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传说精选(九篇)

第1篇：远古的传说范文

【关键字】神话 起源 生存 典籍 意义

神话不是历史，却是历史的影子；神话不是哲学，却是哲学的萌芽；神话不是文学。却是文学的前身。上古神话是上古先民世界观的综合反映，同时又是上古先民社会生活的折光反映，而且其反映的方式与文学相通相似。因此，神话最具有文学的基质和特征。而远古人民却以最简单的方式诠释了神话与生存的联系。

一 远古人民的生存与古代神话的关联

神话的创作与远古人民争取生存、向自然力抗争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与远古的生活和历史有密切关系，往往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力的抗争和对提高人类自身能力的渴望。同时也表达了远古人民的各种愿望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一)神话与远古人民生活的关系

远古人民结群而居，在集体劳动和共同生活中，创造了原始工具、木刻符号、图画文字、原始的音乐和舞蹈，同时也创作了原始神话。神话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并伴随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创造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出现了不少女性神话人物，如女娲、羲和、西王母等。在母系氏族社会，妇女不仅在生产上起主要作用，而且成为原始聚落中胞族的轴心。父系氏族社会建立之后，原始艺术中又出现了男性神话人物形象，而在许多神话人物之间，也便相应地出现了辈分和谱系。氏族间的聚居和合并出现了部落或部族。部落、部族及联合部族的出现，带来了部落或部族间的争战，构成了反映不同部落或部族间关系神话的产生基础。

(二)神话与远古人民思维的关系

原始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特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原始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认识形式。它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活动。处于蒙昧时代的远古人民，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不能超越其生产力低下的状况和对自然抗争的无力状态。因而在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中，便多是直观、猜测和臆想。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类智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原始神话一般不再产生。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知识程度的不平衡，在一些实践上还不能有效地控制自然，和在认识上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和自然现象变化等的地区和民族，神话性的幻想仍不可避免，或不能完全避免。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远古人民种种幼稚的思索和追求，多方面地反映了原始人的宇宙观。其中往往寓含着原始科学、原始哲学、原始宗教的因素。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相信万物有灵，相信灵魂和神灵的存在等种种原始观念和意识，以及图腾崇拜、巫术信仰、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组成远古人民世界观的因素。在神话中，一切自然现象乃至某些社会存在都被看成是有生命的，都被赋予人的特点和超自然的能力。当然，中国远古神话也在各种典籍中有所记载。

二 经籍中的神话起源以及神话间的联系

(一）先秦古籍中对起源的记载

神话是远古先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类自身通过幻想所作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它在开始阶段是集体口头创作，以故事的形式流传，后来才用文字记录下来。神话既表现人对自然的顺应，由反映对自然暴力的反抗和征服，它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人间英雄的业绩，同时也折射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人类自身的困惑和理想。神话是原始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原始解释,它用虚幻的想象和夸张手法,采取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来反映人们战胜自然的愿望。其中，最常用的是通过文字的记载以及口述传承的方式来体现。

早在公元前的先秦古籍，如《山海经》、《左传》、《楚辞》以及《吕氏春秋》等当中，中国著名的古典神话就已经有了记载。汉代及三国的《淮南子》、《史记》、《汉书》、《三五历纪》等，以及魏晋六朝的《搜神记》、《述异记》等书中也都有许多关于古典神话的记录。在这些古籍中，《山海经》保存的神话最为丰富，而且最接近古代神话的原貌。

(二)中国神话具有极强的联系性

中国神话是远古中国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是中国文学童年时期的产物。在各种神话典籍中，远古人民生存意志的体现之间互有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在南北起源的祖神身上。女娲是北方神话的开辟神，则为南方神话的开辟神。 而《山海经》、《开筮》、《国语》等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鲧、禹神话，塑造了中国古代两位治水英雄。鲧在洪水滔天时窃了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被杀于羽郊，三岁不腐，孕育出一位继续平治洪水的禹。禹疏导河川，平夷山岳，以更坚决的意志，在黄龙、玄龟的帮助下，获得成功，反映了古代劳动者征服自然的伟怀。日月星辰神话，在古文献记载中有巨人化生说和神生日月说两种。在神生说中，羲和被认为是日月的母亲；太阳又被想象成为可以浴于咸池，登上扶桑，运动于水、树之间的形象。太阳常常与乌相联系，月亮常常与蟾蜍相联系，在日和月的关系上，神话又往往以人类社会家庭关系加以说明。其他如夸父逐日、羿射十日等，均与日月神话有关。

三 研究神话起源的意义

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不仅记载早，品类多，而且不少古老的神话，至今依然在民间口头上流传，特别是在中原地区，中国远古一些著名的神话，如关于大禹、黄帝（轩辕氏）、女娲、伏羲、、夸父等神话，大多仍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河南等地区。由于流传时间久远，这些神话与古文献上记录的，在具体情节上有所不同，出现许多变异。特别明显的是发生神话间的融合及地方化的现象。如“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神话与开辟神话融在一起，以及指出某些古神话人物的地方遗迹等。也有的融进一些后世宗教的观念。这些现在仍流传不衰的神话，经过演变，自然不同于原始古典神话，但却可以证明和补助文献记录的材料，实有裨于中国神话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弄清有关神话发展的古今形态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神话在人民口头创作史及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远古神话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作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了解人类童年生活和心理的钥匙。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起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远古人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让我们深入理解神话的内涵，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各种自然灾害对人民的困扰，人民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等方面的内容。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它对我们认识远古历史，理解人生哲理等也有帮助，更有利于我们探索审美认知的形成与发展的民族特征。

【参考文献】

[1]何光岳.东夷考[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第2篇：远古的传说范文

关键词:中国;远古神话;管理思想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五千年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其中充满幻想瑰丽的神话传说，是初民艺术想象力的杰作，它开启了古文明的先河，历代相传，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给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以深刻的影响。神话传说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古老的艺术奇葩，是不可多的的宝贵精神文化遗产。它不仅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对社会和自然现象的美妙解释和奇特想象，同时通过人们的世代相传，在潜意识里还反映了后世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期以来，在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许多学者从历史学、文学的角度对中国远古时期神话传说做过多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管理学领域尚属空白。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远古时期神话传说所隐含的深刻寓意的研究，及其在流传中的发展演变，结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能够解读“中国式”管理思想的起源。

一、女娲造人———等级制度思想

女娲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是中国史前文明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已经开展的中国史前文明探源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很多古籍中，如《楚辞·天问》、《礼记》、《史记》、《山海经·大荒西经》、《淮南子·览冥训》等史料都有关于女娲的记载。内容包括诸如:女娲造人、女娲补天、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等。关于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最早记载于东汉学者应劭(约153年—196年)所著的《风俗通义》(简称《风俗通》)中，但因年代久远，遗失众多，现存仅十卷(原书二十三卷)。无从考据，但从北宋李昉(925年—996年)编撰的《太平御览》引载中可见端倪:“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绝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1］大意是说:开天辟地的时候没有人，女娲用黄土捏成人，捏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这样太累，于是用绳子蘸泥水甩出泥点，变成人。所以后来有富贵的人是捏出来的黄土人，贫贱一般的人是用绳子蘸泥甩出来的人。女娲是中国远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传说她用泥土仿照自己创造了人，从而创造了人类社会。从传说来看，女娲所造之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富贵者，一类是贫贱者。女娲又称女阴，众多传说中都是女性的形象，据此推算女娲神话应该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那时正处于原始社会，社会普遍实行财产“公有制”，没有“私有制”更谈不上私有财产，同时也不可能有阶级和剥削，当然也不会有富贵贫贱之分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用黄土捏成富贵之人，用绳子蘸泥水甩出贫贱之人，这种所谓“富贵贫贱说”实属后人杜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秦朝灭亡之后，西汉成为继秦之后强大统一的封建王朝。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为了更好地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中以等级为基础的治国制度确立起来，这让东汉学者应劭在两百多年后叙述女娲造人神话时自觉不自觉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建立在等级秩序基础上的社会要维持下去，必然要找到某种理论上的依据。［2］神话传说影响深远，传播广泛，依靠神话传说来强化等级制度的统治，借助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维持封建统治关系，也许更有说服力。

客观来说，这种讲究“尊卑”、“等级”各安其份的儒家思想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对于维持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保持社会稳定，以实现长治久安，其作用不可低估。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很多中国人依然对等级制度的设计情有独钟，秉持“官本位”等级观念的人仍然大行其道，可见等级制度影响之深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式”管理思想一贯注重等级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盘古开天地———强调“首创精神”

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广为人知的。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三国时吴国人徐整所著《三五历记》，可惜此书早已亡佚，现在仅部分段落存于大型类书如《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之中。已知的盘古开天辟地在《艺文类聚》中有描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3］大意是说:在人类世界开辟以前，天和地混混沌沌地成一团，象个鸡蛋一样，盘古就生在这当中。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地分开了，轻而清的阳气上升为天，重而浊的阴气下沉为地。盘古在天地中间，一天中有多次的变化，他的智慧比天还要高超，他的能力比地还要强大。天每日升高一丈，地每日增厚一丈，盘古也每日长大一丈。这样又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升得非常高，地沉得非常深，盘古也长得非常高大。天地开辟了以后，才出现了世间的三皇。关于盘古的原型，实际上有很多的版本，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神话中开天辟地的创世之神，他的丰功伟绩，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特别是他的首创精神，一直为后人所传颂。《艺文类聚》是唐代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编撰者欧阳询(557一641年)等人都为大唐的开国功臣，作为封建盛世的唐王朝，以盘古神话寓意破旧立新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来不缺乏创新精神，仓颉造字、神农尝百草、燧人氏取火等等远古神话，那一个不是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逐步脱离愚昧走向文明的探索过程的反映。江泽民同志说“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想，作为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历史，虽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封建传统思想观念的禁锢，封闭、保守、僵化曾经成为它的基本特征，使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发展缓慢。但是，这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常常为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自豪，甚至连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也曾总结出“中国一百个世界第一”。也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才让我们虽然历经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甚至遭受资本—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而没有被灭亡、被瓜分，依然能够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且不断地创造出中国奇迹的原因吧。

三、唐尧治国———责任分工的开始

据史书记载:尧为帝喾次妃陈锋氏女庆都所生，祁姓，名放勋，号陶唐，谥曰尧，因曾为陶唐氏首领，故史称唐尧。传说中，尧是部落联盟首领，他推广水井，促进农耕，设立谤木，实行禅让，开启了中国最古老的政治文明。尧是《尚书》开篇首载的仁君，被炎黄子孙尊称为“三皇五帝”之一。［4］后世史书记载尧舜时期，政治组织更严密，分工更具体，论功行赏，还有考核制度。据刘安(公元前179—公元前122)所著《淮南子·齐俗训》记载:“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坂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5］可见在尧治理国家之时，辅助尧的五个人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任命舜为司徒，主管教化;任命契为司马，主管军务;任命禹为司空，主管工程建筑;任命稷为大田师，主管农业;任命奚仲为工，掌管百工。各司其职，各就其位，每个官员分管不同的部门，同时又仅对自己职权范围的事务负责任。有了分工，同等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更多的工作量，同时可以提高效率，完善责任制度。首先，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其次，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再次，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最后，分工使得每个人的权责更加明确，便于考核奖惩。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使得分工的产生意味着社会发展步入新的阶段。从这里不难看出，唐尧对后世责任分工制度的影响功不可没。

四、大禹治水———疏胜于堵的理念

大禹治水传说最早见于《山海经》:“洪水滔天，鲧窃帝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6］故事情节简单，仅介绍天帝杀鲧，鲧生禹，禹定九州，并没有详细介绍大禹治水的过程。到了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年)撰写《史记》，广收篇章，博采众说，才丰富了这个治水过程。“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琻。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觽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觽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7］尧舜时，九河不治，洪水泛滥。尧用鲧治水，鲧用雍堵之法，九年而无功。后舜用禹治水，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疏通河道，因势利导，十三年终克水患。为什么鲧治水失败，而禹成功呢?《史记》中有精彩的分析:“夫水，柔物也，围之，则泛;堵之，则溢，此其性也。鲧不谙其性，围追堵截，急之于刚猛，固难成功!至禹，察父之败，反其道行之，不围不堵，挖渠疏道，导之以流，使小入于大，大通于海。终能变害为利，成其大功!”［7］可见大禹治水成功原因在于疏而非堵，围追堵截则水患越重，因势利导反而变害为利。司马迁的分析的确一语中的，给后世历代君王治国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左传》中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精彩论述，由治水到治国，治水与治国均同此理，《左传》大概在《山海经》之后，在《史记》之前，这种思想上的一脉相承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治理国家就要施行仁政，安抚民心，广开言路，合理选才。正如给老百姓唯一出人头地的希望的选才制度一样，秦朝以前选才是世袭制，到了汉朝采用察举制、征辟制，魏文帝时用九品中正制，到了隋朝出现了科举制度，从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普天之下读书人的共同理想，“学而优则仕”制度彻底打破了权贵门第之分，建立了稳定而庞大的文官队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道理的。回顾科举制度在中国历经1300多年的漫长历史，又有谁能够否认，在它的背后隐藏着“疏胜于堵”这个管理学的重要原理呢?

五、龙的传人———文化整合与包容

我们经常自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其实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动物。相传伏羲氏率领的部落先后征服了以雄鹿、鳄鱼、猛虎、苍鹰、巨蜥、红鲤、白鲨、长须鲸为图腾的八大部落，并取各部落图腾的蟒身、鳄头、鹿角、虎眼、鲤鳞、蜥脚、鹰爪、鲨尾、鲸须组成一个新的图腾。(现在，关于龙文化的研究已经对龙的形象得出了大致一致的结论)。这个图腾体现了华夏九州的大融合，被伏羲氏命名为“龙”。［4］很显然，龙的形象是融合的，龙形象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合包容、兼收并蓄。从历史角度看，中华民族经历了几次大融合:传说时期炎、黄二帝的民族融合;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民族融合;清代民族融合等等。每一次民族融合都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历代思想家都主张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即便是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其实也仅指统治思想方面主张用儒术，而从学者层面说，他是不排斥其他学派的。可见，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中，相互吸纳，相互补充，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当然，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它用这种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的特色。我想也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和同化力，才使得我们今天的很多管理活动有着明显的“中国式”的痕迹。中国特色管理文化也正是神话传说中龙的形象的最好诠释。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本文仅举几例典型作为代表，意在说明神话传说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而且由于它与远古社会生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研究人类早期社会的思想起源的重要资料。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思想文化与历史发展进程是一脉相承的，其管理思想也源远流长。本文希望通过对远古神话传说所蕴含管理思想的梳理探究，探寻中国管理思想的源头和历史，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线索更加清晰、完整，对整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6.2版．

［2］朱超威，李君兰．从女娲与普罗米修斯造人神话看东西方文化差异［J］．惠州学院学报，2005，25(5):56．

［3］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王忠伟，费素斌．中国远古管理思想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5］刘安．淮南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第3篇：远古的传说范文

“成吉思汗”在蒙古语中，是“拥有海洋四方”的意思，典雅的说法大概叫“横扫六合”吧。成吉思汗（1162～1227）及其子孙3次西征，建立了大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东到太平洋，西达黑海，南到南海，北到北冰洋，说“横扫六合”，也算名副其实。

从1206年铁木真（成吉思汗）被推举为可汗，到1259年，其嫡孙蒙哥汗（1209～1259）去世，大蒙古帝国存续的时间不长。帝国的遗产就是分裂后的元朝，及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主要在今新疆、中亚、西亚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交通畅达，传驿制度完善，物品与人员的交流，盛况空前。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就是此时经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的。许多西方人来到远东，出使、经商或者旅行，并且留下了许多知名的游记。他们把中国内地叫大契丹（原南宋地区叫蛮子省）。Cathay成为西方对中国的称谓。

蒙古人第二次西征（1235～1242），继征服了斡罗思各公国（今俄罗斯、乌克兰等地）之后，蒙古铁骑又在里格尼茨（今波兰境内）击溃了波兰和普鲁士联军，踏进匈牙利境内，甚至乘筏渡过了奥得河（Oder），兵锋直逼德国边境，别部且挺进到维也纳附近。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君主惊慌失措，莫知应对。

1245年，新即位仅两年的教宗，英诺森四世，召集全欧主教在法国里昂开会，商讨对策。有前线传来的信息说，蒙古贵族及其追随者中有许多人信仰基督。于是，教皇决定派遣教士出使蒙古，打探其状况，最好能让他们信仰基督。意大利人柏朗嘉宾（1182～1252）荣膺其选，1245年复活节那天（4月16号）首途之日，他已年届63岁高龄。

柏朗嘉宾1246年8月到达了上都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境内），见到了贵由汗，次年11月回到欧洲，交上了一份旅行报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份关于远东地区的完整文字记载。读读全书的标题，你就知道他想知道什么：

“他们所在的方位、资源和气候条件”、“他们的服装、住宅、财产和婚姻”、“他们崇拜的神，他们认为是罪恶的事，占卜术、涤除罪恶和殡葬礼仪”、“他们的性格、风俗习惯和食物等”、“鞑靼帝国及其首领的起源，皇帝与王公们的权利”、“关于战争，他们军队的结构和武器，他们在作战中的计谋，对待战俘的残酷，他们攻夺城堡的方法和对降敌的背信弃义”、“他们怎么媾和，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名字和他们实行的暴政，曾经勇敢抵抗他们的地区”、“怎样同他们作战，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的武器和部队组织，如何在交战中防范他们的计谋，要塞和城市的防御设施，怎样对待鞑靼人俘虏”、“鞑靼人的省份以及我们所经过的那些地区，我们遇见的证人，鞑靼皇帝和诸王的宫廷”。

显而易见，柏朗嘉宾力图摸清蒙古人的战争实力、作战特点、武器装备，其出使的军事意图远大于传教目的。关于中国内地的情况，在第五章介绍提到“大契丹”，涉及蒙古与金朝的战争，说蒙古人“尚未征服契丹的另外半壁江山（南宋），因为它在海上”。

在柏朗嘉宾回来不久，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于1249年又派遣使者前往汗八里（源自突厥语，意为帝京，即今北京市）拜见蒙哥大汗。使者报道了蒙古王公改宗基督教，即“也里可温派”（元代对基督教各教派的统称）的情况，想象的成分居多。辽金时期，也里可温教在蒙古乃蛮p克烈p汪古等部中颇为盛行，这似乎坐实了欧洲流传的东方有约翰长老的故事。

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1251～1253），摧毁了巴格达和叙利亚，在基督教世界赢得一片喝彩声，刺激了欧洲教俗世界要联络蒙古人制裁伊斯兰教的幻想。因此，法王于1253年派遣方济各派教士鲁布鲁克出使蒙古汗廷。如果上次出使是打听军情，这次出使就是试图传播福音。

鲁布鲁克1255年8月回到的黎波里（今利比亚首都），留下的报告有三十八章，他列专章介绍也里可温教徒及其寺庙（第二十四章）、介绍和尚的寺庙和偶像（第二十五章）、介绍他参加宗教论战的情况（第三十三章）。当时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1214～1294）在巴黎会见鲁布鲁克时，曾谈到东方见闻，1266年培根在自己的书中转述了鲁布鲁克的观察，说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他们可能就是古代的赛里斯人（Serers）：

“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由于一座城市得到丝人之名的。有人告诉我说，大契丹的这座城市，城墙是银子筑成，城楼是金子。契丹还有许多省没有臣服于蒙古人。契丹人身材矮小，说话带强鼻音，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学有各种各样的手艺，他们的医师很熟悉草药的性能，熟练地按脉诊断……他们有很多人在哈剌和林做工，子承父业。他们要给蒙古人交纳巨额赋税，约有1.5万马克（重的银锭），这还不算交纳的丝绢和粮食及其他劳役。”

鲁布鲁克首次准确地把契丹人和“古代的丝人”联系在一起，还提到了中医和中草药，对汉人形体的描述和蒙古人奴役内地掠来的工匠的介绍也很具体，很可能他在和林亲眼见到过汉人。

与以教宗或法王的使者身份，出使蒙古帝国不同，另外一位东行的西方传教士鄂多立克，是自己旅行来到中国的，这已经是蒙古帝国崩溃之后的元朝了。他1322～1328年在中国旅行，其游记1/3说的是中国，即契丹和蛮子省。

鄂多立克的兴趣不在宗教，也不在军事，他对中国的描述偏重于政治方面。他不厌其详地叙述朝廷的集会，朝参的秩序，觐见皇帝的场面，军队和狩猎，驿站的快捷等。介绍帝国的行政区划为12个省，蛮子省有2000个城市，这还不包括5000个岛屿在内。说到宫廷建筑壮丽辉煌，城市的宏伟、美丽与众多，均赞不绝口。他对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像对中国那样频繁地有时甚至是比较琐细地介绍城市。他介绍民俗与特产时，以猎奇心态居多。

鄂多立克高度肯定契丹和蛮子省的所见所闻，从风光景色，到城市和财富。他赞扬中国男人“英俊”，女人之美貌为“世界之最”。他称赞建筑物的外表和装潢，很少评价其建筑技术和风格。作者的比较判断，有时直接把东方和西方联系起来，但最多的比较只是度量数据的不同， 有时他也用家乡的城市来比较远东的城市，他赞叹广州有如此众多的船只，“整个意大利的船只都没有这一城市的船只多”；赞叹杭州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不敢谈它，若不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经到过那里的人”；他还说南京城里竟然有360座石桥，“比全世界上的都要好”。总之，在比较中鄂多立克强调的是东方文化与本身文化的相似性，有时甚至还有优越的地方。

第4篇：远古的传说范文

关键词：中韩交流；檄文；檄黄巢书；崔致远

中韩两国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曾有不少朝鲜半岛文人来中国交流或生活，为今天中韩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其中，新罗时期的汉文学家崔致远就是杰出的代表之一。

一、引言

崔致远是公元9～10世纪韩国的著名文学家，曾居唐朝16年，公元879年担任地方割据势力高骈的从事官，884年回韩国，16年间创作了一万多篇作品。他的在唐作品大部分失传，现存的作品主要为文集《桂苑笔耕》20卷。

《桂苑笔耕》中收录的《檄黄巢书》是使崔致远在唐朝声名远播的第一部作品。檄文作为古代中国历史悠久的一种文体，在军事、政治斗争中起着声讨、劝诱对立派以及昭告百姓、拉拢或安定人心的宣传效果。陈琳的《讨曹操檄》、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紫》等均为名垂千古的檄文。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中央政权几乎名存实亡。黄巢发动农民起义，当时韩国文人崔致远投于藩镇割据势力高骈门下，写下《檄黄巢书》，旨在揭露黄巢罪状，同时劝降。这篇《檄黄巢书》名震一时，细观其中，可窥见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文人深刻的影响。

二、《檄黄巢书》体现的中国文化影响

1.忠君思想

晚唐时期，藩镇割据，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中央政权接近名存实亡。但崔致远在文中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唐朝朝廷的清明强盛、唐军的强大威武，用衬托和对比的手法反映黄巢军队的不堪一击。这虽然可看作行文的夸张手法，但也体现了崔致远忠君爱国的观念。他认为农民起义等于叛乱，是违反大义的。

“比者我国家德深含垢，恩重弃瑕，授┙陟福寄尔方”。

“我缉雄略，j合诸军。猛将云飞，勇夫雨集。高旌大旆，围将楚塞之风。战舰楼船，塞断吴江之浪。陶太尉锐于破敌，杨司空严可称神”。

对唐朝廷和唐军强大的描述，既对黄巢有震慑效果，又起安抚或拉拢民心的作用，即劝导百姓站在朝廷的一边，体现了他的忠君思想。

2.门第观念

古代中国社会重视门第出身，这种观念伴随着儒家文化在东亚圈的传播，也深深影响着朝鲜半岛的文人。抨击对方的门第出身是檄文中常用的手法，例如骆宾王在《为徐敬业讨武紫》中讽刺武后“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而崔致远则写道“出自闾阎之末，起于垄亩之间，以焚劫为良谟，以杀伤为急务”，辛辣地讽刺黄巢“出身低贱”，不该有造反之心。抨击对方的出身，即从根本上否定了对方，体现了中国檄文鲜明的语言风格和崔致远内心深处的门第观念。

3.以古为训

中国古代先贤留下许多经典，中国人信奉“以古为鉴”的哲理。崔致远虽为韩国文人，但汉文学功底深厚，在檄文中引经据典，使文章逻辑清晰而富有说理性。例如他引用《道德经》’中“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来阐述凡事都不能长久，要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引用《春秋传中“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其罚”一句来说明黄巢如若不知悔改，必遭天惩的道理。这体现了浓厚的以古为训的观念。

《檄黄巢书》一文中，引用了中国历史上的唐虞、苗扈、刘曜、王敦、安禄山、朱等起兵反朝廷而失败的古事来类比黄巢之乱，举出陶太尉、杨司空、孙权、杜预来表达唐朝廷军事强大和未来必胜的看法，古训涉及《道德经》、《春秋传》、《庄子》、《韩非子》、《隋书》、《三国志》、《周易》等众经典，体现了崔致远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和浓厚的以古为训观。

三、结语

崔致远的《檄黄巢书》，体现了忠君、门第、以古为训等中国文化深远的影响，符合中国古代檄文抨击有力、说理性强的特点，体现了当时朝鲜半岛文人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可以说是唐朝中韩文化交流下的产物。（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参考文献：

[1]崔致远.檄黄巢书.桂苑笔耕（11）.韩国古典翻译院

第5篇：远古的传说范文

当代历史文化小说的表现重心，较多集中在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时期，比如杨书案、曲春礼、孙皓晖的先秦文化小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以及王占君的隋唐历史小说，而文字记载前的史前文化却少有作家涉及，而黎正光却匠心独运地将眼光投向了炎黄文化，开拓出新的文化表现领域。作者黎正光指出：“由于炎黄时代，是一个缺乏文字准确记载的时代，加之过去人们对史前文明缺乏考古依据，致使许多代代口传心授的人物与事件成为部分神话与传说。”①史料的缺乏、记载的缺失以及考古知识的严格要求，给试图表现这一文化领域的作家带来了重重困难，而黎正光却凭着惊人的毅力，历经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为真实再现炎黄文化积累了大量的考古知识。“为写作，我在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里，搜集了大量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考古史料，并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医术、巫术、祭祀、星象、历法、血族群婚、对偶婚、石器、陶器、兵器、服饰、文字符号、丝绸、律吕、舟车、冶炼、丧葬等等作了一定研究。”严谨执着的创作态度最终换来了丰硕的艺术回报，《仓颉密码》如同一部五彩斑斓的炎黄文化百科全书，全方位再现了炎黄时期氏族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描绘出一幅涵盖原始氏族社会各个角落的清明上河图，凸显出厚重的远古历史文化底蕴。《仓颉密码》重点表现了炎黄时期的文字、民俗，祭祀与部落文化，成功地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象形文字是描摹事物外形特征最原始的文字，作为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凝聚着华夏民族的智慧结晶，是解读炎黄时期原始氏族文化的文化密码。《仓颉密码》通过仓颉游历天下发明象形文字，生动再现了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象形文字的诞生、演变与发展，比如仓颉描绘一只乌龟的侧面形状发明“龟”字，观察两个人行走发明“从”字，从吃鱼肉和羊肉联想到“鲜”字等。仓颉对象形文字的思考与探究，不仅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古文字知识功底，更是抓住了切入炎黄文化内核的文化符号。黎正光深刻体会到：“作为以象形符号为基源的汉字，便是我们文明古国根基最深的文化基石。可以说，华夏象形文字的诞生，无论从时间和作用上讲，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四大发明，象形字才是辉耀我们华夏历史的第一大发明。”炎黄时期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古代先民对自然感到神秘而恐惧，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祭祀成为原始氏族社会重要的社会活动。《仓颉密码》详尽描写了诸多氏族部落的祭祀文化，涉及到服饰、法器、图腾、礼仪、舞蹈等诸多考古文化领域。小说中仓颉和石娃深入白狼部落，偷窥白狼部落的生殖崇拜仪式：“牛角号音骤然响起，猛烈的皮鼓声也响了起来。腰系皮裙身穿皮褂的男女在崖壁前吆喝着，扭动着，跳起了原始而野性的生殖崇拜舞。头戴狼头图腾冠虎背熊腰的巴江酋长在崖壁前领舞。”在炎帝部落祭青苗仪式上，“炎帝头戴一顶牛头图腾冠，上身斜穿一件虎皮褂”，祭司则是“头戴高高皮制神帽，插有两根长长羽翎”，“雨师右手持有一根一丈来长的檀木神杖，神杖顶端镶有一个白绿相间玉石雕琢的牛头饰物；雨师左手握着一个陶制沙锤，脸上涂有红色矿物颜料纹饰，额头涂有三条黑色线纹。”在祭司主持下，部落成员装扮成野兽狂扭身躯，在旷野上跳起了祭青苗舞蹈，挥洒着野蛮强悍的生命活力。《仓颉密码》从服饰、器具、祭品、场地、仪式等诸多细节，真实再现炎黄时期丰富多彩的祭祀文化，渲染出奇幻神秘的原始氏族社会文化氛围。此外，《仓颉密码》通过仓颉游历天下的足迹，从人文环境、自然生态、地理风貌诸多方面，生动再现了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部落文化。仓颉首先来到的白狼部落，以狼头为图腾，以羊皮为服饰，具有粗犷奔放的草原游牧部落文化特征；炎帝部落居住的是坑屋和土屋，以农耕与驯养家禽为生存方式，祭青苗则是部落的祭祀仪式；西陵部落发明了丝绸，以养蚕织绸为劳作方式，蚕成为西陵部落的文化图腾，部落重大节日则是祭祀蚕神的活动，白象山部落、空桑部落，有熊部落也都有独特的部落文化。作者在扎实的历史考证基础上，将目光回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生动再现了多元的部落文化，正是不同部落文化的交流融汇，才奠定了沿承数千年的华夏文明的文化根基，成为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雏形。

二、仓颉文化人格的塑造

仓颉是远古历史的传奇人物，如何超越历史史料的缺失，真实再现远古人物形象，是绕不过的艺术难题。《仓颉密码》在吃透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地想象与揣摩，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切入，紧紧抓住特定文化环境与人物性格形成的契合点，细腻表现出远古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仓颉的意识深处，从而形成特定的性格气质与言行举止，有效避免了远古人物塑造的现代化、理想化与意识形态化，成功塑造出立体真实的远古文化英雄形象。当代文化历史小说如唐浩明《曾国藩》、二月河《雍正皇帝》与刘斯奋《白门柳》，塑造的历史人物积淀着以儒家为主，间杂道、法、墨文化内涵，其文化人格塑造相对容易且有迹可循。而面对封建正统文化尚未形成的原始氏族社会，如何真实表现仓颉的文化人格、文化心理与思想情感？如何将仓颉这一传奇人物请下神坛，化作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丰满的生命个体？塑造仓颉这一传奇人物可谓困难重重，作者黎正光将仓颉放在炎黄时期部落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切入到仓颉的文化内心世界，来表现其文化人格的蜕变轨迹。少年仓颉在神鹿部落由于结绳记事丢失猎物，受到酋长神鹿氏的训斥，赌气一定要发明新的记事方法，年轻气盛的仓颉为发明象形文字踏上征程，先后来到了白狼、炎帝、西陵、女娲等诸多部落，部落女子如巴英、芹姬、涿光氏、肖玑、竹媛、绿波、绿浪被仓颉所吸引，纷纷对仓颉表示出异性的倾心爱慕，仓颉甚至沉醉于温柔乡之中不能自拔，逐渐忘却了人生的方向，其文化人格更多呈现出原始生命的本能。随着仓颉游历不同部落，目睹了不同部落的图腾岩画、祭祀巫术、丧葬礼仪、群婚野合，接触到诸多的原始氏族文化习俗，积累了丰富的原始文化知识，旺盛的逐渐冷却，文化内涵逐渐提升，文化人格由浮躁凌厉走向平和淡泊，发明象形文字深化为仓颉的文化心理内核，激发着仓颉的坚韧意志，成为仓颉一生的精神支柱。然而《仓颉密码》并没有把仓颉写成完美无缺的道德英雄，以至于脱离了当时的文化环境，成为某种抽象的思想理念的演绎，作者真实地表现仓颉糅杂并存的文化人格，让原始激情从仓颉生命深处肆意地喷薄而出。由于炎黄时期民族国家、伦理道德与家庭观念尚未形成，因此仓颉身上摆脱了政治理念的束缚，也超越了伦理道德的制约，呈现出充满生命强力的原始文化人格。仓颉发明象形文字既非出自崇高的政治信仰，也非为了民族国家，仅仅是源于丢失猎物懊恼后的突发奇想，显得非常真实自然。仓颉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英雄，仓颉好狠斗勇、野性冲动、贪恋女色，他每到一个部落就与女合，尽情释放原始的本能，仓颉也经常与部落其他男性发生冲突，动辄打架斗殴，暴露出了他性格中的鲁莽与强悍。作者并不因此对仓颉性格的负面因素进行批判，而是不动声色地将其如实再现，发掘远古先民的生命潜能，讴歌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从而使得数千年的远古英雄更加真实，富有鲜活的世俗气息与人性内涵，焕发出独立不羁的生命活力，彻底颠覆千百年来的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仓颉密码》塑造的其他人物，如蚩尤、黄帝与金二伯等人物，既非传统的佛儒道文化人格，也不是现念的演绎者，而是一批充满原始生命活力与激情的远古英雄，他们张扬着独立人格与个性，丝毫没有受到封建文化思想体系的沾染，与原始氏族社会的文化氛围融为一体。黎正光将笔触深入到远古人物文化心理的深处，真实还原了早已逝去的古人心迹，使得历史人物性格发展按照自身的逻辑自然展开，与浓郁的炎黄文化氛围融为一体，显得真实自然又鲜活灵动，有效地解决了历史人物塑造过于现代化的顽疾。

三、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萌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萌芽、成熟与传承的漫长历程，逐渐形成了以佛儒道文化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体系，潜移默化沉淀在国民的无意识深处，成为数千年来薪火相传的文化精髓，也是区别其他民族文明的文化图腾。与其他文化历史小说不同，《仓颉密码》偏离了发掘佛儒道文化精神的传统模式，而是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中华民族精神的原点，深入发掘远古民族文化精神。远古民族文化精神由于年代的久远与史料的缺失，较多在远古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或民族史诗如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伊里亚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得以表现。《仓颉密码》塑造了仓颉这一远古英雄形象，凝聚着远古先民的开拓进取精神，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仓颉冲破了鬼神血亲迷信观念的束缚，敢于创新发明象形文字，无疑点燃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文明的火种，自强不息敢于创新成为远古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素质，为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内驱力。自小受到结绳记事之苦的少年仓颉，在丢失猎物受到训斥后，便立志发明新的记事符号，仓颉受到燃烧篝火的启发突发灵感：“这世间万物，都有形状，我何不以这天地万物之形，描画出各种不同的形状，这不同的形状，就可作为不同的象形字了。”“我将用象形的方法来描画世间万物，这描画的方法就是象形方法，所以我就给这些描画的东西取名为象形字。”为搜集各种符号发明象形字，仓颉开始游历天下各个部落，考察了无数的图腾、石刻与岩画，历经重重险阻与考验，闯入白狼部落祭祀的山洞被追杀，拒绝了炎帝的酋长权位的诱惑，经受住大隗部落美色的考验，多次在蚩尤骑兵追杀下侥幸逃生，联合轩辕与炎帝部落战胜了蚩尤部落，最终发明象形文字造福天下苍生。仓颉身上所焕发出的自强不息精神，成为远古华夏民族文化精神的缩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魂，寄托着作者对民族性格的思考与期望，正如黎正光所说：“仓颉身上，体现了我们华夏民族百折不挠，永远求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仓颉密码》对自立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的弘扬，在西方文化无孔不入的全球化语境下，凸显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吞噬，西方国家大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己的文化观念，借助全球化的名义实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五四以来在启蒙神话与现代化浪潮的驱使下，传统文化被视作充满毒素的文化糟粕被激进否定，内外两者的双重冲击，使得千百年来承传的民族精神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信仰缺失与盲目崇外成为当下最严重的精神症候。面对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等现代文明病的肆虐，黎正光以中国作家的良知与责任感，重新审视被遮蔽已久的远古文化资源，发掘出开拓进取的仓颉精神，从而激活了炎黄文化的生命力，衔接上断流已久的文化血脉，彰显出远古文化的巨大价值与现实意义，如陈寅恪所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因此，仓颉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发明中华象形文字，他在挫折面前表现的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他在与命运抗争所激发出来的蓬勃生命激情，他在游历天下征途中所展示的独立不羁，复活了远古先民的文化心理与精神世界，反映出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改造现实环境的真实足迹，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找到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坐标。

四、炎黄文化书写的艺术典范

第6篇：远古的传说范文

关键词：古雅；传统审美；当代艺术

“古雅”是一个词，这个词由古和雅构成，古指向一种时间，这个时间和其他的时间区别开来，古同时又是一种情怀，是一种感存念忘的情怀，任何的事物经历时间的洗礼，都会留下情感的附着的痕迹，有过此经历的人就会在接触这个事物时穿过岁月的虫洞，精神和情感由此得到触发，而此时的情感，因由于时间的钝化，从而成为纯粹审美的和艺术的，艺术的内涵和外延也在这种积淀和追忆中得到升华，故中国文化有崇古的传统，而每一次历史的变革都有借故开新的痕迹。雅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指向中国文化对理想生活的向往，雅不仅仅是审美上的一种风尚，更多的是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天人合一的一种理想，这一理想内化到艺术和审美上就成了雅。回顾传统诗学话语中古雅的话语，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构建古雅的审美趣味时有更多的参照，在这一参照的照耀下有利于我们生成当代的审美趣味。

从传统诗学来看，“雅”的观念具有长远的历史，早在先秦，《诗经》有风、雅、颂。孔子有“雅郑之辨”，“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何晏《论语集解》释“无邪”是“归于正”即诗歌所抒发的情感应符合“中和”的规范。孔子又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因为“郑声淫”。许慎《五经异义》云：“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在孔子那里，崇雅黜郑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崇雅的观念在儒家文学传统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雅”视为一种文学理想，他在《征圣》中说：“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

在中国美学雅俗论中，唐代王昌龄。他在《诗格》中，将诗歌的审美趣向和风貌分为“高格”、“古雅”、“闲逸”、“幽深”、“神仙”等五种，说：

“一曰高格，曹子建诗：‘从君过函谷，驰马过西京。’二曰古雅，应休琏诗：‘远行蒙霜雪，毛羽自摧颓。’三曰闲逸，陶渊明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四曰幽深，谢灵运诗：‘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辉。’五曰神仙，郭景纯诗：‘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从其所举诗例来看，应休琏，即三国时期的诗人应璩，为建安七子之一的应之弟，休琏是他的字。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说应璩《百一》诗，直言无畏，措辞婉转，意义正直，不失魏代质直的文风。所谓“辞谲”，意指文辞有讽谏雅正的含义，即要求诗歌创作应运用比兴手法，达意曲折幽婉、委婉含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由此可见，王昌龄所主张的“古雅”，与“风雅”传统美学精神接近。继王昌龄以后，中唐皎然与晚唐司空图都有近似于“古雅”方面的论述，主张“高古”。皎然在《诗式》中将诗歌创作的艺术境界与艺术风貌分为十九种，即“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说：

“高，风韵朗畅曰高。逸，体格闲放曰逸。贞，放词正直曰贞。忠，临危不变曰忠。节，持操不改曰节。志，性不改曰志。气，风情耿介曰气。情，缘境不尽曰情。思，气多含蓄曰思。德，词温而正曰德。诫，检束防闲曰诫。闲，情性疏野曰闲。达，心迹旷延曰达。悲，伤甚曰悲。怨，词调凄切曰怨。意，立言盘泊曰意。力，体裁劲健曰力。静，非如松风不动、林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

第7篇：远古的传说范文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国家的落后，文学界由此觉醒，并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过犹不及，“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等口号和思潮使得古代文化与文学受到强烈排斥，这种过于极端的决定未免显得急躁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今后的发展遗留下不小的隐患。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将现代文学的序幕正式拉开了，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和九叶诗派等。一直发展到如今有穿越小说、奇幻小说和都市言情等出现，表面上看来现代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态势。但仔细追究，我们会发现繁荣的背后正是一派虚无和浮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另外本土文化改造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而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和本民族的文学意蕴已越走越远，我国的现代文学可谓是进入了“瓶颈”。

(二)文学“断裂层”

现代文学史已有近百年的时间，然而却尚未真正出现能与古代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小说可以与《红楼梦》比肩，没有一首现代诗歌可以与唐诗相对抗的诗歌。文学是一门较为感性的科学，其应当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以反映当下的真实生活，同时也不能与历史母体相脱离。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现代文学中鲜少出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只知向前看却忘了回顾身后，因而使得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层”。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一)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先秦诸子的《诗经》、《庄子》;两汉的汉赋、《史记》;魏晋的“建安风骨”；唐宋诗词、元曲，明清的四大名著等等。此外还有民歌、游记等不同种类的文本史料。古代文学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所指的古代文学资料当然指的不仅仅是文本资料本身，因为其本身也反映出了一些潜在的内容，这或者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或者是某个朝代的社会思想等等。由此可见，祖先们为我们留下的古代资源之丰富，这些不同文学形式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面貌，不同时代的历史变更以及社会生产等等。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然而，我们在传承文学资源方面显然做得还很不够。我们要传承就一定要很好地面对困难，需要克服的难题主要有两个。首先，要克服理所当然的心态，在现代，人们有着十分自由的言论，思想自由，人们总是试图去研究文学发展史，并对其历史进行演变，同时并设法使其合理化。但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对于现代人所需要的合理性，我们也不应该一味地遵循，而将历史的真实性抹杀了。研究古代资源的人员，应该始终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于古文化的接受和传承要本着最真实的态度。其次，应该对古代文化资料进行多角度地解读，由于历史悠远，文学资源过于丰富，这也使得我们今天的传承遭遇难题，因而相关工作者就需要从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多种不同的理论进行理论批评，从而使得评析更加全面和综合，以防理论过于主观，对于历史人物与事实更不能肆意地褒贬，要客观地做出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根”：古代文学资源。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曾试图抛弃古代文学而实现自己的现代性，但最终实践证明这条路是无法走下去的。我们发展现代文学终究还是离不开古代资源的支持，没有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难以出现“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现当展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也是从古老的文学文本中演变而来。因此，我们在对历史资源和现代文学前景的反思，不应该只是一味地去远离，更重要的是要去靠近，而且是进入到最深层次，将其内在潜力挖掘出来，将新的的活力注入以便促进自我的更好发展。在如今这个世界，返璞归真的实现还是需要立足于传统的东西，这样才能很好地矫正人性，使心灵得到慰藉。因此，联系起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二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向来不是对立的的关系，而应该是同一。若不是深入地挖掘和利用古代文学资源，就无法从中汲取力量，进而促使现代文学获得长远发展;；不去进行现代性文学语境的渗透，也不能很好地挖掘古代文学资源的潜在力量。因此，我们说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和发掘古代文学资源，二者并无冲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种同一的关系。

四、结束语

第8篇：远古的传说范文

关键词：琴棋书画 传统艺术 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充满艺术精神，要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1]要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必先领悟“琴棋书画”四艺。琴棋书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孔子所倡导的并为儒家所尊奉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演进，琴棋书画逐渐成为六艺的精简和提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必备之修养。

琴的深邃，棋的奥妙，书的神韵，画的意境，似宇宙的浩渺无垠、博大精深。有人在三尺瑶琴与方寸天地间直抒胸臆、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有人在挥毫泼墨与粉墨丹青中感悟人生的真谛，穷其一生苦苦求索，将其作为感情的归宿与心灵的依托。清代大诗论家叶燮在论诗时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2]此语与论琴棋书画何其相似。中国传统艺术讲究中和、圆融、互通，即所谓“书画同源，诗画表里，乐舞一体，乐画相通。”[3]

琴棋书画琴居首，源远流长的古琴音乐已建立起一套关于美学、乐律、记谱法、演奏法等的完整体系，历来就有“琴道”“琴学”之称。琴学内容精深博大，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琴文化也是反映中国哲学、文艺美学、历史、文学的一面镜子。琴之于文人犹如剑之于武士。中国历史上的文人雅士，多精通音律，熟谙琴艺。孔子、庄子、宋玉、司马相如、蔡邕、蔡琰、阮籍、嵇康、王维、白居易、苏轼、董庭兰、郭楚望、徐上瀛等历代先贤，个个都是弹琴名手，甚至连“性不解音”的陶渊明，也备有一张“无弦琴”，每逢得意雅兴起时便抱怀抚弄一番，并对友人解嘲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能于无声的琴中领略琴之况味，获得创作的灵感与赏玩的乐趣，正是中国音乐“自娱说”的最好注脚。[4]古琴音色古朴、沉郁、苍凉、凝重，有着精深高妙的美学内涵和很强的艺术表现力，颇具超脱孤傲、典雅质朴的文人气度。《流水》的浩瀚博大，《广陵散》的慷慨悲壮，《潇湘水云》的深阔渺远，《渔樵问答》的飘逸洒脱，《平沙落雁》的宁静悠远，《酒狂》的放浪不羁，《幽兰》的清幽古朴……勾勒出古琴音乐的独特韵味和a文化意蕴。古琴艺术在中国古代音乐乃至文化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其他任何乐器所不可替代的。实际上琴已不光是一种乐器，而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符号和象征。正因为如此，中国古琴艺术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棋”是指围棋，古称“”，起源于中国古代。传说尧帝的儿子丹朱顽劣，尧发明围棋以教育丹朱，陶冶其性情。下围棋称为“对弈”“弈”，棋子分黑白两色，规则简单而变化无穷，体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思想精髓。围棋之道博大精深，玄妙无穷，绝非常人的智慧所能参透。作为传说中神留给人的文化，千古以来，多少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市井布衣乐此不疲，也演绎出多少传奇佳话、美文诗赋乃至兵书演算法、治国方略，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朵绚丽的奇葩。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在中国，写字之所以能成为艺术，是由于书写对象为具有形体美和表意功能的汉字，书写工具为能描绘出粗细、断连、长短、曲直、枯润、浓淡各种形态的毛笔，书写方法包括执笔、运笔、点画、结构、布局（分布、行次、章法）等内容。例如，执笔指实掌虚，五指齐力；运笔中锋铺毫；点画意到笔随，润峭相同；结构以字立形，相安呼应；分布错综复杂，疏密得宜，虚实相生，全章贯气等。[5]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宋体等各类书写形式。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书法艺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广泛汲取了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等其他艺术的精华，因而具有极为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经验、文化品位和风格特征。同时，它又给予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以深刻的影响，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画”指中国画，一般用毛笔蘸水、墨、彩在绢帛、宣纸上作画，以描绘人物、花鸟、山水为主，色调单纯明快、画风写意抽象，技法可分工笔和写意，它的精神内核是“笔墨”。工笔画用笔工整细致，敷色层层渲染，细节明彻入微，要用极细腻的笔触描绘物象。写意画用简练、豪放、洒落的笔墨，描绘物象的形神，抒发作者的感情。写意画在表现对象上是运用概括、夸张的手法，丰富的联想，用笔虽简，但意境深远，具有一定的表现力。它要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要有以少胜多的含蓄意境，落笔准确，运笔熟练，方能得心应手，意到笔随。[6]中国画从画面形式来分类，有壁画、屏幛、手卷、立轴、横披、册页、扇面等。中国古代绘画与书法并称书画，极其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特征，因此与西方绘画在形象刻划、造型手段、色彩处理、透视方法和构图上风格迥异。中国绘画注重留白，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产生特殊的观赏效果。

艺术可以触类旁通，互相渗透、互相启发、互相影响，琴棋书画四艺尤其如此。中国古典艺术所表现的静远澹逸、含蓄空灵、玄妙幽深、和谐协调、刚柔相济、动静相衬、虚实并见、计白当黑、抑扬顿挫……均可在琴棋书画等传统艺术的风骨神韵中得到体现。弹琴追求的是精气内聚、外柔内刚、气韵流转、绵亘贯通。这与书法讲究内气贯注、笔走龙蛇、虚实相生、张弛有度有着不谋而合之处。棋道精修的是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洞察入微、胸怀全局。这与绘画之谋篇布局、着墨构图，讲究计白当黑、写意传神，注重线条色块的铺陈走势，泼墨的干湿浓淡，构图的虚实疏密，更是神韵相通。琴棋书画，其艺术品位，其文化内涵，其审美意趣，其历史渊源，是息息相通、一脉相承的。这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孕育出来的奇葩。吴调公在论及诗歌的“空灵”时说：“在密度上以少胜多，在色彩上以淡写浓，在时间上从片刻见永恒，在空间上从咫尺见千里，在力度上求飘洒而避豪健……”[7]此亦可视为琴棋书画以及华夏传统艺术的玄妙奥秘之所在。古代琴论中提出的“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的审美境界，亦可视为琴棋书画四艺共同的美学理想。

中国音乐与书法的线性表征最为相通。多变的线性，细微神奇，其透露出生命心灵直觉把握的情感幅度，激荡着宇宙、自然、人生、人格、人性之万象，可谓天地万物，无所不包。中国音乐与书法的线条艺术是有机生命本体的显现。因此，可以说“音乐是流动的书法”“书法是凝固的音乐”。[8]古琴的吟、揉、绰、注，其演奏过程与书法回锋、逆锋、涩进、转锋、藏锋和出锋的线条之波折力点相似，其构成的音响，可粗可细、可重可轻、可急可缓，其感觉可滑可涩、可流可塞、可刚可柔、可强可弱、可扬可抑，变化无穷。琴音与书法点画之波折构成的微妙神韵，恰似成公绥在《隶书势》中所写：“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这是对古琴与书法艺术的精彩写照。[9]

琴棋书画的灵魂是“韵”，韵由气而生，气流转而生韵，气是一种空间状态，气是宇宙万物的生命，是一切艺术的根本。韵的形式要素是节律，动力要素是“气”，内容要素是“意”和“味”。“韵”是艺术美和艺术魅力的最直接展现，有“韵”则“意”“味”俱在。正如明代陆时雍所说：“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10]古典艺术的独特韵味不在具体形象，中国画的韵味不在山、水、草、木、花、鸟、虫、鱼等实物，而是用以表现这些形象的着墨，它的轻重、浓淡、干湿、疾徐所展示出来的节奏和韵律，才是作品之魅力的重要成分。山人有一幅画，画面上只有一根光秃秃的树枝横伸出来，寥寥两笔，极简省遒劲，枝头上立着一只缩着脖子翻着白眼的鸟，大片留白是灰色的苍穹。面对这幅画，我们无法说它“美”，它的魅力不在形象，也不在意境，而在笔墨勾勒出的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制造了生命的韵律和节奏，使它有了一种生气、一种活力、一种气质、一种精神。[11]书法，也讲究气韵和律动，王羲之的流转和潇洒，颜真卿的饱满和凝重，柳公权的清瘦和挺拔，张旭的飞动和狂狷等，都是以其特有的神韵征服欣赏者的。古琴音乐的清、逸、淡、远，余音袅袅是一种“韵”，郑板桥的竹、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是一种“韵”，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也是一种“韵”，没有“韵”哪来的“美”？棋艺也有韵，小小一盘棋彰显的是人的灵性和精神的修炼。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说：“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12]其实琴棋书画四艺趣味相通，倘没有韵致，没有性情，没有灵动，没有顿悟，琴是一张枯琴，棋是一盘死棋，书画亦乏善可陈，废纸一堆耳。

画家潘天寿除读书、作画、吟诗、篆刻及登山之外，最爱好的消遣是下围棋。他常以围棋的布局来比方画面的构图，下棋的终极目的乃是领悟作画构图的真谛。潘天寿在画面构图方面极有特色，他特别重视空间的布局，以少胜多，严格控制面积，出奇制胜。他作画时常说：“我落墨处黑，着眼处却在白。”黄宾虹亦深谙棋道，从棋道中悟出画技。他说：“作画如下棋，需善于做活眼，活眼多棋即取胜。所谓活眼，即画中之虚也。”[13]弹琴也是用板眼来制衡节奏的。丹青妙手运用适度的留白来营造一种意境，音乐家何尝不是利用无声创造出“声尽意无穷”的至高境界？白居易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是为音乐留白艺术作的最好注脚。苏轼的“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说的是作诗，其实琴棋书画皆同此理。书法的“计白当黑”，绘画的“无画处皆成妙境”，音乐的“大音希声”，建筑的“透风漏目”，戏剧的“以鞭代马、以桨为舟”等，都是对意境的追求。

相传王羲之有一次郊野闲游，暮宿一老妪家里。老妪的儿子外出经商未回，只有婆媳二人在家。婆婆住东堂屋，媳妇住西堂屋，中间有一墙相隔。王羲之独住东厢。至晚，忽听上房老妪说：“清夜无一消遣，吾儿愿与老身一弈？”媳妇欣然应诺。王羲之出门向上房看去，既无灯火，又无半点棋子响声，只有弈者的对白，时而夹有称赞和惋惜之声。王羲之心中奇怪，第二天早晨问老妪：“昨晚对弈，为啥没有灯火？”老妪说：“局，尽在胸中耳！虽隔墙而呼，决无差错。”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使他认识到书法艺术不只是在一撇一捺上下功夫，整个字的布局，以至整行字、整幅字的布局，都要像下棋人那样，做到“局，尽在胸中”，这样写出来才能错落有致，格调相宜。[14]音乐中的“局”便是乐曲的结构，弹琴者对音乐的起承转合、布章谋篇了如指掌，才能得心应手。

以个性化精神修炼为主旨的琴棋书画四艺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其深厚的渊源，深刻的内涵，深邃的意境，隽永的韵味，高雅的格调，闲逸的情趣，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1][3]顾建华.中国传统文化[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333，17.

[2][7]刘承华.中国音乐的人文阐释[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88，90.

[4][10][11][12]刘承华.中国音乐的神韵[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17，70，144，147.

[5][6]百度百科.琴棋书画[DB/OL].baike.省略/view/206289.htm.

[8][9]管建华.中国音乐审美的文化视野[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9，54.

[13][14]龙协涛.艺苑趣谈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402，403.

第9篇：远古的传说范文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的小学就坐落在柏林寺的臂弯里。其时整个石桥镇也在柏林寺的怀抱里。

西汉水――这天汉之水，史为汉江源流，嘉陵主脉，秦祖始国之基，天水地望之源。是她养育了一派大川――汉阳川，石桥镇就是大川的心田。从礼县城东北汇于西汉水的燕子河和从石桥镇西南流入西汉水的谷峪河是否同根同源却是同一归宿。两条大河紧挟一脉青山，山像一幅四季变幻的五彩屏风，屏障着观赏着山前的汉阳川、西汉水。山上，绿树掩映山塬台地，店咀、北咀、店湾、堡子湾……瓦舍错落，阡陌纵横；山前，煌煌汉阳川里，入蜀故道，炊烟如织，更是磅礴缤纷，万千气象。礼县之精粹――“八河一水两道川”，古镇石桥正踞此天心地胆。

在此一脉青山的南端好一弯台塬，南起谷峪河畔的店咀，北跨癞子沟继续北延。台塬正中的柏林古寺已历千年，几经兴衰，依然殿堂兀立，宋柏参天；春日庙会，八方香火；秋霁祥瑞，柄荫故园。肃立庙堂之前，放眼东西，从鸾亭山燕子河到铁笼山松林峡，先秦古蜀，尽于胸怀；俯瞰江天，自月映圣泉寺到雨起龙王山，风云变幻，皆在襟中。石桥镇――柏林寺，镇在寺之怀抱，寺是镇之所依！永远的柏林寺哟，走出石桥你是我最后一抹留恋，回来石桥你是我第一眼的惊喜！柏林寺，我心灵故乡的地标！

孩童时的柏林寺，神圣、神秘，而又神奇。

柏林寺是神圣的。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装在孩子的心中。20世纪40年代的柏林寺，已然有点沧桑，但依然古柏苍劲，花木葱茏，飞檐铁马，雕梁画栋，殿堂完整，庙宇传神。寺前两株宋柏，拔地参天，如苍龙升腾。一进山门，四大天王，英姿神武，哼哈二将，威严凶狠。迎面的财神大殿更为神圣，武圣关公，金甲碧蟒，赤颜美髯，圣武雍容。旁侍赤兔神驹，周仓关平……这一庭院，可是小孩子最为敬畏的庙堂了。而寺前右侧的古戏楼，红墙赤柱，花窗月门，却是一年中惟一有热闹的地方，自然也是童心中最向往展现自我的所在。柏林寺呀，是童稚时的我们，接触中华文化、初知传统文明的第一个、惟一一个鸿学哟！其时，镇公所就设在戏楼对面的台阶上，家父是当时镇上仅有的几位在外读过书、求过学的学生之一，曾主政于斯，故对山寺了如指掌，常教我们将古寺谨记于心。别说神佛庙宇，就是寺中几百（柏）几十（石）几座殿，都得一一清楚。这儿的一草一石，似乎都是乡亲心灵的寄托，一柏一碑，似乎都柄荫着故园的安泰昌盛。

柏林寺是神秘的。这里是古镇最有故事的地方，神秘就在它的各种故事里。寺前永远挺拔的两株宋柏，斑驳苍劲，枝干虬伸，分明是双龙探空――宋朝的哟，其实孩子并不知道有多古老，但心中可真有着想不来的遥远！就连财神爷爷的名字也是无比的神秘，财神爷爷叫什么名字呢？关爷、关公、关帝，娃娃可不敢乱叫！尽管镇上也有几位叫得出财神爷的大名，可谁又舍得叫一声哩！山寺左侧癞子沟里有癞僧化蝶终成广佛的神秘故事，故事连着古镇大街中段石桥子上架桥用的有眼（孔）石板的传说，还连着谷峪河鲁班石悬崖下炎夏凝冰的神秘寒洞和广佛爷的神话……在孩子的心中，这其实是永远说不清的乡思、道不明的乡情。上中学时习写小文自号柏坡醉童，哈哈，东坡居士――柏坡醉童，我就是柏林坡的孩子。柏林坡的孩子可不差啥哩！

柏林寺是神奇的。这里是古镇产生传说的课堂，神奇都在这些传说中。童稚时听说，倭寇猖獗、山河震怒、神驹不安。财神殿中关平、周仓已管不住关公的赤兔了，每到深夜就会独出驰骋。有乡亲即说半夜听见自家屋脊上有“哒哒”蹄声。关公托梦告之，次日查看，殿内赤兔果有微动，固定之一切恢复如常。又听说财神殿前廊檐上的两根柏木明柱其中一柱突然活了――在长，渗出不少柏胶！在长，我是没有看见的。但殿前廊檐，边高边低略有倾斜，高的一柱上如满面汗珠般挂满柏胶珠粒，我真是看到过哩，你说奇不！柏林寺曾是礼县八景之一，是什么景？父亲说：圣泉（寺）映月、古泉（寺）观鱼、柏林（寺）听蝉！早年柏林寺周，竹林环绕，柏林掩映，蝉生其中，每逢炎夏，惟此清风习习，蝉鸣唧唧，好不清净。其实，在我童年时，寺周已少竹林，也就稀有了蝉鸣。当时，镇上人家，庭院多有竹丛，鲁班石后的谷峪深沟里确是毛竹青翠，割竹棍打竹笆棚房顶也是乡亲们的营生之一。回头想来，好不奇哉――没有竹林后的“柏林听蝉”莫不是“柏林听禅”吧！轻风习习，禅心静静，悟道于斯，尽沾神气！柏林寺的神奇哟，在传说中，在感悟里！

此后，我长大了，成人了。经历了1958年的大炼钢铁、1960年的饿毙饥荒。柏林寺终老了，寂然了！再回古镇石桥，远远举目，不见山寺，游子真有点找不着家门的凄然！而今，柏林寺再逢修葺，愈显恢弘，气势磅礴，气象更新，实乃幸事盛事。古镇有幸，八方有幸，乡亲兴盛，故园昌盛！于是歌曰：

秦祖圣土，天嘉吉壤。

汉水荡荡，阳川煌煌。

柏林瑞霭，柄荫八方。

苍生灵睿，故园泰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