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即财富精选(九篇)

第1篇：经历即财富范文

[摘要]从逻各斯的角度，马克思分析了财富的逻辑和人的逻辑的关系，发现财富的演变是从单纯财富的逻辑向人的逻辑转化的过程。要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超越知性，进入存在论领域。从存在论角度研究财富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2-0026-05

鲁迅把中国历史分为“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套用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把当今世界的人类分为两部分：“做稳了财富的奴隶的人们”和“想做财富的奴隶而不可得的人们”。这可能比马克思对近代社会关于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更加适合于用来描绘当代社会。但马克思对财富的逻辑和人的逻辑的关系所做的分析，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地散发出真理的光辉。让人们看到，财富的逻辑对人的统治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以至在资本面前奴颜婢膝的人类，每一根骨头都已经被榨干。不能没有对立面而又失去了对立面的资本，下一步只能把枪口对准自身。从此，财富的逻辑将转化为人的逻辑。从资本这只烧毁自身的火凤凰的灰烬中，将诞生出一个崭新的物种：自由的人。

一、逻辑、人和财富

正如逻辑(Logic)分为狭义的逻辑和广义的逻辑一样，人和财富也有其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逻辑即知性的逻辑，广义的逻辑则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是逻各斯(Logos)的表现。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里的“道”就是逻各斯，“常道”则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常名”是具体事物的名称；“名学”即语言学，特别是语法学；再进一步，如果给名词下定义，通过一个抽象化过程把它们变成概念，然后研究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即命题，在此基础上研究命题与命题间的关系即推理，就形成狭义的逻辑。知识通过狭义的逻辑来把握广义的逻辑。但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样把握到的只是“现象”，即能够显现在知识中的逻各斯(“常道”和“常名”)，而不是逻各斯(“道”)本身。按照当代人的看法，对逻各斯的认识只能通过现象学，而不能通过知识学。

同样，狭义的人即主体，广义的人却是个人(Individual)，它们都是人本身的表现。狭义的财富是指交换价值，广义的财富是指使用价值，它们都是财富本身的表现形式。

显然，当我们把“财富”和“人”与“逻辑”放到一起，构成“财富的逻辑”和“人的逻辑”两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狭义的“逻辑”和狭义的“财富”、狭义的“人”意义上使用它们的。

如果我们规定：狭义的逻辑指知识论的逻辑，狭义的财富指货币和资本，狭义的人指资本家和与此相应的认识主体；广义的逻辑则追溯财富的历史、现实的人的历史；逻各斯研究人和人的财富的生成――如果这样规定，那么，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社会历史观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分别揭示了狭义的财富、广义的人和人本身(连同人的财富)的生成过程。因此，本文是从辩证逻辑角度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财富哲学的一种尝试。

二、财富的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历史现象学要求，我们可以发现：狭义的财富即当代人们所说的财富表现为货币或资本，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财富的哲学；但广义的财富是个历史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应呈现出变幻不同的样态，从而导致狭义的逻辑无法应用；要研究财富的历史演变，就必须立足于广义的逻辑，即财富的辩证法。按照这种辩证法，产生财富的原因同时也产生贫穷，这样财富的哲学就转化为贫困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财富哲学则是对这两种哲学的扬弃。

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自己生产、自己消费，自给自足，不存在与他人的交换，财富也表现为其自然形式，即物之有用性。物之有用性构成对人而言的使用价值，此时财富就表现为它的自然形式：使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指那些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对人有用的物品，如粮食、衣服、房屋等。使用价值的数量愈多，人愈富裕，使用价值的数量少，则愈贫穷。

商品经济条件下，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嵌入了交换这一环节，生产出的商品是为了用于交换，而不是用于自己消费。财富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开始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在于手中使用价值的量所能换到的货币的量，如果这些使用价值没有交换出去，就不能表现为财富。经济危机时期曾经发生过让粮食烂在地里，将牛奶倒进海里的事件，就是因为使用价值没能成功地转换为交换价值，人类生命活动的凝结蜕变成“一钱不值”的废物被处理掉。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和完成，此时用于交换的商品范围空前扩大，远远超出了“劳动产品”这一范围，诸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甚至于人的肉体、荣誉等等都可以用于交换，都成了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资本时代的来临，财富的形式再次发生质变，以资本的面目现身。由于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意味着财富的衡量指标已不再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了，而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形成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因为财富仍然以其个别形态存在，尚未被抽象，无法变成“财富”概念。只有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富的自然形式被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所取代，它才获得了其特殊性和普遍性，进而先被抽象在“价值”形态下，后被抽象在“效用”形态下，分别形成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和当代的庸俗经济学。与这两种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财富的异化的形态和它所蕴含的属人形态。

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也就是说，财富的社会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尽管表现不同，但它的物质内容始终是一样的，这就是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物质内容的实现需要通过交换的中介。这一中介使得劳动产品以价值形式呈现，只有借助抽象力，抽取掉一切可感觉的属性，我们才能看到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的抽象人类劳动。也只有借助抽象力，才能进一步解开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潜藏着的秘密，否则就会被表象迷惑。

当资本时代来临，其本身的复杂性导致虚拟财富的出现，财富抽象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了。与财富一样，虚拟财富也有其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虚拟财富或者说财富的虚拟形式，是财富的一种复杂的社会形式，而不是财富本身。在虚拟经济中，财富是其虚拟的社会形式(本质上是财富的价值形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表现)和使用价值形态(或物质形态)的统一。”

价值的虚拟化与使用价值的虚拟化不是一回事。从财富的自然形式到价值形式，是使用价值的虚拟化。从价值形式到虚拟价值形式，则是价值的虚拟化。随着财富的社会形式从价值转化为虚拟价值，财富演变为虚拟财富，原本切实可感觉的物不仅越来越抽象，而且披上了

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幻色彩。在这种情况下，要面向财富本身，看清其真实面目，只有运用辩证逻辑进行分析。

马克思指出，使得商品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的谜底在于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同样，财富也不能脱离其“社会”的性质。他对“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的应用，说明了价值如何作为商品的“原子”，构建了商品这一市场经济的“细胞”，进而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机体”。马克思打算研究“有机体”的进化，这需要在生产关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生产力经济学。遗憾的是，马克思来不及完成这一任务就去世了。庸俗经济学撇开生产关系研究财富，只会把清水搅浑，但它在无意中探讨了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生产力经济学的建立准备了另外一翼。尤其是效用价值论，本质上研究的是使用价值的抽象。与研究价值对劳动的抽象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相比，研究使用价值的抽象的效用价值论是对财富的自然形式的知性分析。它为对使用价值的辩证分析、从而进一步为研究社会形态的有机体的演化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

三、财富的逻辑悖论：人的异化

马克思曾经批判黑格尔混淆了概念在思想中的发生和概念所对应的事物在现实中的发生，并因而主张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这一思想应用到财富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财富概念上的异化，无非是反映在财富上的人的异化的反映。

财富从来就不仅仅是个经济范畴，它总是与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如果说食物满足的是动物的自然存在(肉体存在)，那么，财富满足的则是人的社会存在。因此，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对应着人的不同社会存在形式：自然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对应的是人在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家一国一天下)中的存在；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对应的是人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中的双重存在；在产品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对应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在人的自由存在生成之前，首先必须经历人的异化存在，它突出地表现在权力的奴化和财富的物化方面，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这两种异化形式以强有力的势头，侵入到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决定性支配性的力量，哈贝马斯将此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当财富的形式是使用价值，表现为衣、食、住、行等消费资料时，它与人的生命活动紧密相连，为生命活动的展开提供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随着由具体变抽象，财富愈来愈远离人，由手段变成了目的，从而构成对人的反抗，具体表现为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是价值即抽象劳动。在这种条件下，“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由此必然导致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在于私人劳动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它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为社会劳动。有交换就需要确定交换价值的形式。价值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而货币则是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

相比之下，作为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市场为依托的虚拟经济的产物，虚拟财富更加容易产生拜物教，因为它是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的统一体。在交换活动中，价值被当作物，在虚拟经济活动中，虚拟价值也被当作真实的财富。

可见，财富形式的抽象性(即形而上学性，从中产生资产阶级的财富哲学即财富的形而上学)是其产生迷幻魔力的本质所在。财富逻辑愈是深人展开，财富身上被赋予的神性光环也愈加灿烂，并日渐取代传统神灵，成为世俗社会顶礼膜拜的神。在“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的现代社会，一切存在都要接受财富的洗礼，自我的沦陷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就其本质而言，财富是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它是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力量。在私有制情况下，这种社会力量变成一种外在力量反过来支配着每一个个人，社会变成抽象社会，个人变成抽象个人。对财富神灵般的顶礼膜拜，表达了大众对抽象社会的认同，意味着个人已经被异化的社会同化。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的增长恰恰表征着生命的减少：“你的生存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那你占有的也就越多，你的生命异化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财富幻象使我们认识不到这种异化，拜物教赋予我们一套颠倒了的世界观，以物的尺度来看待这个颠倒的世界，如何能够发现世界的颠倒?“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我们不但认识不到遭受剥夺的生命和人性，反而争先恐后地汇入到获取货币和财富的时代洪潮之中。

使用价值的抽象化强化了财富幻觉的真实性。相应地，欲望本身被抽象化，先是成为抽象欲望，后是成为欲望幻觉。在财富被普遍欲望所抽象、所幻化的社会中，抽象的个人所体验到的自己是一种“交换价值”，忽略掉的是自己的“价值”或者“使用价值”。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人变成了“人格市场”上的商品，形成了一种“商品销售性格”，当“商品销售性格”成为社会性格的主要方面时，个人的情感异化，社会的道德沦丧，大众的心理病态，人类彻底沦为财富的奴隶。

马克斯・韦伯在肯定了以“禁欲”、“勤奋”、“节俭”等新教伦理为基础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时，也曾表达了对这种精神终究要崩溃的忧虑：纯粹世俗的取代天职观念，财富的生产将变成人类生存的铁笼，以致于将来有可能进入这样的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毫无疑问，韦伯的忧虑今天已经不幸成为事实。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维持财富生产的关键不再是通过禁欲来增加资本积累，而是通过刺激消费、扩大需求来实现财富增殖，其后果必然把人变成消费机器。除了消费生活用品，人类开始消费符号，进入了意识经济，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资源的极大浪费。但是，单纯从事实出发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却无视这一切，以“利益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为基本前提，只是考虑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这种经济学的成功实现以对自然的掠夺作为基础，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极端恶化。财富逻辑演变的最终结局是对人的否定，它导致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但异化的顶点也是扬弃异化的开端，财富的逻辑必然回归人的逻辑。

四、人的逻辑：财富逻辑的必然归属

如何消除财富的悖论，让财富是其所是，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要求我们超越知性逻辑，从存在论角度研究财富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对于财富之“是”，马克思给出了明确论断：“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

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存在论视域中的财富就是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是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财富是人自身实现的手段，财富生产是人摆脱束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途径。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固有的矛盾，指出消灭经济危机的途径是消灭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这是私有财产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必然结果。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至此，财富逻辑导致的悖论将彻底得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得以解决，人真正地生成为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对抗也不再存在。

阿玛蒂亚・森表达了与马克思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发展的目的是人的自由问题，而不是财富的获得，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途径。评价社会发展的指标不能用传统福利经济学所采用的个人或社会的效用函数，也不能用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做指标，因为它们并不是人所追求的全部目标。最重要的是自由，实质自由就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能力。显然，森所理解的财富实际上仅限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财富，即财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现形式。森主张抛弃这种形式，以新的标准即人类发展指数、而不是以经济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这已经进入实践探索的领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将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人均实际GDP合成为一个复合指数，以代替传统的GNP指标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尺度。这也表达了由单一的财富衡量尺度向人的存在的衡量尺度的转变。虽然这只是一个开端，但它预示了人类文明发展必然的道路。下一步，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应当携起手来，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探讨的人的全面发展阶段和人的自由发展阶段推进。让其中所体现的人的发展的逻辑在一个对象化过程中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拥军，财富的含义与种类[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李宝翼，虚拟经济和虚拟财富的内涵[J]，南开经济研究，2005，(2)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M]，北京：三联书店，1988

[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

第2篇：经历即财富范文

论文摘要：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是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亚当·斯密确立的劳动价值论，既从经济学层面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又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把现代性视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

目前，哲学界在解读马克思几乎倾其毕生精力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了马克思通过“经济学语境”凸显“哲学话语”并走向“历史深处”的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所走向的“历史深处”，其实就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实践批判，进而彻底批判和超越“现代性”。

一、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的经济学辩护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规定，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状况，又构成和蕴含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时代特质。因此，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自然成了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存在分歧，但从精神或文化层面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主体原则几乎是一致的。

按照传统与现代的界别，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本主义信念作为思想理论世俗化取向的学理依据，最终构造和确立起了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位，以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继续高擎理性这一精神旗帜，进一步肯定与推崇“自我”以及“人”的价值。康德不仅继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而且将其确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则。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原则将理性主体原则抽象成了世界万物的绝对原则，完成了对理性主体原则的哲学论证。可见，现代西方思想运动是在推崇和维护理性主体原则的过程中展开的。

同时，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实际需要，既反映了近代西方社会摆脱封建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与争取个体独立的需要，又反映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并由此获取与集聚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这一事实。质言之，对理性主体原则的推崇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意识与逻辑要求。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思想运动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并不仅仅属于哲学，国民经济学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从“历史深处”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即资本不断自我增殖的逻辑，而且通过把“劳动一般”作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肯定人及其劳动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成理性主体原则，进而将抽象的理性主体原则贯彻到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简言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创立劳动价值论介入并推动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运动。所以马克思指出，“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众所周知，对财富的本质的规定是国民经济学全部内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不同解答则成为区别国民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学派的标志。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财富归结为货币，由于还没有看到财富的本质是人和人的劳动，因而不能看到货币的本质，不能揭示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只能陷人对贵金属这种单纯外在形式的崇拜。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虽然看到人的劳动构成财富创造的条件，但却没有把劳动抽象成为财富创造的一般原则。“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只有以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提出的粗糙的劳动价值论，才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为后来亚当·斯密揭示财富的劳动本质并创立劳动价值论，进而确立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

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以探讨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为理论任务，并通过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把增进国家财富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作为讨论的重心。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的前后回答是矛盾的，但他在原则上坚持了价值决定于劳动的原则。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显然，斯密已经把劳动抽象成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和源泉的劳动一般，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消耗。这标志着劳动价值论的确立。

斯密在把“劳动一般”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基础上看到了劳动社会交换的意义。斯密发现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分工的结果，但在彻底实行社会分工之后，人们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社会交换。因为，“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没有劳动的社会交换，国家财富的增进根本无法实现。为此，现代社会必须打破封建自然秩序的束缚，推动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内在于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这样，不仅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事实与法律层面把“利己主义”肯定为“完全自由和正义的自然制度”阎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也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在自由活动基础上生产人自己的自由空间，即把人的命运还给“大写的人”提供了理论说明。李嘉图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在交换价值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问题，发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l，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劳动价值论。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由斯密肇始李嘉图完成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由于把财富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劳动，把自然界和财富看作是人的产物或人的构成物，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扬弃了财富的外在对象性，将人本身及其劳动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从而将人的感性活动本质遮蔽起来，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归结为了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于是就被抽象成了理性主体原则，即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变成了理性观念对人的抽象统治。这样，国民经济学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乎逻辑地看作了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式;而它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构成了对以“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为深层逻辑的“现代性”进行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的理论基础。

二、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界限在“历史深处”的凸显

尽管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作了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但它也不自觉地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

首先，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范畴作了超历史的理解。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把商品看作一般劳动的产物，而不看作劳动产物的一种社会形式，表明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表现为商品以及劳动表现为价值与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等等的历史条件这些根本性问题，而只是在交换价值的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并把劳动抽象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点归结为: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从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闭这就是把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即具有历史的特征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国民经济学家忽略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历史性、暂时性，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所以，国民经济学始终把雇佣劳动及其价值表现形式与一般生产劳动及其价值混淆在一起。

国民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错误，使其对“现代性”的辩护陷人了悖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所要求的财富增长或积累，本质上是以牺牲具体劳动或感性活动为代价的抽象劳动的积累—财富或资本的积累，不仅这种积累的不可能性与积累本身同步增长，而且，它所要求的财富越是抽象，人的“主体性”就越是受抽象所统治。李嘉图把国家理解为生产的工场，把人理解为消费和生产的机器，把人的生命等同于资本，把人类生活世界理解为经济规律盲目支配着的世界的观点充分表明:劳动价值论只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实质上却通过把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为人的劳动，进而十分片面从而更加明确、彻底地把私有财产以及劳动规定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即将人及其劳动仅仅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最后走向了遮蔽人的感性活动本质，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等同于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以至于敌视人的反面。诚如马克思所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质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了表面上肯定人及其主体性与实际上否定人及其自由的自相矛盾。

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危机，资本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矛盾不断涌现，也处处昭示着资本永恒积累的不可能性。这种以财富积累为目的与以积累的不可能性为结果的矛盾，无疑进一步彰显了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

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使“现代性”的历史界限显得极为清晰。因为，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逻辑结论，并不在于其理论推论过程出现了逻辑错误，而在于其借以推论的社会现实前提本身包含着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劳动与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基础的一般人类劳动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价值论的支离破碎是现代工业现实的支离破碎的原则。资本“为生产而生产”，不仅生产着生产力，而且同时生产着自己的界限。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却使人成为了抽象物—受商品、货币以及资本的统治，以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创造必须以对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为前提。这种矛盾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自身发展的界限，也为人类寻求新的社会形式提供了前提。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正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理论折射，从而也是从“历史深处”对“现代性”的历史界限—“资本自身性质上的界限”的凸显。

总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对“现代性”的认同与辩护，在把人导向追求“自由”的同时，也把人引向了奴役的深渊。当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完成自身的时候，人就通过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的辩护完成了自我否定;而当劳动价值论使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悖论的时候，它也就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历史界限。因此，对于既改造着世界又改造着自身的人类来说，在置身于“现代性”困境的同时必然会开启出一种新的生存境域。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和超越，就是对人类新的生存境域的一种理论开启。

三、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虽然未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术语，但却具有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马克思不再把“现代性”看作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看作现代社会的整体性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性”作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理性主体精神确实是其重要内涵，但并不等于理性主体精神。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划了一个时代，或者说具有“现代性”，关键并不在于它把理性主体原则提升为自我意识，而在于它建立了远远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因此，一方面，现代生产对“现代性”具有“基础”作用，“现代性”集中体现于“资本生产的过程”、“资本生产的规律”以及“资本生产的结果”之中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对理性主体的不断呼唤与诉求，折射和反映着现代社会的自我意识。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既没有简单否定理性主体精神，也没有简单肯定现代生产，而是通过探讨理性主体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揭示“现代性”的深层逻辑—资本的逻辑—资本的增殖归根到底必须通过吸附活劳动来实现:“劳动是酵母，它被投人资本，使资本发酵。这首先表现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与重建上。

首先，马克思通过揭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缺陷，彻底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以及黑格尔哲学把现代性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从而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把人的劳动规定为私有财产的本质，的确反映了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对现代经济生活以及价值运动作了“科学解释”，但是这种“科学解释”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及其范畴的非历史理解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把现代性抽象为永恒的理性主体原则，从而完全站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其根源就在于它们的理论前提—劳动价值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抽象为“劳动一般”，从而把物质生产劳动转换成了精神活动。具体地说，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即把劳动归结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把从事商品生产的雇佣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进而把资本对人及其劳动的抽象统治，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从而也就直接把“现代性”作为了“资本家的科学的自白和存在”。所以，在国民经济学家眼里，“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既是市民社会的实际，又是现代工业的永恒“意识力量”。黑格尔哲学则通过把“现代性”抽象为精神的货币和资本，把全部历史规定为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从而以“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在对资本对人及其劳动的抽象统治的经验事实进行哲学概括的同时，又以“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对这一事实的合法性进行意识形态辩护。

可见，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只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却未说明这一事实，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抽象为一般公式和规律，却没有理解和阐明这些规律怎样从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产生出来。因此，国民经济学以及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的黑格尔哲学，从“历史深处”对“现代性”所作的意识形态辩护，只能是一种纯粹幻想。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及以此为基础的黑格尔哲学进行了系统而深人的分析批判后，通过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的特殊性重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一切把“现代性”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的现代性理论。

其次，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具体劳动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所陷人的矛盾不能仅仅归结为理论自身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矛盾的理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必须以劳动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为前提，另一方面又必须把劳动转化为劳动条件，使劳动与劳动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因此，在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劳动总是表现为雇佣劳动，劳动条件总是表现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即资本;劳动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从而从属于资本;资本支配着劳动从而支配着劳动者，劳动者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从而不能支配作为劳动条件的资本。在这里，人不是通过劳动而实现自我发展，而是由于劳动而被否定;不是人通过活动而存在，而是因为活动而沦为非存在。所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陷人的矛盾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的理论反映，现代性理论的缺陷不过是对“现代性”自身缺陷的理论直观。

因此，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实践批判。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形式，以及“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一规律的揭示，不仅“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实践批判过程得到凸显，同时马克思也由此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彻底批判。

再次，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改造和重建，揭示了现代性自我扬弃的必然性和条件，从而现实地超越了“现代性”。马克思通过揭示商品生产劳动的二重性及其矛盾，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实现了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重建。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把劳动归结为财富的唯一本质，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内容。其实，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个人的具体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 具体劳动是商品生产的自然基础，抽象劳动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基础，具体劳动创造生产力，抽象劳动创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的增殖通过抽象劳动来完成，资本价值的转移通过具体劳动来实现。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二重性的统一。但是，商品的价值量总是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的抽象劳动的量，具体劳动总是被归结为抽象劳动，私人劳动总是被归结为社会劳动，即资本的增殖过程中总是只表现抽象劳动的物化，并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即“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因此，这里的劳动总是表现为抽象劳动排斥和否定具体劳动，从而不仅使具体劳动对资本价值实现顺利转移的作用被遮蔽，而且使它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真正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意义被消解。以前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对这种现象的理论直观，虽然揭露了事实，但没有洞穿事实的真相，从而犯了把处于特殊社会形式中的抽象劳动与一般人类劳动相混淆的错误。

第3篇：经历即财富范文

摘要：本文从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这两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各方面各层次人士在创造社会历史工程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

关键词：社会 财富 物质 精神 体系

社会机体是自然客体长期进化的结果。社会机体的属性源自并高于自然客体的属性。在宇宙间，物质、能量、信息这种自然客体本身所固有的一分为三性和三位一体性，决定了人类的每一次创造活动――社会实践（包括生产和生活）都必然地在可能性上要产生两种结果，既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由于创造主体自身的素质在决定着创造结果的两种可能性的现实性问题，因此，只有在主体内存完整具备的条件下，创造主体才能把两种结果的可能性变成两种结果的现实性。对这两种结果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体系

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凝结出的第一种成果发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长期的社会实践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由自然压迫人类，人类反抗自然压迫的关系转化为在劳动中形成主体意识并在主体意识的指导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为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其改造的成果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02页）马克思这段话讲的是人类和普通动物在生产活动中的区别。人类的建筑师在建造某幢房屋之前，已经制定了这一房屋的设计图。这个设计图是后天意识的产物，而蜘蛛与蜜蜂等动物的本领尚属遗传本能行为，尚属自然过程本身。因此，人类的生产活动与普通动物的“生产”活动就有了一个显著的差别：普通动物的“生产”是一种纯自然过程，而人类的生产则划分为形成主体意识的过程即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过程和实现主体计划的过程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客观见之于主观的目的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见之于主观的活动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前期工程，即“上游工程”。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后期工程，即“下游工程”。

创造物质财富上游工程的任务是在可能性上创造环境上的“物质财富”和设计图纸上的“物质财富”、构建虚在的“物质财富”。创造物质财富下游工程的任务是利用环境条件，使环境内化，条件主体化，把图纸上的“物质财富”变成实物上的物质财富、把可能的“物质财富”变成现实的物质财富、把虚在的“物质财富”变成实在的物质财富。在上游工程中，环境上的要素包括：思想意识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安全保证环境、人际关系环境等软实力和地理环境、交通运输环境等硬实力。人类的任何活动都需要有适当的环境作为保证，人类创造的任何财富都是环境和主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属于应运而生。在旧中国，为什么民众饥寒交迫、贫困落后；而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众的生活就“芝麻开花节节高”呢？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有了思想解放、政治开明、民主法制的软实力，有了改革开放、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有了这种环境要素，实践主体才能施展才华去创造硬实力，把创造物质财富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创造物质财富上游工程的创造者包括：思想家、政治家、法律工作者、科学家、工程策划人、工程设计师等。他们的任务是提供劳动光荣的思想保证，提供和平、和谐、安全的政治保证，提供平等竞争的法律保证，提供日新月异的信息保证和观念上的图纸上的“物质财富”。创造物质财富下游工程的施工者包括：工程组织者、管理者、技术工程师、各种级别的技术工人、各种级别的力工、运输工人、后勤工人等。他们提供的物质产品（硬实力）包括人们吃、喝、住、穿、用、行等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及其他各种人化的物质存在方式。硬实力看得见、摸得着，显而易见；软实力则相对隐蔽，是一种隐在，是灵魂观念的东西，需要人的思维去把握。在软硬实力的关系中，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晴雨表，软实力在把控硬实力。因此，物质财富的创造，其上游工程的工作是不可小视的。与我们的近邻韩国、日本相比，与香港、澳门、台湾相比，我们的软实力就相对落后。落后的原因，不是我们的老祖宗没有留下，而是在近几十年反封建、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把老祖宗留下的优秀精神成果当作封建糟粕和资本主义货色给扔掉了。可悲的是，“旧”的扔掉了，新的并没有建立起来，出现了道德真空和道德沦丧。是软实力不足在拖我们发展的后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下游工程的大量工作将被机器所取代，上游工程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体系

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结晶出的第二种成果发生在灵魂和肉体、思维和人脑的关系上。人猿相揖别的依据，是人这个类存在的自我意识的获得，是灵魂观念和思想精神的形成。源自客体信息刺激与主体信息刺激的信息组合并经过加工改造净化出的提炼出的人的自我意识、观念理念和思想精神一旦形成，就作为一种异化的力量，以自己特殊的不发挥肉体其他功能的高度专业化的神经组织，反过来控制只发挥肉体其他功能的人的其他身体器官，指导人的行为，使人类的活动方式由被动转向主动，由盲目转向自觉。人的观念、意识、思想、精神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强大的支配人体行为的力量。恩格斯曾把人类的思维成果比作“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2页)之所以最美，就在于它给人以视力聚焦、向往、规范和指导，它好比一盏指路明灯，能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

在实践长过程的认识过程中，人类主体在由激烈运动阶段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在这个相对静止的阶段，人们要在脑子里“过电影”，经过总结、感悟、反思、沉思等过程，必然地要总结出各种经验和教训，摸索到新程序、找到新配方，提出主体改造客体的新方案、新办法。在实践中感悟到的这些经验教训、心得体会尚属感性的，虽然它们对以后的实践是必要的，但还不构成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精神财富，还需要进一步加工、改造、抽象、概括，才能形成系统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精神成果。这样，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活动就由两部分组成，即前期工程和后期工程或者上游工程和下游工程。创造精神财富上游工程的工作任务：第一，是有意识地记载和收集劳动中的工作记录和试验记录以及操作规程、程序、比例、病历、配方、日志、日记等第一手资料；第二，是在劳动结束、试验结束后新的工作任务开始之前的短暂休整之际，对刚刚过去的工作经历进行回味，对实践中执行计划的状况进行总结，拿出经验材料、教训材料。同时，要注意收集在民间流行的民间故事、笑话、传说、名人轶事、寓言、格言、谜语、口头文学等。这些材料的特点是短小精悍、趣味性强，人物形象生动，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和可塑性。感性材料的缺点是零散、杂乱、时空狭窄、地方性强、寓意性强、具体性强，尚属对事物的表面认识，因此需要提高，需要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精神财富上游工程的创造者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士兵等所有处在生产实践第一线的劳动群众和其他劳动岗位的服务人员、公职人员。他们提供的精神劳动产品是初级产品，是需要进一步加工的“半成品”，是需要冶炼的“粗矿石”、是需要锻造的“生铁”、是需要下锅蒸煮的“生米”。只有把半成品变成成品，把粗矿石投入熔炉才能炼成纯金，把生米交给“巧妇”才能做成“熟饭”。

创造精神财富下游工程的工作任务：

1.学习理论，创造主体通过长期的文化课学习奠定理性研究和理性创造所必需、必备的理论功底、文化底蕴、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

2.收集材料，要收集和积累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密切相关的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新闻资料和其他文字资料、人物图像、实物标本，收集和积累散存于民间的口头文学、广为流传的人物轶事等大量资料。

3.加工处理，在充分占有资料的条件下，将“粗矿石”投入思想的大熔炉，对自己积累的材料进行加工处理、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琢磨、反复推敲、筛选、经过思维的蒸馏过程使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

4.后期制作，经过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选择、比对、打磨、改组、设计、塑造出成型的系统的面貌一新的精神产品。精神财富下游工程的创造者是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剧作家、各类导演、表演艺术家等知名人士和剧务等大批的不知名人士。精神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内化的精神财富，包括存在于头脑中的人生理念、真理性认识、生活精华等，这部分财富将随拥有者的谢世而隐去；另一种是外化的、物化的精神财富，它们表现为著作、书籍、报刊、杂志、艺术品、电影、戏剧、小说等一切反映时代精神集成的精神作品。

精神财富创造者中的个人在其精神财富创造工程体系中的位置是变化的。比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当他早年学医行医，上山采药积累行医经验和药物疗效的时候，他的创造活动属于精神财富的上游工程；而当他确定写一本专著，长期收集文字医药资料，又花费30余年的时间，阅读了八百余家的医药书籍，并赴各地广泛采集药物标本，还向各地药农及民间医生请教，收集散存于民间的治病土方法，结合自己长期行医的心得和感悟，坐下来对资料进行研究并撰写和出版《本草纲目》时，他的创造活动则属于精神财富的下游工程。比如：电影、戏剧等演员在进入角色之前，在学习知识、培养个人素质、积累个人潜质的时候，他们属于创作活动的上游工程；而当他们进入角色，扮演历史人物的时候，他们则处于创作活动的下游工程。

综上所述，人类历史的创造活动是个系统工程，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个矛盾体系。创造活动分为上游工程和下游工程。参与前期活动的人们属于上游工程的创造者，参与后期活动的人们属于下游工程的创造者。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幸福地生存。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用正确认识指导人们有效地改造世界。只有准确评价历史，才能准确地认识现在；只有准确把握历史和现在，才能自为地顺利地走向未来。在认识上形成了正确的历史观，我们就能洞察时代的走向，驾驭“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航船，绕过暗礁和险滩，驶向充满光明与希望的远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第4篇：经历即财富范文

几个人闲坐看电视，见央视报道人民警察又解救了人贩子拐卖的一批幼儿。观者皆愤愤然：这些人贩子将人当商品卖，皆禽兽，可杀！在与众共愤然之际，我心下有一个闪念：这“禽兽论”其实反映了一种“财产观”。在奴隶社会，奴隶即是奴隶主的当然财产，可作商品买卖的；而当代主流观念则以为“我是我自己的，不属于任何人”（这句话于恋人并不适用，他们常对爱人说：你都是我的）。然而，既然当代还有人贩子，可见主流观念之外，也还有其他财产观。我从“禽兽论”的联想中推论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命题：社群之财富观念是有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写照社群财富观的资产等会计符号应反映这种历史性和结构性。

一、社群财富观的历史性和结构性

社群的观念总是要反映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状况。社会在不同时期或阶段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并不一样。不同的社群观念也就会有差异。在人类完成从猿到人的“蜕变”之初，财产的恐怕只是那些满足生理需求的时鲜瓜果和山鸡野味之类，其财产目录中当无“上古瓷器”、“名‘猿’字画”这类古玩。原始人可将捕猎石器作为固定资产，而今我等打磨一个类似物什，人们则可能弃之若瓦砾了。在二十年前，我辈人定未想到“我爱你，就象老鼠爱大米”之类的短信也可成为创造财富的“存货”。而现在被大众视为草芥之类的东西，在未来会成为日进斗金的财产也未可知。诸如此类的差异反映了财富观具有历史性。

有位朋友曾问我：社群是什么意思？我说：社群是“你”、“我”、“他”的集合。“你”、“我”、“他”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集合中的一员。作为前者，社群就是街头攒动的、田间活跃的那些人；作为后者，社群是一个社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球村。“你”、“我”、“他”同源、同类、同宗，共浴阳光雨露，有共同的体验。这使我们相信，社群有共同的世界观、观、社会观，其中包括财富观。不过，社群既然是个体结成的社群，差异化永远是其鲜明的特征，共同体验之外有差异。在财富观上，表现为大众的财富观念并不完全相同（譬如凡夫俗子酒肉穿肠过，而正经和尚不以酒肉为饮食）。财富分配论者可能以“拥有”的为自己的财产；长期投资者可能以自己“可支配的”为自己的财产；管理者甚至可能把自己“可施加重大的”算作财产。低风险偏好的人可能将“基本肯定的”算做财产；高风险偏好的人可能将“有可能的”都算做财产；中性风险偏好的人或许将“可能性超过50%的”算做财产。这些差异体现了社群及其财富观的结构性。

二、一种类似货币框架“M0-M1-M2”的会计符号模式

资产等会计要素是会计语言或符号，它服务于大众交流，也是大众使用的语言或符号。这个符号要被社群所接受，并便利地使用，就首先要扎根于社群，其内涵和外延要反映社群之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曾提出一个观点：资产等会计要素（符号）的定义基础是社群的财富观，前者应该写照后者。在了社群财富观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后，我们则要进一步说：资产等会计要素要体现或反映社群财富观的历史性和结构性。

财富观的历史性告诉我们，资产概念的定义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它应该跟随财富观的历史演进而变换其内涵和外延。会计人赋予了资产概念不同于既往的新含义，未来人也会在现代人的资产概念中加入新的内容。一句话：社会财富观是演进的，“资产”等要素的内涵与外延应该与时俱进！

而对象世界以及社群财富观的结构性，则要求我们创制结构化的会计符号来写照它。有朋友对我说：具体些吧，说说如何用符号来反映这种结构性。我说：中的货币概念框架或许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货币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人们普遍接受的、充当交换媒介的东西。而当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时，我们依据流动性强弱，赋予货币概念结构性，它分别可指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其中：

M0：流通中的现金，指金融体系以外的单位和居民个人在某一时刻持有的现金总量；

M1：狭义货币供应量，M1=M0+活期存款，反映当前的市场需求，最直接地作用于物价水平；

M2：广义货币供应量，M2=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可用作观察和调控中长期金融市场。

类似地，我们可将资产、负债等要素符号结构化。资产可根据主体支配力的强弱结构化，建立“A0-A1-A2”概念模式。即：

资产（A0）：指一个主体拥有的很可能带来未来利益的资源或权利。反映可供分配的财产；

资产（A1）：指一个主体控制的很可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或权利。反映一个主体可调度或支配的财产；

资产（A2）：指一个主体可施加重大影响的很可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或权利。反映一个主体可施加重大影响的财产。

相应地，可依据对资产的限制性强弱将负债概念结构化，建立“L0-L1-L2”概念模式。即：

负债（L0）：指一个主体很可能牺牲其拥有的资产来偿付的现时义务；

负债（L1）：指一个主体很可能牺牲其控制的资产来偿付的现时义务；

负债（L2）：指一个主体很可能牺牲其能够施加重大的资产来偿付的现时义务。

三、现实的需求

从财富观的结构性，可见资产等符号结构化的深层次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同时也反映在会计实践的现实矛盾和需求中。

一个典型例证是合并报表的困境。在会计实践中，一个集团型，既需提供以母公司为会计主体的个别报表信息（包括财富存量及流量信息），又需要提供以母公司及其控制的主体结成的合并主体的合并报表信息（包括财富存量及流量信息）。现代会计创造一个“合并主体”概念，并试图立足于此构建合并报表会计理论。，这种努力算不上成功。它甚至对以下基本都未能清晰回答：为什么是母公司在编制并对外提供合并报表信息；母公司将这些信息提供给谁：是集团的利益相关者还是母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母公司提供合并报表信息有什么意义，即合并报表与母公司报表信息各自的价值是什么。在会计实践中，我常见这样的困境：虽然会计专业工作者业已熟悉编制合并报表，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却难以清楚解释母公司的财富存量及增量信息与合并主体的财富存量及增量信息各自的意义。更严重的是，合并报表理论可能引发我们对母公司报表完整性的怀疑：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反映的“资产”是其控制的资源或权利，而合并报表也是基于“控制”概念编制的，那么母公司通过控制子公司财务及经营决策，进而所控制的子公司之资源或权利，为什么不直接反映在母公司报表中（按资产之定义，其应该属于母公司资产，也是应该要反映的），而要另设合并主体来反映呢？！

如果我们将资产、负债等会计符号结构化，采用“A0-A1-A2”及“L0-L1-L2”之类的概念框架，合并报表会计就可以直接纳入“母公司主体会计”的框架中，而无需要构建合并报表会计理论框架。这种结构化解释框架的主要思想包括：提供所谓合并报表信息，不需要诉诸于“合并主体”，母公司报表及“合并报表”均基于母公司主体编制；母公司报表信息与“合并报表”信息的差异在于其概念基础不同，母公司报表基于A0和L0编制，反映了母公司主体拥有的财富存量及其期间变化，而“合并报表”则是基于广义财富观编制的报表，即基于A1和L1编制，反映了母公司主体可支配的（控制）财富存量及其期间变化（我们甚至还可以基于A2和L2编制报表，反映母公司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财富存量及其期间变化，合营企业的合并即是一例）：“合并报表”信息服务于母公司的利益相关方；提供并编制“合并报表”是母公司的会计责任。在结构化的概念框架下，合并报表为什么可以不以股权关系为基础，也获得了更清晰的解释。会计人员可以心安理得地将托管、承包等一切控制模式下的主体纳入“合并”中。同时，其也能够更好地解释利润分配为什么以母公司报表为基础，而不以合并报表为基础。

另一个典型例证是保险公司会计编制的“认可资产负债表”，反映了一种结构化概念的需求。认可资产负债表通过列示“认可资产”与“认可负债”，揭示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额度。其中，认可资产是指在所有资产中，那些可以被保险公司任意处置的可用于履行对报单持有人义务的资产。那些虽有价值却不能被用来履行对保单持有人的责任或者由于抵押权限制或其他第三方权益的缘故而不能任意处置的资产，均不能被确认为认可资产。认可负债则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考核时，按一定标准予以认可，纳入偿付能力额度的负债。认可资产与认可负债之差即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额度。认可资产与认可负债和通常所谓资产与负债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商誉可为资产，却未必是认可资产。作为潜在义务的或有负债不属于负债，而那些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潜在义务（或有负债）却包括在认可负债中。虽然认可资产和认可负债是基于偿付能力定义的会计符号，不同于前述A0-A1-A2或L0-L1-L2的结构化模式，但它反映了会计实践需要这种类似的结构性符号模式。

第5篇：经历即财富范文

关键词：人；马克思；财富；和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人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人的劳动。同时，人的劳动结果表现为劳动产品，也称作社会财富。社会财富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人学意义，它体现着人的主体性及其历史发展。本文力图从财富的人学定义、历史规律与人的主体性、和谐社会等方面勾画出人学语境中马克思财富理论的一个轮廓。

一、“财富”的人学定义

西方经济学家们常用纯粹“物质”的方法定义财富，如乔治·拉姆赛曾将财富界定为“那些为人们所必需的、有用的、适合于他们需要的，而且不是由自然界自发地、无限丰富地提供的物质。”①重农学派认为社会财富就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而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就是农业。

马克思认为，财富就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②。可见，财富就是具有有用性，从而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或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在这里所讨论的，是物质生产过程，财富的承担者是物质产品，因而把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看作财富的物质内容。这里所说的使用价值，并不只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包括非商品的物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还指出，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说：“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既包括肉，又包括书籍。”③马克思对精神财富的具体形式有过细致的阐述，他认为有两类精神产品，即物质产品形式的精神产品和活动形式的精神产品。

二、财富的历史规律喻

历史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要确证人的主体性离不开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而财富的物质运动必然性体现着历史的规律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不仅是因为活动本身有目的，还因为它有现实的财富作为根据。人们生产和占有的财富，是人的活动所实现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客观化和物化。主体性是相对于自然的限制而言的人的活动的超越性，而人的自觉就是其已经意识到自己活动的意义。历史并不只是由人的自觉活动构成，历史规律的作用也不只是自然实现的，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历史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的活动。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发现历史规律的。在这一阶段，历史规律与社会的财富形成了片面的必然联系。因为人的劳动必然愈来愈依赖财富，而财富又愈来愈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所以财富与劳动更具有某种本质上的同一性，在财富的范围内活动就可能是合规律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财富是历史规律存在的根源，所以，历史规律只能在“财富的社会”中起作用，有什么样的财富存在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规律起作用。

三、财富的人之主体性意蕴

如果说在历史规律性语境中，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那么在人的主体性语境中，创造财富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方式。马克思认为，就财富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而言,人用劳动来创造财富并不仅仅是为了创造财富本身,而是由此实现其自身的发展；财富不仅是人的实践本质的确证,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载体。

1.财富交换使人的需要和才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一方面，人们在持续的和反复的劳动中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从而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激发了人的新的需要。马克思认为：“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④另一方面,财富促进了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人的对象化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改变外部世界和获得劳动产品,最根本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财富就成为人们展示自身能力和确证自身发展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一个人所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发展就越自由和全面。2.财富是人对自然力量的主体性地位的确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自然界长期演化而来,因而人所具有的实践本质力量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人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中、在创造财富的活动中,促进了人的自然的实践本质力量的充分发展,促进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本质的生成,进而使得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3.财富是人发挥创造天性的结果。人通过劳动将自然界的事物改造成为劳动产品,这本身是一种创造活动,创造性是人的实践的根本特征。因此，财富作为人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人的创造天性的发挥。而且，这里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天性,同时是一种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创造能力愈强,他的创造能力就愈强。所以，人们发挥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时也是对其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一种确认和证实。在马克思那里，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这样，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就内藏着一种更深的生产力本原。

4.马克思财富理论的最终归宿是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是其目的本身,人的财富创造实际上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假若说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目的和手段相统一的活动,那么财富创造就是一种手段,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目的。换句话说,人类创造财富为的是其全面的发展,财富是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载体。这样，财富的创造就“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人们创造财富就“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改变的东西上面,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这种运动就是不断追求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

四、财富的和谐价值

在和谐社会语境中，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在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财富观的树立。社会主义财富观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的财富观，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在谋取财富，支配财富和看待财富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坚持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上的荣与耻。因此，只有树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才能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合理合法地谋取财富。马克思在论述生产的目的时曾指出：在未来的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⑤。邓小平1986年9月2日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说：“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这还不是全部，“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不能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不能使“富的越富，贫的越贫”⑥。这实际上是对“致富光荣”口号的肯定，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致富在伦理和道德上是正当的。当然，这种正当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这种致富必须是合法的劳动致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本身要求创业者必须是遵纪守法者，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劳动致富时要诚实守信。在以分工与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主体之间是通过各种合同、合约、协议等形式相互联系起来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必须建立在守信的基础上。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合理合法支配财富。从本质上说，支配财富是一个道德问题。在消费者的消费依据和消费方式中，始终贯穿着消费者的道德价值观念。消费已经成为社会总体结构和民族文化演进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不只是社会经济行为，还交织着各种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财富观为导向，树立健康的消费观，邓小平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⑦因此，树立合理消费与勤俭节约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财富观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注释：

①[英]乔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6页，李任初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2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篇：经历即财富范文

西方经济学家们常用纯粹“物质”的方法定义财富，如乔治·拉姆赛曾将财富界定为“那些为人们所必需的、有用的、适合于他们需要的，而且不是由自然界自发地、无限丰富地提供的物质。”①重农学派认为社会财富就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而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就是农业。

马克思认为，财富就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②。可见，财富就是具有有用性，从而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或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在这里所讨论的，是物质生产过程，财富的承担者是物质产品，因而把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看作财富的物质内容。这里所说的使用价值，并不只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包括非商品的物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还指出，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说：“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既包括肉，又包括书籍。”③马克思对精神财富的具体形式有过细致的阐述，他认为有两类精神产品，即物质产品形式的精神产品和活动形式的精神产品。

二、财富的历史规律喻

历史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要确证人的主体性离不开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而财富的物质运动必然性体现着历史的规律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不仅是因为活动本身有目的，还因为它有现实的财富作为根据。人们生产和占有的财富，是人的活动所实现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客观化和物化。主体性是相对于自然的限制而言的人的活动的超越性，而人的自觉就是其已经意识到自己活动的意义。历史并不只是由人的自觉活动构成，历史规律的作用也不只是自然实现的，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历史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的活动。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发现历史规律的。在这一阶段，历史规律与社会的财富形成了片面的必然联系。因为人的劳动必然愈来愈依赖财富，而财富又愈来愈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所以财富与劳动更具有某种本质上的同一性，在财富的范围内活动就可能是合规律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财富是历史规律存在的根源，所以，历史规律只能在“财富的社会”中起作用，有什么样的财富存在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规律起作用。

三、财富的人之主体性意蕴

如果说在历史规律性语境中，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那么在人的主体性语境中，创造财富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方式。马克思认为，就财富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而言,人用劳动来创造财富并不仅仅是为了创造财富本身,而是由此实现其自身的发展；财富不仅是人的实践本质的确证,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载体。

1.财富交换使人的需要和才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一方面，人们在持续的和反复的劳动中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从而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激发了人的新的需要。马克思认为：“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④另一方面,财富促进了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人的对象化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改变外部世界和获得劳动产品,最根本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财富就成为人们展示自身能力和确证自身发展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一个人所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发展就越自由和全面。2.财富是人对自然力量的主体性地位的确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自然界长期演化而来,因而人所具有的实践本质力量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人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中、在创造财富的活动中,促进了人的自然的实践本质力量的充分发展,促进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本质的生成,进而使得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3.财富是人发挥创造天性的结果。人通过劳动将自然界的事物改造成为劳动产品,这本身是一种创造活动,创造性是人的实践的根本特征。因此，财富作为人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人的创造天性的发挥。而且，这里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天性,同时是一种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创造能力愈强,他的创造能力就愈强。所以，人们发挥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时也是对其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一种确认和证实。在马克思那里，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这样，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就内藏着一种更深的生产力本原。

4.马克思财富理论的最终归宿是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是其目的本身,人的财富创造实际上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假若说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目的和手段相统一的活动,那么财富创造就是一种手段,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目的。换句话说,人类创造财富为的是其全面的发展,财富是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载体。这样，财富的创造就“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人们创造财富就“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改变的东西上面,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这种运动就是不断追求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

四、财富的和谐价值

在和谐社会语境中，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在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财富观的树立。社会主义财富观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的财富观，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在谋取财富，支配财富和看待财富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坚持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上的荣与耻。因此，只有树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才能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合理合法地谋取财富。马克思在论述生产的目的时曾指出：在未来的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⑤。邓小平1986年9月2日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说：“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这还不是全部，“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不能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不能使“富的越富，贫的越贫”⑥。这实际上是对“致富光荣”口号的肯定，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致富在伦理和道德上是正当的。当然，这种正当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这种致富必须是合法的劳动致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本身要求创业者必须是遵纪守法者，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劳动致富时要诚实守信。在以分工与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主体之间是通过各种合同、合约、协议等形式相互联系起来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必须建立在守信的基础上。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合理合法支配财富。从本质上说，支配财富是一个道德问题。在消费者的消费依据和消费方式中，始终贯穿着消费者的道德价值观念。消费已经成为社会总体结构和民族文化演进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不只是社会经济行为，还交织着各种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财富观为导向，树立健康的消费观，邓小平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⑦因此，树立合理消费与勤俭节约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财富观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注释：

①[英]乔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6页，李任初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2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篇：经历即财富范文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解体。”。因此，“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代替“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过程即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当直接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不得不相分离进而沦为雇佣工人的时候，资本原始积累就开始了。在此，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是发生在私有制社会中。

二、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发展演变

原始积累的概念由来已久，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由来已久的问题。

1.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从商品经济发展的

基本关系和规律的角度，阐述了资本的形成亦即资本原始积累的必然性。他认为，资本的形成就是私人的资财以货币的形式进行预先储备和蓄积的过程。资财在私人手里积蓄从而形成资本是组织商品生产的基本前提条件。因而，资财形成资本是社会生产的组织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必然结果。概括地说，商品生产要求预先形成资本，资本的形成又进一步地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生产的分工和交换又形成了资本的更进一步的集中以及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广泛分布。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以前。”“要这样大大改进劳动生产力，预蓄资财是绝对必要的。而这种蓄积，亦自然会导致这种改进。”可见，亚当・斯密关于资财的蓄积即资本的形成理论，完全是从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和结果的含义上说的。从这种资本原始形成的理论出发看，资本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完全是顺乎经济活动的规律自然而然成长起来的，在这当中看不出任何矛盾会包含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因而，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这种自然主义的资本原始形成理论称之为“奇怪的积累来源”因为这种理论只是把资本的最初积累和形成当作经济活动的要素环节而加以外观上的认识，它还没有涉及到经济活动的最原始的推动力即人与财产的占有关系的问题。

2．法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蒲鲁东从经济关系和经济性质的立场上探索了所有权的起源问题。蒲鲁东认为，所有权的起源之所以是“超经济的”，就是因为它不仅与财富生产毫不相干，而且与财富理论正相违背，人们是出于某种道德和心理上的需要而去安排所有权关系的，而不是从财富生产的需要去认定所有权。在此基础上，蒲鲁东鲜明地指出，只能以劳动作为所有权的来源，所有权的来源只能是占有自己的劳动;所有权就是靠自己的劳动为生，并在此基础上享有自由自主地处置自己的积蓄、资本、智力成就和生产成果的权利。更为深刻的是，蒲鲁东关于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的理论，把揭示那种不劳动而能够享有占有权的现象作为经济学的正式问题而加以分析。蒲鲁东认为，某些所有权的形成是靠掠夺来完成的，无理性的掠夺是与经济学的正题相反的另一种东西，它表面上是对所有权的肯定而实质上是对所有权的否定。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所有权与掠夺存在着不解之缘，因为它是某些人的一种需要。

3．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全面总结了以往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而且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立场上，提出了更为系统详备的理论。《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是这样引出这个问题的：“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1）原始积累的本质规定。马克思讲：“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末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并且马克思明白地说，“所谓原始积累”并不是“货币转化为资本，从资本生出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生出更多的资本”这样一种积累，即它不是“资本主义积累”，它产生于尚无所谓“剩余价值”的那个时代，即“资本主义史前”时代。所以，从总体上说，资本原始积累是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中间时期中所产生的特殊现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社会经济形态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是财产的所有制关系和所有制形式。社会形态的变更和过渡必然出现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形态中的财产占有关系和所有制形式的全面的解体和重新组合。通过这种财产占有关系的重组，包含在旧的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要素得以释放，并在新的社会形态中按照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要求重新构成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但是，“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2）原始积累的手段方式。马克思不仅认为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包含着大量的无理性的财产掠夺因素，而且这种经济和财产关系的无理性起始，决定了下一个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的无理性起始，甚至可以看作是历史的犯罪过程，它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完成：“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氏族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3）原始积累过程的主要因素。马克思讲：“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马克思的上述论述系指当时资本主义世界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主要因素及在欧洲各国的主要表现。

三、如何认识中国当前存在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争论问题

关于我国当前存不存在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有各方面的争论。例如：‘民企原罪’这个说法带有强烈的“有罪推定”的味道，意味着民企天生有罪，全部有罪，因此只要是民企，都要一查到底，打翻在地。这种思维是运动式思维”（周云，2006.12）；“批评民企“原罪”的人，应该明白一个基本的常识：中国的民营资本，其原始积累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语境，和马克思当年论述的英国全然不同。中国社会充斥着一股浓烈的民粹主义氛围。其表现是，不问具体情况和是非曲直，不对问题本身进行理性和专业的思考，而只是简单地诉诸情绪的宣泄和道德的评判”（邓聿文，2006.12）；“这些不光彩往往是和现存体制的缺陷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最主要的担忧：我们是不是给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健康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制度保障？”（张博树，2006.12）也有人表示反对，“如果致力于法治经济的建设，就没有政府特权预先设定的“宽容之说”；如果用特权给出“宽容”来扶持企业，只会成为怂恿与溺爱，让中国的民企怎么也长不大。”（毕诗成，2006.12）关于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谁是谁非呢？

如果我们拘泥于马克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判断，毫无疑问在当今的中国绝不会存在资本原始积累现象，因为我国已是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倘若我们将资本原始积累看作是当时的资本家为了获得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金而经历的一个阶段，那么当前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出现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与此则颇多相似。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存在资本原始积累。根据前面关于原始积累的本质规定分析。 “所谓原始积累”并不是“货币转化为资本，从资本生出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生出更多的资本”这样一种积累，即它不是“资本主义积累”，它产生于尚无所谓“剩余价值”的那个时代，即“资本主义史前”时代。原始积累并非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上、产生了贫富悬殊就算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而是资本积累到足以催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者积累到能够适应一种新的产业趋势，方算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趋势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当年西欧的血腥敛财之所以被称作是“资本原始积累”，显然不是因为血腥敛财行为本身及其所导致的财富集中，而是因为它催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应了一种新的产业趋势──近代工业的兴起。而资本原始积累在中国，也就是中国市场化资本的形成过程──私人资本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中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主要的几种形式是：双轨价格制中的倒卖；国有资产重组的MBO；农民失去土地等，这些是由明显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痕迹。

所以，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当今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尤其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指导我国的改革事业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参 考 文 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52～25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76

[3][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20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781，783，784，801，819，829

[5]刘黄．我国非公经济发生历史性变化[J]．中华工商时报．2004（12）

第8篇：经历即财富范文

会计的发展是反映性的，会计环境对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大影响。与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到新经济的转变、发展观念从无限增长观到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企业从“经济人”到“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公司治理从股东单边治理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转变相适应，财务会计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即资本范畴从财务资本转变为广义资本，会计目标从绩效导向转变为权益导向，会计对象从资金运动转变为产权价值运动，权益观从业益转变为综合权益，资产观从“硬资产”转变为综合资产，收益观从经营收益转变为综合收益，计量属性从历史成本转变为公允价值。

会计环境是会计理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大影响。对此，郭道扬教授精辟地指出：“古往今来，凡天下大事之流演，世界格局之化合，乃至职业之兴衰，学科之演变，事业之起落，无不受环境的影响与支配。故环境问题之研究，不仅从一般意义上讲十分重要，而且是任何一种理论研究的必经之地及深入展开研究之依据。”会计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会计的发展是反映性的，也就是说，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类社会开始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新经济时代。与此同时，工业经济时代所奉行的无限增长观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可持续发展的浪潮。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环境改善同步进行，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人们对企业性质的认识也不断深化：首先，从“经济人”转变为“社会生态经济人”。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被假定为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一切企业活动的目标。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可持续发展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自利性假设”和“最大化原则”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机。人的天性中存在这样的可能：当物质生活富足起来后，就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而以放弃效率为代价。在工业经济时代，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只重视企业的局部利益，而不关心社会的整体利益；只追求企业的眼前利益，而不考虑社会的长远利益；只强调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不重视社会的生态利益；只强调当代人的利益，而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因而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逐步让世人认识到，企业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社会人”、“生态人”。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谋取生态、经济、社会三大利益相统一与最优化的组织，是经济人、社会人、生态人的有机整体，即“社会生态经济人”。其次，从股东单边治理转变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并非只有股东承担了企业经营风险，职工、债权人、供应商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都可能是企业经营风险的承担者；并不是只有股东投入的股本才是专用性资产，职工、债权人、供应商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资产都具有专用性。由此，企业股东与利益相关者都应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所以，最优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企业。

正像工业革命推动了会计实务的改进和会计理论的发展一样，新经济时代会计环境的变革正推动着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财务会计正在经历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资本范畴从财务资本转变为广义资本；会计目标从绩效观转变为权益观；会计对象从资金运动转变为产权价值运动；权益观从业益转变为综合权益；资产观从“硬资产”转变为综合资产；收益观从经营收益转变为综合收益；计量属性从历史成本转变为公允价值。

第9篇：经历即财富范文

1、知识与能力目标：识记人民群众的含义;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分析论证问题的能力与方法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分析“人民群众的含义”时，采用事例分析法和讲授法;在分析“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时，采用事例分析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相结合。

3、情感态度价值目标：树立热爱人民群众的观念。

【教学重点】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教学难点】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教学方法】事例分析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讲授法相结合，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教学过程】

复习提问：

1.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什么?实践的主体是什么?

2.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导入新课：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既然实践是如此重要，青年学生成才和实践是什么样的关系?怎样去投身社会实践?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学习第二节。

第二节在实践中锻炼成才(板书)

多媒播放：《国际歌》并出示歌词，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提问：这首歌词表达了一个什么极其深刻的真理?

(学生讨论分析得出)

一、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板书)

1.什么是人民群众(板书)

教师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其主要的稳定的部分是劳动群众。人民群众有它的量的规定性，即是“人们”中的大多数;同时又有质的规定性，即指一切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在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包括一切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不管历史的情况如何变化，人民群众的主体和稳定部分，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劳动群众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两个部分。

材料：《十一五规划》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和艰巨的发展任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

提问：这里的“人”指什么?为什么要以人为本?

(学生讨论分析得出)

2.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板书)

(1)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因而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板书)

教师分析：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主要是说劳动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自然资源是一种天然财富，要把天然财富改造成为社会财富，劳动者就必须掌握适当的工具，进行艰苦的劳动。劳动群众又总是不断地积累经验，改进工具，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不创造出衣、食、住、行等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生活资料，人类就不能生存，社会就不能发展。

(2)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板书)

多媒体播放：《天鹅湖》、《西游记》片段、音乐《二泉映月》)

提问：这些名著作者分别是谁?他们创作需要哪些物质条件?

(学生讨论分析得出)

①劳动群众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为人们从事一切精神生产提供了物质前提。(板书)

教师分析：一切精神活动，都离不开生产实践的基础。无论何人离开了生产实践创造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手段，无法生存也就无法从事其它精神活动。

②人民群众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产生的源泉。(板书)

教师分析：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构成了人类精神财富的原料或半成品，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们的创造活动，就是对群众分散的零碎的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对比较系统的经验进行整理加工。“小资料”聂耳的《码头工人歌》就是证明。没有群众的实践经验，任何人无法创造精神财富。

材料：“神舟”飞船载人升空，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人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硕果。在艰苦的创业条件下，广大航天人身居戈壁荒漠，胸怀凌云壮志，放眼世界科技先进水平，以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创造了中华民族科技进步的奇迹。从科研院所到试验基地，从北国寒冬到南国炎夏，从大漠风沙到瀚海惊涛，到处留下了航天人辛劳的足迹，洒下了他们不懈奋斗的汗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十年一剑，光耀神州。一代代航天人艰苦奋进的精神，正成为新时期我们民族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提问：这段材料给我们什么启示?

(学生讨论分析得出)

③劳动群众还直接创造了精神财富。(板书)

教师分析：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社会的主人，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起者、参与者和受益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拥护，才能成功。劳动群众创造物质的成果凝结着人们的某种智慧，因此，这些物质成果也是一种精神财富。劳动群众在实践中还直接创造了许多雕刻、绘画作品等精神财富。

提问：

媒体播放：法国大革命图片

提问：结合上述图片谈谈你对“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他自己争得的，而是贫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他争得的。”这句话的理解。

(学生讨论分析得出)

(3)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起主体作用(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