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人民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族音乐教学；人文精神 ；培育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逐渐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在广大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学习民族音乐的人越来越多，民族音乐的教学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当前民族音乐教学出现了重技术轻人文的不良倾向，无论是民族乐器的教学还是民族音乐的欣赏教学，普遍重视音乐演奏技能的训练或是作品的技术分析，而音乐背后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却被抛到九霄云外；通过音乐培养人的教育理念并未得到真正落实；我国民族音乐的文化价值也未能得到学习者的理性认同。因此，要想真正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学习者的理性认同必不可少。

理想的民族音乐教育需要塑造理想人格，这需要人文精神的支撑，而人文精神的培养需要从音乐本身的内涵中挖掘，成功的音乐教育应是音乐技能教育和人文精神培育的有机融合。因为，人文精神相对于人的终身发展而言，它比一般的学科知识更为基础。有学者认为：“教育的精神力量最终体现在人文素养的底蕴中，对于人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人文精神比数理能力的培养更基础，因为人文素养是综合素质的体现，是多方面能力的总支撑。人文精神的缺乏直接影响学生的思维深度与广度，以及对问题的洞察力和对事物发展的前瞻能力，而这些能力都是创造力的重要内涵”。［1］由此可见人文精神的培养是何等重要！

一、人文精神概念的争议

对于这个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界曾经有过一场长达两年多的学术大讨论，目前国内学界对此看法不一：部分学者认为该词是从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us）翻译过来的，其含义基本等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另有以张汝伦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认为“人文精神”一词本身就早于西方，对该词的理解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汉语字面入手的，他们认为“人文精神始终应该是自觉脱离了自然状态的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或理想目标”。［2］总之，人文精神其实是人之为人的一种人文关怀，它体现了人的主体精神，人际间无功利的一种相互理解和尊重，焕发着人性的光辉。

二、民族音乐教学在人文精神培育方面的独特贡献

（一）培养人文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是一种思考、判断、辨析能力，是主体意识对客观世界做出的积极反应，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独立性，一般包含数理思辨能力和人文思辨能力。与数理思辨能力相比，人文思辨能力有3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对人文性问题进行思考无法得出像“1＋1＝2”这样公认的、唯一正确的答案，也就是所主张的观点通常具有较大的争议性。其二，在对人文性问题进行思考辨析的过程中，对所主张的观点进行辩护性解释和说服性论证是维护这一观点的主要说理方式。其三，思考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证明或确证一个科学的定理，而是为了鉴别和选择一个最佳的价值理念或行动准则。民族音乐的教学恰好提供了这种思辨的契机。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音乐资源极为丰富，由于地域间自然条件、社会风俗、语言等不同，音乐风格差别很大，正是这些风格迥异的音乐，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姿的多元音乐文化。如此丰富的多元音乐为培养学生的人文思辨能力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良机。只有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我们才会经历“文化震撼”，才会对人类文化的巨大差异进行反思，从而认识到某一文化的局限性，进而认识自身的缺失。正如我国学者王铭铭在《甜蜜的悲哀》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通过边缘理解中心的缺失”。［3］人常常会囿于自己所推崇的文化而无视其它文化的存在，这样的偏见影响着人类的认识能力，而通过对多民族音乐文化的学习，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到音乐给人类情感带来的直接冲击，进而引发对人类自身的反思，从而有利于人文思辨能力的发展，这种能力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人文精神的养成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二）民族音乐中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精神能给予学生以丰厚的精神滋养

民族音乐植根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世界，凝聚着不同民族的理想，反映着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我国56个民族，其音乐风格鲜明，题材广泛。有些音乐，如新疆的木卡姆在律制上与汉族音乐有较大的差别；有些音乐与特定的民俗仪式紧密相连，如唢呐曲《百年朝凤》是用来娱神与超度亡灵有关；有些音乐与特定的地域环境有关，譬如同样是汉族音乐，北方的音乐往往旋律起伏较大，比较高亢，而南方的音乐旋律则相对比较平缓，感情比较细腻委婉。正所谓“北曲如抡枪，南曲如抽丝”。［4］由人类所创造的音乐亦无可避免地和地理空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音乐可以与归属感相连，用以加强某一地区的特征”， “音乐能够创造一个情感空间，这一空间内的群体在一起倾听音乐、一起跳舞，形成了这一空间的行为规范”。［5］还有些音乐反映了中国千百年来儒家的精神追求，如古筝曲《渔舟唱晚》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寄情山水，回归自然”的生活理想。

从这些极为丰富的民族音乐宝库中，我们可以发现，丰厚的文化内涵是进行师生交流的谈资，如果教学中能够加以利用，必将能够促进学生人文思辨能力的发展，提高自我反思能力。因为师生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发展人文思辨能力的有效手段。在此过程中，学生也能够在多元文化的审视中，返观自身，做出选择，从而树立起自己的人文理想和精神追求。

（三）民族音乐的交流和传播能促进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音乐文化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生活习俗，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在各自的音乐文化中亦反映出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化间的差异也会造成文化误读，引起民族间、人际间的冲突。反之，如果能够尊重彼此的文化，则能够有效地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增进民族间、人际间的了解和沟通。中央电视台著名的编导金越在成功地执导了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后，在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感言，他说，2007年将原生态的歌舞引入春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当年的两会期间，许多藏族的代表曾经亲口对他表示，藏族音乐进了春晚安定了边疆，团结了藏族同胞，藏族人民非常自豪，也非常感谢，作为藏族代表，他们对此表示了特别的谢意。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多民族音乐的交流与传播有利于增进不同民族间的了解和沟通。与此类似的是，在当今的北美地区，如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在有意识地大力推进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此举在消除种族歧视、促进不同种族间的理解和团结发挥了其他政治手段难以奏效的作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由此可见，民族音乐教学活动中蕴含着许多培育人文精神的重要契机，教师如果能够真正领会民族音乐的的文化内涵，是不难把握住这种契机的。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教师未能认识到这一点，导致了教学活动中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偏差，这些偏差构成了当前民族音乐的教学困境，客观上造就了人文精神缺失的危机。

三、当前的民族音乐教学困境

当前，民族音乐的教学由于长期以来受工具理性及西方音乐学科的影响，简单地将西方音乐的体系嫁接到民族音乐教学实践中，形成了重音乐的逻辑构成、轻音乐的文化内涵；重音乐的客观性、轻音乐的情境性等特征。具体而言，以下两点值得深思。

第一，对民族音乐本身的内涵认识不够，教学活动热衷于音乐作品的形态分析，反而忘记了音乐之所以存在的意义。以广为流传的民乐合奏《春江花月夜》为例，一般的教学活动我们大多会简单介绍一下该曲的由来及唐代张若虚的诗，接下来就是连篇累牍的曲式分析，学生在如迷宫般的作品分析中浑浑噩噩，最后竟忘了该曲美在何处，难以体验到中国音乐的神韵，更不用说该曲跟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与我国儒家哲学之间的有机关联，以及特定的地域环境，特有的音乐传承方式，特定的历史因素等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挖掘音乐意义，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支点。非常可惜的是，很多教师忘了这一点，许多学生对此也不以为然。

第二，民族器乐教学中教师重技轻道，学生成了技术的奴隶，成为“单向度”的人。当前，民族器乐的教学热衷于演奏技能的训练，将掌握一定演奏技能技巧为唯一目的，学生在枯燥无味的技能练习中逐渐成了技术的奴隶，所有的喜怒哀乐随着技能的掌握与否而变化。技能技巧，这种本该服务于音乐的工具转而成为了一种控制人的力量，学习者在技能技巧的规训下，演奏音乐成了一件很机械的事，总是担心某个动作或是某个乐段出现错误，音乐演奏成为演奏者的一种精神负担，更不要说享受音乐之美、之韵了。然而，这种情形在民间艺人中间却非常罕见。民族器乐大都来自民间，民间艺人的演奏往往能够随心所欲，享受音乐之美，抒发至性至情。

四、民族音乐教学的人文之路

由于我国民族音乐在音乐的生成方式、应用语境、音乐行为、音乐语言等方面与西方音乐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在音乐的教学中有必要考虑这种差异，就民族音乐的人文精神培育而言，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来着手。

首先，更新音乐认知观念，将音乐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注意挖掘音乐背后的意义，通过对话和交流促进人文思辨能力的发展。音乐是文化中的音乐，音乐与文化紧密相连。音乐也是有历史语境的，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行为方式紧密相关，民族音乐尤其是民族民间音乐往往跟特定地区、特定族群、特定的宗教生活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仍以民族管弦乐合奏《春江花月夜》为例：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先将该曲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这样我们可以向学生提出以下问题：该曲的由来是什么？该曲与中国古典文学有何关联？该曲有无作者？为什么？在该曲的历史演进中，所用的乐器发生了哪些变化？春、江、花、月、夜这些题材与中国绘画有何关联？这些关联说明了什么？该曲的音乐风格如何？与地域环境有何关系？你常在哪些场合听到该音乐，说出你的理由；《春江花月夜》反映了古人什么样的生活理想？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何联系？如果教师就以上问题与学生一起展开讨论，我想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助于学生打开思路，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思辨，在这样的质疑、争论、探索中，学生会真正感受到中国民族音乐之博大之精深，进而从内心深处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伟大而震撼、欣喜。

第二，在民族音乐的教学中，努力做到“情感先行，技术跟上”。在民族器乐的教学中，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往往是演奏技艺。诚然，没有演奏技艺，就没有音乐艺术，表现艺术是需要技术来支撑的；但是，有了技术就会有艺术吗？未必。没有情感的参与，再好的技术也未必会能让音乐感染人；如果没有情感的滋养，艺术只会是僵死的、机械化的、虚情假意、故作姿态的物理音响而已。从音乐学习心理角度看，如果一开始就过于强调乐器的演奏技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会迅速降低，对音乐会很快失去兴趣，这一点在学琴的儿童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成人学琴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只是一般隐藏的较深，不会轻易地表现出来。因此，笔者认为，在音乐学习过程中，应努力做到“情感先行，技术跟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习者能以高昂的热情进行学习，也才能在学习民族音乐的过程中逐步提高音乐感受力、理解力，切身感知声音变化之玄妙，深入享受民族音乐之神韵，进而培育人文精神。

最后，改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提高音乐教师的文化阐释能力。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的高师音乐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沿袭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在学生的培养上侧重于培养表演技能而非教学技能，因此造就了学生重技轻道的现实。而作为一个教师，首要的责任是育人，无论是高师音乐教育还是专业音乐教育都面临这个问题。将人文精神的培养有机地融于民族音乐教育中，需要教育者本身要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拥有一定的文化阐释能力。因此在音乐教育课程中有必要增加相应的人文课程，如美学、哲学、音乐人类学、文学等，因为这些课程与民族音乐紧密相关，也是人文思辨能力得以展开的知识基础。

总之，当前的民族音乐教育存在着重技轻道的不良倾向，如果不加以扭转，民族音乐教育必将异化为追逐某种实利的工具，而所谓的弘扬民族文化有可能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民族音乐教学中充满着培育人文精神的良机，错失这些良机会使民族音乐教育空心化，既不利于民族音乐的发展，也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塑造，既阻碍了人文思辨能力的发展，也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形成。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当前的民族音乐教育，充分发挥民族音乐教育在人文精神培养方面的潜力，使民族音乐教育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上官子木.创造力危机——中国教育现状反思［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1

［2］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M］.香港：文汇出版社，1996 .

［3］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M］.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第2篇：人民教育论文范文

(一)本体观

本体观是指学科之“存在”，反映了学科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性在实践层面上的意义。苏格拉底引导式的追问，单凭对话的方式获取本体性知识存在着片面性，唯经验性的归纳是不够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则以超经验的世界树立“理念”为本体性知识的内在依然存在偏激。毫无疑问，民族教育学科应探索出内在发展的研究逻辑，以此作为起点来实现学科的应然价值。对于学科建设这一命题来说，存在着三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应该做什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这三个问题可以衍生出其他细小的问题，诸如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实践面临的困境、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问题、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以本体观作为突破口，遵循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方可挖掘出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的创新点，完善其本体性知识。

(二)对象观

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可通过“目的－手段”关系发现其核心问题和边缘问题，这也是凸显民族教育学功能最富有成效的维度。“任何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对象，每一个领域的对象又都有自己特殊的性质，正是这两个‘特殊’，决定了各学科之间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应当以民族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小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形象、更具体;而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则应当以教育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民族学的基本理论，比较偏好将大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笔者认为，民族教育学应从教育的微观领域去把握，探讨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教育现象。它以不同民族群体的教育现象和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阐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教育规律，学科体系包含一切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比如宁夏回族教育的研究，一方面特指宁夏区域内的回族教育，另一方面也“包括回族地区各民族的教育，不仅限于宁夏回族的教育”，既要着眼于民族教育的共性，又要研究其个性特征。

(三)价值观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成熟要以专业化的努力实现学科内在的价值，完成学科体系的科学化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广义的民族教育学指的是全国人民的教育;从狭义角度来讲，民族教育学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下自成体系的各民族教育，比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中等教育等，表明民族教育学科层次清晰。这些学科的分类以民族历史文化为依托，通过民族课程的实施，培养民族人才、传递民族文化传统，繁荣民族发展。民族教育学科一定要有科学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学科研究的内在逻辑，解决民族教育中的实践性难题。现代社会情境下，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都是通过互动方式产生的。民族主义情感是认同的一部分，而民族教育提供给民族个体整合的机制以期望达到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民族教育学应肩负起社会责任，由内在的“为己”意识转向为外在的“为他”情怀，传承共同民族文化和培养共同体成员的文化适应性。

二、多元化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科实践的根基

方法论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共通的桥梁。民族教育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走向民族实践，丰富民族生活。在研究方法上，兼通民族学或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做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国学者苏国勋指出:“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从认识论层面来说，民族教育学理应拥有多学科的属性，因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涉及到多门学科。所有的社会研究必然包含文化的、民族志的或者说是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民族教育学坚守来源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田野考察法和教育研究中诸多方法的综合使用。比如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访谈法和实物收集与整理，这些方法强调现场的进入与观察，“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多维度地展现民族教育的现实和民族共同体真实的教育生活。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田野”二字被解读为本义上的原初、自然、本真和真实的再现;从民族学角度来看，“田野”则是指研究者进入现场，后来聚焦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教育场域，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走进教育的“田野”，意味着走向教育实践、体验教育生活的本真，开展真实的民族文化实践研究。民族学的田野考察法实际上具有既注重深入实际调查、体验生活，又强调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得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构架，秉承自下而上地得出研究结论的学术传统，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田野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有效的实践行为。当然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除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之外，教育学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比如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考量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同时，还应注重其他诸如教育叙事研究、比较研究法等。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不断走向实践、趋向成熟。

三、民族教育学科的实践模式

(一)功能建设

如前所述，民族教育学的一大功能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探寻民族教育生活的过程和规律，注重文化性、区域性和多元性特点。民族教育学科建设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价值。为什么需要民族教育学?在理论层面，民族教育学要树立学科自信，追寻民族教育的个性化。基于多元化需求、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差异化发展等因素，民族教育学理应破解个人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遵从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实践层面，民族教育学坚持文化多样性，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族教育活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民族地区建立文化学习交流中心、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民族优秀的文化，增强民族的包容性;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教材、作品等，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民族共同体在融入现代社会情境中彰显民族特色。一门学科的价值，当站在为人类全面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角度去考量时才能获得对学科价值更科学的解释。民族教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始终以民族教育发展为己任，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构化整合;始终以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目的，自觉深入民族地区教育的内涵、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加强与多学科的共同合作研究，为民族教育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建议，它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育民族认同感，发展民族族群自身;另一方面传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提高民族地区学生的学业水平。通过多元化的路径，民族教育学研究不断自觉地介入民族地区，促进民族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建设

学术生产力的创造来源于良好的制度建设。民族教育学科的生产力一方面来源于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提高学术成果的转化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实践成果的理论回归，以便科学地指导民族教育实践。这两方面都需要规范的制度来支撑，促使民族教育学研究工作常态化、自觉化。民族地区高校应尝试成立专门的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制定研究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多方面筹措研究经费，开展有价值的本土化研究。不断与民族定点地区学校实施一系列的深度合作研究，加强与民族基础教育的联系和互动。不间断地深入民族农村地区，贴近民族教育的现实，探究民族教育前沿性课题。总之，制定好各种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民族教育的相关论坛、培养好学术研究梯队，加强国内学术机构和国际学术平台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够推动学科实践的科学化。

(三)创新建设

民族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跨文化、区域化的综合性研究。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滋生的土壤。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以民族文化为基因。教育因文化的发展而产生，而文化又因教育而得以传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是构成民族教育特色的客观基础。教育就是一种天然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更是民族教育的过程。因此，民族教育学的文化创新建设是其实践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旨在鼓励学生利用民族文化知识、先前的经验、思维结构和表达风格，建立与学习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民族文化学习的有效性。可以合理设置民族传统文化课程，比如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和体育、民族风俗等课程;创设独特的民族文化校园环境，在积极渗透民族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民族教育学科的创新要立身于民族文化，注重学科的顶层设计，使学科拥有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融合的视域。同时关注民族教育学微观方面的实践，例如双语教育有效性的探索等，都离不开创新性实践模式的导引。

(四)人才培养

第一，人才培养要兼顾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培养方案，做到人才培养模式相互补充和互动，这样有利于学科领域的拓宽。两种培养方案的结合既能够使民族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特色更加鲜明，又能使人才培养结构多样化。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厚重的民族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教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人才的培养过程要做到教育阶段的相互衔接，据此来设计相应的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厘清培养机制的基本技术路线，掌握人才培养的现状，整合学科建设的外部环境和人的社会发展的内在目标，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化和应用性。第二，人才培养要坚持多元文化理念，开发多元文化课程。富有民族特色、内容丰富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不同文化群体学生的教育需求。积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实践，形成正确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多元化教学目标，一方面注重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正确审视文化多样性，关注学生的情感和技能的发展，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另外，整合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基础课和选修课，进一步探索、优化课程资源建设，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在执行国家课程计划的同时，突出民族地区学校的办学特色，将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整合到相应的课程中。第三，学校职能部门制定出具体的保障措施。譬如人才培养目标、结构、评价等体系，通过相关的管理制度来监控、评估、反馈，产生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协调增益”之效。通过提升人才培养模式的机制化管理，做到不断优化整合和反思改进学科教学，从而科学地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水平，要加强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个过程是一个培养方案、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绩效考核以及培养质量改进等因素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和再改进的循环性过程。

四、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前景

第3篇：人民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80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808-04

民族传统体育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确定民族传统体育学为体育学下的二级学科，纳入了学科发展的轨道。1998年，民族传统体育出现在国家教育部新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上，自1999年开始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生。这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丰富体育文化，培养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国外没有现成的经验，国内的理论研究视野多局限于项目和技术，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撑和宏观上的把握。十年过去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体系建设仍然处在经验阶段。表现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是武术学科，武术学科研究的内容又多为技法。

为了使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传承民族体育文化，弘扬民族体育精神的载体，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完善奥林匹克运动的载体。必须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进行深入研究。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武术学院毕业并参加工作的往届毕业生、武术学院2003级应届毕业生、2005级在校大学生、在校学生的家长。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本文收集的资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教育部关于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的指导文件：2) 开设民族传统体育学部分高校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教学文件：3) 2000年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1.2.2问卷调查法本文根据调查内容所需设计四类问卷：调查对象是如上“调查人员”栏所述四类人员。共发放问卷450份。其中往届毕业生50份，回收38份：2003毕业生85份，回收79份：武术学院在校2005级学生100份，回收89份：学生家长45份，回收36份。问卷进行了新度、效度检验。

1.2.3逻辑分析法本文依据对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为逻辑起点，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课程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学时分配等相关问题进行依次递进的逻辑推理。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问题原因和解决对策。

1.2.4数理统计法将回收的问卷进行分类统计，并在SPSS上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设定

2.1.1确立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

2.1.1.1我国当前政治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高等人才的需求我国正处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9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规定》，明确指出我国素质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就是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当前形势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必须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注重良好习惯的培养，健康人格的铸造和人文素养的提高。

2.1.1.2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人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

人文素质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 具备人文知识；2) 理解人文思想；3) 掌握人文方法；4) 遵循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真谛所在，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人文素质缺乏会影响大学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对工作的创造能力、对问题的洞察能力、对事物发展的前瞻能力、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解决的能力。而文化素质欠缺，文化根底肤浅，正是当代学生素质缺陷的突出表现。

考察世界高等教育，有两种典型的模式：1) 以美国为代表的通才教育，2) 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专才教育。在信息时代，“方法教育”尤为重要。方法教育的实质在于学习技巧的提高与学习的有效性的增强，在于对资料卡、图书馆、计算机、信息网的充分利用。

文辅相教授提出教育的第3种模式：“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的构想。这种基本模式的设计基点在于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关系，实行专业性教育与综合性教育相结合，让专业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宽知识面的基础上。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行现代科学教育与现代人文教育相结合，让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实行理论与实际结合，让人才的培养不囿于书本和学校的范围。

2.1.1.3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特性对其培养目标的要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形成的民族文化在体育领域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身体活动形式、内容、风格、偏好等。随着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走上了全面振兴的道路。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它所承载民族自身内在的信仰、思想、文化素养的追求，或者说人文精神、文化底蕴是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文化标示。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充分挖掘其教化功能，振奋民族精神正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这一点是确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立足点。

2.1.1.4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培养学生的实际需求状况由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设置包括三个专业方向：武术方向：包括套路、散打：民族民间体育：体育养生。

2.1.2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的问题及目标确立

2.1.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问题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建院1958年。1998年以前，培养的人才主要是为了解决武术师资、教练员和科研人员。根据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需求，民族传统体育学于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批准，被设为体育学下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前身为武术学科）的本科学生培养目标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表1)。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培养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存在问题是：过窄的专业技术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忽视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与遵循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创新的人才培养要求相背离。这严重影响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并且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与培养方向存在差距。

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的学生就业定位在运动训练和学校体育教学两个方向。然而，近三年的就业形势表明，毕业后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毕业后从事教学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0%；从事公安的学生占到15%以上，有不少学生选择了自谋职业。而且，通过在校学生及其家长的调查显示。有45%左右的学生和38%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有30%的学生和35%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只有8%的学生希望从事教练员工作。这种培养方向和就业实际的差距一方面来自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单一性，另一方面来自于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带来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的综合性、高学历的现实状况。

2.1.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定位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培养基础扎实、知识全面，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和科学精神、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掌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实际工作能力较强：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以及相关领域教学训练、管理、社会健身咨询与指导以及安全机构等工作，承担弘扬和传播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人才。

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其能力2.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存在问题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2003年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培养规格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受到这些方面的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科研、竞赛、裁判、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的技术技能；具有在本专业领域进行教学、训练、指导与管理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所制定的与本专业有关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了解本专业的国内外发展动态；掌握有关本专业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目前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没有体现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而是过分强调专业技术；在技术上有过多依赖竞技体育的倾向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能力结构单一。

2.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定位作为高等教育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理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文化素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学习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掌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加强文学、艺术等诸方面的修养，必须达到高等教育标准，能够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核心是做合格的大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核心是做当代合格的中国人。

道德素质：遵循社会公德和较高职业道德的素养。核心是做高尚的公民。

业务素质：一专多能，有较强的岗位适应能力，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核心是做合格的高层次劳动者。

身心素质：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好、适应环境能力强。核心是做具有强健体魄的人。

综合素质：既要具备专业特长，有鲜明的个性，又要知识面宽，全面发展。形成良好学习习惯，为终身学习打下良好基础，保持可持续发展。

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培养规格应定位为：

本专业学生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专业素质和人文素质，主要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接受相关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组织竞赛、管理、社会指导及相关领域的实践能力。

毕业生应补充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对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基本知识有一定了解；初步掌握继承和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掌握一定法律、公安领域相关知识，为从事国家安全机构工作打下基础。

2.3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2.3.1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历史回顾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了几次大的课程改革，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课程结构有所改革，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但就大的框架和体系而言，基本上仍然延续了50年代初的模式。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包括：

1） 公共必修课。共30学分占到总学分的18.18%，其中外语为16学分、计算机为2.5学分、政治思想教育为10学分、军事理论为1.5学分、法律基础为1.5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目前包括体育学概论、应用写作、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教育学、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文化概论、运动训练学、科研方法概论、专项理论与教学实践和专项训练。共70学分，占 43.75%。

3） 限制选修课（一）。包括传统武术各拳种、中国武术史、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古汉语、体育社会学、中医基础理论、体育测量与评价、可视化程序设计以及中国式摔跤、体育养生、、木兰扇、舞狮、短兵、太极拳、散打、跆拳道等专业技术课程。共28门课，选够25分，其中必须包括10学分学科知识。

限制选修课（二）。分为运动训练方向和体育师资方向。前者包括运动训练方法、运动生理机能评价、运动员科学选材、疲劳恢复与营养、运动员生理机能生化评定、运动员心理咨询与训练、运动生物化学、运动技术分析与诊断。后者包括现代教育理论、学校体育学、体育舞蹈、田径、篮球、乒乓球、体育游戏、体育保健、教育心理学、足球、体育教学基本技能。选够10学分。这类课程主要是为将来择业准备的教育。

4） 任意先修课。共15学分，占9.39%。

5） 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与学术活动三部分。共10学分，占6.25%。

完成全部计划共160学分达到毕业标准。

2007年计划虽做了相应的调整，但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1) 目前许多全国重点院校都推行“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在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在高年级进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逐步推进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而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课程几乎占据了77%。这严重偏离了目前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方向，尤其受竞技体育的影响太大，通识教育严重匮乏，更像是职业教育。

2) 除了公共基础课所涉及的跨学科的内容外，民族传统体育跨学科的课程少之又少。现有的课程存在重复设置现象。例如，运动训练极其相关学课课程多处重复；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存在重复设置；中国体育史、中国武术史存在重复设置现象。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之间存在重复设置想象。术科类的重复设置现象也相当严重，套路类的专项训练与竞技武术中的长拳、太极拳、南拳、刀枪剑棍术有大量重叠、而传统武术也包括这些内容。专项训练中以散打为主、副项包括短兵和跆拳道，而限制选修课也有这些课程的设置。

3) 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对外的主干学科有：体育学、历史学、中医学三门，主要课程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史、中国文化概论、武术理论基础、传统体育养生学、中医学基础、专项理论与技术、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心理学。这显然存在明显不足。

主干课是指对专业建设和发展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课程，是对实现培养目标能起主导作用的专业必修课和公共必修课。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设置中缺乏支撑本学科的主干课程。当然，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起步较晚，学科建设由不成熟到成熟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影响了本学科发展。再者，尽管学科成立已经有十个年头，有近80所高校开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但是缺乏学术交流的平台，没有相关的专业学术刊物。没有权威单位领导，各自为政，重复办学现象严重。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改革方案首先，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养。通过增设通识教育中哲学类、文学与艺术类、历史类课程；专业理论中国武德教育课程；跨学科拓展课程公安基础理论类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中的人文社科课程。即全面，又灵活全面培养综合素质和加强人文素养。

其次，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比例，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尤为重要。例如，通过专项教学与训练，在保障专项训练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学生教学、训练能力的培养，增加假期社会体育指导环节，扩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增强才干。

增设公安类基础理论课程有利于增强学生与法律有关社会学知识；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特殊性，有利于进行预防犯罪教育，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就业方向的引导，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目前，毕业的学生中大约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安、特警、等相关工作，而且随着公安院校的转型，未来到公安系统就业的人数有增加的可能。

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最终形成。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缺乏主干课程。通过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课程无疑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的内涵，为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形成奠定基础。

凸现学科体现特色。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课程改革中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内容正体现了继承、传播和弘扬民族精神。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1) 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缺乏当代教育理念：过重的功利导向，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没有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在培植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2) 在培养规格上，没有体现倡导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过分强调专业技术的提高：在技术上又过多依赖竞技体育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能力结构单一，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

3)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设置存在重复设置现象：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

4) 应增设哲学类、文学艺术类、史学类、公安类基础理论和武德教育课程。

5) 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应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

6) 在学院范围内有目的的引导开展社团活动，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校内课程与校外学习相结合，拓展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3.2建议1) 成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搭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平台，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定位和课程设置等相关问题。

2) 成立专业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刊物，构建学术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1］ 刘靖，刘同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与发展现状［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6(2)：41-42.

［2］ 叶伟,王晓东,徐伟军.试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设想［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4，27(3)：314-316.

［3］ 王飞.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专业课程理论基础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7.

［4］ 姚重军.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之探讨［J］.甘肃科技, 2002,(12)：5-6.

［5］ 吕丽萍.浅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7,(2)：31.

［6］ 姜凤云.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科技信息,2007,(16)：133-134.

［7］ 王润斌.略论民族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交互影响［J］.山西体育科技,2006,(1)：36-37.

［8］ 马旭君.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重塑的诠释［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6,(4)：29-30.

第4篇：人民教育论文范文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元文化的国家，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及其他相关民族政策的扶持下，使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和发展。 201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中提出“重点支持特殊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地市州盟和 30 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较多的县市区旗建好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配齐特教专业教师，完善配套设施。鼓励和支持普通学校为残疾学生创造学习生活条件，提高随班就读和特教班的教学质量”。这使得社会各界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问题。本文主要利用现有文献资料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与阐述，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民族特殊教育领域的关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的民族教育与特殊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在中国教育实践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对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指导意义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人学等两个理论视角进行解释和阐述。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视角下的民族教育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科学地揭示了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 ，发现了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实质， 阐明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现实意义，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统一的共和国的思想(金炳镐，2007)〔1〕。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我们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又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质，又结合了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实际， 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和具体化，因而它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说以科学严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宽广扎实的历史学、人类学基础以及预示人类进步方向的社会发展学说为基础，是民族教育研究的学科理论基础(宝玉柱，2009)〔2〕。建国以来我国民族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保障和发展了少数民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历史和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实践指导的正确性。

 

(二)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视角下的特殊教育

 

人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自然属性，一种是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揭示人和其他动物所共同具有的性质。社会属性揭示出只有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才能相互确认作为人的全部方面。对于人的本质属性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重要的方面。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揭示出了作为一个人最根本的一个方面。王培峰(2010)〔3〕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对残疾儿童少年的属性进行了如下阐释：残疾儿童少年自然属性中存有生命体器官缺损或资质、能力的不足等自然存在的差异，这主要是生物遗传性获得和环境因素的后天性获得;残疾儿童少年的社会属性的差异，如态度、情感、价值观、素质、能力、社会行为等的不同，尽管受其自然存在差异的影响，但不是他们自然存在差异的必然结果，而是在社会实践、社会关系中，由社会分工及其活动、劳动(如隔离的特殊教育等)造成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既是人存在与发展的一种表现，又是人存在与发展的一种需要。这就告诉我们残疾儿童的特殊性可以从其自然属性上理解，但同时也要了解社会关系层面赋予残疾儿童的“特殊性”，而后者是影响残疾儿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我国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少数民族地区关于特殊教育的观念相对落后

 

关于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非残疾群体对特殊教育的认识。在我国，对特殊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虽然比起建国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有区域差异。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几个省份处在中西部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公众对特殊教育的认识程度。非残疾群体(公众)对民族残疾群体的观念深刻影响着该群体平等地接受更好的教育服务的机会。因此解决民族残疾群体教育的实际问题，须从改善普通公众对民族残疾群体的看法和观念入手。这里指的“普通公众”也包括民族残疾群体的家长、监护人等与残疾群体密切接触，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角色。二是残疾群体自身对特殊教育的认识。少数民族地区六岁以上残疾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教育文化程度相对落后影响其对自身处境和未来发展的客观评价和主观态度，并在大多数时候易被非残疾群体的观念和看法所影响。

 

(二)针对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

 

在我国，少数民族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较为薄弱。这直接或间接导致民族残疾群体成为处境不利的社会群体，进而影响其整体的生活质量。民族残疾群体的生活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影响其接受教育的能力和机会，并在两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对民族残疾群体的社会保障不仅依靠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性政策支持。而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机制对民族残疾群体的倾斜或特殊政策较少、针对民族残疾群体的服务性机构(如重度残疾人的社会福利院、庇护安养机构、就业指导机构、康复训练机构等)鲜少、支持性机制(如康复医疗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扶助救济服务等)运作缓慢，限制了民族残疾群体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三)现阶段我国的特殊教育无法满足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特殊教育需要

 

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必然涉及与民族性有关的概念，少数民族特殊教育也不例外。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与非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有着较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其民族性上。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残疾的诊断与评估的影响;二、双语特殊教育的需要。针对第一个问题，当涉及到民族性问题时，一般常模化的针对主流群体的诊断与评估标准常常无法准确、公正和公平地判断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残疾程度和特殊教育需要。另一个问题是双语特殊教育需要的问题，国家高度重视在民族学校实行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但是目前关于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双语教学尚无系统的研究结论，加之具有特殊教育技能的双语教师的匮乏、双语教材教具的开发编写困难等问题，适合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双语特殊教育成为了民族教育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发展的特征的讨论

 

(一)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内在发展动力的双重性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说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告诉我们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来解释和分析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发展。因此可以将民族地区特殊教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上述特殊问题理解为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特有规律的现象反映。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的现象既能够反映少数民族教育的本质特点，也能反映特殊教育的本质特点。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过程也符合教育的一般规律。从这种角度理解的话，少数民族教育构成了教育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特殊教育同样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王培峰(2010)认为残疾儿童少年在自然存在方面的特殊性与其作为人之本质的普遍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残疾儿童少年自然存在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运动构成着他们存在与发展独具的内在动力系统要素之一。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特殊问题是在以上两种内在动力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双重性发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二)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的内在多元性

 

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的观点正确阐释了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认为民族的差异、民族文化的差异最终要用民族所处的物质生产条件去解释。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因素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属于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是民族文化在民族教育与特殊教育交叉领域中的集中体现。文化多样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民族教育也在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课题。如何看待文化的多样性便是其中重要的课题之一。郭献进(2011)〔4〕认为少数民族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教育内容的文化多元性，各类民族学校一方面按照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进行教学，同时也进行着本民族或其他民族文化知识的教学。而民族特殊儿童除了具有文化多元性以外还具有属性多元性，即残疾属性与文化属性。可以说民族地区特殊教育无论是其教育对象还是其教育内容而言都具有较鲜明的内在多元性，进一步说，是其教育对象的多元性决定了教育内容的多元性。

 

(三) 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

第5篇：人民教育论文范文

    一、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是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如何对社会成员进行民族观教育,使其形成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民族观的学科。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民族现象而产生和发展,不同时空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理论基础必然有差异。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必然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出发,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出发。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但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即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不仅提出了许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观点和理论,而且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这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和观点,也必然成为科学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因而也是他们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没有这个根本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就不可能诞生,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失去了依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没有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他们就不可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当然也就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不可能用社会经济原因来说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人们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也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同社会经济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根本理论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发展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以及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解决;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

    以上内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实现了理论上的与时俱进。这些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实质的,是我们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最新总结与行动指南,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3.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

    从学科的角度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亟待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体系,建立分支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既可以推进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又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存在一般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是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共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同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还必须把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自己的具体理论基础。

    二、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民族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人类社会一种客观现象。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主要表现为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历史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纵观历史,中国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同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形成了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相通的共同体,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既体现在族际血缘的融合上,又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互动上,也体现在政治生活和文化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扞卫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正是党和国家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历史基础,也只有在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里,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满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建立的历史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民族问题高度重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并对社会成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才使得祖国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经验,也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族问题依然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新情况,国际敏感热点问题极易引起国内的反响和回应,国内民族问题也极易引发国际关注和干预。目前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导致民族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少数民族地区仍然相对落后;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之间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矛盾纠纷有所强化;三是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民族之间的误会和摩擦有上升趋势;四是因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而引发的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五是国际敌对势力极力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企图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

    民族问题无小事。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如何使社会成员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在内的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正是针对和适应这种现实的需要。因此,民族问题的存在,就构成了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三、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基础

    人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评价的主体,还是认识的主体。研究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基础,必须考虑到所有作为主体的人。这里的所有作为主体的人,内在地包含着我们党、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和一般社会成员对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这里着重研究我们党关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关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第6篇：人民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俗信仰 转变观念 创新形式 充实队伍

1.信仰的内涵

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 它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统摄、指导着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是人们对其所认定的某种生活价值的信服和执着的追求。从广义上看，信仰主要包括政治信仰和民俗信仰两大类。

政治信仰，即马克思主义信仰，包括道德信仰、法律信仰、社会理想信念等内容，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高校政治信仰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为塑造大学生健康的道德品质、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价值观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民俗信仰，又称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 与政治信仰相比，民俗信仰具有民间性、自发性、习惯性，甚至神异性的特点，常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民俗信仰教育在高校因此遭遇边缘化。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民俗信仰教育与政治信仰教育之间的关系，也常常产生误解，对民俗信仰教育往往采取不接纳或批判的态度。

2.民俗信仰的功能

要澄清对民俗信仰教育的误解，首先必须弄清民俗信仰的功能。

2.1民俗信仰具有规范功能。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指出：“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已是他的戒律。” 民俗信仰，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类个体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模塑作用，对个体的行为方式具有约束和导向作用。民俗信仰来源于社会规范，一个人从出生时起，就受到他所属的社会规范的制约，并自然的遵照执行。民俗信仰具有集体性、传承性和稳定性，一个人即使长大成人，或者离开了原有的生活环境，也很难改变他原有的民俗信仰，它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指导和规范着社会个体的行为方式。

2.2民俗信仰具有凝聚功能。民俗信仰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它统一了一个群体的行为与思想，使群体内所有成员都保持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例如，中华儿女都相信自己是龙的传人，这种信仰，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再如，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信仰，他们成为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将本民族的成员维系在一起。民俗信仰不仅统一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理，是保持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

2.3民俗信仰具有调节功能。民俗信仰是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但它与其他信仰不同，神灵崇拜观念和固定的仪式制度贯穿其中，因此常遭到无神论者的批判。笔者认为，我们更应该看到民俗信仰在协调民众心理，缓解精神压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它代表了民众吉祥的祈望。现代社会，人们承受着学业、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压力，若不及时地释放和宣泄，有可能对心理健康带来巨大的影响。清明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可以享受公休，其意义远不止休假而已。另外，一些少数民族的狂欢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等，也具有重要的心理宣泄功能。民俗信仰活动中的娱乐、宣泄等方式，在民众的心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3.高校民俗信仰教育的现状

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信仰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视。近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信仰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揭示了当前高校民俗信仰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华东师范大学余玉花教授对上海12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在调研报告中指出：“44.4%的大学生表示没有信仰，另有19.2%的大学生对有无信仰自己都搞不清楚，可以说，大学生在信仰问题上是迷茫的，也是存在信仰空白或信仰危机的。” 其他学者的调查也反映了大致相同的情况。可见，当前高校信仰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大学生有信仰的需求，但却缺乏信仰，更不知道如何辨别和选择信仰。

3.1高校往往将马克思主义教育与信仰教育混为一谈，将马克思主义教育等同于信仰教育。当前高校通过公共课、第二课堂等方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相融合，与形势政策相结合，并积极创新教育方法，开辟了网络思政、社团文化、社会实践等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构筑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宽阔平台。高校重视马克思主义教育，但思想教育存在泛政治化倾向，教育效果不容乐观，很少有学生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混淆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和信仰教育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教育包含着信仰教育，但不完全等同于信仰教育。信仰教育有广泛的内容，除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外，还有民俗信仰教育、教育、人生信仰教育等，是着重于个体人生与精神世界发展的教育，将信仰教育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教育，忽视其他方面的信仰教育，显然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做法。

3.2经济全球化对大学生信仰带来了影响和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种文化和思潮相互激荡，构成了一个相互冲撞、交流和互动的全球多维文化网络。西方价值观念的涌入，市场经济的冲击，造成当代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功利化，这无疑给高校信仰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灌输式的政治信仰教育已经不适合时展的要求，高校信仰教育应顺应时展的要求，重视“本土化”和“传统化”的话题，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教育的同时，进行民俗信仰的教育和研究，是行之有效的做法。

3.3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民俗信仰需要人文关怀。人类学家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的构想：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也要担负传递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实行民主、合理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数也成逐年上升的趋势，主体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已经无法回避，高校进行各民族的民俗信仰教育已经势在必行。少数民族成员需学习和融入主体民族的民俗文化，主体民族的成员更需了解、尊重和理解少数民族的民俗信仰。加强民俗信仰教育研究，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繁荣，有利于各民族间的相互尊重和团结。

3.4对教育需有正确的认识。有关宗教的定义，西方人类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是进化论、功能论，还是象征论的宗教观，都认为宗教有其共同的特征、有成文的经典、拯救的观念、普遍的潜质、一定的仪式制度和独立的活动范围。宗教与环境、社会、科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宗教是一个复杂的人类文化现象，它与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它的“神明”性，常常遭到无神论者和学校无神论教育的批判。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组织，它们披着宗教的神秘外衣，混淆了人们的视野，使正当的宗教也遭到了误解，变成了敏感的话题。公民具有的自由，高校应该引导大学生培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正确、理性地认识宗教，认清宗教和的本质区别，坚决地抵制，尊重正当的。

4.高校信仰教育的对策

民俗信仰对民众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当代大学生是社会成员的一份子，作为有文化有思想的年轻一代，更应该正确地认识民俗信仰。当前高校民俗信仰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值得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如何有效地开展民俗信仰教育，创新高校民俗信仰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4.1转变教育观念。将马克思主义教育与信仰教育混为一谈，将马克思主义教育等同于信仰教育的观念要加以修正。首先，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俗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两者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从属关系，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俗信仰教育，将人文教育、民族传统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追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少数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把握好个人人生信仰和社会理想信仰之间的关系。其次，对民俗信仰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加以辨别，对于民间信仰，我们不能因其存在着封建迷信等消极方面就将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其有存在的合理性或积极的社会功能就全盘接收而不加引导。我们应该在坚持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同时，对民俗信仰加以积极的引导，教会学生选择和辨别的方法。此外，应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民俗信仰教育相结合，在大学校园中营造关注民俗文化，珍视传统良俗的氛围。将思政工作融入到民俗所表现的人生教育过程中，如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人生礼仪中，加强仪式教育，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更有针对性，必将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4.2创新教育形式。首先，在高校课程体系中，增设人文教育课程，《民俗学概论》、《人类学通论》等课程都是十分重要的，可以以必修课或选修课的形式开展民俗信仰教育。在民俗信仰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主动地、独立地、理性地思考，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其次，要加强实践，培养感性认识。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理论学习和课堂教学模式对大学生难以产生吸引力。民俗信仰教育在形式上也应该顺应形势的变化，大胆地进行改革和创新。教育过程中，要突出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注重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活动，进行学习、实践、思考和探索，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田野调查或考察活动，学习、研究和传承优良传统文化。通过征文、竞赛、演讲、报告、座谈等多种活动形式，不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和认识。此外，要充分发挥网络载体的优势。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网络教育交互性、共享性、个性化、自主性的特点，使教育工作变得便捷又有效。利用网络开展民俗信仰教育，将更有针对性和影响力。如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领衔创办的“海上风民俗民间文化论坛”就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民俗信仰教育网路平台。学生可以在论坛上有选择地学习，可以不受空间限制地在网上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4.3充实教育队伍。对大学生进行民俗信仰教育，要有专业人才的参与。首先可以通过师资培训、科研切磋等途径培养和壮大民俗学专业人才队伍，打造一支具有敬业奉献精神的教师队伍。民俗信仰教育应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高校政治辅导员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参与其中，帮助学生走出信仰迷茫。在高校开展民俗信仰教育活动，是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方式，这不仅仅是专业教师的任务，也不仅仅是高校辅导员一个人的职责，高校各职能部门和院系之间、教学口和学工口之间、班级、团组织和党组织之间，都需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信仰教育的有效性。开展民俗信仰教育工作，构建立体化全方位渗透式的教育模式，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20页

②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③（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④余玉花，《大学生问题的调研报告》，《思想教育研究》，2010年17期

⑤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3]田兆元.文化人类学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余玉花.大学生问题的调研报告[J].思想教育研究，2010，（17）

[5]熊洁、张爱林.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之重难点问题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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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民教育论文范文

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辩证关系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和范畴，文化在变迁的过程中既遵循历史的发展脉络，又彰显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既包括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也包括立足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毋庸置疑，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先辈留给我们的丰富历史遗产。作为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其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既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也制约和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在同一传统文化滋润下的文化主体，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与历史上已经形成或当下正在形成的某些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保持一致或者基本一致。不仅如此，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既内含于自身，也蕴涵于作为其内在否定性的创造性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主客体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存在物，因此我们在考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时，也需要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大系统中，从文化视野来解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对大学生的启迪和引导。从育人功能入手，我们不难发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具有一致的相通性和共同的指向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而传统文化则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功能的新向度。二者内在的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目标的一致性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扬弃，已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要彰显其育人功能，须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壤之中，并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相互激荡中获取发展的内驱动力。由此可见，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源头活水，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传统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发挥着“隐功效”，如果说传统文化的本质在于构建大学生的精神，那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本质则是提升大学生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境界，二者具有育人功能的一致性。传统文化旨在“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即“文化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旨在用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有目的的塑造规定性的自我。二者的指向都是人，二者的核心都是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功能的互补性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昭示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尊重和认同是大学生形成民族共识的基础，也是大学生寻找自己“根基”之所在。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精神建设，这种育人功能可以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抽象的道理通俗化，深刻的思想生动化，因而将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不仅能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时效性，而且有助于提升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三)现实的关照性“传统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和国民凝聚力之所在。”［2］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和载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应在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并以此为基础在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和思想观念层面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的引导，从而提升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无论是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还是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品质，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润物细无声”的熏陶。

(四)传统文化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育人功能“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一个民族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3］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其蕴含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博大精深的思想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的教学资源;传统文化倡导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爱国主义精神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素材;历史遗迹、传统节日等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宝贵素材。

(五)传承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使命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的中心任务，同时，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也是高校的重要职责。高校要传承文明、传播文化，就离不开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和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必将促进传统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视域下传统文化的双维性解读

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当代文明的源头活水，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的神圣使命。传统文化历久弥坚，如何去粗取精?这就需要我们回到传统文化的历史文本中去审视和解读。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爱国主义是传统文化富有生命力的永恒主题，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例如，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正气、明清之际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等，都表达了中华民族最朴素的爱国情怀。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孙中山的“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则表达了近代仁人志士心系民族、国家安危的大无畏精神，由此可见，爱国主义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得到了传承、弘扬和发展。其次，传统文化彰显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既是对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的理论概括，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取向的重要素材。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言:“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依然是当今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导学生所要追求的。再次，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人格修养，既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情操，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塑造学生人格，提升其精神境界提供了借鉴和启迪。理想人格的实现，离不开个体道德素养的培育，而人格修养又是人立身处世、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依然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传统文化倡导的“慎独”“自省”“养心”等修身理论和方法，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启示和帮助。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具有承载、传导和濡化的功能，是一种丰富的、潜在的教育资源，然而，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难免带有时代的烙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传统文化中保守、狭隘、陈腐的文化观念和人伦信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传统文化与以血缘家庭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文化息息相关，使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保守、狭隘、陈腐的文化观念和人伦信条。这些消极内容及其不良影响会削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效果。为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积极引导大学生辩证地分析传统文化，让他们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意义会发生变化，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过程，不能用当今的价值标准去苛求古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应为大学生筑起牢固的思想堤坝，以抵御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其次，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化倾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正向影响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所谓泛道德化倾向，即将现实问题诉诸于道德途径予以解决。传统文化之所以重伦理道德，源于传统文化对“真”“善”“美”的独特理解和把握，这一点在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表现明显，如、女娲、黄帝、尧、舜、禹等等，几乎都是美德的化身，都具圣人、君子的风范。正是这种对“德”的尊崇，对伦理的独特关注，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核，并深刻影响着中国后续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正向影响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素养。但是，每个人的道德境界和水准存在差异，每个人境界的提升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事实上，从古到今，这种重道德的文化传统并未泛化成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并使之成为道德楷模。因为理想人格并不等同于现实人格。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应正视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化倾向，积极引导大学生辨析这种泛道德化倾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让大学生在实践中遵循约定俗成的道德行为规范，使现代伦理道德理念深入他们的心智，并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再次，传统文化现代化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发起了挑战。引领社会的前进方向，为当今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历史资源，为现代化社会的转型提供不同的解读方法和思维模式，是传统文化的艰巨使命。由于传统文化过分注重道德，导致道德建设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核心位置，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等级制度是紧密联系的。而在现代社会，人的个体价值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这种现代社会观念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整体主义或整体至上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在整合传统文化资源时，对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辩证的认识:在传统文化的“化现代”进程中，传统文化固有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审美情趣必定会和当今社会的某些价值观念产生冲突和碰撞，因此，传统文化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现代化”特色。社会的发展与观念的变革使得当今的社会主体更多的从“现代性”思维角度去解读传统文化。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这种文化冲突中，要善于整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而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特征和人文精神，帮助大学生建立“文化自信”。

三、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路径

传统文化并非一种先验的文化模式，也非亘古如斯的僵化存在。相反，传统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不仅是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也是全球化语境下提升我国文化话语权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提高教师传统文化功底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仅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现实发展，而且决定着文化的未来走向。高校要想有目的、有计划地将优秀传统文化持之以恒地贯穿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的渗透性和感染力，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具备较强的传统文化功底，实现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有效融合。为此，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提高认识，明确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性，自觉萌发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热情;通过研读经典，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其次，高校应有计划、分批次选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加与传统文化有关的培训，进而打造一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功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二)开拓网络“新”课堂高校应在网络上搭建传播传统文化的教育平台，将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学、影视、动漫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再现;开发大学生欢迎的、积极健康的校园网络传统文化精品，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传统文化氛围;建设并完善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教育网站，努力使抽象、枯燥的传统文化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静态走向动态，使当代大学生从中感受其魅力。

(三)积极引导，提高教学实效性民族文化的断裂，必然导致民族的倒退，民族的振兴，首先始于文化的复兴。然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有立足现代、贴近生活，才能真正鲜活起来，才能实现其当代价值。每个大学生身体里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这种血缘关系使得每个大学生在接受传统文化时具有本能的亲切感，因而容易吸收、认同和内化。但是，由于古今时间跨度大、语言文字差异等原因，使得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普适性意义关注不够，未能理性把握和准确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首先要树立“融贯经史子，汇通文史哲，涵化中西东，参究天地人”的学习理念，厚实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以应对学生的困惑和不解;其次，通过课堂教学、专题讲座、实践教学等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并向课外延伸，以开阔大学生的文化视野，提升其传统文化素养。

四、结语

第8篇：人民教育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陈启天是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既导源于寻求富强的“国家主义”诉求，又是针对当时教育界的时弊而起。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重个性轻国性、重个体轻国家的倾向。基于建设民族国家和保存民族文化的双重关怀，他从教育主权、宗旨、政策、内容等方面，建构了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其理论在当时具有历史合理性，也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福狭面相。当今，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继续其理论，发扬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立价值和地位的课题，克服轻个体独立价值的不足，对于当今教育界无疑仍具有借鉴作用。

陈启天是民国时期“国家主义派”的重要骨干与著名的教育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贯穿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主线。国家主义教育思潮起源于清末民初，兴盛于1920年代中期，衰落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启天作为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学术界有关他这一方面思想尚未有专文探讨，本文拟作一尝试。

一、“国家主义”与“新国家主义”

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920年代“国家主义派”的产生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该派提倡国家主义，承接了清末梁启超“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余绪，又与当时国内外环境分不开。梁启超在清末指责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WWW.133229.cOm基于使中国从天下走向国家的问题意识，他在《新民说》中建构了“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欧战结束后，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倡行。五四前后，甚至梁启超也抛弃了其清末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梁启超的转变并非孤例，其在清末斥责中国人“知天下而不知国家，知个人而不知国家”的传统，恰成为当时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尽管知识界很多人转向民族主义，但世界主义的余波不衰，在五四后期仍成为中国思想界与民族主义相领顽的思想潮流。

1923年曹馄贿选表征国内政治的腐败，而“临城劫车”事件发生后，国际共管中国的声浪日高。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陈启天指出，世界主义在当时中国是过高的理想，国家主义才切合现实需要，“当今世界组织之单位为国家，由国家分立而进于世界大同非旦夕之间所可几及……吾人多鹜于将来之理想，而不顾及目前之实际，此世界主义之所以成为空谈而无益于之中国也”。可见陈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存在的世界主义倾向有着深刻的优患意识。处于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国家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单位，因此，他认为:“中国今日之急务，不在大吹大擂所谓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而在使中国如何成为世界上之一国，可与列强同等，然后有进于世界主义之可能;又如何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之人可与西人同等，然后有进于人道主义之可能。”②质言之，把中国建设成为国际中与西方国家平等的近代民族国家，是实现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的前提。当时中国内不统一外不独立，无法以平等的地位介人国际世界，中国国民也无法被列强主宰的世界接纳为世界公民。中国和中国人要取得与西方和西方人平等的地位，在他看来，舍国家主义而无他途。

基于国家主义之名称在五四后中国文教界不受欢迎的现实，“为免除与习见习闻之国家主义相混淆而发生误解计”，陈启天在论述国家主义观念时，特冠名为“新国家主义”。所谓“新国家主义”，“与向之国家主义迥异，在消极方面与帝国主义、武力主义、夸大、狂溺、仇恨、宗教主义、无抵抗

主义、顽固主义相反;而在积极方面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相辅而成为其基础也”。“新国家主义”别于西方的国家主义，是自卫救亡的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的真精神在于“主张尊重本国之国性，同时亦尊重他国之国性，毁己以利人固所不愿也;毁人以利己亦所不可取焉。媚外固所不愿也，敌外亦所不取焉，不自暴自弃以媚外，不凌人辱人以自私”。这里的“国性”即指国民性。光大国性，团结国民意志，延绵国命是陈启天国家主义理论的核心。作为中国的国民，应当具备此种真精神以防自大与自卑这两种走极端的文化病。

二、国家主义与国家主义教育

如何使国民具备国家主义精神呢?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教育是根本方法。通过利用教育这一有力工具，唤醒国民对于国家的自觉，鼓励国民捍卫国家正义的勇气，培养国民对于国家服务的观念和态度，以实现国家主义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目标。

首先，通过梳理西方历史经验，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对于近代教育有两大贡献。第一，“教育是国家的任务”。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是世俗国家政治权力上升、宗教神权下降的过程。在反对神权政治的过程中，教育权从中世纪由教会和私人掌控，历经近代启蒙运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转移到国家手中。第二，“教育是国家的工具，国家以教育为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发扬国性或共同的文化，培养国民，以为立国的根本”⑤。西方古典时代，教育是少数特权阶级的权利，地理与种族这些先天条件是形成国家的主要因素。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受教育权日益下移，公共文化愈来愈成为造就国性的重要因素。国民教育作为制造公共文化，发展国性最有力的工具，被近代国家所提倡。其次，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他认为清末梁启超提倡的“公教育”(即国民教育)，民国初年提倡的军国民教育，都带有国家主义的色彩。至五四前后，经由新文化运动中个性的觉醒，后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风行。“道尔顿制”、教育统计学、课程设计、选科制、委员制等教育制度与方法大量从西方引人，陈氏在引介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几年后，他成了“自身的革命者”，日益认识到由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引起的认知偏差和造成的流弊。

关于平民教育，陈启天认为当时教育界在认识上存在两大误区:提倡国际主义的平民教育与以为平民教育仅在谋个性的发展，而不谋国性的发展。在他看来，平民教育的真义在于“一方面要尽量的发展个人的特别才能，另一方面还须极力地培养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习惯”。发展个性与其说是教育的目的，毋宁说是教育的手段。中国要救亡图存，需国民具有共同的信仰与习惯。而中国在国家独立之前妄谈国际主义，“固不能悻获外人之爱怜，且足以尽撤国家之藩篱而无以自卫也”。关于职业教育，他认为其克服了传统书本教育与实际生活脱离的弊端，并在教育方法上从社会调查入手，把教育变成职业的预备。但当时的职业教育提倡者多以个人为立论的出发点，忽视个人职业与国家产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总之，陈启天对于当时教育领域存在的偏重个性，忽视国性;偏重个体，忽视国家;偏重实用，忽视系统等弊端怀着深切的优患意识。针对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的淡化国家主义之倾向，他提倡重视国性的国家主义教育。从这个层面上看，陈氏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教育家对于五四后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偏的尝试。

三、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内涵

1920年代中期陈启天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教育主权、宗旨、政策等问题都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他指出，“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不是私人主权，不是地方主权，不是教会主权，更不是外国主权”。面对教育权部分被日本殖民教育分割，部分被欧美教会和私人分割的状况，他主张收回教育权即:“一面收回国家教育主权，完成国家的独立;一面使教育与宗教分离，促进国家的统一。”因当时教育界对于是否收回教会教育权存在异议，反对教会教育成了陈启天着墨的中心。他主要从教会教育违背信教自由、摧残国性、损害国家主权三个依次递殖的层面人手，论证了收回教育权的合理性和急迫性。教会教育的可怕之处在于摧残国性，其宗旨在于通过传教，以达“一是根本推翻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传，二是完全破坏中国国民的意识统一”的两大效果。正是出于对国性与国权两个维度的关怀，他以国家主义教育为理论依据，由反对教会教育进而主张收回教育权成为必然。

在教育宗旨问题上，陈启天认为国家教育宗旨的涵义，“尤应重在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以促进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国家教育宗旨一般分为所有学校均须遵行的一般教育宗旨和各级、各种学校所特有的宗旨两大类，前者以明全国教育的共同趋向，后者以明各级、各种教育的特殊趋向。两类教育宗旨均须依据中国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和实际需要而定。就一般教育宗旨而言，他认为应具备“数义”，即:“一曰教育宗旨须能唤起国民对于国家之自觉心与夫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然后可以养成能除内忧抗外患之国民;二曰教育宗旨须能激励国民对于国家之感情以养成扶危戮乱之热忱，然后能对国家尽维护之责;三曰教育宗旨须能涵盖立国之各要素而无所偏倚与遗漏，然后施措宜利多害少”。简言之，教育宗旨在于养成以国家为前提的爱国国民。按照以上三个条件，他对1919年所制定的教育宗旨和1922年所颁的“新学制系统改革令”进行了检视，认为前者含有强烈的平民主义教育意味，后者之要义为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他提出以国性教育矫正平民教育之偏颇，以产业教育补救职业教育之不足，以实现教育宗旨由平民主义趋重国家主义的转变。

陈氏进而认为，要实现国家教育宗旨，培养中国的立国精神，整理教育以改进国度，铲除教育上不当的分歧与支离，求教育最大的效率，挽回教育主权的旁落和防止国民国性的摧残，须有持久一贯的国家教育政策。国家教育政策实质上是集权与分权的划分问题，取绝对集权与绝对分权的政策都不益于当时的中国。其要义在于“中国教育当确定‘国办教育’的范围与维持的经费”。在他看来，立国之根本在于国民，欲促国运非普及义务教育不可。师范教育肩负陶铸最大多数国民的重任，非国办不能实现国家的教育理想。学术独立事关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学术独立有赖于高等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因此国办教育的至小范围应包括“国办高等学术的教育”、“国办义务教育”和“国办师范教育”，义务教育由国家主办并监督之，经费采取国家与地方分摊原则。此外，陈氏非常重视国语、历史、地理等学科的教授，并充分利用这些学科传承本国文化的功能。

综上所述，陈启天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思路在于以国家主义教育为手段，培养国民的国性，以实现统一富强的民族复兴目标。

四、国家富强、民族文化与国家主义教育

综观陈启天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一方面，他深信教育对于建国的功能。他强调“国家主义”源于对1920年代中国生存危机的民族关怀，其目的在于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位而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成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与西方列强平等的近代国家。面对当时中国面向世界的非国家主义倾向的强大压力，他试图以国家主义来整合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填补孔教在五四全面反传统中被打倒后的价值真空。他认为立国之本在于国民，共同文化是连接国民与国家的基本纽带，而教育是传递和创造共同文化的主要工具，国家主义教育是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根本方法。因而从这个层面看，国家主义教育被陈氏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有力工具，也是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寻求价值支援的重要途径。

第9篇：人民教育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陈启天是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既导源于寻求富强的“国家主义”诉求，又是针对当时教育界的时弊而起。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重个性轻国性、重个体轻国家的倾向。基于建设民族国家和保存民族文化的双重关怀，他从教育主权、宗旨、政策、内容等方面，建构了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其理论在当时具有历史合理性，也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福狭面相。当今，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继续其理论，发扬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立价值和地位的课题，克服轻个体独立价值的不足，对于当今教育界无疑仍具有借鉴作用。

陈启天是民国时期“国家主义派”的重要骨干与著名的教育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贯穿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主线。国家主义教育思潮起源于清末民初，兴盛于1920年代中期，衰落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启天作为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学术界有关他这一方面思想尚未有专文探讨，本文拟作一尝试。

一、“国家主义”与“新国家主义”

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920年代“国家主义派”的产生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该派提倡国家主义，承接了清末梁启超“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余绪，又与当时国内外环境分不开。梁启超在清末指责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基于使中国从天下走向国家的问题意识，他在《新民说》中建构了“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欧战结束后，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倡行。五四前后，甚至梁启超也抛弃了其清末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梁启超的转变并非孤例，其在清末斥责中国人“知天下而不知国家，知个人而不知国家”的传统，恰成为当时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尽管知识界很多人转向民族主义，但世界主义的余波不衰，在五四后期仍成为中国思想界与民族主义相领顽的思想潮流。

1923年曹馄贿选表征国内政治的腐败，而“临城劫车”事件发生后，国际共管中国的声浪日高。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陈启天指出，世界主义在当时中国是过高的理想，国家主义才切合现实需要，“当今世界组织之单位为国家，由国家分立而进于世界大同非旦夕之间所可几及……吾人多鹜于将来之理想，而不顾及目前之实际，此世界主义之所以成为空谈而无益于之中国也”。可见陈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存在的世界主义倾向有着深刻的优患意识。处于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国家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单位，因此，他认为:“中国今日之急务，不在大吹大擂所谓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而在使中国如何成为世界上之一国，可与列强同等，然后有进于世界主义之可能;又如何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之人可与西人同等，然后有进于人道主义之可能。”②质言之，把中国建设成为国际中与西方国家平等的近代民族国家，是实现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的前提。当时中国内不统一外不独立，无法以平等的地位介人国际世界，中国国民也无法被列强主宰的世界接纳为世界公民。中国和中国人要取得与西方和西方人平等的地位，在他看来，舍国家主义而无他途。

基于国家主义之名称在五四后中国文教界不受欢迎的现实，“为免除与习见习闻之国家主义相混淆而发生误解计”，陈启天在论述国家主义观念时，特冠名为“新国家主义”。所谓“新国家主义”，“与向之国家主义迥异，在消极方面与帝国主义、武力主义、夸大、狂溺、仇恨、宗教主义、无抵抗

主义、顽固主义相反;而在积极方面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相辅而成为其基础也”。“新国家主义”别于西方的国家主义，是自卫救亡的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的真精神在于“主张尊重本国之国性，同时亦尊重他国之国性，毁己以利人固所不愿也;毁人以利己亦所不可取焉。媚外固所不愿也，敌外亦所不取焉，不自暴自弃以媚外，不凌人辱人以自私”。这里的“国性”即指国民性。光大国性，团结国民意志，延绵国命是陈启天国家主义理论的核心。作为中国的国民，应当具备此种真精神以防自大与自卑这两种走极端的文化病。

二、国家主义与国家主义教育

如何使国民具备国家主义精神呢?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教育是根本方法。通过利用教育这一有力工具，唤醒国民对于国家的自觉，鼓励国民捍卫国家正义的勇气，培养国民对于国家服务的观念和态度，以实现国家主义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目标。

首先，通过梳理西方历史经验，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对于近代教育有两大贡献。第一，“教育是国家的任务”。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是世俗国家政治权力上升、宗教神权下降的过程。在反对神权政治的过程中，教育权从中世纪由教会和私人掌控，历经近代启蒙运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转移到国家手中。第二，“教育是国家的工具，国家以教育为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发扬国性或共同的文化，培养国民，以为立国的根本”⑤。西方古典时代，教育是少数特权阶级的权利，地理与种族这些先天条件是形成国家的主要因素。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受教育权日益下移，公共文化愈来愈成为造就国性的重要因素。国民教育作为制造公共文化，发展国性最有力的工具，被近代国家所提倡。其次，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他认为清末梁启超提倡的“公教育”(即国民教育)，民国初年提倡的军国民教育，都带有国家主义的色彩。至五四前后，经由新文化运动中个性的觉醒，后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风行。“道尔顿制”、教育统计学、课程设计、选科制、委员制等教育制度与方法大量从西方引人，陈氏在引介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几年后，他成了“自身的革命者”，日益认识到由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引起的认知偏差和造成的流弊。

关于平民教育，陈启天认为当时教育界在认识上存在两大误区:提倡国际主义的平民教育与以为平民教育仅在谋个性的发展，而不谋国性的发展。在他看来，平民教育的真义在于“一方面要尽量的发展个人的特别才能，另一方面还须极力地培养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习惯”。发展个性与其说是教育的目的，毋宁说是教育的手段。中国要救亡图存，需国民具有共同的信仰与习惯。而中国在国家独立之前妄谈国际主义，“固不能悻获外人之爱怜，且足以尽撤国家之藩篱而无以自卫也”。关于职业教育，他认为其克服了传统书本教育与实际生活脱离的弊端，并在教育方法上从社会调查入手，把教育变成职业的预备。但当时的职业教育提倡者多以个人为立论的出发点，忽视个人职业与国家产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总之，陈启天对于当时教育领域存在的偏重个性，忽视国性;偏重个体，忽视国家;偏重实用，忽视系统等弊端怀着深切的优患意识。针对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的淡化国家主义之倾向，他提倡重视国性的国家主义教育。从这个层面上看，陈氏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教育家对于五四后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偏的尝试。

三、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内涵

1920年代中期陈启天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教育主权、宗旨、政策等问题都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他指出，“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不是私人主权，不是地方主权，不是教会主权，更不是外国主权”。面对教育权部分被日本殖民教育分割，部分被欧美教会和私人分割的状况，他主张收回教育权即:“一面收回国家教育主权，完成国家的独立;一面使教育与宗教分离，促进国家的统一。”因当时教育界对于是否收回教会教育权存在异议，反对教会教育成了陈启天着墨的中心。他主要从教会教育违背信教自由、摧残国性、损害国家主权三个依次递殖的层面人手，论证了收回教育权的合理性和急迫性。教会教育的可怕之处在于摧残国性，其宗旨在于通过传教，以达“一是根本推翻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传，二是完全破坏中国国民的意识统一”的两大效果。正是出于对国性与国权两个维度的关怀，他以国家主义教育为理论依据，由反对教会教育进而主张收回教育权成为必然。

在教育宗旨问题上，陈启天认为国家教育宗旨的涵义，“尤应重在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以促进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国家教育宗旨一般分为所有学校均须遵行的一般教育宗旨和各级、各种学校所特有的宗旨两大类，前者以明全国教育的共同趋向，后者以明各级、各种教育的特殊趋向。两类教育宗旨均须依据中国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和实际需要而定。就一般教育宗旨而言，他认为应具备“数义”，即:“一曰教育宗旨须能唤起国民对于国家之自觉心与夫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然后可以养成能除内忧抗外患之国民;二曰教育宗旨须能激励国民对于国家之感情以养成扶危戮乱之热忱，然后能对国家尽维护之责;三曰教育宗旨须能涵盖立国之各要素而无所偏倚与遗漏，然后施措宜利多害少”。简言之，教育宗旨在于养成以国家为前提的爱国国民。按照以上三个条件，他对1919年所制定的教育宗旨和1922年所颁的“新学制系统改革令”进行了检视，认为前者含有强烈的平民主义教育意味，后者之要义为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他提出以国性教育矫正平民教育之偏颇，以产业教育补救职业教育之不足，以实现教育宗旨由平民主义趋重国家主义的转变。

陈氏进而认为，要实现国家教育宗旨，培养中国的立国精神，整理教育以改进国度，铲除教育上不当的分歧与支离，求教育最大的效率，挽回教育主权的旁落和防止国民国性的摧残，须有持久一贯的国家教育政策。国家教育政策实质上是集权与分权的划分问题，取绝对集权与绝对分权的政策都不益于当时的中国。其要义在于“中国教育当确定‘国办教育’的范围与维持的经费”。在他看来，立国之根本在于国民，欲促国运非普及义务教育不可。师范教育肩负陶铸最大多数国民的重任，非国办不能实现国家的教育理想。学术独立事关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学术独立有赖于高等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因此国办教育的至小范围应包括“国办高等学术的教育”、“国办义务教育”和“国办师范教育”，义务教育由国家主办并监督之，经费采取国家与地方分摊原则。此外，陈氏非常重视国语、历史、地理等学科的教授，并充分利用这些学科传承本国文化的功能。

综上所述，陈启天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思路在于以国家主义教育为手段，培养国民的国性，以实现统一富强的民族复兴目标。

四、国家富强、民族文化与国家主义教育

综观陈启天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一方面，他深信教育对于建国的功能。他强调“国家主义”源于对1920年代中国生存危机的民族关怀，其目的在于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位而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成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与西方列强平等的近代国家。面对当时中国面向世界的非国家主义倾向的强大压力，他试图以国家主义来整合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填补孔教在五四全面反传统中被打倒后的价值真空。他认为立国之本在于国民，共同文化是连接国民与国家的基本纽带，而教育是传递和创造共同文化的主要工具，国家主义教育是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根本方法。因而从这个层面看，国家主义教育被陈氏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有力工具，也是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寻求价值支援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