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口述历史论文范文

口述史专题研究口述史的生命在于深入田野，在于具体而微的专题研究，有的学者即以此来分享对口述史与共和国史研究的体会。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通过呈现新中从建立之初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到后来逐步转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历史进程，即从“先工”到“优农”的战略转向，突出共和国的时代和制度背景对开展相关口述史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刘世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绍了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案概况，指出轰炸受害者在口述中“情感度很高”，研究者应尽量减少干预。受访者的记忆多样、杂糅且叠合，因此，口述记录要与档案材料相互参照，相互印证。辛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报告了其团队对西方学人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哈里・迪金森（Harry T. Dickinson）的口述访谈细节，指出口述受访者也有较强的主动性。在关注个人生命史、学术教研史和在华经历的同时，辛旭还提出了关于西方儿童史的口述史计划。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通过报告藏区的口述访谈及其对藏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口述史应被看作一种任何学科都可借鉴的方法。王春英（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以“5・12”地震灾难幸存者口述访谈为主题，认为口述史对灾难发生时的情景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对灾难经验的总结可以增强危机意识，促使人们尊重自然规律并对灾民生活予以持续关注。王国平（都江堰市政府文化产业科）同样关注了“5・12”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指出要特别注意由于受访者心理阴影造成的幻觉描述等问题。

人类学与口述史人类学的学科理论与田野经验，为口述史研究提供了借鉴资源，同时，口述史也推动了人类学对自身的反思。张佩国（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认为口述史的实践面向几乎涵盖了历史学的每个研究领域。在民族志实践中，口述史对探索连接历史和当下的“介质”具有特定意义；民族志的“表述权威”“道德感”等田野工作伦理，又对理解口述文本的生成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张江华（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以其在广西的田野调查为实例，指出口述材料一旦形成文本后，容易产生“去脉络化”的现象。而且，由口述对象书写的文本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口述史学者倾向于在案头准备中预设问题，而人类学家则更强调“观察”的意义。彭文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典范叙事”（examplar story）的概念，即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具有本地特质和认同感的叙事，而谣言、记忆等话题对口述史研究都非常重要。抗战时期美国飞行员在凉山州被当成奴隶使用的谣言与搜救队的进入就形成了一种“典范叙事”，也呈现了民族国家的构造与叙事过程。张原（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从人类学学科史的角度强调了其与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口述历史是由研究历史实践的人类学所关注的，它具有不同的表现特质与呈现形态，并涉及“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问题。因此，口述历史“为人类学细致考察和深思不同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之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关键路径”。汤芸（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以民主改革口述实践为例，指出“物”在口述访谈中起着重要作用：如肥皂、军用桶是一种标示记忆点之“物”，汽车、白米饭则是一种寄托口述人情感之“物”。因此，口述史不仅关乎“人”，也关乎“物”。

在圆桌会议中，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在口述史实践和研究中，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及其对该领域的影响。张佩国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区分口述史的方法究竟是历史学的还是人类学的，双方都可借鉴，口述史恰恰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相互讨论的空间。定宜庄则指出，在多数学者认为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已成为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时，历史学的功底和长处或许才是口述史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王先明则提议跳出人类学或历史学窠臼，追溯传统中国“口口相传的历史”，并将其与当代中国史学眼光向下的重大变革结合起来。左玉河通报了口述史研究领域几项动态（唐纳德・里奇等人的《牛津口述历史手册》中文版及《当代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即将出版，“本土经验与国际口述历史的多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拟于年底召开），并提出口述历史进课堂等建议。最后，王东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论坛作了整体总结。他指出这是一场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间的深度对话，与会学者在对口述史的多元认知方面进行了丰富的讨论，强调了对口述史的史学性认知。口述史的意义之一或许就是帮助历史学家“做一个转身”，对自身研究展开反思。

第2篇：口述历史论文范文

【关 键 词】民俗史 民俗学 口述史学 新史学

【 正 文】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民俗研究的历史和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镜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从广义上讲，民俗是指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沿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与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可将此四项条件视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学和“总体史学”新浪潮的影响之下，当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兴和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Folklore)也称得上是一门“新型”学科。早在本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L.费弗尔就撰写了《民俗学与民俗学家》一文，对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论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M.布洛赫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拓宽研究领域，运用跨学科的新方法，在社会史、文化史、种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树。他进一步指出：“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意义。”布洛赫的后继者、历史学家比尔吉埃尔将生理习俗、行为习俗、饮食习俗、感情习俗和心态习俗等等统统视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完全赞同布洛赫的观点，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面对下层民众，民俗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它们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口述史学(Oral History，亦称口述历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振兴”。由此可见，口述史学的某些传统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例如，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学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民俗学永恒的研究课题。口述史学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其为数众多的学科领域当中，许多研究对象往往与民俗学的研究内容相互交叉和重合，这种双方共有的交叉性质集中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口述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往往会最终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学与民俗学之间的界线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界线有时会因种种原因变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们误入歧途。依笔者之见，除了学科性质各具特点之处，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则强调文化的延续性。换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研究范围与口述史学的研究领域是无法比拟的。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提及。

一

前文提到，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那么反过来讲，叙述性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毫无疑问，在民俗学众多的研究领域，叙述性是一种人们公认的传统因素。之所以称其为“传统”，就在于这一特点随民俗研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在人类社会内部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民俗学家S.汤普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俗学主要是指“没有文字的人们的文化传统”（《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纵观民俗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如史诗、叙事诗、民谣、民间故事、神话、民间戏剧、传说、谚语、俗话、宗教仪式、习俗和风格等等，几乎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传下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往往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来保留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不发达的落后民族更是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除了极少数的文献史料之外，这是保证文化延续性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因此，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留下自己过去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有关文字记载，而林林总总的民间艺术形式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由此可见，叙述性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优点。

不容置疑的是，叙述性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已成为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它同时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史料，人们只能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口述史学则向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口述史研究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其特点是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这不仅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口述史学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是其他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语言的独特功能，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因而能够在学科林立的国际史学界独树一帜。

二

笔者曾多次强调，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民俗学（尤其是民俗史）来说，其客观性能否经得起人们的检验，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口述史学的客观性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其一，当代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现代化的手段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从当事人来说，由于他们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因此，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二，就口述史学家而言，由于他们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取证工作的，因此，他们在访谈和取证时自然地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同时也不会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三，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只有这样，口述史研究乃至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才能够得到保证。

由于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包括民俗史）的研究对象多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出现，因而其内容的可信性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例如，许多神话、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的背面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人类历史，这在古希腊、印度、爱尔兰和中国等国家尤其是如此。然而，这些神话和故事都是从极其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由来已久的宗教传统、崇拜英雄的心理活动及其他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假设我们抛开艺术，只谈理论，那么，即便是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是人们经常争论的话题。芬兰学者塞波·克努蒂拉在1996年4月发表的《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民俗学文化研究的观点看，心态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民俗学者并不受下列事实的困扰：在许多方面的历史研讨中，心态被看作是不清晰和非科学的。其实，在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任何关键性的概念本身也无清晰或模糊可言。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时常众说纷纭的题目。民俗学者一直被迫考虑心态的综合性质及其与精神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独特性的相互关系。”

这段语录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其中也许存在着一个误区。如前所述，口述史学注重历史研究，而民俗学则偏重于文化研究。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范畴，然而，也是两个相互重合的圆。

转贴于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是新史学和总体史学影响下的产物，其鲜明的社会性是广为人知的。总体史学的代表人物M.布洛赫曾直截了当地说：“唯一的真正历史，乃是总体的历史。”“总体历史”意味着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全面认识。布洛赫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从实证主义史学和经验主义史学的封闭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向下层民众，走向社会生活。他的代表作《11—18世纪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一书考察了移民方式等一系列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在总体上揭示了法国农村的历史特征，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口述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民众，这也是当代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口述史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研究范围从社会史、妇女史、家族史、矿工史到社区史、人口史和种族史等等，几乎将各个阶层的民众都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范围。口述史学家毫无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这样，口述史学家就向那些被看作是定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英国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指出，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总之，口述史学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民俗学研究也将目光投向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这也是当代民俗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数众多的民间故事、民谣、谚语和俗话等等均取材于民间的现实生活，而这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又掌握在广大民众的手中，并且通过口述的形式（还应包括文字资料）世世代代地相传下去。真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传之于民”。风俗和习俗自然也不会例外，它们是各阶层的民众在数千年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惯性。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就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毋宁说，失去了社会性这一特点，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一点已为史学研究的实践所证实。

四

较之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口述史学无疑是一门典型的具有独立性质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在经济史、科学史、政治史、社会史、劳工史、文学史、家族史、妇女史、企业史、部落史、宗教史、种族史、城市史、社区史、音乐史、绘画史、戏剧史、电影史、电视史、军事史、系谱学等史学研究领域，口述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

口述研究的综合性质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言而喻，其叙述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广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与众不同，相对而言（较之于文献史料），史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毋庸置疑，这也为口述研究的广泛性提供了条件。

民俗研究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研究范围也是相当宽泛的。民歌、民谣、民间戏剧、民间故事、寓言、传奇和传说、谚语、谜语、俗话、史诗、叙事诗及叙事活动、民间舞蹈、民间绘画和工艺、民间音乐、系谱、家史、传记、神话、宗教仪式、各种风俗和习俗等等均属民俗学的研究范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研究范围（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学显然不及口述史学。然而，出于种种原由，民俗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却难以成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如传奇、传说、神话、寓言、史诗、谚语和部分民间故事，这也许是民俗学本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所致。

五

民间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其特点是生动、活泼，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易于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是，由于这些艺术形式涉及面较广，因此，其内容显得十分庞杂，难以形成独立的体系，这一点与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西方许多著名的民俗学家着重指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要，毋庸置疑，这给民俗研究增添了不小的难度。例如，民间创作的随意性很大，有些艺术形式往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仅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经过千锤百炼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艺术形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别形式甚至能够繁衍出上百种变体，其演变过程同样是相当复杂的。

缺乏第一手资料是民俗学家普遍面临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民俗学家S.汤普森认为，民俗研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资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内容的庞杂直接导致了研究人员的庞杂，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资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学资料必然显得杂乱无章，既缺少条理性，也缺乏系统性。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仅仅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分别来自各个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画家、摄影家、工艺美术家等等。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专家在民俗研究的旗帜下“最终走到了一起”，这种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总而言之，划定学科范围，选择研究方法，确保第一手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所有这一切是民俗学界的当务之急。

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有所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首先表现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因而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总之，口述凭证的获取是以资料翔实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如果访谈取证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个主题进行多次调研，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这样一来，口述史学家便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而不是仅仅依靠有限的文献和其他文字资料，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传统的研究模式。

六

早在本世纪初，英国的人类学家便提出了“文化遗留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现存的民俗可以被视为远古文化的遗留物。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显然失之于偏颇。众所周知，民俗乃历史的积淀，一个民俗学家必然是文化学家，因为民俗集中反映了民间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但文化有其特有的惯性，因此，文化的延续性是不容置疑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民俗学家关注的是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即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巴西民俗学家埃丝特·巴罗尼斯·卡尔文斯基教授指出：“民间文化的定义、观念和研究领域，依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范围也可大可小。……无论理论定义如何，民间文化都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显然，这一论点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民间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尽管它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口述史研究是历史科学研究多元化的产物，口述研究的目的是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从而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口述史学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例如，家族史既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口述研究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一般而言，普通民众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见诸于文字的历史记载，而现存的文字资料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因此，其客观性便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在家族史研究领域，许多案例研究主要取决于有关口述凭证的搜集和整理，换言之，家族史研究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质量。然而，在同一个研究领域，民俗学则侧重于研究民间流传下来的家族史。肯尼亚学者米维卡利·基埃蒂认为，家史的特征并不存在于书面的形式，在所有讲匈牙利语的地区都可以发现家史。家族成员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家史传给下一代，这些故事往往能够刻画人物的完整个性，塑造人物的传奇人生。朱莉安娜·奥尔西博士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家史记录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总之，这类家族史一般都具有传奇色彩。

七

方法论研究是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笔者之见，理论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学科构建的重要环节。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各个研究领域，为数众多的分支学科才能够最终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民俗学（现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和口述史学自然也不例外。民俗研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实地研究法（亦称“田野作业法”）、民俗调查法、口头咨询法、“采风”等等，并伴之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术）。当然，这些研究方法多为“舶来物”。值得一提的是，人们万万不可忽视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利用，这一点已为民俗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如果不借助文献，而仅仅通过口述资料，人们自然无法知道民间艺术形式的原型，无法了解这些原型的变化规律，无法知晓风俗、习俗乃至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较为独特，简而言之，它采用和综合了多种方法。除了综合分析方法和比较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和信息学的若干研究方法也被人们广泛利用。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凭证的搜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访谈则是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此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历史学家可以从现存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这种方法常常能够使历史学家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有关历史资料。另外，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也是一种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英国历史学家H.梅休认为，这种方法既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还可以扩大社会调查的范围。

除了史料搜集工作之外，口述凭证的整理和利用对整个研究工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利用，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同时也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搜集工作还是整理工作，先进的音像技术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如此。

八

民俗研究的实践表明，现代民俗研究不仅继承了古代研究的传统，而且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创新和改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国外的民俗学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屡见不鲜。民间文化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知识，这种文化必须长期保持和发扬光大，因此，民俗学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创建到今天屈指数来不过半个世纪，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口述史学的问世表明，史学领域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概括。首先，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将目光投向文献史料，而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旧有模式，向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其次，口述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具有颇为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再者，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正所谓“英雄创造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呼唤着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变革。从另一个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这些意义上说，口述史学的影响无异于一场革命。毋宁说，这一革命还在继续。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结果。

主要参考资料

1.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88年。

2.Peter Dale:Ideology and Atmospher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96，No.3，Vol.13。

3.D.Paul Schafer:Towards a New World System:ACulturalPerspective ， 1996，同上。

4.塞波·克努蒂拉：《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载《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996年4月。

5.埃丝特·卡尔文斯基：《民间文化的流派和它们的理论涵义》，1996年，同上。

6.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

第3篇：口述历史论文范文

［摘 要］ 唐德刚先生，作为海外华人中从事口述史的开拓者，其口述史著作众多，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口述史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其从事口述访谈到口述资料的整理、撰写等一套的方法，对当下从事口述史实践尤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唐德刚先生；口述史；认识；方法；

［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1）05-0111-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56［本刊网址］ http：//省略

近年来，国内各种媒体、网络、和图书出版等都出现大量关于口述史方面的节目和书籍等，涌现了一股“口述史热”。在深入追溯这一股热潮背后的领军者时，让人不得不提起作为海外华人中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开拓者――唐德刚先生（1920――2009年）。作为海外著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很多，如《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但使他蜚声海内外和富有开创性的是他口述史的研究及其著述，其口述史著作有《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顾维钧回忆录》和《张学良口述史》等。大陆史学界很早就直接或间接地把唐德刚先生的这些口述史翻译介绍进来了。笔者学识浅薄，谨以此文，欲在唐德刚先生口述史学及其方法论上有个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和总结，以就教大方之家。

一、唐德刚先生对口述史之认识

唐德刚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长期从事着口述历史的实践工作。从他所做口述史对象来划分，其口述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系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物和事件的口述史。有《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亦云回忆》和《张学良口述史历史》；一类是能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人群。有《战争与爱情》和《桃园县的“下中农”》。

经过多年做中国近现代口述历史的实践，唐德刚先生对口述历史涵义也有着自己的阐述，他说：“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诚然，依唐德刚先生的表述，在口述部分之外，口述史家要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以所得口述资料为凭借，结合已有的文献资料，积极构建口述历史。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他在比较史学的视野下进一步总结了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的异同，他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对口述历史的作用，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口述历史’的好处，便是让历史上的英雄们自己现身说法，去说个痛快淋漓，信不信由你。”而且，唐德刚先生善于从我国传统史学和西方传统史学中探求“口述历史”的传统。在我国传统史学中，他认为《史记》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是我国最早的“口述历史”实例。又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把我国有记录的“口述历史”的源头最早追溯到孔子作《春秋》算起，并且认为《论语》也是由孔子口述、其学生或其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也是一部口述史。在西方传统史学中，他认为从古希腊、罗马的荷马、希罗多德的作品到《马可•波罗游记》等，都是“口述历史”。在论述口述史与文学等其他学科的关系时，身为海外著名的史学家，他兼容并包，大胆、批判性地吸收我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中有益主张。我国传统史学有“六经皆史”、“文史合一”、“诸史皆文”、“史以文传”等主张；西方史学很早也有“二经皆史”之说（二经为《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史学发展到当代，在西方更涌现了“史学若文学”等主张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浪潮。虽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种种缺点和不足，如强调叙事中的虚构性等，但在历史的叙述中加强文学性是值得借鉴的。在口述史的叙述中，他积极用生动、幽默、诙谐的笔法来写口述史，增强了口述史的可读性，他说：“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

二、唐德刚先生口述史之方法

唐德刚先生作为海外华人学者中从事口述史学的开拓者，其从事口述史的方法、技巧和原则对当下从事口述史工作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学识有限，试着从口述史访谈、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撰写等方面对他的口述史方法做进一步的探求和总结。

（一）在口述访谈方面

一部口述史著作的产生，口述访谈是其至关重要的部分，否则就不能称其成为口述史。唐德刚先生长期从事口述史实践，其形成了自己一套访谈方法与技巧。

首先，在口述访谈的方式上，他采用的是口述史访谈中最为流行的一对一的访谈，即访谈者与受访者一对一的交流。从他目前流行于世的口述著作文本中可以窥见其当时访谈的方式。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有“唐君，你还要我说什么”、《张学良口述历史》中随处可以见到“我跟你说一个人”、“我跟你讲”等这样的说话方式。从这些口述著作中留下的当时访谈痕迹可以看出其所采用的访谈方式为一对一的访谈。他之所以采用这种访谈方式，这一方面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对他所指派的要求，人员有限，只能一对一；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与受访者有很好的个人情谊，易于一对一的访谈。而且，这种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易于互动交流信息，可以更好地让受访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在访谈的技巧上

他所做的口述史都大多是个人生命史的口述史。唐德刚先生由于熟稔中国近现代转型社会的这一段历史，他把所做访谈对象一生的经历，按逻辑结构和时间顺序，划分为若干专题，编成访谈写作大纲，每次访谈都围某一专题的重大事件与受访者进行访谈交流，有的放矢。这种技巧是他从做胡适、李宗仁口述史中总结得来的。在做胡适口述史时，据他自己记述：“我先把各章的情节研究一遍，找出个有系统的小‘节目单’，并把这些节目有关的资料和情节稍加汇编。‘访问’之时，我就根据这个单子和资料，向胡适发问，或请胡公自动叙述。”从他一生著作中“用功最深”的《李宗仁回忆录》的访谈技巧中更可以窥见其口述访谈技巧的娴熟。据他自己记述：“我把他一生光辉的经历，大致分为若干期，他同意后，我又把各期之内，分成若干章。他又同意了，我乃把各章之内又分成若干节和节内若干小段。其外我又按时兴的史学方法，提出若干专题，来加以‘社会科学的处理’，……每次访问时，又只认定某章或某几节”。

而且，他口述访谈的技巧还表现在，虽其有很深的史学功底，但他每次访谈前都事先准备详细，而且在访谈中很有技巧性地从旁提示资料，让访谈者能回忆所经历的历史场景，说出自己的故事。据他自己记述，他在做李宗仁的口述访谈时，都先把每次访谈专题的客观背景讲清楚，然后再请受访者讲述自己在这段历史史实中所扮演角色，然后说出自己的故事。不仅如此，他很善于和受访者在口述访谈之外交谈、交心，聊些“无记录的谈话”，他说：“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问。”这个技巧是他从做胡适、李宗仁口述访谈中得来的，屡试不爽。

（三）在口述史访谈原则上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能静静地、认真地倾听受访者的心声，这也是口述访谈中最重要的原则。像李宗仁、胡适、张学良辈等，晚年生活在异乡，英雄坐老，孤寂难以排泄，唐德刚先生对他们所做的口述史，正好是他们排遣苦闷的方式之一。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唐德刚先生能静下心来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很难说出自己的故事，他也很难写出当代几部寥寥可数的畅销口述名著。据唐德刚先生自己记述，他在做李宗仁口述访谈时，经常“天南地北地聊天聊到深夜”。

（四）在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撰写方面

唐德刚先生在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撰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总结：

首先，在口述资料的整理、筛选上，他有一条重要的方法，即把口述访谈资料与文献、图书资料相互印证。遇到受访者所述史实不正确时，他都是回头及时整理并把正确的资料加进去，以求符合历史事实。这条重要方法是他多年从事口述史实践、研究的经验之谈。他说，“口述资料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资料加以印证补充。……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而考证而成的。”他在整理、筛选李宗仁口述访谈资料实践就是这条方法的最好实践明证。据他自己记述，“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会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他所用的补充资料都是“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报章杂志的记载”，这样就可以“考据出确信无疑的历史背景”，竟而“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部信史”。

其次，在口述史的撰写上，他也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在口述史的撰写中，他尽量保持其口述访谈史料的语气和原貌，做到原汁原味的口语化风格但又不失其真实性。从目前他出版发行的口述史著作中不难看出这样的撰写特点。据他自己记述，他在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中，“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改写，我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这样就有利于保持口述历史的原貌和真实性。

不仅如此，他还根据各个受访者的综合素材和实际情况，在口述史的撰写上对各个受访者的口述史区别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在胡适口述史的撰写中，他创设了一种受访者口述和访谈者注释的综合模式。从《胡适口述自传》可以看出，唐德刚先生的注释部分在整部口述史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朱旭晨对唐注总结的那样，“从内容看，这些注释涉及中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有的指出正文所提问题的参考书目及出处，有的对各种学术及制度问题展开讨论，有的对胡适及其他人物、事件、观点等进行评论等等，不一而足。”更值得一提的是，唐德刚先生还把他在做其他口述史中所得到的口述证据通过注释的形式补充进去。如，他在撰写胡适口述认为1915年日本要的“二十一条”是中国外交部故意泄露于世的这一史实时，他就在注释中征引了他1960年做顾维钧口述史的口述资料以证明这一史实。其撰写中区别对待的例证还有，他在撰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时，是先写中文稿后写英文稿，他说：“这中英二稿，并非一稿双语，而是一宗文稿在撰写程序上的两个阶段。中文稿实是‘初稿’而英文稿反是‘定稿’也。”

综上所述，从以上总结可以看出，从他对口述史的认识，到口述访谈到口述资料整理、撰写，唐德刚先生都给后世从事口述史实践和研究的工作者留下来宝贵的方法财富。唐德刚先生口述史的认识与方法为当下不断发展的口述史学提供了借鉴的理论与思路模式。总之，作为海外华人学者中从事口述史学的开拓者，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史的认识与方法，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和口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

［2］唐德刚．胡适杂忆［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

［3］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第4篇：口述历史论文范文

利用口述史料研究和写作历史，在中国和海外都是古已有之。但是，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口述历史，却只能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交流的不断加深，现代口述历史才逐步发展起来，并有不少成果相继问世。但从总体上来讲，我们无论在口述历史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还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状态。

2005年7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的回忆录《国事忆述》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和广大读者见面。虽然是以个人名义出版的回忆录，但它是在专业口述历史工作者参与下完成的，同时作者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因此这本书应看做是一部口述历史作品。笔者作为一名口述历史工作者，有幸参与了《国事忆述》的整理、编辑工作，现以该书为例，谈谈口述历史的功用。

第一，丰富了历史档案的内容。目前的历史研究者，主要利用档案文献资料，但并不是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得到记载，形成文献资料。比如，文献通常只记载：有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决策。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感兴趣的往往是这个事件、决策背后的详细博弈过程。因此，对任何具体研究来说，文献总是不够的，必须靠口述方法补充史料。

陈锦华作为我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处在重要岗位上的领导同志，经历丰富，亲历过许多重要事件，参与过许多重大决策。他在《国事忆述》这本书里，讲述了这些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有很多是文献档案里无法找到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前期，陈锦华时任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他在讲述这一重大事件决策背景时，提到了一件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有一次从身边工作人员处，无意中了解到社会上“的确良”很不容易买到，非常惊讶，找商量如何解决，主动提出可以买外国技术以扩大生产。事后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要他们研究办理。这件事不见于任何原始文字记录，陈锦华是根据亲闻、亲历提出的：亲闻，他是从李先念、余秋里同志那里听说的；亲历，他当时负责起草引进的第一个重要报告《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篇讲大道理、算大账，唯独对“的确良”讲了具体数字。

口述历史依赖口述史料，但口述史料不等于口述历史。一部成功的口述历史，必须把口述史料与文献资料互证，口述史料与口述史料互证，经历一个“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当然，反过来说，文献资料也不一定都是完全客观的，怎样鉴别真伪呢？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核对当事人、见证人的口述史料。

陈锦华在准备、写作《国事忆述》过程中，不辞辛苦，亲自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这从书的后记中列出的一长串感谢名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同时，该书的整理者也核实、补充了若干档案资料。陈锦华还多次请相关的历史当事人提供意见。例如，粉碎“”后中央派出的上海工作组问题，他专门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请一些老同志一起回忆当年的工作情景。这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补正了陈锦华回忆中个别不准确的地方，同时又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进一步丰富了史料的内容。

第二，比较生动地再现历史，表现出社会心理的复杂过程。历史是一个人文学科，是关心活生生的人的。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前人的私人感情、生命体验、个人感受(欢喜、怨恨、愤怒等)、思想状况等都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希望作品比较生动，有读者，把这方面的内容增添进来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但这方面的内容通常没有被纳入传统的历史考察视野，因为很少有文献资料记载这方面的情况。对口述历史而言，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是很容易的――当事人在口述过程中往往会谈到自己的心路历程，整理者也可以直接进行挖掘。

《国事忆述》多处讲到陈锦华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心理感受，有两个地方我印象最深：一是1990―1993年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期间，他说这一段是一生经历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当时的感受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压力特别大，体重一度消瘦了10多公斤。由此可见当时改革推进之艰难。二是1994年九十月间物价上涨最厉害的时候，他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焦急万分，心里总想着货币贬值后群众怎样过日子，连着几个晚上梦到群众抢购粮食，甚至有一次在睡梦中发出艰难的惊叫声惊醒了老伴。这些心理描写，虽然都是一些细节，却把当时的经济形势、领导者的压力，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了陈锦华身居高位而不忘老百姓的高贵品质。

第三，保存口述者的观点。与单独由历史学家撰写的传统史书不同，口述历史由作为历史当事人、见证人的口述者和作为专业历史学者的访谈人共同完成。它总是夹杂有口述者的价值判断。尽管口述者不可能完全跳出事件之外来观察、描述该事，他对事件的看法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通过口述历史而保留一些历史当事人的看法还是很有价值的。很多不从事历史研究的口述者根据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也有能力对某个事件下结论，或者至少算他的一家之言。让他们的睿智、人生感悟、经验之谈流传开来，将是口述历史工作者的一种贡献。实事求是地讲，仅仅建立在档案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比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多年的深思熟虑的结果更客观、更具启发性？恐怕未必。

第5篇：口述历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口述史教育史学研究方法

1 关于口述史的回望与发展

口述是人类传递经验、传承历史最古老的方式。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的说就是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的一种传承、回归历史的活动。口述史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

在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时就已经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事件实地的调查和研究。自八十年代始，口述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这一点在史学界也有所体现。最早涉及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时北京大学张继谦对西南联大的口述采访，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先生在1996 年开设的“口述史学研究”课程。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几本口述史专着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定宜庄所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2 口述史的功能与运用

口述史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口述史一方面能够为历史学提供生动的文字描述, 另一方面还能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最主要的就是它推进了史料的搜集，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口述史作为教育史学的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还具有哪些功用呢？简要的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许多重要会议、红军长征、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及当时在白区的活动等。（2）让传统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普通平民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探究领域。比如妇女儿童状况、秘密组织等。（3）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它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

3 口述史面临的挑战

当代口述史学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可谓是一场口述史学运动。但就整个口述史学界而言，也的确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发展最大的挑战就是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的，而记忆是具有不可靠性的。记忆的不可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其次，便是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而故意扭曲记忆。第三，口述者的记忆受到现实及生活经历的影响，造成口述者个人心理的变化。其次就是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口述历史是一个容易沾惹是非的领域，因为它除了叙述一般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外，更多的是涉及对他们的主观评价，而主观评价却渗透着极强的个人好恶。还有一点就是口述历史虽然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交际过程，但是它必然涉及对第三者的褒贬性评价，当这种评价一旦公开，免不了要遭到第三者本人或是其子孙后代的抗议，严重的就有可能牵扯到法律诉讼的问题。

4 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教育口述史研究在我国不断升温，教育口述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在接下来的教育口述史研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4.1 加强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

当今时代，学科间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与频繁，我们必须要加强教育口述史研究自身理论上的探讨，尤其是与之相关研究间的关系探讨。

4.1.1 教育口述史研究与教育自传、教育回忆录

一般来说，自传和回忆录是以个人回忆为主要内容，以个人自身的成长为主要线索的一种文体。概括地说，二者都是个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回顾。而教育口述史研究则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回忆基础之上的一种研究范式，当事人的回忆只是为了更清晰地来说明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内容。

4.1.2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但二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教育叙事研究并不是必须要利用访谈的方法，但访谈法却是教育口述史研究所必须的。其次，从研究的主体看，教育叙事研究既可以存在两个主体，也可以仅存在单一主体。而口述史研究则至少要有两个主体即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最后，从研究内容看，教育叙事研究与教育口述史研究之间有一个极为显著的区别：教育叙事研究所叙之事，都是以说明问题为根本的；而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来说，研究内容的真实性是我们最先要保证的。

4.2 利用教育口述史研究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教育口述史研究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把之前的静态课堂转变成为一种动态的课堂。在国外，口述史不仅被用于语言、音乐、化学等各学科的教学，同时也被用于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估，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抽象的教育内容的效果评估，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的效果等。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多多借鉴国外的这些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则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发挥，充分利用口述史的研究成果来推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就当前而言，我国的口述史研究还仅限于应用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比如抗日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学。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类似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学科的教育教学及教育教学评价中，以便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05):47-58.

第6篇：口述历史论文范文

>> 浅谈口述史与民俗 教育口述史漫议 工厂搬迁口述史 1974·新疆记忆：王蒙口述与文学 董振祥 师父与师傅 董学振：我的创业史 张学良口述史特点研究 美术史与美术欣赏的关系 唐德刚先生口述史之认识与方法再探 再现光荣与梦想――《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评介 美国口述史发展与经验及对中国档案部门的启示 婺源徽剧传承人影像口述史的实践与探索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对社区电台进行口述史的观察与研究 影像?记忆与认同――口述史纪录片的历史真实 18人的上海口述史 对口述史价值的思考 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 草根口述史调查报告 用口述史激活军垦文化记忆 传承者的口述史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⑤http：∥/view/968256.htm.

⑥唐德刚（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老圩人。华裔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中国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口述历史》、《袁氏当国》等.

⑦http：∥/view/526329.htm.

⑧=8＼*GB3http：∥/view/968256.htm.

参考文献：

[1] 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 王俊义，丁东.口述历史（第二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当代上海研究所.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杨银祥.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 高名潞，等.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 陈向兵.何种标准？谁之立场？――当代艺术史写作的权力、意义与可能[J].美苑，2010（3）.

第7篇：口述历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 抗战老兵；口述史料；史料价值；爱国主义教育

近年来，口述史研究愈加受到重视，但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对于口述史料的应用价值研究仍不尽人意。由于学术上的欠缺，社会各界人士对探访抗战老兵时所获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加以研究、利用。本人通过走访抗战老兵数十人，结合“阜阳益爱志愿者协会”保存资料和“关爱抗战老兵网”信息及专家研究成果，以阜阳地区抗战老兵口述史料为基础，对阜阳地区抗战老兵口述史料在阜阳地方历史文献编撰、充实阜阳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素材等方面做了一定的论证。

一、口述史料丰富了阜阳市地方历史文献的编撰

众所周知，在以往的地方文献编撰中，往往重政治而轻民生，重精英而轻大众，重“上”而轻“下”，尤其是关于阜阳抗战史，其描写仅仅侧重于“阜阳保卫战”和日军对阜阳地区的几次空袭等，对于阜阳子弟抽丁入伍、保家卫国的历史贡献记载甚少，或仅仅限于大部分现居于阜阳的部分抗战老兵，并不具备普遍性。因此，在阜阳地区文献编撰中增加抗战老兵的历史贡献记载比例或专门为这些抗战老兵著书立传就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第一，阜阳地区抗战老兵口述史料和阜阳地区文献资料可以相互补充和印证。首先，“人类活动无比繁复，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微小的部分。”[1]在以往阜阳地方文献的编撰过程中，基本上都是以部门文献为基础，地方文献是一地之全史，然“部门”仅仅是一地广阔社会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因此单以部门文献为基础，无法满足地方文献编撰的需要，特别是针对抗日战争时期阜阳地区的历史，更不能离开抗战老兵之口述史料的补充和印证。

其次，各抗战老兵虽然身份与普通的老人有所差异，但其也是阜阳近现代历史变迁的见证者，并且比普通老人有更高的思想觉悟和眼界，其口述史料对于阜阳地区文献的编撰是有力的补充。以开挖刺槐新河为例，现存的阜阳地区文献中，只记载了原因、形势、时间、事件、过程、领导者、劳工来源等“上层”历史事实，而对于各县、镇、乡、村等中下层干部对于上级命令的组织执行、劳工们在开挖河道的过程中所受的苦难和心理变化、劳工们在开挖河道的时间段中其家庭的生存状况等“下层”事件记载甚少。须知其在复员之后基本上都会在其所在乡村任村干部，对于中下层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状况和心理变化十分清楚，这是研究阜阳地区近现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史料，若要使得阜阳地区文献更加生动、更加面向大众，离不开抗战老兵口述史料对于阜阳地区文献编撰的补充。

再次，地方文献编撰的史料来源多是文献，倘若文献出现偏差和错误，则无论编撰者文笔如何绝妙，都不可能将历史的真实记录下来。如在大部分人认识中关于新四军、八路军战士的入伍方式全是自愿参军，而兵几乎都是通过拉壮丁的方式补充兵源。但个人通过采访得知，事实并非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只有通过抗战老兵口述史料和文献资料的反复印证，才可以使历史事件接近或达到历史事实的真相。

第二，以阜阳地区抗战老兵口述史料为基础所编撰的文献资料，是阜阳地区文献系统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阜阳地区文献资料的编写，时至今日仍无法摆脱传统的精英史观、政治史观等为主导的“自上而下”写历史的弊端，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新史学”的兴盛，传统史学观点逐渐式微，“自下而上”写历史逐渐被重视，因此阜阳地区抗战老兵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依据其口述史料编撰的文献资料在阜阳地区文献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历史的潮流，符合“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

第8篇：口述历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河南省　县级图书馆史 民国时期

[分类号]G250.9

1　引言

晚清以降，河南省县级图书馆建设顺应时代、当地需求而相继而现，历经数次社会变革和战争洗礼，在蹒跚中学步、成长，从而促进了当地以及整个河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2009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由陶善耕所著的《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五陋居札记)一书，便向人们展示了旧时以河南县级图书馆建设与社会变迁为主线的壮丽诗篇。该书以各县图书馆沿革为中心，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其纵向跨度之长，空间维度之阔，事件、人物之丰富，使得这部著作完整厚重，条理清晰。不仅再现了河南地方图书馆发展历程，而且也为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区域化及走向深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2　一部富有引领学术的厚重之作

2.1　应和学界向下趋向，推动我国区域图书馆史研究

以地区为单位的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中国疆域太大，只能先把每一个地区的历史研究清楚，才可能做全国的综合的研究。近年来，地方区域研究的兴起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一般认为，这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战后历史学目光更多地转向关注下层社会历史的学术潮流的一种表现。即使如此，地方区域史的研究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固有的历史研究学术传统依然“阴魂不散”，时刻影响着我国历史研究的现状。仅以图书馆史研究而言，全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县市也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而近年来，图书馆史的研究，尤其是各地方的图书馆史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可开拓空间。据初步的统计，国家图书馆史的研究著作有李致忠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史1909-2009》，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史与图书馆史》等，全国30多个省市的图书馆史也只有《陕西省图书馆馆史(1909―1989)》、《重庆图书馆馆史1947―2007》、《湖北省图书馆百年纪事》、《天津图书馆百年纪事》、《湖南图书馆百年志略》、《上海图书馆史》、《山东省图书馆志》、《浙江省图书馆志》等少数几个省市的馆史，全国大多数省市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至于市县的图书馆史研究，除了南京、厦门、宁波、济南等比较发达的城市以外，更是一片空白。基于上述认识可知，《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作为一本最新的县级图书馆史，其出版发行，无论对于促进各县地方图书馆史的研究，还是促进我国地域史的研究，摆脱传统学术之局限，都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根据各县级图书馆各异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人力配置，分别从沿革、规模、馆舍配置、相关史事、战争和人物、重要的大事记等展开叙述。采取纵写沿革、横描规模、贯穿人物事件的方法，以可查、可信的创设图书馆的年代为序，逐个地罗列叙述，又基于旧时河南地理位置的限定给予了该书空间的基本框架，做到贯通古今，综合历史，保持了记述的逻辑性、系统性，从而理清了从晚清到民国社会各县图书馆的发展脉络。

应和了学界向下突破的倾向，突出本书地方志、区域史的特点，以各县为点，以若干县的比较为线，以全书各县为一个整体呈现出视觉面的广阔性和全面系统性。寓全省的共性于地方的个性之中，如作者在文中所述：“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就是一个禹穴。”在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的禹穴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跌宕蜿蜒的穴道，这条穴道时而宽敞，时而狭窄，时而阻塞，从晚清到民国，断断续续的通向尽头。当然无论在哪个时段，这里都充满着生命的搏动。基于地方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不难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了解河南各县图书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就可概知总结出全省图书馆发展的脉络。

在图书馆建设的百花园中，有富贵娇艳姹紫嫣红的牡丹，亦有漫山遍野娇羞淡雅却点缀山间无比清秀的雏菊。以各县为单位，多管而窥尽详河南省县级图书馆之溯源及全貌，可谓是蔚为大观!溪流潺潺，细水绵绵，历经高山低谷的起伏跌宕汇聚成一条奔腾不息的壮美江河，奔流人海，以澎湃多姿的热情融身于近现代中国图书馆建设这幅员辽阔的海洋之中，在阳光的照耀下一并折射着自己的熠熠光辉!

在今天看来，该书的出版对我们了解基层图书馆文化建设，促进各级各类型图书馆间的协作和协调，初步形成以市图书馆为中心，以县、区图书馆为纽带，以基层图书馆、室为棋子的图书馆网，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2.2　资料翔实，立论严谨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治史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要做到这一点，掌握大量的史料必不可少，毕竟，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研究历史必须根据史料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历史学家必须掌握大批史料，没有史料的史学家如巧妇难作无米之炊。正如马克思曾强调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强调占有材料，在近代中国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傅斯年有这样的言论。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具体到图书馆史而言，资料是基础，不占有大量、全面、实实在在的资料，就难于写出史实衔接、内容翔实、有血有肉的鲜活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讲，《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是一部倾力倾心之作，饱含着作者及很多工作者的奋斗和艰辛。为征集史料，陶善耕竭尽全力，访问咨询相关人员，其涉及范围之广，内容资料之翔实，可谓广征博采。至于资料类别，不仅有县志、报志、个人生平简谱、个人事迹，亦有议会记事、视察报告、图书馆述文、讲演集，同时还包括了行政计划进度表、机关统计表、碑文、对联、挽联等等。上述材料使得该书参考文献包罗繁复，其中最主要者有各地县志、《河南教育月刊》、《河声日报》、《河南文史资料》及各地文史资料等。

大量的占据史料，使得该书内容丰富，如在言及一些优秀人物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事迹时，涉及有封丘县掩护地下党工作的志士，也有拓城县不领薪水、义务服务大众的馆长等。此外，通观全书，一百零九县，繁多精简，并非套用单一的模式，统一的规格，让读者能够阅而不厌，每每观之各县都有新的内容闪现，之所以

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正是基于史料的丰富性和全面性。

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该书立论严谨，分析之客观，判断之科学，通书多有显现。如在提到通许县时，作者根据刘煜淮的视察报告说：通许县馆内“分图书，阅报，卫生，博物，理化，游艺，国耻纪念及学校成绩各室”，但其后的实施情况，则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难以叙述。又如一百零九县图书馆缘起的时间问题，究竟是始建?始设?创建?创设?开办?建立?设立?已有?作者依据史料多做出了精确的描述。

作者陶善耕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直书史事的优良传统，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对待自己从事多年的工作，坚持史为记事传言之书，必须善恶具书。以鄢陵县为例，书中提到县里图书馆的馆长和馆员“思想陈旧，对于馆务，仅能维持，毫无发展能力”，“地址偏僻，阅览不便”等等。如此书写，承袭了我国历史上客观记载历史、不存偏见、不虚美、不掩恶的史学传统，逼真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资料翔实和立足史实的结合在撰写历史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文献研究确实是有其事务性和技术性的，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亦应有相当的提升与凝练，以资鉴后人。该书作者便善于从一个总的大方向人手突破，不只是埋头于故纸堆里的言“然”，更为批判性地总结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阐明历史轨迹，砥砺同仁的敬业精神。每篇关于各县的记叙都将客观纪实性与专业学理分析融会贯通。

总之，《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全面有序的收集历史资料，梳理和记述，脉络分明，发展进程主线清楚，立论严谨，总结科学，启迪后人。

上述优长之外，该书还有其他值得肯定之处。首先就篇章结构而言，该书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纲目清晰，自成体系。以条目体的形式，以篇目统类目，以类目统条目，清晰简明的呈现给读者。全书以说在前面的话为总概；以寻踪各县级图书馆的沿革为主体，翔实地方史，由下而上的视角分别看各县沿革及其对全省精神文化建设的影响和促进；补缺则对尚未说及的诸县进行略记作以系统的补充和完善；附页则收录了省级部门的一些关系到地方各县的资料，逆而行之，又以由上而下的反视角，印证和展现县级图书馆的整体性发展历程。再就是语言表述方面，该书叙述语言准确、严密，论述精辟，毫无艰涩之感，语言感染力较强，事实铺述亦引人入胜，专业性和记实性都很强。总体而论，《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是一部引领我国图书馆史研究方向的严谨、厚重之作。

3　缺失

3.1　史论结合及比较分析不足

所有的史家都主张论从史出，史论结合，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就是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历史事件的各种发展，从中探寻其内在联系，完全从事实出发，内在联系的更确定的表现，是规律历史发展成螺旋形，在螺旋曲线的不同位置的近似点上，可以看到各种现象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从中发现历史规律。《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所涉及的20世纪上半叶河南各县，作为河南省图书馆整体发展中的个体，均位于螺旋曲线不同位置的近似点上，若能加以分析总结，则可获取共性、非共性的规律性认识。遗憾的是，该书尽管搜求到翔实的文献资料和记录，也有作者的一些论断、观点，而总体感觉是重史轻识，缺乏理论高度。

葛懋春指出：历史研究从搜集资料开始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评价，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在有关事实的全部“总和”中，把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加以严格地区分，通过研究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使人们了解过去，洞悉现在和预见未来。而《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给人的感觉是史料汇编的气味太浓，史料的抉择也欠精当，恐欠取舍不严的斟酌。比如有的县缺乏文献记载，以至于作者在描述时非常简略，有限的资料择取起来余地很小，那么，为什么没有文献记载呢?是没有历史发展的印痕还是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为什么会在这几个县出现这样的状况呢?作者应该着笔从政治、经济、战争、地理、文化等多方面来加以分析。期待作者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理论高度，以一览众“县”小的气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将一百单九县分门别类加以综合比较，是高山耸立?是蜿蜒连绵?是满山苍翠?还是尽显荒芜?这都是我们值得去分类探索，比较综合的内容，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一个开拓者，以启山林。

有史有论，有述有见解，有史才能有论的根据和依托，有论方能有实效有启迪，有了论才能让有血有肉的历史，更加鲜活。

此外，该书也缺乏各县之间的比较分析。

根据可比性的原则，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综合运用各种有关史学方法，克服历史比较方法的局限性，在比较的过程中要求同时运用比较和综合、抽象与概括的逻辑方法，做到横向纵向的比较，宏观和微观的比较，相同部分和不同部分的比较。而我们在该书中看到的只有综合缺乏比较，只有单个县的概况，缺乏横向各县具体情况的比较以及同一时段、不同时段内的综合比较，继而得出总结。这样，许多问题难有圆满答案，如为什么会出现伊川县图书馆的筹划未果，潢川县为什么会在1922年有独立建制的图书馆，等等。

通过科学深刻的分析比较，该书应该对以下问题作出问答：河南各县图书馆产生、发展的背景对当前图书馆现代化有何启示?在中国图书馆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县级图书馆的发展应选择一种什么样的道路、方向?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最基本的图书馆学思想又是什么?只有这样，河南省县级图书馆史的研究才能突破自身的研究局限性，在当代文化建设中找到新的突破和自身的位置。

3.2　口述史料运用不够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不少重要历史事件有文字记载，但不能反映历史的细节，更不能呈现历史中人的真实面貌――而口述史的价值却正在于此。口述历史近些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和高度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只是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近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中，伊川县、息县、临漳县、伊阳县、民权县……诸县极为简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存的文献使然，然而这并非没有弥补的手法。其中，口述资料的运用就是很好的路径。作为一部近现代史著作，许多历史亲历者尚在人世，该书的作者没有或者很少注意到口述史这一新的研究方法，使该书像一般史书那样，是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面孔，由冷冰冰的事件、一大串的数字等材料僵硬地组成。忽略了历史在本质上是生生不息的，除了身躯和骨干之外，也有奔腾的血液和能够传达人类情感的肌肉组织。使原本可以鲜活起来的历史场面再次变得呆板，错过了使该书成为一本“活”的、“鲜活”的历史著作的可能。

第9篇：口述历史论文范文

【摘 要】口述史和正常的历史教学有着较大差别，它集合文字、图片、音乐为一体，构建具有生动性、丰富性的教学特点。通过口述的形式再现历史发展某个阶段，对于历史教学而言是教学内容的必要补充，是一种新型的教学课堂形式，是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就此，本文着重针对口述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并进行细致性的论述。

关键词 高中历史；口述史；应用

口述史就是通过搜集和使用口头资料研究历史学科的方法，通过口述者的所见、所闻等主要内容，从根本上强化了历史发展的某个方面。这种教学策略和高中历史教学目的不谋而合，强调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宏观思维能力，从而达到完善教学的最终目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让学生掌握了相关历史知识，还能让学生对相关历史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真正达到了强化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积极性的目的。

一、口述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的必要性

（一）口述史是教学内容的必要补充。

在新课程观念下，文献、实物、图表等成为了重要的资源。因此，逐渐将口语化、生活化以及形象化的口述史资料融入到历史教学当中，对弥补传统历史教学所带来的不足和局限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教学内容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口述史是全新的课堂教学模式。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常规历史教学方法显得枯燥、乏味、单一，但是将口述史历史教学融入其中会使教学形式更加灵活。在传统历史教学课堂中，课堂教学就是教师进行历史的讲解，从根本上强化了学生的被动学习意识，强调了学生学习历史教材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口述史实践活动中，教师会不自觉的将个人情感教学融入到讲述过程中，这对于吸引学生学习兴趣，引起学生情感共鸣产生积极影响。

（三）口述史是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手段。

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是近现代历史教材内容，也是口述历史教学内容的重要课题。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负责相关课题的调查、问题设计、访谈、资料整理、结论分析等相关工作，这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强化学生的合作精神，完善学生的沟通能力有积极影响。而且，历史新课标教学中能增加很多实地调查活动，这对提升学生的社会实践意识和能力以及做到将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融合有着较大作用。

二、将口述史和高中历史教学紧密融合

（一）运用口述史让学生自己描述喜欢的人物

纵观历史教材，每个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教材中所记载的资料是不尽相同的，这并非因历史的改变或对历史人物侧重点不同，而是因为人们在记录历史的时候所选择的角度和评论的观念不同，也就导致了对这个人物的认识和理解出现差异。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历史学习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围绕一个相关任务或主题进行自主性学习，通过引导学生搜查这个任务或主题的各种资料，结合自身对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从自身的角度描述对此历史人物的看法，然后通过口述的形式描绘这个人物。因此，利用口述史的方法，能让学生从多方面理解历史，能从不同角度看待历史，而不是沉浸于自身的主观思维当中。

例如，岳麓版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在学习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这一单元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思考毛泽东一生的伟绩。在我国人民心中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那么，在同学们眼中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过哪些事？在他一生中是否做出过错误的判断？就此，教师可以以“毛泽东”作为调研题目，让学生对毛泽东进行具体的描述，从而让学生从不同角度了解毛泽东，让学生深刻感知自己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眼光和看法，有些学生以看待英雄的方式看待毛泽东，有些学生以独裁者的角度看待毛泽东，还有一些学生用一分为二的辨证方法看待毛泽东。就此，教师结合学生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理解，对毛泽东进行具体的分析，从根本上提升学生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理解，这对学习选修四中毛泽东的相关知识具有重大帮助，同时也达到使学生从多角度了解认识历史人物的目的，避免学生出现单一性的思维方式。

（二）运用口述史让学生描述历史事件

历史事件的研究是历史学习的必经之路，且是学生学习历史的重要内容。很多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会认为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历史知识是冰冷无情、不容改变的，很多学生因为敬畏历史而不敢提出历史假设。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些历史是人们根据现有掌握的资料而进行的大胆假设和创作，其内容未必真实，如上古时期的中国，当时并没有具体有效的文字记载，许多内容都是经过人们代代相传，流传至今，并非一手史料。因此我们可以让学生用口述的形式结合相关史实去描绘历史，让学生能突破历史的局限大胆的假设，激发起兴趣和丰富的想象力。

例如，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针对这一段历史内容给学生布置口述史，要求学生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要贴近历史，不允许出现编造的现象。假设那时我们身处南京大屠杀时的场景，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产生什么样的心情？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我国有多少人遇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通过这件事，那时的我们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怎样才能避免这类历史再次重演？学生可以结合历史材料，展开丰富的想象，通过口述史描述历史事件从而达到突破历史局限，强化学生学习历史的意识，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再说，大跃进教学内容的学习过程中，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路线不仅没有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反而因为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消极影响。教师在让学生了解其背景之后，要求学生针对这一历史内容进行假设和分析，在你们眼中“大跃进”是什么样的政策？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你会不会制定这条路线？为什么？虽然这一政策的主观意识是好的，但是却对我国的历史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你会怎样挽救错误？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设置，让学生探讨其内容，从根本上强化了教学效果，渗透了教学理念和教学意识，从而达到提升学生学习意识和对历史整体感知的最终效果。并且，在学生进行历史讨论的过程中还可以针对其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将内容合理的囊括到学生的分析范围内，从而达到提高学生学习意识，激发学生历史学习兴趣的目的。而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引导学生按照不同的思路，多角度地分析其历史内容，最终实现有效教学。

总而言之，口述史历史教学对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产生的作用是积极的。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从多方面、不同角度分析历史内容的能力，而且在学生具体地训练口述描绘历史的过程中，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等都能够得到有效地提高，这对整体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合理且依据具体学情，巧妙地运用口述史，对于实现有效教学，构建生动而高效的课堂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帕蒂·迪龙,郑琳.通过口述史讲授历史[J].历史教学问题，2013.（04）.

[2]李卫静.浅谈高中历史的口述式教学[J].新课程学习(中)，2011.（04）.

[3]张佳兵.论互动式教学在新课改后高中历史中的应用[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