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明的来历精选(九篇)

第1篇：关于清明的来历范文

一、基本情况

我们按照XXX、XXX的通知精神，结合XX市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实际，制定了《XXX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的实施意见》，对这次干部学历、学位清理的范围、内容、方式方法、步骤及组织领导都作了明确规定。按照《实施意见》的统一安排，从XX月XX日开始，我们三家管档单位，对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所有在职干部，尤其是对副科级以上干部（正科级XX人，副科级XX人），1980年以来获得的大专以上学历、学位逐个进行了清理登记。经过两个多月的检查清理，对XXX名在职干部的学历学位进行了清理登记，共登记干部学历XXX个，其中全日制教育学历XXX个（中专XXX个、大专XXX个、大学XXX个），在职教育学历XXX个（中专XXX个、大专XXX个、大学XXX个、研究生X个）。在检查清理过程中，未给予承认的学历XX个，尚未给予认定的学历XX个。

二、主要措施

一是加强领导，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工作小组。为了维护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严肃性和保密性，我们专门成立了由分管部长牵头，干部科有关同志具体负责实施的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小组。从外单位抽调2名政治素质强、熟悉干部档案工作的同志，3名刚参加工作、社会关系少的同志组成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干部学历、学位的检查清理及登记工作。

二是集中学习，把握政策界限，严肃纪律要求。部里对抽调的XX名同志进行了为期一天的集中学习、培训。组织他们系统学习X办发［XXX］XX号文，特别是对XXX组织部《关于加强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有关情况的说明》，进行了认真地学习研究，并结合检查清理工作的实际，对XXX组织部下发的两份传真电报进行了认真学习领会，使他们充分认识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对他人负责，就是对组织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的责任感。通过学习，也使他们进一步明确了检查清理的范围、内容以及方式方法，为清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严肃检查清理工作纪律，要求他们在检查清理工作中，严格遵守保密制度，维护干部人事档案的严肃性；严禁吸烟，确保档案安全；不能随便议论和泄漏干部人事档案的内容；不得私自涂改、抽取或伪造干部档案材料；不得擅自处理或销毁档案材料；对发现学历、学位材料缺少的，不得私自索要，一律统一登记，由部里统一征集，从而确保了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是检查清理的方式方法。严格按照《实施意见》的要求，仔细对照干部档案中的干部履历表表头、学习、工作经历部分，认真检查干部已归入档案的学历、学位材料是否全面、真实、一致，并如实填写《干部学历、学位审核登记表》和《干部学历、学位情况登记表》，认真做好检查清理记录，严格审查鉴别有疑点的学历、学位材料，保证干部学历、学位审核登记的真实、准确、有效。

坚持维护学历、学位区别性原则。在清理工作中，我们对全日制教育学历和在职教育学历进行了严格区别。对于工作一段时间后，在自考、电大、职大、管理干部学院等脱产学习并毕业，获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认定为全日制教育学历，对此认定的关键是看是否脱产学习。对这种情况，我们都反复对照干部的学习、工作经历，进行认真识别，模糊不清的，还与有关部门、学校联系，了解情况，防止出现差错。

坚持维护学历、学位真实性原则。在检查清理中，对归入档案的干部学历、学位材料进行逐一检查，核对其学生（员）登记表、考生登记表、学习成绩表、毕业生登记表（鉴定表）、学历证明等材料是否齐全，认真辨别其字体、照片、学校盖章等是否具有时间的可靠性。对于1993年至1997年，在省内有关高校、干部院校举办的学制二年以上的班次，学业证书经“XX省干部教育验印专用章”验印，一律认定为省业余（大专、大学）学历。对于不具备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的办学条件，没有取得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资格的，均未给予认定。此次学历、学位检查清理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人文函授大学、北京社会函授大学、北京经济函授大学、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山东公安专科学校一年制专业证书班、国防科工委指挥技术学院半年制中级指挥班、烟台大学一年制专业证书班、鲁迅文学院函授部、辽宁刊授党校等院校，因不具备颁发学历证书的资格，其学历都没能给予认定。

坚持维护学历、学位原始性原则。由于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许多院校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换了校名、系名或专业名，例如，XX师范专科学校现改名为XX师范学院，XX师范学院中文系现改名为XX师范大学文学院等等。因此，在进行干部学历、学位登记时，均以干部本人在校时的校名、系名、专业名进行填写，以保证学历、学位的真实性、原始性、完整性。

四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对于大学普通班、干部专修科、省业余、党校等一些特殊性学历，坚持与其他一般性学历区别开，并进行严格的审查鉴别。1970年至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前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由于当时没分本专科，我们严格按照省委组织部传真电报要求，均认定为“大学普通班”。1980年以来的二年制干部专修科学员，因当时招生已纳入国家计划，学员统一选调并参加入学考试，在校执行教育部统一制定的学籍管理办法，接受全日制教育，其学历认定为全日制教育学历。对干部专修科与干部培训班、干部进修班严加区别，在认真审核，仔细鉴别有关学历材料后方给予认定。对于党校学历，登记时均在大专、大学、研究生前加注“中央（省、市委）党校”字样，以示区别。而对于一些具有培训类性质的进修班（研究生主要课程进修班）、培训班（党校理论培训班）等类似班次，按照规定，其有关证明材料不属于学历材料，只能认定为“培训类材料”，并在其干部本人档案内相应材料的“类号页”章下加盖“培训类材料”印章。

三、取得明显成效，产生积极影响

通过严格审查鉴别，我市的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规范了干部学历、学位，维护了干部人事档案的严肃性。譬如：1970年至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前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由于当时没分本专科，致使这些同志在填写有关表格时无法确认自己的学历层次，填写不统一。通过这次清理，我们严格按照省委组织部传真电报要求，统一认定为“大学普通班”，使干部人事档案更加规范，更加完整。

二是为严格执行《条例》提供了可靠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通过这次对学历的检查登记，把干部学历分为全日制和在职教育两大类别，使干部学历更清楚、更系统、更规范，更有利于组织人事部门对全市干部学历、学位实行动态化管理，为组织部门严格执行《条例》，培养、选拔、任用干部提供了可靠依据，防止出现较大偏差。

三是提高了干部对学历的认识。通过对承认学历、学位的认定和称呼的规范，对不承认学历、学位的清理，以及对档案中不齐全学历、学位材料的查找归档，极大地提高了全市干部对学历、学位重要性的认识，改善了其学风，增强了其学习意识。

四、存在的问题及下步打算

一是少数干部对学历、学位材料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向一些干部索要学历材料时，不少人认为自己有毕业证，还要证明材料干什么，有的人已毕业十几年了，学历材料还滞留在自己手里；不少办学点，特别是党校、函授学院对有关学历材料转递入档不及时，造成许多同一届次的学员同时缺少学历材料，给学历清理工作带来被动影响。小陈老师工作室原创

二是学历材料不规范、不一致。有些干部档案中缺少学历、学位材料或者不齐全；有些干部所填写学历、学位情况与档案中学历证明材料不相符合，有的只参加过几个月的培训却填写为毕业，从而给检查清理工作带来困难，使一些干部的学历、学位一时难以认定。

三是索要学历证明材料困难。在向干部本人索要有关其学历材料时，部分老干部对收集学历证明材料不够重视，认为自己年龄大了，快离岗了，有没有学历无所谓；还有一些时间比较早，尤其是1990年以前的干部学历，证明材料遗失的，由于间隔时间太久、学校变更等原因本人已无从查找，从而加大了收集学历材料的难度。同时也影响了下一步对尚未确认学历、学位进行重新认定工作的开展。

第2篇：关于清明的来历范文

一、归纳概括，寻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

历史阶段特征的归纳概括，就是通过对此阶段相关内容的重新整合和抽象，以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强的知识系统，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整体思维和宏观把握能力。归纳概括的步骤是先列出此阶段的重大事件，然后对此阶段的重大事件进行分类整合，抽象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领域特征与总体特征。

1.明清时期中国：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处于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前夜，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1）政治上：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加强并发展到顶峰；市民工商业者力量日益壮大，但未形成新的阶级力量。（2）经济上：农耕经济高度繁荣，统治者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缓慢发展，带有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趋势。（3）思想文化上：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理学走向极端，束缚人们思想发展；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产生；小说成为文学主流，京剧产生发展，文人画成为绘画主流。（4）对外关系上：由开放逐渐走向闭关自守，逐渐脱离世界；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中国人民开始反侵略斗争。（5）民族关系：坚决同分裂势力斗争和反对外来侵略，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发展。

2.明清时期西方：从总体上看西方主要国家由农耕文明逐步向工业文明转型。具体来说：（1）政治上：西方主要国家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朽；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资产阶级统治与代议制逐渐确立。（2）经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迅速发展并进行工业革命，工厂逐渐取代手工工场。（3）思想文化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推动人们思想不断解放，天主教神学思想的统治地位日益削弱；近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4）对外关系上：进行新航路开辟和早期殖民扩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拓展国际市场。

总之，通过对明清时期中西方基本史实的归纳概括，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历史阶段特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体现清晰可见，初步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知识系统化、网络化。

二、入乎其内探究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之内在联系及中西方之异同

归纳概括，形成的历史阶段特征，学生获得的历史知识只能是肤浅的、机械的，并不能灵活应用，内化成自己的答题能力。因此，必须加大思维力度，入乎其内，多角度、多层次地对历史阶段特征进行动态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因果联系，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以下举例说明：

1.历史阶段特征之内

首先以明清中国为例，一定社会的思想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明清时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产生，实质上是政治上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朽，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再以明清时期西方为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实质上是政治上资产阶级统治确立、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思想上启蒙思想广泛传播的必然结果。当然，像这样的内在联系举不胜举，只要我们能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举一反三，必将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把握，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

2.历史阶段特征之间

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及具体表现的异同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明清时期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方面的异同，也轻易的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超越国界，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同时也使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不同发展态势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现象的内在原因不言自明，使学生的知识体系更加系统完善，知识应用能力与思维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学以致用，强学生运用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解题之力

研读教材，掌握基础知识，是为了解答具体的历史试题。近几年高考新材料、新角度的试题不断出现，但不管材料、角度如何新颖，许多试题在教材中都能直接找到原型，切记“背景或者题干在书外，答案或者答案的原理在书内”，平时教学中教师应选择典型例题，多角度进行训练，以达到学以致用，提高学生运用历史阶段特征解题的能力。

第3篇：关于清明的来历范文

据自1949年10月至1984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出版有关清史专著和工具书一百二十余种。其中主要有：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王钟翰的《清史杂考》，莫东寅的《满族史论丛》，李洵的《明清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郑天挺的《探微集》、《清史简述》，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周远廉的《清朝开国史研究》，张德泽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韦庆远、吴奇衍、鲁素的《清代奴婢制度》，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郭蕴静的《清代经济史简编》等。还先后发表清史论文九千余篇（其中包括部分《红楼梦》研究文章）。从1982年以来，每年平均发表文章在四百篇左右。

这些专著和论文，涉及清代社会历史领域的各个方面，探索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入，不过比较集中的是讨论了以下诸问题。

一、满族的形成与入关前的社会性质

这个问题是建国后不久就开始探讨的问题之一，直至今日仍然不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郑天挺等认为，满族也和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但是努尔哈赤在公元1616年建立的后金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封建政权，当时的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只不过这时是处在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属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而已1。

尚钺认为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族正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他还认为满族未经过奴隶社会，而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转入了封建社会2。

张维华认为：“进入到满洲历史范围的满族社会，一般说来，在奴隶社会使用上只发展到家长奴隶制的阶段，奴隶使用仅是起着助手作用”。即努尔哈赤兴起时期的满族是处在早期奴隶制阶段3。

王钟翰在《清史杂考》4中认为，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七世纪二十年代（1577－1627年）的五十年间，努尔哈赤领导的满族社会应属于奴隶占有制社会，而决不是属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奴隶制。他还认为满族在1621年至1644年的二十多年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重要而复杂的阶段。

周远廉在《清朝开国史研究》5一书中认为，满族在入关前经历了原始公社制末期、奴隶占有制与封建制等各个阶段。他重点分析了满族社会中“诸申”的身分与地位的变化，从而阐明满族社会性质的变化。他认为满族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诸申”是不受任何人役使的氏族成员，此时的满族社会性质是属于氏族社会末期。1587年，努尔哈赤开始“定国政”，给“诸申”规定了各种义务，从此沦为奴隶制国家的穷苦贫民。1621年后，后金政权占领了辽沈地区，颁布了“计丁授田”，此时诸申领有份地，每年向国家缴纳赋税，从此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农民。从1621年以后满族基本上进入了封建社会。

李洵等认为，满族在入关前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他主要是通过分析满族入关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他认为当时满族社会中存在的大批奴隶，是旧制度的残余，奴隶不是直接生产者，多半是家内奴隶。因此，当时的满族社会性质应属于前期封建制向发达的封建制过渡的时期6。

除以上几种意见外，也还存在着一些其他意见。例如，有的人认为，清入关以前的满族社会是处在家内奴隶制至庄园奴隶制时期。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便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满族真正封建化要迟至康熙时期才算完成7。还有人认为，努尔哈赤兴起以前，满族社会正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以后五十年间是奴隶制发展的时期。皇太极执政的二十年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过渡的时期。“拖克索”庄园日益普遍，说明努尔哈赤时期奴隶制发展较为迅速，“计丁授田”不是作为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界碑，而是延续奴隶制的一种措施，没有进步意义可言，只是到了皇太极统治时期，满族社会才进入到封建社会8。

二、有关清史在中国史的地位、清史的分期与明清之际（清初）中国社会发展方向问题

对于清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问题，解放前，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全，人们由于对满族入主中原抱有偏见，故竭力贬低清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认为清朝的统治对中国历史只有破坏而无建树。解放后这方面的认识有了改变，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对清朝前期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日趋明确。普遍承认它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它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稳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的积极作用。清史研究者们，还从世界历史的范围考察了清朝的历史地位。学者们一直在寻找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很自然地就加强了对清朝历史的注意。傅衣凌认为：明清时期的历史地位值得重视，它正处于东西方变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清两代出现有不少新东西，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意识形态等都有许多新东西、新因素。可是新因素、新力量得不到正常的成长，生产力发展缓慢，穷本探源，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阻碍明清社会前进的主要绊脚石。其次是封建的隶属关系、租佃关系，对直接生产者实行残酷的中世纪式的野蛮统治。再有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新产生的锁国政策，阻滞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阶级分化，看不出新的阶级力量的顺利产生和成长，使中国成为一个汪洋大海的小生产王国9。戴逸认为：“清史，离我们今天很近，……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果要了解其究竟，追溯其来历，都离不开清史。”在讨论清代前期历史之地位时，“应该持两点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清代前期的历史既有它伟大的一面，也有它渺小的一面；既有它光辉灿烂的成就，也有它黑暗苦难的经历”10。王思治认为清朝前期历史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只能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向前迈进。然而，外部世界却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欧洲资本主义的先遣队正在源源东来，殖民主义在亚洲十分嚣张的时期。清代前期也正是抵御外来侵略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距离也更加扩大了，这是清王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恶果，其历史影响同样也是深远的11。

关于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社会如果没有外来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也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而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尚钺等人对此估价较高，认为从明代开始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而黎澍、刘大年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他大大提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开始的论断12。许多学者还认为，因为长期以落后的封建经济为基础，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因此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进步的速度长期处在徘徊、停滞的状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因循守旧、骄傲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从而抑制了明末以来许多有识之士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闭关是重农抑商政策的继续，它保护了封建经济，隔绝了人民与外界的往来和交流，这只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维护和巩固，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影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发达的科学技术，致使中国在世界前进的行列中逐渐落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关于清史的分期，许多清史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一般人认为清史可分为前后二期，以1840午鸦片战争为界，前期是清朝发展的鼎盛时期，后期为清朝衰落、灭亡时期。

郑天挺等认为，1616年——1644年以前的政权，只是在辽东地区实行局部统治，这一段历史是属于明史范围。1644——1911年的268年间，可以分为三段：

1.前期（1644——1723年），从入关到摊丁入亩。共80年。第一阶段又可分为两段：（1）入关到统一（1644——1681年），前后38年。（2）统一到摊丁入亩（1681——1723年），前后43年。

2.中期（1723——1840年），从摊丁入亩到鸦片战争。共118年。第二阶段也可划分为两段：（1）摊丁入亩到白莲教起义（1723——1796年），前后74年。（2）白莲教起义到鸦片战争（1796——1840年），前后45年

3.后期（1840——1911年）或称为晚期13。

夏家骏认为清朝前期的历史可细分为三段，即：（1）关外阶段（1616——1644年）是明清交错时期，严格来说应归属于明史范围。但这一阶段是清朝打基础的时期，如果没有此段历史的发展，清朝统治者就不能入主中原，实现它对全国的统治。（2）统一、恢复、发展阶段（1644——1795年），这一阶段是清朝前期的重要阶段，政治上得到巩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土空前辽阔，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得到了发展。（3）由盛转衰的阶段（1796——1840年），此时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清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走向了下坡路。外国侵略势力也加紧了在中国沿海和内陆的活动14。

翦伯赞等认人，清朝前期的历史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统一时期（1644——1683年），即由清军入关前至统一台湾。（2）鼎盛时期（1684——1795年），即由康熙统一全国至乾隆帝“让位”，做太上皇帝，亦即白莲教起义前夕。（3）由盛转衰时期（1796——1840年），即由白莲教起义至1840年鸦片战争15。

许曾重认为，清史可分为六个时期，即：（一）女真各部的统一和后金时期（1583——1643年）前后共61年。（二）清朝建立时期（1644——1661年）前后18年。（三）清朝的巩固时期（1662——1683年）共计22年。（四）清朝的发展时期（1684——1795年）共计112年。（五）清朝的中衰时期（1796——1840年）前后45年。（六）清朝的衰亡时期（1840——1911年）共计71年16。

三、有关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

清初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也是建国以来清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它涉及到当时满汉间的民族矛盾、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清军一入关，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农民军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直至桂王永历政权的最后失败。这一阶段中，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影响着汉族社会阶级矛盾的变化17。第二种意见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清初社会主要矛盾，因为清政权是满汉地主阶级勾结的产生，它镇压了大顺军和大西军，实行地主阶级的统治，而且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18。第三种意见是把清初这一段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在不同的阶段中，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即在清军入关之际，主要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即满、汉地主阶级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军，重建地主阶级统治，但是从顺治二年（1645年）起，由于清政府颁布严厉的薙发令，滥杀汉族人民，并用强制野蛮的手段推行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措施，严加控制和镇压汉族人民，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同时也侵犯了汉族封建地主和官僚们的利益，使地主阶级与农民军形成了抗清联合阵线，因此，此时的社会矛盾又以民族矛盾为主。一直到1664年，在康熙统治前期，已基本完成了满汉地主阶级的合流，这时社会矛盾以民族矛盾为主，转化为阶级矛盾为主19。

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江阴抗清等问题，有的研究者围绕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说明，并进而指出江南地主阶级与清统治者的结合与北方地主阶级不同，经过了反复曲折的斗争。清朝代替明朝，既是地主阶级重新加强了对农民群众压迫和剥削的过程，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经历了新的组合和调整20。

对于农民军“联明抗清”斗争策略评价问题，有人认为农民军“联明抗清”是当时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因此，对农民军来说，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也是可行的。清初的抗清斗争所以能长达二十年之久，正是由于农民军坚持了这一正确策略。当时抗清斗争有两股主要力量：一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郑成功，一是西南地区的李定国。有的人认为他们“联明”、“尊明”的实质就是忠于民族、忠于民族利益，这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21。另外，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一错误政策导致了抗清斗争的失败和农民军瓦解的历史悲剧。他们还认为，李定国采取的“联明抗清”应该否定。他对南明政权忠心耿耿，毕恭毕敬，这是阶级投降的表现22。

四、关于郑成功抗清与收复台湾问题

建国以来，对郑成功及其收复、开发台湾，发展海外贸易、与大陆的交往，清军统一台湾和弃守之争问题的研究，始终不衰。1962年和1983年厦门大学等单位先后两次举行纪念郑成功及其收复台湾的学术讨论会。

在郑成功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在挖掘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以及外文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合作编辑《清代台湾史料丛刊》，其中《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一册已经出版。此外，福建教育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

学者们从明清之际整个时代的矛盾斗争与历史的进程为出发点，评价了郑成功的历史地位。他们指出，郑成功不仅是杰出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是具体分析时，却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代表南明政权的抵抗派，始终坚持抗清，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抗清复明，收复台湾也是为了继续抗清。他忠君报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忠臣，不论从抗清或复台来看，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他是海上贸易商人的代表，他的抗清和复台均从海商利益为出发点，因此他的抗清是不坚决，不彻底的，他赶走外国殖民者，收复台湾，要比坚持抗清重要，郑成功所以是民族英雄，就在于复台，而不是由于抗清。还有人认为，郑成功坚持反清和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民族压迫，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一贯坚持强调“民为邦本”，“报国救民”，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关于郑成功抗清问题，傅衣凌认为，郑成功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抗清的军事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比起他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功绩来，毕竟是第二位的，是以我们不能过分夸大郑成功的抗清作用23。张宗洽、潘文贵等认为，郑成功抗清，是为了“杀虏救民”，“恢复”，“中兴”，“复汉官之威仪”，简言之，即为“复明”。这一点与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具有同样性质，是应当肯定的。在抗清复明的活动中，郑成功的“忠君报国”思想实为最重要的动力，否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24。施伟青也认为郑成功武力抗清是坚决的，郑成功把与清“和谈”作为武力抗清的补充手段，郑成功始终是忠于南明政权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抗清斗争，拒绝清之招抚，不仅有坚定不移的抗清方针，而且有灵活机动的战术25。陈在正认为，郑成功初期抗清是正义的，进步的。但后期由于客观斗争形势与历史发展趋向的变化，他的抗清复明的愿望就成了主观空想，是与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充当了抗清悲剧的主角26。

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问题。许大龄认为，郑成功所以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我国领土台湾，主要目的在于，要把台湾作为根据地，以便坚持抗击国内满族贵族的南征。他还认为台湾是他父亲郑芝龙旧日活动的基地，占领台湾是从荷兰人手中收复自己的产业27。陈国强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对当时国内外的历史发展都作出了伟大贡献，他收复台湾的伟大意义超出了他长期坚持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在台湾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建设，摧毁殖民主义奴化教育，意义是深远的28。陈碧笙认为郑成功之所以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受到我国人民的尊敬和称赞，“正因他在收复台湾这一问题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绝不是为了抗清；如果就抗清中所表现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而言，他是远较李定国、张煌言这些人为逊色的”。郑成功把收复台湾是放在第一位的，把抗清是作为第二位的29。

关于郑成功经营台湾与海上贸易问题，林其泉、郑以灵认为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以前，其军饷供应就赖于海上贸易所得。因此，海上贸易是郑军的经济命脉。郑成功从事海上贸易是继承了郑芝龙的事业，但经营方法又与乃父不同。他实行的是“官营”贸易法，即直接派官员、将领经办对外贸易事务。而郑芝龙的海上贸易开头具有流寇性质，后来改为收取固定船税的“自由贸易”。郑氏的商船遍布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本，更远到西欧。“郑成功经济思想明显地表现出经济为政治和军事斗争服务”。郑成功从事海上贸易加强和发展了中国人民与东南亚人民的友谊和经济合作，鼓舞了东南亚人民反殖斗争30。黄志中认为郑成功的经济思想，既重视理业，也重视工商业。他的“通洋裕国”论，把商业提高到很高的地位，列为国家的本业。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和市民阶级的利益31。林仁川指出，郑氏海商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每年有大宗的生丝、丝织品、砂糖、鹿皮输往日本，运回铜、铅等货。郑氏的第二贸易对象是荷兰，主要是从事生丝、砂糖、瓷器与胡椒、琥珀、锡、铅的贸易。郑成功收复台湾郑荷贸易基本中断，代之而来是郑英贸易。郑氏还大量同东南亚的吕宋、暹罗、柬埔寨、交趾等国进行贸易。总之，郑氏海商活动相当广泛，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无论是内贸不是外贸，都有这个家族经商的记录32。韩振华指出，郑氏家族一直是在东南沿海从事海外贸易的大族，1656至1660年间清朝实行海禁也效果不大，而郑氏对荷兰所控制的东方各港所实行的海禁却大见成效。只有在1661——1662年之际，颁布迁界令后，郑成功的海外贸易才受到影响，而这时他决心收复台湾，从而扩展了对外贸易之道33。

除了上述几大问题外，学者们还就郑氏家族的成员如郑芝龙、郑经、郑克塽以及施琅、陈永华等人进行了评论。同时还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地点，郑军的兵额、军饷、军粮等进行了考订。近年来还有人对郑成功的死因提出了疑议，认为郑成功是由于被毒而死。

五、清朝专制主义的加强、政治制度史、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的研究

关于清代专制主义制度的加强问题，建国以来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一改解放前没有系统、支离破碎的研究状态。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深入地分析清朝专制主义强化的历史渊源、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及专制主义在各个领域的表现等。

清朝建立之初，较为重视整顿吏治。因此，比起明末的吏治较为清明。但由于官僚体制和封建地主阶级本质所限，康熙末年至乾嘉时期，仍然百弊丛生，贪污盛行。有的人还认为清代的专制独裁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顶峰，在许多领域的残暴统治在历史上均是空前的34。有人指出，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是在朝着不断强化的趋势发展。表现为清朝封建统治制度具有三个特点，即极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鲜明的民族统治与贪污腐化盛行。

建国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国家机构的研究比较充分。李鹏年、朱先华等编著《清代中央机关概述》35，张德泽编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36，钱实甫编著《清代职官年表》37等一系列论著，都较为翔实的论述了清代国家机关中各部的机构和职能以及清代职官等。特别是对清代军机处的研究更比解放前深入了一步，例如，对于军机处设立的年代(有雍正七年，和雍正八年等说法)、作用和职能的研究都比较深入，取得了一定进展。此外，关于议政王大臣会议，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对于清代内阁的特点、职能以及所起作用的研究也在日益深入。

近年来对于清朝皇帝的御门听政制度、奏折制度以及票拟制度都有专门研究，而在解放前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较少。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徐艺圃的《试论康熙御门听政》38、朱金甫《清代奏折制度探略》39和《明清内阁票拟制度的来历与演变》40等。

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在清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前老一代清史研究者虽对这一课题有一定研究，但多为一般考证、说明。解放后清史学者们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对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作了深入的研究。从八旗的建立、组织结构、旗色、“改旗”、兵数以及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的组成、八旗制度的衰落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在八旗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方面，有的人提出：八旗制度是满族的一种“兵民为一”的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咱组织是有二重性的。它既统民，又统兵是军事组织，又是社会组织。它的组建反映了一种奴隶社会部族联合组织形式。它的起源与变化，是与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41。有的人认为：八旗制度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与当时女真各部的状况密切相关。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42。

在八旗编制上，郑天挺认为：八旗兵制与八旗户口有不可分的关系。满族户口编制，每三百人编一牛录，作为基本单位，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固山”是满族户口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各有一个专用颜色的旗帜，故汉语译“固山”为“旗”。1610年时四旗分别为黄、白、红、兰四色，1615年又增加四旗，于是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红、兰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构成了八旗。在最初成立旗时，所有的户口都要编进去，不分部族，所以一个旗内，有满族人，有蒙古人，也有汉人43。

在八旗制建立年代和称谓上，王钟翰认为：八旗制度是在1615年由努尔哈赤正式建立起来的，“兵民为一”的满族社会组织形式。其正确称谓应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称之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或“汉军八旗”是较晚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44。李新达认为：满洲旗制，始建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而非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汉军旗制始建于天聪五年（1631年）而非天聪七年（1633年）45。

在八旗制度的改革方面，有人提出：在八旗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曲折，从而造成了努尔哈赤死后诸王争国、汗权极度削弱的局面，因此构成了皇太极继位初期的改旗活动。皇太极以黄、白易色的形式进行改旗。这不仅仅是八旗贵族集团中对权力和财产进行再分配的问题，而其实质是对八旗制度的重要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努尔哈赤晚年的分裂、倒退政策，为皇太极以后的改革准备了条件和前提。这次改旗加强了皇太极的个人实力和中央集权制46。

关于八旗的兵额问题，周远廉认为，万历四十二年定八旗制时共有四百个牛录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所辖的八旗，只有二百多个牛录47。据李新达考证，入关前的八旗兵数，也就是应服兵役的旗分佐领（包衣佐领不计在内）的壮丁数的总和，约有五、六万人。如果再加上孔有德等人汉军的兵力、蒙古兵力、随征子弟和奴仆等，以及朝鲜兵，则入关前清统治者所能动员的兵力在二十万人左右48。

六、清朝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建国以来有关清朝民族关系史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果。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均有进展。有关民族史的研讨会多次举行，还发表了不少专著。如胡庆钧的《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满族简史编写组的《满族简史》，马汝珩、马大正的《厄鲁特蒙古史论集》与王宏钧、刘如仲的《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等。

清政府设立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门）管理各少数民族事务。这一机构的设立，对于清朝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文章专门阐述了理藩院建立的原因、沿革、职权和作用。如，王钟翰的《试论理藩院与蒙古》49、赵云田《清代前期统治西、北地区政策和措施》50和《理藩院》51。还有不少文章论述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清朝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其中特别是喇嘛教的作用。多数研究者认为，清朝的民族政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加强、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祖国统一，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杂居共处，从而促进了自然的民族融合。消极反动的一面是这种民族政策贯穿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反动内容。喇嘛教的推广对于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起到了限制作用，同时也阻碍了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广大劳动人民愚昧无知，极端贫困化。张羽新的《清政府对喇嘛教的政策》52一文，着重阐述了这一问题。

此外还探讨了许多具体问题。如有关厄鲁特蒙古史的研究，先辈学者曾作出了许多贡献，积累了丰富的史料。但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一课题的研究比较沉寂。近些年来，在蒙古史、清史与中俄关系史、中亚史研究的逐渐深入的基础上，这方面的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了。其中特别是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尤为突出。例如，对顾实汗、罗卜藏丹津、噶尔丹、阿睦尔撒纳与渥巴锡的研究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关于土尔扈特的回归，是近年来人们感兴趣的问题，马汝珩、王思治的《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53一文，对过去中外史学家关于土尔扈特蒙古西迁以及重返祖国的原因的看法提出批评。关于噶尔丹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谓为厄鲁特蒙古的英雄，有谓为分裂祖国的野心家。对于喀尔喀蒙古的南迁原因，袁森坡依据多种资料，与通常为学者所主张的由于哲卜尊丹巴的抉择的论点开展讨论，认为喀尔喀蒙古与内蒙古各都的密切关系、与中原的复杂的经济联系，必然在噶尔丹进攻面前南迁54。关于锡伯族的原居地问题，王钟翰根据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文，对今天远居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族原居地进行了考释，纠正了前人只把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当作锡伯族原居地的说法55。

关于“改土归流”，王钟翰于1980年发表了《雍正改土归流始末》，对西南三省土司的起源，各少数民族的简况，雍正改土归流的政策，改土归流的得失等分别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56。有的清史研究者还专门论述了西南地区苗疆的改土归流等，强调了改士归流在清初确有积极作用。它对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对地方交通的开发、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具有积极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改土归流问题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在改土归流到底包括哪些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是否就是残酷的战争过程以及改土归流的作用如何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在这方面张杰夫的《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57、《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58等文作了较多说明。

七、有关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

建国以来有关各族人民反清斗争与清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大致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在理论上作了深入的探讨，研究了清代农民战争的共性和特性，给予了科学的分析。如戎笙的《试论明清间农民阶级斗争的某些特点为——兼论中国农民战争发展的阶段性》一文，对这些问题就进行了扼要的阐述59；（二）对史料进行了搜集、汇编、整理、勾沉和必要的诠释；（三）对清代的历次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规模、经过、失败原因和作用等都作了研究和说明；（四）对农民战争纲领、口号以及起义领袖的评价等问题都作了有益的讨论和论证。三十五来研究的领域和课题在逐渐扩大和深入，几乎发生在清朝的历次农民起义均已有人进行了研究。如，山东栖霞的于七起义，榆园军起义，山西吕梁山区的农民起义，曹顺起义，北京的杨起隆起义，江西的棚民起义甘肃回民三次起久（苏四十三、田五等起义），湖南、贵州的苗民起义，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宁夏的哲赫忍耶穆斯林起义，北京和河南的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和东南沿海的蔡牵起义等。

清朝的农民战争多与秘密结社结合在一起，因此学者们对宗教与农民战争的关系、作用以及各种秘密会社的源流都进行了探讨。例如，对白莲都的源流、演变、教派，天地会、哥老会的源流、创立的时间、性质和作用等问题都各抒己见，展开了争鸣。白莲教繁衍了许多教派，如闻香教、混元教、罗教、清茶门教、弘阳教、天理教、白阳教等。有人认为：教派林立，名目繁多，这是农民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反映。教派多，流传广，在下层社会中拥用广大群众，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它的存在与活动，尤其是它和农民起义相结合时，对封建统治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和打击。在劳动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60。有的人则认为它不可能引导人民推翻统治阶级，建立新的理想的社会。因此它也不能给人民以信心和勇气，鼓舞人民的革命热情，反而是人民精神的鸦片烟61。

嘉庆年间的川陕白莲教大起义是清代前期最大一次人民反清斗争，建国后陆续发表了一批论著和资料。有关这次起义的史实逐渐得到澄清，并纠正了魏源《圣武记》中的不实之处。关于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如齐林、王聪儿、姚之富、刘之协、徐天德与王三槐等人的生平事迹与评价等，研究者都进行了详细地探索和考订，同时也展开了争鸣。例如，对于王聪儿的评价问题，有的人认为她是湖北襄阳起义军的杰出领袖、起义军的组织者；有的人则认为这样的评价未免太高，襄阳起义军的实际领导人应是姚之富。有关论述这次大起义的论文入要有：王竹楼的《1796—1805年白莲教大起义》62、冯佐哲的《嘉庆年间五省白莲教大起义》63、许曾重等的《刘之协在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作用的考察》64和《试论评价王聪儿的几个问题》65等。

关于天地会源流、创始人、时间和地点等问题，一向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解放前就存在着不同说法。解放后学术界在一段时间内仍多沿旧说，自六十年代起，才有突破。蔡少卿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66中提出了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所创。秦宝琦、刘美珍在《试论天地会》67与《关于天地会历史上的若干问题》68等文中提出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中期（后来又著文认定为乾隆二十六年在广东惠州成立），创始人是僧人提喜即洪二和尚。胡珠生在《天地会起源初探——兼评蔡少卿同志“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69一文中，认为郑成功是天地会创始人，它创立于清初康熙年间，地点为福建、台湾，然后传入广东和四川等地。赫治清在《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70一文中，反驳了天地会起源于乾隆年间、创始人为洪二和尚的说法，认为天地会成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年）。

关于天地会性质，在学术界也有较大分歧。其焦点在于天地会的宗旨（或口号）及其阶级属性两大问题。关于天地会的宗旨或口号，荣孟源、来新夏、戴逸、袁定中、胡珠生以及赫治清等人认为是“反清复明”。秦宝琦、刘美珍等人认为不能用“反清复明”口号作为天地会的宗旨，天地会众的“结会目的多为了遇事相助，免人欺凌”71。关于天地会的阶级属性，荣孟源认为，天地会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游民等各阶层人士72。戴逸认为，我国南方由于“经济发展较高，城市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市民特别是其中平民阶层的力量较雄厚，所以出现了一个适应市民要求的天地会组织”73。另一种意见以魏建猷、邵循生等为代表，魏建猷认为天地会的主要成员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下的市民。它的性质是反封建（后来也反帝）的原始形式的农民组织，严重的流寇思想和盗匪行径是其落后性的表现74。邵循正认为，天地会性质与白莲教等传统的秘密结社一样，“仍然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为其主要成员，从而联系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生产劳动者，因此它并不具有崭新的性质”75。袁定中既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古已有之”，也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的革命组织”。他认为，天地会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群众性秘密结社，它是清初中国社会里的种族矛盾的产物。“反清复明”是它的思想基础，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它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76。秦宝琦、刘美珍则认为，“天地会组织最初乃是闽广一带世代以肩挑负贩为主的苦力劳动者的自卫反暴的秘密结社”77。

关于哥老会源流。解放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它创立于乾隆年间而大盛于同治年间78，一说是成立于太平天国末期，由李秀成等遣洪门兄弟潜入湘军而创立79。除此之外。有人认为哥老会就是四川的“咽噜会”解放后有人提出哥老会是明朝万历年间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它是河南矿徒的组织，当正名为“角脑”80。而有人认为“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81。

清代农民战争的研究目前也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论著多为具体史实的罗列和阐述，缺少理论的色彩和分析，对清代农民起义的作用还分析的不够深入和具体；另一方面，对各次农民起义的特点研究得不够深入，缺乏系统的、认真的研究。

八、清朝对外关系研究

有关清朝对外关系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从六十年代开始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得到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了《沙俄侵华史》，其中第一、二卷与清朝前史有关82。近年来，我国采取开放政策，加强了与各国人民间的交往，因此在清朝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得到了加强。其中特别是中日关系史、中英关系史、中美关系史与中法关系史等研究均在不断深入。

从明末清初起，中日两国的交往是较为密切的。南明的乞师人员（如朱舜水）接连赴日，僧侣往还也屡见不鲜，郑成功家族与日本的联系和贸易活动是相当频繁的。建国以来，中日关系史研究除了涉及上述课题外，还从大陆与日本的贸易、中日文化交流（内包书法、音乐、体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最近出版了杨正光的《中日关系简史》83，内中谈及了清朝前期的中日关系。冯佐哲、王晓秋的《从〈吾妻镜补〉谈到清代中日贸易》一文，着重介绍了清代中叶乾嘉时期翁广平（字海琛，号海邨）孜孜不倦撰著研究日本的巨著《吾妻镜补》一事，并论述了清代中日贸易的情况。此外对中日对方的贸易额、贸易法、商船和商人等也作了论述84。安双成、关嘉录的《清代两起中日民间贸易活动》85一文中，利用满文档案题本，论述了顺治初年和道光六年中日民间的贸易活动。

清代与西欧的关系史研究以耶稣会士来华问题争论较多。有关讨论请看本书的《明史篇》。

中英关系史的主要课题为英国遣使来华（如马戛尼使华）、鸦片战争前的贸易、思想文化交流及英国船只在中国沿海的活动等。张轶东的《中英两国的最早接触》86，吕坚的《谈康熙时期与西欧的贸易》87和林树惠的《康乾时期英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88等文，在这方面作了探讨。张芝联在《历史上的中法关系》89一文中，对中法学术思想交流与影响、中法贸易等问题加以阐述。关于早期的中美贸易的论文，有王继祖、李育良的《中美早期贸易初探》90，陈胜（原字为潾去掉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了解和介绍》91等。

除此之外，清朝与周边的邻国及东南亚各国、非洲国家的关系史，均有文章论述，但目前研究的还很不深入，有待今后进一步加强。

清朝统治时期，大量华侨旅居世界各地，华侨对所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且加强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因此华侨史的研究十分重要，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并且加强了华侨和华工史的研究。

广东十三行，是清朝与西方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机构，它的建立、性质与作用等问题，为研究中外贸易史的专家所注意，陆续有文章问世。

九、有关土地制度和农村阶级关系的研究

关于清朝的土地制度问题，史学家为此花了较多的精力，讨论问题相当广泛，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土地占有状况。耕地由什么人来占有，是分散，还是集中，其占有趋势如何?陈振汉、李文治、伍丹戈和翦伯赞等人有一种倾向性的意见，即清代土地兼并激烈，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并朝着这一趋势在不断发展。虽然顺、康时期稍微缓和一些，但从乾隆时期起，集中程度就高得惊人了。

清朝土地占有情况究竟如何？果真土地分配是那样不平均吗？是那样高度集中、动辄出现占地万顷的大地主吗？近年来国内外史学家对此有所怀疑，例如张羽新撰文，对怀柔郝氏“膏腴万顷”提出质疑。他认为，“所说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的话，犹如‘田连阡陌’一样，仅是形容其土地之多，而决非写实之词”92。

（二）租佃关系。《红楼梦》时代背景的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刘永成的《论〈红楼梦〉时代的租佃关系》93、江太新的《清代前期押租制的发展》94、韩恒煜的《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95、冯尔康的《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96和《清代的货币地租与农民身分地位初探》97等文，论述了清朝地租形态，他们认为实物地租仍占据支配地位，而其中定额租制日益取代分成制，获得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押租制在明朝偶而出现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这种制度的出现，既表明地主剥削花样翻新，又标志地主经济的衰落。实物地租之外，货币地租也有所发展，虽然远远不能与实物地租抗衡，但它的发展，却是农村封建生产关系衰落的征兆。

（三）地主阶级的各阶层。方行的《论清代前期地主制经济的发展》98，李华的《清初圈地运动及旗地生产关系的转化》99，周远廉、杨学琛的《关于清代皇庄的几个问题》100，经君健的《试论清代等级制度》101，傅衣凌的《论乡族权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102，杨学琛的《清代的王公庄园》103等文，均涉及了地主阶级的基本情况与它的内部结构和变动。学者们认为清代身分性地主有所削弱，影响在不断缩小，庶民地主大量增加，在地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这是地主经济充分发展的一个标志。在庶民地主中兴起了经营地主，他们雇工经营，引起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由于清朝宗族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宗族地主，史学家们也有所注意，试图从中找出某种因素，去说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缓慢发展的原因。清初圈地，形成了皇室和王公贵族地主，上述的一些论文对它们作了较为清晰的说明。

（四）佃农及雇工。对于清朝时期佃农经济状况，学者们较为倾向性的意见是，佃农经营的独立性发展了，佃农经济也随之增强了，这种发展有利于发挥地主制经济所蕴有的力量。关于佃农和雇工人的身分地位的问题，讨论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佃农没有人身自由，处于农奴地位。另一种意见认为佃农有迁徙、佃田和退田的自由，在法律上处于良人地位，与地主平等，即使雇工人受雇于庶民地主，也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良人身分。只在少数地区存在的佃仆制，地主领有的佃仆才处于农奴地位。

十、关于清朝人口研究

清朝的人口问题，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中间曾有一段时间沉寂，近年来又重新热闹起来，掀起了一个人口研究热。人们认为中国人口由明朝的五、六千万，到清朝的四亿，是个人口爆炸，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目前讨论较多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清朝人口思想家和人口思想方面，学者们对洪亮吉及其人口思想给予了较多注意，不但阐述了洪亮吉对人口增长的看法和忧虑，而且研究了他所提出的减轻人口压力的方法等。近年来胡寄窗和李世平等人的文章表现了研究的侧重点是对洪氏人口思想评价的转变104。除洪亮吉之外，人们对汪士铎和薛福成的人口思想也进行了研究105。

（二）关于清朝前期人口数字和丁口统计对象，顺、康、雍三朝的人口与乾嘉时期人口数字相差悬殊。如雍正末年“人丁户口”只有两千七百多万，而到乾隆年间“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一跃为一亿四、五千万，不久就发展为二亿、三亿，到道光年间人口已达四亿左右。为什么这期间会有一个人口“陡增”呢？孙毓裳、张寄谦认为，“清初编审只记人丁而不计口”，官书统计中顺、康、雍三朝“数字是人丁数”乾隆及其以后才“是人口数”，二者统计对象不同106。郭松义也指出雍正朝以前与乾隆朝以后的人口计算方法不同。前者是计算缴纳丁银的人数，而这时是十六岁至六十岁为丁，乾隆的数字则是全部人口数。他估计顺治初年人口为四千万左右，熙初年则增至八千万左右，雍正初年为一亿人左右107。

（三）关于顺、康、雍三朝人口数字的估算：李世平以“人丁折合人口”的方法估算顺治八年人口比率是一丁折五口（见李世平前文）。马小鹤在《清代前期人口数字勘误》一文中，根据现代统计中“15—60岁的人占总人口的44—65％”估计清朝“成丁占20％左右，即总人口约是成丁的五倍108。周源和在《清初人口统计析疑》109与《清代人口研究》110等文中也是以“户(丁)与口常在一与五之比的关系折算人口的。郭松义在前文中则根据许多既有人丁又有人口统计数字的方志材料，将丁与口的比例定为1比4来估算人口

（四）人口问题对清朝社会经济的影响。人口增长的后果，使人平均占有耕地数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粮食短缺。傅筑夫认为人口因素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以至“长期停滞”都有重大的影响。因为由于存在大量失业人口，既使需要有所增加，也可以用增加劳动人手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没有必要去改变生产设备。因此中国社会“不能迈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11。晁中辰也认为，清代前期由于自由“劳动者相对过剩，以致于严重地阻碍了技术的进步，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112。

应当指出的是，随着清朝人口问题目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趋势是从概括到具体，从全国人口转向具体地区。如蒋德学的《清初贵州人口考》113，顾征瑞、唐文起的《江苏省近三百年人口变化分析》114等文，均为研究一个具体地区人口问题的。

目前清朝人口的研究尚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人口理论研究方面还需要加强；对研究计算人口方法、基本史实和史料的掌握利用，对前人和外国研究成果的吸收也需要大力加强。 十一、有关清朝前期的经济史与清朝盐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研究

建国以来经济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关地主制经济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商业炮、盐政史、茶业史、贸易史以地区经济史的研究都取得较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郭蕴静的《清代经济史简编》115一书着重对清初的社会经济、清代农业、手工业、科技、对外贸易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课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秦佩珩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116一书则对清代社会性质、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农业、水利、手工业、商业、货币、物价、市镇和户口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以往清朝前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对地域的差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够重视，所下结论往往不是全面和准确的。近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研究趋势由宏观到微观，由笼统论述全国经济进而研究区域经济。如傅衣凌对福建、江西、湖北、四川、陕西老林地区以及湖南洞庭湖地区经济的考察，冯尔康对清朝中叶皖南棚民经营方式的考察，洪焕椿对江南地区的经济考察，方行对陕西地区经济的考察，刘克敏对贵州地主经济的考察、孙占文对清代黑龙江地区的经济考察，崔思棣对徽州地区经济的考察，寒铂对直隶（河北）封建地租形态的考察等，均属此类。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叶显恩所作《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根据档案、契约和实地调查，分别就徽州的历史地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和乡绅阶层、徽州的商业资本、徽州封建宗法制度和徽州的佃仆制度等作了说明，详细地论述了徽州地区清代时经济发展的情况。山东曲阜孔府是清朝地主庄园的一个典型，近年来对它的研究也在不断加强。何龄修等的《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117、齐武的《孔氏地主庄园》118二书，都是利用孔府档案开展地方经济史研究的，这两本书都认为“孔府地主庄园保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剥削形态”，指出“应当认真剖析这个个体，从中了解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剥削关系的一般规律。”孔府的典型对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思想与宗法关系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盐政、盐产与盐商等问题，在清史研究中也占有一定地位。盐是人们生活和生产中的必需品，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在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盐商，到了清朝开始衰落，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清朝盐法沿袭明制而加以变通，实行官督商办性质的纲引制度。盐业又分海盐、池盐和井盐等。当时全国分为九个盐区，盐业的“损益盈虚，动关国计”。近年来学者们对海盐、池盐和井盐的生产、销售等都着手研究，整理资料，撰写文章，专著，一扫过去沉寂的景象。除加强了理论分析外，还大力发掘了清朝有关盐政、盐法与盐业生产和盐商的档案、契约等资料，因此研究水平有所提高。研究的地区几遍各个产盐区，研究课题也在逐渐扩大，不仅研究了盐政、盐法、盐商以及盐的生产和销售，而且还研究了盐业与国家财政的关系，盐商的活动特点、奢侈生活、性质以及变化，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高利贷和盐业资本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在制盐业中产生等情况。例如，王方中在《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和盐业生产》一文中认为，清代盐法的主要特点是：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盐商控制了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各个环节。盐商的垄断势力在空前加强，成为封建政权统治和榨取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得力助手。正因为如此，盐商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也达到了顶点，成了盐业生产的重要发展障碍。在海盐中，盐商是“商业支配着产业”的典型。由于榷盐制度的存在和盐商对土地的垄断，也由于整个社会经济落后，盐商资本没有向组织生产转化的迹象。如果淮盐中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也只能产生在灶户经济之中。在井盐（川盐）中，由于榷盐制度的松弛和封建所有制对盐业的束小，盐业生产取得很大发展，商业资本已向产业资本转化119。薛宗正在《清代前期的盐商》120中对盐商中运商和场商的起源和发展、生产及性质、高利贷资本以及官商一体的名绅显宦作了考察。他指出，盐商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显然同我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俭啬治家有原则性差异，这种高消费是建立在封建性垄断利润自出上的。此外，也还有不少人对清代盐商，尤其是两淮盐商作了研究，指出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并非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是阻碍、延缓了经济发展121。还应提到的是，有些盐政研究者利用档案和契约文书对清代的盐业进行研究，如林永匡对长芦、河东、两浙、两广等地盐政的考察，张学君、冉光索对四川盐政的考察，均是如此。

清朝手工业的研究，是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停顿的研究课题，并常常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不少论著。如，戴逸的《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122、彭泽益《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场手工业》123和《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124等。学者一般认为清朝前期的统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中开始了资本义萌芽的孕育过程。商人资本开始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化，商人资本同生产进一步结合，直接投资产业，建厂雇工制造。有关论著着重对清朝的丝、棉纺织业、采矿业、造船业、陶瓷业、造纸业、笔墨业、制茶业、钟表业、冶铁业、印染业、制糖业和酿酒业，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详细地研究了清朝手工业发展水平。

清朝的商业和商人的研究也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对清代资本义萌芽研究的深入展开，对商业与商人的研究也进一步加强了。清朝的商业相当发达，商网密布，商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皇商（官商）、盐商、行商（十三行）、票号商人等在清朝都有代表性。近年来清史工作者对区域性的商业进行了研究。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25一书叙述了明清商人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还谈到商人的活动范围。方行的《清代前期商人支配生产的形式及其历史作用》126、来新夏的《清代前期的商业》127、李瑚的《关于清初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几个问题》128、黄启臣的《试论明清时期商业资本流向土地问题》129等文，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清朝前期商人支配生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以及所起作用，论述了商业资本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没有向产业生产投资而把资本流向了土地的原因，以及这种历史倒退带来的后果等。商鸿逵的《清代商介休范家》130和韦庆远等的《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131等论文是专门研究皇商的，他们通过解剖皇商范氏一家的兴衰史，揭示了皇帝控制着皇商的活动，利用不等价的交换方法盘剥官商，甚至把他们压垮。这种制度严重影响着商业资本的正常发展，成为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也有不少论文专门一个地区的商业发展情况。例如，对山西、河南、内蒙、新疆、徽州、扬州、武汉、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商业与商人的活动，从不同地区反映了清朝商业发展水平。

对于国内陆路和海运贸易的研究，近年来也在进一步深入。如郭松义在《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132一文中指出，清朝尽管实行海禁，但清朝的海运业仍比前代有所发展。在康熙至乾隆年间，无论在规模上或在造船和航海技术上都远迈前代，只是由于受到内外压力太大，到了近代才走向逆境而衰落下来。同时他还指出由于海运贸易的发展，有利于某些部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郭蕴静在《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兼谈清代是否闭关锁国》133一文中，通过论述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从而否定了“闭关锁国”的结论。

十二、有关清朝学术文化思想史的研究

清朝的学术文化在清史研究中占有较重要的位置。从明清之际著名的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一直到嘉道时期的魏源、龚自珍等人，对中国的学术界影响颇大。清朝的思想家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朝的学者从提倡经世致用到研究汉学(朴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乃至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都独辟蹊径，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们在中国古籍的整理、诠释和考据方面都作出了一定贡献。许多清朝思想史的研究者认为，清朝文化具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文化宗主地位，而贯穿中西，早期启蒙思想应运而生，进入了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和“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汇合”初级阶段几个特点。同时清史学者们还对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展开了争鸣。有的人认为是由于满族统治者民族压迫，使人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而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时事，专心考据。即“清朝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政策扼杀了清初以来思想界生动活泼的局面，人们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也不敢撰写历史，研究的领域十分狭窄，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被引向对古文献的整理、诠释上去”134。清朝的考据学的产生“是由于清朝专制统治和民族高压政策所造成的。”135有的人认为是由于康乾时期“清朝政治上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大力提倡”，使学者们沉缅于整理国故136。还有人认为乾嘉学派的产生主要不在康乾“盛世”的经济基础，而应把它放到一定历史时期去考察，它“是产生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它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学者们并不是沉缅于故纸堆，而是为了社会改革，才投身考据之学137。有的人还提出，乾嘉学派按其治学内容和方法，与清朝大兴文字狱并无因果联系。

建国以来有关清朝学术思想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课题广泛。对于清朝的各种学派和一些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平、思想以及学术成就均进行了研究和评议，其中论及较多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王念孙、王引之、惠栋、戴震、姚鼐、颜元、李恕谷、阎若璩、方以智、汪中、傅山、章学诚、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杭世骏、赵翼、邵晋涵、邢澍思、龚自珍、魏源、曹雪芹、孔尚任、洪昇、蒲松龄、吴敬梓、郑析桥、柳敬亭与王翚等人。论著中对这些思想家、史学家和艺术家的思想和著作，进行了条分缕析，详加考证辨驳，肯定其精华所在，指出其不足和时代的局限性。其中许多课题是前人所未研究的，并且一改过去单纯论人论事的方法，从理论高度加以升华，以马列主义观点进行研究和分析。

关于文字狱的论著较多，多数人指出这是清统治者为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而制造的。绝大多数文字狱都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任意罗罪状的。文字狱是封建社会中没有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必然产物，也是封建皇帝用以镇慑官吏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138。

文字狱以康、雍、乾三纲为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严重的破坏作用。

在经学方面，学者们指出在清代乾嘉时期与朴学对峙者是今文经学(公羊学派），他们提倡“大一统”是有其历史缘由的，在“乾嘉盛世”的背后，统治者危机四伏，腐朽衰败的迹象已很明显，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滋长着，而外部又有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叩关。因而许多学者认为今文经学的“复兴”者，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旨在维护封建的专制主义，巩固中央集权139。

关于清朝“汉宋之争”、“汉宋兼采”的研究正在深入，学者们分析了清朝汉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并对汉学与宋学之争作了评议。

关于清朝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史学家万斯同、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学术思想及其论著成就的评议。特别是章学诚把方志看作为地方史，辨明了方志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表明了“史学经世”，“古为今用”的史学思想140。

十三、有关清史人物评价问题

关于清史人物的研究是清史研究中最活跃的课题。特别是近年来有关人物的传记、年谱、纪年和评论的专著、论文大量涌现，开阔了视野，达到了新的高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学者们力图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对各种人物进行全面考察，并采用“阶段论”、“方面论”或综合等方法，力求克服“简单化”等弊病。例如，阎崇年的《努尔哈赤传》141，孙文良、李治亭的《清太宗全传》142，任道斌的《方以智年谱》143，王利器的《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144，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145，郭影秋的《李定国纪年》146，王思治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147等。经过三十几年的实践，清史研究者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取得了很大成绩。1983年在沈阳如开的全国第二次清史讨论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有关清史人物评价的问题。

三十几年来，学者们对清史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进行了研究，并加以评述。努尔哈赤被誉为满族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具有雄才大略的，有作为的开国之君。他一生中虽然也作了一些违反历史发展的事，但从整个历史来看，他的功绩是主要的148。皇太极（清太宗）也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是清王朝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文治武功，可以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创业之君相比149。有的学者在承认皇太极的业绩的前提下，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如忽视农业生产，保存落后农奴性质生产关系，使辽沈地区农业生产衰退，物质不足，只好到关内抢掠150。康熙（玄烨）是清朝诸帝中人们评论最多的一位，但多溢美之词，也有少数文章指出他的局限性以及过失，如刘大年《论康熙》151，关于雍正帝（胤禛）的研究，有兴趣者日益增多，论著大量出现。历来对他的评论毁誉皆有，众说纷纭。近年来的趋势是对他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各项改革给予肯定者居多，对他制造的文字狱则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那是政治上打击政敌的表现；有的人认为基本上还是文网密布，钳制人们言论的文字狱性质。在雍正问题，争执不一的最大问题，就是有关他的继位问题。基本上是两派意见，一是认为他篡夺了应属基弟胤禵的皇位152。一是承认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153。两种观点虽各有所根据，但资料均不足说服对方，尚难定论。

有关清史的其他人物，研究者也日益增多。对具体人物的评价也各抒己见，很难达到一致。如多尔袞、范文程、鳌拜、洪承畴、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施琅、姚启圣、和珅、蕲辅、陈潢等，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十四、关于清史史料的整理和出版

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不是什么讨论性的问题，但清史史料浩瀚，它的整理与出版是开展清史研究的“基本建设”，是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开展之前必须进行的事业，因此关于它的整理与出版的情况，与清史研究汲汲相关，也是清史学的一项内容，这里把它作为一种信息介绍给读者。

建国三十五年来，清史工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从事史料的整理，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出版了一批清代文献，汇编了有关清史的专题资料集，公布了许多清代的档案，编制了有关清史研究的工具书。

（一）清朝档案的公布。清朝档案保存至今的非常多，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就不下一千万件册，各省档案馆以及国外也还保存着一些。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档案和史学工作者就开始整理和出版了大量的清史档案资料。六、七十年代以来，档案工作者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和《历史档案》等书刊上，陆续公布了不少有关清史的档案资料。此外，解放以来还出版了不少资料汇编或专集，如，《李煦奏折》、《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史料丛刊初编》、《清代地震档案史料》、《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与《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等。粗略计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国三十五年来，总共整理、加工的档案（主要是清朝档案）达六百余万件。“文化革命”前共出版了七种二十八册档案史料，共计599万字，1979年后刊印了十四种四十六册，总计1175万字，平均每年出版213万字。

各地方所藏的清史档案，近年来也有所公布，如，曲阜孔府藏档，已编辑出版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孔府档案选编》两种。辽宁省档案馆所藏《黑图档》（系盛京内务府与北京内务府、盛京五部的来往文书，起自康熙朝，终至咸丰朝，共一千余册，其中康熙朝的《黑图档》全为满文档册。又，“黑图”为满文“横”的意思），已出版的有《〈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等。

（二）重要史籍的整理出版。《清史稿》在二十年代问世后，先后有几个版本，均不能令人满意。建国后中华书局组织人力，对它作了标点、分段，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均作了校勘，在1977年出版，算是比较好的本子。清历朝均修撰实录，三十年代伪满洲国国务院以沈阳故宫崇谟阁所藏的抄本为底本，予以刊印，命名为《大清历朝实录》，六十年代台湾华文书局据之重印。这种本子印数不多，在刊印时曾有若干篡改。中华书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藏本和其他史料进行校刊、影印，不久将可问世。又如，蒋良骐的《东华录》、魏源的《圣武记》等亦已标点出版。此外，《清史列传》经过整理后，正在印刷之中。

（三）资料汇编。有些清史研究者为了进行清史专题考察的方便，从各种载籍和碑刻、档案中摭拾资料，汇编成专题资料集，已有一些刊行于世。如，谢国桢编《清代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和资料室合编的《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辑的《清实录新疆资料辑耍》，刘如仲等编《台湾林爽文起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档案系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清代的矿业》，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南京大学、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等。

（四）其他史料的整理与出版。

清人纂修的地方志、家谱、文集、传记文，日记、信札、笔记、语录、诗话、词话、丛书和类书，数量浩繁，也有一定史料价值，已整理出版的颇为不少。以笔记类的丛书为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明清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纛笔记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明清笔记史料丛书》，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的《清代历史资料丛刊》，湖南长沙岳麓书社刊印的《近代闽人笔记丛刊》，浙江人民出版社刊行的《明末清初史料选刊》等，都刊载了不少有史料价值的清人著作。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地方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具有地方色彩的清史资料，如北京古籍出版社梓行的《北京古籍丛书》，福建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八闽文献丛刊》，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浙地方史料丛书》等。此外，还出版了许多清人诗文集的选本、影印本、点校本或笺注本。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辑的《清史资料》，收录了一些短篇的比较稀见的清史资料。

（五）阅读清史资料和研究清史的工具书。主要有朱师辙的《清史述闻》，钱实甫的《清代职官年表》，武作成的《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章伯锋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朱保炯等人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史研究室编注的《清史稿刑法志注解》，赵泉澄的《清代地理沿革表》，武新立的《明清稀见史籍叙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的《清史论文索引》，傅礼达编辑的《清文鉴》，傅惜华编辑的《清代杂剧全目》，来新夏撰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的《清代中西年表》以及姚觐元编的《清代毁禁书目并补遗》，等等。

几十年来，尽管清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不够，如嘉道史、中外关系史缺乏研究，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有待深入；史料整理和工具书的编制，仍需加强；论文多，专著光，尚缺乏一批高质量的专著，大量的档案资料尚未充分利用等。 [1]《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南开学报》1979年第4期。

[2]《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3]《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文史哲》1954年第10期。

[4]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公元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叶建州女真族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4期。

[7]李鸿彬：《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满族简史》编写组：《满族简史》第二章第二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何溥滢：《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9]《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10]《谈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清史研究集》第1辑；《加强对清史的研究》，《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

[11]王思治《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清史研究集》第1辑，1980年。

[12]刘大年：《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中国的近代史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13]《清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14]《清史分期管见》，《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1期。

[15]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6]《论清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7]宋元强：《试论清朝前期的社会矛盾》，《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5期。

[18]洪焕椿：《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

[19]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兼论农民军的联明抗清》，《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

[20]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

[21]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中华书局1960年版。

[22]《清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3]《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若干问题》，《福建论坛》1982年第3期。

[24]《论郑成功的抗清及其与复台的关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25]《论郑成功的抗清及其与复台的关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26]《一六五四年至一六六一年清郑之间的和战关系及其得失——兼与台湾历史学者商榷》，《郑成功研究论文集·续集》，1984年版。

[27]《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而斗争》，《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28]《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伟大贡献》，《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29]《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几个问题》，《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30]《郑成功经济思想试探》，《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31]《试论郑成功经济思想及其实践》，《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32]《试论著名海商郑氏的兴衰》，《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

[33]《再论郑成功与海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

[34]李天佑：《论明清的封建专制》，《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

[3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7]中华书局1980年版。

[38]《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

[39]《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40]《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41]李旭：《论八旗制度》，《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1964年。

[42]周远廉：《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43]《探微集·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中华书局1980年版。

[44]《清史杂考·清初八旗蒙古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5]《关于满洲旗制和汉军旗制的始建时间问题》，《清史论丛》第4辑。

[46]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南开史学》1981年第2辑。

[47]《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8]《入关前的八旗兵数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49]《清史研究集》第3辑，1982年。

[50]《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51][52]《清史研究集》第2辑，1982年。

[53]《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54]《喀尔喀蒙古南迁过程与原因辨析》，《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55]《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文浅释》，《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

[56]《文史》第10辑，1980年。

[57]《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

[58]《清史论丛》第5辑，1984年。

[59]《新华月报》1961年第1期；《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

[60]喻松青：《明清时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清史研究集》第1辑，1980年。

[61]郑天挺：《农民起义和神密宗教的关系》，《探微集》，1980年。

[62]《中国农民起义论集》，1958年版。

[63][64]《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

[65]《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66]《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67]《清史研究集》第1辑，1980年。

[68]《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9]《历史学》1979年第4期。

[70]《清史论丛》第5辑，1984年。

[71]秦宝琦：《从档案史料看天地会的起源》，《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72]《历史教学》1956年第5期。

[73]《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1958年；《关于天地会的若干问题——答魏建猷先生》，《文汇报》1961年1月20日。

[74]《试论天地会的性质——兼与戴逸同志商榷》，《文汇报》1962年12月20日。

[75]《秘密会社、宗教和农民战争》，《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76]《天地会究竟是什么性质》，《文汇报》1961年11月10日。

[77]《试论天地会》，《清史研究集》第1辑，1980年。

[78]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萧一山：《清代通史》。

[79]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80]黄芝同：《明矿徒与清会党——四川哥老会考证》，《历史教学》1951年第3期。

[81]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

[82]人民出版社1975年、1978年版。

[83]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4]《文史》第15辑，1982年。

[85]《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

[86]《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87]《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88]《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

[89]《历史教学》1980年第3期。

[90]《历史教学》1984年第12期。

[91]《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92]《‘怀柔郝氏’辨正》，《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1期。

[93]《新建设》1963年第11期

[94]《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95]《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

[96]《南开学报》1980年第1期。

[97]《南开史学》1980午第1期。

[98]《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99]《文史》第8辑。

[100]《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

[101]《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2]《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103]《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1—2期。

[10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中国古代人口政策和人口思想》，《经济研究》1981年第1期；李世平：《洪亮吉是“中国的马尔萨”吗？》，《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期。

[105]参阅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

[106]《清代垦田与人丁的记录》，《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

[107]《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1982年。

[108]《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

[109]《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110]《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111]《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12]《清代前期人口激增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113]《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114]《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11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6]中州古籍1984年版。

[1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1年版。

[119][120]《清史论丛》第4辑，1982年。

[121]肖国亮：《清代两准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基经济影响》，《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122]《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

[123]《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

[124]《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25]三联书店1959年版。

[126]《经济研究》1982年第6期。

[127]《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128]《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期。

[129]《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30]《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

[131]《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32]《清史论丛》第4辑，1982年。

[133]《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134]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5]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1973年版。

[136]李洵、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学术通》，《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3期。

[137]李洵、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学术通信》，《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3期。

[138]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39]参见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汤志钧：《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40]参见仓修良：《章学诚的方志学》，《文史哲》1980年第4期。

[141]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142]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3]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144]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1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6]中华书局1960年版。

[147]中华书局1984年版。

[148]参考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149]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150]王思治：《皇太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

[151]《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第4篇：关于清明的来历范文

年度古装大戏《大明王朝》的热播，为持续升温的“明朝热”又加了一把猛火。明朝的这把火在2006年点燃，而在2007年越烧越旺。网络、图书和电视，都在试图把人们带回到公元1368－1644，那遥远而漫长的明朝年间。

2005年，正值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明朝这一伟大的航海壮举迄今也让人惊叹，国内掀起了一股纪念热潮。这是近年来的第一次明朝热。

2006年3月，一网名为当年明月的广州公务员在天涯论坛的“煮酒论史”开始连载讲述明朝历史――《明朝那些事儿》，迄今已拥有300多万的点击率，跟帖者无数。

之后，28家出版商蜂拥到了当年明月那里，希望能抢到《明朝那些事儿》的出版权。持续高温的出版界历史热从三国跳到了明朝。《明朝那些事儿》在推出图书后，迅速蹿至销售排行榜的前十名，成为跨越2006和2007的炙手可热的畅销书。

在2006年，那部关于明朝的著名作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推出了“增订纪念本”。这部作品曾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影响了不少历史学者，它在2006年的纪念本，无疑也是明朝热的一个结果。而从2006开始到现在，关于明代历史的图书大量涌现于市场上：《正说明朝十六帝》、《正说明朝十六臣》、《大明十五疑案》、《品明朝》、《明朝的皇帝》、《大明朝的另类史》、《明朝出了个张居正》、《大明王朝七张面孔》、《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等。此外，还有更多的有关明代的书籍正在酝酿和印刷之中。

紧接着，电视也迅速赶上了这股“明”潮。擅长制造历史热的《百家讲坛》推出了“明十七帝”节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主讲。与此同时，一部央视大戏《传奇皇帝朱元璋》在中央八套播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明代热潮。

2007年初，湖南卫视的《大明王朝》隆重推出。这部历史正剧为人们打开了1566年宏大的历史画卷。几十年不上朝的嘉靖皇帝、大奸臣严嵩、大清官海瑞等等著名的历史人物在剧中一一登场，为人们描绘了大明王朝的政治社会生活状况。国库空虚，各方势力博弈，倭寇袭扰东南沿海，灾民水深火热，贪官腐败严重，这些剧中所表现的明朝历史问题，如今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讨论话题。

而央视的另一部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大戏《大航海》也将会在今年播出。相信在今年的电视屏幕上，“明朝”无可置疑将是一个关键词。

在2007年年初，环顾四周，“明朝”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流行语。今年已是“明”年。汹涌的“明”潮，正向我们奔涌而来。为什么是明朝?

从2006年开始，甚至更早，历史热开始形成一种潮流。在谈到历史热的时候，学者吴思曾说过，“历次思潮从虚构逼近现实，历史热也是一次社会思潮”，学者易中天也说：“历史热反映社会开放度在提高，但还不够。”

有网友说，早就看烦了清宫戏，现在终于迎来了明朝戏。这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这几年来，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太多的清宫历史古装剧，从《雍正王朝》、《康熙大帝》、《清宫风云》等历史正剧，到《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等戏说历史剧，统统都是清朝剧。各种各样频频出现的清宫戏，早已让观众审美疲劳。而明朝戏在此时推出，显然正好符合了人们此时弃旧迎新的普遍心理，一下提起了人们的兴致。

学者吴思在谈到为何热衷研究明朝历史时，曾说过：“清朝多了一个部族的因素，是外来民族的统治。如果你要通过历史看现在，现在就没有外来部族统治的因素。这等于是一个干扰因素。如果我们剔除了这个因素，那么就是明朝了。”

第5篇：关于清明的来历范文

一、关于诸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

(1)气候变迁。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后，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斐然。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等指出仰韶时期普遍较现今温暖，相应的气候带较现在偏北；历史时期亚热带的北界，在最温暖时曾达到华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时期却移至长江以南(《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倪根全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造成了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的退缩，使得我国农业地区不断南退，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把唐代气候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气候冷暖特征与今相近，而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历史地理》第八辑)。吴宏歧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对满志敏的上述观点予以反驳，认为其论断不足以否定隋唐温暖期的存在，而传统的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满志敏还就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特征进行了探讨(《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十、十一辑)。邹逸麟对明清时期北方气候进行了研究(《明清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何业恒分析了近五千年来华南地区的冷暖变化情况(《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王开发、韩昭庆就历史时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探讨(《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六辑；《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蓝勇和于希贤则就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2)海陆变迁。李元芳分析认为：西汉黄河三角洲范围以孟村为顶点，自西向东北方向发展，其沉积特征与近代黄河三角洲相似(《西汉古黄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学报》1994年第6期)。张忍顺指出，近岸沙州并岸是江苏滨海平原成陆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给江苏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影响(《历史时期的江苏岸外沙州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张修桂、陈金渊分别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区的成陆过程(《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南通地区成陆过程探索》，《历史地理》第三辑)。景爱探讨了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七辑)。冯季昌等则全面系统地描绘了科尔沁河地经历的四个变迁阶段(《论科尔沁河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刘德岑撰文探讨了梁山泊的淤平过程(《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郑宝恒等则就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进行了研究(《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此外，林汀水、张修桂还探讨了海岸线的变迁(《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3)沙漠与沙漠化。李淼在《对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成因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指出，乌兰布和沙漠属于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汉代以后形成和发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育宁考察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自秦汉以来的过度开垦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为因素(《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他又探讨了宁夏地区沙漠化的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来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景爱、马正林也对引起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李并成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古代瓜沙二州间的一块绿洲，并探讨了这块绿洲的沙漠化过程(《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还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绿洲沙漠化区域的分布特点和结构特征(《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文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变迁。对于历史时期植被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贡献最大。他认为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在远古之时森林相当茂密；黄河中上游可以称道的森林亦不少；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当普遍；东北地区直到清代尚极繁多(《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和《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两文深入分析了历史时期植被的更替情况。文焕然、周云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新疆、秦岭、塞外承德及凌源的森林变迁(《历史时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六辑；《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塞外承德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反思》，《河北学刊》1986年第2辑；《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灾害》，《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一文指出，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的破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严重(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贵树种，蓝勇认为先秦时期楠木的分布比现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时以今四川为多；明清时期由于采办皇木，加之气候趋冷，楠木资源日渐枯竭(《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盛产竹子。文焕然指出华北西部历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积大小不一，不连续的斑点状，汉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现今似在36°N(《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木之北界》，《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5)野生动物的变迁。关于历史时期动物的研究，何业恒成果颇丰。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认为我国历史时期金丝猴的地理分布远比今天为广；我国是曾见朱鹮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而大熊猫的地理分布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又缩小的变化过程；到十八世纪平原地区的华南虎相继绝迹；历史时期我国三种麝的分布范围远比当今广；而扬子鳄由于气候变化、栖息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的乱捕滥猎，分布北界不断南移(《试论金丝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论试朱鹮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十辑；《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中国麝地理分布的变迁和麝香生产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历史地理》第十五辑)。裴修碧、文焕然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扬子鳄、野马野驴的分布变化(《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历史时期中国野马野驴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十辑)。文焕然、王振堂、蓝勇对野生犀象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犀象分布》，《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国灭绝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7年第6期；《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历史地理》第十二辑)。此外还有刘洪杰《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

(6)水文的变迁。对黄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变迁研究的重点。邹逸麟的《千古黄河》一书是继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之后的又一研究黄河的力作，是学术界有关黄河研究的最新总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800余年间长期处于安流状态。赵淑贞、任伯平对此提出了疑议。他们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徐海亮《历史上黄河水沙变化的一些问题》一文推测黄河在历史上的水沙变化可能存在更为宏观的环境背景(《历史地理》第十二辑)。史念海探讨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围诸河流的流量变化(《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谭其骧、张修桂分别探讨了海河水系分合离聚的历史过程(《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四辑；《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过程》，《历史地理》第十一辑)。此类文章还有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化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朱玲玲《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长江江流的清浊变化引起了周宏伟的关注，他认为历史时期长江干流出现过九次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清浊变化，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清浊变化的主因(《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对于河道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长江研究的开展。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写的《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一书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的综合性论著，该书详细论述了全新世以来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迁情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修桂撰文讨论了长江中游河床的演变过程，为三峡工程提供了背景资料(《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近代长江中游河道演变及其整治》，《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周风琴对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荆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十三辑)；《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十辑)。张修桂推翻了荆江百里洲于十六世纪由水流切滩形成的说法，认为其演变过程是以渐变为主要形式(《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历史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满志敏对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7)灾害史。请参见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此不赘述。

二、关于环境史的综合研究

(1)对环境的综合评价。朱士光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及目前残存的植被的考察，对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作了初步探讨(《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则分析了历史时期甘肃的环境变迁(《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第八辑)。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探讨了京津唐地区金到民国时期的环境变迁。此类文章还有徐海鹏《北京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北京大学学报(专刊)》1992年7月)、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张宝秀《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三百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过(《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辑)、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1998年第2期)、张自强《江海平源的自然基础和先民文化之探讨》(《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马强《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关系研究。90年代以来，人们在加强对环境诸要素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探寻人类活动对历史环境的影响。邹逸麟在1998年长江洪灾过后撰文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关于加强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韩茂莉则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研究作了总体性回顾(《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马雪芹、王建革、贾毅等也对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4期)。

关于长江流域人地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蓝勇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8年9月25日)。刘沛林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张润元、张国雄、龚胜生分别就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此类文章还有祝功武等《广东水土流失历史变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和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韩光辉《清代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

(3)环境保护史及古人生态哲学研究。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环境保护史的专著。邹逸麟以先秦两汉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后果(《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刘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社科纵横》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陈业新则对秦汉时的生态职官进行了考察(《秦汉生态职官考述》，《文献》2000年第4期)。刘华介绍了唐代环境的保护情况(《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张全明探讨了宋代生物资源保护的特点和宋人的生态意识(《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王风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条款(《论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条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杨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态观念(《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

(4)从文化角度研究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状态，文化则是体现人类思想和实践的现象。两者相互影响，而其中生态对文化起着决定作用，这是王玉德、张全明提出的观点。他们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展开的。全书共十六章，分上下两编，从横、纵两个方面对五千年来中华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上编七章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个阶段探讨了中华五千年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民俗、学术的相互作用；下编九章分别分析了古代气候、土壤、生物资源、水文、矿产、灾害等诸生态因素的变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探寻了中国古代生态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古代人们的生态思想。余论部分则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决策、土地、人口、水、大气、森林、废物处理、噪音、珍稀动物、交通等十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此书作为从文化角度探索我国长时段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无疑为我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关于理论、方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包茂宏在介绍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环境史概念的新认识。他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他把环境史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期，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及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提出了建立我国的环境史学派的大胆构想(《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第6篇：关于清明的来历范文

关于新修《清史》的体例，笔者主张：大体以传统的纪传体为主要框架，再加以现代的改造、补充和发展。理由如下。

我国有着悠久的修史传统。在修史实践中，史家们创造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许多体裁，以及各种衍生体。每种体裁都得到了发展，尤以纪传体突出。自从《史记》问世后，以纪传体修前朝之史，便成为史家的传统，甚至由私修发展为官修，之所以如此，当与纪传体所具之种种优长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纪传体被史家们长期应用于后朝修前朝之史，并成为一贯之做法，直至《清史稿》。新的《清史》之修纂，应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以体现当代中国史学界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

梁启超先生曾经评论道：“纪传体的长处，在内容丰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纳入。”这是其它传统体裁不具备的。清朝统治中国近300年，清代又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内容异常繁富，书写这样一个时代的历史，恐非纪传体莫属。即使西方传来的章节体，也难承斯任。章节体基本上是“分层式”的，而纪传体则是“结构式”的，后者比较适合于新纂《清史》的要求。当然，无论何种修史体裁，均是在不断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必然有一些缺憾和不足，纪传体之不足更是显而易见，“大势难贯”尤其突出，这正是史学留给后人之继续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要对纪传体加以改造、补充、发展，将这一优秀的历史体裁推向新的高度。

笔者认为，此次修纂《清史》，应以尽量如实、客观地展现清代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主要面向现实和未来，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各种未刊档案和海内外的珍贵文献，能够为今人提供全面、准确的清史知识和丰富深刻的历史借鉴”，以其“质量在总体上胜过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清史稿》，能够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为目标。也就是说，要留给后人一部清朝（或者说“清代”）的全史、信史。《清史稿》瑕疵难掩，屡遭非议，系情理之中；清代历史又影响深远，这段历史实有重修以取代《清史稿》之必要。

关于新修《清史》之文体，笔者主张采用精炼、优雅的现代书面语。

关于新修《清史》之规模，笔者认为3千万字左右为宜。

二、设计方案

笔者设计之《清史》，主体包括凡例、纪、志、表、传、图各部分，并附“考疑”。

关于《凡例》。史著必有凡例，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所谓“发凡以言例”。新修《清史》之凡例，说明是著之编纂目的、编纂体例、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凡例具有导读的性质，因此，对其内容，要经过反复讨论，细致研究，方能妥善确定。

关于《纪》。纪者，史之经也，是表述清史全过程的关键。《纪》又有三大部件组成：《总纪》、《纪》、《载纪》。

《总纪》。《总纪》概括有清一代历史，以纠纪传体“大势难贯”之弊。《总纪》内，可按（一）（二）（三）……之结构，从不同的方面分述清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具体结构如下。

（一）此部分，近乎于“概说”，对清代历史的前承后续、总的趋势，进行一番提纲挈领、高屋建瓴般的概括和总结，以精炼的文字，揭示有清一代的时代特点、清朝的历史地位、清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以及清史内容的丰富与复杂，有助于人们更加深透地认识清代历史。

（二）此部分，概述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尤应侧重内陆、边疆的统一与中国版图的奠定，近代列强各国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危害与领土损失，以及中国人民的反抗侵略斗争。

（三）此部分，从政治角度概述清朝历史的基本线索。

（四）此部分，概述清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其中包括人口等相关内容。

（五）此部分，概述清代文化、社会观念等方面的线索与状况。

（六）此部分，概述晚清的近代化事业与社会结构变迁。

《纪》。《纪》，近似于《本纪》，但不冠以帝王庙号，而是按年号设置。这里有几点说明。

第一，《纪》应首列《清朝前纪》，叙述女真族兴起，努尔哈赤天命年间、皇太极天聪年间之后金历史。

第二，次列《崇德纪》，为正《纪》之始。理由是：此次所修之《清史》，既是清代史，也是清朝史，二者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清朝史是清代史的载体，没有清朝，也就不会有清代史；清代的一些历史特征，又是通过王朝历史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所修的是清代的历史，而不是清朝的历史。此其一。其二，现在，多数甚至大多数学者，反对因以1840年作为划分中国古代、近代历史之界标而将清朝一斩为二。清朝历史应有其整体性与连续性，这是正确的。同样，完整的清朝历史，开始于1636年，而不是1644年。1636年清朝建立时，虽然还是偏处一隅的边疆政权，但它不是地方政权，而是与明朝、蒙古鼎立的政权，丢掉了入关前的崇德朝，清史又失去了其完整性。1644年清朝定鼎燕京，并不意味着其统治全国的开始，它只是与南明、大顺、大西政权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政权之一，如果以1644年（清顺治元年）为清史之开端，不仅又斩断了清朝史，而且是对南明、大顺、大西政权的否定，是王朝正统观的又一种体现。故此，《崇德纪》不可或缺。

第三，崇德以后各《纪》，一朝为一《纪》，依次为：《顺治纪》、《康熙纪》、《雍正纪》、《乾隆纪》、《嘉庆纪》、《道光纪》、《咸丰纪》、《同治纪》、《光绪纪》、《宣统纪》。或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纪传体《本纪》之翻版，尚未脱离帝王正统观的羁绊。但笔者认为，在封建专制时代，每一位帝王君主统治时期，都有其政治特点或特征，这是不必、不能也是无法回避的。以年号而非庙号冠于《纪》，就是要淡化对专制帝王个人的渲染，而揭示这一时期的特点、特征，同时显示专制皇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种种变化。

第四，较长时段的历史事件，如清朝与准噶尔部的关系、对的统一、中西交流等，因其跨朝，应在《总纪》之相应部分中作通贯性概述。

《载纪》。《载纪》记与清朝相抗之政权，包括：《大顺载纪》、《大西载纪》、《南明载纪》、《吴三桂载纪》、《准噶尔载纪》、《太平天国载纪》。太平天国时期各地起义建立之政权，附于《太平天国载纪》。疑者或以为，《载纪》之设，有宣扬清朝正统、贬低其他之嫌，其实不然，关键在于如何诠释。若在《凡例》中向读者交代，《载纪》仅仅表示与清朝相对立之政权，分类小异而已，言明事例，问题自然解决。

无论《纪》抑或《载纪》，应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为宜。每卷之前，应序一提要性短语。

关于《志》。志者，史之纬也，总结历史之各个方面，揭示历史复杂的结构。清朝历史时间较长，内容繁富，《清史稿》虽列有16《志》，仍显不足，尤其于社会诸项，鲜予地位，新修《清史》，应于此作重点补充，使历史整体性昭然于世。具体设《志》如下。

《地理志》。《清史稿》以《天文志》居首，笔者主张《地理志》为先，以突出中华民族生于斯养于斯的这片土地。新修《清史·地理志》可以保持《清史稿·地理志》的原有框架格式。此处不作图，《图》单列为一大部分。

《天文历法志》。古代天文，既有科学成就，亦是文化的一种体现。新修《清史》，将《清史稿》之《天文志》与《时宪志》合并为《天文历法志》，删除《时宪志》中有关数学知识的内容。

《灾害志》。灾害有天灾和人灾，在自然经济状况下，对社会影响巨大。《清史稿》有《灾异志》，新修《清史》改为《灾害志》，“异”的部分，附于“灾”之后。灾害按类排列，纪以编年。大致种类有：水、雨、雷、旱；寒、雪、霜、雹、风；陨、地震、山崩；蝗、虫、鼠、疫、火、饥。

《礼乐舆服志》。《清史稿》分别设《礼志》、《乐志》、《舆服志》，新修《清史》将其合并为《礼乐舆服志》，以存帝王及封建等级制度。《清史稿·礼志》中之“醇贤亲王庙”、“醇贤亲王及福晋丧仪”两项，因属特例，应删除。

《选举志》。《清史稿》有《选举志》，新修《清史》仍之，但将“学校”一项移出，另设《教育志》。

《职官志》。新修《清史》之《职官志》，各项设置应沿《清史稿》，对具体内容可作必要变通。

《志》。《志》为新设之《志》，用以揭示晚清政治体制向近代转化的基本趋向，可大致按“维新时期”—“时期”—“责任内阁”这一基本线索设计，划分为三卷，每项一卷。

《刑法志》。《刑法志》可以沿用《清史稿》，但内容需要充实，尤其是针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立法，以及各族、民间的习惯法。后附“清末已颁未行法律”。

《兵志》。《清史稿》之《兵志》立目已细，可以继续沿用，不过，亦可考虑将“制造”归入《实业志》。

《食货志》。《清史稿》中之《食货志》内诸项，除“户口”外，均沿用之。“户口”移入《人口志》。

《民生志》。官修旧史往往重国用而轻民生，此是一大缺憾，故新修《清史》应立《民生志》。《民生志》记叙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生活状况，可以按区域分别叙述，区域内要关照各民族的不同特点。

《人口志》。《人口志》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人口数量及其变化、影响；人口流动及其规律；人口政策、人口理论和相关思想；普通民众的人口观念与生育观念（如溺婴等）。

《实业志》。《实业志》记述近代农业、工业、矿业、商业、金融。另附商会、农会等民间实业组织。

《城市志》。在清代，无论经济繁荣时期，还是危机时期，城市的发展都没有停滞，相反，清后期又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分布于内地和边疆。所有城市，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日益重要，所以，《城市志》不可不立。本志中，可以按城市的规模、功能和属性，分成几类，分别叙述。本志后，附“租界”。

《交通志》。《清史稿·交通志》有“铁路”、“轮船”、“电报”、“邮政”诸项，新修《清史》仍之，增加“驿路”一项。

《河渠志》。《河渠志》仍《清史稿》之内容，载黄河、运河、淮河、永定河、海塘、直省水利。无一定规模水利建设之江河，不必载入。

《外交志》。《清史稿》设《邦交志》，新修《清史》改为《外交志》，仍按《清史稿》之体例，分列各国，分述外交。另附“属国”。

《藩部土司志》。《清史稿·列传》中有“藩部”、“土司”两类，新修《清史》将其合并，设《藩部土司志》，以突出边疆之地位。藩部土司之重要人物，融入《列传》，与满、汉族平等。本志照分“藩部”、“土司”两部分。

《民族志》。本志记载民族文化特征、民族分布、民族迁徙与发展、民族经济状况、民族关系。

《风俗志》。本志分为三部分，即边疆风俗、内地风俗和清末习俗改良。边疆按民族记其风俗，内地按区域记其风俗。清末习俗改良，包括习俗改良（如妇女放足）和恶习改良（如禁止吸食鸦片）两类。

《宗教志》。《宗教志》内容包括：“佛教”（含藏传佛教、南部佛教）、“道教”、“萨满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民间宗教”、“其他宗教”。列强对华宗教侵略及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融入本志中。

《教育志》。应包括官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其中又分为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传统教育中，应包括封建教化；新式教育中，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含军事教育）、特殊教育。

《科学技术志》。《科学技术志》展现清代科学技术上的各项成就。分为“科学”、“技术”两部分。“科学”包括“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技术”包括“传统技术”与“近代技术”。

《学术文化志》。《学术文化志》记述清代学术文化方面的状况与成就。分为“学术”与“文化”两部分。“学术”又分“旧学”与“新学”两类。“旧学”中，应突出地域特色，尤其是两湖、江浙、岭南地区。新学与旧学的关系，应当体现出来。“文化”中含“艺术”。“文化”内容比较丰富，尤其1840年以后。应包括的内容主要有：出版、杂志、报纸；表演、音乐、绘画、建筑等各种艺术。

《艺文志》。《艺文志》按“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西学”划分。清人著述浩繁，必须加以一定的筛选，否则，数量过大，质量难保。

以上各类《志》前，应有一短“论”，昭明宗旨，阐明大势。

关于《表》。《表》以明系统，在纪传体中不可或缺。清史内容繁富，《表》之数量应在《清史稿》基础上，酌量增加。

《皇子世表》。《清史稿·皇子世表》的确“详列历代后裔，人员众多，旁行邪上，条理不清，难以究诘”。为此，可以做两项处理。一是于每卷之首列一“世系简表”，如下所示：

努尔哈赤——褚英——杜度——

——尼堪——

二是凡入《列传》者，《表》中只书姓名，注明“见《列传》某某卷”即可。

《公主表》。《公主表》可依《清史稿·公主表》，不必载入其子孙。

新修《清史》不必设《外戚表》。总体来讲，清朝外戚之作用并不大，重要人物可载入《列传》。

《诸臣封爵世表》。与《列传》互见之人物，《表》中省文，仅注明互见处。

《大学士年表》。可沿用《清史稿·大学士年表》。

《军机大臣年表》。可沿用《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

《部院大臣年表》。可对《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作格式上之变通。

《疆臣年表》。可对《清史稿·疆臣年表》作格式上之变通。

《藩部世表》。与《列传》互见之人物，《表》中省文，仅注明互见处。

《交聘年表》。可对《清史稿·交聘年表》作格式上之变通。

《进士题名表》。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实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朝代，进士是上层官吏的重要来源，进士群体在清代官场上，也的确发挥了不凡的作用。设《进士题名表》，既是对史料的保存，同时也有助于人们了解清朝政治上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文字狱表》。清朝之文字狱，是专制皇权加强的产物，对清代前、中期社会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字狱表》之设，使人们对此种状况一目了然。

《秘密会社、秘密宗教表》。清代秘密会社、秘密宗教众多，目的不一，宗旨各异，表现出社会中下层的复杂性。设《秘密会社、秘密宗教表》，可以清晰线索，展示状况。

《民众起义表》。之所以不称《农民起义表》，是因为起义者并非皆农民。“起义”者，必是代表民众利益、武装反抗封建统治。那些啸聚山林、打家劫舍，虽与官府冲突，但也掠夺、伤害普通民众者，不入此表。

《教案表》。清朝后期，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西方之宗教侵略也不断加强，各地教案遂层出不穷。教案迭兴，既说明反“洋教”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的方式之一，也反映了中西方的文化冲突。收入《教案表》者，应当是引起中外交涉的教案，否则，将那些没有影响的教案统统汇入，不免滥竽充数，徒占篇幅。

以上诸《表》之前，应冠一“序论”，对该《表》作提要式说明。

关于《传》。《传》书人物，在纪传体史书中，数量最大。突出人物，是纪传体的特点之一，也是优点。新修《清史》，《传》应分两类，即《列传》与《类传》。

《列传》。体裁与旧史之《列传》相同，聚以类、群，辅以年代排序。但作如下说明。

第一，人物收录范围，可参酌《〈清代人物传稿〉入选人物原则》，然需变通。“皇帝”不设传，事迹载入《纪》。“在历史上起一定作用的后妃、王公贵族”，“有事迹可述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有较大影响的部院大臣、督抚、将军、都统、参赞办事大臣、出使各国大臣；有突出政绩的司道府州县官”，“著名的农民军领袖和其他爱国人物”，“少数民族、宗教、华侨著名人物”，“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工、商界人物”，“著名的学者、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医生”，“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重要人物”，“长期在中国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商人、侵华战争中的外国主要将帅、重要的驻华使节”，“其他重要或著名人物”，均在收录范围。

第二，南明政权人物，诸帝王系事于《南明载纪》；诸大臣，无论是否见于《明史》，均将其事迹载入《类传》中之“南明大臣”。对辛亥革命时期之烈士，《类传》中专设“辛亥烈士”一项。清季民初人物，清代侍郎以上、督抚提督、边疆将军大臣，凡有一定影响者，均应收录，其余则视其地位、影响而定。

第三，《清史稿·列传》内，按类设有“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畴人”、“列女”、“土司”、“藩部”、“属国”诸名目。新修《清史·列传》，沿用“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畴人”诸名目。“忠义”收录在开拓边疆、维护国家统一，以及抗击外敌侵略斗争中献身的爱国志士；不设“土司”、“藩部”，而设《藩部土司志》，其中重要和著名人物归入列传，与满族、汉族平等；不设《列女》，而于《类传》中设“妇女”；不设“属国”，而于《外交志》后附“属国”；增设“外邦”，收录“长期在中国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商人、侵华战争中的外国主要将帅、重要的驻华使节”。

《类传》。《类传》者，非将同类人物收录在一起而分别叙述，而是对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政治集团的整体性记载与描述。《类传》有两类，一类属社会阶层，有：“胥吏”、“幕僚”、“商贾”、“买办”、“妇女”。一类属政治集团与社会群体，有：“清流派”、“南明大臣”、“维新党人”、“辛亥烈士”。《类传》在于群体性记述，可以将典型人物贯穿其中，以有助于揭示一“类”之特点特征、地位、角色、社会关系、作用，等等。因此，此种《类传》，较旧史之“类传”，有实质性的区别。

凡各《传》，卷后应有一“论赞”短语，以“提要撮元，评骘议论”。

关于《图》。《图》系纪传体旧史所无。新修《清史》之《图》，应设如下几类。

“舆图”。应以《嘉庆重修一统志》为基本史料依据，绘制各行省、边疆特区等行政区划图；绘制民族分布略图；绘制中国领土损失图。凡入《载纪》之政权，亦应各予一图。

“人物图”。主要是各民族人物服饰图。

“器物图谱”。应选择具有普遍意义之器物，为之置“图谱”。

第7篇：关于清明的来历范文

关于新修《清史》的体例，笔者主张：大体以传统的纪传体为主要框架，再加以现代的改造、补充和发展。理由如下。

我国有着悠久的修史传统。在修史实践中，史家们创造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许多体裁，以及各种衍生体。每种体裁都得到了发展，尤以纪传体突出。自从《史记》问世后，以纪传体修前朝之史，便成为史家的传统，甚至由私修发展为官修，之所以如此，当与纪传体所具之种种优长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纪传体被史家们长期应用于后朝修前朝之史，并成为一贯之做法，直至《清史稿》。新的《清史》之修纂，应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以体现当代中国史学界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

梁启超先生曾经评论道：“纪传体的长处，在内容丰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纳入。”这是其它传统体裁不具备的。清朝统治中国近300年，清代又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内容异常繁富，书写这样一个时代的历史，恐非纪传体莫属。即使西方传来的章节体，也难承斯任。章节体基本上是“分层式”的，而纪传体则是“结构式”的，后者比较适合于新纂《清史》的要求。当然，无论何种修史体裁，均是在不断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必然有一些缺憾和不足，纪传体之不足更是显而易见，“大势难贯”尤其突出，这正是史学留给后人之继续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要对纪传体加以改造、补充、发展，将这一优秀的历史体裁推向新的高度。

笔者认为，此次修纂《清史》，应以尽量如实、客观地展现清代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主要面向现实和未来，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各种未刊档案和海内外的珍贵文献，能够为今人提供全面、准确的清史知识和丰富深刻的历史借鉴”，以其“质量在总体上胜过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清史稿》，能够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为目标。也就是说，要留给后人一部清朝（或者说“清代”）的全史、信史。《清史稿》瑕疵难掩，屡遭非议，系情理之中；清代历史又影响深远，这段历史实有重修以取代《清史稿》之必要。

关于新修《清史》之文体，笔者主张采用精炼、优雅的现代书面语。

关于新修《清史》之规模，笔者认为3千万字左右为宜。

二、设计方案

笔者设计之《清史》，主体包括凡例、纪、志、表、传、图各部分，并附“考疑”。

关于《凡例》。史著必有凡例，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所谓“发凡以言例”。新修《清史》之凡例，说明是著之编纂目的、编纂体例、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凡例具有导读的性质，因此，对其内容，要经过反复讨论，细致研究，方能妥善确定。

关于《纪》。纪者，史之经也，是表述清史全过程的关键。《纪》又有三大部件组成：《总纪》、《纪》、《载纪》。

《总纪》。《总纪》概括有清一代历史，以纠纪传体“大势难贯”之弊。《总纪》内，可按（一）（二）（三）……之结构，从不同的方面分述清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具体结构如下。

（一）此部分，近乎于“概说”，对清代历史的前承后续、总的趋势，进行一番提纲挈领、高屋建瓴般的概括和总结，以精炼的文字，揭示有清一代的时代特点、清朝的历史地位、清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以及清史内容的丰富与复杂，有助于人们更加深透地认识清代历史。

（二）此部分，概述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尤应侧重内陆、边疆的统一与中国版图的奠定，近代列强各国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危害与领土损失，以及中国人民的反抗侵略斗争。

（三）此部分，从政治角度概述清朝历史的基本线索。

（四）此部分，概述清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其中包括人口等相关内容。

（五）此部分，概述清代文化、社会观念等方面的线索与状况。

（六）此部分，概述晚清的近代化事业与社会结构变迁。

《纪》。《纪》，近似于《本纪》，但不冠以帝王庙号，而是按年号设置。这里有几点说明。

第一，《纪》应首列《清朝前纪》，叙述女真族兴起，努尔哈赤天命年间、皇太极天聪年间之后金历史。

第二，次列《崇德纪》，为正《纪》之始。理由是：此次所修之《清史》，既是清代史，也是清朝史，二者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清朝史是清代史的载体，没有清朝，也就不会有清代史；清代的一些历史特征，又是通过王朝历史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所修的是清代的历史，而不是清朝的历史。此其一。其二，现在，多数甚至大多数学者，反对因以1840年作为划分中国古代、近代历史之界标而将清朝一斩为二。清朝历史应有其整体性与连续性，这是正确的。同样，完整的清朝历史，开始于1636年，而不是1644年。1636年清朝建立时，虽然还是偏处一隅的边疆政权，但它不是地方政权，而是与明朝、蒙古鼎立的政权，丢掉了入关前的崇德朝，清史又失去了其完整性。1644年清朝定鼎燕京，并不意味着其统治全国的开始，它只是与南明、大顺、大西政权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政权之一，如果以1644年（清顺治元年）为清史之开端，不仅又斩断了清朝史，而且是对南明、大顺、大西政权的否定，是王朝正统观的又一种体现。故此，《崇德纪》不可或缺。

第三，崇德以后各《纪》，一朝为一《纪》，依次为：《顺治纪》、《康熙纪》、《雍正纪》、《乾隆纪》、《嘉庆纪》、《道光纪》、《咸丰纪》、《同治纪》、《光绪纪》、《宣统纪》。或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纪传体《本纪》之翻版，尚未脱离帝王正统观的羁绊。但笔者认为，在封建专制时代，每一位帝王君主统治时期，都有其政治特点或特征，这是不必、不能也是无法回避的。以年号而非庙号冠于《纪》，就是要淡化对专制帝王个人的渲染，而揭示这一时期的特点、特征，同时显示专制皇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种种变化。

第四，较长时段的历史事件，如清朝与准噶尔部的关系、对西藏的统一、中西交流等，因其跨朝，应在《总纪》之相应部分中作通贯性概述。

《载纪》。《载纪》记与清朝相抗之政权，包括：《大顺载纪》、《大西载纪》、《南明载纪》、《吴三桂载纪》、《准噶尔载纪》、《太平天国载纪》。太平天国时期各地起义建立之政权，附于《太平天国载纪》。疑者或以为，《载纪》之设，有宣扬清朝正统、贬低其他之嫌，其实不然，关键在于如何诠释。若在《凡例》中向读者交代，《载纪》仅仅表示与清朝相对立之政权，分类小异而已，言明事例，问题自然解决。

无论《纪》抑或《载纪》，应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为宜。每卷之前，应序一提要性短语。

关于《志》。志者，史之纬也，总结历史之各个方面，揭示历史复杂的结构。清朝历史时间较长，内容繁富，《清史稿》虽列有16《志》，仍显不足，尤其于社会诸项，鲜予地位，新修《清史》，应于此作重点补充，使历史整体性昭然于世。具体设《志》如下。

《地理志》。《清史稿》以《天文志》居首，笔者主张《地理志》为先，以突出中华民族生于斯养于斯的这片土地。新修《清史·地理志》可以保持《清史稿·地理志》的原有框架格式。此处不作图，《图》单列为一大部分。

《天文历法志》。古代天文，既有科学成就，亦是文化的一种体现。新修《清史》，将《清史稿》之《天文志》与《时宪志》合并为《天文历法志》，删除《时宪志》中有关数学知识的内容。

《灾害志》。灾害有天灾和人灾，在自然经济状况下，对社会影响巨大。《清史稿》有《灾异志》，新修《清史》改为《灾害志》，“异”的部分，附于“灾”之后。灾害按类排列，纪以编年。大致种类有：水、雨、雷、旱；寒、雪、霜、雹、风；陨、地震、山崩；蝗、虫、鼠、疫、火、饥。

《礼乐舆服志》。《清史稿》分别设《礼志》、《乐志》、《舆服志》，新修《清史》将其合并为《礼乐舆服志》，以存帝王及封建等级制度。《清史稿·礼志》中之“醇贤亲王庙”、“醇贤亲王及福晋丧仪”两项，因属特例，应删除。

《选举志》。《清史稿》有《选举志》，新修《清史》仍之，但将“学校”一项移出，另设《教育志》。

《职官志》。新修《清史》之《职官志》，各项设置应沿《清史稿》，对具体内容可作必要变通。

《宪政志》。《宪政志》为新设之《志》，用以揭示晚清政治体制向近代转化的基本趋向，可大致按“维新时期”—“宪政时期”—“责任内阁”这一基本线索设计，划分为三卷，每项一卷。

《刑法志》。《刑法志》可以沿用《清史稿》，但内容需要充实，尤其是针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立法，以及各族、民间的习惯法。后附“清末已颁未行法律”。

《兵志》。《清史稿》之《兵志》立目已细，可以继续沿用，不过，亦可考虑将“制造”归入《实业志》。

《食货志》。《清史稿》中之《食货志》内诸项，除“户口”外，均沿用之。“户口”移入《人口志》。

《民生志》。官修旧史往往重国用而轻民生，此是一大缺憾，故新修《清史》应立《民生志》。《民生志》记叙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生活状况，可以按区域分别叙述，区域内要关照各民族的不同特点。

《人口志》。《人口志》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人口数量及其变化、影响；人口流动及其规律；人口政策、人口理论和相关思想；普通民众的人口观念与生育观念（如溺婴等）。

《实业志》。《实业志》记述近代农业、工业、矿业、商业、金融。另附商会、农会等民间实业组织。

《城市志》。在清代，无论经济繁荣时期，还是危机时期，城市的发展都没有停滞，相反，清后期又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分布于内地和边疆。所有城市，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日益重要，所以，《城市志》不可不立。本志中，可以按城市的规模、功能和属性，分成几类，分别叙述。本志后，附“租界”。

《交通志》。《清史稿·交通志》有“铁路”、“轮船”、“电报”、“邮政”诸项，新修《清史》仍之，增加“驿路”一项。

《河渠志》。《河渠志》仍《清史稿》之内容，载黄河、运河、淮河、永定河、海塘、直省水利。无一定规模水利建设之江河，不必载入。

《外交志》。《清史稿》设《邦交志》，新修《清史》改为《外交志》，仍按《清史稿》之体例，分列各国，分述外交。另附“属国”。

《藩部土司志》。《清史稿·列传》中有“藩部”、“土司”两类，新修《清史》将其合并，设《藩部土司志》，以突出边疆之地位。藩部土司之重要人物，融入《列传》，与满、汉族平等。本志照分“藩部”、“土司”两部分。

《民族志》。本志记载民族文化特征、民族分布、民族迁徙与发展、民族经济状况、民族关系。

《风俗志》。本志分为三部分，即边疆风俗、内地风俗和清末习俗改良。边疆按民族记其风俗，内地按区域记其风俗。清末习俗改良，包括习俗改良（如妇女放足）和恶习改良（如禁止吸食鸦片）两类。

《宗教志》。《宗教志》内容包括：“佛教”（含藏传佛教、南部佛教）、“道教”、“萨满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民间宗教”、“其他宗教”。列强对华宗教侵略及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融入本志中。

《教育志》。应包括官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其中又分为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传统教育中，应包括封建教化；新式教育中，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含军事教育）、特殊教育。

《科学技术志》。《科学技术志》展现清代科学技术上的各项成就。分为“科学”、“技术”两部分。“科学”包括“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技术”包括“传统技术”与“近代技术”。

《学术文化志》。《学术文化志》记述清代学术文化方面的状况与成就。分为“学术”与“文化”两部分。“学术”又分“旧学”与“新学”两类。“旧学”中，应突出地域特色，尤其是两湖、江浙、岭南地区。新学与旧学的关系，应当体现出来。“文化”中含“艺术”。“文化”内容比较丰富，尤其1840年以后。应包括的内容主要有：出版、杂志、报纸；表演、音乐、绘画、建筑等各种艺术。

《艺文志》。《艺文志》按“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西学”划分。清人著述浩繁，必须加以一定的筛选，否则，数量过大，质量难保。

以上各类《志》前，应有一短“论”，昭明宗旨，阐明大势。

关于《表》。《表》以明系统，在纪传体中不可或缺。清史内容繁富，《表》之数量应在《清史稿》基础上，酌量增加。

《皇子世表》。《清史稿·皇子世表》的确“详列历代后裔，人员众多，旁行邪上，条理不清，难以究诘”。为此，可以做两项处理。一是于每卷之首列一“世系简表”，如下所示：

努尔哈赤——褚英——杜度——

——尼堪——

二是凡入《列传》者，《表》中只书姓名，注明“见《列传》某某卷”即可。

《公主表》。《公主表》可依《清史稿·公主表》，不必载入其子孙。

新修《清史》不必设《外戚表》。总体来讲，清朝外戚之作用并不大，重要人物可载入《列传》。

《诸臣封爵世表》。与《列传》互见之人物，《表》中省文，仅注明互见处。

《大学士年表》。可沿用《清史稿·大学士年表》。

《军机大臣年表》。可沿用《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

《部院大臣年表》。可对《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作格式上之变通。

《疆臣年表》。可对《清史稿·疆臣年表》作格式上之变通。

《藩部世表》。与《列传》互见之人物，《表》中省文，仅注明互见处。

《交聘年表》。可对《清史稿·交聘年表》作格式上之变通。

《进士题名表》。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实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朝代，进士是上层官吏的重要来源，进士群体在清代官场上，也的确发挥了不凡的作用。设《进士题名表》，既是对史料的保存，同时也有助于人们了解清朝政治上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文字狱表》。清朝之文字狱，是专制皇权加强的产物，对清代前、中期社会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字狱表》之设，使人们对此种状况一目了然。

《秘密会社、秘密宗教表》。清代秘密会社、秘密宗教众多，目的不一，宗旨各异，表现出社会中下层的复杂性。设《秘密会社、秘密宗教表》，可以清晰线索，展示状况。

《民众起义表》。之所以不称《农民起义表》，是因为起义者并非皆农民。“起义”者，必是代表民众利益、武装反抗封建统治。那些啸聚山林、打家劫舍，虽与官府冲突，但也掠夺、伤害普通民众者，不入此表。

《教案表》。清朝后期，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西方之宗教侵略也不断加强，各地教案遂层出不穷。教案迭兴，既说明反“洋教”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的方式之一，也反映了中西方的文化冲突。收入《教案表》者，应当是引起中外交涉的教案，否则，将那些没有影响的教案统统汇入，不免滥竽充数，徒占篇幅。

以上诸《表》之前，应冠一“序论”，对该《表》作提要式说明。

关于《传》。《传》书人物，在纪传体史书中，数量最大。突出人物，是纪传体的特点之一，也是优点。新修《清史》，《传》应分两类，即《列传》与《类传》。

《列传》。体裁与旧史之《列传》相同，聚以类、群，辅以年代排序。但作如下说明。

第一，人物收录范围，可参酌《〈清代人物传稿〉入选人物原则》，然需变通。“皇帝”不设传，事迹载入《纪》。“在历史上起一定作用的后妃、王公贵族”，“有事迹可述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有较大影响的部院大臣、督抚、将军、都统、参赞办事大臣、出使各国大臣；有突出政绩的司道府州县官”，“著名的农民军领袖和其他爱国人物”，“少数民族、宗教、华侨著名人物”，“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工、商界人物”，“著名的学者、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医生”，“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重要人物”，“长期在中国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商人、侵华战争中的外国主要将帅、重要的驻华使节”，“其他重要或著名人物”，均在收录范围。

第二，南明政权人物，诸帝王系事于《南明载纪》；诸大臣，无论是否见于《明史》，均将其事迹载入《类传》中之“南明大臣”。对辛亥革命时期之烈士，《类传》中专设“辛亥烈士”一项。清季民初人物，清代侍郎以上、督抚提督、边疆将军大臣，凡有一定影响者，均应收录，其余则视其地位、影响而定。

第三，《清史稿·列传》内，按类设有“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畴人”、“列女”、“土司”、“藩部”、“属国”诸名目。新修《清史·列传》，沿用“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畴人”诸名目。“忠义”收录在开拓边疆、维护国家统一，以及抗击外敌侵略斗争中献身的爱国志士；不设“土司”、“藩部”，而设《藩部土司志》，其中重要和著名人物归入列传，与满族、汉族平等；不设《列女》，而于《类传》中设“妇女”；不设“属国”，而于《外交志》后附“属国”；增设“外邦”，收录“长期在中国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商人、侵华战争中的外国主要将帅、重要的驻华使节”。

《类传》。《类传》者，非将同类人物收录在一起而分别叙述，而是对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政治集团的整体性记载与描述。《类传》有两类，一类属社会阶层，有：“胥吏”、“幕僚”、“商贾”、“买办”、“妇女”。一类属政治集团与社会群体，有：“清流派”、“南明大臣”、“维新党人”、“辛亥烈士”。《类传》在于群体性记述，可以将典型人物贯穿其中，以有助于揭示一“类”之特点特征、地位、角色、社会关系、作用，等等。因此，此种《类传》，较旧史之“类传”，有实质性的区别。

凡各《传》，卷后应有一“论赞”短语，以“提要撮元，评骘议论”。

关于《图》。《图》系纪传体旧史所无。新修《清史》之《图》，应设如下几类。

“舆图”。应以《嘉庆重修一统志》为基本史料依据，绘制各行省、边疆特区等行政区划图；绘制民族分布略图；绘制中国领土损失图。凡入《载纪》之政权，亦应各予一图。

“人物图”。主要是各民族人物服饰图。

“器物图谱”。应选择具有普遍意义之器物，为之置“图谱”。

第8篇：关于清明的来历范文

一、“档”与“案”的词义探源

1　满清文化中的“档子”

满清入关前与档案有关的事物，如文书、誓约、账册等多称为“darlgse”，汉文多音译为“档子”，“档子”起源于萨蛮教的“萨蛮档子”，是满清文化的独有特色。清太祖努尔哈赤十分重视“档子”的作用。天命四年，众人向努尔哈赤立誓言以示忠心，努尔哈赤认为口头的誓言约束作用不大，命令各级将领将自己的誓言星奏于他，他“阅后书于档子”，若有人日后变心，即依照档子中所记的誓言进行审断。为了加强对八旗的统治，天命六年，努尔哈赤还命令八旗下的各牛录派十人专门用来书写档子。

满清为何将与档案有关的事物称为“档子”?康熙十四年，汪琬在其作《钝翁类稿》中对“档子”一词作了解、释：“本朝用薄板五六寸，作满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数片，辄用牛皮贯之，谓之档子。”汪琬认为“档子”就是挂在墙上的记事木牌，杨宾进一步解释了　“档子”的由来，他在《柳边纪略》中称“边外文字多书之于木，往来传递者日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杨宾所说的“边”指的是“柳边”，也即宁古塔地区，“边外”指的就是现今的东北地区，清军入关前的领域。可见“档子”是满族人特有的用法。“档”，《辞海》释为“橱架”，《康熙字典》释为“横木框架”，满人的窗户多是用横木搭建，往来传递的木牌积累多了，满人把它用皮条穿起来挂在墙上，可使人联想到用横木搭建的窗户，因之，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解释“档子”是因“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汪琬与杨宾的说法互为印证，满人记事用的木牌被称为“档子”，由于木牌记事不便，也不利于传递，顺治帝革新政治时，于顺治二年颁布上谕，命令“不许复用木签”，改用纸张，但“档子”的说法仍然沿用了下来，书写在纸质上的记录亦被称为“档子”。“档子”一词在清前期档案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2　汉族文化之“案”

清代以前汉文化中与档案有关的事物，公文术语中多称为“文书”、“案牍”、　“文案”、“案卷”等，元代文献典籍《元典章》、元代杂剧中大量出现了这些词汇，元代对掌管六部各项事务的记录皆以　“案”指称，如吏案、户案、礼案、兵案、刑案、工案。元《吏学指南》，对于文吏使用的文字术语名称一一予以诠释，其中相关词条如此解释：

“案牍：考察文献日案牍，书字之板日案牍。”“案”，《说文解字》解释为“几属”，即小桌一类的东西。由此可知，“案”本来指的是像小桌子一样的东西，元代前，人们把用以写字的小桌子称为　“案牍”，唐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无案牍之劳形”亦是此意，后又把“案牍”引申为“考查文献”。

“案杏：谓文卷重重也；文卷：谓牍编搭舒也，文案：即文卷也。”古文字多书写在竹简、木简之上，一件事情由多块竹简、木简缀连书写，可以卷之存放，因此，出现了“文卷”的用法，从而引出了“文案”、“案卷”之词。“案”一词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从小桌子的象征，成为一个事务处理结果的记录。明代的官方文书用语中亦大量使用与“案”有关的词汇。查明朝自在州档案有“乞调案卷究问”、“衙门批回卷案”之语。目前尚未发现明以前的文献中有使用“档”之一词，虽然《明实录稿本》中有“户部文档不明”之语，但现存《明实录》亦非明代原稿，历经清朝几代帝王，于乾隆四年由武英殿刊印而成，因此使用的语言带有明显的满清语言特色。

二、“档案”词源产生的历史条件

从“档”与“案”的词义探析可以知道，明朝以前，皆以与“案”相关的词语指代“档案”，而“档”乃是满文化之特色。毫无疑问，“档案”一词必然是满汉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吸收而形成的结果，但是词语的出现有一个历史过程，不能凭空出现。

入关前的满清十分重视文化。满族以前没有文字，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命额尔德尼、噶盖二人根据蒙古字创立了满文，俗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同时他还任命额尔德尼为“榜什”，“榜什”的职位与古代的“博士”非常相似，是由知识渊博、擅长书写的人来担任的，“榜什”负责书写、管理重要的满语文书，文字的创建与专门文书官员的任命对满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清太祖时期的“榜什”皆以满语金字书写，并无汉文，所以此时一直沿用“dangse”即“档子”的称谓，未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档案”一词出现的可能性极小。

真正促使“档案”一词出现之人是努尔哈赤之子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继位后，十分重视汉文化的学习，他大量起用汉族官员，开始使用汉语。《满文老档》记载，清太宗天聪四年，皇太极致白都堂、崔道元二人的书信，“记于汉文档册内”，说明汉字已经开始成为清王朝使用的一种语言，但这并非定制，自清太宗天聪五年杨方兴上书始，汉语开始正式在文书处理中使用。天聪五年，汉族大臣杨方兴向皇太极上奏说：“编修国史，从古及今，换了多少朝代，身虽往而名尚在，以其有实录故也。书之当代，谓之实录，传之后世，谓之国史，此最紧要之事。我金国虽有榜什在书房中，日记皆系金字，而无汉字，皇上即为金汉主，岂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汉人知耶?辽金元三史，见在书房中，俱是汉字汉文，皇上何不仿而行之，乞选实学博览之儒，会同榜什，将金字翻成汉字，使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千万世后，知先汗创业之艰

难，皇上续统之劳苦，凡仁心善政，一开卷朗然，谁敢埋没也。伏乞圣裁。”

杨方兴认为当朝之实录，后世之国史，对于王朝至关重要。辽金元三国虽然灭亡，但后人仍然知道此三国，正是因为有三国之史书流传后世，满族榜什仅以金文书写文字，不便于汉人知晓，因此，需要设立官员，将金文翻译成汉文，满汉文共用。皇太极采纳了杨方兴的建议，在天聪五年，设立国史院，取消“榜什”之称，改为“笔帖”。“笔帖”有满文笔帖式和汉文笔帖式之分，参考《钦定盛京通志》中的职官设置，户部在清太宗天聪五年设满文笔帖式十二员，满汉文笔帖式三员，其余四部皆有满汉笔帖式数名。由此可知，清朝的文书官员由满汉官员共同担任，这是清朝文书官员制度的一大特色。汉文笔帖式负责将满文转译为汉文，汉字开始正式纳入国家行政语言体系，“档案”一词的出现有了语言基础。

国史院负责记录国史，国史的来源即是六部形成的档案，而六部的档案则是由笔帖式负责处理。笔帖式地位比“榜什”低，从事文字书写记录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形成的档案进行处理，将重要的档案挑选出来，送往国史院，以备编修国史之用。国史院与笔帖式的职责规定可从清太宗年间的盛京刑部档案中印证。查《盛京刑部原档》，其中崇德三年的一份档案如是记载：

“上命毕力克图、郎泰曰：‘宁塔海之兄子满癖勿随处行走，著学书之。’而宁塔海私遣满癖行猪，故罚宁塔海以规定之罪。

已入档子(色黑诺窝黑诺写)”这份档案表明宁塔海案是由刑部官员巴哈纳鞫审，笔帖式色黑诺与窝NN_-人将案件材料记入“档子”中。从《盛京刑部原档》来看，标有“已人档子”记录的档案开首即写有“suduri yamun”(国史院)或“suduri”(史)的字样，有的档案上面还记有满文“写入’的命令式“ara”或“不写”命令式“ume”的字样，此系国史官所注，由此可见刑部档案由笔帖式把重要的档案“记入档子”，送经国史院后，由史官决定哪些案件应录入实录，也即国史中。标着“写入’字样的档案，有的可从国史《清太宗实录》中找到相应的内容，“韩大勋史料”即是其中的一份档案。

皇太极的一系列改革，本是出于加强政治统治的目的，但无形中大大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　“档案”一词的出现有了历史性的机遇。为了当朝国史可以流传后世，需要汉文笔帖式把满文档案转译为汉文，再择要送交国史院由史官审核采用。汉文笔帖式在转译满文的过程中，对于满文如何翻译有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档案一物，汉文惯用与“案”相关之语，满文惯用“档子”一语，究竟如何翻译才能既使满人接受，又能符合汉族的文化习惯?最终文化融合的结果即是“档案”一词的出现。语言的形成有一个时间过程，　“档案”一词究竟何时最早出现，由于没有原始文献可据，目前尚不可考，但我们能肯定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年间“档案”一词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清太宗天聪五年之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才有--了国史院等相关机构的架设、满汉文书官员的设立。相关机构及人员责任的设定，“档案”一词才有了出现的历史条件。“档案”出现在皇太极天聪五年之后的任何一年，从逻辑和情理上推断都是合理的。

清人关前的档案文献中，目前尚未发现直接的证据表明“档案”一词已经出现。顺治年间在使用大量“档子”的同时，“档案”一词已经在官方文书中正式使用，如顺治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浙江巡抚陈应泰揭帖记载：“因年久不记得了，还当查彼时出征档案。等语。及查档案，并无马进宝带来兵丁数目。”康熙年间，“档案”与“档子”仍然是交替使用。康熙帝认为满汉文在互译的过程中，一些翻译的词汇逐渐远离了原词的本意，因此十二年，康熙帝下谕改变文字使用不统一的状况：　“圣祖特谕傅达礼日：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可用者甚多，后生之弟渐生差谬。尔任翰林院，可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使用，某字当某处用，集成一书，使有用于后学。此书不必太急，宜详慎为之，务期永远可传，方可善也。”傅达礼遵照康熙帝的谕旨，与同僚历经三十余年，于康熙四十七年修编而成《清文鉴》词书，收词一万二千余条，其中收录了“档案”词条。此后，“档子”一词逐渐废弃，“档案”一词开始通用起来。

第9篇：关于清明的来历范文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显然，努尔哈赤横刀跃马，在明朝边防重镇辽东东征西讨，从根本上破坏了明朝治理女真的政治格局，打乱了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秩序，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明。这一点，已为上述有识之士所看破，未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可谓不幸而言中！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明清兴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这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金国称汗，已把“意在自外”变为现实。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勃兴，女真人开始再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一变而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跻身于中华民族之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给明朝敲响了丧钟。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著名的“七大恨”，向明朝宣战，首战抚顺、清河，拉开了明清（后金）长期战争的序幕。自此，女真（满洲）同明朝200多年的政治隶属关系彻底终结，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终于走上了同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努尔哈赤叛明，或称为反明，其义为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进而向明朝宣战，是否具有正义的性质，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应当承认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约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西女真出现分合不定之势，先后有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等著名的首领崛起，攻伐不已，其势互为消长。当王台势最盛时，曾被明朝“犁庭扫穴”的建州部女真，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再次复兴，涌现出王杲、王兀堂等强有力的人物，各控制一方，自行其是，所谓“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10]就是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群雄并起，各部展开弱肉强食的战争，都力图消灭别的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生动地描绘了女真各部斗争的景象：“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1]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乃至建立个人的统治权，恰是女真社会大变动的生动反映。在努尔哈赤之前，约60余年中，那些女真的英雄们都曾各领风骚，称雄一方，却都没有达到统一女真的政治目标，昙花一现，如匆匆过客，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唯努尔哈赤继其后，大展雄才，实现了先辈们的夙愿，重新把女真各部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可见，女真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明朝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却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女真的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应给予肯定。

其次，我们还应当承认，明朝对女真人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阻碍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必然激起他们的反抗。凡亲明的，明朝都给予扶持，反之，必欲消灭而后已；同时，又利用亲明的一方去镇压反明的一方，因而加剧了女真内部的斗争。如建州部王杲、阿台父子属反明派，哈达部王台是亲明派，则被利用来镇压王杲父子；海西部清佳砮、杨吉砮反明，也遭到打击。努尔哈赤的父、祖原属亲明派，却被明军杀害，虽属“误杀”，其实做了明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牺牲品。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实际是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和统治的有力控诉。当然，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人尤其是在反明派的首领指挥下，曾屡次入边，袭扰汉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但明朝做为最高统治者，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行政策的本质是民族压迫的。因此，努尔哈赤的历经30余年统一大部女真后，建国反明，不能认为是“犯上作乱”，因为他顺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常说，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是天然合理的，总是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样，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率领女真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也是合理的。

我们在评价努尔哈赤时，往往忽视他对推翻明朝腐朽统治所起的巨大作用，往往把这一巨大作用单纯归结为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事实上，努尔哈赤起兵复仇时，李自成尚未出生；而当其建后金时，李自成仅是个10岁的孩童。即使二年后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李自成也不过12岁。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李自成在陕西米脂县参加起义[12]，努尔哈赤已去世四年。所以，从亡明的时间上，李自成不占有首要地位，而努尔哈赤实为反明、亡明的第一人。

 

二、夺取辽东即是亡明的开始

 

明代辽东地区，其辖境东至鸭绿江畔，西抵山海关；北达开原，南止于旅顺，疆域广阔，相当于现今辽宁省境。辽东地处东北，为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其南部隔海与山东相望，东南则与朝鲜仅一江之限，而与日本一衣带水，近在咫尺。尤其是东北、北部及东部，周边布满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他们活动的广阔的历史舞台。辽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在有明一代居于战略地位。刚刚建都南京的朱元璋，就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了辽东对明朝的一统江山极端重要。如洪武九年（1376年），他曾明确地指出：“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成守。”[13]明在辽东不设州县，专设卫所以守。自洪武四年（1371年）首设辽东卫于盖州得利赢城（今辽宁复县东北得利寺山城），延至宣德初年，历57年，遂形成以辽阳为中心的25卫的建置体系。这一建置，实则是军事防御体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建山海关，设山海卫“限隔内外”，将辽东置于严密的军事统治之下。明朝为何在辽东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军事体制？后人看得很明白，如嘉靖时辽东巡抚王之诰曾说：辽东“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迹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14]凡到过辽东，或在此地任过职的将吏，无不认识到“辽东乃东北之雄藩，实国家之重镇。”[15]但又以“辽防为难者，北于属夷，东于高丽，而又渡海归内地，故不设州县，编民一以卫所制之者……恃其卫所以束伍耳。”[16]自永乐迁离南京，定都北京，距辽东不过千七百里（此为明人所修《大明一统志》所载，按今道里计之，实为千五百里左右），中间仅以雄关山海关拱卫北京，故辽东之安危直接关系北京存亡。辽东对明朝之重要，如同她的一只臂膀，以处北京左侧，向以“左臂”称辽东，故又称“辽左”。

明称为辽东的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关系天下安危。朝鲜人对此作过如下的精辟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17]。

这一评论，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精确总结。他所说“天下安危常系辽野”，又为明朝的历史所验证。如所周知，元朝自被逐出北京，其余众及其后裔散布长城以北，明人概称为“北虏”。终明之世，“北虏”一直是她的一大劲敌，双方时战时和，迄无定局。至明末，蒙古大部主要居于长城以北，瀚海以南的漠南蒙古归服后金，成为后金的一支生力军。明朝的另一劲敌，就是女真，明人称之为“东夷”。明朝统治者以金（女真）元（蒙古）世仇，长期采取“以东夷制北虏”之策，欲利用女真人以对付蒙古。辽东处于女真人与蒙古人包围之中，在军事上首当其冲，遂成为必争之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中叶以后，女真人渐次复兴，给辽东造成了巨大威胁。这样，到了后期，明朝便承受着既来自蒙古又来自女真的两个方面的军事压力。于是，明朝不惜一切代价，向辽东地区倾注亿万金钱，修边墙，筑城堡，兴建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自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城，势若连珠……皆列兵戍守。”还在山顶上每五里或十里筑墩台，俗谓：“十里一墩，五里一台”[18]，置烽燧以报警。清初，一个叫王一元的，目睹明朝的这些遗迹，不胜感叹地说：“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金钱！”[19]

明朝以二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不停地加强辽东的军事防御，已把辽东建设成为一大军事重镇。除此，明朝还在沿长城内侧，分别构筑了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固原、太原、宁夏、甘肃等8处重点军事防御，合辽东为九镇，而辽东居九镇之首。这表明，辽东的军事战略地位在明朝统治者心目中是何等重要！换言之，他们把明朝的安危系于辽东。

我的老师、已故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早在1962年就著文《明代的辽东和明末的辽事问题》，首次论证明末辽事与明亡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明末的辽事问题反映了一朝一代的兴亡，明清统治的交替并非偶然。”至1990年，他又续作《明朝兴亡所系辽东之得失》[20]，结论尤为精辟：“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论证之精确，已成不易之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亡辽者恰恰就是努尔哈赤开其端，亦即明亡的开始。事实证明，亡辽的过程就是明亡的过程，而全辽皆失之日，明朝最后灭亡随之到来。我们从下列明清（后金）战争进程便可得到验证：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与明首战抚顺、清河，虏人畜30万，消灭明军万余。

天命四年，双方激战于萨尔浒，为明清战史上第一次战略决战，明军近10万被击溃，死伤大半；继之，正式向辽东进军，攻取明开原、铁岭两城，歼灭明军近万。

天命六年（1621年），发动辽沈大战，先克重镇沈阳，破敌七万，再夺明在东北的政治与军事中心——辽阳，破明军近20万，辽河以东70余城传檄而定。明失辽阳，标志着明在东北的统治宣告瓦解，同时，也意味着明行将灭亡。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初，向辽河西岸的重镇广宁（辽宁北镇）发起大规模进攻，血战西平堡，歼明军近万人，在沙岭（北镇南）再歼明援军3万，不战而得广宁，克义州（辽宁义县），歼明军数千。废弃广宁而不守，全师退回辽东。

天命十一年（1626年）初，再次进军辽西，攻击辽西另一重镇宁远（辽宁兴城），遭到对明战争以来第一次重创，无功而返。同年八月，努尔哈赤病逝。至此，他已夺得全辽之半[21]。

自抚顺、清河首战以来，后金与明交战，远远不只上述所举重大战役，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为后金的发展开拓了胜利之路。同时，努尔哈赤联络蒙古科尔沁部，结为同盟，共同对明；向黑龙江中下游发展，吸收当地少数民族加入八旗，后金势力迅速增长。努尔哈赤占据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对不久的将来明亡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一再迁都，先迁辽阳，至天命十年，再迁“四通八达之处”的沈阳[22]，做为稳固的根据地，成了清入关前与明朝京师对峙的都城，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努尔哈赤占据辽东，已将明朝推向衰亡之路。他主要通过战争的手段，使明朝为辽东付出了重大代价，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皇太极继承其父的遗志，全面发展其父的未竟事业。他从辽东出发，分别于天聪元年（1627年）、崇德元年（1636年）两度出兵朝鲜，彻底征服李氏王朝，确立了君臣之盟，从而翦除了明朝的羽翼，为己所用，使明受到孤立。他继续向北用兵，将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诸民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他剿抚并用，使广大的漠南蒙古脱离明朝，加入了清（后金）政权；至其晚年，又有西藏班禅遣使赴沈阳，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皇太极以辽东为根据地，对明朝成功地实行了政治与军事的大包围。

皇太极始终保持着对明朝的强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挺进辽河以西的地区。我们从以下战事记录中可知全辽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过程：

天聪元年（1627年），首战宁远与锦州，受阻于坚城之下，遭炮火攻击，被迫退兵。

天聪六年（1632年），围大凌河城（辽宁锦县）。皇太极称：明“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23]，攻下此城，便消灭了明的有生力量。围城三月余，迫使明将祖大寿出降，全城军民所剩1万余人皆归后金所有，祖大寿以下，百余名将官尽数归降（祖大寿降后又脱逃）。

天聪七年，攻取旅顺，明将黄龙自杀，其所属近万人非死即降。明在辽东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丧失，其统治势力，完全被逐出辽东半岛。

崇德二年（1637年），袭取皮岛，明将沈志祥投降。明在辽东的海上防线也最后崩溃。

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围锦州，明兵精锐数万被围于城内。

崇德六年，松山决战。明调集“九边”精锐之旅共13万，力救锦州，企图防护山海关，保障京师安全。仅数日，明全军覆没，主帅洪承畴被俘投降。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随之而破。这是继萨尔浒决战以来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决战。仅此役使明“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精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24]足见这次决战对明清兴亡影响之大。此役后，明在全辽仅剩下中前所、中后所、宁远、前屯卫四座城镇（均在今辽宁省兴城与绥中县境）了[25]。一代大明江山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逝。这时，距明亡还不到一年。新即位的顺治帝，在他的两位叔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的辅佐下，乘松山大战之胜，于皇太极病逝一个月后，便向中后、中前、前屯卫发动攻击，在不到10天内，连克三城，歼灭与收降明军1.5万余人[26]。

此时，明在辽东，只剩下吴三桂独守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清兴亡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耐人寻味的是，明亡之时，恰恰是明失全辽之日。这年三月初，农民起义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逼进之际，明崇祯帝始下决心，征调吴三桂率部进京勤王，宁远城无条件放弃，实际是白白送给了清朝。吴三桂率军民进入山海关，继续向北京进发，至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李自成已于前一日即十九日进入北京，明朝276年的统治至此终结。

在清入关前的28年间，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同明朝集中争夺辽东，逐城逐地争夺，战事之酷烈，交战之频繁，影响之深远，为明开国以来所仅见！其他诸如东征朝鲜、北征黑龙江、西征蒙古，都是围绕争夺辽东这个焦点进行的。从以上所列军事斗争的历程，我们看到，辽东实系明朝的命脉，其衰而亡，是同明逐渐丧失辽东同步发展的。全辽丧失，明朝亦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早在明亡100余年前，嘉靖时已有人预言：辽东，“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27]万历中期，又有人说：“京师去辽才七百里（指北京至山海关），辽亡则京师未得安枕卧也。”[28]辽亡，何只“关乎盛衰”、“安枕卧”，而是关系存亡的一大关键！但他们已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确属相当难能可贵。历史已为他们的预言做了明确的回答。所以，明亡并非始亡于李自成农民军，从根本上说，始亡于辽。我师所说：“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实在是卓异之见，精辟的理论概括。

 

三、“辽事”动摇了明朝统治根基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辽东之丧失。神宗的腐朽统治，已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作为边防重镇的辽东地区，其形势急剧恶化，为努尔哈赤所乘，遂引发天下大乱，导致明朝迅速走向败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顾国家安危，其中，为祸最烈莫过于重用大批宦官，充当矿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大肆掠夺民财。他们打着皇帝钦差的旗号，如狼似虎，无恶不作，引起民变、兵变、商变，天下骚动。矿税使的种种暴行，详载《明史》诸书，为治史者所熟知，不须赘引。

辽东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这里，为害10年，民谣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数语，已把高淮作恶刻划得淋漓尽致。其次便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与高淮勾结，狼狈为奸；再是巡抚赵楫，也助纣为虐，为害地方。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为辽东“三患”，换言之，实为“三害”。主要还是高、李二人，搞乱辽东，人心思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就是对当时人心趋向的真实写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赶跑或罢官后，辽东受害已深，形势进一步恶化。朝廷选将不得其人，兵备废驰，民穷财尽，国家财源枯竭。辽东陷入混乱之中。

努尔哈赤就是利用明朝衰弱，辽东混乱的局势，乘机起兵，东征西讨，明朝麻木不仁，任凭其兼并，终于完成了对女真诸部的统一，建国称汗，迅即掉转进攻的矛头，直指明朝统治者。“辽事”问题，由此而起。

所谓“辽事”，主要是指努尔哈赤对辽东的争夺。自辽东传来警报，就把明朝拖上死亡之路，并且随着战争频繁进行，规模不断扩大，争夺日趋激烈，从根本上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明朝这座立国已达200多年的大厦将倾，风雨飘摇。

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长达近30年里，清（后金）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而明朝却被打得精疲力尽，财源柘竭，经济危机加深。远的不说，从神宗后期，经熹宗朝，至崇祯，为防护辽东，阻止后金的进攻，倾注了全国人力、物力与财力于一隅之地，筑城堡，修工事，运粮饷，备器械，派重兵，已将国家的财政储备消耗殆尽。投放到这东战场上的粮饷和武器装备，或成为清（后金）的战利品，或在战争中被销毁。明朝为支付巨额军费开支，屡次向全国额外加派税额，名曰“辽饷”，合“剿饷”与“练饷”为“三饷”，已成为明末一大虐政，农民不堪重负，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总崩溃。清（后金）对明朝的打击和破坏，并不限于并外辽东地区，皇太极在位时，先后五次派大军突袭长城，进入中原，举凡京畿、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腹地遍受蹂躏，所谓“旌旗所指，无不如意”[31]。计五次所掠，人口达百余万，牲畜无数，掠黄金、白银更以千万两计，致使京师以南地区“民亡十之九”，行程千里，“一望荆榛”[32]。清军不以占城夺地为目的，专事破坏和掠夺，消耗明朝的经济实力和有生力量。皇太极把他的这一做法，形象地比喻为“伐大树”，他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33]他从辽东的攻战，到屡次进关袭击，都是在贯彻他的战略思想，直至把明朝这课大树砍倒为止。

清（后金）把明朝拖入“辽事”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险象环生，零星的小规模的反抗活动，正在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辽事”问题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政争日趋激烈，各立门户，党同伐异，统治集团内部一派混乱。

围绕“辽事”问题，明朝廷臣议战守，迄无定策，由意见分歧，进而发展成宗派与门户之争，致使将相不和，文武对立，言官拨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挤，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战场上一败涂地。如，杨镐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们以“师老财匮”，累累发红旗催战。杨稿分兵四路冒进，在萨尔浒决战中被彻底击败，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将他处死；王化贞与熊廷弼，以战守意见不一，意气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广宁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处死；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关外，辽西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得以改观，但因为不阿权贵，终被排挤出朝廷，只得告老还乡，让阉党分子高第担当孙承宗的职务；敢言战守的袁崇焕两度挫败后金的进攻，给明朝带来了希望，皇太极施离间计，明廷臣与崇祯不辨真伪，将他残酷处死。《明史》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34]在袁崇焕经略辽东时，擅自处死总兵毛文龙，明在海上防线渐致瓦解，自毁海上长城。至洪承畴率13万精兵援锦，本待徐图渐进，行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35]，却被兵部职方司张若麒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所逼，改为速战速决而惨败，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将及大批物资毁于一旦。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因瀉露与清和谈的机密而被杀。凡此种种，都是政治黑暗带来的恶果，内耗损失了自身实力，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动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监军，利用“辽事”战守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将大肆排遣，无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贤与客氏相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利用宦官监军。这些本属皇帝的奴仆，不过是供酒扫庭院的无知之人，竟高居于将领之上，监督战守，瞎指挥，岂能不败！在明朝处于危亡瞬间之际，廷臣议宁远是否该放弃，吴三桂所率辽兵劲旅应否进京勤王，除了吴麟征力主撤宁远，调吴三桂进京以卫京师，廷臣们互相推委，却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随意放弃的高调，绝口不谈撤兵进京勤王，唯恐招惹祸端。最后一次挽救灭亡的机会失去了，当崇祯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明朝终于难逃亡国的命运。

一系列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在明末农民起义很久之前，清（后金）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明朝展开了军事的与政治的斗争，使明朝财力、物力和人力耗尽，变得虚弱，不堪一击。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在明朝已被清（后金）部分肢解，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爆发的。而后来成为农民领袖的李自成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才投入不沾泥的起义队伍，失败后，再度崛起，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张献忠也独树一帜，同明军作战。还有其他多股农民军，独自展开反明活动。但是，他们早期的活动范围，大体还局限在陕西地区，有时也突入到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区，以流动作战而著称。总的说来，对明朝还构不成严重威胁。事实上，这些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几度遭到明军的致使打击，总是死里逃生。但关外的清军却逐渐取得对明军的战略优势。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才获得大转机，迅猛发展起来。恰好同年八月，发生了明清战史上的又一次决战——松锦决战，自此次决战后，明朝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应当指出，松锦决战对李自成的命运关系极大。在此役之前，明朝是分内外两线作战，内线是对李自成，外线是对清军，东西兼顾，当明朝误以为李自成溃不成国，偃旗息鼓，便以关外清军为大患，遂抽调李自成的劲敌洪承畴率13万精兵出关援锦，迎战清军。公平地说，皇太极发动对锦州的战役，吸引和牵制了明朝的雄兵猛将，的确是帮了李自成的大忙，他就是趁明军东调关外的机会，乘机复出，其势不可制。而明朝13万精兵没于松山战场，再也没有力量回师关内，去对付声势浩大的李自成起义军了。正如前文已指出，在明朝存亡的关键时刻，明为阻止清军入关，仍然不肯及时地把它的最后的一支劲旅——吴三桂所统的辽兵调进北京。这不是清太宗帮了李自成的忙，牵制了吴三桂所部，使李自成统率的数十万大军，在突破了居庸关之后，如入无人之境，一鼓作气，兵临北京城下。李自成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有利条件下，一举夺取了北京。明朝就此灭亡。李自成直接亡明，居于首功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当论及明亡的时候，还不能忽视张献忠的作用。张献忠没有直接参与攻取北京的军事行动，是为人们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他对推翻明朝毫无关系。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过一段评论：“论者又以献据蜀，闯则犯阙，按法行诛，薄乎减等，而不知献乱以来，财赋绌于吴、楚，士马毙于荆、襄，民命涂于中野，夫是以土崩瓦解，一蹶而坏。譬犹人之死也，献执其手，而后闯刺其心；献揕其胸，而后闯扼其吭，则献之与闯，厥罪惟均也。”[36]

谷应泰作为封建史家，在评论张、李亡明这个问题上，认为罪过同等，却讲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张、李共同灭亡了明朝。他称两人之“罪惟均”，而我们应看作“功劳”同等。事实的确如此。张献忠率军入湖南、江西后入川，分散和牵制了明朝的大量兵力，也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大大减轻了来自明朝的军事压力。但是，谷应泰却不敢论及清朝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事实是，在李自成进北京前，与关外的清朝，四川的张献忠，已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谋略各不同，政治目标却是一致的，都为推翻明朝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而浴血奋战。他们之间虽无联系，实际是分兵作战，共同肢解了明朝，而李自成捷足先登，抢先夺取了北京。

从努尔哈赤公开宣布叛明，中经皇太极，直至进关夺取政权，近30年间，在亡明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即使如明末农民大起义，除了明朝的腐朽统治，天灾肆虐，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努尔哈赤父子打乱了明朝的统治秩序，使她为“辽事”所困扰，引发天下大乱，而一发不可收拾。从全局看问题，却是努尔哈赤父子率先灭亡明朝，不管他们是否预料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李自成进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扫除了前进的障碍，让他扮演了亡明的英雄角色，演出了最后的壮观一幕。自清入关后，诸如摄政王多尔衮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总是否认清朝亡明的事实，强调夺之于“流寇”之手，宣扬清得天下“光明正大”。在他们看来，亡掉一代王朝，并夺其政权，不合乎理性，不符合传统道德，这与他们所倡导的“忠君体国”的思想是相悖的，所以清朝统治者连他们的祖先曾隶属为大明的臣民这个事实也予以否认。这就是说，从其先祖与明无臣属关系，至推翻明朝，也非亡于清朝。他们一再强调清朝一统天下，符合道德，顺应天理，其原因在此。

明清兴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涉及很多问题。以往的论述，都把明亡归因于农民起义，具体说，就是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这就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本文所论，力图把明亡的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作一综合考察，就不难看出努尔哈赤父子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从明清鼎革的全过程看，始终是明与清（后金）两大势力的生死较量，而李自成、张献忠各自领导的农民军，是在明清斗争后期加入的两支生力军，为明清兴亡起了催化与加速的作用。

 

    注释：

    [1][3]  《明史·熹宗纪》卷22。

    [2]  《明史·穆宗纪》卷19。

    [4][5]  《明史·神宗纪》卷21、22，并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

    [6]  《明史·吕坤传》卷226。

    [7][8][9]  《明经世文编》卷453。

    [10]  《明史·张学颜传》卷222。

    [11][2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4。

    [12]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35—36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

    [13]  《明太祖实录》卷103。

    [14][15]  《辽海丛书》“全辽志叙”、“辽东志书序”。

    [16]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55。

    [17]  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

    [18]  宋小濂：《北徼纪游》4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  《辽左见闻录》（手抄本）。

    [20]  孙文良：《满洲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大出版社1992年。

    [2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参见拙著《明清战争史略》（合著）。

    [23]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24][35]  谈迁：《国榷》卷97。

    [25][31][33]  《清太宗实录》有关各卷。

    [26]  《清世祖实录》卷2。

    [27]  王之诰：《全辽志叙》。

    [28]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1。

    [29]  《明经世文编》卷467，宋一韩疏。

    [30]  陈继儒：《建州考》。

    [32]  李永茂：《荆襄题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