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的作者精选(九篇)

第1篇：三字经的作者范文

[关键词]训蒙三字经 三字经注 三字经训诂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8-0125-05

《三字经》自问世以来，结构大体未变，但经历代文字修改、内容增添，原貌已略异。为最大限度还原古版本面目，梳理历代增修线索，剖析主要增修者在不同时期的观念，笔者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馆藏的《训蒙三字经》、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的明赵南星《三字经注》、清代王相作注的《三字经训诂》的主要增改内容作比较，在分析前人对《三字经》的理解与认识基础上，为日后研究者提供一个《三字经》最初形态及历代演化的大致脉络。

一、不同版本《三字经》的述史年代考析

根据现有文献显示，赵南星所撰《三字经注》是现存最早的《三字经》注释本，[1] （P4） 也即现存可见的最早刻本。此书侧重对《三字经》内容作典故注释，未对内容作评论。

考赵南星（1550－1627年），字梦白。高邑（今河北）人，明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天启年间，因反对魏忠贤被矫旨削职发配，死于代州。《三字经注》是赵南星著作《味檗斋遗书/教家二书》中的一卷，明刻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此书述史时一直记述到“（明）穆宗隆庆”，以“廿一史，全在兹”结尾。明隆庆帝朱载在位时间是1536-1572年，可知此版本《三字经》完成刻板印刷当在1572年后。

《三字经注》在叙述宋元及其后历史时，其行文是“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尽中国，为夷狄。明朝兴，再开辟”。注解是“高皇帝姓朱，居句容朱家巷，起濠州，今凤阳府，灭元，成帝业，传建文帝，都南京……”。[2] （P19） 从此处可知，此版本叙述历史年限与文献记载的最古本《三字经》相异。因清代凌扬藻（1760-1845年）等学者都在他们的评论、著作或《三字经》注本中一再强调区适子所著古本《三字经》叙述历史只到十七史。如开宗明义指出《三字经》是“岭南区适子所著”的同治庚午版（1870年）《登洲三字经》[3] 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东顺德人从北京带回广州印刻出版的《三字经句释》都在“廿一史”旁明确指出：“区本作十七史”，[4] （P19） 并注上历代史书和作者名称，且标明这些附加历史叙述“均从蜀刻范士云本增入”。

此外，清代云南学者许印芳(1832-1901年)著述的《增订训蒙三字经》叙述中引用陈灿回忆当年谭宗浚（1846－1888年）谈及《三字经》一事，谭宗浚也指出此书：“节录史事载至五代止，乃宋时粤中遗老某所作，非出自王伯厚。”陈灿强调“公（谭宗浚）极博群书，考订精核，其言当不诬。是此书之为伯厚作，未可定也。”许本人也认为古刻本《三字经》“其叙史事截止五代”。

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由清代陶格翻译的《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虽大体根据王相注释本翻译，但叙述历史也只到“南北混”，不言“廿二史”，只写“十七史”。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由英国汉学家翟里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年）翻译，并在1910年出版的《三字经》英译本，历史叙述也只到“十七史”。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邹颖文女士指出：西方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牧师（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 l801-l861年）、德籍传教士欧德理（E.J. Eitel，1838-1908年），他们的“四个英译本的中文正文在352句（1056字）至356句（1068字）之间，内容的历史部分均以十七史终，未加入明史，盖依据较早的版本翻译。”[5]

可见，叙述历史是否只到十七史是判断早期版本《三字经》的重要标志之一。赵南星远在中原，并不知早在1530年，也即约60年前广东学者黄佐（1490－1566年）在《泰泉乡礼》卷3《乡校》就说：“诵读务贵熟，不贵多。……年少者只教一二句而止，勿强其多记。或用《孝经》、《三字经》。不许先用《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神童酒诗》等书。”也没看过1531年左右出版的《广州人物志》里对区适子著述的记载，故有“不知谁氏所作”的说法，自然不知岭南早就流行《训蒙三字经》，故采用流传北方的版本作注，这情有可原。因此，它虽是现存可见的最早刻本，但这本叙史到“廿一史”的《三字经注》与最古老版本应存差异。

二、版本比较

广东省立图书馆中山文献馆馆藏的《训蒙三字经》，是民国年间广州民智书局刻印本。封面未署作者，但在图书馆借阅卡上书有“（宋）区适子撰（南海）”字样。封面右侧有“依韵府较正”字样。此书叙述历史结尾处是“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6] （P19） 不直白述说宋亡历史，只以一“混”字带过，与文献记载古老版本述说历史内容，尤其是“十七史”大致吻合。

中山文献馆藏有《佛山栅下区氏谱》，内里全文辑录《三字经》，与《训蒙三字经》一致，可见佛山、顺德区氏族人对此版本的认可。佛山栅下区氏家族源于顺德登洲区适子家族，在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迁移佛山。

经统计，《训蒙三字经》共有文字1056，比文献记载的最古之本《三字经》1050字[1] （《前言》，P3）多6字，当是最接近文献记载的最古《三字经》版本。赵南星的《三字经注》字数为1086，增加了30字，也即 “长幼序，友与朋”6字和“辽与金，皆称帝”到“明朝兴，再开辟”24字，出版时间当在《训蒙三字经》后。

另外，许印芳、谭宗浚提出的“叙史事截止五代”也应成为进一步筛选是否为最古老版本的重要依据。所以，正如许、谭所见所述，最古老版本应没“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12字。《登洲三字经》、《三字经句释》都在“廿一史”旁注明，“区本原作十七史，今并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廿一史（以上均从蜀刻范士云本增入）”。[4] （P19）

从宋仁宗(1024年)到宋英宗（在位时间1063-1067年）时期，宋朝廷将前代残存的断代史书，即从司马迁的《史记》到欧阳修的《五代史》重新雕刻补缺，汇刻而成，共十七史。王应麟在《小学绀珠》中所列“十七史”也是截至《五代史》。[7] （P96） 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就记载宋亡后，文天祥曾对元代丞相博罗说：“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今日非应博学宏词科，何暇泛论。”可见，从宋代到元初，“十七史”已成较固定说法。

因“炎宋兴”到“南北混”其实已清晰交代了宋代灭亡，元朝大统，南北混一的状态，超越了“十七史”，故原版本不应如此矛盾。况且在1297年，即元成宗大德元年，江西人曾先之出版《十八史略》。其体例按朝代、时间顺序，以帝王为中心叙述上古至南宋末年的史事。因当时元政府修《宋史》未成，宋史完成时间为至正五年（1345年）。他取材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刘时举《续宋编年通鉴》，聊作一史，共为十八史。

曾先之与文天祥为至交，文天祥去世时，即1282年，仍称“十七史”。1297年，曾先之已有“十八史”之称，从此也可旁证“十七史”与“炎宋兴”内涵的矛盾，更难以解释王应麟在界定“十七史”范围后再写出“炎宋兴”这样冲突的内容。曾先之自称“前进士”。作为经历并目睹从宋亡到元统历程的前代知识分子，他在元朝建立20年后便提出“十八史”的观念，也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对前朝历史欲说还休与对渐已稳定的当时形势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因为当时不少曾经仕宋的知识分子都已进入元朝政府，如宁波江浙一带的邓文原(1258－1328年)、戴表元(1244-1310年)等，甚至后来王应麟之孙王厚孙（1300－1376年）也担任元朝教育官员。从中也可见出“十八史”的提出并非单纯曾先之的个人理念，而应是当时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的对前朝怀念但又不无反思状况的反映，所以称“十七史”应在1297年开始甚至之前，而增添“炎宋兴”等四句应是《十八史略》大行其道的元中或明初，从此也可判断《三字经》原著，至少是历史叙述部分应在1297年前完成。

根据赵注本可知，赵南星所处时代已加入此12字，可见《训蒙三字经》保存了比赵注本更接近最古版本的状貌，但最古版本还应比《训蒙三字经》少“炎宋兴”等12字，全书总字数为1044字而非现在文献记载的1050字。

《三字经句释》版本内，注者根据自己拥有的区本《三字经》为蓝本作校订，每有与区本相异处，都指出“区本原作”为“某某”，“现王庵（即王相）改为‘某某’”。笔者对《三字经句释》与《训蒙三字经》作比较，发现《训蒙三字经》与《三字经句释》所引用“区本《三字经》”原文内容一致，而番禺学者凌扬藻在其著作《蠡勺篇》中指出王相随意更改《三字经》原著，并列出他拥有版本的原文内容，其实与《三字经句释》所指区本相同。可见清末广东学者拥有的是自明代以来一直流传广东，至今仍存于区氏后人族谱，且书名载入屈大均《广东新语》、黄佐《广州人物志》、叶春及《顺德县志》的区著《训蒙三字经》。明代学者郭（1529-1605年）在《粤大记》中更记录了在著述《广州人物志》时指出《三字经》作者为区适子的黄佐（1490－1566年）“（在1538年末-1539年初）至京，作《六经政要箴》，又更正《训蒙三字经》，欲上之。辅臣不悦，书不果上而止。”[8] （卷24，P724） 这一史实，也为佐证区适子撰述《训蒙三字经》提供了历史依据。

笔者对《训蒙三字经》（以下简称为训蒙本）和赵南星的《三字经注》（以下称赵注本）比较，发现赵本对《训蒙三字经》有18处修改，1处文字增添。现细列如下：

1. 训蒙本：人不学，不知理。

赵注本：人不学，不知义。

2. 训蒙本：孝于亲，所当识。

赵注本：孝于亲，所当执。

3. 训蒙本：知某数，识某名。

赵注本：知某数，识某文。

4. 训蒙本：三纲者，君臣也。

赵注本：三纲者，君臣义。

5. 训蒙本：曰喜怒，曰哀乐。

赵注本：曰喜怒，曰哀惧。

6. 训蒙本：爱恶欲，乃七情。

赵注本：爱恶欲，七情具。

7. 训蒙本：自子孙，至玄曾。

赵注本：自子孙，至曾玄。

8. 训蒙本：没有此段文字。

赵注本：长幼序，友与朋。

9. 训蒙本：由孝经，至四书。

赵注本：小学终，至四书。

10. 训蒙本：著六典，存治体。

赵注本：著六经，存治体。

11. 训蒙本：大小戴，注礼记。

赵注本：大小戴，著礼记。

12. 训蒙本：号四诗，当咏讽。

赵注本：号四诗，当讽咏。

13. 训蒙本：相揖逊，称盛治。

赵注本：相揖逊，称盛世。

14. 训蒙本：口而诵，心而维。

赵注本：口而诵，心而惟。

15. 训蒙本：彼晚成，众称异。

赵注本：彼既成，众称异。

16. 训蒙本：彼女子，且聪明。

赵注本：彼女子，且聪敏。

17. 训蒙本：而男子，当少成。

赵注本：而男子，当自警。

18. 训蒙本：彼虽幼，身已仕。

赵注本：彼虽劳，身已仕。

19. 训蒙本：身虽劳，犹苦学。

赵注本：身虽劳，犹苦卓。

凌扬藻等人显然没见过赵南星的《三字经注》，故认为1666年后流行的《三字经训诂》为王相所著述和修改。其实，王相作注的版本（以下简称王注本）内容仍多沿袭赵注本，在历史沿革处没沿用赵注本内容，而是增添了自辽代到明代的历史叙说共54字和“唐刘晏，方七岁”6字，共60字，并调整了1处字序，修改了7处文字。现细录如下。

1. 赵注本：与丝竹，乃八音。

王注本：丝与竹，乃八音。

2. 赵注本：作中庸，乃孔。

王注本：作中庸，子思笔。

3. 赵注本：我姬公，作周礼。

王注本：我周公，作周礼。

4. 赵注本：著六经，存治体。

王注本：著六官，存治体。

5. 赵注本：大小戴，著礼记。

王注本：大小戴，注礼记。

6. 赵注本：二十一史历史。

王注本：十七史。

7. 赵注本：没有唐刘晏记载。

王注本：增加了唐刘晏，方七岁。

8. 赵注本：彼虽劳，身已仕。

王注本：彼虽幼，身已仕。

9. 赵注本：光于前，垂于后。

王注本：光于前，裕于后。

综上所述，从古老的《训蒙三字经》、赵南星的《三字经注》到王相的《三字经训诂》共有28处修改或文字添加。比较定型且流传最广的王相《三字经训诂》共1098字。也就是说，根据迄今为止所能掌握的文献判断，从最早的版本到《三字经训诂》实增54字。

三、概念修改

在训蒙本和赵注本的比较中，笔者发现彼此概念涵括内容有所不同，修订前后，优劣互现，现对几个典型细释如下。

关于“七情”。训蒙本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而赵注本则指“喜、怒、哀、惧、爱、恶、欲”。训蒙本“喜、乐”涵义重复，而赵注本改“乐”为“惧”，内涵更丰，也符合《礼记》对“七情”的定义。

关于“九族”。训蒙本指“高曾祖，父而身，自子孙，至曾玄”，而赵注本则是“至玄曾”，次序与传统概念相异。

关于“六典”与“六经”。训蒙本指“我姬公，作周礼，著六典，存治体”。《六典》是指周礼天官大宰：“大宰之职，掌建都之六典，以佐王朝都国”。六典是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赵注本的“六经”则是《诗》、《书》、《礼》、《易》、《乐》、《春秋》，与周公无涉，故改不如不改。

关于“三纲”。训蒙本：“三纲者，君臣也。”赵注本：“三纲者，君臣义。”董仲舒提出“三纲”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训蒙本并未精确定义君臣关系，而赵注本改为“君臣义”，其源出自孔子：“君不义，臣可以争于君，父不义，子可以争于父。”关系更趋清晰，意义更严谨，也符合南宋陈淳《启蒙初诵》的“君臣义，父子亲”的原文与本意。但训蒙本如此处理或许是出于对当时元朝统治者的一种保持距离的自觉或保留意见的谨慎态度。

关于“孝经”。训蒙本：“由孝经，至四书。”赵注本：“小学终，至四书。”训蒙本与赵注本后文都有“孝经通，四书熟”，但训蒙本一再强调《孝经》，意在提出《孝经》应为读书做人门径，而赵注本则以朱熹的《小学》书为入室门径，后文又出现“孝经通，四书熟”，突显出对启蒙读物倡导的内在思想的混乱，显然是因后人未经深思的修改所致。顺德陈村登洲区氏家族的《登洲区氏族谱》家训则一直强调《孝经》为入门书：教子训孙，玉必琢然后成器，人必教然后成才。凡子孙七岁以上，则延请名师教读《孝经》、《小学》，使知孝亲弟长之意，洒扫应对之节，然后令其读《四书》、《五经》、《左传》、《史记》等书，[9] （P31） 可见两个版本对启蒙课本使用的次序重点不同。究其原因，实有历史缘由。元朝至元七年（1270年）元政府成立司农司，并颁布农村立社诏令。这一诏令规定：“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分各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10]（卷23） 于此也可作为推断《训蒙三字经》成书年代或思想基础的一个依据。对以上两条信息进行分析，也可判断出《训蒙三字经》与区氏家族确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元朝在至正二十八年（1291年）后在各地儒学中正式设立小学，从元贞元年（1295年）开始全社会小学正式以《小学》为首选启蒙书，当时江南行御史台还颁布了有关小学教育制度的规定，其中《庙学典礼・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中规定：“所讲读书合用朱文公《小学》书为先，次及《孝经》、《论语》……《孝经》合用文公勘误本，《语》、《孟》用文公集注，《诗》、《书》用文公集传定订传本讲说……。”[11] （P251） 与王应麟同时代、同城生活的元代宁波教育家程端礼（1271-1345年）在他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也规定，蒙童入学需先读《小学》，“《小学》书毕，次读《大学》经传正文、次读《论语》正文、次读《孟子》正文、次读《中庸》正文、次读《孝经》刊误”，[12] （卷1，P7-8） 所有这些实与《训蒙三字经》要求相异而与赵南星注本一致，也可看出元朝政府管理比较完善的地区对《小学》推行的普及程度。出版于延佑二年（1315年）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后由国子监颁布给全国郡邑学校，元明清三代，尤其是元代初期官学、私塾、书院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后世对《小学》的重视也从这个版本中体现出来。

按照以上时间排列分析，可知赵南星所据版本的印刻时间至少不早于1295年，应在1315年后。

此外，宋朝灭亡是在1279年，区适子当是在进入元朝后才完成《训蒙三字经》的撰写，他与政府提倡的方向有点偏离，提出《孝经》为首当是有所寄寓。因为《孝经》是将“孝亲”与“忠君”相提并论的经典，更认为“忠”是“孝”的延伸与发展，所以他将《孝经》提到首位当是提醒学生对父母的“孝”不亚于对朝廷的“忠”，这一微妙的处理多少折射出作者不趋于时的价值评判，也是隐居林间，抱道不出的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关于“十义”。训蒙本的“十义”只是“父子恩，夫妇顺，兄则友，弟则恭，君则敬，臣则忠”，而赵注本增添了“长幼序，友与朋”，意在引入宋代陈淳《启蒙初诵》中“长幼序，朋友信”一句，以细化“十义”中的“长惠、幼顺”，但“友”、“朋”并不属“十义”，故赵注本实为画蛇添足。

可见，训蒙本虽最接近原本，但确有粗疏误阙处，故黄佐、许印芳等学者都曾作修订。赵注本虽对不少概念作完

善和补充，但自身又时出疏误。二书均尚欠完备。

四、字句修改及王相注本

赵注本的一些词汇则从押韵角度对《训蒙三字经》进行修改或调整。如训蒙本的“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名”，粤方言读来声母一致，韵母相近。但赵注本将“名”改“文”。因“闻”，明母；“名”亦明母，在《平水韵》中同是文部字。他改字以求押韵。如果仍用旧版本的“名”，则“名”为庚部字，与“闻”相去甚远。在王相注本中，此字照录不改，沿用至今。“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一句中，“蜜”、“物”二字粤语都读作 med6，音韵一致。而在北方读音中，“蜜”在四齐微韵；“物”在五鱼模韵。从元代开始，两韵则不能通押，与今天北方话相同。

赵注本的换字调韵，虽为数不多，但也能成为此书留存粤方言的一个旁证。《三字经训诂》叙述历史也只到“十七史”，所循版本也应古老，但对赵注本略作修改。首先更正了赵注本的一些错误，如将“大小戴，著礼记”改回“注礼记”，“著六经”改为“著六典”，因周公作《周礼》，内含“六官”，更符合史实。另外，一些人名也略作调整，如“我姬公”改为“我周公”，“作中庸，乃孔”改为“子思笔”等，更通俗易懂，此外增加了“唐刘晏，方七岁”一句，内容更具体化。

可以看出，王相注本只是在赵注本基础上略作修改，并不具太多原创成分。后人将窜改责任推到王相身上，确也有欠公允，因他只是将精力倾注在注解上，但也反映出当时确实存在更古老的《三字经》版本。

从《训蒙三字经》到《三字经训诂》，可见历代增修的版本对《三字经》内容的完善、细化、宣传、普及起到良性的推动作用，成为《三字经》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

[参考文献]

[1]陆林辑校. 三字经辑刊[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2][明]赵南星. 三字经注[M]. 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

[3]登洲三字经[M]. 顺德区博物馆藏，同治庚午刻本.

[4]三字经句释[M]. 清光绪年间刻本，广东中山文献馆藏.

[5]邹颖文. 晚清《三字经》英译本及耶教仿本《解元三字经》概述[A].《三字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刊本），2007-12-03-04，中国顺德.

[6]训蒙三字经[M]. 台北：民智书局印行，广东中山文献馆藏.

[7][宋]王应麟. 小学绀珠[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8][明]郭. 粤大记[M]. 黄国声点校本.

[9]登洲区氏族谱（ 第1册）[Z]. 清抄本（复印本）.

[10]元典章・户部九/立社[Z]. 海王古籍丛刊本，北京：中国书店，1990.

第2篇：三字经的作者范文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各地应时出版的蒙学读物就有上百种，但都不尽如人意。有鉴于此，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张圣洁主编联合10余位古籍整理专家、古典文献学者及优秀教师精心结撰《蒙学十三经》，于2012年1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那么，这套蒙学丛书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其一，甄选经典教材。如前所述，古代的蒙学教材多达千余种，根据什么标准来甄选呢？大致的标准是：流传年代久远，群众认可度高；内容实用且封建性的糟粕较少，语言简明生动；篇幅以精短为主，多选由韵语编成而易诵易记者。这套蒙学读本借重“十三经”之名，是因为蒙学理应被提到“经”的高度来认识，它在我们心中占据着神圣的地位；同时也表明，我们确乎把蒙学教材当做“经”来作，像古人注疏儒家经典那样，虔敬地注疏蒙书。

其二，正音以便诵读。这是 《蒙学十三经》的编纂者用心最精，着力最重之处。国学教育，特别是童蒙教学，最紧要的环节之一是诵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诵读则无蒙学。而诵读必先正音。读音不准，轻则影响诵读效果，重则误解原意，出现错讹甚至笑话。如《论语·雍也第六》中“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一句，不少选注本将“乐”字误标为“lè”。其实，这里的两个“乐”字均读“yào”，当“喜爱、喜好”讲。

其三，详注以释疑惑。对生僻字、词和难解的句、段，典章、名物、典籍、掌故、重要的历史事件及人物等，一般作准确、详明的注释。如《三字经》中，仅对“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这24个字的注释，就用了约900字。

其四，精译以通文义。译文力保“信”、“达”，力求其“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弄清字义，吃透整体语言环境。如《三字经》中“知某数，识某文”一句，编者首先搞清“数”和“文”二词的确切含义，并吃透此句为总提而以下两大段共63句为分述的关系，“信”而“达”地译为：“要了解数字的概念以及某些与数字相关联的知识，要学会认字并阅读了解一些文献典籍。”

其五，审核以正误讹。对所涉人物、事件等，均尽力核查一手材料，力求史实及引文确凿无误。如《幼学琼林》中“武穆精忠”一典，编者核查《宋史·岳飞传》后，作注说：“武穆，南宋爱国名将岳飞的谥号……相传岳母在他的背上刺有‘尽忠报国’（一般讹为‘精忠报国’）四字……”这就纠正了俗传岳母所刺4字的误讹。

其六，正文使用专名号。一般简化字版读物是不加专名号的，而这对蒙学读物来说，阅读难度太大。《蒙学十三经》的编纂者充分考虑到中小学生和一般读者的文史功底及认知水平，在正文中使用了专名号，这对减轻阅读难度、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文义作用颇大。

其七，保留文本特征。《千字文》是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1000个各不相同的字（当然是繁体字或异体字）编写而成的。转排为简化字、正体字版后，《千字文》所收的字就不是1000个（如“云腾致雨”和“禅主云亭”中出现两个“云”），而是992个了。为此，编者把一个简化字对应两个繁体字的8组，分别括注出原繁体。这样处理，才真正保留了《千字文》“千字千姿”的本质特征。

其他独发幽隐、钩沉稽微的地方所在多有，不赘述。

第3篇：三字经的作者范文

关键词：P.3315； 尚书； 古文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2-0111-08

陆德明《经典释文》始创于陈后主至德元年癸卯，即隋文开皇三年（583），其书唐时即已家弦户诵，及后周、北宋，乃次第校勘梓行[1]。据今所见敦煌写本《周易释文》（泰卦—易略例）（S.5735+P.2617）、《礼记释文·檀弓》（BD.9523）及日本奈良兴福寺所藏日钞《礼记释文》（中庸—昏义），知所谓显德、开宝校勘《释文》多是订正俗字、改易反切。较《周易》、《礼记》，《尚书音义》改窜犹甚，宋初即有“古文”、“新定”之别：

唐陆德明《释文》用古文，后周显德六年（959），郭忠恕定古文刻板①，太祖命判国子监周惟简等重修。开宝五年（972）二月，诏翰林学士李昉校订上之，诏名《开宝新定尚书释文》。咸平二年（999）十月乙丑，孙奭请摹印《古文尚书音义》与《新定释文》并行。从之。天圣八年（1030）九月十二日雕《新定释文》。[2]

敦煌写本《尚书释文》（尧典—舜典P.3315）即孙奭所谓“古文尚书音义”。据写本推想显德、开宝刊删之迹，其荦荦大者，一为陆氏《舜典》用王肃注，孔颖达《正义》则据姚方兴伪传，《新定释文》刊王就姚，以合《正义》；一为■增《切韵》，下更征及徐本《说文》。以上数端，前人辨之已详。然《古文尚书音义》与《新定释文》绝异之处，为“新定”将前者之“古文”尽数删去，诸家论述多有未及，今略议于下。

一 P.3315所谓古文分类

P.3315所标古文体例有“甲，古乙字”、“乙，古作甲”、“乙，古文作甲”三种，后周、北宋《新定释文》将“古乙字”、“古作甲”、“古文作甲”尽数删去。参照敦煌写本《古文尚书传》BD.14681②（下文省作北敦14681），可知甲乙之间所谓“古”、“今”对应关系实际包含三种情况：正俗对应、篆隶对应、古文今文对应。三种情况或可杂出并见，如正字、篆书、古文亦兼俗写。略举数例：

（一）正俗对应

甲为正字，乙为六朝俗字：

1.宅朔方{3}。P.3315：“朔，古■字”，谓当时■字古作朔。北敦14681字正作“■”，为当时俗字。

2.不格姦。P.3315：“姦，古姧字”。案：“姦”训私，“奸”训犯婬，姧蓋六朝俗字。

3.寇賊姦宄。P.3315：“宄，字又作宂，古文作■，皆音（軓）[軌]”。宂、■字皆宄字形讹，北敦14681字正作“宂”，系当时俗字。

（二）篆隶对应

甲为《说文》正篆，乙为隶变字形，穷举P.3315所见篆隶对应：

1. 光被四表。P.3315：“■，古表字。”■字残泐，当作■，为《说文》正篆■形小变。

2. 怀山襄陵。P.3315：“■，古襄字。”■为襄字正篆。下出孔传“襄上，时掌反”，是陆所见经文作“■”，传文作“襄”。又云“陵，古作■”，■系《说文》正篆■形小变。

3. 帝曰往。P.3315：“■，古往字，古文作■。”■为往字《说文》正篆。

4. 烈风雷雨弗迷。P.3315：“■，古列字”，“靁，古雷字”。皆《说文》正篆。

5. 肆类于上帝。P.3315：出“■■”，正始石经上字例作“■”，则“■”字所本当为《说文》正篆，段玉裁说“丄”字误，当作“二”，段说是。然陆时已误以“丄”为上。

6. 金作赎刑。P.3315：“■，古金字。”又“师锡帝曰”，字作“■”，金旁同。盖本《说文》正篆“■”，许以为金从今声。正始石经金字古文作“■”，似本《说文》金字古文“■”。

7. 禹拜稽首。P.3315：“■，古拜字，《说文》以为今字……今本止作拜。”案：拜字《周礼》、《说文》作“■”，■字从“■”形隶变，云“《说文》以为今字”者，谓《说文》以■（■）为正篆。又云“■，古首字”，亦《说文》正篆。

8. 垂哉。P.3315：“■，本又作■，皆古垂字。”字本《说文》垂字正篆■，下土形易作山形，北敦14681作■，下亦从山。

9. 夙夜惟寅。P.3315：“■，本又作■，古夙字，早也。”“■”、“■”皆本《说文》夙字正篆“■”，所谓“早敬也”。“■，本又作■，古夜字”，为夜字正篆“■”之形变。

10. 诗言志。P.3315：“■，古志字。”■为《说文》志字正篆。

（三）古文今文对应

1. 九族既睦。P.3315：“睦，古文作■。”本《说文》睦字古文“■”，正始石经正作“■”。

2. 黎民于变时雍。P.3315：“■，古变[字]。”案：变字正始石经作■，左旁为“■”字或其讹形，《汗简》兼收■、■两形，薛季宣《书古文训》从前一形。

3. 闰月定四时成岁。P.3315：“■，古成字。”本《说文》成字古文。

上述三类《释文》皆以“甲，古乙字”、“乙，古作甲”、“乙，古文作甲”出之，后周北宋刊定梓行时尽数删去。其中唯有正俗对应为刻版删削之势所必然，而古文今文对应中则包含丰富的文字信息，可以略知陈隋唐之际《古文尚书传》之隶古文字的基本面貌，甚至可以上溯推断正始石经的用字特征。同时，由于不能排除篆隶对应中《说文》正篆与隶古字形相合的情况{1}，因而下文将综合篆隶对应、古文今文对应两类，对梅本《古文尚书传》之古文来源进行分析。

二 梅本《古文尚书传》之古文分析

P.3315所据作音义者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传》，从中可见梅本隶古文字的来源：梅本古文多与正始石经古文或《说文》正篆、古文相合，并存在根据《说文》古文偏旁更造隶古奇字的现象。由于正始石经十不存一，其古文又与《说文》古文存在大量重合，所以仅当二者不合时，才能对梅本古文来源给出判定。

除上述两种情况，梅本古文显然存在另外来源，且往往与战国文字相合，密合程度甚至超过石经、《说文》，本文认为这部分古文很可能来源于《汉书》、郑玄经注等文献，即本自汉人对古文的基本认识。

（一）正始石经

正始石经古文往往与《说文》相合，如以《春秋·僖公》“济”作“■”（泲），正本《说文》分“济”、“泲”为二水，以“泲”当《禹贡》兖州济水，以“济”为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所出之济水。《说文》全本《汉书·地理志》，之前《吕氏春秋·有始》、《史记·夏本纪》诸书绝无此说。是正始石经以“泲”为“济”，本《说文》无疑。

正始石经尚有一些古文于《说文》无征，或与《说文》不合，却合于战国古文，是石经除《说文》外别有所本。石经渊源多不可考，而字形则往往见于《汗简》、《古文四声韵》、《集韵》、《书古文训》诸书。据此可推，P.3315所谓“古文”于《说文》无征，而见于上述诸书者，很可能出自正始石经。

1. 以殷仲春。“■，古春字，古又作旾。”■为旾之形讹，战国文字春字或省艸，如■（《郭店·语丛一》【40】），正始石经作“■”，为写本所据。

2. 汝羲暨和。P.3315：“■，其器反，与也。”字当从水自声，《无逸》“爰暨小人”，郑玄《诗谱》作“爰洎小人”，洎与■一字。正始石经《皋陶谟》“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之“暨”古文作“■”（■、洎）。洎，《说文》以为“灌釜也”，典籍中多用为“溉”。又此篇“暨皋陶”，《说文》“臮，众词与也。……《虞书》曰：‘臮咎■。’”《禹贡》“淮夷蠙珠暨鱼”，《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作“蠙珠臮鱼”。北敦14681字已作“■”（臮），疑臮{2}、 ■（洎）皆眔字形讹，金文多以“眔”表暨与字。

3. 畴咨若时登庸。P.3315：“庸，古作■。”为《说文》墉字古文■之形变，即正始石经《皋陶谟》“五刑五庸”之“庸”字古文“■”。

4. 静言庸违。P.3315：“■，古静字。”案：正始石经《康诰》“今惟民不静”之“静”古文作“■”，左旁当为《说文》“青”字古文“■”讹变，实已讹作“丹”形。

5. 汤汤洪水方割。P.3315：“■，古割字，害也。”案：《多士》“有命曰：‘割殷’”之“割”，正始石经古文作“■”，于省吾说即“创”字，训为惩创。《汤誓》“率割夏邑”句诸日写本亦皆作“创”。或梅赜据石经《多士》以创为古割字，改全书割字为创，或诸割字正始石经本全作创，皆未可知。

6. 鲧哉。P.3315：“才，古哉字作才。”案：正始石经哉字古文例作“■”{1}。

7. 师锡帝曰。P.3315：“师，或作■。师，众也。古文作■。”案：正始石经师字古文作“■”，从帀、从倒■，《汗简》讹作“■”，与“■”形近。又《说文》师字古文“■”为“■”之形讹，字亦当从帀、从倒■。

8. 曰虞舜。虞，P.3315作“■”。隐元年《左传》孔疏“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引石经（案：为正始石经）古文作“■”，《汗简》、《集韵》同 [3]。

9. 帝曰俞予闻。P.3315：“■，古闻字。《说文》古作■，无此■字。”正始石经《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闻”字古文作“■”，与■正合。《玉篇》以■为古文闻{2}。

10. 敷奏以言。P.3315：“旉，古敷字。”正始石经《禹贡》“禹敷土”、《君奭》“前人敷乃心”之“敷”字古文分别作“■”、“■”。

11. 宽而栗。P.3315：“■，古栗字。字又作■。战栗也。”“■”字本《说文》栗字正篆■，“■”同正始石经《皋陶谟》“宽而栗”之古文“■”，与战国古文相合，字从三■。《说文》栗字古文作“■”，谓从西从二■，非是。

（二）说文

《古文尚书传》明显参照了《说文解字》，其经文显然参考了《说文》正字，其隶古字形或合于《说文》正篆（详前）、或合于《说文》古文、籀文，甚至有据《说文》“或体”改换经文情况{3}。

1. 本《说文》“正字”者，如“舜讓于德”，P.3315出“攘”。案：《说文》“攘，推也”，“讓，相责讓”，许义推让之本字从手作“攘”，责讓之本字从言作“讓”。上“允恭克讓”，《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颜注“攘，古讓字”。此《释文》虽不以攘为古讓字，仍可见《古文尚书传》从《说文》正字作“攘”。

（1）克明俊德。 P.3315：“悳，古德字。”《说文》分别“悳”、“德”二字，以“悳”为正字，而时皆以从彳之“德”表“悳”。

（2）曰暘谷。P.3315：“暘，古陽字。”《说文》以“陽”为“高明”，以“暘”为“日出”，陆义其时“陽”、“暘”字不别，“陽”亦可用表日出字。

（3）胤子朱啓明。P.3315：“启，古文啓字。”《说文》“启”训开，从攴之“啟”为启发开教字。

（4）懷山襄陵。P.3315：“褱，古懷字。”《说文》以从心之“懷”为念思字，以从衣之“褱”为包夹字。故《古文尚书传》字从衣作褱。

（5）父顽母嚚象傲。P.3315：“奡，古敖字。”本《说文》“奡，嫚也……《虞书》曰：‘若丹朱奡。’读若傲。”梅本以奡为傲嫚之正字，今文《尚书》傲嫚字多作“敖”{4}，故陆云“奡，古敖字”。正始石经敖字古文皆作“■”，或亦本《说文》。

（6）五典克從。P.3315：“■，古從字。”《说文》以“从”为“從”本字，■即从字讹变。

（7）四罪而天下咸服。P.3315：“辠，古文罪字，从自辛，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从■（网）非之{5}也。”陆氏正本《说文》。《说文》“辠”下云“犯法也……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罪”下云“捕鱼竹网。从网非。秦以罪为辠字”。

（8）蛮夷率服。P.3315：“■，古率字。”案：《说文》以率为捕鸟之毕，以■为训将、帅之本字。正始石经率、帅字例作“■”（《君奭》“■惟兹有陈保乂有殷”），与战国简牍“■”（清华简《系年》【47】）字形相合，中间部分从止从率省。则作“■”者当本《说文》无疑。

（9）禹拜稽首。P.3315：“■，古稽字。”■即■字，《说文》“稽，留止也”，“■，下首也”，以■为稽首之本字。

（10）草木鸟兽，P.3315：“艸，本又作屮，古草字。”案：《说文》“屮”，“古文或以为艸字”“艸”，《说文》以为草木百卉之本字，“草”则“草斗栎实”字。

2. 本《说文》“古文”或“籀文”。

（1）九族既睦。P.3315：“睦，古文作■。”本《说文》“睦”字古文“■”。正始石经《尧典》作■，亦本《说文》。

（2）历象日月星辰。P.3315：“■，古文辰。”■本《说文》辰字古文■，《说文》以辰字从二（上）。

（3）以正仲冬。P.3315：“冬，古作■，古文作■也。”陆所见冬字古文从冬从日，或从夂从日，后一形本《说文》冬字古文■。

（4）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P.3315：“■，本又作■，皆古■字，居其反。”■当即《说文》期字古文“■”之形讹。下“亓，古其字”，亓正作■。北敦14681即作■，同陆德明所见或本。又云“旬……古文作■”，■为《说文》旬字古文■之形变。

（5）闰月定四时成岁。P.3315：“■，古成字。”本《说文》成字古文。

（6）畴咨若时登庸。P.3315：“■，古畴字，谁也。”案：《说文》“（小徐本无此四字）。《虞书》（段玉裁说当作《唐书》）：‘帝曰■咨’。”“■，谁也……■，古文畴”。许意谓此字本训谁，字当从口、从言（如詶字），以从口之“■”为本字，■所从之■即古文畴（■下云■为■之省）。而许所见一本从白作■，许以为此■字本为语词，借■表“■”。

（7）胤子朱啓明。P.3315：“■，古文■字。”疑■字本《说文》胤字古文■。“■，古文子”，本《说文》子字古文。

（8）慎徽五典。P.3315：“昚，古慎字。”“■，古文五字”，本《说文》慎、五字古文。

（9）纳于大麓。P.3315：作“内”，又云“■，古文鹿字”，■为《说文》麓字古文。

（10）受终于文祖。P.3315：“■，本又作■，皆古终字。”■即《说文》终字古文■，■字与《集韵》“■”字相类，下当从仌。

（11）璇玑玉衡。P.3315：“■，古璇字，音旋。”“■，古衡字”。■、■本《说文》璇、衡字古文。

（12）肆类于上帝。P.3315出“■”，为《说文》帝字古文。

（13）至于岱宗。P.3315：“■，古至字。”本《说文》至字古文。

（14）修五禮。P.3315：“（■）■，古文礼。”■、■本《说文》五、禮字古文。

（15）歸格于艺祖。P.3315作“■，古歸字”，本《说文》歸字籀文。

（16）敷奏以言。P.3315：“奏，如字，字又做奉，古文作■。”奉、■疑为《说文》奉字篆书、古文■、■之形讹。

（17）肇十有二州。P.3315：“■，古文州字。”本《说文》州字古文。

（18）封十有二山。P.3315：“■，古封字。”本《说文》封字古文■。又《说文》封字古文又作■，为正始石经■（《康诰》“封女念哉”）字所本。

（19）鞭作官刑。P.3315：“■，古文鞭字。”本《说文》鞭字古文■。

（20）窜三苗于三危。P.3315：“弎，古文三字。”本《说文》三字古文。

（21）帝{1}乃殂落。P.3315：“殂，本又作■，古文作■，皆古俎字，才楛反，死也。马郑本同，方兴本作帝乃徂落。”是马郑王本作“放勋乃殂”，姚本作“帝乃徂落”。■、■皆本《说文》殂字古文■。

（22）柔远能邇。P.3315作“■，古文邇。”能、耐古通用，详下。■本《说文》邇字古文。北敦14681作“■”，仍用古字。

（23）蛮夷率服。P.3315：“■，古文服字文{2}。”本《说文》服字古文“■”。

（24）亮采惠畴。P.3315：“■，古文惠字。顺也。”本《说文》惠字古文“■”，今知“■”字义实为助[4][5]，与惠非一字。

（25）伯禹作司空。P.3315：“■，古禹字。《说文》古文作■”，案：字即战国文字“■”（《上博三·子羔》【10】）上半形讹。

（26）禹拜稽首。P.3315：“■，古拜字，《说文》以为今字，云古文作■，又作■。今本止作拜。”案：拜字《周礼》、《说文》作■，■字从■形隶变，与金文拜字合；■、■字本《说文》■字古文■，正始石经古文作■，《集韵》作■，字从二手，与战国楚文字■（《郭店·性自命出》【21】）形相合。

（27）让于稷、契暨皋陶。P.3315：“■，古稷字，官名。”本《说文》稷字古文■。

（28）熊罴。P.3315：“罴，彼皮反，古文作■。”■即《说文》罴字古文■，皮声与罢声音近可通。

（29）刚而无虐。P.3315：“■，古刚字，古文作■。”案：“古文作■”，谓《说文》刚字古文作■，陆所据隶古定本作■。今知战国楚简多以■表强；■则为冶，与■非一字。

（30）诗言志。P.3315：“■，古诗字。”本《说文》诗字古文。

（31）百兽率舞。P.3315：“■，古舞字。”■本《说文》舞字古文。

（32）谗说殄行。P.3315：“殄，古文作■。”本《说文》殄字古文。

3. 还有一部分可能是误会《说文》或据《说文》所造古文。

（1）九族既睦。P.3315：“旡，古既字。”盖以《说文》“■”之古文作“■”，故以“旡”当“既”。

（2）宅朔方。P.3315：“■，古方字。”龚道耕说为匚字行书，是。薛本方字皆作匚。盖据《说文》匚字“读若方”。

（3）嚚讼。P.3315：“■，古文嚚”字，案：《说文》嚚字古文作■，■字当为■字之省。■、■皆臣下增■形。

（4）静言庸违。P.3315：“言，古作■。”案：《说文》诰字古文作■，从廾从言，■疑从■形。

（5）四岳。P.3315：“亖■，古岳字。”■上半为丘字所从北形之讹。

（6）嫔于虞。P.3315：“■，本又作姘，皆古嫔字。”先秦古文多以■表宾，《说文》宾从■声，故梅赜书以■当嫔。

（7）受终于文祖。P.3315：“（■）■，古文祖字，古‘示’边多作‘■’，后放此。”案：“■”盖即彣之形讹，云“古‘示’边多作‘■’”者，盖本《说文》示字古文作■，禮字古文作■，遂以示旁皆作■，正始石经示部古文作■，亦本《说文》。下“修五禮”，P.3315“禮”作“■”可证。

又“徧于群神”，P.3315：“■，古神字。”左旁即■，右半从申字小篆。又云“又作■”，疑即《说文》神字正篆■之讹写。

（8）让于夔龍。P.3315：作“■，本又作■，古龍字。”■形盖本《说文》“从肉飞之形，童省声”。

（9）无相夺伦。P.3315：“奪，如字，或作古敓字。”北敦14681作“夺”。案：作“敓”者，《吕刑》“夺攘矫虔”，《说文》：“敓，强取也。《周书》曰：‘敓攘矫虔。’”《广韵》亦云：“古《周书》曰‘敓攘矫虔’”，陆贽论裴延龄“《书》曰或遭寇贼敓■”，诸隶古写本《吕刑》皆作敓■，元朗所见或本遂以敓为古夺字，而改《尧典》此句为“敓伦”。

（三）其它来源

敦煌写本《尚书音义》与《古文尚书传》之“古文”除《说文》古文与正始石经古文外，仍然存在其它来源。如“氒”字《说文》以为“读若厥”，正始石经例作“■”，为“厥”形诘曲写成；而《古文尚书传》训其之厥字例作“氒”，与商周金文、战国文字用法相合。又如《说文》、正始石经“乃”字，《古文尚书传》例作“廼”，与《汉书》“乃”字皆作“廼”用法相合{1}。

1. 最显者为本《汉书》古字，上举《古文尚书传》本《汉书》“乃”字皆作“廼”即是。又如：

（1）懷山襄陵。P.3315：“褱，古懷字。”《说文》以从心之懷为念思字，以从衣之褱为包夹字，此同《说文》正字褱。而《汉书·地理志》此字“懷”正作“褱”，颜注“褱，古懷字”。

（2）明明扬侧陋。P.3315：“仄，字又作庂，古侧字。”《汉书·循吏传》“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又班氏《北征颂》曰“拔所用于仄陋”{2}。盖唐人误以为仄侧古今字，遂改字作“侧”，北敦14681、唐石经皆作“侧”。

（3）放■兜于崇山。崇，P.3315作■，为崇形上下互易。《汉书·地理志》以颍川郡崈高为中岳所在，颜注“崈，古崇字”。

（4）伯禹作司空。P.3315：“柏，古以此为伯仲字。”《西伯戡黎》“西伯”字，《释文》云“亦作‘柏’”。案：《汉书·古今人表》多以“柏”为伯，《开母庙石阙铭》（安帝延光二年）有“柏鲧”，《穆天子传》郭注云“古伯字多从‘木’”。

（5）惟时懋哉。P.3315作“（楙），古茂字”，《汉书·律历志》“林钟……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楙盛也。”颜注“楙，古茂字也。”又《开母庙石阙铭》“芬兹楙于圃畴”，皆以楙表茂。

（6）益哉。P.3315云“■，字又作■，古益字。咎■子名{1} 。”■、■即■字，为《说文》嗌字籀文。案：《汉书·百官公卿表》“■作朕虞”，颜注“■，古益字也。”段玉裁说《汉书》伯益字惟此一处作■，余不尔。《汉书》多古字，此其存者。段说是{2}。

（7）伯夷。P.3315作“柏■”，北敦14681同。《汉书·古今人表》作“柏夷”，作柏同。金文多以尸、■当夷狄字，《汉书》每用古字■表夷，见《高帝纪》、《樊哙传》“司马■”、《地理志》“■江在西北”。

（8）教冑子。冑，今文《尚书》作“育”，训为幼稚、养育{3} 。《汉书·礼乐志》作“冑”，释为国子。P.3315作“■■，王云‘冑子，国子也’，马云‘冑，长也。教长天子之子弟’。”马融义同今文，训为长养{4}。郑王同《汉书》，说冑子为国子 {5} ■为《说文》子字古文。

（9）简而无傲。P.3315又云“■，古简字”。■盖即柬字，《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遴柬布章”，颜注引晋灼“柬，古简字也”。战国古文多以柬表简。

（10）歌永言。P.3315：“哥，古歌字。”《汉书·艺文志》引作“哥”，《说文》“哥，声也……古文以为謌字”，謌字《说文》所无，《玉篇》云同歌。是班、许所见古文以“哥”表“謌”、“歌”，故梅赜《尚书》同之。

2. 本其它汉人古文者：

（1）以闰月定四时成岁。P.3315：“定如字，古文作■，《说文》以■为古文正字也。”■即《说文》正字古文，陆所见本或假■（■）为定。案：《开母庙石阙铭》“百川是■”，亦以■为定。

（2）有能俾乂。P.3315：“■耐{6} ，古能字。”《礼记·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郑注“耐，古能字”。《乐记》“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郑注“耐，古书能字也”。

（3）流宥五刑。P.3315作“■”，《玉篇》所谓古文流。“■”字汉碑习见，如《礼器碑》、《张寿碑》、《史晨前碑》等；又汉碑“不”往往做“■”形，而与“■”形相近，如《郙阁颂》“莫不创楚”、《韩仁铭》“不幸短命”之“不”。又疑本战国流字作■（清华简《金縢》【7】）之形。

3. 又有一部分古文虽无法考订来源，却往往与先秦古文字用法密合。如“下民其咨”，P.3315“■，古其字”，■即亓字，《说文》“丌，下基也”，以“其”为“箕”之籀文；正始石经分别“丌”、“其”字，以“丌”为“基”之古文（《君奭》“我弗敢智厥基永孚于休”），正本《说文》。《释文》以“亓”为“古其字”，未详所本，但与战国简牍用法相合。

（1）格于上下。P.3315：“格……古作■。”案：正始石经凡“格”字皆作“■”。（如《君奭》“伊陟臣扈■于上帝”、“天寿平■”、“矤曰其有能■”）。是陆德明所见古文本有假“■”表“格”者。

（2）以闰月定四时成岁。P.3315：“■，古岁字。”字与金文■（毛公鼎）形相合。

（3）放齐。P.3315：“■，古齐字。”案：正始石经齐字古文例作■，亝字或为齐之隶变，或本战国■（《郭店·缁衣》【38】）字。

（4）绩用弗成。P.3315：“■，古弗字。”正始石经弗字例作■，■字阮元、陈寿祺说象黻文所谓两弓相背之形。案：黻文《考工记》、《说文》皆云黑青相次，孔传云两己相背，两弓相背之说未闻。疑■为“弼”字省形，假“弼”为“弗”。《张寿碑》“弼紫微”之“弼”作“■”形（据《隶释》卷7）。薛本“弗”字皆作“■”{7}。

（5）四门穆穆。P.3315：“■，古穆字，古文作■。”■字与金文■（克鼎）形相合，■当为■之讹变。

（6）询事考言。P.3315：“丂，古文考”。丂字见正始石经《皋陶谟》古文，用作“巧”，正始石经以“丂”为“巧”，本《说文》“丂，古文……以为巧字”，《古文尚书传》以“丂”为“考”。

（7）肆类于上帝。类，P.3315作“■，字又作■，古类字”，案■、■皆《说文》“■”字小讹，训“血祭肉也”，帅声、类声音近可通，是梅本《尚书》假“■”表“类”。

（8）同律度量衡。P.3315：“■，古度字，丈尺也。《说文》以为古文宅字。”案：正始石经《尧典》“宅南交”之“宅”古文作■，《多方》、《立政》“宅”字古文作■，正本《说文》宅字古文“■”、“■”两形。《说文》、石经皆以■为宅字古文；梅本以■为度古文，必别有所本。或古文《尚书》“宅”字今文《尚书》多作“度”，遂以■为度古文，亦未可知。

（9）眚灾肆赦。P.3315：“■，本又作■，皆古灾字。”■为灾之形讹，■字未详，疑从火乃声，或古文借■表灾。

（10）百姓如丧考妣。P.3315：“丧，古作■。”■与先秦古文“丧”字写法相合。

（11）三载四海遏密八音。P.3315：“■，古海字”。金文、战国文字水旁或在下。

（12）惇德允元。P.3315：“惇，本又作■，皆古敦字，厚也。”■为惇字正篆。《汉官仪》灵帝策书“司徒胡广，惇德允元”，《孔彪碑》“惇懿允元”，至唐石经字皆从心作惇。陆云惇、■皆古敦字者，盖因成十六年《左传》“民生敦厖”，《国语·周语上》“敦庬纯固于是乎成”，《衡方碑》“敦厖允元”，遂以惇敦为古今字。

（13）让于稷契暨皋陶。P.3315：“■，古文作■，皆古偰字，息列反，臣名也。”案：《说文》分别偰、契，以偰为商祖名。■字即《广韵》偰字古文。战国文字作“■”（《上博三·子羔》【10】）。

（14）播时百谷。P.3315：“■，古文（橎）[播]，波佐反，敷也。字又或作■，亦古（橎）[播]字。”■为《说文》播字古文，■为《说文》番字古文，陆所见本借■表播。

（15）予击石拊石。P.3315：“石，古作■，磬。”石训磬，郑王同。《集韵》石字古文作“■”，与战国■（《郭店·缁衣》【35】）字相合。■为■之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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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士鑑.唐写本《经典释文》校语[C]//涵芬楼秘笈：第4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54.

[4]李学勤.试论董家村青铜器群[C]//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03.

第4篇：三字经的作者范文

[关键词]《三字经》俄译本 俄国汉学

〔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8-0110-06

《三字经》这样一部在我国“故老相传”了700多年的儿童启蒙教材即使在它退出我国教科书舞台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仍然是家喻户晓，其为人称道的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不仅好学易记，具有满足帮助初学儿童识字的功能，所蕴涵的道德规诫和历史典故则一度起着既传播知识，又培养学童的传统价值观的作用，不愧为传统启蒙教育第一书。而它还曾远渡重洋，在数百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自17世纪以来，《三字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许多国家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

北邻俄国人知晓《三字经》，与俄罗斯驻京布道团的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有关《三字经》在俄国的话题，蔡鸿生先生早有专题著述（《〈三字经〉在俄国》，《百科知识》1987年第1期），李明滨先生也曾在其《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新华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专节论及“普希金与《三字经》”，近十多年来各种对俄国汉学的研究著述中也零星提及《三字经》在俄国的汉籍收藏和翻译情况。本文拟进一步探讨《三字经》俄文译本及其社会反响。

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签订后，俄罗斯驻京布道团自1729年的第二班起成为俄国在北京的常设机构，随团神父和学生始由国子监派满汉助教教习满汉语言，后因这些官派助教是兼职，并不常去俄罗斯馆履行教师职责，布道团便自请助教。但无论官派还是自请的助教普遍不懂俄语，且无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专门教材，他们只能选用当时中国人自己使用的启蒙教科书，《三字经》就这样开始为他们所知悉。正如第十一班布道团学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科万科（1808-1870年）在一份汇报中所写：“我在北京的初期主要应该致力于学习汉语，之前我对它一窍不通，而不懂汉语我就不可能跟任何中国人交流。众所周知，这门语言有多难，但对我来说难度尤其大，因为我的老师是个汉人，一个俄语单词都不懂，我常常要和他待一整天才能通过手势明白两三个词。为了尽可能地学得轻松些，我开始读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三字经》），它由我们著名的东方学家雅金甫神父翻译得如此传神……。”[1] （P84-85）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俄国《三字经》的最早收藏及其版本的介绍，可以明确的只有：布道团第二班学员、被称为俄国汉学第一人的罗索欣（1717-1761年）结束在中国的学习后于1741年回到彼得堡，把自己带回去的书的一部分出售给科学院图书馆，其中包括《三字经》。[2] （P95）《三字经》的名录出现在19世纪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及亚洲司的图书馆的汉籍书目里，与中国相邻的俄国远东地区，由于讲授满汉语的需要而购买的满汉文书籍中也有《三字经》，如1821年季姆科夫斯基为伊尔库茨克亚洲语言学校在北京所购的书中就有《满汉合璧三字经注》，[3] （P396） 而在1973年出版的《苏联东方学研究所汉籍刻本收藏目录》中我们可以见到数个版本的《三字经》，诸如《三字经》、《三字经训诂》、《三字经注解备要》、《三字经注解辑要》等。[4] （P253） 这些刻本的具体情况，有待前往收藏地查对。

《三字经》的翻译则与俄国的满汉语教学分不开。迄今所知，俄国第一个翻译《三字经》的人是罗索欣（1717-1761年）。[5] （P145） 这位有着在中国俄罗斯文馆给八旗子弟讲授俄语经验的老师，①“采用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先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他在教学中使用了亲自翻译的《三字经》和《千字文》俄文手稿，帮助学生理解汉语原文”。[5] （P145）《三字经》的这一俄国译本产生时间应该是1740年代，因为罗索欣的满汉语学校开办时间是1741-1751年。这一译本和罗索欣的大多数翻译稿一样未能出版，后世的研究者在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手稿部找到了手稿原件，其中的一份是27页的译文，名为“三字经或训诫三字书”，研究者认为其笔迹属于18世纪中叶；另一份则有46页，题为“中文书《三字经》即三字训诫，含历史简述”，手稿用三种文字书写，每页的第一面是汉语和满语文本，附有俄文字母注音，另一面则是俄文译本。[6] （P235） 可见罗索欣所依据的是满汉合璧的某个版本。

罗索欣的中国传统教学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三字经》等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典著述基本被学生掌握，1750年他的三名学生“，要求增加津贴，同时报告了他们的学习情况。他们已经背会了‘许多汉语和满语的书籍。……背诵了包括四个部分的《四书》和《三字经》，攻读了中国的各种历史著作，现在我们不仅能够阅读并理解这些书，而且还在学习翻译。’”[5] （P146）

然而，18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尽管版图已经扩张到太平洋，与清时期的中国也早已有过直接的接触，但它在东方亚洲的“显著成就”与它在西方（欧洲）、南方（奥斯曼土耳其）的苦心经营和志在必得相比，算得上无心插柳。由于俄国的亚洲东方远离它的权力心脏地带，又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因而长时间处于俄国主流社会的视野之外。在依靠登上女皇宝座、扬言要继承父亲彼得一世事业的伊丽莎白（1741-1761年在位）的时代，俄国的世俗文化和教育刚刚起步，社会意识还处在萌芽状态。随着彼得一世的改革而逐渐被动西化的贵族集团以及从中产生的受教育群体，主要侧重于对西方社会的解读和模仿。因此，这时的俄中关系对于俄国当局只是繁忙政务中偶尔的小插曲，对中国的了解虽然被认为很必要，但结果往往只局限于极少数专业人士，而满汉语学生的培养则根据宫廷政务的需要而具有临时性，且规模很小：罗索欣的满汉语班一共只有四个学生，其中一个还中途退学。这样，尽管枢密院于1741年7月28日指示罗索欣开办满汉语班，教俄国学生学习“识字和口语”，“讲授中国所有的礼节，以便他们（学生）也能及时了解中国的政治”，[7] （P76） 罗索欣的几个学生学得也算不错，其中一个甚至在他的指导下翻译了《四书》的一部分，[8] （P77-78） 但他们最终都不知所踪，有研究者推测，“他们很可能没有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另就他职了。”[5] （P146） 可以想象，罗索欣在俄国播下的《三字经》的种子，似乎很难在他学生之外的地方发芽。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意义上的俄国教育、文化尚在起步阶段，国内尚无一所大学（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创办之初曾一度附设一所大学，但从未行使其功能），科学院刚刚成立（1725年），学科建制远非完善，只包括三个学科：数学、物理和人文科学，其院士全部为外籍人士，学术会议使用的语言多是拉丁语，偶尔是法语或德语。[9] （P21）罗索欣的教学和翻译活动不仅恢复了因德籍东方学院士拜耶尔的去世（1738年）而在彼得堡科学院中断的汉学研究，而他后来在科学院的学术指导、德籍历史学家格・米勒指派下翻译各种满汉文献被大量用于后者的西伯利亚著述中，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为俄国东方学作出了贡献，那么，《三字经》的引入和翻译应当被视为俄国科学院和俄国汉学历史上的这一里程碑上的一块小砖。因此，纵然《三字经》的俄译本在当时没能出版，更谈不上广泛传播，但仍不失其价值和意义。

《三字经》第二个俄文译本出自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1716-1786年）之手。列氏是布道团第三班学生，学成归俄后成为外务院翻译。罗索欣的早逝使他成为18世纪下半叶俄国最显要的汉学专家，而此时的俄罗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口号下，与罗索欣时期的俄罗斯相比，社会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书刊出版相对繁荣，西欧启蒙思想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受到鼓励，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书籍及《百科全书》纷纷登陆俄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直接阅读原文。列昂季耶夫所译的《三字经》（《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因此得以于1779年在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印刷所印行，成为第一个为公众所知的《三字经》俄译本。正如蔡鸿生先生所说：“……《三字经》包含的那套中国封建伦理和道德说教，与所谓‘开明专制’的政治气氛颇为协调，因此，俄国官方喉舌《圣彼得堡通报》即于次年发表书评，将这本‘诗体箴言’推荐给俄国公众。”[2] （P95）

首先，列昂季耶夫的《三字经》译本能够公开出版，与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追随“中国风”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不无关系，“她在与伏尔泰的通信中多次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赞赏不已。……18世纪70、8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夏宫修建了中国风格的蓝色客厅，同时仿建了中国剧院、中国桥以及其他亭台楼阁。……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甚至用俄文创作了一部小说《费维王子的故事》，于178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书中讲述了一位中国古代贤明皇帝如何教子有方，使太子成长为仁慈高尚之人。”[5] （P89） 女皇的嗜好无疑会对俄国读者和创作者产生影响，正如B.W.Maggs所指出的：“在整个十八世纪的后半世纪中，尤其是在1760-1800之间，俄国的翻译家们，辛勤地从事英、法、意、德，以及中文作品的翻译。这些作品的内容，都呈现出这个遥远国度的一切。在这同时，俄国本身的诗人以及散文家们，也参加了这项努力，把中国的事物，带到了俄国读者的面前。他们创作的作品，虽然在数量上比较少，但在效果上，意义却非常大。”[10] （P174）

另一方面，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的前半期（18世纪60-70年代）的系列施政措施及其成效也使俄国社会对她的“开明”产生期待；而西欧启蒙思想家们的中国观也对俄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产生直接影响，使后者中的一部分不愿意安于俄国现状，就借中国说俄国事，用中国的“明君”比照俄国女皇。这反映在当时问世的有关中国的一些作品中：“在这些‘东方奇谈’，以及福尔特尔（即伏尔泰）的作品中，中国的贤明君主，是一再地出现；这些作品的译本，在俄国读者界是非常受欢迎的。福尔特尔在他《巴比伦王子》的故事中，呈现出很完整的中国王朝景象。这部作品在1770年，译成了俄文，而到1789年时，至少就再版了三次。”[10] （P182） 而且，档案材料显示，该书的出版可能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旨意有关：俄罗斯对外政治档案馆存有该合刊本的手稿卷宗，其第1页上注明该手稿是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别兹波罗德科准将1779年8月10日从皇村寄来的，为列昂季耶夫对满汉语印刷本的翻译。[11] （P397） 皇村是叶氏最钟爱的夏日宫邸，而别兹波罗德科是叶氏呈文接待室的御前大臣，因工作能力强而为叶氏所倚重，不仅所有有求于女皇的人和事都要经他之手，叶氏也常常借助他的眼睛了解她治下的人事，1779年被叶氏授予准将职衔并赏赐1000多名农奴，次年被调任外务院外交谈判全权代表并授予少将职衔，后来一度位高权重，在叶氏宫廷高官中地位仅次于波将金。作为叶氏的耳目，别兹波罗德科审阅了手稿，该书同年正式出版。

再者，俄国社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欧从对“中国完美社会制度”的崇尚到了解真相后失望进而批判看待之的历程，产生了认识真正的中国文化的需求，列昂季耶夫的《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的出现也就恰逢其时，尽管这只是列氏翻译中国原典的开始。在中国作为幼童启蒙读物的《三字经》，经过列昂季耶夫“散文诗体”改造，已经失去教科书的面目，尽管它“在18世纪末被鄂木斯克亚洲学校和塔拉县中学用作汉语教材”，[5] （P117） 但更重要的是，“它用通俗的形式描述了中国传统的世界和社会观点，在当时的俄国现实条件下，具有称颂学理、鼓励成为勤劳和高尚的人的作用”；而“‘中国智慧’的全面性在于，每个人都能各取所需：有的人追求学理和美德，有的则牢记‘君臣义’，遵守‘长幼序’，视仆从主为‘义’”。[12] （P86-87）

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1799-1837年）的个人藏书里有列昂季耶夫这一译本，[13] （P16） 可见它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狭窄的专业人士范畴。

《三字经》的又一个没有正式出版的俄译本出现在18世纪末，是继列昂季耶夫成为外务院翻译的布道团第七班学员安东・弗拉德金（1761-1811年）给外务院的翻译学校上满汉语课教学所用的参考书，该班开设于1798-1801年，其手稿存放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分所档案部。在那份题为“满语学生参考书”的共46页卷宗里附有两本注明为弗拉德金译自满语文本的《名贤集》和《三字经》，其中第29-46页为《三字经》。[14] （P398） 和罗索欣的未刊译本一样，这个译本只得到少数俄国汉学史家的关注。

《三字经》最引人注目的俄译本是第九班布道团首脑俾丘林（雅金甫神父）（1777-1853年）1829年出版的。蔡鸿生在《三字经在俄国》、李明滨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和阎国栋在《俄国汉学史》中都分别予以了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我们只作一些补充。

从该译本的前言所说的“《三字经》是宋朝末年学者王伯厚撰写的简明儿童百科全书”、所附的汉语文本、注释所指示的原文位置和注释内容，我们可以推断出俾丘林所依据的中文本是王相训诂本。

俾丘林这一译本几近完美，以至于后无来者。直到今天，俄国的研究者在涉及这一话题时所依据的仍是这个版本或1908年俄国驻京布道团的重印本。它译文准确，最大限度地再现了原文的神韵，读者可以双语对照着阅读，翻开每一面，左边一页是俄文译文，右边一页就是相应的汉语文本，一目了然。1830年《文学报》创刊号的书评首先向读者推荐的正是这一点：“我们的东方学学者、雅金甫・俾丘林神父找到了回应国外那些批评者们的好办法：他出版了带有汉语文本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的译文。这样，所有真真假假的汉语专家们就可以把翻译与原文相对照，不再凭猜测而信口开河，而是依据事物的本质和明确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即手上的两种文本来说话了。”[15] （P15） 而且，一如其前言中所说，汉语文字印刷的精美程度“不亚于北京的宫廷印刷厂的铅版”，这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欧洲，也是值得称道的首创。该版本注释详尽――全书篇幅中原文和译文只占不到1/3（2-27页），而余下篇幅全给了注释（28-83页）。不仅全文翻译了中文版的原有注释即王相的训诂， “雅金甫神父在一些地方还充实了自己的批注，它们也同样很有意思，因为这些批注可以让我们了解那些在中国人看来无须解释的东西的真正涵义。”[15] （P16）

俾丘林的批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附在中文原注译文之后对《三字经》的一些字的读音和涵义进行补充解释，如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原注译文之后，俾丘林所补充的批注是：“Природа（意为‘自然，本性’――本文作者，下同），汉语读作син（即xing），这个字既表示人的道德天性，也指所有事物的本质。按中国人的思维，人的天性变坏是因为教育得不好。Учение（意为‘教习、训练，学说、教义’），汉语读作 цзяо（即jiao），是对行为规范的描述，中国人也用这个字表示其他民族的信仰和教派”；[16] （P28） 另一种批注是对中文原注中的一些词予以解释，以加深俄国读者的理解。这些批注在原注译文处或直接在该词的翻译后加括号内解释，或以星号标注，解释放在该页脚注位置，如对“性相近，习相远”的注释中有“惟君子为能有养正之功”一句，在“君子”一词的译文благородный человек（即“高尚的人”）后标有星号，脚注为：“благородный，汉语读作цзюнь-цзы(即jun-zi)，指有文化且道德自律的人”；而在“正”的译文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意为“道德”）之后附括号解释道：“汉语读作чжен（即zheng），意思是‘正确。’”[16] （P29）

俾丘林正是这样来实践他在前言中所称的翻译这本小书的目的的：“这本小书叙述了中国人全部的哲学思考，诠释了欧洲人觉得陌生的概念和词组：因此它完全可以用作我们阅读汉语译本的指南。”因此，这一译本不仅被长期用作俄国汉语教学的教材和参考书，其关于“中国人全部的哲学思考”也一直为当时和后来的研究者视为依据。

俾丘林的《三字经》译本问世后引起当时俄国多家报刊的评述和推荐，而这些报刊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读者群，从它们对《三字经》内容的取舍和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俄国正在诞生的知识阶层不同阵营的思想理念。

率先作出反应的是《北方蜜蜂报》（1825-1864年），这是俄国第一家获准刊载政治消息的非官方报纸，也是得到官方支持的最大报纸，19世纪20-30年代广受中间阶层的追捧，被激进人士讥讽为“第三厅”订做的报纸，普希金和别林斯基都先后和它的主编展开过论战。《北方蜜蜂报》之前就对俾丘林的《北京志》发表过评论，这次向它的读者推荐《三字经》的“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2] （P95） 这与报纸支持俄国“三字经”――官方民族性理论“东正教、专制和民族性”――的保守理念相吻合。

著名批评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波列沃伊（1796-1846年）主办的学术文学半月刊《莫斯科电讯》（1825-1834年）持温和自由主义倾向，被视为俄国社会思想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第一份机关报，它关注的是《三字经》传达出的东方哲学之朴素中的“华丽”：“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2] （P95）

信奉谢林哲学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米哈伊尔・格里高利耶维奇・巴甫洛夫（1792-1840年）主办的《雅典娜》（1828-1830年）是一份发行量很小的半月刊，在被迫关闭之前不久发表对《三字经》的评论说：“如果欧洲人读了《三字经》，他就能了解‘东方智慧’的思维方式”，[17] （P120） 算是说出了俄国西欧主义者的观点。

普希金时代著名诗人安东・安东诺维奇・德里维格（1798-1831年）创办的《文学报》（1830-1831年）联合了当时俄国著名的文学家，是公众和政府眼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它在创刊号上就刊出了两页的《三字经》书评（该期报纸共20页），很多研究者探讨过书评作者问题，普遍认为，即使不是普希金本人所写，也与他有着密切联系，因为普希金参与过第一期的编辑，而且显然是熟悉这一译著的：他的家庭藏书中有俾丘林的赠本。诚然，这一书评更多的是介绍，大篇幅地引用转述译本的前言后，向读者推荐《三字经》中描述的中国教育理念，转录了《三字经》的前十二句和“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中文原注。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一取舍说明“吸引《文学报》编辑的不是《三字经》中那些面向或提到皇帝的句子，不是缺乏自然激情的抽象概念或实质，而是文献所形象地揭示的那些东西：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场景，《文学报》新年号刊印的孟子的童年就是其中的一幕。”[17] （P120）

俾丘林的《三字经》译本在当时受到广泛关注与他跟俄国社会思想界人士的个人交往有一定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形成中的俄国知识阶层逐渐走出震撼和迷惘，在史称“严酷时代”尼古拉一世时期压抑革命情绪，反思时代的价值观并寻求个人和民族文化的精神出路，而在19世纪初叶俄国各个大学、科学院和外交部都相继设立了东方语言教学部门和东方研究机构，东方学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东方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成为他们思考的参照物。报刊杂志为了扩大读者群，都尽可能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办刊理念截然不同的《莫斯科电讯》和《北方蜜蜂》却都不约而同地关注俾丘林有关中国的著述（除了《三字经》，上述报刊还评说过俾丘林此前之后的其他作品），也许可以说明时代的关注点。

经过100多年的变迁，俾丘林所译的《三字经》早已为苏联及当今俄罗斯的汉学家所熟知，不时出现在他们的论著中。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西吉赫麦诺夫一本有关清代中国历史的普及性畅销读物《中国：历史篇章》（从1974到2003年共发行了五版，其中1987年版印数达3.9万册）在“学校和教育”一节谈到学生第一年的教材《三字经》时说：“写于13世纪的《三字经》中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儒家道德的实质，颂扬了古代的智者，提到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作者还特别指出学生必须牢记“三纲”和“十义”，摘引的正是俾丘林1829年译本中的译文。[18] （P388）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瓦西里耶夫的《中国的偶像、宗教及传统》同样经受住了时间考验（1970年初版，2000年再版），他在“儒家学说――官方国家意识形态”一章专节论及“学校和教学体系”，称《三字经》是“一种教导性的百科全书，给出了基本术语，让学生了解了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而作者的参考文献乃是20世纪初的《蒙学校刻三字经图说》（1905年）和1910年上海出版的San tzu ching.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A.Giles。[19] （P193、463、456）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在俄国问世的巨著《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哲学卷》之“中国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一节在谈到人与物的对立时，以《三字经》中的“人不学，不如物”为例证，认为“在这一矛盾中有着一种信念，即人正是作为普通一物（万物之一）降临世间的，在驯化（即学习）的过程中，他变成一种高于一切的特殊的物并在这一意义上与它们相对立”。[20] （P117）

最近涉及《三字经》的俄国学者是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加列诺维奇，他在《中国道德观――传统与现代》一文中把《三字经》中对孩童道德观的教导和2006年3月的“八荣八耻”讲话中的道德训诫相比较。文章详细叙述了《三字经》的主要内容：“该书向开始念书的孩子介绍了他周围的世界、古代经典著作和国家历史，还包括对刚踏上人生道路之人的赠言。”[21] 在他看来，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生活的基本常识、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先辈的优秀创作和国家历史的演进）以及对青少年的教导（尊师重教的儒家传统）。

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的今天，《三字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俄国产生过不同的社会反响，对它的认识也由浅入深，且从未间断。从中我们看到，《三字经》作为中国文化的缩影在俄国的传播和解读过程，真实地反映了俄国汉学研究、俄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中俄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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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M] . М.: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0.

[13]Пушкин и 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M]. СПб., 1910. Вып. 9-10.

[14]П.Е.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M].

[15]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N]. 183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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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Д.И.Белкин. Китаевед Н.Я.Бичурин и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конца 20-х начала 40-х гг[J]. // Н.Я.Бичурин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рус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Часть 1. М.: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7.

[18]Сидихменов В.Я. Китай: страницы прошлого[M]. 3-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М.: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Наука》，1987.

[19]Васильев Л.С. Культы, религия, традиция в Китае[M]. 2-е изд.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РАН，2001.

[20]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 5 т. CФилософия[M].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2006.

第5篇：三字经的作者范文

儒家发源于先秦，到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遂成为两千多年来的正统观念和主流思想，儒家著作被奉为万世不易的经典。东汉经学兴盛，立五经博士十四家，各家所传经文皆辗转传抄，文字各不相同，导致论争纷起，甚至出现了通过行贿私改兰台漆书文字以合自家经文的事情。因此蔡邕等奏求正订六经文字，李巡等提议在太学门外立碑刻石，以为经籍之定本。“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自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隶释》卷二十引《水经注》文）。石经确实达到了为人们提供标准的目的，既达到了正定经文的目的，又有利地保存了各家资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版本意义的石头图书。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儒家刻经――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始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功成于光和六年（183年），历时九年。以汉代通行之隶书写刻《周易》（梁丘氏）、《尚书》（欧阳氏）、《诗》（鲁氏）、《仪礼》（大戴）、《春秋》（公羊）、《公羊传》（严氏）、《论语》（张侯鲁论）七部经，因此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竣工后，立于当时都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即北魏洛阳劝学里，今洛阳城东南三十里洛水南岸的碑楼庄、朱家圪澈痛笄糯逯间。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迁都长安，烧毁洛阳宫庙，倾巢之下，太学讲堂岂能卵全。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复立太学于洛阳,“乃复始扫除太学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 （《魏志・王肃传》注）。可见当时汉石经尚在，但已有缺损。为适应古文经盛行的形势，齐王芳正始二年(241)又刻立古文经《尚书》、《春秋》及曹丕《典论》于太学讲堂西侧，以补汉石经仅刻今文之缺，但仅书刻古文又恐时人难识，即列小篆和隶书二体于古文之下，因此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至此，汉魏石经并立洛阳太学，而此后它们亦一样的命运多舛。

北魏之初，冯熙、常伯夫先后为洛州刺史，二人皆笃信佛教，废毁石经，用作寺庙，石经至此残毁不少。神龟元年（518）崔光曾经建议修补汉魏石经而未果，此时当尚存多半。至东魏武定四年（546），高澄通过水路搬迁石经至邺城，运至河阳，遇岸崩，没于水者近半。周大象元年（579）由邺城迁回洛阳，隋开皇六年（586）又自洛阳运入长安，不久被隋营造司改为柱础，至唐贞观初，魏征收集汉石经时已“十不存一”了（《隋书・经籍志》）。经历如此辗转迁徙，石经踪迹不可穷究。宋代时，汉石经各经皆有残石出土，魏石经则未闻发现，洪适搜集石经拓本，《隶释》存汉石经两千一百六十七字，《隶续》存洛阳苏望摹刻魏石经，计古文三百七十字，篆书二百一十七字，隶书二百九十五字。魏石经残石直至1895年洛阳故城龙虎滩才有第一次出土，今天可见的汉魏石经残石，最大的一块不过数百字，小的只有几个字。自八十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汉魏石经残石多起。近现代学者对汉魏石经作了大量的收集、复原和考证工作，复原了当时各碑的次序及位置，推定各种残石在原碑的大致位置。但是关于汉魏石经的辗转流徙，仍然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如北齐天保元年（550） “八月……往者文襄皇帝（按：即高澄）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北齐书・文宣帝纪》）。此处仅云蔡邕石经，不云魏石经，而《洛阳记》载汉石经四十六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汉石经立于讲堂东侧，魏石经立于讲堂西侧。而高澄迁徙石经时魏石经当与汉石经并立于太学，是否高澄把汉魏石经全数运至邺城？才能即使小半失落于水，仍存五十二枚之多？一说《北齐书》记载有误，但是自八十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汉魏石经残石多起，且各经皆有，令人怀疑石经是否曾经遭遇水厄，或者当时仅仅把完整石经运至长安，而把大量残石丢弃原地。而且《隋书・经籍志》仅言高澄运石经，不言是一体、三体。这些问题，俟后发掘有新得时解决。

石经书者，熹平石经《后汉书・蔡邕传》云“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后世遂据以归功于蔡邕。蔡邕虽擅书法，但以一人之力，完成二十余万字亦不可想象。《隶释》所录残字有“堂典”、“马日”姓名，洪适云：“今所存诸经字体各不同，虽邕能分善隶，兼备众体，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办……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 （《隶释》卷十四）。马衡先生《汉石经集存》据传世文献和汉石经残石，考参与此事者，列成一表，凡二十六人（含刻工陈兴）。近年出土的熹平石经后记残石亦有“臣赐”、“臣宽”等人名，恐怕当时政府调动了一批善书者完成此事。正始石经的书者，各家记载不同，北魏江式以为邯郸淳所书，而晋卫恒《四体书势》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候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晋书・卫恒传》）。晋去魏未远，卫恒当非臆断。杨守敬考为卫恒祖父卫P书。马衡先生则认为，其书者断非一人，三体各自不同，品字式的古文书者与直下式的古文书者又不同。其例当与《熹平石经》同。

熹平石经的碑数，各家记录亦不同，当以陆机《洛阳记》为最确：“凡四十六碑：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按：指《仪礼》）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水经注》云，碑高八尺，广四尺。碑顶以瓦屋覆盖，碑下有座。经文直下书刻，不分列。碑两面刻，每经自为起讫。每碑行数据马衡先生考当在三十九行或四十行之间。

正始石经碑数，各家记载亦不同，《西征记》以为三十五碑，《洛阳伽蓝记》以为二十五碑，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出土魏石经残石，上有“第廿一三”、“第八二”等计数字，有人考订魏石经为二十八碑，但马衡先生以为不可过信此计数。正始石经因与熹平并立，其形制、高广当与熹平同，惟其三体，故有两种格式：一种纵横有界线，每三体作一格，称直下式，每石为32至34行，每行60字左右；一种一格之内上列古文，下并列篆隶二体，称品字式，每石25至26行，每行74字左右。据马衡先生考证，正始石经共刻石28块，约十四万七千字。碑亦两面刻，但与汉石经诸经自为表里不同，表为《尚书》，里为《春秋》。

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汉魏石经，是汉魏时期尊崇儒学、经学发达、碑刻盛行等历史因素的结晶。它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对校对版本、规范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也拉开了历史上以多部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的序幕，以此为源头，此后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由政府组织的儒家经典的大规模刻石还有五次：

一是唐大和七年（833）至开成二年（837）刻立的《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因立于雍地，又称“雍石经”。楷书十二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尔雅》、《论语》，附刻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玄度《九经字样》两种字书。清时贾汉复集十二经之字补刻《孟子》于后，凑成了十三经，今完好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二是五代后蜀广政七年（944）刻立于成都的《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因在成都，又称“成都石经”或“益都石经”。楷书十部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仅刻十七卷）、《论语》、《孝经》、《尔雅》，宋田况补刻《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十八卷至三十卷；席贡补刻《孟子》；晁公武补刻古文《尚书》，并校诸经异同，著《石经考异》附刻于后。这部石经并刻注疏，用石近千块，是历代石经中规模最大的。当时立于成都府学石经堂，至宋初尚完好，元明时即不知下落了，拓本极为罕见；

三是北宋嘉v六年（1061）完成于洛阳太学的《北宋石经》，又称“嘉v石经”、“二体石经”、“国子监石经”、“开封府石经”或“汴学石经”。用篆书和楷书写刻九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碑立汴京太学，后亡佚，今仅存残石；

四是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刻立于临安的《南宋石经》，又称“光尧石经”，为宋高宗和宪圣皇后吴氏所书，故又称“高宗御书石经”。七种经：《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仅刻五篇）（以上五经为楷书），《论语》、《孟子》（以上二经为行书），凡二百石，今杭州孔庙尚存八十六碑；

五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于北京的《清石经》，又称“乾隆石经”，刻十三经及乾隆五十年上谕和乾隆六十年和绅表，楷书，凡190石，今完好保存于北京市首都图书馆。

不仅如此，熹平石经的字体是当时通行的隶书，端庄典雅，落落大方，气势不凡，可见汉隶的典型风范，那精美的字体、严谨的结构是研究汉代书法史的重要资料，在中国文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魏三体石经集中古文、篆书、隶书于一碑，既反映出当时中国文字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丰富的水平，又可一览文字演变过程和书法概貌，还为世人提供了三种书体之范本，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国家图书馆藏汉魏石经皆有残石和拓本两类。汉石经残石凡189块，大者存28字，小者仅存1字，多在10字以内；魏石经残石147块，大者存12字，小者仅存1字。拓本有据馆藏以拓装的《熹平石经残字集拓》两册和魏石经残石拓本两册。拓本据说唐时已有，但存世者多为近拓，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一、《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八册，民国十七年出版，周康元拓，孙伯恒编，马衡序。集北京大学国学门、吴兴徐森玉、鄞县马衡、潢川吴氏、胶县柯昌泗、福建陈淮生、江夏黄浚及孙氏等八家藏石，凡460块（其中汉石经313块，魏石经147块），1098字；

二、《集拓汉魏石经残字》四册，民国十九年吴宝伟编，收汉石经178块，魏石经10块；

三、《汉魏石经残石》两册，收建德周季木、吴兴徐鸿宝、江夏黄伯川、鄞县马衡等人藏石；

四、《熹平石经残石集拓》二册，民国二十二年，罗振玉辑藏，凡95石；

五、《癸酉续得熹平七经残石》，罗振玉藏，凡95石；

六、《熹平石经残字》一册，白坚等藏，凡15石；

七、《汉石经》残字两张，为于右任与文氏两家藏石之合拓本，两面，一面存401字，一面存421字，为现存最大的汉石经之一。

第6篇：三字经的作者范文

【关键词】初中语文；注释；“干”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在2007年3月第2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第28课《观潮》中 “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文下注释②[江干]江岸。而在2013年5月第三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第25课《河中石兽》中：“沧州南一寺临河干”文下注释③[河干（gān）]河边。这两例注释看似没有太大的区别，仔细想来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范围区别。“江岸”“河岸”的范围应该只包括江河两侧堤岸的范围，界线比较明确；而“江边”“河边”的范围要模糊得多，既可以无限宽，也可以无限窄。该如何解释才能更加符合文章作者的创作意图，我们尝试从“干”这个字的意义发展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一、现代汉语中“干”字的来源

1986年12月出版的《简化汉字总表（1986年新版）》，第一表中收录“干【乾】”，文下注释“③乾坤、乾隆的乾qián（前），不简化。”由此可知，现代汉语中使用的“干”是由“”和“乾”的一部分简化而来的简化字。那么“干”是不是为“”和“乾”所造的新字呢？翻阅文献和工具书我们发现“干”并非是新造字形，甲骨文中就收录了、等多个字形，东汉的许慎也在《说文解字》中收录：“犯也。”也就是说“干”并不是一个新造字形，至晚在使用甲骨文的商代就已经产生。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现代汉语中“干”意义应该来自于“干”“”和“乾”三个字。那么，教材中的两个“干”字的含义，是来自于其中的哪个字或者哪两个字？

二、意义考察

1.“乾”字含义考察“乾”字是有qián和gān两个读音的多音字，《简化汉字总表》的注释已经将qián这个读音帮我们排除，我们只需要考察gān这一读音上的含义。

与“湿”意义相对，表示水分很少或者没有水分。

例如：中谷有，其乾矣。――《诗・王风・中谷有》

在表示“没有水分”的基础上引申为“枯竭”。

例如：外强中乾。――《左传・僖公十五年》

（3）在（1）的基础之上产生活用，或用作动词的使动用法使干――竭尽。例如：乾泽而渔。――刘向《说苑》

（4）表示加工制成的干食品例如：人负朱六斗，卒自携五日乾粮。――沈括《梦溪笔谈・官政》又如：豆腐乾等。由以上例子来看，将“河干”“江干”的干解释成没有水分的“干燥”的含义，显然是不合适的。

2.“”字含义考察《文解字》载：“，木也。”即“”的本意应该为“筑墙时支撑在墙两端的木材。”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之上后来又引申出“事物的主部分”的含义。如：“”、“”、“骨”。

3.“干”字含义考察（1）由甲骨文的字形来看，“干”应该是一种类似于现在的“叉子”一样的一种武器，或者是用来打猎的工具。用它将野兽或者敌人控制起来，使其无法行动、攻击。文言文中表示“盾牌”的含义较为常见，后来也泛指兵器。

例如：

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礼记・檀弓下》

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说文解字》载的“犯也。从反入，从一。”即侵犯，犯上作乱的含义。

例如：

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戮之。――《国语・晋语五》

干国之纪。――《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文言文中“干”字，除了表示“盾牌”、武器外，还有一个常见意义，用来表示“岸，水畔”。《说文解字》载“水而高者。从干声。五旰切。”但《说文解字》载“干，犯也。”似乎和岸没有关系。翻阅资料我们发现《甲骨文字典》《金文编》《战国文字编》中均未收录“岸”的字形，《古文字类编》在“甲骨文”“金文”栏目下未收，在“其他文字”栏目下收摘自《秦印文字汇编》字形，这说明“岸”的产生年代最早不应该早于战国时期。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断在“岸”字这一字形在没有产生之前，古人一直在用“干”这一字形假借过来表示“堤岸、岸边”这一含义。

例如：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诗・魏风・伐檀》

后来为了表义的明确，才造了“从干声”的形声字专门用来表示这一义项。

例如：淇则有岸。――《诗・卫风・氓》

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荀子・宥坐》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诗经》中表示“堤岸、水边”含义是“岸”与“干”均有使用，使用“岸”字的有三例：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小雅・十月之交》

淇则有岸。――《诗・卫风・氓》

使用“干”字的也有三例，分别为：

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诗经・邶风・泉水》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诗经・魏风・伐檀》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诗经・小雅・斯干》

《诗经》的出现年代虽然远远早于战国，这不能说明“岸”字已经产生。检索比《诗经》时间稍晚的《论语》《尚书》《左传》《孟子》均没有出现“岸”字。这可能是文献传抄中的问题，抑或是经过焚书坑儒之后，口头传经出现的问题，目前笔者还没有更好的解释，待后续研究。但是，上述材料足以证明初中语文教材中的两个“干”字都应该解释为“河岸、堤岸”。注释中将[江干]解释“江岸”是比较恰当的；而将[河干]解释为“河边”稍显不妥，应该改为“河岸”。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第7篇：三字经的作者范文

【关键词】翻译生态学 《三字经》 适应和选择 三维转换

《三字经》据说为宋朝名儒王应麟为家族孩童学习所写，共计千余字，但内容极为丰富，包含了天文、地理、历史兴衰、古今人物、文献典籍、生活常识等方方面面。文本三字一句，两字一韵；篇幅短小，寓意深刻。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征服了世界，16世纪以来，《三字经》被译为多国文字，广为传播，其中以英国汉学家Herbert A.Giles1900年的重译本San Tzu Ching： Elementary Chinese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翟里斯的译文在附注部分对每个汉字的结构逐一进行解释，试图把字形字义结合起来，然后以句为单位，逐句译出原文。最后在译文部分给出每个汉字标出该字英文字面解释。其译本是国外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研究其英译本，有助于中国典籍的外译，推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一、翻译生态学提要

21世纪之初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并逐步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为翻译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翻译生态学。翻译生态学明确了翻译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1.“翻译生态环境”更为明确地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2.“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强调“翻译活动自始终必须通过译者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完成”。

3.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是其方法论，“适应”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是“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

4.而在翻译操作层面，则提出了三维转换的思想：“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翟里斯英译《三字经》，目标读者是西方人。因此，中西方的文化环境是翻译生态环境主要的组成部分，译者要在适应原文和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表达方式向西方人准确展示原文的内容和思想。而这种适应和选择主要是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来展现的。

二、翟译《三字经》中的翻译生态学思想

1.语言维度。中文多用无主句及主语省略句。但是在译成英文的时候，翟里斯的增加了主语，如在译 “头悬梁 锥刺股 彼不教 自勤苦”时增添了不定代词“one”做主语，“One tied his head to the beam above him； another pricked his thigh with an awl.They were not taught，but toiled hard of their own accord.”

汉语多短句，内容以句序排列，组成“流水句”。而“多枝共干”是英语的一个突出特征。因此翟里斯在英译时选择了化零为整的方法，将四句译为一个完整的复句或两个句子。例如“孝经通 四书熟 如六经 始可读”“When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is mastered，and the 'Four books' are known by heart，the next step is to the 'Six classics'”这样译出后既符合英语句式特点，也简明有逻辑性.。

广泛使用被动句是英语的一大特点。中国人的语言思维，表达思想时，往往要说出动作的实行者。而在英语中，凡是不必、不愿或无从说明行为的实施者，或出于强调动作的承受者，便于上下文连贯或出于礼貌等原因，一般都使用被动语态。“经既明 方读子”“When the classics were understood，then the writings of the various philosophers should be read.” 原文实际上是省略了主语，但是主语是不定的，是“我”“你”还是谁？ 因此使用了被动语态，简单明了。

2.文化维度。“三纲者 君臣义 父子亲 夫妇顺”

“The three bonds are the obligation between sovereign and subject，the love between father and child，the harmony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三纲制度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体现了不平等。因此，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灌输下成长的翟里斯在翻译“顺”时，选择了“harmony”（和谐之意）一词，而非“submission”（顺从之意）。这样，翟里斯将“夫为妻纲”的夫妻关系转换为了“平等和谐”的夫妻关系，更易被西方理解和接受。

“昔孟母 择邻处 子不学 断机杼”

“Of old，the mother of Mencius chose a neighborhood and when her child would not learn，she broke the shuttle from the loom.”

这里，翟里斯将孟母进行了解释，说明是孟子的母亲“the mother of Mencius”，有利于西方读者理解。孟母三迁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在译成英文时，如果不加解释，就会让读者不知所云。因此，在翻译文化背景深厚的典故时，需要加上适当的解释或者注释，才能更好的将文本的文化内涵准确传递，比如在译“择邻处”时，翟里斯如果增添上“择邻处，为孟子更好学习”，会更加恰当。

3.交际维度。 “作中庸 子思笔 中不偏 庸不易”

“The Chung Yung（the doctrine of the mean），by the pen of Tzu-su； Chung（the middle） being that which does not lean towards any side，Yung（the course） being that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作者在翻译中庸时，用的是拼音翻译法，并用括号加了注释。这样一来，即有利于原汁原味的传播儒家经典文化，就像现在的流行语“土豪”“大妈”直接译为“tuhao”“dama”；又准确明白的传达了其隐含意义，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中庸之道。

三、“融四岁 能让梨 弟於长 宜先知”

“Jung，at four years of age，could yield the（bigger） pears.To behave as a younger brother towards elders，is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o know.”

孔融让梨是中国千百年来流传的一个道德教育故事。翟里斯在翻译此典故时，增添了“更大的”（bigger）这个限定词，使意义更加完整清晰。

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主要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来展现和评判。翟里斯作为著名的汉学家，英译《三字经》时，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在英文句式选择、文化转换和交际达意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尝试，使得译文文本更加符合西方的表达习惯，中国典籍更易于理解和接受。虽然翟里斯译本仍有很多不足，但仍不失为伟大的译作。

参考文献：

[1]刁卫华.《三字经》与历史教育[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2]张建秀.《三字经》翻译策略选择的跨文化视角研究――以汉学家翟里斯的英译本为例[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3，06：123-125.

[3]胡庚申.翻译选择适应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第8篇：三字经的作者范文

关键词： 秦简；归藏； 周易

A probe into Guicang copied on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unearthed at　Wang-jia-tai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some knotty questions concerning Guicang (a book generally admitted as divination materials used in the Shang Dynasty) copied on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unearthed at Wang-jia-tai and Guicang of the current vers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former one should be the chapter of Zheng-mu-jing　in the latter one. Zhengmu refers to “respecting mother", “putting mother in the first plac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hexagram of　 Yu (《豫》) in Zhouyi (the Book of Changes) should be “greatness", for it is pronounced as Jie in Guicang copied on the Wang-jia-tai bamboo slips. The hexagram of Gui (《规》) corresponds to the hexagram of Sui (《随》) in　Zhouyi. Guicang in current version regards　Shi (《　》 or 《?]》)as the hexagram of Kun (《坤》), for it mistakes the character affiliated to a hexagram as the name of the hexagram. “Tian mu（天目）in Guicang on the slips should be mistaken characters of Tian-yue(天曰). Guicang on the slips includes more homonyms with Zhouyi in the current version　than　that　copied　on silk.　Guicang on　the slips　takes　as　the　symbol　of Yin which indicates that Λ is the the symbol of Yin but not a number with different properties.

Key words: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Guicang; Zhouyi

1993年3月，湖北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大批秦代竹简， 〔1〕其中有《易》占简394支，约4000余字，整理者认为“文字形体最古，接近楚简文字，应为战国末年的抄本。” 〔2〕在荆州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一文披露概况后，连劭名、 〔3〕李家浩、 〔4〕李零、 〔5〕王宁、 〔6〕邢文、 〔7〕王明钦 〔8〕诸君发表了一系列论作。2000年8月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荆州博物馆王明钦又作了《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的报告， 〔2〕详细介绍了王家台15号秦墓《易》占简的情况。王葆? 〔9〕柯鹤立 〔10〕也有论作讨论。本文拟在以上诸君工作的基础上，就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

一

首先是《易》占简的定名。

荆州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一文认为：“就已知部分来看，它是一部过去从未见过的‘易占’。” 〔1〕同馆的王明钦在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的《一剑集》中刊有《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一文，尽管笔者现在仍未见到此文，但从题目看，王明钦已经认定这些《易》占简属于《归藏》李零说：“此文以古书引用《归藏》(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收辑本)与王家台秦简《易占》比较，指出简文应即《归藏》。” 〔 5〕，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几乎就在同时，连劭名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他在经过详细论证后指出：“我们推测，象《归藏．郑母经》、《归藏．启筮》等文献都是后人利用《归藏》筮法而重新编制的筮书，江陵王家台秦简所出易占竹简也当属于这一类的古籍。” 〔3〕(李零说：“此文与上文发表时间相近(从见书时间看要早于前者)。” 〔5〕。李家浩更直接说：“我们认为秦简‘易占’就是‘三易’之一的《归藏》。” 〔4〕 王宁也说：“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所出土的《易占》即是《归藏》之《郑母经》等篇所引据的易占类古书。” 〔6〕这一意见，现在已被基本接受了，应该说是正确的。

《归藏》一书，《周礼》(《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山海经》(《山海经》曰：“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玉海》)引，今本无)、桓谭《新论》(《新论．正经》：“《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王充《论衡》(《论衡．谢短》：“《易》有三家，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连山》乎?《归藏》，《周易》也?”)曾论及，杜子春、郑玄也曾见过(《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玄注：“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又《周礼．春官．大卜》注曰：“《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又注引“杜子春云：‘《归藏》’黄帝易。”)，而《汉书．艺文志》未载。《隋书．经籍志》说：“《归藏》，汉初已亡，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 〔11〕朱彝尊曰：“《归藏》隋时尚存，至宋犹有《初经》、《齐母》、《本蓍》三篇。……若《三坟书》以《归藏》易为气坟，其爻卦大象曰：‘天气归，地气藏，木气生，风气动，火气长，水气育，山气止，金气杀。’各为之传，则较传注所引大不伦矣。” 〔12〕 案：朱说是。秦简《易占》与《三坟书》之《归藏易》全不相涉，可知《三坟书》之《归藏易》不可信。与马国翰所辑看，《归藏初经》六十四卦卦名多见于秦简《易占》，《齐母经》内容不见，《本蓍》篇也不见，《启筮》篇有两条与简文同，《逸文》则有六条同，而《郑母经》则每条都见于简文。马氏所谓“逸文”，凡传记所引无篇名可考者，皆附于下。 〔13〕 因此，出于《郑母经》的可能性很大。在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中，引《归藏》不见篇名者有“二十五事”，多数与简文同。《启筮》篇至少有一条与简文同。而《郑母经》四条，皆见于简文。《初经》、《齐母经》、《本蓍》篇内容则不见。秦简《易占》见于《归藏》篇名者，全在《郑母经》和《启筮》篇。从其体例看，《郑母经》与简文最为接近。《启筮》篇与简文同者，体例与《郑母经》亦同；与简文异者，体例与《郑母经》亦异。 〔14〕疑《启筮》篇与《郑母经》体例相同的几条，本为《郑母经》的文字，后人误引。因此，秦简《易占》不仅是《归藏》，更准确一点，应当是《归藏易》的《郑母经》。

对于《归藏易》《齐母经》、《郑母经》的得名，马国翰曾有讨论：“齐母不知何义。按《归藏》以*;为首，*;者物之母也。郭璞《山海经》注又引有郑母。疑十二辟卦以十二分野配之，未审是否。” 〔13〕这是说，“齐”，“郑”当为地名。但地名后为何称“母”?与《归藏》又有什么联系?马国翰不能回答。笔者认为：“郑”当读为“奠”。吴大澄《说文古籀补》：“奠，古文以为郑字。”郭店简《性自命出》第27简“郑卫之乐”，“郑”字就写作“奠”。金文也是如此。《金文编》卷五载《郑伯*4父鬲》、《郑虢仲鼎》等“郑”皆写作“奠”。而“奠”与“尊”通用。《仪礼．士丧礼》：“脯醢醴酒，幂奠用功布。”郑玄注：“古文奠为尊。”朱*5《说文假借义证》引此云：“惠(栋)云：‘古尊字作奠，与尊相似，故讹。’则非借字。”但“奠”又通“帝”。《周礼．春官．瞽*7》：“世奠系。”郑玄注：“故书奠或为帝。”《周礼．春官．小史》：“奠系世。”郑玄注：“故书奠为帝。杜子春云：‘帝当为奠。’书帝亦或为奠。”由此可知，“郑母”即“奠母”，“奠母”即“尊母”、“帝母”，即以母为尊，以母为主。孔颖达曰：“孔子曰：‘吾得《坤乾》焉。’殷易以坤为首，故先坤后乾。”贾公彦曰：“此《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又曰：“殷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 〔13〕《归藏》又号为《坤乾》，在卦序上先坤后乾，以坤为首，而“奠母”这一名称正体现了《归藏》卦序“尊母”、“帝母”，即以母为尊、以母为主思想。其称“经”而不称“篇”，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二

王家台秦简《归藏》有两种竹简，一种竹简宽而薄，一种竹简窄而厚。王明钦《概述》据此认定有两种抄本。这是可信的。据介绍，这两种秦简《归藏》出现卦名76个，其中重复者23个，不同者53个。这53个卦名，与《周易》同者居多，不同者也有一些。研究这些异文，对于认识《周易》卦名的本义，了解传本《归藏》的卦名，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本《周易》卦名豫，阜阳汉简本、 〔15〕汉石经残字、王弼本等皆作“豫”。帛书《易经》本作“馀”，帛书易传《系辞》、《衷》作“余”， 〔16〕上海博物馆所购楚简《周易》作“?”。 〔17〕宋李过《西溪易说》所载《归藏》卦名“兼”下有“分”。 〔18〕明董斯张曰：“不知当《周易》何卦也?” 〔12〕清黄宗炎曰：“分当属睽。” 〔19〕朱彝尊曰：“《归藏》六十四卦其名或异，然亦皆依反对为序，以谦作兼，而分次之，则分为豫也。” 〔12〕秦简《归藏》“豫”则作“介”。王明钦认为：“秦简《归藏》的‘介’和传本《归藏》的‘分’……是由于形近讹误所致。‘介’字形作 ，‘分’字形作 ，在书写随意的竹简文字中，很容易混淆。实际上简本和传本应是一致的。” 〔2〕这是正确的。但“介”与“分” 何者为是呢?还值得继续探讨。笔者认为：传本“分”当系“介”字之误。《尔雅．释诂上》：“介，大也。”《易．晋》：“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王弼注：“受兹大福。”《文选．张衡〈思玄赋〉》：“遇九皋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旧注：“介，大也。”上海简本“?”，帛书《易传》作“余”，帛书《易经》本作“馀”。“?”字亦见于《栾书缶》。郭店楚简“余”字6见，有4例即作“?”，如《成之闻之》第33、36简，《尊德义》第23简。 〔20〕“?”为“余”之繁文。《说文．食部》：“馀，饶也。从食，余声。”“余”从“馀”得声，故可与“馀”通用。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第14简“又余于下”、“又余于上”两“余”字，皆为“馀”字之借。“馀”、“豫”音义皆近，故可通用。“余”从“馀”声，“豫”从“予”声。《礼记．曲礼》下：“予一人。”郑玄注：“予，余古今字。”《史记．龟策列传》“豫且”，《庄子．外物》作“余且”。“馀”有饶、多义，而“豫”《说文》以为“象之大者”，当有大义。两字义当相近。 〔17〕“介”有大训，与“馀”、“豫”同义。如作“分”，“馀”、“豫”的异文就不好解释。由是可知，秦简《归藏》作“介”是正确的，传本《归藏》作“分”确是形近而误。

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探讨《周易》豫卦卦名的本义。孔颖达《正义》：“谓之豫者，取逸豫之义，以和顺而动，动不违众，众皆悦豫，故谓之豫也。”程颐《易传》：“豫者，安和悦乐之义。”朱熹《本义》：“豫，和乐也。”是皆训豫为乐。案，卦名豫当训为大而不当训为乐。第一，从秦简《归藏》来看，“豫”义为大，与“介”是义同通用，如训为乐，则秦简《归藏》卦名“介”(实际也包括传本《归藏》卦名“分”)无从解释。第二，豫训为大符合《说文》“象之大者”之说。第三，豫与谦为反对卦，其义当与泰否、损益等同，一正一反。豫训为大即骄傲自大，与谦卦谦虚之义正相对，如训为乐，相反之义则不明显。第四，《杂卦》是以两卦对举见义的形式揭示《周易》六十四卦卦德的专论，其主要的解释方法是“以异相明”，即通过揭示两卦的对立关系来凸显其各自的意义。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乾卦》和《坤卦》阴阳相错，卦画相对，其德性“刚”与“柔”也相反；《比》和《师》两卦卦画相综，互相反对，其德性“乐”和“忧”也相反；《临卦》和《观卦》卦画为覆，其义也相反，一是与人，一是营求。其解说《谦》、《豫》之义也是如此：“《谦》轻而《豫》怠也。”“轻”就是自贱，就是小。《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史记．平准书》：“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裴?《集解》：“瓒曰：‘轻亦贱也。’”《说文．心部》：“怠，慢也。”“慢，不畏也。”《广韵．谏韵》：“慢，倨也。”《周易．系辞传》：“上慢下暴。”孔颖达疏：“小人居上位必骄慢，而在下必暴虐。”由此可知《杂卦》《谦》轻而《豫》怠”是说《谦卦》之义为自贱、谦虚，而《豫卦》之义为傲慢、自大。以豫为大与《杂卦》之说正合。

今本《周易》卦名蛊，帛书《易经》作“?”，秦简《归藏》一作“亦”，一作“夜”。古音“亦”、“夜”均为铎部喻母，“蛊”为鱼部见母，韵部相近，“亦”、“夜”当为“蛊”之借字。“?”从固得声，“固”为鱼部见母。《一切经音义》引《字林》云：“蛊音固。”所以，“?”也是“蛊”字之借。宋李过《西溪易说》所载《归藏》卦名有“夜”(《西溪易说．原序》) 〔 18〕。明董斯张曰：“不知当《周易》何卦也?” 〔12〕清黄宗炎以为：“夜当属明夷。” 〔19〕朱彝尊以为：“规、夜二名，不审当何卦，非???ィ?蚴舌尽㈥诘敝?病！ 〔12〕马国翰以为：“夜有?ビ鋈∨?澹?伞??沟笔?ヒ病！ 〔13〕于省吾认为：“《归藏》已有明夷，黄说非也。《西溪易说》引《归藏》无豫卦，夜卦即豫卦。” 〔21〕 由上可知，秦简的介卦即豫卦，从秦简的卦画看，夜卦为《周易》的蛊卦无疑。黄、马、于说皆误，没有秦简《归藏》的出土，这一疑案是难以解决的。

今本《周易》卦名???丶颉豆椴亍纷? 。疑* 即* 之省文。《尔雅．释言》：“?，* 也。”《说文．网部》：“* ，鱼网也。从网，*:声。*:，籀文锐。”“* ”古音为月部见母，与“??蓖?！妒兔??脱杂铩罚骸???鲆病S兴?苹稻隽阎?谥帐家病！本鐾ㄈ薄！端滴模?静俊罚骸叭保?髌埔病！薄缎《?牛?阙?罚骸叭保?兑病！必韵竽粕狭?笃魑镉腥笨冢?拭????薄R虼耍??”当是“??敝?枳帧K卫罟?段飨?姿怠匪?亍豆椴亍坟悦?小肮妗薄 〔18〕 明董斯张曰：“不知当《周易》何卦也?” 〔12〕清黄宗炎以为：“规”当属“节”。 〔19〕朱彝尊疑为?? 〔12〕马国翰认为：“古者书契取诸???诠嬉褰???娴笔?? 〔13 〕 于省吾认为：“规??⒓?缸郑?艚?滞ā！钝?牛?湍瘛贰?庸妗??独肷А纷鳌??;’，扬子云《反离骚》作‘*<*=’，《广雅》作‘*>*;’，一名杜鹃。*;鹃亦见母字。” 〔21〕王明钦也以为规即?? 〔2〕笔者颇疑规相当于《周易》的随卦。一是传本《归藏》卦名不见随。二是在李过《西溪易说》所引中，“规”居“夜”前，从秦简已知“夜”相当于蛊，在《周易》中，蛊与随对，秦简《归藏》居“夜”前的“规”就应该相当于随，而不当是??H?枪妗⑺嬉褰?赏ā！端滴模?瞬俊罚骸八妫?右病！倍?嬗心》隆⑿Хㄒ濉！段难。?藕狻炊?场怠罚骸肮孀裢醵龋??械萌ぁ！崩钌谱⒁?ψ墼唬骸肮妫?∫病！焙??督?Ы狻罚骸吧瞎嬉︽Γ?牖胛扪摹！蹦》隆⑿Хㄒ彩谴印9蚀?尽豆椴亍芬怨娲?妗S纱丝矗?煲妥稹⒂谑∥嵋月硗轿?嬉彩强坎蛔〉摹 〔21〕

今本《周易》卦名颐，帛书《易经》、传本《归藏》同，秦简《归藏》作“亦”。古音“颐”为之部喻母，“亦”为铎部喻母。《诗经．?风．钒?》、《小雅．巷伯》之鱼合韵， 〔22〕 可知两部音近。《隶释》十二《督邮斑碑》：“啧意五业。”洪适释：“啧当读为颐。”《周易．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释文》：“赜，京作啧。”《集解》、《左传．定公四年》《正义》引颐作啧。而从“责”之字与从“亦”之字多通。如《说文》：“迹，或作?。”《尔雅．释兽》：“其钎躔。”《释文》：“钎又作?。”《左传．哀公元年》：“复禹之绩。”《释文》：“绩，一本作迹。”《国语．齐语》：“远绩以成名。”《管子．小匡》绩作迹。《后汉书．邓晨传》：“晨发积射士千人。”李善注：“积与迹同，古字通用。”而颐卦的卦形为?，颐义为口腮，颐卦的卦形象口腮形状。故《噬嗑．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因此，今本《周易》的“颐”当为本字，而秦简《归藏》“亦”当为音近相借。

三

利用秦简《归藏》的材料，我们还可以探讨另外一些问题。

比如对所谓“*;”和“ ”字的认识。干宝《周礼》注有“初 ”，朱震以“?]”为坤。 〔12〕《字?补．八部》：“*;，《归藏易》坤字。”毛奇龄《易小帖》：“《归藏易》卦名有异字，以坤为*;” 〔23〕 马国翰据《初经》补“*;”为《归藏》首卦坤。 〔13〕王明钦《〈归藏〉与〈周易〉卦名、卦画比较表》因袭之。 〔13〕 而秦简《归藏》501号简有云：“曰不仁昔者夏后启是以登天啻弗良而投之渊共工队江……” 〔13〕 从文例上看，王明钦以为坤字是正确的。上从大，中从目，下从分，但不知是何字。疑摹写有误。字当为寅字。因此我颇怀疑“*;”为字，也就是寅字之讹体。而“?]与“*;”形近，也当是寅字之讹。如此说能成立的话，“*;”或“?]”就不应是卦名坤，而应是卦辞中的一个词。因为从王明钦《概述》一文所披露的秦简《归藏》54个卦名看，除乾卦外，其它53个卦名都是在卦画之后，“曰”字之前。这一条自然不能例外。所以，卦名应该是，而不应该是。以“*;”或“?]”为坤卦的卦名，应该是错把卦辞当作了卦名。这种错误并非个别。如《路史．后纪五》说：“《归藏．初经》卦皆六位，‘初坤’、‘初乾’、‘初离’、‘初坎’、‘初兑’、‘初艮’、‘初震’、‘初巽’也。其卦又有‘明夷’、‘营惑’、‘耆老’、‘大明’之类。”李家浩指出：“据《归藏》卦辞文例，‘大明’、‘营(荧)惑’、‘耆老’与(6)的‘巫咸’、(9)的‘皋陶’相当，当是筮占的人名，而不是卦名。” 〔4 〕这与把卦辞中的字当成坤卦的卦名有类似之处。

王明钦《概述》一文将秦简《归藏》的乾卦称为“天目”，其根据是181号简：“?天目朝=不利为草?=?下口…… ” 〔2〕从已披露的秦简《归藏》54个卦名看，有53个卦名都是在卦画之后，“曰”字之前。只有乾卦卦名后无“曰”字，而代之以“目”。因此，笔者颇疑简文书写有误，“曰”、“目”形近，书手错将“曰”字写成了“目”字。如果这一推测能成立的话，那么，《周易》的乾卦秦简《归藏》就是作“天”了。《周易．说卦传》：“乾为天。”将乾称为“天”是理所当然。

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出土之后，学人们都注意到了帛书《易经》卦名与《归藏》的联系。 〔24〕有人更强调“帛书《周易》的直接来源，一定不是今本《周易》”，而是《归藏》一类的先秦占《易》。 〔7〕其实，秦简《归藏》的卦名与今本《周易》同者更多于帛书《易经》。秦简《归藏》卦名与今本《周易》全同者有21个，它们是旅、丰、临、升、复、节、涣、损、咸、讼、师、比、履、同人、大过、困、井、大壮、兑、归妹、渐。此外小过误书为大过，否写作?，实质也是同于今本《周易》。这样，就达到了23个。而秦简《归藏》卦名与帛书《易经》全同者却只有15个，它们是旅、丰、小过、复、节、涣、损、讼、师、比、同人、困、井、归妹、渐。特别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临卦，帛书《易经》作林，传本《归藏》作林祸，而秦简《归藏》作临；咸，帛书《易经》作钦，传本《归藏》作钦，而秦简《归藏》作咸，全同今本。此外，升，帛书《易经》作登，传本《传藏》作称，而秦简《归藏》作升；否，帛书《易经》作妇，传本《归藏》作否，而秦简《归藏》作?；大壮，帛书《易经》作泰壮，帛书《易传》作大壮，而秦简《归藏》作大壮；兑，帛书《易经》作夺，传本《归藏》作兑，而秦简《归藏》作兑；离，帛书《易经》作罗，传本《归藏》离，而秦简《归藏》作丽。 〔2〕 事实证明，不是帛书《周易》，而是今本《周易》的卦名，距离秦简《归藏》更近。帛书《周易》卦名的异文，大多是假借而非本字。王引之曰：“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钞为病矣。” 〔25〕如临卦，帛书《易经》作林，显然是借字，因为传本《归藏》作林祸，“祸”如果不误的话，“林祸”应该读作“临祸”，而秦简《归藏》作临，正印证了今本《周易》的正确。

值得注意的是，秦简《归藏》以—表示阳爻，∧表示阴爻。坤卦由6个∧组成，临卦由4个Λ和两个—组成，观卦由两个—和4个Λ组成……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的楚简《周易》的卦画阴爻不作∧而作?，但阳爻、卦名、卦爻辞却基本相同。 〔17〕阜阳汉简《周易》也是如此。 〔15〕说明∧或?如同马王堆帛书《易经》的 一样，只是阴爻的一种别写，而不是性质不同的数字。这与阜阳汉简《周易》、帛书《周易》经传、楚简《周易》、秦简《归藏》卦名的异文一样，它们一般都是假借。我们知道应该将卦名的假借读以本字，也就应该将∧、??、视为阴爻。此外，《周易》阳爻称九而阴爻称六，按照传统的说法，《归藏》阴爻当称八。如《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杜预注：“《周礼》‘太卜…… 掌三《易》’。然则杂用《连山》、《归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 〔26〕李石说：“夏、商因之，皆以七、八为占，《连山》、《归藏》是也。后世浇薄，始用九、六为占。”罗泌曰：“《归藏》用八。” 〔13〕如果秦简《归藏》的∧是六，上海简《周易》阜阳汉简《周易》的??、马王堆帛书《易经》的 是八的话，则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截然相反，就当是《归藏》用六而《周易》用八了（这一点笔者受到了李学勤先生的启发。李先生认为“八”古文字作“)(”而非“??”。这就从字形上否定了“??”为数字的可能。）。反之，如果视秦简《归藏》的∧和上海简《周易》阜阳汉简《周易》的?、马王堆帛书《易经》的 皆为阴爻的变通写法，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就可说通。两说的利弊优劣，应该是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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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三字经的作者范文

【关键词】沈宠绥；曲韵；弦索辨讹；度曲须知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170-03

元明之际，北音衰歇，南戏代兴。在南戏的流传过程中，不仅先后产生了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唱腔剧目，还涌现出强大的唱论改革群体，明末清初的戏曲理论家沈宠绥即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有著作《弦索辨讹》和《度曲须知》行世。《弦索辨讹》和《度曲须知》都是为厘正歌唱艺术中字音讹误的曲唱论著，前者专为弦索歌唱而作，后者则续前者之言论而兼论南北曲，集中体现了沈氏曲韵思想的概貌。

明代嘉靖年间，音律家魏良辅“愤南曲之讹陋”，一改南戏曲唱以腔传字，用方言土音演唱的粗俗，改用依

字行腔的方法进行演唱。而依字行腔必先正音，于是解决以何种语音作为南北曲唱的标准的宗韵问题便成为了当务之急。

明代沈璟认为应以《中原音韵》为宗，并从理论上概括了《洪武正韵》不适合作为南曲押韵规范的原因：《正韵》非为作曲而设，“虽合南音，而中间音路未清”，而且“当时‘且其别无南韵可遵，是以作南词者，从来俱借押北韵’”。（《度曲须知》）后起的沈自晋在《南词新谱.凡例》中更是万分肯定地指出“夫曲，有不奉《中原》为指南者哉！”然而，王骥德则指出“北曲方言时用，而南曲不得用者，以北语所被者广，大略相通，而南则土音各省、郡不同，入曲则不能通晓”（《曲律.杂论》），认为《洪武正韵》更符合南曲押韵的实际。正当两种观点相峙不下之时，沈宠绥折衷而论，提出“北叶《中原》，南遵《洪武》，音韵分清，乃称合谱。”（《度曲须知.入声收诀》）这一说法产生以来，戏曲学界和音韵学界众说纷纭。

清代一些曲论家以为沈氏所指是南北曲押韵应分别遵循不同的韵书，而后又从入声韵部进行考虑。刘熙载《曲概》中说：“南曲只可从正韵分平上去之部，不可用其入声为韵脚。”刘禧延在《中州切音谱赘论》中谈及《中原音韵》和《洪武正韵》的分韵时，认为前者入声的分配较后者更为合理，得出和刘熙载一样的结论，认为《洪武正韵》的入声不可作南曲用韵的参考，而当以《中原音韵》为准。

尉迟治平（1988）认为，沈氏的本意在于“演员演唱宾白的字音，北曲遵循《中原音韵》，南曲遵循《洪武正韵》，但跟作家创作押韵选字无关，写曲押韵无论南曲北曲一律应遵《中原音韵》。”陆华（2006）同意该观点，并且在《北叶，南遵辨析》一文中，着重从“凡南北词韵脚，当共押周韵，若句中字面，则南曲以正韵为宗……北曲以《周韵》为宗”（《度曲须知.宗韵商疑》进行解读，将沈氏的论述剥离为曲唱与曲读两个层面。沈氏在《度曲须知》中强调说“从来词家，只管得上半字面，而下半字面，须关唱家收拾得好”，这里的上半字面与句中字面和曲读、下半字面与曲唱的内涵一致。陆华先生不仅分析了《洪武正韵》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作为曲唱标准的可行性，更指出其在曲读层面上的尴尬境地的根源——“原不为填词度曲而设”，“《洪武》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不适合南曲用韵”。

南曲与北曲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南曲有入声的存在，而《中原音韵》“以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这也成为产生南曲不可遵《中原音韵》一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清代曲论家李渔《闲情偶记.鱼模当分》说：“填词家即将《中原音韵》一书，就平、上、去三音之中，抽出入声字另一部，私置案头，亦可暂备南词之用”。清代毛先舒在《南曲入声客问》中说：“北曲之以入隶三声，派有定法，如某入声字作平声，某入作上，某入作去，一定不移。若南人之以入唱作三声也，无一定之法。凡入声字俱可以作平作上作去，但随谱耳”，他以变腔不变音之说来解决南北曲唱的入声问题。乾隆年间，曲学家沈乘麐愤慨“阴阳莫辨、平仄失调，北曲而杂以南音，闭嘴而讹抵腭”，于是“描摹口角，甄别北南，粉本于中州，参详乎洪武”，写成《韵学骊珠》，“合南北为一书”，大抵解决了南北戏曲宗韵标准不一的问题。（《韵学骊珠》）至此，“北叶《中原》，南遵《洪武》”的分歧得以和解。

沈宠绥在《弦索辨讹》中最早提出“阴出阳收”一说，他在为《北西厢.殿遇》的一套曲词逐字注音后说：

“近今唱家于平上去入四声，亦既明晓，惟阴阳二音尚未全解，至阴出阳收，如本套曲中贤、回、桃、庭、堂、房等字，愈难模拟。盖贤字出口先带三分纯阴之轩音，转声仍收七分纯阳之言音，故轩不成轩，言不成言，恰肖其为贤字……今度曲名家，正从此处着精神，决不嫌烦碎。特曲理未深者，其纯阴纯阳，尚未细剖，若阴出阳收，愈难体会，故予又以撇咍二字提醒之，盖以撇咍口气模拟，庶自合法耳。”

后又在《度曲须知.阴出阳收考》中进一步阐释：

“《中原》字面，有虽列阳类，实阳中带阴，如玄、回、黄、胡等字，皆阴出阳收，非如言、围、王、吴等字之为纯阳字面，而阳出阳收者也……回为胡归切。上面胡字出口带三分呼音，而转声仍收七分吴音，故呼不成呼，吴不成吴，适肖其为胡字……故反切上边一字，凡遇奚、扶以及唐、徒、桃、长等类，总皆字头则阴，腹尾则阳，而口气撇咍者也。”其后共列出632个应“阴出阳收”的字。

“阴出阳收”一说虽被曲学界沿用至今，然究竟何为“阴出阳收”则一直悬而未决，尤其“阴”“阳”二字的所指，更是引发诸多猜测。论说大抵有如下几种：

一是将“阴出阳收”视为声调现象。清代王德晖、徐元澂《顾误录.四声纪略》中说：“阴平必须平唱、直唱，若字端低出而转声高唱，便肖阳平字面矣。阳平由低转高，阴出阳收，字面方准。”王、徐把阴阳作为声调高低理解。

徐慕云、黄家衡《京剧字韵》“关于阴出阳收”一节说：“在唱词中遇着两个以上阳平字连在一起……把前一个或后一个阳平字用‘阴出阳收’的法子唱出来……出口时先带三分阴平的意味，然后很快地就归到阳平本音方面来。”他们把两字以上的连读变调附会到单字的“阴出阳收”上，实际上视阴、阳为高、低。俞振飞（1982）在《振飞曲谱》“习曲要解”中虽指出了“昆曲中有所谓‘阴出阳收’一说，实质与清浊有关”，但未能谈清楚什么是“阴出阳收”，并也把京剧的两字连读变调牵扯进去。

二是将阴、阳与清、浊相联系。赵荫棠（1935）在《中原音韵研究》一书中，将沈氏所列字的反切上字参照《五音集韵》加以考察得出“沈氏所说的阴出阳收之字均与浊母有关”，但并未分析什么是“阴出阳收”。

1936年，方阶生在《阴出阳收略说》一文中说：“曩阅《度曲须知》于昆曲剧理阐发殆尽，极抽秘逞妍之能事。惟中有‘阴出阳收’一说，颇贻笑后人口实……《弦索辨讹》原书，于阴出阳收之精微，未彻底引申，致令数百年之后学，对此犹起附会，徒增一番考磨，亦沈君之不幸也。”方氏虽指出“阴出阳收”“实专为苏人习昆曲者而作”，并列出十字“丽之以罗马字拼音”给人以启发，但因缺乏音韵学知识只能以“呼之轻圆而囫囵者，即沈氏所指出之阴出阳收”、“扁音而近于重浊者即阳出阳收”这一含混的表述作结，让人们“悟之于口吻之间”。

杨振淇（1990）在《京剧音韵知识》一书中谈到“阴出阳收”时说阳平字“有辅音声母字即为‘阴出阳收’，零声母字即为‘纯阳字面’”，后认为此说失之笼统，于是另撰《“阴出阳收”解》一文，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沈氏‘阴出阳收’或‘阳出阳收’中出字之‘阴、阳’，实质是声母之‘清浊’；而收字之‘阳’，指的是声调之‘阳平’”。该认识虽突破以往禁锢，却未能突破只有平声才分阴阳这条北曲戒律。于是《中国昆曲大辞典》将其扩充为“《中原音韵》中列入阳调的古浊声母字”。

冯蒸（2000）认为以上诸说皆有不妥，他引赵元任先生《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分析的现代吴语方言中全浊声母读成“清音浊流”的现象，认为“阴出阳收”一说是“三百余年前的明代沈宠绥对当时吴语方言浊声母（浊塞音、浊塞擦音和浊擦音）的全面准确描写”。这些全浊声母“可以分成两段”，“前一段即开头是清的，后一段是浊的”。“沈氏所谓的‘阴出阳收’……可以叫作‘清出浊收’。”

李小凡（2009）赞同这一判断，并纠正其文缺漏，在《吴语的‘清音浊流’和南曲的‘阴出阳收’》中将“阴出阳收”之谜作如下解读：“吴语的全浊声母说话时在不同位置上有不同读音。度曲时应照‘清音浊流’的读法，唱作‘阴出阳收’”，“沈氏对阴出阳收的描写则提供了400年前吴语已有‘清音浊流’的证据”。

自东汉末年创立反切以来，无论隋唐《切韵》等韵书或是宋元《韵镜》等韵图，皆以“声”“韵”二分法拼切汉字的读音，并延续至近代注音字母的产生。孰不知，沈宠绥早于三百多年前便主张“头腹尾”相切，曰：“凡敷演一字，各有字头、字腹、字尾之音”。字头，即声母；字腹，即中介元音；字尾，即收尾元音和收尾辅音。他还对这三个部分的地位与演唱技巧分作论述。他认为“腹、尾之音，一韵之所同也”，“一定不改“，而“字头之音，则逐字之所换也”，是决定一个字字音的关键。为此特设《出字总诀》，对十九韵部的出字发声部位作了具体规定。“发字腹之字，必须圆满完整，不可短促，遂接尾音”。关于尾音，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今人误认腹音为尾音，唱到其间，皆无了结，以故‘东’字有‘翁’音之腹，无鼻音韵尾，则似乎‘多’……种种讹舛，鲜可救药”，要求演唱者应重视收音。并且著《收音谱诀》，举各音门路，彻底理清。

为解释人们对“三音共切一字”的困惑，沈氏列举了等韵学家利用“转音”帮助反切的例子，并在《度曲须知》中把陈荩谟《四声经纬图》和《转音经纬图》附于文后。虽然说音韵学对于昆曲度曲理论的介入从明代魏良辅《曲律》是便已开始，但首次将等韵图引入昆曲度曲理论的当属沈宠绥。

然而，有现代研究者对沈氏此举持不同看法。王守泰（1982）认为：“唐代末年由僧人守温创立的‘三十六字母’到了唐代以后，字音就有了变化。因而《四声经纬图》中利用这三十六个字母代表声母，又依‘切韵’系统把平上去入四声共分为三十六个韵目，用反切法注解字音，这样注出的字音在那时看来就已经脱离实际，现在……更没有使用价值了”。

施向东、高航（2006）认为其评价有失偏颇，他们在《等韵图在昆曲度曲理论中的运用辨析》中指出，“沈宠绥的音韵学素养和生活年代的学术背景是他把等韵图引入昆曲度曲理论的主要原因……不能轻易把与《中原音韵》不同（下转第173页）（上接第171页）的音韵学作品一概视为‘脱离实际’、‘不合时宜’，更不能武断地指责沈宠绥利用《《四声经纬图》就是‘复古’”。而且沈氏把等韵图引入昆曲度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识音、正音，与其撰二书以“正吴中之讹”的主旨不谋而合。再者，沈氏将等韵图引入度曲理论之时，已经认识到两幅经纬图本身的缺陷，因而“说明沈氏主张利用这两幅等韵图的‘图位之音’来进行反切训练，并不拘泥图中之字与图中之音是否对位”。

总之，沈宠绥虽是明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但是在音韵学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无论是他提供的方言资料，还是音韵理论上的创新，都是音韵学上的宝贵资料。推进对其曲韵思想的研究无疑对推进音韵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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