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财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关于理财论文范文

关键词:建筑企业;财务管理

1建筑企业及其财务管理特征

建筑企业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动的企业。与一般生产企业相比较,建筑企业产品具有体积庞大、整体难分、不易移动等特点,从而使建筑施工企业生产活动呈现出流动性、技术复杂性、露天高处作业等特征。建筑企业在技术及设备上的竞争优势通常具有短期性,其技术大部分已经比较成熟,而新设备的带来的竞争优势会因其普及使用逐渐消失。根据生产要素划分,建筑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劳动力构成呈现多样化。建筑企业的这些特殊性使其财务管理也有别于其他企业,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创造性满足用户的需求成为建筑企业的生存根本,建筑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也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所重视。信息化的快速进程使建筑企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这就要求建筑企业采用现代管理方法和手段,利用数字化手段来全面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企业管理的重点也由传统的物资管理转化为对人力资源和信息的管理,建筑企业的会计基本假设、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等也都在不断地改变。

2建筑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2.1缺乏良好的管理监督机制

目前各级业务主管部门对建筑企业的财务管理非常重视,并且确立了相应的财务制度,但是在规章制度的落实执行以及监督措施方面仍然有欠缺。执行力度薄弱或者不到位的现象成为建筑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难题,企业无年初预算、无计划开支、无成本控制、无费用限制、挂账不清等现象严重影响了企业财务管理的工作效率,导致建筑企业财务秩序混乱,经营质量低下。而企业的管理监督机制没有起到应用的效果,目前建筑企业的监督多来自于外部机构,例如工商、税务、银行部门等,而这些部门通常从各自的角度自行其事,不能兼顾其他,因而无法对建筑企业形成全面有效地监督。

2.2职能部门权责划分不清晰

任何企业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企业的各职能部门也应该有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职能部门权责不清现象广泛存在于建筑企业,职能部门行使职权而不愿承担责任或者部门之间职能交叉或错位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行效率和质量,也给财务管理工作带来了困难。加之有些工作人员有章不循,有法不依,有规不守使得企业的财务管理越发混乱。

2.3企业内控制度薄弱

由于建筑企业生产活动的流动性和各项目的独立性,企业的内部控制难道也高于一般生产性企业,财务内控环节也显得格外薄弱。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存货管理不善,许多建筑企业月末存货占用资金往往超过成本的两倍以上,造成资金周转不灵。二是固定资产管理混乱,建筑企业生产活动通常是分项目完成,生产过程中企业常会临时购置固定资产,而这部分资产往往缺乏相应的管理措施。三是应收账款控制不力,建筑企业由于产品生产周期较长,相应的资金回收期也相对较长,存在一定的风险。而有些企业没有制定严格的赊销政策以及有力的催收措施,加之不按规定计提坏账,导致企业应收账款成为呆账,造成企业账实不符的现象,更影响企业的资产运转和经营效益。

2.4机构设置及人员素质尚需改善

目前,我国企业财务机构设置多为金字塔型,层次繁多而效率低下,观念陈旧缺乏创新,这种形式的财务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经济发展需求,尤其是在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下,账务处理、成本核算、报表等财务管理活动均需要通过电子、网络等手段进行。传统的金字塔式机构设置不利于实现建筑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同时知识时代的到来,迫切需要更高素质的财务工作人员,以便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以及更好的运用新的知识与技术。长期以来,受传统财务制度的约束,建筑企业财务人员理财观念比较滞后,对很多财务管理理念关注不足,缺乏主动学习财务知识的积极性。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信息的竞争,企业财务人员的信息技术水平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对财务人员的职业素质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改善建筑企业财务管理的措施

3.1完善建筑企业财务管理理念

财务管理观念是指导财务管理实践的价值观。面对新经济时代多变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转变传统的财务管理观念,树立全方位的财务管理意识,以求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建筑企业必须树立利润最大化观念。获取高额利润是任何企业的根本目的,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筑企业加强对各项目成本、收益、费用、资金等作出严格的控制,并且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加强每一个生产施工过程的成本控制。其次,建筑企业要具有现金流意识。现金流相当于企业经营运行的血液,是衡量企业财产和价值的指标。现金流是企业所收到的并可用于再投资的现金,循环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现金流量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财务状况是否健康,建筑企业生产活动本身具有很强流动性,增加了企业现金流量管理的难度,更应加强对现金流量的重视程度。再次,建筑企业要树立以财务管理为中心的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是复杂多变,因此风险也越来越大,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就必须确立财务管理在整个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财务管理的预测、决策、计划、控制、考核等统领贯穿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建筑企业只有以财务管理为中心,通过控制企业资金、成本和利润,才能带动建筑企业生产经营各方面活动。最后,建筑企业要具有防范市场风险的观念。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给建筑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尤其是市场不稳定导致建筑企业生产成本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在这种条件下,企业要自负盈亏,稳定成本收益关系,必须密切关注市场,高度警惕市场的潜在风险,尤其企业的管理者和财务人员更应具有强烈的市场风险发现及防范观念。

3.2建立完整的内控制度,加强内部审计

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是会计监督工作的基本要求,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建筑企业应按照会计法的要求建立健全企业的内控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内部稽核、财产清查、内部审计、原始记录管理、岗位交接、会计档案管理、会计组织等一系列的财务制度,密切监控企业的资金、存货、应收账款、成本核算等诸多项目,降低企业管理成本,确保企业现金流健康运转,保证企业财产完整安全,促使企业经营活动高效运转,从而提高建筑企业经济效益。同时建筑企业不仅要对财务管理工作进行严格的内控管理,更要对规章制度和企业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和控制,以保证企业各项活动都能够按程序进行。实行严格的内控制度,加强建筑企业的内部审计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建立职务分离制度,即合理安排财务管理工作的各个岗位,明确各职务的权责。二是建立授权审批控制制度,明确财务相关人员的授权权限和应承担的责任范围。三是建立财务会计系统控制制度,包括企业的核算流程、财会工作规则,财会人员岗位责任制,会计部门职责、会计档案管理制度等。四是建立现金与银行存款管理制度,确保企业资金用途合理和资金数额账实相符,确保企业资金链健康运转。五是建立项目成本控制制度,建筑企业项目成本费用控制是否有效,直接影响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建筑项目施工成本通常较高,其耗用材料品种较多,除主要的钢筋、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外,还有伴随项目产生的临时设施耗费,因此企业必须要建立健全严格的材料物资管理机制,做到消耗有定额,避免不必要损耗并及回收、归整用于周转的材料,从而降低成本。

3.3提高财务人员整体素质

企业的一切活动由企业的员工完成,企业的财会制度、内控内审制度需要每一个财务人员来执行,提高财务人员素质,建立专业的财会人员队伍是保证财务工作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目前,不少建筑企业存在会计账目不清、信息失真、管理混乱现象,财务核算无法达到准确有效地标准。改变这种现象必须通过提高企业财务人员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来实现。首先,企业要对财务人员定期培训,强化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杜绝做假账行为;其次,企业要开展业务辅导,及时使财务人员掌握与企业经营活动有关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第三,提高财务人员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其掌握和运用新知识新技能、不断适应新时期财务工作的能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外部环境瞬息万变,加之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及时发现财务风险信息并做出应急对策积极防范和规避风险也应成为财务人员应有的职业技能。建筑企业的性质及其生产经营方式还要求财务人员要熟练掌握项目工程造价审核、预决算书的编制及审核、建筑材料的审价标准以及工程完工程度的测算等专项技能,以便对成本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监督。

总之,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建筑企业的财务管理对建筑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建筑企业只有充分意识到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财务管理工作,才能提高自身的财务管理水平,进而促进企业经营活动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根玲.对建筑施工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09(4):146—148.

第2篇：关于理财论文范文

从财务研究与会计研究不分，到“大会计小财务”和“大财务小会计”之争，再到财务研究与会计研究的相对独立体系建立，我国的财务研究一直是与会计研究相伴而行的。如今的财务研究，无论是财务学科建设研究、财务理论体系研究，还是财务管理实践研究，都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然而，当我们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站在财务研究整体目标的高度去评估这些成果产生的效果或影响时，所发现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忧虑和反思。近期，一些财务与会计专家学者，如魏明海、谢志华等、黄世忠、杨雄胜、陆正飞、伍中信等、李心合等都从不同视角对财务研究和会计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这对于推动财务研究和会计研究、提升财务研究和会计研究质量及水平起到了非常好的导向作用。

要提升财务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就要关注财务研究主题、财务研究类型、财务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从财务研究现状来看，一些财务研究成果存在以下问题：①财务研究主题不清晰，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偏离财务研究主题及问题；②财务研究类型偏重应用化，财务基础研究成果少；③财务研究方法过度实证化，歧视和忽视规范研究方法的作用。本文从正确处理财务“学科研究与理论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的角度，反思当前财务研究中的问题，探索提升财务研究质量的思路。

二、学科研究与理论研究

众所周知，搞好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关键。但人们往往只将学科建设问题视为教学研究问题，其实学科建设中的学科定位、学科范畴和学科发展方向等问题对于该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财务学科研究与财务理论研究密不可分，也可以说，财务学科研究本身就是重要的财务基础理论研究。要解决目前财务研究主题不清晰的问题，就必须处理好财务学科研究与财务理论研究的关系，基于财务学科定位、学科范畴和学科方向，确定财务理论研究范畴、研究主题和研究问题。

1.学科定位与理论范畴。财务学科定位涉及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一是财务学科的内涵问题，财务学科具体是指财务管理学，还是财务学，或是财务金融学？二是财务学科的归属问题，财务学科是属于管理学科门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企业管理二级学科下的财务管理，还是属于管理学科门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会计学二级学科下的财务管理，或是属于经济学科门类、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金融学二级学科下的财务管理？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观点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学术研究所鼓励的。但是针对某项具体的研究成果，关于上述问题的观点必须是明确的、协调的。即：如果将财务学科定义为财务管理学科，它的学科归属就是管理学科门类；如果将财务学科定义为财务金融学，它的学科归属就是经济学科门类。当然，在某一学科门类下，如何定位其一级学科归属和二级学科归属仍然是要有明确观点的。

财务学科的不同学科定位或学科归属，决定了财务理论研究的范畴。如果将财务学科归属于管理学科门类，则财务理论研究的基点应是管理学理论，即以如何管理好财务为财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将财务学科归属于经济学科门类，则财务理论研究的基点应是经济学理论，即以财务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使用效率提升为财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如果将财务学科定位为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科，则财务理论研究应该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进行学科交叉融通研究。可见，财务学科定位不同，财务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不同的。我们在进行财务理论研究时，应该基于明确的财务学科定位。

2.学科范畴与研究主题。财务学科的范畴受财务学科定位的制约，明确财务学科定位之后，财务学科范畴就清晰了，而财务研究的主题正是取决于财务学科范畴。例如：如果将财务学科范畴定为企业管理下的财务管理，那么财务研究显然要围绕企业财务管理或公司理财来进行，政府及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金融市场管理等则不属于财务研究的主题范畴；如果将财务学科范畴定为管理学科门类下的财务管理，则财务研究的主题范畴扩展到企业财务管理之外的政府及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如果将财务学科范畴定为财务金融学领域，则财务研究的主题范畴不仅包括企业财务、政府及非营利组织财务，而且包括金融市场学及投资学研究的主题。当然，在不同的研究主题范畴下，可进一步从不同角度确定财务研究主题。例如：从财务理论视角分类，可分为财务理论基础研究主题、财务基本理论研究主题、财务应用理论研究主题；从财务研究对象视角分类，可为分企业财务理论研究主题、政府及非营利组织财务理论研究主题、资本市场财务理论研究主题，进一步对企业财务理论研究主题进行分类，可分为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研究主题、企业财务控制理论研究主题、企业财务决策理论研究主题、集团管理控制理论研究主题；等等。财务研究主题可在财务学科范畴框架下不断细化，深入挖掘财务研究中的问题。

3.学科方向与研究问题。在明确研究主题范畴的基础上，财务理论研究的创新关键在于发现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在财务研究主题范畴非常广泛的背景下，确定科学的研究问题本身就是一道难题。通常我们应基于各学校财务学科方向、特色及优势来选择研究问题。例如：有的学校的财务学科方向是基于会计学的财务，有的是基于资本市场的财务，还有的是基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财务；有的学校的财务学科优势在于可持续发展财务，有的财务学科优势是跨国公司财务，还有的财务学科优势是非营利组织财务；等等。研究问题的选择应符合各自的财务学科方向，突出其学科优势和特色。

关于研究问题的类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科学问题属性分类资助导向中明确了四种科学问题：一是鼓励探索、突出原创；二是聚焦前沿、独辟蹊径；三是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四是共性导向、交叉融通。这四种科学问题属性分类对学术研究问题导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四类科学问题实质上也是学术创新的四种路径。当前财务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归因于没有很好地解决这四类问题，特别是在突出原创和交叉融通方面的成果很少。因此，财务研究科学问题导向可以此为依据，以财务研究的原创问题、前沿问题、需求牵引问题和交叉融通问题为选题方向，应特别重视根植于中国的财务原创问题研究，针对我国财务学科内涵与定位复杂的特点，突出共性导向，加强学科交叉融通研究。

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学术研究的类型通常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综合研究。不同的研究类型各有其研究目标、研究重点以及研究价值，应当协同发展。但当某种类型的研究过多，而另一种类型的研究过少时，可能需要引起注意。例如，当前的财务研究大部分是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比较薄弱，一些综合研究实质上也是以应用研究为主，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不利于财务理论创新，特别是不利于原创理论成果的产生。财务基础研究的重点是解决财务理论基础和财务基本理论问题，财务应用研究的重点是财务应用理论和财务影响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可为应用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支撑，应用研究可为基础研究提供需求导向。

1.理论基础与基本理论。基础研究通常涉及理论基础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财务基本理论研究通常涉及财务的内涵、本质、对象、目标、内容、职能等关于财务本身的基本问题，以及基于财务内容的资产组合理论、资本结构理论、股利分配理论等。财务理论基础则是指支撑财务基本理论的更深层次的相关学科理论，如有的财务理论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基础，有的是基于管理学理论基础，有的是基于法学理论基础，有的是基于社会学理论基础，还有的是基于数学理论基础。财务基础研究中的财务理论基础研究非常重要，通常财务学派的产生往往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当前财务研究中研究主题不清晰、研究问题不科学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都可从其理论基础薄弱方面找到原因。特别是我国目前财务学科定位及范畴并不统一，基于学科交融进行理论基础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

财务创新的根本是财务基本理论创新。在明确了财务理论基础与财务基本理论的关系后，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或多学科交融的理论基础进行财务内涵、财务主体、财务本质、财务对象、财务目标、财务内容、财务职能等基本理论研究都可能取得创新成果。特别是在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基于数字经济创新财务基本理论，如何基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根植于中国的财务基本理论和国有资本经营管理理论，如何基于智能会计理论发展创新智能财务基本理论，是当代财务理论研究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

2.基本理论与应用理论。应当指出，财务学术研究中的应用研究并不是财务实践中的解决方案，它实际上仍是理论研究。目前大量的财务学术研究成果属于应用研究范畴，例如：有的是宏观领域的财务应用问题研究，有的是微观领域的财务应用问题研究；有的是投资领域的财务应用研究，有的是筹资领域的财务应用研究，有的是分配领域的财务应用研究，有的是经营管理领域的财务应用研究；有的是对影响财务的因素进行研究，有的是对财务决策的后果进行研究；等等。虽然目前财务研究有大量的应用研究成果，但为什么进行财务应用研究，财务应用研究是否取得了应有的成效，这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答。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财务应用研究不仅仅要论证与检验财务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财务应用研究，发现与解决财务理论问题，进而从财务应用理论视角反思财务基本理论、完善财务基本理论、创新财务基本理论。财务应用理论研究虽然是基于某种现实需求牵引，但其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放在创新财务基本理论的范畴。这样的财务应用研究才真正符合财务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

3.基本理论与影响理论。目前财务研究中影响理论研究盛行。财务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包括宏观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对财务管理的影响研究，公司治理对财务管理的影响研究，公司管理对财务管理的影响研究等；财务管理的影响后果研究包括财务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财务管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财务管理、财务治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财务管理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等。这些财务影响理论的成果表面上看研究视角宽广，财务影响范畴涉及领域众多，似乎对提升财务管理的地位及作用范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换一个角度来看，目前许多财务影响理论研究的重心实际上并没有放在财务本身上，而是放到了影响因素和影响后果上，实质上是提升了宏观经济、公司治理等的功能作用，并没有基于影响因素和影响后果来论证、完善和创新财务基本理论。

因此，在财务应用研究中，必须将财务影响理论研究的重心归位到财务基本理论研究上，使财务影响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到财务理论创新上。一方面，通过财务影响因素理论研究，从多因素视角完善、创新财务资源配置和使用机理；另一方面，通过财务影响后果理论研究，从不同后果角度完善、创新财务管理功能和内容。以基于会计学的财务管理为例，当我们研究会计信息对财务决策和管理控制的影响时，应将研究重心放到基于目前的会计信息，探索财务管理应该如何改革与创新上，应思考我们的财务管理是否真正充分有效地使用会计信息进行了管理，而不是一方面论述会计对财务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财务管理教材和研究中却很难看到利用会计报告进行财务管理的成果。

四、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学术研究中的研究方法通常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规范研究可进一步分为规范分析研究、分析式研究、文献研究等；实证研究可进一步分为文档研究、案例研究、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实验研究等。研究方法是为研究主题及研究问题服务的，一项研究可能用到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当前财务研究中应用的研究方法与其他经济研究和管理研究中应用的研究方法类似，偏重实证研究，轻视规范研究，严重影响了财务研究的质量，上文探讨的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研究方法的影响。因此，正确理解与处理各种研究方法的关系，对于提升学术研究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1.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一项学术研究成果必然要有论点和论据。研究论点通常是通过规范分析方法提出的，研究论据则可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式研究、文档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进行论证。因此，通过规范分析提出论点是所有研究必然采用的方法，也是使用其他论据检验方法的前提。一项研究成果可以是纯规范研究，即用规范分析提出论点，用分析式方法或文献研究方法形成论据，但所有实证研究的前提都是用规范分析方法提出论点。如果没有运用规范分析方法进行好的理论分析与提出研究假设，那么再科学严谨的实证检验都没有太大意义。实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仅仅是指模型及检验的科学性，还应包括规范分析提出论点假设的科学性，而后者正是目前财务研究中所忽视的、关键的问题所在。

2.实证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财务学术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方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实证研究方法中不是仅有文档研究，还有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本文统称为“实践研究”）。财务研究的科学问题往往来自于实践，而不同的问题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都各不相同，文档研究通常采用的大样本数据往往难以准确反映所研究问题的特质，而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等实践研究方法则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和检验所研究的主题和问题。因此，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时，应根据所研究的主题和问题，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应当鼓励实践研究方法的运用。当然，实践研究过程中的调研访谈等涉及许多方面的协调，研究难度大、工作量大、时间长，这些都是相较于一些“短平快”研究方法的“劣势”。但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不鼓励这种根植于实践的研究，不能从中国特色实践中研究中国特色财务问题，则很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财务研究成果。

3.实践研究与文献研究的关系。好的研究主题及科学问题通常来源于文献研究和实践研究。实践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实践去检验问题、发现问题并提出需求导向，文献研究的重点则是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问题、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目前我国关于财务研究的著作、教材、期刊、项目等都有许多，每年的财务研究成果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但缺乏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文献研究，没能及时将财务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类梳理，没能及时总结财务研究成果对财务理论基础、财务基本理论和财务应用理论的创新贡献，以及财务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方向。因此，在财务学术研究中应该鼓励文献研究，以发挥文献研究对规范研究中规范分析研究的基础作用，发挥文献研究对文档研究中理论分析的机理作用，发挥文献研究对实践研究的引导作用。

第3篇：关于理财论文范文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企业总数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数量迅速增长，公司财务涌现出很多新问题，但公司财务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同时，西方的公司财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独特的情景。进而，互联网和大数据也给公司财务理论带来诸多新的挑战。本文应用文献分析方法，回顾公司财务研究的历史进程，探讨公司财务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我国公司财务研究的制度背景。研究指出国家金融和财税等体制的改革，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互联网技术革命、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国际化等的进展，给我国公司财务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难题，同时也带来创新研究的机遇。

作者：吴世农

关键词公司财务；研究进展；研究趋势

引言

公司财务，又称为公司金融（CorporateFinance），早年称为财务管理（FinancialManagement），是工商管理学科中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公司财务研究始于1897年，迄今已有121年的历史。在工商管理诸多学科中，公司财务或公司金融的研究始终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密切相关，是最具活力和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其间至少有11位相关学者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纵观研究历史进程，公司财务的研究重点从研究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转向研究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与外部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经典的财务管理研究框架向现代的财务管理研究框架发展，从静态的财务管理研究向动态的财务管理研究发展，从单学科、纯财务管理问题的研究向多学科交融、复合式财务管理问题的研究发展。

一、公司财务研究的历史

从学科起源看，公司财务源于会计，后又独立于会计。现在，其既与会计学科密不可分，又与金融学科密切相关。从公司财务的发展历史来看，其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形成阶段（1897-1930年）。此时的公司财务一方面研究财务指标体系及其分析方法，探讨财务指标的设计、计算及其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研究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主要特征。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1897年纽约会计师格林撰写出版的第一部《财务管理》著作和190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博士研究生路易斯巴奇利尔探讨期货市场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然而，此时公司财务的研究与金融市场的研究并未融合在一起，公司财务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根据公司财务报表信息对公司的成本—效益进行计算、分析与评价。

二是传统研究阶段（1930-1950年）。此时公司财务研究主要是探讨基于货币时间价值的各类估值模型，探讨财务信息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标志性的成果是1938年威廉的《估值理论》以及后期以威廉—高登股利贴现模型为中心的一系列估值模型。

三是现代研究阶段（1950-1975年）。这一时期的公司财务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尝试基于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来研究财务和经营信息与证券价格或企业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资本成本理论”（TheoryofCostofCapital）、负债和分红等“财务政策理论”(TheoryofFinancialPolicy)方面取得原创性和突破性进展。1950年哈利马克维斯的投资组合理论；[1]1958、1963、1965年MM的资本结构理论；[2，3]1963、1964年威廉.夏普基于马克维斯投资组合理论和托宾的资金分离定理推导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4，5]1965、1970、1976年尤金法玛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6，7]1972年及其后布莱克、舒尔茨和莫顿提出的期权定价模型（OPM），[8-10]1976年罗斯提出的套利定价模型（APT），[11]都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研究成果。1985年MM理论中的莫迪格里安尼、1990年马克维斯、夏普和MM理论中的米勒、1997年舒尔茨和莫顿、2013年法玛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总之，此时的公司财务研究不再把财务管理简单地视为企业的内部“成本—效益”管理，而是将公司财务的研究重心放在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及经营和财务管理决策与资本市场证券价格（值）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问题上，并形成了一个完整和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

围绕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目标，首先必须解决资本成本这一核心问题。而各类资本的成本中，权益资本的成本是个难题。因此，围绕权益资本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资本资产的估值和定价理论与模型。从威廉—高登的股利贴现模型等发展到CAPM和APT，以及此后的OPM。但是，不同于传统的股利贴现模型，CAPM及其此后的定价模型建立在投资组合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套利定价理论的基础上。紧接着，在基本解决了权益资本成本或资本资产定价之后，即可逐一探讨负债、分红（在理论上，股权融资可视为“逆向分红”）、投资、营运资本等财务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收购兼并、跨国公司理财、行为财务、财务报表及其信息含量分析等属于公司财务的一些研究专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财务研究离不开资本市场。当企业在市场上发行证券，投资者投资证券，就形成了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等。在金融市场上，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其收益和风险。在金融市场方面形成三个重要的研究专题：一是投资收益、风险以及估值的研究；二是各种基金层出不穷，形成了对共同投资基金和分析师行为等的研究；三是各类金融市场特征和行为的研究。正因如此，后人常将公司财务称为公司金融。

四是后现代研究阶段（1975-2000年）。在这一阶段，公司财务经典的理论研究框架已经臻于“完美”，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突破。一方面，公司财务的研究继续深化探索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和谜题，包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深化与完善，以及资本结构之谜（ThePuzzleofCapitalStructure）、[2，3，12-22]股利政策之谜（ThePuzzleofDividendPolicy）[13，23-30]和现金持有之谜（ThePuzzleofCashHoldings）[19，31-38]等难题的探索。1976年，罗斯提出“套利定价理论”（APT）。[11]1988年坎贝尔等发表“股票价格、盈利和预期股利”一文，[24]在应用1871-1986年美国股市的综合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后指出，企业实际盈利的长期历史均值是未来实际股利现值的优良估计。1993年法玛等提出了著名的“三因素定价模型”[39]等。另一方面，公司财务与其他学科交叉与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流之一。1976年詹森等发表了著名的《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一文，[40]阐述了以及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问题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探讨动态资本结构。[12]1985年德邦等发表《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41]将心理偏差引入股票投资决策问题。继1997年SV的《公司治理调查》一文发表后，1998年LaPorta等发表了《法与金融》和《投资者保护和公司治理》，[37，42]先后阐述了法律与金融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2000年后出现了《迎合股利政策》。[23]由此可见，理论、公司治理、心理偏差和投资者法律保护等与公司财务之间的关系成为热点研究问题。席勒在2013年、塞勒在2017年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2013年法码、拉尔斯汉森和席勒三人获奖的主要理由还在于他们在资本和资产价格的实证研究和长期价格走势预测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而使得席勒名声大振的却是他的《非理性繁荣》一书。[43]在这一时期，公司财务的交叉融合研究具有三个明显的形态：一是公司财务与会计、审计、资本市场及金融市场（投资）的融合，四者的研究范式和关注的问题具有趋同现象，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二是公司财务与工商管理学科中各专业研究方向如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物流供应链、商业模式和企业战略等之间的交叉及互动研究，[36，44-46]探讨公司财务与上述管理问题之间的关系。三是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互动研究，探索公司财务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及文化和网络技术等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20年，我国学者一方面立足本土，结合国情，另一方面紧跟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要特征和规律。在资本结构、[47-53]分红政策、[54-59]现金持有、[60-63]行为金融和行为财务、[57，64-68]公司内外部治理与公司财务、[47，56，57，60，69-74]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51，75-77]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52，78-80]收购兼并、[68，81-84]技术创新与公司财务、[85]业绩评价与高管薪酬、[71，86-88]宏观经济与公司财务[82]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为中国本土的公司财务理论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此外，最近十年来，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及其公司财务问题如负债、[89-91]现金持有、[32，33，92]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90-93]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94，95]等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总体上看，此间有关我国公司财务的研究具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引入公司治理，探索中国独特治理环境下的公司财务问题，即公司的内部和外部治理因素如何影响公司的财务绩效和财务行为；二是引入心理行为，探索心理和行为偏差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管理者和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

二、公司财务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2000年之后，公司财务的研究形成了内外交叉融合研究的新特征、新框架和新范式。

一是公司财务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研究涉及政治体制、法律法规、金融制度等如何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和公司各类财务政策，制度因素与宏微观经济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1964年拉夫纳萨奈尔就在《美国行为科学家》发表了《经济发展与官僚腐败》一文，探讨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政治因素或政治关联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从研究趋势看，公司财务的研究沿着其与关系、公司治理、产权结构、法律制度、政治体制等制度因素的关系一路拓展和深化，但研究成果多元且易变，具有典型的制度情景依赖特征，迄今仍然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深化研究。

二是公司财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前AFA主席、著名财务学家Zingales在2015年指出：“文化这一创新性的元素开始走进财务学的研究视野，为财务学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机会。”财务学顶尖期刊JFE甚至在2015年7月第117卷专门出版了一期有关财务与文化主题的特刊。由此可见，财务与文化的交叉研究是近年来财务学的一个新的趋势和研究热点。总的来看，有关公司财务与文化的研究，最近几年主要从国家伦理道德、宗教、地域及习俗和社会资本四个维度展开研究，且方兴未艾。

三是公司财务与行为偏差的关系研究仍然在延续，从行为经济的研究到行为金融的研究，再到行为财务的研究，人类的心理偏差对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市场走势和企业管理决策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但是，行为金融和行为财务有所不同。行为金融通过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侧重研究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投资者行为，例如投资者的过度反应、反应不足等；行为财务不仅通过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而且通过企业管理者的决策，侧重研究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例如管理者在收购兼并决策中的过度乐观和过度自信、股利政策中的迎合行为、负债政策中的过度负债以及投资决策中的过度投资等。

四是互联网、大数据与公司财务之间关系的研究亟待拓展。互联网技术既改变了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改变了企业信息的披露方式、传播途径、传播速度、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度，从而改变了管理者、投资者和监管者的决策行为；同时，大数据的有效性、偏差性和复杂性并存，对公司财务和金融市场的深刻影响更为复杂，作用更加多元。这一方面推动了企业和金融市场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另一方面对传统的会计、审计、财务和金融理论提出新的挑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方面仍然是一个“相对的空白”。《Nature》和《Science》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专刊探讨大数据的特征、面临挑战与应用前景。拉泽等在2014年提出了两种可能导致社交媒体大数据出现偏差的原因[96]：一是“蓝队偏差”（BlueTeamDynamics），指服务提供商自身为了商业利益改变数据算法而导致的偏差，也可称为“数据算法偏差”。例如，谷歌的“搜索推荐”就可能导致某类关键词搜索量的提高，因百度搜索竞价服务所导致的“魏则西就医事件”均属于典型的算法偏差；二是“红队偏差”（RedTeamDynamics），指生产数据的用户（即大数据研究者的被试）为了特定目的而尝试操纵数据的生成过程，也可称为“数据生成偏差”。拉泽等指出，类似的手段也可能在以推特和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中用来传播关于股价和股市的谣言，从而达到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但这一推测目前还没有被经验数据所检验。尽管如此，国内外已有研究证实，大数据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从而影响股票的投资收益。在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对大数据的精确性、非抽样误差、循环使用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开始关注社交媒体的股票大数据的偏差性及其对股票收益的影响。[76]

五是公司财务的研究中存在一个理论脱离实际的明显“短板”。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但在研究其影响因素时，总是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逐一或分别探讨资本结构、利润分配、股权融资、资产配置和投资、营运资本以及现金管理这六大财务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很少开展多个财务政策的联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目前的文献检索发现，比较多的是两个财务政策联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这与现实中的企业财务管理场景和面临的决策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为企业实际的财务管理决策过程中，负债会影响投资，投资会影响负债；负债会影响分红，分红会影响负债；负债和分红会影响股权融资，从而影响投资扩张和营运资本增减，而投资扩张和营运资本增减反过来会影响负债和分红，从而影响增资扩股，反之亦然，如此等等。这是公司财务理论研究中比较致命的一大缺陷。

三、中国情景及公司财务研究展望

目前，中国在管理科学领域，尤其是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从管理科学领域来看，2004年中国管理科学WoS论文数量仅为682篇，2013年增长至5288篇，增长了6.8倍。从国际排名来看，中国管理科学的世界排名从2004年的第11位跃升到2013年的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进步了8个位次。除了论文的数量，论文的被引程度也是衡量研究质量的重要因素。2009-2013年，中国在管理科学领域的论文以7.4%的数量份额获得了全球8.5%的引文份额和11%的高被引论文份额，表明中国以相对较少的论文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文。管理科学中的工商管理学科，是近十年来进步最为迅猛的学科之一，2009-2013年，工商管理的论文、引文、高被引论文排名分别比2004-2008年进步了10、8、6个位次。同时，在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从1995-2016年中国学者发表于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6本或9本①顶级期刊（TOP6orTOP9）的论文数量看，共有40篇于TOP6的期刊，有68篇于TOP9的期刊，且近十年来的数量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②

然而，我们仍需注意到，目前工商管理学科特别是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的学术研究仍由西方国家主导。对管理学顶级期刊（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发文来源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不少发表的亚洲问题研究仅仅是简单套用西方管理理论，并未提出亚洲独特管理情境下的新理论。著名学者Barkema等人在2015年呼吁，研究者们应提出更多基于东方独特管理情境、能够解决重大社会需求的创新理论及学术架构。提出基于亚洲乃至中国独特情境的创新性理论，首先要理解亚洲与西方国家的关键区别。Barkema等人指出，将亚洲与西方国家所区分的是其特有的制度环境、哲学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哲学理念与文化价值观是各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群体性认知与思想观念，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否则难以解释近年来亚洲，尤其是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具有独特的制度、经济、人口和文化等情境。第一，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8705.4万户，其中，企业2596.1万户，个体工商户5930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79.4万户。因企业类型多，其财务管理问题多元且复杂。第二，中国的资本市场虽只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无论从上市公司数量、公司市值或股票交易额看，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截至2016年底，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总计3047家，股票总市值高达50.77万亿元，股票年成交金额约为127.77万亿元。同时，自2004年6月25日创立中小板市场以来，上市公司已超过822家，市值超过98万亿元。自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市场成立以来，上市公司已超过570家，市值超过5万亿元。此外，在新三板挂牌交易的公司超过10163家。从债券市场看，截至2016年底，国债发行额超过5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额超过6万亿元。第三，在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和资本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围绕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等丑闻不断出现。根据国泰君安数据库显示，1994年1月至2017年7月，我国政府处罚会计造假、会计处理不当、市场交易违规、信息披露违规等事件4780次，涉及1759家公司。其中，会计造假906件，会计处理不当112件，市场违规8657件，违规披露2194起，其他711起。根据中国证监会资料显示，2010-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各类违规违法案件高达3631件。其中，虚假陈述、虚构利润、虚构资产、披露不实、违规买卖股票、内幕交易、操纵股价、欺诈上市等严重和较严重事件共计1387起。第四，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技术和应用迅猛发展，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用户数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近十年来，网民规模增长了4.3倍，互联网普及率增长了4倍。其中，手机网民用户数近7亿，占总网民人数的95.1%。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用户大国。第五，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宏观体制和治理机制的调整和金融及税收体制改革，引发宏观政策的调整。在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高增长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推进。凡此种种，对公司财务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情境之所以独特，在于其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和制度依赖性等特征。这对于公司财务的研究，既是困难与挑战，更是难得的研究机遇和创新机会，也使得公司财务的研究不仅具有科学探索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着立足国情，面向世界，探索前沿课题的思路，本文提炼出未来我国公司财务领域的16个重要研究方向或研究课题：互联网时代的公司财务行为和决策研究；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行为研究；制度和文化与公司财务行为研究；企业商业模式、财务特征和财务政策研究；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及财务理论的关系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治理、财务特征和财务政策研究；收购兼并、公司治理和绩效评价研究；风险投资、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互动关系研究；股利政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动态资本结构及其关键问题研究；债券市场与公司财务行为研究；资本市场行为与公司财务决策交互关系研究；现金持有和超额现金持有的一般影响因素和结构性影响因素研究；行为偏差与行为财务研究；公司财务绩效、公司治理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宏观经济与公司财务关系研究等。开展这些课题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司财务理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Markowitz，H.M..PortfolioSelection.JournalofFinance，1952，7(1)：77-91.

第4篇：关于理财论文范文

【关键词】财务治理；财务管理学；财权配置；财务文化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超级秘书网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申书海，李连清.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会计研究，2006，（10）.

[2]伍中信.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会计研究，2005，（10）.

[3]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林钟高，王锴，章铁生.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第5篇：关于理财论文范文

近年来,面对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发生的金融欺诈和财务丑闻事件,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分析和讨论,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欺诈行为的产生,现行的制约体制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这些欺诈行为的发生,以及应当如何改革现行的治理体制等问题。在国内,转型经济的中国企业面临许多问题,如决策效率低下,激励不足,约束不力,服务质量跟不上,服务水平欠佳,公司竞争力低下等。同时,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愈演愈烈,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危害之大令人担忧。以上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其内在原因在于经济转轨时期我国企业自身财务治理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孤立地解决某一方面问题很难达到理想效果。因此,为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以适应市场环境而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对企业的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等加以综合研究,提出全面解决方案。

对于公司财务治理的研究,目前国外学术界还没有建立一个系统明确的框架体系。我国学者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缺乏从公司财务、公司治理、企业理论等多角度进行复合型研究;对于财务治理机制、财务治理手段、财务治理协同等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缺乏对企业财务治理的实证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不高,对企业实践缺乏有效指导。笔者认为,对于财务治理的研究,有必要在借鉴西方公司治理和财务理论的基础上,从我国的资本市场实际出发,构建一套符合国情的、系统而规范的财务治理理论框架及公司财务治理模型。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开展财务治理与公司业绩及公司治理效率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开展公司治理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实证研究。

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企业财务治理机制着手,提出较为完整的财务治理机制理论,并对财务治理进行初步的实证研究与框架设计,希望能对财务治理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有所益处。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财务治理的研究西方理论界尚未就此形成专项研究。西方财务治理的研究主要散见在企业理论、公司治理、资本结构等研究中。

1.理论框架下的财务治理研究

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 1976)认为,资本结构是由成本所决定,即源自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矛盾。关于债券的治理效益,他们从成本的角度认为:一是债券持有人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导致机会财富损失;二是债券持有人或债权人通过一些限制性条款,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三是因债务的存在而产生的破产和重组成本。迈尔斯(Myers ,1977)具体论述了破产的成本,他认为资产负债率高的公司容易破产,因而容易放弃价值增值的项目。戴蒙德(Diamond,1989)分析了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中声誉机制的关系后指出,由于债务产生破产威胁,可能损害公司和经理的声誉,经理倾向于选择项目成功可能性最大化,以保证债务清偿,而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格罗斯曼与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8)针对债务的作用建立了一个模型,他们认为,如果管理层在债务合约方面有违约行为的话,就应剥夺其控制权,破产的威胁使得这种期望达到的动机效应得以实现。法玛(Fama,1985)认为,债务对企业经理的约束作用也来自于银行的监督和严厉的债务条款,最基本的条款就是按时偿债,另外还有对企业和企业经理的行为限制等。债权人,尤其是主要债权人,专业化的监督可以减少股东的监督工作,并使监督更有效。阿洪和博尔顿(Aghion and Bolton,1992)从剩余控制权配置的角度说明了负债对成本的影响。E・伯格洛夫(Eric Berglof,1990)应用不完全契约框架的分析方法,将债务偿还计划看作是一个债权人所能想到的所有违约形式的函数,作为治理机制的债务具有很多的作用。哈特(Hart,1998)指出,在股权分散的现代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中,由于小股东在对企业的监督中搭便车,从而会引起股权约束不严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但适度负债就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因为负债的破产机制对企业经理带来了新的约束。

理论关于财务治理的观点主要是从成本的角度研究了股权和债券的财务治理作用。

2.交易成本理论下的财务治理研究

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8)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分析了股权与债权两种融资方式的治理效率。威廉姆森认为是采用债权还是股权来进行项目融资取决于项目资产的本质特性,如果资产具有可重新配置的属性则应选择债权,因为在违约的情况下还可以收回一些有价值的资产。反之,如果资产具有很高的专用性,则最好是由管理层借助股权融资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权特性来管理这些资产。因此,这种资本结构观点考虑的是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在治理方面的特性以及为了成功运作特定融资项目所需要采用的治理方式。

3.公司治理视角下的财务治理研究

1992年,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Cadbury,1992)报告在英国产生。该报告由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员会起草并。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因素》(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报告注重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角色,尤其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建立与发展,影响深远。1999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强化各国公司治理颁布了《公司治理原则》,提出保障股东权利、公平对待股东、尊重利益相关者的地位、提升信息披露透明度以及强化董事会职责等5项原则,并于2004年对其进行了修订,提出公司治理框架应当建立透明、有效的市场,遵循法治原则,明确规定不同的监督、管理及执行权力之间的责任划分,进一步明确和优化了组织内部权力分配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西方学者侧重从财务视角对公司治理和财务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但尚未提出公司财务治理的概念并形成财务治理理论体系,仅是在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不断融合的趋势影响下,从新财务思想对资本结构的非数量性研究,从资本结构的成本理论、资本结构的信号模型理论及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等角度按照公司治理范式对公司财务治理进行研究。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财务治理研究主要是在公司治理的基础上,从财权的角度来定义和研究财务治理,包括对财务治理内涵、财务治理目标及财权配置等内容的研究。

1. 财务治理内涵

国内学术界对此研究比较独立和深入,本文试从不同维度归纳为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1)制度安排观。制度安排观强调的是构建一种利益相关者间责权利的有效制衡体系,认为财务治理的制度性安排体现了各利益相关者间责、权、利的合理有效制衡(林钟高、叶德刚,2003;衣龙新,2004;油晓峰,2004;杨淑娥,2006)。(2)财权配置观。该观点认为公司财务治理是一种企业财权安排机制,由此来实现企业内部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就是财权的配置(伍中信,2005)。(3)财权控制观。这种观点强调在财权配置基础上以财权为治理对象,主要指财务控制权,它是取得财务收益权的基础和保证,通过财权控制以有效实现公司财务治理(蔡刚、干胜道,2007)。(4)子系统观。该观点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子系统,从属并取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黄菊波,杨小舟,2003)。(5)管理体制观。(饶晓秋,2003)认为,财务治理是在公司制条件下,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在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等方面划分权限,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6)结构观。(龚洪文,2002)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研究的是公司财务活动的制度安排问题。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财务治理的涵义,但尚未集合体现财权及配置、利益相关者、财权配置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机制这几项基本要素。

笔者认为,财务治理强调以财权为治理对象,以财务契约为工具,通过各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制度安排及激励与约束机制来达到维护利益相关者根本利益的一种管理方式(静态)和管理活动(动态),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子系统的研究假设。其中,核心要素是财权、利益相关者间的制度安排以及通过财务契约的静态管理方式和动态管理过程。而财务管理是指客观存在的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是一种价值管理,是公司管理的中心,是一种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运行机制,是关于资金的筹集、投放和分配的管理实践活动。财务管理理论的核心是资金,是通过资金配置(即资源配置)来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

2. 财务治理目标

国内学术界关于财务治理目标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1)主体目标说。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目标就是财务治理主体的目标。由于财务治理主体呈多元性,因此财务治理目标也是多元的。张敦力(2002)认为,财务治理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2)制衡说。姚晓民、何存花(2003)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3)机制说。衣龙新(2004)认为,财务治理目标指形成科学合理的财务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

上述观点分别从利益相关者个体、企业和谐可持续发展及公司财务治理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的一致性角度,强调需要妥善协调好利益相关者各方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以使各方利益最大化。财务治理目标是通过合理的财权配置,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妥善解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为实现企业目标奠定基础。

3.财权配置

财权配置强调企业财权在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分配,以发挥企业财权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既是企业所有权配置的核心内容,也是企业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核心。财权在公司治理中是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力,而财权配置可以说是公司治理的“纲”。(李连华,2002)。关于财权配置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伍中信等(2006)认为,财权配置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主要体现为原始产权主体与法人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林钟高、叶德刚(2003)从“所有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角度提出了所有权同财务治理结构的权力配置和企业内部剩余控制权的配置问题,强调要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边界并形成其各自之间的权力制衡。张栋、杨淑娥(2005)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均应对企业有财务利益要求。同时,他们引入相机治理机制理论强调在财权配置过程中需要发挥必要的制衡作用。

笔者认为,谢志华、汤谷良教授提出的财务分层理论为财权配置的研究提供了框架。从所有者、经营者和财务经理分权管理为核心的财务分层理论可以看出,企业财权配置本质上就是所有者、经营者和财务经理之间对财权的分享,在授权与控制均衡下实现组织效率的最优。

三、研究框架

随着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财务治理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从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来看,财务治理研究目前还处在一个萌芽期,相关理论和方法迫切需要完善和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将从财务治理理论体系出发,研究财务治理的概念内涵、财务治理的结构、财务治理的运行以及财务治理的评价。

本文的研究分为以下4个部分(如图1所示):

(一)财务治理的基本理论研究

财务治理的基本理论必须建立在产权理论、企业理论,特别是公司治理和财务理论上。从某些方面来看,财务治理理论可以看成是这些理论的交叉理论,通过这些理论来解释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再通过企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炼出新的理论,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实际。财务治理的基本理论就是通过对企业的实际现象(问题)的归纳与相关理论的演绎提炼出新的治理理论,它包括财务治理的概念及内涵、财务治理的主体、对象、目标,以及财务治理的原则和治理方法。通过对学者们不同观点的的评析,从整体和逻辑角度构建起财务治理基本理论体系。

(二)财务治理的结构研究

财务治理本质上是财权的配置(伍中信,1998),企业财权主要在股东、经营者和财务部门分享(汤谷良,1997)。在财务治理中,需要配置的“企业财权”主要包括财务收益分配权、财务决策权和财务监控权。企业财权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财务决策权是否得以合理授权与分配。以财务决策权配置为主线,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3层次授权、分权的配置格局,财权在企业内部具体配置,形成了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为主体的企业基本财务组织结构安排。所以研究财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成为财务治理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财务治理的效果。

(三)财务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

设计、形成有效的财务治理运行机制,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适度的调节和控制,是财务治理追求的目标和主要内容之一。财务治理机制是企业财权基本配置框架下,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能够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规范的机制。财务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财务约束机制3个方面以及保障这3个机制有效运行的信息与沟通机制。

(四)财务治理的效果及评价体系研究

财务治理的效果分析是对财务治理结构设计与运行机制有效性的评价,通过对财务治理的评价实现财务治理的持续改进和完善。同时通过对财务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企业价值方面的实证分析,进一步深化对财务治理的研究。可进行实证研究的领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企业影响财务治理结构及运行的因素;二是不同治理模式效率的比较研究;三是财务治理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实证研究。

四、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部分研究设计与方法

在理论研究方面,采用实地调研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调查企业的实际,调查的信息主要包括:

1.行业状况、法律环境与监管环境以及其他外部因素;

2.被调查单位的性质,包括:所有权结构、治理结构、组织结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等;

3.被调查单位的目标、战略以及相关经营风险;

4.被调查单位的财务体系、内部控制及运行;

5.被调查单位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

通过调查了解财务治理在企业中的治理机制及相关环境,发现企业财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再通过定性分析,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加工,在现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完善财务治理的相关内涵和理论,更好地指导企业实践。

(二)实证部分研究设计与方法

1.实证研究选题

目前,国内外有关财务治理的实证研究只是零散的出现在公司治理及资本结构的研究中。所以,本文在此试图作一些尝试,对财务治理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一方面丰富财务治理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理论与假设

从财务治理运行机制来看,财务治理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及为这3个机制提供保障的信息与沟通机制,如图2所示。

(1)决策机制

决策机制主要体现在股东、董事会及管理者在财权配置的基础上进行财务决策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Berle&Means(1932)发表了《现代企业与私有产权》一书,明确提出,股权集中与企业业绩存在正的线性相关关系,原因在于股权分散导致“搭便车”难题,从而造成对管理者的监督困难。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与“产权主体缺失”并存,所以在我国,股东的一些权利实际上让渡到董事会手中,而董事会成员的持股比例无疑影响到财务治理与公司价值。

H1: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成正比

(2)激励机制

财务激励机制利用有效财务激励手段,协调企业财务主体之间权益关系,激发各主体参与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达到提高企业价值目标的一种机制。财务激励机制是财务治理动力所在,是促使财务治理主体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调节装置,对财务治理机制整体效应具有重要影响。Brian G.M.Main & Alistair Bruce & Trevor Buck(1996)研究发现,股票期权使管理层收入和公司业绩之间具有统计和经验上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是一种典型的激励机制,它能有效降低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H2:股权激励实施与企业价值成正相关关系

H3:经理人持股与企业价值成正比

(3)约束机制

美国研究舞弊的会计学家Albecht(1995)认为导致舞弊的因素主要有3种:机会、压力和借口,三者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三角形的框架。财务约束机制表现为股东、董事会及管理部门之间的制衡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约束机制越完善、执行力度越到位,企业风险管理能力就越强。Dalton(1998)认为外部董事主导的董事会可以更有效地履行其监管职责并做出相应决策。Salmon(1993)指出董事会的责任就是对公司战略制定、评价及对高管层的监督等,独立董事由于其独立性,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利益瓜葛较小,有信心和能力对经理人员的行为进行辩驳,由此董事会的职责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H4: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例越大,企业的价值越大

H5:审计委员会功能越完善,监督能力越强,企业价值越大

(4)信息与沟通

信息与沟通是财务治理发挥治理作用的基础,是财务治理运行的保障,信息的质量和披露与沟通方式对企业价值影响巨大。在目前的研究中衡量信息与沟通直接的量化指标很难找,只能找一些替代指标,如董事会治理会议的次数,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独立董事与公司办公地点是否在同一个城市等。

H6:董事会治理会议越多,信息的沟通越充分,企业价值越大

H7:总经理由董事长兼任,独立董事与办公地点在同一城市对企业价值越有帮助

3.研究设计思路

(1)企业价值。作为企业价值衡量指标之一的托宾Q 值,得到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托宾Q 值反映的是企业的相对价值,是企业价值高低的一种衡量方式。因此,托宾Q 值在检验影响企业价值因素时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Mak、Kusnadi计算托宾Q值的方法,即:

托宾Q值=(负债账面价值+ 净资产市场价值)/总资产账面价值

=(负债账面价值+ 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数×公司年末前7 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值+ 非流通股数×每股净资产)/总资产账面价值

(2)其他主要解释变量。股权激励实施(STKRD)、外部监督(AUD)、董事会主席与CEO 两职分离(SEPA),办公地点在同一城市(LOCS),采用虚拟变量。董事会成员持股比率(BDDL)表示董事会所有成员持股该公司比率之和,经理人持股(EDDL)用总经理持股比率表示,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率(INDOR),董事会治理会议(BCONV)用董事会会议次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3)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结果,本文控制了对企业价值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包括企业规模(LnSize)、资产负债率(LEVE)、成长能力GROWTH,用净利润增长率= (当年净利润-上年净利润) / 上年净利润表示。

(4)模型

Tobinq=α+ β1 BDDL+β2 STKRD+β3 EDDL+β4 INDOR+β5 AUD+β6 BCONV+β7 LOCS+β8 SEPA+β9 LnSize+β10 LEVE+β11 GROWTH+ξ

(5)数据。本文拟使用中国内地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9年度的截面数据,同时对样本进行一些必要的筛选。

(6)分析方法。分析方法主要使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1]Jensen,Mchael and Meckling,William.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and Capital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305～360.

[2]Stewart C. Myers.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ume 5, Issue 2, November 1977, Pages 147～175.

[3]Diamond,D.(1989),"Reputation Acquisition in Debt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97,828～862.

[4]Sanford J. Grossman, Oliver D. Hart .One share-one vote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ume 20, January-March 1988, Pages 175～202.

[5]Eugene F. Fama .What's different about bank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ume 15, Issue 1, January 1985, Pages 29～39.

[6]Williamson,O.E.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Finance.1988,Vol.42,NO.3,July.

[7]林钟高,叶德刚.财务治理结构:框架核心与实现路径.财务与会计,2003(04).

[8]杨淑娥.公司财务治理:一个需要重新甄别和审慎研究的命题.经济师,2006(02).

[9]伍中信.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会计研究,2005(10).

[10]黄菊波,杨小舟.上市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问题研究.财政研究,2003(2).

[11]李连华.股权配置中心: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新思路.会计研究,2002(10).

[12]伍中信,朱焱,贺正强.论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企业财务治理体系的构建.当代财经,2006(10).

[13]谢志华.出资者财务论.会计研究,1997(05).

第6篇：关于理财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主理财;公共理财;舆论;民众

一、引言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我国公共理财环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各级政府收支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广大公民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现存于公共理财领域的一些观念、规则已无法与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客观需要相匹配。无论是从效率方面、还是从公平方面来考量,公共理财尚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因此,与全国各行各业一样,公共理财同样存在着进一步更新观念和创新机制的问题。由于公共理财领域的观念更新是一个内容甚为丰富的论题,本文仅以民主理财为切入点,探讨公共理财在理念凝练和制度设计层面上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二、民主理财是公共理财天然的品质

依照公共财政基本理论,公共理财实质上可理解为一种委托理财,这种委托理财涉及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财主体,即公共理财的委托者和受托者。在此种众委托关系中,委托者是广大民众或全体纳税人,从理论上来讲,他们既是公共理财实际的决策者,也是公共理财过程最有力的监督者,他们是公共理财的主导者和支配者。与此相对应,政府则是公共理财的受托者,他们是公共理财的实际执行人和操作者;公共预算则是政府与全体公民或纳税人关于公共理财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字约定。以此为依规,公共行政部门有序地开展经常性的公共理财活动,包括日常的税收征管、公共收支计划的编制和公共资金的拨付等等。

公共理财的目标指向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民众的公共需要,由于公共需要既有地域的区分,又有内容上的不同,因此如何使公共需要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和有序的满足,这是公共理财面临的首要问题和重大抉择。从供给的角度看,公共资源是稀缺的,公共财力是有限的;从需求角度来看,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往往比较强烈,纳税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又是多层次的。在这种不对称的供求情势下,有重点地满足基本的公共需要必然是一种无奈而又必须的抉择,这种抉择权在于民众自身而不在于政府,否则,即使是出于为民服务的良好愿望,也难免有越俎代庖之嫌。只有民众才能切身感受到对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的真实诉求,这是政府始终所无法取代的。所以在公共理财领域,作为民众的公仆,政府不应、也不能为民做主或代民作主。

公共理财既属于经济范畴,又是属于政治范畴,既关系到经济福利,又关系到政治权利。从权力归属来看,公共理财既涉及公民基本的经济权力,也涉及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力,前者主要表现在对基本公共服务、公共福利的享受上,后者则集中表现为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因此就角度来讲,如果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公共理财的主导权也属于人民。从这一意义上讲,公共领域的民主理财不仅是经济市场化的使然,也是实践原则之必需。正是由于公共理财为众人之事,因此与家庭理财、公司理财相比较,在公共领域积极倡导并有效实施民主理财原则显得更为敏感、更为迫切。

三、信息公开是民主理财的基本前提

公共理财领域的民主理财,是民众通过一定路径或渠道对理财活动有序而又广泛的参与,也是民众或其代表收集、整理、分析相关理财信息并作出相应选择或决策的全过程。因此,公共理财信息是否公开?如何公开?何时公开?又至何种程度?诸如此类的问题对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有着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就对公众的影响而言,如果他们无法获知相关信息,或知之甚少,那么就无法或难于参与公共理财,民主理财则无从谈起。

长期以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公共机构一直采取的是封闭式公共理财方式,其重要特征就是政府为民作主,政府主导理财,包括对理财信息德掌控。令人可喜的是:近10年来,以公共财政为取向的财政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公共理财的公开化进程,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的透明化公共理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成就有目共睹。但公共理财的公开程度相对于民众的呼声与期待,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公共权力部门对开放式的公共理财方式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此方面,有关公共预算的过程和数据迟迟不能得到及时、完全地公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从理论上讲,只要不损害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一切公共理财信息都应向公众公开。在公共理财领域,普遍的公开是常态,少数的保密是特例。以此标准来衡量,我国公共理财领域的信息公开可谓任重道远,民主理财之事业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必须看到公共理财信息的公开化已刻不容缓,做出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是:自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发展正处在新的转型阶段,各阶层的利益日趋分化,矛盾愈加突显,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公共理财领域的强势博弈已屡见不鲜。由于这些博弈大多是在半透明、甚至是不透明的状态下进行,在传统的重人情、讲面子、搞关系的文化氛围中,期望每一位政府官员都能依靠道德的自觉,来顶住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这是很不现实的。

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博弈而影响公共决策和公共政策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对政府的游说、对官员的施压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此种游说和施压是不透明、不均衡的。在暗箱操作的博弈状态下,强势的利益集团极有可能突破道德、甚至是法律的底线,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求取一己私利。鉴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构建公开而又透明的博弈平台既至关重要,又十分迫切。公共理财,作为公共经济利益的交会之地则首当其冲。

四、制度建设是民主理财的根本保证

在保证公共理财信息公开透明的前提下,为了确保公众合法有序地利用各种渠道参与公共理财,制度建设则至关重要。从我国实际状况出发,进一步完善以下两大基本制度显得尤为十分迫切,且现实可行:

(一)新闻舆论对公共理财的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运作空间的大小和力度的强弱,是现代政治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宪法虽然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但却没有具体到如何保障新闻媒体行使自身的报道权和监督权。从这一意义上讲,我国的舆论监督还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据。因而如何在法理的层面上为我国的舆论监督建立坚实的支撑点,这是实施有效舆论监督的重要基础。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有法可依是必要的前提,舆论监督也不例外。作为公众行使民利的重要途径和形式,新闻单位进行舆论监督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被监督对象通过权力或权力寻租,使用各种非理性、甚至是非法的手段妨碍舆论监督的行为,我国立法及其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和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充分保障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合法权利。与此同时,舆论监督又是一把双刃剑,保护新闻自由和对滥用新闻自由的限制,都是文明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为了避免舆论监督中的消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通过新闻立法来引导和规范新闻舆论的自律和他律行为亦是不可或缺。

新闻舆论对公共理财的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新闻舆论作为反映民意的喉舌,既可充分地传递公众对公共理财活动的意愿、意见、建议和看法,也可公正、客观地发表相关的评论,这些信息可为公共理财决策提供必要的参考。第二,新闻舆论作为公共机构的政策宣传工具,可以为公共理财的决策和政策进行必要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尽可能地争取理解和认同,减少误解和阻力,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出台、调整和落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第三,新闻舆论可依法对涉及公共理财的所有机构和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促使相关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为民理财、依法理财、科学理财,从而有效地减少失误、防止腐败。

(二)立法机构对公共理财的监督

从国际通行惯例看,决策与监督是立法机关的基本的职责所在。从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考量,我国各级人大的决策与监督职能也是有据可寻。因此我国各级人大对公共理财基本方略的决断以及对公共理财各个环节的监控责无旁贷。为了完成这一艰巨而又神圣的历史使命,基于当前现实状况,应对我国人大的代表构成和职业性质作出必要调整,使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行立法应尽的职责。

在实践中,让民众来参与公共决策,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神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意代表机构的不断完善是实现公共理财民主化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为最大限度地扩大各级人大的民意基础,使民意的表达更直接、顺畅,对公权的监督更有力、有效,应适度调整各级人大代表的构成比例,逐步减少来自官方、或具有官方背景的代表人数,相应增加来自非官方的代表人数,至少应使后者在立法机构的比例达到50%以上,从而使民意得到更充分的表达与伸张。与此同时,鉴于我国人大代表自身均有其本职工作要做,在本质上他们是属于兼职,而非专任,难于有足够的时间、精力等必要条件来充当民意的表达者和民权的维护者,因此有关方面宜积极创造条件,早日实现各级人大代表由兼职状态向专任职业的更本转变。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积极改革[J].北京大学学报, 2008(9).

2、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J].新华文摘, 2007(22).

第7篇：关于理财论文范文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中特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

加强财政法学研究，首先要加强合作研究。这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尤为重要。中国财政法学界面对财政法学落后的状况，迫切需要以合作的形式增加科研投入，发挥规模效应和避免重复研究。合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只要有助于开拓思维、知识互补就行。如加强课题合作，鼓励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研究者开展横向交流，增强研究人员的凝聚力，甚至国内外学者联合攻关。同时应发挥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的作用，通过年会、小型研讨会、项目论证会以及创办刊物、支持出版等工作，将其建设成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一个战斗堡垒，为科研合作提供条件和机会。

第8篇：关于理财论文范文

1.美国FASB给出的定义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其概念最早是由美国FASB提出的。1976年在《概念框架研究计划的范围与影响》一文中提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一部章程、一套目标与基本原理组成的、互相关联的内在逻辑体系。这个体系能够导致前后一贯的会计准则，并指出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的性质、作用与局限性。目标明确会计的目的与意图；基本原理指会计的基本概念，它们指引应予以进行会计处理的事项的选择，各项事项的计量以及汇总并使之传递给利害关系集团的手段。由这类概念派生的其他概念，在制定、解释和应用会计与报告准则时又必须反复引用它们。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类概念是基本的”。

2.我国学者给出的定义

国内学者吴水澎教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概括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指“由一系列彼此相关的会计基本概念所构成的一个协调一致的体系，旨在为发展和完善会计准则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3. 两者定义的关系

两种定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吴教授所归纳的概念内涵明确，外延更广阔，能涵盖了美国准则外的其他国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美国早期关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成果。

笔者认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由财务会计理论中若干最基本概念所组成的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的逻辑整体,它指导基本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实施，促进会计准则和会计实务的更好发展。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作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会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承认。实践表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它能够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制定、评估和修订会计准则时提供指南，以保证会计准则的一贯性和系统性。

(2) 在缺乏权威性文件的情况下，它能够为人们分析新的或正在出现的财务会计和报告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3) 在编制财务信息时，为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提供理论依据。

(4) 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所提供信息的目的、内容、性质和局限性，使其能依据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做出恰当的分析判断和正确的经营决策。

(5) 由于概念框架能够促进会计准则的一贯性与会计实务的合理性，它可以提高财务报表的可比性，促进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理解并增强使用者的信心。

(6) 概念框架是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一方面，概念框架的许多内容来源于对实践的归纳、总结，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对会计理论来说，概念框架比较具体，更重实践，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连接点。

(7) 通过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既可充分肯定传统会计理论中仍适用的合理部分，又能及时展示社会经济环境变动情况下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不断地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应把握的几种关系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财务会计理论的关系

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财务会计理论的关系，会计界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等同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经过组织的财务会计理论，财务概念框架结构包括的理论范围与财务会计理论的范围是相同的。在此意义上而言，二者是等同的，只不过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对财务会计理论的系统化、条理化的组织。另外一种是构成论。此观点认为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财务会计理论中的部分内容，是最基本、最原始的部分，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包括的财务会计理论范围要远远小于财务会计理论的范围。

笔者比较倾向于后者，认为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由财务会计理论构成的。因为任何理论都应该有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其本质、精华部分虽来源于理论，但不应等同于理论。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会计学界争论不止的问题。对于二者的关系，会计界存在3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同一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将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视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并对其修改。第二种观点被称为“替代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取消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最后一种观点是“并存论”，此观点认为《企业会计准则》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并存的，要在保留《企业会计准则》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二者同时存在，共同发生作用。

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企业会计准则》是并存的，此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还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起到指导作用。我国的会计准则分为基本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基本会计准则主要是对会计核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作的原则性规定，而具体会计准则是根据基本会计准则的要求，对企业财务会计核算的具体业务所作的规定。基本会计准则指导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而作为财务会计基本理论本质、精华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则是对基本会计准则的指导，同样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具体会计准则也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

(三)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实务的关系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同时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的发展。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实务也遵循同样的道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本质、精华集合,本质上归属于理论的范畴，是从会计实务中抽象出来的，是具体会计实务的发展。同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又作为科学的理论指导会计实务的发展。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指导会计实务有如下两种方法:第一种是间接方式，对于大部分的已经存在的会计实务，会计准则中都明确规定应该如何处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通过指导会计准则继而指导会计实务这种方式来发挥作用。第二种方式是直接指导。随着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跨国经营方式的出现，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会计实务，而会计准则对这些新实务的感知和反映又具有滞后性，所以在会计准则中找不到处理该类会计实务的方法。此时会计工作者就要牢牢把握会计理论，根据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所贯彻的精神，仔细分析实践中出现的新实务，及时作出科学的应对及处理方法，这便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会计实务的第二种指导方式，这是一种直接式的指导，区别于前面所述的间接指导。

综上所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基本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三、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几点建议总体上讲，我国应在吸收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合理内容的基础上，适应会计环境的变化和未来会计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现有的基本会计准则进行完善，以此为基础来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一)基本原则

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应该遵循系统性、中立性、前瞻性，并兼顾国际化和国家化等原则，以确保会计准则的制定效率和依据会计准则产生的会计信息的质量。

系统性原则要求其概念明确、内容完整、结构具有层次性和逻辑性。中立性原则要求在具体加工、生成会计信息的过程中，不应偏袒任何一方，使会计信息具有客观公正性。前瞻性原则要求其概念的外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避免其经常修改和变动。兼顾国际化和国家化原则要求其既要顺应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又要考虑会计准则作为利益博弈结果所固有的经济后果特征，采取国际化前提下的国家化立场。此外，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内容、术语、行文格式等方面应尽量贴近国际惯例，以增强会计信息在国际的可比性，提高会计准则制定的质量与效率。

(二)几点建议

借鉴西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可考虑下述几点建议：

1. 明确会计本质

会计本质是会计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首先予以明确。

2. 顺应会计环境的变化，补充并完善会计基本假设

会计基本假设衍生于会计环境，是财务会计报告发挥作用的限定性条件。美国和英国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里不包括会计假设;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中规定了权责发生制和持续经营两项基本假设;我国基本会计准则规定了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4个基本假设。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会计假设与国际惯例差别较大，一方面源自于我国会计环境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源于我国与西方对何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起点认识上有差异。基于我国国情和会计环境的变化，我国新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应保留并充实会计假设的基本内容。

3. 会计对象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只对会计要素进行详细论述，对会计对象不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会计对象一直是我国会计界争论的热点话题，将其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原因在于: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报表设置哪些要素，设置多少个要素，这都必须限制在会计对象的范围内，受到会计对象的制约，如果只提会计要素不谈会计对象，即会计对象不明确，要素的设置就会失去客观的依据，则难以保证其合理性。

4. 重新划分并定义会计要素，细化其确认和计量标准

国际惯例将会计要素分为存量要素和增量要素，对于存量要素各国基本相同，差异较大的是增量要素，即利润表和权益大项下的具体项目。我国基本会计准则将会计要素分为资产负债表要素和利润表要素两大类，资产负债表要素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利润表要素分为收入、费用、利润。其特点是收入和费用要素仅指与营业活动有关的收支，利润作为一个单独的要素，由收入与费用配比的结果及利得和损失组成，其缺陷是利润要素的解释过于含混，投资收益无法归类。可考虑将利润表要素分解为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使各要素的内容更加明确。因此，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对会计要素进行重新划分，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要素可采用原有定义，对其他要素则需要重新定义，并对各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标准从理论上进行具体阐释。还可考虑增加现金流量表要素，增强现金流量表的理论性，使会计要素的内容更加完善。

5. 增加对财务报告目标的阐释，将其作为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起点

财务报告目标应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最高层次，决定整个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内容和结构。目前我国的基本会计准则稍显不足的是未明确提出财务报告的目标，只是将其简单表述为“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满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并且缺乏对财务报告目标的详细阐释。为此，笔者认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应借鉴国际惯例，明确财务报告的目标，将其作为起点，并详细阐释应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的类型和功用。

6. 对规范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会计原则划分层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中应遵循

的基本原则的概述，表明了会计信息的本质。各国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容表述基本相近，但在先后顺序上有一定的差异。我国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界定是以会计原则的形式进行的，这主要是由我国基本会计准则作为会计法规的强制性决定的，与西方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足之处在于对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缺乏层次划分和主次划分，且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成本效益原则未涉及。为此，我国会计原则可划分为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一般原则、确认和计量的一般原则和起修正作用的一般原则3个层次，并对各项原则进行主次排序，对其如何应用加以详细说明。并可考虑在起修正作用的一般原则中补充成本效益原则，按照国际惯例将现有的可比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合并为可比性原则。

第9篇：关于理财论文范文

思想本质上是社会意识的理论化。就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某些特定的历史进程就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在平民大众的“需求”与“意向”基础之上激发的能动。正如梅尔茨所说:“潜在的思想”包括“成千上万的人抱有的朦胧的向往……数不尽的希望，无数次受雄心或需求支配而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1］因此，思想史不仅除不去社会的时代烙印，更是撇不掉平民大众所代表的一般性属性。而长久以来，针对思想史的研究，精英智者和经典文本成为重中之重，在评定影响的过程中，精英智者和经典文本占据了所有的决定性，进而在精英经典与平民大众的选择中失之偏颇。财政思想史学的研究也概莫能外。葛兆光曾针对此提出了一般思想史的看法，他反对思想史仅仅是精英史和经典史，提出精英与经典未必就起决定性作用，认为还有一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2］不容忽视。这并不是否认精英与经典的性，也并非是要挑起精英经典与平民大众之间的抵牾，而是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更强调作为精英与经典的知识源泉———平民大众“潜在”思想的性。民国时期，财政成为经济领域内一大内容，财政理论在经济学界同样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日益窘迫的财政现实问题面前，从政府官员到学界学者，从业界精英到报刊记者，无不投身激辩、讨论当中。借出版物表达自己言论更是成为常态，或以书籍出版为窗口著书立说，或借有“短平快”的期刊为论辩阵地。可以说，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发端于现实财政问题，交织糅合进西式财政学理解中，而催熟于财政类出版物的载体交流中。因此，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统计分析方法，以出版物为样本，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的出版发行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不仅是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形成的过程再现，可以对其结构特征进行分析，还能清晰地掌握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轨迹。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数据的选择

(一)研究方法

在现代电子传媒形式出现以前，纸质出版物是思想最的传播载体之一，同时它也是社会对思想的需求最直接的显现。出版物长久以来都有着主观引导现实需求与客观塑建理论体系的功能。尤其是在思想处于更替嬗变时期，激荡撞击的思潮变革下，出版物所展现出来的洞察力是理论体系形成的推力。恰如民国经济学家唐庆增所指出的:“在昔中国研究经济事物者，仅限于少数哲学家政治家手中，普通人士，对此殊少贡献，甚至为在上者所压迫，其思想无由表现;时至今日，民意大昌，且确能操纵有极大之影响，职是之故，研究今年估计思想史者，对于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如新闻纸杂志宣传品一切，亦应予以相当之注意。”［3］可见，报刊媒介在当时之于传播思想的影响力度有多大了。民国时期，随着新闻出版业的大力发展，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能够接触到的知识、观念的渠道日益丰富，借助于这些愈加广泛的渠道，平民大众的话语权也得到释放。他们不再满足分散的表达，而是以群体性的形式，开始在报刊、普及读物等载体上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他们逐渐与精英著作共同阐释对社会的看法与见地。有鉴于此，财政思想史的研究应综合宏观与微观的考量，宏观层面考察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的构建轨迹，同时微观层面具体把握专家学者对财政现象的具体运用和理论体现，方能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有充分的认识。就研究方法而论，在经济学中使用统计方法，可以达到简单直观的效果。同样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可以为向来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经济史学研究提供数据依据。本文所研究的财政理论本质上主观性极强，使用系统规范的指数、等式、模型等计量方法显得较为困难，若以财政学出版物为中间变量进行统计分析，亦可窥探财政理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流变，进而追寻财政理论体系的整体演变趋势和内在结构变迁。

(二)研究数据

以出版物为切入点对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轨迹进行多方面的定量分析，目前研究较少。最早如胡寄窗［4］曾经针对应用经济学著作出版物进行过大致统计尽管数据稍显简单，但却是十分新颖的尝试。张亚光［5］在对民国时期金融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以北京图书馆1993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6］为统计数据源，对民国时期金融出版物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多层次统计分析。该研究以思想的时期为纵轴，思想类型为横轴，对民国时期金融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回顾，视角新颖，内容详实，是迄今为止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使用统计分析方法最为全面的研究，极具开创性和启发性。稍显遗憾的是，既以出版物为研究对象，该研究并未对期刊进行整理。本文所采用的民国时期财政类著作出版物的数据，源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6］。该书汇总了北京、上海、重庆等图书馆对1911—1949年出版的经济学出版物。在有书即录、不设标准的原则下，是目前为止收录民国时期经济学出版物最为全面的数据库，包含了经济9大类别。其中，财政类出版物共2181种，涉及财政十几类具体问题。此外，得益于数字时代的快速发展，民国时期浩如烟海的期刊得以通过电子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也为民国时期财政理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我们加以利用的民国时期期刊资源主要有四种:

(1)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隶属于上海图书馆，收录民国时期期刊两万余种，是目前收录最广、种类最多、检索功能最为成熟的民国期刊数据库。

(2)国家图书馆民国数据库，现有四千余种民国时期期刊资源，颇具特色的是可以提供电子影像的全文阅览。

(3)CADAL民国期刊库，属于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的子数据库，收录有六千五百余种期刊资源。

(4)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晚清民国七千余种期刊资源。需申明的一点是，尽管这几类期刊数据库收录范围不一，但出于期刊本身固定性的发行特点，以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为主要来源，并辅以其他数据库的查漏补缺，可以较为全面地统计民国时期财政类期刊。在对出版物统计数据运用的过程中，由于数据源收录范围相当之广，而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民国财政理论体系，数据中不可避免存在如民国时期政府各类政策法规、会议纪要、统计数据、政府报告等与不属于本文研究内容的数据，如《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6］一书中财政类出版物有2181种，而财政类著作出版物为1090种。故而对财政类著作和期刊的一一筛选和排查能为本文的概述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同时，这一时期财政学出版物的原始数据都无明确的归类标准，既不以时间为序，也不以学科加以归类，故而本文借用一般的统计分类法整理数据，从时间顺序上对财政理论体系进行回顾，从学科类别的横向差别对财政理论体系进行区分。

三、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统计分析

从整体来看，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呈现出前30年飞速增长，并在30年代达到最高值，后十年内相对滑落的发展态势。财政类著作及期刊的出版代表了整个社会对“财政”这一议题的关注度。上述发展态势无疑表明整个民国时期，无论是财政理论还是财政时事问题都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其效果也正如当时财政学者朱通九所说:“我国财政学方面之著作，既如货币金融书籍之众多，则其对于我国财政方面改进之影响必甚巨，曰，事实俱在，岂容否认。”［7］从出版物数量来看，在最初的20年间出版了财政类著作176种，财政类期刊23种，而到了30年代，财政类著作出版种类高达480种，期刊也有50种，换言之，20世纪30年代财政类出版物数量大约是民国前20年的2.7倍。随后的40年代虽然数量上有所回落，所减少的数量却不多，这都与当时各项财政改革实践紧密相关。财政思想犹如财政发展的一面镜子，既随之变迁而交织泛起，又驱之前进而绵延向前。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通过重新划定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关、盐税主权得以自主，裁厘改统并建立近代税制体系等一系列举措，促使民国时期财政制度得以完善并向近代化迈进。这些出版物数量的增长恰恰是发端于晚清的近代财政体制变革的体现，可以说，直接为我们展现了民国时期财政制度发展和财政思想异彩纷呈的局面。

从出版物类别来看，在财政这个整体概念之下，财政概论、预决算、公债出版物与之前所分析的财政类出版物保持着一致的发展态势，即同样是前30年间飞速增长，并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值，后10年内有相对滑落的发展态势，体现了财政体系内各个子集理论的一般性趋同。同时，租税、自治财政、财政监督与管理类别的出版物则保持了各个年代均持续增长的态势，这与当时这些实务领域所发生的变革紧密相关:直接税于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开始议办;裁厘改统始于1931年;1928—1949年国地财政的划分经由两级至三级，再由三级降为两级，而后又改回三级财政。诸如此类重大改革政策和方针一方面吸引了实业界和学界的关注，同时在这些具体领域内的高度关注也从反方向说明了出版界对财政一般性理论出版物关注度的相对回落。此外，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个类别的出版物相对比较特殊，由于战事的集中爆发，特殊时期的财政如何运行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因而战时财政理论的出版物在20世纪30年代同样呈现出集中爆发的态势。

从出版物各类别占比统计中可以看到，民国时期财政类著作出版物主要集中在财政概论及租税。这两类著作在整个民国时期财政类著作当中分别占比27%、43%。除此之外，财政监督与管理和公债出版物占比相对较高，剩余自治财政、战时财政、市县财政类别占比相对较低。从表5的期刊占比可以看出，期刊本身具有较强包容性，各类问题集中于财政概论与租税两个类别中加以探讨。前期财政概论类的期刊较为集中，后期随着对各类税种的关注增加，创刊热点集中于专门讨论租税的期刊出版物。这一特点同样反映在著作出版物发行状况中，占比最高的是租税类出版物，其次是财政监督与管理和公债类出版物，相比自治财政、战时财政、市县财政类别占比则相对较低。这种情况既是受租税理论在财政学理论体系当中地位影响，也是民国时期正处于旧式税制结构向现代税制框架转变的关键时期，新旧租税种交织演变。北洋政府时期关税、盐税、货物税、田赋成为四大最税种，较之以往以田赋为核心的封建税制，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经大致构建了以关税、盐税、统税为主的国税体系及以田赋、营业税为主的地税体系，基本上已是现代化税制的雏形。可以说，围绕税制结构的变革引领了民国时期财政体制的变迁，本文的数据也恰恰很好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财政概论类出版物在民国时期占比较大，这既是财政本身的属性决定，也与当时财政实践相关。从最初的单纯借鉴西式财政理论到后期逐渐针对中国财政问题而进行的思想，财政概论类出版物经历了由完全的舶来品转化为结合中国国情的特色财政学理论，贯穿其中的是实业界、学界始终探寻适合中国财政路径的实践，由此才有如数据显示在出版物方面的关注度持续不减。此外，结合类别与时间阶段来看，在20世纪前20年，由于尚处在西方财政理论被引进的探索阶段，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成为关注的重点，同时受当时财政窘迫现实的影响，租税理论也是倍受关注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从数据上来看，前20年内，无论是实业界还是学界对除财政、租税以外的其他理论的涉猎都显得较为单一，除公债、财政监督与管理外，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是浅尝辄止。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出版物统计数据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财政思想以及实践的封闭和狭隘。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财政实践的拓展，学术界整体研究开始趋于多元化转变。恰如表中数据所示，财政概论与租税部分依旧占主要地位，其他理论领域则愈加趋于丰富。除占比最高的两大部分以外，公债部分占比有所下降，而财政监督与管理部分占比相对有较大幅度提升，到40年代甚至达到16%。此外，预决算、自治财政部分基本都呈等比例的发展态势，而战时财政由于其特殊性在30年代有集中增长以外，到40年代则稍有减少。表中数据也表明民国时期财政理论既基于财政实践活动不断修正、提升并逐渐丰富，又为具体的财政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特点总结

(一)思想启蒙推动实践探究

不管是出于急功近利，还是对理性实用的追求，思想启蒙所带来的精神财富是丰厚的。发轫于晚清时期的财政现代化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新时期的时代表征。进入民国时期，随着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崛起，通过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财政探究，又将其经济表达进一步集中提升，并由此继续带来了极大的启蒙意义。在整个民国时期，新式财政思想取代传统财政观在更大范围内得以普及，同时历史舞台上也涌现了大批实业界、学界的精英，培养出大批优秀的财政专业人才。这些财政思想的启蒙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财政实践探究就是集中体现。以预算思想为例，当时不少国人尤其是以维新派梁启超、郑观应等人为代表，就财政制度方面向国内传播西方先进理念，提倡以西方先进制度为榜样建立中国的预算制度。这些思想的传播也促成了光绪帝1898年宣布改革财政制度，编制预算决算等决议。后期在试图效仿西方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清政府引入了预算制度，并设立由国会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清政府于1910年成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等机构实行预算审查权，并于次年推出了中国历史上首份全国预算案。开始了立法机构对财政权力监督的进程。尽管首份全国预算案只是对当时各省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汇总，显得预算实践形式远大于内容，但就试办预算案的意义而言，其诞生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足以约束统治阶级财权的工具，激发了民众反抗专制并保障民权的意识，突破了统治阶级长久以来以民本思想为饰辞设置的思想圈囿，带有深远的开创意义。抛开具体的实施成效来看，这些财政改革措施尽管还有颇多问题，在民主与法治方面却完全突破了旧的财政观，这其中离不开大量财政类出版物对西方预算思想的普及与对中国预算制度的探索。

(二)思想延展紧随财政实践

现实环境造就了思想，也是思想延展的场域。从思想的内在价值追求而言，总会极力去呈现现实。究竟思想能否恰当地与现实内在需求达成契合，取决于思想能否不断进行自身的创新与纠正。民国时期财政思想与财政实践亦是如此。财政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财政改革的背景之下的，以现代化趋势为导向的财政理论在民国时期建立起了基本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它的发展也势必会影响财政改革。通过对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发现，这一时期在财政理论领域的探究深植于同一时期由简单至广泛的财政实践之中。无论是著作还是期刊的出版，最终目的都是想研究如何利用财政的手段化解当时较为窘迫的财政状况。既为现实目的出发，那必然要依托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刻上鲜明的时代烙印。财政类出版物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出版高峰，这正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稳固社会环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财政实践在思想领域的直接反映。从讨论税制体系的税种创设的必要性、可能性，再到创新联综组织、超然主计等财政监督管理体制，以及探讨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划分办法，诸多方面无一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理论移植与本土消化

思想文化的国别传递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内部需求和宏观价值判断。自晚清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严复、林纾等人为代表，引译了大量的外国财政学著作到国内。在此等情况下，传统财政思想受到巨大冲击，也凸显出现代财政思想从被移植到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轨迹，并促使财政实践因之丕变，启蒙意义可谓深远。进入民国时期，仅就中国财政问题进行理论探究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就占据财政类著作的50%。直接从国外引译过来的财政类出版物数量到后期已然较少，尽管20世纪30年代一度又兴起了对凯恩斯主义等新式思想的借鉴，但更多的是国人在业已成熟的财政学理论框架内，结合中国特殊的财政问题进行理论移植的再消化。这说明过往对西式财政理论莫衷一是的照搬已经逐渐向本土化脱胎换骨地转变。虽然由于思维格局、运用方式、思想驳杂等方面的局限约束，财政理论本土化的转变进程中显得还不够彻底，但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拿来主义，而是企图达到在不断借鉴中进行重构以及在重构中不断解构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