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名言精选(九篇)
第1篇：曾国藩名言范文
1、以体察人才为第一。
2、另起炉灶，重开世界。
3、心至苦，事至盛也。
4、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5、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6、尽人事以听天，吾唯日日谨慎而已。
7、须有宁拙毋巧之意，而后可以持久。
8、米已成饭，木已成舟，只好听之而已。
9、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10、以爱妻子之心事亲，则无往而不孝。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
11、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12、惟正己可以化人，惟尽己可以服人。
13、遇诡诈人变幻百端，不可测度，吾一以至诚待之，彼术自穷。
14、处事速不如思，便不如当，用意不如平心。
15、人之处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
16、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
17、禁大言以务实。
18、学而废者，不若不学而废者。学而废者恃学而有骄，骄必辱。不学而废者愧己而自卑，卑则全勇多于人谓之暴，才多于人谓之妖。
19、省事是清心之法，读书是省事之法。
20、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21、智慧愈苦而愈明。
22、常常提其朝气为要。
23、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来，而可大可久者也。
24、不可轻率评讥古人。
25、放开手，使开胆，不复瞻前顾后。
26、自其外者学之而得于内者谓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于外者谓之诚，诚与明一也。
27、凡天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之贵，众断之贵独。
28、无好小利。
29、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30、责己厚而责人薄耳。
31、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之时。
32、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
33、誉望一损，远近滋疑。
34、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
35、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
36、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37、不随众从之喜惧为喜惧。
38、处事贵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39、一身精神，具乎两目。
40、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
41、宁可数日不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42、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当，又要简捷。
43、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
44、人必诚，然后业可大可久。
45、凡人无不可为圣贤，绝不系乎读书之多寡。
46、居有恶邻，坐有损友，借以检点自慎，亦是进德之资。
47、勿以小恶弃人大美，勿以小怨忘人大恩。
48、责过太直，使人惭恨，在我便是一过。
49、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50、有才干，定要表现之。
51、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
52、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53、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54、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55、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省，自然人皆敬重。
56、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57、为人不可过于聪明。
58、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59、特患业之不精耳。
60、百种弊病，皆从懒生。
61、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
62、守笃实，戒机巧，守强毅，戒刚愎。
63、劝人不可指其过，须先美其长。人喜则语言易入，怒则语言难入，怒胜私故也。
64、君子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夸，则善矣。
65、好便宜不可与共财，狐疑者不可与共事。
66、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
67、人以气为主。
68、吾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
69、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70、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
71、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
72、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
73、从人可羞，刚愎自用可恶。不执不阿，是为中道。寻常不见得，能立于波流风靡之中，最为雅操。
74、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
75、须先立坚卓之志。
76、家和则福自生。
77、凡事留余地，雅量能容人。
78、受非分之情，恐办非分之事。
79、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
80、居心平，然后可历世路之险。盘根错节，可以验我之才；波流风靡，可以验我之操；艰难险阻，可以验我之思；震撼折衡，可以验我之力；含垢忍辱，可以验我之操。
81、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不可见异思迁。
82、总宜奖其所长，而兼规其短。
83、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
84、富贵气太重，亦非佳象耳。
85、知足天地宽。
86、人宜减者决减之，钱宜省者决省之。
87、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
88、君子之道，以知命为第一要务。
89、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
90、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则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91、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92、举止端庄，言不妄发。
93、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志，切不可恭然自馁也。
94、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95、凡事须逐日检点，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
96、养得胸中一种恬静。
97、凡有用之物，不宜抛散也。
98、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
99、广其识则天下大。
100、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
101、小仁者，大仁之贼。
102、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103、人各有性，冷者自冷，豪者自豪也。
104、见异思迁，欲求长进难矣。
105、凡事豫则立。
106、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
107、遇忧患横逆之来，当稍忍以待其定。
108、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
109、古之成大事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
110、有其功，必有其效。
112、凡行公事，须深谋远虑。
113、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114、常存冰渊惴惴之心。
115、勿扬人过，反躬默省焉，有或类是，丞思悔而速改也。
116、士有三不斗：毋与君子斗名，毋与小人斗利，毋与天地斗巧。
117、忧时勿纵酒，怒时勿作札。
118、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
119、凡读无益之书，皆是玩物丧志。
120、处有事当无事，处大事当如小事。
121、名节之于人，不金帛而富，不轩冕而贵。士无名节，犹女不贞，虽有他美，亦不足赎。故前辈谓爵禄易得，名节难保。
122、忠信廉洁，立身之本，非钓名之具也。
123、勿过多怜悯。
124、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
125、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为第三义。
126、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顺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马牛为人穿着鼻孔，要行则行，要止则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为马牛者几何？哀哉！
127、有理义以养其心，则虽老而神明不衰。苟为不然，则昏于豢养，败于戕贼，未老而志衰矣。励志之士，可不戒诸。
128、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欲养精。
129、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130、既有定识，又有定力。
131、人不可无缺陷。
132、礼义廉耻，可以律己，不可以绳人……为子孙做富贵计者，十败其九。为人做善方便者，其后受惠……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为恶最苦，是惟恐人知。
133、居乡勿为乡愿，居官勿为鄙夫。
134、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则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宽厚，宽厚则福亦厚矣。
135、口腹不节，致疾之因；念虑不正，杀身之本。
136、利可共而不可独，谋可寡而不可众。独利则败，众谋则泄。
137、王政不能有恩而无威。
138、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
139、悠悠疑忌之来，只堪付之一笑。
140、内断于心，自为主持。
141、独享大名为折福之道。
142、艰苦则筋骨渐强，娇养则精力愈弱。
143、短不可护，护则终短。长不可矝，矝则不长。尤人不如尤己，如圆不如好方。用晦则天下莫与汝争智，谦则天下莫与汝争强。多言者老氏所戒，欲纳者仲尼所臧。妄动有悔，何如静而勿动？太刚则折，何如柔而勿刚。吾见进而不己者败，未见退而自足者亡。为善则游君子之域，为恶则入小人之乡。
144、薄福之人过享其福，必有忽然之祸。贯贫之人不安其贫，必有意外之忧。
145、失意事来，治之以忍，方不为失意所苦。快心事来，处之以淡，方不为快心所惑。
146、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灾星。
147、多躁者必无沉毅之识，多畏者必无踔越之见，多欲者必无慷慨之节，多言者必无质实之心，多勇者必无文学之雅。
148、隘路打胜仗，全在头敌。
149、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150、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151、凡家道所以持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152、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153、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
154、不可背后攻人之短。
155、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156、不怕打不着，只怕打不胜。
157、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
158、思与学不可偏废。
159、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
160、一个忍字，消了无穷祸患，一个足字，省了无限营求。
161、事前加慎，事后不悔。
162、荐贤不可示德，除奸不可示威。
163、久利之事勿为，众争之地勿往。物极则反，害将及矣。
164、知足则乐，务贪必忧。
165、立身之道，内刚外柔；肥家之道，上逊下顺。不和不可以接物，不严不可以驭下。
166、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怀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167、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168、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169、死生早已置之度外。
170、眉宇间大有清气，志趣亦不庸鄙，将来或终有成就。
171、处事宜决断。
172、择众论之善者而从之。
173、银钱则量力资助，办事则竭力经营。
174、定静安虑得，此五字时时有，事事有。离了此五字，便是孟浪做。
175、久视则熟字不识，注视则静物若动，乃知蓄疑者乱真，过思者迷正应。
176、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缓缓想。想得时切莫缓，便要急急行。处天下事，只消得安详二字，兵贵神速，也须从此二字做出。然安祥非迟缓之谓也，从容详审，养奋发于定之中耳。
177、作善岂非好事，然一有好名之心，即招谤招祸也。
178、受不得穷，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
179、好谈己长只是浅。
180、居心平，然后可历世路之险。
181、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
182、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
183、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184、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机；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
185、一切皆暗暗安排，胸有成足。
186、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187、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
188、人人料必胜者，中即伏败机，人人料必挫者，中即伏生机。
189、既爱其才，宜略其小节。
190、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191、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
192、好胜人者，必无胜人处，能胜人，自不居胜。
193、恶莫大于毁人之善，德莫大于白人之冤。
194、事以急败，思因缓得。
195、能甘淡泊，便有几分真学问。
196、只是一个见小，便使百事不成，亦致百行尽堕。
197、尖酸语称快一时，当之者终身怨恨。
198、聪明外露者德薄，词华太盛者福浅。
第2篇：曾国藩名言范文
老“官油子”
穆彰阿（1782—1856），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出身于官僚世家，父广泰，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嘉庆十年（1805年）穆彰阿考取进士，但嘉庆帝在位期间官运不佳，中央六部几乎干了一遍，始终都只是担任侍郎（相当于副部级），从未干过尚书（相当于正部级）。这些经历导致他对官场险恶有了切身体会，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势，他变成一个世故圆滑、逢迎拍马、结党营私的老“官油子”。
嘉庆廿五年（1820年）嘉庆驾崩，道光帝即位，次年改元“道光”。这位道光皇帝似乎是穆彰阿的福星，此后他开始官运亨通，一路青云直上，升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掌翰林院，权势炙手可热。
穆彰阿曾经主持了3次乡试、5次会试，经过多年经营，形成“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人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的局面。曾国藩便是在此期间，成为穆彰阿的门生。穆彰阿堪称其仕途导师，彼此结下深厚的师生情缘。
老乡指点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道光十八年（1838年），穆彰阿出任会试大总裁。这年，27岁的曾国藩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顺利地考中第38名进士，同乡郭嵩焘名落孙山。殿试后，曾国藩考取第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感到十分郁闷，因为三甲进士能进有“储相”之称的翰林院希望十分渺茫，一般是分发到各部任主事，或到各省当县令。进不了翰林院，意味着他将终生沉沦官场底层，蹉跎岁月，默默无闻。所以，他想放弃朝考。郭嵩焘觉得他这样放弃太可惜，提醒他去找老乡劳崇光，看看他能否给指条出路。
劳崇光是湖南长沙人，比曾国藩大9岁，道光进士，当时在京城任纪检官（御史）。曾国藩第一、第二次参加会试时，曾拜访过他。劳崇光是个爱才且结交广泛的人，十分欣赏曾国藩的才华，并答应如果将来需要帮忙，他将尽力而为。为此，曾国藩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劳府。劳问明来意后，说：“三甲进翰林的，每科倒有几个，但那几个破格的，要么有靠山，要么家中有钱。你一个穷乡僻壤来的农家子弟，既无人脉，又无钱脉，要以三甲进翰林，恐怕难度比较大。”曾国藩十分失望，劳崇光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又说：“不过，没关系，你可以凭诗文嘛！如果在朝考中的诗文，能在阅卷官评定之前，到达一些大官手中，通过其点评来扩大影响，也许就有机会了。”曾国藩一听，茅塞顿开，依计而行。朝考一结束，他立即赶到劳府，劳崇光早已安排好抄手，把曾国藩的朝考诗文抄写了十几份，分别投送到京城各个高官处。
劳崇光是穆彰阿的门生，两人私交甚好，穆彰阿当时官居宰辅，大小官员均向他进贡，数额惊人。但以官自肥并非穆彰阿这种权臣的风格，对才学、能力出众的中下级官员，他还是要刻意拉拢，并体谅他们，少收甚至不收。劳崇光一次外放为道台，临行向老师道别，奉上别敬50两。穆彰阿手一挥说：“州道小官哪送得起如此厚礼？此去好自为之，来日返京再补礼数不迟。”
劳崇光知道穆彰阿愿意接纳一些青年才俊，因此深知要提拔曾国藩，必须打通穆彰阿这一最大的关键环节。
喜得知己
果然，穆彰阿就从四处听到三甲同进士曾国藩诗文甚为出色。穆彰阿于是特地调来试卷，先看其策论。文章开头，便吸引了他的目光：“皇帝不可能遍知天下事，所以要委任贤官，官员好坏，他不可能都知道，这就要靠身边人推荐。然而身边人所称赞的，未必都是好官，左右所否定的，未必都是坏官。……好官往往有正直的节操，不哗众取宠，不标新立异，不离经叛道”，穆彰阿连连点头，觉得终于遇到知己了。
穆彰阿才具平庸，朝野中很多人诋毁他。道光皇帝曾婉转地责问他：“你在位多年，何以无突出政绩？”穆彰阿答：“自古以来，贤臣顺时而动，不标新立异，不求一己之赫赫名望，只求君主省心，百姓安宁。”这番话和曾国藩的策论如出一辙，两人可谓不谋而合。穆彰阿主持了多次会试，批阅过数千份试卷，大凡年轻新进士，几乎个个心高气傲，大言炎炎，惟独此人不同，真属知音难觅！他当即圈定曾国藩为翰林院庶吉士，排名时列为一等第三名。在道光皇帝跟前，将曾国藩的诗文大大称赞了一番。穆彰阿针对道光皇帝极重天伦的特点，特别禀报曾国藩家祖父母、父母、弟妹、妻子、儿女一应俱全，堪称有福之家。道光皇帝粗略浏览了一遍曾国藩作的诗文，觉得清明通达，于是用朱笔将名字划为第二名。曾国藩感激劳崇光，更感激穆彰阿。
当晚，穆彰阿接见了来拜谒的曾国藩，顺便对他进行面试考察。寒暄几句，进入正题后，穆彰阿开始为其仕途指点谋划。首先，他要曾国藩珍惜以三甲进翰林的机会。接着，又直言相告，说曾国藩天赋并不高，只有中等素质，优点是勤奋诚实，并鼓励他自古成大事者靠勤奋而非天赋。最后，他勉励曾国藩：“翰林院是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要地，藏龙卧虎，起点高，你一生事业从此地发祥，愿好自为之！”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穆彰阿一番话，让曾国藩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感动得泪眼朦胧，当即虔诚地表示，将永不忘恩师今晚谆谆教诲，永不忘恩师大恩大德，立志做一个对国家有用之人，以报知遇之恩。穆彰阿十分满意。他久居宰辅之位，阅人无数，阅世甚深，凭其观察，知道这个湖南乡下读书人的一番誓言是真心话。这种质朴实在之人，一旦确立一种信念，产生一种情感，便会终生不变。穆彰阿顺便将话题转向当时的国家大事。
道光十八年（1838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英国人在东南沿海挑衅，小接连不断。清廷在对待英国人的问题上分“主战”和“主和”两派。穆彰阿是主和派，但没几个追随者。借此机会，他想测试曾国藩的政见是否与自己合拍。遂谦和地问：“这几年，英国人在东南沿海屡屡滋扰。去年，东印度公司率海军在广州耀武扬威，老夫承蒙皇上信任，权中枢之位，内事好办，惟独对此事，深感难以处置。今夜无人，想听听足下高见。”
曾国藩也主张“和抚”英国。面对恩师垂询，他首先痛斥英国人的罪恶，接着表达了对穆彰阿的理解和支持，说老师老成谋国、苦心孤诣，主战者空谈误国、不明事理、不负责任。这番话说到穆彰阿的心坎上，他深感欣慰，以赞赏的眼光示意曾国藩说下去。曾国藩感叹地说：“自南宋以来，书生好诋毁议和，以主战博爱国美名，而驾驭夷狄之道绝于天下已500年。”接着曾国藩说了3条“和抚”英国的理由：首先，英国人国力强盛，不易打败，不如“和抚”为上；其次，对英国人也要用忠信态度；最后，可用合法的外交、法律手段解决鸦片问题，这样才可釜底抽薪，而如果与英国人开战，结果将事与愿违。穆彰阿听了这番感同身受的言论，觉得他是自己门生中最具远见卓识的人才，前途不可限量，由衷表示赞赏。当即为他改名为“国藩”——国家藩篱（他原名曾子城，字伯涵，穆彰阿觉得此名太小气）。
穆彰阿提拔曾国藩为翰林院七品检讨，从此开始京官生涯。有了穆彰阿作靠山，加上自己刻苦修业深造，曾国藩在翰林院果然一帆风顺。不料，道光廿三年（1843年），曾国藩突然遇上了翰林院大考翰詹。所谓大考翰詹，就是朝廷组织翰林院的翰林、詹事府的詹事们进行考试，通常每6年举行一次。大考翰詹对翰林们来说非同小可，俗称“翰林出痘”。“出痘”就是出天花，在那个时代纯属听天由命之症，许多人过不了“出痘”这一关，结果一命呜呼，翰林、詹事们将参加大考喻作“出痘”，十分准确形象。这一关过得好，往往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即便将来当不上总督、巡抚、大学士，也能弄个尚书、侍郎什么的干干，成为二品大员；这一关过得孬，前程可就悬了，大凡会沦为“黑翰林”、“穷翰林”，原地踏步升官无门，一辈子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
本次大考距离上次仅隔4年，突然提前两年令曾国藩猝不及防。更惨的是三月初六他才获悉本月初十要举行大考。如此重要的考试，准备时间只有4天了。考完后曾国藩就发觉有一大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痛责自己：“粗心至此，何以忝厕词垣哉！”自己都认为考得很糟糕。所幸这次大考翰詹的总考官还是穆彰阿。交卷之后，穆彰阿便暗示曾国藩这位门生索要其应试诗赋。曾国藩马上回住处将诗赋写好亲自送往穆府。成绩揭晓后，曾国藩考得了二等第一名的好成绩。
此前曾国藩的品位一直滞留在七品，此后则几乎年年升官，几年之内，便升迁为从四品衔翰林院侍讲学士。
连连高升
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道光廿七年（1847年），10年间，刚开始曾国藩仕途无大进步，甚至一度坐冷板凳，但在道光廿七年经穆彰阿的一番“运作”，曾国藩从翰林院侍讲学士骤升从二品，连连高升。曾国藩自叹，10年之间，由进士而得阁学，37岁官至二品，本朝200年来，在湖南籍京官中仅有他一人。他感恩老师穆彰阿的深厚关怀。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封建时代的官场是势利之场。京官们见曾国藩是穆彰阿的爱徒，前来拜会结交者络绎不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秉持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关注国家大事，并上奏皇上，高谈阔论，结果不合道光皇帝心思，被批“迂腐欠通”。此事传开后，京城纷纷传言曾国藩圣眷已失，大家还是少和他往来为好。这样一来，曾宅门前车马冷落。曾国藩耿直，不愿去结交朝臣。在这关键时刻，又是恩师穆彰阿拉了他一把。
一天，道光皇帝召见穆彰阿，说完大事，穆彰阿乘机保荐曾国藩，说他“遇事留心”，请皇上重用。不久，道光皇帝下旨要在养心殿召见曾国藩。养心殿是皇宫收藏历代名人字画的宫殿，皇帝一般不在这里接见臣下。翌日，曾国藩来到养心殿，一直坐了整整两个时辰，到了正午，也未被接见，心中生疑。不久，当值太监告诉他，皇上今天不来了。
曾国藩在翰林院当差7年，被皇上召见了好几次，从来未遇到此种情况，也未听说此事。感到蹊跷的他赶忙去找恩师，请教其中原委。穆彰阿仔细询问了事情经过，马上拿出400两银子，派人进贡给那位在养心殿值班的太监，把曾国藩恭候时室内的所挂图画、文字等，统统抄下送来。
晚上，从宫中送出一大包白折，穆彰阿指着一本白折郑重其事地对曾国藩说：“这是那间屋内挂的几张屏条的抄录件，上面记录有乾隆帝当年六巡江南的事迹。当今皇上常和我说起，也想学乾隆爷，但总没有机会。皇上既不能了此心愿，只好把乾隆南巡之事读得烂熟，也算过瘾。我估计明天召见，必然问及此事。你赶紧回去，连夜熟读，牢记在心，不可遗忘一个字，将来能否青云直上，就靠它了。”
翌日，曾国藩一早进宫候见，道光皇帝在养心殿召见了曾国藩。果然不出穆彰阿所料，道光皇帝问及那间房里的字画上所书的大清祖宗历朝圣训，曾国藩早有准备，自然对答如流。道光十分惊喜，从此对曾国藩青睐有加。于是，曾国藩得以连连高升。
不忘旧恩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龙驭上宾，咸丰皇帝即位。咸丰帝厌恶穆彰阿多年把持朝政，于己不利，为了收拢人心，撤了他一切职务，永不叙用。穆彰阿虽然了，仍有很多经其提拔的官员占据各重要职位，曾国藩就是代表。曾国藩虽受穆彰阿知遇之恩，但因为他行事谨慎、低调、忠诚、清廉、隐忍、干练，无明显巴结行为，与穆彰阿政见也不尽相同，称不上死党，所以没受到多少牵连，但他自此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
在京城，曾国藩曾偷偷去过穆宅几次，每当路过凄凉的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
曾国藩永远感激穆彰阿的提携之恩，咸丰六年（1856年），穆彰阿病重，曾国藩正率湘军在前线与太平军作战，但由于皇上身边再无恩师那样真心为自己说话的人，办事也总是多处掣肘，很难像以前那样顺手。当时，病弱憔悴的穆彰阿亲书“好汉打落牙和血吞”条幅，与两枚保健球，一并托人送给曾国藩，勉励他要在事情不顺时忍耐。
有一次，曾国藩路过门庭冷落的穆宅时，专门进去看望了穆彰阿的儿子穆萨廉，并为穆家修了旧宅。此事深深地打动了肃顺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是个不忘旧恩的君子，一致在咸丰帝那里力保他。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成为“中兴名臣”，拜侯封相，赴任直隶总督前晋京面圣，受到隆重恩遇。此时，穆彰阿已经辞世12年了，曾国藩依然没忘记恩师的提携，在各类表彰庆典无暇接应的情况下，推托了一些应酬，换上布衣小帽，悄悄来到恩师旧宅，专程探望家道中落、生活拮据的穆氏后人穆萨廉，馈赠巨款，聊报知遇之恩。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奉命赴天津办理教案，他预料此行凶多吉少，恐怕再无机会来京，又专门写信令儿子曾纪泽再次赴穆宅，向穆彰阿儿子穆萨廉表示慰问和告别。
第3篇：曾国藩名言范文
前些年流行一句话：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做官要学曾国藩什么呢？有人以为曾国藩在晚清政坛始终屹立不倒，应该学他左右逢源的做官技巧。但曾国藩认为，他做官的根本，做官的最大技巧就一个字，穷。
曾国藩在给其九弟的家书里，曾经袒露心声，说到过自己做官的技巧。为什么要说此话题呢？他估摸弟弟们将来也要当官，出于关爱之心，在他们当官之前，先把自己为官的心得体会说给他们听。他认为他的体会，是最重要的为官之道，希望弟弟们将来进入仕途，一定要以此为戒。他在家书里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全集·家书》）（图1）
图1 曾国藩家书教育弟弟为官之道
意思是说，我向来以做官发财为耻，以做官能守穷为荣。我发誓，将来我留给子孙的遗产里，要有我做官挣的钱，就违背了我人生信仰，老天爷作证，我绝不食言。曾国藩是在教育弟辈做官要清廉，做一个清官，才是个好官。但仔细琢磨这段话，有三个蹊跷的地方。
第一，做官不贪财，做官以穷为本，以清廉为本，这本是应有之事，正常之事，人尽皆知的道理。为什么曾国藩要跟弟弟在家书里赌咒发誓，要说章明鉴临，予不食言呢？
第二，他说留给子孙的遗产里要有做官挣的钱，那是可羞可恨的。但是曾国藩做到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官位至极，直到死在两江总督任上，留给子孙的遗产里怎么可能没有当官挣的钱呢？别说他是两江总督，就是个知府，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况且两江总督收入比知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第三，客观事实和这段话相矛盾。在曾国藩之前，湖南湘乡没出过什么大官，但是后来却出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发达之后，特别喜欢提拔乡人。湘军里有很多湘乡人，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曾家也成为当地最大的乡绅，最大的富户，曾一度为湖南首富。都成为湖南首富了，说自己从来当官不贪财，这不矛盾吗？不是曾国藩在说大话、说假话吗？
放下第一、第三个疑问，吃鱼先吃鱼肚子，先来分析第二个疑问。就是曾国藩到底有没有留官俸作为遗产留给子孙？
他到底留下多少遗产给两个儿子？没有史料证明，后人不曾知晓。有没有曾国藩做官挣的钱？也许多少有一点？
先从一件事上进行反证分析。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都当朝为官。曾国藩死后，两人因受过严格家庭教育，向来以清廉自守。老二不很有名，老大则颇有名声，是晚清最著名的外交家。史料里明确记载，他在任英法大使期间，因为国家没钱，他把自己的薪俸全部贴补了建造使馆和外事活动。一向勤俭持家，非常节约，常年不买新衣服。
曾纪鸿在北京当一个低级官吏，比他哥还穷。曾纪泽出使英国时，曾纪鸿身体不好，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生病就要看病，看完病就要抓药，可他就是没钱买药。平常官俸很微薄，再加上这俩孩子在曾国藩的教育下不拿任何灰色收入，一直过得很清贫。曾纪鸿这时挺为难，想管大哥借，但一想，还是算了。一是大哥不在国内，二是大哥家里向来拮据，哪有钱借给自己？这时离曾国藩死没多久，要是曾国藩留下大量遗产，怎么可能没钱看病呢？是不是把曾国藩留下的遗产都挥霍一空了呢？史实证明，这两个孩子向来品节高尚，决不是败家子。就在万般无奈时，左宗棠听说了这件事，热泪盈眶。说，我平时最不服曾国藩，现在我老左不服老曾也不行了，老曾真是教子有方。这两个孩子身在官场，且名门之后，竟然清廉自守到这步田地，穷到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于是左宗棠慷慨解囊，雪中送炭，才帮曾纪鸿度过难关。曾纪泽回国知道此事后，专门写信感谢左宗棠。谢意溢表，却没说弟弟不该接受救助。因他也没办法帮助弟弟，只好由左宗棠来资助弟弟治病。这说明两个孩子穷到了什么地步。
如果曾国藩留下大量遗产，能穷到连病都看不起，能穷到让左宗棠相助才能度过难关吗？不可能。所以可以推理出来，曾国藩确实没留下多少遗产给孩子，或者他留的遗产里没多少金钱。
第三个疑问就是曾家既然是湖南首富，曾纪泽、曾纪鸿怎么可能穷到这个份儿上？如果曾纪鸿这么困难，而曾家老家又那么有钱，怎么可能不向亲戚伸手，而接受左宗棠的救助呢？这很奇怪。答案是，曾家在湖南是首富不假，但不等于说曾国藩他家富，而是曾家家族在湖南是首富。曾家最富的是谁呢？就是他九弟曾国荃。曾国藩有四个弟弟，曾国荃排行老四，整个家族兄弟姐妹一起排，曾国荃排行老九，曾国藩称他为九弟。后来曾国荃带兵，在军中人称九帅。曾国荃和曾国藩不一样，是个非常贪婪的人。而且打仗特别狠。曾国藩虽是书生带兵，但有湖南人的狠劲儿，他四个弟弟比他还狠，被称为“如狼似虎五兄弟”。在五兄弟中，最狠的就是曾国荃，最喜欢干丧尽天良的事。什么事？屠城抢掠。攻下一座城就开始屠城，然后就纵兵劫掠。抢钱，抢金银财宝，抢所有值钱的东西，特别贪财。曾国藩的四个弟弟都特别贪，尤其老九最贪。知弟莫若兄，曾国藩知道九弟的德行，所以写信时给他讲当官第一要，是要守得住贫穷，要清廉为官，然后赌咒发誓，拿自身做一个典范，就是希望能够把弟弟引上正途。可惜，虽然曾国藩在家庭教育上很有方法，但对他几个弟弟，尤其在清廉为官上，一直没办法。这几个弟弟天性贪婪，尤其曾国荃贪婪到极点，屠城抢劫完后就把钱运回湖南老家，逐步成为湖南首富。这也解释了第一个疑问。
曾国藩花尽了心思告诫这个弟弟不要贪，但没辙，曾国荃根本不听他的。曾国藩手下最心爱的一个将领，叫彭玉麟，实在看不下去，上了奏折，列举了曾国荃十大罪状，要弹劾曾国荃。而且不避嫌疑，先把奏折递给曾国藩，说请曾大人帮我递呈朝廷。曾国藩很为难，为什么？他这四个弟弟，三个都跟他出来带兵打仗，三弟五弟都战死沙场，他觉得特别亏欠几个弟弟。想来想去，最终藏私护短，把这事压了下去。但曾国荃呢，依旧我行我素，不论曾国藩怎么教育，他就是不听。不仅自己在家里大兴土木，还出头替曾国藩拿主意。他回老家探亲时看到曾家老屋比较破旧，曾家几兄弟没分家，老屋住的是长房这一支，就是曾国藩这支。曾国荃心想，你不建，我有钱，我替你建。于是自作主张，把曾家老屋翻修了，还新建了几间房。他估计大哥要说他，也没敢特别花钱，花了三千串钱，相当于几百两银子。曾国藩知道后，果然勃然大怒。写信给曾国荃说，你怎么能替我拿主张呢？新房子搬进去容易，搬出来难，一旦住进好房子你再住差的，你就不舒服。曾国藩的意思是，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你让我的子女住到奢华环境里，他们怎么能节俭呢？要不你把新房子给我拆了，要不我这辈子坚决不回家住你新建的房子。（图2）
曾国藩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穷字呢？他有他的道理，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曾国藩认为，在官场上，这个穷字是保身之道，很重要。不是讲做官要学曾国藩，学他做官的技巧吗，那就学穷字可以保身这条。曾国藩是清王朝最重用的一个汉人官员。清朝有一个政策叫作满汉相防，满清朝廷向来不敢重用汉人，不是说不给汉人官当，但是有实权的，尤其是掌握兵权的官都不交给汉人。曾国藩是一个例外。为什么会有这个例外？时事所迫。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一出战，湘潭大捷。然后趁势兵进湖北，打到武昌城下，一举收复武汉三镇。消息传到皇帝那儿，咸丰高兴得手舞足蹈。说不意曾国藩一介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他在圣谕里说，获此大胜，孰非意料所及。感慨自己想不到，高兴。一高兴，就封官许愿，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成了一方大员，一方诸侯，相当于湖北省长。有了实权，调兵、调粮、拿钱都非常好办，曾国藩非常高兴。依官场规矩，皇上封你官，你得客气客气，推辞一下，你不能觉得就应该封我这官。所以他写了封奏折，说我才德不足以做此高官，推辞、客气一下，履行官场潜规则。哪知道，奏折送上去之后，过了七天，咸丰皇帝的批复下来，结果实在让曾国藩想不到。咸丰说“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就是说我知道你肯定要推辞，既然你推辞，那你就不要当湖北巡抚了。咸丰皇帝大概也不好意思，随奏折批复还有一段话，不仅不给曾国藩湖北巡抚一职，还把他骂了一顿。说你上次写奏折给我，为什么不署湖北巡抚官衔？我上次圣旨已经让你做湖北巡抚，你就应该在奏折署上湖北巡抚官职。你太不像话了，下次一定要注意。
咸丰怎么像小孩一样，变得这么快？一般人不理解，都替曾国藩鸣不平。曾国藩多聪明，一下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曾国藩武昌大捷的消息传来，咸丰确实很高兴，也下了圣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但高兴劲儿还没过去，旁边一个大学士祁隽藻就跟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嗥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之福也。”就是说，皇上啊，曾国藩在家丁忧，身上没有官职，不过是个平头百姓。而登高一呼，四方响应，想想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这话一说完，咸丰激凌凌打了个冷战，为什么？一下想起满汉相防的祖训来。曾国藩是汉人，让他做湖北巡抚掌握实权怎么可以？咸丰皇帝又感慨了一句说，才走了半个洪秀全，又来了一个曾国藩。此后，咸丰一直对曾国藩小心提防，甚至咸丰死了之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也对曾国藩一直处处戒备。曾国藩对此心里像明镜似的，清清楚楚。他打下天京后，从左宗棠、彭玉麟，到曾国荃等各级将领，都建议他反了满清。东南半壁江山有钱，有粮，有军队，有实力，要不就满清，要不就隔江而治。曾国藩不肯。为什么呢？两个原因:
一是曾国藩有根深蒂固的儒教君君臣臣的道德观念。信仰决定人生，既是儒家的信仰造就了有成就的曾国藩，同样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做一个反臣。二是曾国藩也知道自起兵之初，满清王朝就对他时刻提防，若不慎将把柄落入人手，立刻盛极而衰，脑袋都不知道怎么掉的。所以他一直在官场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小心谨慎。他非常懂得为官之道，明哲保身之道。曾国藩讲，你得穷，你得不贪，你能穷你不贪说明什么？说明你没野心，没把柄落在人家手里。所以曾国藩一带兵，立刻喊出口号，喊得震天响。喊什么？说我曾国藩不怕死，不贪财。其实这也不是他先说的，是岳飞先说的：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国家才有希望。曾国藩喊我不怕死，不爱财，就是想说明我是尽忠报国的。他始终在钱财这儿没给人抓住把柄，
第二个原因，曾国藩这么看重穷，是他认为不论在官场，还是在人生，穷是善身之道。民间有句俗话，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其实对于男人来讲，最危险的两样东西不是女人，是什么呢？金钱和权力。名利场上，但凡权钱交易，场场都是危局，都是惊心动魄的败局。男人碰到权钱交易，没有不坏事的，没有不坏身的。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眼里把钱看成比一切都重要的这种人，人品肯定不咋的。
图2 穷是善身之道为官之道曾国藩一生清廉
曾国藩拿他几个弟弟没办法，只好下尽功夫教育自己的孩子。他有一封信写得非常有名，是写给二儿子曾纪鸿的，当时曾纪鸿才九岁。一般写信回家，都是写给老婆或者写给父母，顺带问问孩子怎么样。曾国藩不仅给父母写信，给兄弟写信，给老婆写信，儿子才九岁就单独给他写信，曾国藩真是一位好父亲。信开始先鼓励曾纪鸿说，听说你九岁就很懂事，很好啊。赏识教育，把孩子捧了一下。然后就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曾国藩全集·家书》）就是说，一般人都希望子孙当大官。我自己不希望当大官，只希望当君子。我也不希望你当大官，当一个君子最重要。君子的定义是什么呢？就一个条件，勤俭自持。你能洁身自好，那就是君子。信的最后说，“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曾国藩全集·家书》）曾氏名言，真是治世之铭也。
现在不知道怎么教育富二代，看看曾国藩家书，早就提出了最好、最有用的答案。富一代应该怎么养富二代？即使有钱也得穷着养，穷着过，这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原因，曾国藩这么看重穷字，这和他人生信仰有关。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儒生，以儒家传人，以理学宗师自命，所以仁爱忠恕、礼义廉耻是他心中至高的标准。他在南京任两江总督时，把自家老婆、孩子接了过来。当时淮军首领，他的学生李鸿章，一看曾老师的家眷来了，就出面请曾家女眷吃饭。这时候曾国藩的两个小女儿还没出嫁，为参加宴会，两个女儿吵了一架。为什么吵呢？因为两个女儿只有一条绸缎裤子，还是大嫂留给她们的。一条绸缎裤子两人都要穿。怎么办？最小的女儿曾纪芬回忆说，自己抢不过姐姐就哭了。曾国藩安慰她说，如果明年我还能继续做两江总督，一定单独给你做一条。曾纪芬一听，开颜欢笑了。曾纪芬后来很有名，叫崇德老人。（图3）
堂堂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至于要连任了才能给女儿做一条绸缎裤子？至于抠门儿到这份儿上吗？事实上，不光对女儿，对家人他都是这么要求的，对自己更是向来这样要求。曾国藩考中进士时，做了一件天青缎马褂，这件衣服一穿穿了30年。平常舍不得穿，过年过节或有庆祝活动时，才拿出来穿一穿。直到他死时，这套衣服还跟新衣服一模一样，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新衣服。曾国藩有一句名言，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曾国藩全集·家书》）为什么衣服还是旧的好呢？因为生活还是简约的好。
曾国藩有个外号叫“一品宰相”。因为他每饭只食菜一品，就是一碗饭、一碗菜。不光有这个外号，还有一个著名的吃饭典故。描述曾国藩吃相的，叫作只吃眼前菜。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到扬州视察，扬州是盐商聚集、有钱人居住的地方。知府为拍足马屁，备下盛大酒宴招待总督大人。曾国藩因为要找盐商筹措军饷，不好拒绝，就去了。到那儿一看，傻了眼，瞠目结舌，饭菜怎么豪华奢侈到如此地步？曾国藩一般不让人为难，但实在吃不下去。不论别人怎么劝菜，就吃眼前的，吃了几筷那道菜。别人都纳闷儿，又不敢问总督大人。都以为一品宰相，一顿饭只吃一碗菜，所以他只吃眼前的。曾国藩之后告诉身边人自己为什么只吃眼前那道菜，说“一食千金，吾口不忍食，目不忍睹。”（《曾国藩全集·日记》）就是说，当今天下纷乱，百姓流离，这帮家伙一顿饭吃掉老百姓多少钱，多少顿饭啊？这些挨千刀的。但又不好当时寒下脸来，为表明态度，无声抗议，只吃眼前菜。
曾国藩一生守住了一个穷字。他说，：“受不得穷，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你经不得穷，你的人品就立不起来，就不可能成就非凡人生。安贫乐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像曾国藩从头到尾的人生中，始终如一的坚持下去确实很难。但他的人生里有没有说时容易做时难的事呢？有没有也做不到的事呢？请继续阅读下期。（图4）
第4篇：曾国藩名言范文
“文理太浅”，五次考秀才名落孙山
第一次大辱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这一年21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16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触犯潜规则，当京官遭人“唾骂”
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黄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曾国藩升位实职副部长后10个月，在家信中竟然表示：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补于国计民生。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官场了。
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犹如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让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内部，腐败已渗透入帝国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身居翰林之时，曾国藩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
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让曾国藩感觉喘不过气来。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他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对“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
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其实，官场上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飞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 看到他的奏折中把京官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气不打一处来。好嘛，满朝皆醉你独醒，满朝皆浊你独清？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
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国藩无地自容，寒了一辈子。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平生第二大堑”。
这“第二大堑”并没有使曾国藩沮丧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对这个官僚体系的战斗决心。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满怀赤诚，尽忠竭智，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但咸丰心胸狭窄，气质庸弱，完全谈不上雄才大略。他对如何驾驭大清政治心无定见，曾国藩这些呕心沥血的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曾国藩大失所望，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咸丰元年，太平军起，很快席卷广西。对于这场大乱，咸丰皇帝毫无准备，像无头苍蝇一样，指挥混乱，布置失措。曾国藩认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敬陈圣德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谨于小而反忽于大”， “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刚愎自用、出尔反尔。
年轻气盛而又自尊心特别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转而假惺惺地夸奖了曾氏几句，但又下了长篇上谕，细细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
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但皇帝的哓哓置辩，却让他认识到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是不可能的。此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憨激之言了。
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接连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得罪琦善、弹劾赛尚阿），却令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背后当然更有无数诋毁之词。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京城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愈来愈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意。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他14年的京宦生涯。
长沙之辱，反迫使其练成湘军
曾国藩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不与焉。”似乎长沙之辱在他记忆中无足轻重。事实远非如此：正是这次强烈刺激，推动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成就了湘军。
事情起因于咸丰二年腊月曾国藩入省承担公事。是年底，咸丰皇帝的一道紧急命令传到荷叶。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曾国藩一到长沙，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
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时，太平军已挥师湖北。湖南虽暂获喘息，形势却依然危急。太平军走后，各县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发难，也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逞，湖南境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
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社会治安案件。曾国藩命令，凡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立即结案。处理方法只有三种：一是立刻砍头，二是活活打死于棍下，三是施以残酷的鞭刑。四个月内，审案局 “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曾国藩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著名外号。
恐怖政策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曾国藩勇于任事，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对他种种作为的不理解和担心。李瀚章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劝其缓刑”。
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权力是官员的生命，也是官员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收获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官员视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
曾国藩不遵循行政程序，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不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样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
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但只有曾国藩一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分忧。这又触犯了官场潜规则。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
风波的触发点是练兵。
曾国藩不是军人，但他深知，依靠目前这支大清军队，打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因为晚清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灵魂、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10天，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创建一支新的军队。
曾国藩练兵，首重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他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令全长沙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月数次与湘军一起“会操”。他为了唤醒这些兵痞的良心，也确实苦口婆心。
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
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即使是巡抚这样的实权大官，也不会具体过问军队的日常操练。文官们虽然痛恨曾国藩，但也只能形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们却没有这么好脾气，他们立刻付诸行动。
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他在太平军进攻湖南时曾临阵脱逃，此时面对曾国藩却很勇敢。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摆弄。
行事至刚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清德，并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尚方宝剑很快显示了威力。咸丰皇帝立刻将清德革职拿办。表面上看曾国藩在这次冲突中取得大胜，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根植在这场“大胜”之中。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动辄咬人足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更加恨之入骨。
绿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湘勇土包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经常借故与湘勇发生械斗。一次绿营兵竟破门而入，连伤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曾夺门而逃，几步窜到隔壁巡抚骆秉章办公室门前，连连急叩。
骆秉章听得一清二楚，却装聋作哑，暗暗发笑。骆的调处办法是命人把捆送来的那几个绿营兵带来，他亲自上前松绑，还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绿营兵面子挣足，兴高采烈拥着这几人而去。只剩下骆曾二人了，骆秉章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啊！”就转身走了。曾国藩气得哑口无言。
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
这是曾国藩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比起这次挫辱来，完全不在同一档次。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
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上控告。然而仔细一想，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能把湖南全省官员都扳倒吗？如果扳不倒全省官员，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寸步难行？
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不再与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铺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不争一日之短长，等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确实是赤手空拳，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着五无：一无办公场所，二无名正言顺的职权，三无经验，四无朋友前来帮忙。真正的困难是第五条：无制度保障。
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安身之处。它就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绿营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它的最大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旧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来源。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绿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省官员既与他关系紧张，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曾国藩身为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饷源。
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吃尽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咸丰四年四月湘潭之战中，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作殊死战，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兴起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重大胜利。
接到战报，咸丰皇帝大喜过望，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湘军，还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这道上谕从根本上转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拥着一抬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
曾国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从这次经验中，他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
江西之困与家居两年后的“大悔大悟”
湘军的意外崛起，使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八面逢源了吧？不是。曾国藩的日子仍不好过。因为体制仍然不顺，饷项仍须自筹。曾国藩仍常和他人发生冲突，以致肝气上升，时常处于焦灼愤懑之中。问题的焦点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对他们唯命是从。
曾国藩需要实权，这一点皇帝心里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浅的咸丰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以前只知曾国藩胆子大，这次才知此人本领大，振臂一呼，即集兵数万，所向披靡。如果他打败了太平军后反戈朝廷，那岂不是比太平军还难对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汉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满洲八旗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天京脚下的满族将领收功。因此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未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
鉴于湘军是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咸丰皇帝命曾国藩出省作战，支援困境中的江西。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其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此人气度狭隘，寸权必争。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为难。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无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子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曾国藩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江西筹饷，这又侵犯了陈启迈的财政权。在他的带领下，江西通省官员与曾国藩针锋相对。
曾国藩忍无可忍，于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陈启迈“劣迹太多，恐怕贻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无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阅之大怒，立刻将陈革职查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重复了湖南的经验，这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束手，反而令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被人毒骂痛打，遭受侮辱。曾后来形容当时的苦况说：“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当然，使他“积泪涨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员的个人素质，而是咸丰皇帝对自己不信任。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父亲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直回了湖南老家。
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帝却和曾国藩较上了劲。适值此时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内部分裂，势力大衰，看起来已指日可平，有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曾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比如以知府投身于他的胡林翼早当上了湖北巡抚，而他却仍是一个在籍侍郎，职位没有任何升迁。
原本自诩硬汉的曾国藩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殊忧郁”，动不动就骂人，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渐渐静下心来。
曾国藩反思，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合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到达胜利的彼岸。
曾国藩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变。
人算不如天算。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不想在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势力又回光返照，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
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他不再痛恨“滥举”（邀功时拼命保举下属，拉拢人脉），而是“同流合污”了；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了……
晚年的“老奸巨猾”
经过数十年历练，到了晚年，曾国藩已经称得上“老奸巨猾”了。
最能表现曾国藩“老奸巨猾”的，当属李秀成案的处理手段。
李秀成被俘之后，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套取资料情报。他几次面讯李秀成，虽称“讯”，却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派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李秀成为曾国藩的魅力所倾倒，在自述中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对他“恩情厚义”。从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话语来判断，曾国藩当对李秀成有过暗示，比如许诺将为他向朝廷乞恩。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时意志动摇，从而写下了数万言的自述书。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后，曾国藩却迫不及待地违反朝廷献俘北京的命令，提前在南京杀了李秀成。因为一旦将李献俘到京城，湘军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也许就会曝光。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被处死。这一行动既表达了对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讳”、“开诚布公”的作风。曾国藩也并未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李秀成临死前对曾仍毫无怨意，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
曾国藩生平以“诚”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录李秀成自述时，他却多处作伪。经罗尔纲等人考证，曾国藩在李秀成原稿上进行了以下几处关键修改：
一是关于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迹本称“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说明洪秀全病死。曾国藩为了夸大曾国荃的战功，将此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证明洪氏直接死于曾国荃的军事压力之下。
二是李秀成被俘经过。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过程中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如果照此汇报，则李秀成之被俘与湘军本无关系。曾国藩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
第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
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在晚清官场，并不特别得心应手。
最能表现曾国藩晚年风骨的是这样一件事：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但曾国藩数次峻拒。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曾国藩维护了这个政治原则，却深深得罪了醇亲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后，他及他的派系对曾国藩之攻击不遗余力。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愤世嫉俗、傲岸不群；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发来的。这是曾国藩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质朴刚正为基础的，与世俗的油滑机智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衷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终会实现这个理想。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精力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几为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第5篇：曾国藩名言范文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之初，主要依靠同乡和亲友；移师衡阳操练水陆师时，人才渐多；征战沙场， 远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时，更是人才鼎盛、规模宏大。曾国藩驻扎安庆大营时，各处军官不下二百人；及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府中幕僚也有百人左右。
同乡和友人如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刘蓉、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李元度、江忠源等；亲人兄弟有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原绿营军人如塔齐布、杨载福、鲍超等；门生故吏有李鸿章、吴汝纶、沈葆桢等；还有许多慕名而至或通过友人或幕僚的举荐的更是比比皆是，如王闿运、薛福成、刘铭传、彭玉麟、张树声、赵烈文、吴汝纶、容闳、徐寿、李善兰等。就出身而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不一而足。就连其对手石达开也不得不赞叹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
为能留住人才，力除任人唯亲之弊，曾国藩是“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咸丰八年在写给其弟曾国荃、曾国华的信中谈到：“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至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常常以求才为急，其阘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这充分体现曾国藩唯才是举的用人之道。虽是亲友，但无才能也不可任用，曾国藩以为“或厚给途费，遣之归里；或酌赁民房，令住营外。不使军中有惰漫喧杂之象，庶为得宜”。但对于真正的人才，曾国藩又能够做到卑身厚币。郭嵩焘、刘蓉是曾国藩力邀进入幕府的，针对郭、刘二人的薪水，曾国藩私下对掌管钱财的人说：“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
第6篇：曾国藩名言范文
曾国藩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21岁考取了秀才,此后仕途稍遇挫折,会试连考两次不中,但他毫不气馁,继续埋头苦学,终在28岁殿试中了同进士。自此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翰林院庶吉士一直升到了吏部侍郎。42岁奉命在家乡湖南办团练,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平定太平天国革命之旅,经过十余年的生生死死、几起几落,终将太平军主力彻底摧毁,功封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曾国藩的对后世的影响至今不减
后世由于对太平天国革命所持的立场不同,所以对曾国藩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语)。前者如同治皇帝所发诏谕“朕惟位兼将相,仗经文纬武之才,气壮山河,懋崇德报功之曲。爰陈芳奠,用奖成劳。尔原任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赠太傅曾国藩,学有本原,气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后者如以“洪秀全第二”自喻的孙中山,将其斥之为汉民族不肖子孙,章太炎则语笞,“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如果从超越政治立场的历史角度来看,曾国藩作为清廷的一名政府官员,授命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属其本职工作,作为清廷官员的他恪尽职守、力挽狂澜于既倒,终身不忘学习,成为以儒学为主体、理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不论是其从政为官、治学论道、持家教子、疆场竞斗、处事交友、修身养性,对后世影响都极为深远,时至今日依然丝毫不减。
留学教父容闳博士,曾受雇曾国藩门下,认为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谓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
一代大儒梁启超先生认为,“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开国领袖对曾国藩的评价远远超过孙中山、袁世凯和康有为等人,且他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都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与黎锦熙《论学书》)
一生也十分推崇并学习、效法曾国藩,认为曾国藩的著作是“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的”。早在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就亲自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要求学员“人手一册”,作为治军治国之蓝本。在家庭教育上,同曾国藩如出一辙。他在给蒋经国、蒋纬国兄弟的信中,从衣食住行,作文写字,到阅读功课,均有详细严格的要求。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说:“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
其他如在长沙一师的老师杨昌济、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的著名学者蒋廷黻、开国元勋元帅等许多著名人士,从不同角度对曾国藩都有极高的评价,并多坦陈曾国藩对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有深刻影响。
曾国藩对后世的影响,在当代依然有增无减。199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同志前往湖南参加同志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时,亲自过问《曾国藩》的出版情况,当他看完唐浩明先生所撰的《曾国藩》后,还特别赞扬这部书写得好;前任国务院总理朱F基也称,“《曾国藩》写得好,我在看第二遍,有时间我会与作者(唐浩明)直接联系”。原湖南省委副书记孙文盛调任山西省省长时,给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带去的见面礼就是唐浩明所著的20套《曾国藩》。当时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从政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
曾国藩的修身、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思想,也深刻影响着当今诸多成功企业家的行为和价值观。TCL董事长李东生在多个场合就坦言自己就是曾国藩的好学生,说自己的人才选拔与任用深受曾国藩的影响。笔者曾经工作过的某金融控股集团,很多年前曾给公司数百名高管和骨干员工每人发了一套《曾国藩十三经》,随后多次召开专场读书会交流、讨论曾国藩思想在企业管理与个人修身中的现实意义,时至今日,公司高管们相聚,曾国藩的思想仍是最受欢迎的话题之一。
那么,曾国藩缘何能成为如此之多的成功者的精神导师和学习楷模呢?后世的学者对其成功之道进行了泼墨如云的研究。有人认为他注重人格修炼、韬光养晦和阴阳调和;有人将其人生智慧归结为志存高远、屡败屡战、有恒、知过、求过、改过、广交朋友;也有人就其某个方面的成功要因进行了思辨性的分析,如韩增海对其管理之道进行了归纳总结:外表真诚、厚道,内心精明智慧、日日学习,天天进步、名正言顺、会做秀、识时务、打造优秀团队、抓思想、拿得起放得下;还有人对曾国藩中庸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他的为官之道是“隐忍克制,适度谦退”;治家之道是“慎独自修,改过自新”;处世之道是“忠恕宽容,以德报怨”;修身之道是“至诚尽性,谨慎谦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笔者认为,曾国藩之所以成功,还有两点特别重要,就是知人之智和挺忍之明。
曾国藩成功原因之一:知人之智
看一个人的知人之智,首先要看他的心胸有多大,能容下多大能耐的人。
左宗棠自恃才高,与人写信,不署自家姓名,只署“今亮”,自以为就是当今的诸葛亮。他不懂礼貌,见谁损谁,对曾国藩更是能损即损,且常常用词刻薄,很不给人面子。
“涤生这些年也算是青云直上,比我只大得一岁,侍郎都已当了四五年。论人品学问是没得说的,但论才具来说,不是我瞧不起他,怕排不得上等。”左宗棠多次在公众场合如此评价曾国藩。
中国人历来很爱面子,文人更是如此,曾国藩也不例外。左宗棠、郭嵩焘、郭焘、江忠源与曾国藩等人一起议论国事,大家的兴致都很高。左宗棠才思敏捷、口若悬河,总抢曾国藩的风头,曾国藩为此有些不快,临别时笑着对左宗棠说:“我送你一句话: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相左(话中嵌着“左季高”三字)”。左宗棠当众马上以“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还击(也恰好嵌着“曾国藩”三字)。左宗棠不给曾国藩面子,且用词刻薄,由此可见一斑。左宗棠晚年有两大嗜好:一是不分场合、不看对象强迫他人与他一起反复回味收复新疆的美妙感觉;二是骂曾国藩。
靖港惨败后,曾国藩给皇帝的遗折和家人的遗书都已准备就绪,正寻思是通过投水还是上吊的方式来自裁时,左宗棠循迹而来,大骂曾国藩不忠――刚刚出师,便以受挫而自杀,置皇上殷殷期望于不顾,视国家安危为身外之事,不孝――令尊大人实望你为国家作出一番烈烈轰轰的事业,流芳千古,使曾氏门弟世代有光。你今日自杀,使父、祖心愿化为泡影,不仁――全然不顾一万多湘勇嗷嗷待哺之处境,撒手不管,使湘勇成为无头之众,结局只能落魄回乡,过无穷尽的苦日子,不义――众多朋友放弃自己的事情来做你的助手,你如今只图自己省去烦恼,却不想因此会给多少朋友带来烦恼。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好听的话不真实,真实的话往往不好听,但人性使然,绝大多数人总喜欢听好听的。而曾国藩则表现出了超人的自知与知人之明,不待左宗棠说完,他从床上霍然而起,握着左宗棠的手说:“古人云‘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萑缓钩,霍然病已’,这不是指今日的我么?国藩一时糊涂,若不是吾兄这番责骂,险些做下贻笑万世的蠢事。眼下兵败,士气不振,尚望吾兄点拨茅塞。”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自金陵攻克之后的整整八年间,“左宗棠始终没有一纸亲笔信给曾国藩,寄来的函件全部是冷冰冰的公文”。但这些年来,每当想起湘军创建之初,左宗棠所给予的大力支助,尤其是靖港败后欲再度自杀的那个夜晚,左宗棠一席与众不同的责骂所起的巨大作用,曾国藩就觉得对左宗棠有所亏欠,甚至连左宗棠骂他虚伪――这对一向以诚自命的曾国藩来说,是伤透了他的心――他也能予以体谅宽容。
曾国藩苦盼了八年之后,远在万里之外的左宗棠终于给他寄了一封“曾涤生仁兄亲启”的私人信件。左在来信中,将他与曾之间在他人看来的“不和”一一做了详注。“八年不通音问,世上议论者休止千百!然皆以已度人,漫不着边际。君子之年争者国事,与私情之厚薄无关也;而弟素喜意气用事,亦不怪世人之妄猜臆测。弟与兄均年过花甲,垂垂老矣,今生来日有几何,尚仍以小儿意气用事,后辈当哂之。前事如烟,何须问孰是孰非;余日苦短,惟互勉自珍自爱。戏作一联相赠,三十余年交情,尽在此中: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无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纵观曾左一生交往的风风雨雨和起起落落,左始终是主动的,左之才,赛过三国时的魏延,而他不拘小节,得意必忘形,又远非彭k所及,但他所遇到的权势人物不是诸葛亮,而是很欣赏他才气的曾国藩,一个对他“虽然偶有不快但一直很欣赏”,一个使他有机会从浙江、福建一带从平民起步,一直做到闽浙总督,并有机会收复新疆而立下盖世之功的智者。曾国藩的知人之智、心胸之宽广,由此可见一斑!
看一个人的知人之智,还要看他欣赏并使用什么样的人。曾国藩不仅是人才管理的理论家,更是人才管理的实践家和受益者。“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知人之道,总须多见几次,亲加察看,方能得其大概。”与诸葛亮对人才的考核标准过于苛细,对他人缺点无限扩大化的倾向相比,曾国藩对人才个性的包容度要高得多。“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革命期间的心腹兼贴身保镖康福,本是“没有继承康氏家风,无德无才,浪荡岳州城”的迷失青年,但曾国藩通过长达半天的观察与交谈,知康福孝母爱弟,正直诚实,颠沛流离却不入邪途,更知“他家风纯良,祖德深厚”,于是一番“自古以来,因时势不到,英雄受困的事多得很。秦叔宝也有卖马的时候,那时谁能料到他日后会辅佐唐太宗打天下。且足下不仅棋艺出色,武功也出众,望好自为之,出人头地的一天总会有的”的愿景激励,就使康福人生开始走向正轨,“以后再不自暴自弃,定要奋发努力,为康氏先祖争光”,屡立奇功,彰显史册。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曾国藩还强调后天的培养对人才的改变。“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变换骨项,欲求变相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曾国藩特别善于培养人才。他主张多用奖励,少用苛责,他有两句名言,“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
李鸿章身材修长,五官俊美,言谈文雅,举止倜傥,但心气高傲,性格疏懒,为人不够实在,细节上不大检点,爱睡懒觉,公子哥习气很浓,但曾国藩的一番严厉的私室规过后,顿使李鸿章醍醐灌顶,洗心革面。“从那天起,李鸿章一改过去骄懒的文人习气。”当然,对于李鸿章的超常洞察力和变通圆润,曾国藩是非常欣赏的。“很佩服这个比他小十二岁的门生的见事之明。在湘勇主要将领中,有彭玉麟的忠贞,有杨载福的朴直,有鲍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划,有曾国荃的顽强,但无一人有李鸿章这样洞察全局的清醒、机巧应变的手腕!人才难得呀!”于是将其纳入重点培养对象。在重大事情上,曾国藩常常找李鸿章一起出谋划策并对其进行有意训练。正是曾国藩竭尽心思的发现和培养,李鸿章才有机会走上大清王朝的高层管理岗位。
曾国藩身处的晚清时代,是一个信仰崩溃、价值趋向多元化的时代。由于曾国藩的包容与因势顺导,他几乎揽尽天下英才,军事上的人才自不必说,在政治上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郭嵩涛,在洋务上有薛福成、冯桂芬、容闳等,在科学上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等。他的个人智慧由此也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扬光大,个人智慧变成了一个统治集团的智慧,个人的力量也变成了整个统治集团的力量得以无限扩大,这种力量足足影响了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无怪乎梁启超感言:“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已。”
曾国藩成功原因之二:挺忍之明
湘军从衡阳出师到武汉的这七八个月里,曾国藩经历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溃逃四散、湖南军政两界的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等等羞辱,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满面羞惭。经过一段短暂的胜利,曾国藩来到江西后,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国藩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不定。这期间,曾国藩遭遇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
面对这一切,曾国藩都忍了。他拿其师穆彰阿的一句俗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和血吞牙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不示人以弱,不求人怜恤,一切痛苦自己担当。二是将仇恨吞到肚子里,让它生根发芽,变成东山再起的动力。
在这位立下“不世之功”的清朝大员一生中,艰难隐忍之时不可谓不多。这种时候,若忍不住、挺不过,便是末路,再没有后面的柳暗花明。“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韧撑得住,可做出非常事业。”曾国藩用这些话来鞭策自己,也鼓励他人。这种“忍”的精神和功夫,正是自古以来成就大事者的必要条件――须知躬身入局之后,要面对的艰辛困苦、惨重代价和复杂情势,远远会超出人们预先的设想。单以科学研究上来说,爱迪生发明灯泡之前,未必会想到竟然要试验两千多种材料。法国微生物学家卡默德和介兰,在发明卡介苗之前,也一定想不到活结核菌灭毒成疫苗竟然要花费十三年的培养时间。再以古人来说,韩信受胯下之辱,隐忍不发,勾践为吴王喂马三年,卧薪尝胆,这些都是挺忍而后成大器的例子。
有野史上说,幕僚给朝廷拟奏折说湘军“屡战屡败”,曾国藩将“战”“败”两字易了一个位置,变为“屡败屡战”。这一字之易,体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精神气慨:决不屈服,决不退缩,倒下了再爬起来,前人死了,后人再继续。这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强精神的生动体现,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挺忍到最后的胜利。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曾国藩的挺忍功夫,精神动力源自他尽忠报国的人生志向。曾国藩一心要尽忠报国,干出一番大事业,所以他的人生格局理所当然地定位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危而不是个人和小团体利益。“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人苟能自立志,则对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在其著名的《拟选聪颖弟子出洋学艺折》中,国家自强始终是他上折的中心话题。“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
人生格局其实就是一种宏大的组织责任感。只有个人责任感而没有团队责任感者,必是自私之人;只有团队责任感而没有国家和民族责任感者,必是偏狭之人;惟有国家和民族责任感者,方可称为有人生格局之人。特别重要的是,行胜于言,人生格局更重要的体现是要有真实的行为和效果。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在局外呐喊议论,自古以来便是中国文人的风气。但说出来的道理到底能不能通,坚持的论点到底能不能果,却要看一个字――做。在实际做事的过程中,常常会面对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复杂险恶的局势,那时,即使是满腹经纶才气纵横,也不能断言成败利钝。因此,怕失败的人不敢做,怕惹事的人不肯做,怕劳累的人不屑做……曾国藩不娴兵法,却能以书生之身投入血战杀戮,其勇气可见一斑。
日常生活中,很多喜欢在局外评论问题的人。袖手旁观的时候,说起话来都头头是道、振振有辞:这个企业有什么管理上的弊端,那个人有什么能力性格上的缺陷等等。虽然他们好像凡事都看得清清楚楚,但若问一句“你认为该怎么办?”大多就缄口不言,或者说几句大话而已。
如果换成自己会怎样?敢不敢千辛万苦去趟浑水,敢不敢降下自尊四面碰壁,敢不敢承受他人落井下石的非议,敢不敢卧薪尝胆苦撑五年十年?把这些具体的艰难困苦摆在眼前时,还能说出“敢”字的人已寥寥无几,还能真正干下去的人更是屈指可数。所以,那些真正能够“躬身入局、挺庸负责”的人,就是国家和社会的栋梁,是我们立身立业的楷模。
心胸是安身立命、凝智聚力之本
格局是挺忍之明、大功告成之源
近有史家评论曾国藩为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阅罢开篇所提及诸书与文献,笔者认为这些评价恰如其分,一点都不为过。
首先,心胸宽广是曾国藩安身立命、凝智聚力之本。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生旅程,不如意是正常现象,如意是偶然现象。但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曾国藩不求虚名功利、知足而乐、心之坚挺以及忍术之强皆凡人不能企及。曾之所以能游刃于朝野之中,自立于乱世之时,与其非凡的个性修炼和处世原则密不可分。对其碎齿和血以吞的忍辱气魄倍感敬意,纵然世人能已所见所知去赞颂那种心境,但真实的感知是无法言喻的。其言易其行却难,但能行者必有佳径。其实,曾国藩已经将破除障碍排除万难的秘方告之众人了:低调以行,避开因锋芒所惹及的祸端;行而坚,思而实,有足乐之心而不失志;能伸能屈,海量心胸,包容万人,结伴以行。
曾国藩认为,交朋友要有雅量,即能敞开心胸容纳人。“待人以诚,容人以恕”,“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由此诸人以为是,李鼎芳先生说:“曾国藩能成大事,亦由于其幕府宾僚之群策力互助建功也”。曾国藩的主要敌手石达开说他“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近代著名军事家、民主革命家蔡锷将军也说,曾国藩“以知人晓事为职”;方宗诚则称“搜求人才,容纳众议”是曾国藩“最得力处”。
其次,格局宏大是曾国藩挺忍之明、大功告成之源。曾国藩格局之宏大,在他弥留之际给子女留下的遗嘱中可见一斑。“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第7篇：曾国藩名言范文
关键词 曾国藩 家庭教育思想 启示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8.078
Abstract Important Minister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Zeng Guofan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family education， 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deal of education， advoc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spiration； pay attention to moral education that filial piety， diligence， can be "Lucky"； advocate with an open mind to learn， self-cultivation， sensible and strengthen morality； pay attention to words and deeds and teach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pay attention to guidance and love responsibility； pay attention to humanistic care and evaluation of incentive philosophy prompted had cla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is not without benefits.
Key words Zeng Guofan；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 enlightenment
曾国藩是晚清的“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曾国藩位极人臣，却始终高度关注家庭教育，其家书、信札、诗文中蕴含着丰富独到的家庭教育思想，曾氏家族代代出英才就是明证。
1 重视理想教育，提倡树立坚卓之志
曾国藩参悟父亲及自身求学经历后感悟：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在天资而在于有无坚韧之志和恒心。“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曾国藩要求子弟早日树立理想和抱负，他认为“士人第一要有志，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人若无志，则茫然不知方向，势必碌碌一生无所作为。曾国藩有“立志即丹”的说法，他认为想要成功总须先立坚卓之志，立志是可以使人脱胎换骨的“金丹”妙药。在曾国藩看来，立志要立大志，立志须有恒。“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添父母之生，无愧为天地之完人”，曾国藩以此告诫子弟，要以圣贤为榜样，立下高远之志并不断完善自身，“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这是阐述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要锲而不舍，即使受挫也要持之以恒，不轻言放弃方能有所成就。由此可知，立下追求卓越的大志和追逐梦想过程中的坚韧恒心是曾国藩教育子弟成就事业的两大利器。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鼓励孩子追求卓越早树理想，敢于梦想，将自己的梦想和中国梦结合起来。注重恒心的培育，将曾国藩“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理念告知孩子，使孩子具有坚毅不拔之志，能直面挫折和失败并战胜追逐梦想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用恒心确保梦想成真。
2 重视品德教育，认为孝、勤、恕可“致祥”
曾国藩有“三致祥”之说，也就是“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他认为孝悌、勤劳、宽恕可以为家庭带来祥瑞。首先，曾国藩十分重视“孝悌”，将之放在家庭教育的重要位置。他认为，孝友是家庭的祥瑞，孝友可以使家庭“立获吉庆”远离“殃祸”。曾国藩认为孝敬长辈和兄弟友爱是家庭和谐和睦发达兴盛的基石。曾国藩告诫家族子弟，孝悌在他心目中的位置远胜于获取功名，他希望家族子弟入则孝、能孝敬父母长辈，出则悌、能做到兄恭弟谦，将孝悌视为立家之本。其次，曾国藩认为勤俭可以兴国兴家。曾国藩认为：“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曾国藩重视子弟的勤俭教育，督促子弟秉持半耕半读的家风，要求“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勤劳为第一要义”。他教育子弟要近勤俭远奢糜，强调世家子弟衣食起居与寒士相同。第三，曾国藩一生推崇恕道。他认为“恕”的本质是“仁”，也就是对待他人能表现出宽厚仁爱、律己恕人。曾国藩教育子弟对“恕”字要“刻不可离”，要与人为善、宽以待人、助人为乐，要有同情心、能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要时刻“戒傲惰”，不许刻薄下属辱骂仆从。曾国藩教育子弟对“恕”字要“细加体认”，要从严律己，“反求诸己”，做到“不忮不求”，也就是做到不嫉贤害能、不妒功争宠、不贪利贪名、不患得患失、不居功、不诿过。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善于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孝、勤、恕”等精华运用到子女教育中，使子女在家能孝敬长辈、生活懂勤俭、与人相处懂宽恕，使孩子体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后能自觉浸润其中进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3 提倡虚心向学、修身养性、明理进德
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开启进德、修业的路径。他说：“我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泰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齐身。”经历宦海沉浮后的曾国藩眼中则淡化了公明利禄，更加看重读书明理的重要性，他表示：做人比做官更重要，一般人都希望子孙能做大官，我则只愿后辈子孙都成为读书明理、勤俭自持、处乐处约的谦谦君子。曾国藩非常注重修身养性，并以此来完善自身的品德修养，曾国藩说：“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B面，孔、颜、曾、盂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他主张见贤思齐，以古代圣哲为榜样，修身养性使自己具有博大的心胸，逐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关于修身之道，曾国藩教育子弟每天都要重视四项内容：“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教育引导子弟：一人独处之时更是养炼内心的大好时光，需保持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不胡言不妄为；要自信自强自立，对待生活充满信心不敷衍了事；要心怀大爱，做能爱人的“仁者”；要勤奋地学习、工作。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体悟曾国藩虚心向学、修身养性、明理进德的理念并运用到子女教育中，教育孩子保持平常心和虚心，在孩子容易骄傲自满的时候出言警醒，注重孩子良好品德和心态的养成，使之心胸开阔、心态平稳、品性高洁。
4 注重言传身教和因材施教
首先，曾国藩认为，家长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弟的成长，德高者方可为子弟的第一任教师，身正方可令子弟信服。曾国藩特别重视教育者本人的榜样作用，认为“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好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到：“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若在上者不自咎，其德才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是真无马哉。”基于此，曾国藩在教育子第时要求子弟做到的自己都首先垂范。言传加身教是曾国藩教育子弟的方法。如要求子弟远离奢靡保持节俭，曾国藩自己首先做到。曾国藩规定子弟不得穿华丽衣服 ，他自己位极人臣始终保持俭朴本色，平时着布衣布袜，迎宾时方着青缎马褂，吃饭食一荤一素。其次，曾国藩认为家长对子弟的教育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如曾国藩一面夸赞季弟的“谦虚可爱”，同时又谆谆告诫“徒谦亦不好，总要努力前进”，告诫其要立志进取。曾国藩认为家长教育子弟还要主动考虑子弟的个性特征和兴趣爱好。反复告诫封官晋爵的几位弟弟其要正确对待富贵权位，频繁去信安慰激励处于人生低谷的曾国荃，指出曾纪泽性格轻浮以至于书法缺骨力，需临摹颜真卿书法学其厚重。针对儿子兴趣聘请外教教其学英文、数学、物理、化学，长子曾纪泽后留名于中国外交史，次子曾纪鸿在数学领域也有所建树。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明白言传身教的重要性，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说做两层皮只能让孩子无所适从，并降低自身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家长也要因材施教，放下身段多与孩子交流沟通，关注孩子的兴趣所在，依据孩子的擅长点来提供助力。
5 注重循循善诱和严爱殷责
曾国藩善于用以循循善诱的口吻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所感所思灌输给子弟，教他们掌握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他说：“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急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涌，今日看几遍，明日看几遍，久久自然有益。”强调学习的顺其自然反对囫囵吞枣死记硬背。曾国藩主张教育子弟要严爱殷责，认为严教是爱、偏宠是害，反对有爱无教和严而失爱。曾国藩主张对子弟要严要求，对于原则问题寸步不让，决不迁就纵容。曾国藩认为，“惟得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但严教不可无度，无度严教最终是简单生硬粗暴的教育方式只会导致子弟的不理解和亲人之情的丧失。唯有以情动人、以理喻人，才能使受教育者易于接受。曾国藩教育兄弟时都是心平气和地劝诫，而不是以老大自居、以官位压人：“至于兄弟之际，吾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也。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以平等的姿态与孩子交流，平等、民主的家长更容易受到孩子的欢迎，其观点也更容易为孩子所接受；对于孩子的错误，小错可以以宽容待之、一笑了之、忽略不计，大错则绝不姑息纵容、有错必罚。把握惩罚不是体罚、惩罚要有度，多讲道理使之心服口服，而不是棍棒教育动辄施以体罚。
6 注重人文关怀和评价激励
曾国藩主张在教育子弟的过程中引入教育评价，认为适当的奖励和惩罚都可以起到在教育过程中正面作用。曾国藩主张家庭教育中实行奖惩制度，做到奖励先进、惩罚后进，他认为适当的奖励可以给子弟成长以注入动力，恰到好处的惩罚可以给子弟成才以鞭策。曾国藩称奖励“若甘雨之兴苗”，能使人才“勃然奋起”。基于此，曾国藩把“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一大乐事。他总是让弟子们定期写信给他，且批阅回复加以指导，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勉励子弟上进。曾国藩可以说是忙于事业但也重视家庭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治家模范。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多给予孩子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对子女即使不能天天耳提面命但也要抽出时间、挤出时间用家书、电话、邮件等方式与孩子保持良性沟通，善于倾听孩子的心声，善于帮助孩子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善于引导孩子走好成才路上的每一步，与孩子共同成长。家长还要善于发现孩子的进步和闪光点并不失时机地表扬鼓励，让孩子感受到你的关注和喜悦，使孩子能体验进步成功的快乐进而将快乐转化成为再攀高峰的动力和勇气。
参考文献
[1] 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第8篇：曾国藩名言范文
众所周知的和|，正是一个凭借自己的地位来谋取金钱的头号人物。在他被革职下狱后，官府在抄家时发现，在和|当权的二十多年里，其中大部分为违法经营所得。清朝规定，旗人不得经商，但和|利用内务府官职，以皇室之名，借势借端巧取豪夺。虽然说是经商，但在大清律例下，也算是贪污的罪行。
在古代，像和|这种依靠官位谋取钱财的人比比皆是，但都不外乎一个结局―革职下狱、抄家死刑和背负永世的骂名。
纵观清代，贪污成风。在这个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富的年代却也有着一股子正气存在。
“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是从古至今都风靡流行的一句话，曾国藩本人也被誉为“中兴名臣”。那么，曾国藩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曾国藩出生在清代的地主家庭里，自幼就勤奋好学。他一生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不可为官自傲，故而在官场上获得巨大的成功。他所著的《曾国藩家书》也一致获得好评。
他在给九弟曾国荃的家书中曾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信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临，予不念言。”其主要意思是说：“我以当官发财为耻，以当官贫穷为荣。我将来留给子孙的遗产中，要是有我做官挣来的钱，我死不瞑目。”
所谓大丈夫言而有信。他说过这样的话，也是这样做的。据说在曾国藩仙逝后，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两个儿子。但两个儿子的工资少得可怜，甚至不能养家糊口，以致生活非常拮据。如果曾国藩曾留下很多遗产，后人们也不会如此困顿的吧。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不像其他官员那样，以贪为宗旨？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男人来说，最危险的两样东西，就是金钱和权力。为此，曾国藩用心良苦地给小儿子写了信，信中提到“勤苦简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主要意思是刻苦奋斗会成功，自大懒惰会失败。他告诫儿子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
曾国藩一生信仰儒家“仁爱忠恕、礼义廉耻”的信念，让他立志做个清廉的好官。在仕途上，“穷”是保身之道。与曾国藩同时代的穆彰阿、肃顺二位权臣，贪鄙成性，一个丢官罢爵，一个被抄家灭族，但同为权臣的曾国藩却得以善终。他在《过隙影》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当官以不爱钱为本，只要坚守一个‘廉’字，就算做事偶尔有失公允，天也能谅。”正是这种“穷官”理念，使得身为汉人的曾国藩在全是满清官员的当时，得以重用，成为清朝“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成就一生之名。
第9篇：曾国藩名言范文
容闳号称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是广东人，小时候父亲经商，送他到教会学校学习。校长布朗是美国人，疼爱中国孩子。后来，布朗生病了，准备回国，但他对中国的教育非常热心，想带走三个孩子，接受西方科技文明教育。这种想法，学生家长未必接受，谁愿意将孩子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当布朗宣布这个想法时，只有13岁的容闳站起来说：“我愿意。”
布朗带着三个学生一起回了美国。这三个学生是最早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另外两人没坚持下来，只有容闳完成了学业。因为勤奋，他考上耶鲁大学，样样出色，现在还能在耶鲁大学校史陈列室里看到他的相片，与克林顿、布什等一起，接受后世学生景仰。
毕业后，容闳在美国可以找到好工作。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看到祖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后，他萌生了一个理想：教育救国。他想到，要让中国学子去西方接受教育，缩小差距。只要能敞开心胸，向西方学习，不过三四代人，中国就可以屹立于东方。1855年，容闳越过一万三千海里，回到祖国，开始做茶叶生意。九江是茶叶中转基地，他干得特别好。朋友华衡芳、李善兰就多次给他写信，催他去见曾国藩。
容闳打定主意不开口，封建的理学宗师与自己有什么共同语言？进了总督府大厅，朋友们退走了，只有他尴尬地站着。曾国藩请他落座，一声不吭地看着他，半天不说话。容闳很紧张。后来，他想想，太不像话了，你看我，我也看你。于是，他也微笑着看曾国藩，二人都不说话。过了半天，曾国藩哈哈大笑说：“先生啊，你到我这里来，想不想带兵呀？想带多少呀？”容闳反应也快，自然有答：“虽然学过各门学科，但我没学过军事学，真不懂。”曾国藩一听，说：“不对，看你神清气爽，肯定有带兵的天赋。”他赶紧否认：“真不行。”几轮下来，曾国藩一收笑脸，说：“你行，肯定行，不行也行。”容闳一听，火了，说：“你说行也不行。”曾国藩哈哈大笑，端茶送客。容闳如坠五里雾中，出来见到朋友，特纳闷。
李善兰听了他的描述，说：“好了，曾大人一定会重用你。”曾国藩为什么这样试探容闳呀？他有个重要的用人标准，“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吾生平好用忠实者流”。用人最重要的标准是能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前提是其意志品格出众，这样才能调教出来。时逢乱世，所有人都为求功名而来，曾国藩用信仰感召，但是人都有私心。曾国藩有句名言：“合众人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意思是说，有私心没问题，但要通过私心来完成天下的公业。他怀疑容闳是想谋求功名，于是反复试探，结果发现容闳意志坚定，便觉得容闳一定有独到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