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文史论文范文

历史小论文

戏述唐玄宗-------潮起潮落

七(10)班单珊

唐朝年间，有许多人叱咤风云。然而我却对唐玄宗是情有独钟，他那精湛的统治能力，巧妙的用人。唐玄宗为广纳贤人，不惜委屈自己，这都让我一一折服，但人算不如天算，如此明理的皇帝最后也因贪图享乐而自作自受。

当年的开元时期，可谓是繁荣富庶，毫无疑问，乃唐玄宗的统治优良也。选用姚崇作相，给繁荣又加上了一层必然。黄金搭档在一起当然把唐朝的繁荣体现得栩栩尽致。唐朝诗赋让人醉生梦死，都是因为唐玄宗把诗赋加进了进士科为主要的考试内容。唐朝农业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唐玄宗任君期间，共修建四十多处大型水利工程，南引的水稻也广泛采用育秧移植栽培，产量大大增加。手工业日益发达，丝绸品渐渐出炉，技术高超。它的陶瓷业也不甘落后，奋勇直追，推出至今有名的越窑青瓷、刑窑白瓷和唐三彩，在陶瓷业独领风骚。

数千古风云人物，还看唐朝。

人无非此一时，彼一时。唐玄宗也无例外。也许是当时的硕大成就让他过分自信，他如同井底之蛙，在井里是一片繁荣景象，以为这儿已经是世界的边缘，但未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日益的贪图享乐的心理油然而生，杨贵妃又闯入他的视线，无疑这时的朝政如同一本长篇的乏味文章，而眼前杨贵妃却是一本富有趣味的小说。当然他选择了“小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至理名言，在唐玄宗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仰慕唐朝那时的风光，敬仰唐玄宗的能力，但是叹息却成为文章的末尾插曲。

放眼尽观“清朝统治史”

七（10）班曾经

从三皇五帝至如今，中国历经无数荣辱兴衰，中国人民也饱受身心的煎熬。

不论是唐、宋、元，中国的经济、科学都位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可自从明中到清末中国一蹶不振。可见明、清二朝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位高权重的作用。其中清朝政府的统治，对于中国的落后有一种不可推卸责任。

首先明清朝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开发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清朝文人学士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明清朝文人学士的思想起了一定的阻碍。它像一个牢笼，将文人的思想拘束于一个范围内，将原本胸怀大志，可以成龙的学子们，套上了链索，使他们的文学才华不可展现的淋漓尽致发挥出来。其次，“文字狱”也为中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失，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事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另外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刚开始时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可是，当时西方国家发展速度飞快，逐渐超过中国，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使中国走向落后趋势。

清朝从刚开始，“只留头，不留发”的统治到了最后的灭亡，这是值得他们反思的。当年，清朝刚入关时十分英勇。骑、射、打、猎都是他们的强项，可到后来他们一味的不务正业，奢移成性，最终酿成了清政府的衰亡，毁灭。

从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到亡国之皇溥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荣辱兴衰，什么割地赔款，火烧圆明园，这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阴影。 论武则天之功过

七（10）班徐驰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千百年来，历代英豪无不是为了争夺这壮丽山河，从而使人间战火连绵。但一时的太平盛世也使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千百位帝王，有功有过。有的略输文采，有的治理不当，有的大智若愚，有的国法严明。

现代人都将一部部以历史为背景的电视剧展现在人们面前。如《大明宫辞》就讲述了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的一生。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当时与现在自然有许多对于她的争议。

武则天乃是唐高宗的皇后，因唐高宗生性懦弱，从而武则天逐渐掌管实权，在晚年称帝，并改国号为周。在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发展了农业，选拔优秀的贤才，推行唐太宗的政策，进一步的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强管理，增强国力。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并没有因为是女流之辈的统治而显得兵荒马乱。这也被人们称之为“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武则天爱惜人才，好多贤才名臣都是她破格一时提拔起来的。如当时参加反对武则天的叛军中的骆宾王就是其中之一。武则天也使我国古代历史中科举制得到了一定的完善，武则天也是成为当时太平盛世的关键人物。

不过人无完人，武则天因为了保全王位，废除了太子。但因年老无多用，逐渐掌握得力不从心，使唐朝逐渐有了走下坡路的局势。一些人臣也因当时反对她而被革职，甚至杀头。这些也暴露了她的心狠手辣。

历史终归是历史，后代帝王也为了加强统治，吸取了不少古人的教训。女皇武则天也为中国历史长卷增加了一道风景。无论她的功过多大，但她终究也为后人作出了贡献。

现代的领导人，一心都为了人民的生活着想。就像武则天一样，人都会有过错，无论是战争年代，无论是和平年代。但他们都是为了人民，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走马观花看影视剧中历史走样

七（9）班汤宏涛

历史是神圣的，虽是过去的事，但不容磨灭。而现今的诸多影视剧都违反历史，虽然多了一条“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这些戏说影视剧逐步违反侵犯历史是不正确的。

现今刚刚上映的《少年张三丰》中有一幕，即是张君宝（张三丰）见到了班师回朝的南宋英雄岳飞，即日岳飞就被宋高宗赵构残害。此时是1142年初。即后又上映了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主角，苏友朋饰演的张无忌率领朱元璋大军于1368年灭亡元朝，期间张无忌多次拜访朱元璋，期间张三丰还活着，计算一下，这段时间总共是226年，若是活的再长久的人恐怕也不会越过226岁吧，况且还要加上见岳飞前的二十几年及抗元成功的二十几年共有270多岁。还有就是在《封神榜》这部电视剧中，竟将孟子名句“天降大任于私人也，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一话引到了姜子牙口中，当中的殷十娘也说了多句孔子、墨子名句。可要知道《封神榜》的创作原于周武王伐商纣，而孔子、孟子都是几百年后的人了。其中还有一些名句在多部影视剧中都有出现。如对联“同以依桐同望月，笔蹬灯阁各攻书”在《天下第一状师》等剧中有所出现。还有在《九岁县太爷》的各个名联都有自身的出处，如“时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张郎，八月尚赏，赏话赏月，赏桂香”或是“谢谢，谢天谢地，谢君王。”在多部电视剧中就有出现。还有一些电影为了美化主题就刻意美化反面人物，给其美感却改变了历史，如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获奖电影竟将事实事件拍成《女魔头》，里面无恶不作的“女魔头”竟被改成了“可爱天使”，仿佛一切坏事都是迫不得已。

在此仅以个人向广大影视拍摄者们说一句：“不要为了自己的名碌，就改变历史。”

提笔论曹操

七（9）班吴悦

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中，曹操那阴险的心理令人生畏；在京剧中曹操那白脸奸臣的角色在众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一声声笑里藏刀，总让人毛骨悚然。也许是因为他违背了传统的中庸思想，所以背上了奸诈、狡猾的恶名，引来千古辱骂……

“论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么曹操到底是好是坏呢？引起了众人争议。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不是曹操心软怜惜人才，收留了黄盖，怎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上了周瑜的当？

由此上溯，曹操有着一颗爱惜人才的心被世人公认。他不仅爱惜人才，自己也喜爱文学，足智多谋，写出文章朴实而不华丽，精湛而不啰嗦，使得千古闻名的《观沧海》流传至今，成为千古佳话。也许因为他的善于用人，才智博学，使得他成为杰出的军事家、文学家，使魏日益强大。

如果光说曹操善于用人，那我将会说“no”，这个从物也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

好友逝世使得家族破裂，唯一的女儿蔡文姬因父亲亡故被迫远嫁匈奴。为了替好友找到女儿，曹操千方百计，派发使臣远抵匈奴，多次交涉，几经战乱，终于接回了蔡文姬，为好友了却了一桩心愿。怎么又不让人感动？

古今中外，对于曹操众说纷纭，他也以自己独特一面向众人展现着自己，带上一份沉默，一份赞赏，静静地沉静在历史长河之中。 走马观花看影视剧中历史走样

七（9）班汤宏涛

历史是神圣的，虽是过去的事，但不容磨灭。而现今的诸多影视剧都违反历史，虽然多了一条“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这些戏说影视剧逐步违反侵犯历史是不正确的。

现今刚刚上映的《少年张三丰》中有一幕，即是张君宝（张三丰）见到了班师回朝的南宋英雄岳飞，即日岳飞就被宋高宗赵构残害。此时是1142年初。即后又上映了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主角，苏友朋饰演的张无忌率领朱元璋大军于1368年灭亡元朝，期间张无忌多次拜访朱元璋，期间张三丰还活着，计算一下，这段时间总共是226年，若是活的再长久的人恐怕也不会越过226岁吧，况且还要加上见岳飞前的二十几年及抗元成功的二十几年共有270多岁。还有就是在《封神榜》这部电视剧中，竟将孟子名句“天降大任于私人也，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一话引到了姜子牙口中，当中的殷十娘也说了多句孔子、墨子名句。可要知道《封神榜》的创作原于周武王伐商纣，而孔子、孟子都是几百年后的人了。其中还有一些名句在多部影视剧中都有出现。如对联“同以依桐同望月，笔蹬灯阁各攻书”在《天下第一状师》等剧中有所出现。还有在《九岁县太爷》的各个名联都有自身的出处，如“时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张郎，八月尚赏，赏话赏月，赏桂香”或是“谢谢，谢天谢地，谢君王。”在多部电视剧中就有出现。还有一些电影为了美化主题就刻意美化反面人物，给其美感却改变了历史，如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获奖电影竟将事实事件拍成《女魔头》，里面无恶不作的“女魔头”竟被改成了“可爱天使”，仿佛一切坏事都是迫不得已。

在此仅以个人向广大影视拍摄者们说一句：“不要为了自己的名碌，就改变历史。”

论“镜”

七（9）班蒋倩茹

我国古代唐朝时期，唐太宗在魏征死去后，十分痛心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是唐太宗对魏征人格的评价，以“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

镜子可以正衣冠。每天我们站在镜子前面，面对着镜子，发现自身的不足，加以补充、修饰，男的装饰得英俊潇洒，女的打扮得花枝招展。让自己充满信心，迎接新的一天的开始。镜子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若是一面古“镜”，让我们时刻牢记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古代的帝王都知道一句话——“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难道我们现代人还不能理解吗？清朝末年，由于我国的农业、工业、军事等方面的落后，八国联军才会肆无忌惮地一直打到当时清朝的首都。让我们知道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大力发展科技，加快前进的脚步，否则历史的悲剧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同样的道理，“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学海之中，认真学习是学生的天职，经常以考试为标准进行知识掌握的检验。通过考试，也可以知道各人对知识掌握的程度。因而，我们的家长往往是以分数、以名次来衡量自己的孩子的。每次都以最优秀的成绩来看孩子们。但到最后还是少不了家长的棍棒教育。这也是人的一面镜子及这面镜子对人的作用。

镜子让人更美，让我们更加勤奋地学习，让国家更加强盛。

运河的辛酸泪

张慧

京杭古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是我国劳动人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然而，这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的运河，它的诞生却使人民流干了血泪。

这条古运河始凿于春秋末。规模最大的一次开凿是隋炀帝时期，隋炀帝为了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征调了民工200余万继续开凿运河。民工们没日没夜地开凿运河，使民工们死伤惨重，人们也因此开始反对隋王朝的统治。

京杭大运河的凿成，名义上是为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实则是隋炀帝为了下江南，为了显耀自己，隋炀帝哪顾百姓的安危。风风火火地游江都，苦的还是百姓，地方官为了讨好皇帝，搜刮民脂，使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运河是无辜的，相信当时有很多百姓恨透了运河。错不在运河，而是隋炀帝错用了运河，加强南北经济交流，是件好事，然而是隋朝的腐朽害了百姓。

隋后，运河成为了促进南北经济交流的一条商业河流，河畔上栽种的杨柳，青青的河水，也使运河成为了游览观光的好地方。运河在隋朝时使全国经济下滑，而现在，运河以自身的力量在弥补，它南水北调，让南北的商人方便经商。

运河自诞生以来，几多欢喜几多愁。它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当年千万流着辛酸泪的人民的控诉词。

评荆轲

古时，荆轲因勇刺秦王为人称颂。的确，荆轲的勇气是非同一般的，然而，我总觉得荆轲死得糊涂。记得《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话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纵观历史，此话可算得至理名言了。战国后期，七个诸侯国再加上七零八碎的许多小国，中国被分得支离破碎，多年战事，弄得民不聊生。这时候，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可惜，荆轲不知这个理，他一心一意要杀秦王，促成那一批势单力薄的小国。

不过，荆轲毕竟只是一个书生，战国以前的历史也不很长，他不明白分久必合的道理是不足为怪的。

凡事都得搞清前因后果才可下断语，那就再让我们来看看荆轲刺秦王的来龙去脉。

让荆轲刺秦王的是燕太子丹，丹何以要刺秦王？是爱国吗？我认为这非主要原因，他要想保全燕国，富国强兵才算正道。杀了秦王还有秦王的儿子，他会代替其父攻打燕国。太子要杀秦王，主要原因在于报仇。他在秦作为人质时未被秦王礼待，自觉受辱，后逃出秦国，一直都在伺机报仇。其次若秦早灭燕，他这个太子就不能成为燕王，但若杀了秦王，秦不可能立刻攻打燕，太子将有继承王位的时间。有如此三个原因，自然是非杀秦王不可，但谁能担此大任呢？太子“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找到了荆轲。此时的荆轲，由卫国逃至燕，落魄于江湖草野之间，心里恨透秦王。虽然他只是一介书生，然而太子丹看中了他的业余爱好：尚武善剑。杀人不是好干的，何况要杀秦王。

荆轲因此自以为得知已，他也没有看清太子丹的真正用意。

荆轲还曾打算要胁迫秦王订立盟约，他怎么竟忘了秦自开国少有坚守盟约之主？

荆轲的死不算，秦王恼羞成怒，下令立刻攻打燕，救燕不成反加速了燕的灭亡，荆轲实在太失算。

所以，荆轲不但没救燕，还加速了燕的灭亡，真是太糊涂了。

我看唐玄宗

七（11）班周姗姗

“忆昔开元盛世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这首诗描写的是开元初年唐朝国民的富庶景象。而唐玄宗使唐朝繁荣，也引领它走向衰败。

开元初年，唐朝民富国强，是世界上的强国。那时文化发展迅速，农业发展迅速，到处一片繁荣的景象。那时有绚丽多姿的唐三彩，有世界闻名的丝绸。那时唐玄宗是一个众人拥护的好皇帝，他勤俭节约，善用人材，这也是唐玄宗引领唐朝走上繁荣的原因之一。

在唐玄宗时期，对外友好往来也十分密切，文成公主出嫁，和同为一家，这些事体现了唐玄宗是一个英明能干的好皇帝，那么是什么使唐朝走向衰败呢？

俗话说红颜祸水，她，杨贵妃，至使唐玄宗不理政事，还任用奸臣，造成朝政混乱，导致边将安禄山和史思明为首的叛乱。历史称这一事件为“安史之乱”。唐朝从此日趋衰落。公元9世纪后期，爆发了唐末农民大起义，唐朝瓦解。907年，唐朝灭亡。

在我心中，唐玄宗依然是一个英雄人物，因为他造就了唐朝的繁荣。 转贴于 我看南京大屠杀

七（11）班刘笑

……日军于13日上午11时来到南京国际安全区，在费吴生和另外一位（应该是梅奇牧师）的面前，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20名难民。日军在入城后头几天的烧、杀、奸、掠，有无数的资料可查证，但再没有比已在华传教十余年的梅奇牧师（他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主席）的夫人所写的信更真实了：“上周的惨状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从来没有梦想日本兵会是这样的一群野兽。一星期的屠杀和奸淫，我认为远比所发生过的任何屠杀为甚;除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可与之相比。他们不仅杀掉能见到的每一个俘虏，也杀了极大数目的老少平民，他们很多人像被猎兔似的在街上被射杀。从南城到下关全城堆积着死尸。”…… 听了这段故事，你肯定会对日本兵的做法而感到非常气愤，恨不得把他们那禽兽碎尸万段，可就是在这个时候，更让人感愤怒的事情发生了。当前几年我国找了许多证据向日本索要给南京大屠杀部分遇难者的补偿金时，却遭到了日本军方的拒绝，声称自己国家没有屠杀南京人，矢口否认做过那件丧尽天良的丑事，根本不可能赔偿钱的。这能不叫人生气吗？更使人气愤的是，他们日本人还把学生的教科书中的那一段事情私自更改了，使现在的日本人不知道当年他们所做所为，导致他们还被蒙在鼓里;即使他们知道了这件日本国的丑事，我想，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现在中国有许多人迷日本的明星、动画片，甚至不惜一切。我就不晓得日本明星有什么好的，唱的歌又听不懂，住的地方又很远，要是想见他（她）还要花很多钱，但又说不定见不到他（她）白跑一趟呢！？对于小孩子来说，喜欢看日本生产的动画片是情有可原的，我不得不承认日本生产的动画片确实比中国生产的要好看，确实让人回味无穷，但也要适可而止，不要认为日本的什么都是好的，要时刻谨记南京大屠杀的一幕。

最后我只说一句：“南京大屠杀……永不忘的国丧！”

评秦始皇功过

七（10）班朱骁

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有的已在地下长眠，可是他们的英雄事迹却永记在人们的心中。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他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近百年来，这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每个人都持着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秦始皇的功大于过，虽然秦始皇是皇帝，可是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是人都会犯错误，都是有缺点的。就算是神，想必也不一定不会犯错。就像近代革命领导人毛泽东，毛主席晚年时，他也做过错事，可是人们还是照常的爱戴他，尊敬他，并没有因为他的错误而改变对他的看法。

秦国统一六国期间，秦军经常被六国联军打败，无法东进。可是秦始皇并没有慌了阵脚，他对症下药，广泛招纳人才。在战争纷乱的年代，要取得胜利，人才是十分重要。秦始皇废除“逐客令”，重用了人才。诸候各国的一些谋士和人才，也都纷纷投奔秦国，从而壮大了秦国的力量。后来秦始皇又用了一些办法，最终秦便一步步的灭了六国，完成统一六国的心愿。在此之后秦始皇统一了文字、货币。不得不说他对古代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结束了多年来七国你争我夺的局面，使广大黎民百姓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诚然，秦始皇也做过错事，他统一六国后，为政残暴，大兴土木，践踏民力，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阿房宫和巨大的骊山陵墓，为了修建它们，秦朝每年役使七十多犯人和奴隶，再加上修长城，修驰道等，每年服役的不下三百万人。繁重的徭役，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这些错误都是不可掩盖的。但，难道因为这些就能否定秦始皇统一六国，给人们带来的贡献吗？所以我认为秦始皇虽然看过，可是他的功大于过。

我看岳飞的“呆”

七（10）班李璟

在我国南宋时期，有一个人，在抗金战火中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将领。他所率领的部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心为国家效力，人称“岳家军”，可是，就这么一个英明神武的英雄，却被奸臣所害，真是可惜。

那时候，辽和宋的统治都很腐败，人民不断起义。金先将辽灭了，然后再将锚头对准北宋。在1127年，一举歼灭了北宋，北宋皇帝的弟弟赵构逃到临安，建立了南宋，自己登上了皇位。

南宋初年，金兵几次南下，南宋抗战派将领英勇抵抗，其中就有岳飞。岳飞几次从金兵手中夺回失地，所以金兵都很怕他。后来，金军又攻打南宋，结果，在郾城被岳飞的军队打败了。因为宋高宗和秦桧与金暗中勾结，他们害怕金兵会对他不利，所以便向金求和，让他班师，并且解除他的兵权。

岳飞知道是秦桧陷害他，可是他仍然要回去，我认为他简直太呆了，居然听信了昏君和奸臣的话，还去送死，要是我，我才不会理会他们，反正军权在我手上，要不投降金军，还好做个大官，要不打败军军，自己做皇帝。而他却自寻死路。

但是，国家就需要这样忠心的“呆子”！

“王安石变法”随想

七（10）班聂雅雯

北宋中期有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被列宁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就是王安石。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主持变法。先后实施的新法有：青苗法，即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向农民贷款或谷物，收获后归还，收20％的利息;农田水利法，即鼓励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募役法，即改变由居民轮流充当差役的办法，由应服役者缴纳免役钱，政府雇人服役，等等。新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展了农业生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打击了大、小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激烈反对。1076年王安石被罢免宰相职务。1085年宋神宗死后，新法全部被废除。

由此事产生了我的联想。为何王安石这么好的变法会撤消？哦……我明白了，这事不就像我们当今社会存在的不良现象一样吗？

例如，有的政府机关，高喊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着想”的口号，却做一些为私人谋利益的事。然而这样使原本为百姓着想的官员被利益所压倒，一起同流合污，促使政府变得昏暗，也使老百姓对政府不再信任。其实，真正造成政府人民两条心的原因就是政府内部的腐败和复杂的人情网。为了不让社会变得如此狼狈，我要向社会呼吁：机关工作的人员们，请你们醒一醒，揉一揉你们迷茫的眼睛，看一看我们共同的社会变成什么样？我只希望你们真心为老百姓多想一想……

也谈武则天

七（10）班朱靓

自古至今，哪一个皇帝不是男人，哪一个权力大的不是男人。女子则是被看来是最弱的一类。可是却有一位女皇帝在唐朝时，统治了唐朝，那就是鼎鼎有名的武则天，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原是唐高宗的皇后，渐渐地掌握实权，晚年称帝，将国号改为周。武则天继位后，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力不断增强，人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从以上几点来看，武天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可为什么还会有人想叛逆？可能是武则天野心勃勃，但她优秀的统治是放在眼前的，可以对她真正评价的一座桥。

我认为武则天有她的坏处，也有她的好处。中国自古以来就武则天是女皇，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而且她也是很聪明的，就比如用现在历史书上所了解的。武则天很爱惜人才，著名文学家骆宾王参加了反对武则天的叛军，并写了檄文声讨她，让人惊讶的是，武则天不仅不生气，还要想重用他。从这点就可看出，为国家人民的好，不惜被骂，而利用他人。

但可能有人会说，她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有强大的气势，而到处招兵买马，她野心太大了。武则天却到最后也不让自己的儿子继位，其实我觉得，都是唐高宗太无用，懦弱多病，很少理政，当然由皇后即武则天。我就不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谚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武则天这么能干，后人为什么都不认同。

同样是皇帝，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可为什么只有男皇帝才能得到天下人的爱戴，而女皇帝却被世人嘲讽？这才让我发现，自古以来都是重男轻女的！

看寇准

七（10）班杨驰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每当听到这首词，我都会想起宋朝宰相寇准。

寇准在历史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他的刚正不阿的性格和超人的肚量使我深深折服。

在公元991年春天发生了大旱，皇上把几位大臣找来了解时政情况，大臣们都说这是老天的安排，没有办法。而寇准却说：“天灾受人祸影响，天气大旱是朝廷执法不公所致。”皇上开始显得有些不高兴，但过了一会儿皇帝问：“你说说朝廷哪些事执法不公？”寇准说：“祖吉、王淮两人受贿，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受贿多只被打了几板子，而祖吉却被杀了。”

寇准对皇上敢于批评，毫不隐瞒，这在当时做官的人中是很少的。寇准虽然对国家忠心耿耿，但他的仕途是崎曲艰险的，寇准为官四十多年，经历了数起数落的折腾，如果没有超人的肚量是很难支持下来的。

有句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不正是寇准的人生写照吗？

可现在像寇准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现在对“寇准”是需要的越来越多了。如果现在的书记、县委、省长都能够像寇准一样对自己的上司直言不晦，那么我们中国很快就会强盛起来。

寇准能成为传奇人物不正因为他有超人的气量和刚的性格吗？

由《英雄》而想到魏忠贤

七（12）陈奚

《英雄》这部电视中的魏忠贤是明僖宗时的一个大贪官，武功极高，为人极其奸诈。凡是电视，有真必定有假。

魏忠贤本来只是一个无赖，后因欠下别人许多赌债，而逃入宫中做太监。后来因为与皇上的奶妈有了关系，而连升三级，后来一直持政多年。

他既然只是一个无赖，自然文化不高，人品极低，所以当官多年没给人们做过一件好事，坏事倒是做了一天下: 买官，就是帮自己的亲信羽翼买官，让他们帮助自己赚上一大笔。卖官，就是把空缺的官位卖给别人，从中榨取大量油水。后来，他权势熏天，僖宗不免也要让他三分。曾经有人把他的雕像立在大街上，这个人马上就加官。从此，他的雕像四处都是，他也整天笑嘻嘻的。有人曾经喊他九千岁，这个人当然也是马上成为一个大官。他曾对自己讲：九千岁，离万岁只差千岁，为什么没人喊我万岁呢？

杀人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想杀一个人，只要一个字就可以置那人于死地。曾经有人触犯了他，他用五马分尸的惨刑将那人活活弄死。天下还有谁敢惹他的。大家都听命于他，哪一个大臣给他的钱少了，马上安一个罪名，将人打入死牢，本来就不强大的明朝，经他这么一玩，就更加败了。文臣爱钱，武将怕死，我个人认为他是使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崇祯皇帝继位，下令处死魏忠贤，他在逃亡的路上死了。

如今像魏忠贤那样随意杀人的人少了，那是因为世界上有了法制，人们也遵纪守法。可是像魏忠贤一样贪污的人却太多了，那是因为法制不够健全，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腐败，是每个政权的天敌。

谈魏征

七（12）班汤思雅

我很崇敬魏征，因为他直言进谏的精神。这种精神十人之间，则一人有。

魏征是唐太宗的最著名的谏臣。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君王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我理解认为：听听大家的见解，善听正确的见解才能明，而相反只听信个别人之话就是暗了。唐太宗听后，也非常赞成。

公元626年时，唐太宗派人征兵。有个大臣建议：不满18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征。唐太宗同意了，但诏书却被魏征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征还是不发。唐太宗很生气，训斥了魏征，而魏征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得到鱼，但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捉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征兵？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事后，唐太宗又重新下了诏。这事件，让我感到魏征充满一颗赤热的爱国心，面对唐太宗的严厉训斥，他并没有害怕，更没有退缩。这也不由使我想到当今的社会了，有许多有钱之人用钱压迫人，而一些老百姓却不敢告到有关部门，为什么？怕老板开除，怕自己的生活不安定，怕……，这么多的怕，那为什么魏征没有怕呢？他冒死也说真心话，我们哪点如他？有些人为了讨好他人，睁眼说瞎话，唉，为什么？

后来，唐朝的经济更加繁荣了，政治也很安定，但就在643年，魏征去世了，唐太宗很悲痛，新自为他撰写了墓碑的碑文，说魏征死了，他也失去了一面镜子。

魏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不能使社会败在腐败者之手，从今起，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做祖国的栋梁之才吧！努力！ 影视与历史

七（12）班朱雷

历史人物犹如星空中的星星，多而美丽。这些犹如宝石吸引着各大导演。现在已经有不少历史轶事被搬上了荧屏。

就拿前段时间中热播的《大汉天子》来说，剧中的汉武帝年轻有为、血气方刚，正值年少气盛的时候，汉景帝驾崩，汉武帝刘彻在历经磨难后登上帝位，在其间还穿插了一段，汉武帝刘彻对念奴娇的爱情，直到登上帝位娶了陈皇后之后，还对其念念不忘。剧中还有东方朔，这个历史上的大文豪，在剧中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摆卦摊的神算子，并得到了当时窦太后的青睐，历史变换的这部电视连续剧，不禁令人哭笑不得。

我哭的是五千年的文明竟被践踏的如此不堪。

我笑的是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导演的“别具匠心”，难道去掉这些，电影就没人看了吗？电视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同小可，我喜欢看历史连续剧，东方朔的深谋远虑，汉武帝的英勇沉着，窦太后的善使奸计，为了权力可以不惜牺牲一切……历史真是复杂，人心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尤其是皇室的人，个个不是为了争名夺利，就是为了钱，我想，二十一世纪好，和平安定，人人平等，有法律的维护，不必天天为触动无法而杀头的事而担心……

读《水浒传》有感

第2篇：文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 后现代主义 文化 福柯

历史是什么？20世纪，为数众多的历史学家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答。从狄尔泰的“历史即体验与理解”，到克罗齐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再到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堪称流派纷呈，各具长短。在20世纪下半叶，法国年鉴学派、欧美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德国的民俗学、意大利的微观历史学等相继兴起，几乎每一种观念与理论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变更。创新始于边缘，在上述多个学科的相激相荡中，历史人类学的名称于20世纪70年代正式出现①。但年鉴学派早于50年代就朝着历史人类学的方向开始扩充结构史学。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历史人类学于20世纪90年代勃兴。对此，彼得·伯克在92年版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中指出：“过去几年中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中间都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反应，这就是反对与功能分析、马克思主义、计量方法相联系的，总之是与某种社会‘科学’的观念相联系的决定论。这种反应，或者说反叛，是在‘文化’的旗帜下发生的，而‘文化’这个术语像‘功能’这个术语一样，是与一种特殊的解释方式相联系的。”③进入21世纪，历史人类学已然成为西方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研究重镇，学术机构与学术团队日益增多，其学术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成果的影响均超出历史学的边界。大陆亦已形成了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历史人类学学术研究机构与学术群体。已有学者对“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这一重要的历史学理论变迁进行了研究。④笔者认为，“历史是文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历史人类学兴盛的题中之义，拟就这一命题展开探讨。由于理论基础薄弱，本文更多是读书笔记及笔者个人的粗浅感悟。

一、历史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

“历史人类学”是一个内涵丰富而颇难界定的概念，与其说它所象征的是一个特定的新兴历史学分支学科，不如说它是一个复杂的棱镜——不时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巨大的酵母——不时催发出新问题与新方法。而后现代主义就是这一棱镜得以延展视野与角度的光线，也是这一酵母得以顺利并持续催发各种新范式与新方法的环境。在论述历史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之前，先简单介绍下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根据徐浩教授的界说，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前提，是历史研究的人类学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本质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生的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它引起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文化取向代替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社会取向，从而导致历史学在理论、方法与写作实践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革。⑤对此，徐浩教授以“历史是文化”来精辟概括这一变化。

对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接近与趋同，E.E.埃文斯—普里查德这般表述：“梅特兰说过，人类学必须选择，要么是史学，要么什么也不是［……］。我接受这一断言，但是我想，是否可以做这样的改动——史学必须选择：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⑥那么，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末在西方兴起，是一种至今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言者纷纷，尚未形成公认的定义。根据高宣扬先生的界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历史和文化范畴，是一种心态、思维模式和文化范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类活动的新模式，是一种表达方式和论述策略，更是一种实践，是对西方文化所经历的路程的彻底反思。其根本述求，在于最大限度的追寻自由，而这一追寻与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全盘反思、深刻拷问与精彩解构密不可分。⑦而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的批评，简而言之，似可这样概括：西方哲学观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历史观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种族观解构白人中心主义，反思批评男性中心主义，女性主义兴起，自然观、生态观清算西方式人类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与现代主义及传统文化的对立与论争中，不断地超越自身目标，也在超越中不断变更。诚然，作为一种多流派的、跨学科的、内容驳杂的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也有其缺陷，有着将一切东西带向碎片化、解体和丧失中心的危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并没有真正完成，有些学说过于偏激。但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创造批判性兼具的充满生机的运动。作为现代思维重要部分的历史学与人类学，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着重反思批评的对象。

关于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马歇尔有着精彩论述，后现代主义不是“让我们认为我们能够知道过去的那种历史学。在后现代的端点，历史已变成诸种历史和各类问题。它问道：吾人述说的是谁的历史？以谁的名义？基于什么目的？后现代主义是关于未被述说、重新述说、不可述说的诸种历史。历史学也不像往昔一般，相反，它是各种被遗忘的、被隐藏的、无形的、被认为不重要的、变迁的、被根绝的历史学。它拒绝把历史视为直线的、且可用某种可认知的模式直接带向今日——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才得以理解。它是关于机会。它是关于权利。它也是关于资讯，……而那才是有点是后现代主义。”⑧后现代主义让历史学家在后现代情境中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窠臼，重新书写历史，乃至思考历史本身。作为对后现代语境下“历史学”何去何从的思考，罗伯特·F·伯克霍恩教授在《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一书中，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做出了颇具创见的回应。在伯克霍恩教授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去自然化”、“去神秘化”、“去等级化”、“去指涉主义”以及“解构”，⑨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条件和基础，传统的历史研究路数已经不再可能。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应当遵循一条“自反性”的思路，“超越文本主义和语境主义、诗学和政治学问题式，而进入自反性历史化合后现代文本化，超越这些基本问题式的局限而保留它们的合理意见。”⑩

后现代主义的旗手福柯则对人类学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人类学与西方现代性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学“在现代思维中肯定起了根本的建设性作用”，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限于这种现代性思维。福柯在《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这本历史学与哲学巨著中将这种状况命名为“人类学睡眠”。“这种人类学睡眠是如此深沉，乃至思维竟然莫名其妙地将它感知为清醒状态了”，要想将人类思维从沉睡中唤醒，还人以本真面目，其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摧毁现代思维”。福柯为此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考察，他在其成名作《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疯癫之人”的禁锢与压制进行了考察，所使用的史料是有关“疯癫之人”的细小行动的档案。在该书的“人类学圈环”这一章中，福柯写道，“疯狂之所以可能，只有由一个从非常遥远、但又非常必要的片刻出发，这是，疯狂是在其作为非真相的自由空间中，摆脱了它自己，但是这么一来，它又把自己建构为真相。”疯狂与人类学关联极大，因为“疯狂现在说着一种人类学语言。它以模棱不可的基本态度，同时为现代世界瞄准数个目标：疯狂令人不安的力量、人的真相和这个真相的丧失，并且，它的目标也因此包含了这个真相的真相。”“人类学的圈环”之诡吊，就在于“人之真相只有在消失的时刻中，才能被说出来；它只有在已经变成他者之后，才会显现出来。”那么，什么是人之真相？人之本质？福柯运用其知识考古学方法，对“人”进行了考察，最终认定“人只是一个最近的发明”。人之本质，不是肉体，尽管历史学家将肉体视作需求和欲望之源，但福柯认为肉体是一个历史概念，，它被卷入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利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人之本质，也不是灵魂。福柯以忏悔为例，极具说服力的论证了灵魂被社会化建构的历史。人之本质，也不是性。弗洛伊德宣称力比多是人的驱动力，性从来只是被压抑和被否定的，但在福柯看来，性自十六世纪以来没有被压抑而是一再被激发出来。性史昭示，性不是人的本质，“在‘身体’和‘人口’的连接点上，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而不是以死亡威胁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权力始终掌控着性，一方面压抑性，一方面制造着有关性的话语禁制。“性是在权力为了控制身体及其质料、力量、能量、感觉和而组织的性经验的机制中最思辨的、最理想的和最内在的要素。”无疑，福柯对人的存在的普遍必然性的批判与瓦解、对“人类学圈环”的解读是成功，但他并没有对“人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破而后立，正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家对作为现代思维根基的传统人类学的解构，才使得后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得以出现。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后现代主义是历史人类学得以形成的催化剂与粘合剂。那么，被后现代主义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类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其意义何在？

二、历史是文化：历史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及意义

根据雅各布·坦纳的界说，历史人类学的基本问题被归纳为三类。第一，涉及人类图像的演变，涉及以人为中心的自我描述的讨论和传媒条件的演变；第二，有关人们用以组织和调节自己社会共生的社会实践和符号形式；第三，涉及人类本性的历史性。其中，第二个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有四：一、与“身体”有关的人类社会行为，譬如生死问题、营养、衣着等等；二、被持现代化理论史观（传统史观）的学者所不屑一顾而甚少进行历史考察的社会存在，如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等；三、边缘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如失败者、越轨行为等等；四、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等。笔者对第二类问题的前三个领域颇感兴趣，因为它们的关注与研究或从下层着眼、或从边缘入手，对于丰富人类的认识有着巨大的意义。而该问题的第四个领域，则对于异文明之间的相遇与对话，对“他者”的尊重有着莫大的作用！

无疑，历史人类学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雅各布·坦纳的分析，历史人类学从兴起直至今日，已经引起了巨大的变革并将继续引领变革。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将日常生活史、习惯史、微观史、新文化史、非欧历史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再生史和变化史当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人类学家针对不同社会背景中的社会逻辑、文化技术和符号互动形式展开了深入分析。通过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与实践，他们开辟了为数众多的全新的认识途径，“可以对身体图像和社会观念以及同这些图像和观念有关的纯洁和伤害幻象进行考察”。他们也努力尝试从“边缘地带”提出解释视角，所以历史人类学“成功地揭示了公开羞辱、革出社会、歧视、诱使犯罪和压迫的种种细致的和粗犷的形式，并且分析了推动这些融合和排除过程的那些社会现象的兴趣”，这大大扩展了对社会史的研究。历史人类学家们不遗余力的对文化多样性进行了解读与阐释，其研究成果均指明了一点：“不仅是人们对自我的感知，就连人们对外来的东西的解释，过去一直都是非常各不相同的，而至今也依然如此。”历史人类学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将“人类怎样才能超越文化相对主义和人类普遍主义，开展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个关乎全人类的重大问题展现在世人面前。历史人类学还未曾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它给不出答案。但不论历史人类学从何种角度对此问题进行阐释与回答，笔者认为，历史人类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发掘或擦亮历史与当下的不同文化镜像来让人类更为清醒的认识自己与尊重他人！这也就是“历史是文化”这一命题的核心要义所在。（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注解：

① 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60页。

② ［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53页。

③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49页。在该书的“第二版”中，伯克已经删去了这段话。（见该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④ 大陆学者对这一进程的说明当的以徐浩教授的《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载《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为代表，作者受惠于此文颇多。

⑤ 参见 徐浩：《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⑥ ［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53页。

⑦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述 参见 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前言”，第3页。

⑧ ［英］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正宽 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2月第一版，第31页。

⑨ ［美］罗伯特·F·伯克霍恩教授：《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邢立军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10页。

⑩ 同上，第413页。

［法］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1版。

同上，第714页。

同上，第716页。

同上，第730页。

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25页。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第27页。

［法］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增订版），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三章 性科学”。

［法］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增订版），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95页。

同上，第104页。

［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1页。

参见 ［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71页到第172页。

参考文献：

［1］ 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2］ ［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3］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

［4］ 徐浩：《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5］ 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

［6］ ［英］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正宽 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2月第一版。

［7］ ［法］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1版。

［8］ 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第3篇：文史论文范文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条件。另一位在这一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斯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哈合作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提倡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这一提法是针对以往历史研究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只是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的历史，其用意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要把经济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法国年鉴学派的这一倡议，日益引起欧洲和日本历史学家的重视，到19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由此社会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开始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原版1935年，中译本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贯串着商业发展农业和农村阶级变化城市和市民阶级变化发展工业产生和发展国家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路径。同时，又有日本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传入中国。如森谷克乇《中国社会经济史》、猪谷善《美国社会经济史》、崛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伍纯武《法国社会经济史》、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会经济史》、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小林良正《俄国社会经济史》以及佛尼威尔《缅甸社会经济史》等。统观这一阶段欧日学者这些著作的内容结构，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大多属于经济和社会，或经济+社会的历史，即韦伯所谓的“EconomyandSocie-ty”，其他西方学者所谓的“EconomicandSocialHisto-ry”，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机械相加，且大多内容结构不太完善;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内容更显单薄，大多只有100页左右。二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或称社会经济史，或称经济社会史。欧洲学者对这两种称谓都有采用，早期的主要称社会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之后主要称经济社会史;日本学者则几乎都称为社会经济史。这可能与翻译上的不同习惯有关，或将经济放在前面，或将社会放在前面。这两种称谓虽名称各异，但内涵类同，即均是经济+社会的历史。至今，国外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在延续和深入之中，但大多仍属于专题性的研究，通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尚属少见，而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则显得更为广泛而多样。就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其广泛性和多样性显而可见。如美国学者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重点论述了20世纪前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美国学者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商业网络、传统社会因素等问题。由上可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学科在西方国家已经产生、流行一百多年，并取得了许多力作，其中所包含的思维逻辑、内容结构、研究方法无疑是社会经济史学科内涵的重要元素，有待我们去提炼、总结和整合。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在中国，就笔者所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韦伯《社会经济史》采用这一名称晚十四年。是年，王亚南署名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据作者自述，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学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继王亚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国经济社会概论》一书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势概说、国人的观念与习性、国人的生活动态与劳动效率、历代货币、交通问题、商业组织、商业清算与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国晚期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930年前后留学日本，1937年曾出版《国民经济建设概要》一书。傅衣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公认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此后又相继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他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以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为研究路径。他还于1960年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已出现，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内容也主要限于生产关系、商帮、行会、阶级之类。汪洪法著作虽涉及面稍宽一点，但仍显单薄。19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认同面逐渐扩大，有日益增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来，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陆续增加。除了傅衣凌这样承前启后的专家继续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如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年)，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000年)，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2005年)，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年)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两个研究状态:一是以区域的明清时期的研究为多。即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多是区域性的，涉及全国性范围的唯有《民国社会经济史》一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多是明清时期，明确以近代为界的只有三种。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仍以经济状况、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为主体，但有的亦兼及商帮、行会，还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这与此前的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显然拥有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经济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迈进。如汪敬虞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与以前严中平、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其中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主要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等，这反映了普通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等等。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四、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未来之路

第4篇：文史论文范文

对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认识、研究，是认识和了解远古时期的基础。乔政《远古经济社会略述》一文对远古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发展情况作了阐述。该文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卡若人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5］通过卡若遗址呈现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贤者喜宴》记载，居住在雅隆地区的原始人类，“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6］此时，地区的先民尚未开始原始的农业生产，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试论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分析了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游牧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迁徙与移动空间等问题，对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至“早期金属器时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态环境、生活样态、艺术创造等从不同的侧面与断面作了大致勾勒，阐述了高原游牧业由原始农业转化而来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7］随着史前游牧经济的发展，早期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也逐渐兴起。徐旺生《原始农业初探》一文从“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结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对原始农业起源，以及早期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承属关系作一初步探讨”。［8］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作为独特地理单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响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并将其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比，认为“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9］但曾雄生在《中国农学史》一书中持不同观点，认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文化的影响。［10］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农业起源》一文，则从词源角度来探讨农业起源，作者认为“‘蕃’有农业生产地域、经济活动职业、以及土地占有者几项含义;‘乃’是栽培青稞之称谓”。［11］从该文可以看出，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体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随着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对农业的研究也会取得新成果。霍巍《从考古发现看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一文以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依据，从交通与贸易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章指出，在远古时期，“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12］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13］杨曦《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14］刘志群《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15］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16］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16］达娃《古陶———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17］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18］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19］格曲在《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20］德却卓玛《论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21］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远古时期丧葬习俗，认为“古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远古居民之间关系密切”。［22］文章认为，文献记载中与“天绳”意义相近但又有着细微区别的“天梯”一词，实际上是与“高度”这一概念相关的“神山”之类，如高山峻岭的隐含代名词。这一提法，颇有创新意义。霍巍《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一文，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对“天尺七王与‘天绳’神话”“早期陵墓起源的古史与传说”“松赞干布以前吐蕃诸王陵墓葬所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对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将为进一步的利用考古材料开展对于古代丧葬习俗与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作好先期准备”。［23］霍巍《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详细考察了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吐蕃部落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的发展，并作了对比研究，认为“最早出现墓葬的年代，至迟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前左右，这表明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埋葬自己同伴尸体的丧葬意识，高原史前人类并不落后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大致相当”。［24］作者认为，“高原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他们是创造高原古代文化的主体”;“从远古时期开始，高原就与祖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既说明古代藏区与内地文化联系的持续性，也说明古代藏区的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表明远古时期的藏族先民与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一道，对于创造我们祖国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过重大贡献”。［24］

四、关于其他方面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考古、医学、体育等方面。石硕《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远古文明的价值》一文，对40年来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作了分析，对于这些考古发现在认识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初步探讨。文章着重探讨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对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藏北细石器文化作了深入阐释，认为“在新石器时代，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25］霍巍《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一文，根据高原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将远古时期分成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认为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整个亚洲古文明历史演进过程的描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考古学领域，对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将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不仅接受和融合着来自祖国内陆以及中亚、南亚古老文化的影响，同时，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对外部世界产生辐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26］夏格旺堆、普智《考古工作40年》一文，回顾了40年来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全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作了简要地介绍。该文比较系统地使用了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对远古时期社会基本状况作了较为综合性的描述。［27］斗嘎《藏医学的起源与苯医》一文，根据藏族远古有关藏医药最初起源的神话传说、藏族早期史料记载以及苯医著作《本玉》与藏医药学莫基著作《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证明藏医药学是以苯医为基础，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医学的许多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医学。该文对远古时期的医学多有考证。［28］沈德功《试论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文认为，“古代体育的产生是以古代人类的活动为基础，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于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古代体育，逐步从生产劳动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用于训练武士、宗教祭祀、竞赛娱乐等，从而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延传至今”。［29］

五、三十年来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简评

第5篇：文史论文范文

一、人文教育的科学内涵

1、人文教育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

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人文教育的盛衰都与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都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均衡发展有关。近代西方社会由于片面追求物质发展，使教育中的商业主义与职业主义泛滥。在教育功利性的驱使下，人们只重视教育的经济价值，而没有重视教育的人文价值，在实现了物质生活富裕之后，人们反而感到精神的迷茫与心灵的空虚。年轻的一代仅仅关注物质生活和物质享乐，对其他方面则日趋冷漠。物质生活提高了，却出现了道德水准的下降、个人主义的不断膨胀、社会责任感的大为减退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鉴于此，美国、日本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提出要重视人文教育，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我国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理应引以为戒，然而，从我国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前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生活水平提高，道德水平下降的事实。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的失误。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种失误理解为忽视了人文教育的失误。从实际来看，我国的各类教育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人文教育的现象，其中中学搞的是“应试教育”，一切为了升学，为了考试，历史、艺术、伦理、哲学等人文科学在中学的课程里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形同虚设。由此而引起的人文精神底蕴的流失已成为所有关心人文学科教育人士内心深处的一大忧虑。

2、人文教育的内涵

对于“人文”概念较为普遍的理解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所谓“文化”绝不单纯就“知识”而言，更特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与人文教育相联系的是人文科学和人文素质。一般认为人文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人文素质是“人文科学、人文教育在教育对象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成果，也称文化素质，包括语言及文字修养，文学艺术修养、伦理道德修养、文明礼仪修养、政治理论修养、历史与哲学修养”等。人文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将人文科学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

我们强调人文教育，并不是否定科学教育的价值，人文教育应该是与科学教育并重的丰富的人类文化内蕴的博采。

首先，从科技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看，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依靠的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时代的进步，决定了人与科学密不可分的联系，决定了人们在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世界，以科学的态度投身社会。崇尚科学已成为人们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社会、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精神力量，或者说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崇尚科学的人类文明意识的普遍提升，自然决定了人文科学内涵鲜明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崇尚科学的教育、科学精神的培养成为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其次，从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二者的关系看，科学知识积累的多少，是内化为人的科学精神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科学知识并不等同于科学精神，科学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等学科客观规律的总结，它属于知识体系，而科学精神是人们在接受了科学知识的教育，在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正确分析、选择、判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毫无疑问应当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属于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应是充分重视人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完善人格的教育，是一种对人的终身教育。

二、历史教育如何实现人文教育的目的

通过上面对人文教育科学内涵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区别并不体现在学科的划分。属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如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甚至建筑学和环境科学等同样可以具有人文主义的内涵；同样，人文学科也可以具有科学性，历史学就是这样一门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学科。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方式和认识事物方式的不同。科学体现的是人类的工具理性，人文则体现价值理性；科学求真，人文向善；科学训练思辨，人文涵育情感；科学辨析因果，力图解释事物的存在方式和相互联系，人文则评价得失成败，致力于改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科学强调是非对错，人文注重好坏善恶；科学着眼于人类生活的外部环境，而人文关心的则是人的精神世界。从目前我国各种层次的历史教育来看，显然更加侧重于科学性，而不是人文性。但是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获得的更多的是科学思维的训练，而不是人文精神的涵养。同时，由于“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能力”在教学评价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之成为各级教育教学管理机构对学生进行历史考试和对教师的历史教学进行评估的惟一标准和主要内容。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引导下，人性良知、人格尊严、伦理道德和公民义务等等人文要义被无情地从历史教学内容中剔除出去，从而使得历史教育越来越难以负担人文教育的重任。如何才能使历史教育真正实现人文教育的目的呢？笔者以为，以下几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改革历史教学内容。目前历史课教学内容的主旨在于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规律”本身归属科学性的范畴。其实，对于人类生存具有永恒意义，体现着超越时代、民族和阶级的绝对价值的精神、人物和事件也应该纳入历史教学的内容，甚至成为主要内容。比如为募集癌症研究资金而发起的“希望的马拉松”长跑活动及其创始人，比如捐献车祸遇难亲属的器官救治他人等，这些都体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体现了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同类的爱心，对于疾病和厄运不屈的斗争精神，是应该让一代又一代人都记住并且发扬光大的。

第二，对历史现象及人物进行评价时应当加上道德维度，既要承认它推动或阻碍历史进步的客观作用，也要分析其心理、动机和机制，看到它对于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影响，认识它在道义上的是非善恶。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作为农业资本主义化的一种方式，它的历史作用无疑应当肯定，但是对于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英国农民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残酷、极其痛苦的被剥夺过程，马克思形容为“羊吃人”。而法国大革命中将土地分给广大农民，在当时来讲这是最符合人民利益的解决土地问题方式，但是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它对以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历史的”评价与“道德的”评价结果常常是不一致的，真正科学的态度应该两者同时并举，而不要仓猝草率地予以“定性”。

第6篇：文史论文范文

尽管在古代，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来指导史学问题的研究，尽管研究的方法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事物的方法论相差甚远，乃至有些理论和认识具有很大的缺陷，但这些相关的方法和观点，对具体的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对我们现代对古代历史的认知有着十分积极的参考意义。对于这些前人的成果，我们应该持有正确的态度，不能一味否定，而应该批判的汲取过来，作为我们的营养。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时代特点和史学价值，把握历史理论发展的脉络，推演历史前进的动力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深入探讨古代历史理论，有助于解析古代哲学、史学思想体系与现代历史史观的异同，求同存异，科学客观的认识古代历史。

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阶段

任何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形成都会经历起萌、发展、繁荣、延伸（或消亡）的不同层次的演进过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同样经历这样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史学界较为权威的划分标准是：先秦时期起源，汉朝时期逐渐形成理论雏形；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五代时期至鸦片战争时期为繁荣阶段。下面进行分别探讨。

1、秦汉时期形成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雏形

历史时代的意识和认知水平决定于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先秦、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封建社会的开端。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变迁，人类的认识水平在这一阶段慢慢得到提升。先秦、秦汉历史时代，经历的时间非常久远，因为生产力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基本没有什么大的进步，所以那时的人们对历史理论的认识发展最为缓慢。经历了夏、商、周等朝代的剧烈征伐和相互吞并，在社会动荡、斗争、经济政治变革、文化往来的动荡时代之后，涌现出了很多的大思想家和意识流派。“百家争鸣”是当时意识领域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古代历史理论的起源有非常重要的史学意义。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汉朝时代，奠定了多民族在同一国家共存的基础。“秦皇汉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文字的出现，促成了史学发展的源头和根基。其表现就是史官、宫廷颂诗等，各国也出现了国史研究机构。汉朝时期，私人著史现象频频出现。后来为中国史学奠定基础的宏大史书《史记》、《汉书》先后问世。

2、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间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封建社会的相关制度和生产力水平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生产关系和思想领域的变化也开始出现。这一时间出现很多的重要历史思想和历史理论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要数“天下一统”的思想了，古代人们的“忠君爱国”的思想造就了天下一统理念的形成。“唯我华夷”的论点成为那时的海内一统的历史观念的基础，对于国家概念来龙去脉问题的争论和探讨也比先秦和汉朝激烈很多、先进很多。在这个时期涌现出的史学大家，如柳宗元等的史学观点，对天命和人力的关系、对国家与下属行政之间的关系等，都达到了空前的认识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达到一个新得高度。

3、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鼎盛时期

五代时期开始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繁荣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不管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征讨杀伐，还是经济、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还是对外关系的微妙变化，都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在这一时代有史学的意识形态有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忧国忧民的思想掺杂进史学观点里面，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状带来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自史及人急切希望变革的原文。其次，多种史学流派纷至沓来，出现了多民族史学的并立局面。再次，这一时期史学观点更加贴近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历史性笔记和地方史志。第四，这一时期的史学观点普遍带有一定的批判意识，表达了人类认识论有向客观和唯物发展的需求。这一时期的著名史学大家如顾炎武等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论的繁荣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

过去人们对历史理论的认识是很片面的，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史，就是记录中国古代历史变迁和历史变迁的流水账，中国古代历史偏重于记述性的文字，而缺少真正的历史理论体系作为其核心思想。这种观点的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着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热情和看法。改变这种观点必须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去深入的剖析，必须从史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和看待。

1、古代历史以多种形式给我们留下历史理论财富

首先在古代史书对历史的讲述中，史学者除了客观的将一些历史事件记述下来，还从史学角度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见解，并且很多史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高度。其次，随着古代历史的延伸，许多史学观点的雏形和著作渐渐被积累起来，除了集中一些专门的历史评述中之外，在各种史书的字里行间也间或看到。再次很多的古代历史著作，以往统统被定义为历史大事笔记，而很少有人从历史理论的角度去深研之。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老子《道德经》《易经》等比较主流的划分标准是以往都在哲学领域内去研究，但观其内容，又何尝不是在历史理论的范畴内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2、对历史问题的延续性探索

这一特点相对来说较好理解，同一个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对于不同历史时代的史学者来说所意味的历史理论也不相同。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的成型和成熟，就是在这种连续性的争论和探索中逐渐形成的。

3、历史理论不独立于历史事件和历史史实之外

中国古代历史充满了变革与斗争，这也决定了史学者在建立和论述历史理论的同时必须依托于相关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事件，所以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没有独立于客观事件纯理论性的东西存在，绝大部分是以事论理，以理解事。所以往往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典籍都具有历史理论的高度，但是具有价值历史理论则肯定包含于历史典籍之中。

四、结束语

第7篇：文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必然诺思选择一致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更，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将经过一系列必然阶段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历史必然论”。远在马克思之前，世界历史上就出现过不少有名的“必然论者”，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就是这样的人物，他的信徒在很短时期就占领了从印度起到西班牙止的广大地带。十九世纪以来，由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也成为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必然论”者。有人认为，历史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社会活动的参加者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并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的活生生的人，所以历史归根到底由人“选择”所决定。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些缺陷，他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不同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结构。“历史必然论”没有为人的“选择”留下余地，所以不能合理解释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后记中，诺思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没有认识到（西欧）“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的”。我们把诺思的历史观称为“历史选择论”。历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还是取决于人的“选择”？容易看到，象近代西欧的稳步崛起和几千年来中国长期维持小农社会状态等宏观历史现象，很难说是由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应当认为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明明认识到，一些具体事件，包括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中国的“”），它们并不完全根源于一般社会生活条件，可以说主要是政治领袖“个人选择”的结果。在当时的环境下，政治领袖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结果历史就会与实际过程大不相同。从这一观点看，历史就取决于人的“选择”。可见，历史现象中既有完全必然性的事物，也有取决于人的选择的事物，所以“历史必然论”和“历史选择论”都包含有部分真理。也许我们可以借用黑格尔的思想，把“正题”和“反题”中正确的成分统一成为“合题”，从而得到全部真理。

二、历史并不完全是必然的

我们知道，人们在行为（活动）前大都有一个思考和选择的过程，不同的“选择”或决策，行为结果大不相同。人们活动影响的范围，主要取决于活动者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古代一个农民的活动范围往往不超过其出生地周围10公里，所以其决策和活动的影响十分有限；现代人联系和交往的范围虽然已经大大扩展，但普通百姓的决策和活动至多也只能影响他的家庭、亲朋和与其交往的少数人，很难对社会或“历史”有什么影响。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历史人物）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活动大都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决策和发动“”，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说大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经否决已被国会两院表决通过的不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这一决策也影响到千千万万（中美两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因而也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科学的历史理论，应当对“个人选择”的作用和影响予以说明。借用“机会成本”的概念，也许有助于说明人们如何作出选择。人们在决策时都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经济学把这一比较和决策的过程称为“权衡取舍”。在“权衡取舍”时，人们往往不仅要对某一选择的直接成本和直接收益进行比较，而且还要在不同选择之间（不同选择的代价之间，不同选择可能的收益之间）进行比较。显得经济学把作出一种决策时被迫放弃的那些选择中那个最好的选择（所能得到的收益）称为“机会成本”。简单地说就是“成本就是为了得到而必须放弃的东西”。机会成本并不是实行某种决策所实际付出的成本，而只是一种放弃了的可能性。社会运行中都有许多难以确定的变量，实际情况很象多人对弈或打牌（博弈论），最后结果不仅仅将取决“行为人”单方的愿望，还却决于“相关人”的反应，所以人们在作出决策时就需要对情况发展的可能性作出估计；另外，即使已经发生的情况，人们收集的信息也往往是不完整、不确切的，所以在作出“选择”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片面性，事后看来人们并没有作出最好的“选择”。

总之，“选择”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当几种决策的“机会成本”差不多相等时，决策就会发生困难，这时微小的信息差别就会导致决策改变，以决策为基础的行为也就相应发生改变，这样，作为行为结果社会历史，也就不完全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三、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

记得一位学者在说明经济学在分析社会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时，把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分为“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意即“非常规事件”）两类，他认为，在常规事件中，人们的行为大都表现出理性，所以具有较高的可预见性，在解释这些事件上，经济学显得得心应手；但是历史学家注意的大都是非常规的“历史事件”，在这样的事件中，人们的行为大都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经济学在解释这些事件上往往就显得无能为力。

这位学者对“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的划分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历史事件”中，“非理性”因素也许并不象这位学者设想的那样普遍，经济学看来，在分析人的行为时借助于“非理性”，往往是研究者无能的表现。严格说来，历史事件的真正特殊性不在于人们的行为由“理性”转变为“非理性”，而在于影响人们决策的外部环境变化太快，间隔一小段时间甚至只有几个小时，人们能够收集到的信息就会发生很大变化，结果有人很快得到了新信息，决策的“约束条件”增加，他们就根据新“约束条件”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而另一些人却没有获得新信息，仍然根据原来的约束条件决策并采取行动，于是二者就会出现反差很大的举动（行为）。

快速变化的信息在时间维度上流动的速度不同，使历史转折关头表现出许多偶然性。在“历史事件”的研究中，人们很难把握信息传播的时间维度，因而无法用约束条件的变化解释历史过程参加者的行为，于是就把一些不易解释的行为归咎于“非理性”。当然，在历史急剧转折关头，某些人或者某一“社会群体”短时期内作出“非理性”选择也是可能的，因为突发事件往往直接影响人的情绪，而情绪就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并且还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当许多人被某种共同的情绪所感染时，群体行为就会大大偏离于“理性选择”。“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的许多狂热举动，就与当时特定的情绪感染有关。但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毕竟很少。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过多地求助于“非理性”。

四、“历史合力论”和政治决策的影响

晚年的恩格斯认识到过去对历史过程的表述（历史必然论）过于绝对化，于是提出了一种“历史合力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人都参加了历史的创造，历史是所有人共同作用的过程，是许多作用力合成的结果。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是颇具说服力的。它不仅能够解释普通百姓的决策何以很难影响历史，而且还可以解释政治人物的决策何以都对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人的利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其决策也相互冲突，于是一部分人的活动往往被另一部分人的活动所抵消（相互抵消）。

普通百姓的决策之所以很难对历史产生什么影响，正是由于他的活动被相反的活动所抵消。当方向相反的力量相差很大，因而不能相互抵消时，未被抵消的力量就会持久地推动社会向着合力的方向或快或慢运行。由于历史运行的总的方向和动力是无数力量相互拖拉决定的，单个力量对其产生的作用就往往微不足道，于是在历史哲学家看来，它就具有完全的必然性。政治人物的决策和活动却有很大不同，往往并没有一个“相反”的决策和活动能够将其抵消，例如关于“”的决策就不能被任何相反的决策所抵消，于是这些决策和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就表现得非常突出。当然，政治人物的决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仔细分析这些决策，可以发现它们也都是政治人物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探明特定的约束条件，是阐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关键。不过，个人的约束条件往往与许多偶然情况有关，史实撰写者历来十分重视偶然性因素对政治人物决策的影响，在其著述中给予十分突出的位置；但是理论工作者（历史哲学家）对偶然性因素至今还缺乏系统研究（甚至还未受到重视），在探讨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时总愿意用历史必然论予以解释，结果往往出现教条化、公式化倾向。例如，许多人在论述“”发生的原因时，没有看到个人思想的一贯脉络这一历史的“偶然因素”，只从历史宏观环境说明发生的必然性，似乎没有，中国也会发生这一运动一样。这一结论当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五、“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一致性

第8篇：文史论文范文

任何一件事情，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历史教学也是如此。一堂课的开始是十分重要的，要想呈现一堂高效的历史课，教师要学会在一堂课的开始就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利用课前故事设置悬念导入新课的学习。例如，在学习《伐无道，诛暴秦》时，教师可以先通过秦始皇“扫六合”、统一天下开始讲起，讲到秦始皇建立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封建强国，这时可以设置悬念。通过这样一个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故事，学生的注意力被集中了起来。通过这样的故事悬念导入新课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解决问题，这样学生的兴趣就会更为高涨，也会更加积极地去学习新的知识。注意力集中了，对课文的学习和知识的掌握自然也就更为深刻。

2.抓住时机进行历史故事讲述

教师选择的历史故事一定要和本堂课所要学习的内容相结合，在学生兴趣与好奇心最为强烈的时候推出课程的内容。在进入课堂10～20分钟之后，学生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这时教师就可以通过历史故事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证学生学习的效率；同时，对于一些理论性较强的知识和难点也可以通过历史故事来解决。例如，在进行“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讲解时，如果教师一味地进行概念的解释，只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越来越糊涂。所以教师可以结合当时我国沿海的一部分地区被外国人占领的故事对概念进行阐述，这样一来，学生容易理解，教师讲起来也更加轻松。初中历史教学往往会使学生感到乏味和单调，教师如果可以抓住时机进行一些历史故事的讲述，就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这样初中历史课堂也可以活跃起来了。

3.教师要用语言魅力再现故事

历史是一门严谨而科学的学科，教师在讲课中一字一句的差异都可能导致学生理解上的偏差。而历史故事的讲解更需要讲解者在表情、语言以及动作上的生动与熟悉，只有声情并茂，才能够将聆听者带入故事里的情景，让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教师在讲述历史故事时可以适当带有自己的个人情感，讲到历史英雄人物时可以表现出慷慨激昂的情绪，而讲到奸臣贼子时可以表现出厌恶和痛恨的情感。善恶分明，可以将学生的价值观引向正确的方向。但同时也要注意对历史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以免误导学生。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魅力将历史故事完美地呈现到课堂中，吸引学生的兴趣，同时也加深学生的印象，让学生在动人的故事里学习知识，学习道理，分明善恶美丑。

4.课末总结故事吸引学生兴趣

第9篇：文史论文范文

从概念上来说，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历史现象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其内容、形式、思潮、流派的前后相传变化的规律，同时揭示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关系；本民族发展与各民族间的关系；各时代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主要表现为三个代表性的文学史观念：一是以文学活动，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文学史关照和书写的对象，作品与作品间是无联系的；二是文学史的意义是确立经典，因此文学史写作成为社会焦点；三是文学史是人们对文学的主观描述。20世纪初期，文学史的观念才进入中国，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始（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10年出版）。文学史的观念一进入中国就因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就不得不担任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从20世纪初对古代文学的否定，对晚清文学的贬斥，对通俗文学的不接纳以及各种文学观点的争论———都是很明显的。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文学所担当的历史任务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时期发展到极致，文学演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文学的发展也脱离了文学审美本质。在这样的文学史情境下，人们看到的是纯然“客观”的对文学现象、流变和当时社会状况的描述：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文学史的分期也与政治的演变和朝代的更迭相一致；“”作家被排斥等等。在“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前，关于新的文学史观念就已经开始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陈平原和钱理群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称之为“京派”；另一个是上海学者陈思和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称之为“海派”。这两种文学史观念虽属于不同的“派别”，但是其观点、方向、目标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两派都要求打破原有文学史按历史事件和朝代更迭的划分方式，强调从整体上加以考察；都认识到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内容，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主题；注重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并将其放在文学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加以理解。除了共同之处外，两派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京派学者提倡“20世纪中国文学”，强调历史意识，强调时代的完整性，认为现代文学正是与政治紧密联系才构成了很多问题的一致性。

“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人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擅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海派学者提倡“中国新文学”，表现出更为明确的文学意识，重点在于“新”———文学意义上的整体性和鲜明的个性。陈思和说：“‘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不一样的，新文学研究应该属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它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3]从陈思和的“新文学”观点来看，更容易导出“重写”的学术要求来。但无论是京派还是海派，就“重写”工作来看，他们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即打破原来庸俗僵化的文学史写作理念，这对新时期鲁迅研究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新时期的鲁迅研究空前繁荣，除了对鲁迅生平，思想，研究，小说，杂文，散文等的研究之外，研究者主要倾向于将鲁迅研究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将鲁迅从的“神化”地位搬下来，从文学本体来研究，还原鲁迅的本真。王富仁大胆提出，研究鲁迅应“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主张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应以“思想革命”的定位来取代“政治革命”的定位，对政治主导和结论先行的研究方式给予了否定。他说:“《呐喊》和《彷徨》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凝聚点何在呢？这座雄伟艺术建筑的正面立体图像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它们首先是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的艺术记录。假若说它们是中国革命的镜子的话，它们首先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4]这种对以往鲁迅研究中的反思和批判，体现的正是这种“重写文学史”的思想意识。

二、“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