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文化概论精选(九篇)
第1篇：河东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海绵；理论；郑州；街道；排水系统
DOI：10.16640/ki.37-1222/t.2017.07.102
根据我国建设部2010年对349个城市内涝情况的调研，2008年到2010年我国共有289个城市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内涝，占调查城市数的80%，涝渍范围广、积水深度大、积水时间长，与此同时我国很多城市却在遭受缺水的困难。
1 海绵城市理论和郑州概况
1.1 海绵城市理论概况
海绵城市是指治理城市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初期雨水污染、削减雨水径流、补充城市地下水的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它的目的是让城市的排水系统在适应环境变化和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像海绵一样的弹性、韧性。海绵城市改造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地影响开发理论，低影响开发的英文简称是LID，是1990年初在美国的诞生的，低影响开发是指在城市开l建设过程中采用源头削减、中途转输、末端调蓄等多种手段，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技术，实现城市良性水文循环，提高对径流雨水的渗透、调蓄、净化、利用和排放能力，维持或恢复城市的“海绵”功能。它的核心是恢复城市暴雨前的水文特征，包括城市暴雨灾害前的峰值流量、峰现时间、径流流量等。海绵城市理论是处理雨水的最佳处理措施，它的理论强调尽量减少城市开发对城市自然水文的破坏、影响，它的功能主要是吸水、渗水、净水、排水。我国658个城市合流制排水系统约占37%，但是十二五计划很多文件中提出的都是要改分流制排水系统，其实很难改的清楚。中国城市排水系统绝大部分是混流制，尤其是小区接入市政管的地方。自2014提出海绵城市改造之后我国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雨污分流改造，但是效果均不理想。
1.2 郑州概况
郑州市位于东经112°42’-114°13’ ，北纬34°16’-34°58’，东西宽166公里，南北长75公里，是河南省的省会，在河南省的中北部，地处华北平原南部，黄河下流，东南是广阔的黄淮平原，北临黄河，西靠嵩山，全市总面积7446.2公里，下辖金水、二七、中原等6区5市1县。郑州市地处中国地理中心，是我国重要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电力、邮政电信主枢纽城市，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也是著名的古城之一，是中国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从夏商周开始就有很过朝代在这里建都，各类文化古迹达10000余处，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单位38处43项。郑州市境内大小河流总共有126条，其中流域面积较大的河流29条，郑州市区有金水河、贾鲁河等多条河流，这些河流分属淮河和黄河两大水系。此外，郑州还是我国人口第二大人口密集城市。
2 海绵城市理论改造郑州街道排水系统的途径
2.1 改造原则
根据海绵城市理论的指导在打造郑州街道排水系统时的原则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保持郑州原有生态系统，改造郑州街道排水系统时尽可能保护郑州市区贾鲁河、金水河等河流的径流流量、峰值流量、峰现时间，尽可能保护郑州湖泊、湿地、池塘和沟渠等水生态比较敏感的区域，在改造时尽可能保护郑州的历史文化遗迹，保持郑州原有的生态系统。二是利用海绵功能城市修复、恢复的功能恢复、修复郑州的生态系统，即是利用海绵城市生态的手段恢复、修复郑州已经被破坏的水体和其它自然环境，并保持原有生态比例。三是低影响开发，低影响开发是指在改造郑州街道排水系统时按照改造最低影响理念，合理科学的控制郑州的排水系统开发强度，保持郑州原有不透水面积和生态用地的比例，根据改造需要适当开挖郑州水库、贾鲁河、金水河等。在利用海绵城市理论改造郑州街道排水系统前应详细调查郑州各环节的排水情况和生态情况，统筹各环节的具体情况设计低影响开发的最优方案，在规划郑州建筑小区、城市街道、金水河等水系、绿地、广场等时应考虑其景观水文、历史遗迹、中原带等开放空间，改造之后要有专门的单位监管维护，确保海绵城市的设施正常运行。
2.2 改造郑州街道排水系统的设计分析
郑州市原有的黄河、淮河水系形成的自然水文系统是改善后郑州生态雨水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州市是河南省的省会，在河南省的中北部，地处华北平原南部，黄河下流，东南是广阔的黄淮平原，北临黄河，西靠嵩山，地形复杂多变，改造规划的街区道路中金水河、贾鲁河等各种水系交叉纵横。针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应选择道路本体透水化和选线分级化结合的综合规划措施，具体做法如下：一是优化郑州主干道，采取简化主干道宽度种类、实施改变郑州主干道线型、增加郑州生态水系雨水口等优化措施使郑州主干道合理化、科学化、生态化。二是简化郑州次干道，降低街区道路与郑州市水系的冲突点，将郑州次干道的部分交通量转移到郑州国省干线道路上，同时梳理优化国省干线道路的结构和宽度。三是在郑州改造区内部采用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的措施将街区道路收集的雨水通过花园、绿地的植物土壤进行自然净化，然后渗入地下水河，溢出花园、下凹绿地的雨水通过修建的水管网导入郑州街区规划的下沉广场或者进入排水系统的雨水收集池。四是将郑州市区街区道路两旁的绿化带改造成生物滞留带，采用缘石豁口的措施将街区道路两旁的雨水径流引入改造后的绿化带，并在引入口设置污水过滤池对引入的雨水进行简单净化，将绿化带溢出的雨水排入超标雨水径流排水系统中。
3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海绵城市理论和郑州概况的阐述，海绵城市理论改造郑州街道排水系统的原则和绵城市理论改造郑州街道排水系统的设计分析两方面探讨了海绵城市理论如何改善郑州街区道路排水系统。
参考文献：
第2篇：河东文化概论范文
但小说家之言,不可尽信。较权威的典故,是《史记?淮阴侯传列传》所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逐”是追赶。但追赶的为什么是鹿,不是羊或猪?又想起另一成语:“鹿死谁手”,古人认为,鹿是狩猎的目标,也常以“鹿”引申指帝位或政权。“鹿死谁手”可比喻争夺帝位或天下;“逐鹿中原”则指秦失帝位,群雄并起,所争夺的“中原”,长期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在此同样是比喻天下了。
那么中国历史上所说的“中原”,其实有什么涵义呢?
“中原”的“中”,在古文字中有多种的写法,其涵义可解作中心、正中、中央、中间、一切之中,以及“射中”的“中”。至于“中原”的“原”,本义是、“有水涌出”,即“源泉”之义,后来人们以“源”字代替原来的“原”字,而将“原”字引申为高平或广平的高地。
如果单纯从字面看,“中原”应指正中地带的高大而广阔的平原,但也有广义及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是相对整个世界而言,“中原”便变成“天下”;狭义的“中原”,是相对整个中国而言,古人叫“九州岛”,而九州岛的中心,便是“豫州”,即现今以河南省为中心的豫中平原。
谈中原,还可以三分法:大概念、中概念和小概念。
大概念是最广的涵义,“中原”就是中国,或是相对于边疆地区的对应区域,即中土;小概念是最狭义,仅指河南省;而中概念讲“中原”最好,指的是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包括河南和陕西关中一带、山西和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江苏西北部以及安徽和湖北的北部部分地区,其地域辽阔,境内江河纵横,既有丰富物产,兼有战略地位,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这片中原地域,在史前时期已是文化荟萃之地,出现过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是中华文明最早的起源地。
又据传说,黄帝在这里创立治国理政雏形。从夏朝到北宋亡国这三千二百年间,中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国历代的帝王先后有二百多位建都或迁都中原。
中原地域更孕育中国的神话文化,如女娲造人、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等都源于此地,而传说中或史册有载的如伏羲教人结网捕鱼、神农教人播种、大禹治水有功等,都发生在这里,可见其地富庶,适宜发展农耕文化。
除了农业兴盛,中原也是商业发源地,今天所称的“商人”,名称源自古时在中原地域的商族首领王亥,是他发明用牛车拉货物,赶着牛羊到各部落交易,成为“商人”始祖。此后这地区多的是杰出商人,例如孔子弟子子贡做了儒商;而春秋战国时的范蠡,原籍河南,后来做了经商致富的著名商人陶朱公。
再看宋代的开封,人口达一百五十万,相比于当时的英国伦敦只有约五万人,可说是个国际大都市。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便画出当时商业繁荣的情景。
此外,中原也是科技之乡。商朝时这里的青铜冶炼技术发达,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武官村,供王室祭祀之用的司母戊大方鼎,便是商朝青铜器代表作,也是迄今出土最大的青铜器。至于冶铁技术,在三门峡出土西周时的铜柄铁剑,距今已有两千六百多年历史,被誉为“中华第一剑”。
在天文学方面,中原地域的成就也显著。最触目是东汉时张衡创立“浑天说”,又发明“水运浑象”和“地动仪”。另外唐代高僧一行,发明自动报时器。
在中医药文化方面,也是形成于中原,传说中的人物,如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和大臣岐伯、雷公等讨论药理。至于经典中医著作《黄帝内经》,问世于战国秦汉时期;东汉中原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确立辨证治疗原则;而成书于东汉洛阳的《神农本草论》,又是中医学理论的代表作。
也许是地灵人杰吧,中原地域,历代人才辈出,中华前一百个姓氏中,有八十一个源自中原,且多是大姓,如“李王张刘,陈林郑黄”等。历史上中原名人辈出,如政治家有周公,思想家有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兵家有姜太公,文字专家有许慎,诗人有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韩愈等,画家有吴道子,宗教家有玄奘,以至脍炙人口的英雄如抗金名将岳飞、替父从军的花木兰等。
第3篇：河东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淮河；汛期；极端降水量；广义帕雷托分布；时空变化
中图分类号：P4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683（2012）05-0013-05
淮河地处中国东部，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有重要影响。流域面积约27万km2，是我国洪涝灾害的多发地带。由于洪涝灾害与极端降水量的频率和强度变化的关联性较强，因此，研究淮河主汛期极端降水的时空变化规律，对流域洪涝灾害防治具有参考价值。
第4篇：河东文化概论范文
引言
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形成了上市公司特有的资本结构。无论是从融资行为上，还是从资本构成上，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河南省也不例外。信用风险作为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之一。它是金融市场上最为古老也是危害最大的一类风险，是现代社会经济实体（尤其是上市公司）以及投资者和消费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理论界对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和资本结构分别的研究已经日臻成熟，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于两者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Merton（1974）的经典模型对公司债务做出了一个现代金融学意义上的开创性解释，为公司的信用风险分析、定价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模型将资本结构与信用风险联系起来，为研究两者关系提供了方便。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础，重点研究河南省上市公司信用风险问题、资本结构以及两者的关系。
一、河南省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信用风险特征研究
（一）资本结构特征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我省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有两大特征：一是资产负债率偏低，流动负债比重偏高，长期负债比重偏低；二是过分依赖外部融资，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利用河南省上市公司的实际数据也能证明这一点。
由表1可知，河南省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但水平普遍偏低，从债权期限来看，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重偏重，长期负债占总负债比重偏低。
由下页表2可以看出，河南省上市公司与优序融资理论预测的不一致，更偏向于股权融资。
（二）信用风险特征
河南省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脱离不了我国这个大环境。我国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特征有以下几点：
1.违约风险具有骨牌效应。现代企业经营大部分都有前后链接关系，相关企业之间的信用风险通过持股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关联交易和结算关系等相互传染，形成关联信用风险。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连带着多家企业面临债务危机。
2.风险潜性，难以预测。财务数据的失真，使得企业融资决策失误，一旦丧失偿债能力，企业就会陷入财务困境。另外，信息不对称降低外部监督效率，使得一些逃避银行债务的企业表现出明显的拆东墙补西墙行为。
3.可控性差，危害较大。企业内部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仅仅依靠外部监督。大部分企业以圈钱为目的，甚至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惜一切手段借钱投资高风险项目，而不注重风险控制，只有在投资失败后，才意识到其危害极大。另外，许多企业面对严重的信用风险问题，往往选择不闻不问、能躲则躲的方式，这不仅仅是对银行的损害，长远来讲，信用体系没了，企业整体运行就会出现问题。
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信用风险关系研究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会随着信用风险状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即随着信用风险的增大，公司资本结构更倾向于股权融资。从信用风险对债权融资的影响来看，信用风险影响债务利息，使得债务融资成本提高。从信用风险对股权融资的影响来看，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企业的信用风险越大，投资者要求的风险回报就越大，也就是说股权融资的成本会提高，这也是企业信用下降导致股价下降的原因。但是股利和分红是股东对剩余权利的分享，而且股权融资不需要偿还，不用担心高信用风险下的偿还能力，这也是我国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股权融资的原因。
根据MM理论，适当利用负债可以降低企业资本成本，但是随着负债的增加，企业面临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提出了用于欧式期权定价的模型，将这种仅适用于金融衍生产品期权定价方法延伸到可以衡量实体企业债券价值，从而度量企业信用风险，这就是B-S-M 模型。在B-S-M 模型的假设条件下，首先来看企业股权价值E0，它相当于持有一个看涨期权，公式表达如下：
式中：V0表示企业当前价值；N（d）表示标准正态分布中离差小于d的概率；D表示到期需要偿还债务价值；rc表示连续复利的年度的无风险利率；t表示债务到期日前的时间（年）；σ2表示连续复利的公司资产价值的方差。
另外，莫顿提出了违约距离 DD的概念，它表示到期资产价值和到期债务价值的差额，并定义违约距离对应的预期违约概率为N（-DD），这个违约概率与企业资产价值、预期增长率、资产价值变化风险、资本结构等相关，是一个综合性指标。
由于企业的信用风险表示企业的违约可能性，N（d2）表示债权执行的概率，那么企业违约的概率就等于1-N（d2），违约距离DD=d2，如果企业债权融资平均利率为r，那么当前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d表示为：d=De-rt/V0，则由公式（1）得：
d2= 对N（d2）求关于资产负债率d的导数得出：
[N'（d2）=][e]×（[-]）
可知行权概率是资产负债率的减函数，那么违约概率1-N（d2）是其资产负债率的递增函数，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其违约概率越高，企业信用风险就越大。也就是说，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与信用风险之间是正关联关系。
三、河南省上市公司面临的主要信用风险问题及相关对策研究
（一）面临的主要问题
河南省上市公司整体信用状况良好，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重视程度不够，管理控制的不完善等。从资本结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可以分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类。企业进行外部融资时，存在着股东与经营管理者、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两种委托代理关系。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性，这些代理关系的存在将有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发生。
1.逆向选择。逆向选择是企业为了降低信用风险，尽可能的降低资产负债率，尽管知道负债经营可以发挥财务杠杆效应，增加收益，也偏向于股权融资，尽量压低负债。这就背离了企业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适当规避风险固然重要，但是风险收益是对等的，不能舍本逐末。这在河南省表现得比较明显，我省资产负债率同国家整体及国外相比偏低，流动负债比长期负债占总负债比重较重，而且更偏向于股权融资。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信用风险水平，但是对河南省企业整体收益不利。
2.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在上市公司内部也是比较明显的。内部股东对于公司的投资和生产具有控制权，能够控制企业的风险水平。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变更资金投向、提高公司风险水平来提高股权价值。而这部分风险大部分是由债权人承担的。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Jenson 和 Meckling（1976）将其称为资产置换。资产置换的收益越高，股东进行资产置换的动机越强。降低公司负债水平可以起到降低道德风险的作用。
从企业整体层面上来讲，逆向选择背离了股东目标，但这并不是企业完全自愿的，与我国资本市场本身不完善有关。企业在追求高利润的条件下，必然会选择承担更高的风险，这就会形成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的产生会降低企业的效率，股权结构不合理，经营者持股制度不完善，偿债保障机制不健全，债券市场发展缓慢是道德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从负债水平来讲，公司负债水平会影响股东的资产置换的动机，当企业预期不会违约，即具有较高的偿债能力时，资产置换动机会随着负债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是，较高的负债比例，使企业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虽然股东追求财富最大化，考虑到自身偿债能力有限，为了维持企业持续经营，较高负债率会降低股东资产置换可能。
（二）相关的建议
1.提高对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重视。目前，上市公司内部人员对信用风险的重视程度不够，还没有明确其重要性。尤其是公司领导者不重视信用风险控制工作，把眼光集中在了经济利益的获得以及资金的筹集上，这就降低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另外，财务人员对其重视也不够，认为只要账务处理好，就能避免风险，缺乏对信用风险的管理。应该从领导层开始，加强风险管理和控制工作，同时强化财务人员的道德水平和专业能力，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保证上市公司有效抵御财务风险，加强控制水平，从根本上防御风险发生。
2.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资本结构会影响上市公司信用风险，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就是在权衡风险收益的基础上，达到股东财富最大化。扩大内源融资，可以增强盈利能力及风险抵抗能力。适当的负债经营也可以使企业在财务稳健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财务杠杆效用，增加每股收益，增加股东收益。同时，上市公司还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长短期负债率，避免企业由于负债过多而导致的违约风险，并分配好自身的资金还款期限。
3.完善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传统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对于信用风险量化管理的需要，西方的现代金融模型在我国的适用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目前迫切需要建立适用于上市公司实际情况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在度量信用风险时，不仅要考虑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市场数据，还要考虑行业因素、地域因素、规模因素等因素的影响，使其尽可能灵敏地预测企业信用风险变化情况，从而帮助上市公司更好地预测未来经营状况。此外，国家可以建立一个社会信用状况的动态监测网络，这样可以节约单个企业信用管理的成本。
4.加强内外部监督管理。公司内部掌握着企业所有信息，内部股东对于公司的投资和生产具有控制权，能够控制企业的风险水平。但他们是以自身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为了追逐利益，不惜高风险投资，隐瞒自身存在的风险问题，损害了外部股东和债券人的利益。债权人应该对上市公司加以约束，规定资金用途，及时掌握自有资金的流向，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上市公司也要加大监管力度，控制企业风险，维持企业持续经营能力。采取内外部同时监管的对策，可以保证对资金实行有效管理，提高企业信用风险控制能力。
结论
将信用风险的控制应用于上市公司资本构成体系的研究中，不仅仅是对传统理论的创新，而且是对概念的变革。本文从理论上研究了信用风险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间的关系，拓展了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视野，为复杂系统中公司资本结构变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借鉴，并为企业控制信用风险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河南省乃至全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
1.河南省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资产负债率偏低，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重偏重，长期负债占总负债比重偏低。
第5篇：河东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六朝 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099-06
一、六朝概念辨正
六朝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六朝概念，特指定都于建康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偏安政权。广义的六朝概念，泛指三国两晋南北朝，即包含秦汉与隋唐两大统一时期之间的动荡分裂时期。许辉、李天石两位教授在详细论列海内外理解和运用六朝概念的基础上指出：“近代以来，‘六朝’实际上仍存在着两个层次上的概念。一种概念专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六朝。另外一些学者仍使用广义上的大‘六朝’概念，即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时期笼统称为‘六朝’，特别是日本学者多用此概念。”该书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六朝”，实即本文所谓狭义的六朝概念；该书所说的“大‘六朝’概念”，正是本文所谓广义的六朝概念。
相比而言，狭义的六朝概念既准确又具体；广义的六朝概念则因较为含混而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所以前者较后者更为流行。不过，狭义的六朝概念并非没有缺陷。较为明显的是，在东吴和东晋之间存在着建都于洛阳的西晋统治长江以南的37年，狭义的六朝概念将这37年排除出去了，因此在时间上并不是连贯的。东吴与东晋之间，在文化方面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西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横亘，而将二者人为地割裂开来进行考察，在研究上是欠科学的，在表述上也会欠完整。所以，广义的六朝概念也一直具有存在的理由。
要深入具体地理解六朝，就必须对相关的社会状况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又必须是连绵不断的。因此，狭义的六朝概念和广义的六朝概念，都不可以轻易地摈弃。然而，在论述问题的时候，如果随心所欲，忽而运用狭义的概念，忽而运用广义的概念，必然会造成文意的混乱。笔者以为，若将上述两种概念折衷起来去理解六朝，可能会方便于我们的考察。那就是，在空间上，将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作为研究的对象；在时间上，则并不一定要清清楚楚地将东吴与东晋之间的37年切割出来，而应毫不间断地将东吴政权建立的公元229年至陈灭于隋的589年之间的历史过程作整体性的描述。简而言之，就是将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自229年至589年的历史过程定义为六朝。当然，这样折衷而成的概念是否妥当，还有待于验证。
二、六朝的经济领先地位
六朝偏踞江南半壁河山，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在不足400年中经历了六个朝代的更迭，但是除东晋末年的五斗米道起事和梁朝末年的侯景之难这两次席卷江南主要地区的动乱之外，总体上看江南社会还是安定的时间多于动荡的时间。江南诸朝的国运均甚短促，而且在与北方诸朝的对峙中大多处于劣势。在王朝交替之时，不乏大小规模的战争；在政权嬗让之间，不乏大小规模的。不过，战争大多是局部的，多数发生于上层，它们未能从根本上阻挡住六朝社会的总体发展。因此，当黄河流域长期动荡不安之际，六朝的社会却每隔三五十年便会间断性地出现一番安定繁荣的局面。其间，战乱暂时平息，民族矛盾相对缓和，成为中原士族与广大民众投奔与向往的境地。
六朝不足400年，却能够在7000余年的江南地方文明史上凸显出来。原因在于，在此期间江南的社会经济实力长足增长，甚至跃进至全国最领先的地位。六朝以前，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心位于中原，江南的地方经济是相对后进的。六朝期间，江南的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六朝以后，历经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各个时期，江南的地方经济继续领先发展，并成为中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江南社会经济的这些历史性变化．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这个变化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也就是说，从何时起中国社会的经济重心从中原南移到达江南，对此学术界历来的看法是不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江南何时成为新的经济重心所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探索发生于汉唐之间社会经济巨大质变的精确时间。回答这样的问题，在统计数字充足的现代经济学中，能够做得相当准确。但是，对于古代社会经济的研究，由于记载的模糊性和数据的粗略性，其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各家的看法也就很难一致了。
一般认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发生在唐朝的中后期，持此观点的代表是王仲荦先生。王先生在其著中评述说：“江南的地方经济，在两汉以前是不算十分发展的。历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北方南下流民和江南土著农民经过长期辛勤劳动，江南的农业和手工业才有了巨大的发展。侯景乱梁和隋文帝灭陈，江南地方经济一度出现停滞迹象，到了唐代中后期，全国经济的布局，又数‘扬一益二’了。”他还阐述了江南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而指出，“南贫北富”的局面在东晋建国至陈亡期间逐渐转变，“到了唐朝，数全国财富，就以扬州为第一，所谓‘扬一益二’，……它简直成为全国的谷仓和衣料的取给地，中国的经济重心，从此由北方移到南方了。”王仲荦先生不仅对历史上江南社会经济发生过的重大变化给予充分的估价，而且认识到这样的变化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深远意义。这是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但是，近年蒋福亚教授通过对《南齐书》、《通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中所载史料的比勘，获得了新颖的见解，他将江南成为中国社会经济重心所在的时间用来界定六朝。并在其新著中指出：“三吴在宋齐之交就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新生的经济重心。”蒋福亚的研究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其意义在于，将中国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发生的时间较一般的认识提前了大约300年。如此崭新的认识，不仅使得学术界在中国经济史的认识上迈进了可喜的一步；而且对于六朝社会的认识也随而改观，令人们不得不从更新的高度去评价六朝的历史地位。
三、六朝所处江南地
不过，在六朝之前江南却长期被误认为是未开化之地。《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由于这番话出自太史公司马迁之笔，而“丈夫早天”等词句又十分形象生动，所以很有感染力，但是它给早期江南的形象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司马迁的这段话之下，裴驷《集解》就曾引应劭之语注释道：“堇，少也。更，偿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顾费用也。”在裴驷、应劭看来，豫章与长沙虽然出产黄金等贵重矿物，但是产量极少，因此产出不能抵偿投入。所以，后世读到此处，便会误以为早期的江南均系贫瘠之地。
其实，上引“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等语中的“江南”，系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汉代属于南楚
的一部分。因为，就在此语之前，司马迁写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针对这段话，后来的学者有过争辨。裴驷《集解》引徐广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但是，张守节《正义》却否定裴驷与徐广的看法，他指出：“徐说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长城县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汉改为丹阳郡，徙郡宛陵，今宣州地也。上言吴有章山之铜，明是东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为江南丹阳郡属南楚，误之甚矣。”按照张守节的说法，《货殖列传》中的“江南”，乃是“豫章、长沙”二郡的定语，意思为大江以南。但是，在行文中，由于“江南”被夹在“九江”和“豫章”中间，遂被裴驷与徐广曲解成为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并列的郡。为了证成其说，裴驷与徐广又有所谓“江南者，丹阳也”之论。然而，丹阳不在南楚，明是东楚之地，裴、徐之说不能自园，张守节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不过，裴、徐之说影响较大，一直贻误至今。甚至连中华书局的《史记》标点本也附和其说，而在《货殖列传》中，将“九江”与“江南”之间，“江南”与“豫章”之间，均标点成为顿号，从而误导读者将此“江南”理解成为郡级行政地区，而非“豫章、长沙”的定语。拙见以为，这一错误应该纠正过来。将现行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本相应句子中的“九江”之下的顿号改成逗号，“江南”之下的顿号去除，可能才合乎司马迁的本意。
大江以南的豫章、长沙二郡，在司马迁的笔下是经济后进的地区。不过，这样的看法并不一定正确。上世纪70年代，位于今长沙市东郊五里牌的马王堆汉墓被发掘；上世纪90年代，位于今长沙市五一广场的走马楼吴简被发现。大量制作精美的文物和内涵丰富的简册出土问世，从而改变了过去以为古代长沙附近十分落后的陈旧观念。更何况，豫章、长沙二郡并不能代表整个长江以南地区。当人们注重“江南卑湿，丈夫早天”之语时，却忽略了司马迁在同卷中对于豫章、长沙二郡的东邻长江下游地区的赞美之词。《货殖列传》中记载道：“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对于这段记载，张守节《正义》注释道：“彭城．徐州治县也。东海郡，今海州也。吴，苏州也。广陵，扬州也。言从徐州彭城，历扬州至苏州，并东楚之地。”司马迁所谓的东楚，其南部近半之地在于长江下游以南；其中所说的“吴”，正是本文第二部分所引蒋福亚文中的“三吴”之一。与上述位于长江中游以南的南楚之地的物产、风俗不同，这里“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在当时相当富庶。
要之，司马迁并未将早期的江南全部视为贫瘠的地区。
四、江东文明
关于江南的概念，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江南是较为模糊的概念，一般泛指岭南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狭义的江南则特指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其地相当于司马迁所谓的东楚的南部加南楚的东部，包括如今上海市的西部，江苏、安徽二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以及江西省的东部。
广义的江南地区，在远古时代就已经遍布人类活动的足迹。只是由于河流湖泊纵横，被分割成了若干个文明区域。这些文明区域中，最发达的就是上述狭义的江南地区。由于长江在九江至建康一段呈西南往东北流向，因此在六朝时期狭义的江南地区被称为江东。如《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答刘备有“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之语；《晋书》卷98《王敦传》记载，东晋明帝诏书中有“先帝以圣德应运创业江东”之语；《宋书》卷27《符瑞志上》记载，望气者有所谓“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出于吴”之语；《南齐书》卷25《垣崇祖传》记载，南齐高帝敕垣崇祖日，“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邪”之语；《梁书》卷5《元帝本纪》记载，南梁高祖曾询问其第七子梁元帝日，“孙策昔在江东于时年几”之语；《陈书》卷29《毛喜传》之中，也有“由是十余年间江东狭小”之语。可见，自东吴至陈的六个朝代，均将狭义的江南称为江东。
江东早期的文明程度与中原地区相比是毫不逊色的。在如今的苏南、皖南、赣东、浙北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其总体特点是，遗址分布密集，遗物丰富多样。而且，最新的成果表明，早在十几万年以前江东就已经是古人类的生存之地了。降至新石器时代，江东的河姆渡与良渚文化更是举世闻名。河姆渡文化类型的遗迹分布广泛。其中多处发现大面积的木建筑遗存，并出土了丰富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艺术品以及大量的稻谷和动物骨骼。分析表明，7000年以前的江东就已经有了耜耕农业和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这在国内同时代的生产、生活水平中无疑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良渚文化的主要遗址距今约5000年，是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研究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并不比中原地区落后，已经实现了犁耕稻作；而良渚文化遗址中贵族大墓和平民小墓的明显分野，则表明当时社会的分化。如果说距今5000年是中国大地上生活的人类从野蛮往文明过渡的界限，那么良渚文化正是这条界限上的东方明珠。不仅如此，良渚文化还对其他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近在江西、湖北，远达陕西、广东，都有良渚式文化器物出土，这令人不得不赞叹良渚文化扩散范围之广泛。良渚文化所以能向邻近的地区渗透，是因为它的发展程度高于周围的地区，能够成为周围地区学习的对象；良渚文化所以会向更远的地区扩散，是因为它有独具特色的魅力，能够引起更远地区的向往。当然，良渚文化的渗透与扩散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经此过程之后良渚文化自身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当良渚文化与其他文化接触、混合、交流、融汇时，就出现了升华，形成具有新兴特色的文化。所以，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良渚文化似乎消逝了。
良渚文化消逝的结果，给后世造成了早期江东文化呈现空白的印象。如果没有大量考古成就的出现，早期江东荒蛮的看法确实是难以磨灭的。准确地说，良渚文化不是消逝了，而是消融了。在不断向外拓展与渗透的过程中，良渚文化消融在其他新兴的文化之中了。例如，作为良渚文化主要内涵的玉器的形制，就在中原的商周文化中存有或隐或现的影子。因此，安志敏先生曾指出：“以玉琮为特征的文化因素，也见于后来的龙山文化和商周文化。不过形制纹饰俱已简化，可作为接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一项证据。”陈剩勇教授也认为：“至于玉琮、玉璧、玉璜和玉圭，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面纹’为夏商周三代所沿袭，是三代青铜器主题纹饰‘饕餮纹’之原型；夏后即位，‘以玄璧宾于河’，‘以玄圭宾于河’．直至周代还是重要的礼器，……。虽然在良渚文化时代，琮、璧、圭、璜等玉器的用途是否与周代相同还可研究，但其作为礼仪重器，则是大多数学者一致公认的。”无疑，江东的先民早就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与中原一样，江东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如果说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那么江东的先民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元。
五、吴越文化的兴起
中华文明正是这样，由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诸如西北的仰韶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北方的龙山文化等，陆续地融汇其中，进而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从黄河中游发育起来的华夏文化的兼容性更强，更具备代表意义，因此，以其作基础，在吸收上述种种文化的精髓之后，形成为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形态。
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成分，源生于上古时代活动在黄河中游的众多部落中。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经营，华夏文明逐渐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当中原华夏文明盛行的时候，周边的地方特色文化也依旧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篇末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这里说到的“吴”就是春秋之际位于江东的吴国。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中原与周边是平等的兄弟，其原因就在于江东的吴国等也有相当发展的文化。司马迁接着写道：“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在此文中，受到司马迁高度赞扬的延陵季子，名为季札，是吴国的贤明公子，因封地在延陵，故号日延陵季子。季札曾游历中原的诸侯国，与显赫于当时的齐国晏婴、郑国子产等政治家平等地对话。特别是，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受聘于鲁国，获得观赏周乐的礼遇。季札身为吴国的使者，又是江东文化的代表，能够受到中原先进诸侯国的高度尊重，说明春秋之际的中原并不敢轻视江东。而生长于南方的季札，能够深刻地理解当时公认的华夏文明的最高精华周乐，也反映了季札所代表的江东地方文化底蕴厚实。所以，《吴太伯世家》吴王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条称，吴国居然有能力“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这其实并不令人惊奇。此后，取代吴国而称强的越国，更是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史记》卷41《越王句践世家》记载：“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春秋后期，吴国和越国跃跃欲试地要与中原诸侯抗衡的事实，正是江东先民创造的文化基业仍然具有强劲势头的例证。
六、六朝文明兴起的外来影响
秦始皇统一中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置于关中，使华夏文明的影响显著扩大，从而奠定中华文明西胜过东、北强于南的局面。东汉以后长安的中心地位动摇，洛阳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程度渐渐接近乃至超过长安，于是形成以长安一洛阳为轴心的黄河中下游华夏文明覆盖区。相对而言，华夏文明覆盖区的文明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代表当时中华文明的最高水平。而黄河中下游以外的所谓周边，包括江东在内，则均被视为偏远的地区。
东汉以后，黄河中游发生一系列大的战乱，中小战争更是接连不断。动荡不安的政局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势如汹涌的波涛，摧决了经秦汉帝国垒筑而成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大堤，刷洗了华夏文明的发祥之地。昔日的良田美畴被无情的铁蹄践踏，长安、洛阳两大文明古都被夷为废墟，汉族王朝的版图被林立的少数民族邦国瓜分。长期的战乱使中原人口锐减，幸存的士族与民众纷纷流徙偏远地区。在这些徙民之中，以逃亡江东者居多。随着大批士族与民众的南下，包括秦汉魏晋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和文物在内的华夏文明也被带到江东。在此基础上，东吴、东晋和宋、齐、梁、陈等政权相继建立起来。正是由于这些政权的主导来自北方，遂使上述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天”的看法更强化，进而形成长江以南的开化主要得力于中原华夏文明影响的观念。这种观念虽为时久长，影响面广，却是不全面的看法。
《资治通鉴》卷87《晋纪》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条下记载：“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西晋汉族中央集权统治崩溃以后，吸纳中原士族与民众最多的地区是江东。这说明江东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优越于其他地区，否则就不会成为中原徙民的首选目的地。在此之前，只是因为长期偏离中央集权统治的中心地区，所以在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江东处于相对冷落的地步。然而．当北方大批的士族与民众南下江东，带来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之时，一度沉寂的江东地方文化因受到了强烈的对比与冲击而被激活了。在江东的肥田沃土上，中原人民与当地人民并肩携手，同耕共织，促使江东的社会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如《南齐书》卷53《良政传序》所记载的，江东出现了“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祛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的和谐富裕局面。与此相应，江东在文艺、教育与科技等方面都获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从而构筑成六朝繁荣发展的坚实基础。江东众多的文明成果与来自北方的传统华夏文明相融，进而升华成为新的地方文明，我们不妨称之为六朝文明。
六朝文明源于江东，其中心正在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境的建康。建康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在东吴时称为建业。不过，唐人许嵩著《建康实录》已将六朝都城笼统地称为建康了。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也均以建康概而称之。随着文明的渗透与扩散、交流与融汇，六朝文明覆盖的地域便从江东向四周日益扩展，影响遍及整个长江的中下游，即上文所言及的广义的江南地区。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六朝后期，勃兴于珠江三角洲的陈朝的出现，密切了岭南与江东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从而不仅为六朝文明注入了新鲜的营养，而且促使岭南成为新兴的积极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地区。
七、结语
第6篇：河东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字】黄河;探源;变迁;治理应用
一、黄河概况
(一)自然情况
黄河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长河,也是世界着名的多沙河流。流域位于北纬32°至42°,396°至119°之间,黄河西起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东临渤海,南至秦岭,北抵阴山,流域面积175.24万千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 9省、自治区,在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干流全长约5452千米。[1]
黄河河流上、中、下游的划分区域大致如下[2]:从河源到内蒙古托克托为上游,其中兰州以上大部分地区植物被覆较好;玛多至青铜峡的干流多峡谷,水能资源丰富;青铜峡以下为河套平原,灌溉发达,可通航运。托克托至河南桃花峪为中游,也有丰富的水能资源;两岸为黄土高原,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洪水泥沙的主要来源。桃花峪到河口为下游,两岸绝大部分修建了大堤,泥沙淤积使河床一般高出两岸地面3至5米,多的达10米,故称悬河;沿岸多灌区,干流也可通航。
(二)人文情况
黄河是一条伟大的河流,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古老文明的象征。几千年来它哺育了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孕育了灿烂的文化。黄河流域不仅一直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还蕴含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山西省是我国最大的煤炭开发基地。
二、黄河源流
(一)古代探源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说:“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不过是诗人的艺术语言罢了,但在一定程度上确有其道理。“河出昆仑”[3]说是指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脉,“导河于积石”[4]说则认为黄河的源头是积石山。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呈汉武帝的奏折中写道:“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塔里木河)东流,注盐泽(罗布泊)。盐泽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因为那时候青海西部尚未开发,对积石(今青海省循化县)以上的黄河不了解,汉时通西域的人较多,他们看到塔里木河在沙漠中消失,就误认为潜入地下几千里,再从积石冒出来,成为黄河之源。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对黄河源头并没有进行专门实地考察,只是一些使节沿途所见所闻得出的结论。
唐朝时期对黄河源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于军事的需要,唐朝将领率兵深入到黄河上游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地区,从而纠正了“河出昆仑”的错误说法。《旧唐书》记载了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派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盟使时所见的黄河源头情况:“其水极为浅狭,春可足涉,秋夏则以船渡。其南三百余里有三山,山形如鏊,河源在其间……”这段记载,已对黄河源头作了具体描述,并确认黄河发源于三山(今巴颜喀拉山)。元朝忽必烈统一全国后,专门派特使都实对河源进行了考察。《元史·地理志》记载道:“……四悦月,始抵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位置以闻”。其考察到达了河源地区的星宿海,并画了图,生动地描述了星宿海地区的地形地貌和水文情况。清代,朝廷多次派专使去河源进行考察和测量,逐渐深入并已接近现在探测的河源地区。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河源考察已经上溯星宿海,到达了卡日曲,并认定其为黄河源头。晚清,一些外国探险者先后到黄河源头地区探险,如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等。
(二)近现代探源
民国时期,我国有一些学者专家赴黄河源地区考察,但均未达到黄河源头,只是在鄂陵湖、扎陵湖一带止步。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了黄河河源勘察队,赴黄河源地区进行勘查。这次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从长度、流量、流域面积看,卡日曲在源区各水中均居首位。因此,黄河的发源地是巴颜喀拉山支脉各姿各雅山,正源是卡日曲。1978年,使黄河之水哪里来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那就是来自巴颜喀拉山的支脉各姿各雅山麓的泉流。
三、历史变迁
历史上黄河大的改道有“六徙”之说,第一次改道以前的河道,过去称为禹河,即大禹疏导成的河道。春秋战国时记载的古河道,也是记载的最古的河道,在天津东南入海。[5]
(一)六次改道
自有文献记载以来,黄河决口泛滥和改道相当频繁。据1959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历史时期见于记载的黄河决口泛滥总计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在这26次较大的改道中,又有6次影响巨大的改道, [6]所涉及的地区有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五省。
第一次大改道,发生在春秋周定王五年,即公元前602年,由浚县决口,由向北改为向东,在河北黄花市入河。这条河稳定了470多年,到汉武帝以后,又多次泛滥。第二次大改道,王莽始建国3年(公元11年),从现在的山东入海。到汉平帝永平13年(公元70年),疏导成了固定河道,由濮阳向东,在山东高清入海,稳定了700多年。第三次,北宋仁宗庆历8年(公元1048年),在濮阳决口,向西北经内黄、大明沿海河由天津入海。第四次,金章宗明昌5年(公元1194年),由原阳决口,分两派:北派占总水量的十分之二三,由北清河(现在的黄河)入海;南派水量占十分之七八,走南清河(泗水)入淮。此次改道的特征是主流南移。第五次,明洪治7年(公元1494年),为保证京杭大运河畅通,使北派断流,经淮河入海。第六次,咸丰5年(公元1855年),兰考决口,汇入大清河入海,从此结束了经淮河入海的历史,又开始走渤海湾入海,形成了今天的河道,到现在已有140多年了。所排放的泥沙形成了5000多平方公里的黄河三角洲平原,每年增加38平方公里,照此推理,140年以后,莱州湾将被填平,内海渤海将不复存在。
(二)趋势与影响
黄河改道的总趋势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向南移。决堤频率和破坏程度日益严重,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变成了一条弊多利少的河流,而洪水和泥沙是黄河频繁改道的根本原因。[7]黄河改道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第一,给下游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每一次决口,广大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毁灭性的摧残。汉成帝时,一次黄河决口淹没了32个县,平地水深3尺,毁房30余座。北宋巨鹿县在1108年的黄河决口时被全部埋在泥沙下,直到1919年挖井时才在地下6米处重新发现这座古城。明代以前的开封城已全被埋入地下,据近年考古资料证明,宋代以来开封城地面大约被淤高10米左右,从元朝至今,开封被淹了7次,宋代城在地面8米以下,十几米以下是大梁城。第二,造成严重的沙灾。每次水灾后,大量泥沙留下,在长期风力作用下,形成了许多断续的沙丘和沙垅,吞噬了农田、房屋以至城市,阻塞了道路交通。现在河南省东北部和东部,大致以今郑州、兰考间黄河河床为脊轴,向东北、东南方向辐射分布的许多沙丘、沙 垅和大片盐碱地,就是历史上黄河泛滥的结果。第三,黄淮海平原的水系面貌被破坏。古代黄河下游平原上河网交错、湖泊密布,但经黄河一次又一次的泛滥、袭夺和灌淤,河流多渐淤积,甚至完全断流。例如战国秦汉时代的鸿沟、隋唐的通济渠、宋代的漕运四渠(通济渠、五丈河、惠民河、金水河)等,当时都是中原地区的主要航道,金元以后由于黄河多次南泛,均告淤废。其它天然河流如颍、涡、濉、浍等河因长期受黄河的夺流、淤灌,大多无航运之利,而在宋以前都是沟通南北的水运航路。黄河流沙不但破坏了自身水系,而且也给淮河、海河带来了破坏。
(三)改道原因
总观历史上黄河的改道,除了极少数时候是由于人为原因直接造成的以外,基本上是黄河自行溃决而成的。从改道发生的时段来看,绝大多数是发生在唐代以后。如上面所述的六次大改道中就有五次是发生在宋元明清时期。唐以后黄河的频繁改道并非偶然。黄土高原在其形成之初,本来草木茂盛,植被丰富。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在这里生活,开垦土地。土地的开垦也就意味着天然植被的破坏,而植被的破坏又会带来水土流失。所以,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黄河中含有泥沙的记载。唐代以后,随着人口不断增多,黄土高原的天然植被差不多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河流含沙量急剧增长下游河道中堆积的泥沙越来越多,终于导致下游河患越来越频繁。另外,唐代以后,统治阶级对河患向来都不能做到有效而及时的治理,这也是黄河下游频繁改道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黄河改道是为了更好地处理黄河下游地区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8]
所以,综上所述,黄河的频繁改道是天灾和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洪水与水患
我国古籍中关于黄河的水灾屡书不绝,如 “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9]商汤时代,由于避黄河洪水泛滥,曾于公元前1783年、1525年、1517年和1388年四次迁都。据史书记载,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40年当中,黄河决溢次数多达1590余次,史称“黄河三年两决口”,[10]重要改道26次,大型迁徙改道7次(分别是公元前602年、公元11年、公元1048年、公元1194年、公元1494年、公元1855年和公元1938年),每次决口和改道都造成很大损失。造成黄河水患的主要原因是由暴雨和冰凌导致的河水泛滥。
(一)暴雨洪水
黄河暴雨形成的洪水,全流域都可以出现,只是一般发生在每年7月到9月。上游洪水来自兰州以上,受夏季降雨影响,洪水过程较长,洪峰平稳,洪量不大。中游洪水来源于河口镇到龙门区间,龙门到三
门峡区间和三门峡到花园口区间。以上三个地区洪水的不同组合,对下游洪水大小及危害也不一样。中游洪水有三种组合类型。[11]
第一种,以河口镇至龙门区间和龙门至三门峡区间来水为主,往往形成大洪水,洪水峰高、量大,含沙量大,对黄河下游防洪威胁最大。如1843年8月和1938年8月,在花园口曾发生33000立方米/秒和20400立方米/秒的特大洪水。第二种,以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来水为主,洪水涨势凶猛,洪峰较高,对下游防洪威胁很严重。如1956年、1958年和1982年大洪水,其中1958年7月17日花园口出现22300立方米/秒,为建国以来最大洪峰量。第三种,龙门至三门峡区间和三门峡至花园口同时形成大洪水。洪水特点具有洪峰历时较长、峰低,对下游防洪有一定威胁。如1957年7月19日在花园口发生13000立方米/秒洪峰,12日洪量达66.3亿立方米。1964年的洪水也属此类。[12]
干流上游兰州大于5000立方米/秒较大洪水,多发生在7到9月,实测最大洪峰流量5900立方米/秒(1946年9月13日);中游洪水由黄河主要支流的洪水叠加在上游来水上,再加峡谷地形,常形成全河最大洪水。三门峡站大于15000立方米/秒洪峰多出现在8月,如1933年8月10日实测到历年最大洪峰22000立方米/秒,下游大于10000立方米/秒洪峰多出现在7、8月。中游洪水是造成下游洪水灾害的主要因素。
(二)冰凌洪水
由河道内冰凌消融时冰凌堵塞而壅冰引起的洪水,只发生在冬末春出的局部河段上。冰凌洪水在2月左右发生在花园口至河口段时,称为“凌汛”;而3月发生在黄河上游兰州至河口镇段,冰凌洪水流至黄河下游,称“桃汛”,因这一时期正是黄河下游两岸桃花盛开的季节。凌风传播时间一般6到9天,在下游最早出现在3月下旬,最晚4月中旬。
凌汛(桃汛)洪水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峰值小,水位高。如1951年利津站凌汛最高水位与1958年夏季暴雨洪水水位一样,都是13.76米,而凌汛洪峰流量只有夏汛洪峰流量的1/11。二是凌汛洪水在上中游传播沿程增大,下游花园口以下受宽浅河道调蓄影响,洪峰沿程减小。但是有的年份冬季河槽蓄水较多,开河时水量不断增加,抬高水位形成冰害。如1957年,高林凌峰920立方米/秒,利津站为3430立方米/秒。三是在弯道、狭窄河段卡冰频繁。解放后出现七次较大冰塞冰坝,造成严重凌汛灾害,有1951年、1969年和1970年等。
五、治理与应用
(一)黄河的治理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黄河的治理,提出“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总方针。到上世纪末,全流域共兴建大、中、小型水库3480座,总库容量近300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20座,总库容210亿立方米,引水工程15432处,提水工程36241处。下游堤防工程先后三次大修,兴建了滞洪区。建国后下游没有发生决堤,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局面,保障了黄淮海平原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生产建设,使黄河流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了由害河变利河的历史性转变。
(二)黄河的开发应用[13]
首先,引黄河水发展农田灌溉,灌溉面积由建国初的80万公顷发展到490多万公顷,占总耕地33.7%。若包括下游流域以外的引黄灌溉区,则灌溉面积达550多万公顷。2万公顷以上的灌溉区37处,那种“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已经成为历史。
其次,大型水库在发电、防洪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1957年黄河干流动工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标志着我国人民决心根治黄河水害的开始。以后又建成了刘家峡、八盘峡、青铜峡、三门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和水电枢纽。装机容量254万千瓦,一年发电量120亿千瓦·时,为当地工业、农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还可以大量向外地输送。
第三,黄河除发电外,不仅调蓄水量、削减洪峰,而且对增大下游枯期径流,防止冰害等都起到很大作用。水库的兴建,改变了黄河径流年内分配不均匀的状况,提高了灌溉渠保证率。
最后,水土保持取得一定成效。主要措施有:改坡耕地为保土、保水、保肥的水平梯田;在沟壑打坝淤地;发展小片水渍地和洪泛地;营造水土保持林和种草;兴建引洪淤地小型水利工程等。[14]这些措施不仅拦截了泥沙,也扩大了耕地。
主要参考文献:
(一)主要着作:
(1)熊怡等:《中国的河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版。
(2)(清)胡渭:《禹贡锥指》,邹逸麟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版。
(3)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
(4)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
( 5)陈上奎,李志华:《名川集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
(6)中国地理概览编写组:《中国地理概览》,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
(二)期刊杂志:
(1)《濮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2)《中学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
(3)《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3年第1期。
(4)《地学前缘》,2007年第6期。
[1] 王旭文:《黄河下游改道浅析》,《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3年第1期,P26。
[2] 熊怡等:《中国的河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版,P256。
[3] 以我国较早成书的《山海经》、《尔雅》等古籍为代表。
[4] (清)胡渭:《禹贡锥指》,邹逸麟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版,P39。
[5] 李爱琴:《黄河的改道及其影响》,《濮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P17。
[6] 陶卫宁:《历史上的黄河下游改道》,《中学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P17。
[7]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P20。
[8] 王旭文:《黄河下游改道浅析》,《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3年第1期,P27。
[9] 分出《尚书·尧典》和《孟子·滕文公》。
[10]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P240。
[11] 陈上奎,李志华:《名川集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P15—20。
[12] 熊怡等:《中国的河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版,P49。
第7篇：河东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谶纬之学;君权神授;祥瑞灾害
一、有关问题的说明
“谶纬之学”自两汉兴盛一时，其后几经沉沦，于近现代才逐渐被学界重视，但是，“谶纬”在近现代史上却并不属于独立的学科，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此外，谶纬作为一个庞大的神学体系，其内容博杂，可说无所不包，且在东汉之后因为其内容的随意性和神秘性等特点在政权和社会稳定上的巨大威胁而被历朝历代所封禁，有关研究也相对较少。考虑以上等原因，本文将对谶纬的有关概念与本质进行阐释，并基于论证的需要对谶纬的相关政治思想进行提取分析。
二、有关“谶纬”的概念与本质解析
关于“谶”的含义，《说文・言部》云：“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因此，“谶”实际上是指一种有关吉凶祸福的预言，形式上则主要是以语言和符图为主，用语言表达的称为谶语或谶言，是一种隐语，用符号或图画的形式来表达的称为图谶。而“谶书”则不仅指《河图》、《洛书》本身，亦指方士化儒生附会于《河图》、《洛书》而著的一类书。
关于“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实际上是两汉时期方士化的儒生和儒学化的方士假托孔子或黄帝等圣人之名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灾异符命等神学迷信观点对《诗》、《书》、《易》、《礼》等儒家经学进行解释和阐发的著作，诸如《诗纬》、《书纬》等等。
然而，关于“谶纬”，学术界则多有争议，主要集中于“谶”、“纬”的异同问题，例如陈、钟肇鹏等学者认为“谶纬”名异实同，而阮元叙、赵在翰以及任道F等学者则认为谶为谶，纬是纬，不可混同而说。而学术界都比较容易接受的客观论述，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易类》末附案语中的一段概括性话语：“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
所以，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解释，我们可以将“谶纬”简单概括为“谶书”和“纬书”的合称或总称，而这里的“谶书”则不指代隐语或图谶等，而主要是指附会于《河图》、《洛书》而著的一类书，进一步解释则是由于谶纬之书在成书的过程中主要都是基于原始的谶言、谶语对儒家经典加以解释，致使以谶解经成了著书的显著特色，因而便将这种经学神学化的产物称为“谶纬”，广义上则皆称之为“纬”。所以，所谓的“谶纬之学”，笔者将其概括为是在两汉思想文化合流的背景下，迎合统治者需要而由方士化儒生基于封建神学迷信观点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活动和产生的相关著作，并以此发展起来的对政治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思潮即谓之谶纬之学。
三、“谶纬之学”的主要理论内涵
总体来看，“谶纬之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学说和政治理念，维系和贯穿这些内容的核心和灵魂则是谶纬天论。对此，学术界持有基本相同的看法。因此，基于“天人感应”这一核心理念，本文将“谶纬”的主要政治思想概括为：
（一）政治受命：论证政权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君权神授”思想。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理论，认为君主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君权神授的理论，实际上是强调了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而与之有继承关系的“谶纬”，其一大特点就是对政权的预言，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帝王将相的出世都是天命有所安排的，祯祥妖孽的出现都预示着国家的兴衰存亡，而纬书在反映人王受命方面的历史材料也比比皆是。列如：关于上古三皇五帝的论述，有《河图纬・龙鱼河图》载：“伏羲氏王天下，有神龙负图出于黄河……推阴阳之道，知吉凶所在，谓之河图。”
综上可知，所谓受命，是指圣人为王，事先都有代表吉祥的神兽授予凭证以作为天授神权的依据，而“河图“、“洛书”则被视为天赐帝王以国家权力的象征。而他们的诞生也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均属于感天而生，表明人间帝王是与上天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基于上天授命而建立的政权则具有了天生的政治合法性和正当性，纵然尝试论证也会因其神秘性而不可得，这就为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政治预警：为约束君权以实践“为政以德”的“祥瑞灾异”思想。“君权神授”思想给了统治者绝对的权力和地位。而为了避免君主集权不受制约，汉儒们继承自周朝以来的“为政以德”思想与“君权神授”结合，托言于天，利用谴告的方式，来告诫君主，而有关的具体理论就是“祥瑞灾异”说。
“祥瑞灾异”说在商周时期己有萌芽，董仲舒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认为祥瑞、灾异与政治得失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为政好坏直接反映在自然现象上。在纬书中，亦认为圣王及其继任者治理天坚守“仁义”之道，上天就会显示出美好的天象;若统治者实行暴政，则会出现异常的天象和自然灾害来警告统治者。例如《白虎通义・封禅》篇认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
因此，在古代社会，基于祥瑞灾异的理念而形成的劝谏方式对汉代以后的封建专制统治有相当大的影响，每当灾异现象和自然灾害出现，君王便会下罪己诏，以告上天忏悔。由此可见，灾异告谴既是政治神化的工具，同时，反过来也成为限制君权，督促君主实行仁政以富国安民的有效途径。（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向晋卫.汉代的谶纬之学[J].广西社会科学，2002（5）
[2]许慎.说文解字・言部[M].北京：中华书局，1978版
[3]王先谦.释明疏证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版
[4]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附录[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84 页
第8篇：河东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贵州 红色文化 文化发生学
红色文化研究是学术界近年掀起的一个新课题和新的研究领域。因其新，故需要建构新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从学术界研究已久的革命文化到新生的红色文化概念的转换，从理论上来说意味着需要创设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需要研究者从宏观的视野和总体历史的分析方法进行探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让人们对历史时间和地理概念有了新的认识。长时段理论源于法国史学界历来注重考察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此外，它还深受早期年鉴学派和结构主义的影响。布罗代尔强调地理环境对历史事件的重大影响，并认为“地理环境的影响其实就是一种人与自然交往对话的历史、相互作用的历史及动态平衡的历史，这种历史显然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起着不容否认的制约作用”。本文试图考察贵州的红色文化的发生机制，并将之置于“长时段”的视野之下，意在突出贵州的“地方性”在红色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并深化学术界关于贵州红色文化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问题的提出通常与概念的解读有关。因为概念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是研究的预设条件，是研究的路径及方向选择，是研究者在特定状态下所设之语境，任何研究都必须在一定的概念下进行，没有概念就没有研究的发展与研究的意义，就没有研究的价值与未来取向。
何谓红色文化?目前，学术界对它的概念有不同的看法。刘寿礼认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苏区人民和进步人士共同创造、积淀的重要文化遗产。罗春洪则认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建国后的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并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思想的一种文化。赖宏、刘浩林指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凝结而成的观念意识形式。它是在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文化产品、文化活动方式以及文化观念。红色文化不但具有革命文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等几个特点，而且还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特征。三者不约而同地都承认，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地方实际相结合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浓缩了其他文化的先进因子的、新型的文化形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思想文化等。
本文所指之贵州红色文化包含了贵州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与壮大，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叙事理论可以这样来进行描述：贵州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意志楔人贵州革命地区并受其社会、经济、文化、民族风俗、地理环境等因子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思想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贵州地方性融合的结晶。
显而易见，贵州红色文化概念的提出，是近年贵州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伟大革命精神、革命文化、革命传统与革命道路等研究话语的重大转换。贵州学术界已就贵州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传播、价值、精神、功能、遗产保护以及红色文化的开发与利用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不可否认，目前贵州学术界对贵州红色文化的研究仍有不足，例如缺乏对贵州红色文化的生发机制的考察，缺乏对贵州红色文化研究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在此背景下，借鉴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辅以历史学的考证、辨析方法以深化贵州红色文化研究不失为推进当前贵州红色文化研究的重要路径。
文化发生学方法运用于贵州红色文化研究，就是从贵州红色文化发生根源、发生基础、发展环境、发生过程的角度，探究红色文化在贵州的革命老区如何与当地社会文化结合，衍生出新型的文化形态，并对此文化形态的动态过程进行考察描述，以期获得关于贵州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革新的规律。
二、贵州红色文化发生的自然生态要素
文化的生成向来有其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生态要素，考察其生成的系统要素，即能够体验到这种文化的系统语境和生存、生长与发展的状况。以贵州红色文化为例，可以发现，特殊的自然环境，是贵州红色文化生成的自然生态要素，它对贵州红色文化的生成尤其是在红色人格润化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生态作用。
第一，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有利的地理环境是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是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利的地理环境有利于积蓄和保存革命果实，有利于持久作战和进行反围剿的斗争，有利于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并继续向前发展。贵州地形复杂，多崇山峻岭，多深壑险滩，多茂林密谷，多沟沟坎坎，道路蜿蜒曲折，不利于彼此之间的联系，茂密的森林也成为天然的掩护屏障，革命者隐蔽其中，不失为理想的藏身之所和活动之地，在这样的星罗棋布的山峦地带建立根据地，可谓得天独厚，对手很难搜捕到革命者。以当时黔东革命根据地为例，黔东地处湘、黔、川边境山区，山岳连绵，交通不便。以梵净山为主峰的武陵山脉，横走其间，地势多在海拔八百至一千米。河谷常以峡谷形式嵌入山原，山高谷深，悬岩峭壁多，形势险要，是红军在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势。交通不便，给敌人的军事进攻和敌军兵方的增援，以及军用物资的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红军则可以利用这个条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出奇制胜，歼灭敌人，发挥出游击战争的威力。显然，复杂的地理环境有利于红军开展游击战，战能进、退能守，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所。黔东革命根据地毗邻川、湘等省区，它的革命行动易于影响湖南、四川两省，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黔东东面与湖南的吉首、凤凰、麻阳、芷江、新晃等县相邻，隔黔阳、淑浦、辰溪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泸溪、永顺、大庸、桑植等县相近。北部同川东南的秀山、酉阳接壤，距彭水、黔江也很近。黔东的一切革命行动，不仅影响贵州，也影响湖南、四川两省，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再如，黔西北根据地的建立。黔西北根据地于1936年2月8日在贵州的大定(今毕节大方县)建立。大定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毕节地区中部、乌江上游六冲河北岸，东与黔西县毗邻，东北抵金沙，南靠六冲河同织金县接壤，西南以瓜仲河为界与纳雍县相望，境内海拔720米-2325米。地理位置险要，山高林密，交通极为不便，利于革命力量的保存与革命形势的发展。
第二，贵州的险山峻岭为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提供了天然军事场所。赤水河就是革命活动必需的天然的军事要地，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就是在这里发生的。赤水河为中国长江上游支流，古称安乐水，在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全长523千米，流域面积2，04万平方千米。两岸陡峭、多险滩急流。明人吴国伦有《赤虺河》诗一首，表达的就是赤水河飞流湍急、撼人心腑的影像：“万里赤虺河，山深毒物多。遥疑驱象马，直欲捣岷峨。筏趁飞流下，桔穿怒石过。劝郎今莫渡，不只为风波。”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利用赤水河的险要，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根据情况的变化。汲取红军过去战斗中的失误与教训，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为红军赢得了时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可以说，“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与贵州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贵州的许多革命老区盛产粮食，有多种经济作物，有利于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例如整个黔东地区有17838.63平方公里的土地，乌江从南向北纵贯德江、沿河，还有印江河、锦江、松桃河等。河川纵横，资源丰富，盛产稻子、玉米、红薯、土豆等粮食，经济作物有花生、棉花，以及桐子、倦子、楠竹等经济林木。由于农村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黔东可以不依赖大城市而独立存在。黔东的地理物产，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富足的物质条件。
第四，贵州红色老区具备对红色人物产生的人格自然润化条件。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的东南部，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接四川和重庆。贵州是一个山川秀丽、气候宜人、民族众多、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文化悠久的省份。贵州的地理环境汇聚了我国其他省份地理环境的主体要素、气候条件和有山有水的自然生态条件，山水环环相扣，重峦叠嶂，绵延纵横，山高谷深，因而对贵州红色革命人物的主体人格起到了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特殊润化作用。例如著名的中共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水族)出身在荔波。荔波地处黔南边陲，历史悠久，山川秀丽，人杰地灵。荔波县是一个以水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当地人民感情丰富，豪爽奔放，往往即景生隋，遇事而歌，惩恶扬善，有“水家的山歌唱不完，夜连夜来天连天”一说。荔波人文兴盛，从清嘉庆至宣统的115年间，荔波共涌现贡生59人，其中拔贡10人、恩贡24人、岁贡25人，此外还有不少秀才。清代著名的“西南巨儒”郑珍(1806-1864年)，咸丰五年(1855年)到荔波任训导，对荔波文化影响甚大。他和荔波的贡生、秀才们，留下了一批传世诗作。优秀而又悠久的历史文化濡染了少年邓恩铭，1918年，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春，他与王尽美等人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与王尽美一起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春，中共青岛市委进行改组，邓恩铭任书记。同年12月，由于叛徒告密，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5日凌晨，被军警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牺牲时年仅30岁。显然，邓恩铭就是贵州这块具有悠久革命历史传统的土地濡染和培育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
总之，贵州雄壮魁伟的大山培育了贵州革命先烈们的伟岸精神；亘古与厚实的黔中大地使贵州的革命者领悟到一种诚实、守信和奉献的精神品质；黔中大地上奔腾不息的河水养育了贵州的革命者坚韧不拔、战斗不止的品格，他们不会轻言放弃、不会贸然退却；澄澈如镜的赤水河，使革命者体味到一种通透的佳境，能够挣脱对手的束缚，不断地获得自由和解放，能够为革命带来广阔的天地；河水缓缓流淌，会使革命者体味到生命的淡定和从容，能够淡定地投身革命，为革命流血牺牲，为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因此，可以这样说，“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与贵州独特的山山水水等自然环境对人格的润化不无关系。
三、贵州红色文化生成的社会生态要素
贵州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会因素构成了贵州红色文化形成的社会生态基础。
第一，贵州红色文化生成的群众基础。贵州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农民运动和各种形式的起义活动层出不穷，贵州各族人民耳濡目染各种起义运动，养成了他们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情结。据历史记载，早在宋代，播州(今遵义地区)布依族人民就曾参加过当地人民的武装斗争。明代，罗甸布依族人民又在王乃的领导下，举行过起义。Is]r~清朝咸丰年间，清廷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横征暴敛，残酷镇压当地百姓，在太平天国运动和古州“斋教军”的影响下，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黎平“六洞”的各寨头人在肇洞聚商，公推肇洞侗族农民陆大汉为首领，提出“抗清廷，反官军，开仓济贫，迎接太平军”的口号，发动“六洞”侗族农民起义。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二月，陆大汉、姚文彬率领两支起义军联合古州“斋教军”攻克下江厅，打死游击任大兴，消灭清军2000余人。清末光绪年间(1875-1908年)，今习水县双龙乡兴罗坝村中箐顶爆发了农民起义。其领导人王洪森，就是为了反抗封建地主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率其子王开中、王开先，聚集上千人，啸聚山寨，树旗起义。这些事实说明，贵州革命地区各族人民有着反抗压迫的光荣革命传统，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这些都为贵州红色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贵州红色文化生成的文化脉流。贵州是原生态文化、儒文化、佛教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融汇之地。贵州是一块历史悠久的热土，是我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在24万年前，贵州毕节地区黔西县沙河县观音洞就有人类活动，故此有“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之说。贵州是珠江、长江两大水系的汇聚之地，有独具特色的喀斯特地形地貌。贵州是多民族聚居之处，有49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成份仅次于云南、新疆，居全国第三位。全省总人口中少数民族占1／3以上，世居的少数民族就有苗、布依、侗、土家、仡佬、彝、水等16个，这些民俗风情都带着程度不同的原始遗风，蕴含了久远的历史状态，体现了古朴的文化内涵。贵州的儒文化源远流长，郑珍号称“西南巨儒”，其《母教录》深刻体现了中国儒家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贵州是佛教胜地，铜仁的梵净山向称“梵天净土”，民间则称“大佛山”。《黔记》云：“贵州山以梵净山为第一，可比天台。”由此可知梵净山一带佛教文化之盛。贵州还是红色文化之乡，1935年，红军长征过贵州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正是这些多元文化的激情碰撞与交融，才构成了独特的贵州社会文化生态环境，这种绵延的文化脉流，对贵州民众爱国主义情操的锻炼、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的塑造、民间的倡导、民众文化教育素质的提升等等都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从而在中国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文化层次积极地促进了贵州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机生成。
第三，贵州红色文化生成的理论因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形态，一开始就对贵州红色革命的产生、发展发挥着导向作用，也为贵州红色文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元素，是凝结贵州红色文化的坚实内核。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贵州地区，使其能够与贵州本地文化进行沟通和交流，从而造就了邓恩铭、谭平山、王若飞等大批贵州籍的“马克思主义者”，催生了绚丽多彩的贵州红色文化。例如邱醒群曾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1914年，邱学成归国，返回贵州，就教于贵阳法政学堂，向贵州学界和贵州文化界传播马克思主义及《资本论》。透视贵州红色文化，即可发现，无论是贵州红色革命人物、红色革命事件、红色革命场馆，还是贵州红色文化思想、红色文化艺术等，都映射出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元素的影响和濡染。例如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就是为了纪念在遵义战役中牺牲的红军烈士而修建的。红军山广场上有4个5米高的红军头像，其中东南为老红军形象，西南是一个青年红军形象，东北是赤卫队员形象，西北则是女红军形象，这四个红军形象象征着红军威震四方；外壁上镶嵌着28颗闪闪发光的星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玉汝于成，终于取得了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
四、以发生学方法架构贵州红色文化研究
文化发生学方法给学术界提供了观察、研究贵州红色文化的视角及思路。以此为切入点，可以架构贵州的红色文化研究。
必须指出的是，用发生学来研究历史及其相关问题其实早在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事实上，发生学的研究方法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学术研究与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历史的原始发生时采用了发生学的研究方法，从此，开启了在唯物史观的研究中采用发生学的理论架构。
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发生学方法在探讨贵州红色文化的发生时着重强调其发生的根源，即其发生的社会基础、自然条件、经济的粗放状态、发生之过程等。不过，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就是以发生学的视角考察贵州红色文化时，政党的作用是重要的或者说政党在其中起着构建的关键作用。贵州红色文化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在贵州文化中一个生动体现，是一个政党从边缘到中心、从到核心的嬗递过程，是一个政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嬗变过程。换言之，政党是红色文化的主体，是红色文化的承载者，是红色文化的操作者，是红色文化的参与者，在文化活动中扮演着核心因子，扮演者的每一个行为都对其周边的社会及群体产生影响，政党以其先进的理念、思想和社会行为对其周边的区域起导向作用、起疏导作用、起凝聚作用。
其二，用发生学的视角考察贵州红色文化时，贵州的地理概念在这里显得至关重要。关于这一点，没有哪一个学者比布罗代尔更有说话的权利。无论是布罗代尔的博士论文《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还是他的举世闻名之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就是他的长时段理论。布罗代尔指出：
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我不愿意忽视这种几乎置身于时间之外的、与无生命物打交道的历史，也不愿意仅仅满足于为这种历史撰写地理性质的导言：这种导言照例毫无用处地放在书的开头，浮光掠影地描绘矿藏、耕地和花卉，随后就永远不再提及，似乎花卉不是每个春天都重新开放，似乎羊群在迁移途中停止下来不再前进，似乎船只并不在一个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的真正的海面上航行。
第9篇：河东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字: 模糊歧义概括英汉语用对比分析
一、引言
语言是人们用来表征对客观事物认知的符号。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赋予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其中人们普遍关注并进行研究的特性就是语言的模糊性、歧义和语言的概括性,这三种属性在具体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笔者将从模糊、歧义和概括的定义出发,从语义、语用和句法角度对英语和汉语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 模糊、歧义和概括的定义
模糊(fuzziness)是自然语言的一种本质属性。模糊现象在语言中十分普遍,人们认识的客观事物形形,且相互联系,彼此渗透。从一个事物/现象到另一个事物/现象存在着中间连接状态或朦胧的过渡阶段。用来表达这些事物现象的概念就相应地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这样的概念只能表示一个大致的范围。1965年美国科学家L.Zadeh在其论文《模糊集合》(Fuzzy Set)中,引入“隶属函数”这个概念,用于描述差异的中间过渡,首次成功地运用数学方法描述模糊词项,标志着模糊理论的诞生。所谓模糊性,是指一个概念的中心区域基本上确定,而外延界限不明确的属性。
歧义(ambiguity)是指一个语言单位或结构具有一种以上意义的现象。张乔在1998年发表的《模糊语义学》中指出:“歧义指的是词语或句子可表达多种意义,而且这些多种意义之间又无多大语义关联。”歧义与人的认知没有关系。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平常所指的歧义结构都是孤立的,脱离了一定的语境或上下文。如果我们给歧义结构补充或设定必要的附加信息(语境、上下文或背景知识),其语义则可以确定,因此可以说,歧义只是相对的,歧义存在于各种自然语言中。歧义通常分为三种:词汇歧义,句法歧义和语用歧义和词汇歧义与词汇的多义性和同音同形异义词有关。
概括(generality),有人称为抽象,有人称为笼统(参考王希杰,1983)。张乔在《模糊语言学》中指出:“一个词的概括义指不具体的意义。”这种说法也有点含糊。笔者认为周志远(1990)指出的概括性更能被人接受,也更好理解。他在1990年的《模糊语义论》中这样写道:“概括是指这样一种现象:有些概念(下位概念)的外延包含在另一些概念(上位概念)的外延里边。例如,我们说‘人’是比‘中国人’更为概括的概念,因为‘中国人’的外延包含在‘人’的外延里边。”
三、模糊、歧义和概括的英汉对比分析
(一)英汉语义对比分析
语义分析即从英汉两种语言的词义角度进行分析。每个词义表达的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描述或表达对客观世界认知的语言符号。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是任何语种的共性,表示客观事物之间的界限的不明。例如江与河、傍晚和晚上、爱与恨等,它们的界限是任何人的认知都无法分辨清楚的。有时由于人的认知的局限性也会产生模糊语言。例如高、矮,多、少等。虽然模糊是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但是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具体表达方法或表征符号。例如:英文中的“morning”所指代的时间跨度为中文指代的“早晨”和“上午”。并且所指代的具体时间点的切分也不一样。说现在汉语普通话的人所理解的“早晨”的下限一般到8-9点钟,而欧洲人指的是黎明一直到上午11点或12点以前都可以称作“morning”(伍铁平,1999)。
歧义是一个词带有一个以上、且在语义上互相不相关的词项,因此在词典中一个歧义词经常被列为不同的词条。例如,“米”有粮食意义上的“米”,也有测量单位意义上的“米”。《现代汉语词典》(1996:873,北京:商务印书馆)就将其列为两个不同的词条,这两个词条在意义上没有什么关联(张乔,1998)。《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1997:928,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则把“metre”也列为两个词条,一个是与中文对应的表示测量单位意义的“米”,而另一个是表示“诗韵”,这两个意义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说明同一概念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其对应性,但也存在着差异。
概括词语和模糊词语一样只有一个词项。比如,“人”只有一个概括意义,它没有给出相关性别、高度、国籍等具体信息。同样道理,模糊词“高”也只有一个内涵意义,而由这一内涵所引出的外延却不确定。因此,“人”和“高”在词典中均只有一个词条(张乔,1998)。然而,在英语中表示概括意义的“人”有几个不同的词,如“human being”表示与“动物”概念相反的意义;“people”,“person”和“man”等都有指代“人”的概念,但中文只有一个词项。客观世界的模糊性是普遍的,因此,英汉模糊语在这一点上是大体一致的。查奈尔提出模糊语具有提供适量信息的功能,实际上可认为是以模糊求精确。英语中也是一样,这是由人类思维的共性决定的,只是不同语言对同一个概念用不同的符号表示。
(二)英汉语用对比分析
语用模糊指的是说话人在特定语境或上下文中使用不确定的、模糊的或间接的话语向听话人同时表达数种言外行为或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acts or forces) 这类现象(俞东明,1993)。如:
例1:Would you like to come in and sit down ?
这句话可以同时向听话人传递“邀请、请求或命令”等不同的言外行为,也可以是三种言外行为兼而有之,其界线是模糊的(俞东明,1997)。中文中我们也有同样的困惑。“进来坐坐!”根据说话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在朋友之间,我们可以理解为也许说话者传递的就是一种邀请的意义。
例2:He is going to the bank.
在英语里,“bank”是一个多义词,具体“银行;河岸”两个语义,所以,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单独一个句子会给人带来歧义,既可以理解为“他要去银行”,又可以理解“他要去河边上”。然而在中文中,“银行”和“河岸”是两个明显独立的概念,即使没有上下文也不会给听者带来歧义。歧义影响交际,给交际带来不便,但是不管是中文还是英语里的歧义在具体的语境中都是可以消除的。
例3: He is going to the bank and fish with Tom.
很明显,这里的“bank”肯定是表示“河岸”而不是“银行”。同时,不论“bank”取哪个意义,这个词本身都具有概括性。表示“银行”时,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银行,位于哪里的银行;当表示“河岸”时,不知道是河岸在哪里,是什么河或江的河岸,但是通过具体的语境分析,概括性是可以消除的。
例4:He is going to the Bank of China near the school gate.
在这里“bank”肯定表示的是“银行”而不是“河岸”。“bank”不论作何种理解都不具有模糊性,不存在“银行”与“河岸”无法辨清其界限的问题,只是具体歧义。
(三)英汉句法对比分析
英语中的句法歧义是由于某个语言结构中的句法成分可以有不同的句法组合,从而产生多种解释(王桂兰,2005)。
例1:They need more intelligent leaders.
此句是一个歧义句,我们可以有以下两种理解。如果more 与intelligent 组合为一体,那么more是形容词比较级的标志,说明“他们”现有的领导素质不高,需要更加明智的领导;若是more与intelligent无直接关系,而是二者共同修饰后面的名词“leaders”,那么该句的意思则是说“他们”现有的明智的领导只是数量不够,不一定是质的不足。但是中文表示是没有歧义的,要不表示“他们需要更有智慧的领导”,要不表示“他们需要更多有智慧的领导”。此两句中文的表达概念是非常清楚明了的。同时,不论是英文表达方法还是中文表达法,此句都具有模糊性和概括性。模糊性表现在“intelligent”上。怎么样的领导才能称得上是有智慧的呢?聪明才智本身是一个很主观的认知概念,有智慧和没有智慧之间是没有一个明显的界定的,因此,有智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次,此句也是一个概括性的句子。他们想要的是更有智慧还是更多数量的领导?说话人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指明。模糊性是由于人的认知的模糊性造成的,因此是无法排除的,而歧义和概括性是可以通过具体语境消除的。
例2:They need more intelligent leaders who can lead them through the low season.
我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更有智慧的领导能够领导他们走出困境。
例3:They need more intelligent leaders who are in charge of the sales-department.
我们知道他们需要的领导是管销售的领导。
英语歧义句子在中文表达法中可以消除,同样,一些中文带有歧义的句子,用英文表达并不带有歧义。
例如:咬死猎人的狗。
中文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指称的对象是狗,这条狗咬死了猎人,狗是动作的实施者。在另一种理解中,狗也是指称的对象,只不过狗成了动作的受事者,“猎人的狗被咬死了”。然而,在英语中,此句表达的概念是很清晰的,歧义被排除。狗作为动作的实施者:“The dog which bite the hunter dead.”狗作为动作的受事者:“The hunter’s dog was bite dead.”从模糊性角度来说,本句不具有模糊性,但是,狗所表达的概念不管是中文还是英语都是具有概括性的。猎人的狗是多大或是什么品种的狗,哪个猎人?这些在句子中都没有明确地指明,但是在具体的语境下,听众可以知道其具体的指称对象。让我们再看几个英语例子(张乔,1998):
(a)Old Wang is tall, so is young Wang.(老王是个高个子,小王也是)
(b)Old Wang has a friend, so does young Wang.(老王有个朋友,小王也有)
(a)句含有模糊性,它可具体理解为“老王是高个子(一米八),小王也是(一米八五)”,这是因为一米八和一米八五均可属于“高个子”的外延范畴。(b)句是一个含有概括性的句子,与(a)同理,它可具体理解为“老王有一个(中国朋友),小王也有一个(新西兰朋友)”。“中国朋友”和“新西兰朋友”均属于“朋友”范畴。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英汉两种表达方法说表达的概念及所具有的特性是一一对应的。
四、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语义上讲,英汉都具有模糊、歧义和概括性,但是两种语言所表达的概念并不定一一对应。一种语言中具有的属性在另一种语言中不一定同时具有,而词项的概括性在不同的语言中是一致的。
2.不论是在英文中还是中文中,概念模糊都没法精确化,而认知模糊词项有时候是可以转化为精确词语的。歧义影响交际的效果,但是并不可怕,因为在具体的语境中,歧义可以得到消除,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语言的概括性。
总之,模糊、歧义和概括性是英汉两种语言的共同特性。溯其根源,模糊是因为与人的认识存在模糊息相关,这使得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成为必然,歧义是由于一词多义或同音异形或同形异音等原因造成的,概括性是由于人类语言的节约原则形成的。模糊是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人们使用模糊语言可以达到某些特定的语用效果,例如表示委婉、礼貌或间接等。概括性是由于语言交际的量的规约原则,人们总是在力图用最简单、最节约的方法表达最可能多的概念。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大量存在的,表示同一种概念的词项概括性有其一一对应性,在具体的语言使用环境中,概括性是可以具体化的。
参考文献:
[1]王希杰.模糊理论和修辞学[J].新疆大学学报,1983,(3).
[2]周志远.模糊语义论[J].玉溪师专学报,1990,(2-3).
[3]俞东明.语用学定义与研究范畴新探[J].浙江大学学报,1993,(4).
[4]俞东明.语法歧义和语用模糊对比研究[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6).
[5]张乔.模糊语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