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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论的概念十分含糊,他大致可以与词人本人的词学观相辅相成,但在实际的创作中,词人却可能违背于自己的词学创作观,与自己崇尚的词学标准相悖。词学创作论是从词作产生之时开始发源,并且指导词人的创作内容与表达风格,对文学创作提出了细致具体的要求。
1 从创作的主体看
创作的主体,实质也是抓住创作的起源。词人对创作灵感的寻求是不遗余力的,所谓“情发于中而行于言”,而灵感、性灵之说又是十分玄妙的,对灵感的解释只好依托于外物,与学力、与景物生发、与人生阅历等相联系,这样也为求学之人指了一条明路,似乎通过多读书、多感发于外物就可成就优秀的文章,实际上这样的解读方式是对“灵感”本身的消解。灵感既不可抹去他本身具有的神性,也不可与现世割裂的产物,是历史与环境作用的结果。
而究竟创作起源于何处,《蕙风词话》和《人间词话》给出了不同的阐释:
《蕙风词话》:“词中求词,不如词外求词。词外求词之道,一曰多读书,二曰谨避俗。俗者,词之贼也。”又有:“填词要天资,要学力。平日之阅历,目前之境界,亦与有关系。无词境,即无词心。矫揉而强为之,非合作也。境之穷达,天也,无可如何者;雅俗,人也,可择而处者也。”
这里提到的词外求词,注重作词之外的世界,其方法为多读书和谨避俗。多读书终有天可达到学力与境界的融合,谨避俗即是人有力区别雅俗,择而处之。同时况周颐又十分强调“吾心”,“吾心”即“词心”,从心中流淌而出的真意是受到“风雨”、“江山”的感发,感到所谓“万不得已者”,即人与景物的关系常有一种相磨砺,自然之景所呈现的必然的样子,这种自然的天性或顺己志,或逆己志,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所说,“物各有性,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应物。一艺之成,三者俱焉。”而况周颐也指出了“吾心”来自书卷,正如《沧浪诗话》“别才非学而必多读书以极其至。”
而在《人间词话》中:“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以及为词人所长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此处,王国维的观点认为,写词要有“赤子之心”。而李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环境中,孕育了忧郁、细腻、纯真的情感,即所谓“赤子之心”。而又将宋道君皇帝和李后主对比之后,力推李后主是有推己及人的担当之心的人。而李后主的成就之高,不仅仅在于他的情感是承担着天下的愁苦,更在于他自身的悲剧性,他自身经历与词学创作所给人的动人力量,即所谓“以血书之”。而王国维对词人的要求也是具体的,认为如果是客观描摹的诗人,要多阅世。主观的诗人要保持真性情,不可多阅世。阅世包括读书与阅历,而词作为主观抒情的表达,阅世浅反而见真性情。
此二人的共同点是都发现了“词心”的存在,也都注意到外在境界与自身的关系。王国维比况周颐深入的地方在于他能够“发明本心”,将“吾心”降落于情真意切之上,而况周颐还是将“词心”玄妙化了,在达到的途径上,继续提出要多读书、多感于外物才能练达文章。况周颐认为“多读书、谨避俗”是词境界高的必要途径,而王国维则认为性情真,文章方有内涵,我们需锻炼的并非一概而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是注重内在性情的培养,保持真挚的情感,抒写真意,便可成就好文章。
2 从创作的要求看
创作论观点的核心便是如何创作才能写出好的文章,而词学观的实质也是对至高艺术的追求。
《蕙风词话》的主要词学观点是“拙、重、大”。首先与“拙”相对的是“巧”,文章工巧便是强调对文辞形式的雕琢,而况周颐推崇“拙”,实质便是推崇自然不雕饰的文字,认为“词忌做,尤忌做得太过,巧不如拙,尖不如秃。”。其次是对于“重”的阐释,认为“填词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韵,去成就不远矣。所谓神韵,即事外远致也。即神韵未佳而过存之,其足为疵病者亦仅,盖气格较胜矣。若从轻倩入手,至於有神韵,亦自成就,特降於出自凝重者一格。若并无神韵而过存之,则不为疵病者亦仅矣。或中年以後,读书多,学力日进,所作渐近凝重,犹不免时露轻倩本色,则凡轻倩处,即是伤格处,即为疵病矣。天分聪明人最宜学凝重一路,却最易趋轻倩一路。苦於不自知,又无师友指导之耳。”;对所谓“大”,《花间集》欧阳炯《浣溪沙》云:“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自有艳词以来,殆莫艳于此矣。半塘僧骛曰:“奚翅艳而已,直是大且重。”苟无《花间》词笔,孰敢为斯语者。”这里可以看出,况周颐对“大”的阐释为“大且重”、“大气真力”,以《花间集》论大,一反欧阳炯对《花间集》“轻倩”的定位,其质直情真,不同于矫揉造作的之词,感情深厚是其背后“大且重”的支撑力量。
我们可以看出《蕙风词话》所推崇“拙、重、大”的文学气质,是经历一番深沉沉郁的历练后,脱颖而出,表现为淳朴自然又不失厚重感的。
《人间词话》对词的高下之判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理论,但他在论词的高下时常用的词有境界、气质、品格、神韵等词,如有条目云“词之雅正,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妓之别。”
又有“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这些词看似是相近又不可区分的,似乎觉得王国维对于这些判别词本身也是含糊不确切的,境界与气质和神韵的区别在哪里?在我看来,王国维的境界之说在于物与我的融合,这不同于气质与神韵的完全发乎于中,如同灵感一样是玄虚的,好的境界便是自然之景与人真挚情感的结合,而非内在情感的宣泄,也不仅仅是文字上的清丽晓畅。总结来说,王国维对词作创作的要求便是情真。《蕙风词话》言:“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所表达的与王国维此处对境界的看法是一致的。
放在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晚清四大家推崇,将隐晦幽深的词放在词学的高位上,这在文学史是一个短暂而又偏激的时期,而王国维力求这种评价标准,不谈词的优劣,转而谈词的“隔与不隔”实际上是间接地纠正了词坛的风气,重新建立一种文学批评的视角。从这个角度看,王国维作为当时的新派,是有积极意义的,虽然他的《人间词话》中有许多不严密之处,但我们能从他突破框架的洒脱中寻求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真意,这也是我们对于古人之理解与同情之处了。
参考文献:
[1] 况周颐.蕙风词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关键词:境界 真实 表演
“不隔”与真实感
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人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内,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人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人间词话》第六十条)“人乎其内”就是要求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深入细致地观察体悟宇宙人生。从形态状貌到风神事理都能透彻把握,这样才能生动逼真地描绘生活,“故能写之”,“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是要求艺术家在体验生活之后,站在高于生活的角度进行观照,达到既能“观之”,又有“高致”,既“能人”又“能出”,这样,艺术家才能创作出生动而深刻的艺术形象。这种真的体验与领悟,倾注了艺术家的真情实感,因为它是艺术境界产生的基础和源泉。尤其在表演艺术中,真实性原则成为其创作的重要依据。
在现实生活中,真实感和信念是自然形成的。艺术要再现生活,就必须熟悉理解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提炼加工。与此同时,演员投入真情,用符合生活的逻辑和顺序来诠释,再加上激情就会真实、动人。真实感的体现需要演员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人物所处的规定情景。但舞台行动是在虚构的领域中进行的,它是由剧作家的创作预先规定的,一定是具有艺术表现力、能为观众所理解,通过集中的、浓缩的形式体现角色的精神生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演员的创作开始于‘假使’,也就是从现实生活的领域转入想象的艺术领域,要做到这点必须把虚构当做真实,演员应该假定这一虚构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并找出它相应的行动”。演员在虚构的生活条件下行动时,要保持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细微处。演员在舞台上应当和生活中一样,做到真听、真看、真的思考判断然后再行动,而不是装出思考、感觉、行动的样子,应该学会在艺术虚构的条件下,对舞台周围的对象进行正确的认识判断,然后再做出决定。
王国维认为,真感情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感受,对景物的描写要鲜明生动,具有典型性,要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在艺术创作中,这种“真”才算得上有境界。“隔”与“不隔”是划分境界有无的标准,“真”是内在的尺度。《人间词话》的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九条分别列举美成、白石的诗句,来阐释“隔”与“不隔”的具体含义。意象鲜明、情趣真切,才是“不隔”的审美表现力。王国维反对雕琢斧凿,虚情矫饰,认为“隔”影响和制约了艺术表现力。对于影视表演,也是如此。那么如何克服“隔”而做到“不隔”呢?
克服演员在舞台上故弄虚假毛病的最好方法是培养演员执行舞台任务时内心的创作自由、勇敢、坚决和天真。在表演课上,老师会引导学生做一些儿童游戏或童年回忆来作为发展舞台信念和真实的练习。演员做这项练习的任务并不在于扮演、模仿孩子,而是使自己置于孩子的规定情境之中,对这种情境产生信念并找到正确的行动逻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你们在艺术中达到孩子们做游戏时所达到的真实信念,这时你们才可以成为伟大的演员。”
表演中的“境界”
《人间词话》第一条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容。如何理解“境界”这一关键词呢?叶嘉莹先生在《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中指出“境界”一词源于佛家,意思是“自家势力所及之境土”。这里的“势力”指的是人各种感受的“势力”。《具舍论颂疏》说:“若于彼法,此有功能,即说彼为此法境界。彼法者,色等六境也。此有功能者,此六根、六识,于彼色等有见闻等功能也。功能所托,名为境界,如眼能见色,识能了色,唤色为境界。”因此,只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具备的六识之功能而感知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种感受,才能被称为“境界”。境界的产生和存在都依赖于人的主观感受的真实。《人间词话》第六条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里王国维指出“境界”不仅仅是外在的客观景物,还有人的喜怒哀乐等主观感受。
那么,“境界”就是作家、艺术家对于外在景物和内在感情的生动和真实。“境界”在影视表演中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戏剧美学中,表演的真实感越强,越充分可信,那么戏剧的情境就越具感染力,越能够引人入胜。当今影视界倡导纪实性风格,一般都是实景实录的“真景物”。在电影电视剧里,我们经常看到真实的阳光、空气、声音、温度等环境。演员在这种境界下很容易融入其中,其表演也必然松弛自然。然而,在表演中如何抓住“真感情”,体现真“境界”呢?真感情的体现建立在演员真实的心理反应这个基础上,因此在某一场景中的角色扮演,演员需要相同或近似的心理刺激。在电影中。微小肌肉的颤动都能暴露出演员的真实想法。尤其是当演员做大幅度的行动时,任何虚假都能够在银幕中放大,直接影响真“境界”。对此,导演李安深有体会。我们都不会忘记《卧虎藏龙》里精彩绝伦的打斗场面,演员在竹林、房屋上穿梭,这样的武打场景并非全部依赖后期特效。李安更偏向于通过真打实斗获得演员的真实表演,他认为:“演员亲自上阵比较好看,所以较少用替身,章子怡的母亲来探班,只看了一场,就吓哭了。那场戏是她在竹尖上被周润发一脚踹下来,头朝下整个人栽下来,人倒吊着,脚上绑着钢丝,快到地时,工作人员才把她拉住。不仅要穿过多层竹叶,还得尖叫做表情。从远方看不到钢丝,真以为她突然从竹尖上掉下来……这段戏引起很多人注意,连卢卡斯的光影魔幻工业公司也问我:你们是怎么拍的?他们不晓得这个不是特效,很好奇我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其实有些东西高科技是拍不出来的,他们虽然做得很漂亮,但没有真人的反应,包括演员的恐惧感,但对观众来讲,甚具渲染力,比较容易入戏。”
在表演创作中,行动的无限丰富性可以使演员的表达进入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即所谓身体语言所营造的意境。行动本身具有多义性和隐喻性,可以营造不同的艺术氛围。因此,对演员选取行为的要求更为严格:看似无心(生活化),实则有心(艺术性);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所以,开掘动作的丰富性、多样性及表现性,并运用它们展现人物复杂的情感路程是演员必须掌握的,但绝不是简单地组织情绪,因为这样仅是表面肤浅地模仿生活原态,或是对自然动作的夸张。这并不能真正吸
引观众,甚至给人一种做戏的表演感。在表演创作中,人的情绪是不能组织、堆砌的。优秀的演员并不一定表情丰富,但他的一举一动都自然可信,具有感染力,每一个眼神都具有杀伤力。卓越的表演追求的是一种舞台的意境与意象,不止于直观的声画刺激,还包蕴象外之意,创造富有诗情画意、忧郁苦闷的情调。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强调戏剧意境创造的是“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正如“境界迂回婉转,绝处逢生,极尽剧场之变”,“排场有起伏转折,俱独辟境界;突如其来,幽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表演创作不应该忽视“真境界”,而是在“真感情”的基础上让观众获得更为丰富的审美享受。
“童心”与真性情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十六条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王国维所说的“赤子之心”就是“童心”、“真心”。王国维认为作家、艺术家应该不失其赤子之心,出自真心的作品才是优秀作儡,古今中外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家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贽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袁枚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叔本华说:“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能感也,能思也,能教也,其爱知识也,较成人为深,而其受知识也,亦视成人为易。……故白某方面观之,凡赤子皆天才也。又凡天才,自某点观之,皆赤子也。”(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引《世界是意志和表象》)李贽所说的童心也就是赤子之心。叔本华所说的天才,首先是指艺术家。王国维赞成这种观点,强调诗人应该真诚地对待自然人生,作品应该出自至性真情。
对于艺术家,可以分为“内美”与“修能”两种,但在王国维看来,“内美”比“修能”更重要。《人间词话・删稿》第四十八条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字之事,与此二者,不能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修能,则白石耳。”作为艺术家,固然应当“内美”、“修能”并重,但如果不得已而求其次,那么“内美”比“修能”更重要。因此,作为演员,需要恢复并保持一颗童心。恢复童心,是演员解放自我的一种方法。儿童的最大特点就是天真、稚嫩、容易轻信。这是因为他们处于身心的发展阶段,处于从具体思维向着抽象思维发展过渡的阶段。所以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更多的是凭直觉感应,较少思维。情绪表现直接而外露,较少自我评价,自我意识也处于极不完善的阶段。我们可以注意到:当儿童们玩过家家时,那种认真和相信的程度实在令人惊异和可笑。这种孩童般的信念感,正是表演者所应获取的。
心理学家格林・威尔逊曾谈道:“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都喜欢探索它们周围的环境以考验自身体力和脑力的极限。通过游戏,幼小的动物熟悉了周围的环境,逐渐获得了对它控制的能力。……游戏不光是肌体的活动。无论谁,只要他观察过儿童的成长过程,他就会对儿童在发明各种小小的游戏方式,虚构想象的朋友、敌人、天仙和魔鬼,与花园里的植物和昆虫进行交谈,以及把自己无生命的玩具当做有生命的东西等方面的机敏性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不是幼稚无知,相反,这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有创造性的、健康的活动,相当于一种脑力方面的游戏;尽管人类尚有其他一些能力,但使人类成为万物之灵,却舍此莫属。遗憾的是,随着我们从幼年到成年,逐渐成为自觉的有‘责任心’的成年人时,这种想象能力逐渐衰退了,或至少受到了抑制,对成年人而论,以戏剧形式表演人类脑力游戏这种本能,是能被社会接受的发泄途径之一。”格林・戚尔逊的这段话解释了“恢复童心”的含义。
论文摘 要:王国维被人们称作中国文化和文论的但丁。《人间词话》终结了传统文论,而《红楼梦评论》又开启了现代文论。《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是“境界”,以“真”为审美标准,以自李白至近代词人的著名词作、词论为依托,将自己的美学标准和美学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王国维著作《人间词话》中包含了他对词论、词品、词人、词史等各个方面的独到见解,四者交错,而以“句”品词,就“格”论人,复由诗而词,由词而曲,窥文体之兴替盛衰。《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是“境界”,而以“真”为审美标准,提出了“隔”与“不隔”等美学观点,这些既是王国维评价古今诗文成就,判别文学真伪的基本准绳,也是他以“境界”说建立其理论体系,超越于前人“兴趣”“神韵”等论说的美学基石,可以说“境界”既是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思想的归宿。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引用了自唐代至清代的著名词人的近百首词句及众多词论著作中的名言名句,来阐述自己的美学观点,或批评或褒奖,通过自己对美学独特的观点对这些词作进行逐字逐句的品评,大到时代的文学创作审美倾向,小到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具体字句,都有自己独到的标准和观点。
一、词论:“词以境界为最上”
《人间词话》开篇名义,将境界视为核心,“词以境界为最上”,境界不仅是词之“上”,而且是词之“本”。“有境界者自成高格,自有名句”[1] ,有境界之词是时代之绝唱,词中之翘楚。其著名范例“‘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通过北宋词人宋祁的《玉楼春》以及张先的《天仙子》中独特的用字用词,分别将沉郁和活泼的境界全盘托出。
“境界说”继承了古代传统文论的审美标准,同时又有所突破,王国维在提出“境界说”以后,不仅把境界当成艺术创作的根本,还当作判断作品好坏的最高标准。
此外,王国维对于“境界”,有其独创的观点“三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2] 。“三境界”曾被王国维写入《文学小言》,分别引晏殊、柳永、辛弃疾词中的名句构成。这是借此论学,或者说是以词中名句喻为学之志,是从诗词、艺术的意境来通至人生、生命的境界。王国维的诗词鉴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活动、审美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生命与人生的存在方式。
王国维的“境界说”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美学观点,就是“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朱光潜在《诗论》中评价王国维的“有我”和“无我”的分别是一个“很精微的分别”,但“所用的名词似待商酌”,而且“优美”和“壮美”是叔本华所提出的美学概念,在文学艺术创造中,意志摆脱了物我之间的利害关系,所创作的作品是优美的;相反,作家、艺术家受意志的困扰,不能摆脱物我之间的利害关系,所创作的作品就是壮美的。
二、词品:“词之雅郑,在神不再貌”
由此,王国维得出一个超卓的美学结论:“词之雅郑,在神不再貌”,我们评价诗人的高雅与浅俗,不是只看它外在的形式,更主要是看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以“真”作为衡量标准,王国维将自己对词人的喜好表现得一览无余。显然,在形式与内韵的关系上,王国维更重视后者,他所谈的“忧生”“忧世”“雅量高致”“赤子之心”等,都是对一个词人内在性情境界的鉴赏,这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所标举的一种重要的人生美学情致。
以陶渊明的诗歌为例,如李泽厚所说,“他创造了超然事外,平淡冲和的艺术境界。”在他看来,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人生正确的道路。所以只有陶渊明,才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和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的爱恋中得到安息。
三、词人:“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必有高尚伟大之人格”
《人间词话》中,对词人的评价很中肯,然而,作者喜爱的词人显而易见,从对他们的评价中,作者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的“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必有高尚伟大之人格”的观点。
王国维对李后主李煜的推崇,他按照“一代又一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观,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为验证,旨在说明李煜的词“以血书者也”,突出“神秀”,因为李煜的词写真性情、真感慨,写出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心声,超出了宫廷,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去,写恨言愁,意、境两浑,扩大了词的境界。
他在《文学小言》里提出文学有二元质,即“景”和“情”,所谓境界,就是情感与景物的融合,而李煜之所以受到他如此高的评价,也正是因为李煜在抒感时的境界,没有失去赤子之心,保持了一颗真挚的童心。
还有一位五代词人为王国维所喜爱,就是被王国维称为“开北宋一代风气”的冯延巳,他的词虽然也写男女之间的离愁别恨,但是摆脱了“花间派”词人对女性容貌服饰的表面性的过度描绘,着重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以及对人生意义的体验,含蓄婉约,情深笔细,清新流丽。
同样受王国维推崇的,还有“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评价“少游词境,最为凄婉。陶渊明和纳兰容若也是王国维眼中“真”的代表,尤其以纳兰容若为例,王国维对他的评价相当高,“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源于他“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所以“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
总之,《人间词话》不仅用境界来描述和揭示艺术的本体、精神、创作手法,还用境界来描述和揭示人生的精神境界,把艺术、审美与人生实践结合起来论述,形成了一种表达模式,这无疑是王国维对中国美学的一大创新[3] 。
而他所提出的“境界说”和依据“理想”和“写实”区分,构成“境界说”的“有我”“无我”“造境”“写境”“观我”“观物”“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等文学审美标准,开启了“一代之文学”的新理论,而王国维也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新文学理论的先驱,是近代中国放眼“宇宙人生”,把传统的文学艺术,包括抒情的诗词和叙事的戏曲、小说,在理论上从封闭推向开放,从守旧引向创新,从古典转为近代的第一人。
参考文献:
[1]陈鸿祥编著.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关键词 人力资源规划 趋势与特点 分层分类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一、人力资源规划的含义与目标
人力资源规划含义是随着人力资源规划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断充实和不断完善的。19 世纪末期之前,企业管理基本上没有人力资源规划的职能。
(1)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 非农产业迅速发展, 工业部门发生了重大变化, 生产过程和生产技术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采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 并且开始形成了专门从事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管理阶层。此时人力资源规划的职能便开始产生, 重点主要是如何从劳动力市场获取企业需要的技术工人以及如何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2)20 世纪 60 年代后: 人力资源规划的发展阶段。人力资源规划开始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3)20 世纪 70 年代, 美国劳动就业的有关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和完善,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政策和活动受到了更多限制,人力资源管理成为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的工作。(4)20 世纪 80 年代后: 人力资源规划的成熟阶段。此时, 人力资源规划的重点开始强调中高层管理者的培养计划、人员精简计划、企业文化塑造以及与企业重组、兼并等匹配的人力资源措施。(5)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人才的竞争, 尤其稀缺人才的竞争成为企业管理者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与此同时, 人力资源管理科学的发展也为人力资源管理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人力资源规划的职能定义正是在上述发展过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综合对人力资源规划的各种认识, 结合人力资源规划的发展历程以及企业的现实人力资源规划实践, 人力资源规划可以定义为:为实现组织战略目标与任务, 应用各种分析方法与手段, 确定组织未来的人力资源需求并制定相应的人力资源政策方针的过程。
二、人力资源规划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一)人力资源规划的发展趋势。
(1)企业正在使人力资源规划更加适合其精简而且较短期的人力资源战略;(2)企业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更加注意关键环节, 以确保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的实用性和相关性;(3)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更加注意特殊环节的数据分析, 更加明确地限定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范围;(4)企业更加重视将长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中的关键环节转化为行动方案, 以便于对其效果进行测量。事实上, 由于人力资源管理环境的迅速变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在企业战略管理中的重要性提高, 使得今天的人力资源规划还出现了以下两种趋势:
一是人力资源规划的出发点将从仅关注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转向兼顾员工的发展和利益, 以在更大程度上激励员工积极性、增强企业竞争力。二是人力资源规划从以中长期规划为主转向重视短期的人力资源规划。
(二)人力资源规划的特点。
(1)人力资源规划与企业战略任务相联系, 以通过人力资源活动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为根本目的;(2)无论是中长期规划, 还是短期规划, 人力资源规划都更加强调具体职能计划方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3)由于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多变, 人力资源规划需要满足较短期的人力资源战略要求, 详细的短期人力资源规划成为重要组成部分;(4)人力资源规划的编制, 要求更加细致化、明确化, 尤其对关键环节的数据量化分析及其对策方案制定的要求更高。
三、建立分层分类的人力资源规划体系
(一)企业人力资源的分层分类。
对企业人力资源的认识, 不同的角度代表不同的意义。从企业运作的角度看, 员工是企业运作职能与业务的执行主体, 并分别处于不同的组织层级; 从资源角度看, 员工是企业最重要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力资源; 从资本角度, 员工又是人力资本的直接载体, 是企业资本的一个重要形式; 从组织能力的角度, 员工是知识和技能的承载者, 代表着企业所拥有的专门知识、技能和能力, 也是企业核心素质的载体; 此外, 员工也是企业价值的表现形式, 企业人力资源所具有的知识性、资本性、价值性、执行性等等属性决定了对人力资源可以建立不同的区分维度。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划分层分类的方法选择。
针对人力资源规划的不同阶段和规划内容, 选择不同的人力资源分层分类方法, 并据此展开规划活动, 建立分层分类的人力资源规划体系。(1)预测阶段。预测必须更加细致, 不仅针对数量, 还必须针对员工的类型和层次。此阶段必须根据最基本的、最细化的人力资源分类方法展开预测分析。此阶段可以按职种和层次详细分类并展开预测。(2)业务规划阶段。业务规划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针对企业未来人力资源需求, 制定行动方针和措施方案。这是人力资源规划的主要目标和核心内容之一。由于人力资源管理不同职能行使的原则和标准差异较大, 规划重点的确定也就有所不同。因此, 在人力资源规划的招聘计划中, 可以以职种和可获取性对人力资源分层分类并制定相应的规划方案; 在薪酬计划中, 可以根据层级和职位性质进行分类规划; 在高层接班人计划中, 可以按能力和忠诚度进行分类并制定相应的培养使用规划;而在其它行动方案的编制中, 则可能是以其它的方式分层分类。总之, 分层分类方法的选择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目标都是围绕建立科学、有效、适用的人力资源规划体系。
建立分层分类的人力资源规划体系, 是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 以职种层次和获取之难易程度, 对人力资源进行按级次高低和按类别差异进行人力资源规划, 针对性强, 既可获取到适岗的人力资源, 又可节省招聘成本和上岗引导的困难, 可帮助企业快速和准确获取所需的人才。
(作者单位: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参考文献:
经年病骨怯轻寒,裁就春衫不胜著。
累累墙底卧虚樽,醉乡何处寻城郭。
小轩假寐游华胥,万籁无声灯寂寞。
落梅新诗入吾手,惊起诗魔如发愕。
高文逸气天马趋,尾端尚许青蝇托。
坐恐句芒弃我归,看花不及空紫萼。
生前常苦不自闲,刍豢縻人受羇络。
我嗟卒岁敝鞍鞯,风败衣裾尘满橐。
轻裘缓带多公暇,公独奈何犹不乐。
公言少年岂易知,凤屏翠幔愁萧索。
蚤从琪树折春飈,每见新诗泪双落。
劝公且共饮此酒,酒令虽严莫嗔虐。
时翻舞袖间清歌,日荐南蕙羹北酪。
关键词:花间集;宋代;接受;雅俗之辨
《花间集》作为第一部文人词总集,以其香软柔美、婉约绮丽的风格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基本特质,对词体发展影响极大。宋代是《花间集》接受的第一个高峰,在宋代,不少词人对《花间集》都有所借鉴,《花间集》也往往被作为论词的标准与尺度。然而宋代不同时期不同词人所持的评论标准不同,宋代对《花间集》的褒贬并不一致,于是就引发了词学批评的“本色”之论与雅俗之辨。从宋人对《花间集》的接受我们可以窥见宋代词学观念的变化。
一
词可谓宋代文学的标志,后世无法企及。然而,入宋以后,词坛可谓一片荒芜,直至柳永、晏殊、欧阳修等人崭露头角,在学习花间词的基础上自成一家,才使得宋代词坛逐渐走向繁荣。对于《花间集》的模仿和接受,在一些北宋词人的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不同程度上具有《花间》遗韵。如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评价欧阳修“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1]许昂宵《词综偶评》说晏殊、晏几道父子“均可追逼《花间》”[2]而郭《灵芬馆词话》又说晏几道“所作足闯《花间》之室”。[3]又如刘熙载《词概》评价秦观词“得《花间》、《尊前》遗韵”[4]其词自不尽脱《花间》风气。再如吴思道作词,“专以《花间》所集为准”。[5]甚至僧人仲殊之词亦有后人以为“似《花间》”[6]。这些词人在词史上各有其独特的地位,他们的作品也各具面目,并非花间风格所能完全牢笼,然而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花间》遗韵,这些词人将花间词作为典范而追捧,可见《花间集》对北宋词人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花间集》也成为论词的标准与尺度。从上述评论也可看出,论者在对评论对象作出肯定性评论时,都不约而同地选取了《花间集》作为参照物,可见在这些评论者看来,《花间集》是论词的标准,是词体的规范。然而这种情况到了苏轼则有所改变。
二
由上可看出,北宋词人十分推崇进而模仿花间词,一时间,小词占据了广大的消费市场。可以说自温庭筠以来的词史就是“伶工之词”的历史,由于“伶工之词”基本上为表现世俗的侧词艳曲,也遭到了以传统儒学为核心的理性世界的批评,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晏几道呈小词于韩维,韩维却以极其严肃的口吻回信:“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劝诫晏几道戒词以保全德行。虽然苏轼之前的文人早已对世俗在小词中横流的现象投去鄙视的眼光,但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到了北宋中后期,随着以苏轼为首的“苏门”词人群在词学上的自觉,对小词进行了反省,展开了雅俗之辨,自此以后,雅俗之辨成为两宋词学一个最突出的主题。苏轼不满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香软小径,有意进行词风改革,扭转整个词坛的作风,呼唤“诗人之雄”,使词走向“颇壮观”的诗的境界。虽然这一呼唤在当时词坛反响并不大,“伶工之词”在北宋中后期仍占据广阔的消费市场,但却由此在词人的观念意识上,明确了崇雅贬俗的价值取向,也为南宋崇雅贬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有些文人并不认同崇雅贬俗的观念,认为苏轼等“以诗入词”的做法,不符合当行本色。由此又展开了本色之论,雅俗之争。苏轼的一位门下之士李之仪就主张:作词当“以《花间》所载为宗”、论词当“以《花间》所集为准”认为《花间集》为“当行本色”的典范。《苔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2引《王直方诗话》:“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7]所谓“小词似诗”就是指词与诗同化而失去了词应有的特性。晁补之《评本朝乐府》说:“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著腔子唱好诗。”陈师道《后山诗话》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8]这些评论都是站在当行本色的角度,对苏、黄“以诗入词”之雅的否定。词的当行本色定型于以温庭筠为首的唐五代“花间词人”的创作,经“宋初四大家”晏殊、柳永、张先、欧阳修的大力提倡而盛行于北宋中后期。其表现形态就是上文所说的“伶工之词”,即香软柔媚的侧词艳曲。上述评论坚持当行本色,即肯定了表达世俗的小词。
三
苏轼为扭转香软柔媚的词风,呼唤“诗人之雄”,并在词的具体创作中,“以诗入词”,展开了词坛的雅俗之辨。但这并未得到苏轼门下诸子的认同,他们认为这并不符合当行本色,故又展开了雅俗之争。这构成了以苏轼为首的“苏门”词人群雅俗之辨的基本格局,也为南宋更全面更深入的雅俗之辨拉开了序幕。
苏轼开启了雅俗之辨,但代表词学发展新方向的崇雅贬俗并未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南宋“靖康之难”所激发出的家仇国恨为苏轼倡导的“诗人之雄”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在国家兴亡的大背景,出于文人的社会责任感,词人要求词体像诗体一样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认为在风云动荡的年代里,词体不能只是抒发离愁别恨,词坛上不能脂粉气浓、风云气少。而应该在词中更多的反映社会现实,更多的抒发作者的经济之怀。以功利性的标准作为衡量尺度,花间词作内容、题材、情调上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花间集》与这个特殊的年生了强烈的冲突,它受到贬斥也是自然而然之事。阳居士《复雅歌词序》批评花间鼻祖温廷筠云:“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艳猬亵不可闻之语。”[9]而胡寅《题酒边词》更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花间集》,“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流也。词,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评论中显然认为花间词的“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缺乏阳刚之气,和苏轼词相比只能为“皂隶”。陆游有《花间集跋语两则》,其一云:“《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耶!笠泽翁书。”陆游对五代词人在天下危亡之际流连于歌酒之间的行为极为鄙弃,《花间集》中的离愁别恨之作在他眼中亦成了“无聊”之制。可见在南宋那种风雨飘摇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自温庭筠以后表现世俗生活和世俗的词,无论气格高下,一概被列为俗词而遭致强烈的批判,这是南渡以后词林的普遍思潮,体现了南宋词坛雅俗之辨的鲜明特点。
始于“苏门诸子”的“当行本色”论在南宋仍有相当的市场,张炎从词的体制着眼,对《花间集》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当以唐《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10]认为花间词的代表作家韦庄、温庭筠可作为令词创作的典范。真正将《花间集》的地位推至峰顶的是南宋人陈善和陈振孙。陈善《扪虱新话》云:“唐末诗体卑陋,而小词最为奇绝。今人尽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尝以《花间集》当为长短句之宗。”[1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花间集》条云:“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知晓者。”二陈主要继承了李之仪以《花间集》为“宗”的观点,不过李之仪尚没有将《花间集》奉为一尊,而在陈善和陈振孙心目中《花间集》显然更为重要。在他们看来《花间集》已成为一种文体的宗祖,其地位已远非其他词选可比了。不过,民族矛盾始终是
关键词: 实践教学 “721”人才培养模式 分层次教学 校企合作
高等工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和造就工业界需求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工程师[1]。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学校生师比不断增加,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又使得学生的个体差异日趋明显,各个教学环节中学生成绩标准差不断增大,实践教学环节中学生能力更是参差不齐,因此,统一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培养质量开始下滑,在工程人才培养中,该问题尤为突出。2012年教育部等部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实践教学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并从更新实践教学培养方案、提高教学等方面高校提出了要求[2]。本文基于“721”人才培养模式,以创新工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分层次教学为手段,以校企合作为支撑,以高质量教师团队为动力,构建实践教学一体化平台,形成各个实践教学环节及社会实际生产的相互衔接,实现产学研一体化,提高工程人才培养质量。
一、“721”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国家对高校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而工程人才培养的问题却越显突出:首先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严重缺失,难以产生突出的顶尖人才;其次学生普遍动手能力差,无法直接适应社会岗位。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一直沿用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单一固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以灌输式为主导的教学方式,严重阻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发展。
“721”人才培养模式:针对70%左右的学生,以就业为导向,推行校企联合宽口径培养,培养以实践动手能力为主体、创新创业精神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针对20%左右的学生,大力实施“1+X”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针对10%以内的学生,学校组建创新班实施精英式人才培养,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
二、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现代实践教学体系是指根据现代大学教学论构建的,以先进的实验装备平台为技术支撑,以最新实验技术和实验方法为教学内容,以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思维为主要目的,与理论教学紧密相连而又相对独立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3]。本文针对目前高校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构建了基于“721”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体化实践教学平台(如上图所示),紧密各实践教学环节与实际生产的联系,实现产学研一体化,构建课堂与实际相结合、科研和教学相依存的、立体的、网状的现代化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一)以创新工程人才培养为目标,采用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仍以传统教学方式为主,主要采用灌输式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固化,每个专业采用统一的人才培养方案,忽略学生的个体差异及兴趣。而创新型人才培养方式是提高学生兴趣、激发学生的创造力,统一的教学模式和传统的教学方法必将阻碍学生的学习热情,使部分能力强的学生觉得索然无味,而能力差的学生又望而生畏,根据学生的自身能力和兴趣实行分层次教学是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培养创新能力的必要手段。教师应在实验过程中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及时了解学生当前遇到的状况及难题,并将启发式、问题式、探究式、案例式和体验式学习等多种教学方法运用到实践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在层层问题的驱动下培养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增强探索热情和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二)以校企合作为手段,建立产学研基地,及时更新分层次实践教学培养方案,达到双赢。
1.建立产学研基地,将各专业部分教师和学生引入课题研究中,构建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学校要想建立稳定的校企合作,首先应利用学校和企业的各自优势,建立产学研基地,资源共享。学校让教师深入企业,为企业解决实际生产问题,提高生产效益。与此同时,教师通过融入企业,培养其实践能力,构建科研团队,并通过分层次教学,将各个专业部分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和科研能力强的教师引入产学研基地复合型科研课题中,提高学生的研究视野,培养其综合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探索发现能力,构建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
2.通过校企合作,实时更新实践分层次教学培养方案,使实践教学各环节相互衔接,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同步,教学方法更具针对性。
目前我国高校实践教学主要包括:基础性实践课程教学、课程设计、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各环节间无太大关联。引入校企合作,可建立稳定的企业和产学研基地,以作为学生认识、生产、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的支撑平台;让教师与企业共同制定、更新适应社会需求的、具备扎实理论根据的实践教学工程人才培养方案;实时更新实践教学大纲,采用自下而上的顺序对各个实践教学环节进行任务分解,建立各环节的相互关联,使得各环节自上而下地服务于后续实践教学;根据学生的自身特点,在各实践教学环节中采用分层次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具体分层次教学措施如下:
(1)在基础课程实验环节,将实验教学内容分为验证型、设计型和综合型三类,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完成不同层次的实验内容,并开放实验室以增强学生的自主性,使所有学生都能够实现实验要求,同时激发学生潜能,促进他们对后续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2)在课程设计环节,根据学生层次将课程设计内容分为基础型、应用型和研究型,分配基础型课题给基础薄弱的学生,完成理论和实际的简单联系;对实际动手能力强的同学分配应用型课题,使其及早接触生产实际中的问题,激发其探索热情;而对于具备较强理论基础和一定动手能力的同学采用研究型课题,使其在实践中加深理论理解,激发创新意识,培养拔尖的创新人才。
(3)在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环节,根据毕业生的兴趣和两种主要流向:考研和就业,分层次完成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如考研同学根据自身拟定研究方向,在产学研基地进行毕业相关实习,使其提早进入研究阶段,并将参与的相关教师的科研课题作为毕设课题;而就业学生则根据其应聘情况,安排学生在有工作意向的企业或合作企业进行毕业实习,并将在毕业实习中遇到的问题作为毕设课题,使其毕业设计实题实做。
3.建立稳定的实习基地,加大学生实习力度,将实习落到实处,同时为企业储备人才,实现产学耦合。
通过校企合作,建立稳定的产学研基地,加强学校和企业的紧密联系,确保学生实习执行到位。针对当前工程人才实践能力欠缺的问题,加强实践教学力度必不可少,特别是在学生生产实习阶段。学校可利用大二到大四年级的暑期时间,使其在稳定的合作企业里,每年进行一个半月的实习,实习单位解决学生的吃住问题,学生通过长时间的实习活动熟悉企业运作方式,发现生产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而企业也可通过实习考查学生能力,在长期稳定的合作中发展员工,并通过高校短期培训提升员工素质,最终达到产学耦合。
(三)以建设高素质、多元化教师团队为动力,采用导师梯队制教学,提高实践教学指导力度。
1.提高教师自身的科研实践能力,将企业工程师引入学校教学,构建多元化教师团队。
目前高校教师大都源于高校,理论知识强,而社会实践能力薄弱,要想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社会化,首先必须从教师的社会化做起,只有教师具备了相应的实践能力,才能将其融入课题,指导学生。因此,校企合作可使教师深入企业,加强教师和企业的沟通,提升教师实践能力,与此同时,将企业骨干工程师引入学校举行讲座和实践教学指导,构建高素质、多元化的教师团队,扩大学生与社会的契合点,激发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动力。
2.采用梯队导师制对学生进行分层次教学,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力度。
根据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实践教学指导情况对教师考核进行分级,结合学生的学习能力及兴趣,采取“分级导师——研究生——本科生”的梯队导师制对学生进行课外指导,引领部分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及各种大赛,如机械设计创新杯大赛、电子设计大赛等,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通过竞争增强教师的责任意识,为培养拔尖创新工程人才提供环境。
四、结语
实践教学是培养高质量工程人才的重要环节,而其中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基于“721”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实践教学各环节及社会生产的相互衔接,将分层次教学理念运用其中,以校企合作为支撑,搭建一体化实践教学平台,并在工程类专业三届学生中实行,对学生实践能力及创新意识培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提高学生考研通过率及就业率。
参考文献:
[1]黄绍平,李靖.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培养高质量工程人才[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2,29(1):18-20.
[2]于娜,张航.高等学校实践教学全面质量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实践[J].高等农业教育,2012,(4):57-59.
成立于1989年的好孩子集团公司在2009年拆分为好孩子国际公司(研发、制造与国际市场业务)和好孩子商贸公司(中国市场业务)两个独立公司,好孩子国际2010年成功在香港上市。胡建国跟随企业一路成长发展,坚持24年在一个公司从事最抽象的信息化主管工作,他带领的IT 团队人才流失率每年只有3%以内,不得不说好孩子的成长史就是他自己的奋斗史。
专注好孩子信息化24年
1990年7月,胡建国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分配到了航空部昌河飞机制造厂从事飞机动部件机械加工工艺设计师工作,1992年12月加入了刚刚创业3年的好孩子集团前身好孩子童车厂,是公司第一批招聘的正规大学生。他回忆道,当时公司员工有约500余人,技术与管理人员只有约20多人,当时好孩子集团年销售额为二三千万元。胡建国作为新创建的好孩子自行车厂技术科科长,负责自行车设计、制造技术的工作。1994年公司创始人宋郑还引进了一套MIS系统以提升企业管理能力,但是实施服务时,发现甲方没有一个计算机专业人士进行对口实施、维护,胡建国由于对计算机技术深厚的兴趣,加上相信未来的时代将是信息化的时代,于是毛遂自荐,要求专业从事信息化工作,就这样,他成为了好孩子信息化第一人。
后来胡建国还脱产到软件公司进行了3个月的专业培训,乐于学习钻研的他,在匹配企业发展不断进行信息化建设,特别是商业转型方面不断赋能,帮助企业提升了核心竞争力和管理能力。
如今,胡建国在好孩子集团信息化工作中已经走过了24年,他带领的IT团队专业人才超过了100名,团队坚持走自主开发之路,所有核心业务所使用的IT系统都是自己团队自主设计、开发、实施服务的。在这24年中,他和自己带领的IT团队不断助推企业商业转型发展,好孩子集团从一家纯制造企业发展成了儿童用品行业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企业集团,2014年好孩子集团年销售额超过了百亿元。他表示,2020年好孩子集团将向两百亿元战略目标挺进。
技术自主助推互联网转型
胡建国表示,好孩子集团从2013年就开始了移动互联网的转型。首先进行了IT系统的平台化和互联网化升级改造,包括统一物流WMS系统平台化、在线化,以及统一零售POS系统平台化、在线化,还有统一商流OMS系统平台化、在线化,建设了统一SCRM系统打通会员体系,利用统一O2O系统打通了所有全渠道来面向客户销售端。
2015年,在传统企业互联网化转型的大潮下,好孩子集团多年来所坚持的技术上的自主,使其更加顺利地走在互联网化的道路上,在2014-2015年,好孩子集团实现了全渠道O2O系统重构与运行。
好孩子企业互联网化战略归纳为“BOOM”的经营理念。BOOM分别代表四个单词,B是Brands,品牌;第一个O是Offline,线下实体业务;第二个O是Online,线上业务;M是移动终端,意指用户。四个单词结合在一起就是,依托于集团旗下的自有品牌和合资/品牌,打通线下线上全渠道,利用移动互联与消费者沟通连接,打造粉丝生态圈。BOOM作为一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爆发,好孩子希望通过走这条路,转型成为具有用户思维和互联网基因的公司,实现自身的爆发。
好孩子集团设计的建设顺序是先在自己直营零售店(约3000家)实施运营,一期在6个地区517家门店实施。先摸索出经验,再推广到全国,推广到加盟店,最后携O2O平台技术、营运能力、商品资源、品牌影响力向母婴店渠道推广,成为一揽子保姆式传统母婴行业企业O2O转型方案提供商,形成好孩子的世界级、生态型、整合者、粉丝级的垂直母婴行业互联网化平台。
技术和品牌优势齐头并进
胡建国向记者介绍道,在母婴童行业中,好孩子集团在产品与品牌方面占据着优势地位。品牌、产品、渠道是传统企业时代的好孩子积累起来的,有着核心历史资源优势。在产品方面,尤其是以婴儿推车和汽车座为代表的儿童耐用消费品的销量常年领先。以棉纺品和护理用品、婴童服饰为代表的快消品也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在品牌方面,好孩子在中国消费者心中的品牌认知度高达95%,再加上Cybex、Evenflo,以及小龙哈彼、Geoby等,构成了高中低全覆盖的自有品牌群,另外还有以Mothercare为代表的合资品牌和的以Nike为代表的全球前12大运动品牌,结合在一起,资源共享、又各有偏重。
好孩子与纯互联网创业企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拥有丰富的商品品牌群和直营零售网点资源,而这正是好孩子的差异化历史资源优势。因为随着消费需求从好产品向好服务、好体验转移,好品牌的价值一定越来越高。拥有自己的品牌就意味着拥有了黏住用户的资源,而有了用户就有了需求,自然不愁业务。胡建国表示,好孩子的策略就是用产品、品牌、服务去和消费者建立强连接,其工具就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同时也要坚定发展线下品牌零售事业。
从O+O变成真正的O2O
一、模型构建理论基础
1.柯氏评估模型内涵
柯克帕特里克培训效果评估模型是由唐?柯克帕特里克(Donald L. Kirkpatrick)于1959年提出的评估模型,故称为柯氏评估模型,也叫四级评估模型。目前,柯氏评估模型是最为人们熟知,应用最为广泛的培训评估模型之一,在中国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因而在卫生机构的培训评估模型研究中较多采用。
Kirkpatrick提出的四个评估层次主要是以受训者作为评估效果的对象, 其优点在于在层级划分上, 依据行为学的研究结果, 由表及里, 由观念到行为直至结果的变化规律来划分层级,对培训效果评估进行了较为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 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该模型包含四个层次,即反应层、学习层、行为层和结果层,其中反应层旨在评估学员对培训项目的满意程度;学习层旨在评估学员通过培训项目对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掌握程度;行为层旨在评估学员对培训知识的运用程度;结果层旨在评估培训项目创造的效益。柯氏评估模型对于培训过程涉及很少,其评估是在培训完成后进行,评估结果只能对以后的培训产生影响,而对本次培训作用不大。
2. CIPP模型内涵
与Kirkpatrick的研究对象不同, Daniel Stufflebeam将培训项目本身作为一个对象进行分析。根据项目组织过程的规律, 提出的关于培训效果评估的CIPP模型。CIPP由情境(Contextual)、投入(Input)、过程(Process)和成果(Product)四部分组成。CIPP模型将评估活动介入到培训的整个过程,不仅对培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还注重对培训过程进行监控,是贯穿整个培训过程的评估。
CIPP主要从了解相关环境、 诊断特殊问题、分析培训需求、确定培训需求、鉴别培训机会、制定培训目标等方面进行“情境评估”,从收集培训资源信息、评估培训资源、确定如何有效使用现有资源才能达到培训目标、确定项目规划和设计的总体策略是否需要外部资源的协助等方面进行“投入评估”,通过“过程评估”为那些负责实际培训项目的组织者提供信息反馈, 以便及时修正或改进培训项目的执行过程,通过“成果评估”对培训活动所达到的目标进行衡量和解释, 其中既包括对所达到的预定目标的衡量和解释, 也包括对所达到的非预定目标的衡量和解释。CIPP模型可以及时发现和总结本次培训的经验和不足,其反馈信息会对本次培训的后续项目产生积极影响,相对比较完善。
二、模型构建
目前,柯氏模型和CIPP 模型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应用。CIPP评估模型实质是针对整个培训项目的评估, 而不仅仅是培训效果的评估,还用来指导培训的优化设计。而柯氏模型是培训效果评估中常使用的经典培训评估模型,主要侧重于对培训结果的评估,是CIPP模型结果层面的具体化。通过模型的综合应用可以权衡各模型的利弊,取长补短,从而保证实际模型的建立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我们考虑结合柯式和CIPP模型特点,兼顾目前健康教育人员的状况,从培训前、培训中和培训后三个阶段构建疾控系统健康教育人员专业化培训综合评估体系。
1.培训前评估
(1)目的:借鉴CIPP模型的“情景评估”和“投入评估”的内容,对培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评估。
(2)方法和内容
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培训需求分析,广泛收集与培训项目相关的背景资料,增强与学员之间的互动,深入分析不同岗位和级别学员的培训需求,确定阶段性、系统性的培训目标。
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知情人访谈、头脑风暴法等方法,从单位的战略发展目标、专业发展前景、行业考核标准、岗位工作绩效等角度确定培训目标、需要配备的资源和适宜的培训策略等。采用问卷调查、理论考核、小组座谈、一对一访谈等方法了解学员在专业知识、技能、态度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从个人现有专业水平和职业发展规划的角度确定学员的培训需求。掌握的内容包括个人职称、学历、所学专业、工龄、健康教育工作年限等基本情况、健康教育相关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对于健康教育培训相关态度状况以及他们希望接受的培训内容和方式等。
2.培训过程评估
(1)目的:借鉴CIPP模型的“过程评估”的内容,通过对培训学员和授课老师的调查,了解他们对培训的反应,将相关信息反馈到培训管理部门,督促其改进培训方式,提高培训效果。
(2)方法和内容
在阶段性或周期性的培训环节结束后,培训管理部门应及时了解培训进展情况、学员对于整个培训项目的感受和评价以及即时的考核情况,根据学员的意见、建议和考核结果,对后续培训项目进行修正,以不断完善和规范培训工作。该步骤的评价了解学员对于整个培训项目感受和评价以及具体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并可将在不同培训中反映的情况进行比较,实际上也就是在培训过程中进行柯式模型的反应层和学习层评估。
反应层的评估从学员和教师两个角度,从对培训项目的反应和对培训环境的反应两个方面来进行。对培训项目的反应包括学员对于培训项目设计、培训项目组织、培训师资、培训内容、培训方式以及培训效果等方面的评价,教师对于学员互动、现场组织等方面的评价。对培训环境的反应则包括学员对于培训的一些基础辅助条件如图书文献资料、计算机、上网、住宿、医疗保障、相关培训设备等和健康教育特定辅助条件如摄影、摄像机、图文制作工具等的感受和评价,教师对于资源配备等方面的评价。评价采用通过问卷调查和重点访谈等方式来进行,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总体情况,对于问卷调查的结果所反映的重点问题进行重点访谈以找出潜在问题的原因。而学习层评估主要采取理论考核、实践操作如即兴演讲、知识竞赛、现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方案设计等方式来检验学员对于健康教育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
3.培训后评估
(1)目的:借鉴柯氏模型的评估内容,衡量培训结果,对培训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进行评估。
(2)方法和内容
第一,反应层评估体系。一般在培训过程中或者在培训结束后进行,从对学员和教师两方面用来评估对参加培训的满意程度。
评价内容。从学员方面进行的反应层评价可细分为培训课程、培训讲师、培训环境和培训辅助等四个方面,培训课程评估指标主要针对与健康教育工作人员职业发展和工作实际的匹配程度、培训资料的实用和详实程度、对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思路的拓展等;培训讲师评估指标主要针对授课老师所具有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理论知识和实践工作经验、语言表述的清晰程度、系统性、是否有独到的见解、与学员之间的互动、教学态度是否认真负责和教学方式是否新颖灵活等;培训环境评估指标主要针对培训现场的干净整洁、灯光明亮、温度适宜程度以及音响音量是否适中和是否有噪音影响等;培训辅助评估指标主要针对培训所在地的网络、住宿、就餐、交通、医疗和体育娱乐等基础设备设施方面以及健康教育特定辅助条件如电脑、投影仪、摄影机、摄像机、图文制作工具等的便捷性和可得性方面的感受和评价。
从教师方面进行的反应层评价可从教师对于学员参与状况、学员互动情况、课堂纪律、现场组织、教学资源配备等方面的进行。
评价方式。反应层评估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在培训项目结束时,通过问卷调查和重点访谈等方式来从主观感受角度获得学员对于培训效果的反馈,从而落实培训项目的有效性这一层次的评估,对培训内容是否需要改进,培训方式是否需要转换,培训的教学进度是否需要调整等进行评价或者作为针对综合评估的参考,不能直接将此部分评价当作是系统评估的最后结果,因为学员后期可能会受到所学内容对于实际工作帮助程度等方面的影响而改变对此的主观感受。此外,还可对培训过程中与培训结束时对培训项目主观感受和评价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了解对培训项目进行修正以后学员对整个培训项目主观感受和评价的变化。
第二,学习层评估体系。一般在培训过程中或者在培训结束后进行,测定学员通过培训所得知识、能力、技能、态度的提高程度。
学习层的评估应将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相结合,从知识、能力和态度三方面,采用笔试、实操、面谈和观察法四种方式进行。通过笔试测验学员对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健康教育方案设计、健康教育科研论文撰写等能力,通过面谈法和实践操练来测验学员科普演讲技巧、健康教育材料设计及制作水平、人际传播技巧等,同时观察法掌握对学员在课堂提问、情景模拟、典型案例研讨和角色扮演中的表现等反应教学活动参与程度的内容,并对培训前后学员相关情况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检验学习效果。
第三,行为层评估体系。一般在培训结束后一段时间进行,如3至6个月进行,用来考察学员将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的能力。
行为层评估细分为培训前行为评估和培训后行为评估两个方面,采用个人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该学员包括接受培训前、后的学员的工作态度、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相关技能的熟练程度和水平等。从学员自身以及其领导、同事、下级或其他相关人如特定健康教育场所包括社区、学校、医院、企业等的人员角度了解该学员在培训前后的行为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否将通过培训所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并取得较好的效果。该层次的评估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既包括学员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自我评价,又涵盖了与其相关联的所有工作上有来往的人员对其在培训前后行为所发生变化的感知。通过行为层评估可查找往期培训中存在的不足或识别新的培训需求。
第四,结果层评估体系。一般在培训结束后较长一段时间进行,如6个月或更长时间以后进行,用以评估培训获得的收获,主要指的是通过培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