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杨广精选(九篇)

第1篇：隋朝杨广范文

关键词：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封爵；政区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7－0092－17

杨守敬（1839年5月27日~1915年1月19日）是晚清地理学泰斗，字鹏云，号惺吾，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出身店商家庭，自幼丧父，喜读文史，年青时代便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

杨守敬于同治元年（1862年）考中举人（全省第八十名），但先后六次进京会试，均名落孙山。光绪六年（1880年），曾作为清政府驻日公使随员赴日本，意外地获得了许多在国内业已亡佚的珍本古籍。光绪十年回国，任黄冈教谕。光绪二十五年为两湖书院地理教习。光绪二十八年为勤成学堂（1907年改存古学堂）总教长。1910年为湖北通志局纂修。辛亥革命后避居上海，1914年受聘为袁世凯顾问，任参政院参政，次年年初在北京逝世。传见陈衍《杨守敬传》①、陈三立《宜都杨先生墓志铭》②，杨守敬曾自编《邻苏老人年谱》，香港吴天任先生著有《杨惺吾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

杨守敬学问通博，于沿革地理、版本目录、金石、书法均有精深造诣；著作宏富，有83种之多。③友人潘存谓其“妙悟若百诗，笃实若竹汀，博辨若大可，尤精舆地之学”④，称其学问为“旷世绝学，独有千古”⑤。罗振玉则视杨守敬的地理学、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与李善兰的算学“为本朝三绝学”⑥。今人朱士嘉也说：“清代史家均兼精舆地之学……迄乎清末，杨惺吾先生崛起楚北，竭数十年精力于此，遂及诸家之大成，盖近百年来治历史地理者无能出其右焉。”⑦ 其《隋书地理志考证》，历来受到赞誉。本文拟对其考证《隋书·地理志》的成就与不足略加申论，以就教于博通方家。

一、成就

《隋书地理志考证》是杨守敬研究历代正史《地理志》诸多著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种。早在年青时，杨守敬研读《隋书·地理志》（以下简称《隋志》）就发现该书错漏甚多，加之后世传抄之讹，误、脱、衍、倒时有发生，于是下决心详加考证。

他广集史料，多方考核，在熊会贞的协助下，经过30多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了九卷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以下简称《杨考》），1895年刻成，刊刻时每卷均附有《补遗》（以下简称《杨考补遗》）。书末跋云：“溯自草创之功，迄今缮写之日，考凡五易，时阅卅年。”可见其倾注的心血。

该书体例上是依《隋志》州、郡、县逐条书写的。在考订各条之前，他先用宋版《隋书》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版本做了校勘，然后广泛征引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李昉《太平御览》、乐史《太平寰宇记》、欧阳忞《舆地广记》、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及正史纪传和金石文字等各种史料，对《隋志》加以一一考证。其记载无误的，举诸书为证较简；其记载有误有漏的，则一一详为订误、补阙；有可疑而不可决者，则姑且存疑。

《隋志》原文才6万来字，《杨考》发展到30多万字，是原文的5倍多，加上《补遗》则更加可观。《隋志》原文非常简略，《杨考》旁征博引，大大丰富了它的内容。可举数例。

京兆郡万年县下，《隋志》只是列目，什么说明文字也没有。《杨考》：“《元和志》：汉分栎阳置万年县，后汉省栎阳入万年，后魏宣武帝又分置广阳县，周明帝省万年入广阳，更于长安城中别置万年县，广阳仍属冯翊郡。《舆地广记》：隋开皇三年，改万年为大兴，而复改广阳为万年。按隋《宋文彪造沣水石桥碑》后言，以开皇十六年立，附列姓名有‘冯翊将军司马田威，冯翊广阳人’。然则开皇中尚未改广阳为万年。盖仁寿初改，避炀帝讳也”⑧。《杨考补遗》：“又按《龙藏寺碑》阴有广阳令、邑正卢延，碑亦开皇六年立也”⑨。

襄城郡鲁县，《隋志》原文：“后魏置荆州，寻废，立鲁阳郡，后置鲁州”⑩。《杨考》：“此误也。鲁阳为魏齐重镇，史亦不见鲁州之名。按周尝于东平郡置鲁州，洪颐煊云：‘两地相近，不应同时同名’。钱氏《考异》以此为广州之误，是也。《地形志》：广州，永安中置，治鲁阳，武定中陷，徙治襄城。按《魏书》太和二十年，广州刺史薛法护南叛，时州治鲁阳，是广州已置于太和以前，至永安中复置也。今按：广州，魏、齐间为最著之州，《志》不应失之，然亦当分载于襄城县下，盖东魏州已徙也。余疑后周所置之汝州在此，《志》当云‘后置广州，周改汝州’，方合”{11}。

综观杨守敬考证《隋志》之成绩，约有以下七个方面{12}：

（一）校补脱漏的州、郡、县

《隋志》实际上是南朝梁、陈和北朝北齐、北周以及隋朝的地理沿革，杨守敬补出了相当一部分《隋志》失载的梁、陈、北齐、北周政区；当然，杨守敬对于《隋志》失载的隋代政区之补充，则是他校补的重点。

第2篇：隋朝杨广范文

隋唐历史

政治事件

密切关系

论文摘要：隋唐九成宫因君主的驾临而被赋予其政治意象和历史意义，成为京城之外又一政治中心。隋唐君主避暑九成宫之时，以太子监国，发生隋文帝、唐太宗废嗣夺嫡事变；唐太宗时还发生归附的突厥残部首领叛袭九成宫的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残部的安置政策。可见，九成宫与隋唐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据魏征《九成宫醴泉铭》所记，唐代九成宫就是隋代仁寿宫。九成宫与隋唐政治史的关系较少为学术界所重视，笔者将有关史料略作钩稽。

一、仁寿宫的修建与隋朝政治史

仁寿宫是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修建的。开皇十三年(593)正月，隋文帝杨坚到陕西扶风郡巡游，-Yt至所辖普润县。普润县距长安不远，“去京三百余里”(】卷"‘马周传’。县治五里之外的西天台山‘都8‘地理志一，“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九成宫’这里风景险绝优美，隋文帝下诏营建仁寿宫。

隋文帝谕令尚书右仆射杨素监督营造仁寿宫，杨素推荐封伦为“土木监”负责工程质量，以有“巧思”的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主持设计。‘宇文恺，命崔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具体施工)糊‘崔善为衔。

从开皇十三年二月至开皇十五年(595)三月，历时二年竣工。仁寿宫施工条件差，工期短，在杨素等人的督责下，“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卷4。‘杨素传)。工匠们以生命代价修建了这一奢侈品，仁寿宫的“盛饰”奢侈违背了隋文帝“性俭”的宗旨：

隋文帝至宫所，见制度奢侈，大怒日：“杨素为不诚矣!殚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杨)素惶恐，虑将获谴。(封)伦日：“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日：“公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岂非孝顺。”素退问伦日：“卿何以知之?”对日：“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也，惟丽是好，后心既悦，帝虑必移，所以知耳。’’卷。‘封伦传’独孤皇后还以“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之理劝谕隋文帝，“上意乃解”卷绱t杨素传)。不管是大臣“孝顺”，还是帝王“法度”，均不能掩盖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与其后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这种残民以逞、穷奢极欲的行为，它们对隋朝统治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正如唐初史臣总结说：“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史臣隋文帝多次长住仁寿宫，“每岁避暑，春往冬还”。据《隋书》卷2《高祖纪下》记载，从开皇十五年到仁寿四年(604)的九年时间里，隋文帝在仁寿宫将近四年，可见仁寿官表面上是隋朝君主的避暑胜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政治中心。

隋文帝受禅得位，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隋初，山东多流冗之民，隋文帝欲北徙实边，被太子谏止，“是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卷4《房陵王勇传)。可见，杨勇有一定的治国权力与能力。但他“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特别是冬至节皇太子接受百官朝见，形成与隋文帝相颉颃的东宫势力。此为杨坚所不容：“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房陵王勇传’自此隋文帝对杨勇恩宠始衰，父子渐生猜疑。

独孤皇后、晋王杨广、越国公杨素相互勾结，阴谋“夺宗”废立之事。史称隋文帝“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杨素、独孤皇后藉此机会相继陷害皇太子，“高祖惑于邪议，遂竦忌勇”。可以说，从京城长安至仁寿宫仅相距三百里，但隋文帝与杨勇父子亲情已远隔万里之遥。隋文帝说：“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0”其举动被皇太子监控，双方已处于十分敌对的状态，隋文帝怒责皇太子说：“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人敌国。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国家邪?”私房陵王勇传开皇二十年(600)九月，隋文帝“从仁寿宫初还京师，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卷。史万岁传’。

同年十一月，杨广取代杨勇被立为皇太子。接着，隋文帝将第二年改元为仁寿，“是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杨广)监国”【)卷《炀帝杨广纪。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又至仁寿宫，“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卷(高祖纪下’。杨广实际上掌控了朝政。四月，隋文帝“寝疾于仁寿宫，征皇太子人侍医药，而奸乱宫闱，事闻于高祖”(。】卷《房陵王勇传)。杨广荒淫的本性显露无遗。七月，隋文帝暴崩，杨广“矫诏”赐死已废为庶人的杨勇，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隋朝迅速灭亡，仁寿宫也在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废”于战I5)卷37《地理志一)／＼0仁寿宫虽是静态的建筑物，但却与隋朝的兴亡有密切的联系：

(隋文帝)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即仁寿宫)，权侔京室(即长安)，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横绕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卷2《高祖纪下》“史臣”史论认为仁寿宫与京城长安作为两个政治中心，成为隋文帝父子疏离斗争的原因，也是隋朝乱亡的根源。这种分析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是极为深刻的。

二、九成宫与唐朝政治史

《元和郡县志》有“贞观五年，复修旧宫，以为避暑之所，改名九成”的记载，为何唐太宗要将仁寿宫修复作为避暑胜地?据《九成宫醴泉铭》叙述，长期的戎马倥偬而餐风露宿，统驭万民而殚精竭虑，使正值盛年的唐太宗“忧劳成疾”。从《九成宫醴泉铭》“针石屡加，腠理犹滞。爰居京室，每弊炎暑”来看，唐太宗身患中医学所谓的“气滞”之病。这种疾病，就湿不就燥，特避暑热。贞观二年(628)}k~J，因皇宫“卑湿”，公卿奏请建高阁而居李世民对他们说：“朕有气病，岂宜下湿。”[】卷2‘太宗纪上’拒绝了群臣请建“离宫”，从节省出发，因循隋朝“仁寿宫”，略加修葺以作避暑地。贞观六年三月，唐太宗将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以“离宫游幸”加以劝谏，李世民晓谕道：“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翔。‘姚思廉传《资治通鉴》卷194所述与此略异：“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将唐太宗去九成宫的目的解释得十分清楚。

九成宫居深山之中，确为避暑之佳处。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三月至十月、七年五月至十月、八年三月至十月、十三年四月至十月、十八年四月至八月五次长住九成宫。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九月，将九成宫改名万年官，乾封二年(667)二月又恢复九成宫之名。唐高宗于总章元年(668)二月至八月、总章二年四月至九月、咸亨元年(670)四月至八月、咸亨四年四月至十月四次长住九成宫。两位君主几乎是春去秋回，公卿相随，冠盖相望，当时有诗序记其盛况：“九成宫者，天子之殊庭，群仙之一都也。五城既远，得昆阆于神京；三山已沈；见蓬莱于右辅。紫楼金阁，雕石壁而镂群；碧瓮铜池，俯银津而横众壑。离宫地险，丹硐四周，徼道天回，翠屏千仞。卫尉寝蒙茸之署，将军无刁斗之警。中岩罢燠，飞霜为之夏凝；大谷生寒，层淮以之秋冱。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效；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郊；群公百僚，扈龙轩而北辅。春秋络绎，冠盖满于青山；寒暑推移，旌节喧于黄首。”帮‘乐府杂诗序’该诗深刻揭示了九成宫因君主的幸临所赋予的政治中心地位。

唐太宗时期九成宫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太子监国与夺嫡之变

唐太宗于避居九成宫等处时，皇太子李承乾受命理政，“太宗居谅圈，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卷《恒山王承乾。李世民离京别处之时，对李承乾缺少足够的管束和教导，“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又加上先天性足疾，唐太宗移爱于魏王李泰，“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雾隙”[】卷’《恒山壬承乾传)。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因罪被废为庶人，李泰也被降封。

鉴于皇太子与其他皇子围绕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唐太宗对朝臣说：“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卷7《濮王泰传’唐太宗在九成宫等地避暑，将处理国务的权力全部下放皇太子，使皇太子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威，一方面导致父皇的猜忌，另一方面引起其他皇子觊觎皇权的野心，所以宫廷政争难免。唐太宗所规定“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的制度，对上述政治问题虽有所防范，但实际上使皇太子地位下降而导致储位变动，继承人的选择多受制于皇权等因素的干预，促使皇太子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疏离。

(二)结社率事件与突厥残部安置地的变迁正如《醴泉铭》“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所说，唐朝对突厥采取军事打击与怀柔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贞观四年，兵部尚书李靖率大军击破突厥颉利可汗之前，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先期率部归附。唐太宗授突利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以其下兵众安置顺、佑等州。贞观五年，突利可汗死后，其子贺逻鹘袭父官爵。

然对于颉利可汗所领突厥残部的安置，唐太宗君臣颇多争议。有廷臣以为：“分其种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扞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心”。而秘书监魏征奏言：“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其若是，故发猛将以击之，收取河南以为郡县。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温彦博反驳说：“遣居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德惠，终无叛逆。”魏征以晋代五胡乱华为例，“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温彦博用“古先哲王，有教无类”向唐太宗蛊惑说：“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我援护之，收居内地，禀我指麾，教以礼法，数年之后，尽为农民，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单于于内郡，为汉藩翰，终乎一代，不有叛逆。”(】卷1舛上《突厥传上》唐太宗钦准了温彦博的建议，从幽州至灵州设置顺、祜、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

第3篇：隋朝杨广范文

墓道壁画之精美超出人们对隋代美术的认识

墓室内安置雕刻精美的巨大石棺

墓主人身份高贵却死于非命

这一切都得从1400年前的一场没有硝烟但残酷血腥的宫廷斗争说起

2005年1月初，陕西省渭南市电视台报道了一则新闻——潼关县的一座大型古墓被盗！消息传到省上，几名考古专家立即被安排前往调查。经调查初步确认，该墓系隋唐时代的大型壁画墓，墓内石门和墓志被盗，但壁画保存情况比较理想。为避免墓内文物继续流失、壁画遭到破坏，考古人员立刻对该墓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精美壁画墓

潼关县位于陕西关中平原的最东端，西距西安市144千米。被盗的古墓位于潼关县高桥乡税村村北约300米的农田里，墓址所在地是华山以东、渭河南岸的一片高大的黄土台原，古时称“华阴东原”。

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发掘，大墓的真容逐渐显露出来。这是一座平面呈“甲”字形的巨大墓葬，坐北朝南，全长63.8米，墓室底深达16.6米——从地面下到墓室内，相当于从现代楼房的6楼下到1楼。

墓葬最南端是一条长长的斜坡墓道，长21米，宽2.3米。墓道的东、西两壁绘《出行仪仗图》，反映的是墓主人生前出行的豪华场面。两壁壁画总共绘有人物92个，马两匹，列戟架两组。画中人物排列有序地组成仪仗队列，沿斜坡墓道排开。所有人物皆为男性，头裹黑色幞头，身穿白色或红色圆领直襟窄袖衫，腰系黑色革带，脚蹬乌皮靴或鞋，腰间悬挂仪刀、弓袋、箭、布囊、刀子等各色物件，手执兵器或旗帜。

墓道北壁上画了一座高大的门楼，是一座双层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楼阁的屋顶为庑殿式，而这是只被允许在宫殿大门上采用的屋顶形式，因此它的出现昭示着门内的建筑群是一座宫殿，从这里起就进入墓主人的宅院了。

在隋唐大型墓葬中，天井和过洞的数量代表着墓主人生前的身份等级。天井象征着阴宅的院落，连接天井的过洞则象征着过厅。这座墓葬共有7个过洞、6个天井，已经超出了唐代亲王级别墓葬5个天井的规定。

在第六、第七过洞两侧对称开凿有4个壁龛，呈“吕”字形，拱形顶，深3米许，高、宽皆1.4米左右，龛内放置200余件随葬器物，以彩绘陶俑为主，包括镇墓俑、骑马俑、立俑、动物俑等。

经过第七过洞，就是甬道。甬道内建石门一座，而甬道北端则是整座墓葬最为隐秘的部分——墓室。墓室平面呈圆形，全部为砖券，面积约为20平方米。墓室顶为双层砖券穹窿顶，内层顶高5.6米，外层顶高8.4米。墓室四壁和内层顶面都绘有壁画。四壁壁画已全部脱落。

根据采集到的墓室墙皮残块推测，墓室四壁原本绘有朱红色的木柱和横梁，柱间绘有手捧燃烧着的烛台的宫女。在墓室穹窿顶，用白灰浆水在熏黑的顶壁上绘了一幅《星汉图》：东北-西南走向的白色银河贯通整个墓室穹窿顶，银河两侧的天穹上遍布大大小小的白色星辰，银河的东北角用红色绘圆形的太阳，西南角用白色绘圆形的月亮。

巨大的石棺

从规模上来说，这座墓葬已经超越了初唐时代亲王级别的大型墓葬。更为难得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墓室中发现了一具巨大的石棺。

石棺放置在墓室内北部正中间，东西向，头部向西。石棺系青色石灰岩质，复原后高1.42米，长2.90米，最宽处宽1.36米。经测算，石棺总重量超过3吨。石棺内外表面均打磨光滑，外表面雕刻精美。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1400年前，从开采石料、打磨雕刻，到成品石棺的运输、安放，耗费的人力可能超过了建造墓葬本身。

在我国，石质葬具最早始于东汉时代，到北魏，石椁、石棺、石棺床等石质葬具开始在贵族墓葬中流行起来。这具石棺是已发现的北魏以来所有石棺中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细的。石棺刻画所蕴含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可能还无法完全解释清楚。

石棺已严重被盗，并被解体，棺内的随葬品被洗劫一空。石棺内有木棺，仅能容一人。墓主人遗骨已被完全破坏，只在石棺周围散落若干零星残骨。经体质人类学鉴定，墓主人系成年男性个体，年龄在35～55岁之间偏晚。

墓主是谁

由于这座墓葬曾遭古今多次严重盗掘，随葬品所剩无几，墓志也被盗，能够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字资料遗失，考古专家只能依据出土地点将它命名为“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才能享用如此规格的墓葬和石棺？身份如此高贵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呢？

要确定墓主人，首先需要确定墓葬的下葬时代。从墓葬形制上来看，与墓道宽度相同的大型天井，上方不开凿天井的短甬道，甬道开口位于墓室正中，以及葬具东西向横置，这些都是隋代至初唐墓葬的特征。出土的陶俑和陶模型明器具有典型的隋代风格。经仔细对比观察，部分器物甚至与西安南郊隋墓出土的器物系同模制作。以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可以确定这座大墓是隋代的墓葬。

在此墓发掘之前，已发现的隋代墓葬墓主人身份最高的是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下葬的陕西三原双盛村的李和墓。李和在隋代被追赠为司徒、德广郡开国公，分别为正一品和从一品品阶，而正一品官阶是作为大臣能够取得的最高级别。与李和墓相比，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无论从规模上还是随葬品数量上都超过前者，由此可以确定，这座墓的墓主人不是一般的大臣，而是隋代的皇族。

而最终确定墓主人身份的线索，来自于墓道两侧的两幅壁画——《列戟图》。每幅壁画上都绘有一个兵器架，上面插着9杆戟，戟颈装饰着漂亮的虎头纹彩幡，列戟架左右各有两人执弓或按仪刀侍卫。每个兵器架上有9杆戟，左右两架共有18杆戟，这是一个有着特殊内涵的数字。

唐代规定：“东宫各门，施十八戟”，也就是说，在唐代，18杆列戟是太子专享的。这种制度自北朝晚期以来大体保持不变。因此，根据《列戟图》上的信息可以断定：这座大墓的主人是隋代的一位太子！隋代立国37年，未登基的太子只有两位，即隋文帝的长子杨勇和隋炀帝的长子杨昭。那么，墓主人是其中哪一位呢？

先来看杨昭。《隋书》上记载，杨昭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七月二十三日薨（音hōng，意即死亡），死时只有20岁出头，次年五月六日葬于“庄陵”，并有内史侍郎虞世基撰写的哀册（用玉石制作的形似竹简的专用随葬器物）。由于在这座墓中并未发现玉质哀册，并且已知墓志被盗，这就排除了是“庄陵”的可能性。

再来看杨勇。杨勇死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享年在50岁上下。采集自墓室内的人骨标本的鉴定结果认为，墓主人的年龄为“35～55岁之间偏晚”，与杨勇的死亡年龄基本相符。由此，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座大型壁画墓的墓主人就是隋代第一位太子——杨勇。那么，杨勇的死因是什么呢？

杨广夺宗

关于隋代太子杨勇之死，牵扯到一段历史秘闻。

杨勇之父、隋代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是北周军事贵族出身，其父杨忠是北周王朝十二大将军之一，岳父独孤信位列北周柱国大将军之一。杨坚的长女嫁给北周宣帝做了皇后。周宣帝荒淫无度，20岁就一命呜呼，留下6岁的儿子当了皇帝。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杨坚以外戚身份（皇帝外祖父）迅速执掌朝政，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反对他的人各个击破。公元581年，杨坚即位称帝，改国号为“隋”，并在8年后消灭南方的陈朝，统一了全国。

杨坚只有一位正妻，就是后来立为皇后的独孤氏，杨坚的五个儿子全部系独孤氏所生。嫡长子杨勇自小深得父母宠爱和重视，在杨坚称帝后即被立为皇太子，储君的地位已经确立。然而，在消灭陈朝的战争中，杨坚的二儿子杨广（当时的晋王，后来的隋炀帝）虽然只是名义上的统帅，却居功自傲，认为自己建立了不世功绩，完全可以取代“无能”的大哥。随着时间推移，他的野心越来越大，逐渐酝酿出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夺宗。“夺宗”是古代对取代嫡长子继位的专用称谓，在封建社会是一种不被认可的忤逆行为。

杨广为了实现他的夺宗计划，首先在朝中暗中拉拢权臣，以作为自己的政治根基和智囊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越国公杨素，此人早在杨坚还没有当上北周大丞相时就与杨坚关系密切，因此特别受杨坚的信任和重用。在杨素的出谋划策下，杨广不时地送些金蛇、金骆驼等稀世珍宝取媚于杨坚的宣华夫人，后者因此常常在杨坚面前诋毁杨勇。杨广的封地在今天的山西太原，但他时不时地返回京城大兴（今陕西西安）探望父母，嘘寒问暖外加痛哭流涕，次数多了，杨坚夫妇认为杨广是个大孝子。相比之下，为人憨厚的杨勇在拜见父母时唯唯诺诺、少言寡语。渐渐地，杨坚夫妇表现出了对杨勇的不满。

引起独孤皇后对杨勇不满的还有一件事。独孤皇后曾亲自做媒为太子迎娶了血统高贵的北魏皇族后裔元氏为妃，但杨勇并不中意元氏，独宠云昭训（“昭训”是对太子配偶的一种称谓），而元妃在与太子成婚不久便暴病而亡。独孤皇后怀疑是杨勇与云昭训合谋下药毒死了元妃，因此也常常在杨坚跟前说杨勇的不是。

久而久之，杨坚对杨勇的一举一动开始留心起来。杨勇有一副用金银珍宝装饰的铠甲，以节俭出名的杨坚发现后很不高兴，不仅批评了杨勇，还赐给他一身自己穿过的旧衣服以示警戒。而在不久后的一次庆典中，杨勇穿着隆重的礼服在自己的东宫接受百官朝贺，这更加引起了杨坚的不满，认为杨勇迫不及待地想取而代之。

当杨素利用自己安插的宫中内线得知杨坚对杨勇的不满后，他抓住机会向杨坚报告杨勇生活奢侈，并有不臣之心，促使杨坚最终下了决心。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月，杨坚下诏废黜太子杨勇；十一月，改立杨广为皇太子。杨广如愿以偿登上了太子宝座，杨勇则被贬为庶人，囚禁于东宫。

杨勇之死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杨坚去世，杨广即位，称隋炀帝。关于杨坚之死，《隋书》说：“高祖暴薨，秘不发丧。”1000多年来，野史传说隋文帝是被杨广杀死的。

杨坚死后，杨广立刻派人伪造了一份先皇敕书，将被囚禁的杨勇杀死。几年之中，杨勇的十个儿子也相继被杨广杀害。可悲的是，隋文帝杨坚的数十名子孙，除一人以外，全部都不得善终。从杨勇开始，杨坚的其他四个儿子，不是被囚禁而死，就是被毒死，连贵为皇帝的杨广都难逃被缢杀的命运。后人大多认为，杨隋国祚（国祚意即帝王宝座，引申为王朝维持时间）不久和杨坚子孙灭绝的原因之一，就是杨坚猜忌过度，立储不慎。

第4篇：隋朝杨广范文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建立隋朝。隋朝是继西晋后汉族重新建立并统一全国的朝代，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严重分裂局面。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南下灭陈后，中国又重新进入大一统时期。隋唐时期也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期 。隋朝末年，炀帝杨广过度消耗国力，引发了隋末民变和贵族叛变，最终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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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隋朝杨广范文

被册封鲜卑姓的隋朝皇帝

所谓丝绸之路，一般是指自西汉以来形成的绿洲之路，主要是从长安和洛阳，经由河西走廊至敦煌，再分两条：一是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出帕米尔，再由大月氏至安息（帕提亚和撒珊王朝），西通犁靬（今埃及亚历山大城），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印度）；二是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阿姆河流域）、奄蔡（成海、里海北部草原）至地中海沿岸。

两汉之后，在这条路上唱主角的一度是鲜卑、匈奴的后裔及其旁支。东晋在南京一直偏安到公元420年，与之相伴的是此消彼长的五胡十六国。西域乃至蒙古高原、北方边疆的权力真空不断被源于匈奴、东胡等民族的后裔或旁支趁机角逐。匈奴、氐、鲜卑等民族先后问鼎中原，在北方各地建立自己的国家。随后，传统士族垄断了自魏晋至南北朝的所有政权，继之而起的是关陇武将集团。东晋偏安时，河西军阀吕光征伐西域（小西域），几乎没费周折，就将焉耆、龟兹等36国纳入了东晋版图。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也曾被宇文护赐鲜卑姓为普六茄氏。

随后不长的时间内，阳关以西至今新疆境内的偏远地带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民族融合与迁徙活动。但散布在塔里木、准噶尔和天山南北的大小政权仍与中原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在这一时期，当地的农、蚕桑、纺织、金石、皮毛业也有了新的发展。

6世纪末，杨坚代北周建隋，立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站在了正宗汉族一边，并在裴矩、长孙晟等人的具体谋划与操作下，成功地分化了强大一时的突厥，击败了在青海方向的吐谷浑，将兵力和帝国的下属郡县开设在了伊吾、鄯善、且末、高昌等地。隋炀帝杨广在张掖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国际”会议，西域27国国王及大臣等数千人参加，并以丰厚的赏赐和豪华的招待显示了隋朝的奢侈与富有。

从经略西域的努力与成绩来看，杨广是一个心怀高远梦想的人，他对边疆或者说疆土开拓有着超乎寻常的渴望。在他为期不长的统治期间，对高句丽、突厥和吐谷浑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并不惜诉诸武力（主要是采取分化拉拢和各个击破的军事策略）；与此同时，他还征服了叛乱的契丹、靺鞨和库莫奚等散居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杨广的梦想及其努力没有错误，他想恢复秦汉时期的疆域，也想使周边的割据政权纷纷臣服，将秦朝始皇帝和他父亲的事业成倍扩大。但时不我待，新兴的隋朝还没有足够的积蓄和声威，以致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耗尽元气。

就在杨广对西域虎视眈眈的同时，在独孤伽罗皇后身边长大的太原军阀李渊审时度势，起兵河东，不到几个月时间就占领了长安。没过多久，杨广就在江都被随行的宇文化及所杀。这是一个皇帝的悲哀，也是后世取笑他的基本话题和材料之一，但从史书记载来看，杨广始终是清醒的，一直到死，他完全可以守成自保，但他却采取了一种激进的方式，把谋之不易的煌煌王朝拱手送人。

一脉相承的继承人

618年，作为群雄中最富有政治头脑的李渊迫使杨广的曾孙杨侑将帝位禅让给他，黄袍加身，成为另一个王朝的奠基者。杨隋到李唐政权之间有着太多相似或者说承继之处。以至后世学者在论述这两个朝代时，常常将二者并称、一体论述，如陈寅恪先生言：“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

中国一统，但李、杨、长孙等显姓和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关陇贵族集团的作用与影响并没有消亡，直到唐高宗废王立武之后，他们的影响才有所减弱。

不论是杨隋还是李唐，他们的政治利益规则的实际制定者和受益者，都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

首先，在那个讲究出生门阀的年代，贵族一直盘踞在社会最高层，一般民众要出人头地、称王拜相，是一件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即使有成功上位者，也必定首先要攀附于显赫的贵族，或者以“显姓”“望族”作为不可或缺的象征和依靠。

其次，从北周到隋唐帝国，其实还是一个整体。杨坚、李渊家族最初也都是以宇文护为代表的关陇贵族旗下的能人良将，在北周对陈的战争乃至为期不长的统治政权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再次，从宋武帝刘裕、北魏孝文帝拓跋弘、周武帝宇文觉、高祖武皇帝宇文邕等，到杨坚、杨广、李世民、李治，期间不过百余年的历程，但他们在各自的皇帝位置上都有所建树，并且令其后世直接受益。

第四，杨隋和李唐与时俱进的政治改革以照顾到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是其政权稳固的重要原因，也是后世唐帝国能够达到极盛、并延续近30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建立之后，面对的问题要比杨坚称帝时少一些，军阀们在李世民的打击下节节败退。在遥远的西域，焉耆龙突骑支国王是第一个向唐靠拢的。他解除了过往禁令，使得中原王朝与于阗乃至大小勃律、昭武九姓国等来往更为畅通和便利。但龙突骑支的这一友好作为遭到了高昌国王麴文泰的军事打击，并且在其境内大肆掠夺。这时候，西突厥是西域的最强势力，高昌王麴文泰必须无条件地依附于这个剽悍的以狼为图腾的游牧民族。出兵袭击焉耆，显然是麴文泰效忠西突厥的一个实际表现。

第6篇：隋朝杨广范文

二

关于河北的地理分区，唐人和唐以前有一定的区别。《通典》卷172《州郡二·序目下》记云：

自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贞观初，并省州县，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 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5]

就在此书的前一卷叙述隋朝地理划分时则说：“隋文帝开皇三年，迁都大兴城，遂废诸郡，以州治人。自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大业初，移治阳城，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三年，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布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大凡郡百九十，县千二百五十五，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矣。”[6] 这里丝毫没有涉及隋朝的地理区划问题，说明十道或十五道是唐朝的概念。《隋书·地理志》只是按照郡的级别进行排列，《通典》则是以古代的九州区划将河北划在古冀州的范围之内。又《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说：

至隋灭陈，天下始合为一，乃改州县为郡，依汉制置太守，以司隶、刺史相统治……。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7]

这段文字与上引《通典》的记载意思相同。说明十道的概念是唐太宗时出现的。若按此说法，隋朝在统一南北后，为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隋朝政府曾经进行多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条理制度，而且对地方体制也进行清理和整顿，这里并没有道的设置。看来，道的产生应该是唐初的事情。隋朝没有对此有所作为，是否是社会尚未有所需求，抑或隋朝未及措意？我认为应属前者。《隋书》卷29《地理志上》记云：

高祖受终，惟新朝政，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洎于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

这里将高祖和炀帝二人经营全国各地的措施说得清清楚楚，可见，当时对道的分化似乎尚无必要。[8] 那么，隋朝建立后，它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和经营是如何进行的？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第一，扬坚的隋朝是直接承袭北周，他没有通过战争一点一点打下来的，因而继承的是整个北方地区。在他当政前后，除尉迟迥、司马消难等数支力量起兵反叛后，基本上没有遭遇太大的波折。第二，杨坚朝廷经过8年稳定，又兼并了南朝陈。而在此之前后，隋朝又拿出很大的精力处置边疆问题。这持续文帝和炀帝，到它灭亡之际仍未解决。处在这样形势之下的河北问题，必然受整个局势的制约和影响。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有讨论。在第三节里，我们简要地论述上文第二个问题。

《隋书》卷70史臣曰：

高祖北却强胡，南并百越，十有余载，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然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时雍，师无怨讟，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焉。炀帝嗣乘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雠，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天夺之魄，人益其灾，群盗并兴，百殃俱起，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讯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者也。可不谓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

同书卷82《南蛮传》：

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篡业，咸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中之败。

这两段是将高祖和炀帝经营周边的政策和效果进行对比，指出高祖与炀帝的区别。过去史家对炀帝边疆政策多有指责，甚至征发高丽导致亡国，这样的批评史不绝书。但撇开炀帝周边政策及行为不论，这里都展示出隋朝的统治者对周边四夷之地有着全盘的战略意图的。[9] 崔瑞德说：

作为重新统一的中华帝国的主人，隋唐两代都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汉代的继承者。在六和七世纪，它们想收复汉朝领土的野心为中国在越南北部的扩张，为一再发动旨在恢复中国对以前汉朝在南满和朝鲜的领土控制的征战，和为占领位于通往中亚和西方的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王国的行动提供了动力。[10]

如上所言，文帝继承的是中原北方完整的土地，他所遇到大阻力不大，很快就将反对者消灭。所以文帝向周边地区深入，即开展第二层次的拓展，就成为隋朝立国强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隋书》卷62《刘行本传》：

（开皇初）于时天下大同，四夷内附，行本以党项羌密迩封御，最为后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闻南蛮遵校尉之统，西域仰都护之威。比见西羌鼠窃狗盗，不父不子， 无君无臣，异类殊方，于斯为下。不悟羁縻之惠，讵知含养之恩，很戾为心，独乖正朔。使人近至，请付推科。”上奇其志焉。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隋朝向四周开拓的政策，但是“天下大同，四夷内附”无疑地指明王朝强盛所必须具备的特征和传统。刘行本向文帝的上表我们虽不清楚是否被采纳，但从文帝收表后的态度可以想见，他所谈及王朝四土经略，的确是文帝的一项战略。就当时的局势而言，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形势也迫使统治集团做出决策。[11]《隋书》卷50《李礼成传》云：“时突厥屡为寇患，缘边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宁州刺史。”同书卷84《北狄·突厥传》说：

（突厥）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12] 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榆镇。上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13]

早在隋朝建立以前，突厥就立国与北方草原，北朝后期中原分割为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对立，突厥人各自支持二者，而北周和北齐也竟相结好突厥以备奥援。突厥可汗他钵不无得意地对其属下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14] 然而隋朝承袭北周统辖黄河地区建立起强大的王朝，也正是突厥一分为二，力量格局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厥面临着南部王朝的直接威胁，它原来的战略意图遭到重大挫折，所以代周而立的隋朝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也正是北方草原的东部突厥。[15] 对隋朝而言，不管它主观是否意识到还是忽略，北方的形势是很明显的，这种局势必然迫使隋朝的统治集团做出安排。《隋书》卷53《刘方传》云：

开皇时，有冯昱、王树、李充、杨武通、陈永贵、房兆，俱为边将，名显当时。昱、树，并不知何许人也。昱多权略，有武艺。高祖初为丞相，以行军总管与王谊、李威等讨叛蛮，平之，拜柱国。开皇初，又以行军总管屯乙弗泊以备胡。突厥数万骑来掩之，昱力战类日，众寡不敌，竟为虏所败，亡失数千人，杀虏亦过当。……充，陇西成纪人也。少慷慨，有英略。开皇中，频以行军总管击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国、武阳郡公，拜朔州总管，甚有威名，为虏所惮。……武通，弘农华阴人，性果烈，善骑射。数以行军总管讨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卫大将军。时党项羌屡为边患，朝廷以其有威名，历岷、兰二州总管以镇之。……永贵，陇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亲爱之，数以行军总管镇边，每战必单骑陷阵。官至柱国、兰利二州总管，封北陈郡公.兆，代人业也，本姓屋引氏，刚毅有武略。频为行军总管击胡，以功官至柱国、徐州总管。

事实上，隋朝为了防备突厥的南下，在北方边区各地都派驻精锐军队防守，其将领的任用几乎充斥着《隋书》各传。譬如：《隋书》卷52《韩擒虎传》云：

以行军总管屯金城，御备胡寇，即拜凉州总管。

同书卷52《韩僧寿传》云:

(擒虎弟)寻以行军总管击突厥于鸡头山，破之。后坐事免。数岁，复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惮之。十七年，屯兰州以备胡。明年，辽东之役，领行军总管，还，检校灵州总管事。

同卷《韩洪传》：

（擒虎季弟，开皇中）时突厥屡为边患，朝廷以洪骁勇，检校朔州总管事。寻拜代州总管事。仁寿元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刘隆、大将军李药王拒之。

同书卷53《达奚长儒传》：

（开皇二年）起为夏州总管三州六镇都将事，匈奴（突厥）惮之，不敢窥塞。以病免。又除襄州总管，在职二年，转兰州总管。高祖遣凉州总管独孤罗、原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卒备胡，皆受长儒节度。长儒率众出祁连山北，西至蒲类海，无虏而还。复转荆州总管三十六州诸军事，高祖谓之曰：“江陵要害，国之南门，今以委公，朕无虑也。”

同卷《贺娄子干传》：

开皇元年，……高祖虑边塞位安，即令子干镇凉州。明年，突厥寇兰州，子干率众拒之。……高祖以子干晓习边事，授榆关总管十镇诸军事。岁余，拜云州总管，甚为虏所惮。后数年，突厥雍虞闾遣使请降，并献羊马。诏以子干为行军总管，出西北道应接之。还拜云州总管，以突厥所献马百匹、羊千口以赐之，乃下书曰：“自公守北门，风尘不警。突厥所献，还以赐公。”母忧去职。朝廷以榆关重镇，非子干不可，寻起视事。

同书卷55《杜彦传》：

（开皇初）云州总管贺娄子干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谓侍臣曰：“榆林国之重镇，安得子干之辈乎？”后数日，上曰：“吾思可以镇榆林者，莫过杜彦。”于是征拜云州总管。突厥来寇，彦辄擒斩之，北夷畏惮，胡马不敢至塞。……十八年，辽东之役，以行军总管从汉王至营州。上以彦晓习军旅，令总统五十营事。及还，拜朔州总管。突厥复寇云州，上令杨素击走之，是后尤恐为边患，以彦素为突厥所惮，复拜云州总管。

同书卷55《乞伏慧传》：

（开皇初）迁凉州总管。先是，突厥屡为寇抄，慧于是严警烽燧，远为斥候，虏亦素惮其名，竟不入境。

同书卷60《于仲文传》：

（开皇初）诏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备胡。明年，拜行军元帅，统十二总管以击胡。……明年，复官爵，率兵屯马邑以备胡。

同卷《段文振传》：

（开皇中）寻转并州总管司马，……后数年，拜云州总管，寻为太仆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军总管拒之，遇达头可汗于沃野，击破之。……明年，率众出灵州道以备胡，无虏而还。（仁寿时）拜灵州总管。

同书卷61《郭衍传》：

开皇元年，……突厥犯塞，以衍为行军总管，领兵屯于平凉。数岁，虏不入。……（五年）选授朔州总管。所部有恒安镇，北接蕃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剩粟万余石，民免转输之劳。又筑桑乾镇，皆称旨。

同书卷65《吐万绪传》：

（开皇初）寻转青州总管，颇有治名。岁余，突厥寇边，朝廷以绪有威略，徙为朔州总管，甚为北夷所惮。其后高祖潜有吞陈之志，转徐州总管，令修战具。及大举济江，以绪领行军总管，与西河公纥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陈平，拜夏州总管。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说明一个问题，即隋朝对北方边地进行了严密的防守，这说明隋朝受到北方突厥人的强大压力（反过来说隋朝也构成对突厥人的压力），北部形势的严峻迫使隋朝做出上述举措。与此同时，隋朝在其他边区所受到的压力就小得多。譬如西北，《隋书》卷65《慕容三藏传》：

（开皇）十二年（592），授廓州刺史。州极西界，与吐谷浑邻接，奸宄犯法者迁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纳抚绥，百姓爱悦，襁负日至，吏民歌颂之。……

十五年，授叠州总管。党项羌时有翻叛，三藏随便讨平之，部内夷夏咸得安辑。[16]

慕容三藏被派到廓州（治化成，今青海化隆西）当刺史，主管当地政务，他对吐谷浑等势力缴抚并用，特别着重招纳，使当地局势好转。这种情况之快速出现，显然在北方是办不到的。因为那里的势力虽多，但彼此不一，力量分散，对隋朝够不成强大的威胁，所以隋朝对西部采取的政策也多加安抚，或征缴与安抚并重。[17] 而对南方，情况也与此相似。《隋书》卷80《列女·谯国夫人传》：

后遇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高祖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外，陈将徐‘王登’以南康拒守。洸至岭下，逡巡不敢进。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献于陈主，至此，晋王广遣陈主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令其归化，并以犀杖及兵符为信。夫人见杖，验知陈亡，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遣其孙魂帅众迎洸，入至广州，岭南悉定。表魂为仪同三司，册夫人为宋康郡夫人。

同卷《钟士雄母传》：

钟士雄母者，临贺蒋氏女也。士雄仕陈，为伏波将军。陈主以士雄岭南酋帅，虑其反覆，每质蒋氏于都下。及晋王广平江南，以士雄在岭表，欲以恩义致之，遣蒋氏归临贺。既而同郡虞子茂、钟文华等作乱，举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将应之，蒋氏谓士雄曰：“……汝若禽兽其心，背德忘义者，我当自杀于汝前。”士雄于是遂止。……上闻蒋氏，甚异之，封为安乐县君。

同书卷62《卫玄传》：

仁寿初，山獠作乱，出为资州刺史以镇服之。玄既到官，时獠攻围大牢镇，玄单骑造其营，谓獠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勿惊惧也。”诸贼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而去，前后归附者十余万口。高祖大悦。

同书卷82《南蛮传》史臣曰：

南蛮杂类，举与华人错居，……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

隋朝对南方的和缓政策，主要出于双方力量不平均的形势，易言之，南方没有类似突厥那样与隋朝抗衡的势力，隋朝的战略意图是只要南方降附，就达到目的。所以采取安抚或缴抚并重的政策自然是首选。在这种政策的支配下，隋朝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经营除北方以外边区的任务。

处于这种形势之下的河北地区，其具体情况如何呢？这是本节要讨论的问题。

如上所述，河北道属于冀朝鼎先生所划定的“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之内，但这是指河北地区中南部而言。根据《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的记载：

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今怀、卫、相、洺、邢、赵、定、易、幽、莫、瀛、深、冀、贝、魏、博、德、沧、棣、妫、澶、营、平、安东，凡二十有五焉。其幽、营、安东各管羁縻州。东并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关、蓟门。

《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和卷43下《地理志七下》分别记载了河北道南部和北部羁縻府州的情况，与《唐六典》相互印证。这里引用的文献虽然说的是唐朝的情况，但就当时形势而言，隋朝的情况应该与此差别不大。可见，河北道从地理条件上看，是分作南北两个区域的。史念海先生说，自西汉时起，河北道所在的地区北部有一条农牧分界线，即由现在的河北省秦皇岛附近经北京和太原之北而至于山西河津县的龙门山，到隋唐时稍向北推移，至燕山山脉之下。这以南是农耕地区，以北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再北就是游牧地区了。[18] 他说：

既然有了半农半牧地区，那么，它和游牧地区的界线在什么地方？对此，隋唐两代都曾经尽力探索，并加以巩固。隋代在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和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省绥德县）之间修筑了一条长城。另一条长城是由蔚汾县（今山西兴县西），东经幽州（今北京市），延袤千余里。还有一条是由繁畤县（今山西繁峙县）东入飞狐县（今河北涞源县）。长城的修筑可以说是人为地构成的一条农牧界线。这显示出当时在这条长城之北的突厥族人依然从事游牧生涯，而没有什么改变。[19]

从上面的研究可知，河北地区在隋唐时期是分成南北两大区域的，即以今北京地区燕山山脉为分界线，以北是半农半牧和游牧地区，以南则属于农耕地区。[20] 隋朝对这两个地区的经营是不同的。首先，南部地区属于冀朝鼎先生所划定的“基本经济区”之内。史念海先生也将河北南部视为黄河流域富庶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他的说法就是：

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富庶地区，大致可以分为四处，最为广大的当推黄河下游。这是由荥阳（今河南郑州市西）以下，以至于东海之滨，北起于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和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县），南至于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和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市）。[21]

河北的中部以南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开发最早，气候温和，雨量适中，适合于灌溉农业生产，农业发达，精耕细作，人口稠密，物产丰饶，《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条说：河北道“厥赋绢、绵及丝；厥贡罗绫、平绸、丝、布、绵绸”。《唐六典》的

记载反映的是唐朝前期的状况，河北道以生产丝绸业著名，是唐朝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发达、富庶之地。隋朝之前的北齐，河北与山东、河南，构成北齐的腹心，其经济之发达，自古已然。严耕望先生也说：

大河南北自古为桑蚕区域，丝纺工业之发达，亦以此区为盛。……是则汉世丝纺织业最盛之地为齐梁地区，在大河之南。而《隋书·百官志》述北齐尚方署领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绸局、定州绫局。又《太平广记》一七四引《谈籔》述北齐末年事云：

“定州人以绫绮为宝。”《太平广记》引《隋图经》云：“清河绢为天下第一。”《隋文帝纪》，开皇十五年，“相州刺史贡绫文布，命焚之于朝堂。”按定州（博陵郡，今河北定县）、贝州（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县北）、相州（魏郡，今河南安阳县）皆在大河以北。是南北朝末年，丝纺织业最盛之区在大河以北，与汉颇异。……南北朝末期及隋世纺织工业，各地区情形之可知者，惟丝之纺织可略得梗概如此。大约言之，以河北之博陵、魏郡、清河为最发达，河南北其他诸郡及蜀郡次之。江南豫章诸郡决非其比也。[22]

就人口的分布讲，据学者研究，唐朝初年，全国有四个较大的人口密集分布区，即四川盆地、汾渭平原、江南地区和华北平原。这四个地区的面积约为全国的八分之一，人口却占全国的四分之三。[23] 隋朝河北地区的人口情况，目前记载较好的材料是《隋书·地理志》。现将有关河北地区人口户数统计如下表：

《隋书》卷30《地理志中》所载兖、冀二州部分郡户数统计表

郡

名

户

数

郡

名

户

数

武阳郡（治贵乡，今河北大名东北）

213，035

渤海郡（治阳信，今山东阳信西南）

122，909

平原郡（治安德，今山东陵县）

135，822

信都郡（治长乐，今河北冀县）

168，718

清河郡（治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

306，544

魏郡（治安阳，今河南安阳）

120，227

汲郡（治卫县，今河南淇县东）

111，721

襄国郡（治襄国，今河北邢台）

105，873

武安郡（治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

118，595

赵郡（治平棘，今河北赵县）

148，156

恒山郡（治真定，今河北石家庄东北）

177，571

博陵郡（治鲜虞，今河北定县）

102，817

河间郡（治河间，今河北河间）

173，883

涿郡（治蓟县，今北京城南）

84，059

上谷郡（治易县，今河北易县）

38，700

渔阳郡（治无终，今天津蓟县）

3，925

北平郡（治卢龙，今河北卢龙）

2，269

安乐郡（治燕乐，今北京密云水库东北）

7，599

辽西郡（治柳城，今辽宁朝阳）

751

按照《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兖、冀二州还包括兖州属下的东郡、东平、济北等郡，冀州属下的今河南境内的河内郡，今山西境内的长平、上党、文城、西河、马邑、河东、临汾、离石、定襄（在今内蒙古境内）、绛郡、龙泉、雁门、楼烦和太原等郡。这些与本文所讨论的河北地区并不在一起，故而舍弃不用。本文所讨论的河北，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时期》划定的为准。[24]

冻国栋先生对隋朝的户口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统计的结果，“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大都在北方。其中冀州即今河北一带，兖、青、豫、徐州等今河南、山东一带为最高；雍州即关中含渭、泾、洛水流域其次；梁州和荆、扬两州较疏阔”。[25] 在冻书统计的全国大业五年各州郡户数中，冀州（包括今河北、山西及河南部分地区）的户数达267万，高居全国之首。[26] 我们再来看上表。

在上表统计的21个郡中，如果以今燕山山脉为分界线，则上谷、涿郡、南部均属于农业地区；上谷、涿郡北部和渔阳、安乐、北平、辽西等郡则是半农半牧的地区。史念海先生上文划定的定、瀛二州即隋朝时期的博陵、河间二郡，如果以此为计算，则二郡与恒山郡以南属于农业区，即除三郡外，有渤海、平原、信都、赵郡、襄国、清河、武安、魏郡、武阳和汲郡，共计13郡；北部地区包括上谷、涿郡、渔阳、安乐、北平和辽西6郡。南部13郡户数之合是2，005，871，北部6郡户数之合是137，303，南北之合为2，143，174户。南部户数所占19郡总户数的93.6%，而北部户数只占总户数的6.4%，两者不成比例。应当说，这个统计只是表明官府所能控制的在编户数，至于不在隋朝管辖的外族或游牧、渔猎人口则不在统计之列。[27] 尽管如此，河北地区南北人口的分布是极为悬殊的。这与史念海先生上文划定的农牧区分是吻合的。

那么，隋朝对河北南北部的经营措施是否有所差别？我认为是有差别的。

从区域上看，隋朝对河北的经营可以分作南部和北部两方面。南部地区属于核心即所谓本部，而北部则是边疆。

就南部而言，隋朝面对的形势并非一帆风顺。早在杨坚柄执周政之时，他遭到北周地方势力的强烈反抗。据《周书》卷21《尉迟迥传》记载：

（周）宣帝即位，以迥为大前疑，出为相州总管。宣帝崩，隋文帝辅政，以迥望位夙重，惧为异图，乃令迥子魏安公惇赉诏书以会葬征迥。寻以郧公韦孝宽代迥为总管。迥以隋文帝当权，将图篡夺，遂谋举兵，留惇而不受代。……迥弟子勤，时为青州总管，亦从迥。迥所管相（治今河北磁县南）、卫（治朝歌，今河南淇县）、黎（治今河南濮阳西）、毛、洺（治广年，今河北永年东南）、贝（治武城，今河北南宫东南）、赵（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旧城）、冀（治信都，今河北冀县）、瀛（治赵都军城，今河北河间）、沧（治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勤所统青（治益都，今山东益都）、胶（治今山东诸城）、光（治今山东掖县）、莒（治今山东莒县）诸州，皆从之。众数十万。荥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东潼州刺史曹孝达，各据州以应迥。迥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28]

与尉迟迥同时起兵的还有益州总管王谦、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等，范围涉及到西南部和长江中游北部。[29] 尉迟迥的管辖范围以今河北中南部，特别是相州为核心，包括今河南北部地区；他的弟弟尉迟勤则统辖今山东中部偏东南，加上其他几个协同者，叛军的势力以河北南部为中心，涉及西南、南方等多处地点，这对杨坚而言，是一次空前的挑战。然而，叛乱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迥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达拏为长史。达拏，暹之子也，文士，无筹略，举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败”。[30]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尉迟迥用人不当而导致失败，但是从整个形势看，叛乱的一方不论是军事实力还是政治局面，都不能与杨坚这一方相比，失败是迟早的事情。[31]

杨坚在剪灭尉迟迥势力的过程中，相州治所邺城遭到严重的破坏，而杨坚也不想让邺城继续成为相州的核心之地，于是就分割相州，另建毛、魏二州；相州的治所南移至安阳城（今河南安阳）。[32] 杨坚的这个措施，对当时的地区格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在上文里看到，河北分为南北两大地区，以及两个区域的不同。事实上，河北地区在东魏和北齐统治时代，是其核心之地。尤其南部的邺城是北齐的首都，[33] 清人顾祖禹说：邺城所居之地，“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要膂”。[34] 邺城即相州为北齐之都城，河北南部是都城周围，其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守住河北亦即屏障河南，两河之地在古代王朝经营之位置，自为人所重，这是十分明显的。谭其骧先生说：

邺处于古代“山东”（一般指黄河流域东部大河南北、太行山东西）地区的中心，背靠山西高原，东南北三面是古代经济最发达的黄淮海大平原，所以它在军事上是无险可守的，不及长安，也不及洛阳；在地理位置上不如洛阳那么适中；但以经济条件而言，则在长安、洛阳之上，凡是控制山东地区而不能奄有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一般都要宅都于此。[35]

所以历代东部区域王朝对河南河北的看重，都首当其冲。处在河北南部的邺城，它南倚河南，北进东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周攻灭北齐后，邺城的地位下降成北周政权的一个州。现在杨坚又借着剪灭尉迟迥的机会，将相州分裂，治所南迁。杨坚的这个举动，如果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上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同谭其骧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凡局限在东部地区的政权，它们多数选择邺城作为首都控制所属地区，其原因十分简单，即该地位于中原偏北，可南下洛阳，直至黄淮海；西进关中，北上河东，这在以东部为核心腹地的东魏、北齐王朝表现得十分典型。然而，以关陇为核心的北周灭亡北齐，其统治中心亦在关中，邺城的战略地位与前相比大为降低。尉迟迥的叛乱，至少给杨坚造成河北地区政治势力对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杨坚在不能忍受这种威胁的同时，也大大地削弱了以邺城为核心的河北南部的地位，而这种地位的下降，是与杨坚将要代替北周建立隋朝以关中为核心统辖全国的战略意图是同步的。在那个时候，统治者不希望全国有若干个政治中心以威胁自己。所以邺城战略地位的下降是自然的。[36]

然而，河北作为隋朝统辖范围之内的重要地区，它也丝毫没有脱离王朝的管制。但这个重要与邺城那种政治上的核心地位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它的重要，更多地体现在作为中央王朝控制地方的角色之上。《隋书》卷46《长孙平传》云：

（平深受高祖信任，开皇中）以尚书检校汴州事。岁余，除汴州刺史。其后历许、贝二州，俱有善政。邺都俗薄，旧号难治，前后刺史多不称职。朝廷以平所在善称，转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隋书》卷46《赵煚传》说：

及践祚，煚授玺绂，进位大将军，赐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户，拜相州刺史。……俄转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冀州俗薄，市井多奸诈，煚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杨坚）闻而嘉焉，颁告天下，以为常法。尝有人盗煚田中蒿者，为吏所执。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风化，彼何罪也。”慰喻而遣之，令人载蒿一车以赐盗者，盗者愧恧，过于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类也。上幸洛阳，煚来朝，上劳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实，卿之为政，深副朕怀。”

同书卷46《元晖传》云：

开皇初，拜都官尚书，兼领太仆。……顷之，拜魏州刺史，颇有惠政。在任数年， 以疾去职。

同书卷48《杨文思传》：（杨素从父）开皇元年，进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户。后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职，吏民思之，为立碑颂德。转冀州刺史。

同书卷55《和洪传》：

时东夏初平（指尉迟迥），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领冀州事，甚得人和。……属突厥寇边，诏洪为北道行军总管，击走虏。

上述五条史料说的是相州和其临近魏州以及冀州的情况。第一条材料赞扬长孙平有管理才干，将平素难于治理的邺都管理得井井有条。第二条说赵煚先是充任相州刺史，后调到冀州，这二州都有“俗薄”的称号，赵煚转到冀州后，“百姓便之”，将该州也管理得非常好，并深受文帝的赞赏。第三条和第四条则称赞元晖、杨文思在魏州的善政。第五条材料说和洪在冀州“甚得人和”，说明他也有十分出色的政绩。可见，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有治理河北南部州县的能力，而且深获当地百姓的支持，代表朝廷有效地治理，州务处置得当，获得民心。用《隋书》卷46史臣的话说，都属于“内外所履，咸称贞干，并任开皇之初，盖当时之选也”。这正是隋朝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同书46卷《韦师传》：

高祖受禅，拜吏部侍郎，赐爵井陉侯，邑五百户。数年，迁河北道行台兵部尚书，诏为山东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

同书46卷《李雄传》：

高祖总百揆，……后数年，晋王广出镇并州，以雄为河北行台兵部尚书。上谓雄曰：“吾儿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诚相委，吾无北顾之忧矣。”

46卷《张煚传》：

煚性和厚，有识度，甚有当时之誉。后拜冀州刺史，晋王广颇表请之，复为晋王长史，检校蒋州事。及晋王为皇太子，复为冀州刺史，进位上开府，吏民悦服，称为良二千石。

同书卷56《令狐熙传》：

（开皇初）拜沧州刺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类不以实。熙晓谕之，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在职数年，风教大恰，称为良二千石。开皇四年，上幸洛阳，熙来朝，吏民恐其迁易，悲泣于道。及熙复还，百姓出境迎谒，欢声盈路。……八年，徙为河北道行台度支尚书，吏民追思，相与立碑颂德。

这四条史料反映的是韦师等人都是晋王杨广属官。据《隋书》卷62《元岩传》记载：

时高祖初即位，每惩周代诸侯微弱，以致灭亡，由是分王诸子，权侔王室，以为磐石之固，遣晋王广镇并州，蜀王秀镇益州。二王年并幼稚，于是盛选贞良有重望者为之僚佐。于是岩与王韶俱以骨鲠知名，物议称二人才具侔于高熲，由是拜岩为益州总管长史，韶为河北道行台右仆射。

按晋王杨广充任并州总管是在杨坚刚刚即位之时，与此同时，元景山任安州总管、贺若弼任楚州总管、韩擒虎任庐州总管、窦毅任定州总管、尔朱敞任金州总管、元衮任廓州总管。次年春正月，隋廷设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杨广为尚书令；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阳，秦王俊为尚书令；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蜀往秀为尚书令。[37] 从这些任命的情况看，隋文帝篡权建立政权之后，在安排中央官职的同时，也对地方行政体制作出安置。尤其是关中东部的河南、河北，是政权稳定不可缺少的基础，他特别指派杨广担任并州总管，管理河东、河北之地。而辅佐杨广的属下，也都属于一时的俊杰之辈。[38]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隋朝对河北地区进行治理的特点表现在：

第一，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设立州县进行管理；第二，在重要地区设置总官府，其上则有并州道行台机构，监控河北、河东。

对于河北北部地区，杨坚也指派重要人物但当地方官。河北北部以幽州为核心，是中原王朝东北边地重要的战略城市，此地扼守东北边外与中原衔接之处，素为中原王朝所重。[39] 据《周书》卷30《于翼传》记载：

及尉迟迥据相州举兵，以书招翼（时任幽州总管）。翼执其使，并书送之。于时隋文帝执政，……翼又遣子让通表劝进，并请入朝。……开皇初，拜太尉。

同书同卷《李穆传》也提及李穆之子李荣欲联结尉迟迥对抗杨坚，但是被并州总管李穆所拒绝，李穆遣使联通杨坚，其态度与于翼一样，最终选择了杨坚。看来，幽州与并州在尉迟迥的心目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对杨坚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隋书》卷50《庞晃传》记载：

（北）周武帝时，晃为常山太守，高祖（杨坚）为定州总管，屡相往来。俄而高祖转亳州总管，将行，意甚不悦。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高祖握晃手曰：“时未可也。”晃亦转为车骑将军。

杨坚与庞晃都在河北做官，杨坚南下转往亳州，很不情愿，其原因就是河北、河东之地布有精锐部队，这些人马是控制天下不可或缺的力量，杨坚若离开河北，就与他们脱离干系，这当然是他所不能承受的。这段文字非常清晰地解释了河北与河东地区的战略位置。这些地区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北部突厥等游牧势力对中原的威胁，迫使中原王朝配置重兵防守，这些地区自然就为掌政者注意。就河北地区而言，除了上述尉迟迥等人发生的叛乱外，高宝宁事件也足以引起隋朝当政者的关注。

高宝宁本为北齐大将，驻守营州（治昌黎城，今辽宁朝阳），北周攻灭北齐之后，高宝宁拒不投降，与突厥联合，抗衡北周。[40] 北周在河北地区设置了幽、定（治中山，今河北定州）等总官府，以此控制河北北部地区。然而北齐文宣帝第三子高绍义逃入突厥后，被突厥推立为齐帝，高宝宁为丞相，纠集北齐残余势力发动复国战争。578年，突厥进攻幽州，高绍义、高宝宁等借机复国，而北周武帝宇文邕又病逝，政权处于交替当中，幽州人卢昌期亦趁机起兵范阳，迎合高氏。[41] 周军进攻范阳，高宝宁亦援兵范阳，但因卢昌期失败，遂退兵。北周直至灭亡，仍未能有效地控制河北北部及今辽宁西部。隋朝建立后，倍感受到威胁的突厥曾一度联络高宝宁南下骚扰，“隋主患之，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命上柱国武威阴寿镇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以备之”。[42] 开皇二年（582）初，隋又在并州设置河北道行台，杨广为尚书令；蜀王杨秀任西南道行台尚书令。“隋主惩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莅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选贞良有才望者为之僚佐”。[43] 次年，杨坚命令卫王爽等分八道出击突厥，幽州总管阴寿率步骑十万进攻高宝宁，高失败逃亡契丹，为其麾下所杀。[44]

但是高宝宁死后，幽州局势并未平定。突厥人向该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继阴寿之后任幽州总管的是李穆族人李崇。李崇率领3000人抗击突厥，后被围，力战而死。[45] 隋朝又任命周摇主掌幽州。周摇“修障塞，谨斥候，边民以安”。[46] 在这之间，文帝吸收大臣长孙晟的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分化瓦解突厥内部力量，突厥分裂成东西互不统属的对立关系，隋朝则联络一方，打击另外的势力，极大地削弱了突厥势力。[47]

幽州以北的营州，是隋朝另一个战略要地。这以前的东北都在边区政权的控制之下。自高宝宁失败后，营州掌握在隋朝手里。《隋书》卷47《韦艺传》：

为政清简，士庶怀惠。在（齐州刺史）职数年（开皇初），迁营州总管。艺容貌环伟，每戎狄参谒，必整仪卫，盛服以见之，独坐满一榻。番人畏惧，莫敢仰视。而大治产业，与北夷贸易，家资巨万，颇为清论所讥。

同卷《韦冲传》：

（开皇中）寻拜营州总管。冲容貌都雅，宽厚得众心。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惧，朝贡相续。高丽尝入寇，冲率兵击走之。

营州地区的民族成分主要是靺鞨、契丹等势力，他们与隋朝之间并不象突厥那样战争频繁，他们与隋朝的厉害关系也没有凸显出来，隋朝的目的是尽可能地维持该地区的稳定，指派较有能力而性情平和的官员管理。像韦冲那样，宽厚平和，抚慰当地各族民众，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韦艺与外族贸易交流，用经济贸易的方式联络各种势力，则极大地满足了东北边地各势力的需求。事实上，至少在这个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交往争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他们的经济和贸易需要。[48]

隋朝对河北地区南部和北部统治的手段因其形势不同而有区别。南部地区是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核心区域，是王朝得以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给予特别的关注。在控制的方式上，以州县为核心，重要地区设立总管府，由晋王杨广管理。在北部，因为突厥的强盛，则增加军事防御，修建长城、边城要塞设施，出派通晓军事事务的重量级人物掌管边州，尤其是总管府机构。[49]⑧从后来的情况看，隋朝的措施是相当成功的。隋朝在短期内之强盛，边疆地区的建设所带来的稳定是其强盛的必要条件。

六

从上面的讨论情况，我们可以略作总结如下：

河北地区，在北周与隋朝的嬗替转变之中，其地位的转移，不仅反映出6世纪后期中国政治力量和政治中心变化的特质；而且它在这样的转变过程里还能保持自身的重要地位，同样也十分清晰地展现它在割据性王朝和全国性王朝中的地位。当然，这两者的角色定位是不一样的。

隋朝建立之前的河北，自从东汉王朝衰弱后，河北先后出和经历现过袁绍势力、曹魏政权、后赵、冉魏、前燕、后燕、北魏、东魏、北齐等政权，这些政权或势力均系地方性或区域性王朝，河北地区是他们经营的中心腹地，其地位之重要，实系王朝建立稳固之基础。换句话说，河北地区的占有，是这些东部政权能否成功的关键。

就地理位置而论，河北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历代王朝在这里设置的地方机构也都如此。其南部地区自古以来属于中原王朝的核心腹地，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南部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气候温和，雨水适中，适宜灌溉性的农业生产，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稠密，是王朝的支柱地区。其北部地区则呈现出与此迥异的特征。自燕山之北至辽东迤北，生活着众多的游牧、半游牧和渔猎民族，鲜卑、契丹、奚等势力频繁南下，特别是鲜卑各部西进南下，建立了若干政权，分布于河北等地。他们以此向中原拓展，失败后则由此退回北方。河北的战略位置使它成为众多民族建立政权的有利条件，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发挥的地理优势。

第7篇：隋朝杨广范文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

隋炀帝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隋末天下大乱时，李渊也就是唐高祖乘势从太原起兵，攻占长安。义宁二年农历五月，李渊接受其所立的隋恭帝的禅让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并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来源：文章屋网 ）

第8篇：隋朝杨广范文

杨坚在位期间，军事上攻灭陈国，成功地统一了严重分裂数百年的中国，击破突厥，被尊为“圣人可汗”；内政方面，开创先进的选官制度，发展文化经济，使得中国成为盛世之国。开皇年间，隋朝疆域辽阔，人口达到700余万户，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时期。

天命所定

史载杨坚出自关中高门弘农杨氏，是东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其四世祖杨元寿被北魏任命为武川镇司马，其父杨忠跟随北周文帝宇文泰起义关西，因功赐姓普六茹氏，官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死后追赠太保，谥号桓。公元568年杨忠死后，杨坚承袭父爵。

齐王宇文宪曾对武帝宇文邕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本来宇文邕对杨坚早存疑心，听宇文宪说后，疑心更重。

但是否立即剪除杨坚还犹豫不定，于是便问计于钱伯下大夫来和，来和也说杨坚不凡，但暗中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便谎称：“杨坚这人是可靠的，如果皇上让他做将军，带兵攻打陈国，那就没有攻不下的城防。”为杨坚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宇文邕还是放心不下，暗里又派人请相士赵昭偷偷为杨坚看相。赵昭与杨坚友善，当着宇文邕之面佯装观察杨坚脸庞，然后毫不在意地说：“皇上，请不必多虑，杨坚的相貌极其平常，无大富大资可言，最多不过是个大将军罢了。”又使杨坚度过了一次险关。

宇文邕死后，其子宇文S即位。

宇文S是皇家世袭之君，不问朝政，沉溺酒色，满朝文臣武将敢怒而不敢言。宇文S不但不听忠臣劝告，反而觉得这皇帝当得太不称心如意。他终于想出了一个逍遥自在的方法，将皇帝让给年幼的儿子。自称天元皇帝，住在后宫，终日与嫔妃宫女们吃喝玩乐，荒淫无度的生活使他年仅22岁就丧命了。

宇文阐（周静帝）即位，任命杨坚为丞相。周静帝即位时才7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所以杨坚就在郑译和刘P的帮助下以外戚身份就控制了北周的朝政。杨坚当上丞相以后就开始了篡夺北周大权的计划，先是骗北周宗室五王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到长安，雍州牧毕王贤及赵、陈等五王一起被杨坚杀掉，杨坚又任用韦孝宽出兵打败了尉迟迥，消灭了对自己有威胁的政敌。

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北周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三让而受天命，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

确立三省六部制，简化地方官制

杨坚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很原始、极混乱。六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低下。杨坚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政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秘书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

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于郡县设置过繁，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开皇十年（590年）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

修订开皇律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下令命高獾热瞬慰嘉航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583年），杨坚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595年）形成定制的，杨坚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杨坚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杨坚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

开皇盛世

开皇之治是杨坚在位二十多年中开创，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杨坚倡导节俭，节省政府内不少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后的中国，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

第9篇：隋朝杨广范文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预言流传广，群众基础深，影响面大，因而它也常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争夺帝位和巩固政权的舆论工具。由此，便演出了一幕幕历史丑剧……

为夺帝位，制造预言

在中国历史上，利用预言大肆宣扬改朝换代有理、夺取帝位有功的，当首推西汉的外戚王莽。

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王莽扶立年近9岁的平帝登基，自己做了掌控实际大权的“安汉公”。这时，便不断地有人报告出现了“祥瑞”，所有“祥瑞”都预示着汉朝气数已尽，新天子将要出现。于是王莽就将小皇帝毒死，另立了一个两岁的婴儿做天子。

当月，就有人呈上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说是挖井时挖出来的，上面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红色大字。这分明是说，老天也在催促王莽当皇帝，“天意”怎能违迕?于是王莽依据这条预言，顺顺当当地当上了“摄皇帝”。还有一个叫哀章的人，精心准备了两个铜柜，一个上面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个上面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与黄帝金策书”。这里“赤帝”是指汉高祖刘邦，“黄帝”是指王莽，“行玺”是皇帝的大印。意思很明白，天帝和汉高祖刘邦都示意皇帝的宝座应该传给王莽。第二天王莽便赶到高祖庙，拜受了这两个“神柜”，接受了汉高祖传给他的“行玺”，并昭告天下，堂而皇之地废了汉帝，当起了新朝皇帝。

铲除异己，利用预言

在争夺帝位中和夺取帝位后，为避免皇权旁落，有些野心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剪除异己。为此，他们也常利用预言作为借口。

南朝宋明帝是个猜忌心很重又非常狠毒的家伙，他即位后先把孝武帝留下的27个儿子全部杀光。因自己不生育，他又把诸王怀了孕的姬妾纳入宫中，生下孩子后把母亲立即杀掉，将孩子交给宠姬养育，冒充自己的儿子。他又担心孩子幼小，万一自己不行了，几个兄弟会来抢夺皇权，于是又陆续将几个兄弟杀死。最后他又把目标瞄向自己的大舅子王景文和大将张永。他想自己死后，皇后临朝，王景文自然就是宰相，肯定要篡位；而大将张永身经百战，军中官长多是他的亲信，也是发动的祸根。这二人不除，他死不暝目。于是，他便编造了一个蹩脚的谣言：“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让人在民间广泛传播。“一士”是“王”字，指王景文；“弓长”是“张”字，指张永。既然天降谶语说这两人该死，自然应替天行道，把他俩除掉。可惜明帝的行动晚了一步，他死前只把毒药赐给了王景文，却未来得及收拾张永……他死后不久，刘宋的江山就被萧道成篡夺，他留下的小皇帝也被杀掉。

巩固政权，禁绝预言

尽管预言帮了一些皇帝的大忙，但他们却对预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当预言对他们有用的时候，他们视若珍宝；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视若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加以禁绝。在取得帝位的前后，这两种态度的反差尤为明显。

隋文帝杨坚也是利用预言广造舆论，夺取后周政权的。但他当了皇帝后，深知舆论导向的厉害，马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明令禁止谶纬(即谶书和纬书，亦即预言)流行。他还不准民间撰写国史和褒贬人物，想把自己不光彩的篡位历史一笔抹掉。

隋文帝的禁令尽管严厉，但远不及其子隋炀帝杨广来得彻底。通过精心策划登上皇帝宝座的杨广，上台伊始，就操控舆论，下令严禁谶纬传播，并派出使者到各地搜书，凡跟谶纬有关的图书一律焚毁。若查出有人隐匿不报，立即处死。诏令之后，民间有关预言的藏书以及一些内府秘籍，都被付之一炬。两汉以后盛行的谶纬之学从此几乎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