展客观实证方法。华生确立了包括观察法、条件反射法、口头报告法、测验法在内的四种具体的客观方法，特别是从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处学来的条件反射法，不仅应用于人类和动物的各种外显行为，而且被运用于婴儿情绪的条件反射研究，成为华生行为研究的客观性的重要保证。斯金纳则以操作主义作为行动纲领，反对对行为的生理解释及与之相随的心理变化，并亲自设计了斯金纳迷箱，用以操作自变量，排除无关刺激，以便客观地观察动物的行为变化。
在心理学知识的解释框架上，华生持有的乃是生理还原论观点。在他看来，心理学所研究的行为，不过是肌肉的收缩和腺体的分泌。S-R模式不仅可以用以解释各种行为，也可以解释思维、语言、人格及情绪等现象。斯金纳赞同培根与马赫的观点，反对任何形式的理论。因为在科学理论形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影响客观性的事件，诸如偏见、错误观念和先人之见等影响研究的客观性的事件，因此，任何有关心理的假设，如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如意识、动机、情感、意志等，都是观察不到的“伪造的说明”，均不能为行为的解释增加任何新东西，均应加以拒斥。同样是将行为看作环境产物，但与华生不同的是，斯金纳将行为看作是有机体的主动适应过程，即主动的操作性行为。操作性行为遵循R-S模式，强化是操作性行为习得的关键。
总之，刺激一反应范式确立了机械主义世界观、坚持物质一元论、坚持客观主义、将行为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并还原为刺激(S)与反应(R)之间的联结，致力于寻求S与R之间的外显函数关系，体现出了客观范式的基本特点，极大地推动了心理学的科学化进程。但彻底否定意识的做法，使心理学变成了“没有心理的心理学”;行为解释的S-R模式(R-S模式)也并不符合人类与动物行为的实际。如何使行为主义既符合客观主义的要求，又符合人类与动物行为的实际，成为客观范式的心理学P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介变量范式应运而生。
二、中介变量范式
中介变量范式继承并完善了刺激一反应范式的客观主义:客观研究对象、客观解释框架、客观实证方法。与刺激一反应范式不同的是，这一范式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在继续寻求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外显函数关系的同时，试图寻求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内部中介关系。
托尔曼通常被看作是中介行为主义者或温和行为主义者。同样是以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华生强调分子行为—肌肉的收缩与腺体的分泌，而托尔曼眼中的行为是整体行为，带有目的与认知这样的主观特性。对托尔曼来说，虽然目的和认知这样的术语带有主观性且内在于任何动物无法直接观察，但根据逻辑实证主义的间接证实原则，那些无法被直接观察的理论术语，如果可以通过引起它的原因和它所产生的结果推论出来，那么这些理论术语也是可以接受的。因而这些存在于S(自变量)-R(因变量)之间的一系列代表行为的目的性和认知性因素，即是“中介变量”。在研究方法上，他坚持以小白鼠为被试，认为这可以防止用人作为实验对象时产生间接内省。这样一来，通过对理论术语下操作定义，托尔曼重新把意识纳人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但避免了主观性嫌疑。
与托尔曼一样，赫尔也注意到了刺激与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中介因素。不过，也许是受益于他早年的工科学习，赫尔致力于发展一种严格的自然科学的客观心理学体系。这一体系最后共包括17条假设及133条公理，和用以证实这些假设与定理的大量事实。在赫尔看来，行为是有机体适应环境时做出的反应，有机体内在的生理性需要产生内驱力，因此内驱力本质上是介于环境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中介变量”，也是有机体全部行为产生的动力。为更清楚地对“中介变量”客观化，赫尔提出了习惯强度、反应势能等可以数量化的概念。如某种行为再的可能性也可以得以公式表示为:SEIi-SHIT X D，反应势能是内驱力的数量(D)与习惯强度的函数。显然，赫尔的工作符合客观范式的理论旨向，假设演绎体系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应用。好比“心理学届的牛顿”，赫尔的思想一度取得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在20世纪50年代，数千篇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以赫尔的某个假设或定理为基础。
作为对刺激一反应范式的继承与拓展，中介变量范式使得客观主义与操作主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部分地解决了刺激一反应范式所面临的困境。但是，人终非动物，将人等同于动物并以动物研究的结果阐释人的行为的做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随着逻辑实证主义逐渐衰落，加上将语言看作内隐行为的观点也受到挑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信息加工范式应运而生。
三、信息加工范式
以刺激一反应范式为开端，中介变量范式加以拓展，客观范式的内涵与外延在发展中不断丰富，但它面临的问题却始终未曾妥善解决，那就是心理学如何获得客观知识而不丢弃带有主观性的内容。事实证明，将主观性彻底排除在心理学研究大门之外的刺激一反应范式及将中介因素客观化的中介变量范式均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总起来讲就是“牺牲了心理，成就了行为”。
伴随着计算机利1学的迅猛发展以及新三论的出现，信息加工范式得以产生，确立了认识的主动性、整体性和复杂性，认知过程被看作是信息从低级到高级的记忆、思维活动的不断流动，从而改变了传统上对人的心理的静态研究方式。
信息加工范式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占主流的认知主义，以及从80年代开始占主流的神经网络模型。认知主义又称符号加工理论，该理论以人机类比为基础，意图客观地揭示人类内在的心理机制，西蒙和纽厄尔是其主要代表人物。在他们看来，人类和计算机都可以看作是通用问题解决者，而任何问题解决的信息加工系统都具有输人、输出、存储、复制、建立结构以及条件性迁移六种基本功能，因而人类认知也可以看作是外界信息输人、存储和输出的加工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心理学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计算机科学对计算机信息加工过程的研究。“图林测验”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观点。
认知主义的成功一度被看成是主流心理学的一场“革命”，它“促进了我们对心理本质与智力本质的理解”，其所揭示的科学奥秘的价值“与人类理解宇宙的发展，生命的起源或基本粒子的性质同价”。但认知主义人机类比的隐喻被证明并不能真正揭示人类认知的实质。瑟尔的“中国屋”实验证明，计算机虽然能够进行符号运算，但计算机的符号运算是在不懂得意义的情况下进行的规则运算，而不是在人类思维的水平上进行的意义运算。鉴于认知主义的这些问题，神经网络模型80年代开始逐渐占据上风。神经网络模型又称新联结主义，该模型假设在信息的输人和输出间存在着神经联结，这些神经联结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模型。人类的认知不是简单的符号运算，而是神经网络结构整体活动的结果。正因为大脑的整体活动原则，因而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信息处理遵循并行加工或分布加工原理，而不是串行加工或程序加工，这就大大提升了信息加工的效率，同时也更加接近于人类认知过程的实际。
总之，信息加工范式以探究人类内在的心理机制为主要目标，实现了对中介变量范式的超越，同时也充分反映出当代科学在实验基础上高度综合的研究特征。然而，信息加工范式并非完美，它也面临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譬如，如何理解共生主义取向强调的从日常的生活经验去理解认知?如何解决瑟尔“中国屋”实验提出的意义问题等。
四、认知神经范式
认知神经范式是客观范式的最新形式，它除了具备客观范式的基本特征之外，进一步从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生理基础层面诊释了客观范式的内涵。这一范式借助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研究领域的先进技术，通过对残障者的认知过程的研究来寻求人类认知过程的生物基础，是随着认知神经心理学的兴起形成并不断完善的。认知神经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认知神经科学兴起的大背景下，是认知心理学实验研究方法与人工智能研究手段在神经心理学领域应用的结果。目前已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点，吸引了大批神经科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代表着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前沿。
第6篇：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泛化
早在2010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报道，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谈到我国教育事业取得的成就时说：“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2年达到15%，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2005年为21%。2009年为24.2%，在学总规模达2979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可见，从过去的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已经过渡到现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也许我们国人该为之振奋，但武汉大学原校长、知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于2012年5月27日下午在深圳特区报主办的“国民教育与高校改革”论坛上说的一席话，间接反驳了这种大众化的“虚像”。国家在教育事业‘九五’规划中提出2010年大学毛入学率目标为15％，实际上我们提前了8年，即2002年就达到了。从1998年到2002年，用4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用一百年的时间走过的道路。也许我们该为之骄傲，但这种快速的急剧增长，不得不令我们担忧是否存在着“泡沫”虚像，“海市蜃楼”幻像。在这种新的历史形势下，高等教育的“繁荣”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研究的兴盛，而这种“兴盛”的背后，却隐藏着诸多弊病，造成高等教育研究的泛化。
一、高等教育研究的泛化
所谓高等教育研究的泛化，就是不恰当的扩大了“研究”范围，许多无需研究的范畴反而被广泛探究，以致造成资源与物质的多重浪费与消耗。
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泛化的现状
1.高等教育研究的机构泛化。
在许多社会团体及高校中，设立了很多高等教育研究的机构，如高等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室，高等教育学会等，其中，这些机构有教育部门办的，也有非教育部门办的；有重点的，也有一般的；有全国的，也有地方的；有政府办的，也有民办的；有党委办的，也有部队办的。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这些机构挂着跟高等教育相关性的牌子，却未真正从事高等研究活动。并且，众多的高等教育机构只是被作为行政管理机构，而非真正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2.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泛化。
在教育学领域中，与高等教育学相关的刊物多达400余份[1]，一年当中有上万篇论文刊出，从CNKI里搜寻，一部分文章是从事教育行业的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进行的工作总结式的文章，另一部分是会议的重要发言等内容的文章，还有一部分是领导的随想式的、感想式的文章，这些都不能完全算作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文章。同时，还有很多高等教育相关的书籍进行出版，也大都是教材的相关改写。可见，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着假“繁荣”，而真正的对高等教育研究有重要意义的却少之又少。
3.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员泛化。
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但大多都是非专业性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来研究教育，探讨教育。还有一些高等教育的社会团体或学会等，其成员复杂，人员繁冗，经常有“不作为”的现象。无论在高校还是在高等教育有关的组织结构中，都存在着这种人员繁冗的现象，不免令人深思。
三、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泛化现象的原因
1.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首先，从历史原因来看。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等教育学研究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全国的高等教育学的相关研究机构也少之有少。截止到1983年，我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之后，高等教育的研究机构已到达200余个，刊物也达到110余种。再到后期，高等教育学科研究队伍继续扩大，到如今，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达700多个，研究刊物500余种[2]。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某一个事物在最初生长阶段会成阶梯式的增长，达到最高值后，便会稳定。
2.高等教育学自身学科的原因。
高等教育从类别上来分，有成人高等教育、高教自学考试、电大开放教育、远程网络教育等；从内容上看，有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心理、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论等。可见，从学科自身来说，它的研究领域甚为宽广，所以也会间接的导致高等教育的研究泛化。其次，高等教育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性质等方面都不同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可见，高等教育研究的泛化现象与自身学科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3.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不够健全与完善。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中，对于影响高等教育研究泛化现象的原因众多，对此，笔者选取一个指标，即高等教育论文的角度来谈。在CNKI里搜索，我们会发现，每年刊出的有关高等教育学的文章中，有相当数量的作者都是各高校的管理人员，并非研究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虽然这些高校的管理人员不乏有高水平的文章，但大多数文章都还停留在经验总结式的文章。这些文章不是基于研究之上的成果，正是我们教育制度的产物。对于这些高校的教学管理人员，也可以参加管理制度中的职称评审，也可以获得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称。而这些职称的评定就取决于研究成果（论文著作等）。所以，为了晋升等利益，而加入了研究高等教育的领域中来，却又缺乏专业化的知识，研究的往往缺乏深度与广度。
四、解决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泛化现象的对策
1.规范高等教育学科的基本概念与范畴。哲学家M?W?瓦托夫斯基在谈到科学概念的作用时写道：“科学概念是从事科学思维的工具。……在我们认为属于科学发明的事物中,最奇妙的就是科学概念。它们实际上是科学思维和对话的尖端工具和高技术。”[3]在他的言语中，强调的便是科学概念的精准性与深刻性。在科学研究中，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的辨别是非常重要的，以日常理论代替科学理论是思想水平不高的一种表现，也是研究的一种泛化的体现。如在研究高等教育产业化的问题上，很多学者用日常概念将它进行诠释，而忽视了它的深层次含义，进而对高等教育产业化的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造成研究偏差。
2.不断完善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为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牢牢把握阶段性特征，牢固树立科学的教育观、质量观、人才观和发展观，以思维方式、工作重心、工作模式的转变，从思想观念、时间精力、改革举措、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上切实体现全面提高质量的要求，推进高等教育从外延式发展为主到内涵式发展为主的转变，从注重硬指标显性增长向注重软实力内在提升的转变，引导和促进高等学校练内功、比内涵、强底气，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实现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 周川.致力于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发展.高等教育研究.2002, (2): 105.
第7篇：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既定前提是资本主义是永恒存在的社会制度，这导致在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把研究重点集中于市场要素的需求供给关系、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乃至货币供给等视角，试图从上述微观层面人手建立规避经济危机的有效策略，此外，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是各种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制度规制等干扰的结果，只要避免外部因素干扰，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由此能够看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停留在对现象表面的认识上，其导致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结论较为片面。
第8篇：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范文
关键词：中国资源，观点与方法，人生境界，方法论自觉，社会个体生成论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大行其道、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西方文化大举入侵并引发各种文化冲突的形势下，国内文化哲学研究者探讨和研究如何看待和利用其中国资源的问题，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双重意义，因为此举不仅可以直接有助于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做出有效应对，而且有可能促使我们的文化哲学研究通过吸取比引进的西学成果更加丰富的本土资源而进一步健康发展。不过，从严格的学理探究角度来看，尽管提倡文化哲学研究必须充分重视和吸收本土资源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其关键性难点却往往被事者所忽视；在我看来，这种关键性难点就是“究竟如何才能恰当地看待、研究、吸收和利用已经成为传统的‘本土资源’？”毋庸讳言，我们在这个方面迄今为止所看到的主要是两种情况，即研究者要么通过引进某种外来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模式，以之为依据而对本土资源进行“裁剪式”的、因而显然未必恰当的系统整理[1]，要么是出于特定的一己之需而进行“寻章摘句”式的“六经注我”、实质上难免流于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之嫌，甚至是“歪解歪批”。
总的说来，我认为，尽管这两种做法有这样那样的诸多不同，但其具有根本性的共同之处则在于，这两种研究者都忽视了学术研究所必定遵循的一条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研究者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都是由被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存在状态决定的，而不是可以随意选择和运用的。”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实际上既没有认真关注和研究被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和存在状态，更没有对自身的学术素养、特别是进行这样的研究所需要达到的人生境界进行清醒的认识和彻底批判反思，而是一厢情愿地要么直接搬用某种基本立场研究模式、要么干脆“六经注我”了。可以说，我们迄今为止所看到的、国内研究者在吸收和利用本土资源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这两种做法导致的不良后果。
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今天探讨和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所面临的首要关键性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进行这样的吸收和利用，而是究竟应当如何进行恰当的吸收和利用，亦即研究者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和自觉的方法论问题。囿于篇幅，这里只概略探讨和论述三个方面，即第一，为什么要强调方法论问题？第二，研究方法论问题面临哪些关键之处？以及第三，这种方法论研究的出路何在？
第一，为什么强调文化哲学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
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研究成果都是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因此，在探讨文化哲学研究如何吸收利用中国资源的过程中，似乎突出强调方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恰当。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抑或泛泛而谈而已；实际上，无论就文化哲学研究之吸收各种资源而言，还是就哲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乃至于就一般的哲学研究吸收利用各种中外资源而论，很多研究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直接采用某种观点或者研究结论，而对于使这种观点或者结论得以形成和具体论述出来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则往往不甚了了——从常识意义上说，在吸收和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时候，这样的研究者眼中所看到和追求的，是作为具体观点或者研究结论的“黄金”，而不是使这样的“黄金”得以产生出来的、主要作为研究者的研究方法而存在的“点金术”！
这里似乎有必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研究者不重视“点金术”，并不是说他们在吸收利用本土资源的过程中都不使用某种研究方法，而是说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其所使用的方法究竟是不是适合于对这种资源的探讨、吸收和利用！而我们这里对方法论问题的强调所针对的正是这种做法。
比如说，一方面，即使不从追溯既往的角度系统批判反思自胡适、冯友兰以降的，运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系统探讨和整理中国思想史而建立的“中国哲学史”理论体系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而是着眼于作为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而存在的、近年来国内哲学界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种种争论，我们也可以直截了当地看到，以“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为底蕴的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实质上显然是以西方哲学为典范和衡量尺度的。尽管从表面来看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从哲学研究所要求的严格批判反思精神出发来看，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这种做法所面临的首要关键性问题就是“以西方哲学为典范和衡量尺度来评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何在？”因为不仅单纯就字面意义而言，我们所看到的、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哲学”究竟是“爱智慧”还是“爱知识”非常值得深入探究，作为“玄远之学”的中国“哲学”具有“爱智慧”的底蕴当无可置疑；所谓“西方哲学”本身根本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既包括理性主义又包括非理性主义、既包括“欧陆学派”又包括“英美学派”、既包括“现代主义”又包括“后现代主义”，因而不经过系统全面的彻底批判反思便难以把握其精华和要害，更难以以之为典范和衡量尺度；而且因为更加重要的是，作为西方哲学主流的“惟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摹本、以探讨和研究“物事”（physical events）见长，而在涉及“人事”（human affairs）的时候则往往捉襟见肘的“哲学”！这样一来，我们有什么理由抑或依据而不加任何批判地直接搬用作为“典范和衡量尺度”的“西方哲学”来评判一贯重视探讨人伦的“中国哲学”呢？！
显然，这样的做法不仅明确显示出其使用者缺乏严格彻底的批判反思精神，而且从相反的角度突出展示了方法论自觉在研究者吸收和利用中外各种学术资源进行哲学研究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恰恰是研究者既没有明确认识到中国思想之不同于西方思想的重人伦、重体悟、重微言大义的本质特征对研究方法的特殊需要，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究竟能不能直接搬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模式来探讨和研究中国思想，亦即没有真正达到研究方法论的自觉，所以才一厢情愿地进行这样的研究、最终导致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如果说上述做法还明确借用中国思想传统之外的基本研究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话，那么，以“寻章摘句”和“六经注我”的随意方式探讨和利用“中国资源”，所出现的问题就更多了——除了上述研究方式存在的问题之外，究其根本，这里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者根本没有明确自己究竟运用的是什么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因而在所谓利用中国资源的时候仅仅是极富随意色彩的“拿来主义”，往往把如此引用的作为其“宏大叙事”式的论述的注脚，而没有、也不可能通过使自己研究的具体化而得出有具体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研究结论——比如说，无论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2]、“天地之大德曰生”[3]，还是所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4]、“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5]，乃至于“为天地立心”[6]云云，尽管都可以作为“中国资源”而被这样直接“拿来”，但是，在这样的引用者那里，诸如“这些观点与当今的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当今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究竟具有哪些本质性的、不可或缺的有机联系，这些联系如何具体体现出来，以及这些基本内容和有机联系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究竟具有什么具体的实际意义？”这样一些问题，却几乎找不到任何明确的研究和论述；究其原委不外有两种可能：其一是这样的引用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而之所以“根本没有意识到”则是其一贯秉持抽象的“宏大叙事”研究和论述风格的结果；其二是这样的引用者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却找不到解决它们的途径和方法，于是索性避而不谈、把它们“悬置”起来了。
因此，这些“中国资源”是在引用者无视其具体语境、特别是无视使之得以产生的方法论视角的情况下，被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加以运用的。而这样的“运用”究竟能不能促进我们今天的文化哲学研究、特别是如何才能促进文化哲学研究，则是运用者没有回答、也难以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勉强地说，当今的文化哲学研究探讨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问题，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者所必须达到的、既针对被探讨对象也针对自身的方法论自觉；只有达到了这样的自觉，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意识到这些问题，逐步开始走上既严肃和严格、又恰如其分地对待本土资源的学术探讨之途。那么，对于达到这样的方法论自觉来说，我们面临的关键之处和出路是什么呢？
第二，解决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会面临哪些关键之处？
从表面上看来，为了进行学术研究而吸收和利用包括中国资源在内的各种学术资源，似乎是用不着考虑有关的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者只要系统地阅读和理解有关文献、消化和吸收相应的研究成果，并且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可以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发展了。实际上，这样的看法和做法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引用者的理解究竟是不是正确：我们不仅从宏观角度可以看到“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且可以从微观角度看到“正确理解”、“合理误读”和“歪批歪解”之间的差异；如果说前者体现了研究者学术素养和思想境界的不断生成和提高过程，后者则体现了运用者在“我注六经”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和结果。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过程、情况和结果熟视无睹，那么，有关“当今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是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不存在抑或不发挥作用。
那么，要想通过正视和解决这些方法论问题、真正既避免对所吸收利用的资源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剪裁、又避免“寻章摘句”式的“六经注我”，因而真正实现我们的初衷，我们应当注意哪些关键之处呢？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是我们系统探讨和研究这些方法论问题所必须着重注意的，即第一，如何看待和解决被吸收资源本身的“共时性”现状维度和“历时性”生成维度的关系问题；第二，如何解决我们自身所处的情境与形成我们吸收的特定资源所特有的情境之间的“时空差异”问题，以及第三，如何解决作为吸收利用者的我们的人生境界与创造特定资源的前贤的人生境界之间的差异问题？
首先，关于“究竟如何看待和解决被吸收资源的‘共时性’现状维度和‘历时性’生成维度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仅与上述研究者要么对所吸收利用的资源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剪裁、要么“寻章摘句”式的“六经注我”的做法直接相关，而且可以说是中外哲学界就研究方法论而言迄今为止尚未真正解决的世界性难题——就前者而言，所谓“‘削足适履’式的剪裁”和“‘寻章摘句’式的‘六经注我’”，实际上要么是运用西方哲学之集中关注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现状、忽视其历时性生成维度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做法，要么即使没有明确其研究模式方法论视角是什么、但却由于彻底忽视被吸收资源与今天的“时空差异”和“人生境界差异”，因而实质上仍然是忽视了特定资源的历时性维度及其重要意义；就后者而言，由于作为西方哲学传统主流的惟理智主义具有重预成、重形式化分析、重精确和严密推理、重理智性知识、重向外求索的基本特征，而中国传统思想则具有重生成、重体验、重内心修养、重描述、重综合[7]的基本特征，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有关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现状维度和历时性生产维度之间关系的问题，迄今为止一直是一个未曾得到圆满解决的关键性难题。即使我们在这里并不进行详细论述、而只是简要概览一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哲学发展轨迹，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诸如柏格森、詹姆斯和怀特海之类着重探讨历时性“过程”的现代哲学家，实际上往往对共时性现状维度重视不够，以至于“过程研究”迄今仍然难以进入哲学研究的主流行列。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及其发展态势已经表明了探讨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和重要意义。
其次，关于“如何解决我们自身所处的情境与形成我们吸收的特定资源所特有的情境之间的‘时空差异’问题”：虽然就其根本性和一般性而言，包括文化哲学研究、乃至一般哲学研究在内的各种学术研究，都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性，但是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即使对同一个问题的探讨、研究和论述，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环境之中的研究者也会得出形式和内涵判然有别的研究结论。实际上，从宏观角度来看，这种研究结论的差异是由包括历史文化冲突和现实社会环境的差异在内的“时空差异”决定的。就这里所谓“当今文化哲学研究吸收和利用中国本土资源”而言，这样的“时空差异”也同样存在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就上面所提到的、具有浓厚“生存论”色彩的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等等观点而言，这样的“时空差异”就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们不仅脱胎于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具有囊括万有而非直接针对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们都是与具有当时鲜明时代烙印的“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的“三纲五常”社会等级思想水乳交融地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研究者只把这几句话抽出来加以演绎和发挥、而不顾它们的原始生成脉络和具体所指，那么，其结果则只能是要么为自己的“宏大叙事”作没有严格的学术含金量的注脚，要么甚至流于没有学术依据和合法性的“歪批歪解”，因而根本谈不上恰当地吸收这样的“中国资源”而为今天的文化哲学研究所用。可见，通过充分重视这里存在的这种“时空差异”而认真探讨、研究和解决“我们自身所处的情境与形成我们吸收的特定资源特有的情境之间的‘时空差异’问题”，对于今天的文化哲学研究之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来说，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性大问题。
第三，关于“如何解决作为吸收利用者的我们的人生境界与创造特定资源的前贤的人生境界之间的差异问题？”：吸收和利用包括中国资源在内的各种学术资源，最为关键的显然首先是对这些资源的正确理解——借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一个术语“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8]来说，要想保证理解的准确性，理解者就需要实现自己的视域与被理解者的视域的融合。就我们所探讨的、文化哲学研究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而言，这里的关键在于，吸收利用者究竟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视域与被吸收的中国资源所特有的视域的融合？在我看来，作为确保理解正确性的所谓“视域融合”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因为从根本上说，具体的“视域”是特定的、包括学术素养在内的人生境界的具体表现形式，因而“视域融合”所涉及的理解过程的各种历史维度，无一不是通过处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环境之中的理解者的人生境界，与被理解对象所隐含的、产生这种对象的特定历史主体的人生境界的逐步趋同过程，而具体表现出来、抑或说“折射”出来的——显然，如果这两种人生境界之间“风马牛不相及”、不存在任何趋同，也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理解过程的“视域融合”了。例如，众所周知的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王守仁通过“格竹子”体验朱熹“格物致知”说而失败的情况，实际上便体现了这种因为人生境界的不同而具体表现出来的、对于外部世界的体验和感悟的不同，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具体结论的不同。因此，尽管我们在这里无法通过实证性考察，来系统展示这两者就各自的人生境界而言所达到的实质性内容和具体层次，但前者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其与朱熹的人生境界不同而出现的“视域”差异，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总的说来，与当今文化哲学研究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有关的理解正确性问题，决不单纯是一个基于知识积累的理智性理解是否正确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理解者的人生境界究竟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被理解对象所隐含的人生境界的层次和水平的实质性问题——毋庸赘言，理解者如果没有达到被理解对象所隐含的人生境界，那么，其在看待、探讨和吸收中国资源的过程中，就难以彻底避免上述要么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剪裁、要么进行“寻章摘句”式的“六经注我”。
综上所述，我认为，就文化哲学研究吸收中国资源而言，我们若想通过探讨和研究相关的方法论问题而尽可能保证对这些资源的探讨、理解和吸收利用的准确性，那么，上述这三个方面就是研究者绝对不可忽视的关键之处；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方法论维度”及其启示不仅是我们探讨和研究文化哲学的中国资源的“别一种资源”，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源”。显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承认方法论问题是文化哲学研究者必须在看待和吸收中国资源的过程中加以充分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并且承认进行这样的方法论探讨和研究必然会遇到这三个关键之处，那么，这种研究的出路何在？
第三，研究用于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的出路
探讨有关研究文化哲学用于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的出路，不可能不涉及人们关于理解这些资源的正确性的问题的观点，因为绝大多数研究者通常都认为，所谓“理解正确”主要涉及对被理解对象进行客观公正、准确全面的认识和理解的基本含义，这样的观点诚然是正确的，只不过比较抽象化和一般化、因而缺乏具体针对性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以自然科学的正确性标准为典范的；但这样一来，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物事”与“人事”的重要区别，以及“研究者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都是由被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存在状态决定的，而不是可以随意选择和运用的”的基本原则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便突出显示出来了。
毋庸赘言，我们所面对的中国资源不仅主要涉及以人伦为核心内容的“人事”而非作为自然失态而存在的“物事”，而且是以文史哲不分和微言大义的特殊形式表示出来的——就前者而言，“以自然科学的正确性标准为典范的所谓理解的正确性，究竟在何种意义上适用于这样的资源”并不是一个伪问题或者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就后者而言，所谓“理解的正确性”就显然更难以把握了，因为理解“微言大义”所需要的主要不是理智化、形式化、精确化和静态化的逻辑推理，而是“非理性的”、融身心境于一体的、不断流变和充满勃勃生机的体验感悟。因此，就理解和吸收利用这样的资源而言，“究竟如何才能‘正确地理解’？”便隐含了一个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困境——如果借用西方哲学的“惟理智主义”方法论视角进行探讨和研究，那么显然难免削足适履之嫌；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借用，而往往会在没有进行方法论反思并达到方法论自觉的情况下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进行探讨和研究，则难免主观随意的“歪批歪解”。那么，考虑到上面已经提到的三种关键之处，我们研究用于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的出路究竟何在？
在我看来，这里强调指出的“困境”和上面提到的进行这种方法论研究的关键之处，实际上已经把进行这种研究的出路展现出来了——既然西方哲学的“惟理智主义”方法论视角只适合于探讨和研究“物事”，既然融文史哲于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人伦、亦即是“人事”，而且，既然我们迄今为止所进行的、以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哲学研究本身设计的同样是“人事”，那么显而易见，我们这里所探讨和研究的、有关文化哲学研究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本身便是以“人事”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实际上便是“进行人文研究的哲学方法论的出路何在？”因此，在我看来，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所限，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探讨和论述这样的方法论的具体内容和根本特征是什么，但却可以明确指出这种出路是由下列这三个“面向”和一个“有机结合”共同构成的：
这三个“面向”是：
第一，这种方法论研究必须真正面向“过程”，通过真正重视和引进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探讨并逐步运用能够行之有效地对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而不是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只以主要关注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的西方哲学惟理智主义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
第二，这种方法论研究必须真正面向社会个体的主观世界及其生成变化过程，探讨并运用真正适合于研究这种对象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自觉不自觉地直接搬用擅长研究“物事”的、力求通过追求纯粹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而获得绝对真理的西方哲学“惟理智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而且，这种探讨和研究必须具有反身性（reflexivity）和双向性，亦即所谓“被研究对象”既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观世界，包括严格意义上的被研究对象，同时也包括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结果是研究者真正实现方法论的自觉并逐步形成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
第三，这种方法论研究必须真正面向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的人类社会，探讨并运用真正适合于研究这种对象的研究方法，而不是通过把“人事”“物事”化，运用尽可能抽象化、形式化、精确化、纯粹化的研究方法，探讨和研究产生并实质上构成了“人事”之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过程（social interactions），以及现实社会个体因此而具有的社会层次、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从而真正通过触及“人事”而认识和把握“人事”，因而最终达到从根本上真正认识和把握包括这里所谓中国资源在内的人文世界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的目的。
而一个“有机结合”则是，从严格的方法论意义上来看，只要我们承认“研究者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都是由被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存在状态决定的，而不是可以随意选择和运用的”的基本原则，承认生活世界本质上具有相对稳定的中观物质世界诸对象的、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基本特征，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包括这里的方法论问题在内的方法论研究过程中，把分别构成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现状和演变发展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真正有机结合起来。
最后，我们还希望补充强调两点：
第一，本文所谓“别一种资源”，实质上指的是重人伦、重生成、重流变、重体悟、重微言大义的中国传统思想，在这里为我们所提供的、在文化哲学研究过程中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启发意义——毋庸讳言，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涉及吸收和利用包括中国资源在内的各种本土资源的时候，绝大多数研究者迄今为止所关注的都是具体的研究结果及其内容，而不是使这样的研究结果得以产生出来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因而实际上在表明自己尚未达到研究方法论的真正自觉的同时，也表明中国传统思想的方法论维度既是对今天的研究工作富有启发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作为有待开发的肥沃处女地而存在的“别一种资源”；我们这里之所以突出强调“必须在方法论研究过程中，把分别构成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现状和演变发展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真正有机结合起来”，实质上便意味着不仅把这种资源当作某种灵感来对待，而且必须通过实事求是的系统研究使之变成可以用于实际研究工作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论的涵义。
第二，为了突出强调作为“中国资源”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质、为了突出强调“人事”与“物事”在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方面的巨大差异，我们在这里似乎表现出了贬低西方哲学传统的惟理智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的倾向，不过，这根本不意味着，这样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在探讨和研究包括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在内的各种“人事”的过程中一无是处、毫无作为——尽管对这样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进行彻底清理、批判反思和系统重建是一项既有待全面展开和极其重要、也是我们在这里所无法进行的研究工作，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根据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来极其简要地揭示它的地位和作用：这个基本观点就是，构成人类学术的任何一种观点和方法，都具有其自身的有效性限度；研究者若想对某种观点或者方法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反思和评价，首先就必须明确地确定其有效性限度。根据这种观点来看，我认为，由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惟理智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尽可能是被研究对象抽象化、形式化、精确化、纯粹化来揭示其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因而总的说来，这种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的优势在于运用逻辑手段对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现状进行形式分析。所以，当我们探讨和研究与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有关的方法论问题而涉及到相应的、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形式方面的时候，这种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仍然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其作用。
综上所述，包括这里涉及的研究方法论问题在内的进行人文研究的哲学方法论问题，本身是一片既辽阔肥沃、又充满艰险的处女地，让我们一起努力，通过逐步达到研究方法论的自觉、通过逐步形成和完善这样的方法论，而不断开拓进取吧。
[1] 从根本上说，自胡适以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论述，实际上都具有这种特点；在我看来，国内哲学界近来持续数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便与这样的做法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就是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之一。
[2] 《周易·系辞上》。
[3] 《周易·系辞下》。
[4] 《老子·五十一章》。
[5] 《周易·序卦传》。
[6] 《张载集》。
第9篇：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范文
【关键词】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台湾地区；校园气象台；校园气象网；科学探究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2009）06―00035―05
数字化微型气象站是一个基于手持技术[1]的先进的便携式气象数据采集系统，主要应用于天气预测和微气候监测。它能便携、定量、实时、准确地测量气象数据[2]，通过无线技术把数据发送到多媒体电脑，并可利用网络技术进行数据共享与协作学习。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台湾地区的校园里作教学与探究式学习之用。本文将介绍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在台湾地区的应用研究进展，包括校园气象台、校园气象网的概况以及开展的相关教学与探究式学习活动。
一 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在校园气象台的应用
台湾地区的校园气象台构建的主体是数字化微型气象站。校园里的数字化微型气象站，是采用美国Davis Instrument公司的Vantage Pro Plus整合套件机型，包含了数字化气象站的主机和无线接收器。数字化气象站的主机，是一个全自动化的气象数据测量记录仪，利用太阳能供电，白天不需使用额外电源。在阳光下，太阳给气象站提供能量并为气象站的内置电池充电；夜晚或阴天由电池继续供电。因此气象站可在24小时内无间断地工作。气象站能测量并记录温度、湿度、气压、降雨量、日／月／年的雨量图、每日最高及最低温度、风速、风向等气象数据，还能计算出风寒指数（Wind Chill）、露点(Dew Point)、体感温度等专业气象参数。气象站以无线电的方式将测量到的数据传送到接收的计算机。气象接收器能以数字、图表方式实时显示气象数据。教师和学生便可在气象站信号覆盖的范围内通过气象接收器了解当前的校园气象状况。气象数据接收器加装EZWeather软件套件和数据记录器后，即可与计算机连接。师生们便能在计算机上查阅实时的气象信息和历史记录[3]。
在台湾地区，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已被广泛应用于中小学的气象学习[3][4][5]，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台湾地区台北市内的小学校园气象台通过数字化微型气象站的无线技术与计算机的连接，将收集到的数据呈现在校园气象台网站上，学生及老师随时都可以上网站查询现有的数据，实时地了解当时的风速、风向、气温、雨量等的气象信息。图1 为松山国小校园气象台网站，是数字化校园气象台网站的典型例子，其他设有数字化气象站的学校也拥有各自的、具有相同功能的校园气象台网站。
国际气象组织（WMO）规定，50-100km内需设置一个气象观测站。校园气象台的大规模建立（见图2），使台北市在5km以内便拥有一个气象观测站，突破了无法解析50km以内的结构变化的局限。台北市成为全世界气象台最密的城市。
随后，桃园县县内也广泛建设校园气象台，成为继台北市后第二个气象观测站密布的地区（见图3）。其他县市也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的校园气象站，使校园气象台在台湾地区遍地开花（见图4）。
二 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在校园气象网的应用
台北市于2003年12月，在市内的60所小学内建立各自的校园气象台。这60个校园气象台一方面可以自成一独立的气象观测站，在各自的校园气象台网页上显示校内的天气变化状况；另一方面，各个校园气象台还会将每天收集到的数据发送至台北市校园气象网，实现数据共享。校园气象网的组织结构如图5所示。
图5 校园气象网的组织结构示意图[3]
通过这个集中型的气象网，师生们能同时获得60所学校所收集到实时的气象数据和历史的气象资料，为中小学气象科学的教学与探究式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台北市校园气象网不但服务于学校师生，而且广泛运用于市民的日常生活。目前，台北市校园气象网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微观气象测候网”（见图6）。
2006年，桃园县政府教育局亦开始建设桃园县校园气象台网站，进行相关推广工作。目前，桃园县已建成由县内20多小学联网的桃园县校园气象台网站（见图7）。为了各地的校园气象台，以便共享更全面的气象信息，全区域性的校园气象网相应地建立起来。台湾地区统一的校园气象网（见图8）汇集了台北市、桃园县及其他县市的校园气象台的实时气象信息，为探究式教学与学习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数字化信息平台。
三 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在科学课程教学与探究式学习活动中的应用
探究式学习（inquiry-based learning）就是主动追寻开放问题的解答，进行真正的科学实践，使学习者有动机追求新知，整合与应用知识[10][11]。台北市的由60所中小学校园气象台构建而成的数字化学习平台，给中小学创设了更便捷的探究式学习情境。同时，校园气象网中的海量数据，也使得参与科学探究活动的师生们获得除学术文章以外的丰富数据资料。
来自不同学校的十多位自然科学教师组成了“台北市探究式学习种子教师团队”，并由中央大学三位分属大气科学、认知与教育，以及网络学习科技专长的三位教授指导。2003年至今，已共同进行了“应用‘校园气象台’进行探究学习教学实验与科展活动”、“以气象领域为例之自然科学探究式教学”、“应用校园气象台提升国中小学生探究能力”三大教学计划，目的在于通过创新的教学设计，让学生体验探究式学习的技巧，让探究式学习真正落实到学校教育中。在他们团队的努力下，台北市的中小学师生已逐渐开始运用校园气象台网站的数据库，进行相关的探究式教学与学习活动、科学竞赛以及研究工作 [10]。
2004年，台北市举办了“校园气象台”创新教学活动设计大赛。参与教学设计的学科并不局限于地理、气象等自然科学，有些教师甚至把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应用在数学、语文、生活科（美劳、音乐）等科目上。教学设计的内容有的是一节课，有的是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大赛的成果展现在网站上，作品包括教学设计方案、教学演示文稿（幻灯片）、教学视频等[7][9]。此类教学活动设计比赛既能让老师展现出自己的教学才能，又能使数字化微型气象站更好地服务于教学活动。
2005年，在台北市教育局的资助与指导下，“探究式学习种子教师团队”举办了名为“EZ气象Let’s go!气象体验营”的气象亲子体验营，活动的内容充分体现了“科学探究”的精神。60对亲子体验了基于“便携式计算机”、“数字化数据采集器EcoLog*”和“数字化微型气象站”的全新数字化学习模式[10]。整个过程中，无论是探究的设计还是方案的实施，都是由家长和孩子合作完成的。此类活动不但大大增进了亲子间的感情，而且培养了学生浓厚的科学探究的兴趣。
2006年，陈斐卿、江火明将探究式学习的历程分为六大基本步骤，包括“各提观点”、“汇成假设”、“形成策略”、“拣选变数”、“转化数据”、“验证假设”等[10][11]，其学习模式如图9所示。这一探究式学习模式随后被引入到运用“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及“校园气象台”进行的探究式学习活动中。
2006年，“台北市探究式学习种子教师团队”举办了“中小学学生自然科学探究式学习网络竞赛”[10][12]。参赛的中小学生运用网络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借助强大的数字化信息平台――“台北市校园气象网”，通过相互协作，学习如何观察、分析天气现象，实地研究气象问题，从而提升了学生的探究能力；同时透过“同侪互评”活动，培养了他们的评价能力。活动的成效得到了专家组和广大师生的好评。
2007年，种子教师团队再接再厉地举办了第二届的“中小学学生自然科学探究式学习网络竞赛”[12]，参赛队伍数目大幅增加，而且比赛完成率也有所上升；探究的课题与生活更接近，数字化校园气象网的使用率也大大提高。
承接上两届得到的良好成效，2008年继续举办了第三届“中小学学生自然科学探究式学习网络竞赛”[7]。
四 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在台湾地区的应用研究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在我国台湾地区应用状况的综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1）从数字化微型气象站普及的范围上看，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已大范围地普及于台湾地区各中小学校园，并建立起庞大的、完善的“校园气象网”；而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在大陆地区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推广，未能形成系统的校园气象网络。笔者建议我国内地可在发达地区中小学率先推广数字化气象站，并建立起“校园气象网”。
（2）从数字化微型气象站的应用成效上看，近年来，台湾地区把数字化微型气象站、校园气象台与校园气象网运用到气象科学探究式教学与学习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学生乃至全民的科学探究意识与科学素养得到了很大提高。可见，数字化微型气象站在科学教育中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内地亦可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结合内地科学教育的特点，开展相应的气象科学探究式活动，让数字化微型气象站更好地推进国内科学教育的发展。
（3）从数字化微型气象站的教学研究上看，我国内地对数字化微型气象站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对于如何利用它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的兴趣、活跃科学课堂气氛、开发探究式教学设计,以及辅助公众科学教育等研究层面尚未涉及。而这些内容都是日后进行相关研究和教育实践时值得深入考虑的重要问题。
（4）从数字化微型气象站的应用前景上看，数字化微型气象站的引入，使学校在“低资金投入”的前提下拥有最先进的“数字化气象学习平台”，也使中小学现有信息化程度大大提升。学生运用数字化微型气象站进行探究活动，便可更充分地利用学校现有的气象环境资源进行科学学习；气象站的联网，能最大限度地整合该地区各个学校现有的信息资源，使教学资源得到更好的优化配置。数字化微型气象站的推广，将有力地推动信息技术与科学课程的整合，促进探究式学习在科学教学中的发展，必将成为中小学校园数字化学习平台[13]发展的新趋势！
注：* EcoLog，手持技术仪器的一种，内置5种传感器，可测量气温、亮度、音量、湿度和气压；还可外接各种传感器，适用于自然科学中的各类实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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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pplication of Digital Micro Weather Station in Taiwan, China
――the trend of new e-learning platform for primary school & middle school
PENG HaoQIAN Yang-yi
(Institute of Chemistry Teaching and Resour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