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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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近年来，全国各省市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民族地区如何把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挖掘出来，坚持民族化特色，是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根本路径。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各民族流传下来大量优美动人的传说、神话和史诗；创造了众多美妙的音乐、舞蹈和绘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流传下来很多具有实践意义的科学典籍；少数民族的建筑雄伟壮观，极富民族特色。民族地区原生态的自然风景、丰富多彩的民俗民风以及动人的歌舞等都是珍贵的文化资源，更是文化产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的云南、贵州、内蒙等很多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就很好地开发和利用了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其民族文化产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民族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比如《草原传奇》、《印象刘三姐》、《云南印象》和《多彩贵州风》等典型实例，既丰富了当地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极好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当前保持民族文化的延续性、增强文化生命力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走产业化发展道路。
在挖掘和开发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时，一定要突出文化产品的少数民族特色，要注重培育特色品牌，这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有效路径。在少数民族特色品牌培育的过程中要做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要加强文化产品的创新研发。同时，各级政府要鼓励文化企业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对文化产品进行创作和生产，创造出更多的人们喜欢的文化产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在“十一五”期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发展重点并不是很明晰。我国政府于2009年公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明确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此后又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确定了动漫业、文化旅游业、文化会展业、艺术创意与设计、文化产品数字制作与相关服务业等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十个重点领域。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政府更加需要确定和推进相应的重点领域。
文化产业发展基础是民族文化资源，少数民族地区应重点结合本地区文化资源优势确定产业发展方向。但受到少数民族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政府需要审视重点文化产业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的方向和发展方式，在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上要根据特色推进。为此，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要做好项目审核，对项目要进行严格的前期论证，比如所开发的项目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力、所开发产品的市场预期、价值要素等都要严格论证，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产业在保持民族文化原生态基础上得以发展。此外，少数民族地区在推动重点文化产业全面发展上，也要根据地区发展现状，依托地区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在深入挖掘少数民族地域特点和民族文化资源特色基础上，探索加大使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元素，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发展；要善于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现代市场价值，使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成为有市场需求的生动的文化产品，所要开发的文化资源必须和当代社会的现代元素联系起来，通过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消费使少数民族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培养良好的亲和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要在继承和发展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挖掘文化的市场价值要素，要根据大众的消费取向，提高民族文化产品的市场增加值，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
二、紧密结合时展的需求，创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方式
（一）更新观念，激发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应该依托本地区极具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做好传承和保护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特点和时展需求，不断进行发展方式的创新。一直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羁绊。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和改革深度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地区要想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就要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在文化发展方面有时难免会有保守观念伴随，一些文化企业的发展也是传承计划经济的发展观念和模式，不能大胆迎合市场进行创新。文化企业应改变文化发展方面的固有观念和落后思维，要尽快根据市场形势和要求，建立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企业管理方式和发展模式，要根据市场需要创新研发文化产品，加快现代文化市场主体的培育，促进文化企业加快发展。要大力培养骨干文化企业，全力支持大企业做大做强，适当鼓励小企业不断发展。同时，要加快文化中介机构的发展，建立规范的文化行业协会，使文化市场获得更好的循环发展。
（二）重点支持创意与科技的结合
少数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有的根植于浩瀚森林，有的潜藏于山水之涧，有的又蕴育在泥土与草原中，这些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深藏于民间，需要不断挖掘探索。如果不对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进行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其生命力和传承功能必然会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逐渐淡化。当前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就是加快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而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就是创意与科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实现民族文化创意和高科技开发的有效结合，建立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尤其是近两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内容、网络文化等各类新兴文化业态发展迅猛，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极大拓展着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方式，使文化产业复制范围和传播能力无限扩展，受到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追捧，这部分内容已经成为文化产业领域最具发展潜力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注重这些高科技产品和民族文化资源的有效结合，通过现代高新科技手段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民族文化资源、历史资源和自然资源等得以升华，开发出有科技含量和市场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品，这就是发展的动力。
（三）创新投融资方式，促进投融资主体多元化
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相对落后，政府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也相对有限。文化产业要有所发展必须有较强实力的文化企业作支撑，而充足的发展资本是文化企业壮大的必备条件。国家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支持拓宽了文化企业的融资道路，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企业由于地域等客观条件限制，其融资渠道还是受到局限。为此，少数民族地区要开拓思路，多方拓宽融资渠道。首先，政府要积极举办文化产业博览会，为文化企业创造条件，将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和企业实力展现出来，吸引国际国内更有实力的企业进行投资开发。其次，搭建文化产业各种形式的交易平台，提供能够供资本挑选的各种发展项目，为文化产品信息和资本信息提供点对点的交易平台，推动资本与文化企业的结合。第三，逐步建立金融支持系统，引导政府与社会资金向文化产业重要项目倾斜。同时，政府一定要鼓励有发展潜力、符合上市条件的文化企业积极上市，以拓宽资金来源和渠道。
三、创建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实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人才策略
（一）突破人才瓶颈，创建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
文化产业是可以把人才、创意统一于一体的行业，当前我国文化产业人才资源整体不足，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创意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都很短缺。首先，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要根据本地实际善于发现人才，使用好、培养好人才，形成产业发展与人才成长的良性互动，使人才成长能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能带动人才成长。其次，要研究文化创意人才成长环境和规律，为文化创意人才提供更适于创业的发展空间。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创意人才尤其稀缺，政府及用人单位要积极打造有利于发挥各类文化产业人才智能的人力资源生存环境，要善于把一些基础性的硬环境建设与软环境的氛围营造有机结合起来。第三，要采取流动和柔性的人才政策，以吸引各类文化产业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实用型人才，建立公平公正的人才管理机制；要坚持重艺又重才的人才培养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文化企业特需的人才政策，尤其是要注重资助和培养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二）逐步完善人才教育培训机制
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依托，文化产业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来支撑，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教育发展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后劲。少数民族地区要逐步形成专门的文化产业人才培育机制，大力开展文化产业需求的各层次人才教育和培训。在人才培训策略方面，既要积极培育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本土文化人才，又要善于引进本行业领域的尖端人才。与此同时，人力资源的绩效管理机制要及时建立起来，实现文化产业各层次、各类型人才的合理配置，发挥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最大潜能，为高端人才打造适宜的生存空间，为其他各类专业人才打造适宜的成长空间。同时，做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人才培育工作，一定要处理好人才对外引进与内部培养的关系。在内部人才培育方面，要认识到现有民族文化产业人才是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主力军和推动者。为稳定人才，要尽力为现有人才队伍改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并注重舆论引导，在当地形成人才强业的共识，通过优化配置、培养提高等手段充分发挥人才的才能和作用。在外部人才引进方面，可以通过聘请专家顾问、召开研讨会、举办学术论坛等形式，根据本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重点引进外部人力资源，逐渐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人才队伍。
（三）注重调节人才结构与人才规模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需要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培养文化产业人才，加强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要根据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加大人才队伍的规模建设。同时，还要注重文化产业领域文化专业人才和尖端领军人才的培养，要根据基层和文化企业需求调整文化产业人才结构。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从事文化产业工作的人员增加很快，但人才供应与需求结构不平衡。现实情况要求文化企业在进行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时应处理好规模与结构的比例关系。要突出高层次专业文化人才培养，同时又要兼顾各个方面的人才培养；要不断壮大服务基层的文化人才队伍，又要选拔各方面的尖端文化人才，力求做到文化人才队伍在专业结构、年龄、市场需求等各角度的合理使用，使人才层次分布、人才类型与文化产业布局和文化发展方向协调一致。
四、注重文化产业集群建设，培育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增长极
产业集群是相互联系的企业及相应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在产业集群聚集区里，人、财、物的流动性使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资源根据市场需求得到有效调配。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一般具有规模化、专业化的特点，聚集性使企业的交通、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化解风险能力有所增强。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在文化产品的开发、销售上具有明显的集群化特点，建设产业集群也成为文化产业行业参与市场竞争、提高自身实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挖掘产品特色是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的主要手段，通过发挥各民族文化的比较优势，在特色的基础上培育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集团，通过建设中心文化区域带动周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
在当前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中，各企业之间的生产、流通、服务等各环节没有很好地整合，其中各行业长期的条块分割、壁垒成为束缚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文化产业发展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必须突破行业壁垒和束缚，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和发展领域。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在原有基础上逐渐扩大产业规模，建立相应的文化产业发展链条，在发展链的基础上再进行产业集群的建设，以更好地增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地方政府可以先行考虑重点项目，加强文化产业基地的示范建设，建设一批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产业基地，建设具有产业拉动作用和示范效应的重大项目，然后以此为点从整体上进行规划。项目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载体，其中的重大项目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支点。文化产业发展要以重大项目建设为契机，带动相关企业资金、人才、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资源投入其中，以整合的方式将少数民族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也要着重依托重点项目，通过发挥产业基地的辐射功能，以点带面式地带动文化产业集群的整体发展，甚至可以实现几个区域之间产业集群的建立，从而促进整个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包括广播、出版、电影电视服务、文艺创作与表演等，是涉及行业众多的产业。一个地区的文化产业要想得到较好发展必须找准增长极，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域宽广，文化资源禀赋相差甚远，有时候各方面各行业都照顾到的均衡发展反而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开发，也不利于文化企业的互相协作。因此，实施同一发展战略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来说也不现实，各地区应有针对性地根据各自的特点发展重点部门和地区，逐渐利用主要行业和地区的成功发展效应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例如四川成都的动漫和会展业、广西的旅游及美术工艺品产业、内蒙古的草原文化产业等都发展得比较好，可以让这些发展比较好的行业成为各自文化产业发展的增长极，以此带动文化产业相关行业的发展，达到促进整个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
在培育文化产业增长极的基础上，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应该是采取文化产业链的发展形式，以主导行业带动其他相关文化产业部门和行业的发展，使少数民族特色分散的资源集约化。首先，找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以资产或者企业产权做纽带，突破行业垄断和壁垒，以市场化的机制推动跨行业、跨地区以及跨所有制的联合或重组，组成大型的有竞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其次，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元素的禀赋特色，发展有少数民族内涵的文化产业园区，以此为重点发挥相关的产业链效应。文化产业的三个相关产业:零售业、金融业、邮电业都对文化产业集聚有着显著正向的影响，体现文化产业对这些行业依赖性非常强，协同扶持这几个行业能够起到交叉强化的效果。这些都能更好地促进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建设。第三，重点打造混和性文化产业项目。比如，可以把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项目和一些开发比较成功的、有一定市场影响力的演艺项目结合起来，这样可以使文化资源、技术、人力、资本等市场要素得到充分利用，通过分析市场影响力和市场发展前景进一步确立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形成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
五、拓宽视野、面向世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对外交流
（一）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要以文化产品为媒介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必须要有面向世界的视野与胸怀，把文化精神体现在文化产品中，以文化产品为媒介，通过出口产品带动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是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比如，可以对有历史积淀的文化产品进行复原开发，每个民族都有历史文化遗址、民族服饰等文化的载体，这类文化产品原来就存在，历史悠久、深入人心而且有神秘色彩，人们比较感兴趣；还可以对民族歌舞等原有民族文化进行创新，然后通过网络、电视等现代化宣传媒介广泛宣传，使优秀传统文化合上时代的节拍，通过现代手段得以传承。
（二）以链促销，走国际营销分工体系
为更好地弘扬民族地区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少数民族地区要鼓励文化产业突破国内文化市场营销，走向国际市场。地方政府初期可以组织文化企业参加一些会展、博览会等，为优秀的文化产品搭建展示平台。当产品在国外有一定的市场和认可度时，可以直接在国外把文化产品的市场营销、生产制作联成一体，使生产和营销形成一条产业链，以增强产品竞争力。少数民族文化也可以通过与国外文化企业合作的形式，直接在国外编排演出，直接推广营销，推动文化传播，弘扬民族文化。
（三）打造大型文艺活动，构建国际交流平台
第2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文化生产力思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也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提出的精神文化生产力的问题。经典作家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发现，这就是大生产力观和精神生产力理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生产力以物的形式——物质产品或物质成果表现出来，而工具则往往代表着这一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工具上，无疑凝聚着人类精神上、理论思维上掌握自然界的能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社会生产便日益明显地区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部分。社会分工促成了物质生产者与精神生产者的分化，两种生产力因而在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内在特征的生产力形态。物质生产力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具有实用的、基础的、物质形态的主导品格；而文化生产力则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马克思将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归于其中，使其显现出更偏重于人类社会人文关系的特征和品格。当代不少学者将之称为文化力。显然，马克思区分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表明了他对社会生产力这两个方面的各自特征的区别把握和分类描述。
但是两种生产力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马克思还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多重联系，看到两种生产力之间相互交融、共为一体的特征。一方面，文化生产力具有其精神生产的独特性，它是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的文明发展的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在文化生产力中，生产主体以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将自身强烈的主观因素，诸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渗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把语言、文学、技术能力归入这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而另一方面，文化生产力是不是就完全不具备非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特征呢？不是。文化生产力其实具有明显的物质性。文化生产同其他生产一样，也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特征，即由实践主体通过劳动，将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产的过程也表现为一个物化的过程。它也要改变物质的现实形态，获得物质的新的存在形式。像文学艺术这类最富精神性的生产也有一个物质的技术的制作过程，即由实践主体通过特定方式的劳动，改造某种材料而造成一个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产品必须具备物质的依托方式。如文学作品，必须经过作家的物质性（纸、笔、电脑等）写作，经过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等环节，才能以书籍这种物质形式存在下来。绘画、雕刻也要通过对一定的物质媒介的加工制作，才能以一定的形态承载其艺术内涵。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在艺术创作中有一个纯然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业。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这种熟练的技巧，才能驾驭外在的材料。
马克思的大生产力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马克思肯定了生产力中包含着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两种生产力，这就一方面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机械的、庸俗的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也否定了那种孤立的、片面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决定论。
其次，文化生产力的观念表明，文化是一种生产，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它天然地具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具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而不仅仅是某个艺术家的内在的独创的心理活动。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研究一直忽略了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而对之作了一种纯粹精神的、美学的研究。而马克思提出的精神生产或艺术生产必然含有商品经济时代特别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的全部特征。当代文化生产已不完全是个体性的生产方式，而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像电视、电影、出版、音像、文艺演出、工艺美术、体育比赛，乃至广告、信息、传播、娱乐等产业，已越来越发展为庞大的产业集团，成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再次，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必然内含着自身独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史，有形成自身的历史过程，有对精神生产者的精神创造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有对生产对象的内在要求。同时，它还受到生产条件包括物质技术水平的限制。因此，艺术家不能只关心艺术的精神层面，也要关心艺术生产的方式和工具。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是文化生产力内涵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的文化生产力中，文化生产所达到的科技化和社会化程度，是判定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数。世界经济中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从二战以后，人类开始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这就是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生产力时期。这一生产力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文化与经济崭新关系的建立。如果说以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是以经济生产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分离为特征的话，那么智能化生产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以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含量。
今天，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据报道，20世纪90年代，国际旅游已同汽车工业、石油工业一样，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而且正以迅猛发展的势头成长为全球效益最大的行业。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或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计算机信息产业，在1997年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独占鳌头，数家企业跻身世界前10强。近年风靡世界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十几个亿美元的票房价值。美国《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5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企业。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业。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所谓经济的文化化，是说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经济的时代，全社会95％以上的人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粮食而工作，而在发达国家仅有2％—3％的人口从事农业，便可满足社会的需要。从日本的就业人员构成比来看，其第三产业就业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九十年代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德克在1980年“美国竞争力大会”上对1929—1980年的美国经济做了数量分析。他测出，在这期间美国生产力的增长中，40％是由知识和技术创新获得的，有12％是由劳动力的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获得的。在工业发达国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进入企业，使当代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科技、文化知识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国“白领”职员与“蓝领”工人就业结构比已为5∶4，到198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矿业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比例的29％，第二产业即各种制造业降到31．6％，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上升到65．5％。即使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科技管理人员也超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无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自然要将重心转移到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方面。
经济文化化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即使物质层次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与文化结合起来了。今日的主流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总之，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向。文化与经济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
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业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文化建设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事业型”模式。现在看来，这种国家财政拨款的文化投资远远满足不了当代文化高速发展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正式采用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用国民生产总值来核算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来划分各个行业。而文化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开始了由“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重大转变。这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将文化与现实经济联系在一起。
我国文化市场的建立、发育和文化产业的发生、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文化产业机制和文化发展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相应的文化产业发展则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甚至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产出仍有很大差距。这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化产业已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地位认识不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事业型”的传统思路和行政机制；另一方面，对文化与经济的长远协调发展认识不足，没有看到文化滞后对今后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现实迫切需要并呼唤新的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管理方式、产业机制和市场运作体系。另外，经济流通的世界化和当代传媒的高度发展，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要求我们批判地借鉴其市场运作的方式，以适应并掌握当代世界文化交往的经济规律，并制定自己的文化安全策略，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体制。其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一是规模巨大，数量惊人。我国当代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要无论在数量上、强度上、实现方式（规模、途径、媒介）上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需求的多层次多方位。从普通市民到文化人士，从大众娱乐到艺术精品，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者表现出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的强烈需求。三是一轮接一轮的文化时尚表明了文化需求的迅速转换。很明显，这种全社会日益高涨的大规模、多层次、快节奏的文化需求，单靠原先文化事业的“统管”模式已根本无法满足，它历史地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运作模式。
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商品性与非商品性的矛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等等。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产业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第3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第4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为：文化产业年末从业人员数量（人）、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个）；产出指标为：文化产业增加值（千元）、利润总额（千元）。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文化产业，剔除了文化事业的相应数据，因此，有关相应的数据相比《中国统计年鉴》要小了很多。其中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转变为资本存量，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参照张军等人的研究成果，对当期投资额进行折算，折旧率为9.6%。以上数据来自于2005—2013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DEA中的CCR模型测算我国31个省份的文化产业效率，将区域分为东、中、西、东北部四个区域进行对比，得到全国及四个区域的效率评价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平均效率在9年间整体提高，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变化趋势。具体表现为2004—2007年为上升阶段，2008年有所下降，2009年又开始上升。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地区效率最高，中部地区次之，然后是东北部地区，西部地区效率最低，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平均值为0.7631，效率总体处于上升趋势，总体增长幅度为10.33%，中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平均值为0.6499，效率总体处于上升趋势，整体上升幅度为11.38%，东北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平均值为0.5438，高于西部地区，在三大区域中排名第三。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最低，平均值为0.4992，文化产业效率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且上升趋势相对其他三个区域最明显，说明西部地区文化产业近些年来发展较快，资源利用状况越来越好。由此看来，我国文化产业区域间存在差异。为了研究这种区域差异的内部变化，本文通过用σ收敛来分析我国区域文化产业效率的收敛性，如图3.3所示，可以看出，2004—2012年，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产业效率变化不大，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产业效率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呈现出总体σ收敛的特征。2004—2012年间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的波动幅度比全国范围内的波动幅度稍小，总体呈σ收敛，2004—2012年间，中部、东北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区域间差异变大，但变大程度不大，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差异变动幅度较大，内部差异逐渐缩小，呈现总体σ收敛的特征。
三、区域文化产业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影响文化产业效率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会使产业的投入和产出规模增加，进而促进文化产业效率的提高，本文用人均GDP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2.文化产业政策。
制定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作出科学的统筹，可以健全产业相关配套管理政策，本文在此主要研究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直接财政投入对文化产业效率的影响，从而看出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产业的作用，本文假设，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效率有正向影响，本文用国家财政对文化、体育及娱乐的支出表示。
3.人力资本。
文化产业需要高素质人才，地区人才越多，越有利于知识的传递和溢出，进而形成创意，产生较高的生产力，一个地区的人受教育水平越高，对文化产业的人才供给就越大，因此，本文假设地区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与文化产业效率正相关。本文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4．市场需求。
文化产业是规模收益递增的行业，地区较高的文化产品市场需求，会推动地区文化产业的集聚与文化产业的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由于专业化分工的高生产率。因此，本文假设文化市场需求与文化产业效率的提高成正比例关系。本文用地区地区人均文化消费支出表示市场需求。
5.科技投入。
科技投入可以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文化产业的要素利用率，改善生产技术流程，逐步改进生产要素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从而提高产业技术效率。本文假设，文化产业效率与科技投入成正比。本文用国家R&D投入来代表科学技术投入。以上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为识别以上因素对文化产业效率的影响，设计计量模型为：TEit=β0＋β1PGDPit＋β2FIit＋β3HCit＋β4MDit＋β5R&DitTE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文化产业综合技术效率；PGDP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人均生产总值；FI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文化国家对文化、体育及娱乐的财政投入；HC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MD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文化市场需求；R&D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科技投入。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变截距、变系数和混合模型。本文选择的截面单元是全国31个省（市），因此采用变截距更为合适，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上，本文是用Hausman检验实现，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因素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支出、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市场需求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科技投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产品附加值低，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国家对科技的投入效果不明显，许多科技投入或研发并未应用到文化产业上，导致了产业技术效率不能有效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市场需求对文化产业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而国家财政对文化、体育及娱乐的投入对文化产业效率的提升有负向影响。
四、政策建议
1.推进文化产业集聚。
形成有效的文化产业集聚，推广和延伸文化产业链条，可以形成文化产业集聚规模、提高产业规模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府可以建立文化产业园区，推动产业链条向下游延伸，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意为核心的完整文化产业链条。
2.推动文化体制改革。
政府可以适度削减对文化、体育及娱乐业的财政扶持，完善产业融资政策，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使企业依靠市场机制和社会资本发展文化产业，从而提高文化产业效率。
3.加强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第5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文化创意产业”又称“创意经济”、“创意工业”，是一种在全球经济、技术与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强调依靠人的创造力、技巧及天赋,来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形式。
从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知道，文化创意产业首先是一种产业，它必须具备产业的共性，在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顺畅运作，有较好的发展环境和相对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并拥有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另外，它还具有其特殊的内涵。
1.1文化需求性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著名的层次需要理论指出，当人的缺失性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的发展性需要就被上升到更高的高度。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纯粹的物质性和经济性的需求就会相对减少，文化性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将会不断增加，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文化可以说是发展创意产业的灵魂。文化创意源于文化并高于文化，是对文化资源创造性的开发和利用，是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渗透力、影响力的拓展和挖掘。创意产业正是有了文化，才显出了灵气和品位，从而才有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1.2技术创新性
文化要展现自身的巨大价值，单靠传统的传播方式是很难的，必须依靠技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文化创意产业是把与文化有关的信息服务技术都纳入其范畴，借助于高科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创造、再提高、再包装，而非简单的复制。可见，技术创新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它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创新方式和创新渠道。
1.3收益高额性
文化创意产品，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是用于满足消费者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需求，涵盖了科技和文化的因素，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高的附加价值。同时，好的创意能够大幅度提高企业知名度，扩大市场占有率，并使许多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焕发新的生机，获取高额利润。
2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2.1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相应的教育水平及科研投入也在不断地增长，这对我国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可以创造适宜创意产业发展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创意人才增多，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对创意产品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另外，拥有13亿人口的大陆市场，潜力巨大，易于吸引各种创意产品；最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低廉的生产成品也是其发展的一大优势。
2.2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劣势
我国的起步较晚，创意观念较为落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沿海与内陆对创意产品的需求不同；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相对薄弱，创意产业政策保护确定；创意人才的相对匮乏使得大陆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产品的竞争力不强；另外，企业缺乏长远的发展战略和整体规划也是其一大劣势。
3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3.1成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机构
至今为止，我国还未明确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机构，创意产业的发展仍处于自发状态，这样，其发展就会受到制约，难以形成系统化、规范化以及规模化的产业体系。因此，我们应该加快组织机构建设的步伐。笔者认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机构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主要职能，包括：基于本国实际，以国际化的视野，合理规划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引导其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明确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科学划分文化创意产业体系；制定文化创意产业的行政审批手续，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规则；建立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行业协会，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形成各省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意见和要求。总之，政府应当全面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着力理顺产业体制,积极打造适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制度平台,从而形成成熟的文化创意产业链,培育出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创意品牌。
3.2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最大限度地整合各个地区的资源，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形成区域文化创意产业链，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创意产业园区是产业集聚的载体，不仅仅是传统的旧厂房与艺术家的简单组合,我们不能只是简单的模仿外国的做法，而应该以现有的地区资源为基础，加强行业间的协调合作，从完善创意产业链和优化资源配置出发，进行系统、科学的规划和资源整合，建立起具有地区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该园区应包括从事文化创意设计、技术支持、人才培训、产品生产与交易、信息咨询等方面的企业的集合体。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可以借鉴。上海市政府通过整合当地资源,制定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目标及策略，逐步形成以“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为平台、各个设计创意产业园区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架构。比如上海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区就结合了浦东软件园，整合分散在各区的动漫和网络游戏业、多媒体内容产业和影视后期制作业，集中体现了“研发、培训、孵化、展示、交易”五大功能，形成优势，实现共赢。
3.3提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必需的资金支持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一切的发展都只是空谈。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投资主体相对单一，需要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实行。一方面，设立政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放宽贷款政策，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引导基金，降低新兴文化创意企业贷款利率或进行政府贴息，支持区域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发展，扶持符合区域发展定位及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做大做强，塑造区域文化创意知名品牌。另一方面，完善投融资环境，吸引企业、民间和外商资本投入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制定吸引文化创意产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对创意产业进行投资经营,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中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从而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形成集聚的效应。
摘要：处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创造最大的使用效率与价值，成为各国积极思考的产业策略模式。在这种趋势下，以高创意附加价值、结合创意、文化、艺术元素的文化创意产业也日渐成为中国选定发展或已颇具规模的新产业形态。探讨了文化创意产业定义及特点，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了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特点；措施
参考文献
［1］王素弯.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J］.经济前瞻，2006,(9).
［2］李非.论两岸创意经济的发展和合作［J］.台湾研究•两岸经贸，2005,(4).
第6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1、都江堰文化遗产是古代人类文明经典，属性是水利文明
《公约》对文化遗产的定义：
建筑群类：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观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关联的建筑群。
对可以被批准为文化遗产的建筑必须的条件：
“可以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能够在一定时期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涉及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能够为一种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都江堰既是一座远在纪元前就在中国统一事业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在中国
和世界有着悠久历史意义的水利工程，又是一座生机勃勃科学美妙和自然造化人工斧凿相结合的浑然天成的建筑物；其巨大的效益一直延续至今的宏伟建筑，被公认为效益巨大，对环境有良好作用的“五好工程”的代表。80年代由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推荐并被批准为水利工程中的第一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都足以证明的都江堰的历史地位，并具备上述条件。
我们认为都江堰文化遗产是古代人类文明的典型，其内涵属性是水利文明，应从如下角度予以评价：
（1）都江堰水利工程创造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水利型式，创造出独特的水工建筑艺术，并影响中国南方广大地域。
古代都江堰渠首及以下的各级渠道均为无坝引水工程，与天然河道类似的渠系布置蜿蜒曲折，而以石木和竹为主的建筑材料和工程结构均直接源于自然。
这类与自然和谐的工程型式展示了古代水利规划思想自然观的精髓，国外环境水利专家誉为：“亲自然的水利工程”。
无坝引水水利工程曾经是古代中国最普遍的水利型式。20世纪以来，现代水利技术逐渐取代了这一水利型式。许多天然河流被混凝土大坝截断，缺乏科学规划而盲目兴建一些供水工程甚至导致河流下游断流、地下水枯竭。在都江堰灌区变化则表现在顺应河流水沙特性的鱼嘴分水工程和湃缺控制工程，纷纷为闸门取代；近似于天然河流的渠道被混凝土的水渠取代。到20世纪末人们对现代水利工程负面后果开始反思，并谋求水利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与环境保护的有效结合。都江堰正好是留下的唯一这类工程的实例。
目前为止，世界上古老的灌溉文明基本消失，在大江大河上只有都江堰渠首还基本保留了无坝引水工程的建筑艺术特点，展示着古代文明中人与自然互相融合的建筑艺术的魅力。
（2）都江堰创造了成都平原的水环境，并对古代成都及周边城镇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有潜在的影响，是蜀文化的的特殊见证。
古代都江堰灌区的堰或河既是灌溉输水渠、排水渠也是水路通道，它们塑造了成都平原河流，为成都及周边14个县城及集镇供水、水运、环境和防洪的多种需求，并对城市规划和发展有潜在的影响，如成都以河流为骨架的街区格局便是例证。都江堰水系为成都平原提供了质量较高的景观环境、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随着城市化进程，今后都江堰的工程效益和社会效益将在城市供水和环境保障方面有更大的发挥。
（3）都江堰丰富和衍生了其他文化，是多种古代文化的集中体现。
都江堰是世界唯一有2000多年历史而至今尚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古代水利工程。在某种意义上，都江堰得以延续，实际是管理的延续。都江堰的集权和专业化管理机制是历史时期形成的，是工程延续的基本保证。历史的传承表现了国家政治文化的某一侧面。古代都江堰在国家专业管理机构和灌区管理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纽带就是宗教神权。青城山道教文化与政治文化相互渗透，形成了二郎庙和青城山道教独特的文化现象，至今尚存的二王庙内有关工程管理的碑刻不乏这样的例证。
都江堰的历史价值还体现在集中政治文化、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的精华。由于都江堰管理需要，各时期兴建的建筑群落，如二郎庙、伏龙观，水利厅衙门均是古建筑精美的遗产。作为川西门户的都江堰市也与都江堰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城市建筑与山与水相应成趣，极富特色。玉垒关、观澜亭以及索桥、南桥则是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这些点面的建筑艺术与岷江与都江堰工程与河流共同构成了文化遗产主体。
2、都江堰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与必要性
都江堰一直作为成都平原的灌溉工程持续发展和不断改造，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灌溉面积大幅扩展，渠首工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至今仍基本保留的都江堰正面临完全消失的厄运。
据了解，都江堰鱼嘴以上300米以远即将开工的紫坪铺电站和鱼嘴引水枢纽，恰好均在都江堰文化遗产保护区的范围内。这就引发出三个冲突：都江堰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作为正在运用的重要水利工程之间的冲突；都江堰景区范围与都江堰工程法定管理范围的冲突；都江堰三大工程（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与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的冲突。
关于都江堰的定位问题由来已久。大约在1982年由娄溥礼总工程师主持审查四川省水利厅和都江堰管理局提出的都江堰渠首改建规划。该规划包括宝瓶口建闸、内外江建闸、紫坪铺电站等工程，如果实施将基本改变都江堰无坝引水的工程型式。该规划因为水科院专家陈述都江堰的价值定位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可替代性而作罢。目前紫坪铺电站前期工程已经开工。紫坪铺电站建成之后对都江堰历史面貌的破坏将是彻底的，鱼嘴自流分水的景观荡然无存。因为电站运行的尾水将提高水位而鱼嘴将长期处于水下淹没状态。可以想见这是都江堰文化遗产的浩劫，我们不应该忽略由此引起的恶劣影响和来自各方面的谴责。难道我们真的就缺这一座水电站吗？
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和景观环境是全新的营造或者有深刻的影响。已往我们水利工程建设及其管理运用对工程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考虑不足，而对它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更思考不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水利工程，其文化和历史价值也是资源的重要组成，是重要的民族和人类财富，对其实行合理利用和保护，是水利管理部门应有的责任。因为对水利遗产文化内涵的恰当定位，对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需要科学地运用水利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来实现。达到都江堰的保护与利用目标，不是单纯地方政府或文物部门可以做到的。此外，水利部门对都江堰水利文明的保护和利用有效介入，也将有助于社会对水利事业的全面认识。
岷江水力资源开发和都江堰灌溉效益的保持和发展，是可以找到替代方案的，并不必以牺牲都江堰的文化价值为代价。为此，我们建议水利部对其发展规划予以关注，以避免今后不可挽回的遗憾在都江堰重演。
3建议
建设一处水利工程在现代是不难做到的，古代都江堰建筑艺术却是世界独有的，一经消失将永远难以恢复。因此，都江堰这座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古代水利工程应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得到应有的保护。
都江堰功能的定位：历史文化遗产和当代水利工程两位一体。我们认为，解决二者之间矛盾的焦点首先在于实行水价值观念的转变。岷江水的综合效益、长远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综合价值都要远胜于目前主要着眼于增加灌溉面积来得显著，尤其是灌溉用水还可以从区域水资源开发、节水型农业工程、改变作物品种等方面来弥补。
为此，建议针对即将上马的紫坪铺水电站和鱼嘴引水枢纽，有关部门应组织各方面专家立即予以全面周到的再评估。都江堰及灌区的长远发展，也应从都江堰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定位，任何改造方案都应以不切断其历史延续性为出发点。
第7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靳埭强自幼受祖父靳耀生熏陶，爱好绘画。1957年定居香港，投身为学徒，满师后当裁缝师，如此十年之久。1964年开始随伯父靳微天学习素描及水彩画。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攻读由吕寿馄教授的水墨画课程及王无邪主持的设计课程。1967年开始从事设计工作，屡获奖项，享负盛名。1976年开始创办设计公司，作品受高度评价，成为驰名中外的设计师及画家。他的设计作品获奖数百，被众多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在国际赛事上获奖的香港著名的设计师靳埭强把中国元素与平面设计融合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在张力中尽享中国文化、传统、色彩的博大精深。而正是因为中国设计师一直把中国元素融合与平面设计中，让更多的人通过绚丽、优雅、大气的设计作品认识中国、认识中国文化的厚重。
二、中国传统元素
1.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包含着无穷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含而不露的，隐而不显的。现代平面设计通常以直线和几何图形构成元素对书法进行解读，以创作出富有现代气息和视觉冲击力强的作品。书法的平面设计通常是以点、线、面、形、色和质感等视觉要素的综合运用。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它不仅仅是记录历史的文字，也是一种艺术，一种美的享受。靳埭强设计了在其设计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件设计作品——中国银行标志，该标志设计是将古钱与“中”字结合，赋予简洁的现代造型，表现了中国资本、银行服务、现代国际化的主题。中国银行标志的造型完美大方，符合国家专业银行的身份，更包含着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这个标志可谓是靳埭强融贯东西方理念的经典之作，也是现代设计中传统元素的经典之作。元素的再造不仅仅局限于旧有造型元素，对于现今可利用的视觉造型的改良与再造对于传统文化亦有其重要的意义。其次，对于传统造型元素、民间造型元素的应用，我们还是应该以客观冷静的眼光去看待。由于，欧美真正意义上的平面设计发展可追述至十八世纪的字体设计与印刷革命，体系的完善与设计上日趋规范化与标准化，使得设计师愈来愈多地将古典元素看齐。这种极力摆脱现代设计模式的束缚的现象是建筑在一定的基础上的。而反观中国的平面设计，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不完善与不成熟，如果一味对于旧有元素情独钟、迎合西方的猎奇心态的话，不仅不会造就传统元素的设计氛围，更会造成千人一面的雷同局面。显然这是不利于我国平面设计理论体系与形式体系的完善与健全．而从在元素的利用上来讲也是不符合设计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靳埭强先生的设计是平面设计传统文化与设计元素再造成功的典范。利用传统文化设计观念对于旧有造形元素进行改良和取舍，使之成为载体，传达现代社会的特质，这是我们的平面设计较之欧美平面设计个性的诠释。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我们拥有五千年的文化，而五千年所形成的传统的惯性使我们不可能抛弃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任何一种艺术门类都是如此。五千年来的文化沉淀于我们来说就有如是宝藏、有如是肥沃的创作土壤；但也有如包袱。面对传统旧有元素的改造，我们则必须先对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加以吸收、消化才能继承和发扬。
2.中国水墨山水画
水墨画用简单的色彩描绘万千世界，用神韵传递情感；中国传统建筑宏伟高大，高低错落有致，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由于书法的特殊功能、特殊形式和特殊的创作规律，它对客观事物线条的反映比之舞蹈、雕塑、绘画等艺术的反映有着更大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在书法艺术的线条中，基本上看不到对客观事物线条的直接模拟，而是通过形象思维活动，撇开客观事物的线条所必然带有的种种限制，专门摄取其具有美学含义的特征，并使之融化在书法艺术本身所独有的形式之中。中国水墨画“以形写神、神形兼备”，通过线条和墨色的变化来象征性的抒情达意，将传统礼俗中追求自然、含蓄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寓于绘画笔法和意境之中。根据产品特点而在表现手法中借用国画之“形”与“神”的广告创意，尤为独具传统礼俗文化之神韵。
3.中国吉祥图案
吉祥图案的出现源于吉祥意识的产生。吉祥意识是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祈望吉祥平安的一种意识，来源于古人对生活的不安定感。吉祥图案将天、地、人、艺术、道德等作为有机的整体，题材和构思来自于现实，其表现往往超越现实，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是中国人对万事万物乞求祝福的心理意愿和生活追求，反映了图案至善至美的本质。象“龙”这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自然中没有的吉祥物还有很多，如凤、麒麟、辟邪、朱雀、玄武等。此外，传统吉祥图案及纹样还有方胜、云纹、如意纹、回纹、水纹、太极八卦、中国结等，这些传统吉祥图案在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后，开出一朵朵奇葩，透出情感的细腻……
三、靳埭强作品中的传统元素解读
靳埭强在的设计作品在设计风格上回归传统，这中传统文化精神在设计中的回归，不是在设计上对传统图案的简单引用，而是升华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继承。我们可以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感悟到一种神韵、魅力、一种征服人心的力量。他之所以走向成功，不仅因为他有一流的设计意识和头脑，也由于他在设计中把很中国化的东西，如中国古钱币、水墨文化、儒家文化，很好地加以理解，并加入一些现代时尚的“调味剂”呈现出来。
1.中国书法的独到灵妙的运用
他在一组“吃喝玩乐”的设计作品中，将“吃喝玩乐”这四个中国字融入到作品中，这组平面设计作品将独特的东方语言与直白的概念把东方的美妙恰当地表达出来，对本土文化的思考和浑然天成的运用，对现代设计的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领悟进行了综合，使得人们一下就记住了这些饱含着浓郁东方情愫的设计作品。视觉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说是字，又像是画，造型奇妙，神采飞扬，让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呈现出书法线条独特的意境。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以线界形是人类最古老的绘画方法，是人类为了在平面上表述客观事物而使用的虚拟性、提示性的视觉语言。他设计的重庆形象标志，此标志创意源于“双重喜庆”的文化典故，以它为基础，以两个欢乐喜悦的人字形重叠成“庆”字，传达出重庆名称的历史由来。同时，标志中张扬的人形也展现了“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理念，传递出重庆人热情、奔放、“广”“大”开放的胸怀。标志以汉字“庆”字为切入，并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图形化处理，就使受众很容易就能识别出城市重庆的个性特征。
第8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在贵州省紫云县麻山苗族地区的一部英雄史诗及其唱诵仪式。自2009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活动中进入学界的视野，尤其是201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文化产业公司对亚鲁王文化资本的开发也迅速展开，以期通过举办亚鲁王文化旅游节等活动提升地方知名度和经济实力。对此有学者指出“这一文化产业化过程中的部分内容脱离对麻山苗人文化的理解，长此以往必将伤害到《亚鲁王》的文化内核，导致文化消解甚至消亡”。针对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产业化—消损—消亡”的演变过程，我们认为影视艺术的介入并成为产业化的主体或许能够将亚鲁王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增进外界对亚鲁王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的同时促进麻山地区人民的树立文化自信，自觉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走出一条“影视化—繁荣—复兴”的新路。首先，从信源角度说，亚鲁王文化具有很高的影视传播价值。作为苗族第一部英雄史诗、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中国六大社科学术事件之一的《亚鲁王》口传史诗的文学内涵及其唱诵仪式为影视艺术创作提供了大量鲜活生动的原始素材。
一方面，从史诗演述的语境来说，葬礼仪式体现着一种麻山苗族独特的生死观念，他们认为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就要在“老摩公”的指引下沿着祖先迁徙的足迹回到东方的故土，与祖先亚鲁团聚而开始新的生活。其中的“砍马”和“开路”两个仪式是比较突出的文化样式。也有学者认为“葬礼实际上是在模拟古代部族国家将相出征之礼”。这种带有原生态“巫”文化色彩的仪式化演绎是工业文明时代难得一见的族群记忆和宝贵遗产，其中所展现的人文美和历史感正是纪录片的基本价值维度和审美追求。
另一方面，从史诗的内容上看，神话色彩中彰显着民族发展的历史，两万六千余行的宏大叙事体系中不仅有亚鲁王与戚鞅部落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也有戚鞅的儿子与亚鲁王的女儿凄楚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十四个王子和两百多个王族后裔的迁徙故事，其中所蕴含的适应当代大众文化的影视创作母题十分丰富，为广大创作者提供了较大的二度创作空间，有利于创作出集民族性、艺术性、思想性的优秀影视作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次，从信道角度说，新媒体时代下的亚鲁王文化传播需要影视艺术。新媒体是人们在交流信息过程中制作、传播、接受、文化影响等可以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的互动数字传播平台。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影视制作和传播的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视音频信息的采集、编辑和加工的手段日渐成熟，以超高清和虚拟现实技术为潮流的制作模式让受众在观影时有“身临其境”之感，实现再现艺术与表现艺术的结合，从自然生态、建筑风格、历史文物、民族服饰、史诗故事、唱诵仪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亚鲁王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影视符号的世界通用性打破了语言文字隔阂和民族文化壁垒，使各地区交往呈现“地球村”的趋势，成为新媒体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符号系统。与此同时传统的影视艺术在web3.0时代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以“微电影”为代表的新媒体艺术凭借其投资小、效率高、片长短、易观看的特点赢得了广大创作者和受众的认同。近年来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为背景的微电影蓬勃发展，涌现出《缘分西江》《喊寨人》《绣花里的歌谣》等优秀的作品，为树立民族形象、创立文化品牌发挥了较大作用。我们认为有必要运用微电影艺术传播亚鲁王文化，发掘其当代价值。
二从信宿角度说
第9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1．1文化产业当前竞争力系统
一个地区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是对过去的积累，是该区域产业发展状况的具体表现。可以反映某地区域文化产业当前竞争力，可以体现包括该地区文化产业规模和文化产业资源条件两个方面的指标。产业规模方面本文主要选取5个指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X1)、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X2)、文化事业从业人员占地区第三产业人口比重(X3)［2］、固定资产投资中文化产业固定资产的比重(X4)、旅游外汇收入占GDP的比重(X5)。制约产业发展的条件主要包括初期的生产基础、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由此，本文选取3个指标来度量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每万人人口拥有文化事业机构的数量(X6)，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X7)，运输、通信、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在第三产业产值中的比重(X8)。本文按照不同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分类，将各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权数加权求和，再除以总人数，得到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公式为: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大学本科以上文化人口×15+高中文化人口×11+中专及初中文化人口×8+小学文化人口×5)/总人口。
1．2文化产业未来竞争力系统
一个地区产业的长远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产业自身的成长能力和市场潜力。由于欠缺有关文化产业方面政府拨款的统计数据，本文用政府财政预(决)算中教育经费支出(X9)这一指标来反映地区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投入水平。文化产业成长的市场潜力与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密切相关，也体现在产业发展的自身动力上。相关的指标可以选择: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X10)、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X11)、文化产业发展系数(X12)。在这里，文化产业发展系数=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地区生产总值发展速度。
2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评价的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指标，本文采用甘肃省十四个地州市2012年数据利用SPSS软件来构建因子分析模型。各类指标数据分别来源于《甘肃省发展年鉴》《甘肃省教育年鉴》以及甘肃省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中心的相关统计数据。
2．1因子分析模型的建立
简化众多的指标变量是因子分析法的最大优势。这一方法可以筛选处理重复的信息，根据由方差贡献率大小来决定各综合因子的权重而不是主观赋值，使得评价结果唯一，且更为客观合理。方差越大的变量越重要，越具有较大的权重，说明该因子对研究产生的结果越重要;相反，方差越小的变量所对应的权重也就越小，重要性越低。设有N个样本，P个指标，数据资料阵为:X=(x1，x2，…，xp)，其中，xj=x1jx2j…xnj()T，j=1，2，…，p，因子分析就是将p个观测指标综合为m(m＜p)个新的综合指标，即:X1=a11F1+a12F2+…+a1mFm+ξ1X2=a21F1+a22F2+…+a2mFm+ξ2……Xp=ap1F1+ap2F2+…+apmFm+ξp上述也可表示为:X=AF+ξ，其中矩阵A=(aij)称为因子载荷阵。也就是因子分析法中要找出的公因子。式中的ξ为X的特殊因子，在实际中往往忽略不计。先观察所得到的因子在哪些变量上的载荷大，在哪些变量上载荷小，然后对于载荷大的变量描述其本身的内容以反映因子的含义。本文所采用的因子分析法是在综合简化原来提出的所有变量的基础上，尽可能合成几个既能充分反映原来的变量所反映的信息，又能使少数变量之间互不相关的综合型变量(即指标)。通过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中提取主因子成分，并明确解释各主要因子的经济意义，以此来解释影响甘肃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并针对性的制定各个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另外，为了消除指标间的量纲、数量级或数据变化的差异带来的影响，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一般按下式进行:X''''ij=Xij－X珔jSj．其中，Xij代表原始数据，珔Xj代表原始数据均值，Sj代表标准差，X''''ij代表标准化后的数据。这一步由SPSS软件完成。
2．2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
常用的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有效性的两个统计指标是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如表2所示)。KMO值反映样本的充足度，一般介于0到1之间。KMO值小于0．5，说明样本过小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越接近于1说明越适宜进行因子分析。这里的KMO值为0．690，大于0．5。同时，Bartlett指标用于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相关矩阵为单位矩阵)，如果是则不适合因子分析。这里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3，与原假设相逆，证明相关矩阵不是单位矩阵，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综上所述，通过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本文研究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3因子分析的结果
由于指标较多，为了消除评估指标的多重共线性，避免因赋予主观权重而使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受到影响，本文中提取的公因子数目按照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或等于85%的原则确定。经测算后本文得到的5个主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7．765%，表示这5个主因子解释了原来所有变量绝大部分的信息。其中，第一主因子F1在X10(文化产品市场需求)，X11(消费能力)和X12(产业增长动力)上有较大载荷，这些指标体现的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因此可以命名为潜力因子;代表发展资源条件的X7(人力资本)和X8(基础设施)在第二主因子F2上有较高载荷，可以称为资源因子;代表产业发展现状的X1、X2(生产规模)和X4(固定资产投资)在第三主因子F3上有较高载荷，可以称为规模因子;第四个主因子F4在X6(文化产品资源)和X9(政府扶持力度)上的载荷较大，而这两个指标代表的是政府兴建成立的文化事业单位的数量以及政府财政支持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力度，因子称为支持因子;最后一个主因子F5在X5(旅游外汇收入)上的载荷最大，称为旅游因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X12(文化产业发展系数)在5个主因子中的载荷都比较高，说明各地区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是影响地区现有产业水平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因素。
2．4各因子得分及综合排名
依据因子分析模型及计算方法，利用回归法估计出因子得分，将5个公因子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得到甘肃十四个地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的综合得分ZF并进行排序(表4，表5)，其计算公式为:ZF=41．4%F1+23．4%F2+14%F3+12．5%F4+8．7%F
2．5甘肃十四个地州市竞争力评价及分析
从甘肃十四个地州市文化产业各因子综合得分来看(表5)，兰州市文化产业竞争力遥遥领先，其次庆阳市竞争力排名第二，甘南藏族自治州综合排名为14名，倒数第一。从表中同样可以注意到，除兰州、庆阳、酒泉、平凉四地之外，其余各地文化产业竞争力因子综合得分均为负数，说明其文化产业竞争力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发展总体竞争力较弱，竞争力要素优势发挥的作用不明显。再从决定综合得分高低的各个主因子具体得分及排序来看，甘肃省十四个地州市文化产业发展优势各不相同。在文化产业发展潜力方面，兰州市排名第一。作为省会城市，居民相对较好的收入水平和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较高要求决定了其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4］。资源因子方面，酒泉、平凉、天水排名前三。应该是得益于其绝对优势的文化事业机构和图书馆(博物馆)数量，电视电台节目产出量以及莫高窟、月牙泉、崆峒、麦积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自然风景区在旅游产业方面的推动贡献。而排名第四位的庆阳市，由于得天独厚的民间民俗文化资源加之中国香包刺绣之乡、道情皮影之乡、民间剪纸之乡、窑洞民居之乡、周祖农耕文化之乡等一系列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建设，在文化产业资源优势上也非常突出［5］。规模因子方面，兰州市因为经济总量的绝对优势而占据第一，酒泉和白银分别排在第二、三两位。分析其原因应该在于:第一，酒泉市利用丰富的资源优势，近年来以项目建设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敦煌文化创意产业园、酒泉酒文化博览园、玉酒泉文化产业园、草圣故里文化产业园等一批重要的投资金额较大的文化产业项目相继开工或建成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地区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大。第二，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交汇处，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已基本形成了涵盖文化旅游、歌舞娱乐、艺术展演、网络服务、动漫游艺、音像制品、图书报刊、印刷复印、艺术培训、古玩字画、广告传媒等业态的文化产业体系框架，且已经具备一定的产业规模［6］。支持因子方面，定西、庆阳在兰州之后排在第二、第三位。从统计数据来看，定西、庆阳两地三年来政府财政支出中文化教育经费支出增速明显。从两地近年来的文化产业支持政策来看，也反映出政府在政策引导，经费扶持方面有较大作为。除前面所述，庆阳地区政策支持建立各种产业示范基地以外，定西则专门建立每年500万元的市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制定出台了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土地、融资、财税等政策，动员各级力量，加大文化产业招商引资力度。这些措施推动了文化产业各项工作逐步进入规范化推进的轨道。最后，旅游因子方面，受影响旅游业发展的自然资源的影响，酒泉、平凉、天水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景区资源和历史文物资源居于前列。但从各指标的载荷影响来看，基础设施资源条件对这一因子的影响也比较大。嘉峪关虽然在旅游自然禀赋上并不居于前列，但其在交通、餐饮、商贸零售方面的较好优势仍然助推其在这一因子上排名第一。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在各项因子的排名上均处于较后位置。两地在旅游因子的得分上略为靠前，说明此两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优势还是在于旅游业方面。然而文化产业资源中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的落后，加之财政支持力度较低，是直接导致两地排名最后的主要原因。
3提升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措施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