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权益保护法精选(九篇)

第1篇：未成年权益保护法范文

关键词：器官移植，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法律保护

器官移植是指通过手术等方法，替换体内已损伤的、病态的或者衰竭的器官。器官移植是20世纪以来医学领域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技术，它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器官移植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WTCD）的统计，迄今已有60余万名身患不治之症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移植的器官不仅具有良好的功能，而且他们身心健康，过着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育龄妇女能怀孕生育，少年儿童能健康成长。在我国，器官移植自50年代末期即已开始，70年代开始应用于临床。目前已开展了10多种临床器官的移植，其中肝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居世界第四位；而在肾脏移植、小肠移植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和良好的疗效。但与此同时，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侵害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生命权益即围绕人的生命而产生的各种生命权益，具体包括人的生命权、健康权、长寿权以及与健康权密切相关的身体权等。由于“人的生命是人存在的基础，是人维持其生活的基本物质活动能力”，因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保护人们的生命权益就成为维持人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探讨如何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法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器官移植及其可能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造成的损害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上来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器官移植作为一项具有相当难度的生命科学技术，其发展为许多具有器官移植疾病或器官功能的患者带来重获健康希望。但与此同时，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实验性的治疗行为，也潜藏着种种风险。尽管现有的器官移植手术是建立在长期总结治疗经验或反复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的，已经具有了相当的适应性，但由于医方的失误、供体器官的卫生状况以及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自身的状况等原因，依旧极有可能引发一些严重的诸如身体伤害甚或死亡等侵害生命权益的事件。而在这些生命权益侵害的事件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侵害显然也在其中。在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既可能会作为供体捐献或提供身体器官，也可能会作为受体而接受他人捐献的器官。而无论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还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客观上都存在着其生命权益被侵害的可能。具体说来：

（1）无论作为供体还是作为受体，器官移植手术都会给未成年人带来一定的创伤及痛苦，并有可能引发某些并发症，导致其健康状况下降。

（2）器官移植有可能会使作为供体的未成年人的器官储备功能受到一定贬损，导致其疾病防御能力下降。

（3）在供体器官的卫生状况等存在隐患时，器官移植手术可能会导致作为受体的未成年人术后的健康状况比先前更为下降。例如，在供体患有遗传性传染病的情况下，接受移植的未成年人会因为接受了供体的器官而染上与供体同样的疾病。

（4）由于医方在诊断时存在严重过失，致使不需要和不应当接受器官移植的未成年人接受了器官移植，导致其健康的器官被切除。

（5）由于其他医疗事故也可能会导致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在捐献器官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时受到损害。例如，未成年人自愿捐献的是自己的左肝，但由于医方的失误而将其右肝摘取；再如，在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过程中，医生误将手术器具、药棉等遗留在未成年人体内，造成其痛苦；等等。

不仅如此，在未成年人尚不具备足够的判断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还难以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其他人怂恿或欺骗他们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或者未经其允许而偷摘其身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行为，无疑也将构成对其生命权益的侵害。此外，在器官移植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可供移植的器官仍然主要来自人类自身，多数情况下依旧需要牺牲一个个体去挽救另一个个体，由于需要接受移植的患者众多而器官来源又严重不足，导致人体器官成为一种具有高利润性的物。为此，某些利欲熏心的犯罪分子通过绑架、麻醉等手段强制摘取未成年人身体器官用于贩卖的情况也会发生。这类情况无疑都会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构成严重的威胁或造成现实的损害。

二、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法律保护

器官移植中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损害往往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医生责任感的缺失、器官移植技术负面效应的不明显性以及法律保障的失利等，都是导致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易受侵害的重要原因。但笔者以为，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则是法律保障的失利。由于当前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步伐相对滞后，还没有制定专门规制器官移植的《器官移植法》，因而导致医疗实践中的器官移植操作极不规范，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未予充分重视和保护。事实上，未成年人作为一类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之黄金时期、生命还相对脆弱的特殊群体，其生命权益应受到法律的特殊保障。这是现代法制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为此，笔者以为，针对器官移植中出现的上述各种侵害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现象，我国应当加快器官移植立法的步伐，制定一部专门的《器官移植法》，通过《器官移植法》及于之相配套的民事及刑事制度来保障器官移植各方权利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为此，首先需要我国未来《器官移植法》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

器官捐献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对这种行为的提倡有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所以，对于公民自愿捐献其身体器官的行为，立法应予以积极的倡导。然而，立法所倡导的这种自愿捐献器官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其不会对捐献者造成生命安全方面的威胁和健康方面的损抑，而且，也不会产生或者可能产生其他负面效应。当前，活体器官移植的理论前提是其不会对供体的生命健康带来损害，而事实上，这一理论前提还是存在一定的可证伪性的，就是说，“器官移植并不是绝对不会对供体身体健康造成任何损害的。”这是因为，器官移植主要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其中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生命风险和健康损害，至少会在短期内给供体带来一些肉体上的痛苦。未成年人作为正处于生理发育最佳时期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在如对摘除器官后的承受能力、对被摘除器官的未来健康需求等许多方面都还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容易引发损害其生命权益的事件发生；加之未成年人一般都缺乏足够成熟和理性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等都难以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容易出现纠纷。因此，对于未成年人自愿捐献器官的行为，未来《器官移植法》应

当仔细权衡、谨慎考虑。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来看，基本上都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而转而以“成年”作为捐献器官的主体要件之一，如美国的《统一组织提供法》就规定，自愿捐献器官者须年满18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身体健康；法国的《关于器官摘取之法律》以及台湾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也都有类似的规定。这表明，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是当前各国立法所普遍采取的立法倾向。我国是在器官移植立法方面相对滞后的国家，在基本上还没有什么立法经验可言的情况下，显然应当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等作为未来《器官移植法》允许并提倡自愿捐献器官的前提条件，拒绝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这是保护未成年人在器官移植中的合法生命权益的需要。

（二）建立供受体健康状况调查制度及器官移植对供受体健康的影响评估制度

设立供受体健康状况调查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医方对器官移植前后供受体的健康状况进行认真调查和分析，以此为受体的健康状况是否已经恶化到必须接受器官移植的程度和供体的健康状况能够允许其捐献器官提供现实依据，提高进行器官移植的安全系数。同时，通过对供受体术后健康状况的了解和调查，可及时发现那些隐匿的手术并发症或后遗症，了解器官移植对供受体生命健康状况的影响，以便及时采取适宜的补救措施，切实保障供受体的生命与健康。而建立器官移植对供受体健康的影响评估制度的主要作用则在于保障医方对将要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科学的评估，以提出影响或可能影响器官移植安全进行的因素的分析报告以及消除这种影响的医疗方案设计，保证器官移植手术安全进行，不会对供受体的生命健康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在《器官移植法》中设立这两项制度，对于保障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器官移植供受体的生命权益显然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

（三）建立器官移植手术许可证制度

器官移植是一项高难度的医疗手术，并非任何医疗单位都具备实施这类手术的能力，也并不是每个医师都有能力和水平进行这种手术。所以，出于对手术安全性的考虑以及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健康的需要，应当在《器官移植法》中确立器官移植手术的许可证制度，对申请从事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单位和医师个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就审查的内容来说，应当包括：医疗单位是否具备进行器官移植所必需的医疗设备；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医师是否具有相关的临床经验、实际水平和能力等等。这也是防止因医疗单位和医师不具有进行器官移植所必需的资质而擅自进行器官移植以致损害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以保障器官移植手术安全进行的需要。

（四）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严厉打击贩卖人体器官的活动

在当前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众多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器官的高利润性使得器官买卖成为器官移植中所面临的一类严峻社会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良好形象。现实生活中，我国已发生了许多买卖人体器官的事件，更有甚者，有些不法分子受人体器官买卖高利润性的诱惑，不惜铤而走险，通过拐卖、诱骗、麻醉等犯罪手段偷偷摘取或强制摘取他人的身体器官加以贩卖，未成年人由于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防护能力，经常会成为这些不法分子猎取的目标。这不仅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而当前我国现行立法对人体器官买卖问题的立法空位，则客观上为人体器官买卖在现实世界中的自流提供了法律上的空隙。为此，立法应当明令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对买卖特别是贩卖人体器官尤其是未成年人的身体器官的行为予以严厉和有效的打击。这是在器官移植中保护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一项前瞻性工作，也是使我国器官移植保持向公益性方向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

（五）设立器官来源的严格审查制度

第2篇：未成年权益保护法范文

关键词：器官移植，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法律保护

器官移植是指通过手术等方法，替换体内已损伤的、病态的或者衰竭的器官。器官移植是20世纪以来医学领域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技术，它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器官移植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wtcd）的统计，迄今已有60余万名身患不治之症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移植的器官不仅具有良好的功能，而且他们身心健康，过着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育龄妇女能怀孕生育，少年儿童能健康成长。在我国，器官移植自50年代末期即已开始，70年代开始应用于临床。目前已开展了10多种临床器官的移植，其中肝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居世界第四位；而在肾脏移植、小肠移植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和良好的疗效。但与此同时，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侵害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生命权益即围绕人的生命而产生的各种生命权益，具体包括人的生命权、健康权、长寿权以及与健康权密切相关的身体权等。由于“人的生命是人存在的基础，是人维持其生活的基本物质活动能力”，因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保护人们的生命权益就成为维持人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探讨如何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法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器官移植及其可能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造成的损害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上来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器官移植作为一项具有相当难度的生命科学技术，其发展为许多具有器官移植疾病或器官功能性障碍的患者带来重获健康希望。但与此同时，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实验性的治疗行为，也潜藏着种种风险。尽管现有的器官移植手术是建立在长期总结治疗经验或反复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的，已经具有了相当的适应性，但由于医方的失误、供体器官的卫生状况以及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自身的状况等原因，依旧极有可能引发一些严重的诸如身体伤害甚或死亡等侵害生命权益的事件。而在这些生命权益侵害的事件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侵害显然也在其中。在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既可能会作为供体捐献或提供身体器官，也可能会作为受体而接受他人捐献的器官。而无论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还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客观上都存在着其生命权益被侵害的可能。具体说来：

（1）无论作为供体还是作为受体，器官移植手术都会给未成年人带来一定的创伤及痛苦，并有可能引发某些并发症，导致其健康状况下降。

（2）器官移植有可能会使作为供体的未成年人的器官储备功能受到一定贬损，导致其疾病防御能力下降。

（3）在供体器官的卫生状况等存在隐患时，器官移植手术可能会导致作为受体的未成年人术后的健康状况比先前更为下降。例如，在供体患有遗传性传染病的情况下，接受移植的未成年人会因为接受了供体的器官而染上与供体同样的疾病。

（4）由于医方在诊断时存在严重过失，致使不需要和不应当接受器官移植的未成年人接受了器官移植，导致其健康的器官被切除。

（5）由于其他医疗事故也可能会导致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在捐献器官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时受到损害。例如，未成年人自愿捐献的是自己的左肝，但由于医方的失误而将其右肝摘取；再如，在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过程中，医生误将手术器具、药棉等遗留在未成年人体内，造成其痛苦；等等。

不仅如此，在未成年人尚不具备足够的判断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还难以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其他人怂恿或欺骗他们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或者未经其允许而偷摘其身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行为，无疑也将构成对其生命权益的侵害。此外，在器官移植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可供移植的器官仍然主要来自人类自身，多数情况下依旧需要牺牲一个个体去挽救另一个个体，由于需要接受移植的患者众多而器官来源又严重不足，导致人体器官成为一种具有高利润性的物。为此，某些利欲熏心的犯罪分子通过绑架、麻醉等手段强制摘取未成年人身体器官用于贩卖的情况也会发生。这类情况无疑都会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构成严重的威胁或造成现实的损害。

二、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法律保护

器官移植中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损害往往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医生责任感的缺失、器官移植技术负面效应的不明显性以及法律保障的失利等，都是导致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易受侵害的重要原因。但笔者以为，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则是法律保障的失利。由于当前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步伐相对滞后，还没有制定专门规制器官移植的《器官移植法》，因而导致医疗实践中的器官移植操作极不规范，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未予充分重视和保护。事实上，未成年人作为一类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之黄金时期、生命还相对脆弱的特殊群体，其生命权益应受到法律的特殊保障。这是现代法制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为此，笔者以为，针对器官移植中出现的上述各种侵害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现象，我国应当加快器官移植立法的步伐，制定一部专门的《器官移植法》，通过《器官移植法》及于之相配套的民事及刑事制度来保障器官移植各方权利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为此，首先需要我国未来《器官移植法》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

器官捐献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对这种行为的提倡有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所以，对于公民自愿捐献其身体器官的行为，立法应予以积极的倡导。然而，立法所倡导的这种自愿捐献器官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其不会对捐献者造成生命安全方面的威胁和健康方面的损抑，而且，也不会产生或者可能产生其他负面效应。当前，活体器官移植的理论前提是其不会对供体的生命健康带来损害，而事实上，这一理论前提还是存在一定的可证伪性的，就是说，“器官移植并不是绝对不会对供体身体健康造成任何损害的。” 这是因为，器官移植主要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其中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生命风险和健康损害，至少会在短期内给供体带来一些肉体上的痛苦。未成年人作为正处于生理发育最佳时期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在如对摘除器官后的承受能力、对被摘除器官的未来健康需求等许多方面都还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容易引发损害其生命权益的事件发生；加之未成年人一般都缺乏足够成熟和理性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等都难以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容易出现纠纷。因此，对于未成年人自愿捐献器官的行为，未来《器官移植法》应当仔细权衡、谨慎考虑。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来看，基本上都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而转而以“成年”作为捐献器官的主体要件之一，如美国的《统一组织提供法》就规定，自愿捐献器官者须年满18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身体健康；法国的《关于器官摘取之法律》以及台湾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也都有类似的规定。这表明，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是当前各国立法所普遍采取的立法倾向。我国是在器官移植立法方面相对滞后的国家，在基本上还没有什么立法经验可言的情况下，显然应当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等作为未来《器官移植法》允许并提倡自愿捐献器官的前提条件，拒绝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这是保护未成年人在器官移植中的合法生命权益的需要。

（二）建立供受体健康状况调查制度及器官移植对供受体健康的影响评估制度

设立供受体健康状况调查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医方对器官移植前后供受体的健康状况进行认真调查和分析，以此为受体的健康状况是否已经恶化到必须接受器官移植的程度和供体的健康状况能够允许其捐献器官提供现实依据，提高进行器官移植的安全系数。同时，通过对供受体术后健康状况的了解和调查，可及时发现那些隐匿的手术并发症或后遗症，了解器官移植对供受体生命健康状况的影响，以便及时采取适宜的补救措施，切实保障供受体的生命与健康。而建立器官移植对供受体健康的影响评估制度的主要作用则在于保障医方对将要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科学的评估，以提出影响或可能影响器官移植安全进行的因素的分析报告以及消除这种影响的医疗方案设计，保证器官移植手术安全进行，不会对供受体的生命健康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在《器官移植法》中设立这两项制度，对于保障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器官移植供受体的生命权益显然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

（三）建立器官移植手术许可证制度

器官移植是一项高难度的医疗手术，并非任何医疗单位都具备实施这类手术的能力，也并不是每个医师都有能力和水平进行这种手术。所以，出于对手术安全性的考虑以及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健康的需要，应当在《器官移植法》中确立器官移植手术的许可证制度，对申请从事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单位和医师个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就审查的内容来说，应当包括：医疗单位是否具备进行器官移植所必需的医疗设备；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医师是否具有相关的临床经验、实际水平和能力等等。这也是防止因医疗单位和医师不具有进行器官移植所必需的资质而擅自进行器官移植以致损害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以保障器官移植手术安全进行的需要。

（四）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严厉打击贩卖人体器官的活动

在当前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众多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器官的高利润性使得器官买卖成为器官移植中所面临的一类严峻社会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良好形象。现实生活中，我国已发生了许多买卖人体器官的事件，更有甚者，有些不法分子受人体器官买卖高利润性的诱惑，不惜铤而走险，通过拐卖、诱骗、麻醉等犯罪手段偷偷摘取或强制摘取他人的身体器官加以贩卖，未成年人由于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防护能力，经常会成为这些不法分子猎取的目标。这不仅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而当前我国现行立法对人体器官买卖问题的立法空位，则客观上为人体器官买卖在现实世界中的自流提供了法律上的空隙。为此，立法应当明令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对买卖特别是贩卖人体器官尤其是未成年人的身体器官的行为予以严厉和有效的打击。这是在器官移植中保护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一项前瞻性工作，也是使我国器官移植保持向公益性方向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

（五）设立器官来源的严格审查制度

第3篇：未成年权益保护法范文

[关键词]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

一、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的不足之处

未成年人的权益能否被更好地维护，与审判阶段中的每一道程序都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对未成年权益的保护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在审判制度、对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未成年人的定罪量刑等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在审判制度的不足之处

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世界各国大多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少年审判组织，由专门机关或者人员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我国，虽然在少数大城市法院也建立了少年法庭，遗憾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在基层法院很少设立少年法庭。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是由所谓的“少年专审法庭”审理，其实这种少年法庭名义上是专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质上只是普通法庭的“变体”。普通法庭的审判组织原封不动，只是被冠以“少年法庭”的名号而已。[1]这样的审判主体制度安排并不能对未成年人刑事被告人权益的特殊保护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保护不足之处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末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在侦察阶段律师不是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的，而只有进入审判阶段的时候，律师才可以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在审判阶段才能作为辩护人，这会使律师没有充足的时间阅卷、了解案情，为辩护做准备，而且也不利于监督侦查机关的行为。[2]这样使得辩护人不能为未成年人争取最有利的判决结果，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三）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规定的不足之处

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不判处死刑，最多判处无期徒刑，我国刑法中的无期徒刑是有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但对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违背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刑法规定。另外自首与立功制度，特别是缓刑制度中，没有关于未成年人从宽量刑的规定，把未成年人等同于成年人对待，这对未成年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 完善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措施

（一）完善未成年人审判制度的建设

首先，应加强少年法庭和少年法院的建设。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它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但还需从法律上明确少年法庭的法律地位，条件成熟可以设立独立的少年法院，其具体的设置可作如下设计：级别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它设置于设区的市，全市的涉少一审案件均到该少年法院审判，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则归属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中央直辖市内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目前的直辖市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可在中级法院辖区内设置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的少年法院，终审权属该中级法院。[3]其次，可以由普通刑事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但对法官要有特殊的限制。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设置方面，可以由一名女法官担任审判长，会同两位人民陪审员专门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因为女法官善于发挥女性特有的缜密、细致、耐心的长处及敏锐的观察力，易发现被忽视的细微枝节问题或事实，并以此作为突破口而消除法官与未成年被告人间的隔阂。且女法官的母性本质，更富教育感化能力，其丰富的感情、温和的言谈更易博得未成年被告人的信任和敬爱，从而使他们能向女法官主动倾诉真言。[4]另外，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议庭可以吸收心理辅导专家、教师作为人民陪审员，对未成年被告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其紧张情绪，这样不仅更加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而且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帮扶作用很大，把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伤害降到最低。

（二） 将指定辩护提前到侦查阶段

由于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识别能力相对较弱，对法律的了解较少，也有可能存在对司法机关的畏惧心理，所以更易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律师的加入可以有效防止刑讯逼供或其它的侵犯未成年人权利的行为。律师也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其成长经历，分析案情，更早地为辩护做准备，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另外，律师也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以避免犯罪污染。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保护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将为未成年人指定律师提前到侦查阶段，能够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权益。

（三）正确使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措施

对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措施，向非监禁化和非刑罚化发展，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替代刑制度。自由刑是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刑罚。针对各国刑罚发展、青少年犯罪特点及

的审判制度，对那些经开庭审理已经查明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只能在审判期限内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实行暂缓判决，法官就有时间区别和判断各未成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最大限度地挽救犯罪未成年人，开辟了一条教育矫治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新途径。

尽可能大量适用自首与立功制度、缓刑制度。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缓刑制度及配套的调查、监督和社会帮教制度，促使未成年人犯再社会化。严格区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适用缓刑制度的标准。对未成年人犯尽可能大量适用缓刑制度是未成年人犯恢复性司法的有效措施，对促进未成年人犯回归社会有良好效果和重要意义。

三、结语

少年时期是人生成长经历中十分关键又十分脆弱的时期，需要我们特别的照顾和保护。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防治青少年犯罪，更为深度的价值诉求是彰显成人社会对未成年人的重视、 尊重与关爱。在刑事诉讼领域， 我们应当以开阔的视野、创新的理念为指导，使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程序走向科学化、理性化。

[参考文献]

[1]马柳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第4篇：未成年权益保护法范文

通过认真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使我对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对未成年人有哪些权益受到国家的保护、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办有了一定的了解。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它具体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保护工作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是一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基本法。它的颁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监护人、教师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如：在一些学校里，侵犯学生权利、伤害学生自尊心的现象时有发生，或多或少存在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如有时罚站，有时一个学生违纪全班同学挨批，优待尖子生，有时对后进生态度粗劣等．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有关法律的规定，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我们教师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的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杜绝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5篇：未成年权益保护法范文

2、政府护法维权，青少年健康成长。

3、维护少年合法权益，需要全民的努力。

4、为青少年维权，我们引以为荣。

5、维护青少年，守护我们的未来。

6、维权如伞，只为人生雨季撑起一方晴空。

7、维护青少年权益，检察需要您的参入。

8、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9、维护青少年权益，撑起民族的未来。

10、关爱青少年，法律来维权。

11、把握青春年华，掌控权力利益。

12、检查在行动，为未成年人权益保驾护航。

13、发挥检察职能，维护青春美梦。

14、与青春共舞，与维权同行。

15、倾心呵护青少年，努力促进你成长。

16、大手牵小手，维权路上一起走。

17、关爱青少年，重在维其权。

18、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维护花朵我当先。

19、别让“未来”失落在今天。

20、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21、齐心营造合法社会，协力维护孩子权益。

22、维权青少年，守护为明天。

23、少年维权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

24、坚决依法维护每一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5、纯真的笑脸，愿它永远绽放。

26、监督父母，维护孩子。

27、维护青少年权益，全社会责无旁贷。

28、履行公检职责，维护青少年权益。

29、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维护少年合法权益。

30、和您一起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1、推进和谐社会发展，加快青少年维权。

32、保护青少年权益，呵护花季雨季。

33、关注青少年维权，构建祖国美好明天。

34、青少年维权，给孩子多一些的保护。

35、精英也曾未成年过，社会维权应此开始。

36、维护青少年权益，我们在一起。

37、让法律为青少年维权撑开一片蓝天。

38、创建和谐社会，从青少年维权开始。

39、关注国家未来，维护少年权益。

40、年龄有别，权利无异。

41、打造和谐，维护青少年。

42、让法律为青少年维权保驾护航。

43、保护青少年权益，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44、为青少年维权，托起花朵明天。

45、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

46、情系祖国未来，保护青少年权益。

47、保护未成年，温暖爱心田。

48、依法保障合法权益，给青少年一片蓝天。

49、维权青少年，关爱在身边。

第6篇：未成年权益保护法范文

论文关键词 登记离婚 诉讼离婚 未成年人保护

离婚自由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了法律对婚姻关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在离婚案件的处理中，法律更多的关注婚姻当事人的意志，未成年子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他们的抚养、监护、教育乃至身心健康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承受了父母离婚带来的伤害。

一、我国的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失

离婚，即夫妻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解除婚姻关系。我国的婚姻立法对于离婚纠纷的解决设置了两种制度：一是夫妻双方达成离婚合意基础上的行政登记离婚制度。二是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法院判决离婚制度。无论哪种离婚制度都体现了我国婚姻立法对当事人离婚自由的保护，都从成年人是否愿意维护婚姻关系的角度出发，赋予成年人婚姻自主权的选择，但在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上有所欠缺。

（一）登记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失

我国《婚姻法》第31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己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该法条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离婚自由权的保护，并在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时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的行政审查权，但审查权限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该规定实际上仅赋予婚姻登记机关的形式审查权，即仅限于对当事人双方是否共同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以及户口薄、身份证、结婚证等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离婚协议中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约定条款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不进行实质审查，对有关父母离异时子女是否发表了意见，离婚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是否充分考虑到子女的愿望等问题均未作任何规定。而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父母离婚是不会征求子女意见的。尤其是“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的举措更显得法律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缺失，父母匆忙离婚致使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蒙受损失，导致实质的不公正。

（二）诉讼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缺失

现行《婚姻法》第32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但诉讼离婚制度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

1.离婚诉讼与一般的财产诉讼未做区分，忽视未成年人利益

现行《民事诉讼法》历经两次修订，均未将含离婚在内的家事纠纷案件与财产案件进行区分，而是使用统一的审理程序和审理方式，家事纠纷的特殊性无法得到体现。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如探视权、抚养权等的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由于财产、感情纠葛，在诉讼中相互对抗，各自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容易被忽视。

2.离婚诉讼凸显婚姻自由原则，忽视未成年人利益

离婚诉讼过程重在保护婚姻当事人离婚自由权利的实现，这是我国离婚立法的宗旨，但却忽视了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婚姻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以下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此处的“离婚案件”并没有规定具体的适用范围，“应当进行调解”的“应当”也不具有强制性，故在实际操作中法官为追求结案率，不进行诉前调解或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一下当事人后直接进入审判程序情况时有发生，无需考虑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人能否有妥善的安排。可见，目前我国的婚姻立法在强调离婚自由的同时，为对未成年子女在离婚中的权益保护作充分的考虑。

3.诉讼离婚中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条款零散、缺乏系统性

对于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法院适用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婚姻法》第36、37、38条的相关规定，如不因父母离婚而改变父母子女关系，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承担生活费和教育费，而且有探视子女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三部《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等一些的针对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在民事诉讼法中未见有专门的程序性规定。由于法律的不作为和未成年人的生理限制，未成年人在民事诉讼中几乎没有诉讼地位，较少参加诉讼，权利和意愿很难得到应有的关注，未成年子女在权益保障体系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法官往往听不到来自于未成年子女的声音，未成年子女在诉讼中经常被利用或被忽视。但这类案件的审理结果对于他们却有重大影响。父母一经法庭判决离婚，原有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或母一方生活，对其健康成长造成很大影响。

二、离婚制度应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当离婚正在瓦解一个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时，单方面的无过错离婚、不健全的离婚程序、强制性的离婚理由，以及缺乏实体上和程序上的保护措施，都造成了不应有的不公平和困难。”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需求，它还承载着稳定社会、繁衍生命的历史使命，这种社会功能维系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秩序。离婚制度在维护当事人个人婚姻自由权的同时，应能保证婚姻的社会价值和家庭的社会职能的正常运行。

（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是夫妻之间爱情的延续”，生活在美好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是幸福的。离婚虽对父母子女的亲属关系不产生影响，但破坏了原有的家庭结构，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或母一方生活，必然会对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与成长带来巨大的伤害，孟德斯鸠说过：“离婚是为着夫妻双方而建立的，但对于子女则始终是不利的。”婚姻立法在解除夫妻法律关系的同时，从应然意义上仍要重视原婚姻的产物——儿童的利益，即孩子的健康、安全及未来发展问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尚未发育成熟，须予以特殊保护，尽可能减少父母离异带来的创伤，维持身心的健康发育，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回避的事实。

（二）有利于司法的公正及社会和谐

离婚案件中，当前的婚姻立法具有强烈的成人化特征，对婚姻关系影响下的未成年人的利益维护力量较为薄弱，离婚诉讼中，现行立法没有对未成年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进行规定，由于父母离婚所造成的抚养权纠纷、探视权纠纷等需要另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些都会对未成年人的情感、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纵是再多的金钱所不能弥补的。现行民事诉讼程序是以平等对抗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程序设计上要求法官尽量保持克制，甚至扮演消极的角色，那么在涉及天然处于弱势的未成年人利益时，现有民事诉讼限制了法官能动性的发挥，也就削弱了司法权凸出未成年人权益的能力。

（三）有利于家事立法的完善

当前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务研究中，基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诸多专家、学者呼吁建立家事纠纷的专门解决机制，离婚纠纷在家事类纠纷中居于主导地位，离婚案件一般都会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视等权益的处分问题，离婚制度设计上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符合家事立法改革的趋势。

三、离婚制度应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建议

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离婚案件中，如何有效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既关系到广大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千万个家庭的幸福。

（一）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联合国1959年的《儿童权利宣言》、1979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均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了倡导性规定。“更加注意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已成为现代家事诉讼立法发展趋势。遗憾的是，我国相关立法没有采用“儿童最大利益”的提法，我国现行婚姻法对调整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只规定了保护儿童合法权益原则，并与保护妇女、老人合法权益共同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没有突出保护儿童利益的优先性。在离婚案件中，未成年人的权益更容易受到损害，离婚纠纷中不能绝对的鼓励和纵容离婚自由，无论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均应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

（二）协议离婚制度的适用限制

协议离婚制度应当适用于无未成年子女的夫妇，对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应通过法院诉讼机制的介入方可。这不是针对我国协议离婚的缺陷所进行的独有的制度设计，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如《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19条第1款规定：“没有共同的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协议离婚时，在户籍登记机关办理。有未成年子女者须经诉讼程序离婚”；《墨西哥民法典》第272条也规定，“协议离婚的双方须无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我国澳门地区的离婚，有一种情形是向有权限的民事登记局申请的，也是要求“无夫妻两人所生之未成年子女”。

（三）诉讼离婚制度应加强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

对性质特殊的案件需要设计特别的诉讼程序及制度加以应对。针我国现行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

1.建立专门的诉讼程序

婚姻家庭法在民法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因为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平等主体是基于亲属身份而发生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这与其他民事关系明显不同，具有其特殊性。离婚纠纷中基于亲属身份而发生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探视等问题，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宜采用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应对家事纠纷进行专门立法，如颁布家事诉讼法或在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增设家事诉讼程序，在程序上突出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司法保护。

2.设立专门的家事法院，构建适度司法干预的诉讼模式

目前离婚类家事诉讼程序混杂在通常诉讼程序之中，其特有的程序法理尚未体现出来。应依据婚姻家事类纠纷的特殊性设立专门的家事法院，在诉讼模式上遵循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原则，建立法官依职权适度进行司法干预的审判方式。

第7篇：未成年权益保护法范文

[关键词] 权益保护；国家保护；必要性；可行性；操作性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无时无刻地存在于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的每个过程，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他们的成长。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尽管已有明确的规定，可具体的相配套的措施还不到位，使得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执行主体缺位。那么如何来弥补和解决上述问题呢？《儿童国际公约》中从社会的各个方面要求缔约国对儿童的利益予以维护，对一切不利于儿童的行为要进行行政和司法的干预。因此，儿童公约中，把国家作为了儿童的当然监护人和最终监护人。所以，笔者认为，作为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要重视实践探索，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护，研究和寻找维护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利的途径和方法，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一、探索的路径和方法

由于未成年人有其身心和生理的特殊性，所以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也应具有特殊性，在刑事案件审理中，这种特殊性早已得到确认。那么，显然在对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中也应体现出其特殊性。

我国民诉法和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检察机关应当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从这一法律依据来看，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应该是全程的，全方位的，而不仅限于民诉法分则中的抗诉这一单一的监督形式。但实践中，检察机关仅通过当事人的申诉，通过抗诉的形式对确已发生的错误判决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是滞后的，对于及时、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无法做到的，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权益，如抚养费、监护权、就学权等与生活、成长期所必需的一些权益，由于强调的是及时性和有效性，事后的救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但是，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的，我们既要行使好这种权力，也要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因此，根据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总体要求，结合未成年人案件的特点，未检部门承担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职责的话，可以先以刑事案件为切入点，通过以下方式来维护未成年人民事合法权益。

（一）变事后监督为全程监督

从以往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案件来看，案件的受理范围主要是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不服同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和不服上一级人民法院维持同级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的申诉。从这一受理范围来看，民事、行政案件的来源主要是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判决后的申诉，这只能是一种事后的监督，权益主体受到的损害实际已经发生。但是，如果这时权益主体是未成年人的话，这种实际利益的损害，可能会殃及他一辈子的前途和人生，如果在最佳的时候，他没能有一个良好的监护环境；剥夺他学习的权力；由于赔偿款不能及时到位影响其治疗而引起发育不良等等这些具有未成年人特点的后果实际早已产生了的话，那么事后的监督显然不能达到维护公平正义的目的。因此，对于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的监督应从全程监督、动态监督的角度出发，在未成年人利益受到损害时，应通过检察建议等形式及时与法院或其他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及时改正，并不一定要采用抗诉的形式予以纠正。

有专家和学者或是实务工作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仅为抗诉一种。但从法律渊源来看，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借鉴于原苏联模式，虽然在目前的民诉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对检察机关监督范围有所限制，但是在总则部分还是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权。从其他法系来看，越南的民事行政诉讼法规定，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后，法院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院决定是否参加诉讼监督；法国的民诉法中规定，在法院审理重要的民事案件时，判决做出之前，应当征求共和国检察官的意见；在我国的澳门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从实践来看，有许多学者和司法工作者认为，我国的民诉法和行政诉讼法在分则中规定了检察机关的事后抗诉权和上级院抗诉权，但目前在各基层院作为主要监督手段的再审检察建议或纠正程序性错误的检察意见，已经普遍被同级法院所接受，这从实践中已经否定了抗诉是唯一监督手段的说法，所以我们可以采用多种灵活、有效的方式来维护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

（二）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

在目前未成年人还不知道如何维权的情况下，要改变坐堂等案上门的方式，而是要主动出击。作为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已经在社会上确立一定的地位的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可以从已经构建的青少年社工、学校的青保老师、家庭等社会网络资源去寻找发现案源，通过法制教育和法制宣传，教会未成年人维护自己权益的方式，帮助他们找到救济的途径。

（三）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及时维护未成年人的民事、行政权益

作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部门来讲，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了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线索后，要引起充分的重视，并及时给予救济。所以在办案中，要关注未成年人监护条件、家庭环境、学校、社区环境，从中获取信息，以尽早地发现未成年人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线索，如抚养费是否执行到位，监护人是否尽到了监护职责，是否已经影响到未成年人的生活和成长等问题。

（四）支持和督促，承担公益诉讼的职责

从1806年法国的《民事诉讼法》开始，“无论是大陆法系的检察官，英美法系的总检察长，以及苏联等国家的检察长，三者都意味着代表民事方面的公共利益。” [1]都维护着民事法律关系中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这个永恒不破的真理。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公益原则还具有被动性和补充性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益原则完全成为一种自觉的和较强主导性原则。

《儿童公约》第19条第一款中写到：“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犯。”第二款规定“这类保护性措施应酌情包括采取有效程序以建立社会方案，向儿童和负责照管儿童的人提供必要的支助，采取其他措施形式，查明、报告、查询、调查、处理和追究前述的虐待儿童事件，以及在适当时进行司法干预。”第27条第四款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向在本国境内或境外儿童的父母或其他对儿童负有经济责任的人追索儿童的赡养费。……”第36条，“缔约国应保护儿童免遭有损儿童福利的任何方面的一切其他形式的剥削之害。”从这一国际公约来看，当儿童的权利在受到其监护人侵害时，国家就应出面进行司法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及时性，如国外一经发现虐待子女，便剥夺父母的监护权等。因此，当儿童的监护人不能维护被监护人利益时，国家就应当予以司法干预。

在国外的民事行政诉讼立法中，国家对于涉及到一方当事人诉讼地位较弱，涉及到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主体资格能力不足时，检察机关参与诉讼，扶助当事人在诉讼中正当行使诉讼权利，不使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在这里，检察机关虽然扶助的是当事人这一个体，但是当这个当事人能力欠缺时，国家有责任对他们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就如《法国民法典》中有详细的规定，对于推定失踪问题，检察官特别负责关照推定失踪人的利益，凡是涉及到失踪人利益的请求，均应听取检察院的意见。由此可见，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有着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特别规定，在其没有行为能力或行为能力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国家有着给予救济或提供法律帮助的责任，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检察机关应当义无反顾地站出来维护未成年人的权利。

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社会体制和权力配置来看，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由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多元的主体行使，而检察机关毕竟是强权的司法机关，所以我们检察机关应该在前序程序穷尽的时候才可以作为代位诉讼的主体来参与民事行政案件的诉讼。在前序程序还未穷尽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支持或督促有关组织为未成年人提讼的方式，来及时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二、探索的重点与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8月21日下发了《关于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开展设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试点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明确了北京、上海、黑龙江等十八个省的中级法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简称少年审判庭。并且在该通知中确定综合庭受案的范围除了以前的刑事案件外，还包括“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以及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当事人为未成年人的行政诉讼案件。”为了应对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受案范围的变化，同时结合未检部门的工作特点和工作方式，笔者建议目前可以先以督促、支持为主要手段，把以下几种情况作为重点探索。

（一）可探索案件的种类

所谓检察机关的督促、支持是指，在国家干预的原则下，人民检察院对于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利益的案件，在无人主张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督促或支持具有职能的相关组织向法院提讼。

笔者在前文中对这一方式已作了阐述，为了解决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个社会观念的问题，为了让社会资源进一步合理配置，为了形成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社会配套机制，目前我们应该着重关注支持和督促有关组织，如青保办、居委会、妇联等组织对一些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作为未成年人的人提讼。主要针对以下情况提起：

一是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我国《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但是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监护非但不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反之，侵害、侵吞被监护人财产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是监护人实际不能行使监护权的。有一些家长离异后，被判获得监护权的一方因长期出差，甚至出国，实际不能履行监护权，而另一方未获得监护权的又不愿意承担监护承任，造成了未成年人失管，对其成长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是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责任的。有一些父母，由于自身原因，或是对孩子的不重视，不能尽到应有的监护的责任。还有生而不教、不养，对孩子放任自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对于这类未成年人我们应该建议相关组织提讼或建议有关福利机构收养。

四是未成年人被剥夺受教育权的。虽然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予以了充分的保护，但是还是有很多学校无视于这些法律，按自己的校规，或行业性规定，对一些涉罪未成年人采用开除或变相开除的手段，不让其继续受教育，使未成年人掌握技能，获得生存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于此类案件也应成为督促、支持的重点。

（二）探索中一些难点

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保护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通过公权力的介入来保护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在这个进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难题和障碍。

1．立法与实践的关系。虽然从国际惯例来看，身份问题属于公序良俗的范畴，国家应当干预，所以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检察机关可以行使一定的职责，而且在我们国内已有过类似的公益诉讼案件的判例。但是，检察机关的这一职责毕竟还未在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得以体现，必然会遭到学界的质疑。但是，我们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代，立法一般都滞后于实践，实践推动立法是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所以，我们只要不违背于宪法的精神，可以谨慎探索之。

2．督促与参与的关系。在前文中说到，对于检察机关督促的有关青保组织、居委会等，在督促后仍怠于行使其职责，不愿意向法院提讼时，检察机关是否可以代为提讼。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代为提讼，但是其身份应当是国家民事当事人，是原告，与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平等，而不是以一个监督者的身份来参与诉讼。

3．参与者与监督者的关系。当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后，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的审判活动是否还要履行监督职能。我们认为，当然要履行。如果舍弃了对审判活动的监督职能，则会产生一种检察机关参与的民事案件则得不到事后救济的悖论。但是，为了体现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应把原告的讼诉权利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分开，我们建议，在目前应由未成年人办案部门担当提起民事诉讼主体的职能，而由民事检察部门按职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第8篇：未成年权益保护法范文

同时未成年人也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之处即在于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从心理上正处于从无知到有知、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时期，心理上比较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和外界的侵犯；另一方面，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一个以成年人为中心的社会，所制定的法律政策的主要参照物是成人。

因此我认真的学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本法中提到的五项权益和优先权感触颇深：

未成年人将被赋予五项权益

原文：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解读：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权利没有做专门规定，只有一款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祝铭山解释，生存权是指未成年人享有固有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发展权是指未成年人享有充分发展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参与权是指参与家庭和社会生活，并就影响他们生活的事项发表意见的权利。

草案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贫困、残疾、失去监护和暂住人口中的未成年人以及其他有实际困难的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

发生突发事件优先照顾未成年人

原文：优先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公共场所和学校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

第9篇：未成年权益保护法范文

因此我认真的学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本法中提到的五项权益和优先权感触颇深：

未成年人将被赋予五项权益

原文：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解读：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权利没有做专门规定，只有一款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祝铭山解释，生存权是指未成年人享有固有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发展权是指未成年人享有充分发展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参与权是指参与家庭和社会生活，并就影响他们生活的事项发表意见的权利。

草案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贫困、残疾、失去监护和暂住人口中的未成年人以及其他有实际困难的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

发生突发事件优先照顾未成年人

原文：优先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公共场所和学校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