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游记精选(九篇)

第1篇：敦煌游记范文

[关键词]敦煌;民族活动;多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K9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2-0014-02

敦煌自古以来即为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民族和诸多游牧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不论在政治军事方面还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其活动对河西历史发展乃至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或农耕、或游牧,开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化。

一、 敦煌最早的人类活动

敦煌,上古时期属“三危”地域。大约在4000年前,三苗族就在此生息繁衍。《尚书•舜典》记载:“舜窜三苗于三危。”当然,仅“三危”地望众说纷纭,但多数学者倾向于“甘肃敦煌三危山”一说。另外,《通典》卷174也记载:“沙洲,昔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也。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这样看来,羌戎与迁徙于此的三苗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氐与羌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生活在西起敦煌、历河西走廊全境、东达甘陕渭水之北、南包括青海省全境。有的学者认为氐羌族的祖先,就是黄河上游主要是河西地区和邻近的青海湟水流域一带曾经创造了灿烂的齐家文化和火烧沟文化的原土著民族。而后迁来的三苗族,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融合到氐羌族中,成了氐羌祖先的一部分。但不管氐羌祖先是三苗族还是土著民族,他们都是在敦煌这块绿洲上活动过的华夏先民。

二、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华戎交替

春秋战国时期,敦煌是月氏、乌孙共同游牧的地区。《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乌孙即“戎”的转音,月氏则为羌族的一支,而羌戎均是敦煌古代的先民。乌孙原住张掖以西,包括敦煌在内靠近祁连山一带的地区,月氏生活在张掖以东的河西广大地区。月氏在秦汉之际已发展到奴隶社会阶段,在西北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边的乌孙经常遭到它的掠夺,迫使大部分乌孙人逃到北边刚刚崛起的匈奴。于是河西地区几乎被月氏独占。到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举兵攻击月氏,月氏主要部落被迫西迁。史称这部分为“大月氏”,羸弱不能迁徙留居原地的月氏人残部史称“小月氏”。匈奴便让乌孙驻守河西。此后,为了摆脱匈奴的控制,乌孙就留居在西部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整个河西地区则为匈奴右地。

匈奴大肆扩张的结果引发了与建立不久的西汉王朝长达300年的矛盾和冲突。从汉初“和亲”手段的消极守卫到汉武帝时期的三次积极进攻,再到重创匈奴势力之后,为维护边境安宁,汉王朝采取了政策,从中原大量移民来充实边防,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每年有大量的使团、商贾出入于玉门关、阳关,那时的敦煌商旅频繁,车水马龙,一片兴旺景象。所以,《汉书•郡国志》注引《耆旧志》称当时的敦煌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也”。

三、 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民族纷争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成为各民族纷争之地。曹魏时期,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一些和睦政策,以保护丝路通商。西晋时期,中西交往日益频繁,佛教也随之东传,许多胡、汉高僧都聚集在敦煌。

东晋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经过汉族及其他民族建立的前凉、前秦、后凉、北凉、西凉等政权的统治。自4世纪初期起大约70年,敦煌属汉族张氏政权前凉的势力范围。公元376年,氐族苻氏的前秦政权灭前凉,敦煌归前秦统治,历时整十年(376～386)。前秦苻坚统治敦煌后,徙汉族2万户至敦煌,增强了自汉代以来的敦煌汉族社会,这是继汉武帝之后对敦煌又一次最多的移民。与前秦同为氐族的吕氏政权于公元386年建立后凉,在将近4世纪末统治了敦煌,于公元403年灭亡。4世纪末,以汉族段氏为王室的北凉开始建立,但是其实权却掌握在出身于张掖南边的匈奴沮渠氏手中。公元401年,沮渠蒙逊建立北凉。公元400年,汉人李苯立西凉,定都敦煌,西凉的建立也可以说是敦煌汉人的独立。“敦煌的这种情况,可以说即便有时可以产生出独立的政权,但在战略上却不能控制整个河西。”②这个汉人政权最终于公元421年被沮渠蒙逊所灭。北凉于公元442年随着鲜卑族拓跋氏的侵入而放弃敦煌,敦煌随之为北魏拓跋氏占有。

四、 隋唐五代时期的民族融合

据《西域图记》记载,隋代出敦煌有三条道路:北道、中道、南道。可见,敦煌在当时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隋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召见西域二十七国的使者,前哨接待站就是敦煌,足以说明敦煌在民族交往和经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唐代的沙州辖敦煌、寿昌二县。约在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由于西突厥内乱的影响,大量西域昭武九姓的胡人逃往瓜、沙,避难来归。敦煌遂将这批胡人划地安置,编入了户籍。并取“从化内附”之义,新建一从化乡。其中粟特人就是这批胡人中的一部分。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政府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北庭、安西等地兵力东去。一时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虚而入,逐渐占领了陇右、河西。吐蕃占领沙州初期,吐蕃奴隶主对当地人民的统治非常残酷,吐蕃奴隶主强迫汉族人民吐蕃化,引起沙州人民的强烈反抗。公元848年,随着张议潮率领各族人民反抗吐蕃奴隶主起义的爆发,敦煌受吐蕃的统治宣告结束,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归义军统治时代。

张议潮重视协调民族关系,参加起义的各民族包括汉、回鹘、吐蕃、粟特等,在归义军的领导下,有的在城市从事通商贸易,有的在草原从事畜牧,有的与汉人一样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和汉人团结在一起,为沙州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曹氏掌权时,瓜、沙地区处于东、西回鹘两大势力之间,所以,曹议金首先西和于阗、东结回鹘,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张、曹两家统治敦煌198年,直到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占领沙州。

五、西夏及元、明、清时期的民族统治和民族变迁

敦煌属西夏统治长达191年,是敦煌建立郡县以来被少数民族统治最长的一个时期。西夏统治者很注重吸收汉文化,西夏文字就是根据汉字的笔画、部首创制而成。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有大量的西夏文题记。在方面,党项族崇信佛教,将佛教定为国教,西夏时兴建和重修的洞窟也非常多。在西夏统治的200年中,瓜、沙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保持着“与中原无殊”的水平,这也是当时这一地区汉、党项、回鹘、吐蕃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讨伐西夏,敦煌又处于蒙古势力之下。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27)复立沙州,据《元史•地理志》载:“沙州至肃州千五百里,内附贫民,欲乞粮沙州,必须自肃州,然后给予,朝廷以其不便,故升沙州为路。”但在元世祖末年敦煌地区的人民曾经有过一次大迁徙,都被迫搬迁到甘、肃两州交界的地方。经过这次迁徙,敦煌地区繁盛渐消。到了元成宗时,《元史•成宗记》载:“大德七年,御史台会,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外地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此时,敦煌已变成了军队的屯田区。

由于瓜、沙一带民族大迁徙,敦煌的居民已极其稀少。到了明代,已完全成为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宋国公冯胜出兵西征,划嘉峪关而守,未曾经营敦煌地区。永乐二年(1404)以后,明政府才开始在敦煌设立沙洲卫和罕东左卫。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由于沙州多次受到瓦刺和吐鲁番的侵略,部分民众迁入肃州塞内耕牧,沙州遂为吐鲁番占领。嘉靖十八年(1539),明政府主张“闭关绝贡”,二次封闭嘉峪关,从此,瓜、沙二州空无建置近200年。

第2篇：敦煌游记范文

敦煌是甘肃省酒泉市辖的一个县级市，中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敦煌位于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曾经拥有繁荣的商贸活动。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是世界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阳关的所在地。

敦煌风貌 历史沿革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敦煌因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罗布泊，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在这个靠近沙漠戈壁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社会安定民风古朴，人杰地灵英才辈出……

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期，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而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

敦煌历经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历史文化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

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履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灿烂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

美丽敦煌 旅游胜地

因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莫高窟1961年被国务院首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于1991年授于“世界文化遗产”证书。 陈运和的《敦煌》一诗中写道：“一壁历代保存的名画/一部世界注目的评价/在敦煌用诗的接待形式/欢迎前秦跋涉来的世界文化……”美丽的敦煌，这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

莫高窟

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镇而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

鸣沙山

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

月牙泉

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景区内的罗布麻、枸杞等药材很多，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月牙泉有四奇：月牙之形千古如旧、恶境之地清流成泉、沙山之中不淹于沙、古潭老鱼食之不老。去鸣沙山、月牙泉游玩以傍晚、黄昏时分为最佳。

雅丹地貌

敦煌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此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一说。

敦煌古城

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

玉门关

玉门关又称小方盘城，建于公元前111年左右。为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位于敦煌城西北90千米处戈壁滩中。关城为正方形，黄土垒就高10米，上宽3米下宽5米的城墙保存完好，东西长24米，南北宽26.4米，面积633平方米，西北各开一门。城北100米左右为哈拉湖，湖水为淡盐水，生有大片芦苇。小城堡挺立在荒凉的戈壁滩中，脚下的哈塔湖2000年前连接疏勒河故道，水面拥挤着运送粮食兵士的船舶，从大漠戈壁辛苦而来的商旅僧人在这里接受入关检查，然后就算进入中原大地了。

1907年，冒险家兼考古者兼偷运者斯坦因在关城北面不远处废墟中挖掘到了许多汉简，从简的内容判定出小方盘城为玉门关所在地。根据史书记载玉门关的位置也应当就在附近，但是小方盘城只有600余平米，作为汉朝最西面的海关实在是太小了。所以玉门关的具置尚不能肯定，目前保存完好的小方盘城遗址暂定为玉门关。

阳关

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阳关镇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更使阳关名扬千古。

敦煌石窟 世界赞叹

敦煌石窟是中国甘肃敦煌一带的石窟总称。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石窟等。有时也专指莫高窟。

敦煌壁画

敦煌壁画泛指存在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敦煌壁画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技艺精湛。敦煌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它和别的宗教艺术一样，是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著名的敦煌壁画有九色鹿救人、释迦牟尼传记、萨锤那舍身饲虎等。

敦煌彩塑

敦煌彩塑是敦煌石窟的主体。因敦煌石窟是开凿在砾岩上，因此多为木架结构。是在人工制作成的木架上束以苇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细泥，压紧抹光，再施白粉，最后彩绘。始自十六国，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直到清代，目前尚存彩塑3000多身，其中圆雕2000多身，浮塑1000余身。其保存古代彩塑之多，历时之长，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

敦煌彩塑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整窟塑像和壁画互相结合，互为一体，互相陪衬，互相补充。佛龛、佛坛上的彩塑与四壁的绘画辉映呼应，相得益彰，既达到了整窟艺术的统一和谐，又衬托出塑像在窟中的主体地位。另一特点是丰富多彩，姿态各异。所塑神像在洞中重复出现，容易千人一面。但古代雕塑家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将同一神像塑造出形神风貌、性格特征各不相同的千姿百态的彩像，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欣赏价值。

第3篇：敦煌游记范文

齐耳短发，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手拿草帽，肩挎背包，整装待发……这是矗立在敦煌研究院的一尊雕塑，名曰《青春》。

瘦小的身材，朴素的穿着，花白的头发，匆匆的脚步，劳碌的身影……这是有“敦煌的女儿”之誉的中国十大女杰(之一)樊锦诗。

一般人很难将塑造于20世纪60年代的青春倩影与年过古稀、不施粉黛的著名敦煌学家、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樊锦诗联系在一起。其实，《青春》雕塑的原型就是当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直奔祖国大西北的樊锦诗。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青涩女孩如今已是满头华发，不变的是报国志、赤子情。对这位青春交给大漠戈壁、把敦煌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敦煌的女儿”来说，敦煌就是家，割不断、离不开的家!

与“墙壁上的博物馆”一见钟情

“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4至14世纪，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有“墙壁上的博物馆”等称誉。

在敦煌这个古远而神奇的地方，樊锦诗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度过了近50个春秋轮回。樊锦诗说她喜欢晚上出来走走，因为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喧嚣，夜晚的莫高窟像个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静美。“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现在对我来说，这还上升到了一种使命感。”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算是小康之家”。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她，从小体弱多病，出生不久就患有小儿麻痹症，这种疾病导致她的腿脚不如常人那么灵便。“父亲是个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父亲对艺术的喜爱也感染了我。小时候的我不爱说话，很腼腆。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

1958年，20岁的樊锦诗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的“石窟艺术”课是樊锦诗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大学里，樊锦诗就特别关注光彩夺目的莫高窟，热烈地向往着敦煌的神秘宝藏。

1962年的一次实习机会，使她得以来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站在莫高窟前，她立刻被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深深打动，全然忘记了洞窟外茫茫的荒漠，忘记了用马厩改建的简陋宿舍，忘记了苦涩、令人腹泻的饮用河水。“一见钟情”的她钻进冰凉孤寂的莫高窟感觉就像钻进了故宫博物馆，觉得新鲜而充满了乐趣，她为敦煌艺术而自豪，为自己有机会直接接触敦煌这份伟大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而欣慰……

鉴于樊锦诗在实习期间的突出表现，她被当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所器重。同时，樊锦诗为常书鸿的事迹所感动、敬仰：“当时，我常想：这地方，他怎么能呆几十年呀?没有电，没有饮用水，晚上上厕所都要去很远的地方。根本没有娱乐，与世隔绝，平时来个人都会觉得新鲜，信息也不通，报纸一来一大摞，起码都是一个月以前的。一部《列宁1918》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还披着军大衣看。我在大城市长大，确实没有想过要在那里干一辈子。”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研究所去学校协商要人，我们四个实习生全要。学校当时只答应给两个，我是其中之一。”尽管学校已决定她留校工作，但她毅然放弃了大都市的生活，奔赴了西域大漠深处的敦煌。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她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之后，才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交通很不便利，通讯困难……

“本来以为敦煌那么漂亮一个地方，肯定是窗明几净，那些专家们肯定都很气派。结果都穿着一身干部服，洗得淡淡的，一个个都跟土老帽似的。”樊锦诗坦陈：“说没有犹豫、没有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樊锦诗来到所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三年后草稿刚刚完成，“”扑面而来，研究工作被迫搁浅。

“”以后，岁月倏忽，人已中年。这时候，要离开敦煌纯粹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但女人又是异常感性的，“十几年磨合，我早已习惯了大西北，爱上了莫高窟，把研究石窟、保护石窟当成了一份终生的事业”。

令“敦煌女儿”牵肠挂肚的石窟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这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到我身上是很重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

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坚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

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日渐消瘦的她却又有了新的思考，她开始进行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希望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神秘的莫高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使莫高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文物保护与开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来恒定的小气候环境，我们的试验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二氧化碳长时间滞留窟内以及窟内相对湿度增加，空气温度上升，都有可能侵蚀壁画。”

樊锦诗和她的研究集体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科学的途径，来化解文物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樊锦诗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石窟“保重身体”，尽量老得慢一些，争取让它再活1000年。

面对游客迅猛增加带来的挑战，敦煌研究院开始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保护工作，顺利完成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从研究、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制定了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约束力的保护措施。同时，敦煌研究院还开展了洞窟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寻找着莫高窟洞窟游客承载量的科学数据，建立了洞窟旅游开放标准，实施轮流开放、参观预约和预报制度，控制进窟参观人数。“文物就像人的胃，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少饭。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必须建立在以保护为主的基础上，进行科学、适度的利用。”

樊锦诗积极探索解决旅游人数大量增加与石窟保护之间矛盾的解决办法，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得到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目前，提案的各项建设得到实施。

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专门从事研发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的部门。在樊锦诗眼里，任何文物都在逐渐退化，何况有1000多年历史的石窟、壁画。“敦煌有那么多洞窟、塑像、壁画等珍贵文物，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信息固定保存下来。‘数字敦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樊锦诗憧憬，“数字敦煌”让千年敦煌成为“不朽”遗产。

第4篇：敦煌游记范文

银川　情醉西夏古都

有“塞上明珠”美誉的银川位于雄伟的贺兰山下，依傍奔流的黄河，保留着许多人文古迹。

“横城古渡”有正式记载是在西夏时期，《银川市志》中这样记载：“西夏时期称顺化渡口，是西夏国都兴庆府通往辽、宋的门户。”西夏立国后，“横城古渡”就成了其国都联系黄河东部地区的最主要的渡口，同时也成了更加便捷的和辽都上京临潢府(今辽宁巴林左旗南)以及宋朝都城开封府之间的联系通道，西夏每年派往辽国的使者，从这里渡河后经过12个驿站，便可抵达辽都。于是这里成了西夏时期九大著名的渡口之一。

“游西夏皇城，赏西夏乐舞、品西夏美宴、观黄河落日。”是游历银川的“口号”。城墙外还是一片现代文明景观，而一穿过城门，便进入了800年前的“西夏皇城”。厚厚的城墙好似隔绝了尘世的喧嚣，高高的角楼使人心中瞬间产生了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尤其是当夕阳撒在厚厚砖土构筑的城墙上时，仿佛闻到了历史上曾经的阵阵硝烟。

在贺兰山东麓，随地势布列着9座西夏历代帝王陵，以及200余座王侯勋臣贵戚的陪葬墓，还有有佛寺遗址和西夏砖瓦窑等，构成了完整的建筑群体，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西夏王陵建筑风格独特，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带有浓郁的民族建筑风格。

游历银川必去之地还有镇北堡影视城，原址为明清时代的边防城堡，在这里拍摄的影片有《牧马人》、《红高粱》、《黄河谣》、《黄河绝恋》、《大话西游》和《新龙门客栈》等。它古朴、原始、粗犷和荒凉的特色被誉为“中国一绝”。

嘉峪关　登高天下第一关

嘉峪关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南有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靠起伏连绵的马鬃山，东接酒泉，西通敦煌，素有“河西第一隘口”之称。而嘉峪关又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部起点，是明代建造规模最为壮观，保存程度最为完好的一座军事城堡，又有“天下雄关”之称。

林则徐因禁烟被贬新疆，路经嘉峪关时吟诗赞道：“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嘹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干古险，回看见只见一丸泥。”道尽雄关的威严壮丽。传说，当年建造嘉峪关时，匠师们计算用料格外精确，到建成时竟然只剩下一块砖。如今，这块砖就存放在嘉峪关西瓮城门楼的后楼台上，供游人观摩。

嘉峪关的魏晋砖壁画墓位于嘉峪关市区东约18公里的新城乡戈壁滩上，分布着魏晋时期的古墓葬千余座，素有“地下画廊”之称。古墓群出土的660余幅彩绘砖壁画真实描绘了魏晋时期河西走廊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实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6号墓常年对游人开放，为前、中、后三室夫妻合葬墓，以干砖垒砌而成，室中共有壁画砖136块，应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缩影。6号墓是西晋代表性的官宦墓葬，虽经1600多年的历史，却依然保持原样，令人称奇。

吐鲁番　听沧桑西域故城

吐鲁番在突厥语中的意思是“富庶丰饶的地方”。除了广为人之的葡萄和哈密瓜，吐鲁番更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丰富的人文景观。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始建于公元5世纪，后因15世纪伊斯兰教的兴盛而衰败并被遗弃。那一时期盛唐新画风将用线造型的艺术技巧推向高峰，壁画的画面线条简洁流畅，刚劲有力，形神兼备。千佛洞依岩开凿的洞窟外面，还建有曲折回环的架空过道，高架起类似恒山悬空寺那般高大的殿堂和回廊，堪称鬼斧神工。虽然，岁月和战乱已让它变得支离破碎，可从残存的遗迹中仍可以看出昔日的辉煌和精美。

吐鲁番的交河故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同时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也是我国保存2000多年最完整的都市遗迹。唐代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在交河故城，这里如今被誉为“最完美的废墟”。全城象一个层层设防的大堡垒，人行墙外，像处在深沟之中，无法窥知城垣内情况，而在墙内则可居高临下。交河故城长约350米的南北大道把居住区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大道北端有规模宏大的寺院区和壮观的塔群。西部则有许多当年的居住遗址和纺织、酿酒、制鞋等手工作坊。东侧是军营和民居。在这个如今满是黄土的古城中行走，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时光流逝的明显痕迹。

敦煌　驻足东方卢浮

在敦煌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而它的文化遗存，更是举世闻名。

敦煌莫高窟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甚至由此衍生出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其历史人文魅力自不必说。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的，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也已成为了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和重要的旅游景区。

“到丝路必到敦煌，到敦煌必到阳关。”阳关古迹也是感受西域历史的必去之处，其附近还有南湖渥洼池、阳关博物馆、葡萄长廊和敦煌罗布麻综合开发中心等，风格殊具，可参观当地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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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敦煌游记范文

关键词：敦煌学；学术史；中古写本；辨伪；考辨

中图分类号：K879.41；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6-0122-07

New Exploration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of Dunhuang Studies： Review of Facing a New Frontier： Integrated Studies on Medieval Manuscript Culture and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Zhao Zhe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Facing a New Frontier by YU Xin is the latest masterpiece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is methodologically significant for the monographic study of investigation， apocryphal differenti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for the fine description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Codicology （manuscript studies）.It also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re-evaluating the prospects of Dunhuang Studies at present.

Keywords： Dunhuang Studies； Academic history； Medieval manuscripts； Apocryphal differentiation； Exploration

近十多年来，敦煌学界普遍思索“敦煌学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未来敦煌学的发展出路何在？在资料刊布基本完成的21世纪，敦煌学还会是学术新潮流吗？这些被视为敦煌学“学科自觉”的问题，复旦大学余欣教授新著《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以下简称《博望鸣沙》）[1]给予了很好的回答：敦煌写本的调查与公布、敦煌学术史的系统清理、以敦煌写本为核心的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将是21世纪敦煌学研究的基本方向。

《博望鸣沙》主体由绪论、上编、下编三部分组成，书前有长达32页的彩图112幅，书后有参考文献、索引和后记，因而在结构、写法上与作者的另一大著《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交相辉映，堪称姊妹篇。绪论是全书的“灵魂”和点睛之笔，凝练了作者对于写本学、书志学以及中古写本研究的若干思考，并提出了“整体书写文化史”的概念。上编、下编各有8章，实际上是作者此前已刊论文的汇辑，从各章标题的精心设计来看，这样的编排当然也寓有一定的深意。大略言之，上编“书与人：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古写本研究”，除第1章是许国霖敦煌学贡献的评价外，其他7章均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调查与著录；下编“学与术：写本考辨及诗史——图文集解”，除第15章是《不空表状集》所收《进虎魄像并梵书随求真言状》的考证外，其他7章俱是敦煌写本内容的考辨与研究，因此，就敦煌写本的研究而言，本书上、下两编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体现出“从文本到内容”，层层推进的逻辑性。

如作者所言，本书取名“博望鸣沙”，一方面寄托着对荣新江教授《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的探讨》的推崇[2]，孜孜探索，力求在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取“博广瞻望”之义，跳出敦煌学的视野，因而作者自认“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敦煌研究，而是在更宏大背景下思考写本作为中古时代知识与信仰生成过程的介质而存在的价值”（封底）。笔者读来也深有同感，仔细品琢，更觉《博望鸣沙》在中古写本研究上颇具学术价值，特别是对敦煌写本的调查、辨伪、研读及学术史的研究，均有方法论的意义，堪称典范。

一 中古写本研究的理论思考

写本即雕版印刷尚未流行之前的手写本文献，中古写本也就是中古时代的纸质手写本文献。以往的写本研究，主要围绕文本内容考释和物质形态描述而展开。前者是广义的文献学研究，而后者则可纳入写本学或书志学的范畴。两者各取所需，各有侧重，因而在整体的写本研究中未能形成良好的互动与交融。以敦煌文献为例，有关写卷纸质、书法、界栏、押印、题记、行款等物质形态的信息，通常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等索引、目录书中或有著录，但在写本内容的考释与研究中则很少涉及。有鉴于此，作者在《绪论》中指出，写本研究应将两者沟通起来综合考察。就研究主旨而言，不能仅限于关注文本内容考释和物质形态的差异而呈现出的不同社会文化内涵，还应赋予写本知识社会史和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旨趣，借此达到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学术史的融合与汇通。

那么，中古写本该如何研究呢？作者在研究现状的梳理中，重估写本对于中国学术以及“整体书写文化史”的独特价值，强调从书籍社会史、知识社会史的整体出发，重新审视写本从内容到形式的诸多问题。以中古写本为例，文本的物质形式或“外部特征”如纸张、形制、版式、字体、年代、题记、标点、朱墨分书、双行小注、插图以及正背关系等[3]，往往隐含着知识生成、传播、流变的社会文化背景，这反过来对于理解文本内容的传承系统、文字歧异、社会属性（官方写经还是民间抄卷、实用文书还是文样、定本还是草稿、全本还是节略本）、阅读方式以及流通范围等问题，都是很有意义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将“文本重置到其产生与流通的历史语境之中”，从社会史的角度，发掘文本传承背后的深层内涵。对此，作者《写本时代的知识社会史研究——以出土文献所见〈汉书〉的传播与影响为例》一文已有成功的经验[4]，即从中古《汉书》写本的检讨中，考察经典文本传承的知识观念由此及彼，层层生发、逐步播迁的历史：

知识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中如何嬗变？写本时代的知识如何被生产、复制、衍化、流通和消费？经典如何经由社会扩散，进入公共性知识体系？又是如何渗入文化场域和日常生活？知识传统如何造就，如何变迁？[1] 33

在这一系列反问中，凝结着作者对中古写本研究的理论思考，即知识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古写本研究。

作者指出，中古写本的最大特性是文本的流动性。这种“文无定本”的现象不仅表现为文本内容的差异，而且还有来自物质形态的细节出入。因此，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文本的不稳定性都为我们观察此类写本的文化传承与“社会化”特征提供了可能。比如写本中的俗字、别字、借字、改字、缺笔、避讳平阙、“谨空”的书写格式以及民间方言、口语化的语言风格，既是寻绎语言文字生成、流变的有用素材，也是探求知识教化、流通与传承的必备语料。从广泛意义来说，任何一种写本都渗透着某种内在的知识传递。比如敦煌文献中，《史记》、《汉书》、《晋书》等史籍表达的历史故事，《千字文》、《太公家教》、《兔园策府》等蒙书体现的童蒙教育，《治道集》、《励忠节抄》、《修文殿御览》等政书反映的治国理念，甚至像《燃灯文》、《行像文》、《行城文》等释门文范凸显的礼佛民俗，都较为真切地描绘了当时业已定型和简化的各种知识。

更进一步来说，敦煌所出户籍、差科簿中书写的“籍账”格式，契约文书中渗透的“看乡元例生利”、“两共对面平章”观念[5]，乃至寺院会计文书中隐含的“四柱结算”模式[6]，均是对中古敦煌民众产生深刻影响的社会“知识”。池田温教授曾精辟地指出：

生活在古时候的人们平时拥有什么样的知识、有怎样的思考方式、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信息以升华了的艺术作品，或是以被整理出来的抽象的历史记录的形式，通过敦煌文献传达给了我们。[7]

这些沁入人们“思考方式”中的社会“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随着时代的演进、地域的迁转、民族的流徙而发生变化的，又是如何对民众的社会生活予以规范和制约的？对于这些问题的精准回答，其实就是“知识社会史”的有益尝试。从这个意义来说，“知识社会史”的提出和构建，凝结了作者对写本研究的理论思考，其核心是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以敦煌文献为核心的中古写本，建立文本结构与社会民众的关联，进而发掘知识生成与传播的深层内涵。这种颇具“范式”的知识社会史研究，对于推进中古写本研究的深入，拓展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都有方法论的意义。

二 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调查与研究

就中古写本而言，敦煌、吐鲁番所出纸质手写本文献无疑是最为核心的部分。近30年来，在《敦煌宝藏》、《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和《吐鲁番文书总目》[8-9]的推动下，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调查与刊布近于尾声。但是，正如王素教授所言：

中国的博物馆、图书馆为数不少，世界的博物馆、图书馆为数更加众多，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可以说还远远没有穷尽，实际上还有很多工作可做。[10]

因此，对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全面调查，特别是那些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的公私藏品的著录，仍将是未来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本书作者余欣教授近10年来，多次走访日本和欧美的学术重镇，在敦煌西域出土文献与文物的调查方面有很多创获。本书上编就是作者从事敦煌吐鲁番文献调查与研究成果的体现。其中第3—6章分别是对首都博物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御茶之水图书馆“成篑堂”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调查。作者著录的这些散藏文献中，首都博物馆48件，东亚图书馆4件，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残片37件，成篑堂3件，共计92件，数量相当可观，可以说是荣新江《海内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的有益补充。

就内容而言，这些散藏各处的文献多为佛经残卷，作者一般从名称、首题、尾题、中间品题、题记、物质形态、内容等方面予以介绍，并附有说明和考证。特别是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吐鲁番文书，作者对馆藏编号A00 4033（A—3）和A00 4034（A—3）两个卷轴装裱的37件残片逐一介绍，并通过“考证”的形式，揭示这些残片蕴含的宗教社会史信息。比如残片1《佛说佛名经》断片，作者详细梳理了敦煌所出《佛名经》的研究史，并重点关注了吐鲁番《佛名经》信仰的三个文本系统，指出流传范围更广且为时更早的是《十方千五百佛名经》。至于散藏的敦煌写经，看似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但是对于重构敦煌藏经洞原貌，以及整体上研究中古大藏经史和书籍文化史，进而探讨写本时代的知识社会史，仍是有意义的[1]160。

在敦煌、吐鲁番写本的调查研究中，作者重视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古写本进行跟踪调查，本书第7、8两章即是成功的范例。前章是《本草集注》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从写本的发现、刊布、著录、解说，到写本的校注、考证、全面整理，再到文本的文献学研究以及争议的焦点问题，作者都立足学界前沿，抽丝剥茧式地呈现出近百年来《本草集注》的研究历程。需要说明的是，唐代《新修本草》较为系统地保存了《本草集注》的内容，因而对于《本草集注》的文本考察有借鉴意义。杏雨书屋藏羽40R《新修本草》残卷提到：

右朱书《神农本经》，墨书《名医别录》，新附者条下注言“新附”，新条注称“谨案”[11]。

这为“朱墨分书”的探讨提供了一条材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羽40R《新修本草》完整地保存了陶弘景《本草经注》的序文，其文略云：

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嗣品，亦三百六十五，合生七百卅种。精粗皆取此，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诏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并此序录，合为七卷。[11]271

此段文字亦见于日本龙谷大学所藏龙530号《本草经集注》中，故可视为“七卷本”的有利证据，这说明对《本草集注》的考察，更要将其置于中国古代本草学的宏大背景中去审视，后世所出的《新修本草》、《证类本草》对探求《本草集注》的源流和文本传承都有重要意义。

至于第8章，则是古本《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的追踪与调查。根据作者的考察，敦煌本《西域记》有4件，吐鲁番写本2件，而日本公私机构所藏古抄本《西域记》有11件。作者重点关注了这些写本的物质形态、抄写特点以及整理、校注的情况，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所藏古抄本与中国传世古籍、敦煌西域文献结合起来，交相发明，互为印证，将是未来中古史研究的“新天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写本的调查研究中，作者还重视写本流散过程的梳理与追踪。比如第2章是对近代著名收藏家许承尧旧藏敦煌文献的调查与研究，作者就许氏的生平与学术、许氏旧藏敦煌文献的来源与流散过程进行深入细致地追踪考察，大致厘清了许氏收集品“今在”（即现藏）情况的来历。可以说，许氏对于敦煌文献的收藏及其收集品的散失，正是清末民初敦煌文物流散的一个缩影，期间关涉到民国初年诸多官员、学者的学术掌故，他们对于敦煌写本的“同情与了解”，又不可避免地与现代学术史和文化史相交织。从这个角度来说，本章对于许氏旧藏敦煌文献的梳理，正好体现了作者追求的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学术史会通的研究旨趣。

许氏收集品的流散与收藏，作者考证出15个收藏机构，共41件，姑以许氏旧藏总数200卷计算，仍相差很多，其中原因之一是“一些机构或私人藏品尚未彻底开放”[1]123。比如日本杏雨书屋新近公布的《敦煌秘笈》中，羽628《佛说延寿命经》中有“卿日鉴藏”、“歙许芚父游陇所得”两颗朱印①。羽771《瑜伽师地论分门记》卷第42、43合卷本中，亦有朱印“歙许芚父游陇所得”②。从印文判断，《敦煌秘笈》收录的这两件文书均为许氏旧藏敦煌文献。由此看来，对于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敦煌文献的全面公布。

三 敦煌写本的辨伪研究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自发现后就面临着劫掠、流散的问题，堪称“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在敦煌文物辗转流散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伪造唐人写经的敦煌伪卷，以至于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伪判别，至今仍是颇有争议的复杂问题[12]。因此，对于敦煌写本的调查与研究，同样不能忽视写本的辨伪工作。学界先贤如日本学者藤枝晃、池田温、赤尾荣庆、石冢晴通以及中国学者荣新江、林悟殊、陈国灿、府宪展等均有成功的经验？譹？訛。但前辈学者的辨伪，多从写本的物质形态（如纸质、书式、押印等）、来源及流散过程来展开，而较少关涉写本的内容。荣新江教授指出：

辨别一个写卷的真伪，最好能明了其来历和传承经过，再对纸张、书法、印鉴等外观加以鉴别，而重要的一点是从内容上加以判断，用写卷本身所涉及的历史、典籍等方面的知识来检验它。[12] 47-73

这说明文本的内容考辨在写卷的真伪甄别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荣氏的启发下，本书第10、11两章的辨伪力作，更多的是从写本的内容入手，通过写本必定、文本分析，揭示写本中那些作伪的痕迹和信息，因而在敦煌写本的辨伪方面，更具有说服力。以浙065号文书为例，作者判定为赝品，并提供了“内证”、“外证”作为依据。“内证”是从写卷的内容入手，考出浙065包含的《三娘子祭叔文》、《尼灵皈遗嘱》分别是以S.2199《咸通六年（865） 十月廿三日尼灵惠唯书》、D.212v《姪女十一娘祭叔文》为底本仿制的赝品；“外证”则从物质形态方面（纸质、书法、印鉴、题跋）进行辨析，并结合黄宾虹的题跋，梳理了写卷辗转流散的轨迹，从而为赝品或伪卷的判定提供了一些新的旁证。总之，“内证”和“外证”的有机结合，以翔实确凿的证据呈现了浙065号文书是伪卷的结论。作者提出的“以写本考辨为主、物质形态分析和写本收藏传递史为辅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1] 259，进一步印证了荣氏的宏论，对于敦煌写本的辨伪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作者对于敦煌所出《瑜伽师地论》的考辨，揭示出写本辨伪的另一种情况：即写本是真，但由于辗转流散的原因，出现了题记作伪的现象，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辨伪中对写本内容、题记和印鉴分别考虑，具体分析。对此，余欣教授以晚唐敦煌名僧法成的讲经说法为基点，按照时间顺序和逻辑关系，依次梳理法成弟子智惠山、洪真、明照等的听讲笔记。法成的讲经活动由于集中于大中九年至十三年（855—859），其弟子的听讲笔记自然也是同一时期，因而上图117号“上元元年十月三日说竟，沙门洪真手记讫”的题记，显然有明显作伪的痕迹。同时，作者通过逻辑推理，指出法成讲经的速度大致是一月一两卷，按照这个速度来看，上图155号《瑜伽师地论》卷12“大中九年”、上图171号《瑜伽师地论》卷21“大中十年”题记，都难以摆脱作伪之嫌。

四 敦煌写本的考辨研究

在百余年来的敦煌学研究中，学界确立了一套敦煌写本研究的基本方法：即通过文本释录、字词考释、内容阐发三方面的工作来揭示写本的文献价值。在此基础上，将敦煌写本作为一种史学研究的新素材，全面纳入中国中古社会的探讨当中，通过与传世典籍、出土文物及图像资料的互证和研究，以此来解决中古时代的某些问题。可以说，从文献疏证到历史考辨的学术理路，正是现阶段敦煌写本研究的一般方法，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

本书对于敦煌写本的研究，正好践行了“从文献学到历史学”的基本路径。即：

藉由文献整理与考证的基础研究，转入个案研究，最终升华为综合性的理论分析[13]。

其中第9章是俄藏敦煌文献的研读札记，作者就《俄藏敦煌文献》第16册所收9件非佛教文献进行了初步研究，在定名、定年及释文的基础上，阐发了这9件文书的文献学价值。比如Дх.12012为册子本，由7件文书组成，内容涉及养男契、遗书、分书、投社状、雇工契等，其性质应当是敦煌普通人家子弟的“应用文教科书”[1]228，这对我们理解唐宋之际敦煌“庶民教育”的世俗化、实用性特征无疑有很大帮助。第12章是对敦煌两件《珠英集》残卷（S.2717、P.3771V0）所见刘知几所撰三首佚诗的疏证与笺解。作者从考证、笺释、发微三个层面对刘知几佚诗进行考辨分析，并对诗中出现的字词、典故详加解读，其中既有文献学中的词源追溯，也有历史学中“当时之事实”的阐发，从中揭示诗文创作的社会背景及刘知几真实的内心世界。

在写本的考辨中，本书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对文书进行解读。比如第13章有关妇女结社的研究，作者并未纠结于BD14682（北新882）《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中的妇女活动，而是重点对《社条》中已涂去的“桥梁”一词进行诠释，进而将妇女史的研究纳入社会民俗文化的视野当中，考察唐代“桥梁节”成立的历史。认为敦煌的“桥梁”、“桥梁节”或是唐代“走桥”风俗的反映，寓意中表达着驱除百病、禳灾求吉和祈求子嗣的民俗观念。考其原始，恐与武则天诞生于四川广元的传说有关，“可能在武周时期就已风靡全国”[1] 306。尽管在“走桥”风俗的爬梳中存在着“史料不足征”的问题，但社会史视野下的“桥梁”解读，无疑提升了《社条》在民俗文化研究中的文献价值。

第14章是中古敦煌儿童游戏的生动描绘，这是作者倡导的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的有益尝试。由于传统文字材料的匮乏，限制了人们对于儿童群体的探究兴趣，致使长期以来有关儿童世界观、认识水平及日常生活的探讨，学界整体关注不够。有感于儿童史研究的不足，作者发掘敦煌文献和图像资料，描绘出一幅生动活泼、兴趣盎然的儿童嬉戏图景：聚沙、骑竹马、放纸鸢、招花、救蚁、逐蝶、钓青苔、玩弹弓、趁猧子等，这些名目多样的游戏，集中体现了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较为真切地展示了古代敦煌儿童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对于中古儿童史的研究无疑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第15、16章，看似是佛经写本的讨论，实则是宗教文献的历史学探究，因而在研究模式上，同样遵循着“从文献学到历史学”的基本路径。前一章以日本青莲寺旧藏《不空表制集》所收《进虎魄像并梵书随求真言状》为线索，对状文中的“虎魄宝生如来像”予以解读。作者结合出土文物，考证了虎魄佛具源流、宝生如来信仰及其关联的密教仪轨和肃宗皇帝的宝生灌顶仪式。后一章则依据敦煌文献和图像资料，对密教经典中的星曜“罗睺”、“计都”溯本求源，并从星命学的“行年”和“斋蘸”实践中考察此二恶曜所反映的。值得称道的是，本章在材料上的处理正可谓“左图右书”，特别是从图像学系谱中详细梳理了出土文物和考古发现中的罗睺、计都图像及其程式化特征，大大突破了学界此前资料上徘徊于佛经和敦煌写本之间的桎梏，进一步凸显了思想史研究视野中图像的重要意义[14]。

以上对余欣教授《博望鸣沙》的主要内容和学术贡献进行了简单的评介。实际上，本书的创获还有很多。比如《绪论》中“文本与图像”的辨析、“整体书写文化史”的提出，都体现了作者在理论思考与建构方面的学术素养。又如最后3章中有关“孩提时代”儿童游戏名目的勾勒、虎魄佛具与宝生如来形象的描述，以及罗睺、计都的图像释证，包含着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乃至对自然、社会、物质的不同认知，散发着“博物学”探究的意义。再如第1章，从敦煌学史和学术史的角度，评价了“边缘人物”许国霖的敦煌学贡献。作者指出：

真正的学术史应该深入到学术核心，一位学者，一部著作，到底在学术脉络中具有怎样的位置，应该建立起清晰而精准的坐标。外部的旁观者，没有对研究本体的透彻了解，是不可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的。最要紧的是到位，不讲外行话，也不讲过头话，这是最难的[1]36，79。

此番颇有见地的论述，正是作者评判许国霖学术贡献的宗旨。具体而言，作者在梳理许氏生平与著述的基础上，深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背景和社会实际，重点剖析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两书的学术价值，指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成为当时搜罗最为宏富的资料集，包含了很多饶有趣味的宗教社会史料，显示出许氏敏锐的学术眼光。而《敦煌杂录》作为非佛教文献的汇总可以看作是蒋斧《沙州文录》、刘复《敦煌掇琐》的继续，对于推动中古社会生活和敦煌俗文学研究的进步是有历史功绩的。这样的学术评判实际上确立了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在早期敦煌资料的刊布中“清晰而精准的坐标”，许氏也由一个边缘化的非知名学者而得以跻身为“预流”的敦煌学家。

当然，作为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博望鸣沙》也有一些不足和疏漏。本书的核心部分由于是作者此前已刊论文的汇辑，尽管在编排中尽可能地作了技术处理，但保留下来的部分篇章前后重复的痕迹亦很明显。比如荣新江教授关于敦煌写本真伪问题的宏论，先后见于第2章[1] 81、第6章[1] 197和第10章[1] 257；又如第6章有关德富苏峰的生平简介[1] 187-188及“得书之经过”[1] 196，又见于第8章“成篑堂旧藏本”的考察中[1] 215-218，颇有重复之嫌。

本书对写本的调查与考辨，附有精美的彩图予以参照，说服力和可读性较强，总体为本书增色不少。稍有缺憾的是，第11章有关《瑜伽师地论》的两幅图片说明不太准确。如图拾壹—2显示的朱笔题记：“瑜伽师地手记卷第六，六月十七起首说，沙门洪真随听镜。”作者描述为“卷10题记，经判断为后人伪题”，有欠准确。核查上图117号图版，《瑜伽师地论》卷10的题记应为“上元元年十月三日说竟，沙门洪真手记讫”[1] 261。图拾壹—3为书道博物馆藏《瑜伽师地论》卷35题记，其中“卅五”，作者误作“五十二”，且在正文移录中漏“大唐”二字[1] 266。

本书在录文、校对中也有个别错误。Дх.12012第7件《丙申年（936）正月十日赤心乡百姓雇工契》第2行“宋多胡绿”，作者推测“是一汉化胡人”[1] 237，不确。核对原卷，“绿”当为“缘”，即因缘、缘由之意，这在敦煌契约文书中比较常见，故此契约中立契人为“宋多胡”，而非“宋多胡绿”。校对方面，第3页注释①中郝春文教授《交叉学科研究——敦煌学新的增长点》一文刊于《中国史研究》，而不是《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82页“赤族”笺释中，“彭英”当是“彭越”之笔误。

总体来看，在国际敦煌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敦煌写本研究客观上要求研究者必须立足国际学术前沿，紧跟学术潮流，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能对敦煌学史、敦煌学术史进行细致深入地分析。余欣教授近十多年来一以贯之的中古史和敦煌学研究，开掘了他勇于思考转型期敦煌学发展前景的潜质。特别是他对民生宗教社会史、博物学、写本学的理论构建，显示了他非凡的学术自信与胆识。陈尚君教授评价《中古异相》说：

无论是文献资料的考证、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范式的更新，以及对于海内外学术动态把握等方面，皆足代表中国当代学术的前沿水平。[13]封底

作为《中古异相》的姊妹篇，《博望鸣沙》对敦煌写本的调查、辨伪与考释的专题研究以及对写本学的理论思考，都堪称典范，同样代表了“中国当代学术的前沿水平”，因而很值得学界同仁悉心拜读。

参考文献：

[1]余欣.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荣新江.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

[3]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40-352.

[4]余欣.写本时代的知识社会史研究——以出土文献所见《汉书》之传播与影响为例[G]//唐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63-504.

[5]沙知.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225.

[6]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33-52.

[7]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M].张铭心，郝轶君，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12.

[8]陈国灿，刘安志.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9]荣新江.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10]王素.敦煌学当前工作漫议[G]//刘进宝.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92.

[11]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敦煌秘笈：影片册1[M].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09：271.

[12]荣新江.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G]//荣新江.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7-73.

第6篇：敦煌游记范文

六年的市场培育,让越来越多的全球买家聚集在敦煌网这个平台上。逐渐向好的市场发展,也吸引了更多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进入这一领域。

如何强化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如何吸引更多买家,如何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如何避免卷入价格战的漩涡……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王树彤面前,而她对企业发展精准而睿智的策略性把握,或许让面对竞争无所适从者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市场将呈爆炸式增长

刘保华:小额在线交易平台市场目前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占有市场需要智慧的抉择。如何建立优势,对敦煌网来说显得十分重要。

王树彤:通过几年的发展,敦煌网建立起了中国制造的产品营销平台,打通了中小企业在线外贸交易的渠道,如何将更多中小企业、更多中国制造的产品沿着这一渠道推销到全球市场,如何达到充分的规模化,是敦煌网的工作重点。

刘保华:您曾预测今年小额在线外贸总交易额今年能够达到100亿元,敦煌网能够占到约2/3,这至少有60亿元。2009年敦煌网的交易额是25亿元,今年如何实现60亿元?

王树彤:这并不是夸张的数字。敦煌网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市场,而不是中国这个区域市场。全球的中小企业市场非常大,去年年底敦煌网国际买家共有280万,这与全球的买家数量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敦煌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敦煌网2005年上线运营,2006年和2007年,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仅中国就有几千亿元的市场容量,今年下半年市场的增长速度会更快。

横向和纵向扩展业务

刘保华:对敦煌来说,大幅度提升销售收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针对现有品类,不断寻找新的买家和卖家;另一种是不断扩大品类。京东商城初期只做3C产品,现在也开始销售日用品。敦煌网的发展将选择哪种发展模式?

王树彤:对平台来说,横向扩展具有天然优势。首先要规模化发展,进行横向拓展,在拓展买家客户的同时,通过平台系统可以了解热销产品,迅速补充产品,扩大销售量。

敦煌网还需要向纵深发展。敦煌网面对的是全球专业商人,其购买潜力远大于国内个人消费者。因此,要深度挖掘商业客户的需求,使客户将投在敦煌网的预算由总额的1%,逐步增加到5%、10%,甚至是20%。经营模式通过了验证,渠道已经打通,接下来敦煌网将为客户提供深度增值服务。

刘保华:有报道说敦煌网也开始做一些大宗的产品,小额在线交易与做大宗产品有很大差异,敦煌网是如何规划的?

王树彤:首先要澄清,敦煌网做的大宗产品,并不是指化工、石油和汽车这类大宗产品。我们的定位非常清晰,就是始终坚持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这类企业的特点是采购量不大,产品丰富,需要减少库存,加快资金周转。离开了网络销售,其运营成本将非常高。

对于一些畅销产品,敦煌网会提前组织货源,并用集装箱运到敦煌网在美国、欧洲、澳洲的产品集散地。买家在网上发出订单时,货物已经在运输途中,这大大减少了交货周期。

敦煌网是从电子类产品开始做起的,体积大的产品也有所涉及,例如健身器材等,同样采取海运的方式。但敦煌网始终定位在快速消费品――成熟的、外销的消费品,敦煌网不会进入半成品领域,也不会做石油化工产品,这是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地方。

刘保华:eBay在年初开始涉足在线外贸市场。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打通B2B和B2C的全程一体化的无缝式的服务是比较好的商业模式。eBay提出小额的B2B和B2C未来将走向融合,您如何看待这个趋势?敦煌网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计划?

王树彤:阿里巴巴提出的模式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敦煌网成立之初就定位在此,只不过不是独自打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而是与合作伙伴共同完成,这有利于优势互补。依据网站的定位,我们不会进入海外零售市场,敦煌网和eBay或者亚马逊是上下游的关系。

eBay提出的观点很正确,但融合过程很漫长,对运营商来说,两种模式的目标客户不同,规则不同,盲目地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整合,将付出很高代价。但融合是趋势,最贴近上游的平台将占据竞争优势。

韩国制造业的厂商已经试图在网上接受零售订单,融合已经开始实现。但对于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来说,这条路还比较漫长,因为中国企业在观念、内部管理和整个系统的配套等方面都尚未达到融合的要求。

中国企业首先应树立融合的观念,要拓展新的销售渠道,利用在线交易直接与海外的客户交流,这是建立竞争力的第一步。目前,很多企业还处在初级阶段。

敦煌网不怕竞争

刘保华:目前敦煌网上的产品销售到美国之后,很多都转而在eBay上零售,这占了很大比例。现在eBay要搭建自己的小额外贸交易平台,敦煌网如何看待和eBay的竞争与合作?

王树彤:敦煌网的定位是在淘宝和阿里巴巴之间,在阿里巴巴和eBay之间。客户群和交易规则与eBay不同。

敦煌网始终定位在为中小企业专门打造一个在线外贸平台。中国企业的优势是充足的货源,劣势是不善于开拓海外市场,不善于与国外的消费者直接联系。因此,敦煌网贴近中国的供货商,为其量身打造面向全球的在线交易平台,将全球信息都整合在平台上,接受来自全球的采购订单。对中国企业来说,该平台非常简单易操作:采用全中文界面和工具,服务人员讲中文,在华南甚至讲粤语,满足中小企业主的各类需求。eBay倾向于B2C的模式,针对B2C市场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敦煌网主要针对B2B市场。由此看来,二者定位不同,是上下游关系。敦煌网的业务eBay很难做好。

刘保华: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上线之后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认为是敦煌网的一个强劲对手。面对竞争,如果没有创新,没有差异化的优势,就必然会使竞争变为价格战。敦煌网对此如何看待?

王树彤:第一,在中国,厮杀价格战是普遍现象,但是面对国际市场的客户,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国际采购商非常看重网站的服务,以及保证产品质量、提供安全交易的能力,而不是将价格放在第一位。第二,有企业宣称其费率比敦煌网低,这并不是事实。因为行业不同,订单金额不同,费率也不尽相同。敦煌网的费率多数较低,是因为敦煌网整合的优势更加明显,目前已经有庞大数量的买家做基础。第三,阿里巴巴和敦煌网发展至今,面对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市场背后的长期和深厚的积累是至关重要的。

刘保华:网上有报道说敦煌网的费率是7%,是否是事实?

王树彤:这是个误解。费率是多少并不关键。之所以能够将众多商户聚集在此,是因为敦煌网能够建立一个公开、公正和诚信的营销平台。这主要得益于敦煌网的BI系统,商家从注册起的所有行为都被系统记录下来,作为对其评级的标准,例如商户的注册时间、上线产品的速度、回复商家留言的快慢、交易额的累积等。摒弃信息服务系统的竞价排名策略,建立商家信用评级系统,使买家非常信赖敦煌网。阿里巴巴是搜索型企业,敦煌网是服务型企业,二者各有侧重,完全复制对方优势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此外,价格不是全部因素,关键是行动速度快,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及时做出调整。

深耕增值服务

刘保华:对于卖家而言,代销中心的建设很重要。在线平台可以帮助买家用IT的手段解决该问题。敦煌网全国的代销中心建设进展如何?

王树彤:敦煌网代销中心的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代销中心要求卖家既有能力找货源,又有能力用电子商务手段向海外客户进行推销。敦煌网率先触发了外贸网商群体的诞生。帮助生产商在线销售产品,取代传统贸易公司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代销中心的定位。另一方面,市场上一部分人擅长网络营销,熟悉互联网的操作方式和手段,但苦于没有货源,敦煌网提供大量的、精准的信用数据,解决了客户如何鉴别货源好坏的问题。

刘保华:这实际上是在重构产业链,建立一个网络生态系统。

王树彤:对。一方面不断接近上游产品提供商,另一方面动员更多人加入敦煌网,在这里实现就业或创业。建立网络生态系统,首先要了解客户需求,为其建立销售渠道,帮助其树立品牌形象,提供深度增值服务。敦煌网的思路是以交易为核心,帮助客户销售产品,接下来是如何营销产品,怎样管理订单和店面等,甚至品牌建设、融资问题以及员工培训等,这些都是敦煌网接下来提供的增值服务内容。

刘保华:敦煌网有开放API的计划吗?是否将引进第三方的API这种商业模式?

王树彤:敦煌网一直在实施该计划,这也是敦煌网企业文化的一部分。目前,敦煌网和建设银行合作开展在线融资业务。敦煌网将商家的评级和所有信用记录提供给建设银行,建设银行审计通过之后向商家发放贷款,这个信用可以一年用多次。在此过程中,银行的所有审核手续都在线进行,审核标准全部依据商户的信用评级,银行人员无需跟商户见面。这不但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难题,而且加快了融资的速度。敦煌网是能够提供该项服务的唯一在线交易运营商。

刘保华:敦煌网下一步有没有跟移动互联网整合的计划,有没有整合其他电子商务模式的计划,比如说团购?

王树彤:从满足客户需求、方便客户获取信息,以及建设与推广品牌的角度看,与移动互联网的整合势在必行。针对客户需要,敦煌网始终试图推出新的业务,孵化未来稳定业务。而对于稳定业务,敦煌网也会有一些创新。

敦煌网刚刚结束公司内部的创业大赛,共有50余个项目参赛,经过评选,排名前三位的项目获得公司的创业基金。关于团购等新应用的设计和推广,在本次比赛中已经有参赛者提出来。很多创新的业务模式,将逐渐在敦煌网上线。

推动企业创新

刘保华:在敦煌网,肯定会有很多人给你提出各种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建议,敦煌网内部有怎样的机制来决定是否采用这些建议?

王树彤:无论是采取竞赛形式,还是融合在日常工作中,符合发展战略方向的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敦煌网给员工的创新思想以各种资源,让它去孵化和实践,这是内部创新机制的一部分。敦煌网有一个战略委员会,卖家也会参与到委员会中,每年到一定时期,委员会收集来自客户、员工、管理者和合作伙伴等各方面的信息和意见,然后对这些建议做出分析和评价,决定接下来企业的发展战略方向。

刘保华:英特尔的资深院士凯文•康在十年前提出把无线的模块集成到芯片上,这被认为是疯子的想法,但是英特尔给了他足够的研发资金,让他去尝试。后来这个想法变成了英特尔新战略的基石,我觉得这样的机制非常好。

王树彤:这与风险投资类似。风险投资的机制是非常伟大的机制,它可能使一个看起来天方夜谭的点子最终变成了一项创新的业务。它不仅可以影响一项业务,对业态的未来面貌也会产生一定影响,甚至能够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使中国对全球贸易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保华:其实在你们公司内部也可以有一个风险投资机制,在敦煌网内部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平台,这能够解决很多企业人才和发展壮大的长远问题。

王树彤:敦煌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正在积极实践中。刚刚结束的创新大赛的前三名项目,获得公司的创业基金拨款。这些项目将得到各类资源,以实践其创新方案。这就是敦煌网内部的风险投资机制。人才的快速成长是在线外贸领域的一大挑战,只有少数人能够实现两三年一个飞跃,跟上行业飞速发展的脚步。因此,对于有能力的员工,企业应给与其更大的发展空间。

刘保华:企业的战略发展要贯彻落实需要人才,好的创新建议的提出需要人才,团队建设对敦煌网来说非常重要。目前敦煌网的业务发展非常快,面临市场的挑战也非常大,尤其应该注重人才培养。

王树彤:重视人才培养是敦煌网企业文化的重要理念。在敦煌网,并不是一个人只懂得产品研发、销售或其他的某一环节就可以了,因为与买家的沟通同时关系着接下来与卖家沟通的环节。但是如果员工能够有跨环节的视野,既了解产品又懂贸易,既了解国外市场又熟知国内市场,敦煌网的工作就会顺畅进行。但是这对人才的要求过高,目前很难实现。因此在敦煌网内部,形成了一种优势互补的机制,你哪方面不行,就找行的人补上去。此外,要给年轻人更多信任,相信他们的创造力。这在当前环境下的中国还比较难,对此敦煌网也在积极探索和实践中。

记者手记

绝处逢生需要智慧的决策

王树彤是个智慧的领导者,在敦煌网发展的每一个节点,她都能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王树彤运筹帷幄,思路清晰;面对竞争,她从容应对,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人才培养上,她甘冒风险实行公司内部的风险投资机制。王树彤说她很庆幸在敦煌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而且能够发挥所长,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做点事情,她为此而骄傲。

第7篇：敦煌游记范文

关键词：文化遗产　敦煌佛教艺术　旅游资源　生态旅游

中国西部有着丰富的令人惊叹的旅游资源，但开发程度很低，并未形成有强吸引力的旅游产业气候。在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氛围中，西部各省（区）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丝绸之路”在中国西部有着相当丰富的人文积淀。这些资源大部分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尤其是大量的古城、古遗址、古寺庙佛窟和难以数计的珍贵出土文物。

闻名遐迩的古代丝绸之路，起点是中国的长安（今西安）。长安是汉朝和唐朝的国都，当时各地丝绸和其他商品集中在长安以后，再由各国商人把一捆捆的生丝和一匹匹绸缎，用油漆麻布和皮革装裹，然后浩浩荡荡地组成商队，爬上陕甘高原，越过乌鞘岭，经过甘肃的武威，穿过河西走廊，到达当时中西交通要道的重镇——敦煌。许多中外的少数民族沿丝绸之路结部落而居，其中包括“利所在，无不至”的粟特人[1]和称雄西亚的波斯人[2]等等。这些外来的文化和古老的中国文明在这一地段不断交汇融合，迸发出无数新的气象，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在丝绸之路，绚丽多彩的文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从今天所能看到的考古出土文物、石窟壁画、雕像、建筑、地面寺院遗存、驿站文书上，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当时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在这里碰撞出的五彩火花。事实也证明，甘肃近一二十年吸引的境外游客大多是奔着“丝绸之路”来的。

随着“回归历史、回归自然”旅游趋势的出现，敦煌作为世界遗产项目日益成为来“丝绸之路”旅游的游客的首选项目。敦煌的文物古迹，最著名的除了莫高窟，还有玉门关、汉长城和阳关。再加上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鸣沙山和月牙泉，以及三危山、白马塔、雅丹世界地质公园等等，敦煌的旅游资源丰富得近乎奢侈。

敦煌莫高窟由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连同其周边亦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名胜古迹，便形成了以敦煌为中心的丰富旅游资源。它成为了现代人们重温历史的极好场所，带动了地方旅游业的极大发展。据统计，2002年5月1日至3日，莫高窟共接待游客2万人左右，创下了日接待游客人数的历史最高纪录。尤应指出的是，莫高窟周边的旅游景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包括自然环境，皆值得人们倾力关注，亦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主要有：

安西榆林窟，俗称“万佛峡”，是莫高窟的姊妹窟，与莫高窟同一时期。其中，中唐25窟为精华， 因这里曾珍藏稀世珍宝象牙佛而闻名于世。其著名之处还在于，从洞窟形式、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看，榆林窟与莫高窟十分相似，是莫高窟艺术系统的一个分支，历来被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创建年代至今虽无文字可考，但从洞窟形式和有关题记推断，当开创于公元6世纪以前。从现存壁画风格和游人题记看，唐、五代、宋、西夏、元、清各代均有开凿和绘塑，进行过大规模的兴建。现存有完整壁画的洞窟42个，其中东崖32窟、西崖10窟，保存着彩塑272身、壁画5650余平方米。第六窟高22米的释迦牟尼佛像，全身用金色涂就，灿然如新、金碧辉煌、显得极其庄严雄伟。第三窟的18罗汉，神态各异，形象逼真。尤其是塑在南壁西端的哑罗汉，上身前倾，张口瞠目，欲言不能的神情，活灵活现，堪称榆林窟彩塑的代表。榆林窟的塑像虽有不少佳作，但它还不能代表榆林窟的价值。榆林窟的价值主要表现在精美的壁画上，壁画内容十分丰富，有精美的佛和菩萨画像，有场面宏大的佛教故事画，有种类繁多的花卉禽兽，有极为精致的装饰图案。自唐至元，历代留有不少佳作，其中25窟盛唐壁画，是世所罕见珍品。榆林窟也是国务院1961年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鸣沙山，又称神沙山，沙角山。东起莫高窟崖顶，西接党河水库，东西绵延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最高峰海拔1715米。整个山体由细沙积聚而成，山形美观，峰如刀刃，远看连绵起伏，如虬龙蜿蜒。多人顺坡下滑，便会发出雷鸣般的响声，鸣沙山因此而得名。月牙泉被鸣沙山环抱，因水面酷似一弯新月而得名。月牙泉四面环沙而不被掩埋，经千年而不干枯，实属自然奇观。鸣沙山和月牙泉是部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

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西汉时(公元前206年─公元25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据点，也是“丝绸之路”南道的一大关口。唐代诗人王维的《渭城曲》：“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名句，［3］更增添了阳关的魅力。在通往阳关的路上还可看到神奇的隐形睡佛。

西出敦煌90余公里，即为据守在疏勒河岸的玉门关，俗称小方盘城，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人们借助疏勒河舟楫之利，可直抵罗布泊再取旱道经且末而达盛产玉石的和田。商人把宝石美玉，经此关带入中原，交换成丝绸匹缎带入西部。西出玉门关有一段保存完整的丝路古道，能看到古代车辙和古人足迹。

汉长城。在玉门关以西5公里处，有一段全国最独特的板土芦苇筑成的汉代长城，现仍保存完整，并配有烽燧旁点火用的积薪垛多达15堆，大者长2米、宽1.5米、高1.3 米以上，凝结为化石十分坚硬。敦煌汉长城烽燧中曾出土汉简1200多枚。

西千佛洞，因地处莫高窟之西而得名。现存石窟17个，与莫高窟同一时代，石窟的结构、彩塑、壁画艺术风格等与莫高窟体系相近。在光辉灿烂的敦煌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

海市蜃楼是敦煌的又一奇观，在晴朗炎热的夏日， 敦煌的戈壁瀚海中常能看到神秘的蜃景。尤其是在敦煌至阳关、玉门关公路两侧，可以看到波涛澎湃的“海水”、高大的“山川”、整齐的“建筑”、错落有致的“城市”。这些景致若隐若现，十分壮观。

雅丹地貌，从这里横跨疏勒河北上，西行约100公里，即可到达人迹罕至的魔鬼城。魔鬼城方圆数百平方公里，是大自然刻意雕塑的天下奇观，显示出自然界赋予人间的魅力。这就是地质上所称的雅丹地貌，其形态复杂多变，有的呈金字塔状、有的呈骆驼状、石柱状或城堡或楼群状等等。置身其中，游人流连忘返，浮想联翩。当遇上狂风呼啸时，怪声四起，风游沙荡，唐代诗人岑参云：“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乱石走。”形容大漠瞬息万变的气候。此时走进魔鬼城，琳琅满目、风格各异、景象万千、气势磅礴的雅丹地貌，仿佛使人进入地质博物馆，可以尽享大自然雕塑之魅力。

随着中国实行西部大开发，生态旅游概念也被带入了敦煌旅游的概念中。[4]生态旅游（Ecotourism）是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旅游新概念，其核心是强调环境的美化与优化，协调人地关系与人际关系，减轻环境压力。它是一种集观赏、感受、研究、洞悉大自然于一体，又不破坏大自然的旅游形式;是一种以普及生态知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内容的旅游方式。敦煌莫高窟及其周边的旅游资源，能够满足生态旅游的这些需要。第一，连绵的鸣沙山、沧桑的汉长城、古老的阳关和玉门关、神奇的海市蜃楼、独特的雅丹地貌，具备生态旅游资源所必需的独具特色的地质、地形、地貌。第二，经千年而不干涸的月牙泉具备湖泊水体生态旅游资源。第三，更重要的是具备异常珍贵的古遗址建筑生态旅游资源。以莫高窟为代表，包括安西榆林窟、西千佛洞，这些古遗址建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随着环境的变迁而作为遗址保留下来，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世界遗产旅游的开发，让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亲身接触到这些先辈遗留下来的产物，但过量的接待，不可避免地对遗产地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5]这些遗址建筑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又是极易受损的，一旦破坏将无法弥补，为此，必须提倡生态旅游，一切旅游活动都不应破坏其原有的风貌。

世界遗产作为独特的旅游资源，为游客提供了良好的休养、游览机会和高品位的艺术欣赏，同时也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国家旅游局获悉，中国将投资8亿元，在著名旅游城市甘肃省敦煌市建设一个旅游经济区。这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旦被确定为世界遗产，可以提高它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吸引外资；可以改善遗产地周边的环境，带动周边土地升值；可以改善当地的交通以及居民的居住条件；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旅游含金量将与日俱增。

参考文献：

[1] 参见《新唐书·西域传》

[2]包括阿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王朝、萨珊波斯王朝等

[3]参见《全唐诗》

第8篇：敦煌游记范文

西汉初年，匈奴赶走了月氏、乌孙，占据了河西。匈奴不仅在占领区征收赋税，还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连结，威胁着汉朝的安全。面对这种情况，汉高祖刘邦曾经出兵抗击，但是不幸失败，被围于平城（今大同市东），后用陈平之计才得以脱身。此后，双方签订了和亲盟约。匈奴通过和亲，每年从汉朝获得大量的絮、缯、酒、米等衣食。但是匈奴仍不断地派兵南下，骚扰汉朝边境，杀戮吏民，虏掠人口。汉朝初建，无力反击，只有忍让。

在西汉建国的六七十年间，匈奴势力变得更加强大，史称其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匈奴贵族为了满足其贪欲，对汉朝的边境侵扰日甚。在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33年间，匈奴骑兵连年南下，虏掠人畜，劫夺财物，践踏庄稼，汉朝北方广大地区受到严重危胁。在此数十年中，西汉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特别是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势变得十分强盛。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时，对匈奴反击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汉王朝制定了以武力防御和抗击匈奴的方针。建元二年（前138），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前去寻找被匈奴迫逐西迁的大月氏、乌孙等民族，以联合他们共同抗击匈奴。张骞在中途两次被匈奴扣留达十一年之久，于元朔三年（前126）方才还归长安。这此出使，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却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坚定了汉武帝以武力抗击的决心。于是他任命卫青和霍去病为大将，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公元前127年的河南（河套以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前119年的漠北之战。

河西之战主要是由青年将领霍去病领导进行的。据记载，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西行过焉支山，深入匈奴地千有余里，大破匈奴，斩获甚多。同年夏，汉王朝乘胜出击，再次进军河西。这次，霍去病从北地出发，至居延，然后南下打到祁连山，俘、斩匈奴三万多人，并“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3]这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4]从此，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

河西归汉后，汉王朝便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措施进一步开发河西。元狩二年河西之战结束后，汉王朝即以匈奴之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至此，历史上有名的“河西四郡”完全建立起来，使河西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汉王朝又在敦煌以西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以扼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大门。同时，还将秦长城向西延伸，修筑了从令居（今永登县）到敦煌，一直延伸到盐泽（今罗布泊）的长城。并在长城沿线按一定距离修筑烽燧亭障，由侯官、侯长和都尉等率戍卒把守。这样就形成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为保卫河西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丝绸之路”上往来使者、商贾的安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由于西汉王朝对河西走廊的牢固占有，原住匈奴诸族的迁徙，河西地区一时变得人烟稀少。为了巩固对河西走廊的统治，汉武帝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将关东贫民或罪犯迁来进行屯田和垦荒。

徙民措施的直接结果便是河西地区人口大增。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到西汉平帝时，河西四郡共有71270户，28万多人[5]。

这些大量迁入的徙民和戍卒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再加上河西走廊广袤肥沃的土地和祁连山丰富的冰川融水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还有中原地区先进农耕技术随着移民的传入，使河西农业生产飞速地发展了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不仅保证了移民和驻军生活的需用，而且在中原地区发生饥荒和灾难时，还能调拨出大量的粮食支援中原灾区，使河西地区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商品粮基地。居延汉简的有关简文即生动地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太平广记》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唐代晚期，张议潮驱逐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归义军治下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敦煌文书中就有“荷锸如云”，“家家都有十?水，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记载。唐僖宗时，中原发生饥荒，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还将大量的储粮运往中原，供给中原王朝，助其渡过难关。[6]

移民不仅为河西地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了河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中原发达的汉文化。汉时，许多朝廷命官，如戾太子事件中受到牵连的许多官员就被流放到河西地区。这些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的到来，使中原发达的汉文化也随之传播到了河西地区，他们本人及其后裔也成为当地的望族和大姓。如敦煌地区的翟姓，即是汉朝著名宰相翟方进的后裔。这些望族大姓的活动往往带有较强的文化意识和很浓厚的宗教色彩。莫高窟的一些题记和榜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7]

西汉末年，中原大乱，群雄割据。窦融从内地来到河西，拥兵自保，被推为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大将军。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遂使这一地区“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匈奴惩?V，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8]。相对稳定的河西地区吸引了不少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区的人前来。《后汉书·孔奋列传》载：“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安，而姑臧（今甘肃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河西之安定富庶于此可见一斑。

东汉时期，由于北匈奴的不断侵扰，丝绸之路西域段曾经“三通三绝”，但经窦固、班超等的苦心经营，仍然保持着繁荣景象。尤其是东汉后期，敦煌更成为经营西域的中心，控制中西交通孔道的咽喉要冲。

到曹魏时期，由于东汉以来形成的豪强大族的势力更加强大，他们兼并土地，压榨农民，敲诈勒索西域商贾。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凉州刺史徐邈和敦煌太守仓慈便采取措施，解除豪强的私人武装，打击了豪强大族的器张气焰。特别是仓慈，处事公正，平等对待少数民族，鼓励胡汉通婚，为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各国胡商提供种种方便，极大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使敦煌成为商贾云集、贸易发达的商业都会。

这样，河西走廊从张骞通西域，霍去病破匈奴开始，经过六七百年的开发经营，到魏晋初期，业已成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空前繁荣的一个独特地域，它为学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和肥沃的土壤。

到东晋十六国时期，整个中原地区战火弥漫，干戈不息，而河西地区则“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9]。前后相继或交错并存的五凉政权，彼此之间虽有征战，但和中原地区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等相比，无论其规模还是造成的破坏都要小得多。相对来说，在当时的中国，河西走廊无疑是一片人间的乐土，因而“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10]。据记载，永嘉之乱时，京城士大夫就认识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建兴之乱后，晋王司马保败亡，“其众散亡凉州者万余人”[11]。大量中原庶士的避居河西，使河西文人学士大为增加，这对保留中原先进文化和推动河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胡三省所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12]

中原文人学士涌入河西，只是河西“多士”的一个原因。随着汉代对河西的开发，丝绸之路的畅通，河西文化与河西经济一起迂回上升。一批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士”，便在西北边陲的河西一隅，破土而出。因此，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之地，文人学士早已大量涌现。而西晋王室内乱，中州云扰，安定世族张轨出牧凉州，保境安民，兴办文教，选拔人才，为河西的地主阶级创造了保存和发展自己家族和家学的有利条件，从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州人士流向河西，这就使本来“多士”的凉州，更加地灵人杰。[13]

河西的文人学士，多出自西州大姓。如安定张氏、陇西李氏、略阳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阴、索、汜等，都是“以儒学显”、“以儒学致位”、“以儒学见称”的西州右姓。当中原板荡、京洛公学沦废，学位下移之时，西州大姓在相对安定的河西一隅，“专心经籍”，致力儒学，既可以发展本地的学术文化，又能保存、继承固有的传统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1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河西地区的文化事业在两汉以来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并一跃而成为北方文化中心，形成了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圈。

这一文化圈的形成又与河西各政权的执政者对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重视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张轨到凉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15]，并广泛征求高才硕学、经史著述等有识之士，如宋配、阴充、汜瑗、阴澹等为股肱谋主，为其政权服务。至张骏时，更“立辟雍、明堂以行礼”[16]，选派官吏主管教育事业。张祚、张天锡执政时期，多次派出使者，厚礼征聘隐逸有学之士。张天锡还以文人自居，在朝卿士、郡县守令纷纷拜师求学，形成风气；他还亲自组织了《首楞严》等经的翻译，稍后，凉州即高僧辈出，人才济济。

南凉秃发氏，最初致力于征战拓土，奖用武士，不大重视教育事业。后采纳史?薄耙私ㄑ?＃??孕颍?￡鹊滤度逡匝惦凶印钡慕ㄒ椋???煅В?耙蕴镄?濉⒄缘??┦考谰疲?越屉凶印?17]。至?仗词保?盅幽珊罅埂⒑笄匚氖课?核?茫?咕衬谧鹗χ亟讨?缫廊恍耸ⅰ5焙笄匾π擞?堂鹉狭梗?财渖惺槲ぷ诳?湫槭凳保?ぷ诮鲆浴傲怪菟洳斜字?螅?缁?赐牵???旧胶又?蹋?纯赏家病被乇?18]，足见南凉兴学之举，影响已传诸境外。

西凉主李?敝凑?笏枷腿艨剩?安墒獠庞谘衣剑?吻萄逵谖藜省?19]，广泛地吸收文人学士，并积极兴办教育，于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就学[20]，他本人亦于从政之暇，训戒诸子，潜心向学，并亲自修补破损的书籍，在文化事业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刘?\一生著述颇丰，就与他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21]。沮渠蒙逊及其继承者对儒家文化和佛教的保护提倡更是史不绝书。

于是，河西地区便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学术成就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代表性人物。如郭?、刘?\、索靖、索敞、索袭、索?、索绥、张穆、张斌、张湛、祁嘉、宋繇、宋纤、汜腾、阚?等。他们不但自己勤奋好学，纷纷著书立说，而且还兴办学校，聚徒授业，传播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以其多样的学术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空气，为河西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所取得的丰硕的学术成果标示着当时河西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

郭?，字元瑜，敦煌人。少年游学受业于张掖郭荷，尽得其传。他“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郭荷去世后，他守孝三年，然后隐居于临松薤谷（今张掖马蹄寺景区），从事于撰著和教学，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等，受业学生多达千余人，名噪于时。张天锡派人具书持节，前去征召，他指着飞翔于天际的大雁说：“此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使者拘系了他的弟子，郭?感叹说：“吾逃禄，非避罪也，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乃出而就征。后仍归隐于南山。前秦时，苻坚又派人去征聘他，正遇上他父亲去世而罢休。太守辛章派遣书生三百人前去受业。苻秦末年，王穆起兵酒泉，郭?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响应。王穆任用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他“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踪”。后卒于酒泉南山赤崖阁。[22]

刘?\，字延明，敦煌人，大儒郭?的女婿和得意门生，曾经隐居于酒泉，从事讲学和著述，远近从其受业者，多达数百人。刘?\生历西凉、北凉和北魏三朝，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刘?\在西凉朝任儒林祭酒、中郎、护军等职，深得西凉王李?钡闹厥印F涞昧?\，用比三国蜀主刘备之得诸葛亮。西凉为北凉沮渠氏所灭，刘?\再入于北凉，沮渠蒙逊拜其为秘书郎，掌管著书证史工作，并在西苑之中建造“陆沉观”作为学府，供其教授学生之用。沮渠蒙逊死后，其子沮渠茂虔对刘?\的尊重更是有增无减，尊其为国师，并令文武百官一律听其讲学。北凉时期，还将所著的《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作为河西文化的典范作品，献于南朝的刘宋。可见刘?\影响之大。在公元5世纪，北魏灭掉偏处河西的北凉政权，年近古稀的刘?\再入北魏，被拜为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刘?\对于北魏政权朝政和文物制度的建立多有贡献。后于凉州患病而卒。在其卒亡之后，在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太保崔光奏称：“敦煌刘?\，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23]刘?\一生著有《略记》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二卷，《靖恭堂铭》一卷；并注疏《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其中《略记》、《凉书》和《敦煌实录》，是三种不同体裁的著作，各具特色；特别是《敦煌实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实录性的史书，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这些著作，即可见出刘?\学问之渊薮。说其为南北朝时期敦煌乃至全国的一位大儒、大学者，当是不谬的。

阚?，字元阴，敦煌人，著名史地学家。祖父阚??，父亲阚玖，都是当时河西的著名学者。阚?“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儒”。在沮渠蒙逊的北凉政权中，他官至秘书考课郎中。公元436年，北魏灭北凉，占据河西走廊，阚?官拜北魏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乐平王死后，他流落到北魏的首都平城，“家甚贫敝”，饥寒而卒。他生前曾注疏王朗的《易传》，撰《十三州志》等。《十三州志》是一部继《后汉书·郡国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史地著作。书中对河流山川、地名物产等都作了认真的考证，在很多地方纠正了前人的错谬，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巨著，备受学者的重视。[24]

索靖（230—303年），字幼安，敦煌人，西晋著名书法家。生于累世宦族之家，在西晋王朝曾任驸马都尉、雁门都尉、酒泉太守等职。公元303年，率秦、雍、凉三州之军讨伐司马?的叛军，受伤身亡。被追赠为“司空”，封安乐亭侯。索靖为人有胆有识，人称其有“逸群之量”。曾与同乡人汜衷、张?、索?、索永同在太学学习，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他博通经史，在文学和书法艺术上造诣尤深，受到士林极高的赞誉。其书法浅浓适度，气势雄厚，古朴似汉隶，转折似今草，在我国书法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索子》、《晋诗》以及书法学专著《草书状》等。

祁嘉，字孔宾，酒泉人。少清贫，好学。二十多岁时，西游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后又“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拜他为儒林祭酒，让他传授儒学。他性情宽厚温和，教诲学生、传授知识从不倦怠，“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著作有《二九神经》。[25]

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东晋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师、教育家，节高德隆，颇为人所重，弟子受业者三千余人。前凉敦煌太守杨宣画其像于壁以奉之，并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马岌，亦为当时之名士，备礼仪欲求见，纤则入处高楼重阁，拒而不见，马岌退而喟然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今而后知先生人中龙耳。”遂题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室迩人遐，实劳我心。”此后张祚数遣人征聘，拒之不就，所赠财物亦皆不受。宋纤勤奋好学，年八十仍笃学不倦，所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26]

宋繇，字休业，敦煌人。婴孩时，父母先后亡，事伯母张氏以孝闻。少有宏志，随张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读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糜不综览”。后凉吕光据凉州时，官为郎中。后奔段业，官散骑常侍。后又奔敦煌太守李?保??背砂砸担??煌ㄏ浴9??20年，北凉沮渠蒙逊灭西凉后，曾感慨地说：“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遂任繇为尚书吏部郎中，委以考核官吏之重任。蒙逊临终时又将其子沮渠牧犍托付于宋繇，令其辅佐。牧犍以其为左丞。北魏灭北凉后，繇随牧犍到平城并卒于平城。宋繇酷爱读书，尊重知识和人才，“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在处理政务上，是非分明，秉公无私。虽官居显位，但家无余财。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27]

索绥，字士艾，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学者。幼时家贫好学，前凉时举孝廉，后因母丧而去官。后又举秀才，为儒林祭酒。在前凉张骏时，任搜集内外大事之官。著作有《凉春秋》五卷，又作《六夷颂》、《符命传》十余篇。以著述之功，被封为平乐侯。

赵 ，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历学家。曾任北凉太史令。著有《七曜历数算经》、《河西甲寅之历》、《阴阳历书》等。在英人李约瑟所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赵 被列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之一。

索袭，字伟祖，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学者。常常闭门读书，不交当世。精通阴阳之术，著有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数十篇。

除了上述以儒学见称的文人学士外，河西文化圈还孕育出了一大批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的高僧大德。如凉州人宝云、智严、竺道曼、道泰，酒泉人慧览，张掖人沮渠京声，金城人玄畅等。他们不辞艰辛，跋涉于冰天雪地和荒漠沙碛之中，西行求经，瞻仰圣迹。归来时又携回大量梵文或胡语佛经，在河西境内开窟建寺，或聚徒讲经，或从事译著，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使佛学成为河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8]

其代表人物是被后人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竺法护，原名竺昙摩罗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人，八岁时就出家，拜外国僧人竺高座为师。晋武帝时，曾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36国语言和文字，并获得《贤劫》、《大哀》、《法华》等梵本佛经165部，携带东归。回敦煌后遂致力于梵文经的翻译。於元康四年（294年）在酒泉译《圣印法经》，后在敦煌又译出《道地经》及《不退转经》等，并围绕译经，发展了大批僧徒，培养出不少高僧。如其第子竺法乘亦“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29]，以及竺法行、竺法首、孙伯虎、聂承远、聂道真等。每次译经，大师、弟子、劝助的信士，都组成规模不小的译经团体，如太康五年（284年）在敦煌翻译《修行道地经》，笔受者、劝助者及书写者近四十人。这为河西佛教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竺法护自武帝太始二年至怀帝永嘉七年（266－313年）先后译经47年，除他后来去长安、洛阳等地的时间，大部分时间在敦煌与酒泉，他所译的《光赞般若》、《法华》、《维摩诘经》等为敦煌一带所流行。法护一生共译经210部394卷[30]，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如《法华》、《华严》、《涅??》、《般若》等，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译经大师，为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做出了贡献，故《高僧传》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十六国时期的两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和昙无谶都在河西有过活动并对河西地区的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鸠摩罗什（344年—413年），龟兹人，早年深受小乘佛学的影响，青年时改宗大乘，尔后主要从事弘扬大乘佛学的活动。他的弘法活动，曾对当时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佛教产生过巨大影响。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坚派大将吕光率军进攻西域，次年，吕光进军龟兹，大破龟兹诸国联军，东归时，将高僧鸠摩罗什带到凉州。途经敦煌时，罗什所骑的白马病死，葬于沙州城内，并留下了一个神奇的传说，至今还在敦煌一带流传。为此，后人特意建塔纪念，名“白马塔”。此塔经历代维修，至今仍耸立在沙州古城东南隅[31]。白马的传说及白马塔的修建，说明罗什对敦煌地区的佛教确实产生过影响。罗什在敦煌稍事停留后，便随吕光到达凉州，建精舍，授弟子，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使凉州佛教盛行一时。弘始三年（401年）后秦主姚兴亦好佛教，遂出兵凉州，从吕光手中夺得鸠摩罗什，罗什被请到长安，继续从事佛经的翻译。罗什在凉州与长安共译经74部384卷[32]，现存39部313卷。主要有《大品般若》、《法华经》、《弥陀经》、《金刚经》等大乘经典；《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等禅宗经典及《十诵律》、《大智度论》、《成实论》、《马鸣传》、《龙树传》等律本、论著和传记，这些佛典成为后来中国佛学学派和宗派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学说的基本依据，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人将他和唐玄奘、义净并称为古代的三大翻译家。

昙无谶，原为中印度僧人，后辗转?宾（今克什米尔地区）、龟兹、鄯善（今新疆若羌）来到敦煌，在这里熟悉了汉语。沮渠蒙逊灭西凉后，将他作为“圣人”接到姑臧主持翻译佛经。在译经过程中，有僧道数百人参加，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独有昙无谶“临机释滞，清辩若流”[33]。再加上他的文字修养很好，故其翻译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由昙无谶翻译的佛经共有11部，即《大般涅??经》36卷，《悲华经》10卷，《金光明经》4卷，《海龙王经》4卷，《菩萨地持经》8卷，《菩萨戒本》1卷，《方等王虚空藏经》5卷，《方等大集经》29卷，《方等大云经》4卷，《优婆塞戒》7卷，《菩萨戒优婆戒坛文》1卷。

昙无谶早习小乘，后从一白头禅师改乘，喜其义理，于是专攻大乘。他主持翻译的11部佛经，都属于宣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教经，其中以《大般涅??经》最为重要。据记载：“谶既达此（凉州），以玄始十年，岁次大梁十二月二十三日，河西王（沮渠蒙逊）劝请令译。谶手执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锐，而为法殷重。临译敬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惟恨胡本分离残缺未备耳。”[34]此经进一步发展了大乘教的佛性说，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还进一步认为，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缺乏信心者）也都有佛性，皆能成佛。这一新的提法，是对佛教思想的一大突破，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大般涅??经序》译成后，在河西等地广为抄写流传，对大乘佛教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35]

河西佛教文化的兴盛不仅表现在佛经翻译和聚徒讲经上，还表现在开窟建寺和静坐苦修方面。河西地区现存的石窟寺之多，在全国是少有的。这些石窟寺虽没有兴盛于汉魏，但若追溯其建窟渊源，则大都产生于十六国时期。《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说：“昙摩密多，此云法秀，?宾人也……博贯群经，特深禅法……遂渡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林，极为严静。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凉州石窟开凿时说：“凉州石崖瑞相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尤其是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虽盛于隋唐，下迨宋元，但其开窟建寺之始，却在十六国时期：“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V，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36]这些活动同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一样也有力地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可资考证研究的洞窟壁画及其他实物资料。

伴随着河西地区佛经翻译和开窟建寺等活动，十六国时期，一度出现了“西天取经”热。河西地接西域，成为西行求法者的必经之地。西行求法者，不仅有河西僧人，也有中原、江南的僧人，东晋著名僧人法显就是从河西经敦煌到达西域的。《法显传》记载：“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西秦统治者乞伏乾归的都城，先后设在金城和苑川）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耨檀国（南凉）。度养楼山（今青海西宁市北、大通河南之山脉）至张掖镇。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段业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讫，复进到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余日。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敦煌太守李?惫?壬澈印！庇捎诹怪菔潜狈降囊刖?行模?性?⒔?仙?艘灿械胶游魅【?模?游魃?艘灿卸?ツ舷拢?灾性?⒔?系姆鸾滩??酥卮笥跋斓摹H绫蔽禾?涞勖鸱穑?廖某傻坌朔穑?淞斓挤鸾谈葱说闹匾?宋锸ο汀㈥缄椎却蠖嘣??绷股?耍??嵌员背?鸾天?Ъ敖渎煞矫娴姆⒄蛊鹆耸?种匾?淖饔谩j缄子胂执娲笸?聘谑?叩目?溆胄耸⒏?怯凶胖苯拥墓叵怠R虼耍????逼冢??ǘ鼗驮谀诘暮游鞣鸾蹋?谥泄?鸾淌飞隙颊加兄匾?牡匚弧

综上所述，河西从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组织实施对匈奴的反击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开始，历代统治者相继采取移民实边和屯田垦荒的正确措施，经过六七百年的开发和经营，再加上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处中西交通孔道的优越地理位置，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已持续发展成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一个地区。在当时北方大混乱的情况下，中原文人学士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固有的汉晋文化得以保存、继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使河西一度成为汉文化的中心；佛教东渐，河西又得近水楼台之便，沙门僧人西上东下、求法译经、开窟建寺使这里成为佛教的圣地；五凉各政权的执政者对儒家文化教育和佛教文化的崇尚倡导更为河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条件。终于，河西地区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学术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圈，涌现出了一大批硕儒高僧，以其卓越的文化活动创造出了光照千秋、泽被后世的文化成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书写了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

[注释]

[1]《汉书》卷96《西域传》

[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3]《汉书》卷55《霍去病传》

[4]《汉书》卷6《武帝纪》

[5]《汉书》卷28《地理志》记载：武威郡，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张掖郡，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酒泉郡，户万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万六千七百二十六；敦煌郡，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计户七万一千二百七十，口二十八万二百一十一。

[6]参阅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第1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参阅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第11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后汉书》卷33《窦融传》

[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30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0]《晋书》卷86《张轨传》

[11]同上

[12]《资治通鉴》卷123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胡注

[13]参阅武守志《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1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3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5]《晋书》卷86《张轨传》

[16]《资治通鉴》卷96

[17]《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18]《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19]《晋书》卷87《凉武昭王传》

[20]同上

[21]《魏书》卷52《刘?\传》

[22]《晋书》卷94《隐逸·郭?传》

[23]《魏书》卷52《刘?\传》

[24]《魏书》卷52《阚?传》

[25]《晋书》卷94《隐逸·祁嘉传》

[26]《晋书》卷94《隐逸·宋纤传》

[27]《魏书》卷52《宋繇传》

[28]参阅杜斗城《陇右高僧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9]梁·慧皎《高僧传》卷4《义解》

[30]据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竺法护译经数目，史载不一：梁·僧?《出三藏记集》为154部309卷，《开元释教录》为175部354卷，《贞元新定释教录》同《开元录》。今人吕徵先生曾作过详细考证，见于《中国佛教源流略讲》、《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31]参阅《敦煌简史》第47页，敦煌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印，1990年

[32]据唐《开元释教录》

[33]梁·慧皎《高僧传》卷2《译经》

[34]释道朗《大般涅??经序》，见任继愈《佛教经籍选编》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5]参阅齐陈骏等《五凉史略》第15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6]《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刘进宝.敦煌学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2]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3]陈国灿.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4]杨秀清.华戎交会的都市——敦煌与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5]武守志.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西北史地,1987(2)

[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西北史研究(第一辑)(上、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8]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史研究所敦煌学研究所.西北史研究(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9]杜斗城.陇右高僧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

[10]张仲.敦煌简史.敦煌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1990

[11]齐陈骏等.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第9篇：敦煌游记范文

[关键词] 酒泉古塔；建筑艺术；佛教文化；文化遗产

中国古塔是中国建筑匠师将我国传统的亭台楼阁式建筑范式与印度覆钵式古塔建筑风格相互融合，推陈出新，创造出来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塔。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国古塔形式千姿百态，建筑功能丰富多彩，建筑风格精美酣畅，是中国建筑艺术和传统文化的生动实践与表达。酒泉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门户和文化重镇，是佛教文化东渐西进的第一站，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塔建筑艺术的生发地之一。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和古塔遗存建筑实体，全面梳理酒泉古塔的存佚概况，进而诠释酒泉古塔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酒泉古塔概况

酒泉境内包括古塔在内的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较高。通过酒泉历次文物考古和普查以及文献记录，酒泉历史上曾建造、雕造各类古塔46座。

酒泉北凉石塔11座：酒泉石佛寺北凉石塔6座，即马德惠石塔、高善穆石塔、白双苴石塔、程段儿石塔、田弘石塔、北凉无纪年残塔；敦煌北凉石塔5座，即沙山石塔、三危山王坚石塔、岷州庙石塔、吉德石塔、索阿俊石塔。

北凉木塔1座：敦煌三危山木塔。

酒泉北魏石塔2座：曹天护北魏石塔，敦煌北魏方石塔。

北朝时期古塔3座：敦煌旱峡沟南口佛塔，瓜州崇教寺育王塔，沙州大乘寺塔。

隋唐时期古塔3座：瓜州长沙岭土塔，瓜州小湾农场土塔，瓜州常乐舍利塔。

五代宋西夏元时期古塔15座：敦煌成城湾华塔，敦煌老君堂土塔，瓜州东巴兔塔尔湾塔，莫高窟天王堂土塔，莫高窟老君堂慈氏塔，莫高窟宕泉河东岸塔群，莫高窟天禧塔，莫高窟第285窟西夏塔，东千佛洞土塔，瓜州口五个塔，锁阳城塔尔寺塔群，榆林窟泥梵塔与塔群，敦煌三危山坡顶土塔，敦煌三危山北坡塔，瓜州双墩子土塔。

明清时期古塔9座：肃州吉祥寺塔，肃州弥陀寺塔，金塔县塔院寺金塔，玉门塔尔湾塔，玉门赤金红山寺白塔，金塔小叉庙塔，玉门天津卫塔，敦煌千佛洞千相塔，敦煌白马塔。

民国时期古塔2座：敦煌三危山观音井塔，敦煌王圆墓塔。

酒泉历史上建造、雕造的这些古塔，从造塔材料看，有石塔、土塔、木塔和土木混合材料塔等，石塔如北凉石塔、北魏石塔；土塔占了酒泉古塔的绝大多数；土木混合材料塔如莫高窟老君堂慈氏塔、榆林窟泥梵塔与塔群、玉门赤金红山寺白塔等。从构造形态看，有覆钵式、亭阁式、石造像式、组合式、华塔等。从建筑风格看，有早期从印度或西域初传而来的@堵波塔，也有与中国亭阁、重楼相结合的传统塔，还有藏传佛教兴起后逐渐繁荣的喇嘛塔。从用途和性质看，又分为佛教塔和道士塔，道士塔如金塔小叉庙塔、敦煌王圆墓塔等。据《甘肃古塔研究》一书数据显示，全省共建造各类古塔165座，其中酒泉46座，占全省古塔总数的28%。酒泉古塔是研究藏传佛教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二、酒泉古塔价值述略

（一）东西方佛教文化传播、交融、创新、发展的历史载体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印度，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佛号释迦牟尼，约前56至前486年）。佛教的传播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代达到极盛，并从印度向周边地区开始传播。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学术界至今仍有分歧，一般认同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说。敦煌、酒泉是从西域进入中原地区的门户，也是佛教进入中国本土的第一站。严耕望先生认为：“敦煌为汉代以来旧疆最西之郡，佛教东传，此为首站，故佛教传扬，亦当最早。”简牍学专家张德芳在《悬泉汉简中的“浮屠简”略考――兼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一文认为：“根据悬泉浮屠简的记载，早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传入敦煌，而且一开始就流行在民间。它比竺法护在敦煌译经的时间早200年，比乐V在莫高窟开凿洞窟的时间早300年。”佛教传播主要依靠三种介质：佛寺、佛像和佛经。“中国佛寺首先有记录的是东汉明帝洛阳寺，早已不存。以后各代，除中唐五台山南禅寺大殿（782年）和晚唐佛光寺东大殿（857年）两座孤立的中小型佛殿外，比较能够反映佛教群体布局的要晚到宋辽以后了，明清才保留了更多实例。”佛教之始就有造像活动，学术界一般把“优填王造像”视作最早的佛教造像。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像约属于2世纪初，如重庆三峡博物馆藏丰都县槽坊沟出土的东汉延光四年（125）摇钱树座上的禅定佛像。建筑寺院，人造佛像，修建佛塔，营造宗教氛围，是劝人对佛崇拜、传播佛教的有效方式与途径。到东晋时期，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开始形成并快速发展，佛教艺术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大兴佛法、遵循佛教经典，或模仿西域佛教人物或古印度人物形象绘制，在佛教石造像塔上体现出多样化的艺术特征。在目前全国已知出土的14座北凉石塔中，出土于酒泉、敦煌地区的就达11座，便是最有效的历史佐证。

据《太平御览？沮渠茂虔传》记载：“初（沮渠）茂虔为酒泉太守，起浮屠于中街，有石像在焉。”《法苑珠林》卷14《集神州三宝感通灵》记载：“北凉王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从上述记载和酒泉境内出土的石塔来看，北凉时期大规模建造佛塔与石像，与北凉统治者奉行“索奉大法，志在弘通”有很大关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统治区域内崇尚推广佛教，用佛教思想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封建统治。

北凉石塔多造于426～436年，是当地佛教艺术的一种题材。北凉石塔所刻经文长短不一，但都以“十二因缘”经文为主。十二因缘是三世论（过去、现在、未来）的理论基础，是释迦牟尼在分析人的苦难及其原因时提出的解说。即整个人生现象是由十二个环节构成的流转过程，这十二个环节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中都有佛来教化众生，这就是三世诸佛。北凉石塔所雕刻的佛和菩萨表现的就是三世诸佛形象，七佛分别代表过去和现在，菩萨是弥勒菩萨，是未来世界的佛。北凉石塔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共存与发展的见证。部分石塔上刻有八卦符号，表明早期佛教是依附和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播的。石塔发愿文的主要内容是为君王、父母、师长祈福发愿，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和宗法思想对佛教具有一定影响，这也构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北凉属十六国之一。十六国是东晋时期北方十六个割据政权的总称。先后建立前赵、成汉、前凉、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西秦、后梁、南凉、南燕、西凉、北凉、夏、北燕等割据政权。十六国时期（304～439），酒泉、敦煌经历了前凉（313～376）、前秦（351～394）、后凉（386～403）、西凉（400～422）、北凉（397～442）五个朝代，439年北魏统一酒泉，442年北魏统一敦煌。

十六国时期，酒泉乃至河西地区兴盛的佛教艺术，遗留下了大量文献资料和历史遗迹。《魏书？释老志》云：“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S.6537背面有社会文书数件，其中《十五人结社约》记载：“敦煌胜境，凭三宝以为基；风化人伦，借明贤而共佐。君臣道洽，四海来宾。五谷丰登，坚牢之本。人民安泰，恩义大行。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宜。”S.4359诗曰：“莫欺沙州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说明了敦煌地区佛教兴盛的景况。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通过对河西地区的佛教石窟、北凉石塔的系统考察，提出了有名的佛教“凉州模式”特征。

自前秦建元二年（366）始，敦煌广大地区的石窟寺开凿不衰，持续经历10多个朝代1000多年。至此，敦煌、酒泉地区的古寺庙宇竞相建成，佛塔佛龛四处林立，石窟造像壁画营建不衰，僧人如云，香火兴旺，敦煌的佛教地位逐渐上升。敦煌地区现存石窟洞窟853个，其中有壁画、彩塑的578个，共有壁画约5.2万平方米，彩塑2400多尊。北魏时期，国家带动全民信仰佛教，当时抄经已经成为官方事业，如敦煌镇设立了官经生，专门抄写佛经。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的近6万件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古代文物，有90%以上是佛教经典，其中现存北魏永平四年到延昌三年（511～514）抄写的残卷有十余号。建于莫高窟第143、161窟等正上方崖顶的瓜州崇教寺舍利塔，虽经盛唐晚期、宋初两次劫难，仍完好保存了137粒舍利，在敦煌遗书S.1438《献舍利表》中有记载：“沙州寺舍利骨一百卅七粒，并金棺银椁盛全。”酒泉地区遗存了北朝时期的敦煌旱峡沟南口佛塔；五代宋西夏元时期的敦煌成城湾华塔、敦煌老君堂土塔、莫高窟天王堂土塔、莫高窟老君堂慈氏塔、莫高窟宕泉河东岸塔群、莫高窟第285窟西夏塔、东千佛洞土塔、锁阳城塔尔寺塔、榆林窟泥梵塔与塔群、敦煌三危山坡顶土塔、敦煌三危山北坡塔等。这些佛教石窟、古塔佛龛和佛教经卷遗书，毋庸置疑地证明了敦煌莫高窟是当时雄视一方的佛教圣地。

1959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维修莫高窟宕泉河东岸塔群部分古塔时，发现三部西夏文佛经，一件为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共101面（面5行，行12字），卷首佛面说法图（2面），经后发愿文5面，有校经题款；另两件均为图解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萨普门品》，一件首尾完好，为海内孤本，一件残存20面。证明塔群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莫高窟佛教发展史、佛教艺术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西夏建国189年，统辖酒泉191年，还定佛教为国教，但西夏文化与民俗被蒙古人消灭殆尽。从塔群中出土的这些西夏文佛经，成为研究西夏历史和西夏佛教文化的珍贵资料，也是酒泉古塔对“西夏学”研究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金塔县塔院寺金塔、玉门天津卫塔、敦煌白马塔等古塔，造型稳固，保存完好，风格独特，线条流畅优美，是河西地区藏传佛塔中的代表之作，见证了酒泉地区佛教文化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过程。

（二）中国道教文化在河西地区生长与传播的重要佐证

道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重要宗教，儒、释、道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道教龙门派，是全真道分衍的支派之一，它承袭全真教法，处于道教衰落的明清时代。尊全真七子之一的邱处机为祖师，尊邱处机弟子赵道坚为创派宗师。自清初王常月先后在北京白云观，以及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等地传戒收徒后，龙门派以江、浙为中心取得较快发展，遍及全国许多省区，尤以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为最盛。其间支派繁衍，不少支系更流传至近现代。因此，龙门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昌盛的道教派别，几乎成为全真道的代表，其盛况与佛教禅宗五家中的临济宗相类似。故世有“临济、龙门半天下”之说。

酒泉历史上道教传播的时间、路径、宗派以及地域等，是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史料记载，道教在东汉末年传入酒泉。十六国时期，酒泉地区经济文化繁荣发展，道教应时广泛传播。在敦煌汉简、敦煌壁画、丁家闸5号壁画墓、敦煌遗书等，发现大量的西王母、东王公、“四神”像、飞天羽人、天马等代表道教思想文化的图像与文字记载。道教的发展，在肃州区有玉皇阁、药王宫、三义殿、五圣宫、关帝庙、火神庙等道观，敦煌有西云观、月牙泉、王母宫、老君庙、火神庙等道观，玉门市有老君庙、东岳庙、祭公台、玉皇阁等道观，瓜州县有药王庙、狐仙庙、桥湾永宁寺、榆林窟、东千佛洞等道观。道观成为道教发展的重要历史载体。

从金塔小叉庙塔采集到的题记砖文字：“仙翁派来全字通真号来祝/皇清羽恩师陈真人之仙游/陕西省同州府学门徒王连城复城，姓名赵复明立。”首行11字揭示塔主的身份方面的四点信息：一是他属道教“仙翁派”，二是名为“来全”，三是字为“通真”，四是号为“来祝”。中行11字稍大，表明塔主亡故，同时也揭示塔的三点重要信息：一是为清代人，二是姓陈，三是他是一位高道故称“真人”。由这两行可知塔主为清代仙翁派道士，姓名为陈来全，字通真，号为来祝。第三行20字略小，表明与这位道士有关系的两个人：一是门徒王连城（法名复城），二是赵复明，均为其徒。据此，可断定该塔为清初全真道龙门派第13代传人道士陈来全真人的墓塔。该塔成为研究道教全真龙门派在河西地区尤其是酒泉一带传播发展的重要资料。

在敦煌王圆墓塔碑铭《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载：“夫吾师姓王氏，名圆，湖北麻城县人也……至酒泉，以盛道人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孽孽修炼……见千佛之古洞……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王圆，又作王元禄，为全真道龙门派第19代传人，属“圆”字辈。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酒泉地区尤其是敦煌全真龙门派的源流存在争议，以前仅知酒泉地区最早有“永”、“圆”、“明”、“至”、“信”、“崇”、“高”等字辈的龙门派传人，发现敦煌藏经洞的王圆仅是龙门派第19代传人。从金塔小叉庙塔采集的历史信息研究证明，该塔墓主陈来全是全真道龙门派第13代传人，这从时空、流派和地域上大大丰富了龙门派在酒泉的传播与发展。说明道教曾是酒泉重要的宗教文化，“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大道至简”、“得道成仙”等道家思想，曾长久地教化与浸染了酒泉民众。

（三）研究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尤其是古塔建筑艺术范式的活化母本

佛塔作为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的一枝瑰宝，正是随着佛教的传播经由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吸纳融合、创新发展。中国建筑中的塔“却是一个在中国原有基础上，结合外来因素，适合存在条件而创造出来的民族形式建筑的最卓越实例”。 “中国古塔审美文化具有神秘性、世俗性和美观性等主要特征。”

专家学者对酒泉、敦煌先后出土的北凉石塔研究表明，酒泉北凉石塔很可能与当时流行的印度@堵波土塔的形状相近，它们“在建筑史上提供了经幢和佛塔的原始样式”。这些石塔所体现的从印度、犍陀罗的覆钵式塔向中国的楼阁（亭阁）式塔演变的过渡特征，说明酒泉北凉石塔在中国早期建筑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酒泉曹天护北魏石塔和敦煌北魏方石塔，与敦煌、云冈、龙门等北魏时期的支提窟中的四面方塔及造像特征均相似。“己卯岁”即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此塔纪年准确，雕造精美，真实地再现了中国早期楼阁式佛塔的构筑特征，为研究汉魏时期楼阁建筑提供了重要参考，堪称北魏乃至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代表性方形楼阁式石造像塔。

敦煌成城湾华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华塔，以砌筑加泥塑的手法，奇特而美艳的造型，反映了华严宗所信仰的“莲花藏世界”，而且外形浑厚朴实，所有泥塑的细部极其精美细致，莲瓣安排均匀得当，为精心设计的佛教艺术珍品（参考曹昌智编：《中国建筑艺术全集》卷12之“佛教建筑（一）”，中华书局2000年版）。

萧默先生研究莫高窟老君堂慈氏塔认为：“慈氏塔木构八角单檐，精巧玲珑，外形如亭。作为木塔，它可能比一般认为国内最早的应县木塔还要早；若作为亭子，则是最早的实物。”山西省应县木塔是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的纯木构佛塔，通高65.83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可登临的高层木塔。甘肃省环县木塔建于北宋庆历三年（1043），通高22米，应是甘肃保存完好、年代较早的木塔。环县木塔比应县木塔早了13年。史料记载，隋仁寿元年至三年（601～603），隋文帝杨坚在全国分三批建造了113座统一式样的木塔供养佛舍利，其中甘肃建造5座，瓜州崇教寺木塔（即瓜州崇教寺育王塔）便是其中之一。瓜州崇教寺木塔虽已不存，但说明酒泉建造木塔的历史较早；从保存下来的莫高窟老君堂慈氏塔，证明酒泉木塔应是全省乃至全国较早的木塔之一。

敦煌市三危山观音井塔形制较为奇特，兼具藏传覆钵塔与圆形亭阁塔相结合的艺术特征，在河西地区较为少见。玉门天津卫塔，造型简约，轮廓秀美，为河西地区清代晚期土塔中的代表作。

（四）诠释酒泉地方历史变迁和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宝贵遗产

酒泉境内的古塔，13座北凉石塔和北魏石塔，属于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古塔1座（锁阳城塔尔寺塔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座（东千佛洞土塔、榆林窟泥梵塔与塔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座（金塔县塔院寺金塔、敦煌白马塔），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座（瓜州常乐舍利塔、敦煌成城湾华塔、玉门天津卫塔），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座，未定文物保护单位级别及消失塔21座。这些古塔既是千百年来酒泉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又是酒泉祖先们劳动智慧的结晶。

位于酒泉鼓楼西北隅的肃州吉祥寺塔和东南隅的肃州弥陀寺塔，虽说古塔与寺院均已不存，但因古塔古寺的历史变迁使地方志书记录了与古塔有关的重要历史信息。

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记载：“吉祥寺，在肃城鼓楼西，俗名大寺。寺后有白塔高耸，相传建于汉武时，盖最古刹也。景泰七年继修。正统五年，太监刘永诚请于朝，敕赐额曰吉祥寺。顺治初，回民上沦太、丁国栋叛乱，寺毁。总督孟公乔芳，遣副总戎齐升平之。九年，天城游击郭良材重修，都司白锐有碑记其事。康熙五十九年，卫守备、广陵曹锡钺并住持僧妙德募化，又修之。寺有常住田八十四亩，坐落黄草坝三百户沟。”据此，白塔建于明景泰七年（1456）。1927年，地震中塔顶塌落。1964年，因倾斜过甚拆除，佛龛内出宋、元、明、清各代铜佛和模制胶泥小佛像多件。

明李应魁《肃镇华夷志》记载：“弥陀寺，城中南街，俗呼为姑姑寺，又曰尼僧寺。又曰卧佛寺。天顺间修建，嘉靖间被焚二次，嘉靖二十八年被火灾，尼僧死者一十一人，仅存一人，殿舍尽煨。三十六年，商人襄陵乔耀等施财愿修。时居士雷尚德、李春等共助成事，修理渐完。后有浮屠一座，俗称以为红水河。恐侵城焉。”《重修肃州新志》记载：“弥陀寺，俗呼为姑姑寺，又名僧尼寺，又名卧佛寺。天顺年建，嘉靖火焚二次，尼僧焚死者十一人，殿舍煨尽。嘉靖三十六年，商人襄陵乔耀等施财，居士雷尚德、李春等助成。寺后有浮屠一座，俗称以为恐洪水河水涨淹城，故建以镇之。顺治初，毁于回变。十二年，镇守副将麻引扬等重修。康熙十六年、六十一年再葺。”“”时期寺毁。塔原已倾圮，于1954年拆除。

正因为吉祥寺塔、弥陀寺塔的屡次损毁与重修，地方志书零星记述了肃州城当时的历史变迁故事，成为酒泉地方史发展篇章中的“历史补丁”。

金塔县塔院寺金塔是著名的“肃州八景”之一：“金塔灵虚”。明代戴弁在《宝塔凌云》一诗中这样描述金塔：“不省何年缔构功，一峰突兀白云中。高临北极天光迥，低压南山气势雄。风送铃声来碧落，雨收虹影入晴空。安能平地丹梯上，尽日徘徊兴莫穷。”民国时期金塔县长李士璋赋诗《金塔凌云》：“塔势巍然若建瓴，晴云一抹接遥青。夕阳映作擎天柱，碧落高撑注月瓶。几度题名来雁字，何人写罢换鹅经。萧间古寺行踪少，细听松风响铎铃。”共同赞颂了历史上金塔巍峨擎天的气势。

据史料记载，敦煌白马塔与大德高僧鸠摩罗什东归传经有关。前秦建元十八年（382）九月，皇帝苻坚令骁骑将军吕光和陵江将军姜飞，率7万军马西伐龟兹，并嘱咐：“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吕光等于384年攻破龟兹，并征服西域30余国后，即请高僧鸠摩罗什东归传经。当行至敦煌时，鸠摩罗什所乘白马病死，当地佛教徒葬马并修塔以纪念，取名“白马塔”。对鸠摩罗什东归传教至敦煌，史料还记载了一个动人的故事：鸠摩罗什随吕光从龟兹行至敦煌停留歇息，罗什所乘白马突然染病不起。一日晚，白马托梦给鸠摩罗什言：“我本是上界天骝龙驹，受佛主之命，驮你东去传播佛教。入关之前道路险阻，风沙迷漫，方向难辨，由白马伴你而行。再前行便是阳关大道，敦煌是我超脱生死之地，我将不再伴你而行，望你前途郑重。”鸠摩罗什听罢苦苦哀求：“传佛乃是佛祖大事，切不可半途而废，功败垂成。”白马又言：“前边不远处便是葫芦谷，那里有你的新乘骑，将伴你东去。”言毕，白马化作一片彩霞。鸠摩罗什惊醒，侍者来报：“白马已逝。”鸠摩罗什悲痛于心，花费重金修建了敦煌白马塔。由此可见，白马塔生动记载了敦煌的历史和佛教传播故事。

酒泉古塔还以影像资料形式，真实再现了自身发展的历史沧桑，映证了地方社会生活的变迁。《敦煌旧影：晚清民国老照片》一书，以“莫高窟的塔”为篇章，选录了1914年俄国奥登堡队拍摄的“莫高窟前的舍利塔”、“莫高窟大泉河东岸舍利塔”、“大泉河东岸佛塔群”、“大泉河东岸方塔、小舍利塔”、“莫高窟南区北端窟顶天王塔”、“大泉河畔成城湾华塔及城堡”等12组老照片；收录了1907年斯坦因拍摄的“锁阳城东部的废寺和佛塔遗迹”、“锁阳城东部的主塔遗迹”等11组老照片。敦煌学家樊锦诗说：“这些老照片成为我们进行科学保护、敦煌学研究、考古调查的珍贵档案资料。”“这些老照片给人以感悟和启发：不忘历史，关爱敦煌，让莫高窟的未来更加美好！”

综上所述，酒泉古塔关涉中西方文化交流、民族宗教、风俗信仰、建筑和雕塑艺术，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价值，是酒泉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宝贵资源。

[注释]

1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5年版，第87页。

2郑炳林主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08年度理事会议暨“敦煌汉藏佛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页。

3萧默：《敦煌石窟中的佛寺》，载郑炳林主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08年度理事会议暨“敦煌汉藏佛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4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第28页。

5国家博物馆编：《中华文明――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1页。

6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生版，引言第6页。

7林世田、杨学勇、刘波：《敦煌佛典的流通与改造》，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8赵建平：《敦煌隋代舍利塔始末》，《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第121～124页。

9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版画初探》，《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10清？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6，《藏外道书》第31册，巴蜀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11王科社：《金塔县小叉庙塔有关问题探析》，《丝绸之路》，2014年第10期。

12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5期。

13戴孝军博士论文：《中国古塔及其审美文化特征》，山东大学，2014年5月30日。

14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15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台湾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0年6月。

16萧默：《敦煌建筑研究？莫高窟附近的两座宋塔》，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7尚德琪、文Z：《环县塔：一块砖揭开身世之谜》，《甘肃日报》，2015年2月3日第10版。

18甘肃省文物局编著：《甘肃古塔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版年，第12～13页。

19清黄文炜撰，吴生贵、王世雄等校注：《重修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6页。

20明？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清？黄文炜撰，吴生贵、王世雄等校注：《重修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5页。

21梁世林、陶玉乐编著：《金塔文物志》，金塔文物志编委会，2009年版，第109页。

22梁世林、陶玉乐编著：《金塔文物志》，金塔文物志编委会，2009年版，第96页

23酒泉市旅游局编：《飞天故乡――酒泉导游》，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